唐代中期的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他们不仅以诗齐名，而且都酷好围棋。长庆元年（821　年），元稹邀请许多朋友到家中举行棋会，并写下《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敝居见赠二十四韵》。全诗四十八句，是我国吟咏围棋的长诗之一。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次棋赛，将围棋的搏杀斗智的特性及弈棋乐而忘忧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棋会整整进行了一夜，"通夕共忘疲"，一直下到"晓雉风传角"，月残星稀。有人问元稹："围棋有什么乐趣？"元稹作诗回答道："此中无限兴，唯怕俗人知。"围棋的无穷乐趣是凡夫俗子所无法知道的。
　　元稹还有一位棋友叫李杓直。据《棋天洞览》说："元稹与李杓直棋，稹已败，乃窃杓直数子咽之。"但《云仙杂记》的说法恰恰相反，说李杓直
　　①　《全唐诗》卷七百九十八。
　　窃数子咽之。不管是谁将棋子咽到肚子里，都说明两人是地道的棋迷。
　　白居易的棋艺颇高，自以诗酒琴棋为四友，他认为棋是最好的消闲娱乐方式。《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诗曰："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官舍闲题》："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他的棋瘾很大，经常"围棋赌酒到天明"。而且不战到底，决不罢休。他说："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白居易晚年常与胡杲、吉皎、郑据等八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聚会在香山，称"香山九老"。明代画家黄彪绘有《九老图》，描绘了白居易与其他老者对弈的情景。
　　五代时期的许多文人厌倦参与政事，纷纷归隐山中，"将棋度日"，以消磨时光。据《旧五代史》记载：郑云叟隐居少室山，"好棋塞之戏，遇同侣则以昼继夜，虽朔风大雪，亦临檐对局，手足皲裂亦无倦焉"。五代大画家李成不仅擅长绘画，而且"性嗜杯酒，善琴弈"。他隐居乡里，终日"放荡酣饮，慷慨悲歌，与缙绅弈棋终日"。最后"日肆觞咏，病酒而卒"①。当时，在士大夫中间曾流行着弈棋赌钱的风气。《旧五代史》记载，后唐进士陈保极每次与人弈棋，"败则以手乱其局，盖拒所赌金钱，不欲偿也"。南唐大臣徐铉棋艺不低，但也有赖账的毛病。他赌棋输给刘起居，不愿付账，便作《赌棋赋诗输刘起居矣》诗，劝对方不要斤斤计较。
　　民间围棋的活跃　这一时期，民间弈棋之风很盛，不论老人、小儿，还是妇女、僧侣都喜欢进行围棋的游艺活动。隋朝时，皇甫绩3　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从小由外祖父韦孝宽抚养。他喜好围棋，常"与诸外兄博弈"，因而荒废了学业，遭到外祖父的训斥。后来，皇甫绩精心好学，成为一位有名的学者。
　　唐玄宗时的王积薪是唐代第一国手。他每次外出游历，"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于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败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①。所谓"匹夫"就是指擅长围棋的平民百姓。
　　这时期，妇女也喜欢弈棋，除了宫廷妇女外，民间也不乏女子弈棋高手。薛用弱《集异记》记载了一段民间女子高手的逸事。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四川，王积薪也跟随同行。一天，王积薪投宿客店，灭烛之后听见隔壁有婆媳两人在说话。婆婆招呼儿媳说："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儿媳同意。王积薪心里非常奇怪，暗想："室内既无灯光，况且婆媳各住东西房，怎能下围棋呢？"他细心听着两人的对话。原来婆媳两人在黑暗中各自以口诀对弈，几十回合后，婆婆说："尔败矣"。王积薪暗自记住棋局，第二天复盘，自愧不如。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但说明唐代民间已有棋艺高超的女棋手。
　　1972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一幅《围棋仕女图》，绢本设色，高63　厘米，宽54.3　厘米。画面上一位弈棋妇女，头束高髻，簪花耀顶，额间贴花钿，面部健硕丰润，上穿绯地蓝花襦，下着绿色花罗裙。她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形象惟妙惟肖。这是唐代女子喜好围棋的珍贵形象资料。
　　①　王明清：《挥麈前录》。
　　①　冯贽：《云仙杂记》。
　　（二）博戏的盛行唐代是中国博戏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各种博戏风行，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而且出现握槊、长行、采选、叶子、双陆等博戏。这对后世博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握槊　握槊又称"长行"，始于北魏，相传是西域少数民族所创。握槊在北朝流行一时，进入隋唐后，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风靡全国，位居各种博戏之首。所以，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握槊用骰子行棋，偶然性很大。下法简单，人人都可参与。所以，握槊赢得上至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当时人很看重握槊，以善握槊为荣，以不善握槊为耻。李肇甚至认为"围棋次于长行"。唐代诗人温庭筠喜好围棋，经常与和尚"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归迟"，但他的妻子喜欢玩长行，总是劝他不要下棋，早些回家玩长行。为此，温庭筠作《南歌子词》一首："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韩愈不仅好围棋，也喜欢玩握槊。他说自己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总是以围棋或握槊来消遣娱乐。他在《示儿》诗中吟道："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
　　关于握槊的棋型和下棋的方法、步骤，如今都已失传。目前唯一可供研究的文献是唐代邢宁的《握槊赋》和刘禹锡的《观博》两篇文赋。
　　从两篇文赋的内容来看，握槊的用具有棋局、棋子和骰子。　棋局是方形的，中间相对有两个圆形图案，可能代表着行棋中的某一站。棋子共有30枚，分黄黑两色，各15　枚。骰子两枚，骨制。骰子的形状既不同于以前五面体的"琼"，也不同于后世六面体方形的骰子，而是觚棱形。所谓"觚棱"原指宫阙上屋角瓦背成方角棱瓣的形状，这里形容骰子有棱角。刘禹锡《观博》对握槊所用的骰子，论述文字较多。他说："博齿二，异乎古之齿。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期月。"骰子上分别刻有不同的数值，一枚是红色数字，一枚为黑色数字。这种骰子是从琼向现代通行骰子的过渡形式。
　　握槊的玩法大体是：将棋局放在屋庑下，主客相让，分出先后。将骰子掷出，视其数值的多少而依"棋道"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最后大约以占据对方棋道争胜负。由于文赋辞藻的玄妙难懂，缺乏实物资料，握槊的具体走法，还无法考证。
　　采选　博戏的特征就是以掷骰子为主要游戏手段。中国古代，除了六博、樗蒲、握槊等以骰子为辅助用具的博戏外，到唐代还产生了单独以骰子为主的骰子戏，这就是"采选"。
　　采选，又叫"骰子选格"，后世称为"升官图"。宋代徐度《却扫编》云："采选格，起于唐李暠。"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上说：唐贺州刺史李暠感到当时任命官员的程序十分混乱，便采用掷骰于的游戏方法，发明了"采选"游戏。玩法是在画有百官进退的图上，用骰子掷采，依采大小，进选官职。很快这种游戏便风靡社会，特别是受到想升官发财之人的喜爱。唐文宗时，国子博士房千里在他编写的《骰子选格》一书的序中说：开成三年（838　年）春天，他乘舟经过洞庭湖，忽然遇到暴风雨，难以前行，便系船于湖旁。他上岸避雨，遇到几位号称进士的人，正在悠然自得地玩骰子戏。玩法是将唐朝68　个官职按品级排列在一张正方形盘面上，中部排列的是最高级官职，官卑职小的在外围边沿。一人先将骰子掷于盘上，然后按其定格位置，在棋盘上前进或后退，先到最高位的人为优胜。
　　升官图是封建科举制的产物，升官图曾使那些想做官的人忽而欢喜，忽而恐惧，忽而好像真做了大官，忽而又懊丧不堪，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
　　叶子戏　叶子戏是古博戏中较为晚起的一种游戏。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最后发展成为纸牌，是现今麻将牌的肇端。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引《杂录》说："唐太宗间，一行世数禅师制葉（"叶"字的繁体）子格进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说叶子戏是唐代著名的天文、数学家僧一行和尚制作，又说"葉子"二字拆开为"二十世李"，预示唐朝李家天下可传二十世。　清代人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一则认为："世传叶子，晚唐时妇人也，撰此戏。"最初在宫廷内流行，后流传到民间。在古代，书籍原来都是卷轴式，到隋唐时，才有折叶式的书。僧一行发明的纸牌是用一张张的单纸片制成，所以人们叫它"叶子戏"。
　　唐代，叶子戏受到皇室和文人墨客的喜爱，他们把这种游戏视为高超时髦的活动。如唐代诗人李洞爱好叶子戏，曾写有一首给龙州郎中的打叶子诗："红烛香烟扑画楹，梅花落尽庾楼清。光辉圆魄衔山冷，彩镂方牙着腕轻。宝帖牵来狮子镇，金盈引出凤凰倾。微黄喜兆庄周梦，六赤重新掷印成"①。从诗中看出：这时的叶子戏还必需有骰子相辅助。叶子上绘有宝帖、金盆、狮子、凤凰等各色图案。最终以是否占据最高位置来决胜负，说明最初的叶子戏与采选或"骰子采选"有关。唐人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说："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南唐时，李后主的妃子冉氏又在唐代叶子戏的基础编制了"金格王子叶子格"，使叶子戏更加完善和有趣。
　　双陆　是握槊的同类博戏，两者的规则和玩法都差不多，所以后人常将双陆、握槊、长行三者混为一谈。
　　双陆在唐代宫廷中十分流行。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武则天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先后把皇位继承人李弘、李贤、李显或杀或逐，准备立武家的人。群臣纷纷上谏，却一无奏效。一次，武后对大臣狄仁杰说："我昨夜梦见与人双陆，一直不胜，这是什么缘故？"狄仁杰乘机上言道："双陆不胜，说明宫中无子，这是上天的警告啊！"武后才感悟过来，立李显为太子。
　　狄仁杰不仅巧妙地利用双陆解决了重大政治问题，而且自己也会下双陆。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道：有一次，狄仁杰奉武后之命与她的男宠张昌宗赌双陆。对方以南海郡进奉的集翠裘作赌注，狄仁杰却以普通朝服下注，武后以为价值不等。狄仁杰说："翠裘再贵重，只是私物，怎能比过公服！"结果狄仁杰胜，但刚一出门就把集翠裘付与家奴穿了，表示了对张昌宗的鄙视。元朝人谢宗可《双陆》诗中有"惟恨怀英夸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在民间，双陆同样盛行，而且不乏癖嗜之徒。唐人张。。《朝野佥载》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高宗咸亨年间，贝州有个叫潘彦的人酷爱双陆，整日局不离身。有一次泛海遇到暴风，船破落水，他右手抓住一块破木板，左手紧抱着双陆局，嘴里含着骰子，经过两天一夜的飘流，上岸时双手都见
　　①　李洞：《龙州韦郎中先梦六赤后因打叶子以诗上》，《全唐诗》卷七二三。了骨头，而双陆局仍在怀里，骰子也还在口中。可见他痴迷双陆的程度。双陆是一种博戏，一般的平民百姓对其赌博的消极面是反对的，所以民间流传着孔子与小儿辩论双陆的传说。敦煌变文《孔子项托相问书》云："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失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诗书；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在这个传说故事中，最讲礼仪的孔子竟不如小儿明白"嗜赌亡身"、"玩物丧志"的古训，表达了唐代民间对双陆这种博戏的看法。同时也说明双陆在民间相当流行，否则不会编入传说故事中。
　　双陆的用具包括棋局、棋子和骰子。双陆局的样子像带栏边的方桌，上画12　条棋道，因双方左、右各6　条棋道，故名"双陆"。双方各持15　枚杵椎形棋子，分黑白二色，称作"马"，也有12　枚或16　枚的。行棋时，先用2　颗骰子在棋局上掷彩，根据彩数行棋，白方从右行到左，黑方从左到右，一方的棋子全部进入终点的6　条棋道内，便获胜。1973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中出土一件嵌螺钿木双陆局。长方形盘面四周起短栏，长边中间有月牙形"城"，左右各有两个螺钿镶嵌的花眼，盘下开壶门形光洞，绘有云头、花朵、飞鸟等图案，制作异常精美。在长沙牛角镇、湘阴桐子山和四川万县唐墓中，均出土过双陆棋局。
　　唐代打双陆的情景从绘画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屏风式壁画，在第二条的画面上，有一位坐在双陆盘旁边的贵族，手握棋子，正在指画陈说。后面立着二宫廷侍者。常任侠先生认为："就画面看起来，表情和人物与狄梁公握槊进谏武后的故事相合"①。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曾画有《唐宫双陆图》，现存大英博物馆。这幅图中的双陆局是双层的，棒槌状的黑白双陆子错落地摆在盘上，两个贵妇正聚精会神地对局，另一个贵妇由侍女搀扶着站在旁边观局，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仕女打双陆的情况。
　　①　《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第53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三）风靡社会的马球马球是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无不"以此为乐"。因它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活动，所以又称击鞠、击球。
　　中国的马球始于何时？说法不一。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球起源于西藏，唐朝初年传入中原地区。中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太宗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番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唐太宗令习打球，首开唐代打球风气，标志着唐代马球的兴起。
　　到唐朝中期，马球活动逐渐风行起来。它首先受到唐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的喜欢。唐代皇帝中几乎没有不爱好打马球的，有的球技还很高超。唐中宗李显是马球的积极参与者，他经常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沈佺期曾作《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飖风拂画球。俯身迎未落，迴辔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描述初春时节，宫廷中马球活动的激烈场面。《封氏闻见记》记载："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队和唐朝宫廷队的一次马球赛。结果，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和驸马杨慎交、武延秀为一方的唐朝队获胜。中宗对马球的喜好，带动了社会上打马球的盛行，形成风尚。"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①。李隆基对唐代马球的风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与吐蕃球队较量时，"东西驱突，风日电激，所向无前"，表现了很高的技艺水平。即位后，玄宗仍打球不辍，经常携杨贵妃去球场打球。宋人李公麟绘有《明皇击球图》。晁无咎题诗曰："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批评唐玄宗耽于游乐，不问政事。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日益炽盛。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都是嗜球成癖的皇帝，在宫廷中有多处供皇帝使用的球场。1956　年，在西安唐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一块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字样的石碑，这表明唐文宗时曾在含光殿旁修建了一个马球场。
　　五代时，马球主要在南方流行。吴主杨行密曾"会鞠于广场，知训与瑾立马观之"②。在成都建都的前蜀、后蜀，也盛行马球。（前蜀）蜀主王衍"常列锦衣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③。后蜀花蕊夫人《宫词》说："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西球场里打球回，御宴先于苑内开"。南唐的元宗也是"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可见，马球在五代时仍盛行不衰。
　　宫廷马球热带动了皇亲国戚、朝廷显贵，以及文人的打马球之风。唐中宗时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唐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都以喜好打马球而闻名。他们都在　自家的府宅中建有球场。五代时，杨行密的儿子杨渥打球成癖，他在父亲丧期间，仍旧在自家球场上"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1972　年，在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一幅极其珍贵的《马球图》，画面上绘有二十多个骑马击球的人物形象。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中宗景龙二年七月。
　　②　《五国故事》（不著撰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龙德元年正月。
　　他们穿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巾，一副贵族装　束。其中，五名骑手正在奋力夺球，最前面一人，手持偃月形球杖作返身击球动作，身手矫健，姿态优美。后面的骑者，有的持杖紧追不舍，有的则策马行进在树木山石之间。整个画面气势宏伟，再现了唐代马球活动的精彩场面。
　　唐代文人中进士后，按惯例要到月灯阁举行球会。文人们把打马球当作很时髦的事。王定保《唐摭言》记载了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年）一次月灯阁球会的盛况："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一场马球赛，观众动辄数千，反映了打马球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
　　唐代，不仅须眉男子喜欢马球，一些窈窕淑女也爱玩马球。1975　年，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唐代击球图铜镜，上面雕刻着四个驱马击球的女子形象，奔跃的马，挥舞的球杖，英武的姿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玩马球的史实。由于骑马打球动作十分激烈，为了适宜更多女子参加击鞠活动，唐后朝出现了驴鞠，即骑驴打球。《旧唐书·郭英乂传》记载：唐代宗时，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乂"聚女人骑驴击球"。唐敬宗和僖宗都喜欢驴鞠，于宝历二年、乾符二年在宫中观看驴鞠，僖宗还亲自下场，"乘驴击球"。前蜀的花蕊夫人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王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描写了女子击鞠的优美姿态。
　　（四）节令游戏的发展蹴鞠　唐代是蹴鞠发生变革的时期，较之前代，不论风靡程度，还是在球、球门、玩法等方面都有变化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球体的制作上。唐以前的"鞠"是实心的，用皮革制成，中间用毛发等物充填起来，所以《汉书》注说："鞠，以皮为之，实以毛。"到了唐代，由实心球发展为充气球。唐人仲无颜《气球赋》说："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①意思是说，球是靠充气才由方变圆的，为了不让气球漏气，球皮是用手缝制的。有首戏嘲诗人皮日休的诗，也谈到了气球。诗中说："八片尖斜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②唐代的气球是这样制作的：挑选上好皮张，经过"泡"、"燂（tān）"，去毛去脂，使之成为柔软结实的皮子。然后裁成全等的三角，一般为八块。接着是缝合、充气，"气既充满，鞠遂圆实"。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是最早发明的，比西方早三四百年。
　　球的变革，带来了踢球方法和球场等方面的改变。唐以前，球是实心的，不能踢得太高，所以球门是很矮的，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的球变成空心充气的，弹性很好，所以，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这种球门一直传到宋元时期。
　　唐代蹴鞠的发展还表现有"白打"踢法的出现。由于球体变轻，弹性增强，就要求踢法更加讲究技艺。于是不用球门，专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法产生了，称为"白打"。白打可以两人对踢，也可以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对踢。这种踢法活动量小，主要在女子中流行。诗人王建在一首《宫词》中写道："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说的就是寒食节宫女玩"白打"的情景。五代诗人韦庄也有类似的诗句："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白打已经在唐代皇宫内流行，参加的人大都是女子。
　　蹴鞠游戏多在寒食节进行，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人们都要玩蹴鞠和秋千，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白居易《洛桥寒食日作十韵》诗说："蹴球尘不起，泼水两新晴。"这都是描写寒食蹴鞠的诗歌。
　　拔河　唐代的游艺风俗丰富多彩，汉在寒食节中就要进行蹴鞠、秋千和拔河等活动。拔河是我国古老的民间游艺活动。在六朝时期，它被称作"施钩"；隋朝时则称之为"牵钩"；唐代改称为"拔河"。人们把这种娱乐活动当作祈求丰年的一种美好祝愿。
　　拔河在唐代达到最兴盛的时期。封演在所著《封氏闻见记》中描写了当时拔河活动的情景。他说：在拔河时，用一条长四五十丈的大绳，两头还拴着几百条小麻绳。人们把麻绳挂在胸前，分成两队相互拉好。在大麻绳的中间，立一面大旗作为界限。每次拔河都有几百人参加，加上几千名观众，擂鼓呐喊助威，震惊远近，最后被牵动者为输。那时的拔河形式与今天的拔河不太一样，今天拔河是单独一根绳子，而当时所用的绳子是在一条大绳的两
　　①　《文苑英华》卷八十一。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
　　头分系数百条小绳，所以，当时拔河人数要比现代多得多，场面更大，更热闹。如今在甘肃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和日本的某些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拔河形式。
　　拔河不仅盛行于民间，而且宫廷中也甚好此戏。《封氏闻见记》记载："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新唐书》记载：中宗李显爱看拔河，常让宫女进行拔河比赛。而民间拔河，都是男子参加。景龙三年（709　年），李显让几百名宫女在玄武门外拔河。之后，又准他们去游宫市，结果几十名宫女乘机跑掉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唐中宗又下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加上诸学士等，都到梨园球场拔河。当时韦皇后指定：中书、门下省的三位大臣和五位将军为一队，尚书省七位大臣和两位驸马为一队。中书令萧至忠见自己这一队不但少一人，而且老头子居多，便跪下启奏道："小臣这一队，力量太差了！"站在唐中宗身旁的安乐公主，因自己的丈夫也参加拔河，自然护着驸马一边，便插嘴说："你们这边有五个将军，都练过武，力气更大哩！"唐中宗连忙点头说："人虽少一个，力量并不弱。"萧至忠无奈，只好遵旨与驸马一队比试。太监们早摆好了绳子、旗鼓，宫女和太监分成两队呐喊助威。一声鼓响，两边齐用力，绳子拉得很紧，双方坚持了一会，怎奈驸马一队年轻力壮，一下子把绳子拉了过去。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都是六十多岁的人，手脚很不灵活，随着绳子向前一下子扑倒在地，很久都没爬起来，引得唐中宗和周围的人大笑不止。
　　唐玄宗也喜欢拔河，他把拔河的场地由宫内梨园搬到了宫外广场，规模愈来愈大。《唐语林》等史籍上生动地记述了唐玄宗所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拔河。当时参加拔河的人有一千多人，场面壮观，气势宏伟，使得当时在长安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玄宗命大臣薛胜作《拔河赋》，命张说作《奉和圣制观拔河》诗，又亲作《观拔河俗戏并序》，生动地描绘了拔河的情景。序云："俗传此戏，必致丰年。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其诗曰："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澡齐山岚■，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意思是说：传说玩拔河之戏，可以求得农业丰收，所以命令北军举行拔河，祈求丰年。勇敢有余的武士们分成两组拔河，人与长绳像一条长河一样。拔河可以锻炼意志，争出胜负。人们齐声鼓噪，给双方加油鼓劲。拔河的双方相互敌住，整个队伍像山一样巍然屹立，毫不动摇。争取有一个丰收的年岁，在年丰之前，大家快乐快乐。
　　（五）斗鸡之风唐代是斗鸡之戏的盛行时期，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在当时，斗鸡除了以娱乐为目的外，还具有激发勇敢斗志的作用。所以，不仅社会上盛行斗鸡，军中也推行斗鸡之戏。唐玄宗因为爱好斗鸡戏，在宫中专门修建了皇家鸡坊，从军中选拔五百名少年兵士专门饲养、培育、训练斗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立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铣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之。"
　　皇帝喜欢斗鸡，那些会斗鸡的人自然得到皇帝的宠幸。一次，唐玄宗出宫游玩，看到一个名叫贾昌的小孩正在玩木制的鸡，灵巧异常，还听说他能听懂禽鸟的语言。玄宗非常高兴，当即召贾昌入宫作鸡坊小儿。贾昌能识别斗鸡的壮弱和勇怯，熟悉鸡的饮食、疾病和驯习的方法，受到玄宗的格外信任。不久玄宗又升贾昌任鸡坊的头目，还经常赐给他金帛财物。因此当时有民谣道："生儿不用识文字，走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辛辣地讽刺了唐朝宫廷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每年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唐玄宗都要看斗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众鸡，叙立于广场，顾盼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吻磨距，折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鸡坊。"这种斗鸡场面，组织缜密，驯导有方。尤其是大规模的斗鸡活动，水平和技艺之高，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当时称贾昌为"神鸡童"，而唐玄宗也不愧是一位"斗鸡皇帝"了。
　　皇帝的爱好带动了社会上斗鸡之风的盛行。宗室贵族、达官富豪竞相仿效，有的因一只鸡而不惜倾家荡产，重金购之。有的因斗鸡而引起皇室内部的矛盾。在唐高宗时，诸王好斗鸡，诗人王勃为沛王写了一篇檄文，声讨英王的斗鸡，引起诸王的不和。高宗看后也非常生气，下旨罢免了王勃的官，放所有斗鸡回山中。在平民百姓当中，斗鸡也很盛行，"洛中老幼皆爱斗鸡，家家养三五十羽，甚至于有的以一亩田换一只斗鸡"。一些贫穷的人，养不起鸡，便玩弄木鸡。贾昌当年就是因玩木鸡而被唐玄宗看中的。
　　当时的王孙公子、豪侠少年，无不以斗鸡走马、携剑狎妓为自我特长和性格标志。李白就是斗鸡的一名好手，在他的笔下，斗鸡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如《古风》诗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又如《叙旧赠江陵宰陆调》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像这样反映斗鸡的诗篇，在唐人诗集中触目可见。如张仲素《春游曲》："当年重竟气，先占斗鸡场。"张籍《少年行》："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于鹄《公子行》："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这些诗篇反映唐代人任侠使气的豪壮气概和放任不羁的生活习俗。
　　九、隋唐五代民族习俗（一）民族大一统的新时期隋唐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新时期，隋唐帝国的规模空前扩大。唐高宗时，控制地区西达咸海，北及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玄宗开元之末，东边控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远东地区。在隋唐王朝控制的范围内，生活着突厥、回纥、契丹、靺鞨和西域各族等许多民族。与隋唐同时，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兴起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西南边疆到唐中期以后则有南诏国的崛起。
　　隋唐时期我国各族人民都对中华文明以至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突厥在公元6　世纪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至公元8　世纪中叶，长达二百年之久，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兴起于8　世纪的回纥，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势力日益强盛，并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在7　世纪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至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由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号为"海东盛国"，与各族文化交流极为频繁，是东北各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民族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同化与融合，正像民族学家所说，创造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的繁盛文化局面。各族习俗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隋唐时期，我国各民族在习俗上则相互影响和互相融合。在唐朝大一统的社会里，"蕃风"、"汉俗"并行不悖。一方面，少数民族中人沿着汉化的基本方向迅跑；另一方面，传统的大汉族意识受到时代的冲击。唐代汉人习俗的"胡化"，已经有许多专门论说，这里就不再赘述。至于胡人"汉化"，则可举例证亦甚多。西北边疆地区不少"胡人"入居中原，许多蕃将入籍长安和死葬京郊，他们的后代也长期在内地长留下去，逐渐演化为地道的中原居民。比如，东突厥被唐朝击败后，其首领以下居长安的近万家，他们都在长安有唐政府赐给的美田宅第，死后就近葬在近郊。有的突厥首领在长安既居后再也不愿离开唐朝，阿史那忠被遣返突厥故地当右贤王时，他竟然"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最有说服力的是契苾何力，这个草原铁勒部族的后代，在京师几年后，已经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有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帅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也"①。契苾何力婉转地提出不同意见，对中国古诗如此熟悉，至于脱口成章，不能不使人惊服他高超的汉文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到当时"胡人"、"蕃人"汉化的深度。契苾何力对中国古老的礼俗也数若家珍。有一次唐太宗想拒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的请婚，但又不便明言。这对契苾何力向唐太宗献计说："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即真珠可汗）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名有矣"①。看来契苾何力对中原古老的传统婚礼仪式之繁缛，是了如指掌的，所以才
　　①　《隋唐嘉话》卷中。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对唐太宗提出这样使婚期延长的主意。果然，夷男因为唐朝的婉然绝婚，内部矛盾纷起，不一二年，薛延陀便因内讧而亡了。玄宗时著名蕃将哥舒翰出自西突厥突骑施别部，但他的汉学根底却很深，"好读《春秋左氏传》及《汉书》，疏财仗义，士多归之"。他的家族，不是"以儒闻"，就是"茂才高第"，俱俨然中原汉君子矣②。
　　从上述情况看，在统一的隋唐王朝生活的各族，汉族有许多习俗趋于胡化，少数民族不少人也渐习华风，这是民族融合的一大趋势。当我们分析到这一时期各边地各族的特殊民族习俗时，也不能忽略另一面。在这里，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便更为明显了。
　　②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
　　（二）突厥习俗特点及与汉族的融合突厥的尚武习俗　突厥是北朝和隋唐时期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突厥民族的习俗特点是尚武，有些习俗是在中原所罕见的。
　　突厥尚武习俗之一是对狼的崇拜，"以狼为图腾"。《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着："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说明北朝时和隋唐时的突厥都以狼为自己的标志。在古突厥文献和《北史》的记述中，突厥人把狼看成是勇敢和美德的化身。突厥人还崇尚鹰的横空飞掠的精神。古突厥文献有一则描写道："我，带有黄金双翼的猛禽。。我捕捉我合意的东西和我喜爱的东西，因而强有力。"①这种对鹰的歌颂，对强者的歌颂，其用意和目的与对狼崇拜是一致的，正是游牧民族尚武习俗的特点。
　　突厥人的尚武习尚还表现在他们勇武好战，以杀敌为荣的民风。《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为逝者安葬的仪式："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常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这里明白指出"剺面"是为了表现死者勇敢牺牲的气概，墓前立石也是为了表现他的战功。这些突厥民族的特殊丧葬习俗，都是突厥尚武风习的表现。
　　突厥习俗的原始性　突厥风俗的第二特点是它的原始性。由于突厥是一个在公元6　世纪中叶才刚刚兴起的民族，也差不多在这一时期有了国家，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社会习俗的残余。比如，突厥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精灵和祖窟的崇拜。《隋书·突厥传》载，他们每年的五月八日，都要"相聚祭神"，以及每岁派重臣向"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突厥还有崇拜乌玛伊女神的习俗，据唐人段成式《西阳杂俎》记载，突厥人相信他们作战和狩猎都要受到海女神乌玛伊的保佑，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亦说："托象oumay　女神一样的我母可敦之福，我弟受成丁之名"。乌玛伊女神作为生育之神，一直位居众神之上。这说明突厥社会的母权制时代的残余。人们所熟悉的突厥"烝母报嫂"婚俗现象，也即前面婚俗叙述中提到的所谓"收继婚"，实质也是突厥社会中所残存的一种母系氏族残余现象。收继婚，用《隋书》上简单一句话说，即"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是原始群婚的遗风，二是氏族外婚制的反映，其目的为了保持本氏族的人口和力量，实质也是保持了女性在部落中的权力，仍是母系权力社会的一种残余。
　　突厥人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他们敬天拜日的习俗。阴山岩画中的巨大的同心圆图案，为古代突厥人崇拜太阳光辉的写照。"一个亭亭玉立的人形，两腿开叉，双臂上举，两手在头上合十，。。头顶之上有一圆圆的图形，以示高悬天际的太阳。很明显，这幅岩画，深刻表露了阴山先民对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崇拜心情"①。崇拜太阳的习俗，说明了原始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而阴山岩画的本身，正说明突厥社会的原始状态。
　　突厥上层的汉化　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将近一个多世纪的变化及和汉族的接触，突厥中的一些部众尤其是突厥上层人物，迅速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服饰和心理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从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的上书请求改变服饰，可以看出这一过程。启
　　①　马洛夫：《古突厥文献》，《占卜书》第三则，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753　页。
　　①　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载《中亚学刊》第1　期。民是突厥率先归附隋朝的一部，隋文帝末年，"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他对隋朝感恩戴德，竟向隋炀帝表示："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这一请求虽未获准，但说明了此时突厥上层心理的变化。
　　到唐朝时候，突厥居唐者不仅生活习俗有许多汉化，他们的家庭还掺进了许多汉族的血统，通过联姻，不少原突厥贵族的子弟成为汉突的混血儿，最后一次本质性的变化是连姓和名全都汉化，从心理状态到表象全都失去原来突厥风貌了。比如，突厥的传统王族阿思那氏，在唐太宗时"诏姓独著史"，以后史姓便代替了阿史那氏，他们家又几次与李姓皇族婚姻，经过几代，这一家族便基本汉化了。降唐的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的儿子，原名叠罗支，后来完全改为汉名史孝昌。另一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儿子改名为史元庆，孙子名史献，原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到儿子一代就名为史怀道，孙子名史听，曾孙史忠孝，完全改姓更名，俨然汉家子弟了①。他们死后也按照汉族葬制，葬在两京郊区。近年来在西安西郊枣园村发现了颉利可汗曾孙的墓地，在长安县龙首渠还有后突厥可汗默啜之女等的坟地，估计那里已是突厥贵族在长安的一个集中坟区。生前过着汉家贵族的生活，死后永眠唐都地下，他们的子孙逐渐同化和融合到汉族中去，在习俗方面自然也有很大转变②。
