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脸颊的妆饰风俗，除红妆外，还有黄妆、花钿、斜红、面靥、点唇等。黄妆就是用一种黄色的染料，在额际间妆饰，所以又称"额黄"、"鸦黄"。朱峤诗云："额黄侵腻发"，卢照邻诗也云："纤纤初月上鸦黄"。花钿是在额头双眉之间用各种材料剪成鸟、虫、花、叶等图案，贴于额间。斜红是在双颊太阳穴的地方画月牙形，状如伤口。面靥又称"花靥"，是在妇女面颊两旁，用丹青、朱红等点出各种形象，或月形，或钱样，有的则用金箔、翠玉等粘贴，有许多花纹。这种面靥，晚唐五代时更加盛行，有的将剪成的各种花纹贴得满脸都是。唇饰，主要是点唇，唐初，妇女好红唇，敦煌曲子词中有"朱含碎玉"、"淡施檀色注歌唇"的句子。宪宗元和末年，妇女们盛行奇异的化妆，不擦红粉在脸上，而是以朱膏涂唇上。据《渊鉴类函》引《妆台记》记载，唐代女子点唇已有许多种，有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桥、万金红、至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双唐媚、花奴样子等。总之以娇小为尚，最美观的是樱桃小口。
　　首饰隋唐五代时期，生活五彩纷呈，人们审美情趣高昂，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独具特色的首饰文化。
　　这一时期，首饰的种类十分齐备，包括发饰：簪、钗、步摇、胜、梳、篦、金钿、珠花、簪花等；颈饰：项链、项圈、念珠、缨络等；耳饰：耳环、耳坠；手饰：指环、手镯、臂钏等；带佩：带钩、带扣、蹀躞带等；腰饰：佩鱼、香囊、香毬等。每一种首饰又有许多样式，比如高髻盛行，发钗的样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继承两晋南北朝所流行的样式（钗股的尖端朝外弯曲，制成一个弯钩，以防发钗的坠落）外，逐渐将钗股上的弯钩去掉，或者制成一根钗股较短的钗形。此外，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制成的发钗，是这个时期发钗造型的又一特点。湖南长沙隋墓中出土的一件发钗，就是用玉、银两种材料制成的。在钗首作出各种形状的花朵，也是这个时期发钗的一个特征，尤其在中晚唐以后更显著。发钗的形状，通常是根据用途来设计的。一般来说，安插发髻的发钗，钗首比较简单。用于装饰的发钗，则制作精美，实际上起着鬓花的作用。这种发钗，钗股较长，钗首制成各种精美的花朵。浙江长兴唐墓出土一件"鎏金银花钗"，安徽合肥西郊五代墓也出土一件大型的"银镶琥珀双蝶钗"，制作工艺高超，造型优美，反映了这一时期发钗的特征。
　　隋唐五代时期，首饰的制作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许多新颖而精巧的首饰造型。比如，发簪中最精美的翠羽簪便出现于唐代。翠羽簪是用鸟类羽毛装饰的簪。盂浩然《庭桔》诗："骨刺红罗被，香粘翠羽簪。"即指此。这种发簪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先用金银制成簪架，然后在簪架上粘贴羽毛，一般以翠绿色为多。有的在翠色之外，配上一圈"金边"，或镶嵌宝石，便使发簪产生华丽的装饰效果。在唐代妇女首饰中，步摇的使用十分流行。有金步摇、玉步摇、水晶步摇等许多种，《杨太真外传》记载，杨贵妃进见之日，唐玄宗曾"自执丽水镇紫库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与插鬓。"白居易《长恨歌》云："云髻花颜金步摇"。李贺《老夫采玉歌》则描写了一种玉步摇，云："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从出土的步摇来看，款式甚多，如"金镶玉步摇"和"四蝶银步摇"。前者在金钗上端有一对翅翼，镶玉片，又嵌有下垂的珠玉穗状串饰，稍动则摇；后者在银钗上有四只展翅飞舞的蝴蝶，下有珠玉垂饰，动则摇。
　　这一时期，妇女佩戴首饰的习俗有许多新特色。第一，插梳篦之风极盛。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妇女喜欢插梳篦。梳篦的制作十分讲究，材料也异常丰富，有金制，薛昭蕴《女冠子》词："翠钿金篦尽捨"；有银制，花蕊夫人《宫词》："斜插银篦慢裹头"；有玉制，元稹《六年春遗怀》诗："玉梳钿朵香毬解"；还有犀角和白角制的。当时妇女插梳篦的方法有横插、对插和插数把小梳篦等。张萱《捣练图》中的妇女，头上同时插几把小梳篦，使人联想起元稹"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诗句。中唐以后，妇女喜欢插两把大梳，梳齿上下相对。这从周昉《挥扇仕女图》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第二，流行簪花。唐代妇女戴簪花的形象，可以从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中看到。当时的簪花有金钿、翠钿、宝钿等。唐代簪花的制作工艺十分高超。日本大和文华馆中藏有唐代团花簪花，在一朵葵花形状的花蕊周围，用金丝编成网纹，制出八片立体的花瓣，造型像一朵盛开的山菊，可谓精巧别致。除金钿，当时还流行"翠钿"和"宝钿"。前者是用翠绿的鸟羽粘贴而成。后者则是在金钿上镶宝石，或直接用宝石制成花朵。第三，戴臂钏。臂钏起初多套在手臂上，至隋唐年间，臂钏戴的位置逐渐下移，最后落到手腕部位，成为一种腕饰。白居易《盐商妇》诗中写女子"皓腕肥来银钏窄"，可见当时妇女的银钏，已戴在腕上。在湖北武昌隋墓中出土的女子陶俑上，腕部都塑有数道螺纹，即臂钏的形象。在《步辇图》、《簪花仕女图》中也可以看到妇女腕戴臂钏的形象。第四，极少戴耳环、耳坠。从文献及考古发掘来看，隋唐时妇女中不流行戴耳环、耳坠，这主要由于这时期不尚穿耳的缘故。只有在少数歌女舞姬及少数民族妇女中间，才偶见戴耳环、耳坠的现象。第五，中亚首饰传入中国。1957　年8　月，在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一串项链。项链的链条由28　颗镶有珠宝的金珠构成，上端装有扣纽，下有制作精美的坠饰，上面均镶嵌青金石，制作精美，造型奇特。整个项链具有与中亚地区项链相同的风格，而且青金石也出产于阿富汗东北部。所以，学术界大部认为这件项链是中亚地区制作之后传入中国的。
　　（六）男子的流行服饰隋唐时男子的服装，大体上是由幞头和圆领袍衫组成。此外，男子也穿半臂，戴各种胡帽。一般平民则穿褐衣。这一时期的男子服装大致分四个阶段：隋代初期仍以北朝时流行的"袴褶"为主，后期大多穿衣袖窄小的圆领袍服，头裹平头小样巾。初唐和盛唐时期流行圆领窄袖、缺胯、加襕等样式的袍衫，头戴幞头。中晚唐时期，服装发生变化，最显著的是衣袖加宽，幞头巾式由分半而合一，且内衬"巾子"（即帽胎），两脚由软脚变为硬脚。五代时期，官宦多着大袖宽衣，头戴高式纱巾；庶民仍流行缺胯袍衫；幞头形成前低后高的"两折"样式，两脚已左右平直。
　　幞头隋唐五代时期男子一般都戴幞头，是唐代的特色，所以也称"唐巾"。幞头起于北周武帝时，是用三尺皂纱绢布将头发包起，戴有四条带（四脚），两脚系于颌下，两脚系脑后下，或将脑后两脚，反系头顶，故称"折上巾"。这种巾上自帝王文武官员，下至庶民百姓都戴。
　　隋朝幞头较为简便，形象上比较矮平。从隋末开始，在幞头里面另加一个"巾子"扣在发髻上。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假发髻，以便能使幞头裹出一个固定的形状。
　　唐朝的幞头，在各个时期也有不同形式的变化。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以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中宗景龙四年三月，因内宴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开元以来，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玄宗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巾子，迄今服之也。"
　　结合陶俑、壁画和其他资料来看，初唐流行"平头小样"，即顶上巾子比较低平的幞头。此后巾子渐渐加高，至武则天时，出现"武家诸王样"，形式是巾子高而前倾，中部略为凹进，分成两瓣，呈■型。中唐以后，巾子更加增高，左右分瓣，几乎变成两个圆球，如■型，并有明显前倾，这称作"内样巾子"，又叫"英王踣样"，流行于唐中宗景龙四年至玄宗开元初年。后至开元年间，幞头样式更高，小头尖圆，不甚前倾，称作"开元内样"。总的来说，隋至盛唐的幞头多用柔软的绢罗制成，两脚也自然下垂，所以人们称这时期的幞头为"软脚幞头"。
　　中晚唐至五代时期，幞头的形制又有了变化。中唐时，巾子已从前俯变为直立；晚唐变为微微后仰，巾顶分瓣也不十分明显，两脚渐为平直或上翘，被称之为"朝天幞头"或"朝天巾"。五代，则已发展为两脚平伸的硬脚，叫做"硬脚幞头"。《十国春秋拾遗备考补·附录》云："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至刘汉祖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脚，左右长尺余，横置之，不复上翘，至宋不改其制。"这时的幞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巾帕的范围，而变成了固定的帽子。
　　袍衫隋唐五代时期男子服装的主要形式，是圆领袍衫。传统的褒衣大酺、长裙丝履，只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才偶而用之。袍衫成为不分官绅士庶，尊卑贵贱，都穿着的服装。
　　袍衫的基本形制，是圆领、窄袖；领、袖及襟已没有缘边，衣长至足面。大体上可分为襕袍、襕衫、缺胯袍、缺胯衫四种。襕袍和襕衫是一种上衣下裳相连属的服装形式。唐太宗时，"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袖端）、襈（裾边），为士人上服。"①襕，指的就是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形式。襕袍、襕衫作为人们普遍穿着的服装，统治者专门规定了不同的颜色，用来区别等级。《隋书·礼仪志》载："大业六年（610　年）诏：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帝王多服黄袍，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唐太宗贞观四年（630　年）规定"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归人从夫色。"据此可知，官宦的襕袍衫的颜色有黄、黑、绛、绯、紫、绿、青等，根据其品级的高低而不同。一般庶民则一律著白。
　　缺胯袍与缺胯衫所谓"缺胯"，指在袍衫两胯下开"衩儿"的形制，以利于行动。因此，这种袍衫被作为一般庶民或卑仆贱役等低级阶层人的服装。《旧唐书·舆服志》载："开胯者，名缺胯衫，庶人服之。"又由于甚利军旅、骑射，所以，这种袍衫又为军士所服用。关于缺胯袍的颜色，最初"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色"。后至高宗总章元年（668　年）下令"始一切不许着黄，盖以白为庶人服也"。至于缺胯袍衫的形制，可以从敦煌壁画、唐墓壁画及出土彩俑中得到印证。
　　①　《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四、隋唐五代饮食习俗（一）饮食习俗的兴旺发达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食习俗，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成为中国饮食风俗史上极富光彩的时期。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在隋唐时代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这为饮食习俗的兴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决定饮食风俗兴旺发达的诸多因素中，农业是最基本的因素。《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杜甫《忆昔》诗亦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粮食作物产量的增加，为这一时期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饮食习俗的兴旺发达主要表现在：第一，人们在饮食方面不断创新，花色品种增多，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局面。粟、麦仍是北方人的主食，而南方人仍以稻米为主。由于南方稻米生产的长足进步，大量稻米运往北方，特别是中唐以后，稻米已成为人们的常食之物。唐代比较著名的饭食有"青精饭"、"团油饭"、"王母饭"、"荷包饭"和"饧粥"、"茗粥"等。"青精饭"是一种用南烛树叶的汁浸黑的米蒸成的饭，其色如青，故名青精饭或乌饭。据说久食此饭，可益精气、强筋骨，延年益寿。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十种》中说："乌饭法：取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瑿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可见当时是作为长途旅行的食品。杜甫《赠李白》诗云："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陆龟蒙《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诗："乌饭新炊冪■香，道家斋日以为常"。"团油饭"是用煎虾、鱼炙、鸭鹅、猪羊肉、鸡子羹、蒸肠菜、姜桂、盐鼓等合制而成，为富贵人家妇女产儿三日或满月时食用。"王母饭"是皇家的主食之一，类似今日的盖浇饭。"荷包饭"以香米杂鱼肉等用荷叶蒸成。柳宗元《柳州峒氓》诗有"绿荷包饭趁墟入"的诗句。另外的"饧粥"也很有名，是加杏酪、麦芽糖制成的。李商隐《酬寄饧粥》诗云："粥香饧白杏花天，省对流莺坐绮筵。"赞美了饧粥的芳香甜美。"茗粥"则是掺茶叶煮的粥。
　　隋唐五代的面食更加丰富，仅饼的品种就有许多。有煮饼、蒸饼（又称笼上牢丸）、汤饼（又称汤中牢丸）、蝎饼、阿韩特饼、凡当饼、■。。饼、胡麻饼、双拌方破饼、春饼、赍字五色饼、五福饼、。。。。（带馅的饼）、丸饼（又称糖■）等。其中，春饼是一种以麦面裹菜肉蒸成或烙成的圆薄饼。隋唐风俗，在立春日吃春饼。《月令广义》卷五说："唐人立春日食春饼、生菜，号春盘。。。春饼者，薄剂煿菜肉裹食也。""赍字五色饼"的制作方法是"刻木莲花，藕禽兽形按成之"，饼上印有美观的花纹图案，这与现在用模子作点心的方法一样。"五福饼"也是一种类似点心的饼，它其中有五种不同的馅料，这反映当时饼类食品的制作有很高水平。
　　由饼的制作发展起来的糕点食品，隋唐以来品种繁多。如：苏（奶酪）、豆餤（豆饴）、粔汝（米饼）、飡（糍团）、饧（薄糖）、■（糖米饼）、饼馁（有馅带奶酪的饼）等。此外，隋唐时的面条和面团食品还有许多品种：如：冷陶（过水凉面）、汤饼（汤面），以及羊肉面、鸡汤面、素菜面等。包子、馄饨、饺子、油条也很流行，是人们喜爱的主食。1972　年新疆唐墓就出土了馄饨、饺子等食品。
　　隋唐时期的烹饪技艺也较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名菜佳肴争奇斗艳，如浑羊殁忽（全羊席）、金齑玉脍（鲈鱼脍）、熊白啖（烹熊鹿肉）、炙鹅鸭（烤鹅鸭）、镂金龙凤蟹（醉蟹）、辋川小样（拼盘）等，这些名肴均脍炙人口。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酒之风十分盛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酒的品种众多，如：石榴酒、松花酒、郫筒酒、黄醅酒、桑落酒、酴醾酒、琼苏酒、屠苏酒、蛮榼酒、松醪酒、竹叶酒、箬下酒、乌程酒、郁金香、五云浆、梨花春、醁醽酒、烧春酒、曲米酒、石梁春、乾和葡萄酒等等，不下几十种。
　　我国饮茶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种风俗则始于唐代。当时上自王公朝士，下至百姓，普遍爱好饮茶，正如《茶经》所云："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名茶，如：仙人掌茶、蜀冈茶、剡溪茶、茶岭茶、紫笋茶、蒙顶茶、黄芽茶、雅山茶、鸟嘴茶、碧涧茶、明月茶、芳蕊茶、茱萸茶、夷陵茶、石廪茶、紫阳茶、方山茶、天柱茶、团黄茶、阳羡茶、天目茶、鸠坑茶、举岩茶、昌明茶、兽目茶、武夷茶等。据《茶经·八之出》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八道、四十三州郡，遍及现在的十三个省份地区，足见唐代的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第二，饮食行业的繁盛。当时，长安、洛阳、扬州、杭州、益州、汴州等都是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人口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饮食业的繁盛，星罗棋布的酒楼、餐馆、茶肆，乃至沿街叫卖的摊贩，已成为都市繁荣的主要特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唐代长安的著名食品就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廋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许多饮食店以独特的美味佳看而闻名于世。各街坊的饮食行业也大体上有所分工，像长兴坊卖。。。。，辅兴坊卖胡饼，颁政坊卖馄饨，胜业坊卖蒸糕，长乐坊卖黄桂稠酒。中唐以后，很多繁华的商业都市及农村集市上，夜间饮食业广泛出现，如汴州饮食夜市是"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①。苏州"宴游之风开创于吴，至唐兴盛。。。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②。
　　唐代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驿道两旁设有许多饮食店肆。《通典·食货典》记载："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以供客旅"。在交通路口也有饮食业，如唐人罗隐有诗称："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
　　第三，中外饮食的广泛交流。隋唐五代时期饮食风俗的兴旺发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能广泛地借鉴和吸取国外饮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把先进的中国饮食风俗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主要是西域的饮食）。《新唐书》中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这一时期的胡食品种很多，主要有胡饼、油饼、烧饼、。。。。、■■、塔纳、古楼子等，其中流行最广的为胡饼。
　　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传入中国，有葡萄酒、三勒浆酒和龙膏酒等，这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酒文化。当时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多，侍者多为胡女，
　　①　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全唐诗》卷三百。
　　②　（清）顾禄：《桐桥倚棹录》。
　　故称"胡姬酒肆"。
　　（二）豪华的宫廷宴和盛大的"曲江宴"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筵宴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无古人的。筵宴规格不一，等级有高低之分，规模有大小之别，大抵因与宴者的身份而分为宫廷宴和文人宴两种。
　　宫廷宴隋唐五代时，凡朝廷遇祀典、大赦、征战、祥瑞、喜庆加冕、册封、庆功、祝捷、祝圣寿、纳妃、立太子、大节日等，都要大设筵宴，这属常规御宴。比如唐高祖武德九年（626　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于百福殿，奏九部乐于庭。五月乙卯宴群臣。六月癸亥以秦王为太子，宴群臣，赐帛各有差。。。太宗亲侍舆辇，百僚陪从，太上皇甚悦，置酒高会，极欢而罢。。。明日，复召贵臣十余人爰及妃主置酒于凌烟阁酒酺，太上皇亲弹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寿，乙夜方散"①。又如，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二月乙未宴群臣于长春殿，酬郊祀行事也。三月丁卯幸会节园，宴宰相及诸道入觐节度使。。。辛未宴入觐节度使于长春殿"②。此类的材料在史籍中非常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中都有"宴享"一目，虽然绝大多数材料过于简略，但仍可了解当时筵宴上饮食风俗的一些情况。
　　筵宴上少不了美酒佳酿、歌舞百戏。贞观三年（629　年）正月甲子，唐太宗"宴群臣，奏九部乐，歌太平，舞狮子于庭。"③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宴三品于百福殿，帝举酒极欢，。。相率宴乐兼奏倡优百戏"①。当时宴饮之风盛行，遇宴必饮酒，酒的名目也非常多。刘昇《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圣酒千钟洽，仙厨百味陈。"李暠也有诗云："天厨千品降，御酒百壶催。"立春喝"春酒"，白居易诗云："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中和节饮玄化醇，权德舆诗云："赓歌武弁侧，永荷玄化醇。"千秋节等诞圣节上专门饮用醇酎和"万岁寿酒"，杜甫诗云："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重阳节则饮菊花酒，上官昭容诗云："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此外，无忧酒、兰醑、翠涛、醁醽、五云浆等都是宫廷筵宴上常饮的名酒。
　　当时宫廷筵宴上还流行许多有趣的饮酒习俗。《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作木人长二尺许，乘船行酒。船上一人举酒杯，一人捧酒钵。船绕曲水池随岸而行，每到坐客处即停。客人取杯饮酒，将杯还给木人，捧酒钵人酌酒满杯，船再前行。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太宗大设宴席招待归附的铁勒各部首领，专门在殿前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银盆，美酒从殿中源源不断地流到大银盆里，盆中的美酒使"铁勒数千人，不饮其半"，惊骇万分。用巨盆喝酒还不够刺激，唐玄宗时的虢国夫人又发明了一种新奇的饮酒方法。唐冯云贽《云仙杂记》卷六记载：虢国夫人在屋梁上悬鹿肠，筵宴时使人从屋上注酒于肠中，结其端，欲饮则解开，注之杯中。人们戏称此物为"洞天圣酒将军"。
　　唐代宫廷宴中以"烧尾宴"最有名。据《辨物小志》记载："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献食于天子，名曰烧尾。""烧尾"一词出自"鱼跃龙门"
　　①　《册府元龟》卷一○九。
　　②　《册府元龟》卷一一一。
　　③　《册府元龟》卷一○九。
　　①　《册府元龟》卷一一○。
　　的故事，寓意前程远大，官运亨通。《新唐书·苏瓌传》记载："时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瓌独不进。及侍宴，宗晋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于帝曰：宰相燮和阴阳，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卫兵至三日不食，臣诚不称职，不敢烧尾。"从此，"烧尾宴"不再举行。
　　我们可以从韦巨源的《食谱》记载的"烧尾宴食单"上了解了当时宫廷宴的具体饮馔情况。史称韦巨源官拜尚书令左仆射时，曾在其家中设"烧尾宴"宴请皇帝，并将那次"烧尾宴"上的菜点记录为"食单"，流传至今。食单里所列的食品，水陆八珍，应有尽有，既有各种饭、粥、糕饼、馄饨、。。。。、粽子等粥饭糕点，又有鱼、鸡、鹅、兔、羊、猪、牛、鹿、熊、狸、驴、犊、鳖等肉类烹制的菜肴。从菜点品种看，荤素兼备，咸甜并陈，奇异者就有五十八样，其中有乳煮的"仙人脔"，生烹的"光明虾"，活炙的"箸头春"（鹌鹑），冷拼的"五生盘"，笼蒸的"葱醋鸡"，油炸的"过门香"；有的菜点还运用了镂切雕饰工艺，如印花的"汉宫棋"，挤花的"汤浴绣丸"，雕花的"玉露圆"等；有的配料及花形各异，如"二十四气馄饨"，即花形、馅料各异的二十四种馄饨，"素蒸音声部"，以蓬莱仙人为形象的蒸面糕，糕面上突出了七十个字。此外，还有"凤凰胎"（烹鱼白），"金粟平■"（烹鱼子），"遍地绵装"（羊脂鸭卵烧鳖）、"升平炙"（烤羊、鹿舌三百片），"白龙臛"（鳜鱼汤）、"卯羹"（纯兔汤），"小天酥"（鹿鸡肉掺拌）等等肴馔，表现了唐代宫廷宴的奢侈，也表现了唐代饮馔水平的高超。
　　皇帝赐宴群臣的习俗，到唐末五代又出现一种新的形式--买宴。皇帝赐宴，群臣献奉钱财布帛，谓之买宴。这成为臣下向皇帝贡献的一种形式。《旧唐书·哀帝纪》载：天祐二年（905　年）"五月戊寅，宴群臣于崇勋殿，朱全忠与王镕、罗绍威买宴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记载：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前靖难节度使侯章献买宴绢千匹，银五百两。帝不受，曰：'诸侯入觐，天子宜有宴犒，岂待买邪！'"不仅方镇节度使入觐要买宴，而且朝臣也同样。《新五代史·唐明宗纪》载：天成二年（927　年），"帝幸会节园，群臣买宴"。买宴形式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衰落，皇帝不得不借赐宴来搜刮财物。
　　官宦宴与文人宴帝王在筵宴上的奢靡，带动了整个社会在饮食风俗上的奢侈性。史称"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①。官僚及文人学士们常不惜金钱大摆奢华宴会，如郭子仪入朝，元载、王缙等人盛宴款待，"各出钱三十万"，及第进士宴请宾朋，"一春所费，万余贯钱"。②这表明自唐后期开始，饮食上的奢侈性需求，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唐代时的文人墨客和各级官僚大都热衷于举行宴会，因而出现了不少新颖别致的名宴。一种是依时令而设的名宴。如《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的官绅士女，每逢正月"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郊游赏春，名叫"探春宴"。而在扬州则有"争春宴"的名宴。《扬州事迹》载：唐代扬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数十亩，每到春初，灿烂花开，就大设筵宴，歌舞饮馔，其名曰"争春宴"。每到暑伏时，唐长安富家巨豪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名妓，相互邀请，大摆筵宴，其宴为避暑宴。另一
　　①　《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给事中》。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厘革新及第进士宴会敕》。
　　种是因物而举的名宴。唐代文人中流行一种"樱桃宴"，即新科进士以樱桃宴请众人。《唐摭言》卷三记载：乾符四年（877　年），刘覃及第中迸士，其他进士正准备筹资举办樱桃宴，刘覃却早早暗地派人预先购买了数十棵树上的樱桃，"独置是宴，大会公卿"。他又把樱桃和上糖同奶油，送给与宴者，深受众人的喜欢。《负暄杂录》记载：五代时，南汉刘昇每年在荔枝熟了的时候，都要举行宴会，品尝荔枝和美酒，"窗外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红云然"，所以称此宴为"红云宴"。
　　唐代文人学士举行的宴会，统称为"文酒之宴"或"文会"。《开元天宝遗事》上说：唐玄宗时，苏■与李乂对掌文浩，八月十五日夜在梦中直宿，一些学士借机相聚一起，"备文酒之宴"。当时长天无云，月色如画，苏■说："清光可爱，何用灯烛？"命人把灯烛撤去。开成二年（837　年）三月三日，河南府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在洛滨举行修禊之宴。白居易、萧籍、李仍叔、刘禹锡、郑居中、裴恽、李道枢、崔晋、张可续、卢言、苗愔、裴俦、裴洽、杨鲁士和裴度等十五人参加了宴会。宴会设在船上，一边观赏洛水两岸的秀丽景色，一边聚宴畅饮，吟诗赏乐。宴席上"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①。这是一次风雅高韵的文会，与会者均是当时的文人名士，席间少不了吟诗作赋。刘禹锡作诗曰："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白居易也作诗曰："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描述了宴席上饮宴吟诗的盛况。把饮宴与吟诗作赋结合起来是文宴的特点，以文会友是文会的主旨，饮宴只是手段，起调节气氛的作用。
