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第二部分 第27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8)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
"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是一位画家，时任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当时正在收集中国的绘画、漫画和少数民族美术工艺品等，预备拿到美国华盛顿去办展览，以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费慰梅很信赖母亲，她认为母亲为人公正，懂得艺术，找哪些人的作品、找哪一类作品，她大都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曾向她介绍了许多解放区的漫画、木刻、剪纸等艺术品。
有一次母亲突然生病发烧，费正清得知后告诉了《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他把母亲悄悄送到海军医生那里，经过诊治,母亲患上了痢疾，在服用了几片磺胺药片后，她很快就痊愈了。父亲到达重庆后，经常与母亲一起向他们夫妇学习美式英语。
1940年底，中共中央在对美籍记者态度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为了加强对外宣传，提高我们的外交地位，我们应当主动有计划地提供各种适当的材料，以形成"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为了打开对外宣传的局面，母亲与各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与对方聊天、谈家常，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尽量寻求共同点。母亲总是兴趣盎然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并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她善于接受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对意见不同者不抱有成见。记者们与她很谈得来，也因此愿意接近她。这种氛围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一位美国记者曾说，他也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的话不但听来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时间的考验。也有被反动宣传所蒙蔽的外国记者，常常说些带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语言，母亲对此极为冷静，她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说服对方。所以外国记者对她都十分敬重、钦佩。
母亲在重庆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却更愿意听取来自解放区的声音。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言人张平群学识渊博，通晓中、英、德几国文字，与周恩来是南开时期的同学。尽管是政治上的对手，但他很敬重母亲，说龚澎很能干，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与记者打交道时非常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处理问题。他的夫人也对母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成为美国老牌电视评论家的塞瓦赖德说：
"一看见龚澎,我便产生了毫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当一个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面临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真正的强者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全然徒劳无益的感觉，这位强者是这样一个人，她甘愿冒险犯难，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高贵的事业，献给她永远也看不到的未来-凯歌高唱的明天。"
第二部分 第28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9)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
王安娜是父母亲的老朋友，她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
"聪明的龚澎，她就像画中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地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掺杂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母亲对现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认为自己还很肤浅，还有很多没有读懂的理论，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宣传家，她经常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剖析。
辅导周恩来学英文
1942年前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号召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志学习英语，办事处办起了业余学习班，母亲也拣起了基础课。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周副主席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国外留学多年，英文、法文都很好，可以直接与外宾交谈,并且常常指出翻译工作中的错误,可他仍旧以身作则，虚心学习,并且请母亲为他讲授英语知识。
母亲为此进行了精心准备，可她却从未在众人面前提及教周恩来英语这件事。多年之后，老同事们的回忆相继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陈舜瑶阿姨说，龚澎自幼受的是洋学堂教育，她的英文功底很好，可是她并没有自恃高傲，显示自己，看不起别人。那时大家都很少谈各自工作上的事情，但我们时常聊起彼此的家庭，过去的经历。她对同志很真诚。尽管我们后来没有在一起共事，可我一直十分想念她。
1945年10月初，周恩来准备会见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之时，为了使工作更加周密妥当，他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刘尊棋同志商谈，还是由龚澎担任翻译，除非是美方另提出人选。
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宋子文的家里与威尔基见面会谈，并且再次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情况，说明蒋介石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造成中国内战，影响对日作战。
威尔基在他的《天下一家》中回忆说："我就是在那里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周恩来作了一次从容不迫，单独而不受阻碍的谈话。"
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之后,周恩来同志仍然十分信任母亲，当年轻人在现场翻译时，周总理就对她说,翻译得怎么样啊?你看看有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和漏掉的词句，你把关啊!