　　突厥上层的汉化，也影响到整个突厥人各方面的习俗，流行在突厥社会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明显是受传统汉族十二生肖习俗的影响。根据《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本关于突厥人十二生肖的记载说："突厥人取十二动物之名来给年代以称呼，举凡孩童的年龄、战争的历史之类，均以此轮流计算"。突厥人的十二生肖记年法，共有鼠、牛、虎、兔、鳄鱼、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个动物，其中只有一个鳄鱼和汉族十二生肖的龙不同，前后安排次序也完全一样。根据如此的吻合，估计此一纪年法当是从中原引入的，鳄鱼和龙的不同，正说明龙为鳄鱼的演变，也正说明了中原风俗向突厥地区的"扩散"。突厥习俗的汉化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他们的首领一改先前部落制的官号，代以汉族官制。《阙特勤碑》说："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的诸官采用了唐朝的称号"，这说明汉化的突厥上层把原先部落系统完全打乱了。这是一次巨大的自上层到普通部众从制度到习俗全面的改革。中原习俗的"胡化"影响　融合与同化在各民族间从来是对等的，同化和融合从来都是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在突厥人汉化的同时，也有大量的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流传到汉族地区的各阶层居民中来。开始时好像突厥风尚在唐朝上层社会比较风行，有些方面，用现在的话说，竟然形成了一股"潮"。这在贞观年间太子承乾特好突厥住俗、丧葬风俗和服饰习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此点。《旧唐书·大宗诸子传》记道："（承乾）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翦綵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
　　①　以上参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和《贞观政要》卷五《孝友十五》。
　　②　参阅《唐文拾遗》卷六十五《金城县君墓志铭》和卷六十六《昆伽公主墓志》和贺梓诚《唐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
　　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左右私相语，以为妖。又襞氈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击刺为乐"。这段记载十分生动而具体地叙述了大唐王朝法定继承人的"胡化"作为。这位大唐太子全面接受了突厥习俗，从语言、服饰，到饮食习俗、丧葬习俗，以及尚武风气，全都效突厥做法，可以说是一个从心理到外观全部突厥化的贵族公子。由于他是皇帝的太子，在统治阶级层和全国都有重要影响，上行下效，也可以看出唐朝社会胡风盛行的情况。
　　到中唐以后，上述剺面的突厥特殊习俗，还时有流行，主要表现在军界。代宗时，安禄山旧将田承嗣想兼领相、卫、磁、洺四镇节帅，曾指使部下搞过一次"割耳剺面"的大请愿。这就又把原来的丧俗转变为请愿、发誓的表示。在突厥风俗原意中，也不仅是丧葬仪式，有时也表示送行惜别和其他寓意。例如中宗时大将郭元振将离任安西大都护时，西域居住的突厥人"有剺面哭送者"。有时剺面更作为抗议的表示，武则天时酷吏陷害蕃臣阿史那斛瑟罗，他的部下"诸酋长数十人"即"割耳剺面讼冤"。至于认为突厥丧俗剺面或即汉族自周汉以来孝子"泣血"哭丧之礼的演变，虽为一家之言，但仍足见汉族和突厥之习俗互相转化的事实。
　　（三）回纥习俗及其汉化牙帐和毡车　回纥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民族，《隋书》记载的"居无恒所，随水草迁移"的铁勒就是回纥之先祖。一直到北宋初年写的《旧五代史》，犹以"族帐"来称呼他们的部落，可见他们还在草原上迁徙不定，随草安帐而居。唯其如此，隋唐时期的回纥民族，就较多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比如，他们常常流动，住有帐篷，行有毡车，这是草原民族的特色。《新唐书·回鹘传上》说："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这种高轮车，又称"氊车"或"毡车"，是用毛毡制成车篷的高车，可以避挡草原上的风雪。上自回纥的可汗王后，下至部落一般成员，在草原上行进时，妇女幼童大都乘坐这样的氊车。史籍记载了唐武宗会昌年间一次唐军与回纥骑兵的战斗，唐将石雄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城楼上，观察回纥军情时，"见氊车数十，从者皆衣碧，类华人服饰"。据石雄分析，这是为嫁给回纥乌介可汗的唐朝太和公主，结果一问果然"为公主帐"。这就证明无论战时或平时，氊车为回纥在草原上行途的主要交通工具。
　　回纥民族住有帐篷，则史上记载更多。他们可汗的居所和指挥部称为"牙帐"。《旧唐书·回纥传》记载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一次唐朝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婚使李暠谒见回纥毗伽阙可汗时的情况："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盛，引瑀立于帐外。。。"很明显，所谓"牙帐"，实即回纥可汗不固定的朝廷，也就是大帐篷里的可汗行宫。这个"牙"，在史籍中多次见到。如回纥首领菩萨最初兴起，有"树牙独　乐水上"。唐肃宗至德年间，李承寀为使去和回纥联络共同对付安禄山时，史料亦记载："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于承寀"。另外，还写到嫁到回纥去的太和公主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等等。此外，有关回纥的史籍中，还记着"牙官"、"牙中大将"等等，说明"牙帐"不同于一般的帐篷，相当于一个政府和颇具规模的衙门。史料中有时还用帐为单位计算回纥部众的多少，如唐文宗太和年间，回纥乌介可汗杀死其相赤心，"全占赤心下七千帐"等等，这里显然表明回纥的部众是以帐篷群为编制来组织的。上述氊车的风俗和牙帐的制度，都表现了回纥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
　　回纥的尚武习俗　和突厥一样，回纥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着许多和突厥相似的崇尚勇敢和强大的特殊风习。比如，回纥也是一个以狼为标志的民族。《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唐肃宗派郭子仪和回纥合作共讨同罗部时，回纥可汗"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史籍还记载回纥人骁勇好斗，"其人骁强"、"善骑射"，他们有"众十万，胜兵半之"，有一半人口是兵，几乎所有男子皆兵了。回纥还和突厥崇尚雄鹰一样，崇尚鹘，所以从唐宪宗元和年间起，向唐朝皇帝上书表示，以后不称回纥而改称"回鹘"了，"义取回旋搏击，如鹘之迅捷也"。自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回纥人还以"天之骄子"自诩。到五代时，族内仍以鹰鹘相尚，后唐明宗时，曾遣使者三十余人，向中原进献白鹘一对，表示敬意。以上都可以看出回纥所保有的草原民族的尚武之风。
　　婚丧习俗的原始残余　和突厥民族一样，回纥人也保存着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残余，比如女权制的残余。回纥民族的首兴者菩萨，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乌罗浑，史称"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由是寖盛"。"能平决部事"，是说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能很公平地解决部落的诸事，这很像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一位老年女酋长的权威。后来，回纥的几位可敦（王后）如少可敦叶公主、唐朝下嫁的太和公主，在政治上也颇有权势，直接参与或决定朝廷大事。太和公主还和回纥可汗平权，"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帐中"①。这些都可以看出在回纥王庭女性的权力。
　　突厥民族的收继婚和丧俗中的剺面风俗，在回纥社会中亦同样存在。肃宗乾元时，宁国公主下嫁回纥毗伽可汗，可汗不幸早死，回纥诸臣请公主殉葬，为公主拒绝。《新唐书》记载这一事实说："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婚，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这里明显叙述在公元8　世纪下半叶唐肃宗时回纥尚风行剺面的风俗。关于收继婚俗，史籍上也屡有反映。唐太宗时，回纥首领"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吐迷度之妻"，因而合伙杀死吐迷度，是"烝其诸母及嫂"的一种现象。唐宗室荣王李暠女"少宁国公主"前后"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就是一例。英武可汗即磨延啜，英义可汗为移地健，是磨延啜之次子，继承父亲的汗位，因收继婚，继以少宁国公主为可敦。这是所谓"烝母"的典型现象。
　　回纥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从妻居"的习俗上。《隋书》卷八十四载："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这一习俗，是原始婚俗的残余，以往的婚俗仍长期保存。
　　回纥贵族婚礼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了一次回纥可汗的有趣婚礼，使我们在事过将近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仍能了解当时的回纥婚礼的许多饶有趣味的细节。这次婚礼举行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　年），穆宗皇帝将十妹太和公主嫁给回纥毗伽可汗为可敦。结婚时，唐王朝和回纥方面都很重视，婚礼十分隆重。唐方派出金吾大将军胡证、光禄卿李宪为送公主入回纥的正、副使，卫尉卿李锐为婚礼使，从长安一直护送到回纥牙帐，回纥方面也派出大臣伊难珠、思结等多人，并以上千匹的驼马礼物来迎。到了回纥以后，"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婚礼仪式是这样进行的："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氊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氊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与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证（胡证）等将归，可敦宴之帐中，留连号啼者竟日，可汗因赠汉使以厚贶。"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这是一次回纥贵族阶层的典型婚礼，从婚礼前后项目看，首先要使中原来的唐女转为回纥女子，所以第一道换服仪式，是使太和公主先将汉服换为回纥装；第二次换装是一次身份的换装，从普通回纥女装换成可敦"茜色"的通裾大襦专用礼服。茜是鲜红色，看来是够鲜艳的。通裾大襦是回纥女装的特色；最后由回纥九姓的首领轮流在庭中肩抬新可敦的舆床，来回转圈九次，这大概是企图说明新可敦得到了回纥各部落的认可。这一婚礼习俗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几次出入的氊幄，后来也为中原汉族婚姻所效仿，称为"转毡"、"青庐"等等，前面叙述唐时婚俗时已经提到。回纥九姓的负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传》。
　　舆风俗，则说明回纥社会中部落民主制尚有一定权威，可汗新娶可敦，也要从形式上征得各首领的首肯。有学者认为，这一婚俗，是为突厥可汗初立时由近侍重臣用毡为轿将可汗抬起随日右转九回习俗的脱胎。不管是那一种因素，都表明了婚俗的这一内容是原始氏族社会古老风俗的残留。
　　唐俗和回纥习俗的相互融合　回纥从8　世纪中叶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有不少人留在了唐朝都城长安，他们在那里经商从政，势力很大。《新唐书·回鹘传》说："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回纥之留京师者，曹辈掠女子于市，引骑犯含光门，皇城皆阖"，成为唐朝京师治安的一个严重问题。
　　但是，大量的回纥人入迁中原，毕竟对唐朝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所接触的唐朝先进文化习俗，也必然会反过来冲击回纥的原有社会制度和风习。双方习俗之间的影响和同化、融合，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
　　回纥人的服饰在唐朝广大人民中产生深刻影响，有一段时期，回纥衣装成为社会的流行服。五代女诗人花蕊夫人有一首宫词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后蜀孟昶的宫妃，生活在10　世纪三十年代，说明在晚唐五代时期，回鹘的服装样式一直流行到了四川地区。另外，中唐诗人元稹的诗中有几句："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元稹为8　世纪末至9　世纪中期时人，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后，回纥人纷纷入居中原内地，他所见到的"毛毳腥羶满咸洛"，应该也是回纥人，所谓的"胡妆"、"胡音"、"胡乐"也当是回纥服装和回纥音乐。这首诗和花蕊夫人的宫词互相印证，可以看到将近一个多世纪回鹘服饰在汉族地区的流行。
　　唐朝时汉族习俗受回纥影响的同时，回纥社会习俗产生更大的变化。他们受到先进唐风唐俗的影响更深更广，受唐俗同化的内容更多。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在长安吃着唐人的伙食供给，建造唐式房宅和在唐朝京师开店做买卖，交结的接触的大部分是唐人，久而久之，他们也将在日夜熏陶中融入其类。更重要的，是入居中原的一些回纥普通人民，在农业上和手工业方面，渐渐学会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使他们从马上民族转变成出色的农业能手和手工巧匠。
　　至于回纥本部，随着与唐朝关系的日益紧密，在居住衣食条件和风俗习惯上也有很大变化。在中唐以后，回纥便由草原游牧生活进步到半定居的社会。葛勒可汗在色楞格河上建造了"富贵城"，登里可汗又在鄂尔浑河建筑了城市和宫室，所谓"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就是指此。晚唐李德裕在文章里总结了回纥自助唐平安史之乱后的变化说："厥后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碁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其翎侯贵种，则被我文缋，带我金犀，悦和音。"①这一段，描写了回纥上层无论居入长安者，或留住草原者，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被唐朝生活方式所影响，社会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至于细小的方面，尚可举出两例。一为《新唐书·陆羽传》所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封氏闻见记》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说明茶叶已是回纥民族的日常饮料。另一例为回纥纪年亦采用相似于汉族十二属的十二支属纪年法，与突厥近似，亦有羊
　　①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
　　年、鸡年、猪年、虎年等，可参照回纥毗伽可汗碑文。②②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见《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四）吐蕃习俗及唐蕃相互影响从《时世妆》看吐蕃服饰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叫《时世妆》的诗，典型地描绘了唐朝社会所流行的吐蕃妇女的梳妆打扮，诗里这样描写道："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成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白居易认为这不是汉人传统的打扮装束，但确是唐朝中叶在京师和各地风行一时，由城里传到四方，成为一种发型和化妆新潮。对这种时髦现象，《新唐书·五行志》亦有记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师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唐初，吐蕃统一后，以颜色涂面的习俗仍然保留，所以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①至于唐时吐蕃的衣饰服装习俗，《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衣率氈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縈之"。衣氈辫发的风俗，甚至一直保存在今天。至今，女式藏袍大多以氆氇、毛料、呢子作料，藏袍以氆氇为主要原料。氆氇就是一种以羊毛织成的毡料。而辫发之风，至今在西藏地区还常见到。《隋书》还记载那时藏区"以皮为帽，其形如钵，或带羃■"。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有云："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这里的"蕃帽"，也是当时吐蕃妇女常戴之物。在敦煌莫高窟159　窟壁画里，就有一位戴着这样蕃帽的吐蕃女子。从上可见，羃■和蕃帽，也是唐时吐蕃女子日常的妆束。后来，这些穿戴都在汉族地区风行一时，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到。吐蕃妇女还风行一种饰金花的风俗，《册府元龟》记载唐初的白兰国："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②这个白兰，即后来吐蕃之一部。这种饰以金花的首饰，后来可能演变为金花帽，至今藏族妇女还常喜欢在细皮帽上绣上金丝、银丝，号称"金花帽"。
　　吐蕃的"拂庐"等风俗　吐蕃的居住习俗，《册府元龟》和新、旧《唐书》都有明确的记载，说吐蕃君长和贵族们，虽"有城郭庐舍不肯处"，喜好"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册府元龟》解释这种拂庐为"连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坐数百人"，实即把许多小帐篷联结起来的大帐篷，作为政府办公处所。所以又载君长"坐大毡帐"，"部下处小拂庐"。大拂庐周围"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吐蕃人也建有房屋，但"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是平顶式的屋子。这一建筑方式，在藏族地区早就如此。考古材料说，三千年前昌都卡若遗址有半地穴和地上的平底房屋。时至今日，藏族地区房屋犹有古风，一般"多为土石结构，平顶狭窗"，许多西藏寺庙，也尚有平顶结构，唐朝初期，吐蕃的日常用品和食物都很简单："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氈为槃，凝■为盌，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以饮"。唐高宗时，吐蕃使者仲琮对高宗说："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之一"①。这话是实事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一《外臣部·土风三》。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上》。
　　求是的。吐蕃的发展，需要经过一段和周围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真正强盛，是在和中原唐王朝频繁接触以后。
　　吐蕃的葬俗和杀牲盟誓吐蕃的葬俗，新、旧《唐书》皆有记述，而以《旧唐书》记载较为详细。其记曰："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从这段记载看，最早，吐蕃时代，至少在统治阶级那里，藏族是实行墓葬的，而且这种墓葬仪式比较隆重，不仅要起一个大坟，而且还要把死者生前的衣服珍玩一起随葬，甚至还有人殉葬。我们从在吐蕃故都穷结现存的九座吐蕃时代的赞普王陵，可以明显看出古代的这种墓葬制。吐蕃名王松赞干布的陵墓里随葬了许多珍贵宝玩，有他出征时穿过的金盔甲，有达数十斤的珍珠，还有珊瑚神像、纯金骑士和战马等。他的玄孙赤德祖赞（也即金城公主的丈夫）的墓前还立有一块古碑，碑上刻着赤德祖赞一生的重要事迹，墓碑有冓和雕刻着蛟龙花纹，很明显和唐朝的贵族墓葬近似了。
　　所以，从上述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来，吐蕃时期的赞普，既不实行天葬，也不实行火葬，而是和汉族传统一样的墓葬。至如后来葬制和葬礼的改变，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无论天葬、水葬、火葬习俗的兴起与盛行，都和佛教的渲染有关。之所以实行天葬，是因为佛教宣传"尸体作为供品，敬献诸神，祈祷赎去在生前的罪孽"；天葬场周围来啄食人尸体的鹫鹰，就是上天派来的"神鸟"。水葬则也是佛教的渲染，葬者多为穷途潦倒，"死后不能上高山喂鹰，扔到水中喂鱼，也是起到供施献佛的作用"。
　　吐蕃时期前后，藏族还有另外几种葬俗，这里也应略加介绍。一是吐蕃所属的东女国地区（今四川雅安西），有一种特殊葬俗为："贵人死者，或剥皮而藏之，纳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①。另一种是苯教的葬制。据一位挪威学者研究，苯教的葬制十分繁琐，一位赞普死了，所随葬的需要一百匹马，或一百匹牦牛，一百只山羊和一百只绵羊，最后经过多次持续不断的诵经后火化②。
　　吐蕃杀牲盟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吐蕃传上》，记曰："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瘞，起大屋冡颠，树众木为祠所。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这种杀牲盟誓的仪式和习俗，具有很大的原始牲，但也是团结各部"共命"的一种约束手段，同时也说明吐蕃早期君臣等级尚不太严，所以才有"君臣自为友"的说法。不过这种盟誓确是够刺激和吓人的。到唐朝后期，吐蕃的盟誓就较此文明多了。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唐朝大臣刘元鼎和吐蕃国师代表双方誓盟，其过程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制逋（国师）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吐蕃的尚武之风和突厥、回纥一样，吐蕃民族也有颇盛的尚武之风，他们的"重壮贱老"，重战死，贱败退之风俗，皆可看出这是一个勇敢强悍的
　　①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外臣部·土风二》。
　　②　（挪威）帕·克瓦尔耐：《西藏苯教徒的丧葬仪式》，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辑。民族。《旧唐书·吐蕃传》专门描写了吐蕃人的尚武好战的特点："弓剑不离身。重壮轻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这真是对那些临阵惧死者最大的惩罚，在其他民族里是少有的。《新唐书·吐蕃传》还另记载了一段吐蕃表彰战死者的做法。当穆宗长庆二年唐朝盟会使刘元鼎一行途经往年唐蕃战场时，见到沿途全是吐蕃战死者的坟墓，气势庄严，非常受到吐蕃政府的优宠："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赪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施勇，徇死者瘞其旁。"都可看出吐蕃尚武之风。
　　崇拜龙、羊和猴的习俗吐蕃也和汉族一样，有崇拜龙的习俗，藏族的古老传说中认为西藏四大名湖中有四大龙王，本来经常兴风作浪，后来在赤松德赞时经佛法点化成为四大护法神，它们在海底守护着珊瑚、珍珠等等宝贝。这个神话和汉族对龙王的传说颇有相近，也许是古代两大民族无形中的相互影响。吐蕃人也把羊作为图腾和吉祥物，认为羊为年神，所以有对年神的祭祀。对龙和对羊的崇拜与祭祀，都是古代民族对大自然力量的一种畏惧和敬仰。藏族的崇拜猕猴，也和图腾崇拜有关，他们族源神话中有《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远古时期猕猴和岩罗刹女结合生下小猴成为藏族的神话。这是一种族源图腾的神话，和世界上各个民族一样，当人类还不了解某些自然现象时，都会产生如此的族源故事，如我国南方一些民族有槃瓠狗图腾的故事和东北一些民族的鸟图腾神话，都是同类现象。
　　吐蕃还有一些习俗是和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史书记载他们"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就是一种和生产直接挂勾的纪年。
　　唐蕃习俗的互相同化融合随着汉藏两大民族经济文化的日益频繁，唐朝文化习俗不断传到吐蕃地区，吐蕃的民风习俗也传到中原，双方在习俗方面逐渐互相同化。这里，吐蕃的一些上层杰出人物，起了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松赞干布在娶文成公主以后，就使吐蕃服饰等习俗有一重大变化。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和文成公主归国后，他对部下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①随后，布达拉宫开始在拉萨建造，它的主要宫殿都覆以汉式金顶，有金阁与金亭，飞檐饰兽，都和中原宫殿相似。松赞干布自己还改着唐装："自亦释氈裘，袭纹绮，渐慕华风。"他还派了不少子弟到唐朝学习儒家经典，并从内地请不少文人到吐蕃去为他撰文写字。加之文成、金城公主从中原带去不少技术工匠，唐文化在吐蕃地区传播开来。到9　世纪初的唐穆宗时，有一次唐蕃会盟，吐蕃赞普接待唐使时，赞普本人已经很有排场，同时待之以规范的"华礼"："中有高台，环以宝櫍，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録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①。可以明显看出，在吐蕃地区，唐朝文化已经很为盛行。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传上》。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唐朝的一些建筑技术，在吐蕃时期大量传到西藏，并成为藏族自己的居住建筑习俗，如大昭寺和文成公主主持建成的小昭寺，都是用多层出昂斗拱、转角斗拱和栏杆式样建成的，这都是汉式建筑的影响。吐蕃时期的藏王王陵墓前的石狮，无论是外形的刻凿，还是花纹的雕琢，还是摆设的位置，藏王墓都有些模仿唐陵。这也是双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吐蕃时期，西藏地区的服饰也受到唐朝很大影响，相传文成公主不仅带去两万件"珍贵饰物衣服"，而且还把内地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入吐蕃，使吐蕃人在穿着方面从此有了变化。藏族的饮茶习惯和使用甲子纪年法，也是吐蕃时期从唐朝传入的。《唐国史补》有一段记载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祁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了几十年，饮茶习俗已在吐蕃流行开来。至于吐蕃人采用汉族的六十甲子纪年法，据匈牙利学者乌瑞考证，首次标注时间的最早记载为公元821　至822　年，明载在唐蕃会盟碑上，上面记有虎年、兔年、牛年等。而更早的十二生肖纪年则可能在唐高宗时（公元650　年左右）①。这一例证也说明了吐蕃和唐朝之间风俗习惯的互相渗透。
　　此外，还有在丧俗"七七斋"和阴阳宅风水习俗方面，吐蕃也受到唐俗的影响。藏文著名文史古籍《巴协》记载，七七佛事超度的丧事习俗，是由金城公主于公元710　年嫁到吐蕃后提倡施行的。而阴阳风水说，则自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已传人吐蕃，在藏地称为"汉地五行算"，文成公主本人和金城公主，都精于此术，文成公主曾亲自勘定了大、小昭寺的寺址。
　　另一方面，唐朝社会也受到了吐蕃习俗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到了唐朝元和年后，在时装方面有吐蕃妆饰的流行，许多长安妇女，都乌膏涂唇，椎髻抱面，完全一副吐蕃妇女状态，失去了原来的"华风"。此外，唐朝宫廷妇女还喜好在脸上化装着日月形膏痣，耳上戴着耳坠，这也是吐蕃妇女原有的风俗。还有，长袖服装在吐蕃穿着中由来已久，我们对照敦煌壁画中的《吐蕃赞普礼佛图》和第156　窟的敦煌《营伎图》，则又可看出二者服装十分相似，可能这也是在服饰方面的互相影响所至。现在甘肃、青海一带汉族居住的平顶房屋，也系由藏族的碉房寨子脱胎而来的。
　　①　（匈）乌瑞：《藏人使用汉族六十甲子纪年法的早期例证》，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2-109　页。（五）东北各族习俗"随水草畜牧"的奚、契丹、室韦　我国隋唐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生活着奚、契丹、室韦和靺鞨各族。这些民族，除后来靺鞨一部成立号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外，大都还处在原始状态。《隋书》和新、旧《唐书》都记载他们"随水草畜牧"，无恒居处。比如《旧唐书》载奚人"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唐时的契丹，也是"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室韦则是"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或者是"时聚弋猎，事毕而散"，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的生活习俗各有特色，奚人"居有氊帐，兼用车为营"；室韦则有牛车，有皮舟，甚至有皮蒙屋："率乘牛车，蘧蒢为室，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所居或皮蒙室，或屈土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
　　奚、契丹、室韦的婚丧习俗也很特殊而原始。史载契丹人有一种奇特的树葬："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室韦人丧俗则为："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奚人死后，"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三族都比较相近。这样简陋的丧俗，和当时这些东北民族尚处在经济极其落后的状态有关。奚、契丹、室韦的婚俗也相当原始。《新唐书》记室韦："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此条记载在《隋书》则记为："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恃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恃为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以上各族饮食习俗极为简陋，奚族"断木为臼，瓦鼎为飦，杂寒水而食"，室韦"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总之，隋唐时期，我国东北各族大部分生活习俗是很原始的。
　　"嚼米为酒"的黑水靺鞨　隋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最东边陲地区的是靺鞨族，其北部曰黑水靺鞨。黑水靺鞨的饮食服饰习俗尤为落后，《隋书》记载其族"嚼米为酒"，"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旧唐书》则记："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靺鞨人住在地穴或半地穴中，"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冡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
　　靺鞨　人的婚俗和葬俗较为奇特。《隋书》记载，"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这一习俗，说明了靺鞨已严格确立了夫权。他们的葬俗与上述诸族的树葬不同，已经用土埋，但仍是简单的。《旧唐书》记为："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椁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靺鞨人还有"贵壮贱老"的风俗，这一点与契丹近似，契丹也为："子孙死，父母且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这种风俗说明他们尚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较低的状态，无力来敬老养老。
　　"海东盛国"习俗及其唐化靺鞨南部的一支粟末靺鞨在唐代中叶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渤海国，因为其文化发展快并不断受到唐风的影响，当时被称为"海东盛国"，成为唐朝文化向朝鲜和日本地区传播的桥梁。
　　渤海的习俗本来与黑水靺鞨相近，同为靺鞨的一支。但自从社会经济发展以后，文化习俗迅速向中原同化。《新唐书》载他们的服饰有了很大变化："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以等级的高下来定服饰的颜色和所持朝笏的质地，这说明渤海社会习俗已比前"衣猪狗皮"时有本质的不同。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吉林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墓中的壁画人像穿戴和服饰样式，和中原发现的唐朝永泰公主墓等极为相似，说明公元8　世纪中期渤海社会的风俗习惯确有较大的改变①。渤海的饮食习俗也比前大大改进了，由靺鞨时期单一的吃猪肉穿猪皮改变为食鱼肉，烹有蒸、炒，果有梨、李的多样化饮食了。《新唐书》载渤海的特产包括穿戴的布、绵、绸，食用的豉、豕、稻、鲫，等等。
　　渤海时代的婚俗、葬俗也都随社会的发展，有了不少新鲜的内容。宋人《松漠纪闻》记载，渤海的贵族妇女都"悍妒"，常常互相结为姐妹，监督其夫不容有侧室，夫若有所犯，则姐妹群起而攻之。这一妒风，恐怕仅渤海所独有。这应该是渤海人一夫一妻制发展的结果，而不应是原始社会婚俗的残余。渤海贵族的葬俗也随社会发展而唐化。考古工作者根据渤海一座贵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认为其工艺、花纹、风格与中原唐墓极为相似，生动他说明了渤海国文化已成为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从渤海遗址出土的若干佛像，也证明了唐朝佛教文化也已在渤海盛行，自然也会影响到整个渤海的社会习俗和风貌。
　　①　参阅《隋唐考古》第469-470　页。
　　（六）其他各族习俗唐代云南地区各族唐朝我国云南地区，有白族和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南诏国是文化很昌盛的一个国家，其服饰和其他风俗"略与汉同"。我们从南诏留下的文物《南诏图卷》和现存云南大理的《南诏德化碑》来看，他们的文化是相当高的。《南诏德化碑》的行文"辞令工巧，文字高雅"，在唐大家中也不多见，其书法"苍劲秀整"，也是唐代书法中少有的珍品。绘于晚唐时期的《南诏画卷》和晚于此画的《张胜温画卷》，绘画艺术水平也很高，考古学家们认为简直是妙笔生花，可以和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相比美。更可贵的是，这些绘画中保留了一千多年以前南诏地区许多服饰和生活习俗材料。《张胜温画卷》画了大理国五礼佛图像。国王身穿阔袖褶叠的礼服，头上戴着一顶红绫高冠。据考证，这就是史书《蛮书》里叙述到的"头囊"，这是南诏的特殊服饰，"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①。这种头囊装束，至今仍在云南彝族中盛行，当地称为"天菩萨"，不准随便触摸。《南诏图卷》绘画了南诏开国之祖细奴逻的画像，他头结高髻，赤足，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这种服饰习俗，和今天彝族男子赤足披毡是相同的。
　　史书上还记载了南诏一些习俗和今天白族同源的情况，比如《太平御览》等书记载当时昆明妇女"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是说妇女辫发，由后绕额顶，一盘而成，这种发式，至今在云南白族妇女中尚流行。
　　唐时南诏统治的地区，有许多奇特的风俗。《蛮书》记载，在云南保山、临沧、思茅和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当时人们都"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皆衣青布裤，藤蔑缠腰，红缯布缠髻"，"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所谓"金齿"、"漆齿"，就是用金套牙齿，用漆漆牙齿。今天云南崩龙族、佤族仍有"藤蔑缠腰"和用布包头的习惯②。《新唐书·南蛮传》还记载了洱海地区"洱河蛮"的有趣风俗："有罪者，树一长木，击鼓集众其下。强盗，杀之；富者贳死，烧屋，夺其田。盗者，倍九而偿赃。奸淫，则强族输金银清和，而弃其妻；处女，釐妇不坐"。这种法律，虽带有原始性，但明显表示了当时洱海地区私有制和男权制已相当发展。
　　我们从南诏的国俗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云南各族和中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事实。《太平御览》引《唐书》载，当时松外蛮地区"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国同"，还种有葱韭蒜菁、桃梅李暠，女工有纺织，织有絁、绢、丝、布之属，生产相当繁荣，看出这一地区所受中原汉族的影响。南诏的佛教建筑，也向中原匠人学习了先进操作技术，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现存塔碑记明确记载是大唐派工匠恭韬、微义所造。从这建筑风格亦可看出唐时云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文化和习俗方面的互相渗透和影响。
　　《岭表录异》中唐代两广风俗《岭表录异》是晚唐人刘恂所写的一本游记，刘恂于唐昭宗时任广州司马，把他在任职期间了解到的两广地区物产、风俗人情，写成此书。其中保留了唐朝时候两广地区和海外的一些民风习俗，今天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①　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
　　②　《茫蛮及金齿族属试论》，《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第120-132　页。《岭表录异》中记载了唐时两广地区各民族爱好音乐歌舞的良好民风。
　　当时在我国南方各地盛行铜鼓艺术，各民族首领有收藏铜鼓的习惯，死后还把铜鼓作随葬品葬入墓中。该书卷上记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铸炉之妙，实为奇巧。"还提到："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书中还提到两广少数民族喜好的吹奏乐器芦笙，"多取无柄老瓠，割而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韵清响，雅合律吕"。《岭表录异》介绍了唐时两广及越南北部的人们饮食风尚，说广西容州一带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连肥猪肉都比不上，所以军中将领，每设宴席，必首先呈上此菜。一吃就是全牛，不饱不散。交趾人还爱吃一种"不乃"羹，用羊、鹿、鸡、猪各种肉煮浓汤，调以姜葱五味，然后以带嘴银杓进餐。交趾人常常用这种筵宴来打点那些官场人物，"无不谐者"。还记载说："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栽者，日有二三十辈。"喝酒时还有陪酒女郎："生酒行郎，两面罗列皆是女人"。
　　《岭表录异》还提到廉州人饲养蚌珠和雷州半岛割蛇胆的巧妙手段。廉州就是今广西合浦，至今犹为南珠著名产地。唐朝每年该地刺史都要以珍珠向朝廷上贡。但当地有一种说法："太守贪，珠即逃去"，这实际上是惩罚贪官的一种诙谐。雷州的养蛇户，有很高明的割胆手术，被取胆的蛇仍以线缝合创口，放之归川，蛇竟然能复活，再有人来捕捉时，蛇自动侧身露腹疮，告之身已无胆。这些传说都是很风趣的，也说明了唐时两广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隋唐台湾土著习俗隋唐时代，台湾主要还是当地土著的高山族人居住。
　　隋炀帝时，三次派海师何蛮、朱宽、陈稜到台湾，了解了台湾的风俗人情。现存于《隋书·东夷传》中的"流求"一节，就是依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写出的。流求，就是今天的台湾。到唐朝时，又有诗人施肩吾去到台湾，他所写《岛夷行》已引起台湾学者的普遍重视，大都认为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唐时台湾的实景。诗曰："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牛犀照咸水"。台湾学者认为第一句系写台湾海边的海市蜃楼，岛夷即台湾土著（原诗有"题澎湖屿"标题）。第三句写当地男青年的海上捕捞生活。第四句牛犀指牛角灯，咸水即海水①。
　　《隋书·东夷传》里关于唐时台湾土著民族的习俗的描写，可以举出四方面：一、服饰的叙述，记曰："男女皆以白綵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门镂皮并杂色紵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珮。缀铛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这种头插鸟羽、串以颈饰的服饰，和今天台湾高山族民族服饰甚为相近。二、居住习俗。《隋书》记载隋时台湾土著多居山洞，"土多山洞"，"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等等。三、他们的婚俗简单而自由："嫁娶以酒肴珠贝为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四、隋时台湾土著丧俗虽讲感情，但不复杂："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亲宾哭泣相吊。浴其户；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殡，上不起坟"。然而从史籍中亦可看出，隋时台湾土著民族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首领有了一定权威，所以他们的酋长渴剌兜住着大有十六间的雕刻的房子里。但是阶级还
