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退出元老院大厅，大步穿过花园。当他走过向他欢呼的士兵时，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他手持军帽和马鞭在几个掷弹兵的陪伴下前往五百人团大厅，此时那里刚刚宣读巴拉斯的辞职信：
光荣伴随着著名的勇士的归来，他的光辉事业我有幸为他开头。由于立法者对他的信任和国民公会的法令，使我深信：不管国家要求他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对自由的威胁都会被解除，军队的利益都会得到保障。为此，我愿愉快地回到普通公民的队伍中去。
巴拉斯辞藻华丽的辞职信并没有给“著名的勇士”带来多大转机，当拿破仑出现在会议厅门槛上时，迎接他的是五百人团议员们怒不可遏的喊声：“打倒强盗！打倒暴君！他违反了神圣的国家法律！打倒这个克伦威尔⑤！”“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立即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宪法万岁！”一群身着白袍腰系蓝色腰带的代表向他涌来，有人要拉他的衣领，有人要扼他的喉咙……掷弹兵推开议员，将拿破仑救出大厅。
惊魂未定的拿破仑回到园子里向西哀士讲述了刚才的遭遇，同时将他的将领召集到他的身边。他决定用公开的暴力，毫不犹豫地解散五百人团。他和五百人团主席吕西安一起检阅军队——怎样同军队说话，他是有经验的——他高声喊道：“阴谋家聚集在五百人团，他们用手枪和匕首威胁我，实际上是在威胁共和国。士兵们，我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吗？”士兵们迟迟没有肯定地回答。吕西安在五百人团尽了一切努力避免他哥哥的行动被宣布为非法。他告诉拿破仑和西哀士：“如果你们不在10分钟内制止他们。我们就功亏一篑了。”接着，吕西安跳上马背，对士兵喊道：“议会的大多数人受到恐怖者（雅各宾）的威胁……你们必须将反叛者逐出议会，他们不再是人民的代表！”然后，他将剑指向拿破仑的心脏高声呼喊道：“如果我哥哥胆敢损害法国人的各项自由，我誓把这剑插入他的胸膛！”士兵们闻此言，疑虑顿消，脸上露出了笑容。
“吕西安，”布列纳说，“表现了少有的机智、灵活、勇气和坚毅。就我所看到的而言，雾月19日的成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拿破仑脸色苍白而镇静，转而对士兵说道：“士兵们，我过去曾经领导你们夺取胜利。我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吗？”除了一些欢呼声外，士兵中仍然有一些犹豫的情绪。在意大利军中跟随拿破仑征战的老兵以及缪拉骑兵团的老兵，想要走到将军身边，又止住了脚步——他们害怕向政府合法选举的代表进军。拿破仑一时无计可施。他手持马鞭站在那里，苍白而无言。这时缪拉将军拍马离开拿破仑和吕西安，来到士兵面前，挥舞着他的长剑，号召他们行动。他的这一豪迈的举动反倒奏效了：鼓声突然大作，士兵高呼：“将军万岁！”缪拉和勒克莱尔率领掷弹兵跑步入宫。身着白袍的议员一片怒吼，誓死反抗。缪拉愤怒的喊声压倒了他们，“该死的，统统给我滚出去！”掷弹兵持枪冲入大厅，代表们如鸟兽散，10分钟不到，便全部驱散。
第十三章 雾月政变(7)
此时，在阿波罗画廊，元老院得知五百人团解散的消息后，紧急开会。由于西哀士和罗歇·迪科的控制，会议保持了秩序和方向。在圣克鲁宫一个灯光暗淡的大厅里，元老院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建立执政府的法令，将共和国的权力从已经解散的督政府手里移交给3位执政，即拿破仑、西哀士和罗歇·迪科三人执政。这次合法的移交十分重要：因为尽管拿破仑被迫采取了一些非法的手段，但他要给共和国和历史留下合法的记录。
稍事休息和吃了点儿东西之后，吕西安召集了五百人团剩下的61名代表。他们在点着蜡烛的冰冷的大厅里召开了会议。雾月20日凌晨一点半，拿破仑圈内的另一重要成员莫泰（Meurthe）在会上宣布法国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公共的自由也没有个人的自由”， 有的只是“一个幽灵政府”；必须根据一部全新的宪法成立新政府。为了确保今后左派不再闹事，现在两院中的雅各宾派成员将永远不能参加政府，凌晨2点，拿破仑、西哀士和罗歇·迪科宣誓忠于共和国。在新宪法颁布之前，由一个25人委员会取代两院帮助管理国家、警察和协助执政府执政。会上只有两人投反对票，议案顺利通过，《共和3年宪法》被废止。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称为“策划和执行都糟糕得超乎想像的”的政变就这样结束了。
夜晚的会议“进行得顺利而平静”，布列纳记录道：
凌晨3点，一切都安排妥当，圣克鲁宫……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呈现出一片空旷无人的景象……我和拿破仑一起乘坐马车回巴黎。几天的焦虑和紧张使拿破仑面容憔悴，疲惫不堪。面对新的前景，他完全陷入了沉思，一路上，他始终一言不发。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1)
“卑职认为法国的新政府是在力图改变过去的弊端，至少部分地改变。”美国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于1800年在致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写道。他认为，如果法国的新政府，即三人执政，愿意进行改良并赔偿大革命年代使美国公民遭受的财产损失，那么美国与法国的战争就可以避免。美国派出首席法官埃尔斯沃思、默里和戴维作为全权大使与约瑟夫·波拿巴为首的法国代表进行谈判。几个月来谈判一直处于僵局。首先，由于分歧较大，拿破仑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其次，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远离了巴黎的会议桌，前往奥地利战场。严谨的美国外交官与随和的约瑟夫之间的谈判并不顺利。埃尔斯沃思和默里不止一次处于绝望状态。但最后谈判有了突破，因为即使再拘谨的人也是可以做出让步的。因此，在1800年9月30日，他们就条款达成了一致，法国和美国之间签订了新的条约。
10月3日，星期五下午4点，约瑟夫在莫尔丰塔尼的别墅里贵客如云，来的全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重要政府官员。约瑟夫和朱莉·波拿巴夫妇作为东道主，忙碌地招呼着来客。门前的马车近千辆，排了整整20 英里。当执政卫队的骑兵突然出现时，号角刺破长空、鼓声震耳欲聋，奥地利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新近赠送给拿破仑的6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拉的马车和随员的马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马蹄声使大地为之震颤。
法国和美国缔结和约是约瑟夫一生事业中的一件大事，此后，法国又和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和英国缔结了亚眠和约。但是，这个和约是第一个在他的住地签订的和约……全国，不，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默里和戴维站在约瑟夫的身边，甚至连因肾结石发作而被迫卧床的埃尔斯沃思也带病前来。默里终于发现约瑟夫·波拿巴是个外交家而不是激烈的竞争者，现在还发现约瑟夫是个懒散但热情的人，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学知识。
3,000多名显要和贵客使莫尔丰塔尼府邸宽敞的沙龙、宽阔的花园显得狭窄。府邸的花园周围是村庄、磨房和方圆1,000多英亩的农场。约瑟夫的弟弟拿破仑不主张采用英国花园的风格而希望这个花园的风格像杜伊勒里宫、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湖上有长满树木的小岛、石山、庙宇，还有孔雀，园内栽种着栗树、橡树、榆树和橙子树。在花园里，第一执政拿破仑的政府部长们看着外交部长塔列朗将和平、通商和航海条约呈交给拿破仑。所有的部长、参政官、外交官、法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将领、最高法官、社会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在他们的后排是身着争妍斗奇的盛装、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夫人们，她们身上的珠宝首饰正是拿破仑战役的收获品。在场的人士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对于法国人和美国人来说都是如雷贯耳的，他就是拉法耶特侯爵和他可爱的夫人阿德里安娜，他们吸引了到场每个人的注意和评论。
1800年10月1日，由约瑟夫·波拿巴和美国3人使团签署的条约等待两国政府最后批准生效。该条约避免了美国和法国之间本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建立了两国的自由贸易关系，两国之间的军火走私得以禁绝。法国成功地打破了英国和美国结成联盟进一步孤立法国的企图。
和约签字后，礼炮声震撼大地，向全世界宣布这次外交胜利，人们举起法国香槟酒表示祝贺。然后，约瑟夫的仆役长宣布请客人用晚餐，约180名特别来宾进入装饰着法国和美国主题图饰的3个大厅。
主大厅名为“联合厅”，墙上有交叉放置的法美两国国旗和一些题字，如“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以及美国革命时期一些著名战役的发生地等。另外两个大厅分别叫“华盛顿厅”和“富兰克林厅”，并置放着两位美国独立先驱的半身雕像。大厅里一片祝酒声，拿破仑举杯祝酒道：“为在争取独立而战的战场上牺牲的法国人和美国人干杯！”
晚餐后，贵宾们在花园里观赏附近湖上色彩斑斓的焰火表演，湖上有军舰的模型，军舰栩栩如生，有白帆和两国的微型国旗。然后，客人们又回到大厅，举行了音乐会，欣赏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和两出轻歌剧。此后是通宵达旦的舞会，但是，拿破仑、约瑟芬和美国朋友提前回去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不知疲倦的第一执政就起身前去打猎并带回了一只母鹿。后来他和默里在院子里散步，这是默里第一次单独和拿破仑在一起。拿破仑给这位美国外交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严肃，若有所思，偶尔显得严厉——并不得意忘形，也不傲慢无礼—— 他的举动精确地表示出他焦躁的内心和有系统的头脑——并不是特别能言善辩，但十分精于自我保护……他说话坦率，毫无畏惧，没有保留——他是不可能注意生活细节的。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2)
当埃尔斯沃思和戴维准备带着新缔结的和约登舟回美国时，拿破仑赠给他们每人一袋新近在罗马出土的古罗马金币。他们将金币带回驻地，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之后，又将礼物送了回来，向十分困惑的第一执政和惊讶得发呆的塔列朗解释道：美国政府是不允许他的官员接受外国人的礼物的。
这3个美国人不知道的是，10月4日这天，有一个人没有在场，他就是贝尔蒂埃将军——他正在马德里与西班牙签订秘密协议，西班牙将所属北美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作为交换，法国将托斯卡纳公国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玛利亚·路易莎和女婿帕尔玛公爵路易·德波朋。后来，虽然美国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但讲究实际的美国人还是认可了这个条约，他们也别无选择。后来的历史证明，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克制，使他们的政府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免去了许多麻烦。
这个星期六的下午，第一执政拿破仑在回巴黎的途中舒服地靠在马车的椅子上，此刻他可以暂时摆脱一下他的参政官、部长、家庭和其他事务的无休止的打扰，为他自雾月政变以来的成绩而暗自微笑。他已经于2月从卢森堡宫的暂住地，搬进了杜伊勒里宫，这里给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加宽敞的空间，另外两个执政官也已入住此宫。他和约瑟芬占据了杜伊勒里宫中最宽敞的部分, 充满豪华贵族气派的杜伊勒里宫显示了拿破仑新的权柄。宫内各种侍从和仆役成群，一度简陋的拿破仑家居一夜之间变得充满王公贵族气派，享受着和路易十六一样的礼遇，这使第一执政和他亲密的军中的同仁和高级政府官员变得疏远了。
拿破仑掌权的头几个月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首先，他废除了腐败的督政府及其议会和宪法，用西哀士1799年起草的新宪法取而代之，确立了以拿破仑为首的三人执政为法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接着，西哀士和罗歇·迪科辞去执政之职，由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接替他们成为第二和第三执政。三人执政取代了原来的元老院和五百人团。由非公正选出的参议院负责立法，授权100名护民官负责讨论通过立法的提案。
第一执政拿破仑控制并操纵了整个立法过程。惟一的障碍来自护民官，因此，拿破仑取消了护民官体制。政府部长由拿破仑亲自提名。成立了以拿破仑为主席的参政院。参政院分陆军、海军、财政、立法和内务5个部门。它的任务包括按照第一执政的意见起草法律。参政院定期召开会议，由拿破仑主持。参政院成了拿破仑最好的智囊团。参政院还负责对国家官僚的渎职行为进行起诉。参政院是拿破仑对法国政治体制的一大创新，它在拿破仑死后依然存在，并一直沿用到今。
拿破仑任命的各部部长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只有少数后来做了调整。拿破仑长期不在国内，对日常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行政管理缺乏直接的经验，但他却能知人善任，包括他选中的第二和第三执政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都能够在拿破仑帝国时期继续担任他的重臣和司库，他们的职务一直维持到最后。
除了部长和参政官之外，在拿破仑执政的头10年，虽有意见不和但却十分依靠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哥哥约瑟夫。
约瑟夫在莫尔丰塔尼签订了法美条约，两年后又签订了亚眠和约。此时，他的心境是比较平和的，尚没有被复杂的嫉妒心理和日益增大的分歧将他和他的弟弟之间的关系疏远，并使整个拿破仑家族遭到破坏。
在波拿巴家族的所有孩子中，约瑟夫所受到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而且他对文学和艺术十分爱好，尽管其中夹杂着好色的成分。
如果当初波拿巴家族没有被迫离乡背井，约瑟夫本来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司法官或高等法官过上轻松愉快的生活。作为家中的长子，他要对弟弟吕西安、路易和热罗姆、妹妹卡罗琳、波利娜和埃莉萨以及他的母亲负责。和吕西安一样，他曾经在圣马克西曼忍辱负重当过仓库的保管，这是个只能使一家人勉强糊口的低贱的临时工作。由于结识了一名马赛的富商，约瑟夫很快就和他的长女朱莉·克勒里订了婚。他们在1794年8月举行了婚礼。此时，由于拿破仑在军事上崭露头角，26岁的约瑟夫当上了为法国军队提供给养的军需官，这个职务收入颇丰，而且有利可图。
婚姻改变了约瑟夫和他家庭的处境，朱莉带来了值钱的嫁妆，她对约瑟夫忠贞有恒，为自己年轻的丈夫和家庭的未来默默奉献。她不仅给约瑟夫提供了他后来变得富裕的本钱，而且是能够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可以信赖和依靠并值得尊敬的伙伴。和家中的姐妹一样，朱莉·克勒里虔信宗教、为人极其诚实、固执而聪明，因此与波拿巴家族的价值观常常发生冲突。“太夫人”，即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亚，喜爱并尊敬朱莉，波拿巴家族中的这个新来的媳妇给大家带来了欢乐。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3)
结婚不到一年，约瑟夫成了地道的好丈夫，如同波拿巴家族中过去的男子一样，他为自己在家中的长子地位感到骄傲和快乐。多年来，他一直掌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甚至连拿破仑也要将自己的薪水和“外快”交给约瑟夫进行投资或分配。“不管命运待你如何，”当时拿破仑给他的哥哥写道，“你完全知道，我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是我，我对你最亲，最真心地希望你幸福。生命在我们的眼前稍纵即逝……如果你要长期出门在外，请给我寄一幅你的肖像。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是如此的心心相印，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多么喜欢你。我是充满着真切的情感写下这些的。”
这的确是拿破仑在青年时期，在他即将在全国名声大噪、手足之情淡漠之前难得的真情流露。这种真情只延续了一年，到1795年10月，救国委员会任命拿破仑为卫戍司令时，这种情感就逐渐冷却了。
并不是只有拿破仑一个人发生了变化。虽然约瑟夫作为一个商人日益富裕，但却越来越嫉妒拿破仑在国家和家庭中的地位，特别是拿破仑在政治上的成功。拿破仑将约瑟夫介绍给了包括巴拉斯在内的巴黎的社会名流，约瑟夫离开了马赛温暖舒适的位置来到巴黎，追逐财富、女人和地位。拿破仑使他相信只有巴黎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好运、权力和影响。
年轻的拿破仑将军曾授权约瑟夫用两艘全副武装的海盗船（现在受到政府的保护了）在科西嘉海域和科西嘉岛到法国海岸的90英里的海域内对敌人的商船发动袭击。这种海盗行径比起拿破仑疯狂梦想中的伟业来说算不了什么，拿破仑的鸿鹄之志是约瑟夫无法想像的。而拿破仑的确非常了解约瑟夫，他在诱惑面前意志异常薄弱，财富和美女的诱惑对他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约瑟夫身为波拿巴家族的长子，福星高照，但缺乏拿破仑的远见和才能；他没有意识到随着他弟弟的光彩日益辉煌，命中注定他这颗星要永远围着拿破仑转。这是约瑟夫永远无法承认和接受的。
在约瑟夫和朱莉结婚之前，拿破仑曾经和朱莉的妹妹德西蕾①有过短暂的幽会。两个人之间有过好感，只是缺乏家庭的认可。后来这位年轻的将军便被调回了巴黎。
拿破仑和克勒里家之间的裂痕，在他爱上约瑟芬、抛弃他们的女儿德西蕾之后是最明显的，而约瑟芬和拿破仑家的裂痕才是永久性的。她是个有孩子的女人，而且她是贵族出身。
拿破仑抛弃德西蕾，损害了克勒里家族和波拿巴家族的关系，使身为长子的约瑟夫心里很不舒服。约瑟夫是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他总是喜欢和大家和睦相处，并希望大家都喜欢他，而拿破仑对此全然不关心。从这时开始，约瑟夫在母亲和家族成员的怂恿下开始毫不留情地攻击拿破仑的婚姻，处处反对约瑟芬和她的孩子。这是约瑟夫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向拿破仑挑战。
但是，这种家庭内部的纷争并没有损害他们的社交生活，约瑟夫开始介入巴黎的政治生活，并在1797年选入五百人团。他很少参与议会的事务，后来又转为从事外交工作，被督政府任命为驻帕尔马的法国领事。但是，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样的职务对他只是一种羞辱。由于巴拉斯的斡旋，约瑟夫一夜之间就被提升为法国驻罗马全权大使，其任务是到那里去“推行民主”。
带着6万法郎的年薪，约瑟夫和妻子离开法国来到意大利，于1797年9月初抵达罗马，将国书呈交给了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教皇完全不知道大使的来意是要推翻教皇统治，在罗马建成法兰西式的“罗马共和国”。约瑟夫被秘密授命采用贿赂、收买等手段来执行这项使命，并寻机煽动制造“事端”以给法国军事干预以可乘之机（贝尔蒂埃的军队正在曼图亚等待着随时行动）。
一切进展顺利：贿赂秘密地分发了，反对教皇的共和派已经站在了约瑟夫一边，约瑟夫的军事同僚迪富特（现在是德西蕾的未婚夫）已经安排了“事端”，他将教皇的警察引诱到法国领事馆制造了一起枪杀事件。迪富特不幸死于混战之中，但事端已经造成。
约瑟夫和妻子在次日，即12月29日黎明，离开罗马回国。巴黎因他在短短4个月内就完成了预定的计划而十分满意，1798年2月15日，贝尔蒂埃将军开进罗马，宣布成立“独立的罗马共和国”。约瑟夫的第一项“外交使命”成功，只是德西蕾为此不得不再次费力另寻一个未婚夫了。
和波拿巴家族中的其他人不同，约瑟夫现在安全地隐居在巴黎，全力置办莫尔丰塔尼的家产。因为尽管他在罗马时间不长，却绝不是空手而回。他置办地产就花去了25万法郎，此后8年他又置办了一些地产，加上室内装修、家具和其他用度，花费相当惊人。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4)
约瑟夫对艺术的热爱使他的房间里满是名画和雕塑、稀有的家具、豪华的地毯以及色彩斑斓的绣帷。他有自己的小型交响乐音乐厅和满是法国和意大利文学书籍的图书馆。在不追逐女人时（和波拿巴家族中的大多数男子一样，他有追逐女戏子的嗜好），他尽情地阅读和欣赏这些文艺作品。每周设宴、看歌剧、玩牌、在社交界混，约瑟夫是波拿巴家族中社交能力最强的一个。此外，他还抽出时间写点儿小说。
在约瑟夫接待美国特使的时候，也许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未来的外交使命还在等待着他，如果成功，将使法国和欧洲得到和平，法国会对他感恩戴德，并在历史上给他留下一笔。如果他和他的妻子、孩子单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会为此而满足。但他不是一个人，甚至在波拿巴家族里他也只能位居第二，弟弟拿破仑始终在他前面，迫使他不断向上，因而，约瑟夫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家族中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怀有嫉妒的约瑟夫对拿破仑在法国的最高地位垂涎三尺。如果拿破仑当上了永久的君主，那他需要指定一个继承人。由于约瑟芬没有生育能力，继承人必须在波拿巴家族中寻找。作为家族中的长子，约瑟夫自然坚持自己应被列为首先考虑的人选。这样的念头使得在政治上处于劣势而显得无能的约瑟夫陷入了追逐世袭王位的痛苦角逐之中。
“显然你对我完全不理解，如果你认为我缺乏捍卫自己荣誉的兴趣的话，”约瑟夫就继承人的问题对拿破仑说道，“我要提醒你我注定要得到的地位和我的决定，否则，你可能会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节制态度做出错误的估计。我在这个问题上无须多费唇舌。”拿破仑知道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适当的决定，但是，他苦于在目前无法为不高兴的约瑟夫想到一个满意的位置，至少在共和国制度下是如此。
在此后的数年中，继承人的问题使拿破仑和他兄弟姐妹的关系日趋紧张，使得兄弟姐妹反目，相互勾心斗角，而大家的矛头一致对准拿破仑。在拿破仑未来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要算是他自己的家庭了，他的弟弟吕西安很快就会证实这一点。
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陆军部长一样，对新政府，即三人执政平稳过渡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职务。他要控制和管理国内的全部政治机器，从任命市长、地方行政官员到维护国家安全。他还要下达执行法律和法令的命令，监督大选，并负责一年一度的征兵活动。