生离死别
在重庆,母亲时时关注着抗日前线的每一条消息。每周从太行山来的鸿雁家书给与她极大的精神支持和鼓舞。由于战时交通不便,几封家书往往在途中积压同时到达。这些用粉红色信纸写的书信被同志们笑称为"战地情书"。
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母亲经常来不及按时回信。她常对同宿舍的战友念叨，在遥远的太行山上，那棵刻着我们俩名字的杨树不知是否已经长大？
母亲的心里还牵挂着上海的姥姥与姥爷，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家里生活状况不好，姥爷常常为了家里生计而四处奔波。我的舅舅龚维禹念完大学就留在上海工作，他一直和老人们住在一起，担负着养家的责任。母亲和大姨先后离开了家，如果没有舅舅在上海照顾老人，她们也不可能放心地出来参加革命。因此，母亲和大姨常说，你舅舅的功劳也是很大的。
1941年6月，大姨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会议结束后又在巴黎参加了世界学生联合会会议。回国后，她很快来到重庆，并为母亲带来一箱子衣服。其中有几件花旗袍是半年前姥爷姥姥专门为二女儿的婚礼而订做的。抗战时期，上海与太行山前线的联系是十分困难的，衣服已经准备很久了。看着从上海辗转带来的礼物，又想起了遥远的太行山。尽管那些旗袍大都无法穿了，可是老人的心意和对青春岁月的纪念却留在了心头。那时我的姥爷因为长期坎坷的生活，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母亲为他联系了医生和就诊的医院，准备把老人接到重庆来治病。可是，这一计划却未来得及实现。
第二部分 第29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10)
通过母亲，大姨龚普生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开展我党对外联络工作。此间，她参加了世界青年运动并结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1944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1945年大姨再次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并在一位美国名人的推荐下进入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担任秘书处研究员。在联合国初创的三年里，她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大姨成为外交部建立初期的国际司副司长。
1942年是动荡的一年。日军的飞机不停地轰炸桂林，夏季来临后，这座城市流行起霍乱等疾病，姥爷的身体底子本来已很差，不想此刻又染上了传染病。战时医院缺医少药，姥爷不久因病情恶化而去世，终年60岁。噩耗传来，正在住院的母亲悲痛欲绝。
姥爷去世的消息传到红岩村后，八路军办事处立即给母亲写了一封由周恩来亲笔签名的慰问信：
龚澎同志：
刚才接到消息，说是你的父亲在桂林故世。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异常的难过，想来你是更加的哀痛。一个革命者对于父母子女间的情感，不但不会比一般人淡薄，相反的是一定更加丰富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要求你完全像平常一样毫不动情。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更加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因为过分的哀痛，是会对于你的健康不利的。
古话说："死者已矣，生者节哀。"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并向你致慰问的敬礼！
周恩来红岩全体同仁
八·三
还有一封由周恩来同志亲笔写的信如下：
龚澎同志：
听说您父亲去世了，大家深为难过，您的悲痛是很深沉，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不过，这深沉的悲痛并不能唤回老父已经逝去的生命，反而有损了您的身体。我们热切的希望您宽心些。我们将以无比的情谊和诚挚来补偿您已失去的父亲。这话也许是有些夸口的，然而我们相信这是出自我们的真诚，您是会接受的。
小超同志要走了，我们来不及多写，只有把我们的多颗赤诚的心带给您。伸出手来握您。
周子恩来（其它还有十余人签名）
（当时周恩来同志的父亲刚去世不久，按照老的习惯，丧父一年之内，儿子签名要在姓名后面加一个小写的"子"字）
1942年11月5日，姥爷的追悼会在桂林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发来了唁电："镇洲先生，有德有年，功在民国。陪都接席，瞻仰怠慢。遽闻凋谢，实深悲悼。道远不及躬尊，特电致吊。"
蒋介石撰挽联云："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
李济深先生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了姥爷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第二年，他又为姥爷的墓碑写下了碑文。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任姥爷为陆军少将。
1944年3月，姥爷的几位旧友为他补办了公葬典礼，我的大姨从国外赶回参加了葬礼。李济深先生祭文是这样写的：
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谨以清花香酒之仪致祭于龚故将军镇洲镇鹏先生墓前而告曰：
呜呼龚君，智勇冠军。尽瘁革命，开国著勋。
襟期轩邈，卓尔不群。讨袁护法，载波令闻。
沧波沉陆，君陷沪渎。啖利协威，宁死不屈。
……
1944年5月姥爷的老朋友柳亚子先生在桂林写了一首诗：
《5月8日谒廖夫人于观音山旅邸，遂访南明江陵伯张文烈公别山先生暨原配许夫人合葬墓，尽录墓碣之文以归。归途复过同盟会旧友龚镇洲镇鹏新冢，龚盖乔冠华之妻父也。七迭九字韵纪事。"……归途更约访新鬼，脱岳难忘越窗牖，张公龚公皆人豪，松楸郁郁枫林青，月黑尚见鬼雄吼！"
几十年来，母亲一直非常怀念姥爷。那是一个夏天的早上，母亲起床后一直在沉思着什么，她对我说，昨天晚上她又在梦中梦见姥爷来到自己身边了。醒来一看，离姥爷的忌日只有一两天的时间。这些年几乎都是这样。
第二部分 第30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11)
