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那天,斯诺夫妇邀来十几名记者,其中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美联社》的吉米·怀特、《国际合众社》的迈克·费希、《泰晤士报》的C·M·麦克唐纳等著名记者。大清早外国记者们就在街头等待着游行的队伍，他们把一个个真实的场面摄入了镜头，并且当天就向国外发出了电讯。一周后的12月16日，斯诺再次参加了学生们的行动，他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提前爬上了前门城楼，用特意购置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学生游行的生动场面。
第一部分 第13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5)
和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的外籍教师还有美国人夏仁德（RANDOLPHSAILER），心理学教授，一个有声望的学者。他25岁那一年来到燕大，前后在中国工作了27年。
"一二·九"那一天，夏仁德教授和游行队伍一直走到西直门外。不久后，母亲和学生会的骨干在他的家中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等外国朋友介绍"一二·九"以后各校学生的情况。
夏教授非常有正义感也极富同情心，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反对一切压迫，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曾为很多困难的学生提供过慷慨的援助。抗战期间，夏教授把进步学生藏在自己家里，躲过了日本宪兵队的搜捕，在紧急的关头，他甚至用自己的肩膀托起学生越墙出走，奔向解放区。
英国著名的地球物理教授赖朴吾，他后来徒步进入八路军游击区，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他回校在理学院任代院长，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著有《中国革命的经历》一书。
还有经济系英国教师林迈可，他于1939年与赖朴吾、赵明、肖在田等四人行程一千多英里，历时三个多月，经北平西部的妙峰山徒步来到八路军驻地，并在那里会见了朱德总司令。那次正是妈妈作为八路军总部的秘书，为他们担任了翻译。非常幸运的是，这幅珍贵相片被保存了下来。
1937年3月的一天下午，母亲和赵容声、柯华、陈龙、王向立、朱邵、李执、郑怀三、靳明等二十多名同学课后相聚在夏仁德教授家中的客厅里，大家听了埃德加·斯诺介绍的陕北苏区之行,并且首先看到即将问世的《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
埃德加·斯诺在书中写道："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那些清新生动的文字和图片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该书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传遍全世界。1938年由董乐山在上海译成中文以复社名义出版，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中译本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此后斯诺夫人海伦再次采访延安，撰写了《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文版译为《续西行漫记》。
斯诺夫妇向同学们展示了二百余张陕北照片，还为他们放映了在延安拍摄的小电影。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封锁，人们很难看到解放区的真实面貌。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解放区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天地呢？在斯诺家的小小银幕上，母亲第一次看到了生气勃勃的延安和兵强马壮的红军，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神采奕奕的形象，她仿佛来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呼吸到一缕清新的空气。
会后，母亲向斯诺夫妇借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并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打印了其中的精彩章节，开始在燕大同学中传阅，而后在北平的各大中院校传阅。可以说，她是第一个把《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并在学生中传播的人。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刊出的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了母亲和大姨，她们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同学站在一起，尽管打着伞，我还是认出了她们年轻的身影。
《红星照耀中国》对帮助当时青年学生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此前后，很多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都先后奔赴了延安，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持续了一生。
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
这一时期也是母亲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阶段。
抉择
1937年初夏,母亲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利亚女中教授地理课，并以此为掩护，在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进步学生中开展地下党活动。
第一部分 第14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6)
"上海联"本是教会系统大中学生与青年会的一个传统校级组织，在中共地下党与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他们积极团结引导青年学生走上爱国进步道路，为支援抗战，组织青年学生为伤员服务，举办读书会、歌咏会、夏令营和冬令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燕京大学"旅沪同学会"还请进步名人在女青年会演讲，上海许多中学和大学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喜欢到这里来。
大姨是先母亲一年回到上海的，和母亲同在上海联工作。在此期间，母亲认识了许多高校学生领袖。此时斯诺夫妇也住在上海，他们与燕大的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一年的8月13日，日军进攻吴淞口，上海军民浴血淞沪保卫战，为支援前线，母亲积极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赈济扶伤活动。
10月间，斯诺夫妇在位于上海泰兴路的公寓中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母亲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介绍给在场的近二十名进步学生（计苏华、王书圣等人参加）。那一次，正巧遇到胡愈之先生把董乐山刚翻译好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稿带到上海，在场的学生们有幸看到了这本中文全译本。母亲又先睹为快，情不自尽地朗读起来……