这样一个内阁成员的候选人应该是年长的、经验丰富的、身手敏捷、在意外情况下能够保持全国稳定的人；这个人必须是坚定的、有决断的、充满智慧的；他必须了解民意，对近代的政治历史有广博的知识；他必须得到大众的政治认同；总之，他必须是大众信赖的人。拿破仑忽视了以上一切政治要素，任命他24岁的弟弟吕西安为内政部长。这看似荒诞，实则不可避免。没有吕西安的帮助，雾月政变不可能成功。拿破仑欠他弟弟一笔情，而真正的科西嘉人是最讲情义的。
人人都说吕西安为人殷勤而温和。他十分健谈，从来就能赢得妇人和绅士的欢心。然而，由于缺乏正规的教育，他的社交方式远不够标准。他对学习既不热爱也毫无兴趣，在布里埃纳军校和拿破仑生活了两年后，他和舅舅费舍在神学院待了一段时间，这就是他的全部受教育史。此外，由于他对军事、宗教和经商全无兴趣，他是波拿巴家族里的男孩子中惟一被吸引到政治竞技舞台上来的人。他在罗伯斯庇尔时代激进雅各宾党人的统治下成长，特别倾向于大革命的左翼政治势力，将自己视为“天生的共和派”。
吕西安在马赛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虽然年龄很小，但却敢于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在1795年的整个夏天，吕西安一直热情追随雅各宾政治势力，甚至在雅各宾被视为反革命时仍然不改初衷。毫不奇怪，吕西安和成千上万的左翼一样，在当年7月被关进了监狱；幸运的是，他的哥哥拿破仑将军有足够的影响力在9月将他不争气的弟弟搭救出狱。
当年秋天，拿破仑因平定巴黎暴乱有功，得到巴拉斯重用。因为哥哥拿破仑的关系，吕西安当上了法国军队的政治训导官或称政治代表，这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职务。他从被起诉被咒骂，一夜之间成为法国军队的训导长、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自然而然，他后来被选为五百人团的主席。
此时，吕西安和他年轻快乐的妻子克里斯蒂以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搬到了塞里斯附近的高贵的普莱西夏蒙别墅。这里光秃秃的，没有多少树木，惟一的优点是离约瑟夫家很近，吕西安非常喜欢他的大哥约瑟夫。
吕西安到法国后不久，当他和约瑟夫在仓库做保安时，他遇到了克里斯蒂，当地一位共和派的女儿。尽管她家世代为农，缺乏基本的教育，长得也不好看，但却十分招人喜爱。她的个子很高，体格丰满而苗条，如洛尔·朱诺所描述的，她的“体格和仪态带有南方的乡土风味”。虽然她的脸上有些微的麻子，眼睛小、鼻子大，“但她和蔼的表情、甜蜜的微笑和可爱的嗓音都使她非常讨人喜欢”。总之，“她可以和天使媲美”而且对自己三心二意的丈夫十分忠实。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5)
拿破仑在1799年10月任命吕西安这个年轻人为政府的内政部长，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除了在五百人团当过一段主席之外，吕西安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这不是件好事。
即使是天使也无法改变吕西安的基本价值观、行为和毛病。他天性机敏、也不缺乏自信，但要胜任部长的要职仍然显得过于轻率。现在，他的手上控制着成百上千的官员，但他只将这当成儿戏。在经历了经济拮据的岁月之后，手中握有重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钱财，是一件多么舒心的事啊！政府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进他自己的腰包，他的新任情妇也拿到了新宅邸的金钥匙。随着大量钱财的流失，他的部下和会计师绞尽脑汁为他填补空洞，这没有逃过警察头头富歇的耳目。
波拿巴家族的密友洛尔·朱诺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吕西安。她将他描述为“高高的个子，体形难看，四肢细长，小小的脑袋……眼睛非常近视，看东西时不得不屈身弯腰，眼睛斜视”。尽管如此，她认为他的微笑“是柔和的”，而且：
尽管他的相貌平平，却能给人好感……他在石榴裙下非常得意……他天生具有很多才华。他的头脑缜密，富有想像力，足智多谋……他的心地仁慈，虽然有时候他受到热情的支配，却无懈可击（除了政敌欲加之罪外）。他对他哥哥拿破仑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但我对他的判断力却不敢恭维。
在她对吕西安的许多评论中，这个评论是最中肯的。缺乏判断力将成为吕西安的致命弱点。这就是吕西安，第一执政拿破仑任命了一个奇怪的内政部长。但他有自己的理由：除了报答弟弟对他的忠诚之外，吕西安担任该职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即可以通过他控制全国大选和公民投票。吕西安在摈弃旧督政、成立新执政的《共和8年宪法》的公民投票中证实了自己的价值。投票结果有300多万人拥护拿破仑的新宪法，只有1，000多人反对（合法选民总数为900万人）。事实上有500万人弃权,吕西安抽掉了35,000反对票。在其后的终身执政和接受帝制的人民表决中，吕西安照此办理，富歇也操纵了投票，这就使拿破仑的整个事业建立在投票作弊的政策之上。吕西安又帮了他哥哥一次。这一行径遭到了拿破仑许多对手的反对，酿成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投票丑闻。这成为执政府时期腐败和不安定的另一种形式。
此后，内政部长吕西安的一切作为都不是名正言顺的了。由于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无能，吕西安掌管的部门出现问题和混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厌恶文件和细节，这个情况以及财政方面的问题很快传到了拿破仑和富歇的耳朵里。拿破仑认为人们夸大其词，新上任的部长需要扶持，需要一个终身的秘书保护和辅助；至于财务问题，拿破仑可以帮助他解决。
吕西安在政治上问题成堆之外，他的个人生活也是一片狼藉。这是没有秘书能够辅助和保护的。当他妻子再次怀孕时，他以自己的情妇成群为荣；他那纨子弟的公众形象以及他过度奢侈的花费，不像他在内政部的暗箱操作能逃过人们的眼睛。拿破仑虽然也为约瑟芬花费了上百万法郎，但至少他在公众场合穿着朴素，而且在自己身上花的钱相对较少，再者他一般不在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引人嫉恨。第一执政最讨厌的就是他和他的家庭引人注目，因为法国人民还在艰难度日。
吕西安则完全无所顾忌地沉迷于酒色，继续频繁出入于公开场合，他一掷千金的慷慨气度在杜伊勒里宫、立法院、护民官和参政院中以及在巴黎的街头巷尾传为“佳话”。最引起民愤的是吕西安给他最近的一个情妇、著名的女戏子米丽花费的金钱。她不仅在手腕和脖项上戴满了吕西安赠给他的金银首饰，而且还得到了吕西安为她购置的一栋豪宅。这一切都是他妻子怀孕9个月而且十分危险的时候发生的。而吕西安却可以置妻子的生命于不顾，继续沉迷于美色，因为他不仅是吕西安，而且是波拿巴族人。很快，他的投机和非法出售专卖权活动的消息就在巴黎剩下的13家报纸（拿破仑查封了其余的47家）上不胫而走。这位年轻而好炫耀的波拿巴在他担任公共职务的头几个月就染指犯罪活动，并不奇怪。
富歇暗中将吕西安的所有活动一一记录在案，这是重要的材料。他可以有助于富歇将吕西安从政治舞台上撵下来，并破坏波拿巴家族的团结，从而破坏拿破仑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富歇为这位新上任的内政部长的所作所为暗中高兴。
毫无节制、不知满足的吕西安显然还觉得不够：他现在相信，在全国大选中，共和党人会拥戴他而击败右翼的拿破仑。他已经在想像取代拿破仑成为法国的领袖了（特别是拿破仑没有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样选自己作为第二执政)。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6)
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他的新政府能够被法国人民所接受的拿破仑，对吕西安的这种念头自然有所察觉，他当然不能容忍。事实上，第一执政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的弟弟，但是毫无作用。
到了1800年夏，吕西安的任职成了一场真正的噩梦（即使是拿破仑最凶恶的政敌也不可能起到吕西安的作用）。他继续胡闹，显然觉得没有任何人敢加罪于他，最后竟犯下了鲁莽的错误，他用政府的费用匿名出版一本对拿破仑极为不利的小册子，名为《恺撒、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并在全国有名望的政治家和地方行政官员之间广为散发。
拿破仑这次遭到了来自自己亲人的攻击，警察局长富歇对怀恨已久的吕西安的材料记录又添上了新的一笔。吕西安自恃在雾月政变中为拿破仑做出了重大贡献却身居拿破仑之下，怨言颇多。仗着拿破仑对他的宠爱和保护，他常常顶撞拿破仑，有时还当着富歇或其他人的面让拿破仑下不了台。吕西安对拿破仑的副官朱诺和他年轻的妻子洛尔·帕蒙说：“我要一直这样对他说话，他的威胁不会使我离开我的道路。如果政府里围在我哥哥身边的人用压迫国家为代价替他服务，我拒绝参与；一旦共和国没有个人自由可言时，我将去找寻其他的国家。”
富歇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他在1800年11月1日安排第一执政与吕西安见面。内政部长吕西安被召到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二楼的小办公室。25岁的吕西安走进办公室见到的是拿破仑、布列纳和面带奸笑、手上拿着档案的富歇。
拿破仑开门见山地命令富歇宣读他的报告。那是一份调查报告——当吕西安发现他过去数月的言行举止全都被富歇秘密记录在案时，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了。他强辩、大声喊叫，丢下公文包，冲出了房间，也离开了法国政府。8天之后，已经是身披黑纱的鳏夫的吕西安，带着他的4个小女儿登上了一辆载满行李的马车作为赴马德里的使节前去上任了。
“鉴于欧洲之现状，”拿破仑致信西班牙国王，“窃以为有必要派遣一名外交使节和新任大使，公民吕西安·波拿巴，我的弟弟前来向陛下面呈有关征服葡萄牙之重要事项。”吕西安的降职问题就这样迅速而平静地解决了。他从此没有再回到法国政府中来。对于拿破仑来说，让令人憎恶的外人富歇当着自己的面揭发他弟弟不体面的事是十分丢脸的，但他不能不这样做。
迟疑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很快就被吕西安的魅力和谦恭和蔼所折服。吕西安于是开始了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之间和平条约，即有名的巴达霍斯条约的谈判。而拿破仑曾经指使西班牙通过入侵并占领葡萄牙以达到进攻英国海军和商船的目的。拿破仑对吕西安送回的已签字的条约文稿很不满意。而且对于对法国贫乏的战争赔偿也不高兴。在谈判过程中，卡洛斯四世贿赂了吕西安价值500万法郎的钻石和20幅名画，才得以签订这个对西班牙有利的条约，同时卡洛斯四世也不想和拿破仑为敌。
可是，拿破仑不仅不承认吕西安送回的条约而且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指责。这使吕西安十分气恼。如果他对西班牙国王的许诺不能兑现，那么国王所送的礼物必须全部归还。但是，波拿巴毕竟是波拿巴，特别是吕西安·波拿巴——他将所有珍宝藏进箱子里，秘密地装上了他的马车。然后，他收拾行李，带着他的孩子们在半夜不辞而别，逃离了西班牙。五百人团的前主席、前内政部长、现在又是前驻马德里大使的他，离开法国后一年，即1801年11月19日，又令拿破仑吃惊地回到了法国。这个暴发户、骗子、伪造者和盗贼又回来了。“吕西安完全缺乏判断力、缺乏任何道德意识，使他的野心和追求财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近于纯粹的抢劫。”历史学家路易·马德林评论道。至于与西班牙，最后终于与法国签订了第二个条约，该条约成功地将西班牙纳入了拿破仑的外交轨道。
1803年，当拿破仑通知赋闲在家的吕西安，他准备修改《共和8年宪法》以使自己能够成为“终身”第一执政时，新的问题发生了——不用说，这遭到了吕西安强烈的反对。事实上，拿破仑给吕西安封了个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参议员之职以示对他的安抚。但吕西安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力和虚弱深感难堪，他宣称：“我要得到真正的政治自由，所有的独裁政治都令我感到压抑。”但是，他当然没有希望改变他的处境。
吕西安和拿破仑之间关系最后摊牌是在1804年春，即拿破仑准备脱去第一执政的蓝色制服换上皇帝的紫袍并绕过了吕西安的继承权问题之时。最后决裂的借口是吕西安选择的第二个妻子亚历山德鲁·儒贝东，一个在巴黎早年声名狼藉如约瑟芬的绝代美女。她原来的丈夫西波莱特·儒贝东因在银行犯罪逃亡到西印度群岛，从此没有消息。她先是勾引了一些“艺术家”后来又成了年轻的亚历山大·德·拉波德公爵的情妇并遗弃自己的孩子而成为市井谈资。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7)
拿破仑无法容忍这件事，特别是当吕西安将这个女人带到普莱西夏蒙别墅金屋藏娇之后。1803年5月，吕西安和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叫朱莉·洛朗·吕西安；接着，两人便匆匆地在乡间举行了婚礼。当这个消息传到拿破仑耳朵里时，他对约瑟芬大声咆哮道：“背叛！这简直就是背叛！”
1804年4月4日，吕西安及其妻子被终身放逐到意大利。这对于拿破仑事先设想的他的家庭成员在征服欧洲的计划中的作用是个打击。不过，他还有其他3个兄弟，只是这3个兄弟还会闹下更加惊天动地的事情——天才的负担从来都不是轻松的。
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1)
多年来，在拿破仑的部长中，他觉得最意气相投、值得尊敬的贵族就是塔列朗。事实上，除了偶尔要研究诸如司法和教育改革、财政和商务上的问题或宗教事务等重要的事情之外，拿破仑和他的外交部长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其他政府内务部门的部长要多得多。当然，至于战争则另当别论；他为此召开过无数次的会议，但那只是讨论具体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国策。
拿破仑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从来都不是临时或短暂的。外交是他执政的核心，外交事务研究的结果，通常是相应的军事行动。拿破仑总是盘算着对英国、西班牙、俄国、普鲁士或奥地利等国采取行动，包括外交行动、商业行动和军事行动。他不停地在考虑着向东欧、中东、远东、西印度甚至北非扩张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对付哪个国家，或是进行哪一场战役，拿破仑都要和他的外交部长协商。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德的个人历史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
他于1754年出生在巴黎，作为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后代，塔列朗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有希望成为法国社会的上层人物。但由于塔列朗的脚有天生的残疾，他的前途受到了限制，无法胜任诸如从军之类需要强健体魄的事业。于是他的没有多少钱和土地的父亲夏尔·达尼埃尔·塔列朗-佩里戈德公爵和母亲公爵夫人艾莱奥诺考虑到孩子的生理缺陷和天生的气质。给他安排了牧师的工作。
塔列朗的青年时代身体柔弱，带有女性气质。每天早上他要和他的贴身男仆一起花上整整一个小时对着镜子细心梳理和打扮。他在散发着幽雅香水芬芳的房间里比在充满烟草气味的台球房里要轻松自如得多。由于任性和恶习的长期浸染，他纤细的身材和细致优雅的面孔最后在镜子中变成了一个矮胖而难看的形状。
由于塔列朗在巴黎的生活经历，可以设想他在从事牧师的工作中肯定会有许多困难。1775年，他20多岁时就当上了副主祭，曾经帮助主持路易十六的加冕礼；4年后，任职神父，成为享有声望的主教教区的教堂执事。当他还是个神学院学生时就开始的性来往，继续加速发展。1785年，当塔列朗成为牧师会的秘书时，他的私生子夏尔·德·弗拉华特出生。
34岁时，他被提升为奥顿的主教。1789年，塔列朗就作为牧师的代表被选入新成立的国民会议，一年后，成为牧师代表的主席。1791年，他辞退了主教职务，虽然他曾经宣誓作为第一个“宪法主教”，他只效忠法兰西共和国而不效忠教皇。
1792年，38岁时，他出发到伦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使命。他作为一名贵族革命者，在英国被当成背叛者而受到规避。当他不在法国期间，国民会议开始转而反对一切贵族，签发了对在英国首都执行外交使命的塔列朗的逮捕令。次年，他被作为逃亡犯遭到革命政府在英伦三岛和法国的通缉——身无分文的逃亡者只能在40岁时亡命美国。
前途渺茫，生命处于低谷，但塔列朗不是一个轻易绝望的人。1795年12月，当国民会议最后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后，他于次年的9月回到了法国。1797年12月，督政府任命他为外交部长，正是在此时，他第一次认识了年轻的拿破仑将军。
塔列朗对这位个子矮小的科西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外交部长，他在理论上支持了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和其后的雾月政变。1799年7月，他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于11月又被拿破仑重新任命为外交部长。塔列朗在45岁时终于找到了他真实的位置。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王政复辟时期，塔列朗因为早年支持拿破仑而遭到批评，但他不是个懦夫，他赞扬拿破仑的“崇高使命”。“我喜欢拿破仑，”他坚持道，“虽然他有错误，但我仍然喜爱他这个人。最初，我之所以喜爱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散发着天才的气息。他为这个国家挣得了无可争议的利益，为此，我对他深深感激。我何必害怕说明这一点呢？”这是傲慢、自负、冷漠超然、愤世嫉俗的塔列朗第一次对一个人赞扬到如此程度。虽然他后来成为国民公会的成员后，为人狡诈阴险（处死当甘公爵就是他策划的），但在维护拿破仑的问题上他是忠贞不渝的。塔列朗和拿破仑都是天才，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原则也十分相近。他们都尊重学者，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塔列朗在法国建立了极好的私人图书馆，仅次于国家藏书馆（Biblitheque Nationale）。当然，在埃及远征的问题上，塔列朗没有对拿破仑信守诺言（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拿破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拿破仑意识到塔列朗不仅是个非同寻常的天才人物，而且具有实干的能力。在拿破仑一生的事业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他最赞赏的就是塔列朗。他需要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辅助他建立新政府。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他是两者中的智者，因而可以像他左右别人一样左右塔列朗；所以，他任命塔列朗为他的外交部长。他们两个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看来两个人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
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2)
塔列朗是个绅士，在拿破仑的眼里，塔列朗代表着老贵族的优越和才华。同时，他看到塔列朗和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能为了达到一时的目标，敢于随时采取行动，无论有多么无情、残忍和暴虐也在所不惜，完全不会感到一丝不安，而且能够做得无与伦比的内行甚至优雅和精细。在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拿破仑的人格中具有塔列朗所缺乏的一些重要素质。说到底，拿破仑是佛罗伦萨人，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崇尚武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他的帝王性格。这就是拿破仑和塔列朗的不同之处，包括他们在这方面的价值观以及对军事掠夺和征服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同的。说到底，塔列朗虽然希望达到他恢复家族财富和地位的个人目标，但他也追求法国能够国富民强。拿破仑却不然，他首先追求的是财富、权力和个人的最高地位以及他家族的地位。法兰西，他所选择的祖国，这个在他幼年求学时期曾深恶痛绝的征服者对他来说始终是次要的。拿破仑自我第一的个人成就仅在表面上反映了国家的胜利、国家的目标、国家的制度和国家的光荣。
虽然他们两人的目标有很大差异，但两个人都需要对方的帮助以便达到自己的目标。现在，第一执政需要塔列朗在他的政府内阁中辅助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他的身边，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像这位外交部长那样具有超乎寻常能力的人能和他紧密合作、达成默契。至于塔列朗，他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限操纵拿破仑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们就像受过严格训练的驾驭同一辆马车的两匹马。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一条道路可供他们选择；但是，前方有一个不可预见的岔路，到时候，一匹马会朝右跑，而另一匹马会朝左跑。如果不能及时将马具分开，就意味着有一方将遭到灾难或是两者同归于尽。
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国外，塔列朗都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但拿破仑为何如此依靠他？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塔列朗漫长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改变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外在的古雅和智慧的魅力。他脸上始终挂着的“傲慢的表情”，使和他打交道的人——包括女士，特别是在他社交圈内少有的纯洁的女士——感到不安。由于他跛行的右足，他看上去有时“就像是个半人半蛇的怪物”，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曾经这样描述过。