母亲告诉我，姥爷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喜欢孩子的人，母亲和他的感情很深。假如姥爷能够活到今天,可以见到他的第三代，他会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到现在我都记得，母亲若有所失的哀伤表情和哽咽的声音,她悲伤的心境深深感染了我。这是我见到母亲最难过的一次。
1942年夏,母亲康复后又恢复了忙碌的工作。让她未曾料到的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降临了。
往日母亲总是能够及时得到太行山的信息，可最近几个月一封信也没有，一丝忧虑涌上心头。文华，远方的亲人，你一切都平安吗？母亲在心中宽慰着自己，大概那边任务很重，顾不上写信，恐怕是自己多虑了！就这样忐忑不安地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母亲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太行山的信，她高兴地接过来，却是一位朋友写来的。母亲焦急地展开信，映入她眼帘的是这样的消息："1942年5月，日寇向太行山区发起了大面积进攻，我们的《新华日报》遭到了敌人的袭击，社长何云同志带领大家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他的妻子吴阿姨在信中说：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
母亲的心开始往下沉了，她的眼前浮现出战场上激烈的场面和行军中艰难的历程。太行是抗日斗争最艰难的地区，不久前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在反扫荡斗争中英勇牺牲，莫非？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妈妈陷入了沉思，还是去问问恩来同志吧！
母亲鼓起勇气走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诉说了自己的疑虑之后，她希望能够得到一切平安的证实，可是没有。
周恩来听罢母亲的询问，神情变得异常严肃，他默默凝视着远方，没有马上回答……
还用说什么呢？母亲一下子全明白了。
时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同志曾在延安窑洞写了一篇描述红岩生活的长诗，以表达自己对坚守奋战在国统区战友们的想念之情。林老在诗中对重庆的许多同志和事情都作了生动而幽默的形容和比喻，其中的"河朔音书今阻绝"，即指母亲翘首盼望亲人来信的情形。大概那时林老在延安已先得知刘文华遭遇不测的消息了。
《寄怀红岩诸友作长句戏之》作于1942年7月24日夜12时：
久别红岩故事疏，童鹏问后仅钱。
岂知袁盎增烦恼，更有陈平少匹俦。
河朔音书今阻绝，海南消息已沉浮。
两獐避猎皆腾踔，一雁凌空自漫游。
梓木多情成眷属，冰梅得意总绸缪。
宋平含笑家康喜，裕景怀忧子正愁。
养病山中大小许，举头天外女男刘。
孤单感叹龙飞虎，隆泰栖皇马唤牛。
藕断丝连徒热闹，梁空燕去卒淹留。
诸君此类都须咏，再度凭君细细讴。
不久，母亲看到了刘文华留下的那份遗书，这是1942年6月间发生的事情。在姥爷去世前一个多月，刘文华就已先走了。可是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在姥爷刚刚病故之后，母亲又正在医院住院，组织上就把这不幸的消息暂压下，没有马上告诉她。现在看来，当时周恩来在姥爷病故时连署二封信给母亲，是何等用心良苦啊！
两个至亲的人几乎同时走了，这对母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她蒙着被子痛哭，在宿舍里躺了一整天。第二天，邓颖超看她来了，周恩来又找她到办公室谈话，希望她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事后母亲对同宿舍的战友说："前方的斗争是残酷的，我的亲人牺牲了，也不是特别的意外，这也是我不对。"
母亲在《悼文华》这篇文章的后几段写道："我痛哭！我不忍回忆!幸而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逝世之后-当我被逼对人的生死已经做过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之后。人有生长也有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的生死既不能纯由自己主观决定，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宝贵他的生命，是希望他在生的旅途中多做点事，而且与他相处得多一些，可以多得到他和多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纵使由于体贴和注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但是长生不老的人并不存在。物质的形体必归还物质-人化为骨，骨化为土。一切都在变动中……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放下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第二部分 第31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12)
从此，母亲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亟待译成各种文字，母亲一边认真阅读原著，一边在打字机上将稿件译成英文。接着是翻译毛主席的《揭批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和《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文章。
母亲办公的地方就在顶层东侧的小阁楼上，其实这是一处五六平米的小门厅，紧贴着天窗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上面摆放着那台老式打字机。为了不打扰其他同志休息，母亲尽量在白天打字，晚上做其他工作。待深夜大家熟睡之后，她再爬起来继续白天没有完成的稿件。有一次为了翻译一份重要文件，母亲两天两夜没有离开过打字机，她的面色发黄，两眼充满血丝。厨房的蒋师傅特意为母亲煮了两个鸡蛋，同事们硬是把她拉回宿舍休息。可两三个小时之后，她又坐到了键盘前。
在那些顽强的嘀嗒声中，母亲逐渐振作起来。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母亲接连失去两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亲人离世的时候，母亲都没有守护在他们身旁。她把这些痛苦深深埋藏在心底，把一切精力全部投入了工作。