11月11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失守，三十万军民惨遭日寇大屠杀。祖国半壁江山已是遍体鳞伤。
深思熟虑后,母亲决定和几个燕大同学一起奔赴延安。那时我的舅舅尚年幼，二老双亲年迈体弱，还要担负沉重的家庭负担，实在让母亲牵肠挂肚，她向姥爷告别时，没有说出真正的去向，但老人已猜到了八九分。在上海家中，姥爷已经看过母亲所译《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他对书中描述的红军领袖十分敬佩。虽然姥爷很希望女儿留在自己的身边，可他凭着自己的判断，认定女儿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共产党是大有希望的，老人默默同意了，他坚定地对母亲说："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你就要坚持下去，不要回头！"
1938年初，母亲和同学们带着简单的行装悄悄离开了上海,她担任了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在途经香港的时候，正巧在街上碰到了大学同学区棠亮。棠亮阿姨向母亲诉说了自己一直想去延安的心愿，并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母亲热情地欢迎她一起上路。一群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心中充满了激情。在路上，大家一边唱着救亡歌曲，一边憧憬着向往的解放区是什么样子。风尘仆仆走了近半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几天后，大家又乘车到达了延安。
对母亲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之后才开始的，延安的生活条件是异常艰苦的，这里的一切都与大城市截然不同。当初，和母亲一起出发、同时到达陕北的几个人都对解放区怀有一种浪漫的激情和向往。可对于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洋学生"来说，要真正扎根在这贫瘠的环境中，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与农工民众一起献身革命，决非轻易之举。面对严峻的现实，和母亲同到延安的同学中有人犹豫动摇了,有的人又辗转投奔到了国统区大后方。
母亲坚定地度过了生活关，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她和另外两名同学毅然留了下来,棠亮阿姨在西安办事处成为林伯渠同志的秘书，她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解放后，棠亮阿姨的父母还像当年一样，经常招待女儿的学友一起品尝他们亲手做的肉粽子。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爸妈带着我和哥哥到他们家里聚餐，大家围坐在庭院的小桌旁，尽管条件简陋，菜肴是以素代荤的"人造肉"，主食是玉米面和红薯面做的，可端上来的每样食品都是地道的广东口味。老人在我们身旁忙碌着,把自己制作和贮存的美味一盘盘端出来招待大家。看着大家有滋有味地吃着，阿公阿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时的爸妈都成了他们眼里的大孩子。
母亲受过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她有温馨的双亲和家庭，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更没有被逼婚和逃婚的事，她完全有条件选择另一条道路,继续在上海教书，守护在父母身边,将来嫁人过一种更为安逸的日子；作为燕大历史系的高才生，她也可以选择出国深造，做一名研究历史的学者，可是她却偏偏放弃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而选择了让现代人已经无法理解的艰辛坎坷之路。
第一部分 第15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7)
母亲奋斗了一辈子，身后却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没有财产，没有房屋，甚至连相片也很少，年轻人对她的名字已经陌生。妈妈，你为什么选择这条路呢?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广东海丰县有一位革命前辈名为澎湃，他出身富裕家庭，却毅然放弃了眼前的富贵生活而投身革命事业。后来不幸被叛徒出卖，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临死前英勇不屈。早年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母亲很敬佩他的为人，在奔赴延安的时候，特意把自己学生时代的名字更改为"龚澎"。我想，这也反映了母亲年轻时的追求和她对人生价值观的理解。
20世纪40年代初，母亲曾经在打字机上直接用英文写过一本自传体的书稿。文中描述她少时在家中的和睦生活，学校里难忘的日子，年轻时到延安和太行山的经历，一直写到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
母亲对家人对朋友感情深厚，情意浓浓。文章的开始部分就谈到她为什么离开敬重的姥爷和姥姥，放弃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而参加革命,对她来说，舍弃这些需要巨大的决心，而这种决心来自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当她看到祖国大地哀鸿遍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深感为人不能只考虑自己个人利益和得失，她要勇敢地担负起解救民族的重任。
在我的大姨即将远赴美国学习之际，母亲把这本英文自传体文稿交给了她，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后在美国出版（当时母亲还不清楚组织上这方面的有关规定）。
到美国之后，大姨即把原稿交给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阅读。赛珍珠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沟通东西方的人桥"，时任《读者文摘》老板，她看了母亲的文章后高兴地说，写得很好，你妹妹是个年轻人，请转告她,如果稿件上再加上她在爱情方面的故事就更加完整了。我的大姨如今还记得文稿中的主要章节。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事就此搁置下来。
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
母亲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了一段时间。1938年3月，她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期学员。脱掉了身上的旗袍和洋装，母亲很快适应了延安的生活节奏。在这里，她有机会接触学生圈子之外的工农干部和基层群众，还认识了许多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母亲对我零星讲过许多刚到延安时的生活和她所遇到的名人。
马列学院是延安的"高级党校"，学员中有海外留学生，也有经过战争考验的红军干部，文化水准普遍比较高。在这里，母亲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艾思奇、陈昌浩等中共负责人和马列理论专家的报告和授课。