塔列朗的对手富歇也非常爱慕的一个女人维克托里娜·德·沙特奈（Chastenay）认为外交部长“极富智慧……有超凡的能力”。女侯爵昂里埃特-吕茜和她的父亲认识塔列朗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他们对塔列朗的声名狼藉、他放荡的舞会和他的风流韵事深感厌恶，但仍然不得不承认：“他对我始终和颜悦色，那种愉快的交谈对他而言是十分难得的……人们会有许多理由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她叹息道：“但是，和他分手后，一切便成过眼云烟。”不那么博爱的奥坦斯·德·博阿尔内①，她同塔列朗的私生子夏尔·德·弗拉华特有过恋情，并也同他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评论塔列朗则是“生活放纵”。 莫莱则尖锐地评论道：“他像个封建领主，具有女性的条理、偷偷摸摸的本性，外带一点儿牧师的习性，又像具有支配欲的封建领主。”因此，“只要塔列朗乐意，可能没有人比他更能使你着迷。”吕茜还评论道：“我必须承认，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魅力，是我从别的男人身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甚至连敌意的奥坦斯有一次也承认道：“如果他有一天屈就与你交谈，你感到他已经是大发慈悲了；如果他再问候你身体安康，你简直就要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尽管人们对他有所了解，他却仍然具有如此魅力——“他对你具有魔力，就像鸟儿见到蛇就不能动弹了一样”。
塔列朗当外交部长时的工作习惯也是十分古雅的。他公开露面的时间是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在此期间他接待室的沙龙大门总是开启的。作为外交部长，他对战争没有多少好感，他认为战争作为解决人类分歧的手段是既幼稚又具有破坏性的。虽然他能够理解拿破仑的个性，理解他作为一个伟人对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强烈征服欲，但他对此并不赞赏。他认为用利剑来执行外交政策对法国和欧洲都没有好处，只能造成争端、仇恨、猜忌、愤怒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他和拿破仑一样藐视英国人——他不会忘记他是如何被逐出英国的——但同时他觉得对付英国人可以用更加文明有效的手段而不必大动干戈。
塔列朗从事工作似乎采用的那种缺乏效率甚至疏懒的方式，导致许多外交进程的重大延误。他时常嘱咐下属的 “谨慎小心”、“明辨是非”和“不要受外界的影响”，这些是他在外交上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一个人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是一种高尚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升华了的感觉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塔列朗的行动使他的上述表白显得言不由衷，因为尽管他主张公正无私，但他的主要兴趣常常表现在追逐金钱和权力方面，特别是当时一个高级外交官的薪水只有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1/10时。
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3)
和拿破仑不同，塔列朗不认为自己对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都要事必躬亲，他完全可以交给他的下属去办理。“我始终让别人工作而避免事事自己动手。”他承认道。可结果始终是很好的、令人满意的、可以达到他预期目标的。此外，他还受到他的下属，包括他后来的继承人若古和科兰古②的尊敬甚至赞美。
在谈判桌上，塔列朗能巧妙地运用古老的谈判技巧避免对具体问题做出官方的正式答复。“作为一名谈判者或部长……不加认真思考、随心所欲、匆匆作出确定的答复，会对他的事业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他认为不仅应尽可能避免做出过早的承诺，而且理应如此。这种办法十分简单，特别是在外交对手的压力下。
“尚未得到上级的指示”、“需要和自己的政府商量”，始终是在政治事务上采取拖延的正当借口……不要对任何提议匆忙做出答复，也不要对任何申诉或突然的建议表态……必须始终留有余地，对于当天无法妥善处理的事最好留待明天，这远胜于贸然行事。
如果说多年来拿破仑发现了塔列朗对他不忠的蛛丝马迹的话，他仍然继续对他委以重任。“他的自我利益，而远不是他的性格，”拿破仑坚持道，“能确保他对我的忠实。”
而塔列朗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政治体制可以不断变化，但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有时候，一个人过于热情地效忠于某一个政治体制，可能会背叛祖国的利益，但这样做至少可以确保这种背叛仅偶有发生而已。”
后来，当拿破仑将塔列朗革职之后，便开始攻击他的人格和能力，有时是莫须有的，多半是歪曲事实的，推翻了自己原来对他的评价。“我甚至不认为……他很聪明，肯定不是特别的聪明。”有一次，当他谈到塔列朗个人生活的无序和给他造成灾难的婚姻时，这样抱怨道。可是，正是拿破仑自己应对他的婚姻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正是拿破仑逼迫他结婚的。“他的名气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优点不如说是他的运气造成的”——这正好是拿破仑终身的诋毁者用来诋毁他的军事事业的话。“他的出身和阶级注定他应该是个高尚而称职的神职人员，可是他竭尽全力地毁了自己。”尽管拿破仑有意贬低他，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偷盗的都多，但他自己的名下一个子儿也没有。”的确，塔列朗每夜通宵打牌赌博，常常输掉大笔钱财，不得不靠拿破仑的营救。拿破仑提醒大家：“我有义务用我私人的钱来帮助他，并为他偿还最新的债务。”虽然塔列朗常常挣得或“收到”巨额的可疑款项，他仍然不断地到拿破仑面前求帮他摆脱困境。拿破仑为这个放荡的外交部长花费了1，600万法郎在贝里购买了占地55,000英亩的法国最大的文艺复兴式的瓦朗斯（Valencay）庄园。
塔列朗是公认的很富有的人，他的主要财富来自他和各国外交使节或外国王公贵族谈判时，公开向他们索取贿赂或要求他们给点儿好处。但即使是塔列朗也无法与欧洲最大的强盗拿破仑相比。拿破仑从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和德意志整车整船地运回战利品，一部分是上缴国家、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的钱柜以及留给他的家人。他们购置了十几处庄园，拥有价值数百万法郎的首饰、艺术珍品和黄金白银。然而拿破仑却厚颜无耻地宣称塔列朗比他还要富有。拿破仑历来习惯于对唾弃他的人进行人身污辱。
当然，法国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的确获得了大多数不法的贿赂。其数量使整个欧洲为之瞠目结舌，但塔列朗却十分心安理得。地位越尊贵的王公贵族，搞起违法勾当来越是无法无天，塔列朗深知这一点。但并不总只有法国的“敌人”对他进行贿赂，法国人自己也干同样的勾当。例如缪拉元帅就为了确保他在意大利的利益对塔列朗施行巨额贿赂，包括他从被占国家搜刮的80万法郎的黄金。巴登侯爵给法国外交部长100万法郎；那不勒斯国王给他370万法郎以便保住他所需要的领地的封号。在法国吕内维尔的谈判中，塔列朗体面地得到了700万法郎的贿赂。黄金就像潮水一样有规律地流进了他的腰包。不幸的冯维博格亲王为了保住巴塔维亚的王位给了塔列朗500万法郎，后者收下钱后却没有兑现诺言。塔列朗从来就不保证兑现，当然也从来不退还一个子儿。德意志的亲王和莱茵地区的各国诸侯（不久后都并入“莱茵同盟国”）担心自己的前途，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竟不惜在光天化日之下将由重兵护送的满车黄金送到塔列朗的府上。德意志外交官巴龙·加格内德抱怨这位法国外交部长要用他的政治影响交换“现金”并“将自己的外交地位视为一座金矿”。他的确如此，他的职务也的确是座“金矿”。在莱茵同盟的结盟过程中，由于收到了冯雷乌斯亲王的黄金，塔列朗在条约的空白处写道：“法兰西共和国非常高兴能结识冯雷乌斯亲王殿下。”塔列朗的确有拿破仑无法相比之处。
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4)
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是相互尊重的。塔列朗很少将个人喜怒露于言表，特别是在政治世界里，他脸上露出的也多半是轻蔑的表情。几年以后，即1805年，他变得好开玩笑时，在离开拿破仑（他要上战场）时，他说自己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拿破仑也是一样，他承认“有两个人（塔列朗和约瑟芬）是我最爱的，离开他们是最痛苦的”。这两个天才之间的爱恨情仇使许多人感到兴趣也感到困惑。
在外交事务上，拿破仑和塔列朗在政府眼前的对手问题上的看法多半是一致的，他们都能不择手段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荷兰最终遭到了塔列朗和拿破仑采取的残忍手段进行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蹂躏。但两人在外交事务上的终极目标却又大相径庭。两个人都憎恨大英帝国，但却只有塔列朗能够明智地采用让步的办法，最后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敌对关系。拿破仑始终是个不做任何妥协的军人；而塔列朗轻视军事，愿意忍让以求得欧洲的长久和平。这两个人迟早是要分道扬镳的。
自然，塔列朗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政策，特别是将法国的传统边境向外扩张。“我简单的头脑很难信服我们在莱茵河地区的所作所为能够持续多久。”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其后的欧洲征服战役之后，塔列朗对梅特涅③说。他坚持认为这是“愚蠢的步骤”， 并预言拿破仑有一天会为此付出代价。后来，当塔列朗私下和英国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秘密通信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时，塔列朗引用了柯奈④的有名台词：“‘对暴君的叛逆是高尚的行为’……我一生中的首次密谋，”塔列朗巧妙地说，“是在大多数法国人都是我的同谋的时候，是在祖国的利益需要的时候。”这当然是多年以后的后话了。尽管如此，拿破仑对于塔列朗的狡诈和隐秘、可疑的外交联系却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
很久之后，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将会出现完全失和的局面，或者应该说是拿破仑将反对塔列朗，指控他的一切，特别是在一系列战役之后，拿破仑拒绝建立持久的欧洲和平。塔列朗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要获得和平的惟一途径是“驱逐篡权的拿破仑，恢复法制原则”。结果塔列朗被紧急召到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在富歇、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德克里斯的陪同下，对塔列朗严厉指责，破口大骂道：
窃贼……懦夫，无信用的小人……你一生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你欺骗和背叛了大家……对你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你会毫不迟疑地出卖你自己的父亲！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你击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将你吊死！
连当时在场的老贵族出身、最强硬的德克里斯海军上将也被这番痛骂吓倒了。“可惜！你不认为吗，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却如此没有教养。”塔列朗虽然这样自我解嘲，但实际上，他确实感到震惊，此生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羞辱过他。但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法国最终是需要和平的，而拿破仑毕竟是靠战争起家的。
“并不是我不了解他的才能，”塔列朗解释道，“他的才能超乎所有其他人……他既有黄金般的才华也有狗屎不如的品性。”
“塔列朗在职时，我的公事进展一直很顺利，”后来拿破仑也承认道，“说到底，他是个最了解法国和欧洲的人。”
但这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后话了。在1800年的时候，拿破仑和法国的冒险故事才刚刚开始。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1)
1791年5月21日，法国历史上最残酷成性而又多才多艺的政治演员、投机取巧者约瑟夫·富歇出生在卢瓦河边南特西面不远的佩尔兰。他的家庭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富裕商人，身体虚弱的富歇没有能力继承海上漂泊的父业，他在南特接受了很好的自然科学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在这方面颇有专长。他曾经考虑过在教堂当神职人员，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他和天主教会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是选择了教授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职业罢了。
1782年，他在南特尼奥脱（Niort）的一所天主教学院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5年后，他转到朱利（Juilly）的天主教学院，一所供贵族子弟就读的学院。在学生和同事中，有不少在几年后成了富歇自己政治事业中的同仁，包括欧仁·博阿尔内①、奥热罗·波拿巴、艾蒂安·德尼、帕基埃、莫尔和阿尔诺，所有这些人都和拿破仑的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莫尔部长和司法官帕基埃。尽管富歇在该学院的时间不长，他却在那里结识了不少终生的朋友，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因为1783年他在里昂郊外将第一个热气球升空，不到10年之后，富歇就在同一个地点屠杀了大量里昂的著名人士。他在这个学术天堂的朱利天主教学院待了没有多久，就又一次转到了阿拉斯的天主教学院。
就是在这个北方的工业城市，富歇开始了政治教育并结识了当时还是个穷困潦倒的军队工程师的卡尔诺，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同样穷困潦倒的本地律师、日后鼎鼎大名的马克西姆·罗伯斯庇尔，富歇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虽然罗伯斯庇尔的妹妹拒绝了富歇的求婚，富歇这个教师仍然借钱给罗伯斯庇尔，使他能在1789年前往巴黎开始他血腥的事业。1790年10月，富歇回到南特学院，不久就被提升为校长。
此时，富歇对革命政治比对教育更感兴趣，特别是在对于他来说是个重要分水岭的1792年，当时政府关闭了他的学校和成千上万所其他学校。他当上了南特市的代表并被选进公会，宣称自己“忠于宪法”，获得了他很快就背弃的地位。同年，富歇的父亲去世。离家前往巴黎之前，富歇与南特最有影响的革命政治家科卡德（Coiquaud）的女儿结婚。这将是能够给他带来成功和快乐的联姻，富歇对自己的婚姻感到骄傲并得到了保障。33岁时，富歇开始了新的事业和新的生活，他进入了国民代表大会，发誓“维护自由、平等，为捍卫自由、平等而死”，并很快成为左派甚至是极左派的雅各宾党人，投票赞成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极刑，谴责贵族阶级和教养过他的教会。
在他参加了罗伯斯庇尔的派系后不久，富歇便被委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此时，大革命的原则在法国不少地方仍然遭到挑战。法国人民对大革命带给他们的利益还没有充分赞赏，富歇的使命是帮助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宗教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必须摧毁——要用“对理智的膜拜”取代对“基督教义”的虔信，同时要摧毁贵族、大部分的制造商、商人、地方行政长官和富有者。在大革命期间，60多万法国人民在军事行动或非军事行动中遭到屠杀，另有14万多贵族和受过教育的法国人流亡国外。留下的不幸者遭到监禁、拷打或其他形式的残忍折磨。
富歇这个时代潮流的宠儿，出身中产阶级的教师，摇身一变，下令亵渎内韦尔和穆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的神圣人员——弗朗索瓦·洛朗主教和30多名神甫被迫脱去法衣和长袍游街，当众受到羞辱，市民们高声欢叫，仿佛他们是一帮马戏班的小丑。他们焚烧牧师的长袍和弥撒书并砸碎神龛和圣像，乘乱抢劫值钱的物品。富歇煽动民众，谴责“这些骗子固执地每天重复演出他们的喜剧”，他说“正是他们在过去的1300年来一直奴役着我们”。他后来在里昂亲自指挥民众袭击主教拉默雷特的住宅，让主教骑在驴子上，将主教冠用绳子捆在驴子的脑袋上，将圣经和十字架捆在驴子的尾巴上游街，沿途愤怒的群众不断踢打并朝主教吐唾沫。在富歇的命令下，里昂的一切宗教物品全被摧毁。几周后，他可以骄傲地向巴黎报告宗教势力“已经被永远打垮了”。
作为国民公会驻里昂的全权代表，富歇在里昂将他怪异天性中的黑暗一面暴露无遗。他和驻里昂协调员科洛·德奥比翁一起签署命令摧毁了该城1,600座最好的住宅，并处死了1,900个公民，而且都是以新成立的第一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
“刺刀刺进人的心脏令我战栗，”刽子手富歇说，“然而这刺刀是无罪的，只有小孩子才会希望折断它。”他用最扭曲的语言说道。
“恐怖，有益的恐怖是当今的需要……我们令大量不纯洁的血流淌。”他下结论道：“但我们有义务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博爱。”这是不折不扣的西班牙16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语言，显然，他找到了达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一革命目标的药方。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2)
可惜，富歇的热情有一些过头，由于在里昂市中心行刑使街上多是头颅和尸体，城市下水道被堵塞，血水的恶臭弥漫整个居民住宅区，愤怒的市民对富歇提出抗议并要求他对此付出赔偿。富歇不得不将行刑场从里昂城转移到洛纳河边的布鲁提奥进行。从1793年秋冬到1794年春，一批又一批银行家、学者、贵族、牧师、富商以及他们的妻子、情妇和子女被从城市监狱带到这里，捆在木柱上，由军人或群众执行处决。屠杀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而私人书房里堆满了古希腊和拉丁文著作的昔日校长富歇则操纵着这一切。每天晚上，这个富歇，模范丈夫和父亲，面带和蔼的微笑，回到家中的妻子和孩子的身边——那里，温暖的壁炉和干净的床铺在等待着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里昂的刽子手”的人。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一天下午，对一位26岁的修女的行刑没有能够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里昂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们用手中的切肉刀对这个修女乱砍，行刑者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将这个修女的头砍下。而她惟一的罪过是在“人民”要求她停止对上帝祷告时，遭到了她的拒绝。民主和自由在继续向前进军。“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富歇说，“让我们像闪电一般凶猛，让通向自由之路上的敌人灰飞烟灭。”他著名的“恐怖、有益的恐怖”现在果真成了里昂“当今的需要”。富歇尽职地向巴黎报告。在任何国家，像富歇这样的人都会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被收容或杀人狂被处决；但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他成了英雄。
的确， 巴黎对他的演出十分赞赏。“公民富歇创造了奇迹……弱者得到了救援、穷人得到了新的尊重、（宗教）狂热主义已经被摧毁……嫌疑者遭到逮捕、重罪受到严惩……这就是人民的代表富歇所取得的成绩 。”正如勒让德尔在给救国委员会的一份特殊报告中所确认的那样：“共和国的精神已经明显地得到传扬……富歇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使自由、平等的敌人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共和国则不断取得胜利。”大革命的信条成了法国新的福音，而富歇就是他们的“基督十二使徒”之一。
然而，随着潮流的变化，富歇也变换着他的脸谱。到了1799年的夏天，督政府受到以陆军部长贝纳多特将军为首的军人以及五百人团中的雅各宾派势力的威胁。在解雇了前面9个警察头头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一个能够无情粉碎所有敌人的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充当他们的警察头头。被辱骂为“里昂刽子手”的富歇被督政府看做是惟一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人选。富歇向督政府保证他能够恢复秩序、使政府控制国家的局面。让昔日的雅各宾分子来镇压雅各宾派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但督政府没有意识到的是：富歇不但要镇压督政府的敌人，而且还要帮着给督政府挖掘坟墓。
1799年7月22日，富歇当上了督政府第10任警务大臣。他首先对雅各宾发出警告，他给雅各宾派的主要发言人、陆军部长贝纳多特发出威胁信，“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记住，明天如果我发现你还在俱乐部，我就要你的脑袋搬家。我是严肃的，说到做到——我警告你。”贝纳多特将军明智地收敛了。警务大臣又亲自部署了对五百人团中雅各宾派成员住所的袭击并临时查封了五百人团。然后，富歇“将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心平气和地将它交给了吃惊不小的督政府”，他果真说到做到。
作为警务大臣，富歇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恢复国家秩序的过程中，其政策有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查封报社的同时，他又将一些有名的记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同时，他还说服督政府允许长期流放在国外的贵族回国。他还成功地从政府的逃亡者名单中去掉了一些拒绝宣誓忠于革命宪法的牧师，而这些人正是他在里昂时期大肆搜捕的对象。结果，富歇成了他们在圣日耳曼郊区残留的少数款式别致的沙龙，包括居斯蒂纳侯爵和埃斯帕伯侯爵以及社会名流和宗教领袖沙龙中的常客。他们也得以有机会了解这个口袋里揣着逮捕令却和法国最古老的家族来往的心灵扭曲的政治投机分子。