由于劳累和一连串的变故，母亲的体质下降了，发烧打针的部位反复感染迟迟没有痊愈，此间她曾几次住院，最后不得不在伤口上切了一刀，每逢医生为她换药时，她总是忍住剧痛,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很多朋友得知母亲住院的消息，都纷纷赶来探望她。其中有一位年轻的记者Z先生，他是母亲燕京时期的老同学，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是地下党员。为了减轻母亲的病痛，Z先生时常到病房里陪她聊天，并且每次都为她带来一束美丽的鲜花。许多老友都知道这段佳话。
父亲母亲相识后，他们仍然是好朋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Z先生自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当随军记者，他写的长篇通讯《落日》被传颂一时。
其实，当时给母亲送花的远不止Z先生一人，父亲对母亲献殷勤就是从每天送一束含苞欲放的玫瑰花开始的。
第二部分 第32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1)
第五章
激情岁月
黎明之外是青山
1942年岁末，就在母亲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逐渐走出来时，命运之神把我的父亲从千里之外牵到了母亲身旁。爸妈相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那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即将占领九龙，中共南方局指示廖承志、连贯、夏衍、乔冠华等人，要迅速将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抢救出来。他们日夜在忙碌着，想尽一切办法通知和疏散他们。
此时我的父亲乔冠华（笔名"乔木"）在香港写国际评论已经小有名气。他在香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预见和分析条条入理而精辟，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根据中央迅速撤离港九的指示，父亲与夏衍和连贯三人在铜锣湾"避风塘"租了一条船,冒险渡海,撤离了香港。在九龙与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汇合。此时，香港工委与东江纵队策划实施了香港大营救。
父亲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他们从企岭乘武装的船只偷渡大鹏湾。夜间三点行至沙鱼塘上岸，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当他见到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同志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组织上决定爸爸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那时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过来。
"香港大营救"期间先后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著名爱国人士。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在广东乐昌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此时父亲正好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见状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由于他的机智，父亲才免遭一劫。
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父亲的电报，父亲的老同学赵一肩暂时扣押了逮捕令，并且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父亲马上动身离开韶关来到桂林，然后继续前往目的地重庆。到周恩来身边工作，这是他早就向往的事情。
火车从桂林行至贵州独山就再没有铁路了，人们都纷纷搭乘黄鱼车。什么是黄鱼车呢？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出口钨砂，有许多途经西南公路运输钨砂的卡车,司机为了赚些外快，便沿途拉载顺路乘客，搭乘这种车的旅客叫它黄鱼车。乘客给司机一些钱，他就给你一个座位，钱多就坐在前面，因为钨砂单位重量大，在车上只铺了很浅一层，槽梆内剩余空间多，上面都可以坐人。为了继续赶路，父亲登上了一辆开往贵阳的黄鱼车。车上已经有不少乘客，父亲便背着小包坐在靠在边上的一个位子上。
卡车在崎岖的山峦上一路颠簸着，不久天上就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父亲身穿雨衣又靠着卡车的铁板，尚能挡住一部分风雨，可坐在中间的就惨了，干挨淋。父亲看见前边有一个老太太穿得少，被雨灌得直打哆嗦，就跟她换了个座，老太太少受了许多风雨之苦，连声道谢。
下雨走山路必须格外小心，下坡时司机不开油门，顺路向下滑行，人们已远远望到前边有灯火在闪烁了，可谁想就在此刻，突然之间天翻地覆一片黑，翻车了！汽车从公路边的悬崖上翻了个身，整个掉了下去。惊恐之余父亲伸手一摸，身边老太太已经死了，车上20个人死了一半，父亲不但没死，连伤也没有。后来他乘着警察开来的车来到了贵阳。通过老同学邓迁相助,搞到通行证,继续搭车来到了重庆。
很久以后，爸妈闲聊起当年的往事，我问他们在讲什么好听的故事？妈说，你爸爸到重庆之前，九死一生，捡了一条命。我对爸爸说，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吧!父亲显得若无其事，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那是赶巧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21世纪初的重庆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傍晚，站在南岸的山峦上向北望去，江岸一片灯火辉煌好似小香港。听老同志们说，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可没有这样繁华。
