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活泼的婴儿出世了，他是爸妈的第一个孩子。这一天，苏联红军占领了华沙，她先于巴黎胜利了。所以，男孩子应被称为"华沙"。
1944年7月至8月间，父亲没有文章问世，原因很简单，他一直守护在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身边，细心地照料着母子二人。老朋友送来柔软的旧布衫给孩子做衣被，李少石和廖梦醒的女儿李湄为这个弟弟特意织了一双新线袜。
父亲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家族，为了尊重盐城老家的规矩，母亲决定，男孩子仍按着"宗"字辈份继续排行。由于父母亲的家乡都位于淮河浇灌的大地，为了纪念两人共同的故乡，为了永远不忘记这条母亲河，爸妈最后为孩子取了淮河的"淮"字为名。
夜幕降临。在曾家岩50号，母亲一手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一手轻轻摇着大芭蕉扇，她轻轻哼着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摇篮曲》的旋律：宝宝，你甜蜜地睡吧，小天使保佑你在梦中出现美丽的圣诞树，你静静地睡吧……
重庆是一个大火炉，住在楼顶更是汗流浃背。待孩子熟睡之后，母亲悄悄走到打字机前，继续白天没有完成的工作。
当时红岩村有一个自助形式的托儿所，很多同志上班后都把身边的孩子送到那里。除了张所长之外，幼儿园没有专职的保育人员，所谓自助就是各个家长合作带孩子，每个父母要轮流去幼儿园当老师。在照料自己孩子的同时也照顾其他同志的孩子，最多时幼儿园里有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童小鹏和荣高棠的孩子都在那里生活过。
哥哥是在曾家岩长大的。爸爸妈妈没有条件去红岩村接送孩子，每天他们都要外出活动，总是在快吃饭的时候才急急忙忙赶过来喂奶，换尿布。为此，妈妈动了很多脑筋。她请办事处的同志用木头做了一个下面有底的围栏，上面再垫上一块旧毯子，很像外国的婴儿活动床，孩子可以在里面玩耍。大人出去的时候，就在他身上栓一条长带子，另一头固定在木床上。办事处的同事们谁有空谁就跑过去帮着照看一下，这个给一口水，那个塞一块饼干，好像喂小鸟一样。有一次红岩村的房主饶国模女士看到婴儿爬到了床外面，绳子却缠绕在身上，她急忙跑过去解开了绳子。
大木盆里总是堆满了尿布，一位兼做后勤的当地妇女帮着妈妈做一些清洗工作。陈舜瑶阿姨谈起当年的往事时说，你妈妈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非常辛苦，讲起来故事就多了。
天气暖和的日子里，爸妈常把小床摆在办事处的小天井中间，收发室警卫的同志时常带着哥哥一起值班，一起迎送来客，因此，他最早学会的一句话是"再见"。
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就在一楼。经常是孩子哭了抱一抱，渴了饿了喂一口。爱泼斯坦说，曾家岩有一种浓厚的家庭气氛,龚澎的孩子坐在一边，周恩来更像一个舅舅。
在哥哥出生后两个多月的时候，父亲又拿起了笔，他在《八月秋高风怒号-自九月九日至十月二十日》一文中写道："胜利在西线，胜利在东线，胜利在海洋-东西南北的胜利都在呼唤我们"，"现在是我们认真振作起来的时候了！"
战斗在敌人心脏
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和中共新闻发言人,母亲被人们所熟悉，许多同行与国际友人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在战时重庆工作过的中国记者回忆说："八路军办事处一直是我向往走向革命的大门……做记者跑新闻之后，最能吸引我的新闻人物就是周恩来和叶剑英。不久我得到一个机会去采访周恩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共匪'……但是这些宣传却起了反作用。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用目光扫视着全场,放射出一股神奇般的磁力，吸引着每个人的视线。他好像和每个人都很熟，对我这个新面孔也报以热情的微笑。""紧跟在他后面步入会场的,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周恩来秘书龚澎女士。龚女士不仅年轻貌美，而且很有风度。她当时穿着一件旗袍,坐在椅子上，坦诚地注视着大家,引得在场的中外记者不住地打量着她。加上龚澎能说一口地道的英文，交相辉映,是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按照国民党的说法，她是一个女匪，这样的女匪实在可敬可爱。"
第二部分 第39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8)
脱下了灰色的八路军服，盘起了乌黑的长发，一袭中式旗袍，外罩一件简单的翻领外衣，妈妈在重庆时的照片都显得优雅时尚，大方得体。
其实，当时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妈妈的穿着很随意。可每当外出活动时，她总是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公众面前。用妈妈的话说，无产阶级是爱好整洁注重外表的，邋遢不代表革命。
文志忠（文幼章之子）在《文幼章传》中写道："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给那些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人总是留下了强烈而难于磨灭的印象，龚澎也不例外，'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朵长颈花'便是她的写照。她给外国记者的印象极深。"
长期担任世界和平友好协会会长的文幼章先生和父母亲是老朋友。1945年他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希望他将共产党的活动和主张向战略情报局做全面汇报，并当场把母亲介绍给他。周说自己经常不在总部，文幼章可以完全信任龚澎。此后他们打了15年交道。文幼章在写给一位中国朋友的信中说，对所有愿意了解革命斗争实质的人，龚澎都保持着一种热情友好的关系。从一开始，他就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好同志。
由于母亲在对外宣传上的鲜明立场，她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为了避免给朋友们添麻烦，她尽量不在路上与熟人打招呼，以免对方受牵连。
有一次，费正清先生准备把手抄本文件送还周公馆，恰巧在街上遇到了母亲。时值清洗运动开始，母亲正被特务盯梢，处于被捕的威胁之下。她知道费正清不愿在公开场合和共产党人接触，便和他擦肩而过，招呼也不打，这使得费先生大吃一惊。
为了表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和对朋友的关怀，一群美国朋友在重庆冠生园餐厅设宴，公然邀请母亲和父亲。宴会在特务们的重重包围和严密监视下进行，朋友们大声地谈笑，为中国的未来，为这一对新闻夫妇频频干杯。
当时还发生这样一件事，原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某叛变后跑到重庆，国民党政要让他提出一份策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计划。他提出了三个人的名字：童小鹏、王梓木、龚澎。