阴谋成性的富歇一方面努力制止保王党的极端分子企图推翻督政府的行动，一方面努力寻找一个“坚强的军人”以便实行自己推翻刚刚委任他为警察总监的督政府的政变。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为国家的首领！为了进行这次政变，他需要物色一个灵活多变、个性坚强而又对政治具有兴趣的军人，一个将来不会和他争夺政府控制权的人。
当富歇开始拜访住在凯旋街的美丽贵妇约瑟芬·波拿巴时，他已经酝酿成熟了他的人选。奇怪的是，将军的妻子认为这位警察头头是位令人“愉快的”伙伴。当然，始终十分忠实于自己妻子的富歇只是在政治上向约瑟芬献殷勤。约瑟芬致命的弱点就是贪恋钱财，富歇投其所好，用金钱换取有关拿破仑个人行踪和意向的情报。约瑟芬成了出卖自己丈夫的警察头头的眼线。这样，富歇很快就掌握了拿破仑将军早已准备推翻督政府的意图，并盘算着自己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富歇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计划，同时约瑟芬不断地给他提供她所了解的情况、文件甚至她丈夫的信件。由于潮流对他不利，富歇决定顺水推舟，迎合吕西安和约瑟夫·波拿巴，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理睬。如同督政官戈耶所证实的那样，富歇目前的目标是成为“阴谋集团的共谋犯之一”。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3)
在拿破仑抛弃埃及远征军回到法国巴黎之后，富歇曾经求见这位将军，结果遭到冷遇，让大名鼎鼎的警察首脑在候见室里和其他等待接见的人一起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富歇心里很气恼，但外表心平气和；不过，他不会忘记这次羞辱。他端坐在那里，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个等待校长训话的四年级学生。然而，拿破仑接见他后对他十分满意。“他正是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那种人”，拿破仑后来对同事承认道，并让富歇成为他的所谓“核心人物”。
在和富歇深入交谈，特别是就目前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之后，拿破仑认识到这位他久有耳闻的警察头头正是他以后的警务大臣的最合适的人选。此外，富歇从警察局的基金中抽出90万法郎的巨款给拿破仑用于准备雾月政变，同时，在政变期间他帮助拿破仑维护法国首都街道的安全、防止任何可能的变故。和塔列朗不同，拿破仑和塔列朗虽有分歧，但却尊敬他；可是对于富歇的每次出现，拿破仑都感到厌恶。很少有人能对拿破仑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的。富歇对拿破仑的感觉也是如此，但富歇需要他，眼下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富歇对政治局势、政治暗流和政治领导人物（他每个人都认识）有着深刻的理解，更不用说国家的形势以及对各种政治程序的了解了。他手下早已经拥有了大群鹰犬，他具有自己的重整朝纲的治国方略。不论好坏，世上毕竟只有一个富歇。
现在，在拿破仑执政的初期，富歇开始全面整顿警察局。他决定洗刷他“里昂的刽子手”的恐怖恶名：首先，秘密地销毁了大部分有关他早期活动的文件，包括公文、演讲和给巴黎的报告；同时，在公众面前，他强调新政策的温和性质，声称他的新政策比起以前的政策来是“温和而坚定的”，听起来又是自相矛盾的两个字眼。为了树立他的新的公众形象，他赦免了一些被政府放逐的重要人物，包括莫里斯·巴泰莱米和拉扎尔·卡尔诺。同时， 他力图缓和一些他以前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贵族、牧师和雅各宾派的矛盾，他安排一些逃亡国外的贵族，包括在奥地利监狱的拉法耶特回国。富歇竭力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乐于施惠的保护人，越来越多的有着古老头衔的贵族的大门为他敞开或是小心翼翼地寻求他的庇护。但这并不妨碍这位警察头头全力支持第一执政拿破仑的强有力的平定君主主义者内乱的政策。富歇只接受对新政权俯首称臣的贵族，包括定期向警察局报告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权力真是极其神妙的东西。
然而仍然存在着矛盾，当拿破仑为树立三人执政的国际地位以及恢复与被放逐的波旁王朝和路易十八本人的关系时，富歇却在暗中进行破坏（后来，他又反其道而行之，与波旁王朝结盟以反对拿破仑）。但在他牢牢控制局面的情况下，他和雅各宾派的后台人物，包括贝纳多特和莫罗，保持了一种比较友好的关系。作为一名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始终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
富歇还调整了他对教会的政策。除了和较温和的教会人士和解外，他遵循拿破仑的协议精神，努力使他曾经亵渎的罗马教皇和法国的关系正常化。昨天还遭到谴责的，今天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最卖力的还是富歇本人。同时，最严厉的镇压也是这个政府采取的。例如，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富歇着手查封首都的报纸，通过政府的检查制度和警察的行动，报社由原来的60家减少到13家。这是一个多变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国家。
富歇改组警察局的政策符合第一执政拿破仑的要求。为了达到监控整个国家的目的，他必须具有横扫千军的权力。为此，富歇要求每一级地方行政官员里都要配备警察的官员，和新的第一执政的地方官员平行。拿破仑对这个建议相当令人吃惊，他看到了这样做的弊端：一旦警务大臣反对第一执政，后患无穷。此外，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按照法国传统的政体，要负责对全国各省的地方警察的管理，极力反对将本应由他掌管的权力拱手让出。但富歇坚持己见，并通过改变官职的名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全国的主要海港和城市，富歇都安排了自己的官员，他们从吕西安的内政部分离出来，直接受富歇的指挥；从而，富歇的警察部门现在牢牢地控制了全国的重要海港和城市。
整个警察总署的日常行政事务由富歇的朋友和亲密合作者、秘书长隆巴尔·塔迪厄负责。在他之下富歇主要依赖3个高级官员：巴黎过去的警察长，丹东的朋友皮埃尔·弗朗索瓦·雷亚尔，他几乎负责全国一半省份以上的地方警官，另一个是国家法律顾问佩尔蒂·洛泽尔，他负责另一半的省份。所有的地方警官都直接向他们二人报告。第三个是夏尔·德马雷，一个品性不端的牧师，他负责将法国秘密警察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所有这3个头目加上巴黎的地方警官，每星期三在富歇的办公室会面。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4)
和全国各地不同，巴黎有自己的地方警官，成立于1800年2月17日。巴黎地方警官的权力和影响力远非各省地方警官所能比，在理论上他们的地位和雷亚尔、洛泽尔同等。但在事实上，他们日益成为警务大臣的一块心病，富歇很快发现曾经和他密切合作过的巴黎地方警官路易·迪布瓦逐渐开始公开与他争权夺利。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迪布瓦确有功高盖主之嫌，例如由迪布瓦侦破的极其复杂的阴谋刺杀拿破仑的爆炸事件，富歇曾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直到事发之后才知道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常常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在上层和政府中颇有名气，但公众对他并不了解。对他们的私人生活很少有人记载，甚至和他们有过公事往来的高级官员事后对他们过去的经历也并不清楚。他们往往就此销声匿迹，很少给我们留下回忆。拿破仑的第一任巴黎地方警官路易·尼古拉·皮埃尔·约瑟夫·迪布瓦就是这样的人。
迪布瓦 1758年出生在法国里尔，他后来在那里活到将近90岁，1847年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崩溃之际，他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拿破仑是在1800年3月8日任命他为巴黎地方警官的，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810年秋。虽然他在大革命时期当过法官，但在此前显然没有当地方警官直接的经验。
幸运的是，富歇和迪布瓦得到了拿破仑的信任和全力支持。的确，拿破仑对迪布瓦十分敬重，对他的活动十分满意并非常高兴地倾听他的报告、他的警察故事，越可怕他越爱听。事实上，正如后来拿破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所知道的那样，巴黎所发生的一切，拿破仑很少有不知道的。
迪布瓦是除了他的上司富歇之外惟一可以在拿破仑愿意时接近他的人。迪布瓦和所有由拿破仑任命的官员一样，都是虚荣的、在金钱交易上不审慎的，然而在维护欧洲最不稳定的都市方面却是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者。此外，地方警察官迪布瓦还肩负着保卫拿破仑和他的整个家族以及政府其他成员的安全和利益的重任。这是个崇高的使命，如果第一执政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有什么人图谋刺杀他或推翻他的政府，要由迪布瓦而不是富歇负责事先粉碎这些阴谋活动。因而，地方警察官的权力和责任不仅不次于富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比富歇更加具有权力，为此引起了嫉妒和谩骂。虽然迪布瓦首先是由富歇雇佣的，但随着迪布瓦的权势日重，富歇不能不感到担心，最后决定除去迪布瓦。可笑的是，在几年后，当迪布瓦失去权势时，富歇也失去了权势。
富歇作为法国的警务大臣，肩负着包括搜捕凶手、管理监狱和保护老百姓日常生活安全的全国性责任。每天的报告和情报从共和国的“四面八方”汇总到雷亚尔或洛泽尔手中，他们将资料传递给秘书长塔迪厄，然后由塔迪厄亲手呈交给他阅示。富歇和他的职员对送来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审查以便编入由富歇亲手创办的法国警察的秘密报纸《警察公报》（Bulletin de la Police）上。该公报每天早上只印两份，每份约15页到20页。一份由富歇锁在他的办公室里，另一份用拿破仑最喜欢的颜色——绿色的丝带系着送到杜伊勒里宫国务大臣于格·马雷手里，由他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呈交给第一执政过目。马雷亲自将每日的公报送交给拿破仑阅示。
公报上刊登着在过去24小时到48小时内，法国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有趣事件，拿破仑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和研究公报。当他在离开巴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时，公报有时送到他手里已经很晚了，他会发脾气地说：“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疏忽！”的确， 他已经几乎到了离开公报无法治理国事的地步。在第一执政初期，拿破仑严禁邮政人员中途截获他的邮件，并公开指责督政府的邮件检查政策，可是不久之后，拿破仑就允许邮政局长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了。同时，警察局也具有同样的检查邮件的权限。习惯于这种羞辱性的干涉个人隐私的做法的法国老百姓只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事实。由于大部分法国人都是文盲，受到政府对国家邮政干预的人口比例极小。不管怎么说，这总比大革命年代的动乱、扭曲和残杀要好得多。人民在任何时候都要付出代价的。
拿破仑每天上午11点和富歇会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在公报里所发现的问题以及这位警务大臣的各种建议。同时，警务大臣富歇和杜伊勒里宫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拿破仑执政的14年间，他共计写了1,100封信。
在执政的初期，依然乐观的拿破仑曾经宣称富歇和他的警察总署在新的执政政体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你能将有关警署的一切细节都告诉我，并且每天至少和你见一次面，必要时，见两次面。”第一执政拿破仑这样指示他的警务大臣。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5)
富歇也不敢怠慢，向全国发表了有关他的警察政策和解释他的行动的告示：
所有必须采取的镇压手段都已经有效地采取了（用来反对破坏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和破坏他的新政体的阴谋）。闹事者、保王党的煽动分子，总之，所有可能危及公众和个人安全的人都被抓获并遭到起诉。所有共和国的拥护者应保持平静，因为他们的愿望正在实现。
这是典型的富歇式的宣言，它告示天下他的警察政策。法国还在受到国外流亡者和国内的雅各宾党人和保王党分子的威胁，他富歇要保卫国家的安全，这意味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
“警察机关，如同我所感觉到的，必须预见并阻止犯罪的发生，以便处理甚至连现行法律也未能遇见的问题。”富歇这样警告道。这正是大革命年代的回音。在第一执政的支持下，富歇为自己随时可以执行法庭职权以外的行动做好了舆论准备。只要他怀疑任何人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他就可以采取“防范措施”执行逮捕而不需要充分的证据。同时，他指出“仁慈的行为不能和公共的利益相冲突”，为了公共利益可以采取非常的预防措施将某些可疑的人关押起来。但是没有人敢对什么是“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定义做出明确的说明。
在上任几个月后，富歇向第一执政报告道：
很有可能，甚至是毫无疑问，有一些自由的敌人尚未被捕，仍然隐藏在法国。但在一致的努力下他们很难逃脱应得的惩罚。他们的行踪、言论和秘密计划都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我们准备打入他们的组织内部并逮捕他们。警察局具有一切监视手段，其对任务的执行是雷厉风行和绝对可靠的。
在这份新的警察政策宣言中用了多么有力的词句，同样有力的是行动。难以想像此人原本不过是个学校校长，一个放飞热气球的热情的自然科学家？现在，他豢养的秘密警察横行天下，并在全国的监狱里塞满了“国家的敌人”。是谁创造了欧洲有史以来最残忍而又最有效的警察系统呢？舍约瑟夫·富歇其谁呢？
第二卷 第一执政：连上帝对他也无能为力了(下)
第十七章 富歇其人(1)
他是个瘦高个儿，背稍有些驼，发红的头发稀疏，谈不上漂亮，脸色十分苍白，毫无血色，灰色的眼睛表情冷漠，目光呆板。他薄薄的毫无血色的嘴唇偶尔吐出几句刻薄的言辞，他的姿态傲慢而冷漠——这就是警察局长富歇给世人提供的肖像。
然而，有时候他也会滔滔不绝地议论法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他最亲密的同事，津津乐道于他们的逸闻趣事。他外表装出的平静隐藏着过人的精力，晚上他一般只睡几个小时，除了简单的用餐之外，他从来不在任何其他事情上浪费一分钟时间，他甚至在起床穿衣服时还要接见来访者。他身着黑色的简陋外衣，和法国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的镶满金银饰物的制服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站立时，除了那双细长的、骨节棱棱的手之外，很少有其他动作；交谈时，他狡猾的眼睛和警觉的耳朵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富歇的名气和他遭到人们憎恶的程度是同等的。
拿破仑对这个在大革命中冒出来的古怪人物仍然有着深刻的印象。在法国还没有任何一名警察局长能够取代这位外表阴沉的警务大臣。他的间谍遍布所有的沙龙、政府部门甚至军队内部。奉拿破仑之命，他已经查封了47家全国性的报社，监狱里关满了被他的手下抓来的疯狂袭击旅行者、驿车甚至国家仓库和银行的土匪和罪犯。巴黎的犯罪率仍然很高，每天都要发生抢劫和凶杀，男子出门不得不带上武器以便自卫。
富歇是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甚至在拿破仑勃然大怒的滔滔指责下，他始终能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现在，他已经41岁了，但他仍然固执地遵循和世人保持距离的哲学，他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俯视世人。在他的命令下，男人和女人被逮捕、审讯、拷打、监禁或处决，他却若无其事地生活起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完全无动于衷，对他而言这只是执行任务（拿破仑在看到他战死或伤残的士兵时，至少还会流下伤心的眼泪）。和外交部长塔列朗不同，富歇每天是最早来到办公室，最晚离去的；同样和塔列朗不同，他从不放过工作上的任何细节，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惊人，他对自己主管的部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情况了如指掌。一切都记录在他的秘密卷宗里，这些材料是连拿破仑也无法看到的。
虽然富歇的生活简朴、服饰简单，但他绝不拒绝穿他最喜爱的、带银饰的蓝丝绒制服。他也不拒绝乘坐由骑兵护送的马车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疾驶而过。他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家、一个伟人，而不仅仅是个警务大臣；而且，他内心十分羡慕外交大臣的交椅。
但富歇天生就是当警察头头的材料，在他的主持下，警务搞得有声有色。富歇是个事无巨细都要关心过问的人，正如塔列朗所说“从他感兴趣的事入手，一直干到哪怕是他毫无兴趣的事情也不罢手”。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断查获新鲜的丑闻、阴谋、不光彩的行动、不谨慎的言论，并找出借口到巴黎各种家庭，包括雅各宾派（他仍然有一些雅各宾派的朋友）、牧师（他总是保护他在教会里的朋友）、共和派以及贵族的客厅里做客。无论社会和政治环境如何，他都习惯于时刻保持警觉。富歇还诙谐地说：“如果你们要说皇帝或政府的坏话，等我来了再说，因为我的耳目见到我就会离开的。”连自己具有许多鹰犬的拿破仑对富歇的众多耳目也不得不提防。对于富歇来说，搞秘密活动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如同呼吸一般必要。
这个在工作中毫无情感可言的人，在另一方面却是个忠实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和他的大多数同僚不一样，富歇很少允许公事打扰他位于巴黎的奢侈而宁静的家庭。只有最亲密和特殊的朋友才有幸被他邀请晚上到家里去做客。和其他自命不凡的高级官员不同，他很少携妻儿出入社交场合。他的妻子很少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露面。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害羞，事实上他的妻子并不是一个心肠很软的妇人，她对她丈夫的血腥事业并没有丝毫的反感或忌讳，相反，她在各方面都和她丈夫有着一致的看法。
和当时所有的法国高级官员不同的是，富歇不仅是个骄傲的父亲和丈夫，而且是个心满意足于一夫一妻生活、从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男人。“我惟一的希望是使我妻子和孩子生活愉快。”他坚持这样认为。
“跟我学吧！”他这样劝告他的老朋友拉乌尔·加亚尔，“对你的妻子口授你要写的信件——能够亲吻你自己的‘秘书’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啊！”
的确，和家人在一起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在家中，他和他的4个孩子嬉戏玩耍。在当时的法国，家中来客人时，一般来说孩子是要回避的，可是在富歇的家里则不然。他让孩子在客人中间来回奔跑、开怀嬉闹，常使初来乍到的朋友暗暗吃惊，而富歇则感到其乐无穷。“也许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把孩子溺爱坏了，但他们是可爱的，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乐。”他这样承认道。
第十七章 富歇其人(2)
维克托里娜·德·沙特奈夫人是常常光顾富歇家的贵族妇人之一。她对这位警务大臣并不是没有看法，但并不妨碍她的造访。她从内心感到富歇的自负中有某种“骗子”的成分，他总是冷漠地将自己“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仿佛只有他才是法国的主宰”。富歇总是以傲慢态度让他的朋友感到能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些当今事件的信息是他对他们的信任，而过后才知道富歇并没有对他们透露任何重要的事情。
富歇吸引女性崇拜者（和塔列朗一样，他的大部分崇拜者是女性）的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他对他妻子的忠实，特别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有地位的人拥有情妇是件司空见惯的事（连伟大的民族英雄拉法耶特也是以征服女性著称的）。此外就是他对孩子的挚爱，他在孩子身上倾注了他本人从来没有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过的感情。富歇夫人对丈夫的忠贞也给沙特奈夫人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
富歇绝不能容忍放纵的女人，他劝告他的妹妹对他的侄女要严加管束：“要让她们在公共场合行为举止得体。要让她们认识到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她自己的坚定原则、精神和道德价值确立的。”和拿破仑一样，他对法国日益放纵的社会现象很是反感。所以，警务大臣、后来被封为“奥特兰托公爵”的富歇很少让他的妻子在公共场合露面，即使是拿破仑坚持邀请也不例外。
尽管约瑟芬由于放纵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富歇却真诚地喜欢她而且常常能从她那里获得情报信息，包括拿破仑从埃及给她写的私信。当然，富歇为此也是出手大方。约瑟芬这种给警察当内线的行为并不光彩，但富歇却真诚地赞美她的风度、温柔和慷慨，他甚至给自己的一个女儿起了约瑟芬的名字。富歇从来不邀请拿破仑的高级官员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他们也无意到他家去；但约瑟芬和少数几个拿破仑的人，却有幸偶尔被邀请去做客。也许在他家出现的最令人吃惊的客人是巴黎的大主教贝卢瓦，他完全不在意自己拜访的是法国昔日牧师的屠杀者和教堂的亵渎者。
虽然沙特奈夫人可以在富歇身上找到某种值得她赞美之处，但在他的同事，包括塔列朗眼里却不然。塔列朗对富歇的看法是：“一个没有心肝和眼泪的人。”