我不由想起了父亲那带着浓重苏北口音的回忆：到重庆的时候，我记得天还没黑，我跳下车子，拿起自己的小包袱，这里面有随身换的衣服，慢慢地向长江江堰上走去。这时候江水很低，江沿显得很高，站在南岸江堰上向对岸望去，那一边就是战时的首都-重庆。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但丁在《神曲之门》写的两句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刚到重庆时，父亲就住在香港时期结识的老朋友冯亦代家中。那时，他是冯伯伯家里的常客。不久，父亲见到了夏衍。几天以后，夏衍陪他一起去见周恩来。父亲说，这一定是他们提前就安排好的。
几十年后，父亲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第一次见周恩来的情景："从冯亦代家到曾家岩50号需要一些时间，这在当时习以为常了。见了周恩来同志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从青年时代我就梦寐向往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当时我只向他扼要地谈了一下曲江的情况以及我从曲江化装到重庆的经过。周恩来同志很详尽地问了广东粤北的政治情况，余汉谋的情况，我们部队的情况，廖承志被捕以后我们党的情况，以及我党在曲江一些统一战线的情况，其中他特别关心赵一肩的处境和工作……他还亲切地询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我是坚定走这条路的。"
奔波动荡的生活使父亲患上了慢性结肠炎，他的背包里总是装着灌肠器，周恩来对人很体贴，他要父亲先在重庆多休息几天，工作上的问题过些时候再谈。在他们的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请父亲在办公室稍候片刻，他将要为父亲引荐外事组的几位同事。
几分钟之后，周恩来办公室门口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带着黑边眼镜的陈家康，他礼貌地和爸爸握手问候。后面是一位干练的年轻女士，瘦高苗条的身材，一头浓黑的头发随意盘起。当看见办公室里新来的战友时，她爽朗地微笑起来，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和快乐：你好，欢迎你！
第二部分 第33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2)
周恩来对父亲说，这位就是龚澎同志。于是他们四目相视-
妈妈的眼睛像两泉清澈的葡萄酒，爸爸一眼望见就醉了，从此他们守望了一辈子。两年后，尚在襁褓中的哥哥作了夏公的干儿子，这大概是爸妈感谢夏衍的这次"无意插柳"吧！
1943年9月以后，外事组陆续增添了新成员，其中有蒋金涛、罗青、李绍石、章文晋、郑德芳、陈浩、沈野、邓光、吴明、沈蓉等同志。
在父亲开始工作之前，周恩来嘱托文艺宣传组的张颖带着水果花生和日用品到纯阳洞住所看望了他。父亲人很随和，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的架子。以后在《新华日报》，大家彼此逐渐熟悉了，同事们都称他为老乔。
几十年后，当年的旧貌已所剩无几，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同志指着虎头岩附近的繁华大厦说，看到大楼后面山坡上那片破旧低矮的楼基了吗？那就是《新华日报》社原址，一切都非常简陋。
可就是那一片"断壁残垣"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纯阳洞的故事
我很想知道爸妈在重庆的情况。父亲的老同事鲁明叔叔当年是重庆《新华日报》首席记者，曾多次陪同母亲到新村参加记者招待会（后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越南大使衔参赞，驻科威特大使），他笑着对我说："让我告诉你老乔在纯阳洞的故事吧!"
"那时我住一楼,你爸爸住在我的楼上。有一天夜已很深，我突然听到楼上有动静，原来是楼上在敲地板，我醒来静听，敲声是有节奏的，两快一慢，声调越来越急，一定是老乔在楼上遇到情况了！我跳下床向窗外一看，不好！有小偷在用竹杆子偷东西！等大家都跑出来抓小偷时，小偷早已溜之大吉。你爸爸定睛一看，挂在窗户上的那套唯一可以出门的西服被偷走了！"
后来与他身材相仿的费正清先生拿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父亲把它作为友谊的纪念品接受下来。父亲说："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1942年底，父亲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参加了《新华日报》编委会的工作，并担任《群众周刊》的主编，由左源和曾光如两同志担任他的助手。当时《新华日报》的三位主要领导是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章汉夫。父母亲一直亲切地称呼熊谨玎夫妇为熊老板和老板娘。
当时西线的德国法西斯还没有打垮，中国的大片土地仍在日军占领之下。在《新华日报》报馆，父亲参加编报、主编专刊，每周撰写并发表国际论评一篇。那时他住的小屋墙上挂满了一张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用地图，每当苏联红军攻克一地，他就在地图上标明确切位置，并且贴上一面小红旗。
和父亲同在国际新闻版工作的有夏衍、陈家康等人，这是一批实力强劲的高手，父亲到达重庆之后，这个版面的文章更加生辉。除此之外，周恩来还为父亲安排了另一项重要工作：参加党的外事活动。他对爸爸说，你过去在华南和海外工作，有一定的外事工作经验，重庆有使馆，有美军总部，还有很多的外国记者，这里有相当数量的外事工作等着我们去开展。
不久，经常跟在母亲身后盯梢的特务发现了新的线索:在龚澎身边常出现一个高个子带着眼镜的男士。当年的"中统城分区主任"留下一段有趣的回忆:
1942年曾布置一次大规模的监视活动……由专职人员指挥，不可暴露，一定要水落石出。我负责纯阳洞街，历时一周多是有点收获的。
先是发现《新华日报》女记者龚澎与一高个、眼镜、颇有气度男子常常同行，很亲密。估计此男子不是一般人物，但查对照片，询问老特务都不知道他是谁，经过研究确定这人重要,非弄清不可。
连日跟踪知道他住在纯阳洞街新华日报宿舍，那里外间有一个皮作坊，老板是党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我只好窃绘了宿舍的地形图，准备扮作小偷窃密。
第二部分 第34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3)