　　曲江宴唐代多种多样的筵宴中，以"曲江宴"最为著名。曲江位于今西安市东南六公里的曲江村一带。古有泉池，岸头曲折多姿，自然景色秀美。隋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人工挖凿湖泊建成皇家御园，名为"芙蓉园"。唐代在隋"芙蓉园"的基础上又大规模扩建，引黄渠水入池，广种莲池，池周植奇花异树，池南建有紫云楼、彩霞亭，专供皇帝登临观景。曲江周围还建有许多私人楼台亭阁，使曲江池成为长安风光最美的游赏、饮宴胜地。唐代在此处举行的例行宴会名目甚多，通称"曲江宴"。例如皇帝每年中和节（二月一日）、上巳（三月三日）和重九（九月九日）节赐群臣宴。上自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长安、万年两县官员，都可以随带妻、妾参加，人数之众以万计。皇帝的筵席设在紫云楼上，可一面饮宴，一面观赏曲江全景，其他官员的筵席分别设于楼台亭榭或临时搭盖的锦帐内。皇帝的酒肴由御厨承办，其他臣僚的筵席分别由诸司和京兆府等制办。
　　唐代进士及第后，皇帝例行要在曲江举行盛大的筵宴，以示鼓励。此习俗一直沿续到唐末，历二百年之久。此宴在史籍和唐、五代诗文中，因取义不同，异名甚多。例如：因宴会时间在关试（吏部考试）之后，又称"关宴"；因筵席常设在曲江池西岸的杏园内，又称"杏园宴"；唐代贵族多嗜樱桃，新进士宴时值暮春，樱桃初熟，筵席间必备樱桃，又名"樱桃宴"；曲江宴的参加者都是新科进士，金榜题名是文人们感到最荣耀、最喜庆的事情，所以称曲江宴为"闻喜宴"；但是宴会之后，进士们又要各奔前程，再无全员聚会的机会，所以又称"离宴"。
　　①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全唐诗》卷四百五十六。
　　曲江宴上，新进士除了拜谢恩师、交结新友、观赏曲江胜景，题名慈恩寺大雁塔外，重要的内容就是饮美酒、品佳肴。虽然曲江筵席上的食品无详细记载，但从唐、五代诗文可以窥其大概。《唐摭言》卷三记载：曲江宴上"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酒家歌楼，也都在曲江边搭起帐棚做生意。"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曲江宴上最重要的饮品是酒，与宴者无不纵酒狂饮。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唐语林》卷七记载，皮日休进士及第，喝得酩酊大醉，枕着新做的衣囊、书籍酣然入睡。《唐摭言》卷三记载，郑光业进士及第参加曲江宴，竟然儿子得病而死也不放下酒杯。杨汝士曾作诗云："当年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醽。""醁醽"也称"醽醁"，是唐代时的名酒。可见，曲江宴上有不少名酒供人品尝。
　　曲江宴时，皇帝常令御厨特制宫中某种名食馈赠新科进士。例如唐昭宗光化二年（899　年）卢延讓中进士，与新科进士们宴于曲江。昭宗命御厨制"红绫饼馁"赐给十八位新进士。《全五代诗》引《纪事》曰："盖唐御食以红绫饼馁为上品也。"卢延讓作诗曰："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馈来。"
　　（三）名菜佳肴大观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菜肴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菜肴的烹饪方法明显增多，制法更精，品种相当丰富，风味多种多样，产生出大量的名菜佳肴。在隋谢讽的《食经》、唐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以及其他文献中记载了数十种名菜，包括热菜、凉菜和花点，用料有畜禽、水产、虫类、粮食、蔬菜、果品等，烹饪方法有烧、煮、蒸、缹、■、腤、煎、消、炙、腌、糟、酱、醉、炸、炒、羹、脯、脩、臛、脍、齑、菹、胙、■等。这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以及高超的烹饪制作水平。
　　肉食菜肴　这一时期，羊、牛、猪、狗、马等畜类的肉仍然是当时菜肴的主要原料。其中，唐人爱吃羊肉，所以羊肉是肉食之首。人们用肉类制作了不少名菜，例如"过厅羊"是唐代西北名馔，是官吏熊■所创。食法是宴会时，厅下现宰一只活羊，宾客自选羊的部位，并系上彩锦作记号，羊蒸熟后，再让客人各自认取，蘸调味品下酒。《杜阳杂记》载：同昌公主下嫁，皇帝赐给御馔，其中有一道菜名叫"消灵炙"，是用"一羊之肉，取之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败臭"。可见炙制方法的高超和选料的考究。在敦煌民间文学中也有材料反映当时人们好吃牛羊肉的习俗。如《伍子胥变文》："广杀牛羊，城南宴设，酒有千斛，肉乃万斤。""梁王闻吴军欲至，遂杀牛千头，烹羊万口。"在文献中记载的肉类名菜还有蒸全羊、整烤牦牛、野猪胙、驼峰炙、升平炙、五生盘等。食疗菜发展迅速，唐咎郎著的《食医心鉴》中记载了多种肉类菜肴，如治中风的"蒸驴头"，治足踵的"缹猪肝"，治痔疮的"烤野猪肉"等。
　　以鸡、鸭、鹅等禽类制成的名菜也很多。《烧尾宴食单》上就记载有："葱醋鸡"、"仙人脔"、"八仙盘"、"箸头春"、"汤浴绣丸"、"太白鸭子"和"浑羊殁忽"等。其中，"太白鸭子"相传是李白为唐玄宗调制的一道名菜，用百年陈酿花雕、枸杞、三七和肥鸭烹成，有滋补作用。"浑羊殁忽"是一种十分考究的炙鹅方法。其作法是将鹅洗净，将用五味调和好的肉、糯米饭装入鹅腔。然后宰羊，剥皮，去内脏，再将子鹅装入羊腹中，上火烤制，熟后取鹅食用。这道菜反映了当时烤炙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唐诗中也有诗句描述炙鹅的菜肴。韩翃诗云："下箸已怜鹅炙美，开笼不奈鸭媒娇。"白居易诗云："稷香简竹嫩，炙脆子鹅鲜。"《太平广记》里有一段记载，武则天时，张易之与其弟张昌宗竞相豪侈，用大铁笼将鹅鸭置于其中，笼中生炭火，用铜盆盛酱醋等五味汁，鹅鸭被火烤得不停地来回走动，热得他们不得不饮盆里的汁水，等到鹅鸭羽毛尽落，肉色变赤时即熟，其肉鲜嫩可口，开后世制作烤鸭的先河。
　　山珍海味隋唐五代时，大量山珍海味以及珍奇异味进入筵席，被人制成各种菜肴，如海产中的比目鱼、海虾、乌贼、海蟹、海蜇、鲎鱼、玳瑁、鱼唇、鱼肚、海参；山珍中的野鹿、山鸡、穿山甲、蛇、熊掌和各种鸟类；甚至一些虫类像蜂、蟠虫等也成为菜肴的原料。这一时期的名菜中，脕鱼含肚、炸乌贼、拼水母、炒蜂子、蚁卵酱、酥蟠虫等都是见于记载的山珍海味。《大业拾遗记》记载，隋代吴郡进献一道名叫"海脕鱼干鲙"的名菜。其制法是：夏季在海上取四五尺长的脕鱼，去皮取精肉，切细丝，晒干，装入瓷瓶密封而成。食用时，干鲙用水渍过，"散置盘上如新鲙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箸拨令调匀进之"。以海鱼作脍，这在菜谱中还是第一次。书中还说：当时有位名厨叫杜济，"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朗，今之谢讽也"。他曾创制"脕鱼含肚"的名菜。隋代的海味鱼肚，是我国食用鱼肚的开始。
　　隋唐五代时，除了名菜佳肴，还有奇珍异馔，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八珍"。杜甫的《丽人行》描写杨贵妃兄妹生活豪奢："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盛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白居易的《轻肥》揭露宦官昏愦淫乐："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醖，水陆罗八珍。"至于隋唐五代时期的"八珍"究竟是些什么菜肴呢？史籍中缺乏详细记载，从唐人小说《游仙窟》得知，有"龙肝凤髓、鸡■雉臛，鳖醢鹑羹，椹下肥肫，荷间细鲤，鹅子鸭卵，麟脯豹胎，熊腥纯白，蟹酱纯黄，鹿尾鹿舌，熊掌兔髀，雉臎脟唇"，可谓"穷陆海之珍馐，备川原之果菜"。当时还有用虫制作菜肴的风俗。如唐代笔记《岭表录异》说："交广溪洞间酋长多收蚁卵，淘择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唐人温庭筠在《乾■子》记载，剑南东川节度使解于叔喜欢吃蟠虫，"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尽气，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甚佳"。当时广东、安徽等地一带流行吃蜂子，蜂子就是"蜂蛹"，做法多是加盐爆干，有的也采用火燎。虫菜的流行表明，菜肴种类已经相当广泛，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烹饪水平。
　　花色冷盘　除了热菜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凉菜，特别是花色冷盘。花色冷盘成为席上佳肴，始于隋唐时期。《卢氏杂说》载："唐御厨进食用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香食。"这种"九饤食"便是一种冷盘。"饤"又称"饤饾"，源于商周时期，是指堆叠在器皿中的蔬菜果品，后演变为花色冷盘。韩愈《赠刘师服》诗云："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南山诗》也云："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后人说，饤饾是"五色小饼，作花卉禽珍宝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积"。可见"饤饾"类似花色冷盘。《烧尾宴食单》中有道名菜叫"五生盘"，是用羊、猪、牛、熊、鹿肉制作的冷盘。另一道名菜叫"八仙盘"，是用鹅肉制作的冷盘。五代时，冷盘水平有很大提高，出现著名的大型风景冷盘--"辋川小样"。陶谷《清异录》记载：尼姑梵正，善长烹饪，所制肴馔十分精巧。她用腌鱼、炖肉、肉丝、肉脯、肉茸、酱瓜、菜蔬等，黄红颜色相杂，斗成景物拼盘。如座上有20　位客人，每人一只冷盘，二十个盘子合起来，就成了王维辋川别墅的图景模型，称"辋川小样"。这是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风景型拼盘，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冷拼技术。
　　（四）汇集各民族特色的"胡风饮食"
　　隋唐五代饮食风俗中有一显著的特点，即"胡风饮食"十分盛行，这反映了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盛和内容的广泛。
　　胡姬酒肆饮食风俗中的"胡风"，首先表现在"胡姬酒肆"的盛行上。
　　当时大量的外国胡商居住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①。在各种胡人开设的店肆中，有许多酒肆。酒肆大多是中亚各国人和波斯人所设。在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带。李白《少年行》之二云："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因酒肆中，侍者多是擅长歌舞的胡女，所以称为"胡姬酒肆"。由于胡姬酒肆具有效持的异国情调，文人墨客大都喜欢到胡肆中饮酒取乐，所以唐诗里有不少吟咏胡姬酒肆的内容。到胡肆里饮酒可以欠账，所以王绩《过酒家》诗说："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胡人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常在此饯行。岑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诗云："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人酒店中的情景。诗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胡姬们能歌善舞，具有异国情调。许多文人沉醉于"胡姬貌如花，当■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②难怪他们"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③，总是喜欢到胡人酒肆中饮酒，欣赏胡姬歌舞。
　　胡姬酒肆中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中国。《册府元龟》记载："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菴摩勒、毗梨勒、河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除了胡酒外，还有不少胡人食品也传入中原。胡食包括■■、胡饼、。。。。等。■■，亦作■■，是一种油煎饼。唐慧琳在《一切经音义》释"■■"说："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胡饼，也叫胡麻饼、炉饼，类似今日的烧饼。当时食胡饼十分普遍。唐玄宗避安禄山叛军逃离长安后吃不上东西，"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①日本僧人圆仁在唐文宗时曾来长安，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是中亚、印度和穆斯林各国通行的一种面食。印度名pilau，波斯文作Pildw。传入中国后十分流行，长安除东市长兴坊有胡人开的专营。。。。店外，酒楼也卖。。。。。《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到店里吃。。。。者，大多是中、下层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代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条。
　　②　李白：《前有樽酒行》，《李太白集》卷六。
　　③　李白：《白鼻騧诗》，《李太白集》卷六。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条。
　　人民。
　　关于。。。。的解释有多种。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认为是从波斯等国传入中国的一种"抓饭"。高国藩《敦煌民俗学》认为是"八宝饭"。旧《辞海》认为是面点。邱庞同先生曾著文考证"。。。。"，认为"。。。。"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点。唐段成式《西阳杂俎》云："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烧尾宴食单》中也有"天花。。。。"的记载。可惜其文字均未讲明。。。。的食品种类。而《岭表录异》中记载了"蟹黄。。。。"的制法，可以了解"。。。。"的种类。书中说：蟹黄。。。。用"赤母蟹，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珍美可尚"。可见，"。。。。"决非面条，更非"抓饭"、"八宝饭"，而是有馅心的面点。糖的传入糖是重要的调味品。古代的糖有蜜糖、麦芽糖和甘蔗糖三种。
　　这三种糖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南朝时，南方已经知道用甘蔗汁生产砂糖，但北方还不知道制砂糖，南方生产的砂糖也不如印度。647　年摩揭陀国使者到长安，向唐太宗夸耀印度砂糖，于是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国去学习熬糖法，回来后用扬州等地生产的甘蔗，采用印度工艺熬制蔗汁，所得砂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超过印度砂糖。当时称这种砂糖为"石蜜"。《唐会要》卷一百载："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揭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甘蔗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糖蟹、蜜姜"。这两种食物都是用糖、蜜加工制造，说明扬州有充足的糖、蜜供应，否则不会以制造糖蟹、蜜姜闻名而进贡朝廷。后来，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就曾在扬州市上购买甘蔗、蔗糖、石蜜带往日本。
　　（五）日益普遍的饮茶风气在隋唐五代的饮食习俗中，最具特色的是饮茶风气的普遍流行。这一时期，我国茶叶的生产进一步扩大，消费和贸易都有大的发展。白居易《琵琶行》诗中说："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空守船。"封演《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说明了唐代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唐代的茶叶产区，按陆羽《茶经》所述，已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13　个省，足见唐代的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随着茶叶生产的扩大，饮茶风尚也从南方扩展到不产茶的北方，同时进一步传到边疆各地。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741　年）中。。自邹（今山东滋阳）、齐（今山东临淄）、沧（今河北沧县）、棣（今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亦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虽然，中国的饮茶习俗起源甚早，但隋唐五代时期的饮茶之风远胜过前代，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所以，封演又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
　　佛教与饮茶风尚唐代饮茶风尚的盛行，与佛教对茶叶的重视有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唐、五代时，禅宗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当时，僧人饮茶的风俗相当普遍。唐李咸用《谢僧寄茶》诗"空门少年初地坚，摘芳为药除睡眠。"郑谷《雪中偶题》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酒高楼酒力微。"由此可见一斑。《封氏闻见记》进一步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据《广群芳谱·茶谱》引《指月录》载：唐代名僧从谂禅师每说话之前，总是说一声"吃茶去"，后人认为这是一句蕴涵禅机的偈语。当时，不少僧人以善长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多首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判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表现了对饮茶的嗜好以及"茶禅一味"的茶道精神。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爂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五代十国时，僧人齐己善品茶。他认为茶是灵草，可益智清神。《咏茶十二韵》诗云："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嗅觉精新极，尝知骨自轻。"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
　　后世尊为"茶神"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他被竟陵西垱寺智积和尚收养。智积和尚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后来，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果，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茶经》的问世，对唐代及后世饮茶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陆羽的好友耿。。就断定陆羽和他的著作将对后世产生久远影响而称他为"茶仙"。耿。。在《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陆三，即陆羽的别号）中盛赞陆羽对茶学的贡献，说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茶仙"之名即由此而来。《茶经》的问世和流传，使更多的人了解了茶叶，爱上了饮茶，对传播茶叶知识，普及饮茶风习起了积极作用。所以，唐代的茶肆中都设陆羽像，尊为"茶神"。《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列传》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对于陆羽和《茶经》的积极作用，后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认为：为茶著书，将茶用于社会，特别是"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对及夷戎蛮狄，宾祀享，予陈于前"的饮茶风尚都是"自羽始"。所以宋代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诗中赞颂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
　　饮茶的方式中国饮茶，讲究品茶，重在意境，把饮茶看作是一种艺术的欣赏，精神的享受。通过观其形、察其色、闻其香、尝其味，使饮者在美妙的色、香、味、形中得到精神上的陶冶。这一点在唐、五代时期的饮茶风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唐代卢仝作过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诗中写了饮七碗茶的不同感受："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材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写到由于茶味好，每饮一碗，便有一种新的感受。两碗时已开始对精神发生作用，三碗喝下去，神思敏捷，可得五千卷文字！四碗时，人间的不平，心里的积郁，都用茶浇开，饮到七碗时便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种品茶的真趣，还可以从唐代皎然等人的诗作中得到印证。如颜真卿《月夜啜茶联句》："流华净肌骨，疏沦涤心源。"释皎然《饮茶歌送郑容》："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诗人们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品茶的感受。
　　当时人把饮茶看作一种艺术，十分讲究高雅清幽的环境。唐人顾况在《茶赋》中认为"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是饮茶的理想环境。鲍君徽与友人在东亭举行"茶宴"。这里的环境是："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管水声中。幽篁映沼新抽翠，芳槿低簷欲吐红。"一派清雅宜人的美景。当然，唐代虽然强调茶的清行俭德之功，但并不呆板。饮茶时少不了赏花、吟诗、听琴。皎然有诗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唐代佚名作品《宫乐图》，描绘了宫廷中饮茶的情形，图中的宫廷妇女一边品茶，一边欣赏音乐。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也是边饮茶边有女子歌舞。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饮茶环境是十分重视的，既讲究优雅清幽，又要有些欢快气氛。隋唐五代时期，社会上流行以茶点招待亲朋好友的社交性聚会，当时称作"茶会"、"茶宴"和"汤社"。茶宴出现在唐代。据《茶事拾遗》记载："钱起，字仲文，与赵莒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作茶会。"钱起，著名诗人，为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当时写过茶宴、茶会的诗，其中一首是《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诗中写出了竹下举行茶宴的幽美环境，迷人的紫笋茶，可把尘心洗尽，而雅兴难以洗尽，令人流连难舍，这是一种好友之间以茶助兴的雅集式的茶宴。
　　唐朝吕温曾与好友在三月三日上巳日举行茶宴，写有一篇《三月三日茶宴序》，生动地描述了茶宴上的情景。序中写道："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措青霭，坐攀香枝，闲花近席而未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这里描写了茶宴清幽宜人的环境，佳茗的美妙，素杯中凝着琥珀之色；品饮之后，既不醉人，更增加清思，即使玉露琼浆，也不过如此了。
　　唐代时还有一种特别的茶宴，即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茶宴。当时湖州紫笋茶与常州阳羡茶都是贡茶，每到早春造茶季节，两州太守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盛大茶宴，由两州太守和一些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有一年两州太守邀请白居易参加茶宴，白很想赴宴，但因有病在身，力不从心，写了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诗》。诗中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人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茶宴的盛况和自叹不能到会的惋惜心情。
　　名茶、名水和茶具中国的名茶，除少数品种外，绝大部分是自唐代开始生产的。当时最著名的产茶区，一是集中于山川秀丽的巴山蜀水之间，二是太湖周围的著名风景区。蜀中盛产茶叶，有不少茶叶闻名于世，成为贡茶。比如昌明茶、兽目茶、蒙顶茶、青城山茶、沙坪茶，茶岭茶等。其中蒙顶茶号称第一，列为唐代贡茶之首。李肇《唐国史补》说："风俗贵茶，茶之品名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第一。"因社会上流行饮蒙顶茶，使蒙顶茶的产量迅速增加。从唐宪宗元和年间到唐宣宗大中十年（856　年），仅50　年时间，蒙顶茶产量增为"岁出千万斤"，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卖。①当时人们非常推崇蒙顶茶，以品尝到蒙顶茶为荣。白居易、孟郊等都对蒙顶茶倍加赞赏，写下了不少赞蒙顶茶的诗篇。
　　太湖周围的湖州、常州等州郡亦多产名茶，如紫笋茶、罗岕茶、阳羡茶、雅山茶、天目山茶、鸠坑茶等。其中，最有名的是紫笋茶和阳羡茶。两者都是贡茶，深受唐朝皇帝和权贵官戚的喜爱。紫笋茶产于湖州（今浙江嘉兴）长兴县顾渚山。顾渚紫笋茶，是以其"色紫而似笋"得名的。据《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各地贡茶中，顾渚紫笋茶贡献最多，"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皇帝得到紫笋茶，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可见紫笋茶的名贵。唐代的文
　　①　（唐）杨晔：《膳夫经手录》。
　　人墨客都喜喝顾渚紫笋茶，《新唐书·陆龟蒙传》中说：陆龟蒙嗜好紫笋茶，竟在顾渚山下建立茶园。阳羡茶产自常州（今江苏镇江）义兴县唐贡山。唐贡山又名茶山，杜牧作诗赞此山和阳羡茶，"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皇帝最爱喝阳羡茶，为了进贡阳羡茶，无数茶农"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②所以，卢仝感慨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由于湖州和常州都出产贡茶，每逢进贡之日，两州太守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茶宴。后人大都认为，紫笋茶和阳羡茶是唐、五代时众多名茶中的绝品。自古人们就讲究煮茶的用水。自茶叶有文字记载以来，大凡提到喝茶，总是把茶与水联在一起的，但真正地讲究和研究煮茶用水，则是从唐代开始的。当时，好水配佳茗已形成风气。
　　最早全面论述煮茶用水的是陆羽。他在《茶经》中专门论述了宜茶之水。他认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所以把山上的泉水列为上，江水为中，主要贵在泉水和江水是活水。后人在《斗茶记》中说："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唐人张又新写有《煎茶水记》，是现存最早的品评鉴别水的专著。书中记载，陆羽曾品评天下名水，列出前20　名次序。其中，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唐代刘伯刍也把宜于煮茶的水分为七等，推中冷泉的水为首。中冷泉，也叫南澪水，现在江苏镇江金山之西。由于水位较低，扬子江水一涨便淹没，江落方能泉出，所以取水相当不易。《煎茶水记》中记有陆羽与李季卿评论中冷泉的故事。后人曾有"扬子江心第一泉，南金来铸金山渊"的诗句。无锡县惠山泉十分著名，泉水清澈如镜，常年涌流不止。唐代人风行用惠山泉煮茶或泡茶。史书上记载，唐代宰相李德裕特别爱用惠山泉煮茶，他命人将水装入坛内，由快马传送，由镇江送往京师长安，可见人们对"佳茗配佳泉"风尚的追求。陆羽在《六羡歌》中写道："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泉，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来。"表达了他对西江水的眷恋和对煮茶用水的重视。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煮茶、饮茶的专门器具也就应运而生。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了前人的煮茶、饮茶用具，开列了28　种专门器具，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陆羽所记的28　种器具，可以分为八类：①生火用具：包括风炉、灰承、筥、炭■和火。。。