在大学时代，母亲已从斯诺的小电影中初识了延安领导人的风采，此刻他们就近在咫尺。有一次母亲在河边散步恰巧碰到了毛主席，因为刚到延安，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灵机一动，她立正站好，向毛泽东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毛主席笑呵呵地用他那浓重的湘音问母亲，你叫么子啊？当母亲把自己更改姓名的故事讲给毛主席后，毛主席笑着习惯性地挥起手臂说，改得好，改得好嘛！我们就是要像彭湃同志那样，掀汹涌澎湃的巨浪推翻旧世界！你说对不对呀？
在马列学院听课时，母亲经常坐在第一排。当时她的皮肤晒得很黑，远远看去，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和一口洁白的牙齿，她边听边作笔记。毛泽东再次注意到这个认真听讲的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他风趣地问母亲："龚澎同志，你是南洋的华侨吗？"母亲微笑着答道："我的家在上海，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这位彭湃的崇拜者-龚澎，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七一"前夕的一天，党中央准备在凤凰山附近举行一个纪念性集会，领导同志邀请了几位外国朋友参加，母亲被毛泽东亲点抽调出来担任他的翻译。
那次集会,母亲的老同学区棠亮也去了。她回忆说，龚澎紧跟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问龚澎："你是CY呢，还是CP？"（CY是共青团，CP是共产党）龚澎回答说："是CP。"那是她第一次为毛主席担任翻译。
尽管陕北的生活艰苦，但却充满了朝气。在延安同学的印象里，龚澎是一位机智而幽默的人物，她兴趣广泛，喜欢聊天，有时也善意地给某位同学起个外号，很有人缘。
母亲曾回忆说，刚到延安时一身学生气，也不善于与周围的工农干部和群众打交道，时常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在实际生活的磨炼中，她从老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优秀品质，逐渐融入到以工农干部为主流的大家庭之中。这一年，母亲24岁。
60年后,马列学院的师生们为了庆祝学校成立纪念日而再次相聚。我代母亲收下了那份珍贵的纪念品：镶嵌在水晶里的宝塔山与延河闪烁着金色的余晖。
第一部分 第16节：第三章 太行情深(1)
第三章
太行情深
巧遇彭德怀
1938年10月，母亲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被分配到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社（华北版）参加工作。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途中，母亲恰巧与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彭将军刚刚在延安参加了中央全会正准备返回华北抗日前线，一路上彭总与母亲边走边谈。他们从垣曲渡过黄河进入了太行山区。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刚毅，且爱惜重用人才，一路交谈后，竟然戏剧般地改变了母亲的行程。彭老总决定把母亲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1938年12月成立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
母亲穿上了八路军军装，成为总部的一名秘书。草拟对外函电，记录整理首长讲话，报告广播里抄收到的国内外新闻，接待来访的外国客人等等都是秘书科的工作。她还当过彭德怀将军的秘书，可以说彭大将军对母亲有着知遇之恩。
在总部机关，母亲结识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将军等领导人，并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朱总司令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早年曾在德国留学，是一位见多识广、光明磊落的老前辈，他待人诚恳宽厚，十分谦虚，很少讲自己的过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总司令。1939年12月16日，恰逢朱老总五五华诞，母亲特写"献给朱德总司令五五寿诞"贺诗一首，以表达对总司令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母亲在和党的高层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中，学习到很多过去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特别是他们高尚的品质和他们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幸运的是，母亲一生都得到了这些"恩师"的指点。
太行深处山峦起伏一望无际，重山峻岭之中沟崖纵横，地势险要，人烟稀少。这里生活条件艰苦，八路军在前线浴血奋战，十万人马只能领到国民政府发给的四万五千人的军饷。在他们活动的山区严重缺水，许多老百姓有半年要靠窖藏雨雪水度日。总部的工作人员每天只有小半盆水可以清洁洗脸，洗了脸再洗脚，水是这里最宝贵的。到太行山后，母亲很久都没洗过澡，平时只有用湿毛巾擦一擦。
同年12月总部转移到屯留路县北村，1939年又几次转移到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乡村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游击队组织。母亲为组织起来的民兵们讲授文化课、深入农村做妇女工作,她与她们同甘共苦，睡一条炕、吃一锅饭。不久，母亲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大家开玩笑说，这是革命者身上的革命虫。这时的母亲已经和游击队、农村基层干部打成一片。
当时山村的妇女地位很低，她们不但要干农活,做家务带孩子，还经常受丈夫的打骂。母亲和妇女干部一起向群众宣传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且帮助她们组织起来，反对大男子主义，改变了当地男尊女卑的陋俗。
刘白羽忆龚澎
每当提起"太行"，母亲的神情总是非常振奋。小时练钢琴时，母亲常常让我弹奏《游击队之歌》，一遍又一遍总是百听不厌，这使我很想一睹太行的风采。去年我终于来到了太行山脉，那重叠的群山峻岭用"雄伟"二字形容一点不为过，这里的确是抗日的好战场。
1939年太行山的斗争异常严酷。一次，母亲跟随作战部队开进一个刚被日军扫荡的村子,侥幸活下来的百姓跪在村边向八路军磕头,遍地都是死尸……残酷的战争场面给了母亲极大的震撼,面对这一切，她感到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第一部分 第17节：第三章 太行情深(2)
妈妈说，自从她参加八路军以后，整个人都改变了，变得朝气勃勃。
2004年初春，我看望了太行时期母亲的战友-诗人作家刘白羽。当他确认我是龚澎的女儿之后，脸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白羽伯伯的头脑非常清晰，尽管他已年过九旬，行动不便，却对太行往事记忆犹新。
1939年刘白羽从延安到太行山北方局工作,与八路军总部仅隔一个山谷。有一次总部机关在转移途中遇到了扫荡的日军，母亲和同志们急行军来到漳河边,此时正是河水上涨的时候，水深没人，朱总司令站在岸边，镇定地指挥部队渡河。会游泳的游泳,不会游泳的骑马。母亲和刘白羽都分到了一匹马，他们伏在马背上渡过了湍流的河水，当时情况十分紧迫，早已顾不上全身的衣服湿透冰凉……
在太行山上他们聊起学生时代的往事，母亲说，在燕京参加了地下党以后就有了一种责任感。当时有很多秘密文件需要及时销毁，为了确保安全，她又跑到离燕京更远的京郊去处理文件。一个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什么都不怕了。
以后在重庆，刘白羽又认识了我的父亲。白羽伯伯对我说，你的爸爸妈妈都是很好的人，你应该好好写写他们，特别是你的妈妈，她是很值得写的，也有很多东西可写。我问道,怎么刻划人物才能比较真实呢?