　　①　参见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第78　页，蔡平立：《澎湖通史》第114　页。没有出现，"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他们是尚武的，以"善战者"主管一村之事，"国人好相攻击"，"难死而耐创"。他们还保留着若干原始社会的落后风习，比如在小屋前"悬髑髅于树上"，"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等等。《隋书》中虽也叙述到当时台湾土著已有薄刃的铁刀、矟、剑、铍等，但专家们认为这不会是当地所造，而"主要来自与大陆汉人的贸易中获得"。
　　以上我们叙述隋唐五代时期我国民族习俗的概况，可以看出我国各民族的习俗是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习俗的同化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走向大融合的重要内容，往往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最基础和与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研究我国民族习俗，便成为今后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一项至为重要的任务。
　　十、结语隋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隋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盛唐气象也是我国古代史上少有的现象。隋唐文化在中古社会显得生机勃勃，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发展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对后世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文化在唐朝得到交融、升华，涌现出许多光耀千古的各个领域的名人。以至宋代大诗人、大书法家苏东坡不禁叹道："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唐代文化的特点是"进取"的，往往能"始开风气"。同时又是"兼容并行"，因而能利用一切形式，在一切场合多方面反映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唐文化大大扩展了中国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使它无比地丰富，并开拓唐以后文化发展的道路。唐诗给宋诗、明诗开了道，几乎每一位唐诗大家都可以成为宋明一个诗派的祖师爷；唐宋八大家的前两位开路先锋是唐朝提供的；唐朝的画和书法都为后人开辟了新路，以后的文化史都是顺着唐朝已经开始的轨迹前进的。
　　隋唐文明在世界上也有了不起的贡献。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唐人"和"唐山"、"唐家子"，至今欧洲、澳洲、美洲大城市还有专用作称呼中国人的"唐人街"，中国画被称为"唐绘"，中国大地称为"唐土"，中国式建筑称为"唐样"，都说明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隋唐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样板作用。亚洲一些国家文化的大踏步前进是从学习唐朝文化起步的。
　　隋唐五代习俗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隋唐五代习俗和隋唐文明的其他部分一样，对我国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建筑风格和有关居住习俗，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就特别明显。建筑美学家说："唐代的中国，一方面是用严格的礼制，规划着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吸收着异域风情"，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具有东西合璧的气势，在建筑风格上，"散发着佻■奔放的个性气息"，"糅合着传统规范的浪漫情调，构成了唐代艺术洒脱浑厚的风韵"①。唐式的建筑，无论是城市规划与宫殿结构，抑或是寺观园林，石塔桥梁，都永远透着一种又典雅又古朴的唐风，在时空上都立于永不凋颓之地，为国外和后世效仿。建筑史家高度评价唐式建筑风格说："总的说来，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是规模宏大，气魄雄伟，格调高迈，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不仅都城、宫殿、陵墓、寺庙如此，全国各地的城市和衙署也莫不皆然。"唐朝的建筑艺术，"使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提炼，创造出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②。具体来说，隋朝的赵州桥，至今尚巍然屹立在洨河上，它的建筑技巧和美学结合得十分巧妙，浑然一体，唐朝造石窟寺的风气，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形成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习俗，而且对后代石窟寺的修造，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也为后世留下无数我国文化瑰宝。隋唐五代时期，在我国住宅建筑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形成了系统化的住宅风格，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在建筑方面，士人园林无论从美学宗旨和艺术手法上，
　　①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美学论文集》第50　页。
　　②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71　页。
　　也都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为以后的文人园林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所谓"壶中天地"的布局与风格，成为宋以后古典园林的一种规范意境。从细微处而言，隋唐五代还是我国家具史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从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而坐"，也就是从坐席几案转变到长足桌椅，这是我国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的一大转变。随着家具的改变，食具、书写工具和其他一些日常用具都要更换以适应现状。甚至大型宴会的规格、布局也都要重新组合。这一转变时期是在隋唐五代。后世的长桌、方桌、长凳、圆凳、靠背椅、扶手椅和四脚高床，在唐末五代时都已具备。这一点，可以说是隋唐五代习俗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因为这是直接关涉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的。
　　在服饰习俗方面，隋唐五代也有一些开创性的内容，直接影响到后世。
　　服饰史专家论述说："上承历代的冠服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的径道，所以唐代的冠服制度的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仅就帽子一项，便可看出隋唐服饰对后世究竟有多大影响。比如，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乌纱帽"，现已成为极普通的官位的同义语，其最初就由唐朝发明。隋朝以前，帝王戴白纱帽，接见大臣或宴请宾客，至唐才"实以乌纱为之"，改名为乌纱帽。以后到明朝成为品官"常服中所常戴"。至于女子装饰，如幂■，本是北方妇女秋冬盖蔽避免风沙侵袭的一种面纱或长帕，隋至初唐时风行于妇女中。到北宋时，幂■又复流行于民间。幂■帽饰还传往朝鲜，影片《春香传》中就曾戴有类似唐代幂■的装束。
　　唐朝的饮食风俗在我国整个文化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影响远及于后代。
　　唐朝的饮食加工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当时采用了西方传进来的水力碾硙，大大提高了麦稻磨成面粉米粉的产量，使中国的粉食曳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导致了粉食普及化。唐代后期，粉食的普及和点心式样的增多，和鳞次栉比的各种小吃店的出现，都与此有关。这在我国饮食习俗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其对后世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隋唐饮食文化发达，并对后世具有开创意义的，还有出现了一批饮食的专著，现存我国最早的两部食谱是隋朝谢枫的《食经》和唐朝韦巨源的《食谱》，他们是隋唐时期有名的美食家。韦巨源提倡的烧尾宴在当时十分有名。《汉书·艺文志》仅记《神农食经》一种，《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崔氏食经》等七种，到《旧唐书·经籍志》里则记载了《食目》、《淮南王食经》等近二十种。这样大量食经、食谱的出现，说明了隋唐饮食文化的发达和饮食习俗的丰富。唐时烧尾宴和曲江宴等大型宴会的经常举行，也说明了那时饮食行业的兴盛和饮食习俗的富丽多彩。自唐以后，我国苏、粤、川、鲁四大菜系的形成，应该是唐朝饮食文化为其打下的丰厚基础。
　　中国酒文化和茶文化，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两朵奇葩。中国茶文化和饮茶习俗的普及，在唐朝是一个关键时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陆羽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定局的开始，以后茶文化和茶习俗的发展都由《茶经》起源。自从唐朝以后，经过文人的诵咏宣扬提倡，饮茶风气很快在全国大行，北宋中期就成为老少官民僧俗咸宜的嗜好品了。唐代酒文化和酒习俗，对后世的影响，则可借用《中华酒典》的一段话："到了唐代，酒令已在社会上普遍盛行。。其花样翻新、门类之多，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此后经由宋、元、明、清各代，一直发展而盛行不衰"。酒令是酒文化综合的体现，说明唐时的饮酒风尚和习俗既普遍又高雅，著名诗人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都投入或参与到这种酒习俗和酒文化活动中去，促进这种风尚的日益风雅和富有情趣，因而经久不衰地传到后世。
　　隋唐时期的丧俗和婚俗，也有划时代的发展，对后世起着重要的开启作用。隋唐时期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的集大成时期"，自《开皇律》、《大业律》至《唐律疏议》，对各项婚姻法律条文都有具体规定。婚姻礼仪方面则有《开元礼》，把婚礼的若干细节都规定得很具体。丧葬习俗也发展到十分系统化的阶段，成为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许多前代的有关礼仪习俗，到唐代都被"系统化"和"程序化"。
　　隋唐五代习俗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最近一些中外学者都提出"汉文化圈"或"中国文化圈"的说法。不管对这个提法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历史事实却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周围的邻国较多地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周一良先生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到：从7　世纪初到9　世纪末，日本接受并仿效唐朝典章文物，达到近乎"全盘唐化"的程度。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昌盛繁荣的时期，社会习俗深刻地影响周边国家，促进他们社会的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先，中国的历法和姓氏制度，传到了邻邦日本。日本原来无所谓姓氏，只是到嵯峨天皇时候，弘仁六年（815　年）才制定出日本的姓氏，一共包括1182　氏。同时，日本仍有不少钦慕中国姓氏的文士改为汉名，如阿部仲麻吕改为晁衡，高岛秋帆改成高秋帆等。日本从推古天皇时（公元604　年）就采用中国历法，先后用过南朝的大明历和宣明历。日本还乐于接受唐朝重大节日盛典，奈良时代就和唐朝一样过元旦、端午节、七夕和重阳节等。晚唐时候，日本学者菅原道真把中国各种节日分类纂辑到《类聚国史》中去，每逢这些节日，都由政府举行宴会，聚集群臣，赋诗饮酒。
　　唐朝的饮食习俗也给予日本不小影响。日本学者石毛直道举例说："很久以前，中国人是坐在地上进餐的。吃饭时，按每人一份盛在餐具中，然后摆在类似日本的食案或西方的午餐托盘的饭桌上。这种饮食方法被朝鲜半岛和日本继承下来"①，可以说至今尚是如此。这种食案托盘就食的方式原来就是唐朝未改革前的就食方法。日本人善于用筷子吃饭，也是从中国学习的就餐方式。饮茶风尚和茶道，是日本人从唐朝学习的更为高雅的饮食文化。中国茶是隋朝或唐玄宗时候传入日本的，公元729　年，日本圣武天皇曾在宫廷举行大型茶会，向一百位僧人赐茶。但在日本种植茶树，由中国带回茶种，却是9　世纪初的日本高僧最澄。另一位高僧空海又在日本全面传播茶艺和饮茶习俗，饮茶风在日本流行开来。到12　世纪时，由于日本高僧荣西的提倡，日本式的"茶道"终于成熟起来，成为世界性的一种高雅文化。
　　除此而外，隋唐五代时期各种习俗，给日本以久远影响的，还有城市的建筑（如平城京的仿造于长安），尤其是围棋在唐时中日间的交流，对双方棋艺都有很大提高。有一名华裔日本高僧辨正，还和中国的风流皇帝唐明皇下过几盘棋，受到皇帝的眷顾。马毬和足球（蹴鞠）也是从唐朝时传到日本，给嵯峨天皇和主持革新的日本政治家中臣镰子等莫大的乐趣，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唐朝的习俗，对我国近邻朝鲜和越南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国的重要书写工具纸张早在公元7　世纪就传到朝鲜，很快改善了朝鲜人民的文化传播条件，而且朝鲜自己制作的高丽纸不久就驰名世界，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
　　①　中山时子：《中国饮食文化》第12　页。
　　中国的墓碑制度也在南朝至唐传到朝鲜。公元642　年（贞观年间）朝鲜百济王的一方碑文，刻着中国六朝式的四六骈骊体，和唐朝碑文如出一格。7　世纪后期，新罗统一后的几座王陵，建陵风格和墓前的石人、石兽制，也大略同于唐朝，说明受到唐朝葬俗的很深影响。唐朝的饮茶习俗和茶文化，也传入统一后的新罗。后来，茶文化在朝鲜形成为著名的"茶礼"。
　　隋唐习俗，还传到中亚、西亚和西方各国。如茶文化传到土耳其，十五柱球戏传到东罗马等等，都对世界文明起了积极影响。
　　我国的习俗是中国传统的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隋唐的五色斑斓的各种习俗，也是我国文化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书把隋唐五代时期习俗的特点、内容、表现形式和对中国社会以及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搜集整理编辑成册，只是初步的尝试，本意希望引起对我国文明史这项内容的重视，并亟待指正，以期能使这部书稿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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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47/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科技史
　　本卷提要
　　公元581　年至960　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隋唐五代的更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这一历史阶段步入了鼎盛时期。
　　本卷以隋唐五代的科技发明和重大成果、科技人物和科技著作为主，兼及对中国科技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影响，运用史论结合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深入论述隋唐五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及其创造过程，并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存在的社会功能，揭示那些灿烂辉煌的科技成果的产生原因及其发展规律。
　　通过对隋唐五代科技成果的论述，可以看出：隋唐建国初期较为良好的社会条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创造热情，他们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悠久丰富的科技文化遗产，科技水平领先于世界，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一、隋唐五代科技史概述隋唐五代的科学技术，是隋唐五代文化结构中的重要部类之一。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唐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远远地超过欧洲而居于世界前列。
　　（一）隋唐五代科技发展的前缘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度里，聚集着勤劳智慧的各族儿女。他们在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谱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光辉篇章。
　　古代的哲学思想非常活跃，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人才辈出，风采各异。其代表人物有老聃、墨翟、庄周、荀卿、孔丘、孟轲等，后来还有韩非子、淮南子、董仲舒、玄奘、韩愈等。他们的观点和学说，形成了当时封建制度循序发展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的史学研究也取得了伟大成就，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修《左传》、司马迁著《史记》、班固编《汉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等重要史学创作，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规范体系。古代的军事科学更是名闻遐迩，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和战国时期孙膑的《孙膑兵法》，都是世界军事科学上的经典著作，而杰出的军事人才更加难以胜数了。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当于欧洲的希腊雅典时期。这一时期，世界的科技发展处于多中心时代。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等各种文化争相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中古时期，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国的文化相继衰落，而中国文化仍在蓬勃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于唐宋时期达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二）隋唐五代的科技发展概况公元581　年，隋文帝杨坚建立政权，结束了南北朝近300　年的分裂局面。杨坚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他果断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施了改革，迅速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社会意识形态也明显地趋于一致，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合流和中外交流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隋代的科学技术在建筑、数学、农学、水利、天文、地理等领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安济桥的落成、大兴城的兴建、大运河的开凿，充分显示出隋代在建筑科技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数学、农学、水利方面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宇图志》等方志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宝库。刘焯等天文学家对定朔法的改进，为其后一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公元618　年至907　年，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拥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水平。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对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著名数学家王孝通的《缉古算经》，是唐代数学发展上的杰出代表；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评述："在唐代，王孝通成功地解决了三次数学方程。"唐代的农学异常活跃，畲田、圩田技术广泛普及，壮秧技术和茶的栽培技术、植桑养蚕技术、园艺和畜牧业蓬勃发展，生产工具不断得到改进和有所创新。以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为代表，唐代的农学著作也空前繁荣，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科学作用。在地理学上，制图学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以高僧王玄策、玄奘法师和杜环等人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在域外地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窦叔蒙的《海涛志》，则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唐代的医药学成就更加突出，无论在医科划分、古医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病源症候学的成就上，还是被后人尊为医圣的杰出医药学家孙思邈，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建筑科学方面，无论是长安城的都城建筑体系及其建筑水平、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确立，还是高层砖塔建筑技术的成就，冶炼技术、采矿技术、造纸技术、雕版印刷技术、纺织印染技术和造船技术等重大的发明和成就，都对国际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代十国的劳动人民，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饱经战患，丧失了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仅在瓷器生产等个别领域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
　　（三）隋唐五代科技成果的基本内容第一，隋唐五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隋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运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的准确值高于欧洲；他还提出了测量子午线长度的设想，否定了"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唐王希明编辑而成的七字长歌《步天歌》广为流传，极大地促进了天文知识的普及。唐代徐昂的《宣明历》，测得黄道和赤道交角为23°35′，与现代理论数值仅差0.5′左右。开元时期僧一行制订了《大衍历》，为后代历法家编历提供了固定的模式。一行还是实际测量子午线的创始人，并测得子午线每一度长为351.27　唐里。
　　第二，隋唐五代在数学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首先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这是数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把毕生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上，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作了《缉古算经》；在这部算经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唐高宗时，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人注释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缀术》。"十部算经"对古代数学成果的推广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还有名为《夏侯阳算经》的韩延算术，全书3　卷共83　个例题，多为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所常用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据史籍记载，这一时期的算学家，除了刘焯、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外，还有陈从远、龙受益、边刚、刘孝孙等人，他们都在数学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隋唐五代的农学特别发达，有着丰硕的成果。隋文帝采用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安定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务在农桑"、"时尚稼穑"和"勤于稼穑"的社会风尚。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精耕细作，整地保墒、扩展良田等农田管理技术取得了重大发展。当时，还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的技术问题。唐代出现的曲辕犁"起拨特易，牛乃省力"，在古代犁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的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陆羽编著的《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文化专著，对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制作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畜牧业方面，唐代采用引种杂交方法，开发出駃騠、骡等新畜种。其规模之大和成就之丰，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罕见，充分显示出古代牲畜育种科学的重大成就。李石编著的《司牧安骥集》，则是我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兽医大典。其他如隋代诸葛颖的《种植法》、周思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王旻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陆龟蒙的《耒耜经》、韩鄂的《四时纂要》等农学著作，使隋唐时期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农学研究盛况。
　　第四，隋唐五代的地理学成就突出，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方志的修著、制图学的丰富、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研究考察方面，都较之前代有着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隋大业年间，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并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如《区宇图志》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地志。唐王朝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造图经，当时有五十多个州修有图经。全国性的地志和图志也有新的发展，其中肖德言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贾耽的《古郡国道县四夷述》、孔述睿的《地理志》等，都很出色。隋炀帝时，裴矩奉命掌管西域贸易，将域内各国的地貌风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初唐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取法，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天宝年间，杜环在大食境内留居10　年，后撰有《经行记》；后晋天福三年，高居海撰写了《行记》。这些图志的涌现，不但使制图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且还填补了域外地理学方面的空白。此外，唐代的行政区划图、军事地图也有突破，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上的杰作。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至为重要。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海涛志》；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白居易的《海潮赋》，对于唐代在海陆变迁方面的认识作了生动的记载。对于黄河源头的考察，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都取得了科学的结论。
　　第五，隋唐五代的医学成就，至今仍盛传于世。隋朝名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记述了多种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反映出隋代的医药学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肠吻合、血管结扎、拔牙等外科手术，在整个世界是没有前例的。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毕生致力医学，被人们称为"药王"。他在唐高宗时编著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唐代的针灸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针灸挂图、图谱、灸疗专著大量增加，针灸疗法被正式列入国家的医学教育课程。此外，隋唐时期完善了医事制度，对医学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对医科也有了科学的划分，藏医和中外医药交流也空前发展，造就了一个医学上的辉煌时代。
　　第六，隋唐五代的水利事业成就显赫。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宏大的规模和高超的设计水平而载入史册。涪陵鱼石则是我国最早的"水位站"。唐代的引黄灌溉和关中平原灌溉系统的修复和改造，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等重大课题，为人类的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七，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主持修建的大兴城及洛阳城，唐代严密规划加以扩建的长安城，其设计思想合理，建筑规模宏大，皇宫、民居、坊里、市场、街道、水源、航运、绿化等各种功能均大大超越前代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州桥造型奇特、设计精巧，至今仍是桥梁建筑史上的光辉范例。广泛应用的木结构建筑技术体系和高层结构建筑技术体系，推动了古代建筑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第八，隋唐五代的物理学和化学，也有一定的成就。当时的科学家，对于声、光、热、磁等物理现象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唐代制作的金属鱼洗和龙洗盆，就是运用了固体振动在液体中的传播和干扰的原理，还掌握了消除共振和共鸣的知识和方法。唐代还掌握了人工制造和提取结晶硫酸钾的技术，对于彩虹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孔颖达关于"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的表述，揭示了彩虹产生的原理，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人工造虹的试验。在化学、化工方面，唐代的炼丹著作《太清石壁记》，记载着水银制造方法。炼丹家们在实验中，发现硫、硝和炭三种物质的结合，可以制成火药，这就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大约在晚唐时分，火药的配方转入军事家之手，这一技术的应用加速了火箭武器的出现。
　　第九，隋唐五代的瓷器生产盛况空前，其技术水平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隋代的青白瓷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他如黄、酱、绿等釉色的瓷器也很精美。唐代的制瓷技术飞跃发展，"千峰翠色"的越瓷、莹缜如玉的白瓷，都是凝结着高超技术的珍宝。那绝无仅有的"唐三彩"，其技术水平至今仍无以迄及。五代连年荒乱，但是勤劳智慧的陶瓷匠师却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第十，隋唐五代的手工业技术高度发达，影响深远。这一时期，无论是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还是生产技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金属冶炼、造纸、纺织、印染、造船技术的成就，都远远地高出世界各国的水平，而雕版印刷的出现，又是唐代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隋唐五代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在隋唐五代步入了鼎盛时期，那些出自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远远地领先于欧洲的水平，这就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首先，隋唐五代的科技成果，是这一时期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隋唐建国初期，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国家采取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在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朝廷完善了科举制度，对科技人才委以重任，各种学科纷纷成为官修的内容。这些开明的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潜能，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并且强烈地显现出这一时代特有的雄强伟大的豪迈气概。
　　盛唐所处的公元626　年至740　年前后，正是欧洲最黑暗的年代，封建领主进行着野蛮落后的统治。他们割据领土、频繁征战，国家政权十分软弱，教会乘机兴起，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垄断了文化知识，凡与教义不符的思想均被严禁，背离神学的书籍尽被焚烧，宗教裁判所操纵着生杀大权，科学发现被视为离经叛道，至高无上的神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致使中古时期的欧洲在科学技术上再无建树，无法和中国的隋唐帝国相提并论。
　　但在隋炀帝时期和"安史之乱"以后，封建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藩镇割据日益加剧，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环境，压抑着科技人才的出现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其次，隋唐五代的科技成果，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继承和创造。中国古代的官方哲学信奉"天人合一"，推行"政治伦理主义"，维系着奴隶制帝国和封建制帝国的统治和压迫，在较多的岁月里，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也坚信"人定胜天"，有着战天斗地的光辉业绩。隋唐五代的科学技术人才，全面继承前人的科技文化遗产，并且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例如，唐代的蚕桑染织技术，就是对商周以来的养蚕、植桑、织帛、印染技术的总结、继承和提高；而体系庞大的《十部算经》，则是对周代以来历代数学成果的整理和发展；唐代的采矿冶炼技术，则是建立在商周的青铜冶炼、春秋战国以来冶铁技术的基础之上；古老的天文学，为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又和汉代的造纸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火药的出现，又是道家们的一大贡献；而隋炀帝乘坐的巨大龙舟，其技术源流更为久远；规模宏伟的都城建筑，也凝结着殷商以来土木建筑的技术成果；隋唐那些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则是"大禹治水"以来水利科学知识的成功运用。。古老悠久的科技文明，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二、隋唐五代的天文历法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的天文历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唐政府设置太史局（或叫浑天监、司天台等），内置天文博士、历法博士、天文观生、历生等，掌管天文，制定历法。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天文学家，如刘焯、张胄玄、李淳风、僧一行、傅仁钧等。他们在总结前代天文历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不断创新。在天文测量、历法编纂、测量仪器的改进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定朔法的应用及历法的改进准确推算合朔的时刻，一直是历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南北朝以前，由于人们还不完全知道日、月的视运动是不均匀的，在历法中一直采用平朔法来确定合朔时刻，用平气来定节气。也就是说用一个朔望月的平均日数确定合朔时刻，这种方法因其所取的分数不是过大，就是过小，推算合朔发生的时刻不是提前就是推后，不能得到真正的合朔时刻。他们曾用调整分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日、月的运动速度是随时间不同而变化的，因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平气也是同样，他们根据一年太阳行一周天，每天太阳行一度，一年是365　度，认为每个节气日数也是相等的，推算出每气15.2　日。这样定出的节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产生不准的问题。公元1　世纪，天文学家发现了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曾提出用月亮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时刻，即定朔法，但都遭到非难。关于平朔、定朔的争论十分激烈，多次反复，延续了数百年。北齐张子信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了太阳的视运动也是不均匀的，提出"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隋书·天文志》）。这一发现对定朔法的应用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月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日期的定朔法应用势在必行。