童小鹏时任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科长,是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公开登记的，王梓木是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对内是军事组组长，而母亲从八路军总部到重庆后，一直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并且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们都是八路军在重庆的公开工作人员，也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久经考验的战士，早就下定决心不怕杀头永不叛党。袁某向国民党要求一笔经费，拟定采取金钱收买或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妄图绑架收买这三人（后来这个报告没有得到批准，一直压在档案柜里）。
曾家岩50号一直处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陈秀霞第一次到那里时，看见窗外天井中央有一张小床，上面独自坐着一个男婴（那是哥哥），便好奇地走过去看孩子，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告诉她:站在这里隔壁楼上的特务会拍照的！抬头一看,天井周围一圈高楼，许多窗子正对着天井和50号。爸妈和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战斗的。
有一张父母亲与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合影,照片上的爸妈特别苗条，引人注目的是妈妈手中抱的孩子，他长得瘦骨嶙峋，大脑袋上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望着镜头,可以想见，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住他们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这是父母亲的黄金岁月。
母亲时常与年轻同事谈起重庆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谈到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谈起她和同事们是怎样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通过不同类型的外国记者把很多真实的消息传到全世界。在她的眼里，这些风险相伴的生活成了一段段风趣的故事，因为她和父亲早已把自己融入其中了。
重庆谈判前后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正式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山城都沸腾了。
第二部分 第40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9)
大家欢呼着、跳跃着，互不相识的男女老少拉起手尽情地歌唱着，人们放起了鞭炮、敲起了锣鼓、打开了啤酒。父亲母亲走上街头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的这一天，望着远处一簇簇闪动的火把，他们默默地告慰在抗战中牺牲的亲人与战友。父亲写了一篇普天同庆抗战胜利的文章《天亮了》，文章开头借用了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欢狂。"
父亲在文章最后说，"值得欢庆但没有理由陶醉"，时势确实如此。
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一系列受降和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蒋介石却要求解放区的部队"就地待命，不准擅自行动"，一股暗流在涌动。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在华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投降，不准向中共领导的部队缴械。
毛泽东早有预见，蒋介石不会和我们平分胜利，对美国人我们更不抱任何幻想。8月13日，毛主席草拟了给蒋介石的电报，坚决拒绝关于人民军队不许受降的命令。他还致电美英苏三国，声明延安总部指挥的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日伪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
慑于国内外实现和平的强大压力，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授意下玩起了花招，他连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据说这是赫尔利的主意：给共产党摆一个鸿门宴，料定毛泽东不敢离开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中心来赴宴。他们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了空。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当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的时候，欢迎的人们立刻沸腾起来。爸爸妈妈与办事处的同志们早已等候在这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毛泽东走出机舱向大家频频挥手，照相机不停地闪烁着。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主席来到了欢迎的人群中，在他们身后有一位女士，她用一双深邃的眼睛兴奋地望着眼前这难忘的瞬间，那是母亲的眼睛！还有穿着短裤正在点烟的父亲、王炳南伯伯……
毛泽东在中山路107号桂园的张治中公馆稍事休息，之后便来到了红岩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小礼堂里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
毛主席接见了在重庆工作的部分干部。《新华日报》参加会见的有潘梓年、熊瑾玎、胡绳、刘白羽、乔冠华等人。刘白羽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当介绍到父亲时，毛泽东说：哲学家。后来他们握手时毛泽东又幽默地说道，跟着我来了一个乔木，这儿又有一个乔木，总不能叫"大乔""小乔"喽，我看就叫"南乔""北乔"吧！
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外事活动十分频繁，毛主席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外事组的同志们在日夜忙碌着。为了紧密配合中央的工作，爸妈带着哥哥一起住到了红岩村。
三个美国士兵要见毛泽东
就在这段时间里，母亲见到了云南昆明大学地下党的同志，根据他们的反映，有几个美国士兵已经来到重庆，他们非常希望见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母亲详细询问了具体情况，并且立即向周副主席做了详尽的汇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美国派驻云南昆明的第十四航空队总部有几个正直的年轻士兵，他们是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艾德尔门。在昆明，他们结识了一群进步学生，彼此很快就熟悉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谈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中国革命斗争的真相，也讨论美国和未来。毛泽东赴渝谈判后，他们几人来到了重庆。海曼与贝尔即将退伍，在回国之前，他们渴望能亲眼见一见向往已久的解放区代表。
