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花厅出来已是黑夜深沉，街面上一片寂静，陈鲁直直奔办公室，他拿起电话与母亲联系，母亲一直守候在家里等着接听这边的消息。当她得知周总理的意见之后立即说，马上发报到驻苏使馆！传达总理的批示！然后她又打电话给部里的值班室，通知他们新闻司现在要发报。
在东方开始蒙蒙发亮的时候，一切工作全部安排落实到位。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了。
一部获百花奖的新闻纪录片
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曾经带我去位于东单附近的印度使馆参加他们的国庆活动，那些满面笑容、身穿纱丽的妇女给我留下了美丽而神秘的印象。
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尼赫鲁总统也是最早访问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两国关系经历了友好、抗争、恢复和发展几个阶段。
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有约两千公里长的边界线，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正式划定过。这也是英国统治时期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而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这特别表现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上。这一条线从来没有得到过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友好态度，若干年来这一带基本相安无事。
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统访华。毛主席在会见他时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自1959年发生了西藏叛乱以后，大批叛乱分子越过这条线逃入印度，印度军队继续向北进逼，不但超越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超越了印度现行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在外交舆论上，印度政府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我们接受麦克马洪线这条非法的界线，而某些西方大国也借机挑拨中印关系。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母亲在新闻司的任务是如实向外电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对中印边境久远的历史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第三部分 第73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8)
一次，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的外事口负责人会议上说，要让国际上及时了解我们的观点，了解中印边界真相。听西方是怎么说的，而印度又是如何说的，是谁挑起的观点,都要搞清楚。周总理对印度边境的情况了如指掌，对边界的历史、地名更是非常熟悉。
母亲在会上受到很大震动。回去以后，她马上和几位司领导商量，决定配合当前的形势在全司开展一次培训，由熟悉情况的同志来讲课，最后进行考核，所有的人员都要参加。
为了研究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她和有关人员翻阅了大量书籍和地图，那些看似简单的图形记录了久远的历史和重要的边界线。对一个个关键的点和线，他们依据古今中外的资料反复比较,反复核实。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印边界真相》这本书里，记述了新闻司的同志们当年查找的翔实资料。
母亲想问题很细，她没有闭门坐办公室，而是与处里的同志一起谈。她认为，光出文件不行，还要对亚洲国家做大量说服工作。在司里召开的会议上，她让大家讨论还有什么好办法。母亲建议搞个电影,主要讲中印边界真相，并且抽调几个人脱产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搜集资料。要选择准确的地图，这个片子政策性强又有说服力。
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新闻司的陈鲁直、王曾壮、蔡再度等人和亚洲司的几位同志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周总理曾几次亲临制片厂，并提出很多具体而中肯的意见。
新闻司与新影厂的同行们协同作战。几个月后，毛片终于出来了。一段段深入现场拍摄的珍贵镜头呈现在银幕上。
母亲说,这是一部政治性非常强的新闻记录片，要及时向周总理汇报。当时周总理正在上海，新闻司的同志很快把片子调到上海请周总理亲自审查。周总理看完片子后基本是满意的，但是他对片头提出了异议，因为画面上出现了我方人员在新疆押解着俘虏的镜头，总理的秘书马列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周总理说，我们与印度打仗不是对印度人民，也不是对印度士兵，片头有押解俘虏的画面不行，不能以胜利者自居，绝对不行，这会损伤印度人民的感情，不要用这样的画面，片子的内容要多表现生活场面。
母亲对四处处长陈鲁直说，你看总理考虑得多么细，你去问马列，总理具体是怎么讲的。第二天总理秘书马列打来电话，母亲请陈鲁直一边接电话一边做笔记。
经过反复修改多方努力，纪录片终于公演了。陈鲁直负责翻译文稿，国际广播电台播音部专家、加拿大籍爱国华侨林达光担任英文配音，片子放映后在国内外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在此期间，母亲还计划搞一个问答式的小册子，设想有关中印边界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作出详尽的答案。要用英文来写，这样外国人容易接受。母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个草稿，有关人员开始动手落实。
尽管这个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但当时大家齐心合力工作的情景却留在老同事们的记忆里。
1963年春天，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题为《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纪录片获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摄影奖，那时中印边界问题已经告一段落，消息传来，母亲和同事们甚感欣慰。
第三部分 第74节：第八章 外交生涯(1)
第八章
外交生涯
1954年日内瓦会议亮相
1954年4月，父亲母亲将跟随周恩来总理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参加的第一个重要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185人，另有记者29名。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赴会前两个月，代表团各个语种的翻译都集中在外交部，尽管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人才，周总理也要求对他们进行考试，并且还让他们模拟外国记者，让新闻发言人当场回答各式各样的疑难问题，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高手在现场进行指点，母亲在演习中赢得了好成绩。