另据跟踪报告，××号（即此人,特务用编码保密）常去化龙桥《新华日报》社，都是半路下车，不走正路而是绕李子坝山野小径，远出正路一倍，甩掉"尾巴"。
另有报告，他夜访四得村×号，内有文化人秘密集会，经派人化装保甲去查户口，只知户主沈端先，其他客人姓名不知。
我一看坏了，沈端先就是夏衍，在他老先生面前玩化装简直是班门弄斧，他的客人也不是一般的文化人。可见被跟踪的是个未公开的大共产党。
于是一人跟踪改为三人交错，颇费了点精力，发现此人与龚澎几次进入一家外间极少人知，又无营业执照的宽仁医院专为医务人员设置的西餐厅，进入那里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都用外语交谈，临街则是嘉陵茶社，特务们忽略了……
我们忽又跟踪发现他俩在民生路若瑟堂一侧的一家照相馆中拍过照,于是由我出面,轻易加洗得这张照片……
最后只得把照片交"特情"查认。不久,经新华日报幼儿园的特情报告，此人是南方局的乔木（乔冠华）。
化龙桥二重奏
在重庆，父亲每周都有一天来到化龙桥附近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如果有大块文章要完成，就在那里鏖战一夜，其余时间大多在曾家岩50号和母亲一起参加外事组活动。在父亲眼里，参加新闻活动与撰写国际述评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它们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就是一曲绝妙的"二重奏"。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两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有些矛盾的，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尽管国民党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联系，把大量稿件先收过来，由他们来控制发稿。但是，我们跟这些报纸的记者联系相当密切。因为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是倾向于国共联合共同抗日，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想从外国记者那里得到一些消息，外国记者也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点消息。我们的威信很高，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消息都是客观准确的。
1942年至1945年间，重庆公开的和秘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在十月革命节这天聚会在枇杷山。父亲说，重庆虽小，外事活动却很多。这是党在国统区的主战场。当时他经常与"龚澎、陈家康等同志"一起去两路口附近的记者招待站。在这里,他们可以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人，听到各方面的消息。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爸妈来到驻地与各国记者交谈，并且特别注意与不同倾向的西方记者接触。大家在一起吃饭，共同举行小型记者招待会，也因此增进了解，从渐渐熟悉到彼此成为可信的朋友。通过这些活动，父亲也从中掌握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这使得他在《新华日报》副刊《国际论评》专栏的"第一小提琴曲"更加富有生命力。
有几位美国人是父母亲都熟悉的。其中一位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白修德先生(TheodorWhite)，他当时担任亨德尔·路斯办的《时代》杂志驻中国特派记者，曾经是费正清的第一个学生。费正清先生到达重庆之后，正是通过他认识母亲的。
在白修德的回忆录《寻找历史:我的亲身经历》一书中，对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有这样一段描述："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后来个个都成名了，他宠信的更是我所喜欢的，是一位我生平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人，名叫龚澎……她调到重庆工作以前曾在华北打游击对付入侵者，是一个拿起手枪的真正女英雄。"
父亲在回忆重庆生活时提到此人："有个美国记者的中国名字叫白修德，这位朋友对我们态度很好，我想写新闻史的不应该忘记这一章。白修德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揭露国民党黑暗的，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外事组的同事们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来往很密切。那时，美国在任大使是高斯。在大使馆内部也有不少同情共产党的人，如美国使馆的参赞科弗兰、阿德勒这两位朋友在美国就和我们的同志有交往，来到中国后还是保持着进步的态度。这些朋友提供给我们不少经济、财政方面的情报，我们党内能够让他们知道的情况也提供给他们。大家也因此逐渐熟悉起来，熟悉到"经常争论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但不会伤害双方的关系和感情"。在辩论当中，外国朋友认为父亲太容易把一个命题一般化，便开玩笑地称他为"一般化之王"。
第二部分 第35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4)
1941年下半年，美国人增派了驻军事使团的人员。美军司令部和美驻外使馆还在重庆设立了规模庞大的美国新闻处，桂林和昆明也有。这在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如今重庆还保留着当年的旧址，这里也是母亲熟悉的地方。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外事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一些工作是与在美国新闻处的同志一起开展的。当时在新闻处的各个单位里，都有中国进步知识青年在里面工作。这些同志或朋友到美国新闻处工作，绝大部分是经过我们党同意的。前面提到的周恩来会见美国特使威尔基，就是通过在美新处工作的刘尊棋同志联络的。