　　②煮茶用具：包括鍑、交床和竹夹。
　　③烤茶、碾茶和量茶用具：包括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和则。
　　④盛水、滤水和提水的用具：包括水方、漉水囊、瓢和熟盂。
　　⑤盛盐、取盐用具：包括鹾簋和揭。
　　⑥饮茶用具：包括碗和札。
　　⑦装盛茶具用具：包括畚、具列和都篮。
　　⑧清洁用具：包括涤方、滓方和巾。
　　陆羽对于这些茶具，一方面力求有益于茶的汤质，一方面力求古雅和美观。比如，他设计的风炉，形如古鼎，用铜、铁铸成，炉脚上铸有"圣唐灭胡明年铸"等21　个古文字和"翟"、"彪"、花草、山水等图案，古香古色。他不主张用银、瓷、石作为制作鍑的原材料，而主张用铁；主张饮茶用青色的瓷杯等。陆羽在《茶经》中关于茶具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饮茶习②　袁高《茶山诗》，《全唐诗》卷三百十四。
　　俗；他的一些主张也对社会上的饮茶习俗产生了影响。比如，唐朝前期，人们饮茶多喜用白色的瓷杯瓷碗。当时，河北内丘的邢窑以烧制白瓷茶碗闻名于世，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邢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但陆羽却主张用青色的瓷杯，说"青则益茶"。他认为，凡是白色、黄色、褐色的瓷，会使茶汤分别呈现红色（当时，饼茶的汤色呈淡红色）、紫色、黑色，所以，"悉不宜茶"，而青色的瓷，可使茶汤呈现绿色，所以有益于茶。由于陆羽的提倡，社会上开始流行用浙江越窑出产的青瓷饮茶。唐代诗人也纷纷作诗赞美越瓷。陆龟蒙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开"的诗句，称赞越窑青瓷茶具的瑰丽色彩。施肩吾说："越椀初发盛蜀■新"。顾况说："越泥似玉之瓯"。
　　隋唐五代时期的饮茶器具，民间多以陶瓷茶具为主，而皇宫贵族之家多用金属茶具和当时稀有的秘色茶具及琉璃茶具。多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隋唐五代茶具，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饮茶习俗提供了实物材料。1956　年湖北武汉郊区隋墓中出土一件青瓷六耳大壶，直长粗颈，长圆腹，平底，肩部有六个桥形耳。表面施青色釉，釉色亮而匀薄，有冰裂纹，耳下和腹周划有覆莲瓣形暗花纹，造型别致，釉色青翠。1973　年浙江宁波唐代墓葬中出土一件青瓷带托茶碗。青色瓷釉，托口沿卷曲，宛若荷叶，碗为分瓣的荷花状，整体为一绿叶烘托的盛开荷花，造型优美。同时，还出土一件青瓷海棠杯，器身呈椭圆，形似海棠，口沿作成四瓣，釉色光洁，内壁划花，线条流畅柔和。这两件瓷器都是唐代茶具中的精品。此外，在不少地区还出土了许多诸如"青釉褐斑张字贴花瓷壶"、"青釉蓝褐彩连珠纹瓷壶"、"釉下彩绘鸟纹瓷壶"、"五代奔鹿纹注子"和"青瓷碗"等珍品，它们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饮茶所用的茶具已相当讲究，当时的茶具制作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87　年陕西省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整套唐代茶具，包括：瓷秘色碗七口、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琉璃茶碗托子一副、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二副、金银丝结条笼子一枚、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一枚、鎏金银盒一枚、鎏金人物画银坛子一枚、鎏金伎乐纹调达子一对、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一个，以及火筯、银匙、茶盏、茶托等。这批茶具都是唐代皇帝恩赐或后妃与皇亲国戚供奉的，所有茶具都用金银或名贵的秘色瓷、琉璃制成，制作工艺精美绝伦，结构新颖精巧，装饰华贵典雅，可谓是罕见的稀世之宝。这反映了唐代茶具制作的高超水平，也体现了唐代上层社会的饮茶习俗。唐代上层社会中流行金属茶具，瓷制茶具上多采用秘色瓷。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解开了这个谜。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色泽晶莹，以绿黄色为主，造型优美。其中两个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为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造型活泼，朴素大方，是极难得的唐代茶具珍品。茶杯或茶碗，为了免于烫手，还创造了高圈足的茶托。①茶托在茶杯、茶碗之下，便于端饮。这一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法门寺地宫出土多件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茶托口径大于茶盏，呈盘状，高圈足，造型简朴。唐代的琉璃茶具制作已经起步，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
　　①　关于茶托的起源，可参见唐李匡乂：《资暇集》。
　　（六）纵酒狂饮的饮酒之风"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氊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杜甫的这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饮中八仙歌》，以传神之笔描写了贺知章、汝阳王李暠、左丞相李适之、名士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布衣焦遂八位酒仙的生动形象，将他们嗜酒、豪放、旷达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集中表现了唐代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酒，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习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论是朝廷大典、内宫宴筵、祥瑞节令，还是民间婚丧嫁娶、亲朋聚会都离不开酒，而且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酿酒业的发展，社会上饮酒之风愈演愈烈。唐朝初年，高祖曾下令禁酤。开元天宝以后，嗜酒之风更加盛行，出现了"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的景象。
　　文人与酒嗜酒之风在文人中间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大都在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上纵情酒色，放浪不羁。特别是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由盛转衰，许多文人不在立志于"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而是寻求心境解脱，逃遁纷乱的人世，或者奉佛学道，隐逸山林，或者纵情酒色，置身酒肆歌楼，在美酒佳人中寻求精神的寄托。
　　"饮中八仙"的左丞相李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他的酒宴豪华奢侈，日费万钱。天宝五载被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仍酒兴未减，常常"乐圣且衔杯"。大臣石裕嗜酒，更是古今罕见。他有一次酿出几斛酒后，干脆脱掉衣服，跳进酒中沐浴，并兴奋地对弟子说："我平生喜欢饮酒，遗憾的是身上的毛发还没有尝到酒味，今天才算如愿以偿，决不能对嘴和毛发有什么厚薄之分！"白居易嗜酒，称自己为"醉吟先生"。他在《酒功赞》中说自己"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放达自任的杜牧"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他饮酒大醉后，一睡就是十几天。皮日休"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自号"醉士"、"酒民"。在当时，身为文人士大夫而不会饮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云仙杂记》记载，元载步入仕途后，开始不会饮酒，同僚们就采用各种办法强迫他喝，他总是以鼻中闻到酒气就醉加以推辞。其中一位同僚就用针挑破元载的鼻尖，假说挑出一条叫作"酒魔"的虫子。于是，元载从一斗、两斗，直到嗜酒如命，不可收拾。
　　唐代文人纵酒狂饮之风还表现在拼命鼓吹饮酒的好处。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说："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常纵心以自适也。"李白更是盛赞酒的美妙之处。他认为酒是最好的伙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似乎人世间只有酒是最值得留恋的。为此，李白希望"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白居易《酒功赞》认为"麦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酒可以"变寒为温"、"转忧为乐"、"百虑齐息、万缘皆空"，所以酒有功于世，人可以不食、不寝，不可不饮酒。
　　唐代文人饮酒时，少不了吟诗作赋，题辞作画，许多优美的诗篇和艺术之作都是在纵酒狂饮后完成的。李白号称"醉圣"、"诗仙"，"斗酒诗百篇"，他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在酒醉后创作的。《本事诗·高逸》生动地记载了李白醉中作诗的情景。一次，唐玄宗与宫人行乐，召李白赋诗。李白已在宁王那里喝得大醉，但仍旧"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踌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这就是著名的《宫中行乐词》十首。白居易作诗也离不开酒，每逢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或好友相聚，需吟诗作赋时，"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他说自己"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①。在白居易的2800　余首诗中，和饮酒有关系的诗就达900　余首。唐代书画家也是这样。草圣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唐朝画家王洽，性犷野放宕，嗜酒，他每作画前，必酣饮大醉，"兴酣之后，先已泼墨"。
　　名酒和酒具隋唐五代时期，酿酒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产生出种类繁多的名酒。据李肇《唐国史补·叙酒名著者》记载：有郢州的富水酒，乌程的若下酒，荥阳的土窟春酒，富平的石冻春酒，剑南的烧春酒，河东的乾和葡萄酒，岭南的灵溪酒、博罗酒，宜城的九酝酒，浔阳的湓水酒，京城长安西市出产的西市腔酒，以及郎官清酒、阿婆清酒和传自波斯的三勒浆酒。此外，还有"石榴酒"，乔知行《倡女行》"石榴酒，葡萄浆"。此酒和葡萄酒一样，在唐代妓院中很流行。"松花酒"，岑参诗"五粒松花酒，双溪道士家"。"郫简酒"，此酒是四川名酒，用竹管酿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杜甫诗："酒忆郫简不用沽"。"黄醅酒"，"醅"是尚未过滤的酒。此酒在唐代相当流行，白居易《尝黄醅新酿忆微之》诗"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五云浆"，唐代一种名贵的有浓香气味的酒。刘禹锡诗"酿成十日酒，味放五云浆"。此酒到五代时，成为宫廷里常饮的名酒之一。"桑落酒"、"酴釄"、"松醪酒"、"郁金香"、"醁醽酒"等也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名酒。
　　葡萄酒是唐代、五代最为流行的名酒之一。公元640　年，唐太宗征服高昌后，把高昌的良种马乳葡萄带回长安，种于御园之中，并学得了新的酿造葡萄酒的方法。"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①此后，全国许多地区都开始酿造葡萄酒，河东出产乾和葡萄酒，太原府也有葡萄酒进贡。葡萄酒深受当时人的喜爱，王绩《题酒店壁》诗"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在敦煌变文中也有关于饮葡萄酒的内容。如《茶酒论》"蒲桃九醖，于身有润。"《下女夫词》"酒是蒲桃酒，千钱沽一。。。"当时葡萄酒已广泛被人们饮用。
　　我国早期酿造烧酒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在唐代已出现烧酒。白居易有"烧酒初闻琥珀香"的诗句，雍陶写过"自到成都烧酒熟"。《唐国史补》记载："酒有剑南之烧春"。有人认为烧春即烧酒，唐人喜欢以"春"字称呼酒。这些片言只语，既提到烧酒，又指明烧酒的产地多在四川。四川至今
　　①　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古今酒事》。
　　①　《太平御览》卷八四四。
　　仍将蒸馏酒称作烧酒。但在唐代，四川是否果真有蒸馏酒，目前还找不到史料或文物的证据。
　　唐代的酒，不但酒质醇香、酒名高雅，而且酒具也十分讲究。"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写的是名为"真珠红"的佳酿，盛在透明的玻璃杯里，呈现出金黄的琥珀色。"葡萄美酒夜光杯"七个字说尽了酒和酒杯的精美。李适之有九件名贵的酒具，即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捲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这九件酒具都有奇特的功能，如"蓬莱盏"，上雕刻有蓬莱三岛的图案，精美绝伦；"舞仙盏"内装机关，酒满后便有"仙人出舞，瑞香毯子落盏外"。皇室贵族之家所用的酒具更加讲究，有的堪称稀世奇珍。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①唐玄宗时，"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玄宗用它饮酒，将酒倒入杯中，就会滚如沸汤，温温然有热气上升。②用精美的酒器，饮用美味的醇酒，成为唐代人们的赏心乐事。
　　这一时期的酒器有榼、瓮、瓶、樽、杯、盏、盅、酒勺、酒注和铛等，其中樽、酒注是最主要的两件酒具，使用得相当广泛。樽是一种盛酒器，在唐墓出土的高士宴乐纹螺钿镜、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宴饮图》、唐孙位《高逸图》上都出现了盛酒的樽。法门寺地宫中也出土一件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樽。中唐时，人们认为用樽盛酒不方便，开始使用装有管状流的酒注。长沙唐铜官窑出土多件酒注，上面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自入新丰市，唯闻旧酒香"等题字。①这表明酒注是中唐以后流行最广的盛酒器。
　　酒令隋唐五代时期，人们是怎样饮酒的呢？最常见的形式是以酒令助兴取乐。酒令以多种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风俗的一部分。
　　隋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酒令已有新的形式。如拆字令已在隋宫流行："炀帝于宫中尝小会，为拆字令，取左右离舍之意。时杳娘侍侧，帝曰：'我取杳字为十八日。'杳娘复解罗字为四维。帝顾萧妃曰：'尔能拆朕字乎？不能，当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画居右，岂非渊字乎？'"②此时已有即兴拆字行令，虽然简单了一些。
　　唐代作为宴席上佐酒行乐的酒令，进一步发展，品种更加繁富多彩。《蔡宽夫诗话》说："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据唐宋笔记及史书所示，约有20　余种。如：改令、骰子令、旗旛令、下次据令、闪擫令、上酒令、手势令、招手令、急口令、拆字令、雅令、鞍马令、抛打令、筹令等。归纳起来，不外乎律令、骰盘和抛打三种基本形式。
　　其一，律令。这是一种依次巡酒、按规定行令的酒令。它产生于初唐。
　　一般包括文辞类、言语类的酒令。牛僧孺《玄怪录》记载了一则"急口令"的故事。睿宗文明年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见有女郎7　人"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
　　①　《杨太真外传》，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②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①　《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　年1　期。
　　②　《大业拾遗记》。
　　一位女郎说出一则"急口令"："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谁说不好即罚酒。一位紫绥姑娘素口纳，连说："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
　　筹令也是律令的一种。行令时轮流抽取酒筹，按酒筹上的要求进行活动或饮酒。元稹《何满子歌》有："何如有熊一曲终，牙筹记令红螺■"之句。"牙筹记令"，就是作为筹令之用的酒筹，其上刻有令辞。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有："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的诗句。花枝原可用来作记数之筹，而不能用来作记令之筹，因是醉中，故有"醉折花枝"作记令之"酒筹"的失态举动。
　　筹令盛行于唐、五代，这不仅见于诗文记载，而且可以从出土的酒筹实物得到印证。1982　年在江苏省丹徒县一座唐代窑藏中，发现一件"论语玉烛"酒筹筒和50　枚酒令筹。酒筹筒为银质，部分涂金，似烛形，正面刻有"论语玉烛"四字，旁绕龙凤、卷草、流云图饰。酒令筹为韭菜形的涂金银筹，每根酒筹上，上段刻《论语》一句，中段是附会其义指出在座应饮酒之人，下段则是有关罚则的具体内容。比如，"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来迟者，处五分"筹，其"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出自《论语》。这是上段。筹中的"来迟者"指赴宴迟到的人，是为中段。"处五分"，意思是罚酒五分（十分为一杯）酒，是酒令筹令辞的下段。再如，"乘肥马，衣轻裘，衣服鲜好，处十分"、"后生可畏，少年，处五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饮十分"、"食不厌精，劝主人五分"等等。从筹令辞上看出当时行酒令有"劝"、"饮"、"处"、"放"四种情况，"劝"是敬酒，"处"是罚酒，"饮"是自斟，"放"是重新下筹。这套"论语玉烛"酒筹用具为研究唐代酒令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
　　其二，骰盘令，也叫"头盘令"、"投盘令"，产生于初唐。这是利用抛采决定饮酒次序的一种形式，往往在其他酒令之前进行，起着活跃酒筵欢乐气氛的作用。唐皇甫松《醉乡日月》卷三，"骰子令"说："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迤逦入酒令。"骰盘令在唐、五代非常流行，白居易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盛卢"，"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元稹诗"叫噪掷投盘，坐狞摄觥使"。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行令者的情绪是何等的激昂亢进。
　　其三，抛打令，是一种歌舞化的酒令，约在盛唐时出现，是由豁拳、抵掌、弄手势等发展而成的。抛打令常用香球、花盏。唐及五代人诗中常有"抛打令"抛耍香球、花盏的句子，如白居易诗"香球趁拍回环匝，花盏抛巡取次飞"，"柘枝随画鼓，调笑从香球"。徐铉诗"歌舞送飞球，金觥碧玉筹"。《太平广记》引《冥音录》记载：崔氏女"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综上所述，抛打令是由动作和歌唱两项内容组合而成，行抛打令时，伴以乐曲，先以香球或花盏回环巡传，待到乐曲急促近杀拍之时，须做有趣的抛掷，将香球和花盏急切地抛给人，中球或花盏者应持香球或花盏起舞。
　　除这三大类酒令外，"手势令"和利用"酒胡子"行酒令的习俗也十分流行。"手势令"产生于唐代。皇甫松《醉乡日月》中就有《手势令》篇，专门总结记载此令。《新五代史·史弘肇传》记载："他日，会饮章第，酒酣，为手势令。"可见，手势令在五代仍在流行。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式的酒令用具--"酒胡子"。酒胡子多木刻，如人形，状似不倒翁，置之盘中，转动后，其所背或倾侧方向的人饮酒。元稹在《指巡胡》诗中说："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唯直指，无意独欺愚。"唐末徐夤、户汪都写有《酒胡子》诗，表明唐末、五代时，酒胡子仍然流行。使用酒胡子行酒令，虽比击鼓传花来得简便，但不如击鼓传花的气氛热闹欢乐。
　　唐、五代酒令的盛行，水平之高，难度之大都是空前的，而且极少低级趣味之感，这和唐、五代社会人们的文化水准普遍较高，与个人才智得到充分发展及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五、隋唐五代住行习俗（一）住行的特征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住行习俗的成熟期，呈现着绚丽多彩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市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的典范。在城市总体布局上体现方整对称的原则，有南北轴线，棋盘形道路，并且在布局上注入伦理思想的内涵。在宫殿、园苑和贵戚住宅的建筑风尚上追求奢侈豪华，如隋显仁宫"绮绣瑰宝，穷巧极丽"，唐代马璘宅"屋宇宏丽，冠绝当时"。王侯妃戚的府宅也是日加崇丽，"高台曲池，宛若天造"。里坊制度是隋唐时期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建筑风格上的秩序感与和谐感。
　　其二，人们相当重视住宅的建筑，形成了许多住宅风俗，如考虑居室布局的"五虚"和"五实"；建房过程中的建宅文、上梁文、饼钱抛梁，以及镇宅文、石敢当、符咒等禁忌习俗。这些习俗反映了人们避邪驱鬼，以求宅舍安宁的心态。
　　其三，在建筑习俗上，传统的风水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产生了《宅吉凶论》、《相宅图》和《宅经》等风水著作和庾季才、萧吉、舒绰等风水先生。城市布局和宫殿、民宅的建筑上流行风水术，如隋文帝营建大兴城，就曾"卜食相土"，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和方向等。风水学说在建筑风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四，随着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俗被垂足而坐的风气所取代，这时的室内陈设和家具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即是高足家具的迅速普及，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奠定了后世家具样型的基础。
　　其五，出行风俗基本上承袭前代，变化不大。新的出行风俗表现在骑乘之风和肩舆的流行；牛车成为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由祖送、践酒、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
　　隋唐五代的住行风俗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二）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风尚集中体现在都城长安、洛阳两城的建筑上。隋唐二朝继汉以来东、西二京的制度，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东都。长安、洛阳的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风尚的典范。
　　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隋文帝因汉长安城规模狭小，水质咸卤，城市布局杂乱，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的龙首原上修建新的都城--大兴城。高颎和宇文恺等人总结了历代都城建设的经验，又参考了北魏洛阳与北齐邺南城的布局形式，对这座新城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与设计，并只用9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主体工程。第二年三月，隋文帝便迁入了新都。
　　大兴城的总面积为八十四平方公里。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郭城内建有一百零八个坊、东西两市，并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南面隔街即为皇城，北面为供皇帝游猎的大兴苑。唐王朝建立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并修建了一些新的建筑，主要包括：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宣政殿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等）、夹城、曲江芙蓉苑。
　　洛阳是隋唐两代的东都，于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开始营建。唐初曾一度废除其东都的称号，但到唐高宗时，随着江南经济和漕运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日趋重要，其东都的称号又被恢复。
　　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也是由皇城、宫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的。但其规模比长安略小，宫城和皇城也不在郭城的正北，而是位于西北隅。隋代在宫城内建有天经宫、太初宫、青城宫、明德宫、洛阳宫等宫殿亭院建筑，唐代除承袭隋代宫殿外，又在皇城西侧苑内修建了上阳宫、八关宫和西苑等。
　　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可以从城市的总体规划、宫殿建筑、里坊制度和府邸第宅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城市的总体规划长安城的总体规划总结了汉末邺城、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邺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并以纵横相交的棋盘形道路，将其余部分划为108　个里坊，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理想和要求。
　　以宇文恺为代表的长安建筑师们，在设计长安建筑布局时，曾参考承袭了前代建筑的风尚。长安城不仅把宫城、皇城和郭城严格区别，而且把宫城和皇城放在整个城市北部的中央，并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郭城的明德门所在的大街为中轴线，把全城分成左右完全对称的两部分。同时，还实行了封闭式的坊市制。这种建筑格局是从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的建筑布局继承来的。大兴城是在隋大一统的形势下兴建的，因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统治者寰宇一统，富有天下的思想。如，在一百零八个里坊中，皇城外南北排列的十三坊寓意着十三州，也暗寓着一年有闰；东西十坊则寓意着全国十道；皇城以南东四坊则象征一年四季；南北九坊则暗寓《周礼》的"王城九逵"。这种寓意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中常常揉进伦理思想的风尚。在长安和洛阳两城的总体规划上，还体现了以具体地形布设建筑的习惯。合理利用高低地形，设置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可使整个建筑群高低错落，气势壮观。当时，长安城内有六条冈阜，称作"六坡"。宇文恺对此加以合理设计。"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①这一设计既体现了风水之术在建筑上的运用，也说明当时的建筑师已注意到如何合理设计特殊地带的建筑。在洛阳城的总体规划上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习惯。