如果说富歇在追求女人、美酒佳肴方面没有明显的弱点的话，他却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虽然他在大革命期间的公开宣言表示要视金钱如粪土，虽然他的一些财富来自非常隐秘的“礼物”，大部分是用警察强征的“税收”中饱私囊，但拿破仑本人也在过去数年里给了富歇数以百万的钱财。富歇用这些钱财和他商界的朋友一起投资，或者当他们的顾问。但他真正的财产来自恐怖时期从寺院、教堂和城堡里低价收买或巧取豪夺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和艺术品，包括在里昂时期聚敛的财富。
富歇的财富包括他不久后在巴黎购买的豪华公馆（位于奥坦斯在巴黎住所的隔壁）以及离巴黎不远的两处田庄：费里埃和蓬卡雷；法国南部两座大的庄园；在埃克斯、土伦和尼斯的幽雅的乡间别墅；他还买下了贡比涅的两个教区，包括所有的房产、商店、磨房、田地；以及从埃克斯到瓦尔一带上千英亩的田产。在拿破仑征服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省份之后，富歇又得到了有大量进账的田地，以及他继承家族在圣多明各的甘蔗田、靛青田以及大片农场。除了他个人的投资外，他还作为政府部门的部长、参议员等每年获得223，000法郎。尽管维持他的巨大产业需要庞大的开支，但作为一个简朴的布列塔尼人，他十分节俭。和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塔列朗不同，富歇为自己聚敛了1，500万法郎的财产，在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一年有1，000法郎的收入就很幸运的当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富歇一生的两大爱好就是政治投机和聚敛财富，很难说他更喜欢哪一个。
除了和教会的朋友多年保持密切关系之外，政治上，富歇几乎背叛了一切人，包括罗伯斯庇尔、西哀士、巴拉斯、塔列朗、拉法耶特、卡尔诺，当然还有拿破仑。奇怪的是，虽然他有着极其饥渴的权力欲，但他并不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只要不干扰他工作上的计划和目标的实现，即使反对他个人，他也并不在意。这个怀疑一切人类行为和价值的人，却对一切都能坦然接受。“我原谅人类的一切弱点。”他这样表白，有时候他甚至会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政治敌人。富歇总是标榜他的“温和”政策，但与他在大革命中的血迹斑斑的历史相去甚远。正如路易·马德兰使人信服的理解那样：
他……研究过他的邻居。他掌握着人类各种肮脏交易和重蹈过去暴君的堕落行径的第一手资料……警务大臣个人经历了各种类型的可耻的行为并揭示过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他对于人性的可悲比任何人更了解。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是由天生的恶棍和可怜的低能儿组成的。
第十七章 富歇其人(3)
这个现在负责维护全国的道德和治安的人曾经默许里昂的渔村主妇们用手中的切肉刀将一个无辜的修女活活砍死，还是这个道貌岸然、宣称主张“温和”政策的人在自己家中摆满了偷盗来的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现在富歇在他每天重复见到的罪恶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杀虐狂和心理病态的影子。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人一旦真正握有权力，就能无所不为。正如他对他的教会朋友拉乌尔·加亚尔透露的那样：“当我能够左右一切时，我必须成为真正的主人。”这就是警务大臣的为人。
至于政策和目标，他究竟有没有呢？他和拿破仑一样，是个公共安定的破坏者。他是个阴谋家、一个扰乱一切政府秩序的人。“他兴风作浪、制造复杂事端，目的只是要满足他平息和解决事端的乐趣，正如一个演员将剧情写得适合他的戏路那样。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满足于对付凶悍的对手”，在对付对手时“他有时大胆和凶狠到了愚蠢的地步”。他以谈论有关他同事，甚至有关拿破仑的最具侮辱性的话题为乐，因为他知道不用一个时辰，这些话就会传到他们的耳里。“拿破仑不喜欢我，”他微笑着承认道，“他也知道我不喜欢他。”自他在里昂初涉政坛，剥夺了无数公民的生存权时起，他就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了。他可以无所不为，他洗劫教堂，屠杀年轻的修女和年老的妇人。他是口是心非和邪恶的化身，他始终有将自己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神秘化的要求，他将别人不能理解他视为乐趣。“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夏多布里昂①写道，“宗教和无信仰、德行和恶行，保王分子和革命者的矛盾……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自相矛盾的人。”
我们还是要问：这位警务大臣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是为革命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雅各宾党人吗？他是温和的共和派吗？他是伪装的君主主义者吗？事实上他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一切取决于当时的需要。他除了自己什么也不相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轻视宗教、民主、群众和一切权威（当他自己没有运用这种权威时）。他认为政治游戏是不择手段的。他最关心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这就是他在各种政体之下都能得宠的原因。“他是一个在现政府手下就为自己在下届政府中的地位未雨绸缪的人。”马德兰这样评论道。他自己也对帕基埃承认道：“每一块蛋糕都必须有我的份儿。”也许基佐对他的总结最入木三分：
没有人比他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固执、挖苦、愤世嫉俗、冷漠，这种泰然自若的临危不惧，同时又无节制地需要行动、需要承诺去进行一切成功所需要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去完成某种事先预定的计划——却是简单地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每一个机遇。
就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期间的政策而言，富歇可以说是处处与拿破仑背道而驰：拿破仑喜欢战争，富歇总是寻求和平。拿破仑统治了法国，富歇对他心怀嫉恨。富歇对此并不掩饰，只是在他和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缓和关系时隐藏了自己的各种图谋而已。但在法国，也许除了迪布瓦之外无人能够取代富歇，而迪布瓦的巴黎地方官的职务也是须臾不可少的。拿破仑深知自己对这个古怪人物的依赖性。1802年，富歇反对拿破仑终身执政，并揭露了吕西安·波拿巴在私生活方面和作为内政部长的各种腐败、犯罪和轻率行为以及拿破仑的官员的轻率行为。这进一步激怒了拿破仑，他最终以120万法郎的代价革去了富歇警务大臣的职务。然而，看来拿破仑不能没有富歇。他又任命富歇为终生议员（并付以高薪）并任命他为国家法律顾问（同样享有高薪），经常在杜伊勒里宫召见他，就各种国家事务征求他的意见。自富歇不再当警务大臣之后，犯罪率直线上升，也许有些是富歇在幕后指使的也说不定；特别是在地方各省，保王党的匪帮再次掀起了阴谋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风潮。从当警务大臣的能力和经验来说，的确没人能比富歇高出一筹。
所以，毫不奇怪，在拿破仑称帝后的两年内，又一次委以富歇警务大臣的重权，让他负责恢复国家的秩序。但这并不排除两人之间不时重新出现的摩擦。富歇和拿破仑都是不肯让步的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倨傲和独立不羁的富歇用他的沉着和耐力使拿破仑啼笑皆非。偶尔拿破仑甚至故意以饵引诱富歇，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好笑的反应，因为拿破仑希望他会出洋相。而富歇也同样有当众让拿破仑下不了台的嗜好。例如，拿破仑有意揭富歇在大革命初期曾经是狂热的雅各宾党人和恐怖主义者的老底，这是富歇十分忌讳的话题。
“奥特兰托公爵阁下，大人您是否曾经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拿破仑似笑非笑地问道。
“不错，回阁下话，的确如此。”富歇大声而清晰地答道，“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得以为阁下您尽在下的绵薄之力。”
第十七章 富歇其人(4)
拿破仑闻言不禁仰天哈哈大笑。后来，在1815年，当发现他的警务大臣背着他私下和英国人商谈建立同盟以避免狼烟再起时，拿破仑骂他是个叛徒。
“奥特兰托公爵阁下，我应该将你处以绞刑。”
毫不生气的富歇不眨眼地答道：“我却并不想这样对待您，我的阁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办理他的公事。
另有一次，当拿破仑从战场未受损伤地归来时，他的科西嘉似的幽默使他禁不住对富歇提出了一个可能使任何大臣都感到十分狼狈的问题：“如果我在战场上不幸以身殉职，你将会做些什么？”
富歇镇静自若，不动声色地答道：“阁下，在下将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多的权力，从而使自己不会成为事变的牺牲品。”
拿破仑听后赞许地微笑道：“妙，妙！这正是最好的游戏方法！”
富歇的确一言道出了他此后继续要做的事情。
第十八章 圣诞夜的密谋(2)
迪布瓦福星高照。当晚，在酒店的一个铁匠出于好奇来到警察局要求看看马车残骸。他肯定地说马蹄铁是他在4年前为这匹可怜的牲口打的。“这匹马的主人是谁？”警官询问道。“是朗贝尔。”铁匠很肯定。
迪布瓦将注意力集中到曾经租用过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车库的“货郎”身上，该车库距离马尔蒙将军所拥有的车库不远。迪布瓦亲自对车库的业主公民梅纳热、他的看门人女公民罗歇以及他们的20名房客进行审讯，通过审讯其中一个承租人，迪布瓦得知她曾经觉得货郎的行踪诡秘，因此曾通过墙洞看到他和另外两个人在他的房间里约会。于是，警方第一次认定此事至少可能有三人参与。看门人罗歇以巴黎人传统的热心生动地描述了另外两个人的细节，包括他们的口音和服饰。至于马车本身，她说车上装着的是满满两箱炸药，而不是布匹，并说那辆马车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车库里一直停放到12月24日下午5点45分。看来案情有了眉目。接着，地方警官又发现他们曾经在此前雇来一名箍桶匠用铁箍将两桶炸药加固。后来，他又发现这同一个人是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购买的木桶。证人都确认疑犯是在当地叫做“弗朗索瓦”的人以及另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
打听到弗朗索瓦的老家在圣德尼和圣马丁港之间的地区，警察迅速找到了他的姐姐，她住在圣马丁街一栋老公寓的7楼。虽然当地人称她为瓦伦太太，可她的真姓是卡尔邦，而眼睛上方有伤疤的货郎的真名是弗朗索瓦·卡尔邦。
在离开1801年还有两个月时，又有了一项新的突破。在搜查瓦伦太太肮脏的房间时，警官发现了半桶火药、雷管和一些男人的衣服。迪布瓦逮捕了瓦伦太太和她的两个小女儿，将她们连夜押送到秘密监禁地进行审讯。毫无疑问，卡尔邦是揭开案情的钥匙，瓦伦太太和她的女儿被逮捕的消息通过公报传遍了法国首都和政府部门。
警方加大了对瓦伦太太和她的女儿的审讯力度。女儿承认她们的舅舅弗朗索瓦曾经在她们家待过，现在藏在巴黎圣母院街的两个前修女的住处。两个女孩说他曾经会见过一些朋友，但是她们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迪布瓦惊异地发现卡尔邦、一个布列塔尼的士兵居然参与了保王党领袖卡杜达尔的阴谋，事实上是在为一个完全由贵族妇人组成的保王组织效力。显然，这次事件不是雅各宾党人所为，富歇的判断完全正确。于是，在元月16日早上7点，警方突击搜查了前修女的豪华住处，在顶楼他们发现了正在呼呼大睡的弗朗索瓦·卡尔邦。
迪布瓦亲自对面带伤疤的卡尔邦进行严刑拷问，但他顽固地一言不发，整整一天的拷问没有结果。歇息之后，在当天晚上9点，警官又继续拷问；经过通宵连续审讯，在次日凌晨4点，卡尔邦崩溃了。他不仅承认了他就是购买马匹和马车并将其藏匿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车库的“货郎”；而且供认了他的同谋——“皮埃罗”，真名圣里让；以及“博蒙”，真名叫里蒙朗的贵族。
迪布瓦简直不敢相信案子破得如此顺利，因为圣里让和里蒙朗都曾经是声名狼藉的卡杜达尔贵族军队的重要首领！这次爆炸案件是保王党的图谋已经肯定无疑。其他同谋的名字也被一一招供出来，圣里让很快就被抓到，但其他嫌犯都逃之夭夭。
富歇可以高枕无忧地品尝“他自己的奥斯特里茨”，并指责迪布瓦没有在他的行政管理范围内制止这次卑鄙的阴谋。迪布瓦十分生气，既生富歇的气，也生自己法网有漏的气。好在拿破仑并不这样看，他高度赞扬巴黎地方警官的工作，并给予慷慨的重奖。1802年，迪布瓦被选入参政会以表示对他“维持首都治安有功”的奖赏。
这次保王党分子阴谋刺杀第一执政拿破仑的事件标志着保王党贵族和拿破仑之间的长期战争的开始，他们的指挥部设在海峡对岸的英国。
圣诞夜爆炸案事实上是由卡杜达尔将军本人操纵的。当年夏天，在伦敦的命令下，给圣里让下达的使命是绑架（或杀死）拿破仑，一切费用直接由伦敦政府提供。“我将为你提供到达首都的交通工具，我会告诉你一些人的名字，你要和他们取得联系。”卡杜达尔对圣里让布置道，“你用这些经费购买马匹、武器和衣服，我今后用得着。”由路易十八亲自领导的卡杜达尔将军将亲临巴黎指挥。
然而，圣里让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轰动行动代替单纯的绑架。于是，一回到法国他就和他的朋友保王党领袖里蒙朗取得了联系，并在一个工程师的帮助下制造了最后在圣尼凯斯大街爆炸的炸药桶。
还在英国的卡杜达尔——虽然被富歇指控为企图杀死第一执政的幕后策划者——事实上是在事后才了解到爆炸事件，而且和别人一样大吃一惊，也以为是极端的雅各宾党人干的。在迪布瓦提供案情的证据之后，愠怒的拿破仑极不情愿地释放了他在爆炸事件后逮捕的233名雅各宾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但是，是在卡尔邦和圣里让被处决之后才释放的。
第十八章 圣诞夜的密谋(3)
身材高大、刚健有力的叛乱首领，布列塔尼农民的儿子——45岁的卡杜达尔，虽然和圣里让同样顽固，但比缺乏耐心的圣里让要聪明狡猾得多。他立志要为法国王权的合法继承人路易十八推翻篡位者拿破仑，为此， 他做出了在1803年再次回到法国的计划。
卡杜达尔一直谨慎从事，但现在有了皮什格鲁将军的支持，卡杜达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皮什格鲁之所以现在同意支持他，是因为皮什格鲁错误地认为莫罗将军也全力支持卡杜达尔。一名保王分子的信使肯定地告诉皮什格鲁，莫罗支持卡杜达尔——事实上，是莫罗的那位激烈反对拿破仑的老岳母派信使到英国的。“如果莫罗和皮什格鲁同意，我将很快返回法国。”阿图瓦公爵(即路易十八的兄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过早地宣布了波旁王朝的计划。
卡杜达尔虽然身体肥胖，却精力过人，急不可耐地要回到法国孤注一掷；于1803年8月21日和他的同谋者们（包括圣诞夜爆炸案的主谋）从伦敦出发。英国政府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充裕的经费。他们的船驶到了离迪埃普不远的地方，那个名叫加亚尔的保王分子（富歇的老朋友）接待了他们并为他们安排到巴黎的旅程。
回到法国首都之后，一切都要倚赖皮什格鲁和莫罗的协调和安排。至于卡杜达尔，在两位将军最终同意会见他并和他采取联合行动之前只能是一筹莫展。几个星期过去了，由于各种理由，皮什格鲁和莫罗之间没有能够达到协调一致。最后，他们终于在1804年1月25日秘密会见了。直到此时他们才了解了莫罗的真实想法：莫罗强调他一如既往地忠诚于共和国价值观，虽然他十分憎恶拿破仑，但他绝对不支持波旁王室或任何人重登王位。卡杜达尔和皮什格鲁目瞪口呆——如果莫罗将军真的不愿为波旁王王室服务，保王党的军事起义计划就会落空。
就在1月下旬，拿破仑派到保王党内部的密探了解到了保王党分子密谋举行军事起义的全部计划，并得知计划的核心是绑架和除掉拿破仑本人。
富歇和迪布瓦立即张网搜捕阴谋集团成员。2月份，他们逮捕了一名重要成员，他供认了“莫罗—皮什格鲁阴谋集团”的背景。
于是，拿破仑亲自下令逮捕莫罗和皮什格鲁。2月15日，莫罗将军在自己的住宅中被捕，被关进了巴黎一座中世纪的塔楼。5天之后，拿破仑在布里埃纳军校的老师皮什格鲁因其房东为了30万法郎的赏金向警察当局告密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卡杜达尔决定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躲进了一个过去为波旁王室制造香水的商人家里。他的手下为他找来了篷车，但卡杜达尔不知道他的手下已有人被警察局买通。3月9日，篷车如约来接，卡杜达尔和他的3名军官匆匆登上了篷车。就在此时，4名身着便衣的警官突然冲了上来，卡杜达尔的朋友将他们打倒后，驱车而逃。途中又遭到警察拦截，卡杜达尔开枪打死其中一个上来抓马缰绳的人，并将另一个用棍棒朝自己袭来的警察打伤。当卡杜达尔跳车逃跑时，受伤的警官突然起身猛击卡杜达尔的头部；在两个过路平民的帮助下，这个共和国的头号敌人束手就擒。
除了承认到巴黎来是为了抓住拿破仑并将他关进监狱之外，卡杜达尔拒绝承认任何其他事情。
“你在巴黎住在哪里？”迪布瓦问。
“没有住处。”
“皮什格鲁是你的同谋吗？”
“我不知道。”
“莫罗呢？”
“不认识他，从来没有见过他。”
“你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
“在篷车里。”
“你是否知道你杀死了一个警官？”
“下次再多派几个来。”囚犯露出嘲讽的微笑。
迪布瓦在他嘴里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经过几天审讯后，卡杜达尔也被关进了塔楼。
审判结果是卡杜达尔被判死刑，莫罗只判了两年监禁并驱逐出境。其他阴谋分子也都判了刑。至于皮什格鲁将军，根据警察局官方的报告，他“自己用领带勒死”在塔楼监狱的地牢里。这样，保王党第二次反对拿破仑的阴谋活动宣告失败。
这些不断威胁第一执政生命的阴谋事件对拿破仑不能不产生影响。尽管他采取了专制的手段巩固他的新政府，但一切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他真心地希望法国的形势能够好转，希望国家能够在法律和秩序中得到稳定和繁荣。他想将大革命和恐怖时代的惧怕永远从法国消除，永远被法国人民忘记。拿破仑对法国抱有美好的梦想，但是来自保王党、共和派或雅各宾派的叛国集团的恐怖谋杀活动使他在心理上产生了变化，逐渐背离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想。他开始加强出版和言论的审查制度，只要稍有叛国的端倪就要坚决镇压。报纸要取缔，就连巴黎著名的剧作家的新作也必须由拿破仑亲自审定才能公演。
第十八章 圣诞夜的密谋(4)
同时，拿破仑对保王党的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他曾经命令：“抓住那个该死的乔治（卡杜达尔），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一旦抓住，在24小时内枪毙。”他指示：“对反叛分子要坚决打击，如果必要可以将他们的村庄烧毁。”拿破仑最不能原谅的还是他自己的容易受骗，因为在1800年3月5日，他本人就曾经在巴黎和这个卡杜达尔单独会见过，并希望卡杜达尔能够改弦更张，加入他的军队和外国人作战。
但是，拿破仑绝不是个为过去失去的机会或犯过的错误而失眠的人。加之，富歇对法国王党分子的监视是如此的成功，此后只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保王党人阴谋。那时，卡杜达尔余党的活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后来的拿破仑皇帝会时常打断富歇的警告性的报告，有时甚至称他是庸人自扰。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事，他们拿皇帝的俸禄就该去应付这些事。“好吧，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有一次，当富歇又来报告一项新的阴谋时，拿破仑打断了他。“这是你的事，你是警察，该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吧。”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拿破仑对危险已经见惯不惊了。他在1808年时说：“我敢说，除了造物主希望我死以外，任何人也别想夺去我的生命。”他不仅逃脱了各种暗杀阴谋，而且身经百战，身后尸横遍野，无数战友战死沙场，可是他在多年之后，仍然毫发无损。和受到失眠痛苦折磨的朱诺不同，拿破仑的睡眠也是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的。
除了阴谋集团的谋杀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个人的刺杀行为。曾经有过一个德意志的学生为报复法国占领德意志领土，身藏手枪，只身刺杀拿破仑，被巴黎警方抓获而未遂。拿破仑只是将他关了起来而没有将他处死。“这个年轻人显然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拿破仑这样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成为冥顽不化的罪人……给他读一些好书，让他给自己的家人写信并让他和法学家康巴塞雷斯谈谈，想必会对他有所教益。”1814年，拿破仑重新回到巴黎的100天期间，这个不幸的年轻学生又冒了出来；这次他使用的是一枚藏在腋下的自制炸弹，可惜在他下马车时绊了一跤，炸弹爆炸了。他又被拿破仑抓获，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在1815年被路易十八释放；后来他投塞纳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拿破仑的消失，他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要找到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次刺杀未遂事件之后，拿破仑对达武①元帅透露道，“我没有固定的日常习惯，没有确切的生活作息时间。我的活动时间变化无常，难以捉摸。”“在随时可能有被暗害的危险之中，他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防范措施，至少我没有看出他有任何防范措施。”秘密警察头目德马雷抱怨道，“当他要在剧院露面、外出狩猎或出门旅行时，我们甚至不得不对他隐瞒我们所采取的一些防范措施。”但有一件事又揭开了1800年12月保王党分子所留下的伤疤，这件事是拿破仑很难忘记的。
1808年3月11日上午11点，拿破仑正在仔细阅读富歇刚刚送到他手里的警察公报。公报中有一则关于保王党分子普里热新近在布列塔尼海岸登陆的消息。当拿破仑对富歇提到这则有关普里热的消息时，富歇耸耸肩，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拿破仑凭着他在关键时刻的直觉，感到这里面有鬼。他向富歇询问了一些细节，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于是指示富歇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每天向他报告。