还有许多筹备工作是在幕后进行的。为了让领导人掌握更加详尽的国际信息，母亲发动大家翻阅参考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在此期间，情报司会同各地区业务司和外贸部等有关单位编辑了1700多万字资料，内容涉及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国际焦点问题，不但供中国代表团参考，还提供给兄弟代表团。当时外交部的资料室就在情报司，屋子里堆满了一摞摞为会议准备的文献和材料。
2月底，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他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重要作用，我国应积极参加。虽然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不会很容易解决，但我们还是要力争能解决一切问题。至于越南问题，法国同美国之间有矛盾，法国想和，美国不想和，法国不愿美国插足越南，美国还想夺取法国在越南的军事指挥权，被法国拒绝。所以我们应当争取法国。
4月上旬，周恩来率领乔冠华、雷英夫、陈家康等人去苏联参加苏、中、越三国会议。三国在会上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和策略，为日内瓦会议的相互配合奠定了基础。那时父亲刚从板门店回国不久。
代表团主要成员4月20日出发途经苏联，大家在莫斯科作了短暂停留。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和印度支那问题。
此时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就在莫斯科，但不是公开的。当时中苏关系很好，过往代表团都住在一个叫8号院的地方，中国代表团下榻后，胡志明即去拜访周恩来。周总理陪同他参观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并且挨个看了团员们住的房间，当走进母亲住的那间房子时，周恩来幽默地对胡志明说，这里可是我们情报司司长龚澎住的房子呦！胡志明微笑着说,你可不要把我来这儿的情况告诉她啊！要不然该走漏消息了！
4月24日下午，代表团飞抵日内瓦，受到瑞士专员迎接，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
日内瓦是我知道的第一个西方城市，它永远和父亲母亲的记忆联系在一起。高耸的阿尔卑斯山，清澈的莱蒙湖，世界最高的湖心喷泉，半山上童话般的尖顶木屋，公园里五彩缤纷的玫瑰花，各种大型国际会议经常在这里召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到这里采访的各国记者达一千多人。
日内瓦会议从4月26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第一阶段朝鲜和印支问题交叉进行，第二阶段讨论印支和平，23个国家近一千人出席了会议。
4月28日，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他指出，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为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而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对朝鲜问题极为重视，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27日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的国际统一和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他表示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考虑这个公平合理的建议，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
4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记者中心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间在英国和苏联的记者招待会之前，这也是新中国新闻发布官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母亲向各国记者介绍了周总理当天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到会的有300多名外国记者，他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母亲的发言和介绍。晚8时，黄华同志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评论，记者们纷纷涌上来提问。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发言和代表团发言人的记者招待会吸引了成千记者的视线。招待会那天，"瑞奇蒙"旅馆豪华大厅里挤满了人，其中有苏联新闻司司长伊利切夫、法国老记者塔布伊夫人，还有英、美等国报纸的特派员。中国的香槟、中国的红酒,新中国的微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新闻组还在招待会上向记者们散发了周总理发言稿全文，带到会场去的发言稿被一抢而光，后来又向日内瓦媒体中心"记者之家"咨询处补送了几十份，还是不够，又送去一批。
当时代表团主要成员住在日内瓦郊区凡尔索阿小镇一幢临时租来的别墅内，房子不大，却有一个四处开满鲜花的大花园，别墅前的小路名为花山，这里因此得名"花山别墅"。初来时，担任秘书长的王炳南同志曾为与会的中国同志互相作了介绍，在介绍母亲的时候，王炳南说，龚澎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周总理经常召集大家在驻地院子里活动。为了防备房子里装有窃听器，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开会布置工作。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周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会议期间（5月11日），母亲代表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来自法国巴黎的妇女代表团一行37人。她们表达了法国各个阶层的妇女要求从速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和反对战争国际化的愿望。
日内瓦会议之前，法国政府的态度很强硬，为了殖民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不想承认越南。但法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他们不愿意在亚洲再打下去了。