　　宫殿建筑隋唐五代的统治者在全国各地修建二百多座宫殿，其中长安、洛阳的宫殿建筑约有九十余座，通过这些宫殿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在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上的风尚和特征。
　　隋唐两代的宫殿建筑大多十分奢侈豪华。隋文帝以恭俭著称，但却劳民伤财营建华丽的仁寿宫。开皇十三年（593　年）由杨素、宇文恺等主持修建，至十五年完成。因督役之急，民夫死者以万计。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月丁亥诏曰："（隋）文营仁寿（宫），概日临云；炀起乾阳（殿），衔珠带璧；比阿房而竞爽，犹且有加；拟倾宫而骋丽，全于具体。"①可见仁寿宫的奢丽异常。"乾阳殿"是隋东都的正殿，也十分华丽奢侈。唐武德四年（621　年），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焚乾阳殿。隋炀帝为了自己的享受，营建显仁宫、西苑、毗陵宫、汾阳宫、江都宫等数十处豪侈的宫殿苑囿。大业元年（605　年），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宫内重楼曲阁，连达洞房，绮绣瑰宝，穷巧极丽。西苑的建筑更加穷奢华丽，"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②。其他如毗陵宫、江都宫等也是"正殿、曲阁、周廊、飞桥相贯百余圻，模仿洛阳西苑形势，而秀丽奇靡过之"。唐朝初年，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稍有抑制。唐太宗因洛阳宫奢靡，曾令拆毁一部分，但据《旧唐书·姜謩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贞观四年（630　年）曾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下命重修洛阳宫。由于张玄素等的劝谏，洛阳宫的修建比较简朴。将作大匠窦琎蓬池筑山，雕饰花靡，太宗下令毁掉山池，并免去窦琎的职务。虽然唐太宗尚节俭，但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命阎立德主持修建玉华宫和翠微宫，仍然相当华丽。玉华宫内建有南风门、玉华殿、肃成院、显道门、紫微殿和太子宫及百官廨署等，其中"紫微殿十三间，文甓重基，高敝宏壮，帝（太宗）见之甚悦"。太宗徐惠妃认为此两宫并不节俭，上书劝谏。此事见于《旧唐书·徐妃传》和《贞观政要》等史籍。
　　唐太宗之后，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重新盛行起来。唐高宗即位后，便大兴土木。先是大规模修复大明宫、洛阳宫、九成宫、太极宫等，而后又陆续营建了八关宫、万全宫和上阳宫等建筑。此后，历朝皇帝都营建不少宫室苑囿。玄宗营建的兴庆宫规模宏大，多楼式建筑，"银牓天题，金扉御阙，俯尽一国，旁分万里，崇崇乎实帝城之壮观也"①。宪宗元和十三年（818　年）修建的承晖殿，"雕饰绮焕，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可见设施颇为侈丽。在宫室建筑的风尚上除了奢侈之风盛行外，还流行一些其他的习俗。比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①　《册府元龟》卷八四。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炀帝大业元年五月。
　　①　高盖：《花萼楼赋》。
　　如，帝王即位多以旧宅改建为宫室。武德六年（623　年）高祖将在高陵县的旧宅改建为"龙跃宫"。玄宗李隆基即帝位前，曾在潞州为官，该州上党县有他的住宅。开元十一年（723　年），以故第为飞龙宫。兴庆宫也是由玄宗兄弟五人同居的"五王宅"改建的。佛、道两教盛行，皇帝也多崇尚两教，所以，舍宫室为寺观的事例也很多。唐太宗营建的翠微宫，到宪宗时改为翠微寺。玄■曾在此寺译经。位于武功县的庆善宫，到贞观年间改为慈德寺。河南嵩山有座奉天宫，为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建。二年后改为道士观，定名嵩阳观。
　　在宫殿的名称上，帝王们多以祥瑞或重大事件而命名。如，"隋炀帝好闻祥瑞，尝野雀集于殿上，。。以为瑞，乃名此殿为仪鸾。"①唐玄宗时，因凤凰飞集长安太极宫的通训门，下诏改为凤凰门。
　　里坊制度隋唐时代的主要城市，尤其是长安和洛阳，都实行里坊制度，这表现在建筑风尚上便是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感与和谐感。隋大兴城内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这些大街把郭城分成了一百零八坊。各坊面积虽然大小不一，却都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其中最大的是皇城两侧的六列坊，每坊南北长660-838　米，东西宽1020-1125　米。最小的则是靠朱雀大街西侧的四列坊，南北长500-590　米，东西宽550-700　米。城内诸坊除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只设东西向的横街外，其余各坊内都设十字街，街宽15　米左右，两端开坊门。坊的四周筑夯土墙，墙基宽2.5-3　米左右。坊门晨开夜闭，由左右街使掌握。大多数坊又被十字街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又被小字街分为四个小区。居民住宅置于小区之内，以便管理。
　　这种里坊格局，平面如同棋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具有鲜明的整齐划一的特点。后世风水学家曾认为这种里坊建筑是讲究聚气，不耗散、不泄漏。但实质上这种里坊制度的目的有两个，一出于"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考虑，二使整个城市呈现秩序感与和谐感。这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意识和封建礼制的规范观念。
　　盛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大兴城那种只见坊墙，不见房屋的单调街景开始变化，"长安十二街，高高朱门开"，除了三品以上的官僚贵族可在坊墙上开门外，"坊内三绝"者（门第、才德、文学）也可开门。"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这种装饰悦目的朱门楼阙，打破了整齐划一的坊里形制，使得富有严肃意味的里坊空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中唐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贸易活动不仅限于东西两市，两市周围各坊和交通干线的城门附近以及大明宫前各坊，出现了小工商行业。同时，长安城内还出现了夜市。据文献记载，当时崇仁坊中"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打破了政府关于定时启闭市场与里坊的限制。晚唐，坊墙成为人们最感不便的障碍，百姓拆毁坊墙，起造房屋的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中世纪时城市里坊建筑的新风尚。
　　府邸第宅　府邸第宅是隋唐五代时期建筑风尚中内容最丰富、特点最鲜明的部分。首先表现在官僚第宅别墅日趋豪侈。唐朝初年，曾制定很严格详细的第宅规定。具体内容见《唐会要》卷三十一。但这种限制随着天下承平日久而迅速改观，高官厚禄者豪华富丽的房宅遍布长安。"武后以后，王侯妃
　　①　《唐会要》卷二八。
　　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①安仁坊"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独狐公宅"通渠转池，巨石嵌嵰，喷险淙灂，洄潭沈沈，殊声异状，而为形胜游衍者之处者十四五"。安兴坊同昌公主宅"房栊户牖以众宝饰之，金银为井栏"。开元、天宝年间后，贵族大官僚们营造豪侈第宅之风更盛。《洛阳名园记》记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为千有余邸"。在长安，杨国忠第宅"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亲仁坊安禄山宅是玄宗命出御库钱修建的，"敕所司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隍院宇，重复。。窱，匼匝诘曲，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②。安史之乱后，大臣将帅在京师竞造第宅，当时号为"木妖"。唐代宗时名将马璘化费钱二千万贯修建第宅，"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绝当时"。元载的宰相府第更为豪侈，以于阗出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珲香涂壁，装饰极尽豪华。白居易曾作《伤宅》诗讥讽当时这种竞相豪华的建宅之风，其诗云："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回，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马璘宅），今作奉诚园（在安邑坊）。"这种楼榭房室逾制的畸形状况，早已突破了规定。这无疑反映了唐王朝走向没落前的日益腐败和颓废心态。
　　隋唐五代时期第宅建筑风尚还表现在庭院式园林和别墅园池的盛行。当时贵戚百官的府邸宅院多喜植树木，设楼台，凿水池，堆假山，使之成为具有园林特色的第宅。延福坊琼山县主宅内有"山池茂，溪磴自然，林木葱郁，京城称之"。裴度在集贤里立第宅，"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此外像安邑坊的奉诚园、升平坊的东宫药园、休祥坊的奉明园、金城坊的后园、戾园等第宅园林，都是碧茵连天，绿柳朱门，春池岸荷，草树满园，反映了唐代私人第宅园林的繁荣。除了城内第宅园林外，贵戚官僚多在郊外营建别墅式园林。其中以公主庄园和诗人别墅最为盛行，形成一种风气。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玉真公主等皆有山庄。许多诗人（大多是官僚）都寻找山清水秀之地建造别墅山庄，如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杜曲草堂、李德裕的平泉庄、杜佑的瓜州别墅，以及郎士元、郑谷、元稹、裴迪等人的书斋茅堂、碧涧别墅等。大部分别墅园林分布在长安、洛阳的近郊，大体上分成两类风格：皇亲贵戚、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绮丽；一般文人官僚的侧重在清新雅致。前者的园林几乎都集中在东郊一带，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园林多半分布在南郊。
　　至于一般第宅房屋的建筑风尚，可以从敦煌壁画和出土的唐墓壁画中得到了解。
　　隋唐住宅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面最广泛的是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庭院布局，在宅内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带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成的四合院。大宅第的主要布置，除园林外，一般前为大门，内有中堂、北堂、东西厢房，有廊回绕通连各房。庭内宽敞，可植树木花架，与后世四合院布
　　①　《唐语林》卷五。
　　②　《安禄山事迹》卷上。
　　置似乎没有大的差异。陕西三原的初唐李寿墓的壁画上绘有死者生前的宅邸院落。院落围墙南面辟有正门一座，门左右建有廊坊。门前踏阶上的乌头门，高耸巍娥，门檐下的斗拱凸现，使整个大门庄严宏丽。庭院正面的正房，直柱上的华拱支撑着无翘角的屋顶。庭院后部则是山石树木的园林，长长的回廊连接着二层阁楼。主庭院的西边另有一个院落。墓室西壁上部还绘有马厩和草料库。整个庭院的布局既有纵贯庭院的中轴线，又有左右对称的辅助庭院，院落串连，层次重重，造成舒畅幽深的空间境界，体现了主人住宅的高贵等级。①在敦煌壁画及出土绢画上也有唐代贵族第宅的形象，有回廊、四合院和有假山树木的后院。这一时期，像汉代楼阁式的建筑已明显减少。
　　平民百姓无力修建廊庑周房，住宅不成其为院落，仅只一座小屋围以篱垣而已。南方多茅舍，北方多瓦屋。元稹《茅舍》："楚俗不理居，居人尽茅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说的就是这种茅舍。
　　隋唐时长安的宅第园林居住风尚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长安城内的住宅集中于邻近宫城和皇城的各坊中，多是王公大臣及显赫官宦的府邸第宅。城的南部诸坊，因所处偏远，居民住宅稀少。隋文帝曾命诸子在城南建立府第，汉王、秦王、蔡王分别在昌明、道德、敦化三坊建宅，并特赐蜀王秀在临近南城墙的归义坊全坊建府第，以便充实南城一带。但终因距市中心偏远，唐代以来长安居民仍然很少在此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廊，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这是因各坊所处地区不同而形成的住居风俗。其二，由于唐代与西域交通频繁，所以宅第园林受到西域文化的某些影响。比如，波罗球（马球）自波斯传入后，贵族显官的宅第中多建有球场。长宁公主造第东都"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家在长安永崇坊有自筑的球场。文宗时翰林学士王源中在太平坊家里筑有球场。马球球场占地很大，这些权贵的第宅园林之大可以想见。
　　又如太平坊王鉷宅内有自雨亭，也是受西域的影响。王鉷的第宅相当大，"有司籍第舍，数日不能遍至"，院中有一座自雨亭，"宝钿为井干，引泉激霤，号为自雨亭，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这种防暑设备见于大秦国。由这些例子可见唐代居住建筑受西域影响之深。
　　①　参见《唐李寿墓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9　期。
　　（三）住宅的建筑风俗与建筑仪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对自家住宅的建筑，认为："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威。"①所以，在建屋盖房的过程中形成许多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具有自身的特点。
　　五虚与五实　隋唐五代时的人们对于建筑家中房屋是讲究的，要求避免"五虚"，尽力做到"五实"。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五代时期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宅的"五虚五实"之说，认为："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其中"五虚"是指："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墙院不完，三虚；井灶不全，四虚；宅地多屋少，五虚。"这里提出的"五虚"，便是人们在建筑自家住宅时应避忌的方面。"宅大人少"，给人空荡、孤寂的感觉；"门大内小"，容易透风，给人一种不聚财的感觉；"墙院不完"，容易遭贼，不安全；"井灶不全"，生活不安定；"地多屋少"，不是家业兴旺之家。实际上，这些避忌是为了保证民宅建筑与周围环境的配称和建筑物本身的和谐配合。
　　除了五虚需要避忌外，与此相反的建筑现象值得提倡，这就是所谓"五实"。"五实"是："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院墙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水沟东南流，五实。"这五实并不见是五虚的简单对应，而是当时人们在建筑民宅时总结出来的五种风俗标准。从希望"宅小六畜多"一条来看，这些风俗标准是地道民间的标准。由于重实不重虚，《宅经》不主张建大宅，而主张"计口营造"规模适度，并且劝世人"不衰莫移"，切莫要轻易大兴土木，"宅乃渐昌，勿弃宫堂，不衰莫移，故为受殃，舍居就广，未必有欢，计口营造，必得寿考"。从"五虚五实"的提出来看，《宅经》提倡的较为节俭的建筑风尚，反对奢靡、过分宽敞的建筑，这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的建房风俗。
　　建宅文与上梁文　隋唐五代时，人们在盖房之前，于破土动工时需要举行一种仪式，宣读一篇《建宅文》；在上大梁以前，要唱一种《上梁文》，这种风俗相当的流行。《沙州文录补》上有一篇《康再荣建宅文》，文中说："维岁次丁卯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立其宅，唯愿青龙西北处绝阳，招摇东南，阴伏藏摄提，人们当母位，太阴鬼之自开张。灭池正西自当兑泽，轩辕斗战履东相，一为乾川天覆载，二为艮阙补椽梁，三为回震盖南屋，四为巽间加顺阳，五为川中立□母，六为□虚配天王。上元己亥从乾起，螣蛇宛转入火乡，甲乙青龙扶左胁，庚辛白虎从右相，丙丁炎君南广，壬癸冰冰□□□，戊己中宫无住处，将来分配入四乡。辰戌丑未押四角，震兑二住守魁刚，顺得四算君南坐，尾将三子镇北方。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等，坐家丰侯，子孙永昌，□保遐算，寿福无疆，官高盖代，世世康强，大富大贵，梦寐吉祥，无诸中天，寿命延长，百病除愈，身体轻强，祝愿已毕，请受春装，赏赐博士，美酒肥羊。"这是一篇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盖房子所用的《建宅文》。此文中的八卦、四象等内容明显受到了当时民间信仰的道教的影响，因此它是属于受道教影响的建宅文。当时，建宅文不是主人自己宣读，而是由主持仪式的工匠宣读，
　　①　敦煌遗书，伯三八六五《宅经》。
　　所以文中说："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宣读建宅文的目的是祝福主人幸福，以求吉祥如意。
　　在建筑房屋，准备上大梁以前，还要唱一种《上梁文》。敦煌卷子伯三三○二《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就是一例。文中说："今因良时吉日，上梁雅合周旋；五郡英豪并在，一州士女骈阗。■饼千盘万担，一时云集宕泉；尽向空中乱撒，次有金钹银钱。愿我十方诸佛，亲来瑞□金莲；荐我和尚景佑，福祚而海长延。应是助修之辈，见世总获福田；诸族六亲内外，永如瑶阁神仙。敦煌万人休泰，五稼丰稔龙川；莫在辞多蹇讷，岁时犹望莺迁。自此上梁之后，高贵千年万年。"《上梁文》完全是祝贺吉庆的内容，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的驱鬼逐疫的性质。
　　文中也记述了唐代上梁风俗中的以饼钱抛梁的风气。当时，在上梁的仪式中，"五郡英豪"、"一州士女"都来庆贺，用饼、钱向徐徐升起的梁上抛撒，气氛十分热烈。这对后世建筑上梁风俗有深远的影响。
　　镇宅习俗　自古以来，在宅第建筑好了以后，人们都要采用各种方法来镇宅，以示镇压妖魔鬼怪，保证宅舍安宁之意。隋唐五代时期，这一习俗仍然盛行。镇宅的形式有镇宅文、石敢当和符咒等。
　　敦煌卷子斯二七一七《镇宅文》这样写道："魑魅妖精，潜藏地穴。疫毒休行，吉祥咸集。宅纳吉祥，风送宝雨。林□天眼，仓盈金玉。库积琼珠，宅富人兴。"
　　当时人们认为"魑魅妖精"潜藏地下，在上面建造房宅要以"镇宅文"
　　来镇压，这样就可以使"疫毒休行，吉祥咸集"。文中也体现了道教的影响，"罢严佛像"、"炉焚六珠"等语带有反佛的色彩。
　　以灵石镇宅的风俗在我国由来以久。北周庾信《小园赋》里说："镇宅神以薶里，厌山精而照镜。"意思是说要镇定宅神，使其常护左右，就必须于造屋时埋石为祭。灵石镇宅风俗中，以设立"石敢当"的方法最简便、最流行。设"石敢当"的风俗最早出现在唐代。《通俗编·居处》引《墨庄漫录》说："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得一石，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声盛，礼乐昌。'有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大历五年"为公元770　年。从石铭上可以看出"石敢当"是镇邪求吉的刻石。
　　后世设立"石敢当"的具体范围和设立的方法是，每当人家房屋、大门被巷口、桥梁所冲，在巷口、桥梁立石，上刻"石敢当"三字。但唐代时，设"石敢当"的目的却十分具体，如认为因居宅不利而造成的疾病、逃亡、耗财、遗失钱财、生意不佳，以及希望靠镇石而求官发财等等。设石的地点也不是仅限于门前。灵石还因目的的不同，而重量有所差异。敦煌卷子伯三五九四《用石镇宅法》成文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　年），其文记述当时以"石敢当"之类的灵石镇宅的方法。
　　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即东北角）上，大吉利。
　　人家居宅以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居宅以来数遭□□，年年不鲍（饱），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大吉利。伯四五二二号《宅经》也提出了用灵石镇宅法以求升官的内容。"又法取来赤石一，悠长五寸，钱五文，阳宅埋丑地，阴宅埋未地，必迁官。"由以上记载来看，用"石敢当"之类的灵石镇宅的风俗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其用处也是多种多样的。
　　除采用"镇宅文"、"石敢当"驱邪求吉外，还有贴符咒的风俗。符咒，又称"符篆"，是道教的法术之一。"符"是用朱书或墨书，画成的似字非字的图形。咒语是道士们在施术时口中念的神秘词句，道教认为符咒可以用来驱鬼逐疫，治病消灾。唐代，道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道士的地位也相当高。因此，在民间居室风俗中，贴符咒的方法十分盛行。
　　当时，新屋建成后，要请道士来驱鬼消灾。道士除在门上、门头上、墙上、屋的四角、床上、床垫上等处贴上符外，同时念咒，还要给人吞符，在脚上、衣领上贴或画符，同时念咒。还要在房前屋后的树上挂上符，同时念咒。
　　这一时期的符大约有九种：①镇四角符，贴房屋四角，能驱病患、消万恶百鬼。②门上符，贴房门上，可以"神符却鬼，见口走出"、"万里病患自除，宜保财物，安门大吉"。③床符，贴床上，据说可以有利夫妻相爱、妇人易产。④桃木板符，源于古代画桃符驱鬼习俗。符词中说，房内贴桃木板符，可驱鬼，保母子平安。⑤吞符，这是专备不生孩子的父母用的。吞下此符，住进新屋，便能生子安家。⑥物符。⑦地穴符，贴在屋内收藏物品的地窟上。⑧树神符，贴在院内的树上。⑨衣领符，用来驱鬼。以上的符可以从敦煌卷子伯三三五八《护宅神历卷》中看到它们的具体形象。
　　（四）建筑风水风俗风水是一种术数和技艺，指导人们如何确定居住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方法，以求获得好运。中国风水风俗萌芽在先秦时期，形成于秦汉之交，隋唐两代是其开花结果的时期。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关相宅的著作共有三部，即《地形志》八十卷，《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除《地形志》标明为庾季才撰写外，其它二种皆不著撰者姓名。《隋书·艺术传》记载了庾季才的事迹："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下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这说明在开皇二年（582　年），隋文帝确定在何处营建新的都城时，庾季才曾从风水的角度提出建议。这一点在《隋书·文帝纪》中也有反映："此城自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丛龟，瞻星揆曰，不足建皇王之邑。"于是，选择了"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原建新城。"卜食相土"，便是指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方向等。建成后的隋大兴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北临渭水，东有浐、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宫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宫殿坐北朝南，这被认为是极佳的形胜。
　　隋朝除庾季才外，著名的风水先生还有两位，一位是萧吉、一位叫舒绰。前者官至上仪同、太常令，他曾奉命整理前人的各种风水著作，并在考订整理前人旧作的基础上，撰述了不少著作。史称他著有《宅经》八卷，对后世居住房屋的风水理论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后者善长阴宅的风水术，事迹见《浙江通志》。
　　隋朝短命，风水习俗的盛行则以唐代为典型。《旧唐书·经籍志》收录风水著作十三部，其中有关住宅的著作只有三部：《五姓宅经》二卷；《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新撰阴阳书》三十卷，王粲撰。但实际上当时有关住宅风水术的著作远不止这三部，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代人撰写的一部极其重要的风水著作，因托名黄帝，故又称《黄帝宅经》，但实际上此书的成书年代是唐代至五代这段时间。书中开列了当时流行民间的相宅书有二十四种之多。它们分别是：《皇帝二宅经》、《地典宅势经》、《三元宅经》、《孔子宅经》、《宅锦宅桡经》、《文王宅经》、《玉微宅经》、《王敢宅经》、《淮南王子宅经》、《刘根宅经》、《玄女宅经》、《司五天师宅经》、《刘晋平宅经》、《张之毫宅经》、《九宫宅经》、《五非宅经》、《六十四卦宅经》、《左盘龙宅经》、《李淳风宅经》、《五姓宅经》、《吕才宅经》以及《飞阴乱伏宅经》。现行《黄帝宅经》还记有另外五种宅经，为敦煌写本所不录，它们是《天老宅经》、《司最宅经》、《右盘龙宅经》、《子夏金门宅经》和《刁昙宅经》，如此众多的相宅著作，表明在唐代相宅风水术是十分盛行的。
　　自汉代以来，一种将第宅与住屋主人的姓氏联系起来的风水术--图宅术，一直盛行不衰。但到唐代此风渐衰，原因之一是由于吕才（600-650　年）对"图宅术"的批判。他认为姓氏与住宅的吉凶没有关系，用五音相宅是不合理的。同时他提倡阴阳相宅术。《宅经》"总论"中也体现了这种观点，书中说："近来学者多攻五姓八宅，黄道白方，例皆违反大经，未免灾咎。""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万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可见此书是主张阴阳相宅术的。
　　《宅经》所记载的唐代风水习俗和汉、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的"图宅术"
　　已有很大区别，它多少反映了道家在风水术中的影响。从建筑学上看，《宅经》中的某些内容，如大门开在南方偏东，开门便是园池竹簟，天井、库藏仓窖设在西方偏北为宜等符合我国民宅建筑的实际情形，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五）　室内陈设与家具变化隋唐五代是我国室内陈设与家具形式大变革的时期。隋和唐代前期，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虽然仍是主流，但使用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风气也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到了盛唐和五代，高足家具迅速推广开来，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人们垂足而坐的习俗已经初步形成。
　　室内陈设　这一时期的室内陈设是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和人们起居习惯的变化而变化的。秦汉时，人们席地而坐，室内的基本陈设是席、床、榻、几、案等。隋唐五代时则主要是高足的桌、椅、大案和床榻。这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室内陈设的情况。此外，五代王齐翰《勘书图》中绘有三叠大屏风，屏风前设长案，一位白衣长髯的文士坐在一张扶椅上，前置一书几。这种室内陈设使室内空间和各种装饰都发生了变化，与席地而坐的室内陈设迥然不同。