白羽伯伯思索片刻后说，有些事情的细节能反映一个人的品质。他讲述了重庆时期的一段往事：1946年2月下旬，国民党特务操纵部分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学生们认为自己很勇敢，是在搞学生运动，而一批被雇用的暴徒就混在其中。接近中午时分，游行队伍在国民党的广播车引导下涌到曾家岩办事处铁门外,怎样能劝阻住这些学生，又做到讲策略不授人以柄呢？负责警卫的同志极力克制着自己冲动的感情，想尽一切有力的措施来疏导闹事的年轻人。当十几名大学生作为代表向中共代表团递交"致共产党书"时，博古与王若飞等领导人严肃而和蔼地向他们讲述了当时的事实真相。分管青年工作的母亲正在现场。
此时外面传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母亲威严地站了起来对学生们说，不客气地讲,你们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向我们共产党示威，你们知道这支歌是谁写的？是共产党员写的！国民党骂我们卖国、汉奸，请问，这种歌曲国民党能写出来吗？我们搞学生运动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有本事你们去找日本人闹去！学生们像见到了严厉的老师，顿时被镇住了，他们再无话可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游行队伍撤退了。事后同事们钦佩地说，嘿！龚澎同志还真有两下子！
"这就很能代表你妈妈的特点"，老人沉默片刻又说："再比如，丁玲同志就谈过对你妈妈的印象，她说，女同志不一定要浓妆艳抹才好看，龚澎平时随随便便地走来走去，一参加活动，稍微打扮一下就神采焕发，显得很漂亮。丁玲观察得很准确呀！"
白羽伯伯最后惋惜地告诉我："解放后我和你妈妈分配到不同部门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只有在中央召开会议时能碰到。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有一天我参加完一个活动已经很晚，在东安市场门口，我看见你妈妈独自在散步，我问她，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外边呢？你妈妈说，我就住在附近，晚上睡不着，出来走走。那时你妈妈似乎身体不大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一段动人的故事
1938年冬季的一天，朱老总兴奋地告诉大家：有一位在德国留学八年的留学生要来秘书处工作，母亲和同事们既高兴又好奇。
第二天果真见到了这位高材生，他身体高大而健壮，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满脸英气和庄重，看上去像是一位学者，而且是立即能博得众人好感的人。他就是刘文华。
当时，前方总司令部设在辽县的一个大庙里，庙前舞台上的三间小房子就是秘书处。八路军一方面要对日军反扫荡，一面又要对国民党反磨擦，往来电报函件、战况、作战部署等都要及时编译成文，大家工作任务很重。
第一部分 第18节：第三章 太行情深(3)
母亲与刘文华同在秘书处工作，两人逐渐熟悉了解。刘文华经常帮助母亲分析和认识问题，有一次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你学了六七年的机械工程现在用不上了，目前做的事和机械工程毫无关系，等革命胜利后你还是彻底改行吧!刘文华却说，我将来还是要做工程师!我现在是效法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本来是学医的，可是他认为医治中国人的灵魂更重要，他就从事了文学创作……待赶走日本鬼子，革命成功后，我还是要当我的工程师，好好建设人民的国家。
在个人问题上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标准，当年在延安的女同志很少，要嫁一位老资格并不困难，可她更在意兴趣上的一致和彼此之间能够沟通理解。
经过慎重考虑，母亲认为在共同的理想和思想基础上建立起的感情是成熟的。1941年8月1日，她和刘文华结为伉俪，并郑重地在村里一棵杨树上刻上了他们的名字和日期，此时正是百团大战的前夕。
8月30日，母亲奉中央命令调往重庆南方局工作。那时上级党组织并不清楚她已经在一个月之前结婚。母亲和刘文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们商定，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团聚的日子！分别的那一天，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岗上为各自的亲人送行。
谁知这次的生离，竟成了日后的死别。
那是母亲和刘文华分手后的第一个冬天，中央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前方总司令部在晋中设立了战略情报站，左权将军兼任处长，并从总部及129师和军分区各抽调了一批干部，申伯纯、王百平、李新农、刘文华四位同志分别负责太行各地区的敌后情报。临行之前，左权将军把自己的手枪和坐骑马给了刘文华，同时还为他配备了机要员、饲养员（养马）和警卫员。刘文华与一名即将派往敌后的干部来到了晋东南地区的和顺县，这里也是129师新编10旅（曾绍山任副旅长兼太行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的驻地，平时大家都住在一起，傍晚时分，战友们围着篝火煮起一大锅南瓜汤。旁边一个村子是129师新编11旅的驻地，由一分区司令秦基伟负责（某些书中对这段史料描述不准确）。上世纪80年代我在意大利碰到秦基伟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秦伯伯对我说，你家的历史我比你还清楚！
在总部的直接领导下，情报站（对外称交通站）负责搜集敌人据点的情报，向外派遣干部，在开明人士和地主绅士中间开展统战，并且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
为了工作，刘文华常常深夜不眠，黎明即起。因为条件艰苦，晚上就点着菜油灯，利用敌伪报纸的材料整理材料，没有稿纸，就在旧报纸边上的空白处写文章。他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强，可出口背诵许多诗词。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山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是八年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夏日的一天，刘文华一行人赶到总部汇报工作，在返回情报站的路途中，他们遇到了扫荡的日本兵。在急行军中，刘文华因为急腹症发作无药医治而腹疼难忍，同行的战友向附近的老百姓借了一块门板做担架,并找了两位老乡帮忙，他们打算把病人送到邻近的医院去治病。只要翻过前面的山岭，再穿过敌人封锁的公路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抬着担架又走了一段路程，蜿蜒的公路已经近在眼前。这时已是半夜两三点的时辰了，刘文华疼痛加剧,临时带的两片药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一行人抬着担架钻到公路旁一个农民看庄稼的小窝棚里，里面光线很暗，他们从挎包里拿出平时自制好的灯捻儿（用一种野草做的）使劲搓着，终于搓出火花可以照明用了。
从窝棚的缝隙向公路上望去,日本人骑着马不停地在公路上巡逻，几步就是一个岗哨,马上穿过封锁线是不可能的。此刻，刘文华因为疼痛几乎休克,他强忍病痛吃力地对身边的沈少星干事交待了工作,并准备了万一不测的遗嘱，请转告我的妻子……沈干事含着泪从挎包里取出了精心保存的钢笔，一笔一画地记录着：
第一部分 第19节：第三章 太行情深(4)
"我现在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疼痛，倘若是在敌人刑场上我一定忍受到最后一分钟。我相信党的三三制政策，我相信坐镇华北领导抗战的彭德怀同志。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呜呼痛哉!"