5月7日，在中国政府的建议和支持下，越南军队在奠边府打了一个大胜仗。5月8日，法国政府主动求和。两天之后，日内瓦会议通过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方案。当法国妇女代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她们非常振奋，但仍担心某些新闻媒体歪曲真相，制造争端。她们希望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尽力促成停火和谈，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
母亲和她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支持正义的立场。照片留下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刻。
奠边府战役之后，法国拉尼埃政府非常被动，后来这个政府就垮掉了。在越南，吴庭艳政权上台了，他是明显亲美的。
随着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深入了解，周恩来意识到，印支三国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早在法国殖民统治之前，他们之间的界限就存在，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因此，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老挝和柬埔寨的意见。周总理曾几次登门拜访两国外长。
6月15日朝鲜问题结束后，印度支那讨论立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传闻美国人第二天就要在会上提出一个西方16国报告，日内瓦会议即将破裂。
中、苏、越三方再次碰头。核心的问题仍旧是是否承认越南军队进入过老挝柬埔寨。周恩来在会前见到了轮值主席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他说确实有越南军队进去过，但是现在都出来了，如果还有的话，将按照一切外国军队都撤出的原则来解决。艾登说，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些，现在有希望了。
这次会议十分紧张，谈判充满了争执。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情况。周总理说，我们应该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战场来解决我们的争论。我们之间已经打了很久了，我们应该停下来谈判，艾登也是这个想法……
亚洲阵营的新方案再次打乱了美国人的计划，受到中国政府感召的老挝代表在关键时刻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包含着有利因素，是可以成为工作基础的。柬埔寨和老挝始终保持的中立立场成为美国无法破坏印度支那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父亲是代表团朝鲜问题组长，他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文件。会下，周总理经常召集乔冠华、陈家康、宦乡、何方等人连夜修改发言稿。工作之余，同事们仍不忘打趣开玩笑，父亲给每个外国代表团长起了绰号，陈家康说起草稿件就像裁缝做衣服。何方在回忆中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代表团的新闻宣传工作同样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与指导下进行的。
作为代表团的新闻组副组长（组长黄华、副组长龚澎、吴冷西），母亲的任务包括和黄华同志轮流担任新闻发言人；为举行记者招待会确定主题拟订名单，与外国记者联系以详尽了解外电外报对代表团的反映；审批新闻稿件等等。由于会议讨论时不允许记者在现场，所以，重要活动一结束，各代表团都要尽快组织记者招待会，将会议进程与各自的主张公布于众。
每当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向外界发布新闻时，大厅里总是座无虚席。面对台下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母亲神情自若，她详细阐述了我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种种主张，并特别强调我们努力争取通过协商会议达成协议的态度。在跳动的新闻纪录片上，我看到了会场的盛况。
会议期间，母亲和父亲朝夕相处，主管新闻的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之后召集同事们讨论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他们一起研讨工作，一起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感受。
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担任随队医生，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龚澎和另一位发言人黄华每次会议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总是能够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也能出色地进行驳斥。后来一些西方记者攻击另一些称赞龚澎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的记者时，说他们是被'女发言人的美貌所迷惑'。"
风度翩翩的母亲为紧张的会议带来一道温馨的色彩。当时各国代表团经常在会场外召开记者招待会、酒会和舞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云集在日内瓦的记者形形色色，有些人追着母亲问她一些私人问题，媒体还登有一些花边新闻。新闻组的同志给翻译出来，有些不便翻译成文字的，就口头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后哈哈大笑，对此她一直抱着宽容豁达的态度。
中国代表团充分利用开会的机会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会议的对外宣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母亲在日内瓦会议上受到外国新闻媒体的集中注意和赞扬。当时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宋以敏在莫斯科能读到代表团写的很多反映材料，材料的数量很大，但介绍和评论龚澎的占篇幅最多，"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龚澎同志成了代表团的主要亮点。凡涉及龚澎同志的报道和评论，我都读得特别仔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记者的大量报道中充满了对她的美誉。记者们不仅介绍她的谈吐，还大谈她的气质和风度，坚定、庄严、优雅、友善这类形容词反复出现。读了这些报道，进一步让人为外交部有了龚澎同志感到自豪！"
尽管年代已久，我还是找到了母亲在会见意大利妇女杂志代表团时亲笔作的记录，望着那些亲切熟悉的字迹，我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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