富歇立即为此事增派了人手，令他们前往发案地圣马洛。从大革命开始以来，这一带海岸就不断有英国人和波旁王朝的人登陆。这次，富歇向拿破仑报告说，在1808年1月，一艘小渔船在这一带将4个人送上了岸。据当地人报告，4人都是“农民模样”并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让、诺诺特、富希诺和布隆代尔，当然都是假名。他们的头目布隆代尔是揭开这个谜的关键。他大约45岁，身强力壮，说话带乡下口音，很有可能就是圣马洛人。当总指挥官雷亚尔将圣马洛水果商的儿子普里热的细节说给报告者听时，他立即确认此人就是布隆代尔。雷亚尔追捕普里热已经有好几年了。普里热是直接受皮萨耶领导，由英国政府提供经费的波旁王朝的重要特务。拿破仑得到消息后命令立即追捕这几个偷渡者。
不时有报告传到巴黎，称布列塔尼、旺代和诺曼底一带海上经常发现英国船只向法国海岸和那里潜藏的特务发信号，或企图送人或给养上岸。1月，法国警方抓获一艘船，从船上搜到一包神秘的文件。通过文件提供的线索，一些特务在南特斯落网；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海上被抓获；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和亨瑞克公司的秘密通信被截获；另一封送往伦敦的密件也被警方截获，信中称巴黎的保王党分子在“继续努力推翻法国皇帝”。
第十八章 圣诞夜的密谋(5)
同时，在1808年2月21日，一部剧名为《柯柯里》（Kokoli）的戏在帕维龙剧院上演，剧中主角柯柯里对国王说：“重振你的军威……减少苛捐杂税……寻求和平。”矛头显然针对拿破仑，因此被警方禁演。当地警方告知巴黎：“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证明这出戏可能改变公众对保王党分子的态度，因此我们立即禁演。”法国内地不断发生叛乱和动荡，富歇的警察局务必随时保持高度的警觉。
3月10日刊登在公报上的另一则消息，使警方加强了对搜捕上面所说的普里热的努力。来自伦敦的一封致保王党特务的密件被截获，信中写道：“我告诉过你，约一个月前，普里热和他的几个同僚已经离开伦敦潜回法国。”拿破仑担心的是，信中提到的事发生在3个月前，这意味着敌人已经有了足够的活动时间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和圣马洛报告发现普里热的事件是相互联系的。于是，拿破仑命令富歇加大破案的力度。
富歇增加了海峡沿海地区的宪兵和警官的人数。但直到5个星期之后，即4月27日，圣马洛的警官才报告说他们找到了普里热1月份时在法国圣塞万的最早潜藏地——但这仍然是3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警方将网撒得更大，发现普里热在过去一年一直在和保王党的重要领袖布荣亲王（Prince de Bouillon）以及另一个保王党的特务联系。此外，他们发现假名叫“富希诺”的“农民”其实是普里热手下的一名尉官，真名叫德尚的知名保王党分子，他的母亲早在1803年就窝藏过他（她后来为此坐了3年牢）。现在必须抓住这些线索追查到底。富歇对拿破仑保证，抓住他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呢？谁将是他们首先袭击的目标呢？他们将如何动手呢？是用枪、刀还是炸弹？显然，必须及早破案。
最后，在6月7日早上，富歇紧急求见拿破仑，向他报告：普里热已经于两天前在圣吉尔和德尚、勒克莱尔一起落网。警方早些时候已经将集团中那名叫让的成员捕获，他的真名叫布夏——事实上是他供出了普里热，才使得警方能一举破获这个集团。富歇知道拿破仑对这个案子的细节一定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报告道：
装扮成宪兵模样，他（布夏）给由吉利率领的宪兵队带路。当天晚上，3队宪兵包围了谷仓后面的房间。双方展开了枪战，一个宪兵的腿部受伤，勒克莱尔被击中两次，受了重伤。这全是圣马洛地方警官在过去7个星期中采取严密措施所取得的成果。
富歇继续夸耀自己的成绩：
根据普里热这个人物在过去所表现出来的可观的活动能量和胆量，他的落网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过去15年里在法国海岸有过200多次秘密的偷渡活动。正是他负责安排保王党主要领袖的登陆活动、提供武器弹药并保持两岸通讯的畅通。
普里热承认了自己是皮萨耶的特务，皮萨耶则受英国政府和波旁王朝的指挥，负责法国西海岸的特务活动。从1月份起已经向法国派遣了一些其他特务，他们就在法国内地成立保王委员会，和英国保持着秘密的联系，这些情况和富歇安插在伦敦的特务密报的情况完全吻合。
在警方的严厉审讯之下，富歇说，普里热招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重要的文件和内部情况。所有文件都掌握在雷恩的警方手里。普里热承认他和巴黎的特务有过书信来往，虽然他无法提供具体的人名，但可以提供他们的地址。于是，警方又抓获了在巴黎的马尔斯先生。案子的进展使富歇十分兴奋，他已经命令将普里热押解到巴黎接受审判。他告诉杜伊勒里宫：“已经采取了防止他逃跑的适当措施。”
对富歇手下的人的工作进展十分满意的拿破仑对揭示出来的案情兴趣浓厚，他要求将普里热的所有材料都拿给他看。他说：“他有没有记录日常生活细节的日记，诸如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之类？我很难相信事情就如你告诉我的那样简单明了。他必须彻底交代，包括在巴黎和在沿海地区的特务名单。”
4天之后，6月11日，富歇带着每日公报和进一步揭示有关“普里热案件”的材料的长篇报告回到巴黎。他报告拿破仑：普里热负有一般和特殊使命，并掌握着法国26名保王分子领袖的密码名单，但已经被他事先烧毁了。其秘密使命包括在布列塔尼、在帝国海军以及在整个法国建立保王党的委员会。
看来，拿破仑在3月份对普里热问题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依了富歇的看法，不对此事做彻底的调查，保王党的地下组织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幸运的是，富歇的手下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这个阴谋计划，事实上，普里热在法国煽动保王党人造反的活动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由于拿破仑对保王党采取的分化瓦解和收买拉拢的政策，使一些保王分子没有理睬普里热的活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计划是有勇无谋成不了气候。的确，甚至连住在奥恩的皮萨耶的弟弟也拒绝和他联络（富歇还是将他逮捕了，并进行了审讯，不过后来将他无罪释放了）。至于被普里热烧毁的另外26名同谋的名单，他只记得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他向警察招供了这些人，他们大多数分布在雷恩一带。
第十八章 圣诞夜的密谋(6)
通过普里热，警方掌握了大量分布在法国西海岸地区的保王分子特务的情况。拿破仑很高兴，但对富歇并不满意。警察局至少掌握了100多个保王分子的名单，他们之中有些还是产业的业主。拿破仑命令富歇“起草一份他们的名单，并送到他们所在地的地方官以及产业登记办事处，命令扣押他们的财产包括他们妻室的物品，将他们的亲属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拿破仑对于一个疯狂刺杀他的年轻学生可以大发慈悲，但绝对不能对企图推翻他政府的阴谋集团心慈手软。所有有牵连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必须受到惩罚。
6月16日，富歇将审讯记录送到了杜伊勒里宫中拿破仑手里。富歇解释道：皮萨耶早在1807年10月就决定了他推翻拿破仑的计划。1808年的1月18日，普里热在法国海岸登陆，使命是在雷恩建立保王党的委员会。富歇进一步告诉拿破仑：普里热手上有3,000金路易——相当于6万法郎——作为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委员会的基金，用于将逃亡的保王党分子送回法国举行反对拿破仑的武装起义。
虽然警察当局已经镇压了这起阴谋，但6月22日的公报上还是登出了一则消息，称有3名更加重要的保王派特务将随时可能在诺曼底沿海登陆，因此富歇的警察局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普里热现在已经是热情帮助政府当局的人了，他以撤销对他的起诉作为交换条件，提供了截获敌人和法国沿海通讯的最好方法；他还提供了和派来接他的船联络的信号。富歇认为，普里热对于这个案件的贡献是“相当突出的”。
这个案件最后有63人被捕，其中10名被判枪决，29名被宣告无罪开释。至于普里热和出卖他的布夏，由于他们在此案中的良好合作，富歇决定不予追究。但是，当此消息传到公众耳里时，引起了相当大的民愤，因此在10月11日普里热还是没有逃过行刑队的枪口。
拿破仑对普里热案件中警察部门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心存感激。“他们为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感激他们。”他命令富歇用24,000法郎作为奖金分发给他们（这笔钱是从被捕的保王党分子那里搜来的）。这样，这个由伦敦直接领导的保王党反对拿破仑的阴谋计划彻底告破，但几年后马莱的阴谋计划同样令拿破仑刻骨铭心。
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1)
从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宝座之日起，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机要秘书布列纳的生活就成了一场噩梦。在拿破仑的脑海里涌动着无数个治理法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想法和目标，而且它们如果同时涌现出来，一般是令人难以招架的。
自从1799 年11月12日向全国宣布废止《共和3年宪法》及其腐朽的不民主的政体之后，拿破仑立即着手从各个方面建立新的政体来取而代之。“人人都在我面前大谈仁慈、抽象的正义以及社会的正常法律，”他说，“首要的法律是需要，首要的正义的原则是确保公众的利益。”然而，拿破仑所考虑的需要和建立并维护公众利益的要求是不同于诸如西哀士、拉法耶特、塔列朗等同时代人所预想的那样，也不同于托马斯·杰斐逊。法国需要的是剧烈的变革，以便为这个国家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法国仍然在这个基础之上蹒跚而行。
“我倾听来自各方的忠告，但归根结底，要由我自己的头脑做出决断。”拿破仑在新成立的参政会上说，“治理国家的艺术，只不过是运用常识来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已。”他给自己和受到巨大压力的布列纳（他现在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1点或者深夜，一周工作7天，月月如此）所规定的工作步伐使他们极度疲劳。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决定和命令送到参政院、参议院、部长和各个部门。“至高权力拥有者的最大的弱点就是有可能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最大的灾难。”拿破仑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为此，他以铁的手腕牢牢地把握着手上的权柄，这权柄直到多年后才被全欧洲联军迫使他交出。“拿破仑不仅想在法国建立专制政体，他是要建立军事专政。”布列纳这样指出——他的这个看法不久就被事实证明了。
尽管法国在大革命中经受了10年动乱、自相残杀和蓄意破坏，拿破仑首先想到的除了命令财政部长戈丹立即着手整顿全国的财经并组建法兰西银行之外，便是军队和战争。例如，法国仍然在和奥地利交兵，奥地利占领了法国人手中的一些前意大利省份。拿破仑决定将它们夺回来。
在他成为第一执政不到7个星期时，拿破仑便动员民众准备战争，为莱茵军和意大利军准备军需仓库、大炮和部队，包括从仍然在埃及的东方军中抽调4名最好的指挥官（德塞、达武、维亚尔和拉尼斯）回到法国，同时指示剩下的东方军继续控制法国在埃及占领的省份。在对莱茵军和意大利军的讲话中，拿破仑提醒他们已经征服过荷兰、莱茵和意大利，而“胜利将给你们带来面包”。
“我发誓，在那些日子里人人都如此惧怕，他们宁可让魔鬼来统治他们，如果魔鬼能够许诺使大革命的动乱一去不复返的话。”罗德雷这样评论。的确，人民最害怕的就是战争，哪怕战场是在国外。拿破仑很快就使人民相信新政府和以前的政府是不一样的。他向又惊又喜的法国公民发布公告，宣布：“大革命已经回到它当初借以发端的原则，革命已告结束。”
那是在1799年12月15日，当时拿破仑宣布：“我为你们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它是以有代表性的政府的真实原则为基础的，是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是强大而稳定的权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提法是“私有财产”，在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私有财产，如今有了保障，并加上了个人的平等；具有强权的政府将确保国家的安宁和利益，包括繁荣的商业和农业。
拿破仑宣告革命结束后，取消了革命的节日（除了7月14日庆祝攻占巴士底狱和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之外）。他再次赦免流亡海外的贵族，允许他们回国，并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然而，这些政策遭到了公众的抵制，让群众摆脱大革命年代形成的偏见是需要时间的。拿破仑下令对曾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阶下囚、于数年前死于瓦伦丁监狱中的罗马教皇庇护六世举行公开的葬礼。全国的教堂重新开放，神职人员允许重操旧业。他宣布犹太教和基督教具有同样的信仰自由。拿破仑着手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并不是他本人的信仰使然，而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维护国内的稳定。因此，在1801年7月15日签订了教务专约，使罗马天主教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恢复了正常关系。“宗教……”拿破仑对布列纳说，“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政府有用的。我们必须利用它来控制人民。在埃及的时候， 我是个伊斯兰教徒；在法国，我则是个天主教徒。”
拿破仑的政治旋风对于波旁王朝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因为他们一直将梵蒂冈的支持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一旦被罗马天主教廷抛弃，他们还能投靠何人呢？年轻的当甘公爵悲叹道：“连上帝对拿破仑也无能为力了。”
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2)
同时，作为恢复国内稳定计划的一部分，第一执政宣布要对西部地区的保王党分子的武装起义进行镇压，内战必须予以制止。同时，拿破仑要和这些在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波旁王朝分子支持下长期与革命为敌的叛乱分子“和解”。拿破仑命令取消督政府对他们采取的严厉措施——不再向他们摊派“贷款”；不再关押他们的人质；也不再焚毁他们的村庄，并立即取消一切宗教限制。拿破仑鼓励他们“回到新宪法的身边来”，在爱国的统一基础上实现和解。
当和平的橄榄枝遭到朱安党人①的拒绝时，拿破仑发表了《告军队书》，命令军队坚决肃清西部省份的反叛匪帮，给予他们毫不留情的打击。1800年1月5日，拿破仑派遣了6万大军前往西部省份扫清叛乱。
拿破仑从来都是希望别人绝对服从他的，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样。意大利人很快就尝到了早先被征服的丹麦人、瑞士人所尝到的滋味。1799年12月18日，拿破仑告诉利古里亚共和国的人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希望利古里亚成为法国的附属国；如果他们不愿和法国签订此项条约，他将“授权马塞纳将军从热那亚商会强征数百万法郎的献金”，如同他在瑞士和荷兰所做过的那样。
拿破仑一开始就对欧洲发出了清晰的警告。法国能够并将要以她希望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扩张，战争将继续下去。虽然拿破仑在1799年12月25日分别致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和奥地利国王呼吁和平，但拿破仑不但不指望得到他们积极的答复而且等不到信发出，而且就在同一天，他已经签发了有名的《致法国士兵书》——拿破仑向法国士兵宣布：“军人们，对于你们，我不仅要求你们保卫疆土，而且还必须进攻敌人的国家！”
1800年元旦，拿破仑的新政府成立之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在敌人之前采取了保障新政府安全的措施。为了向世界特别是向法国显示，他的政府不是另一个软弱无能、腐朽的督政府而是一个坚决的独裁专政，在1月19日，拿破仑率领整个政府包括内阁、议会，在3,000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督政府的所在地卢森堡宫搬到了杜伊勒里宫。拿破仑终于取代了波旁王室住进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妮特曾经住过的宫殿，开始了对法国的统治。
个子矮小的第一执政拿破仑，在其他方面也很快证实了自己是一个巨人而不是一般的革命政治家。根据财政部长戈丹的建议，拿破仑创办了法兰西银行以整顿和稳定大革命时期混乱的金融秩序。他下令起草新的法典，保障私有财产，同时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商法，在1803年3月公布，1804年1月生效。拿破仑参与了立法委员会对每一条法典条款的讨论。这也许是第一执政对法兰西的最大贡献，正如拿破仑自己所说：“我引以为荣的不是我所打赢的40 多场战役……而是我那部永远不可否认的不朽的民事法典。”
1802年5月，拿破仑不顾过去的雅各宾党人和拥护共和的护民官的反对，创立了荣誉勋位。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要皇帝、不要独裁统治、也不愿意看到人们被分为不同等级；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才能和能力——所有人都有同等的价值，不应该人为地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连由拿破仑一手扶植起来的参政院也发出了同样的反对声，24名参政员中只有14名投票赞成拿破仑的主意。拿破仑顶住了来自护民官的强大压力，使他的提案最后得以投票通过；后来在1807年8月，拿破仑撤销了保民院。
在立法进程中拿破仑没有忘记教育，他创办了公立中学、重建了国立大学，包括法律、自然科学、艺术、军事科学专科学校以及3所女子学校。他创办了一万多个国家奖学金（年轻的维克多·雨果②就是享受该奖学金的学生之一）以便为国家发掘人才，使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埋没（第一执政拿破仑自己如果不是当年享受了类似的奖学金，也不会有今天统治法国的光耀）。
此外，法国第一次将教育纳入统一管理，这一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所有公立中学的学生要穿上统一的制服（以便从外观上消除学生间的贫富差距），并随着鼓点，用整齐的步伐走进学校。年轻学生被灌输了士兵的服从意识，他们将随时接受拿破仑的命令为国效力。这又被同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所强化：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置疑的。拿破仑坚持认为：“教育必须授予生活在同一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原则，以便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着相同理解的整体，在统一观点和愿望的基础上为公共的利益服务。”
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学校里不允许有不同观点；只允许持有由杜伊勒里宫发出的官方观点，凡有怀疑者以敌人论处。在拿破仑的新法兰西没有个人或独立思考者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不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立足之地。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和泰西塔斯③都要从教室和图书馆剔除，“要让青年人读恺撒的《战场纪事》和高乃依④的著作。”他命令道。只有拿破仑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3)
全国所有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都集中在如何将孩子们教育成好公民、未来的军官和政府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员。历史被改写，凡有贬低拿破仑的地方均被进行了删改，政治上的丑闻、败仗等不光彩的史实被隐瞒了。法国的光荣被用真理为代价加以赞颂，法兰西的领导们宁可将他们的公民当成小孩加以蒙蔽，让人民生活在虚假的梦中。这种做法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它窒息了人民对完整性的要求；而缺乏完整性的国家是不成熟的、是得不到尊重的。
这种教育审查制度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同我们已经提过的，报纸被查封，匆匆出笼了拿破仑官方政策的喉舌——《箴言报》，此还有《争鸣周报》和其他几家官方出版物。拿破仑命令出版物宣扬新的法兰西历史，反映他的国家发展观点。学者的独立工作必须置于他的审查之下（通过警察局和巴黎的地方行政官员）。审查还涉及戏剧，拿破仑认为给大众上演“历史悲剧”的题材过于危险，在这些剧中很容易找到反政府的倾向；法国人民需要轻松愉快的作品，“让他们看喜剧”。新剧上演前，剧作者和主要演员要接受杜伊勒里宫或圣克鲁宫的审查。如果某个剧作家不能得到拿破仑的欢心，那他的事业就结束了——他的作品既不能出版更不能上演。只有拿破仑才是法国的最高审查官，只有他能够决定什么是适合人民大众的口味。偶尔有少数剧本在外省上演没有得到他的事先恩准，也最终逃不脱富歇的眼睛。
1802年，第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圣克鲁宫度过的，他投入了600万法郎将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圣克鲁宫整修一新。圣克鲁宫的庭院和宫殿的布局比任何地方都更加能够反映拿破仑的品位。此外，在圣克鲁宫还可以俯瞰在远离巴黎喧嚣的森林中流过的塞纳河。和杜伊勒里宫不同的是，在这里，公众无法接近拿破仑和约瑟芬坐着聊天的大房间的窗户往里张望。拿破仑鄙视并害怕群众，并采取得体的措施使自己和他们能够保持安全的距离。圣克鲁宫戒备森严，没有人能够像在卢浮宫那样前来打搅他。后来，拿破仑用灰绿色烫金的栅栏将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圣克鲁宫和十几栋政府大楼都围了起来，栅栏上都有帝国的徽记。