在战友的搀扶下，刘文华用尽全身最后的气力，在遗嘱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还把随身的挎包交沈干事保存。那时，从129师调情报站协助刘文华工作的沈少星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青年。时隔60年,他仍然能够背诵出这份令人无法忘怀的遗嘱。
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文华的助手赵增寿、马夫贺满仓、警卫员赵五锁等几位同志。眼见着天已蒙蒙亮，刘文华疼得大汗淋漓,渐渐无法谈话，失去知觉休克过去。拂晓时分，战友们抬着担架又折回去寻找打散的部队。在走到西沟村返回总部途中，刘文华的病势逐渐加重，呼吸微弱,手脚冰凉,……最后心脏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悲痛地取出他留下的挎包，在一些随身用品中有一本自制的精致小像册,贴在首页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照片，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身后是一幅大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母亲"一二·九"留下的珍贵照片。此外书包里还有一张发旧的贺卡，里面别着一缕母亲的黑发。另外还有两封夹杂着英文的短信，那纤秀的文字是母亲的字迹，那上面记述着她在重庆的见闻与感想。
1942年12月7日的《新华日报》（重庆版）刊登了母亲的文章《悼文华》。其中有一段深情的描述："我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生活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里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斗的同志们，老乡们。"
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这段往事，但她对太行老区流露出的真挚之情却深深感染了我，由此我也更加了解母亲的一生是多么不易。
延着母亲走过的足迹，我来到了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园。在南院西侧我找到了刘文华的墓地（1949年从山西迁过来）。碑文是这样写的：刘文华同志，北京市人，生于1913年。幼小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留学德国专学机械工程，在德国八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即启程返国，1938年赴八路军总部任朱德总司令之秘书。1941年刘文华同志奉命到晋中工作，因任务艰巨，积劳成疾诊治无效，不幸于1942年6月30日返总部途中病逝，时年30岁。
我蹲下来用手轻轻拂去碑文上的尘土。我默默献上一束鲜花："刘伯伯，我替妈妈看你来了!"
刘文华为了抗战从德国回到了祖国，当他来到武汉时,接到了全国五所著名大学的聘书,可是他却放弃了这些，走上一条更为艰险的道路，以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站在题有"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毛泽东题）的纪念碑之前，我深深鞠躬。
陵园里种满了苍松翠柏，沿着开阔的大道漫步，似乎一切忧愁烦恼都化为乌有，在这里，人的灵魂可以得到净化和安宁。
第二部分 第20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1)
第四章
雾都六年
走进红岩村
2004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重庆。对于雾都来说，那一天是少见的好天气，蓝天在云雾中露出晴朗的笑脸，南风徐徐吹过，走在绿树茵茵的山路上抬头远望，长江和嘉陵江好似两条蜿蜒聚首的长龙，即将启程的轮船鸣响了汽笛，很像当年的纤夫唱起的川江号子。
大半个世纪以前，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雾气腾腾的街头上随处可以看到饥饿贫穷的画面和被敌机轰炸的断壁残垣。国民党要员在南岸建有豪华的别墅，这里还驻有许多国家的驻外使团和记者。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就设在这座云雾缭绕的山城。
1940年深秋，母亲从太行山调往重庆工作。她和朱德总司令等一行离开总部,中途经过西安办事处时，恰巧碰到了一起奔赴延安的老同学区棠亮（她当时是林伯渠的秘书），两人愉快地诉说着分手之后的经历。当时和母亲同行的还有总部的另一位秘书，以及到洛阳赴任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他们渡过黄河来到洛阳,朱老总会见了卫立煌之后，母亲继续向南赶路。
几经周折，母亲终于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的红岩嘴，起伏的山峦绿树葱葱，沿着石阶往上走，经过半山腰国民党"外办"的灰色小楼，很快就进入了大百农场。高大的灌木和芭蕉树在湿润的空气中生机勃勃地舒展着自己的枝叶，一棵茂密的黄桷树成了醒目的路标，从此右上的山坡通往红岩村，而顺着左下的小路走几分钟就是"国民参政会"，当年有很多盯梢的特务出没在附近，原来国共配合得是这样密切！十几分钟后，群山之中出现了一座有着两个尖顶的楼房，建筑不高，却有庄重的气势，这里就是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渝办事处（简称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是延安派驻重庆的代表机关，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南方局的活动是秘密的。根据规定，新调来的工作人员都要去这里报到。