当时许多外国人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党需要利用一切机会向世界打开窗口，要让美国人民了解解放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做什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母亲在曾家岩50号接待了三个美国士兵，并且与他们交谈了几个小时。几天之后，周恩来抽出时间热情地会见了几个美国士兵，母亲在场陪同。
第二部分 第41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10)
几个美国年轻士兵事先得知毛泽东抽烟非常厉害，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敬意,他们把从军营里领来的两条香烟和一张便条留在办事处，请求转交给毛泽东。让这几个年轻人没料到的是，一星期之后，他们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毛泽东准备请他们去红岩村共进晚餐，他们欣喜若狂。
母亲为此提前作了周密的安排。
1945年9月16日，三位美国人步行几小时来到曾家岩50号时已是下午了，等候在那里的同志很快用车把他们送到红岩村13号。毛泽东在一楼会客室接见了他们，母亲和父亲等人陪同会见。与此同时，母亲担任了现场的翻译。毛泽东显得非常愉快，当看到美国朋友的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时，便幽默地说，要照相可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哦！
毛泽东和年轻的美国士兵讨论着中国的前途。毛主席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国人民一定会建立伟大的友谊，他希望他们能把所见所闻告诉美国人民。
夕阳西下，大家来到了主楼外面的院子里。那阵子爸妈带着哥哥就住在小院西面的两层小楼里。美国客人要求合影留念，毛泽东欣然同意。
靠近主楼边的土坡上有两棵七八米高的芭蕉树，它轻轻摇动着翠绿的大枝叶，仿佛是在向客人们招手，童小鹏举起了照相机……
参加接见的还有钱之光、章文晋、罗青、刘昂、张彦等人。在下一张的快门按动之前，母亲特意把刚满一岁的儿子叫了过来。这大概是她给与孩子的最高奖励吧！
这张照片如今陈列在红岩村和北京的革命博物馆里。
晚上7时，毛泽东、周恩来请几位美国朋友在二楼共进晚餐。三位年轻的客人将他们存有的115美元赠给毛主席，以表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毛泽东则送了一套版画给他们留念。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送三位客人到办事处大门外，同他们一一握别。毛主席寓意深长地说："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再见到你们。"
这次会见历时三个小时。三位美国士兵从红岩村回到他们的驻地后，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爱德华·贝尔在日记中生动地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他称颂毛泽东"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不由得有卑微之感"，而周恩来"是个五英尺四英寸的壮汉子，我喜欢他那有力的握手。他真诚，英文讲得相当好，穿着举止都很有风度"。贝尔回忆说："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与中美之间的友谊。"
陪同毛泽东会见美国友人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见了苏、美、英、法、加等国驻华大使，以及各国援华团体负责人和友好人士，还向路透社、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母亲和外事组的同事为配合中央的部署在日夜奋战着。由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少，许多同志都是身兼数职，母亲经常一边参加会见外宾，一边担任翻译工作。
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很多在重庆的外国人也十分希望能见到这位在野党领袖。
1945年9月初，同情中国进步运动的美国人杰拉尔德·坦纳鲍姆从美国来到重庆，经老朋友介绍，他很快会见了许多中国要人，并同他们谈了话。不久，他和韩丁（当时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已在重庆待了一些时候）从母亲那里接到了访问八路军办事处的邀请。美国客人称母亲是"周恩来的一名机敏活泼的助手"。
"走进办事处接待室，看到轻松愉快的工作人员以及龚澎的满面笑容和向我们伸出的手，大街上那种恐怖气氛在我们脑海中就烟消云散了。龚澎示意我们经过接待室走过会客室，当我们经过一间小会议室时，看到毛正在给解放区的干部和记者讲话……怪难为情的是,当时我们汉语懂得不多，听不懂他的话。
第二部分 第42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11)
"等了几分钟，我们听到会议室传来一阵掌声，接着毛主席出现在门口……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却难得有机会问。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问题可以明显看出，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题进行过很多讨论。毛向我们详细询问美国劳工运动情况……由于同蒋介石打交道就是与杜鲁门打交道，他很关心罗斯福死后刚升任总统的杜鲁门其人及其思想，因为这两点对他都是未知数。
"毛的问题问完之后，向担任翻译工作的龚澎几乎不易觉察地点了一下头。龚澎微笑着说，主席还有事，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但是他希望你们尝尝我们准备的几个简单的菜。我们同毛主席握手告别。"
在这份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母亲工作时的剪影。在许多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外宾的场合中，母亲作为陪同人员或翻译，都会给外宾留下深刻印象，并能写下回忆文章特别提到她、描述她，我想除了母亲特有的女性魅力外，她超群的洞察能力、沟通能力、智慧和不凡的风度，是令人印象深刻以至难忘的主要原因。
国共两党经过43天激烈的谈判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与社会各界的交往
在重庆，母亲除了从事众所周知的新闻工作之外，还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成员（组长刘光），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与青年会的联系与研究。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母亲与社会各界，特别是与重庆知识界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多方交往。
抗战爆发后，国内一些著名的大专院校陆续搬迁到了内地，南开学校、上海医学院、南京大学等校分别在重庆建立了校舍，众多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在这座山城。皖南事变后，一批原属新四军领导的地下党员也转移到了重庆，他们的组织关系就放在曾家岩50号，母亲负责与这批同志联络。
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与组织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布置任务不再用开会的方式，而是个别进行，党员向组织汇报情况，也采用这种方式。这部分工作是外界不熟悉的。因为周副主席一向主张，要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