拿破仑对于埃及的雕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早就有心改变一下巴黎的面貌。他不仅修缮了巴黎的大小宫殿，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巴黎的市政建设，修建了临塞纳河的凯道赛④，宽阔的林阴大道，包括帝国大道，兴建纪念碑，将方尖塔树立在革命广场靠近杜伊勒里宫的地方；当然还有凯旋门，那上面刻有他最有名的将军和海军将领的名字。“所有这些工程的目的，”拿破仑向布列纳坦言道，“是为了确保我的名字永远和法兰西连在一起。”尽管巴黎没有罗马和埃及那些震撼人心的建筑，拿破仑功利性的计划还有不少，如拓宽圣康坦运河、修筑穿过沼泽和森林通向梅斯和美因茨的军事要道等。但是拿破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用石头建的纪念碑而是纸上的——说到底，载入史册的光荣才是真正的“纪念碑”。为了确保他的伟大业绩能够永垂青史，拿破仑和在埃及时一样对过去军队的报告和简报进行了篡改，同时采用了他在过去事业中在《箴言报》发表的大量文章。他对后世比今世更加看重。
拿破仑显然和法国或其他地方出现过的统治者或政治家截然不同，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了他周围的所有人，甚至连政府雇员也不例外。在拿破仑执政的早期，人人都为重建法兰西而同心协力，全国被一种新的精神所激励，人人都要为新法国多做一份贡献。拿破仑坚持道：在法语里没有“不可能”的字眼，他个人的意志力量左右着人民的命运。早在1799年尚帕涅就说过：“我们需要一个钢铁造就的人。”现在法国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
由于这种令人鼓舞的力量，使法国恢复了自从大革命恐怖时期以来就失去的稳定和自信。长期埋藏的金币又重新露面，商业又重新活跃起来，新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小小的巴黎股票交易所的大门重新打开，政府债券和投资基金迅猛发展。拿破仑不主张人们相互称“你”或“您”，也不主张用革命年代的“公民”或“女公民”，而主张恢复大革命前的称谓：“先生”和“夫人”。人民开始意识到法国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革命已告结束，”拿破仑通知了朱利党的领袖德昂第纳，“革命的法律不会再回来破坏法兰西美丽的土地了。”
巴黎的剧院和音乐厅昼夜开放。11年来法国人民第一次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新的法典——民事法、刑事法和商法不但能确保人民眼下无虞，而且能保障他们安享太平。但是，拿破仑没有将将近6亿法郎的国家年度预算用于重建在大革命中被毁坏的成千上万座房屋，修复海港，修建商船队以及全国急需的政府机构设施、学校和医院，而是擅自决定将大部分预算用于战争。
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4)
法国自处决路易十六以来就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战争之中。拿破仑意识到，尽管他对欧洲甚至北非的扩张充满了野心，但人民需要和平，目前他不能进行长期的战争。因此他打算先动手收复在意大利北部的省份，然后，着手和英国签订和平条约，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拿破仑首先要对付的是奥地利国王。 他委任莫罗为莱茵军总司令，命令他进军德意志南部；命令贝尔蒂埃作为新预备军司令，做好参战准备。但军队还是缺乏所有需要的东西，1799年11月拿破仑开始执政时，国库里只剩下了67,000法郎。他一如既往地采取了勒索的办法，他向巴黎、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的商人勒索了大量的钱财。这还不够， 他又凭借刺刀向荷兰、瑞士、意大利，甚至葡萄牙商人强征了数百万法郎，光从葡萄牙就征得了八九百万法郎作为他征战意大利的费用。他命令法军驻巴塔维亚的新指挥官奥热罗要求海牙为法国准备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提供“经费津贴”。在意大利的马塞纳也是一样。莫罗则依照命令对瑞士进行威胁。
几个月后， 3月8日，拿破仑又从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和官员手里勒索了1,000多万法郎。他仍不满足，不到3个月，他又问他们要更多的钱，同时征用成千上万的丹麦军队参加对奥地利的征战。拿破仑命令奥热罗无情讨还该国政府欠法国的债务——葡萄牙和荷兰都没有欠法国一分钱， 而是相反； 再说这也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拿破仑对瑞士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法国人自己也没有逃过拿破仑“借贷”的要求。拿破仑命令财政部长号召巴黎最有实力的12个商人为法国军队提供援助，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了里昂和马赛的12个商人那里。当征集的钱仍然不够时，拿破仑开始对个人下手，他甚至逮捕了富有的金融家乌尔拉夫⑤，要他“归还”政府6,200万法郎。与此同时， 拿破仑拒绝归还他从另一个银行家手中“借来”的2,400万法郎，当时这钱是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的，如今不仅不还，还将他逐出大厅。
正是通过了这样的强征和勒索，拿破仑终于凑够了发动两场主要战争的经费：跨越莱茵河和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1800年5月5日，拿破仑从巴黎出发了。出发前， 第一执政将巴黎交给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命令：无论是谁，只要敢于破坏巴黎的平静，就坚决予以打击。
拿破仑命令莫罗的12万莱茵军在8月中旬前去和奥地利将军克雷的10万人马作战，同时命令贝尔蒂埃（他刚刚被解除陆军部长一职，该职由卡尔诺替任）带领一支新建的6万人的预备军团于5月30日越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事实上他的军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将马匹、辎重和大炮运过积雪的山道。马塞纳的人员较少的意大利军已经在热那亚的西北发起了攻击，在那里他遇到了梅拉斯将军的97,000人马的奥地利军。
战争一开始就险象环生，让拿破仑感到吃惊。首先，莫罗拒绝执行越过莱茵河上4个桥头堡的命令，随后他接受了命令但过于小心谨慎，裹足不前。莫罗对于执行年轻的科西嘉将军的命令很是不满，特别是他非常讨厌拿破仑，这样一来就使战局受到了损害。同时，马塞纳的军队遭到梅拉斯将军出其不意地拦击，也使拿破仑大吃一惊。梅拉斯旨在迫使马塞纳投降，以便大军西指，直捣尼斯，围歼絮歇⑥。马塞纳和絮歇的部队在意大利和其他法军失去了联系，迅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拿破仑发现梅拉斯的奥军后方（即瑞士）空虚，便命令马塞纳死守热那亚要塞，造成等待拿破仑前来解围的假象，拖住奥军；同时私下通知被围困在要塞内、弹药和给养缺乏的马塞纳准备弃城。马塞纳的确拖住了大量的奥军，使拿破仑和贝尔蒂埃的预备军团得以从后方袭击梅拉斯的军队。马塞纳很快就放弃了热那亚，但是以“率守军全部，不解除武装”为条件退出该城的，絮歇的军队则顶住奥军的强大攻势，坚守尼斯。而缪拉和拿破仑的法军主力则得以于6月2日长驱直入地占领了米兰。拉开了马伦哥战役的序幕。
在拿破仑的坐镇下，预备军团总司令贝尔蒂埃在意大利摆开阵势，准备和梅拉斯的主力决战。拉纳和维克多在蒙特贝洛击败了奥地利将军奥特，后来拉纳被授衔蒙特贝洛公爵就是为了纪念此战役。拿破仑也离开了米兰，抵达斯特拉德拉，组成司令部，调整战斗力。此时，贝尔蒂埃的85,000人（只有41门炮）里只有30,000人是真正的野战兵力。6月11日预备军团渡过波河。同一天，从埃及回到法国的德塞将军赶到现场。法军向前推进，搜索奥军；拿破仑错误地认为，奥军是在躲避战役，遂下令维克多军团孤守马伦哥村。
错误的情报使拿破仑相信奥军主力在避开法军，梅拉斯已经放弃决战意图。可是，在1800年6月14日星期日一大早，他们在亚历山德里亚附近遭遇了梅拉斯的31,000人和100门大炮的猛烈袭击。起先拿破仑还认为这只是奥军的侧翼行动。可是3路奥军并驾齐驱，直扑法军，将其逼退到马伦哥。拿破仑不得不派拉纳和缪拉援助马伦哥的维克多。贝尔蒂埃的预备队也投入了战斗。拿破仑命令德塞的军队支援马伦哥。
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5)
下午3点，正当法军接近崩溃的时刻，德塞的生力军赶到，接着克勒曼⑦将军（早在1796年意大利战役中，拿破仑对他的才能就十分赏识）的重骑兵也赶来支援。几小时之后，拿破仑发动了致命的反击。经过12 小时的浴血奋战，法军转败为胜。
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法军伤亡7,000人，德塞将军当场中弹身亡；奥军损失14,000人，差不多是在马伦哥平原作战的总数的一半，此外还损失了40 门大炮。在24小时内，梅拉斯不得不派出使节向拿破仑求和；结果签订亚历山德里亚条约，整个北部意大利回到法国手中（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的巧合，在马伦哥平原上阵亡的德塞和在开罗被阿拉伯人刺杀的法军留守司令克莱贝尔是在同一天，即1800年6月14日遇难的）。如果说和维也纳还没有能签订和平协定，这可以说是谈判的开端，并使得胜的拿破仑能在6月17日离开意大利，凯旋巴黎。拿破仑一回到法国首都便命令他在内政部的弟弟吕西安安排“6名最好的艺术家”为利沃里战役、莫埃克絮（Moekirsch）战役、塔博山战役、金字塔战役、阿布基尔湾战役和马伦哥战役作画（这些画，他自己大多数都没有看到）。
1800年12月3日，莫罗将军的莱茵军在霍亨林登战役中大获全胜，最终迫使奥地利国王承认战败并于1801年2月9日和法国缔结了吕内维尔和约。吕内维尔和约的确是法国的一大胜利，它确认了坎波福米奥和约的条件（割让北部意大利、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给法国）。奥地利承认法国庇护下的黑尔维谢（瑞士）、巴达维亚（荷兰）、利古里亚（热那亚）等共和国。在莱茵河左岸法兰西的国旗取代了哈布斯堡的旗帜，拿破仑结束了统治欧洲已有数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⑧，有效地开始了欧洲的新纪元——仅在一年之后就形成了由法国控制的莱茵同盟国。
由于取得了这些令世人瞩目的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成功，加上绝大多数法国人民希望和平，拿破仑决定和法国剩下来的惟一敌对国英国签订和平条约。但是，和英国的条约直到埃及问题解决之后才得以落实。
1799年8月23日，拿破仑抛弃了他在埃及的东方军回到法国之后，在埃及的法国士兵的士气一落千丈，结果在1800年1月28日，德塞将军不得不在奥阿里什投降了英国分遣舰队司令西德尼·史密斯。史密斯给法军提出了相当宽大的条件，允许法国军队保留武装返回法国，但却遭到英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基思勋爵的拒绝——他提出法军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次又遭到德塞的回绝——于是狼烟又起。3月21日，克莱贝尔将军以他率领的10,000人和土耳其的75,000人在赫里奥波利斯的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早已对埃及失去兴趣的拿破仑对埃及的未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先后将4名留守埃及的最好的将军（包括德塞）召回了法国，埃及军只剩下克莱贝尔和梅努指挥。土耳其军乘势大举进攻，1801年3月21日，土耳其军占领阿布基尔。6月14日，克莱贝尔遇刺，13天后，开罗被土耳其军占领。9月2日，梅努将军率领他所指挥的11,000人投降了英国人。拿破仑的埃及惨败到此结束。
甚至在得知克莱贝尔被刺和梅努投降的消息之前，拿破仑就意识到他的这支自1798年在埃及初次登陆以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增援，而现在将军死的死，回欧洲的回欧洲——东方军的全军覆没是在所难免的了。
“这次难忘的远征的结果是什么呢？”布列纳回首往事，“是我们最好的一支军队的毁灭，是失去了我们最骁勇的将军，是我们的海军遭到灭顶之灾，是我们失去了马耳他，是英国人彻底控制了地中海。今天在那里还剩下什么呢？科学院吗？”
1801年3月21日，法国在阿兰胡埃斯条约上签字，确认了圣埃尔德枫索（San Ildefonso）条约的条款，使西班牙和法国抱得更紧了。1801年9月9日在马德里签订的另外一个条约使法国军队获得了越过西班牙领土前去攻打葡萄牙的特权。1801年3月，那不勒斯国王和西班牙王室一样，也在法国的威胁之下屈服，同意将他们的港口对英国海军关闭，并将一个名为厄尔巴的岛屿割让给法国。当年早些时候，拿破仑得知丹麦海军在1801年4月2日的哥本哈根的战役中覆没，纳尔逊和海德·帕克结束了他们的“武装中立”的立场。马耳他当然也落入了仍在处处高奏凯歌的英国人之手。1801年4月12日，坏消息传到了巴黎，法兰西的同盟沙皇保罗一世去世。拿破仑立即抢占了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勒克莱尔远征圣多明戈遭到失败）。
当拿破仑在意大利进行马伦哥战役的时候，塔列朗在1801年6月6日签订了法葡条约，该条约是由吕西安·波拿巴草签的，在10月19日进行了修订、批准和交换。该条约不仅将大片南非的葡属新几内亚给了法国，而且大大地抑制了依靠英国支持的葡萄牙海军力量。法国在意大利的胜利为它与英国人的谈判增加了新的筹码，马伦哥战役的胜利和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失去了奥地利这个同盟国，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宣告崩溃。1802年2月5日，威廉·皮特辞去了首相职务，由较为顺从法国的阿丁顿接替该职。阿丁顿一直反对前首相仇视法国的战争政策，上任后立即在亚眠开始了和拿破仑政府的谈判，终于在1802年3月25日签订了亚眠和约。
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6)
亚眠和约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对和平的渴求，虽然英国取得过伟大的军事胜利，尽管该条约不仅使英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而且名声也受到损害，英国仍然承受。随着美国、葡萄牙、奥地利先后和法国媾和，加之比利时和荷兰都在巴黎的控制之下，新沙皇也承诺不和英国人来往——英国人也别无选择。
亚眠和约是1802年3月25日在法国东北部的亚眠由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全权代表签字的。和约规定：英国将马耳他归还给马耳他骑士军团，埃及归还奥斯曼苏丹；英国除了特立尼达和锡兰岛上的荷兰属地之外，必须将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占领的一切殖民地归还给法国以及附庸国（荷兰、西班牙）。好望角归还荷兰，其港口向全世界开放；英国退出它在地中海和亚德里亚海所占领的所有港口和岛屿；法国则应从罗马和那不勒斯王国撤军。亚眠和约宣布英国和法国握手言和。
虽然法国和英国之间长期敌对形成的疑云未消，但当劳里斯顿将军将草签的亚眠和约初稿送回伦敦时，狂欢的群众卸下了拉他马车的马匹，将他和他乘坐的马车拖了2英里，一直拖到他的寓所。巴黎同样处于普天同庆的气氛中，布列纳高兴地说：“亚眠和约是法国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事件。”
1803年5月6日，亚眠和约被交给护民官批准。就在同一天，感激的国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法国议会做出了执政任期再次延长10年的决定。然而，拿破仑对此并不满意，他的目标是要成为终身执政（包括他50万法郎的年薪）。
“我活着是为我的国家服务的。”在他向参议院提出终身执政的要求，但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后，拿破仑这样答复道。他要求将此事提交人民公决，这使得护民院十分为难，他们对此保持沉默。到1802年5月10日，法国议会顺应了拿破仑的愿望，决定将终身执政和是否有权指派继承人的问题提交全民公决。
全民公决由内政部长吕西安主持。统计结果表明：3,568,885名法兰西公民赞成拿破仑荣任终身执政官，反对者仅8374人。1802年8月2日，拿破仑终于被任命为终身执政，两天后拿破仑颁发了《共和10年宪法》。吕西安、富歇和其他一些拿破仑的密友在这次公决中将数百万张反对票剔除，成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作弊事件。对自己的新地位充满信心的拿破仑在11月2日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将对他的家庭秘密了解过多的窥探者富歇革职；同时，他查禁了警察署（到1804年7月， 他又重新恢复警察署并重新启用富歇）。
1799年至1804年初是多事之秋，拿破仑在此期间建立了非凡的业绩，但也种下了悲剧：他播下了大量的种子，但在这些种子生长成熟之前，他就将它们扼杀了；他此后对欧洲各国的穷兵黩武，使他自己的军队践踏了他如此温情地播下的幼苗，这是他自己的悲剧也是欧洲的悲剧。
尽管拿破仑声称：“我不是以发动战争为职业的，事实上没有谁比我更加热爱和平。”但拿破仑其实对和平毫无兴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不到一年以后，即1803年的5月中旬，欧洲就重启战端。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人拒绝按照亚眠和约从马耳他撤兵；英国人则指责法国人破坏亚眠和约和吕内维尔和约，在欧洲扩张；特别是法国的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当年春天在《箴言报》上发表的强烈的反英报告使英国人大为不安——他在君士坦丁堡和北非的访问中竭力说服土耳其将埃及让给法国保护。
英国和法国各有各的理由，但拿破仑却在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将他在1802年春天就酝酿的战争计划付诸实践。拿破仑决定向曾经藐视过他的英国开战，征服英国是他的目标，显然他忘记了他的“正义的首要原则”——“确保公众的福利”。他告诉布列纳：“我的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开罗、米兰和巴黎……如果我明天死去，200年以后，世界历史上就只有我半页的地位。”显然这是过于低估了自己，谁也不会忘记征服者威廉1066年的壮举。拿破仑深信不疑的是：只有不断地征战和胜利才能保持住他在法国的地位和权力。
第二十章 狼烟再起(1)
1803年春天，拿破仑已将埃及远征的教训置之脑后，盘算并积极着手准备一场更加危险、更富有空想和假定色彩、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冒险战争——入侵英国。
现在，拿破仑将法国全国的力量和包括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不久之后的西班牙等国在内的欧洲势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圆他多年来以梦想为基础的固定观念——征服英伦三岛。拿破仑横征暴敛数亿法郎、掏空法国国库、强征民夫民徭的骇世之举使日不落帝国也大为震惊。1803年，正当法国人民准备安享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难得的稳定政治和太平盛世之际，拿破仑打破了人民的美梦，也打破了欧洲的和平，并导致法国国库空虚到了几乎破产的边缘。
早在1798年，拿破仑就萌生了攻打英伦三岛的念头；但在审时度势之后， 他明智地放弃了这个打算。没有雄厚的实力，不掌握制海权，这种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是很难成功的，但在拿破仑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在拿破仑的眼里没有做不到的事，正如他说的那样：“在法国只有做到不可能的事才是值得赞美的。”现在，法国有了稳定而富饶的欧洲作为后盾，只要决策正确，攻打英国是可以成功的。英法之间区区25英里的海峡算什么。诺曼人①不是用最原始的航船在7个世纪以前就创下了这样的奇迹吗？再说，他自己也进行过横渡地中海的远征呀！显然，在他看来，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是受到他们的情绪和政治见解的左右，或者是缺乏远见而不是缺乏知识。
然而，这场战争将远比拿破仑所经历过的陆上战争要复杂得多。1796～1797年，他率领着共和国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征服伦巴第平原时就体验过千辛万苦，埃及远征又为渡海作战积累了经验——尽管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埃及远征证明法国人可以在敌手如林的海域远航数千英里。当然，那次的人数相对较少，只有38,000人，而且拿破仑每次出征总能遇到好运气。
1798年1月和2月， 拿破仑将军对海峡的考察揭示了后勤上的弱点，特别是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将遇到的问题。英国和法国在海峡上距离最近的地方是加来和多佛，但在加来却没有合适的港口，最近的港口也在南面的勒阿弗尔，但拿破仑不喜欢那个位置。如果要考虑由泰晤士河直取伦敦的话，离泰晤士河口最近的渡海点应该是布伦，但那里没有现成的海港，而且沿岸20 多英里都没有。此外，无论海峡的距离如何都要考虑来回，因为法军还要安全地回到法国才行。
1797年和1798年，督政府曾匆忙命令组建过一支由1,130艘战船组成的海岸舰队，目的是保卫海峡港口的安全，但是到了1801年春天，仅剩下167艘还在服役。在拿破仑执政后的第二年春天， 他仍然将这支舰队视为保护法国海岸、免受英国人炮舰入侵的盾牌。1801年3月10日，拿破仑下了一道密令，命令制造450艘小型战舰作为海岸防御之用。
拿破仑的第一任海军部长皮埃尔·富法特并非水手出身，而是海军工程师和建筑师出身，他负责新战舰的修造。虽然他在任期间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却不受水手出身的海军将士喜欢——不仅因为他没有在海上服役过，而且因为他设计了一种用于内河航运的平底船来充当近海战船；他的想法像个内河航运的船夫，而不像漂洋过海的水手。1803年春天，拿破仑开始寻找真正具有远洋航海经验的有才能的水手，他找到的人是德尼·德克里斯。
德克里斯1761年出生于上马恩的维兰城堡一个贵族世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入海军服役，在德格拉塞上将的舰队服役；1786年提升为中尉，开始在三桅快舰和驱逐舰上服役。但在1792年到1795年横扫法国的反贵族风暴中，由于雅各宾党人对贵族血统的偏见，大多数贵族出身的军官遭到了逮捕、驱逐和处决，尽管这类军官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保卫祖国的军人——结果全法国只剩下了42名职业舰长。
德克里斯虽然忠贞为国，仍然在1794年遭到逮捕，次年秋天随着雅各宾派的垮台，重新被起用，服役于维尔纳夫海军少将的舰队，先在地中海后来到了布雷斯特。1798年提升为海军少将之后， 他被派往布吕埃斯海军中将的舰队为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护航。他是阿布基尔海湾法国海军大惨祸中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和维尔纳夫一起逃亡到马耳他，在那里指挥“纪尧姆”号与英国舰队周旋。虽然他力图冲破英国舰队的封锁，但遭到了3艘英国军舰的包围；在激烈的海战中德克里斯多处受伤，一直坚持到他的人死伤过半，军舰上的桅杆全部炸掉为止。他被英国人关押了数月，1800年被释放，同年3月德克里斯被任命为洛里昂的海军地方官，并荣获第一执政拿破仑授予的荣誉宝剑。这是海军难得的殊荣。