　　床榻　隋唐五代时期的床塌，形体上都较前代更加宽大，这种宽大的床榻可以从传世绘画和考古出土文物中看到。《韩熙载夜宴图》中绘有两件床榻，床榻的左、右和后面都装有较高的围板，正面两侧各安一独板扶手，中间留门以容上下。其中一床可同时容坐五人，形体之大可以想见。1975　年4　月江苏邗江县蔡庄五代墓出土四件木床榻，长188　厘米、宽94　厘米、高57　厘米，榻面大边与抹头仿45°格角榫做法组成边框，中间设托档七根，上面用铁钉钉上木条九根。榻的腿部和腿部上端同大边交接所置角牙均为如意云头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当时，床榻作为一种坐卧用具，使用得相当广泛。皇帝所用的床，称"龙床"。从《新唐书·百官志三》得知，唐鼓吹署掌置龙床。唐冯贽《云仙杂记》记载："韩志和有道术，宪宗时，献一龙床，坐则鳞、鬣爪、角皆动。"唐代李峤写有一首咏帝王龙床的诗，描绘了床的豪华精美。诗云："传说有象床，畴昔献君王。玳瑁千金重，珊瑚七宝妆。"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中也有"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之句。
　　在官衙中也有用榻的。《通典·职官典·侍御史》记载：唐代侍御史食座之南所设的横榻，名南床，又称"痴床"。注释说："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是故谓之痴床。"民间使用的床榻，大部分简朴实用，而在富商地主之家也有相当讲究的床榻。唐人小说《游神窟》讲十娘卧处的床榻，上绘彩画，"两头安彩幔，四角垂香囊"。
　　几案　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是古时人们进食和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这一时期的几案大都继承魏晋南北朝时的形式，无太大变化。供依凭用的家具有凭几、曲几、隐囊等。案的变化稍大些，直腿带托泥，两端翘起卷沿的案比较流行。自此以后，案面多仿此式，有的案足虽然还保留汉代的曲足式，但案头却大多翘起来了。如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中的书案，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出土的陶案，就是具体的证明。唐代中期以后，随着高型家具的普及，人们逐渐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低型的几、案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桌子和大型条案。
　　桌案　使用高足桌案的习俗起源于唐代。我们从敦煌473　窟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到桌子的使用情况。画面上，在帷幄中置一张长桌，两边各有一条长凳，男女数人分坐两旁，正在准备进餐。此种长案在传世的唐代绘画中也可以见到。唐周昉画《宫乐图》中，绘有一张可围坐十二人的长案，长案四角有金属包角，均雕有金色花纹。案面四周重边，都有装饰。案面漆以深绿色，上有白描花纹，案面四边出沿，下为蠹门结构。此是目前所见到的唐代最大型的案具。
　　唐五代时期的桌案，与前代相比，已属高足家具，但和宋代以后的高型家具相比较，还略低一些。这时的桌子，在高度上略高于椅凳的坐面，和床榻面的高度齐平。这说明了家具由低型向高型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正处在唐、五代时期。
　　椅凳　唐代以前，人们是席地坐卧，所以无需椅凳。随着垂足而坐的习俗兴盛起来，椅凳之类的家具，应运而生。
　　椅子的名称，目前所见较早的是唐代《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上所记："绳床十，注：内四椅子。"①可见，唐贞元年间已有椅子的名称。这一时期，使用椅凳的习俗渐渐多起来，尤其是唐中期以后，垂足坐的风气大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宫女歌伎，都开始坐椅凳之类的高型坐具。故宫博物馆藏传唐代卢楞伽绘《六尊者像》中，有三位尊者都坐椅子。第三拨纳西尊者坐的是竹节形椅子，四直腿，后背立四柱，中间两柱较高，上装上曲横梁，直扶手，搭在前立柱上。坐面上铺以软垫、衬背。椅前设脚踏。第十一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和第十五锅巴嘎尊者所坐的椅子也十分精美，后背低，椅脚、扶手等处都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如同后世的"宝座"。敦煌莫高窟晚唐196　窟壁画中也有民间使用椅子的形象。
　　到五代时，椅子的形象材料更加丰富。五代周文矩《宫中图》描绘宫廷中妇女生活，其中绘有两张形象相近的圈椅。圈背连着扶手，从高到低一顺而下，后背另立两柱，装弧形横梁，人可将头倚在靠背上。其造型圆婉优美，形态丰满劲健，独具特色。在周文矩另一幅名作《琉璃堂人物图》中，有一位黑衣僧人坐在用瘿木制的大椅上，造型古朴自然，反映了五代时椅子制作技术的高水平。
　　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对当时的家具状况有较全面而真实的反映。画中描绘了两种椅子：一种较小，后背直，其搭脑两端挑出，无脚踏；一种较大，可盘腿坐其上，后背立四柱，上装弧形横梁，有脚踏。《新五代史·景延广传》记载："延广所进器物，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结合绘画中的形象资料，可以推断，唐五代时椅子的制作是十分精美华贵的。
　　隋唐五代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高足坐具，名叫"胡床"。古代，带靠背的称为椅子，不带靠背的则称为床。胡床起源于汉代，隋唐五代时仍然十分流行。《隋书·尔朱敞传》记载：他"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同书《郑善果母传》也说："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清异录》卷下说：唐明皇出巡时，总要携带胡床，备随时休息。可见当时胡床这种轻便的家具，日常使用得相当普遍，男女均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临时随便陈设的坐具。
　　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时床体才能平稳。这种交叉的斜足，构成胡床形体的主要特点。正因这一点，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交床"。《说郛》引隋杜宝《大业杂记》记载："（炀帝）自幕（漠）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在陕西三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石椁线雕图和敦煌莫高窟第470　窟的
　　①　《金石萃编》卷一○三。
　　隋代"商人遇盗"壁画中都可见到胡床的形象。
　　唐代，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凳子的使用也多了起来。周昉《宫乐图》中描绘许多宫中妇女围坐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案周围宴饮、演乐，她们所用的坐具都是很漂亮的带花纹、垂流苏的月牙形杌凳，也叫"月牙杌子"。《挥扇仕女图》中描绘的更加细致，月牙杌子上雕刻着花纹，两腿之间有朱红彩带，面上有绣垫，既美观实用，又松软舒适。在五代时，这种月牙杌子还很盛行。
　　此外，细腰圆凳、腰鼓形坐墩、长凳也很流行。总体上，坐具的高度也不断增加。
　　屏风　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十分普遍。由于屏风主要用于贵族之家，所以宫廷勋贵对屏风无不力求奢华。《酉阳杂俎》记载："安禄山恩宠莫比锡■无数，其所赐品有八角花鸟屏风。"白居易诗说："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怙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可见此时屏风制作技艺的高超。五代后蜀孟知祥晚年"作画屏七十张，关百纽而联之，用为寝所，号曰'屏宫'"。
　　这一时期，书画屏风最为盛行，史书和诗文中屡有记载。房玄龄"集古今家诫书于屏风"，宪宗著书十四篇，"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六曲屏风"。唐诗中也常有吟咏画屏的句子，诸如"金鹅屏风蜀山梦"，"故山多在画屏中"，"我题君句满屏风"等等。屏风画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有人物（将功勋臣绘于屏风上）、山水（"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鸟鲁（骏马、水牛、孔雀、仙鹤等）、书法等。
　　当时最普遍的屏风样式，是矩形屏面以多扇横联的折叠式，多为六扇折屏，少数有八扇的。六扇，又称"六曲"，是唐代折叠屏风最常用的数目。唐诗中吟咏的屏风多是六曲屏风，如李商隐诗"六曲连环接翠帷"，顾云诗"屹然六幅古屏上"。在陕西西安和山西太原附近的唐墓中，墓室壁画上绘有屏风图像，多为六曲，也有少数八曲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有木骨帛面的六曲屏风残迹。
　　唐代流行使用屏风的风习也影响了日本。日本奈良正仓院中收藏有许多相当于唐代的屏风，其风格完全是唐式的。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　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光明皇后献给东大寺的圣武天皇遗物中有御屏风一百叠。至今尚存两叠六曲屏风，都是矩形屏面，木骨纸面碧。。背，上面绘树木和妇女图像，并书写有修身格言一类的文字，都为汉字。
　　除上述家具，还有箱柜、衣架等。唐代出现较大的柜，制作工艺也十分高超。《杜阳杂编》载：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所谓玛瑙柜，就是镶嵌着玛瑙的柜子。衣架起源于东周，至唐代基本上变化不大，当时称作"椸"、"桁"。柳宗元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韩愈也说过："桁桂新衣裳，盎弃食残糜。"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新风尚是以高足家具的发展和垂足而坐风气的形成为代表的。
　　（六）骑乘之风与民间行旅观念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的出行风俗主要由交通工具和行旅观念两部分组成。其特点表现在：盛行骑乘之风，马、骡、驴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乘车之俗只限于妇女；肩舆流行，不论帝王、贵族官僚，还是民间妇人、僧侣无不喜乘肩舆；造船业发展，船的使用更为广泛；宫廷中有按照礼制专供皇帝、贵族使用的交通工具；畏远行是民间主要的行旅观念；形成一套由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组成的拜别送行程式。
　　骑乘之风　隋唐五代时，人们出门时多是骑马而不乘车，贵族官僚更是如此。《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天宝年间，一次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被陈玄礼所劝阻。唐肃宗时，冀国公裴冕生活十分豪侈，他的家里畜养着十几匹良马，每匹马都价值百金。李怀远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封赵郡公，但他"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经常乘一匹"款段马"①。同僚对他说："公如此荣华富贵，为何不买匹骏马骑？"李怀远说："我只求马的驯服，不考虑它是不是骏马。"韩翃也曾出将入相，但"性持节俭"，他为官四十年，总共只骑乘了五匹马。由此可见，当时的廉俭的官员也都以马为交通工具。
　　在民间，一般的文人及平民百姓买不起马，便乘驴骡。隋文帝时，尚书左仆射杨素掌朝政，他让身为员外散骑侍郎的崔儦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在迎亲的宴席上，公卿百官都到齐了，而崔儦身穿旧衣冠，骑着驴姗姗来迟，以示对杨素的轻视。《旧唐书·冯宿传》记载：冯宿的弟弟冯定和于■是布衣时好友，后来于■官至襄阳大都督，冯定骑驴前往拜访，因门吏不及时通报而愤然离去。以骡子作交通工具也很常见。《隋书·五行志》记载：仁寿二年（602　年），"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迴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坠，皆碎焉。"甚至当时军中有乘骡冲锋陷阵的。宪宗时，大将刘沔手下有位部将，名叫董重赏。他驻守洄曲，当地少马，人们骑乘都用骡。于是，他就训练骑骡进行打仗，"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
　　在隐逸之士中间，有些人不喜骑马、骡、驴，却好骑牛。文学家王绩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常常"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唐高宗时，昆山人史德义隐居虎丘山，以琴书自适，有时骑着老牛出没城镇乡村。高宗闻其贤名，特召到洛阳，授朝散大夫职位。这种乘牛风气只限于文人墨客隐士之中。陆路运输工具　这时期，陆路运送物资主要用牛车。唐朝初年，李巨为河南尹，当时市场上都用牛车转运物资，李巨见有利可图，便对出入市场的牛车征税。唐朝前期，从东都含嘉仓往长安运粮食时，洛阳至陕州段都是"雇民车牛以载"。宫廷的运输任务中，马车不够时，也用牛车。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宫苑使王元平为庄宗选采宫人，竟达千余人。"车驾不给，载以牛车"。
　　除牛车外，还有用驴、骆驼、马进行运输的。隋大业九年（613　年），炀帝下诏，命关中富人按家产的多寡出资买驴，到伊尹、河源等地运粮。最多的人家出资万钱，购驴数百头。《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路上没有粮食，"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五代时，用驴运输更加普遍。开平三年（909　年），后
　　①　款段马："款段"形容马行的迟缓。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梁太祖敕所有衙署官员，自今后经过各州县时，没有敕文不得征用州县的驴为自己运货。用驴运货与用牛车同样的普遍。
　　长安及西北地区，骆驼的使用也很普遍。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诗人张籍写有一首《凉州词》，描写了西北地区骆驼运输丝绸到安西四镇的情景。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马能载人、驮物、拉车，有多种用途，所以也受到人们喜爱。近年来，在长安及洛阳等地大量出土的骆驼、马和驴载人、运货的唐三彩模型就是这种风气的有力证明。肩舆的盛行隋唐五代时，乘车之俗已经很少，但骑马总不免劳顿之苦，因此一种取代车的交通工具--"肩舆"应运而生。肩舆，实际是抬着走的"轿子"，最初只有宫廷中才使用。初唐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威严的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来使。六个宫女抬着"步辇"，步辇旁有两个宫女拿着很大的宫扇。这里的"步辇"实际上是一种肩舆。辇是车，用步代替车轮，故称"步辇"。所以《隋书·礼仪志》说："今辇制像招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宫廷中用肩舆十分流行。
　　唐代皇帝常常特许年老有疾的大臣乘肩舆入宫。房玄龄晚年多病，太宗召许房玄龄可乘肩舆入殿。少师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让他乘步舆至殿阁参与政事。除官员外，僧人也被赐肩舆。武则天曾赐肩舆给僧人神秀，让神秀入宫讲经。有时候，皇帝赐肩舆不仅仅限于一个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年）四月乙亥，赐百官宴，"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五代时，晋高祖和周太祖都曾将"白藤肩舆"赐给近臣。
　　在民间，乘肩舆之风也很盛。名士元德秀，以孝道闻天下。开元年间中进士，但他不忍离母而去，便"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五代时，张策"与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这些都是妇人乘肩舆的例子。年老有病的人，也多乘肩舆。白居易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张承业是唐末五代间的宦官，曾劝阻李存勖即帝位。承业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肩舆为后世轿子的风行开了先河。
　　水上交通工具　由于水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时期船的使用更为广泛，特别是在江湖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长江中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可达数千艘，甚至与岸上的屋邑"殆相半"。当时，船只成为渔民的生活依靠，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船。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当时人还根据各种不同水域的航道特点，以及所需船只的功能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船。如航行在长江中下游的商船，常常是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载货可达万斛。
　　唐代的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船采用钉榫结构，还用桐油和灰涂缝，结构上采取了设置水密舱壁，把船体分割成许多部分，从而增强了船的抗沉性能，并扩大了装载面积。1973　年在江苏如皋县发现了一艘唐船，完全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畏远行在隋唐五代的民间行旅风俗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即畏远行，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敦煌变文《父母恩重赞》说："儿行千里母行千，儿行万里母于先"，表明子女外出，父母是很挂念的。子女出入又不依时节，致使父母愁伤。《敦煌曲子词》也说："作客在江西，寂宴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外出远行存在着心理的畏惧。"父母在，不远行"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旅观念，在家侍奉父母，是孝子的准则之一。《孔子项托相问书》中项托当着孔子的面说："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更加明确地说："父母在，劝君莫向他乡往。"这都反映了当时不愿远行的行旅观念。
　　拜别程式　隋唐时，人们行旅前要举行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等仪式。亲朋归来还要举行宴会为之洗尘，名叫"软脚"。这种拜别程式起源秦汉，隋唐五代基本承袭了这种风俗。祖送。古人出行时祭祀路神叫"祖"，所以称送别人出行为"祖送"。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说："麟阁良朋，祖送于青门之外。"人们送别时，要在野外路旁设置帷帐，摆酒宴为友人饯行。王维《齐州送祖三》诗说："祖帐巳伤离，荒城复愁入。"韩翃《杂家》诗："祖席诸宾散，空郊匹马行。"这些诗文中的"祖帐"、"祖席"都是由祭路神的习俗演变而来的习俗词汇。
　　践酒，即饯酒。为亲朋送行离不开酒。李白《广陵赠别》诗云："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王维《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类似的诗句举不胜举，都表明在饯行风俗中，酒的重要性。
　　折柳。折柳送别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汉代时，长安城的灞桥是人们送别客人的地方，人们分别时要"折柳赠别"。所以后人以折柳代指送别。唐雍陶《折柳桥》诗："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217　窟壁画中就有"折柳送别"的具体形象。
　　隋唐五代时，人们饯别的时间常常选在五更天亮时，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敦煌卷子伯三二五一《菩萨蛮》说："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金鸡叫。相送过河渠，水声堪断肠。"离别的时间便是清晨。李颀《送魏万之京》诗："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的都是拂晓时与亲朋辞别。
　　软脚。当时亲朋远行归来后，人们要举行筵会为之洗尘，叫软脚。唐玄宗时每次到华清宫，杨贵妃等妃嫔都要随行。皇帝对她们都有赏赐，去时叫"饯路"，回宫时叫"软脚"。在敦煌变文中也有许多有关"软脚"的记载，如《捉季布传文》说："归宅亲故来软脚，开筵列馔广铺陈。"又如，斯一四七五V3《申年五月社人王奴子等状上》云："远行壹千里外去日，缘公事，送酒壹瓮，回日■脚，置酒两瓮"。"■脚"即"软脚"。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由祖送、饯行、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十分流行，反映了这时期行旅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隋唐五代婚俗（一）门第婚俗的盛衰门第婚姻的特点　门第婚姻，无疑是一种等级婚姻，在有的情况下，也是一种政治婚姻。
　　隋唐时期的门第婚是一种等级婚姻。但是却有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一些特点，那便是社会性大于政治性。有些高门自矜高贵，成为一种威胁政权的社会力量，因而受到当政者的警觉，这就注定这种门第婚必然遭到当局的行政法令的干涉，从而使魏晋以来盛行的门第婚慢慢衰落下去。
　　唐朝的等级婚姻，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统治阶级和一般人民之间的贵贱的等级。这种等级是绝对不可逾越的，通婚与否对统治阶层来说有致命的危险，可以完全丧失人格身份。我们从唐人小说《定婚店》的故事，可以得到启发。故事讲的是唐朝贞观年间杜陵一个名叫韦固的书生，因求婚来到宋城，在旅馆里看到一个会算命的老人，老人告诉他婚姻皆是前定的，无论"贵贱悬隔"，或是"吴楚异乡"，由冥冥中的赤绳一系，男女便定成夫妇，再也逃脱不了命运。老人告诉韦生，他将来要娶的却是一个"店北卖菜家妪"之女。韦固十分恚愤，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命其仆从持刀去刺杀那个幼女。不想若干年后韦固所娶美丽娇妻，正是当年欲杀之女。只不过此女并非出身贫贱，而是昔日宋城县令之女，因其父早死而寄养在乳母家的，后由叔父收养。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的是"阴隲之定，不可变也"的因果思想，但却无意中透露了初唐时等级婚姻现象的普遍：为了不娶不相称出身贫贱的女子为妻，竟然动了杀害她的恶念，可见在韦生心目中等级婚姻的观念是多么执著和偏激。另一种等级婚姻，是如同现代学者所常谈论的以门第为尚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阀阅或高姓之间的世婚。就像郑樵在《通志·氏族序》中所说的："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种"簿状"和"谱系"，把男女婚姻局限在极少数的高门之间，所谓"士庶不婚"，统治阶级内部高门和寒门婚姻有严格的界限，形成一种"凝固化"的门阀等级婚制。经过两晋以来大约三百多年的发展，这些门阀高姓已经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高贵门第，即使屡经政治变动和官场地位的浮沉升降，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不当大官了，但社会地位犹存，而且成为他们自矜的资本，所以引起当政者的恼怒。唐太宗时由政府直接下令干预高门婚姻，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
　　《唐会要》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的有关诏书："（贞观）十六年六月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竞场，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惟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女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我国婚姻史上的这一重要文献，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到初唐时候，那些过去的门阀、世族，政治上有的已经衰败了，经济地位也下降，所以唐太宗诏书中说，他们"身未免于贫贱"。第二，他们因为有数百年的望门历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他们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第三，有些新兴的贵官，政治地位骤然上升了，但社会地位尚需具有名望的人扶持，所以他们宁愿出高价，也要向已经陵替的世族高门攀附。这一点令唐朝统治者十分讨厌，斥之为"卖婚"。在和群臣的有关对话中，唐太宗言谈之间更为愤慨，他说："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他质问高士廉："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婚）为荣耶？"①到唐高宗时，进一步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这些政策，对门第婚制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少数大姓之间世代婚姻，有识之士从来认为是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陋俗。从这一角度说，唐太宗、唐高宗时对门第婚姻的禁止是正确的。
　　门第婚姻的盛行　但是一种社会势力和社会习俗，是不可能短期内在一次两次法令中立刻消失的。在唐朝将近三百年间，门第婚姻仍在官宦之家悄悄进行，连唐太宗的最亲信大臣都不例外，主动去找七姓十家联姻，他们内部的世代通婚也依旧继续。史书称，"后房玄龄、魏征、李暠复与婚，故望不减"。后来，屡禁屡行不止，至于已经"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反而以称为"禁婚家"而"益自贵"。
　　有很多史实说明了唐代门阀等第的内部婚姻仍在普遍而大量地进行。唐人小说《离婚记》中的倩女，是清河张氏之女，恋人为太原王氏公子。《李娃传》的主人公是李氏名门，男主人公则为荥阳郑氏。《枕中记》故事讲的是山东卢生（范阳卢）梦见了娶清河崔氏之女为妻，后来既富且贵，但到头来是黄粱一梦。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从《文苑英华》所录数则唐人墓志中，几户崔姓墓主，其夫人不是荥阳郑氏，便是陇西李氏、范阳卢氏，几户陇西李姓墓主，其妻莫不为荥阳郑和清河崔、范阳卢，仍不出七姓十家的范围。上述情况说明，终唐一世，这种世族大姓的门第婚姻仍在普遍地进行。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婚姻行为是在大臣贵戚和武将藩镇的支持下盛行的。例如，高宗时候的宰相李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唐中宗时的宰相李日知："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时人讥之"。唐玄宗时名相张说，也是"好求山东婚"。这样，那些名门望族，更加觉得其声望高，达官贵人纷纷登门求亲，以至于："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①以至于最后唐朝皇帝也不得不屈从时俗，把公主选高门士族嫁之。《新唐书·杜羔传》说："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门第婚姻的衰落　门第婚姻的真正衰落在唐中叶。若干史实证明愈到唐后期，那些所谓高门阅阀就越是下作到"多纳货贿，有如贩鬻"，"问名惟在于窃赀"，变成名副其实的"卖婚"。这种做法的本身就使以高贵清白自翊的世族丧失了优势，它的沦替就是必然的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转变。出于江左名门的高宗时礼部尚书许敬宗，竟然因为"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
　　①　《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