1939年7月，上海医学院第一个学生党支部建立，共有党员三人：计苏华、聂崇铭(方春望)、王士良（黄志尚）；书记计苏华是他们中间的老党员，一年以前正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的计苏华经我的大姨龚普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展工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上海医学院在昆明和重庆都成立了分校，1939年暑假，上医学生随学校迁往内地，到昆明后与上级失去联系,他们立即分头去寻找。聂、王两人利用到重庆中央医院实习的机会，设法看望了正在住院的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周恩来帮助他们恢复与组织上的联系。周恩来鼓励两位年轻医生说，不要急，将来总会联系上的！要把医学科学学好，这也是一通百通，真正把医学科学弄通了，与马列主义也是相通的。
不久，从抗战救护总队缅甸医疗队归来的计伯伯见到了这两位同学，并且告诉他们，他已于1942年春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上级接上了关系，由担任周恩来秘书的龚澎负责与他直接联系。同时，龚澎向他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在重庆要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不能轻易暴露，目前不要发展党员，不要活动，但要做好交朋友工作，团结一批人。
回到学校后，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交朋友上，并且先后团结了十几名积极分子，其中有不少人以后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为了工作便利，计苏华陆续把聂崇铭和王士良两位同志介绍给母亲，并交代了见面的办法：二至三个月交一次党费,三五个月与龚澎见一次面。1943年间，母亲作为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人在曾家岩周公馆接待了他们，在了解他们的情况之后，母亲向他们讲述了当时的形势。
计苏华始终严守着组织的机密。多年以后，他的夫人史记招大夫才得知，原来在病房和自己倾心交谈的龚澎大姐，就是计伯伯与党组织的联系人。几十年后，史大夫仍旧非常动感情，她说，和龚澎在一起，不仅能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从不对我长篇大论地讲革命道理，而是通过轻松愉快的、家庭式聊天把她要讲的话说出来，她的只言片语汇集起来就是送给我的最有价值的礼物。
第二部分 第43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12)
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为保证首长安全，我们党急需一个自己的医务工作者。周恩来接受母亲的建议，把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计苏华调来执行任务。当时的条件非常有限，没有任何测试设备。为了确保毛主席吃的饭和饮用的水都是安全无毒的，在谈判的43天里，每一次都是计伯伯先喝先尝，甚至先给自己注射测试。他还将毛主席的血液涂片交给聂大夫检验，当得知结果是阴性时他才放心。母亲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计苏华为人谦逊，从未向外人提起这段经历。很多年以后，人们才从大姨的讲述中得知这段感人的故事。
1946年母亲转赴上海办事处工作以后，仍旧负责与上海医学院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系。1947年计苏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远赴美国学习，1949年3月回到祖国，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胸外科专家。解放后，历任中央保健局副局长，北京医院副院长。文革中计伯伯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有段时间连周总理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密切来往，母亲经常请他的夫人史阿姨带着孩子到家里来。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他当时在四川进行建筑研究，因为陪夫人林徽因看病，住在中央研究院宿舍。
在梁思成的记忆中,龚澎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有一个年轻女子找到他们的住处，自我介绍叫龚澎，是共产党员，并且说，我们共产党愿意结识一些学者,了解你们的情况,听听你们的看法。梁先生说："龚澎文雅漂亮，给我和林徽因留下良好的印象。"
解放后他们又在颐和园相遇，母亲告诉梁先生,在重庆那次会面，是周恩来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处得知他们的消息，特意派了母亲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
陈秀霞1944年从上海到重庆中央大学（原南京大学）学习，到达重庆之后，她立即设法与办事处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曾家岩50号接待她的就是母亲。
不久，陈秀霞准备回上海治病，那时内地交通极为不便,解放区被封锁，四处战乱，一段段各自为政的铁路互不衔接，很短的路程常常要走上好几个月，万般无奈的陈阿姨向母亲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几天后，母亲告诉她一个可行的计划：过两天将会有一位"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李先生去找她，然后她将以李太太的身份和这位记者扮成夫妻，搭乘一架美军的飞机前往南京，然后再转道去其他地方。
由于工作关系，母亲与史迪威将军主持的美军司令部的朋友很熟，她时常通过这条渠道为我们的同志提供方便。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陈阿姨按计划"化妆"登上了一架军绿色的飞机，两个小时之后，他们顺利降落在南京机场。
父亲刚到重庆时，沿袭了在香港的惯例，在神仙横街《新华日报》社租住的一间屋子里牵头组织了读书会。结婚后，他不再唱"独脚戏"，而是开"夫妻店"了。
读书会的大部分主题是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讨论，袁水拍、胡绳、徐迟、冯亦代、胡风、戈宝权、杨刚等人时常是座上客。在这方面，母亲自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她时常在父亲的发言之后提出自己的质疑。冯亦代曾饶有兴致地回忆了当年愉快的情景：
"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两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使复杂的形势、暧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
第二部分 第44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13)
有一次爸妈来得很晚，原来他们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又跟着两条尾巴，母亲说，应该整整跟踪的小特务，于是他们相约放慢脚步，突然同时转身面对特务，怒斥他们以后是不是还要盯梢，特务连说不敢，鼠窜而去，引得爸妈一阵欢声笑语。