对于母亲的到来，《红岩村轶事》一书中有如下描述："1940年秋末，红岩村来了个大美人。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都拥到会客室想看个究竟，新来的同事是什么样呢?""人群中站着一位戎装的姑娘，旅途的劳累也遮掩不住她的风采：粉腮秀眉，明眸皓齿，短发齐耳，女性的妩媚中透出无穷的青春朝气。果然是一位绝色佳人。"
其实这样的形容是过于夸张了。当年的老同志告诉我，你妈妈到达重庆时，用四个字形容最准确：风尘仆仆。从太行到延安，再设法搭车到重庆，而且年轻同志大都坐在最后的位子上，一路上至少要走十几天的路程。不停地颠簸和奔波，顺利到达重庆已是很辛苦了。
尽管是满身的劳累和尘土，但精神却十分振奋：终于到达目的了!这里的年轻女同志并不多，大家见面格外亲切。母亲希望和同志们尽快熟悉，她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龚澎，从八路军总部调来的，能和大家一起工作很高兴！"
走进红岩村，仿佛置身在八路军的军营中，房子设施整洁而简朴，包括几位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住房都极为朴素。办事处的同事们还在空地上开荒种地，自给自足。想象中父母亲的生活至少是大都市化的，而我所看到的却截然相反。
曾家岩50号
周副主席初到重庆时先住上清寺渔村，1939年2、3月间，邓颖超以周恩来名义租下了接近闹市区的曾家岩50号大部分房屋，作为南方局部分人员办公住宿之用。实际上这里是局机关驻地的一部分，主要负责对外开展统战工作，对外称"周公馆"。
曾家岩50号位于嘉陵江边的中山路，"沿着一条一头通向悬崖的街道往上走,先经过求精中学，那里有15个文化赈灾机构,还有美国大使馆的办公厅,再经过蒋介石府邸的大门和行政院，到街头尽头处，你还得走过一幢白色的大房子，即白公馆，戴笠就住在里面，然后突然拐入一条沿着悬崖而筑的小巷……"当年小路两侧开着各式各样的小店铺，许多特务便隐藏其中。2004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周围的建筑被拆除了，费正清先生笔下描写的街景已经不复存在。只有隔壁不远的一条崎岖小路仍旧闪现着当年的旧景：依山而建的街道，光溜溜的石板路，褪了色的老楼，遮住乌云的繁枝茂叶。继续走上几十米，路边出现了一座深灰色的三层小楼，铁门上方有几个手写的路标：曾家岩50号。
这里就是当年被险恶环境包围的周公馆。
走进50号大门就来到了"解放区"，据说每到下雨时，小院里经常满是泥泞，来访者可以把满是泥水的脚印一直带到接待室。很多年后妈妈多次提起曾家岩50号，那亲切的神情就像提起自己的老家。
仿佛似曾相识，仿佛我早已来过这里，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就连门口那个大眼睛的女讲解员也好像是家里人。
进入主楼往右走，有一间十分不起眼儿的宿舍，在初来的日子里，母亲就住在这里。屋子里原有的三张小竹床分别属于张颖、陈舜瑶、刘昂几位年轻女同事，他们在文艺处、宣传处、机要处等部门工作，妈妈来后又添上了一张床，小屋里挤得满满的。尽管条件艰苦，几人相处得一直很愉快。
第二部分 第21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2)
二楼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先租下的，两家互不来往。
三楼仍旧是办事处的地方，外事组和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事组都在这一层。站在南面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雾中的嘉陵江和在水中航行的船舶。
小楼后面有一道小门能通向悬崖下，国民党盖了一间小屋守候在路边，并且在四周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这栋房子有的出口和楼梯是国民党使用的，有些是共产党专用的，彼此交错，被形容为"国共三明治"式的格局。国民党特工在旁边的楼梯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楼里的一举一动。
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一楼，这是曾家岩50号的工作人员最熟悉的地方。
周恩来初试龚澎
根据南方局领导的安排，母亲被分配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周恩来担任军委副主席后，很多同志都称他为周副主席，办事处的年轻人则叫他周公。
几天之后，母亲准时来到了周恩来办公室，此时周副主席正在隔壁与另外一位同志谈工作，他请母亲先坐下来等候。
新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母亲的心情十分激动，周副主席将要分派给自己什么样的任务呢？母亲思索着，她抬头环顾四周，这是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面的陈设简单而整洁，迎面墙壁上有三张作战地图，每张图上都标有数字和说明。她用极快的目光迅速扫了一眼。
就在这时，周副主席匆匆走了进来。他神采奕奕，两道浓眉下炯炯有神的目光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一边和母亲打招呼，一边随手拉上了地图边的帘子。
母亲做了自我介绍，周恩来微笑地点头，然后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在我进来之前你在这间屋子都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三张地图。"
周恩来继续提问："那你具体说说看！"
母亲描述了印在脑海里的情景："有一张是欧洲地图。还有一张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军事地图，上面的数字是×××，说明文字是关于华北战场的兵力分布情况，还有一张我只看了一半，您走进来把帘子拉上了。"
周恩来十分高兴："你的观察力很敏锐！"
接下来的谈话很顺利。很多年之后，母亲还像小学生通过老师的考试一样兴奋：我的眼睛十分好用，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周副主席的提问我都答对了!