　　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他还为了"多得赂遗"而娶武将尉迟敬德的曾孙女做儿媳。此事落得丑名流传，死时议谥时有人评他："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①另一个例子是武则天时一个出自名门的世族李远，为了攀附宰相魏元忠，把女儿嫁给魏的儿子，而且还以500　万的嫁赀赔送女儿，在当时落个"以女易官"的恶名。李远果然以财礼获得河内县令的官职。这个例子说明到唐朝，门阀世族也在逐渐变化。
　　再经过太宗、高宗、中宗两次三番地下令禁止高姓的门第婚俗，到中唐以后，无论官民，门第婚姻的观念也就逐渐淡薄了。最后经过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的一次致命打击，门第婚姻这个我国婚姻史上的怪胎，也就结束了生命。宋以后的讲求门第，已和唐以前的世族门第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通志·氏族序》最后给魏晋以来的门第婚姻，画上了一个句号："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可以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
　　（二）政府奖励下的早婚和再婚风俗早婚习俗　隋唐五代婚俗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早婚的较为普遍，二是女子再婚与改嫁并不受到社会的责备，后世严厉的贞操观念在唐朝是淡薄的。
　　唐朝的早婚，上自后妃，下至庶人，几乎一律。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十三岁就成为后妃的；武则天被召为才人，年方十四。一般的百姓，则有若干唐诗可证。李白的《长干行》有："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崔颢的《王家少妇词》则有"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又有《相逢行》："妾年初二八，。。夫婿大长秋"。二八为十六岁。以上这些少女出嫁时年十三岁至十六岁不等，都不超过十八岁，而且是虚岁。
　　唐代早婚俗，有几个原因。第一，封建国家为了增加赋税，奖励早婚。
　　《唐会要》记载了初唐到盛唐两个有关婚姻的法令：一个是太宗贞观元年诏书，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另一个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令，又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贞观元年为公元627　年，开元二十二年为734　年，提前了婚龄，说明统治者急需增加税收。唐朝规定的婚龄，在古代史上虽不算是独一无二的，但可以算是偏早的。根据《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一书的统计，我国周代以前适婚年龄规定为男三十，女二十，唐代以后的宋朝、明朝、清朝，一般都在男十六、女十四左右。很明显，婚龄的提前，有利于人口的增殖和国家赋税的增多。据《通典》及《旧唐书》统计，唐初武德年间仅有200　万户，到盛唐之末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　年），户数增至960　多万，口数增加到5288　万多人。这个数值的增加，除了说明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奖励早婚的结果。
　　唐代风行早婚，还有一个原因是富贵阶层希望早生贵子继承遗产，所以造成"富家女"早早地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家去传宗接代。白居易的《贫家女》诗道："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言嫁不须臾。"这里是说富门少女十六岁刚过，不用父兄开口，就有人把她们娶走了。但那些家里拿不出嫁赀的"贫家女"可就难说了，"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所以唐代"早婚"看来还要有一定的条件，既要保证国家赋税的增值，同时却也要具有一定的家产，拿得出嫁或娶的一笔费用。这就涉及到"财婚"的问题，下面再谈到这一现象。
　　再嫁现象的普遍　比起后代来，唐朝的贞操观念要薄弱得多。无论从正史材料，或者诗文小说中看，唐时妇女改嫁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我们先看唐家公主再嫁的情况。《中国婚姻小史》曾为唐朝公主211　人作了这方面的统计，除早夭出家入道之外，凡出嫁公主123　人，再嫁达到24人，占1／5，其中三嫁有4　人。再从《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的记载，分析一下自高祖至中宗四朝公主的情况。四代51　位公主中，共有8　位公主改嫁。其中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高密公主先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唐太宗女襄城公主先嫁萧锐，再嫁姜简；城阳公主先嫁杜荷，改嫁薛瓘；新城公主先嫁长孙诠，后嫁韦正矩；高宗女儿太平公主先嫁薛绍，再嫁武承嗣，又嫁武攸暨；中宗女定安公主先嫁王同皎，再嫁韦濯；安乐公主嫁武崇训，又嫁武延秀。还有一个太宗女儿合浦公主，虽未再嫁，但和丈夫房遗爱同有外遇，公然淫乱。安乐公主也是先和武延秀淫乱，然后再正式嫁给他的。上层社会性关系如此混乱，可以想象当时的"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是很淡薄的。由此联系到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后来竟然再做高宗的妃后，唐玄宗娶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都不足为奇了。
　　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再嫁的描写也是很多的。如《柳毅》一篇，所写男主人公柳毅，从龙宫回乡获得大量宝物，先后娶的张氏韩氏二房俱死，最后续娶的是范阳卢氏的新寡小姐，后来"男女二姓，俱为豪族"，"金陵之士，莫不健仰"，丝毫不因为柳生娶了年轻寡妇而看不起。再如《李章武》一篇，说的是中山人李章武，在华州相识一个王姓家的子妇，相悦而成情人，这位女子后来夭逝而成了冥中仙。李章武数年后又至华州和她的仙魂相会。这则故事，把和别人妻子公开姘居视为雅事，而且这位女主人公王氏子妇还可自己"物色名氏"以"相讬祇奉"，即自己自由选择对象。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来讲，也是很不平常的事，恐怕也只有唐朝能有这样的性自由。
　　唐代婚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古今学者对此颇有许多卓见。宋代理学大师从传统儒家的观点认为："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①。近年台湾学者傅乐成则认为，这是由于"李唐皇室出身于北朝胡化的汉人"，同时"也受南北朝风气的薰染"。这些意见，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认为，应当与唐代整个社会的开放有关，唐时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的营养，在婚俗方面自然也不可避免。比如，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收继婚"，就影响了初唐高祖、太宗、高宗几代。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历代类三。
　　（三）婚俗中的胡俗成份"收继婚"收继婚是唐代婚俗中最明显的胡俗成份。所谓"收继婚"，用《隋书·突厥传》一句最概括的话说，就是"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具体讲，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辈得妻其后母、嫂及伯叔母等，但有个规定："唯尊者不得下淫"。按照这一规定，隋朝嫁给突厥的义成公主，曾先后为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子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弟处罗可汗及处罗可汗弟颉利可汗四人之妻。这种收继婚风俗曾遍及我国南北朝隋唐时的西、北各游牧民族，不仅在突厥族中存在，高昌也曾经有过，匈奴、乌孙、柔然也都有过。这是一种原始群婚的遗风，也是氏族外婚制度的反映。总之，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婚俗和婚姻制度。
　　这种收继婚风俗，影响到唐朝宫廷和贵族集团，便形成后人所讥的"乱伦"、"烝母报嫂"的婚姻现象。《中国婚姻史稿》有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议论说："隋唐两代起自关陇，当时汉胡婚媾频繁，寝淫胡化，故烝报之事，不以为讳，如隋炀帝烝父妾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唐太宗取其弟巢刺王元吉妃为妾，生曹王明。。太宗死，高宗复以其父才人武氏为皇后，中宗女安乐公主嫁武崇训，训死，主素与训从弟延秀通，即嫁之。凡此诸事，皆胡俗也。"①婚辈的混乱　如果说"烝母报嫂"是受胡俗"收继婚"影响的话，那么突厥婚制中尚有一条"唯尊者不得下淫"，对唐朝皇室贵戚中一些现象，就未必能用胡俗影响来解释了。"尊者不得下淫"，指的应是父兄长辈不得妻其下辈，而唐太宗的收巢王元吉妃为妾，后又收参与谋反的侄辈庐江王瑗的姬入侍，都应属于"下淫"之例。以此说明，唐朝至少在皇室贵族集团，并不过分拘束于婚姻的辈份，同时也不强求妇女贞节"从一而终"。
　　至于唐玄宗的公然娶儿媳杨玉环为妃，则更是千古未有的婚姻现象了。
　　我们把这些现象，再参之武则天和韦后的时代，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都分别与自己母亲的面首们打得火热，毫无顾忌的情况，就更加可以理解唐代婚辈之混乱程度了。
　　青庐、"转毡"与"坐鞍"的婚俗　隋唐时因为民族融合，许多民族的风俗习惯互相交融，已分不清其源流，但婚俗中的胡俗因素，在设青庐、"转毡"与"坐鞍"俗中却仍可看得很清楚。设青庐在唐朝又称"铺设帐仪"、"入帐"或"登虚帐"，是指用青布幔为屋，在此交拜迎妇。《封氏闻见记》说："近代婚嫁，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并提及这种毡帐婚俗"起自北朝穹庐之制"。其实这种穹庐毡帐的婚俗，早在东汉末年就已传到中原。另外，毡帐的风俗在其他方面尚有反映。《新唐书·太宗诸子传》曾记唐太宗的太子承乾，有荒唐的癖好："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这里虽说的不是婚礼，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西北各族的"胡俗"为中原汉族所乐于接受的情况。中唐德宗以后，曾有大臣建议改变这种习俗，把设青庐改在堂室中实行。逐渐为图吉利，改为"百子帐"，到宋朝又称为"登虚帐"的婚俗，在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中有具体记载。
　　①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第164　页。
　　除青庐俗外，唐朝还有转毡、坐鞍等婚俗。所谓"转毡"，就是新妇迎至门，先引至一长条毡席上行走，"不得踏地"。所谓"新妇至门，步履不着地，以毡展转承之而行"，故称"转毡"。此俗在唐宫中尤为盛行。《新唐书·礼乐志》：皇帝纳后，"将夕，尚寝设御幄于室内之奥，东向，铺地席，重茵，施屏鄣"。诗人白居易有《春深聚妇家》诗，亦提及此种婚俗："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坐鞍"之俗，更显而易见为北方游牧民族风俗传入。《合壁事类》引《苏氏演义》说："国初婚姻，坐女于马鞍之侧，此胡人尚乘鞍马之意也"。在敦煌发现的唐代遗书中，有"坐鞍"婚俗的详细仪式，大约当时新妇升堂奠雁后，即坐马鞍上，由女陪伴者把女方带来的雁掷入堂中，然后才"遮女出堂"。此雁以后待男家放生之用。这种婚仪生动地描绘出北方游猎民族的余风。
　　（四）买卖婚姻的表现"财婚"　贪财利贿，利用收取大量钱财来作为男女婚嫁的条件，称为"财婚"。唐代财婚的原因有三：一为了借婚姻显示自己的门第高贵或阔绰，一般富贵之家或稍有地位之家都这样做，这就使一次嫁娶的费用定得很高。敦煌唐代写本《孝子传》记载当时娶一个寡妇定亲礼竟为"璧两双，杂彩千匹"和"奴婢百人"。另一件敦煌文书记录当时的"婚事程式"，则列举随同送婚书一起送到女家的彩礼有：五色彩、束帛、钱串、猪羊、须面、野味、果子、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十多样，并指定绫罗要成箱，被褥等成柜。二是由于唐朝时候原有魏晋时的门阀旧第已经沦替，而又自矜其门，又为新贵们慕名所趋，因而常常出现"女家门望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的情况。前面说的唐太宗、中宗等数次禁止的"卖婚"陋习，就是指此。第三种则是把嫁女儿作为赔钱货，以嫁女取得一笔钱财，为儿子娶妻作费用。元稹的《代九九诗》说明了这一事实："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为了老兄买一匹马风光风光，竟把妹妹当作摇钱树嫁给无赖子以取一笔聘财，这说明当时妇女的地位亦够悲惨的了。
　　财婚的情况，愈到中唐晚唐以后，随着高门旧族的衰弱，愈为严重。所谓"五代之际，干戈纷纷，高门旧族，无复孑遗，门第婚姻，已非所尚，惟嫁娶论财，则变本加厉"，只有夸耀钱财，成为唯一的择取对象的标准。社会婚姻，真正成为"财婚"了。
　　晚唐五代之际，甚至皇帝家为了获得藩镇的大量财礼，竟不得不命儿子与藩镇联婚。《新五代史》记载后晋时出帝石重贵为了得到"所积矩万"的藩镇赵在礼的重金，把赵的女儿娶为儿媳，"在礼献绢三千匹，前后所献不可胜数"。所以后来赵在礼说："吾此一婚，其费千万"。①处于五代后期的赵匡胤和弟弟赵匡义娶妻，也是由友好张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才能成全婚事的。财婚陋俗，自然也影响到民间，当时敦煌曲子唱道："幽闺内阁深藏举，竞觅荣华选婚主"。
　　以财礼作为基础的婚姻，产生了往后许多家庭的不和与矛盾。敦煌曲子《齖。。书》记载了当时夫妻的拌嘴语："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有的是媒人撒了谎，事实上并没有原订财礼，引起婚后的夫妻吵架："娘子空来我空手，奈何为媒人所秤量。娘娘既言百匹锦，娘娘呼我作马上郎。彼此赤身相奉侍，门当户对恰相当"。这都是财婚造成的不幸后果。
　　财婚的更大不幸后果是致使许多有才有貌只因家境贫寒或门第不高的女子，长期嫁不出去，在家做老闺女。前面曾提到白居易诗所述的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尚守闺待字，嫁不出去的情况。唐朝张碧的《贫女诗》也生动地描绘了贫家女子因缺乏嫁赀而嫁不出去的苦恼心情。诗云："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不是由于长得不美，也不是由于不懂得勤俭家务，只是因为出身寒门，因此没有媒人登门。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述的一则女鬼的故事更令人感慨：一位女子，既美貌又有才，仅仅因贫穷就无人聘她，以至魂灵出窍，与文士刘道济结为伉俪。可见财婚耽误了多少贫穷人家的女子，这实在是封建婚姻的一大悲剧。
　　①　《新五代史》卷十七《延煦传》。
　　（五）贵族婚礼的奢侈皇室贵戚的奢婚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上层统治阶级的奢侈之风，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婚礼的奢侈是惊人的。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都再嫁二至三次，每次都耗费资财钜万。《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描述安乐公主二嫁武延秀，所收"捐赐金帛不赀"，为此，中宗"赐群臣帛数十万"。在此前后，安乐公主为营造新第，极尽豪华。她这场婚礼究竟花费了多少钱，史书没有明载，但就传中所记她的一处邸第建成后，"禁藏空殚"的情况看，所费钜万，是毫不夸张的。
　　按照唐律的规定，唐朝宫室和贵戚官僚家的婚事，本来在钱财聘金方面有一定规格。《唐律·户婚律》规定，三品官以上，嫁女受聘不得超过绢三百匹；五品至三品，不得超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但实际上，由于财婚的盛行和婚家的相互攀比，大大超过此数，愈到后期这一情况愈严重，这也是皇室和官场腐败的一种表现。
　　唐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下嫁给杨慎交，在东都洛阳给她造公主府，以致"第成，府财几竭"。她的府宅后来又合并了太宗时功臣高士廉的原宅，大兴土木，"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旋即又修建"崇台、蜚观相联属"，所费"无虑二十万"。后因她随母韦后事败，没收家产，仅婚礼和婚第所用木石费，即达二十亿万①。宪宗女惠康公主和庄淑公主，婚礼所用钱财也多得惊人，庄淑公主下嫁杜悰，"帝为御正道临遣，由西朝堂出，复御延喜门，止主车，大赐宾从金钱"，后又把龙首池赐给公主为私家园林，并为专营别馆，"贵震当时"。上述奢婚情况，到晚唐文宗时，成为禁而不止的时尚，史称"时戚近争为奢诩事"，金钱宝物由宫内散入民间，"内外相矜，忸以成风"，使唐文宗颇为头疼。至于公主贵戚婚事上的无益浪费，更是触目惊心。唐太宗的爱女合浦公主，嫁给房玄龄子遗爱时，从宫中带出若干珍奇宝物，后来公主私通和尚辩机，从他那里搜出了宫中的金宝神枕，才知道合浦公主从宫中带出多少珍宝②。太平公主下嫁第一个丈夫薛绍时，假万年县为婚馆，因为门太狭窄不能过彩车，竟把墙壁打通了进车，沿途设高烛相迎送，以至数里道旁树木都为之干枯。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唐朝贵家奢婚的盛行。
　　一般富家的奢婚俗　关于一般民家的婚礼情况，史书上记载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笔记小说看到当时的情况。著名的唐代小说南柯一梦的故事记载了唐时一位游侠淳于棼与梦中槐安国公主的婚礼："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殽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侍从们都是"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钱，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导引进新房时，更是豪华繁丽，热闹非凡，极究排场："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悽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③。这个故事自然出自梦境，有小说家之夸张，但一般也能看出唐时富贵人家婚礼之豪华。正史《新唐书》中，亦有相似的记载，可以互相资证。有一则说永州刺史韦丹的儿子韦宙，贬到边疆的永州，
　　①　《新唐书》卷八十三《长宁公主传》。
　　②　《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
　　③　《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
　　当地奢婚风行，"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韦宙任职时虽稍加厘革，但也可看出唐代一般人家婚礼是很破费的，所以造成许多人家因无钱置办婚礼而长期不婚，或者采取"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的消极办法。
　　上面属于奢婚的特殊例证。按法律或规定的婚礼对一般人民说，负担也是够沉重的。唐代《开元礼》规定，"自亲王以下至于庶人，均先使媒氏通书，女氏许之，乃致纳采之礼"。这个纳采的聘礼，可就不同一般。《隋书·礼仪志》规定为："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米、面各一斛，自皇子以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则减其半。"《通典》记载，彩礼尚有缯、采酒、脯腊等，而且不是少量，"雁以笼盛，缯以笥盛，采以奁盛，米以囊盛"。这对一般民户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婚礼过程中，尚有一些奢费的项目，例如"撤帐"，宋人洪遵《泉志》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竟出主意让在荆山公主出嫁时，在婚礼上专撒一种特制的黄金钱和银制钱，这就更加奢侈了。这种以财婚奢婚相尚，"鬻姻求禄利者"，又何足称贵？
　　（六）形形色色的婚礼婚俗婚礼程序　隋唐两代是封建文明发达的时代，那时婚礼和婚俗是丰富多彩的。属于婚礼的有十一项：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妇见舅姑、庙见、反马与致女、婿见妇父母；属于婚俗的有十七项：问卜与合婚、择日、催妆、障车、青庐、转毡、却扇、坐鞍、合髻、拜堂、撒帐、闹房、授巾、盖头、拜时、撒谷豆及其他，看新妇等。
　　自纳采至请期，都是迎亲前的定亲手续，包括下聘礼、定婚期等。从亲迎到庙见，是为正式婚礼，把新妇迎到夫家，夫妇同食共饮，拜见公婆和祭祖。反马以下，则为新妇回娘家，新婿拜见岳父母的礼节，这是婚礼最后的尾声。十七项婚俗大部分是正式婚礼时的习俗，其中"青庐"、"转毡"和"坐鞍"，前面已经说过，与胡俗传入中原有关。其他各项，就唐朝来讲，最重要的是"见舅姑"，也就是从此新妇就成为夫家的一员、公婆的儿媳了。所以这一仪式特别隆重，新妇见公婆后，还要依次见过婆家尊长和男女老幼一切亲属，新妇要在明亮的蜡烛前端坐三天，由亲属们观看、闹房。在唐朝，这一礼俗又称为"观华烛"。唐朝诗人朱庆余有两句诗说："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①，就是指这一婚俗。
　　闹新房　唐代的闹新房，时间较长，早在新妇从娘家出发前就闹起。敦煌出土的一份叙述当时婚俗的《婚事程式》记载说：新妇亲迎之前，新婿拜别自家父母后，"即从傧相列出，向女家戏谑"。这种戏谑非同小可，有时闹得太厉害了，甚至于把新姑爷打伤致死。段成式在《西阳杂俎》中记载了一件案子："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置柜中，复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这就是戏谑过度而误伤了人命，新郎死于非命，戏人者亦判了重刑。同书还记载说："北朝婚礼，。。聓拜閤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聓即新婿，这里也提到了把新婿狠狠折腾的现象。从新妇家出来至新郎家的沿途，继续有不停的狠闹，以至于遮拥道路，行者不通。《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睿宗时有一位大臣上疏说："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三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
　　"撒帐"、"合卺"和"障车"　唐代婚俗中，带时代特色的是"撒帐"、"合卺"和"障车"。
　　"撒帐"，相当于后世的撒喜糖和撒喜果。据说这种婚姻习俗源于汉武帝时，到唐朝，成为风行一时的婚俗，不仅撒喜果，还撒金钱和铜钱，宋以后又加上撒谷豆。其实都是表示财源茂盛、早生贵子和五谷丰登的意思。唐朝撒帐还专门有《撒帐诗》。敦煌发现当时的一首诗云："一双青白鸽，绕帐三五匝，为言相郎道，绕帐三巡看。"这种婚俗在新人房中布置完铺帐后就进行，新婚夫妇对拜后分左右在床上坐下，一边向来参加婚礼的儿童等散掷金钱彩果，一边还要口念一种"撒帐儿愿"文，文中发誓："今夜吉辰，某氏女和某氏儿结亲。伏愿成纳以后，千秋万岁，保守吉昌"云云。①"合卺"，也原本为自古以来即有的风俗，但唐时演变为定制，为后代
　　①　朱庆余：《近试上张籍水部》，《全唐诗》卷五百十五。
　　①　转引自《敦煌民俗学》第201　页。
　　开了先风。最早，是周时的婚俗，用一个瓠（葫芦）分为两个瓢的意思，表示二人成为一家。葫芦瓢演变为酒杯，到汉时用之盛酒，但只在婚时食后用酒漱口，并不真饮。到唐朝时，才真正演为真喝酒，还要一饮而尽。这时瓢已改为酒杯，称为"合欢杯"，新婚夫妇要共饮"合欢酒"。盛唐诗人宋之问的诗"莫令银箭晓，为尽合欢杯"，就是描写这种婚俗的。明清时代"合欢酒"又变为"交杯酒"，此风俗一直沿袭至今。唐朝敦煌，则一般喝葡萄酒，还有唱词祝福道："酒是蒲桃酒，将来上使君，幸垂与饮却，延得万年春。"新娘则回道："酒是蒲桃酒，先合主人尝，姑。。已不尝，其酒洒南墙。"这是一种颇有生活情趣的婚俗。
　　"障车"，前面已经提到，唐时非常流行。障车之俗，盛于唐代，盖新妇车至中途，游人拥为戏乐，且邀酒食也。这种风俗自天子嫁女到一般庶民娶妇，莫不如此。前文曾提到了安乐公主豪华婚礼，引起京师万人空巷，迎娶途中争相观看的盛况，以至于出现凡障车必出现"遮拥道路，留滞淹时"的阻塞交通的现象，所以唐睿宗太极元年（712　年）竟然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断"。但已流行的风俗是禁不断的，这也是繁华的唐朝豪奢社会风尚的必然结果。后来有的迎亲者，为了避免障车的骚扰，竟然偷偷中途换乘骏马潜至男家。唐小说《纪闻》载唐玄宗开元时，"修武县民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骏马令女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陋俗发展到这种程度，也够令当事者烦恼的了。障车这种婚俗，至宋元时犹存，屡禁屡不能止。
　　"奠鹰"敦煌地区特有的"奠鹰"婚俗，则别有一番民族豪气。奠鹰，源于奠雁。雁是一种候鸟，一般象征着信守不渝，所以古人常常用雁作为定婚礼品，早在先秦时期婚礼中就有赠雁、贽雁的风俗。唐朝时中原地区沿袭这一古俗，还特别讲究送白雁，唐高宗时太子弘纳妃，正好御苑中捕到一只白雁，高宗特别高兴，就送了白雁作为"奠雁"礼品。敦煌地处唐朝边陲，这里民族战争频繁，民风比中原强悍，民族情绪也较为浓重。敦煌在有唐代数被少数民族占据，希望摆脱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把"奠雁"的古俗改为"奠鹰"，大概就为此意。其俗为：新娘入堂后，用扇和障将她遮起，后由女傧扶她上马鞍（即坐鞍），让新娘拿一只鹰，用红绸裹着，然后交给新郎去放生，使鹰自由飞去，也表示祝福新郎"鹏程万里"之意。
　　除上述所举数种外，隋唐五代婚俗还有多种，例如以问卜定婚姻，择吉日举行婚礼，都和后世相似。在婚姻方面，也出现了有关阴阳婚嫁书十多种。《隋书·经籍志》列举了《嫁娶经》、《嫁娶迎书》十二种，《新唐书·艺文志》也录有《婚嫁书》等。隋唐时代婚姻问卜相命之记载，史书和小说也时有所见。《新唐书》载唐太宗女儿城阳公主下嫁薛瓘时"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婚则吉'"。从命合与否，到选择吉日，都要经过相卜一道关。此风到后来，竟成了男女婚姻的首要依据，这是既可笑又可悲的事情。
　　此外，后来结发夫妇之说，在唐代也始见端倪。李白诗："十五许嫁君，二十移所天，自从结发日未几。"高适诗："妾本邯郸未嫁时，容华倚翠人未知。一朝结发从君子，将妾迢迢东鲁陲"。"结发"唐朝又称"合鬓"或"合发"，即将新婚夫妇的头发"合而结之"，后来又演为元配夫妻。敦煌唐俗有"合发诗"，唱得很风趣："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头上盘龙髻，面上贴花红"。
　　唐朝婚姻习俗是丰富多彩的，几乎每一项动作和程序，都可以演为繁缛热闹的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七）高雅的婚俗文化文化昌盛的唐朝，婚俗文化部分也具有许多高雅的成份，有些很值得赞赏和今人借鉴。
　　曲江选婿唐朝有一处雅致的文人汇聚之所，便是地处京城长安的东南隅、风景秀丽的著名的曲江池。曲江池不仅从风景上是一处胜观，在唐代文化史上也是一处具有重要价值的地点。唐朝自中宗以后规定，每年春花三月时分，在这里要举行一次新考中进士的"曲江宴"，届时新中进士气轩昂扬、春风满面来赴宴。更重要的是还有公卿世家趁此机会来此选婿："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又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中东床之选者，十有八九"①。看来那些新进士真是幸运者，前程、佳妇以及豪贵的倚靠，全可在这一天得到。后人追述此景还加上了苏东坡的两句诗："唐进士开宴，常宴曲江亭，其日公卿纵观，细车珠鞅，栉比而至。中东床者十八九。故东坡诗云：'囊空不办行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唐朝曲江宴的选婿盛况，一直留给后人很深的印象。曲江选婿的风尚是可取的，说明唐朝社会的重才，选婿的标准已开始由重门阀而转向重才德，这是选婿方向一个极大的进步。这种婚俗的内容是颇有情趣的，层次是高雅的。择婿方式　唐人婚俗文化高雅之处，还表现在一些文人雅士、文武官员独出新裁的择婿方式上。唐代正史和笔记轶闻中，有不少有趣的例子。唐高祖雀屏射目和郭元振隔幔牵丝，在史书上一直是闺房佳话。史载李渊娶皇后窦氏前，有一件定婚韵事：窦后父窦毅说："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于是山了一个选婿的妙着，命人在门屏画两只孔雀，凡向窦女求婚者，皆给两支箭，约好射中孔雀两只眼睛便可入门为婿。前后共有数十贵公子都未射中，只有李渊两发各中一目，于是成为窦家女婿②。郭元振故事见于唐人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大将郭元振自小"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早就有意招他为婿。张嘉贞有五个女儿，俱有美色，究竟谁嫁给郭元振，张嘉贞想让五女都试试运气。选婿那天，命五女各牵一根红丝线，本人隐在幔后，任元振自选，结果郭元振选中了第三女那根红线，他成了张家佳婿。与此相近的还有天宝时权相李林甫，他有女六人，也各有美名，为了妙选称心如意的女婿，也相仿张嘉贞，在大厅壁间开一横窗，缦以绛纱，让六个女儿经常在窗外戏耍，每有年轻贵族子弟来访，由女儿们自行窥探挑婿，这在故事上称为"纱窗戏女"。上述这些选婿方式都很巧妙，谐趣横生，使婚事办得很有特色，不落俗套。