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母亲与知识界的朋友共同促成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当时费正清提出出版一套《美国文学丛书》，为了促成这部丛书得以翻译出版，夫妇二人东奔西走在背后花了不少力气，几位中国翻译家承担了这项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美国新闻处最终出版了这套丛书。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既增进了中美文化交流，又补贴了生活困苦的中国翻译家，"一笔可观的翻译费于生活也不无小补"。
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就住在两路口的记者站。作为美国《联合劳工新闻》记者，爱泼斯坦和母亲有许多工作上的来往。有时他们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母亲总是很准时，而爱泼斯坦时常迟到，母亲就在街上转来转去，那时周围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如果总是在一个地方等人是很危险的。艾老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对此我真是很抱歉。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父母是犹太人，自幼来到中国天津，15岁开始在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曾任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1933年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成为他主办的《民主》刊物的主编和撰稿人，并且掩护过爱国学生和共产党的干部。采访延安给了爱泼斯坦极大的触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和邱茉莉决定再次来到这块熟悉的土地。1950年11月，新中国派出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来到纽约，登上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坛，爱泼斯坦找到早在重庆时期就相识的爸爸，提出了去中国的请求。不久，他收到宋庆龄的信函，请他到正在筹办的对外宣传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后改名《今日中国》）工作。1954年母亲邀请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采访工作。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籍，并且留在了中国。朋友们亲切地叫他"艾培"，晚辈人则尊称他"艾老"。1968年文革的时候他们夫妇受到迫害被关在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1月才出狱。重返中国后担任《今日中国》名誉总编，政协委员。
60年以后，记者采访了艾老。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一般的来访都不见了。可得知是谈龚澎，艾老爽快地答应了，这是一位和蔼而风趣的老人。龚澎很美，艾老幽默地说，另一方面她工作十分认真严谨，善于和各方面的人建立很好的关系。外国记者都非常喜欢和她接触。艾老认为，记者们喜欢母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她提供的新闻真实，另一个是她为人的真诚和她的品格。
在谈到重庆时期外国记者的状况时，艾老说，当时，外国记者总的来说不相信国民党的话，但他们相信周恩来。在武汉他们还相信国民党（宋庆龄还在武汉），在重庆，他们不相信国民党，特别不相信军事发言人，因为他们撒谎比较多。当时流行一个笑话，说人们不需要告诉国民党军事发言人任何情况，防止他们说谎话。
为什么外国记者相信中共发言人的话呢？因为龚澎他们讲实话。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她往往是在给舆论以正确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是在被人"引导"。
艾老说，现在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了，当时龚澎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她非常开朗、透明。和她来往使人感到很亲切。艾老在谈到过去的人对现时的意义时说，人们不应该忘记龚澎，现在的宣传媒体应该多宣传像龚澎这样的人。
艾老还风趣地提到了当年曾家岩50号养的一只矮脚狗，因为它长得丑，人们开玩笑管它叫贝当（当时法国的汉奸将军），其实它脾气温和从不咬人。后来这只狗被吃掉了，周恩来最恨人吃狗肉，因此而大发雷霆。
当我写出这些珍贵的回忆时，艾老过完90岁生日离开了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默默致哀。眼前不觉又浮现出他生前快乐而幽默的神情。感谢他的夫人黄浣碧送给我艾老写的回忆录《见证中国》。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第二部分 第45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14)
老记者重访团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二战期间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老记者相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他们以"WholostChina"（谁失去了中国）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这次研讨会中，与会者多次提到了他们在重庆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到了母亲（KongPeng，重庆时沿用的拼法）。
其实，这个题目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就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是由当时的美国政府炮制的一个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而引发的。美国政要们不愿承认在中国失败的事实，但是白皮书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毛泽东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篇文章。
十几年之后，这个题目仍为关心世界局势发展的人们所关注。
1985年3月23日，这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经在中国做战地报道的美国新闻工作者重访中国。老记者重访团应《中国日报》总编辑刘尊棋和中国记者协会主席吴冷西之邀,在重庆延安北京和南京等地访问了三周，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
老记者们大都是二战期间在中国开始记者生涯的，尽管他们都先后离开了中国，现在的身份也各不相同，可他们对中国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是中国革命的见证人。报道革命，支持正义，那一段经历留下了他们青春的理想和浪漫的脚印。为了重返中国，他们已经等待了近40年。
时光飞转，老记者们旧地重游，大家不由得想起曾经活跃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倩影-龚澎。