从那时起，母亲开始担任周副主席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作为外事组成员，她的任务是开创对外宣传的局面，并且负责国际统一战线以及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南方局外事宣传组是外事组的前身，它成立于1939年4月，1940年冬季，外事宣传小组改称外事组。它的工作一直是在周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回延安时，先后领导过外事组的有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
外事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1942年南方局任命龚澎为副组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1937年奉命调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从事外事工作，并担任外事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周恩来）、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叶剑英），母亲一直尊称他为王大哥（父亲叫他炳公）。王炳南的德籍妻子原名安娜·丽泽，历史和语言学博士，一位反法西斯战士，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到中国后曾在中国保卫民主同盟重庆办事处工作，是宋庆龄最信任的朋友和助手。她曾协助外事组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国对华态度和政策情报，宣传中共的对外政策，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同时开展华侨工作，指导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中共统战外事工作。外事组的几位同志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任务。
母亲融入了新的战斗生活。周恩来同志既是上级又是导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幸运的，每天的耳濡目染使母亲获益匪浅。她还认识了很多前辈和老同志：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何连芝、钱瑛……
第二部分 第22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3)
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抗战方针，周副主席在外事工作中提出了"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机动灵活、多做工作、扩大影响、争取多数、孤立敌人"的基本立场。
在重庆，周恩来同很多国际要人都直接交谈过，并且在皖南事件前夕会见了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斯特朗，他还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著名作家海明威进行过长时间的会谈。周恩来对国际形势做过很多精辟的分析，他深入浅出的演说使人豁然开朗，许多外国朋友都愿意和他探讨问题。遇到敌机轰炸的时候，大家就在防空洞门口搭起竹席棚。办事处的同事们都知道，周副主席一般都习惯在午夜12时到凌晨4时办公，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员在此时都不能睡，因为他不定在办哪一件事时要问到哪个人。大家都是按照恩来同志的习惯来安排日程的。
有一次母亲回到宿舍休息，她悄悄地告诉张颖说，今天周公批评我了！原来，母亲在晚上汇报工作时，精力有些不集中，周副主席看到后就说，嗨！你们年轻人还没我有精神呢，你看，我还不困呢！
张颖阿姨撰文描述了母亲当年的状况："当时住在曾家岩50号的同志，除了恩来同志与邓大姐，董老、叶帅、徐冰和张晓梅夫妇这几位各有一间小房，是办公兼卧室外，其它工作人员，有党派的、军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在公共办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紧张。龚澎常常考虑到打字机的响声会影响别的同志工作，她总是等着人最少的时候才在办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动，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译打字，晚上出外活动，半夜再继续干活。"
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母亲始终在磨练自己的意志，她很快适应了夜战。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母亲就悄悄伏在一盏小灯下用功。在完成手头的工作之后，她开始埋头做每天必做的功课，搜集主要报刊新闻，密切跟踪形势发展，掌握最新动态信息，这已成为她多年保持的一种习惯。
皖南事变前后
母亲来到重庆的时候正值皖南事变前夕。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不断制造两党之间摩擦，在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又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环境越来越险恶。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保守组织秘密，大家不相关的事情不谈，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情不问。南方局还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具体精神。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9000人奉命北调，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附近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7万多重兵包围攻击，一场激战开始了。经过七天七夜血战，除少数突围外，死伤被捕7000多人。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遇难。1月13日晚，重庆红岩村传来新四军总部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我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举动使爱国的中国人无比愤慨，连西方记者也感到震惊。但是重庆官方的报纸却只字未提。外国记者向有关部门询问也没有得到答复,共产党方面写的报道都被新闻检查处扣押了下来。"中国当局既不允许中国记者实地采访，也不容许中国报纸刊登真实情况，这可是个不小的悲剧"（白修德语），不明真相的人们得不到任何相关的详细情况和媒体的证实。
周副主席获悉消息后于1月7日连夜召集外事组的全体同志，要求他们尽快与驻重庆的外国人取得联系，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通过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诉全世界。并且把编印好的有关资料提供给他们，分别转往美国和南洋香港等地发表。紧急会议结束后，母亲与同事们立即分头行动起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与自己熟悉的记者和外国朋友联系上。
此刻重庆到处是特务和盯梢的尾巴。外国记者站的门口日夜都有人严密把守着，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尽管如此，母亲总有办法向他们传递信息，进不去就设法把外国记者约出来见面，通过他们带进去解放区的宣传品。母亲还和王炳南、王安娜夫妇分别拜访了自己熟悉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向他们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
第二部分 第23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4)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爵士对国民党的做法表示出种种不满，母亲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了"同室操戈"的实质和由此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国民党一手挑起的破坏行为，有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记者们在现场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母亲无形中成了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等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采取了中立和观望态度，他们希望中国战场尽可能把日本人牵制住，以防止战争扩大化。当时日本侵华期间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是美国输送的。1939年希特勒军队进入捷克，西方人的远东绥靖政策很快面临破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探求着中日谈判的可能性。因此，要让英美等国看到"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十分重要的。当王安娜把事件真相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后，他马上邀请周恩来到他的寓所商谈，周恩来向他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卡尔大使随即向国内做了如实报告。英国政府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
不久，周恩来接见了来华进行调查工作的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美国政府根据居里回国后的报告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就将暂停一切对华援助。周恩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后来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指挥官）。