　　婚俗诗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婚俗中常常也溢满了诗的意境和情趣。有许多诗人为各种婚礼程序写下了充满喜庆气氛而又不失雅情的婚俗诗。"观华烛"是唐时婚俗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诗人们写下的有关诗歌也最多，其中不乏名人佳作。例如，唐太宗十八学士之一的褚亮便有《咏花烛》诗："兰径香风满，梅梁暖日斜。言是东方骑，来寻南陌车。靥星临夜烛，眉月隐轻纱。莫言春稍晚，自有镇开花。"著名的盛唐边塞诗人王昌龄则有《萧驸马宅花烛》："春鸾飞入合欢宫，紫凤御花出禁中。可怜今夜千门里，银汉星回一道通。"还有其他为数不少的诗人，各有不同内容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
　　的婚俗诗，可以说是洋洋大观。假如我们把这些喜气洋洋的诗篇汇集起来，是可以编成一本很好看的婚礼应酬诗集的。
　　更值得提出的是唐朝散布在民间各地的婚俗诗。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众多这类诗歌中，足可印证当时在中原和其他各地一定也有这类内容极为丰富的诗。它们比起上述名人佳作来，艺术技巧可能差一些，但和生活十分贴近，充满了民间普通人的情调。从敦煌发现的《下女夫词》的男女对答的《愿嫁歌》来看，那时敦煌的婚俗是文明的，对新郎从知识才能方面的要求相当高。其中有一段婚俗词唱道："女问：何方所营？谁人伴唤？次第申陈，不须潦乱。儿答：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女问：夜夜更阑，星斗西流，马上刺史，是何之州？儿答：金雪伉俪，聊此交游，马上刺史，本是沙州。"。。这位求婚的少男向被求爱的少女陈述了他的身份家世，还向她汇报了自己是个知书达礼的文明人，读过《史记》、《汉书》等历史，诵过儒家九经，以这样的家庭和自身的文化水平向女家求婚。
　　敦煌发现的材料还说明，唐朝时候，在敦煌地方举行婚事，几乎每一程序都要念一首婚俗诗，或男方来唱，或女方高诵，也有集体朗诵的词。比如，当新郎骑马来到女方迎亲时，女方要念一首《请下马诗》："窈窕出兰阁，步步发阳台，刺史千金重，终须下马来。"新郎接新娘，时间很紧迫，于是又有赶紧催新娘化妆的《化妆诗》，内容很是合情合理，又尊重姑娘，有几句的意思是，姑娘本来天生丽质，自有桃花容颜，胜似月里嫦娥，"不须脂粉污容颜"，"情来不要画蛾眉"，快快登车去举行婚礼算了。新郎到新娘家下马进大门，又有《论女家大门词》："柏是南山柏，将来做门额，门额长时在，女是暂来客。"新婚夫妇双方来到男方家门，假如遇到屋门上锁，还有《逢锁诗》："锁是银钩锁，铜铁相铰过，暂借钥匙开，且放刺史过。"新人进喜房，则要先念《至堂门咏》："堂门筑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此外，撒帐、遮扇、去扇、同牢、去帽、脱衣、合发、梳头，第二天的拜公婆、祝愿新婿，都有专门的婚俗诗词。把这些一节一节的诗词联起来，几乎就是一幅唐代婚礼的长幅画卷。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婚俗的文明程度，也可以大而观到整个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昌盛。七、隋唐五代丧俗（一）统治阶级的厚葬风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已当上太上皇的李渊去世，唐太宗要为父亲营建陵寝，不想由此却引起大臣们的一次争论。杜佑的《通典》对此有较详的记载："大唐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存崇厚。时限既促，功役劳弊。"这对当时刚从多年战争复甦的唐王朝来说，百姓负担的确够沉重的。这就引起群臣的议论。
　　所谓"依汉长陵故事"，就是按照汉高祖刘邦的陵墓规格。西汉陵寝的规格是比较高的，比东汉和魏晋以来都要讲究得多，陵高要达到九丈。因此，贞观大臣都纷纷提出不同意见。虞世南说：汉朝的陵寝，是"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汉武帝的茂陵最为"奢侈过度"，以至赤眉起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这都是武帝厚葬所招致的祸害。虞世南建议以提倡节俭的汉文帝霸陵为准。第一次上书唐太宗不予理睬。虞世南又上奏第二本，唐太宗只好召集群臣"平章"讨论，还特别提醒千万"勿置朕于不孝之地"。经过这次讨论，最后按照房玄龄的折衷方案：即既不按汉高祖汉武帝的最高规格，但又不能低到"不封不树"的汉文帝、魏文帝的水平，而是用"中兴明主"汉光武的规格，以陵高六尺来修建李渊的献陵①。
　　贞观九年的讨论，可以说确定了整整唐朝一代的陵寝制度，此后太宗的昭陵、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都是按这一规格进行的。其实，从文献资料和近年的考古发掘看，唐朝陵寝还是够豪侈的，至少是自贞观以后，厚葬成风，不仅皇帝陵墓规格越来越高，侈费越来越厚，葬品越来越多，就连皇室贵戚，丧葬也远远超出规格。下面我们以昭陵、乾陵和几位皇子、公主的陪葬作为例子，看一看唐代厚葬的风气。
　　昭陵的豪侈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地处今西安市西北70　公里的九嵕山，现在是西安游览著名胜景。
　　昭陵的修建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唐会要》记载说，该陵"因九嵕层峰，凿山西南，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昭陵实际比东汉的陵制大为扩展，东汉帝陵中的寝殿和便殿、寝宫合而为一，唐代以昭陵为代表的寝的部分却扩为三处。就昭陵说，有上中下三层殿：最上名为神遊殿，供皇帝死后灵魂游乐之用；中层为寝殿，供后人上陵和朝拜用；下层为寝宫，供皇帝灵魂饮食起居的生活处所。这些寝殿都建得很豪华，墓室里"宏丽不异人间"，建筑高贵宏伟。杜甫有一首《重经昭陵》的诗说："陵寝盘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考古工作者在昭陵旧址挖出了原来太宗献殿殿脊上的鸱尾就重达150　公斤，高1.5　米，底长1　米，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这座陵墓建筑的宏伟。
　　昭陵外部建筑宏伟壮丽，墓内也藏尽人间宝物。《新五代史·温韬传》描写五代后梁温韬盗掘昭陵时说："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珍贵图书和名人书法如此，其他珍宝亦可以想象。
　　①　《通典》卷七十九《礼》三十九《凶一》。
　　豪华的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始建于武则天掌权时的683　年。它的工程的浩大和规模的豪华，也是惊人的。元朝李好文《长安志图》载，乾陵内城城墙为南北110O　步，东西900　步，外城城墙南北2050步，东西1200　步。唐朝一步相当于今5　尺左右，则外城南北为1025　丈，东西600　丈。《陕西省通志稿》则计算乾陵外城周围约有80　华里。这一巨大建筑群前后用工不啻数十万，仅第一年的工程即动用了数万兵士。武则天时代著名诗人陈子昂曾对此工程有过非议，他认为营建豪华的陵寝是兴师动众，枉费劳力："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辇石，驱以就功"。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群究竟有多大面积的层楼庭阁呢？因为历年的兵火，如今地面上已见不到当年的宏伟气势了，但据《唐会要》介绍，唐诸陵中，高祖的献陵、太宗昭陵和高宗武则天的乾陵等，各各造屋378　间，到唐玄宗的桥陵，造屋就少一些，为140　间，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弱，唐陵的地面建筑就日渐减少了。
　　那么，乾陵的地宫里究竟藏有多少稀世财宝呢？可惜至今尚未挖掘使之重见天日，史籍上也未曾有被盗的记录，只有考古学家的想象认为，根据埋葬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的发掘资料，估计乾陵中亦必有"双层壁画"、珍贵书籍、法帖、墨宝等，"至于俑类、金银器等，是毋庸置疑的"。但只是学者们的合理想象，正像他们所说的："待到幽宫重启日，方能展现其庐山真面目"。①虽然如此，我们现在却还可以在乾陵存下的大量石刻遗像和遗碑中依稀见到当日初建时的宏伟豪华。据统计，乾陵石刻现存尚有124件，有昂扬的石狮若干对，骠悍的石马若干对，石人十数对，有翼神马一对，华表一对，还有石像六十尊，加上若干石阙，总体形成一组雍容华贵威武的石刻世界。和整个乾陵相映成辉的是陵园遍地栽满了郁郁葱葱的柏树，所以有"柏城"之称。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文柏床》一诗中曾生动地形容了乾陵柏树的奇状与珍贵："陵上有老柏，柯叶寒苍苍。朝为风烟树，暮为宴寝床。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节目，拂拭生辉光"。
　　乾陵工程之浩大，还表现在寝宫的坚固上。《唐会要》曾记载，为了防止盗墓和表现帝王灵魂之不可侵犯，乾陵的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死，以固其中"，据说是用铁汁浇铸的，所以五代时温韬盗掘昭陵时，乾陵因其坚固未能挖开。考古工作者初步统计，乾陵从隧道至墓门共用大条石达2500　块之多，所以称"工程之浩大，为关中唐十八陵所仅见"。
　　王公百官穷极奢靡的厚葬风　上之所好，下必模仿。唐朝最高统治者皇帝既然在丧葬制度上如此奢费，王公百官以下就不可禁止，厚葬之风靡于全国。从隋朝开始，皇室贵族的厚葬风就大大超过前代，《隋唐考古》一书统计过隋朝已发现的三品官以上的有纪年墓，墓中随葬品都极为丰富，虽经盗掘，每座还至少留下70　件以上。其中有一个皇戚9　岁的幼女李静训，她的墓中随葬品，竟达到200　件以上。有一些如嵌珍珠宝石项链、嵌珍珠宝石鎏金蝶头饰，为稀世珍品。一位官阶四品的中散大夫张盛墓中随葬品也多达192　件，包括文官、武士俑和仪仗、侍役、舞伎俑多件，有些是瓷器中罕见的珍品。吕思勉先生曾就唐朝两个官僚的厚葬奢费评论说：李义府改葬其祖父，"王公以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輀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李光进不过一战将，"而
　　①　《隋唐考古》第91　页。
　　葬其母，将相致祭者四十四幄，穷极奢靡"①。从考古材料说，则前述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和章怀太子三个皇族墓中出土的殉葬品竟达到4300　多件。上述情况，证实了文献中所说的，唐朝厚葬在统治阶级中风靡，使得"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②。此种恶习陋俗，使唐朝上下民风大坏。此风到玄宗时候愈演愈烈，以至于朝廷数次下令禁止都行不通。两《唐书》记载，开元时发展到："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敝"。这些记载和议论，都足可证明隋唐时期厚葬之风靡。
　　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②　杜佑：《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引唐绍上疏。
　　（二）繁缛的丧葬礼仪六十六道丧葬礼仪程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盛的时期，各种体现封建等级制礼仪的发展登峰造极，丧葬礼仪制度也发展得很完善。唐朝的一些礼仪程序，包括在《大唐元陵仪注》和《大唐开元礼》里，这两部反映唐代礼制的书籍，现都保留在杜佑的《通典》里。根据《开元礼》丧葬仪礼的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的丧葬程序一共有六十六道。如果是改葬，尚另有十七道程序。这些程序反映了唐朝封建丧礼的繁缛，同时也具体体现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待遇的不同。唐代的丧葬礼仪内容基本都源于周时的《礼记》，但更加系统化和程序化了，以后宋朝、明朝各代也都以唐代为准，略加增删。
　　所谓"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实际上已经完全包括了除皇家外的所有官员和平民等级的丧葬礼仪。这一程序是唐代全社会丧葬礼仪的法规，封建等级的丧制已经控制和规范了全部唐朝社会。六十六道丧葬程序内容包括：初终、复、设床、奠、沐浴、袭、饭含、赴阙、敕使吊、铭、重、陈小敛衣、奠、小敛、敛发、奠、陈大敛衣、奠、大敛、奠、庐次、成服、朝夕哭奠、客吊、亲故哭、州县官吏吊、刺史遣使吊、亲故遣使致赙、朔望殷奠、卜宅兆、卜葬日、启殡、赠諡、亲宾致奠、将葬陈车位、陈器用、进引、引輴、輴在庭位、祖奠、輴出升车、遣奠、遣车、器行序、诸孝从柩车序、郭门亲宾归、诸孝乘车、宿止、宿处哭位、行次奠、亲宾致■、茔次、到墓、陈明器、下柩哭序、入墓、墓中祭器序、掩圹、祭后土、反哭、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祔庙。其实，这六十六道程序就是四项内容：自初终到大敛和奠，为后世俗称入敛的各项手续，包括初终刚刚咽气，设尸床，给死者净洗，用白布蒙面，给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璧，如果是官员还要向朝廷报告，然后朝廷遣使致吊，再陈列死者小敛、大敛的随葬的服饰，最后为入敛死者进棺。从庐次至亲宾致奠，为吊唁各项，首先准备好接待各色人的专门的庐屋，然后先是全家人的哭奠，后为来宾、亲故、州县刺史长官的吊唁。从将葬陈车位至反哭，可作为第三大程序，即安葬的程序，先陈列灵车、陈列随葬品，然后鼓乐引柩车，车行中沿途祭奠，到墓入土掩圹，最后亲人拜别。从虞祭到祔庙为最后一大项，也就是各项安排灵主牌位和进家庙等若干手续。
　　繁琐和封建等级的内涵　上述丧葬程序既繁琐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完全为了讲究排场。陈列小敛衣和大敛衣，为死者要各准备十九套和三十套寿衣。如果是皇帝驾崩，根据《大唐元陵仪注》，大敛寿衣更多至一百二十套，同时还要陈列"绞紟衾并六玉"。唐朝皇帝安葬前随柩挽车的兵士达到千人以上。"执绋挽士虎贲千人，皆白布裤褶，白布介帻，分为两番"，另还有"挽郎"二百人，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此外还有"司马"、"武弁"若干，"代哭"者又150　人。唐朝的丧葬礼仪里，封建等级的界限也十分严格，连"饭含"这样一个普通的为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的丧礼，不同的品位也有不同的规格。《大唐元陵仪注》明文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才可"用梁及璧"纳入死者口中，四品及五品"用稷与碧"，六品以下则只许"用梁及贝"，以此来区分等级。尤其甚者，连死的名称，也有等级规定。《大唐开元礼》规定，"凡百官身亡，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称死"。讲究排场和等级森严的丧葬习俗，鼓励唐朝的官场趋炎附势。武则天时的宠臣李义府，为其祖父改葬，届时"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①。葬礼奢侈到这种程度，也够触目惊心的了。而在这次葬礼中，所费劳役，不可胜数。本传记载："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为了一次官员亲属的改葬，竟动员八个县的劳力，还累死了一个县令，简直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由此可见唐朝繁奢和封建等级丧葬恶俗的一般。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三）盛行的墓前树碑制树墓碑墓志的盛况　在墓前盛行树碑，墓内有志，是隋唐丧葬习俗的一大特色。从汉至唐，墓碑的发展有一个曲折过程，因为魏晋之世各朝一度有禁令厚葬和在墓前树碑立阙的规定，所以一度曾行于两汉的墓碑突然减少了下来，南北朝时又重新兴起。隋唐继承北朝遗风，讲求厚葬。因此，隋唐时期，墓前树碑之风又大盛。在当时，王公大人、豪富士族的丰碑巨碣到处林立。隋唐的墓碑包括墓志制，影响到以后各朝各代，成为唐以后墓葬刻辞的主要形式。
　　唐朝墓碑制度更盛于北朝。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社会上使用墓碑者更为广泛。由于社会的繁荣，统治阶级富裕起来，追求奢华的风尚大盛，墓碑制随之大大发展起来。我们对赵明诚《金石录》所收集大约二千个左右的碑刻进行了统计，其中隋唐碑刻占1533　通，隋朝83　通，唐朝约1450件。而这些碑刻中，隋朝墓志和墓碑又占32　通，唐朝墓碑、墓志占516　通，各占整个碑刻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足见在隋唐时期，墓碑和墓志制的普遍，并在丧葬制度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同样，从考古文物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墓碑习俗的盛行。唐太宗昭陵的墓区，包括帝后陵墓及陪臣墓前，至今尚保存石碑四十一座。这些墓碑分列在五十七座陪葬墓前，从其分布比例看，几乎是70％的陪臣墓都有墓碑。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据统计，陪葬墓有十七座，包括武则天的亲生儿子李贤和高宗的另三个儿子、孙子及公主，以及高宗武则天时的功臣刘仁轨、王及善、杨再思、豆卢钦望等。但至今除高宗武则天陵前两块陵碑而外，没有发现别的墓碑。墓内的墓志却发现几件，其中已发掘的有《章怀太子墓志铭》、《永泰公主墓志铭》等。更多的墓志铭恐怕还有待将来考古界的更新发现。此外，睿宗桥陵陪葬墓八座中现尚存墓碑四座。上述墓碑墓志的情况都证明唐朝墓前树碑和墓内立志的普遍。
　　唐朝墓碑志的另一特点是墓碑都建造得很讲究，美观豪华，等级也十分严明。皇帝的墓碑不仅建造高大，雕刻也最精美。乾陵现存由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亲书的为高宗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俗称"七节碑"，碑高7米，由七块大石垒砌而成。最上层有庑殿式的碑盖，殿檐四角各雕一个石人，头顶斗拱，古朴雄伟。碑文下部还有线刻兽纹的一个正方形碑座，每边宽近3　米。据考证，此碑石料"来自于阗"，碑文刻字都填以金屑，"照耀陵园"，实为我国碑刻中的巨作。另外一通为"无字碑"，此碑碑头刻有八条龙纹，碑侧也雕有盘绕的云龙纹，高达6.3　米，宽2.1　米，厚近1.5　米。为什么建"无字碑"呢？后人考证，有可能武则天当年觉得一生所作所为是旷世无比，无可记录，凭后人去评论。也有人认为此碑为武则天纪念高宗所立，以为高宗功高莫名，无可比拟，只好随后人去以自己的标准去解释吧。隋唐规定，皇帝以下，王公贵戚和百官大臣的墓碑，有不可逾越的规格。一般说，隋代三品以上才许立碑，螭首龟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唐朝改为五品以上即可立螭首龟趺碑，七品以上立圭首方趺碣。庶人连碣也不许立。只有几种身份特殊的人例外，包括隐士、僧道和以道德孝义著闻乡里之人。①很明显，唐代的墓碑制度，也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很深的封建社会的烙印。
　　①　参见《唐会要》卷三十八《葬》。
　　唐朝墓碑制度第三个特点是碑文内容的程式化和完备化。从碑文的形式上，唐朝吸收了以往各代尤其是北朝柩铭、墓砖铭、墓阙铭等等的影响，逐渐充实、完善，形成一种专门的文体。同时，墓前的碑文和墓中的墓志在内容上也逐渐合而为一，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墓主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家族谱系和官职履历等；二为生平重要政绩、事迹、品行的评价等；三为在墓志中才出现的铭文，以有韵的四六文撰成。正由于此，命名为"墓志铭"。很自然，这种墓志铭必然表现为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甚至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
　　对书法艺术的促进墓碑的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作家来撰写碑文或墓志，二是要有书法家写成字才能由刻工往碑石上刻。所以墓碑制在唐朝的盛行，大大有利于墓志铭文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我们先看唐太宗昭陵陵区五十七座陪葬墓中的四十一座墓碑，差不多都由当时知名文人所撰，又有唐初的一二流书法家所书。由此，便可了解这种墓碑制对文字、书法的促进了。比如，贞观名相温彦博的墓碑，作者为岑文本，书家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询；唐代著名谏臣魏征的墓碑，撰和书都出自擅长飞白书法的唐太宗之手；贞观名臣房玄龄的墓碑，由褚遂良书写。
　　唐代有许多墓碑和墓志铭都成为书法名作。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被后人评为"有乌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被誉为"墨池中至宝"，"风规据六代之余，高古追钟王以上"。中唐书法家颜真卿有许多墨宝亦为墓碑或墓志铭。他的《颜勤礼碑》，系为其曾祖父所写的神道碑，被书法界认为是"精力充沛，笔力精熟之力作，其用笔之劲健、爽利，已到炉火纯青地步"。盛唐书法家李邕为画家李思训书写的墓碑《李思训碑》，又称《云麾将军碑》，被评家认为"表现出一派天风飒飒，迅疾岩荡的神气"，是书坛奇品。上述这些实例，都说明唐代墓碑的盛行给书法艺术带来的生机。唐代碑刻和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唐代是碑版石刻最繁荣的年代，冠绝古今，不但数量多，书法精妙，而且多为宏伟巨制。碑身已发展到高2　米以上，宽在1.5　米左右，碑额上又加华盖，碑座又高大精工。所以一座唐碑本身就是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
　　（四）精湛的墓前石刻和明器之宝墓前的石刻群　除了上述的墓碑和墓志外，丧葬习俗中还有另一大宗石刻物，这就是俗称的石人石马，包括石刻的动物和人物群像。
　　唐朝陵墓前置石刻群的风气盛行，并且系统化和制度化，是以后各朝这种制度发展的基础。
　　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的特点，第一是它的完备化。唐朝石刻群制完备于唐高宗的乾陵，而其先河则为唐高宗太子李弘的恭陵。李弘早于高宗而死，但受到父亲的优宠，死后追认为"孝敬皇帝"，所以他的墓是按一个皇帝的规格设计的。据说，为他营建的恭陵，"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①。现留存于河南偃师缑氏乡的恭陵遗址很规则地排列着华表一对，飞马一对，石人三对，站狮一对和墓碑一通，自南而北，神道两旁排列整齐②。先于恭陵的献陵和昭陵，则尚未有系列和完备化的石刻群制度。昭陵六骏，仅是为了表彰唐太宗政治上的成就，是陵制外的特例，和陵前石刻群的性质不同。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从乾陵开始完备的，大体为：陵前自南而北，陈列华表一对，飞马一对，驼鸟一对，石马五对，握剑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少数民族首领像（乾陵为六十一人），陵前立狮一对。这个体制基本成为唐朝陵前石像群的定格，中宗、睿宗以后各朝只在个别鸟兽样式上作些调整，或在民族首领数量上有增减。
　　唐墓前石刻群制的特点之二，是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比如石兽的品种，人臣墓只许以石羊、石虎为主，帝陵则不用石虎、石羊。在人臣中，等级界限也很严，比如皇族身份的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地位最高，墓前都有华表、石人、石狮各一对；而皇室中稍低一点的长乐公主墓，则改为华表、石虎、石羊和石人各一对；再低的新城公主墓，又比长乐公主少一对石虎。非皇族的大臣比公主规格又低，建国功臣李靖、李暠墓前都没有华表，仅有石人、石虎、石羊等。从上可见，在唐朝丧葬制度的各方面，等级界限都是很严的。乾陵蕃臣石像　乾陵蕃臣石像就是上面所说的六十一尊少数民族首领石刻人像。六十一尊是按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现实存为六十尊，分列陵前东西两侧，东侧二十九人，西侧三十一人。这些石像全部作抱笏或持笏于胸前状，完全是高宗臣下的身份。可惜这些石像大都头部被毁，仅存两尊有头的，皆穿翻领紧袖左襕袍，一个头梳辫发，一个卷发八字胡，明显为北方少数民族装扮。
　　为什么在唐朝帝陵前会出现这些石像？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唐朝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众多的民族都有代表人物恭立在大唐帝陵前表示臣服。也有人认为这是突厥葬制的影响，突厥有一种特殊葬俗：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唐朝昭陵、乾陵所列蕃臣意义略同。还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助祭"的使臣。武则天为纪念当时高宗国丧的盛况，而把这些助祭的少数民族使臣立像刻在高宗的乾陵前，以象征唐朝的国威。乾陵六十蕃臣像，都是曾为高宗、武后"侍立过轩禁"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宗死后，仍刻像在陵前，表示仍为"生前仪卫的性质"①。不管上
　　①　《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
　　②　《唐恭陵及其石刻》，见《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3　期。
　　①　以上参阅岑仲勉《隋唐史》、清叶奕苞《金石录补》、《陕西通志》及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述看法的哪一种，乾陵蕃臣像，都表明了唐朝时候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大发展和大唐帝国的繁盛。
　　明器之宝　所谓"明器"，又称"冥器"或"盟器"，就是专供死者灵魂在阴间使用的墓中随葬品。明器一词出自《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明器制度到唐朝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各项文明达到了高峰，明器制度也已经完善和定型。那时，上自天子、亲王、公卿将相，下至各种品官和庶民百姓，墓葬中的明器数量、规格、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唐元陵仪注》规定："凡丧葬供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②。到开元年间又规定明器的数量各品官要下降，无官阶的庶人则明器不得超过"十五事"。并规定"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绣画"。这是法律形式的明文规定，以后各朝有关明器的规定，大致参照唐朝，稍有增减。
　　但实际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限定不往的。我们从文献中和苦干墓葬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墓里的随葬品，远远超过了规定。从唐高宗乾陵三座皇室陪葬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陵和章怀太子陵出土的明器看，简直奢侈得惊人。据统计，三墓虽均被盗，至今出土文物仍有近3000　件，其中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1365　件，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文物约1000　件，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600　余件。这些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明器为陶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约700　多件。其次三墓均有众多的三彩俑和各种三彩日常器皿，包括三彩骑马男俑和三彩骑马女俑、三彩马、三彩男女立俑等。此外尚有金银器等多种①。至于一般有品位的官员，墓葬考古发现墓中的明器和唐朝明文规定的数量亦相距甚远。据葬于高宗麟德元年（664　年）、官居二品的郑仁泰墓的发掘材料统计，墓中仅残存的明器俑就多到483　件，葬于总章元年（668年），官居三品的李爽墓，残存俑数达383　件，都远远超过法律条文上所谓的"九十事"。