当时我们党非常需要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战争时期各地之间交通不方便，外边的消息得不到，我们可以凭借这个机构得到大量消息，多收集一些必要的新闻材料。
由于工作需要，母亲经常与外国记者在《新华日报》营业厅碰面。这儿也是父亲常来的地方。营业厅位于重庆闹市区民生路的一座灰色小楼内，一楼对外开放，二楼和三楼是潘汉年等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和资料室，这是现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旧址。路边种满了高大的乔木，细雨，枝叶摇曳，不禁使人浮想联翩……
开始，"乔冠华同志"和"龚澎同志"只是不期而遇。在营业厅、在巴县中学记者站、在美国新闻处，每当此时，两人总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小时曾经询问母亲是怎么与父亲相识的，母亲笑着说，我上燕京，你爸爸在清华，两个学校挨得很近，我们每天在校门口都碰得到。你爸爸总是喊，"龚澎，快出来呀！"长大之后才知道这是玩笑话。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长得很帅气。而母亲，尽管她被形容为"画上的美人"，可她对此好像从来不知。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当年如何，我想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真正的美是自然散发出来的。
父亲母亲有大量的时间接触，他们的认识和交往是十分自然的。不久，他们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与共同的话题，自然，还有他们共同的爱好和品位。崇尚真善美，追求自由平等是爸妈共同的志向。两人都酷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肖邦的作品，一曲《军队进行曲》把两颗风雨飘摇的心连结在一起。很快，母亲的朋友也成了父亲的熟人。
父亲战胜了其他追求者，他与母亲是同事，见面的机会绝对占优势，他们一起访朋友，一起送稿件，有时还一起去吃小馆子。一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渐渐心心相印。
我无法知道是哪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父亲母亲打着一把雨伞在重庆幽静的小巷子里漫步深谈……
断肠人找到心上人
父亲年轻时的消化系统就不太好，颠簸的生活和旅途中的劳累使得他的体质下降了。一天傍晚，他突然感到腹痛难忍，便蜷缩着身体伏在桌子边，原以为撑一下就会过去的，谁知症状越来越重。望着爸爸痛苦而苍白的面容，母亲心急如焚。
突然间她想起两年前在市民医院住院时为她治病的李颢医生，他医术精湛、富有正义感，母亲经常和他谈天，讨论对时局与人生的看法，那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
想到这里，母亲立即跑了出去，在七星岩市民医院外科，她气喘吁吁找到了李颢，请求他能够立即去看一位急诊病人。经过检查，父亲被确诊为急性腹膜炎,需要连夜进行剖腹探查。母亲和李颢立即把他紧急送进了医院。为了让爸爸尽快得到救助，唐瑜、黄苗子等老朋友发起了"救乔委员会"，大家捐钱凑够了医疗费。
这一次急诊手术由梁主任主刀，李颢作第一助手。麻醉以后打开腹腔一看，父亲原有的肠结核病灶已经穿破了肠腔，腹腔已经受到感染。专家们当即决定，清理腹腔,切除坏死的病灶，然后再择期进行肠吻合术。手术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当医生缝合完最后一针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发亮了。母亲急切地等候在手术室门口，一切都顺利吗？李颢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要是能输点血就好了！
第二部分 第36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5)
父亲是B型血，医院血库里眼下没有这种血型的血源，可他的病情急需输血，这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合适的血源呢？母亲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了两位好朋友，请他们帮忙想想办法。这两天，她焦急得几乎没有合上眼。
第二天清晨，当母亲推开病房的窗户时，她惊奇地发现，医院的门口已经站满了等候献血的人们，《新华日报》的很多同志都在队列里，还有送报的小报童。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谢伟思先生，他伸出胳膊第一个带头。
谢伟思是史迪威将军的助手之一，他和父母亲都很熟。当时许多中国人对献血都充满了恐惧和疑虑，可看到这样的场面，重庆的市民被感动了，他们自觉地在医院门口排起了一条长长的献血队伍。很多人都是素不相识。
望着街头上一个个热情的身影,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很多年之后母亲对我提起这段往事，她说，重庆这么大的城市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而且是为了救助一个共产党人，那是非常感人的！
几天后，李颢成功地为爸爸做了肠吻合术，父亲逐渐恢复了健康。从那以后，李颢就成为爸妈两人的好朋友了。1945年9月，邓发同志代表解放区职工参加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董必武同志也将去联合国参加制宪会议，代表们到达机场后，国民党当局以缺少防疫接种证明为由，不予办理登机手续。当父亲急匆匆找到李颢时，他义不容辞地为代表们填了表，并请院长办公室秘书为自己"出国的亲戚"盖上公章……
很多年后，李颢在苏州帮忙安葬了父亲。直至李伯伯自己去世，就安息在洞庭东山父亲的墓地旁。冯亦代回忆了这段日子：
"1942年老乔从香港撤退，经华南游击区到了重庆，就住在我家里。但是后来被军统的王新衡知道了他的居处，他奉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住到《新华日报》去了，我们便较少见面。可他进城时，还是顺便到我家来坐一会。有天黄昏，他忽然来到我家，同来的还有龚澎，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等安娜下班回来我才知龚澎即维航。她们挚友重逢，自有一番欢欣。