　　刘焯（公元544-610　年），隋初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字士元，信都（今河北冀县）昌亭人。对数学和天文学有较深的造诣。"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hé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嵇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隋书·刘焯传》）。他针对当时张宾制定的《开皇历》仍循古蹈旧的问题，曾多次向隋文帝、炀帝上书，批评现行历法，要求改制新历，并于公元600　年编制了《皇极历》。他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皇极历》中，他第一次同时采用日行和月行速度的不均匀性理论，用以推算五星位置和日、月食起迄时刻及食分等。用定朔法代替平朔法，这在我国历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还采用定气的方法，来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令时刻。他推得春分、秋分离冬至各88　日之多，离夏至各93　日之多。尽管他给定的太阳运行快慢数值与实际不大相符，但一改过去的平气之说，是历法上的一大进步。对岁差的认识，也由于刘焯的努力，在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自转轴对黄道平面是倾斜的，地球赤道那里的突出部分受到日月等吸引而引起地轴绕黄极作缓慢的移动。大约2.6　万年移动一周，由此产生了岁差现象。冬至点在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　秒，就是71　年8　个月差1　度。按我国古代所用的度数，也就是70.64　年差1　度。自晋代虞喜（公元330　年前后）发现岁差，指出"使天为天，岁为岁"（《大衍历·历议》）后，岁差便在历法的计算上得到实际应用。祖冲之是第一个用它来改进历法的人，他实测得冬至点在斗15　度，认为不到100　年相差2　度，得出45　年11　个月相差1　度。刘焯在他的历法中使用75　年差1　度的的岁差数值，已大大接近实际数值，这在当时是很精密的。而当时的西方仍沿用100　年相差1　度的数值。刘焯在岁差问题上，还提出黄道岁差的概念。在他之前的历法给出的岁差值都是属于赤道岁差，是由冬至点（或夏至点）赤道宿度的变化求得的。为了精确推算日月五星的行度以得定气和定朔，他曾测定了28　宿的黄道度，并与东汉时代测定的数值进行比较，发觉其中有11　个宿的黄道度有了变化。他认识到这种变化是岁差引起的，曾指出："岁久差多，随术而变"（《隋书·律历志》）。就是说，为了精确推算当时日、月、五星离冬至点的黄道积度，不能根据过去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28　宿黄道度来归算。如果要推算过去或将来的行度，则必须先按岁差求得那时候的28　宿黄道度。一行的《大衍历》接受了刘焯推算黄道日度的原理。刘焯还在推算交食时第一次考虑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也就是在地球表面观测天体和在地心观测天体所产生的天体位置差，这在当时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当时因受到太史令张胄玄和张宾等人的排斥，未能施行，但他对天文历法学的贡献却没有埋没。
　　在唐代的289　年中，历法先后变更了8　次。《旧唐书·历志》的记载中，"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这确实是三部有价值的历法。
　　唐初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于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定朔法正式颁行的历法，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以后，因采用戊寅历出现连续4　个大月的情况，反对用定朔的历家认为这是不应有的现象，又改用平朔。至麟德二年（公元665　年），李淳风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改进，再用定朔，颁行了《麟德历》。《麟德历》对过去定时分"有章、蔀（bù音部，古代历法名词），有元、纪，有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新唐书·历志》）的情况加以统一，简化了计算过程。为避免连续出现几个大月或几个小月的情况，采用临时变通调整的方法，并在无中气的月分置闰月，在当时受到好评。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因《麟德历》所推算的日食不准，唐玄宗命僧一行重新造历。一行全面研究了我国历法的结构，并且参考了当时天竺国（印度）的历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编制了闻名中外的《大衍历》。一行是极为严谨的天文学家，他经过认真测量，得出冬至附近日行最快，所以二气之间的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最缓，所以二气之间的时间最长，指出了正确的日行快慢规律，纠正了刘焯的错误。他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6　个定气间共88.89　日，日行一象限；从春分到夏至6　个定气间共91.73　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根据明代授时历实测，从冬至到平春分前三日（定春分），日行一象限，需88.91日；从平春分前三日到夏至93.71　日，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相同。可见一行测量的数据是相当精确的。宋代科学家沈括曾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大衍历》从唐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　余年。唐时，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大衍历》带到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很大。《大衍历》共分7　篇：一，步中朔，即计算平朔望、平气；二，步发敛术，计算72　候；三，步日躔术，计算每天太阳的位置和运动；四，步月离术，计算月亮的位置和运动；五，步轨漏，计算每天见到天空的星象和昼夜时刻；六，步交会术，计算日月食；七，步五星术，计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在一行以前，历代编写历法，格式不一。自《大衍历》后，一直遵循这种格式，直到明末吸收西方历书的特点才有所改变。可见《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行也因此成为唐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　年），民间曾出现一种《符天历》，系天文学家曹士。。（wěi，音伪）所编。它以显庆五年（公元660　年）为历元，不用上元积年。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也即把数据化为十进小数，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也简便易行。但不为当时一般历官所重视，被贬称为"小历"，只在民间受到欢迎，曾流行于唐末、五代直到宋的好几百年之间。历法，本是封建统治权的象征之一，在我国古代一般是不许可各地颁行与中央不同的历法。但由于当时的藩镇割据，中央的历书已不能遍及全国，而人民的生产生活又必须有历书，这就为民间历书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二）一行及其对子午线的测定僧一行（公元683-727　年），魏州昌乐人，俗名张遂。从小刻苦好学，聪慧过人，"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旧唐书·一行传》）。因不愿结交权贵武三思而出家为僧，隐居于河南嵩山。出家之后，仍勤奋攻读，求师闻教，在天文、数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公元717　年，因当时行用的《麟德历》出现误差，被唐玄宗强召入京，令其"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一行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深入实际，大胆革新，在天文历法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把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隋唐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和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测天象的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二是在天文观测中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三是制定了沿用800　年之久的《大衍历》；四是组织在全国各地测量日影，客观上实施了对地球子午线的测定。这些都是旷世纪的工作，尤其是对地球子午线的测定，这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次。
　　我国古代的历法不但包括了年、月、日的安排，而且还包含了日、月食的预报，各个节气日的昼夜时刻长度等等。这些项目都跟观测地球的纬度有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　年），在一行的倡议下，唐政府派南宫说等人到全国13　个地方进行观测。观测的项目包括：这一地点的北极出地高度，冬至、夏至和春秋分日太阳在正南方向的时刻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人在今河南省的四个地点进行的一组最重要。他们除了测量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外，还测量了这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这四个地点是：白马、浚仪、扶沟和上蔡，它们的地理经度几乎完全相等，误差很小。一行根据这些地点实测所得的数据算出：从白马到上蔡，距离相差526　里270　步，（唐代尺度一步等于5　尺），夏至日表影的长度差2　寸挂零。这一次观测再一次证明古代流传的"南北地隔千里，影长差一寸"的说法是错误的。"千里一寸"的说法，早在公元442　年（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就被天文学家何承先所否定了。但是何承先却认为，影差一寸的任意两地，其间南北距离的差总是相等的。这个说法意味着地是平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隋代刘焯就曾否认这个说法，提出影差和南北距离差的比率不是常数，但他仅是估测，没有实测。一行根据南宫说等人的实测证实了刘焯、李淳风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概念，而代之以北极高度差1　度，南北距离差多少的概念。根据南宫说等人的实测，一行求出南北两地间距离相差351　里80　步，北极高度相差1　度。我国古制1　里等于300　步，一步等于5　尺，1　尺约合24.525　厘米，1　度等于365.2565-360　度。换算为现代单位，即为南北相距131.11　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　度。这实际就是测量地球子午线上1　度的长度。按现代测量的结果，在纬度35　度处，子午线1　度长为110.94　公里。一行所得的数据比现代测量的数字偏大20.17　公里，虽然误差大了一些，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最早关于子午线的测量，是伊斯兰教阿尔曼孟于814　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举行的，比我国实测晚了90　年。一行这次测量的地理范围，南到北纬17　度线的林邑（今越南中部一带），北到52　度线的铁勒回纥部（位于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喀拉和村遗址附近）。中经朗州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和蔚州横野军（今河北蔚县东北）等13　处。其规模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行生活在儒、佛、道等封建思想盛行的年代，又是一个僧人，尽管在他的思想中充塞了很多封建迷信的糟粕，但他力行实践，并尊重实践的结果，这是很可贵的。通过这次测量活动，他还初步认识到在很小范围有限的空间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不加分析地扩展到很大甚至是无限的空间去使用，这在我国科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正如他所说："古人所以恃句（gōu，勾的古字）股之术，谓其有征于近事。故未知目视不能远，浸成微分之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旧唐书·天文志》）。
　　一行组织的这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开创了我国通过实际测量认识地球的途径，把地球子午线的测量同地面距离结合起来，从中寻找出接近实际的变化规律。彻底推翻了千里差一寸，以地平推算宇宙半径的荒谬观点。从而为制订新的历法提供了较科学的依据，也为后来的大地天文测量提供了基础。一行这次测量的实践活动和数据成果，很可惜没有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根据浑天说中地球如鸡子的猜想，一行和他的同事们如果具有更大胆的精神，完全有可能推算出地球的大小了。由于受历史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目标过于放在数据的精确性方面，而没有把所得的材料从整体方面综合起来思考，没有去思考大地和日、月、星之间的确切关系和根本运动规律。而当时的哲学家们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性的事物方面，论述天人关系，即使是牵涉到宇宙和天的问题，他们也对天文学家的计算数据乃至新的发现不够注意。唐后期的刘禹锡（公元772-842　年）和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对天的问题很关心，分别写了《天论》和《天说》，但他们不过是从朴素的唯物论出发，指出天命论的错误，从没有考虑大地和日月星辰的结构问题，只把日月星辰的排列运行和山崩地裂等自然现象看成是与神和人事无关而已。但于天体结构则相去甚远，唯有一行在天文史上率先测知子午线这一伟大功勋，才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三）浑仪的改进与测天精度的提高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自汉以来，天文学家都以制造浑天仪为其首要任务，其制造技术不断改进提高。浑天仪制造技术的提高，也使测量天文常数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隋文帝时，耿询（字敦信，丹阳人）就曾改进、试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与天象密合。他还曾制作十分精巧的"马上刻漏，世称其妙"（《隋书·耿询传》）。
　　唐初李淳风鉴于当时北魏造的铁浑仪不够精密，因而立意改革，于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造了一架新型的浑天黄道铜仪。同时写了《法象志》一书7　卷，论述"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李淳风所造的浑仪在前人基础上作了重大改进，它吸收了北魏铁浑仪设有水准仪的优点，"下据准基，状如十字"。进一步把浑仪由两重改为三重，就是在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再安装一重三辰仪。李淳风把张衡浑天仪的外面一层，由地平圈、子午圈和赤道圈固定在一起的一层叫做六合仪，因为中国古时把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叫做六合。把里面能够旋转用来观测的四游环连同窥管，叫做四游仪。在这两层之间新加的三辰仪是由3　个相交的圆环构成。这3　个圆环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黄道环用来表示太阳的位置，白道环用来表示月亮的位置，赤道环用来表示恒星的位置。古时把日、月、星叫做三辰，所以称之为三辰仪。三辰仪可以绕着极轴在六合仪里旋转；而观测用的四游仪又可以在三辰仪里旋转。这样就可直接用来观测日、月、星辰在各自轨道上的视运动。由于黄白交点在黄道上有较快的移动，李淳风在黄道环上打了249　个小洞眼，每过一个交点月，就把白道环移过一对洞眼，较好地解决了实际的需要。浑天仪用三层，是从李淳风开始的。经这样改进后，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能测定。
　　李淳风黄道浑仪的研制成功，是对天体产生新认识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古代在天文学研究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行在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接受修订新历后，提出直接观测太阳视运动的要求。但当时由于李淳风的黄道浑仪亡佚，"官无黄道游仪，无由测候"。一行和另一位天文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铜浑天仪是在汉朝浑天仪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的。一行为了使铜浑天仪能自己转动，应用了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一个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水力运转仪器反映天体现象。其中还安装有自动报时器，"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旧唐书·天文志》）。整个位置构思精巧，结构精细，在天文钟的发明制作和机械工艺史上都是一个大创造。
　　黄道游仪是在李淳风黄道浑仪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先是用木试制，后用铜铁浇铸。铜游仪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　年）造成，唐玄宗"亲为制铭，置于灵台以考星度"。黄道游仪制作时，在赤道环和黄道环上每隔一度都打上洞，使黄道环也可以沿赤道环转动，白道环也可以沿黄道环移动，成为"动合天运，简而易从"的天文观测仪器。
　　由于天文仪器的改进和人们艰苦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天文测量和天象记录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天文常数的测量精度也进一步提高。如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公元608　年），在五星位置的推算上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其中火星误差最大，为0.011　日，木星和土星的误差均为0.002　日（2.88　分），水星仅差0.001　日（1.44　分），而金星则达到密合的程度。又如这一时期的十余种历法中所用交月点的长度同理论推算值之间的差异，绝大多数均在1　秒以下。近月点长度值的误差为1.5　秒左右，达到了历法史上精确度的高峰。关于交食周期的数值，也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郭献之的《五纪历》（公元726　年）中采用716　个朔望月122　次食季的交食周期，这同19　世纪末西方的所谓纽康（Newcomb，Simon，美，1835-1909年）周期是相等的。以后边冈的《崇玄历》（公元893　年）使用了3087　个朔望月有526　食季的交食周期，由此推算得交食年的长度为346.6195412　日，这同理论推算值仅有14　秒的误差。再如徐昂的《宣明历》（公元822　年）所用的黄赤交角值为23°34′55″，仅比理论值小37″。
　　一行用他制造的仪器在唐开元十二至十三年（公元724-725　年），重新测定150　余颗恒星的位置，同时也测量了二十八宿距离北极的度数，经过他们的测量，发现与前代测量的数据有很大差异，从而推断出恒星在天体上的位置也在缓慢地移动，并不象古人认为恒星位置是永恒不动。早在唐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　年），李淳风为修《麟德历》而进行的观测中，就已发现了二十八宿距星间的距度有变化，但他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保守。而一行则在自己的历法中革除了沿用几百年的陈旧数据，改用自己测定的数据。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第一次。1718　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测量恒星的黄道度和古希腊不同，提出恒星移动的理论，这已比一行的观测结论晚近1000　年了。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星图上标有1350　颗星，是当今世界上留存星数最多而又最古老的星图。这份绘于8　世纪初的星图，从12　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的位置，分12　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星，用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图上。据分析它可能是更早星图的抄本，但也表明了我国古代测天成就达到相当高的高度。敦煌星图于1907　年被英国人斯坦因带走，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内。
　　在天象记录方面，也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如唐代对彗星的记载：仪凤元年（公元676　年）7　月丁亥，"有彗星于东井，指北河，长三尺余。东北行，光芒益盛，长三丈，扫中台，指文昌"。记录的不仅形象逼真，而且位置准确。《新唐书·天文志》中还记录有彗星分裂的现象，如唐"乾宁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间，乍合乍离，相随东行，状如■（dǒu，今简作"斗"），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记录的非常细致。
　　由于这个时期天文科学的发展，天文知识的普及也出现繁荣的局面。唐初王希明所作的《步天歌》，以七字一句的诗歌形式专门介绍陈卓星图中283个星官，1464　个星辰的知识。它把全天分为31　个天区，即后世流传的所谓"三垣二十八宿"的分区法。这种对星空的区分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也是《步天歌》的创造。每个天区绘有星图，配上诗句，便于人们对照和背诵，是一部普及天文知识的优秀著作，对古代普及天文学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三、隋唐五代的数学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日趋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长足发展，加之编制新的历法，开筑大运河和城市大规模建设等的需要，促进了这一时期数学的发展。出现了王孝通的《缉古算经》这样有成就的著作和刘焯、僧一行等人在天文历法计算方面的突破。另外在数学教育的开展、数学知识的普及和计算技术的改进等方面也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这些为后来宋、元时期的数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数学教育的开展和"十部算经"的注释隋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家对数学教育的重视。隋代在国子监中设置算学，置博士2　人，助教2　人，学生80　人，开展数学教育。并在科举考试中设立了明算科。由国家创办数学教育，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唐朝建立后，继承隋朝制度。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大收天下儒士"，"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唐在国子监设置算学馆，计有"博士2　人，助教1　人，学生30　人。"据《唐六典》记载，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主要学习"十部算经"。"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并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算》。学习期限规定："《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辑古》三年"。考试也分科举行，计《九章》三帖，《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等七部各一帖，谓之一组。又一组为《缀术》七帖，《缉古》三帖。显庆三年（公元658　年），高宗李治"诏以书、算、明经，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唐会典》卷65）。废算学馆并把博士以下人员并入太史局。至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在国子监重设算学。另外唐在地方还设有都督府、州、县学，并允许私人办学，各种学校除必学儒学经典外，还学习各种专业。唐中叶，国子监有学生8000　多人，地方州县学生达60000　多人，均有算学课程设置，可见唐代数学教育的兴盛情况。
　　在国家重视教育的同时，隋唐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整理工作，曾先后大规模地组织人力抄写、整理前代散失的著作。为满足数学教育的需要，唐高宗时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注释十部算经，作为国学教科书。
　　李淳风，岐州雍人（今陕西凤翔），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唐高宗时任太史令。现在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一页上都题"唐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注释"。这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其中除王孝通的《缉古算经》是初唐作品外，其余都是以前的作品。这些著作，过去由于传抄不一，注述庞杂，错误较多。经李淳风等人认真校对，一一整理，对其中错误予以澄清。如传本《周髀》，有赵爽注，甄鸾重述，李淳风根据实际观测，修正了经文和他们注释的错误。指出《周髀》以"地差千里，影差一寸"的假定作为算法的根据，是脱离实际的。赵爽用等差极数插直法推算24　节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结果。甄鸾对赵爽的"句股圆方图说"多有误解等等。又如《海岛算经》原本是刘徽附于《九章算术》之后的"重差"一卷，原著解题方法文字概括不易理解。李淳风等详细指明了解题中的演算步骤等。这些都为当时及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正是由于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又经政府规定为教科书，才使这10　部算经得以流传至今。但是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工作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错误，如没有认识到刘徽割圆术的意义，甚至轻视刘徽的发现，这是不对的。也有的注解质量并不是很高。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件古代数学的总结工作，对推动数学教育的开展和数学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数学教育的开展和数学知识的普及，无疑对当时的社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许多令世人皆叹的宏伟壮丽工程和精妙绝伦的制造技术，这些都与数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是分不开的。
　　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支配，统治阶级对经史治国的过分依赖，历代帝王不会把数学教育提高到应有的地位，随着封建统治内部矛盾的加深，对数学的重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唐时国子监原有算学学生30　人，至天宝以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贞元前后（约公元800　年）六馆已亡其三。至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更定员额，西京书算馆各10　人，东都算馆仅2　人而已。而且算学学生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微，国子监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算学博士的官阶是从九品下，所以杜佑的《通典》中说："士族所趋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这种"明经至上"的封建教育机制，不但未能使算学得到应有的支持，反倒成为算学发展的桎梏。大约至晚唐，明算科的考试便早已停止。（二）王孝通和《缉古算经》王孝通，唐代初期数学家。由于资料所限，其籍贯身世、生卒年代都不可详考。根据《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唐会要》的记载，王孝通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在天文历算方面造诣很深。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23　年前后）担任算学博士，奉命与吏部郎中祖孝孙校勘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提出异议30　余条，被提升为太史丞。
　　王孝通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方面。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作了《缉古算术》。后因被列为10　部算经之一，改称为《缉古算经》。在这部书中，王孝通第一次提出并解决了开带从立方法，即求三次方程的正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开带从立方的算书，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是一个突破。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曾这样描述："在唐代（公元7　世纪），王孝通成功地解决了三次数学方程"，"在欧洲，斐波那契（公元13　世纪）是第一个提出王孝通那类问题的解法的人。有理由认为，他可能是受到东亚来源的影响"。
　　《缉古算经》全书二十问，第一问是有关天文历法的计算问题，可用算术解答。第二至十四问是立体问题，是以三次方程解答的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问是勾股问题，是以三或四次方程解答的问题。全书每问之后都有术文，说明方程各项系数的解法，在一些重要术文之后，都有王孝通的自注。注文一般是说明立术或建立方程的理论根据及运算过程。如书中第二问为："假令太史造仰观台，上广袤少，下广袤多。上下广差二丈，上下袤差四丈，上广袤差三丈，高多上广一十一丈。甲县差一千四百一十八人，乙县差三千二百二十二人，夏程人功常积七十五尺，限五日役台毕。羡道从台南面起，上广多下广一丈二尺，少袤一百四尺，高多袤四丈。甲县一十三乡，乙县四十三乡，每乡别均赋常积六千三百尺，限一日役羡道毕。二县差到人共造仰观台，二县乡人共造羡道，皆从先给甲县，以次与乙县。台自下基给高，道自初登给袤。问台道广、高、袤及县别给高、广、袤，各几何"。
　　关于仰观台和羡道的计算方法，王孝通给出四种计算方法。第一术是求仰观台高、广、袤术；第二术是均给积尺受广袤术；第三术是求羡道广、袤、高术；第四术是求羡道均给积尺，甲县受广、袤术。其中第二术术文为："以程功尺数乘乙县人，又以限日乘之，为乙积。三因之，又以高幂乘之，以上下广差乘袤差而一，为实。又以台高乘上广，广差而一，为上广之高。又以台高乘上袤，袤差而一，为上袤之高。又以上广之高乘上袤之高，三之为方法。又并二高，三之，二而一，为廉法，从。开立方除之，即乙高。以减本高，余，即甲高。此是从下给台甲高。又以广差乘乙高，如本高而一，所得，加上广，即甲上广。又以袤差乘乙高，如本高而一，所得，加上袤，即甲上袤。其甲上广、袤即乙下广、袤。台上广、袤即乙上广、袤。其后求广、袤，有增损者，皆放此"。术文之后，王孝通自注为："此应三因乙积，台高再乘，上下广差乘袤差而一。又以台高乘上广，广差而一，为上广之高。又以台高乘上袤，袤差而一，为上袤之高。以上广之高乘上袤之高为小幂二。乘下袤之高为中幂一。凡下袤、下广之高即是截高与上袤，上广之高相连并数。然此中幂定有小幂一，又有上广之高乘截高为幂一。又下广之高乘下袤之高为大幂二。乘上袤之高为中幂一。其大幂之中又有小幂一，复有上广、上袤之高各乘截高为幂各一，又截高自乘为幂一。其中幂之内有小幂一，又有上袤之高乘截高为幂一。然则截高自相乘为幂二，小幂六。又上广上袤之高各三以乘截高为幂六。令皆半之，故以三乘小幂。又上广上袤之高各三，今但半之，各得一又二分之一，故三之二而一。诸幂乘截高为积尺"。
　　根据术文，例为现代方程式，即为：333222 3Bhc a d bhac ahbd bhhac ahbd bh h x x x（　）（　）（　）－　－＝－　－＋－＋－＋·　·　·关于王孝通写作《缉古算经》的目的，他在《上缉古算术表》（约公元626　年）中称："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欹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昼思夜想，临书浩叹，恐一旦瞑目；将来莫睹，遂于平地之余，续狭斜之法，凡二十术，名曰《缉古》"。可以看出，王孝通是依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编造了一些立方体积问题，用于解决一些土木工程的计算问题。他建立的三、四次方程及其解法，虽然依据几何的性质，只限于正解，但在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史方面仍不失为辉煌的成就。就当时已有的数学水平而言，如何列出合乎题解需要的三次方程，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直到宋元时期的"天元术"出现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三）二次内插法的建立公元206　年，刘洪在《乾象历》中首次提出一次内插法后，三国时期的杨伟，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祖冲之都是用一次内插法来计算日行度数。由于日、月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用一次内插法所行的结果与实际误差很大。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天文学家又发现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因而要求有更精确的计算方法来推算日、月及五星运行度数。
　　公元600　年，隋代的天文学家刘焯在制定《皇极历》时，首先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这是我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刘洪应用的一次内插公式为：f（n＋s）＝f（n）＋s△［其中△是一级差分＝f（n＋1）－f（n）］。而刘焯的二次内插公式就比刘洪的一次内插公式精密的多。刘焯的二次内插公式为：f nl s f nlsls sls f nl f nlf nl l f n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DD D D DDD1 21 222 1 2221 20 1 1 12 1求太阳的视行度数时，l　是一节气的时间；求月行度数时，l　为一日的时间。利用这一公式计算所得到的历法精度大大提高。但是由于节气l　实际上不是按等间距变化，日、月、五星也不是作等加速运动，因此仍然存在缺点。为了提高历法的精确度，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在公元727　年，创立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不等间距二次内差公式为：f t s f t sl lsl lsl l l ll l s L（　）　（　）（　）（　）（　）（　，　）＋　＝　＋＋＋＋　－－＋－　1　＜D D D DD D1 21 2112221 211221 2当l1＝l2　时，和刘焯的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相同。一行较好地解决了与实际较大误差问题，利用这个公式编制的《大衍历》在推算日、月、五星运行度数方面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也使我国的天文历算大大走在世界的前列。晚唐时的徐昂在公元822　年制定《宣明历》时，所用的内插公式比一行的公式形式更为简单。
　　二次内插法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天文历算学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四）数学计算技术的改进这一时期数学的进步，还表现在计算技术的改进方面。
　　从李淳风等注释10　部算经（公元656　年）以后，到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1247　年）以前，这592　年中唐宋人的数学著作，现在都没有传本。只有一本韩延的算术书，因被冠于《夏侯阳算经》之名得以流传下来，从而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韩延算书》约成书于公元774　年前后，全书3　卷共计83　个例题，除少部分例题和《五曹算经》、《孙子算经》相同外，其它都是结合当时的实际需要，为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提供适用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算学家，除已介绍的刘焯、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等人外，还有陈从远、龙受益、边刚、刘孝孙等人。据《宋史·律历志》记载："唐试右千牛卫，胄曹参军陈从远著《得一算经》，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南宋王应麟《玉海》称："江本撰《三位乘除一位算法》二卷，又以一位因折进退，作《一位算术》九篇，颇为简约"。元代胡省三据《新唐书·历志》注《通鉴》称"刚（边刚）用算巧，能驰骋反覆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元人（公元785-804　年）龙受益《算法》二卷"。《宋史·艺文志》记录：龙受益著有《算法》二卷，《求一算术化零歌》一卷，《算范要诀》二卷。虽然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但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实用算术有了很大发展，人们积极从事计算技术的改进，在简化筹算乘除的演算手续，减轻数字计算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古代的筹算乘除法都要排列上、中、下三层算筹。乘法，列乘数于上、下层，乘积列于中层。除法列被除数于中层，除数于下层，商数列于上层。演算手续相当繁重。唐代劳动人民为了简化演算手续，想尽方法使乘除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在韩延算术中就有许多设法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乘除的例子，如"课租庸调"章"求有闰年每丁（庸调）布二端（1　端＝5　丈）二丈二尺五寸法：置丁数七而七之，退一等，折半"。如果设该地区丁数是α，每丁应纳庸调布为2.45　端，α丁共纳端数为α×2.45，韩延算法采用α×7×7÷10÷2　代替α×2.45，就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了。又如当时兴起的"得一算法"或叫"求一算法"，当乘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加法"来代乘，除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减法"来代除。对乘除的第一位数码不是1　时，把乘数或除数加倍或折半，使它的第一位数码变成1，同时对被乘数或被除数作相应的变化，然后用"加法"或"减法"代替乘或除，从而化简乘除的运算工作，并使之能在一个横列里演算。
　　除此之外，在十进小数的推广应用方面，也有了一定进展。古人记数，碰到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通常用分数表示。虽然，汉代的刘徽在他的《九章算术》少广章注中曾主张用一位或多位十进小数表示无理数平方根或立方根的奇零部分，但这个超时代的宝贵意见并没有被一般数学工作者采纳。而且它的推广应用还很迂回曲折和缓慢。唐中宗时，太史丞南宫说撰《神龙历法》（公元705　年），创用百进小数来记数据的奇零部分，以1　日为100"余"，1"余"为100"奇"。如"期周365　日，余24，奇48"就是一回归年为365.2448日。"月法29　日，余53，奇6"就是一朔望月为29.5306　日。唐代宗时，韩延算术将一文以下的钱币单位用十进位推广到分、厘、毫、丝、忽五位，这些都是明显的进步。