在北京，一位老记者向接待人员表示，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见到龚澎的女儿，他们要向后一代讲讲当年在重庆的往事，而且,他要自己打电话。不知为什么，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联系上……非常遗憾。我渴望听到母亲的故事。
在美国有一批与妈妈十分熟悉的老记者，如：汉克·利伯曼、比尔·鲍威尔以及克里斯托弗·兰德等。一些新闻界的名记者、名报人谈到母亲时仍然很有感情。在一次宴会上，在美国使馆工作的张颖与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坐在一起，他们并不相熟，因为偶然提起母亲，索尔兹伯里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说龚澎是外交界少有的人才。张颖说："那一晚，我们一直在怀念龚澎，可见她在国外新闻界的影响。"
重访团成员蒂尔曼·德丁与母亲很熟悉，白修德称他是"报导亚洲事务最伟大的外国记者之一"，遗憾的是现在他已经过世了。重访团还有一个当年在中国政府的美国顾问团中间最难对付的记者-《合众社》的罗伯特·马丁，也是母亲的故交。据说他心血来潮的时候能写一手好诗。
1985年重访中国的老记者共有19人,他们是:
蒂尔曼·德丁夫妇，原《纽约时报》记者；
汉克·利伯曼夫妇，原美新处人员,曾任《纽约时报》记者；
菲利普·波特夫妇，原《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
艾伯特·拉文霍特夫妇，原《芝加哥每日新闻》《合众社》记者；
赫拉夫·恰克夫妇，原美军观察组成员；
安娜丽·贾克比·法迪曼，原《时代》和《生活》杂志记者；
罗伯特·马丁，原《合众社》记者；
休·迪恩，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
夏璧尔，《每日新闻》副主编；
特雷西·斯特朗，美大学教授，著名女记者、作家斯特朗的侄外孙；
洛伊生夫人，洛伊生曾任"哈瓦斯"（法新社前身）记者，激进派，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中国论坛》；
彼得·兰德，作家，已故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儿子；
爱泼斯坦，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友人》副会长、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
舒子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工作，80年代任《中国日报》专家。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Sun）著名记者波特先生和老记者访华团的朋友们来到了梅园新村，他望着熟悉的一切,不尽感慨万千。在留言簿上波特写道："这儿使我回忆起我见到周恩来、龚澎等人的许多愉快时刻。"这一年（1985年）正是母亲去世15周年之际,他特意撰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朋友龚澎》。
第二部分 第46节：第五章 激情岁月(15)
波特记述了二战期间在中国的经历和对母亲的印象。在重庆,他经常见到母亲和父亲，也时常看到哥哥,不过那时哥哥还是一个"Babyboy"。波特先生说，龚澎很漂亮很聪明，对她的工作得心应手，她是重庆非常著名的一位新闻人。抗战胜利后，波特先生回到了美国，母亲曾通过熟人带口信向老朋友致以问候。新中国成立后，波特寄到中国许多信，却一直没有回音。直到1972年，波特先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再次来到了中国，他又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对他说，我很高兴你陪着你的总统又回来了。
望着老记者重访团的名单，我还想到一件往事。
在重庆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与母亲熟识的美国新闻处记者带着哥哥搭乘史迪威将军的飞机抵达上海，并且将他安全送到了姥姥的身边。为此，母亲一直怀着感激之情。
可是这位记者是谁呢？他的朋友在重访团的老记者们中间吗？我开始四处打听寻找这件轶事的主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前，我终于在一篇动人的回忆里得知了这位记者的名字：史蒂芬，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的姑娘。
1943年，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新来了一位迷人的秘书，美丽而善良的美国姑娘史蒂芬，她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曾以她为模特拍摄了一组以"重庆的约会"为主题故事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
史蒂芬在重庆的工作使得她有不少机会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在参加聚会时她很快认识了周恩来、叶剑英，也结识了母亲。在外国记者眼里，母亲是一位善于与人沟通的女性，也是一个对事业执著、热爱生活、有品位的人。很快，史蒂芬和母亲成为好朋友。
1945年末，母亲即将奔赴新的岗位，她准备先把年幼的孩子送到上海托付给老人照看。时局在变化,内战已经开始,到处都在打仗，十分动荡,怎么能把孩子安全送走呢？由于工作无法分身，只有请可靠的朋友来帮忙。不久，美国记者史蒂芬要乘飞机去上海执行公务，母亲就拜托她把哥哥带到姥姥家。临行的时候,母亲把哥哥的一张照片送给了史蒂芬。
从那以后，周公馆的人就把史蒂芬称作"把龚澎的儿子带到上海的姑娘"来热情欢迎她。那段时间，父母亲曾经住在位于上清寺的中共代表团驻地，他们小小的住房就在外事组办公室隔壁。
1948年，史蒂芬作为自由撰稿人前往新疆调查国民党军队镇压少数民族的真相，在返回南京途中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空难。
在南京郊区，一块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叶笃庄先生撰写的碑文："一个好酒量的、年轻而勇敢的、声音干哑而谈笑风生的史蒂芬女士长眠于此。"她就是那位"把龚澎的儿子带到上海的"美国记者。
第二部分 第47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1)
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
北平军调处
重庆谈判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调兵遣将。1945年11月国民党部队相继攻占了浙东、苏南、皖中、皖南和湖南五个解放区，不管中共怎样表现和平民主的愿望，蒋介石就是要打内战。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1月13日午夜协定开始生效。北平成立了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军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
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母亲被调往北平，担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新闻组长，她将在叶剑英将军的领导下工作。在重庆六年多的战斗生活即将结束。
临行前,母亲与同事们依依话别，老朋友自告奋勇护送她上路。
离开重庆的那一天，母亲搭乘了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和她一起结伴飞往北方的另一位乘客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驻重庆特派记者波特先生，他们已是老熟人了。