在重庆的又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故意当众邀请时任周恩来新闻秘书的母亲坐在自己的旁边，当时很多外国人都认识母亲。这显然是为了表示不赞成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的举动。此后，卡尔大使也与母亲成了好朋友，他们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2年3月，《新华日报》登载了一篇龚澎写的卡尔大使访问记：《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这是母亲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对卡尔大使进行专访之后写成的。母亲在文中写道："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在华已四年，他在促进中英邦交上有着显著的贡献，他代表着英国人民对正义战争的意志，真挚的爱护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记者谨祝这位来自致力于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的中国友人和外交家健康与成功。"
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惊醒教育了对他们抱有幻想的人们，爱国的中间分子趋向同共产党人联合，反对内战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在此时诞生了。中共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博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赢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一些西方政府警告国民党不要扩大矛盾，国际舆论纷纷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
1941年1月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这些决定第二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即刻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会议，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与对策。
母亲和同志们一起聆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好好保养自己身体。国民党也有可能不杀我们，但也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要学习先烈们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些同志，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周副主席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上的电灯曾突然断电几分钟，但这并没有中断他的讲话：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定信念，光明一定会到来！
南方局要求大家力争合作抗日，准备全面分裂。并且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着被捕和牺牲。并且约定好，没有暴露身份的女同志就说是家属，而公开身份的只承认是共产党员。每一个同志都表了态。
第二部分 第24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5)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动员了他们控制的报纸、刊物和广播,四处散布新四军不听军令，擅自举行暴动的谎言，企图一手遮人耳目。重庆的新闻检查官一反常态来到《新华日报》馆坐等监视，他们扣押了第二天即将发行的《新华日报》刊登皖南事变的新闻报道和抗议社论。
当晚，母亲在红岩村办公室亲眼目睹了周恩来满怀悲愤挥毫写下了《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和《皖南事变题词》。报馆的同事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准备了两套版面，一种是应付审查临时用的，另一种是刊登了周恩来亲笔抗议题词准备大量发行的。
1月18日凌晨，《新华日报》抢先发行，报纸销量大增，读者们在第二版六栏的位置上看到了周恩来的手迹"为向江南死国难烈士致哀。中华民国卅年一月七日夜，周恩来钤印"。第三版五栏上刊登了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这满含激愤而又顾全大局的题词，极大震撼了国统区各界民众的心。
自1月6日以来，周恩来先后几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千古的罪人！"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国统区特别是重庆市区共产党人的打击和迫害，连有公开身份的中共代表和工作人员也受到严密监视。
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叶剑英将带领一大批干部和地下党撤退到延安等地开展工作。办事处只留下少部分骨干力量，由董老主持这一段的工作。周副主席说，以后再来不易,有些工作撤走以后再回来会丢失很多重要关系。为此,南方局对人员的去向作了周密的安排。
在叶帅出发到延安之前，留下"死顶"的人员纷纷托他从解放区给自己的亲属带信，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大家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如果发生意外，这就是最后的遗言。
在带往太行山总部的一封信里，母亲向远方的亲人诉说了当时在重庆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她告诉自己的亲人，万一有一天自己被捕牺牲了，就向他道别，并且希望他今后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伴侣。
在董必武同志的带领下，母亲和留下来的同事们一起，战斗在重庆最艰难的时刻。
《新华日报》女记者甩尾巴
2003年我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母亲在重庆时期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母亲微微仰着头，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凝视着远方。在这张发黄的照片下面有一行陈旧而清晰的英文：AssistantGong-PengofZhou-EnLai。
这是母亲到重庆后，一位著名记者为她拍摄并保存下来的作品。那时她已经驾轻就熟地活跃在重庆新闻界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与英美等国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南方局的外事活动从一般的对外宣传转入了外交性活动，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走向世界。
作为周副主席的外事秘书和助手，母亲见证了许多重要活动，而1940年重庆市警察局发放的一本居民身份证上却写着：龚澎，职业：《新华日报》社记者。曾与母亲同住一个宿舍的张颖回忆说：
"龚澎和我在对外活动中都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面，这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身份。但安全依然没有保证。我们有时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黄昏以后才出门。要是有哪一天谁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为她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呢？那时重庆不仅有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孩子，所以不管多么晚，我们都要等对方回来了，才一起睡下。龚澎和我常常各自躺在自己的小竹床上，头顶着头，说悄悄话。对外边遇到的事情交换看法，有时谈的高兴了，到半夜都不睡。"
第二部分 第25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6)
曾家岩50号地形复杂，隔壁是国民党政治部招待所,不远处就是戴笠的宅院，国民党在附近的小杂货铺、茶馆、对门的修鞋摊都安插了特务。从红岩村通往城内主要街道的小铺子里大都装有监视电话，从周公馆里出来的人他们都盯梢，特别是没有人送的，就证明是内部的人，他们更要跟着，而且是一站一站的跟踪，时间长了彼此都认得。
母亲十分机敏,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她很快就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每天出门时她常常先到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会见第一个朋友，然后再从营业部到别的地方去。山城的道路曲曲弯弯,在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尾随的特务很容易就跟丢了目标。
但也不能每次都先到营业部，为了不让他们掌握其中的规律，最好的办法是先到与国民政府有关的地方去找个人，比如先去国际新闻署或是美国新闻处，倘若一段时间这样做，会使得特务们麻痹一阵。有时母亲和外国记者临时约在一个地方见面，这样特务们也很难摸到他们的行踪。
母亲只当跟在身后的特务是摇尾乞怜的狗，人和狗能一般见识吗？可有时她们也会转过身来睁大眼睛怒视这些"尾巴"，你老跟在我后面干什么？跟踪的特务还厚着脸皮冲着你直点头。后来他们自嘲自己成了共产党的保镖。
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月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第二部分 第26节：第四章 雾都六年(7)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