　　四、隋唐五代的农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作为封建经济之本的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劳动人民在继承前代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就基础上，不断地总结农业生产实际经验，丰富农作物的栽培品种和技术，逐步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体系。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在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又由于战乱遭受很大破坏。南方经济却相对得到迅速的发展，以南方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发展为主，构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特色。不论是在精耕细作方面，还是在农田机具的改进创新、各种作物的栽培技艺等方面，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进步，把我国古代发达的农业技术又向前推进一步。
　　（一）畬田的出现和圩田的扩大畬（shē奢）田，是指焚烧田地里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种方法。隋唐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农业政策，又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lěisì音垒四，古农具名）亦满"（《元次山集·向进士第三》）的局面。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原有的耕地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人们便向山地开荒，畬田出现了。
　　关于畬田的记载，在唐人的诗词中多有反映，如杜甫有"斫畬应费日"
　　（《杜诗分类集注》卷七）这句；元稹有"田仰畬刀少用牛"及"田畴付火罢耘耕"（《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一）之句；白居易有"灰种畬田粟"、"春畬烟勃勃"（《白氏长庆集》卷十、卷十九）之句；刘禹锡有"照山畬火动"，"火种开山背"（《梦得集》卷三、卷八）之句等等。说明当时开垦畬田已十分普遍。
　　畬田，也就是烧榛种田。其造田方法是，在初春时斫木；在雨季前用火焚烧斫下的草木，借其灰作肥料，而后乘热土下种，播粟、麦于灰中，雨后即滋生，不用耘锄，即可丰收。经过3　年后，土壤肥力耗尽，不能耕种，再让草木萌发，逐渐恢复地力，别烧旁山草木之地进行种植。
　　畬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农业开始向山地丘陵发展，是农业上山记录的开始，同时也是运用了草木灰可以肥禾麦的生产经验。"无灰不种麦"的农谚也一直流传到现在。
　　圩田，是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从治水中得到启发，利用堤防来治洼地。但那时不过是用筑土堤来挡水，后来的圩田已经发展成为利用堤岸、涵闸、沟渠建成相应的水利灌溉工程保护耕地。这种圩田，在唐中叶以前，发展比较缓慢，中唐以后才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到了五代时期的吴越（公元907　年-960　年）发展规模较大，据记载："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民美利"（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上》）。唐代在浙西还设有营田司负责堤防堰闸之事，每年派人巡查江河湖道，清理淤浅，有效地保证了圩田的开发利用。圩田的开发有效地解决了南方河滩湖泊淤地的利用问题，为农业丰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水田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先进生产工具的传入和当地生产经验的积累，水田生产工具也有了改进和创新。
　　在耕作工具上，出现了江东犁、水田耙等。
　　长江流域原来使用的耕犁是直辕的，这一时期改成了曲辕，由于它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得到应用和推广，又被称作江东犁。据唐代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记载，这种犁是由十一个用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全长约4　米，犁长40　厘米，宽20　厘米；犁壁长、宽都是33.3　厘米；犁底长133.2　厘米，宽13.3　厘米；犁辕长3　米。和过去的直辕犁相比，有了以下改进：（1）犁辕短曲，操作时灵巧省力；（2）增加了犁评，可以调节耕地的深浅；（3）犁梢与犁底分开，可以根据犁梢摆动的幅度，调节耕垡（fá音伐，耕地翻土）的宽度；（4）犁辕前面有能转动的犁槃（pán　同盘），便于耕畜牵引时犁身能自由摆动或改换方向；（5）犁壁竖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这种犁的出现是我国耕犁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古代耕犁的制造技术已臻于成熟。其调节深浅、宽窄的工作原理，直到今天的机引铧式犁还在采用，其形体和结构与今天的中式犁差不了多少。江东犁的出现，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耕地质量都起了重大作用。这种犁18　世纪时传入欧洲，对欧洲近代犁的改进也发生了重大影响。除犁外，还有一种新的整地工具铁塔在这时出现，用它掘土，比牛耕还深些，很适合缺牛少耙的小农使用。
　　除耕犁和铁塔外，唐代还有两种平整土地的农具在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有所记载，一是叫耙，用来破碎土块，平整地面，镇压除草之用，形同北方的旱地耙，很可能是北方旱地耙演变而来。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讲："耕而后耙，渠疏之义，散拨去芟（shān　音山，草名）者焉"。二是叫砺译（
　　é音译。）和碌碡，均为镇压器，用以敲碎土块，碎土松土用。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说："爬（耙）而后有砺焉，自爬（耙）至砺■皆有齿，碌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由于碌碡和砺■打混泥浆的质量不是很高，到了宋代就被耖所替代，耖是一种上有横柄，下有列齿的水田农具，具有"疏通田泥"的作用。从而，水田的土壤耕作就形成了耕-耙-耖一套技术措施，这是南方水田生产精耕细作化的又一个标志。
　　排灌工具这时也有很大发展，除普遍使用前代的辘轳、翻车之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筒车和井车。
　　筒车，是一种借助水力，转动车轮，取水灌田的工具。唐代陈廷章写过一篇《水轮赋》，描述它的运转情况及功能，刘禹锡在《汲机记》中也叙述河岸住宅，利用它汲水以供灌溉的情况。《杜诗镜铨》引李寔（shì今写作是）注释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傅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这种巧妙利用水力，解决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的意义。唐王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曾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百姓，以供灌溉之用。
　　井车，属于平地灌溉的工具，在井上使用。唐代刘禹锡在《何处春深好》一诗中说："接比栽篱槿，咿哑转井车"，不仅提到井车，还描写了井车运转的声音。井车实际上是辘轳的发展，它由许多水斗组成一条汲水长链，装在一个大的立齿轮上，立齿轮与另一个齿轮相啮合，由动力推动齿轮旋转，井水就会源源不断提取上来。
　　（三）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形成水稻育秧移栽的历史很早，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就有"五月可别稻及蓝"，别稻，就是移栽水稻，但当时是指北方陆稻移秧栽培。唐中叶以后，由于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收入越来越依赖于南方。随着对米谷需求量的增大，为了提高稻谷单位面积的产量，在北方陆稻育秧栽培技术的启发下，南方开　始推广和设置秧田，从直接播种于大田，变为先播种于秧田，再移栽于大田，这是农业技术的一项进步。这项技术一是能达到节约用水，扩大栽培面积的目的。二是便于管理，便于壮秧技术的使用，从而达到丰产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后来形成的二熟制更是重要的技术措施。当时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可见设置秧田、育秧移栽的一些情况。如杜诗的"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描写四川育秧移栽的情况。白居易的诗句"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难锄"描写江州和杭州等地的生产情况。足见育秧移苗生产技术的推广已很普遍。
　　由于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使用，原有的水稻整地、施肥、中耕、除草、排水、灌溉措施都有了变动。在整地方面，由于移栽的关系，都经过水整，秧田、稻田已经作畦作埂，使土壤平整成块，便于下种及移栽。尤其是秧田，开始总结出一些壮秧技术。例如，接种要"先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种，即万不失一"。播种过早，秧苗会受寒潮伤害，冻害秧苗，造成烂秧。播种晚了，耽了农时，也育不成壮秧。秧田水层管理，要保持往来活水，避免冷水死水；秧田面积也不宜过大，以免水层深浅不匀，管理不便；水层也不能太深或过浅，深了浸没苗心，秧苗容易萎黄。浅了，泥皮容易晒干发硬，秧苗不能很好生长。施肥要用发酵腐熟后的肥料，不能用生肥，因为"生者立见损坏"等等。
　　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为农业的丰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秧田虽然在南方已经建立，但大都为一熟的粳稻，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在一些温暖的地方虽已出现，但真正形成和推广还是在宋代以后。
　　（四）南方蚕桑业的普及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在农业生产各部门中，蚕桑业是仅次于粮食作物的生产部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2000　年，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技术，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形成了十分发达的蚕桑业，其发展规模也很大，丝织品不仅满足国内富裕阶层人民的需要，而且大量用作朝廷馈赠佳品，并且远销世界各地，使中国成为有名的"丝国"。
　　唐中吐以前，我国的蚕桑业主要在黄河流域，以河南为最，河北次之，四川、淮南、江南更次之。当时每户配给50　株桑树种植的任务，据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统计，全国农户约有800　万户，应有桑树4　亿多株，约生产丝500　余万斤，生产规模是很大的。在桑树的栽培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运用营养繁殖的压条法解决种苗的大量供应问题。在播种育苗方面，已经比较细致地运用选椹、畦种、育苗、移栽、截条、剪枝等技术措施，对采叶的时间、数量和部位也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培育出桑树的不同品种。但那时的南方，仍以种麻为主，以生产麻葛布著名，虽有少数蚕桑区，但技术和数量远不及北方。公元756　年以后，北方由于部落叛乱和长期不断的军阀混战，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农桑多废，促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取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意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
　　由于北方的技术传入南方，加之丝织物绢、帛、绫等需要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南方种桑养蚕业的发展。在普及的基础上，南方的蚕桑业很快超过北方。公元893-978　年，南方丝织业发达的浙江地区，有时一次输出绫、罗、锦、绮达28　万余匹，色绢79.7　万余匹。不发达的福建地区对外输出锦、绮、罗也有3000　匹。晚唐以后，机织手工业开始脱离蚕桑业而独立，使绢帛的生产量大大增加。绢帛生产量的增加，需要扩大蚕桑业的种植面积和提高种植技术，为提高每亩桑园的产量，开始育成了叶肉厚、花椹少、树体生长快的湖桑品种，并开始运用嫁接技术培育桑苗，采用剪定方式控制桑树的生长期等等。南方蚕桑业的发展，一直到了今天。
　　（五）茶的种植和栽培技术我国是茶的发祥地，茶树的发现和利用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起初茶是被利用作药用，写作"荼"字。唐以后才改名为"茶"。茶字最早见于《唐本草》（公元659　年），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成了茶字。茶树生育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温暖和湿润的气候，因此茶树适宜于生长在南方，而不宜于北方。在唐以前，饮茶还是北方少数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事情，还没有成为民间的普遍饮料，产量也不很大。到了唐朝，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的富足，饮茶之风逐渐兴起，茶叶的生产和加工，也逐渐成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一个重要部门，至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开始建立茶税制度，茶税便成为国家一项重要赋税来源。茶叶的产量不仅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而且还源源不断输往西亚和非洲。
　　这一时期茶树的栽培技术，根据唐代陆羽的《茶经》和《四时纂要》记载，主要有：（1）选择丘陵地。茶树的种植宜选择丘陵地并且南向或东南向的斜坡，以利阳光照射。由于茶树幼苗怕强烈光照，还须有林木为其遮荫。即所谓"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陆羽《茶经》）。
　　（2）选择土壤。《茶经》说："（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所谓"烂石"是指岩石风化不久而形成的土壤，排水良好，持水率高，通气孔多，营养丰富。这种土壤使茶树生长良好，制茶品质最佳。黄土的土质粘重，肥分贫瘠，茶树生长不茂，制茶品质最差，至今茶农还称黄土为"死黄泥"。
　　（3）依法种植。种植方法形似种瓜，据《四时纂要》记载："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
　　hǔ音煮，砍），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题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即采用"丛植"，先挖一穴，每穴播茶籽若干粒，丛间距离视气候温度，土地肥沃以及丛本数多少来定。当茶苗出土后，选适当时间进行间苗、除草、灌溉、施肥、修剪、整枝等。
　　（4）适时采摘。《茶经》上说：生长的茶树"三岁可采"。采茶在二、三、四月之间，生长在"烂石"沃土的肥芽，长到四、五寸长，早晨带露水采。生长在薄瘠土的瘦芽，长出三枝、四枝、五枝后，选择最好的中枝采，并且规定"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对种子的收藏，《四时纂要》中也记载："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伴，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说明对茶树的栽培和采摘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其中沙藏催芽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在制茶技术方面，唐代发明了"蒸青"制法，把古老的制茶技术向前推进一步。唐以前的饼茶青草气味很浓，为了去掉青草气味，人们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把采回的鲜叶，用蒸气杀青，捣碎，制成茶饼，然后烘干。陆羽的《茶经·三之造》中说明这种方法为："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制造蒸青团茶，即要达到内质变化的"制"，又要达到外形观的"造"，是争分夺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技术措施，不易掌握恰当的适度。蒸青技术的优点在于杀青迅速而均匀，降低制茶的苦涩味。唐时，日本僧人来我国留学带回了蒸青技术。《茶经》记载的蒸青方法和制茶用具，现在仍然广泛使用。日本、东欧及印度的绿茶制法，也还都是蒸青制法。
　　由于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茶叶的品质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唐苏颂曾说：春中始生嫩叶，蒸焙去苦水，末之仍可饮，与古所食殊不同也。由此，更促进了饮茶风气的形成。中唐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及，江南大批茶叶长途运往北方。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公元728　年左右），"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中，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足见饮茶的普及和茶叶的产量已经非常丰饶。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名茶品种。据李肇所著的《唐国史补》（公元820　年左右）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项、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kuí音葵，古地名）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yōng　音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靳州有靳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可见茶业已达到十分兴旺的程度。
　　（六）园艺和畜牧业的进步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社会日益富庶，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各种瓜果蔬菜需求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园艺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栽培的果树种类不下70　种，蔬菜也有30　种之多。而且专业化的种植是这一时期园艺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栽培技术方面，还有不少创新。如唐诗人王建在《宫词》中描写说："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这后两句讲的就是利用温泉水栽培瓜果，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温泉提高地温，促进瓜果蔬菜的早熟。另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人们已会运用人工栽培的技术，生产食用菌，这种方法是："畦中下澜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这是一种段木栽培，用覆盖、浇水的方法，来为菌子的繁殖创造温湿条件。但是，由于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人工接种，所以采用的是"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的办法，帮助菌种扩散，借以培养大菌。直到元代，才有人工接种的技术出现。
　　公元6　世纪出现的梨树嫁接技术，这一时期又推广应用到其它果木上，促进了果木业的发展。柑桔蜡封保鲜技术在隋代已经出现。据《隋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黄柑，以蜡封其蒂献之，香气不散"。花卉的栽培在这一时期也是呈现兴旺景象，牡丹原系野生，唐代开始为人们栽培，有"自唐则天为后，洛阳牡丹始盛"之说。当时的花卉种类也比较繁多，牡丹、芍药、菊花、兰花等都是著名的花卉。不仅人工栽培花卉，而且出现了盆花盆景艺术，陕西乾县唐代章怀太子墓中，就已有侍女捧盆花的绘画。唐阎立本《职贡图》中已有将山石置浅盆中的记载，可以说这是我国山水盆景的发端。
　　唐代的养马业也相当发达，唐在各地盛兴牧马，以养马为重心兼及驼、牛、羊、驴等，并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是为官牧。据《新唐书·兵志》记载，从贞观到麟德（公元627-665　年）的40　年中，先后养马70　万匹之多，同时还建立了马籍，作为选育良马之用。
　　为了合理地利用饲料，唐政府还规定了家畜的饲料供给标准。据《唐六典》记载，其供给标准为"凡象，日给稿六围，马、驼（骆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蜀马与驴各八分其围，骡四分其围，乳驹、乳犊共一围，青刍（芻，音chú）倍之。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同时还规定："象、马、骡、牛、驼饲青草则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草，可饲粟、豆，依旧给"。这个饲料标准，已注意到不同的家畜采用不同的标准；同一家畜，其体型、年龄、及生理和使役情况不同，饲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同时有无粗料、精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并且注意适量喂盐。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饲养标准，也体现了畜牧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七）农学著作的繁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种类和品种的增多，这一时期农学著作也出现繁荣的局面。从现留存的目录来看，大约有20　余种，超过了以往各时期。而且从内容和体裁上，突破了过去单一综合性的论述，专业类农书增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隋代诸葛颖撰写的《种植法》，长达77卷，篇幅较大。此后，则天皇后在垂拱二年（公元686　年），召集文学之士周思茂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已佚），是一部官家农书，颁赐全国地方行政官员使用。据宋代人记载，这部书共3　卷12　篇，"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当是一部农家月令全书。还有王旻（mín，音民）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也都已佚。另外，八世纪末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和公元863　年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还记载了一些花卉和动植物知识。这一时期，现存比较重要的农书有三部，即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
　　陆龟蒙，唐末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字鲁望，号江湖散人。其父做过唐朝侍御史，家有数百亩农田，并有茶园、柴薪地各一处。由于唐朝末年政治动乱，陆龟蒙不愿做官，隐居乡里，可见他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他写的《耒耜经》是我国第一部农具专书，全书篇幅不大，仅1　卷，约600　余字，用考工笔调，围绕耕犁这一农业器具详细说明它的构造和功能，另外附谈了3　件小农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书中描述的耕犁，现在通称"江东犁"，又叫"曲辕犁"，由11　个部件组成。从犁的构造和性能来看比前代有较大改进，设计和制作也比较完备，与解放前夕我国农村使用的步犁相差无几。可见我国耕地机具的制造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陆羽（公元？-804　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小时由僧人抚养，成人后做伶人，和地主阶级中的官僚、文人来往比较密切，熟悉当时的饮茶习俗。公元758　年前后隐居苕溪（今浙江省吴兴县），从事著书工作。由于他爱饮茶，又在名茶产地隐居，熟悉当时各种饮茶习俗，因此有条件写出了《茶经》这部不朽的著作。
　　《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全书共3　卷，约9000　字，分为10　个专题。卷上3　个专题：一之源，讲茶树的形态、名称，茶叶的品质与土壤的关系。二之具，讲采茶、制茶的各种工具。三之造，讲茶叶的种类与制茶的方法。卷中一个专题：四之器，讲煮茶和饮茶的各种用具，它们的形状、大小、质料、用途、优缺点等。卷下六个专题：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水，如何掌握火候等。六之饮，讲饮茶的起源及饮茶应有的知识。七之事，讲历史上饮茶的故事及药方等。八之出，讲茶的产地并比较各地产茶的优劣。九之略，讲在临时条件下可以省略那些制茶、煮茶的过程。十之图：把上述九项内容写在绢素上，分4　幅或6　幅悬挂起来，便于一目了然。
　　陆羽的《茶经》，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在茶业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自他以后，茶业专著相继出现，如卢仝的《茶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廙的《十六汤品》以及五代时蜀毛文锡的《茶谱》等。
　　韩鄂的生平事迹和著书年代，都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据推测，他可能是唐末至五代初人。他写的《四时纂要》一书在我国早已散失，自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　年）的朝鲜刻本后，我国才有影印本整理出版。
　　《四时纂要》属于农家月令书一类，全书5　卷分作12　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作）、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是一部农家实用的杂录全书。从其内容和引用资料来看，韩鄂大部分采用了前人著作的资料，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崔寔的《四民月令》、王旻的《山居要术》以及其它一些医药书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经验。虽然该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宠杂，从本质上看是继承了崔寔的以表现当时士大夫家庭靠农、工、商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年度经营计划，而且丛辰、禳镇等迷信材料突出地肿胀，但仍不失是一部有相当价值的农书，它填补了自《齐民要术》至南宋《陈敷农书》之间相隔6　个世纪的空白，为这段时间内的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书中涉及繁多的农业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以粮食、蔬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特色。而且在果树的嫁接、合接大葫芦、紫花苜蓿与麦的混种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发展。特别是棉花、开蜜，淀粉植物中增加了薏苡、薯蓣、百合；蔬菜类增加了牛蒡、莴苣；药材类增加了决明、黄精等，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另外还介绍了一些先进的酿造技术，润肤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及制作方法，对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当时的社会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隋唐五代的地理学隋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展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也迫切需要掌握域内外土地、物产等地理情况，从而促使了这一时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在地理学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方志的繁荣、制图学的创新、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考察研究方面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方志的繁荣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它是一种记载地方史的书籍，往往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其疆域、山川、建制、沿革、户口、物产、城廓、风俗、人物等内容，有较高的地理价值，因此，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晋宋以前，方志著作极少附图，地图虽有说明，但名目上还以图称，不与方志相混。宋齐以后，方志著作渐渐附上了图，这样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加强了地理著作的科学性，这是方志编撰史上的进步。随唐时期，这类有图有经称作"图志"、"图经"的著作便大量涌现。
　　隋统一中国后，在大业年间（公元603-618　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随书·经籍志》）。由中央政府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自隋开始。隋王朝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区宇图志》129　卷，"卷头有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性总地志。《诸郡物产士俗记》151　卷；《诸州图经籍》100　卷。据《太平御览》引《隋大业拾遗》记载，这些图志、图经"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早已佚亡，我们不能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唐代对编造图志和图经也很重视，中央政府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3　年（一度改为5　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为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唐代曾有50　多个州修有图经，其数量可以想象。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个残卷，可以看到唐代图经的大致面貌，但其中图已经没有了。全国性的地志、图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如魏王李泰邀集学士肖德言等编撰的《括地志》550　卷，外《序略》5　卷；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40　卷；贾耽撰的《古今郡国道具四夷述》4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等；孔述睿撰的《地理志》等等。唐代的文风极盛，方志的繁荣，可见其一个方面。由于当年的著作只靠手抄，其流通数量必然有限，加上以后多逢战乱，它们大都已散失。这些全国性的总地志、图志，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最为出色，它是一部集魏晋隋唐地志之大成的代表作。李吉甫（公元758-814　年），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宦官家庭，"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公元810　年），中书侍郎裴珀病逝，第二年"授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公元814　年）暴病身亡。李吉甫一生论著甚多，在地理学方面，先后撰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等。《元和郡县图志》40　卷，目录2　卷。现存34　卷。是李吉甫晚年（公元813　年）当宰相时，向宪宗皇帝献上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内容记述了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　镇，成40　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南宋时，图尽散失，遂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总结了前人所撰地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正如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指出，过去所撰地志"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改进。一是注重了当今要素的记载，注意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在书中多用数字表达，是这一部志书的显著特点。二是摒弃那些注重"丘墓"、"鬼神"的做法，虽然他有时也不免落入神话故事的圈套，但还是保持住了方志编写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是注意军事要素的记载和绘制，把方志的编写和军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李吉甫的努力，尽管到南宋时其中图已亡佚，后世仍然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州郡都城山川"都有据可查，"无不根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可见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来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在世界地理史上也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
　　方志的编写，发展到隋唐时代，不仅体例日趋完善，而且地理内容也较过去增多，尤其是附之于图，达到了图文并茂的程度，是方志编撰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方志著作外，隋唐时期在其它一些著作中也多有地理性专篇，如杜佑的《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　年），全书200　卷，列八门，地理门有《州郡》、《边防》两篇。《通典·州郡》而打破了历代正史地理志偏重于本朝的局限性，叙述各行政单位在前代的沿革，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可称得上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篇章。《通典·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夷传采集资料，突出边防作用，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
　　（二）制图学的创新西晋时的裴秀创"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制图理论的光辉成就，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制图学。自裴秀以后，直至隋代对这一理论还无人问及。这一时期，常见的就是所谓图经、图记的发展。隋唐之际，有一种分野图，如《二十八宿分野图》、《周易分野新图》等，这些图已经佚亡，内容如何不能得知。另外有隋高唐尉李播，因官场不得志而为道士，撰有《方志图》10　卷，李播的孙子李该撰有《地志图》，还有吕才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撰有《方域图》等。据考证，这些带有地志性质的地图，虽画有山川河流，但不同于一般地图，而是一种与道教及历法有关的地图。因为这些作者本人不是道士就是天文星象学家，他们因为"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今后学难为凭准"（《旧唐书·天文志》），试图用天象来固定州县的位置，因为没有科学依据，自然滑入歧途，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唐王朝建立后，国力重振，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制图学的发展添注了动力。除经志著作继续发展外，图与经志分野的局面逐渐形成，裴秀的制图理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以裴秀制图理论为指导的地图。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唐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十道图》。这是典型的唐代行政区划图，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有三种卷本的十道图。第一种是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绘制的《十道图》12　卷；第二种是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绘制的《十道图》10　卷；第三种是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李吉甫所绘的《十道图》。这些十道图大体都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划、文武官员数字、薪俸以及各州郡疆域、政治纲领等，完全是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为中央实施各种政令的要求而绘制的。五代时，这种图还仍作为官绘地图而使用，凡政制有变，图也随之修改。如《五代会要·选事上》记载：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史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特令左丞崔沂等人修定《十道图》。晋天福二年（公元937　年）"尚书吏部奏，清泰三年创造以上三县，欲编入《十道图》。"直到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仍然著录有《十道图》，足见它至少流传了3　个世纪，对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因宋代的大行政区不再以"道"分，遂改为"九域图"。
　　这一时期，军事性质的地图也有发展。除李吉甫绘有一幅《河北险要图》外，还有魏元忠（公元637～707　年）绘制的《九州设险图》。由于这幅地图冠以九州之名，估计是唐代较大的军事设险图。
　　隋唐五代时期，在制图学方面做出最杰出贡献的要数贾耽。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自幼喜好地理，早年曾任过员外郎、礼部郎中等职，因"政绩茂异"被升为管理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后，曾任左散骑常侍、山南西道节度使、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等职，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升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务），在相位13　年，于永贞元年（公元805　年）去世，终年76　岁。