将近三个小时的颠簸飞行之后，飞机徐徐降落在北平机场，国民党方面派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接母亲到司令部。为了安全起见，波特先生陪母亲一起上了这辆汽车，一直护送她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来波特先生曾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写了一篇专题报道，他说自己在抗战结束后陪着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从重庆来到北平，在文中，他称母亲是"Acommunistgirl"（一个年轻的女共产主义者）。
军调处刚成立时人员很少，工作住宿都在北京饭店中楼。不久，协和医院老楼成为军调处的正式办公地。后来中共代表团本部和部分工作人员宿舍搬迁到东华门一号翠华庄，那里原是励志杂志社所在地。
波特先生回忆了他在北平采访时再次见到母亲的情景：在叶剑英将军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母亲坐在靠近叶剑英旁边的位置上，"龚澎穿着一件蓝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发型是美国式的。那时，她经常出现在许多公众场合"。
面对八年抗战后出现的通货膨胀、动乱、罢工，母亲没有感到沮丧，她说，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他们正以新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这是进步，不是倒退。
半个月后，父亲也来到北平军调处。他与母亲一起回到当年在燕京和清华读书的地方，街头小摊上一串串红通通的冰糖葫芦曾是他们学生时代的最爱。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当数九寒天，爸爸总要兴致勃勃地为我买一根冻得像冰一样的名副其实的"冰"糖葫芦，爸爸说："不吃冰糖葫芦就不算来过北京。"
1946年2月和3月间，军事三人小组和三人会议先后签订了"整军方案"与"东北停战协议",可是国民党并无执行的诚意，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不久，蒋介石发起了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毛泽东再一次告诫全党，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军调处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根据中央的指示，父母亲再次南下。
国民党于年初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将从重庆转移过去。为便于在南京上海一带开展工作，周恩来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秘书长蒋梦麟，"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在即，兹为与各方联系及时协商起见，敝团亟应在京沪两地筹设办事处"。他要求在南京拨房屋两幢，在上海拨房屋一幢。
5月3日，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了中共南京办事处，并在内部成立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周恩来同志在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同时，还亲自负责外交事务工作。在党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这条清晰的脉络：
外交事务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廖承志、王炳南；秘书处（驻沪）章文晋；研究处（驻沪）乔冠华；联络处（驻沪）陈家康；新闻处（驻沪）龚澎。
父亲母亲即将奔赴新的岗位。
上海马斯南路107号
每当提起这个地址,我总会想起母亲与三姨来往的一段往事。
大约在1946年3月间，母亲结束了北平军调处的工作和父亲一起回到南方。当时中共代表团即将启程搬到南京。此时周恩来交给母亲一个重要任务，尽快在上海租下一处合适的房子，作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办公和住宿的地点。
周副主席曾几次派人到上海寻找合适的用房，可国民党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设立了重重障碍，他们不同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公开挂牌，也不拨给办事处房屋，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
上海是母亲的第二故乡，这里有她血肉相连的亲人和熟悉的家，还有昔日的朋友与同学。走过高大的梧桐树，母亲带着父亲一道回到了徐汇区永嘉路的家。走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现在已经成家携子了。
离家8年，母亲已不熟悉上海房市的行情，怎么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周恩来同志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呢？母亲想到了我的三姨徐畹球，她比妈妈小两岁，幼时过继给姥姥的徐姓堂姐、启秀女校校长徐婉珊（她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终身未嫁），姥姥和这位堂姐的关系很近，当时两家都住在上海，时常来往走动。三姨曾在启秀女校就读，并且弹得一手好钢琴，足可以参加专业音乐会演出。此时她已结婚，有时也做些帮人租房买房助人为乐的事情。1949年曾担任启秀女校的代理校长。
通过姥姥，母亲很快就找到了三姨。尽管三姨没有参加革命,母亲也从不对她谈工作上的事情，可这并不妨碍她们之间的手足亲情。三姨的丈夫时任吴淞沪警备司令部英文秘书，可她愿意帮助姐姐和姐夫这样有风度有文化的共产党。
第二部分 第48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2)
母亲到上海后发现身后一直有特务盯梢，活动十分不方便,三姨得知后便腾出自己的房子让她和父亲住，自己一家则住到了附近的旅馆里。母亲告诉三姨，希望她能帮忙找一处适合办公的房子，大一些、安静一点。三姨答应尽快想办法。
最开始物色了几处房子都不大满意。此时恰巧马斯南路107号的房主去南京，想把这里的房子租出去。这所房子原来是义品洋行的房产，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官员黄天霞居住。三姨通过社会关系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和母亲去看了房子。
位于卢湾区的思南路（当时名为马斯南路）最初源自乐曲"沉思"的作者，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的名字。为了纪念这位音乐家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条街。这里是法租界的高尚住宅区，步行十几分钟就来到了繁华的淮海中路。精心设计的花园式建筑，茂盛的法国梧桐树，这里住着不少名人，85号就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公馆。
107号是一座西班牙式的小楼，共有三层。楼外有一个绿草茵茵的小花园。重要的是小楼边上有一棵大树，那枝繁叶茂的绿叶能遮挡住许多视线。竹篱笆院墙外，街道十分幽静，正好为办事处所用。母亲看后很满意，当时就同意了。可是定金很贵，要六根大条子（金条），母亲说，能不能缓几天，她设法去筹资金。