"他们一道来过几次之后，安娜对我讲：'你还记得在香港说的话吗？我说维航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于是我们在一旁察言观色，觉得他们的友情似乎超于普通的朋友，于是安娜和我便分头征求龚澎和老乔的意见。不想他们各有此意，却缺少一个当面说清或点破的人。就此我们做了月下老人，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后来老乔说周恩来副主席知道此事，说早该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1943年深秋，父亲母亲结婚了。在以后近30年的漫长岁月中，人们看到了一对相得益彰的夫妻。周围的老朋友们说，这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
曾家岩50号三楼右侧第一间屋子是他们的新房。在此之前，董老夫妇曾住过这间房子。一切都非常简单朴素，没有任何铺张，屋子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旧铁床，还有一张三屉桌和两把椅子。两个人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家人。爸爸妈妈买了水果糖和花生米请道喜的同事们吃。
相对来说，母亲更加理性化,在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做人的工作,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他对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两人的组合称为"绝配"。
有一件珍贵的纪念品来纪念这永远难忘的一日：一块正方形的大红丝绸布，上面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人用毛笔题写的亲笔签名。那一个个名字从红绸布中心逐渐向四周如花瓣一般散开，上面还有一首董老题的诗。
很多年后，母亲整理箱子的时候拿出了这块不同寻常的红绸子，一个个笔墨不同的签名与题字栩栩如生出现在眼前，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纱。
第一个家第一个孩子
第二部分 第37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6)
2004年，我终于有机会探访了父母亲的第一个家。沿着曾家岩50号狭窄的楼梯向上爬，在三楼东头的小屋门口，我惊喜地看到了双亲熟悉的身影，风华正茂的爸爸妈妈笑意盈盈地在照片中望着我，仿佛在说，亲爱的孩子，进去看看吧！
这是一间12平米左右的正方形屋子，里面简洁而整齐，原来是外事组的驻地，后来成了父亲母亲的新房，屋子里的摆设很少，一张床、一张桌子，外加几把椅子。东侧临江处有一个不大的窗户，从那里可以望到远处的景色。那位大眼睛讲解员亲切地招呼我：到这里就是回家了，真的，这里就是你的家啊！
站在门口向旁边的小楼梯望去，洁白的墙面上仿佛映现出爸爸妈妈年轻时的身影，他们刚刚参加完一个活动正匆匆赶回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引退到60年前，连屋子里的空气也变得柔和了。
据李颢伯伯回忆，父母亲住的三层小屋里经常聚集很多老朋友，常去的有夏衍、张瑞芳、胡绳、徐迟等人，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访过，如美国使馆的费正清、苏联大使罗申、墨西哥使馆代办瓦叶等。
哥哥出生后也住在这间小屋子里。这里是父亲母亲的第一个家。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盟军开始大反攻，形成对德军东西夹击之势。父亲推断，巴黎很可能会在哥哥出生那一天解放。爸妈商定，如果一切按预料中的进展，就为即将出世的孩子起名为"巴黎"。
预产期快到了，到哪里生下孩子最安全可靠呢？重庆的情况十分复杂，找自己人接生是最稳妥的，爸妈决定，请奥地利记者严森叔叔来帮忙。
奥地利记者严斐德（弗里茨·严森，FRITZJENSEN1903-1955）从年轻时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反对法西斯统治，他站在街头演讲，被当局抓到监狱关禁了一年。严森在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奥地利行医，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志愿来到西班牙，在马德里成为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一名医生，同在这支闻名遐迩的队伍里工作的还有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此间他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1939年西班牙共和失败后，严森与部分国际纵队战友转到远东战线，保卫中国同盟把他们安排在贵阳红十字救护总队工作。不久，严森辗转来到重庆，在这里，他结识了他的妻子小王阿姨，爸妈参加了他们的婚礼。1947年严森在奥地利共产党中央《人民之声报》担任编辑，1953年成为报社派驻中国特派记者。1955年4月，严森在参加亚非会议途中，因"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而牺牲。
朋友们为即将出世的小生命感到兴奋，大家猜测着，这将是一个男孩子呢还是女孩儿？父亲说，男孩女孩都很好！不过，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第一个最好是男孩子。
严森叔叔乐呵呵地说，一定是个男孩！我打赌！生了男孩子你们就请我吃冰激凌！
战时的生活十分艰难，更不要说有多少零花钱了。一位叔叔曾用一个月的稿费从餐馆买了一份想了很久的红烧鱼，每顿吃一点点,然后就放在床底下收藏好，几天后拿出来一看,全都发了霉，只好扔掉。同事们为此唏嘘不已，吃冰激凌更是奢侈的食品了。很多年后我们全家在一起吃一次冰砖是最快乐的事情，连从不吃冷饮的爸爸也要品尝几口。
7月下旬的天早已放亮，母亲突然感到阵阵腹痛。父亲早上出去办事，陪伴她的是王阿姨。母亲对王阿姨说："小王，我怕是要提前几天生了，我们早些准备吧！"
王阿姨马上找到了严森叔叔，并且立即通知了父亲。几十分钟后，王阿姨陪着母亲乘车来到一所空荡荡的学校。学生们已经放暑假，校园里一间闲置的办公室成了临时医院，严森叔叔已经清理了房间，正在紧张地准备着从医院里借来的消毒用品和医疗器械。父亲很快就赶到了，他在"产房"里席地而坐陪着妈妈。
不久，屋子里传出了严森叔叔兴奋的喊声：Icecream!Icecream!（冰激凌）
等候在门外的人们欢呼起来，是男孩子！吃冰激凌庆祝！
第二部分 第38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