　　贾耽的制图显然是受了裴秀制图理论的影响，他在献图的表中谈到"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旧唐书·贾耽传》）。可见他是师范裴秀的制图理论，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他还有所创新。
　　贾耽的地理著作和地图主要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而撰的《关中陇右山图九州别录》6　卷及《吐蕃黄河录》4　卷，统称《别录》10　卷；《海内华夷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撰的《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　卷；还有《地图》1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及《皇华四达记》等。贾耽一生勤于钻研地理知识，自称"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shī音逝，古代用蓍草占卜）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30　年"（《旧唐书·贾耽传》）。在他担任鸿胪卿期间，"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划，备究源流"，"绝域之比邻，异蕃之风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这种勤奋工作精神，加上他身居宰相，能较多地接触所藏各种典籍，从而使他能够具备丰富的地理学知识，掌握大量的地理经典资料，在地理学上作出卓越的贡献，成为唐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尤其是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对一些疆域的丧失深感痛心，热切盼望能尽快收复失地。他制作的地图和著述的地理著作，正是寄托着这一心愿。他在晚年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地图，也是唐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幅全国一统大地图。
　　《海内华夷图》及其说明该图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共一轴40　卷。
　　完成于公元801　年。这幅图师承裴秀制图"六体"的画法，图广10　米，纵11　米，比例尺为3.33　厘米折成50　公里（即1∶1500000），面积约为110平方米，是魏晋以来我国古代第一大图。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用红色书写当时地名，这样"今古殊文，执习简易"（《旧唐书·贾耽传》）。这是我国古代制图史上的一项创新，也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袭用。《海内华夷图》已经失传，现存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幅南宋绍兴七年（1137　年）的石刻《华夷图》，其左下角有一段话"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即贾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可知此图参照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从现存的石刻《华夷图》可以看出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不但各要素丰富，所载国家多，而且大江大河流向位置绘制的比较准确，不但绘有沙漠，而且绘有长城，各要素的符号许多与今相同或接近。《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是说明《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资料，贾耽认为："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水诸山，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住"（《旧唐书·贾耽传》）。可见该资料备有各州详细的道路里数和驻军人数，以及各山各水的发源与归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著作。这部书至少在北宋修《新唐书》时还没有散失，也可能因为它篇幅过繁，贾耽曾提出要写《贞元十道录》，此书也早已散失。据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称"近在敦煌发现写本《贞元十道录》残页，《鸣沙石室佚书》中有影印本。"除此而外，贾耽还绘有从中国到朝鲜、东京（今河内）、中亚、印度，甚至到巴格达的交通图等等（《新唐书·地理志》）。这些都早已散失。
　　（三）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和交通工具的发达，隋唐时期域外考察活动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与此同时，介绍域外地理知识的书籍也不断涌现，加深了人们对域外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隋炀帝时，曾命裴矩（公元？-627　年）掌管与西域的交易。裴矩一方面同西域各族人民发生密切联系，一面将西域的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2　卷。据《隋书·裴矩传》转引《西域图记》的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通往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的三条陆经路线。公元658　年，唐初的许敬宗（公元592-672　年），出使康国和吐火罗后，撰成《西域图志》60　卷，还详细地介绍了中亚各地的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等情况。唐时，出使印度和不避艰险访求印度佛教经典的高僧络绎不绝，他们去后都带回当地及沿途一些地理见闻，著书立说，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域外地理知识的了解。如唐初的王玄策，曾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三次出使印席，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又名《西国行传》、《王玄策行传》等，书中素材多被当时有一部官书叫《西域志》所采用。唐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27-645　年），玄奘西行取法，遍游天竺（今印度），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12　卷，是一部关于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和中亚、南亚的重要地理著作。天宝十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51-762　年），唐杜环在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境内留居10　余年，归来后撰有《大食国经行记》，翔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亚和波斯（今伊朗）、大食、佛菻（东罗马）、苫国（在今叙利亚）、摩邻（在今肯尼亚）等处的地理情况，是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后世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中都有转载。虽然它传世文字不多，但由于所记内容重要，有关部分还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　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派张匡邺、高居海出使于阗（今新疆和田），高居海回来后撰了《行记》，其中详细记载了昆仑山北麓，于阗至若羌一带产玉的情况。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唐时漂洋过海从水陆到南亚、印度、波斯湾考察的也很多，如唐代的僧侣义净和尚，咸亨二年（公元671　年），自广州出发，至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由佛逝至印度，在印度求法10　载，然后又至佛逝，停留6载后，于永昌元年（公元689　年）返回广州。同年冬又去佛逝，前后在外25年，经历30　余国。归后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求法高僧传》。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述了南海州岛中夷人"甚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等"，估计他远到了非洲东岸。隋大业三年至大业六年（公元607-610年），隋炀帝先后派朱宽、陈棱、张镇州等前往琉球（台湾）"慰谕"。《隋书·琉球传》详细记载了台湾的风俗、物产及气候。同时期，隋炀帝还派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的南部）。《隋书·赤土传》记载了赤土国的气候和农作物的情况。唐代对云南地理的记载要数樊绰的《蛮书》，这部书详细地记录了唐代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脉河流和城邑、云南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以及部族的分布迁徙等，是研究我国西南边陲极为珍贵的史料。唐时与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两国互派使节，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我国北邻，汉魏北朝时曾到达北海（即贝尔加湖）一带，而唐时走的更远。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骨利干"处瀚海北。。草多百合，产良马"，"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瀚海即贝尔加湖，骨利干在贝尔加湖北，从其昼长夜短，和烹一顿羊胛太阳已出来情况看，其地纬度很高，当距北极圈不远。
　　在众多的域外地理考察著作中，当以玄奘述、辩机编的《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它详细地记述了唐玄奘不畏艰险，游历110　余国的经历和见闻，是闻名中外的地理学专著。
　　玄奘（公元602-664　年），姓陈名纬，洛州侯氏（今河南偃师侯氏镇）
　　人。隋末出家，早年熟读佛教经典，深究经典理义。遍游关中、四川、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在访学问师过程中，深感当时佛教内部派别不一、理论争执较大。为了维护佛教统一，从而达到佛教一尊的地位，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秋天，从长安出发，冒险偷渡随商人去天竺取经，沿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葱岭北隅的凌山（今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北岸往西到素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赭时国（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而罕），然后折向东南，出西突厥的铁门（今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东、西海岸，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至敦煌瓜州，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初回到长安（见玄■西游路线图）。前后16　年，跋涉2.5　万余公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旅程。回来后，唐太宗亲自下令迎接他，以至于出现了"近京之日，空城出观"的场面。玄■回到长安不久，唐太宗又在洛阳召见他，奉诏翻译佛教经书600　余部，并根据他的口述，由他的助手辩机编成《大唐西域记》12卷。他的另一个助手彗立，也根据他的口述，编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　卷，除详细记述玄奘游印路程和见闻外，还追记玄奘西游以前的身世，并一直到他的葬事，属于一部传记体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全书12　卷，10　余万字，记录了玄奘亲自经历110　个国家和地区及传闻、28　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山川、物产以及气候和宗教等情况。书中内容不仅十分丰富，而且真实可靠，文笔也绚丽雅致，简扼流畅，在许多地理知识的认识描写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对高山冰川的认识，提出"凌山"一词，即现代所谓冰川。玄奘记述"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江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不仅形象地描写了冰川外观，而且正确解释了它的成因。又如关于波谜罗川的记载，过去一直笼统地把它称作是葱岭地区，玄奘经过考察，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其地最高"，并且首次提到波谜罗（即帕米尔）这一地理名称，为中亚一带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书中对古印度的气候也作了详细的记录，谈到印度一年分为六季，每季二个月，都是从月圆到月圆为一个月，分别为"渐热季、盛热季、雨季、茂季、渐寒季、盛寒季"。对研究印度半岛各地古气候，很有价值。
　　对沿途各地的植物分布景观，书中也作了真实的描绘。如描写新疆疏勒到叶城一带"嫁穑殷盛，林树郁茂，华果繁茂"。"土宜糜、黍、冬麦、"和"沙枣、葡萄、梨、杏诸果"。但是描写帕米尔，则是另一幅景观："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垅泻齿，稼穑不兹。即无林木，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把高寒山地与荒漠绿州的植被情况作了生动真实的描绘。
　　《大唐西域记》12　卷，除去首尾两卷既讲印度，又讲我国的地理情况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印度各地的地理风光及宗教历史，因此，它又是我国最古老的外国地理专著之一。如对印度地形轮廓的描述是"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这是接近实际的，在我国地理文献中还是第一次。作为一部伟大的游记著作，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所用里程，往往有些过于夸大，常常一写就是百里千里以上，使人不易捉摸。即是如此，作为古代一部旅游著作，仍不失其辉煌价值，今天仍然是研究中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四）对潮汐成因及海陆变迁等的认识隋唐时期，在对一般自然地理认识的同时，还通过野外实地考察研究，更深层次了解一些地理现象的成因，作出科学的解释，使地理学的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其中突出的表现在对潮汐成因、海陆变迁以及对黄河源的考察等方面。
　　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尤其是隋唐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兴起，就必须要了解潮汐涨落的规律，以防止海水退潮造成搁浅或触礁。东汉时的王充曾提出"潮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论衡·书虚篇》）。把潮汐涨落与月亮盈亏联系起来，从而引导人们用计算月球运动的方法确定潮时。三国时，地处东海之滨的吴国，已有《潮汐论》问世，但早已散失，不知其内容。唐时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海涛志》一书，详细地论述了潮汐的成因，较王充前进了一大步。《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全书共6　章，约成书于8　世纪中叶，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窦叔蒙在《海涛志》中，利用潮汐运动和月亮运动同步这个原理，进行了精确的计算。他算得自唐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冬至，上推78379　年冬至日之间的潮汐，得到"积日二千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四"，而"积涛五千六百二万一千九百四十四"。两者相除，得出潮汐周期为12　小时25　分14.02　秒。两个潮汐周期比一个太阳日多50　分28.04　秒。这个数字与现在计算正规半日潮每日推迟50分极为近似，这在当时是非常科学的。窦叔蒙还计算出潮汐运动有三种周期，一日之内有两次潮汐循环，一朔望月内，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一回归年内也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从而阐明了正规半日潮的一般规律。窦叔蒙还创立了推算潮时的图表法，根据月的圆缺情况，画出相应的潮汐变化图表，此表很容易地查出当天高潮的时辰。这个表要比欧洲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　世纪"伦敦桥涨潮"表）早4　个世纪。可见，我国在8　世纪中叶，对潮汐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与窦叔蒙同时的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一朔望月中潮时逐日推移的规律，与窦叔蒙的推算是异曲同工。书中对潮汐成因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潜相感致"说，在牛顿（1687　年）的"万有引力"之前800　多年，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海陆变迁的认识，在唐以前已经出现。如晋葛洪著《神仙传》中有"东海三为桑田"，但没有科学论证，而且附诸于神话。到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的时候（公元771　年），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一座古坛附近发现了螺蚌壳化石，他认为这就是沧海桑田变迁的遗迹，于是写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这是从野外实地观察，得出海陆变迁的科学结论。他并且"刻金石而志之"，可见他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唐诗人白居易也在他的《海潮赋》中记有海陆变迁这一认识，他在诗中写到："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朝来暮去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沧田"。可见海陆变迁这一认识在唐代已很普及。
　　对黄河源的考察，在唐代已达到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据《新唐书·吐谷浑传》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唐遣侯君集、李道宗对河源进行实地考察，曾到达星宿海、扎陵、鄂陵二湖一带。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唐遣刘元鼎出使吐蕃，途经河源，刘元鼎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十里，水益狭，春可涉，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这里已描述了河源区的水文特征，较前更为具体，而且大体位置已接近实际，这就否定了西汉以来对黄河的"重源伏流"说。
　　另外，在对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方面，都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且留下有科学考察的记录。如现存广东肇庆市七星岩石壁上唐李■的《端州石室记碑》，详细地描述溶岩的地貌，是研究洞穴地形的宝贵文献。又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航道上，已有山、门、州、石、海峡等海岸地形类型的记录，说明唐代对海岸地形知识比前代丰富了许多。对沙漠地形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更为深入，所留的文献屡见不鲜。如唐开元天宝年间成书的《沙州志》，对敦煌一带的鸣沙山有准确的描述，书中写道："水东即是鸣沙山，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宵。中有井泉，沙至不掩，马驰人践，其声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无草木"。北方草原滥垦，会使草原变成沙漠。据《横山县志》卷3　记载："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10　月，夏州大风，堆沙高及城堞"。原本水草丰美的夏都，以后变成了毛乌素沙漠。六、隋唐五代的医药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古医籍的整理较过去有了进步，尤其是对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把我国古代药物学知识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候学的研究，对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等一批优秀的医药学家，全面地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医学巨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藏医学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外医学交流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医学发展也出现一些逆流，如服石、炼丹等，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医药学全面发展的主流。
　　（一）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隋唐时期，医事制度日趋完善，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的医政事务及医学教育。尚药局设有典御、侍御师、尚药监、侍御医、直长、医师等。太医署中设有太医令2　人、太医丞2　人、太医府2　人、太医史4　人、主药8　人、药园师2　人、医监4　人、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隋时，太医署有200　余人，唐时增至300　余人，而且成为政教合一的医学机构，既负责医务行政，又从事医学教育，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医科学校。早在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太医令秦承祖曾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即开办医学校，但没有一直办下去，到元嘉三十年即罢去。隋代太医署虽设有医博士、医助教等，但采用分头教授医学，沿袭南北朝旧制。真正官方大规模置办医学校，应当是唐代的太医署，它比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公元884　年），还要早200　多年，而且在组织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更加完备和进步。更有意义的是，唐代在完善医事制度的同时，对医科设置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次为丞。下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
　　医科设医博士1　人、助教1　人、医师20　人、医工100　人，学生40　人，典药2　人。学习课目分为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两部分，基础医学包括学习《本草》、《脉经》、《甲乙经》等；应用医学则是分别学习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等）。学习期限分别是体疗7　年，疮肿、少小5　年，耳目口齿4　年，角法2　年。针科设针博士1　人、助教2　人、针师10　人、针工20　人、学生20　人。主要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当时常用的针法有镵（chán　音馋）针、圆针、鍉（chí音迟）针、铎针、剑针、圆利针、毫针、长针、火针等9　针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　人、按摩师4　人、按摩工16　人、学生15　人。主要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等"八疾"，并且能够对损伤折跌等伤科作正骨处理。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　人、咒禁师2　人、咒禁工8　人、学生10　人。主要学习用祈祷咒禁的方法驱除邪魅，显然这是封建医学教育的局限性。
　　除此而外，太医署还设有药学部，有药园三顷，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唐代虽然设立太医署从事医学教育，但这种培养人才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疾苦，仍然靠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的成长，主要靠师徒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源泉。
　　除太医署外，唐代在各州府还多设医学，设医学博士掌其事，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太医署。及至五代，因为军阀割据，他们的典章制度多未创设而沿袭旧制，值得提出的是后唐清泰年间（公元934-935　年），除置药博士、医博士之外，并设有"翰林医官"之职。宋以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
　　唐代对公共医药也比较重视，朝廷每年给药以防民疾。如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　卷，颁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746年）又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　卷，586　方，颁于州府，题于通衢，以疗民疾。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者，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同时，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铖（chéng　音成）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二）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隋唐时期，医药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医药学家开展对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古奥，其中错讹较多。齐梁时期的全元起，曾对《内经·素问》作过校注，但其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扬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30　卷。扬上善（约公元6-7　世纪），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为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当时他有感于《内经》之繁杂，读之茫于津涯，从事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的整理工作。在校注的基础上，他把《素问》、《灵枢》的162　篇全部拆散，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19　个大类，并于每一大类下分若干小类。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这种对《内经》的分类研究，扬上善是第一人。经扬上善的努力，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太素》一书，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不仅因为它保存了《素问》、《灵枢》的内容，而且因为他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太素》一书著成后，到宋代就已残缺不全，后来便散失不见了。清代藏书家扬惺吾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的抄本，使该书得以留存。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扬上善的注释，可见该书在日本曾产生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整理注释《内经》贡献最大的是王冰。王冰，唐代医学家，自号启玄子，曾任太仆令。约生活于唐景云、贞元年间（公元710-804　年），早年笃好养生，酷嗜医学，精勤博访，曾师事于郭子斋堂。当时他有感于传至唐代的《内经·素问》一书，篇目不全，纰漏甚多，而且内容混乱，影响研究和使用。遂决定对《素问》一书整理注释。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收集参考了当时许多注释《内经》的著作，进行反复的校对，加以重新编排，注释，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先后费时12年，撰注了《注黄帝素问》一书。这是继全元起（齐梁时期）之后又一次整理和注释《素问》，世称《次注》，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黄帝素问》一书合计24　卷，81　篇。王冰在书中序言中说明自己校注的方法：一是分类别目，所谓"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名目以冠篇首"。二是迁移补缺，所谓"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加字明文，所谓"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文。"四是删繁存要，所谓"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在此基础上，他对篇卷作了全面调整，重新编次，将原有的9　卷编排成24　卷，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及杂论等，较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
　　王冰的注释不仅深入浅出，注文精当，而且对《内经》的理论多有发挥。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注："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二气常存，盖由根固"。说明阴阳互为共根，欲阳气旺盛，便须保全阴气，欲阴气充沛，也得保全阳气。只有固其根本，使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明人体五脏性质各有不同，注说"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认识五脏的本气，对探讨病理十分重要。
　　王冰对《内经·素问》的整理注释，对祖国的医学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注释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古医籍的整理，还有唐初医学家扬玄操对《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研究，他以吕广（吴时）所注的《难经》为依据，凡吕广未解者，给予注解；吕广注释不尽的地方，给予详解，并且把《难经》的81　篇复杂文字，归并为13　个大类，使之更加条理化，便于学习和研究。经过10　年的努力，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5　卷。这一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孙思邈。孙思邈在晚年著《千金翼方》的时候，见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叹为神功，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类归附，单独构成两卷归于《千金翼方》中，是唐代仅有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三）本草著作的整理和充实隋唐时期，在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同时，本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草著作大量涌现，药物品种的增多，反映了当时药物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本草书目31　部93　卷，《新唐书·经籍志》的记载便增加到36　部283　卷。其中还不包括散失的大量著作。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著录的药物品种有700　多种，到唐《新修本草》时候增加到850种。本草书的种类也很多，有《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本，如《神农本草经》8卷、《神农本草经》3　卷、《本草经》4　卷（蔡英撰）、《神农本草》4　卷（雷公集注）等。有本草图谱本，如原平仲的《灵秀本草图》6　卷、《芝草图》1卷等；有食疗本草本，如孟诜的《食疗本草》和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有海外本草本，如郑虔的《胡本草》、李询的《海药本草》等；增订本草本，除著名的《唐本草》和《新修本草》外，还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1O　卷、韩保升的《蜀本草》20　卷、王方庆的《新本草》4O　卷、扬损之的《删繁本草》5　卷、徐大山的《本草》2　卷等；药性本草书有甄权的《药性本草》4　卷、杜善方的《本草性事类》、《依本草录药性》3　卷（录一卷）、《诸药要性》2卷等。其它本草书还有《甄氏本草》3　卷、《本草集录》2　卷、《本草钞》4卷、《本草杂要诀》1　卷、《药录》2　卷、《本草药方》3　卷、《诸药异名》8　卷等等。随着本草著作的大量出现，本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本草音义的工具书，如甄立言的《本草音义》3　卷，姚最的《本草音义》3　卷、李含光的《本草音义》20　卷、萧炳的《四声本草》5　卷等。
　　《新修本草》是唐代的官修本草，它是继《唐本草》之后编纂的。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左监门府长史苏敬鉴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流传100　多年后，其中多有错误，并且本草新品种增多，因此，向唐政府提出编修本草建议，唐政府遂命长孙无忌、李勣等领衔，包括由苏敬实际负责的23　人参加修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显庆四年（公元659　年）8　月修编完毕，名曰《新修本草》。这部巨著共54　卷，包括正经20　卷、药图25　卷、图经7　卷、目录2　卷，收载药物约850　种。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分为9　部，新增药物114　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有幸的是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保存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从这部书的编纂过程和主要内容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在编写过程中，曾通令全国选送各地道地药材，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具有广泛性，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努力，最后由国家颁行，因此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1494年）和著名的《纽纶堡药典》（1542　年）要早800　多年。二是对过去的本草经籍进行了全面考订，纠正有差错的药物400　余种，增加新药100　余种，并且详细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和主治疾病等。对统一全国的用药，起了很大作用。该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唐政府曾把它列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也曾传入日本，据日本律令《延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又说："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可见该书对日本医学影响的深远。三是广泛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和民间的用药经验。如密陀僧、硇砂、郁金、安息香、龙脑香、诃黎勒、胡椒、薄荷等的治疗作用，都是《新修本草》开始收载的。
　　《新修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的直接影响长达300　年之久，直到宋《开宝本草》问世后，才逐渐被替代。
　　在《新修本草》以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私人本草著作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和韩保升的《蜀本草》。
　　陈藏器，约生活于8　世纪，生卒年代不详。在《新修本草》问世数10年后，为了对《新修本草》进行补充，他专门收集《新修本草》遗编的药物，于公元738　年著成《本草拾遗》10　卷。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药物品种，仅矿物药就有100　多种。该书的特点是广收博取，但有些庞杂，也有人认为有些怪僻，实用价值不大。但不管怎样，它起到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十剂"分类，丰富了方剂学的基本法则，一直到今天还广为中医药界所应用。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卷一的"序例上"中对他大加称道，说"其所著述，博及群书。。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韩保升，约生活于9　世纪，五代时的本草学家。他在后蜀的统治者孟昶的倡导之下，以唐代《新修本草》为蓝本，依据新增加的内容，重新删定注释，编著了《蜀重广英公本草》20　卷，后人称为《蜀本草》。书中，除增加一些新内容外，所绘图形十分精细，后人编纂本草时常加引用，实际上是一部简本药典，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另外，由于唐代对外交流的扩大，外来药物大量增加，出现了收藏这方面药物的专著，如李勣的《海药本草》，全书共6　卷，载药124　种，书中有关香药和烧炼的内容比较突出，对介绍国外输入的药物知识和补遗国内本草品种作出了贡献。
　　有关饮食疗法，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医药发展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先秦时的《周礼》，就曾把医学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历代都有关于食疗的著述。到了唐代，饮食疗法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在众多的食疗本草著作中，以孟诜的《食疗本草》最为著名。孟诜（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人。少时好学，曾师事于孙思邈，长于食疗和养生，他在唐以前饮食疗法的基础上，搜集当时有补益作用的药物，参考有关文献，编成《补养方》138　条，后经其徒张鼎增补89　条，共227　条，成书3　卷，易名为《食疗本草》。该书早已亡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其残卷，记载药物26　条，使该书又重见于世。《食疗本草》的出现，把我国古代的饮食疗法又向前推进一步。