　　但是，这些过去"逾越"的唐人墓藏明器，却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难得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就彩陶俑和三彩俑这类明器而言，唐墓中出土的不外可分为下面四种形类：一为镇墓类，包括常见的镇墓兽，武士或天王俑（一对镇墓兽和一对天王俑，唐代称为"四神"）和十二生肖像；二为外出仪仗类，包括骑马乐俑、文武骑俑、立俑和牵马驼俑等；三为家内侍役俑，包括歌舞伎乐俑和文武家丞俑等；四为庖厨明器和动物模型类。这四类陶俑和三彩俑，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的称得上是"国宝"。比如，蓝彩美人立俑，就是出土在陕西礼泉县昭陵陪葬安元寿夫妇墓中的一件明器。该俑是三彩俑中的精品，胎质洁白，质地坚硬，叩之有清脆声，表现了当时烧制工艺的高超水平。整个女俑造型姿容丰腴，仪态娴雅，富有极强的生活气息。这件明器之宝，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从器物本身，还可以感觉到盛唐时代人们雍容气度的风采，以及那个时代的妇女发式、纺织工艺水平和服饰打扮的发展。另一件唐三彩中的国宝三彩驼载奏乐俑，也是唐墓中的研究》，见《文物集刊》第2　期。
　　②　《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
　　①　《乾陵稽古》第34-42　页。
　　出土的明器，墓主为唐朝将军、上柱国鲜于庭诲。这一件明器之宝向人们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长安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永泰公主墓里出土的一只三彩碗，是被称为唐三彩"之冠"的国宝，"造型端庄、稳重，装饰独特"，"最为精致，为诸器之冠"。永泰公主墓里，三彩器共有170　件，都是很难得的珍品。
　　（五）墓室壁画的新高峰墓室装饰壁画的盛行　古代墓室壁画最早大约开始于秦汉，汉代是我国古代墓室装饰壁画的第一个高峰。到唐朝，随着封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墓室壁画也发展到第二个艺术高峰。这一时期墓室装饰壁画无论在艺术技巧和内容构思上都比前代大大进步。唐墓壁画，技艺之娴熟，用色之丰富，内容之广泛，面积之巨大，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唐朝墓室内部装饰壁画是普遍的现象，只要是较大的墓葬，差不多都绘有壁画，三品以上的显贵大官壁画内容尤为丰富。当时墓室壁画大体是这样制作的：绘制壁画前，一般先用草拌泥涂抹墓壁，然后涂一层加有棉花纤维的白土，打平磨光，再上一层胶水，干后绘制壁画。唐朝墓壁绘画留下较多，考古学家把这些壁画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唐墓室壁画，第二期为盛唐墓室壁画，时间约限在中宗至玄宗时期，这是唐墓壁画最繁荣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技艺也十分高超。第三期为"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墓室壁画日渐衰弱，去奢从简，技艺也显粗糙，反映出唐帝国由盛转衰。
　　唐墓三期壁画从风格、形式到内容，都各有特色。第一期墓室壁画一般都分上下两栏，上栏画出外游猎、农牧生产等画面，犹有六朝遗风，下栏则绘墓主的仪卫鞍马扇盖等。第二期墓室壁画则整个墓道和墓室的壁画浑然一体，格局有全面的布署，犹如一长卷的卷轴画，前后呼应，连成一气。这一时期唐墓壁画，充分显示出盛唐风格。第三期唐墓壁画已经很少，画面也仅有青龙白虎和云鹤翎毛等等，很少人物出现。整个唐墓壁画都反映着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观念。比如，同力中宗时期的皇族墓葬，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规格就最高，画面中仪卫有骑卫，还有招车和东宫官属，列戟二十四杆；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则仪卫多为步卫，列戟只有十二杆。二人墓道壁画都绘有青龙白虎和山林城阙，表示身份的高贵。而章怀太子墓道中就没有山林城阙，因为他安葬时仅仅是以普通的"雍王礼"，而不像前面二墓"号墓为陵"的规格。
　　壁画精品唐墓壁画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的体现，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奇葩。现存唐墓壁画中最为精采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前面提到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三墓的壁画。保存至今的，永泰公主墓中壁画尚有五十余幅，懿德太子墓壁画有四十幅，章怀太子墓壁画也有五十多幅。这一百多幅壁画中，最精美的可数《打马球图》、《捕蝉图》、《客使图》、《驯猎狗图》和《侍女图》等。
　　《打马球图》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中共绘了二十六个参加马球游艺的人物，服饰精美，场面生动，马球设备、场地、器具都刻划得极细，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宫廷中青年贵族的游艺生活写照。《捕蝉图》亦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面有三个侍女形像，有的正在观鸟，有一个则全神贯注地捕捉树上的蝉。她们的服饰是典型的唐装：高髻、袒胸、披巾、长裙。这幅图表现了唐代宫廷妇女的日常生活，生活气息极浓。《客使图》也由章怀太子墓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唐时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的可贵资料，画面上的"客使"有的勾鼻深目，大约是西亚各国使者；有的皮帽皮裤，可能来自东北寒冷地带。他们神态各异，但都表现了恭谨仪态。《驯猎狗图》出土于懿德太子墓，是很生动的一幅唐人驯狗图，猎狗一腿抓主人衣服，和驯者作亲昵状。《侍女图》是永泰公主墓的壁画，画了八个侍女和一个男子在徐徐缓行，手中各执盘、盆、烛、扇等物，可能正在侍候女主人的起居。这些壁画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我国丧葬习俗史、服饰史、宫廷史、游艺史以及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史，都是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料。
　　（六）阴宅风水学的盛行"卜宅兆"和"卜葬日"隋唐时期是阴宅风水术大为盛行的时期。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的阴宅风水书就有《五姓宅经》、《阴阳书》、《青乌子》、《葬经》、《葬书地脉经》、《葬书五阴》、《杂墓图》、《墓图立成》等13　部。而按吕才所说，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葬书，则更多至120家："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①。中晚唐及北宋，这类葬书进一步发展，所以到郑樵写《通志》时收入葬书149　部共498　卷。可见，把隋唐时期形容为风水学尤其是阴宅风水学"开花结果"的时代，是并不夸大的。
　　把阴宅风水术直接写进由国家颁布的礼书，这是唐朝丧葬礼仪和习俗的一大特色，说明当时这种礼仪已具有法律约束。《大唐开元礼》明确把"卜宅兆"和"卜葬日"作为丧礼六十六项中重要的两项，表明了这种风水术在民间已相当流行。
　　《通典》转载《大唐开元礼》中所规定的唐朝"卜宅兆"和"卜葬日"
　　的过程，是相当繁琐的。卜宅兆，即选择坟茔地时，先要仔细地测量地段地形，叫做"度宅兆"，然后由墓主家人乘专门的"垩车"来到墓地前，"哭"至五六回，才开始卜兆。卜宅兆有"卜者"一人，规定只许穿戴缁布冠，深色衣服，另有"祝"和"卜师"，皆吉冠素服。卜者、卜师和祝皆有固定的席位。卜宅兆时，是由卜师"抱龟"、筮师"开■"出策，一边还口中念词："孤子姓名，为父某官封某甫，度兹幽宅，无有后艰。"卜出结果后，在应安墓处立一标杆，在墓区四角各立一标，墓门处立一标，确立出墓宅的安妥位置。举行隆重的定标仪式后，再由"祝"跪读一篇祝文，文曰："维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为某官姓名，营建宅兆，神其保佑，俾无后艰，谨以清酌，脯醢祗荐于后土之神，尚■"。最后墓主家一哭再哭三哭，才结束这一丧仪。卜葬日的仪式也与卜兆宅同样繁琐，同样用龟甲占卜，定下葬日"无有近悔"。两次占卜的作用，都是为了取得神灵的保佑，唐人多有迷信思想，认为选不好葬地和选不好安葬的吉日，会使家人遭灾。
　　阴宅风水家风水家认为，墓宅选择与人间吉凶有直接关系，而他们则有助人得吉的本事。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精于葬术的风水家，也大抵被宣传为有这样的本事。比如，《浙江通志》记载，隋朝有一风水名家舒绰，曾为隋朝吏部侍郎杨恭仁的座上客。有一次杨恭仁想迁祖坟，把五六位风水家都请来咨询，席间众说纷坛，只有舒绰说得最合实际。他还预示出这块新坟是块福地，可以世为封侯。后来他的话都被验证了。除舒绰外，僧一行、司马头驼、僧人泓法师都被认为是当时的风水名流。唐朝末年，还出现了地方性的堪舆学派，杨筠松，被公认为是江西风水学派的祖师爷，他的术数，流传后世若干代。
　　唐太宗时的吕才也一直被人们视为唐朝风水大家。他曾奉命整理数十家阴阳家的书，综合百篇。史书记曰："帝（唐太宗）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命（吕）才与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其实吕才从思想上是反对风水的唯物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主义哲学家，他针对唐初迷信风水的陋俗，提出风水葬术的七不可信，其中有极为精辟的议论。比如，他列举几个"人有初贱而后贵，始泰而终否者"的名人例子，指出这与冢墓无关，"荣辱升降，事关诸人，而不由于葬"。他还批判那些表面上痛哭失声，实为追求官爵名利的伪君子："世之人为葬巫所欺，忘擗擗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茔陇，希官爵，择日时，规财利。谓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吊，谓同属不得临圹，吉服避送其亲。诡斁礼俗，不可以法"①。这种思想，在当时风水迷信那样风行的环境下，是十分可贵的。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七）火葬与塔葬一度风行的火葬隋唐五代时候，无论是中原，或者像敦煌那样的边陲地区，汉族居民基本上仍实行棺葬。在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王梵志诗》亦云："富贵办棺木，贫穷席里裹"。阿斯塔那68　号墓发现的两具用破席和柴草裹捆的尸首，证明了那时穷人死后的悲惨境地。1973　年阿斯塔那古墓群里，考古学家曾发现一件用五道弧顶支撑的纸糊棺材，这是当时边陲地区穷人节省费用的葬式①。
　　但是，在五代时期，我国民间曾一度风行火葬，这却是一种特殊现象。
　　我国火葬由来已久，大约新石器时代便有火葬的事实。殷商秦汉时代也常有火葬实例，后来这种葬俗只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唐末五代时，火葬却一度在中原地区也盛行起来，而且影响到北宋以后。五代时这种火葬风，甚至也流行到贵族阶层。后晋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临死前就对出帝说："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后来她的家人遵从死者意愿，焚尸穿地而葬。石敬瑭的嫂子安太妃，临死前也对晋出帝石重贵说："当焚我为灰，南向飏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②。这两个例子当然比较特殊，后晋这两个后妃系被契丹俘虏北迁途中死去的。当时安葬的条件较差，不可能进行隆重的大殓，但从李后已有棺木，出帝石重贵等还"被发徒跣，扶舁其柩至赐地"，然后"焚其骨，穿地而葬"的记载看，当时不一定非用火葬的形式。她们的火葬，当与佛教葬俗影响有关。这种葬俗后来流传到北宋。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葬俗，后来没能普遍地推广，屡遭封建统治者禁绝，被认为是"悖逆不孝"的行为，以后也就逐渐不再实行了。
　　塔葬　塔葬本来也是佛教徒的葬俗。僧人死后，寺庙都把他们安置在一座塔墓里，至今我国南北各地都保留有许多这样的塔。但在唐代，这种塔葬一度在上层社会流行。唐代宗时的大臣杜鸿渐，在临死时"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唐德宗的小儿子肃王详，年幼早逝，德宗思念无已，命用塔葬："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①。唐德宗的长女同安公主死，德宗也准备用塔葬来安置他这位爱女，大臣姜公辅进谏，还因此遭到贬斥。唐时塔葬在朝廷君臣群中流行，说明了佛教信仰的深入。塔葬非一般人所能办到，自然这种葬俗也不可能在民间传布。
　　①　《文物》1975　年第7　期发掘简报。
　　②　《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
　　①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德宗顺宗诸子传》。
　　（八）冥婚和冥钱冥婚　所谓"冥婚"，就是为死去的人举行婚礼。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迷信，相信人死后到阴间世界还要过人间一样的生活，所以凡是未婚的青年男女死去，家里人总要设法给他或她在阴间找一个配偶，举行一定的仪式，便是冥婚。
　　我国冥婚的习俗大概早在东汉末年就流行了。到唐朝时，冥婚更为盛行，不仅在最高统治阶层中进行，还广泛流传到民间。懿德太子李重润19　岁时被武则天杖杀，中宗复位后，为他这个冤死的长子追谥，并"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②。中宗的韦后也曾将她的亡弟韦洵与宰相萧至忠的亡女配为冥婚。这都是在皇族和贵戚间举行冥婚的例子。
　　唐时有另一种更有意思的"冥婚"，是民间反映追求自由幸福的被压抑的青年男女早夭灵魂抗争情绪的冥婚。这些冥婚事例中，往往有一方因身份低微长期不得嫁娶而忧郁死去，死后灵魂再和活人结合，然后举行冥婚礼。《太平广记》中收进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其中以《季攸》一篇故事最为感人。故事描写了一个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官吏季攸，他有两个女儿，还收养了一个死了父母的外甥女。季攸把两个女儿先后嫁出去了，唯独剩下外甥女未嫁，外甥女气结于胸，怨恨而死，葬在郡的东郊。过了几个月，郡内突然失踪了一个既有钱又貌美的男青年，家人寻找许久，才在季攸外甥女的墓室发现夹着一条女裙，大家正在奇怪，听到了这个青年在墓中的呼叫声，打开墓葬以后，发现青年和女尸同躺在墓中。人们把青年救出，他如痴如醉，数日方恢复正常，不久又暴卒。人们感叹着这件怪事，同时也为亡女的真情所感动，于是为这对男女举办了不寻常的冥婚，对死去的女子厚加棺敛。
　　这些民间冥婚故事，差不多都是殉情式的，说明这类的冥婚大都对封建婚姻制度有一种抗争态度。唐时敦煌地区还专有一种"冥婚书"，为双方家长替夭亡男女举行冥婚礼时所准备。有一种"冥婚书"是这样写的："男女早逝，未有聘娶，男则单栖地室，女则独寝泉宫，生人为立良媒，贯通二姓，两家和许，以骨同棺，共彰坟陵，是在婚合也，一名冥婚也"①。这说明在唐代敦煌地区冥婚的普遍，所以才有成为程式的"冥婚书"出现。冥婚习俗唐以后在我国保留很久，一直到民国时期某些地区仍在流行。
　　冥钱　冥钱就是阴间所用的钱，是给逝者在阴间生活备用的，实际上是商品经济意识在丧葬习俗方面的反映。因为后来一般都用纸质钱币代替，所以有些著作也就直称为"纸钱"，亦称"冥币"。纸钱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到唐朝在民间大大流行。《新唐书·王玙传》记载："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皆用之。"唐人诗中有许多描写纸钱的诗，如张籍的《北邙行》："寒食家家送纸钱"；白居易《寒食野望吟》："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等句皆是。五代时候，由于印刷术的发展，纸钱上逐渐雕刻成文。后周时候，柴荣安葬入土，百官设祭于道，翰林院用"大如盏口余"的楮钱，在钱上刻上"泉台上宝"和"冥游亚宝"等字样。冥钱的流行，是唐五代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印证。
　　②　《旧唐书》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诸子传》。
　　①　斯1725《大唐吉凶书仪》，转引自《敦煌民俗学》第231　页。
　　（九）"七七斋"
　　"七七斋"的起源唐朝有"七七斋"的丧葬习俗。七七斋又称"七七追荐"，民间则俗称"水陆道场"或"水陆斋仪"。这是我国盛行于民间的超度死者亡魂的一种丧事法会。"七七斋"大约最早始见于南北朝的史籍。唐朝时，这一习俗在社会上已很为流行。《旧唐书》叙述开元名相姚崇死前，曾对后代遗诫说："若未给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①唐朝著名文人李翱在他的一篇《去佛斋》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七七斋"的情况。上述提到有关"七七斋"的时候，都和佛教联系在一起。敦煌文书中，也常有关于"七七斋"的记载出现，例如流传在敦煌地区的一首《五言白话诗》就说："承闻七七斋，暂施鬼来吃，永别生时盘，酒食无踪迹"。这里明白提出"七七斋"的举办目的是对新鬼野鬼的施舍，要一盘一盘地施舍食品，还要供献给他们酒。
　　"七七斋"和佛教习俗什么叫"七七斋"呢？是按七天算一个斋日，头七、二七至七七，一共四十九天，谓之"七七"。人们相信死后会转生，所以从死者刚死之日算起，七天一期，完满七个七后便可再降生人世。但是这期间每隔七天要设斋一次，请僧人来念经，超度亡魂，才能使他早日降生。一般都认为"七七斋"起源于佛教习俗，但这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最初脱胎于汉朝宫廷百日设奠祭祀的风俗，汉明帝营寿陵之诏有云：过百日惟四时设奠。唐沿用百日之据。中唐以后唐人固多用七七百日以为治丧之节。大约到南北朝时，汉朝的百日奠祭就向佛教的"七七斋"转化了。
　　唐五代时"七七斋"又名为"十五斋"或简称"十斋"，这是在七七外，再加百日斋、一年斋和三年斋三个斋，合为十斋。这十个斋又和十殿阎王的说法结合起来，这就是"十王斋"的由来。这样，这些斋又作为免去十殿阎王地狱之苦而作的道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七七斋"丧俗，是始于汉代的百日奠，后在魏晋南北朝时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发展，变为佛教化丧俗之后，在隋唐五代时普遍在民间流行的。
　　①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八、隋唐五代游艺风尚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游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为游艺的繁荣奠定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当时"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①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隋唐两代人民，以生为乐，以生为贵，具有乐生、贵生的人生态度。因此，隋唐时游艺之风盛行。宫廷游艺呈现兴旺景象，帝王贵戚或"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②。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等帝王都积极提倡并参与各种游艺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围棋、马球、蹴鞠、拔河等游艺风习都有很大的发展。
　　隋唐两代都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这对游艺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斗鸡等，无不充满对抗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讲究陶性适志，培养德行礼仪的游艺风尚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隋唐游艺风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游艺活动丰富多彩，项目多，规模大，可谓空前。大凡前代相传下来的各种游艺，无论是节令游艺、益智游艺，还是棋戏、博戏和童戏都获得充分的发展。游艺活动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的游艺活动亦较前代有显著发展，如围棋、秋千、步打球、击鞠等，无不有妇女参加。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中国的游艺风尚也影响了其他民族和邻国，围棋、投壶、秋千、马球等游艺活动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为丰富世界游艺宝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游艺在多样化、定型化和普遍化诸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为后代游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　《东观奏记》。
　　（一）极盛的围棋之风隋唐五代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棋最终成为真正的游艺项目。《隋书·经籍志》收录南北朝围棋谱共八部五十二卷，归入"子部·兵书"类，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著作同列一类，反映了围棋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到五代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时，围棋著作已归入"子部·杂艺术"类，这说明围棋中的军事性因素减少，而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娱乐性成为围棋主要价值。正是在隋唐时期，琴、棋、书、画开始相提并论，被人们视为高尚典雅、多才多艺的一种表现。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以善弈为荣，以不善弈为耻的风气。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有抵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艴然而愧，或艴然而色"①。社会上崇尚弈棋的风气，使围棋十分普及，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闲暇时间里主要的娱乐消遣活动。所以，韩愈说：当时"投壶博弈穷日夜，若乐而不厌者"。并作诗云："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②。
　　宫廷围棋之风　隋唐五代时期的许多帝王都嗜好弈棋，这带动了围棋在宫廷中的盛行。唐高祖李渊，曾担任过隋朝太原留守，他嗜好围棋，经常与晋阳宫副监裴寂弈棋，甚至"通宵连日，情忘厌倦"。他的儿子李世民和李智云（楚王）也以好围棋而闻名。《黄须传》中说："李靖微时甚穷，。。至汴州，见一大第中数人弈，俄一披衣出视弈者，盖太宗也。"唐太宗有两首咏围棋诗流传于世，其中一首云："手淡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素引双行。余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唐玄宗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平生喜斗鸡、打马球等戏，尤其好弈棋。他常与著名棋手王积薪对局，但棋艺不佳，"棋局毕，悉持出。"《酉阳杂俎》记载：玄宗"夏日尝与亲王棋，。。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子于坐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杨贵妃用康国■子给唐玄宗解了围。
　　唐代统治者因酷爱下棋，便在翰林院设置专门侍奉帝王弈棋的官职，名棋待诏。设置棋待诏始于唐玄宗，当时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郑观音、杨季鹰等人。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南唐画家周文矩的《明皇会棋图》。画面上有八个人物，明皇坐位前置一棋局，官员一人、和尚二人、道士二人、优人一人、侍从内官一人。关于画面上的八个人物有各种不同说法，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认为，跟唐明皇下棋的是日本留学僧辨正；有人说，在是棋待诏郑观音。不论画中的人物是谁，这幅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宫廷中的围棋活动。
　　唐宣宗喜爱围棋，经常举行围棋比赛，胜者赏给金花碗一只。著名棋谱《忘忧清乐集》收有唐代棋谱《金花碗图》，该谱就是棋待诏阎景实和顾师言的对局，顾师言胜一目。宣宗赏赐顾师言金花碗一只。明陈耀文《天中记》记载："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不晓棋。一日，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这虽是传说，但也反映了唐代
　　①　《全唐文》卷六○七。
　　②　《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二。
　　帝王对围棋这一游艺活动的重视。
　　五代时期，虽战乱动荡，但弈棋之风不衰。南唐偏安江南，战乱较少，所以南唐的历代皇帝除了沉湎于声色外，就是以围棋"娱宾而遣兴"。中主李暠有兄弟五人，楚王景迁早卒，其余四兄弟都是棋迷，常聚在一起对弈。现存五代画家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就是描绘李暠四兄弟弈棋的场面。此画卷中两人对弈，两人旁观，一童侍立。背后竖一屏风，上画五人，屏风中又画一小屏风，故曰"重屏"。据宋王明清《挥麈三录》考证，画面中央南面挟册正坐的为南唐中主李暠。与李暠对弈的是晋王景遂，观看的两人是齐王景达，江王景逷。《重屏会棋图》是对五代时宫廷围棋活动的真实写照，说明五代时围棋仍然流行。
　　中主李暠的几个王子都爱好围棋，如第九子李从谦"数岁，为弈棋诗，有思致。后主赏叹之"。后主李煜好文词，工书画，知音律，酷好围棋。《南唐书》记载：后主刚即位，不顾外面军情紧急，终曰"与嬖幸弈棋"。最后南唐被北宋灭掉，后主成了俘虏。
　　后蜀宫廷中也盛行围棋，花蕊夫人《宫词》中说："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皇帝）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①。
　　后蜀宫中宫娥们有以围棋赌钱的风气。
　　文人墨客好围棋　隋唐五代时期的大多数文人受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不甘心作那种皓首穷经、心如林木的迂腐学究，而是以超尘脱俗，高雅飘逸赢得名声，追求活得自在舒服，尽情享受人间的生活乐趣。所以美酒、女色、游历、吟诗、作画、弈棋成为文人们的共同爱好，形成风气。对此，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当时文人"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可见，文人弈棋之风是很盛行。
　　唐代许多诗人都擅长围棋，写下了大量以围棋为题材的诗篇。杜甫喜好围棋，常与朋友在一起，"将棋陪谢传，把酒忆徐君"。酣战数局，顾不得光阴似箭，"玉子频敲忘画冷，灯花落尽觉宵深"。安史之乱后，他回到长安，无所事事，"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他的妻子杨氏，出身名门，也好下围棋，所以，杜甫作诗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记述了他与妻子画纸为棋盘，对弈娱乐的情景。杜甫的咏棋诗甚多，其中以《题终明府水楼》诗中的两句写得最优美："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将山、水与弈棋融汇成诗，如同一幅美妙的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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