经过周恩来同志的批准，母亲委托三姨用六根金条作抵押，从5月16日起租下了这套房子。金条是母亲亲手交给三姨的，房子的租赁手续也是由三姨出面办理的。当时房子是以《新华日报》宿舍的名义租下的，所以最初报户口的时候曾将乔木作为房子的主持人。
在等待住房的空当，父母亲返回重庆作短暂停留，5月初，他们跟随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一起搬到了南京梅园新村，然后再次来到上海。
1946年6月22日,马斯南路107号正式定名"周恩来将军私人寓所"，又称周公馆。这就是现在的思南路73号，中共驻沪代表团办事处遗址。爸妈和祝华等同志是第一批房客。
自从周公馆搬进以后，幽静的街区一时多了好几家小摊贩，他们整天晃来晃去，一看就知道是盯梢的。国民党在对面98号的妇孺医院还设立了秘密监视点，进出周公馆的人都在他们监控之下，这些记录每天都要汇总到警察局备案。
为了防止敌人搞突然搜查，大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一遇紧急情况首先把重要的文件放进壁炉烧掉。周副主席和董老每次都要叮嘱过沪的地下党员注意安全，并且告诉他们如何躲过特务的盯梢。
房子找好了，赴沪工作的同志们陆续搬进了办事处。刚租下107号的时候，里面空荡荡的，办事处的同志都站着吃饭。三姨看到后，就从家里运来一些常用的家具和桌椅放在办事处，那时候她曾见过周恩来。三姨是个非常忠厚的人，待房子布置好以后，她就不肯再来了。
自从母亲在重庆把哥哥托人带到上海，姥姥就省吃俭用精心地带着他，那时家里还有一只棕黄色的卷毛狗叫阿福，它是姥姥和舅舅的好朋友。周末，一家人又团聚了。
那时爸妈就住在二层靠东南侧的房子里，旁边是董老与何莲芝的住处，周恩来和邓颖超住一楼。靠近大门的客厅是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地方，周副主席在短短半年里曾四次来到上海。在这不大的空间里，他曾发表过很多精辟讲话。
当时的许多第三方面人士与文化界名人如沈钧儒、柳亚子、张澜、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等人都与周公馆有联系。宋庆龄的住所离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途。在上海，她与周恩来有过多次会晤。母亲受周恩来之托，曾几次前去拜访看望她。
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
母亲在上海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创建我党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由外事组宣传小组直接负责。不过涉及的范围远不止这几个人，另外两个小组的成员都在为这项工作而奔忙着。为了使周刊尽快问世,首先要争取当局的认可，爸妈想方设法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并委托冯亦代积极寻找承印报刊的印刷厂，最后，他们找到一家法国人办的印刷厂。
第二部分 第49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3)
1946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外文期刊，英文版《新华周刊》（"NEWCHINAWEEKLY"）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在上海公开发行。这也是我们党在上海公开发行的唯一刊物。
周刊按国民党政府出版法登记发行，以不定期的形式出版。发行人龚澎，主编乔木（乔冠华），编辑孙一新，业务经理于土。在保留下来的《新华周刊》封面上，我们看到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其他工作人员还有李肇基、许真等人。
发行工作是出版物的关键所在，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母亲邀请熟悉对外联络工作的于土同志担任经理人。母亲说，经理，英文就是BusinessManager，业务经理，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扩大发行量。
于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一生中很少见到像龚澎同志这样能干的女同志，我们外事组的年轻同志都很敬佩她。她整天紧张地工作,或伏案书写包括打字，或与外宾谈问题，很少有能按时吃饭的时候，惹得管炊事的陈姐发牢骚说：龚澎老乔人满好格，就是吃饭架子大来兮。她手里经常夹着一支烟，刚吸一下便吐出来,根本不像会抽烟的样子。"
爸妈和几位同行先后在周刊上发表文章。他们日以继夜地把蒋介石破坏和平的真相和我党和平建国的各项主张迅速地通过驻中国的各国新闻机构传向全世界，使海内外读者很快就看到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真实面目。周刊出版了三期，直至第四期的稿件已经准备好，并拿到印刷厂排版时，黄埔警察分局突然下令查禁《新华周刊》。经理人到警察局据理力争，警官回答说，这是市长的命令，我们不能违抗呀！
6月6日，母亲向新闻界表示："国民党取消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动是非法的。"
几天后爸爸受周恩来委托，协助加拿大和平友好人士文幼章于1946年6月9日秘密出版了一份油印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SHANGHAINEWSLETTER"）。文先生通过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朋友避开了国民党的检查，将这份刊物寄给在华的外国友好人士。
那时，每到星期五晚上，许多英国人都来到位于艾伯特路的上海俱乐部，他们一边喝桃红色的杜松子酒，一边怀念逝去的日子。文幼章则经常与父亲在这里会面，他们在一起讨论时局分析形势，并决定实施通讯的重点。父亲日后谈到这段工作说："《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争取了许多新的朋友。"
不过，自《新华周刊》被迫停刊之后，我们党便没有一家公开发行的英文报刊了，其他宣传和平民主的刊物也纷纷被当局勒令停刊。
紧急撤退
1946年10月11日，张家口被国民党军占领，国共和谈已无希望。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同时，对准备坚持和需要疏散隐蔽的人员分别作出安排。
爸妈和一批同志将转赴香港工作，还有人要回到延安，董必武同志带领一部分同志留守办事处。16日晚饭后，大家被通知紧急待命，等待最新的部署。中央要求大家立即疏散。反复研究后，撤退到解放区的第一批人员连夜启程。
夏衍伯伯在《懒寻旧梦录》中记述了爸妈临行前的一件插曲。
1946年10月17日，周恩来提出要为夏衍伯伯、陈家康叔叔和爸妈送行，吃大闸蟹（这是爸妈的最爱），当他们的轿车从107号院子里开出以后，国民党特务又习惯性地跟踪上了。
前一天他们刚被周恩来痛斥一通，并且被记下了车号，周恩来打电话责问卢湾区警察分局，回答说是奉命办事，这一天他们换了车号又如出一辙。尽管如此，"恩来同志兴致仍很高，一口气吃了五个螃蟹"。
周恩来临别时说，这次你们南下转赴香港，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实力，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香港这个中间地带的特殊条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使国统区人民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都能了解国内情况，了解共产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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