　　（四）病源症候学的成就由于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代都有很大进步。其突出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著作中。
　　巢元方，约生于公元6　世纪后半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博士，在此期间，主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因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该书5　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则记载为50　卷。《宋书·艺文志》记载该书为50　卷，只有巢元方而无吴氏。据后人考证，应为50　卷，由巢元方、吴景贤主持集体编写。
　　《诸病源候论》，通常简称为《巢氏病源》，成书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全书分为67　门，1720　论。其主要内容是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病变等。对于治疗方法，或者原则提一下，或者根本不谈。"但论病源，不载方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医家类》）。据书中自言是因为"汤熨针石，别有正方"。也就是有其它方书记载，用不着重复列举。但在叙述每一种疾病后面，大都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可见对"补养宣导"的重视。
　　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成就，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尤其在病因学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许多新的论点，把对病源症候学的探讨和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祖国的医学作出宝贵的贡献。
　　该书突出的成就，一是对各科疾病的症候作了广泛、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全书详细地记载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在内的1300　多种疾病的症候。其中内科占了绝大多数。其它各科如眼科病38　种，妇科140多种，皮肤科40　多种，外科仅金创一类就有23　种。而且对每类疾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关于风病类就达59　种，虚劳类达75　种。如此丰富和详尽是前所未有的。在描写的准确度方面，也比过去有较大进步。如对每种疾病的症候，从发生到演变过程都有比较准确的描述，使我们一看就能够大致确定它是什么病。如描写中风："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描写伤寒斑疮："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纹，重者，喉口身体皆成疮也。"描写瘫痪："其状半身不随，肌肉偏枯，言不变，智不乱。""遍客于身一边，其状或不知痛处，或缓纵。"等等。以上这些描述，如果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是难于办到的。二是对各种病源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该书对各种疾病症候，大都根据《内经》的基本理论，从病因、病机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解释。如对"时气食复候"的解释，"夫病新瘥（chài，久病初愈）者，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即食肥肉鱼脍，饼饵枣栗之属，则未能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使胀满结实，因更发热，复为病者，名曰食复收。"又如对"虚劳咳嗽"的解释："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等等。通过作者的阐发，使《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形成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本书对疾病的分类较之以前更为科学，除按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分类外，在内科疾病中，首先把属于全身性的大病列在最前面，如风病、虚劳病、热性病，包括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其次再根据症候特征，脏腑系统，把其它疾病分门别类的叙述，如把消渴、脚气、黄疸等作为独立疾病，专章论述；把脾胃病、呕哕病、食不消等病列在一起。特别是把妇科疾病分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等五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
　　另外，该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描述，如"妊娠欲去胎候"，"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还有"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做肠吻合和拔齿等手术，但是它们的具体方法没有流传下来，使我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达到怎样一个程度。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古代继《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之后，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在隋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现代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该书在唐代以后备受重视，许多医家都大量引用它的原文和论点。宋代并且将它定为医科学生的考试科目之一。朝鲜和日本也将其视为必读的医学经典，可见，它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旧唐书》记载，他7　岁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岁，即能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早年隐居于太白山，攻读医学，为百姓治病，由于学识渊博，医术高明，隋唐统治者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坚辞不受。隋文帝时请他当国子博士，他称疾不起；唐太宗即位，召他到京都，将授以爵位，他因辞不受；显庆四年，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他以有病为名，乞归乡里。终生不脱离人民群众，致力于祖国医学事业，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孙思邈对医学的研究，勤奋诚笃，甚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备急千金要方·序》）。一生扶危救困，品德高尚，临终前还嘱要薄葬。积毕生的精力，写下了《备急千金要方》（公元652　年）和《千金翼方》（公元682　年）两部巨著，全面地总结了唐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使他成为继张仲景之后又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医药学家。
　　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序》）。这是他将书命名为"千金"的想法。《备急千金要方》全书30卷，分232　门，合方论5300　首。虽然名为"方书"，但实际上差不多包括了一个医生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理论和实践知识。卷一为总论性质，包括习业、精诚、理病、诊候、处方、用药等一般性论述；卷二-四为妇科病；卷五为儿科病；卷六为五官科病；卷七-二十一为内科病；卷二十二-二十三为外科病；卷二十四-二十五为解毒与急救；卷二十六-二十七分别为食疗与养生；卷二十八为脉诊；卷二十九-三十为明堂、孔穴等针灸疗法等。其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宏伟，是前代各种医书所无法比拟的，堪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千金翼方》为孙思邈晚年著作，全书30　卷，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科，尤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等的论述为突出。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怀念敬仰他，称他为"药王"，对他的庙碑不断地修葺，并多次刻印他的著作，在他诞生500　周年的时候（1081　年），宋朝曾下诏为他刻立石碑，详载他的生平事迹，并绘制塑像。1961　年，我国邮电部还发行他的纪念邮票，以示对他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
　　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　年）。但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为其立的墓碑上记载："生于周宣帝（公元578-579　年）时"和《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周宣帝时，隐居于太白"，则他的生日当在公元578　年以前。不过多数学者考证为生于公元581　年，当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孙思邈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1）提倡高尚的医疗道德他在《千金要方》里首列了"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个专篇，全面地论述了作为医生应恪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文章中他认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chī音吃，痴愚），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求医生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救人不分贵贱贫富，不论怨者、亲者、善人还是朋友，华人还是夷人，愚人还是智人，都要同等对待，都要看似自己亲人一般，在我们今天仍是从医的基本道德标准。他还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miàn　音面，斜着眼看）；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提出了一身清廉，只为解救痛苦的高尚道德规范，在今天仍有实际意义。并且要求医生在治病过程中"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要有一股献身精神。在治病过程中"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
　　ǐ音紫，说别人坏话）毁诸医，自矜己德"，要有一股谦虚谨慎、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如若不然，"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孙思邈还严肃地提出：医学是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不能以"至粗至浅之思"而草率从事。那种认为"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浅薄行为，必然会陷入"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的窘境。因此"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否则将"深自误哉"。这些极为珍贵的经验之谈，对后世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重视医德，是祖国医学的优秀传统。孙思邈将这一传统加以总结，以昭后人，对推动我国的医风医德建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自己一生也身体力行，因而赢得了人民的世代尊敬和爱戴。
　　（2）全面地总结了历代和当时医药学的成果和经验自汉迄隋，数百年间，由于战乱，书籍大多散失。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尚有医方书百余部，但到了唐代，则所剩无几。收集和整理古代丰富的医学遗产，对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孙思邈当之无愧地开展了这项工作，他不辞辛苦，四处走访，仅《千金要方》中就搜集整理了5000　多首医方，《千金翼方》又搜集了2000　多首。这些医方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其中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有民间征集来的，还有从西域、印度等处输入的。正如宋代保衡、林亿在对该书校本作序中指出："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
　　hī音职，摘取），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古代医学宝库。
　　孙思邈不仅仅是单录采辑，而且对其医方进行了研究整理。例如，当时医生对《伤寒论》不加研究，治疗伤寒唯大青、知母等苦寒之品，结果百无一效。他感到十分痛切，于是便着手《伤寒论》的整理工作，他认为《伤寒论》的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千金翼方·伤寒》）。说明了桂枝、麻黄、青龙是伤寒太阳病的治疗主方。
　　经过孙思邈的研究整理，《千金方》中许多方剂至今仍是医学常用的名方。如犀角地黄汤、大小续命汤、孔子枕中丹、贤沥汤等。也有许多方剂，被后人化裁而发展成新方，还有许多尚未被人们重视利用的方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3）医学多学科的贡献孙思邈的学术成就非常广泛，在医学许多学科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例如在药物学方面，对本草学有深入的研究。《千金翼方》卷一一四专门研究了药物学的知识。他按《新修本草》的分类，记载了1105　种（其中附药272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别名、产地及采集的炮制方法。并且重视外来药物的吸收；重视药物的采集时节、炮制和贮藏；重视道地药材的应用，并且发现了许多新的有效药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药学家。在妇幼保健学方面，他认为人类要繁衍昌盛，则必须重视保护妇人与小儿，因此他对妇科和小儿科特别重视，将他们列在全书之首，详细地论述了妇科病的特殊性和小儿护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简便易行、切实有效的治疗护理方法。又如对老年医学，他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形成了养生和养老的老年医学保健体系。他认为对老年病的治疗，应为饮食疗法和药物补益两大类，他强调"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他记载了丰富多彩的食疗药方。他还提出了药物补益疗法，认为40　岁以下体质多健，"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补药"；40　岁以上，体质多衰，则"不可服泻药，须服补药"；50　岁以上，肾气大衰，脏腑机能减退，五劳、七伤、六极等虚损病蜂起，宜"四时勿缺补药"。同时提倡老年人养性，要抑情节欲，如不"深思妄想"、"慎语言"、"节饮食"。还要"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耳"。主张导引、按摩，如"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如果"饱食即卧，乃生百病"等等，对祖国的养生学、老年医学作出了贡献。
　　隋唐时期，祖国的医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除孙思邈之外，还有王焘、扬玄操、张文仲、韦慈藏、许智藏、甄权、崔知梯等。其中贡献较大的要数王焘和他的《外台秘要》。
　　王焘，陕西郡县人，约生于公元670　年，卒于公元755　年。系唐宰相王旻之孙。他编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奠定了他在祖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外台秘要》是继《千金方》之后，又一部大规模的综合性医学著作，约成书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　年）。全书40　卷，分1104　门，载方6800余首。据王焘自序介绍，他少年多病，喜好医术，后任职弘文馆，也就是在国家藏书馆，在其中任职20　年，使他能接触大量医学经典，从中摘抄。后被贬官，四处游医。手中有医方，又加上自己实践和广泛收集，从而使他能写出这部宏篇巨著。
　　该书的主要功绩：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从古代到唐初的大量医学典籍。初唐以前的医学著作，除《伤寒论》、《甲乙经》、《巢氏病源》、《千金方》及《鬼遗方》我们今天尚能看到外，其它均已散失。而在《外台秘要》一书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已散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如《范氏方》83　条、《集验方》176　条、《小品方》111　条、《删繁方》108　条、《深师方》30　条、《经心方》22　条、《古今录验方》264　条、《广济方》216　条、《崔氏方》165　条、《张文仲方》134　条、《必效方》121　条、《许仁则方》15　条、《刘氏方》24　条、《近效方》72　条、《救急方》83　条、《延年秘录》96　条、《备急方》139条等等。正如清代徐大椿评价"《外台》一书，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千金外台论"）。其二，《外台秘要》所论疾病范围很广，许多也有创造性的成就。如在《天行温病》中描写天花（斑疮、登豆疮），从发疹、起浆到化脓、结痂，对其发病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的色泽、分布来诊断预后的吉凶。在内科方面，特别重视急性传染病，虽历时千余年，许多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这些急性传染病的诊断、防治达到较高的水平。又如，该书卷十一引李郎中消渴方云："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这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人小便发甜的最早记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医学家，王焘也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的书中不录针法，只录灸法。他说："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可见他对针法存有一定偏见。尽管如此，他也是这一时期继孙思邈之后对祖国医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医药学家，他的《外台秘要》一书，至今仍是我国医药学界的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六）藏医藏医即西藏地区的医学。它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本民族的特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藏医学具有完整独特的学术体系。
　　藏医历史悠久，西藏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医药经验。早在公元年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一些动、植、矿物能解除人身疾病的痛苦。认为"有毒必有药"（《仑布加汤》木刻板，第七页）。其后，又有酥油止血和青稞酒治疗外伤的经验。由于藏族有天葬的风俗，经常解剖尸体，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比汉族有更清楚的认识。吐蕃王朝的建立（公元629　年），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藏医学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唐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随带物品中有"治四百零四种病的病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曾由汉医僧圣天及藏族译师达玛郭卡将其中部分译成第一部藏文医书《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随后，藏王又聘了内地医生韩文海和印度医生巴热达札，大食医生嘎林，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无畏的武器》（藏名《敏吉村长》），松赞干布曾明令藏医生传习。唐龙景四年（公元710　年），唐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了大批医书，当时，汉藏医师根据这批医书的内容，结合藏医的实际经验，共同编写了藏医名著《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因为《医学大全》和《无畏武器》已经失传，所以《月王药诊》成为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医著。这部书记载了人体解剖知识，各种病源病理和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载各种药物300　余种，除一部分与祖国内地相同外，不少均为西藏高原所特产。书中介绍的灌肠、放血、艾灸等治疗方法，至今仍被藏医所沿用。唐代汉藏关系联系密切，吐蕃王朝不断用重金聘请内地及各国名医入藏传授医术，编写医学著作，促进了藏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编译和出版的藏医著作很多，如汉医僧善恕、王室侍医比吉、赞巴希拉与印度医生达玛热扎合作编写《汉地脉诊妙诀》、《消肿神方》、《放血铁莲》、《穿刺巧技》等30余部医著。赤松嘎瓦、僧能和敬虚编写的《杂病治疗》、《艾灸明灯》、《配方玉珠》等。贤狄嘎尔巴编写的《甘露药钵全书》，古雅班兹阿编写的《外治九则》等等。这一时期，最为著名，并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宇妥·元丹贡布和他编写的《四部医典》。
　　宇妥·元丹贡布，8　世纪著名的藏族医学家。生于西藏堆龙德庆地区，家族世代为医，幼年即非常勤奋，到过内地、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学习医术，曾跟随东松嘎瓦学习医术，是吐蕃王朝中期九大名医之一。他精于内科、妇科，还应用精神疗法、针灸疗法治病，都有较好疗效。曾被赤松德赞任命为吐蕃王朝首席侍医。他结合藏医的特点，系统地总结了西藏各族人民丰富的医学经验，结合个人的临床实践，广泛吸收《医药大全》、《月王药诊》等书的精华，经过20　多年辛勤努力，主持编辑了举世闻名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藏名《居希》）。
　　《四部医典》全书分为4　部，共24　万余字，156　章，另有79　幅色彩鲜明、描绘细致的人体解剖图、药物图、器械图、脉诊图和饮食卫生防病图等。第一部《总则本集》，为医学总论。第二部《论述本集》，讲述解剖、生理、病因、病理、药物、饮食、器械和疾病的诊治原则。第三部《秘诀本集》，为临床各论，讲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第四部《后续本集》，除补充脉诊和尿诊外，着重介绍各种药物的炮制和用法。
　　《四部医典》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的理论，记载了藏医学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从而为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藏医学是一个独立的医疗体系，它广泛地吸收汉民族以及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加之几千年来藏族同胞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于某些疑难病症，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四部医典》一出版，即受到藏族及西藏邻近国家的重视。长期以来，学习藏医的外国学者从未间断，它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广泛传播。最先发表关于《四部医典》研究文字的西方学者，为匈牙利人乔玛，他在1835　年孟加拉出版的《亚洲学报》第37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的文章，介绍了他对《四部医典》的研究。1903年和1905　年，俄国根据蒙文版分别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1961年日本学者将该书部分内容译作日文出版。1973　年后，《四部医典》部分内容又被译为英文、德文，在英德两国出版。在国内，大约在18　世纪，就被全部译成蒙文在蒙古地区传播，对蒙医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内蒙古自治区重印了《四部医典》的蒙文版。1957　年5　月，上海文史馆馆员孙景风译出《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是我国见到的最早的汉文摘译本。1983　年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永年翻译的汉文《四部医典》全文。充分说明《四部医典》这部著作具有光辉的历史价值，经千年而不衰，这是祖国人民的骄傲。由于《四部医典》的特殊贡献，千百年来藏族人民把字妥·元丹贡布奉为"医圣"，极为推崇，他在我国医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七）中外医药的交流隋唐时期，由于医药学的迅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亚洲医学的中心。中外医药的交流，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这些相互交流，既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国与日本的医学交流起源很早，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曾派徐福东渡日本寻取长生药物，由于没有找到，徐福留在了日本。以后两国不断遣使来往，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公元552　年，我国曾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　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它医书164　卷渡日。公元608　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300　卷以归，同年又派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我国学医，经15　年学成归国，带去了《诸病源候论》等中国医书。公元733　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留学，越10　年，于公元742　至扬州，向唐僧鉴真学习，并延请鉴真东渡讲学，鉴真毅然应允。
　　鉴真俗名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博学多识，精通医药，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均未成功，在他66　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又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东渡成功。鉴真不仅去为传戒，还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把祖国的医学传播给了日本，他曾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并在日本讲授医学，撰有《鉴上人秘方》一部，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人甚至奉其为医药始祖。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医学基本上是以汉医为主。据日本《大宝律令》（公元701　年）记载，当时日本沿用唐代医事制度，学习中国医书，形成所谓"汉方医学"。可见中国医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朝鲜是我国的毗邻，早在2000　多年前就与我国有历史交往。我国的医书很早也就大量输入朝鲜。公元693　年，朝鲜设医学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其医事制度也仿效中国。同时朝鲜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在我国的医学著作中，曾记载有许多朝鲜医药。如唐《新修本草》和《海药本草》中记载有朝鲜的白附子、元胡素等药物。唐《外台秘要》卷18"脚气"条的方子，称出自"高丽老师方"等等。说明当时中朝医药交流情况。
　　印度古称"身毒"或"天竺"，是世界文明古国，宗教和医学历史十分悠久，也很发达。我国和印度交往历史也很早，自汉代张骞赴西域后，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始密切交往。在两国来往中，我国一些医药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被印度人誉为"神州上药"。公元7　世纪时，唐代的义净和尚，在印度渡过了20　个春秋，不仅向印度学法，而且也向印度介绍中国医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技术。在他归来后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说明我国当时的针灸、脉术远比印度高明。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大批医书也传了进来，据《隋书》和《唐书》记载，大约有11　种之多，如《龙树菩萨药方》4　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　卷、《西录波罗仙人方》3　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　卷等等。在我国的医书中，也开始反映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千金要方》就有"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合，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外台秘要》中有"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这些明显受到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印度的医药，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在我国的医药书中多有记载。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还记载有印度的医方及按摩术等。说明当时印度医药的传入对我国的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隋唐时期，还有不少印度医生来华行医，唐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印度眼医来我国治病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带回了我国的医疗经验和技术。中印两国的医药交流，不仅各自促进了本国医药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中越医药交流历史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期，中国许多文化名人都去过越南，如沈佺期、刘禹锡等，我国医学也随之传入越南。当时位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多次遣使来中国，送上当地一些名贵药材，同时也将中国医药带回。在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也载有不少越南药物，如丁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交往也比较早。阿拉伯帝国，古称大食。据记载：公元651-789　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计有37　次之多，每年经商来往的人就更多了。阿拉伯医学在8　世纪初至15　世纪末相当兴盛，其特点就是融合了我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国的医学。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对现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被誉为医学之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他写的《医典》，可以说是隋唐时代中阿医学交流的一次总结，其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医学内容，如本草、脉学、炼丹等。美国人拉瓦尔在他著的《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的。
　　这一时期，我国和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也有交往，据《唐会要》卷一○○记载：元和八年，诃陵（即今印尼的爪哇）遣使献"频加鸟并异药"等。"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杜佑《通典》）。昆仑，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即东非一带国家。我国古代所称的大秦，即东罗马一带，又称。据《旧唐书》记载，拂菻国于"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为一种药物，在唐《新修本草》中有记载。在《新唐书》中记载：拂菻"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shěng　音省，眼睛生病）等。
　　隋唐时期，中外医药的广泛交流在我国医药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医药的蓬勃发展。
　　七、隋唐五代的水利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水利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国力的增强，加之封建统治者普遍重视水利建设，出现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局面，水利学也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治河防洪实践有了增多，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农田水利得到全面发展，在城市水利、水准测量和水利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治河防洪实践的增多及其技术进步我国历史上，江、淮、河、汉诸大河的治理，以治理黄河为重点。隋唐五代时期，黄河水患明显增多。据记载，隋代在37　年中，仅黄河洪水就有4次，平均每9　年一次。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至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在这260　年中，有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　年，平均不到13　年就有一次河患。五代时期的河患更为严重，除自然灾害的决口外，统治者连年征战，甚至不顾人民死活，以水代兵，使黄河水患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55　年中，有明文记载的黄河水患达18　次之多，平均每3　年就有一次河患。
　　在河患面前，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黄河的治理。
　　隋至唐初，治河防洪尚处于过渡时期，一般为堤防的渐次修筑，没有记载有大的治理活动。初唐以后，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的记载。
　　据《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最早的一次治河活动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这年6　月，博州黄河堤坏，唐玄宗派博州刺史李畲、冀州刺史裴子余和赵州刺史柳儒等进行治理，并命按察使萧嵩总领其事，从委派三州地方长官，并有按察使总领其事来看，其治河规模不会太小。
　　第二次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冀州河溢，魏州黄决。据《新唐书·裴耀卿传》记载，当时"诸州不敢擅兴役"，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众抢护堤岸，抗洪治河，这一次治理成绩比较显著，济人因此曾为他立功德碑，以示纪念这一次治河活动。
　　另外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郑滑节度使薛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经宪宗批准，征役万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南北长14　里，东西阔60　步，深一丈七尺"，分黄河水入新河，"滑人遂无水患"。后一次是咸通4　年（公元863　年），东都暴水漂民居，滑州刺史萧仿奏请唐懿宗批准，采取改河的办法，"移河四里，两月毕工，画图以进"（《旧唐书·萧禹萧仿传》）。
　　五代时期，由于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如《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天成元年（公元926　年），邺都差夫一万五千于卫州界修河堤；长兴元年（公元930　年），滑州节度使张敬询，自酸枣界至濮州，修堤防一丈五尺，长二百里；后晋天福7　年（公元942　年），宋州节度使安彦威修河堤，督军民自韦城之北筑堰数10　里；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滑州河决，派人进行堵塞；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发"郑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堤"。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公元955　年）后，针对当时黄河连年崩溃的情况，命宰相李谷督师6　万，堵住连年决口，自阳谷至张秋口，水患少息。
　　由于治河实践的增多，治河的经验和技术比前代有了进步。由于这一时期文献多不记载具体治理的方法，更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得知，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在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修酸枣县河堤，当年失败，第二年春命平卢节度使符习修酸枣县遥堤（《册府元龟·邦计部》）。这是遥堤的最初记载。遥堤，又称大堤，宋代以后成为治河的主要措施之一。另外，当时护堤工程已有大量用草的记载，如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　年），河中府曾取秋草七千围堵塞堤堰，当是帚工技术的运用。帚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其方法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用于护岸、堵口，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另外唐代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举之"（《旧唐书·职官志》）。此外还专设都水监，负责"掌川泽津梁之政令"，"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旧唐书·职官志》）。在地方除严令各州官吏负责治河防洪外，五代时还设立堤长，建立"每岁差堤长检巡"的制度，沿河一些官吏还兼带"河堤使"衔，这些说明在河防管理方面比前代有所进步。
　　（二）大运河的开凿和航运工程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人工运渠已经出现，战国以后，人工运河逐渐发达起来。在隋代建立以前，一个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轮廓已经初步形成。这就为隋代兴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公元584　年，隋文帝杨坚鉴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隋书·食货志》），命当时著名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潼关300　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是在汉代漕渠基础上开浚的，当时参加这一工程设计和规划的还有苏孝慈、元寿等人。仅仅花了3　个多月时间，一条沟通长安至潼关的水运便通航了，使沿黄河西行的漕船，不再经渭水而直达长安。
　　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隋文帝为了给渡江灭陈创造条件，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山阳渎南起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南），北至山阳（今淮安），全长300　里，将长江和淮河沟通。山阳渎工程也是在旧有邗沟旧道基础上修建的。早在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便开邗沟运河，因年久失修，至隋初已被淤塞。隋文帝修复了这条运河，同时还整修了汴河。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隋文帝还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了整治，"六月戊子，诏凿砥柱"（《隋书·高祖纪》）。通过这一系列工程，为进一步开凿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开始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建设。当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这一工程"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在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通于淮"，然后于淮水之南通过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这条沟通黄淮水系的运河工程十分壮观，自东都洛阳起，至江都止，全长2200　余里，渠广40　步，两岸皆筑御道，并种上柳树，从大业元年3　月辛亥（21　日）开工，至8　月壬寅（15　日）竣工，仅用了5　个多月时间，虽然是利用了旧有河道，但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随后，在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正月，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这条渠也是在曹魏旧渠的基础上并利用天然河道建成的。渠分两段，一段引沁水南达于河，使河南来的船可以沿沁水而上，连接淇河、卫河等天然河流，通过今河北平原。另一段北通涿郡，利用一段沽水（白河）和一段漯河（永定河），到达涿郡郡城蓟县（今北京）南。据《元和郡县志·永济县下》记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这条渠长1000　多公里，能通大型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隋炀帝发兵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此段运河，还曾"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可见其通航能力相当可观。
　　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隋炀帝又在三国东吴已有运道基础上，开凿江南运河，"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
　　至此，一条沟通全国东西南北，全长2700　公里的大运河开凿成功。它流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5　省，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壮举。隋代开凿大运河并非易事，在全长2700　公里的范围内，地形错落变化，能如此迅速开凿通航，除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外，也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高超的技术。这条大运河的建成，对巩固我国的统一，发展南北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以后，直到清代嘉庆年间，一直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动脉，历代都对其加以保护和整修。
　　由于隋代统治时间很短，大运河刚开凿完毕，隋就灭亡了。为了发挥大运河的航运效益，保持其通航能力，唐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是疏通河道。如唐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汴口渐淤，唐玄宗命李杰整修梁公堰，对渠口淤积"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旧唐书·李杰传》）。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正月，因梁公堰"新漕塞，行舟不通"，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兼旧河口"（《旧唐书·食货志下》）。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汴渠（通济渠）下游自虹县（今泗县）至临淮县段，长150　里，水流迅急，险滩较多，河南采记使齐澣建议改建新河，称为广济新河。广德二年（764　年），通济渠断航淤塞，刘晏等重开汴河，并建立较好的漕运管理制度，前后管理漕运30　年。对永济渠，唐代也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建，使其南段的水面扩大到宽十七丈（约56.7　米），深二丈四尺（8　米），保持了航运的畅通（《元和郡县志·河北道》）。在江南运河段，唐时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如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扬州附近运河淤积，漕运困难，每年需要淘修。淮南节度使杜亚率众疏浚水道（《新唐书·杜亚传》）等。黄河三门险滩，梗阻了江南漕船由洛阳入陕，由于这一段河身处在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暗礁漩涡极多，航运十分困难，隋时曾进行了开凿，但没有成功。唐在隋的基础上，对三门底柱继续开凿。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发卒6000　人凿三门山，未能成功。武后时，派人开凿三门栈道挽船，虽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挽夫经常坠落摔死，唐人张。。在《朝野佥载》中这样记述："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鉴于此种情况，裴耀卿建议用分段转运法搞水陆联运，在三门以东设集津仓，三门以西设盐仓，并于三门以北开山路40　公里，"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当时称为北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陕郡太守李齐物进一步开凿三门山，在三门山以北另辟新河，称开元新河，又名天宝河，东西长5　里，宽4.5　丈，深3　至4　尺，但效果不好，只能在水大时勉强过河。底柱始终不易通槽，大约至北宋中叶即停黄河漕运。二是接水济运。大运河虽然利用了江、淮、河、海等天然水系，但由于受地形和气候等影响，事实上很难均衡供水，缺水经常威胁正常的航运。为了确保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唐代开展了许多接水济运工程。如山阳渎一些河段，因河床较高，靠江淮供水很困难，唐时利用附近大小湖群和陂塘接水济运。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杜亚也在兴元初年（公元784　年）"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新唐书·杜亚传》）公元826　年，盐铁史王播还在扬州城南开渠，引七里港丰富水源济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卢晖曾在水济渠的瀛州河间县西南开长丰渠，引滹沱水入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江南运河段，唐时曾引杭州西湖水入运河，刘晏管理运河时，曾有放湖水一寸，运河长一尺的说法。五代时还曾重修练湖，引湖水济运等等。在接水济运和保证运河顺利通航的过程中，唐代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利技术工程。如筑堰壅水，也就是当自然河湖水位太低，无法直接引进运河时，就在河中筑坝作堰，抬高水位，把河湖的水引进运河。如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奏请于咸阳壅渭水，作兴城堰，截霸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同渭水会合，解决漕渠的水源，使江南的漕船可以直抵长安广运潭（《旧唐书·韦坚传》）。为了防止运河水过多，出现水患，还要解决泄水的问题，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另外，隋唐时期在大运河中还大量使用了埭和斗门等水工建筑物，用于抬高水位和保持运河水量，改善航运条件。埭，即拦河堰坝，起抬高水位的作用，船行至此，往往要卸货转运。唐时在与长江交叉的运河口均有这种设施，如京口埭、欧阳埭、伊娄埭等。堰埭虽有优点，但也有明显缺点，这就是过坝能力小，又不太安全，对于规模较大、运输比较繁忙的运河段，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出现了能灵活节制用水，满足通航需要的斗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斗门首先在扬州附近的运河上使用，元和年间，斗门使用已经普遍。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年，刺使鱼孟威在灵渠上建了18　座斗门节水通航。他"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新唐书·地理志》）。这种方法是用木制成排，安放在斗门两侧石墩上，蓄水以待行船，船到时，拉开木排放水过船，如此反复分段开闭，就可通行舟辑。这种简便易行的节水通航技术，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后来的船闸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斗门不仅有节水通航作用，还有关闭以防潮水和洪水涌入河道的作用。除此之外，唐代还沿大运河修了许多支流渠道，借以扩大交通运输网，同时兼有灌溉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关中水运网新凿的供水渠道和运河就达12　项之多，如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　年），把广通渠由长安向西延伸到宝鸡的东南边，取名升原渠，引渭水东流，经眉县、武功、兴平，与成国渠相通，在咸阳东入渭水，又可通千水，运陇州一带木材入长安。另外还在开封附近建一条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今河南开封县北），以通曹、兖等州。长庆初年，又在兖州开盲山故渠，使泰山附近的渠系也纳入汴渠的交通网之中。为了扩大永济渠的交通网，唐代还在运河沿岸的清河郡、沧州以及任邱等地开凿张甲河、无棣河等运渠，使那里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和内地。在长江流域，除已形成的运河运输网外，唐代还积极开发沿江运输网，疏浚嘉陵江上游略阳以下200　里航道，沟通与关中的水道联系。当时，在长江中游，北行有江汉航道，经丹江与关中相通，经唐白河，可陆路接转黄河；南行入洞庭湖，经湘江、过灵渠，沿桂江而下，直达广州；入鄱阳湖则可经赣江，陆路通北江而至广州。在长江下游，北行可经邗沟　淮河，与汴水、泗水相通；入巢湖，陆路转肥水，可接淮河与颖水相通；南行入江南河，经富春江，陆路转信江而接赣江，转北江直至广州。正如唐代崔融所描述：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味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给唐代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杜佑《通典》），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都络绎不绝地运到长安或是北方的涿郡。随着航运的发达，沿河两岸的商都城市也日益增多和繁荣，大大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
　　（三）农田水利工程的全面发展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封建经济之本在于农业，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隋代在它建立的第二年，尚书元晖就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畴原地数千顷（《隋书·元晖传》）。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京兆郡的武功县，有永丰渠和普济渠；在经阳县，有茂农渠；在沁水，有利民渠；在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隋书·扬尚希传》）等。唐王朝建立以后，更加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全国水利工程已有236　处，加上其它志传所载的水利工程就会更多，唐代的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规模超过了以前各代。
　　唐代前期（公元618-755　年），农田水利建设以北方为主。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水利工程开展得十分普遍。如关内道，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京兆府的郑白渠和六门堰，郑白渠原为战国时代修建的郑国渠和西汉时修建的白渠，因年久失修，泥沙沉积，几乎失去了作用。公元619　年，唐建立的第二年，即派人清除泥沙，恢复其灌溉作用，其灌溉面积多达4　万公顷。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因"大贾竟造碾硙（wèi音位，石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杜佑《通典》），唐高宗派官检查渠上碾硙，尽数毁撤，但"未几，所毁皆复"，此后，唐代不断地检查达官贵人在渠上架设的碾硙，减少渠水的浪费，使百姓大获其利。唐德宗时期（公元780-804　年），还组织人力在郑白渠以南另开辟了太白渠、南白渠和中白渠，通称"三白渠"。沿渠设立了28　个斗门，用来控制水流和适时灌溉。三渠之间又有支渠相连，总灌溉面积达万顷以上。六门堰在武功县西，有闸门六座，控制渭北的韦川、莫谷、香谷、武安等河下入成国渠的水量。这个工程前身是汉代的成国渠，咸通十二年（公元871　年）加以重修，可以灌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田二万余顷"（宋敏求《长安志》）。在华州和同州，著名的水利专家姜师度曾先后修筑三条渠道和一个水库。
　　姜师度（公元650-723　年），河北魏县人，开元年间曾担任华州刺史和同州刺史。在他任职期间，不仅勤于为政，而且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他任华州刺史时，曾在华县西24　里的地方开敷水渠，又在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于华县开利俗渠、罗文渠，分别引乔谷水和敷谷水灌田。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在他任同州刺史时，"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luò，今作"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由于他"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当时人称他是"一心穿地"的水利专家（《旧唐书·姜师度传》）。在灵州回乐县（今灵武县西南）"有二渠，一为特进渠，灌田六百余顷，一为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灌田一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在丰州九原县（今内蒙五原县）内，"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浚之以灌田"，又"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十二年至十九年（公元796-803　年）刺史李景略开渠，灌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夏州朔方县（今陕西横山县西），"贞元七年（公元791　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河东道，农田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太原府的太原、文水，河中府的虞乡、龙门，绛州的曲沃、闻喜，晋州的临汾，泽州的高平都兴修了水利工程。如贞观中，"长史李勋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修建了晋渠。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在文水县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等，"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唐德宗时期，绛州刺史韦武还开凿汾河引水工程，"灌田万三千顷"。这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河南道，农田水利自古比较发达，唐时除对原已形成的古老灌渠大加整修外，还新修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道的水利工程有24项，其中大部分为唐前期的工程。如灌溉陂渠大者有陕州陕县（今三门峡西）的利人渠，颖州汝阳（今阜阳市）的椒陂塘，及下蔡（今凤台县）的古陂工程等，灌田都在数百顷以上。唐开元中（公元713～741　年），蔡州大修新息县（今河南息县）的玉梁渠，为渠塘结合式工程，可灌田3000　顷。这些水利工程对中原地区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安史之乱后，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北方经济，唐也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如宝历元年（公元825　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新唐书·崔弘礼传》）。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河阳节度使温造"修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涉五县田五千余顷"（《旧唐书·文宗本纪》）。大中年间（公元847～860　年），怀州修武县令杜某在县西北12　里开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新唐书·地理志》）。
　　唐代后期（公元756-907　年），因安史之乱，北方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南方经济相对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以南方为主，而且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技术成就超过了唐代前期。据新旧唐书记载，南方以塘堰为主的各类水利工程约130　项。其中江南道居首，依次为剑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和岭南道。如以安史之乱为分期，前期工程数不到40％，后期则超过70％。最能反映唐代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成就的是它山堰水利工程和塘浦圩田灌溉系统。
　　它山堰工程位于今浙江宁波西南25　公里以外的鄞江桥镇西南，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它是当时■县（今鄞县）县令王元。。主持修建的灌溉工程。它山堰工程建在奉化江的上源鄞江上，鄞江发源于四明山，流域面积382　平方公里，为鄞江平原和宁波市区的主要水源，奉化江下游是入海河道，坡降平缓，稍遇天旱，河水减少，海水咸潮就上溯，使得"民不堪饮，禾不堪灌"，严重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据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元。。深入实际，认真勘察，终于发现了"两山夹流，铃锁两岸"的它山。这里两山相距约150　米，山岩裸露，夹束江流，是建坝的优越地址。该工程由三部分组成，即：大坝、溢流堰、水渠。大坝是主体工程，起着拒咸蓄淡的主要作用，上游淡水被拒后引入南塘河灌渠，从事灌溉和利用，下游涌上的咸水不能入内。为了防止洪水期南塘河水量过大，给灌区带来水灾，又在南塘河下游修了乌金、积渎、行春三座溢流堰，这样涝时可将多余水泄掉，旱时利用湖汐将顶托上来的淡水入河。作为配套工程，又开渠引南塘河水灌溉鄞西平原和引入宁波城，供居民饮用。整个工程，设计非常合理，效益十分突出，技术也很先进。尤其是坝体结构，全部用块石砌筑，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大块石叠砌而成的拦河滚水坝。据魏岘记载："堰脊横阔四十丈，覆以石板，为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级，各三十六。岁久沙淤，其东仅见八九，西侧隐于沙。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开如宇屋，每遇溪涨，则有沙随实其中，俗称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人以杖试中，信然。堰低昂适度，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móu　音谋，相等）鬼神，其与他堰杂用土石竹木砖，稍久坏者不同。"据对现存遗址实测。坝长134.4　米，坝顶第一级宽3.2　米，高0.65　米，第二级宽4.8　米，高1.3　米，上下游面各有36　级石砌台阶，全部用长2-3　米，宽0.5-1.4　米，厚0.2-0.35　米的条石砌成，与魏岘记载大体相同。据水准测量，坝顶标高为吴松基面5.23　米，如果加上坝基河底标高6　米，大坝总高11-12　米，至于坝身中空的原因，虽有不同解释，比较有说服力的，这可能是一座空腹式重力坝，如果认为中间为其它填充物，因年代久远被水冲走，那么历代维修均不见有填充的记载。很可能是利用坝身中空减少对条石的耗费，同时又利用洪水中挟带大量泥沙自动填塞坝心，达到增加坝体稳定性的目的。
　　总之，它山堰工程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支奇葩，它反映了我国在唐代就已具备高超的水利设计和施工技术。它山堰建成后，历代都对其不断增修，一直发挥着拒咸蓄淡，从事灌溉的效益，直到1975　年在鄞江上游建立新坝，它的作用才被替代。
　　塘浦圩田系统形成于何时，史载不详，一般认为始创于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有所发展，至南宋时大盛。塘浦是指湖区的河网，沟渠南北向者称为纵浦，东西向者为横塘。圩田则是利用湖泊淤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塘浦圩田工程内容，就是开挖塘浦，疏通积水，以挖出的土构筑堤岸，兼有防御外水和从事灌溉的作用。不过至唐时，这种塘浦圩田发展规模较大，往往有几万亩之多，其中灌渠密布，形成一种灌区，当时以太湖地区的塘浦工程最为著名。据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二十一）载："嘉禾（今嘉兴）大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嘉禾一穰（ráng　，五谷丰盛），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当时太湖塘埔圩田工程具有相当规模，对治理太湖流域低洼农田，引水灌溉和对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塘浦圩田工程是我国湖区劳动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正如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月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美利"。五代时，承袭了唐代遗产，对塘浦圩田系统大加保护，并且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堤河，使塘浦圩田发展得更加完备。据《十国春秋》记载：吴越贞明元年（公元915　年），"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宝正二年（公元927　年），浚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这些港埔的疏浚，保持了湖水入海的通畅，为发展塘浦圩田提供了条件，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另外，江浙海塘工程在唐代也有很大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先后三次比较系统地兴筑江浙海塘，第一次是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在杭州盐官县重筑"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第二次是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李俊之增修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第三次是大历十年（公元775　年）和大和六年（公元832　年），皇甫温和李左次等先后两次增修会稽县"防海塘"，长度都在百里以上，有效地阻止了涌潮对濒江沿海一带的威胁。
　　（四）城市供水、水准测量及其它我国古代城市一般都建在临近水源的地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供水的矛盾便日益突出起来。唐代长安城规模十分宏大，东西南北各长达8000　余米，面积达84　平方公里，人口100　多万，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一座都城。在1000　多年前要解决这样的大城市供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据新旧唐书记载，当时城市供水工程有8　处，另有漕运兼供水4　处，共12　处。长安城的明渠供水主要有三条：隋开皇六年（公元583　年）在城东引浐水北流入内苑的龙首渠，唐武德六年（公元623　年）引南山水入城，又从城西南引交水入城的永安渠，还有从皇子坡引浐水西北流入城的清明渠。另外，还有供漕运的人工运道，除广运潭外，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在城西引渭水入金光门，运木至西市，修潭停贮。大历元年（公元766　年），又引浐水接此渠，并从西市向东开，转北，沿皇城，宫城东墙，北入内苑，叫运木渠。除此而外，在城东南隅有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为唐代游览胜地，相传为隋宇文恺所开，自南山开黄渠，引义峪水入池，然后和城内水渠相通，灌注了不少公私园池。以上这些纵横交错的供水渠网，保证了长安城内人畜用水和运输的需要。当时长安城内排水系统也很发达，据记载，街道两侧都有与街平行的排水沟，水沟两侧绿树成荫，每坊都有砖砌的暗沟与之相通，污水经过暗沟流入明沟，然后排出城外。这样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除长安城外，在其它的一些城市也有，如东都洛阳，自城西西苑引谷洛水，苑周100　公里，内有海周5　公里左右，又有三陂，洛水横贯洛阳城，在城东南，建有滚水堰，大足元年（公元701　年）开洛漕新潭，停泊船只等。在太原城，井苦不可饮，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城，以甘民食等等。充分说明唐时的城市供水系统十分先进。
　　在兴建水利工程的同时，水利工程的测量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和杜佑的《通典》详细记载了当时测量地势所用的水平（即"水准仪"）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据李筌《太白阴经》记载，当时的水准仪，由"水平"、"照板"、"度竿"三部分组成，其构造是："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间为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照板"是一方形板，长四尺（约合1.33　米），其中下面二尺为黑色，上面二尺为白色，宽三尺，手柄长一尺。"度竿"即测竿，长二丈（约6.7　米），其刻度精确至"分"，共2000分。从这种水准仪的结构及其使用方法来看，至少有以下明显进步：一是利用仪器的水平视线和标尺测竿的配合，去测两地间高差，是测量史上的重大突破，至今我们还在运用这一工作原理。二是照板设计成黑白二色，大而醒目，目力所至都可以测量。并且以黑白交线作为观测线，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这在测量技术上也是一个建树。三是水平的浮木设计为3　个，是为校准不平而设立的，当池中注水后，根据3　个浮木是否齐平，从而确定仪器是否水平，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如果设置两个浮木，则一个不准，就会影响测量的结果，也不易校平。而设置4　个则会显得繁琐和没有必要。四是立齿设计也独具匠心，便于目力集中，提高测量的精确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水准仪设计的科学性和构思的巧妙性，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在当时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中，这种测量仪器及其测量方法，对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隋唐时期也十分重视水文的观测和记录。在大量的地方府县志、笔记以及史书中详细记载有水文情况。最为有名的是四川涪陵县长江中的白鹤梁石鱼枯水题刻，一共镌刻了163　则古代石刻题记，记录了自唐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以来72　个枯水年份。根据题刻分析，长江上游每三、五年内有一次枯水期，十至数十年有一次较大枯水期，对研究长江水情变化提供了历史数据。
　　在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隋唐时期也重视加强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除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和都水监外，水利管理人员及其职权范围还进一步具体到渠堰斗门。如《唐六典》记载："凡京畿（jī音基，古指靠近国都的地方）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灌田时，乃令节其用水之多少，均其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唐代的水部还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原书已佚，现存为敦煌千佛洞中所发现的残卷，共29　段，分为35　条，约2600　余字。从其中内容来看包括了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还有航运船闸、桥梁、津渡等的管理和维修，以及水手、工匠、夫役和物料的来源和分配等，规定得相当细致。如规定"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着斗门，堰清水垣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如遇雨水过多，"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还入清水"。对各级水官的职责也有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考核制度。例如要求"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严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有功过附改"等等。这些严格具体的水利法规制度，保证了当时水利建设的发展，是唐代水利事业进步的一个标志。
　　八、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隋唐五代以其大量的建筑遗迹和出色的建筑技术而著称于世。其中，隋代采用的"坦弧石拱"的建桥技术，隋唐城市建筑的整体规划设计和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以及砖石结构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杰作，并以其特有的技术风格，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篇章。从而确立了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思想体系和技术规范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坦弧石拱桥"的杰作赵州桥又称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径最大的敞肩坦弧石拱桥。它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东南赵县城南5　里的洨河上。赵州桥由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生卒年月不详）等人建造。始于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至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建成。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撰写的《石桥铭序》记载："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由于认识水平的制约，古人只能仿其形制建造石桥，但难以深知赵州桥的奥妙所在，所以都达不到赵州桥的水准。直到1933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赵州桥进行了实地考察，才揭开了这座古桥的秘密。1953　年至1958　年，专业技术人员大规模地进行了勘查和发掘，赵州桥的千古之谜终于被彻底揭开，它在桥梁形制、确定桥址、材料选择、力学性能等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及其整体的设计能力，在桥梁建筑史上至今仍占有突出的地位。
　　1。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赵州桥为单孔圆弧石桥，南北向；总长50.83　米，宽9.6　米；桥拱净跨37.02　米，拱矢净高7.23　米，拱矢和跨度之间的"矢跨比"为五分之一左右，即1：5.12；因此桥高比拱弧的半径小得多，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所以称之为单跨坦弧。这种结构使桥面比较平缓，便于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因为该桥的巨型跨度在桥梁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所以在古代居于领先地位。桥型的设计不能脱离桥址的自然地理条件，赵州桥则是两者的完美结合。赵县是隋代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县邑，当时叫栾州，号称"四通之域"。它北接涿郡（今河北涿州），南达皇都洛阳。一路上车来人行，运输繁忙。然而大道被水量丰富、船运频繁的浐水截断。只有建造一座桥梁，才能确保水陆交通畅行无阻。桥梁建筑一般选在河床稳定的地方，而浐水是一条山区径流性河道，水位落差可达7　至8　米。所以，桥址选在浐水中下游的赵县一带，这里河床顺直且较为稳定。事实证明，李春等人当年的选择是非常精明的。千余年来，这段河道基本未动，河床淤积也不多。经1953　年修缮时证实，失落河底的拱石仅在河床下一米，可见桥的建设者们在选择桥址时，就充分考虑了水文、地质的情况，以保证水陆交通运输的需要。这是拱桥千年不败、巍然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浐水发源于山西太行山区，每逢夏秋时节，"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在这样的河道上，如果建造10　米以内的多跨木梁桥或多跨石梁桥，既难以满足水上航运的需要，又对排水泄洪不利。因此，李春等匠师作了充分的比较和精心的构思之后，才确定了建造前所未有的大跨单孔石拱桥的方案。浐水流经栾州地段，两岸地势平坦，要建造一个近40　米的石拱桥，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建造形式。如采用常见的半圆形拱弧，会使桥高增至20　米以上，桥高坡陡致使车马行人难以通过，而且桥梁自身的重量也成倍增加，河床的冲击性亚粘土层也无法承受。为了降低桥面坡度，减轻桥梁自重，只有另辟新型而创建圆弧形敞肩拱桥。所谓圆弧形拱，就是桥高小于拱弧的半径，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易于形成敞肩，所以能降低坡度，减少重量。此外，李春等匠师采用低的拱脚位置和减少拱顶填充土石的方法。由于拱顶回填土石的厚度仅有30　厘米厚，也就减轻了桥梁的自重；由于采用了最低的拱脚位置，致使桥梁的纵向坡度降为6.5％左右，即前进100　米，只升高6.5　米，这就大大方便了水陆交通运输。
　　石拱桥的主要受力构件是拱券，而拱券的拱脚处比拱顶的承受力要大得多；因此，桥梁设计建造者们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加大了拱脚的受力面积。沿着纵向，在拱背两则平铺一层护拱石，靠拱脚处约30　厘米厚，向拱顶部分逐渐变薄，最顶部的护拱石仅有16　厘米厚。在横向上，做成拱顶窄于拱脚券石，以利于拱券的横向稳定。
　　赵州桥的另一项成就，是在大拱券的两肩上各建两个小券，打破了拱肩实填沙石的传统建筑形式。这种结构与实腹拱肩结构相比，具有小孔洞辅助排泄洪水、增加汛期桥下过水流量的优点。按照孔洞的截面计算，4　个小孔洞可增加流水面积16.5％，而且还减轻了桥基负载，增加了桥体的安全性。2。安济桥的力学性能安济桥不但以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著称于世，而且它的成就还丰富了结构力学的理论。一般说来，桥的拱石具有极高的抗压强度，但是抗拉强度却非常低。因此，许多石拱桥往往因受拉开裂或折断而遭致破坏。运用现代力学原理对安济桥进行计算和分析，由于它采用了扁平的圆弧，并且在圆弧上开设4　个小拱，又在拱顶上采用30　厘米厚的薄填石，就使拱券的中心线，即拱轴线和恒载压力线十分接近，使拱券各个横截面上均匀承载，而受到的拉力则极小。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拱券的承受能力和稳定性。
　　对于安济桥的力学性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鲁般（班）与妹妹鲁姜商定，在一夜之间各自建一座石桥。赵县城西门外清水河上有座永通桥，为金明昌年间（1190-1195　年）赵人■钱所建，其造型、结构及艺术风格与赵州大石桥十分相似，后世称之为"小石桥"。神话中鲁姜建造的小石桥就是永通桥。由于妹妹的技艺不如哥哥，黎明前大石桥已接近完工，而鲁姜的小石桥还相差很多，眼看就要输给哥哥，妹妹十分焦急。这时，诸天神路过此地，察知情由，便请来张果老和柴王爷牵制鲁般（班）。张果老骑着驴，柴王爷推起车，二人来到大石桥上。他们施法搬来五岳名山，褡裢里还装着太阳、月亮、星星，把大石桥压得摇摇欲坠。鲁般（班）见状，急忙跳入水中，双手用力把桥托住，保住了大桥，桥上便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和手印等"仙迹"。此时，小石桥已造好，而且完美无缺，妹妹获胜。类似这样的神话故事，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如元代初年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鲁般造石桥》，就有"桥上则有张神所乘驴之头尾及四足痕，桥下则有鲁般两手痕"的记载。楼钥在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　年）撰写的《北行日录》中，记述了他陪同汪大猷出使金国北上路过安济桥，亲眼见到"桥上片石有张果老驴迹四"。清同治年间所绘的《赵州石桥神话传说图》，图上关帝阁上题有"古迹仙踪"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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