第二十章 狼烟再起(2)
德克里斯正是拿破仑要找寻的人。的确，如果法国海军中多有几个像德克里斯这样的军官，就不会处于如此狼狈的境地了。他是个精通航海、熟悉各种军舰、勇猛的将领；此外他不仅出身高贵，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1801年10月，43岁的德克里斯应召进入杜伊勒里宫，被任命为海军和殖民地部长。该职务他一直担任了13年。
生硬而不善社交的德克里斯对拿破仑俯首帖耳，他可以接受拿破仑的任何命令而从来不表示任何异议。他有忠于拿破仑的美名和钢铁般坚定的意志，这正是拿破仑所喜欢的。同时， 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德克里斯是少数几个屡屡没能达到目标而又没有遭到拿破仑报复的军官之一。
这位海军少将在未来的失败是有原因的。他周围多半是唯唯诺诺的人而不是真正的内行。他的气量狭窄、嫉妒心强；而且他希望别人完全服从，如果有所不从便要倒霉。如此一来，许多有真才实学但和他性格不合的良将便遭到排挤。不幸的是，这些人还多半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将领。
另一方面，如果德克里斯感到自己欠别人什么，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保护，无论他是庸才还是闯下了多大的祸事都无妨。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维尔纳夫，年轻的德克里斯曾在他的手下服役多年，包括1798年的阿布基尔湾战役，维尔纳夫是个临阵逃脱的将领；可是海军部长德克里斯后来对这个不称职的将领却照顾有加，结果导致了法国海军的更大灾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多亏了德克里斯的海军才能和组织管理能力，法国海军的舰队、港口和机构都能井井有条；而且，德克里斯主持执行了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包括12艘炮舰和16艘驱逐舰。这使英国人也感到恐惧。
照说，像德克里斯这样一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将领应该充当副手，在他的上面应该有一个更加成熟老练的人当部长才行，可是拿破仑对此视而不见。
也许法国海军此时的最大弱点是它的行政体制和缺乏适当的授权渠道。英国虽说没有设海军部长一职，却有海军大臣，他在唐宁街的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要对皇家海军的一切行动负责。他在政治上自然是由英国首相领导，但海军事务却完全由海军大臣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只有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对各舰队发布命令。但在法国，海军部长具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包括决定重大行动、委任、提升或辞退海军军官等都全由海军部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海军部长的许多决定又被证实是灾难性的，更糟的是，拿破仑还不时地要干预海军事务，常常不通过德克里斯而直接给舰长、舰队司令甚至海军将领下达命令——这样的多重领导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如果，如同我现在在这里说话那样，你们被告知英国人在我们的海岸大举登陆，你们中间有谁会无动于衷呢？”皮埃尔·安托尼·达鲁，拿破仑的发言人1803年5月23日在护民院的讲话中说，“那么，想像一下，当英国人得知法国人入侵英国的消息时他们又该多么惊慌……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征服欧洲的英国势力范围，一旦我们登上他们的岛国，我们将永远彻底粉碎英国的势力。”拿破仑在5月17日已经向法国和世界正式宣布他将入侵英国，亚眠和约已经废止。
在48小时之内，位于布里塔尼海岸的英国舰队被告知：法国和英国再次恢复敌对关系，凡法国军舰和商船，一经发现立即摧毁。
命令是由英国的海军上将，英国在海峡上最大的一支舰队的司令威廉·康沃利斯发布的。经过一年的休战，英法两国之间狼烟再起。
为了赶在欧洲大陆封建国家联合向法国进攻之前战胜英国，拿破仑开始了上台后最紧张、规模最大的对英战争准备。他在法国西部海岸布伦港建立了庞大的军营，几万工人集中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建造新军舰、运输船、驳船以及横渡英吉利海峡所需要的一切。这里还集中着准备在英国登陆的几万大军。拿破仑不顾海军中将布律克斯和德克里斯的反对，主张用富法特设计的平底船渡海直接驶入泰晤士河。这遭到所有专家的反对，因为一旦遇到强大的英国炮舰，这些平底船即使配有大炮仍然不堪一击。
目中无人的拿破仑并不愿意听取专家的意见。当年他们也说不可能将大炮运过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但他却成功了。别人对他说要将整个远征军送到地中海彼岸的埃及是天方夜谭，但他又成功了。他征求了那个爱献媚的水手冈托姆的意见，冈托姆的答复是：用平底船渡海是很危险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拿破仑所需要的答复。他决定在冬季考察海峡，研究海上在冬季仍然捕鱼的渔船，看它们是如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富法特和冈托姆都建议在冬季利用漫长的冬夜掩护、在风暴之后的平静时刻对英国发起进攻。但是，尽管冬夜的确漫长，但却有着可怕的风暴，连渔船也不敢出海，更不用说平底船了。拿破仑冒着寒冷的冬雨，站在布伦的峭壁上，手持望远镜，感到有些茫然了。尽管天气恶劣，英国人的军舰仍然在海上巡逻，毫不松懈。事实证明用2,000多艘平底船同时乘一次潮水渡海作战，即使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也是行不通的。何况拿破仑坚持这些平底船应装配大炮，以减少护送的军舰的数量，并掩护法军登陆。但即使不装配大炮，这些船一遇风浪也有倾覆的危险。加上大炮数量不足，海岸和海港的守卫需要大炮，哪里有富余的大炮用来武装几千艘平底船呢？拿破仑忽略了这个问题。更难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指挥官来指挥这支庞大的船队；再说，这样一支如同羊群一般的船队需要庞大的舰队保护。
第二十章 狼烟再起(3)
拿破仑经过反复思考还是选择了富法特的“不可能”的计划， 因为，如果说拿破仑有什么爱好的话，那就是接受别人都不敢接受的挑战——执行这个计划需要港口、船坞、人力、材料、住所和大量的钱。
虽然后来拿破仑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只是将它作为蒙骗奥地利人、俄国人和英国人的佯攻和假象；但实际上这是件严肃的事，因为这一严重失算的入侵英国的大规模备战活动，已经给法国人民和法国的同盟国带来了惨重损失。
拿破仑挑选了44岁的海军中将布律克斯作为国家舰队的司令官是十分明智的举措，虽然布律克斯有迷恋炼金术和偶尔写一点轻歌剧剧本的古怪嗜好。
布律克斯比拿破仑大10岁，出生于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的世代军官家庭，他最爱的是大海。他在法国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便参加了法国海军。他在大西洋、加勒比海服役，参加过攻占多巴哥的战役。1793年被晋升为舰长，由于出身贵族于当年被捕入狱，1794年回到海军服役，组织过1796年的爱尔兰远征，1797年晋升海军少将。1789到1799年间任海军部长，在任期间他全力以赴地集中财力建造了16艘炮舰和18艘驱逐舰，主要目的是重建法国海军以保卫法国海岸和法国的利益。1799年他晋升为海军中将。
这位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文雅绅士，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当德克里斯在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宝座时问他送什么“捐赠”以及他认为这个伟人应该穿什么衣服时，布律克斯大声斥责道：“让他什么也别穿，这样你吻他屁股时不是更加方便了吗！”德克里斯从此再也不敢问这类问题了。尽管这位海军中将性格有些独立不羁，拿破仑还是任命他为国家舰队司令，除了拿破仑喜欢他的其他原因外，很重要的是布律克斯曾经支持过拿破仑的雾月政变——拿破仑很少忘记他的政治和军事义务。
1803年7月30日，第一执政拿破仑正式宣布开始建造入侵英国的“国家舰队”，但直到两个月后，他才命令布律克斯和富法特制定详细的入侵计划，包括需要的船只数量。事实上，拿破仑在没有计划和蓝图的情况下已经订造了成百上千艘船只，他计划运送11万多人（不包括海军的人员）和7,000匹战马，这些数字在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为了运送这些队伍和马匹，需要建造平底炮舰和驳船等4种不同类型的船只；但现在所有的船都是平底的、无龙骨的，最大的三桅平底炮舰总长110英尺，可以输送120名士兵和一些马匹。单层甲板上装着12门24磅的大炮。较小的驳船理论上只能载70多人和几门榴弹炮。多数这类船都不适合海上航行，但是拿破仑没有对各种类型的船做任何实验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大动干戈，这个错误使他和海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有这些船即使在抛锚的情况下，都是很容易沉没的；而且由于没有龙骨，也不容易把握航向。惟一的优点是建造这种船比建造传统的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要省钱省时。此外，这种船的优越性是可以在很浅的水中登陆，从理论上讲适合于在英国肯特海岸和泰晤士河泥泞的河岸登陆。
在宣布官方的计划和确定所需要的船只数量之前，拿破仑就急着订制了1,050艘第一批平底船，并要求其中310艘在7个月内、也就是在12月23日前交付使用。同时他还订购了大批木材、焦油、大麻和帆布，搜罗了大量的熟练的造船工人，兴建了大量船坞。在船坞还没有收到订货时，也就是5天之后，他又通知海军部长这310艘船要在4个月内交付使用。他还命令现在变得恼怒的富法特“争取在9月底之前建造出一倍于这个数量的船只来”。拿破仑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记住，每一小时都是极其宝贵的。”他提醒富法特。第一执政为了打消他的疑虑，又说：“钱不成问题。”
为了建造这些船只，拿破仑命令在法国各地凡是有河流可以将船只下水的地方都兴建船坞。新征服的国家和领地也得到了同样的命令，于是在德意志的美因茨、莱茵河流域和比利时全境都开始了造船之风。
到哪里去找造船工人呢？“征募他们！”拿破仑命令德克里斯，“在比利时境内和莱茵河沿岸进行征募。”同时在法国也进行征募。结果，在理论上是独立的小国荷兰最后却承担了为法国船队造船的大部分重任。
1803年6月25日，被法军占领了近10年的荷兰政府在法国政府的胁迫下，不得不签署了法兰克-巴塔维亚公约，条款由拿破仑亲自口授，强迫荷兰成为法国的全天候的军事伙伴。荷兰的海港长期以来就是欧洲和英国通商的良港，荷兰本身就是有名的商贸国，有着庞大的商船队。通过控制荷兰，拿破仑可以给英国海上和欧洲贸易以致命的打击。荷兰一直是拿破仑可以“借钱”的欧洲财经中心；而且，荷兰的西北部和德意志接壤，法国军队从那里可以发动入侵战争。在法国军事占领下，没有法国的许可，荷兰是动弹不得的，荷兰成了事实上的被监禁国。
第二十章 狼烟再起(4)
根据法兰克-巴塔维亚公约的规定，荷兰人不得不被迫自己掐住自己的脖子。首先，他们要为法国提供5艘炮舰和5艘驱逐舰以及足够的运输船来运送25,000法国部队和2,500匹战马渡海。另一方面，他们被迫提供350条船运送另外36,000人、他们的装备和大炮以及他们的1,500匹战马。他们总共承担了运送61,000法国军队及其装备到英国海岸的任务。不仅如此，拿破仑不顾公约的规定，坚持所有这些费用全部由荷兰人自己承担。对于人口少于200万的荷兰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这个负担加上和英国终止贸易使荷兰的海上贸易（荷兰的生命线）面临破产的境地。
拿破仑对此仍不满意。法国政府接着又要求荷兰人将他们的海军全部交给法国人指挥——这又是完全违背公约的。这样一来，荷兰海岸实际上除了一艘法国老军舰之外，完全没有海军保护。法国还是不满足，拿破仑接着又提出了要求，这一次是违背欧洲曾经签署过的所有公约了， 就是将荷兰海军军官全部交给法国。法国征战英国的船队的一半要由荷兰提供，此后拿破仑又要求荷兰派出部队和提供大量的黄金。
荷兰的外交发言人对法国的横蛮要求提出了抗议，指出法国的要求使荷兰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且剥夺了荷兰仅剩的280名海军军官；再说，荷兰不像法国那么好战，到哪里去搞几百门大炮给法国呢？拿破仑不顾荷兰的抗议，坚持他的要求。在法国的威逼下，荷兰外交事务发言人只有答应：
为了执行阁下的命令，我们只有不顾困难和麻烦了……但是，我的政府希望第一执政真正感激我们长期承受巨大的牺牲所做出的努力……我乐意再次向他禀告我不幸的祖国的财经状况实在令人寒心。
外交部长塔列朗根据拿破仑的命令，警告荷兰如果不服可能招致的“不幸后果”。结果，到了1803年底，整个荷兰海港的海军都不见了，只有3艘小的海岸船，最大的也只有60 名水手。德克里斯亲自前往荷兰港口考察后，报告拿破仑：荷兰海岸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这里什么也不剩。
拿破仑仍然无动于衷。塔列朗抱怨最近交付使用的船只“状况极差……又没有水手或大炮”，使他“非常失望”，“你们不会知道第一执政对此是多么的烦恼”。
在对荷兰人民采取高压手段的同时，拿破仑继续在法国进行准备，首先他给了海军部长德克里斯也许是法国历史上数值最大的海军预算，即1.3亿法郎（国家总预算仅为5.89亿），占法国财政年度收入的1/4。接着，他从各个银行借支2,000万法郎。当这样似乎还是无法满足他的备战要求时，拿破仑便采取了“爱国捐助”的老办法。
拿破仑通知了在意大利的欧仁·博阿尔内，他希望意大利人能够“捐助”建造船队的钱，结果便得到意大利捐赠的12艘炮舰。塔列朗接着向荷兰外交官发出威胁信称：第一执政希望荷兰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快就得到了荷兰的答复，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钱为法国提供30艘炮舰。接下来就是“爱国捐赠”， 对第一执政充满感激之情的法国各阶层人民都争相慷慨解囊。截至10月，便收到了约2,400万法郎的捐赠。同时，法国将路易斯安那以8,000万法郎的价格出卖给美国（扣掉美国早先的赔款，实际上是5,400万）。第一执政拿破仑认为这笔钱已经足够了，便下令停止捐款。拿破仑虽然解决了钱的问题，但海军承包商却发现向政府索取付款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结果导致了船只交付的拖延。
例如，在1803年的秋季，拿破仑估计可能交付2,000多艘船，可是实际上只完成了1,000多艘（其中170多艘还是由渔船改装的，还有几十艘是荷兰提供的）。这与拿破仑的估计有50%的出入。
这是怎么回事呢？惊异的拿破仑询问德克里斯和新上任的检查总长富法特。海军部长的答复是船坞的业主不诚实，他们接受了付款却不开工造船。一直和海峡海岸的造船厂主有着密切联系的富法特坚绝不同意德克里斯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造船厂主压根就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付款，德克里斯的海军部应该对此负责。
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报告后，拿破仑派遣他最信任的蒙日前去对此事进行调查。最后发现富法特的报告是有根据的。拿破仑宣布所有未能在1月份前完成订货的承包商必须在3月前完成。尽管延期的时间有限，也多少表示了政府有过失。的确，由于拿破仑不能及时支付承包商和银行应付的钱款，致使在此后10年内国家改革和军事战役遇到不少挫折。有时，第一执政拒绝按照合同如数支付款项。有时，政府和军方官僚的无能和腐败使大量国库支付的钱款流失。情况的确很糟，到了1804年5月，皮特接任英国首相时，法国订购的2,000多艘船只中只交付了1,200多艘，而且其中只有149艘是配备完善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备受法国奴役的小国荷兰却及时交付了370多艘武装的战船，并配备了完善的荷兰水手和军官，小小的荷兰为法国船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十章 狼烟再起(5)
1803年5月重启战端之后，法国显然没有能力对英国发动渡海远征。不仅由于大量的船只还在订购之中，而且发动进攻的基地也没有能够建立。
眼看亚眠和约即将成为一纸空文，拿破仑命令陆军部长贝尔蒂埃做好应付不测的准备。早在1803年4月18日，将军就计划了5个宿营地（一个在荷兰，一个在德意志，还有3个在法国）。然而其后半年，营地的计划改变了不下5次，拿破仑最后定下了第6次改变的计划：在布伦建立庞大的营地。到1804年3月，在贝尔蒂埃的努力下，布伦和其他两个营地总共已有7万多部队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长。
伟大的远征越来越占据了拿破仑的心，他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来研究远征出发港口、护送舰队以及横渡20多英里的海峡的各种问题。尽管十分棘手，他却感到无穷乐趣。
拿破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寒风呼号的海峡边上，除了渔村之外没有什么可供居住的房屋。以圣奥梅尔的营地为例，一次从全国各地来了13,000人的部队，急需过夜的地方；后来，在那里修建了兵舍和茅屋，为16万多人提供了半永久性的营房。建造营地的一切活动拿破仑都交给贝尔蒂埃管理，包括采购、运输、储存和分配堆积如山的食品、衣服、武器、弹药以及成千上万匹战马（需要在马厩中喂养）。这里是在荒无人烟的海边，没有任何现成的设施可以利用，运送军需的四轮马车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
海军也有同样的问题，港口的设施尚未完工，成千上万的水手就和他们以后要负责运输的所有部队在那里扎营了。需要的经费令人吃惊，加上拿破仑不断干预，常常在这些营地间巡视、查看账簿、催促进度；由于陆军部长贝尔蒂埃的才干，才建立了效率和秩序。
1803年贝尔蒂埃全面负责远征军的组织工作时，他已经55岁了。1796年和年轻的拿破仑见面之后，他作为拿破仑总参谋长为其远征埃及效劳过。他还会作为拿破仑的总参谋长度过他剩余的军旅生涯，正是在这个职务上，他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贝尔蒂埃总的看起来是个平凡的人，是他的大部分同事军官（包括拿破仑）常常取笑的对象；身材消瘦、紧张、神经质、常常咬手指的贝尔蒂埃其实是个出色的数学家和第一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贝尔蒂埃的杰出才能使拿破仑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没有贝尔蒂埃，拿破仑也可以赢得一些战争；但有贝尔蒂埃在拿破仑身边，他赢得战争的机会要大得多。
贝尔蒂埃作为拿破仑的总参谋长要负责为即将展开的战役协调部队的调动；他要在部队调动前先做好军需、武器弹药的调配工作，等拿破仑想到这些问题时，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他要负责所有应拿破仑召唤和调遣的官兵在战役前到达指定地点。贝尔蒂埃将这些工作做得有条不紊。
尽管拿破仑常常拿贝尔蒂埃开玩笑，但他对贝尔蒂埃的依赖胜过法国军队中的其他任何人（贝尔蒂埃惟一没有参加的战役是滑铁卢战役）。贝尔蒂埃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他是个孤僻的人，他的生活中惟一的情人是阿尔卑斯共和国首领的妻子朱塞帕·威斯康提，他和她公开在巴黎同居。他和拿破仑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虽然拿破仑和贝尔蒂埃的关系不如和蒙日那样亲密无间，但却是一种密切的同事关系，他们每天都要见面商讨军事问题。由于远征英国的事情有贝尔蒂埃为他操劳，拿破仑可以放心地关注其他的国家大事。
海军少将德克里斯面临两个在入侵英国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海港和海军。其中最困难而拿破仑又最少关心的问题是成千上万艘船只赖以出发的海港问题。海峡沿岸没有现成的军港，拿破仑被“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这一挑战所吸引，反倒忽略了这种现实的问题。由于没有适当的出发港，法国海军的人士普遍认为从海上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
可以容纳大量船只的军港从一开始就是制约拿破仑计划和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这项工程耗资巨大、需要漫长的工期，因此一拖再拖，并造成了财政危机。但是，由于整个欧洲都在注视着这项冒险计划，拿破仑骑虎难下。如同在埃及远征时那样，拿破仑被自己的天才和想像束缚了，而没有能够正视人的极限这一事实。
决定从哪个港口出发是至关紧要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拿破仑原想以远在南部的布雷斯特作为船队的出发基地，但是由于平底船的缺陷，这样长的横渡距离显然是行不通的。勒阿弗尔和迪埃普距离较近，而且有现成的港口设施，但都不够大。最后，拿破仑选中了大多数海军军官都不会赞同的、完全没有现成港口设施而且自然条件也不甚理想的布伦。一项工程报告中披露：“这是海峡地带最糟糕的一个港口。”这样的决定只有一个普通士兵才会做得出。
第二十章 狼烟再起(6)
1803年5月，3,000多工人在布伦港开始打桩和开挖工作，拿破仑坚持必须在10月份完工。“绝不会缺钱的！”拿破仑对负责这项工程的塞加奇说，并承诺了工程所需要的200多万法郎。他指出：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港口，目的就是供船队出发之用，他对这个海港的未来毫无兴趣。
虽然劳动力的价格十分低廉，包括附近的驻军参与，但布伦港的建设费用很快上升到每月39万法郎。而且，这项工程不但不能在当年10月完成，而且到次年10月也成问题。总的费用可能比预算的要增加一倍，仅炮台一项就增加了300万法郎。需要建造大量的码头和平底船的停泊场，而且为了使港口保持足够的水位也需要耗费巨资。
拿破仑亲自视察了整个海峡的西北沿岸。“我发现了一个建造新海港的重要位置。”他热情洋溢地宣布。他新发现的地方是维桑附近海边的大片“沼泽地”，这次他遭到了塞加奇据理力争的反对。
在安布勒特这个小得多的港口建造项目里，使用了600名劳工，每月耗资18万法郎，原计划1803年秋完工；可是，后来劳工人数增加到3,300多名，日夜赶工，到1804年1月仍然没有完工。其他一些工地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拿破仑是否完全疯狂了？尽管他有着深厚的数学功底，显然他没有把住有关工程可行性、合理工期和预算之类等现实问题的脉络。拿破仑只是将他的白日梦变成了一场噩梦，不仅是他手下承受巨大压力的工程师们的噩梦，而且是法国人民的噩梦。
雪上加霜的是英国海军大臣基思的舰队开始炮击布伦和沿海其他工地。有些炮击是从离开海岸不到一英里的海上发起的，工地上手无寸铁的工人被大量杀伤，四散逃命。
英国伦敦的海军部门在1803年以前就发现了法国海岸的动向。他们认定法国是在海峡准备对英作战。海军大臣基思认为布伦是法国的征战基地。1803年秋，普茨茅斯的报纸警告读者：“有消息表明法国正在准备从海岸向英国发起突然袭击。”流亡英国的法国将军迪莫里兹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私人备忘录中说：如果法国发起远征，肯定是突袭性的，“战争的命运将在8天内决定”。
受到战争威胁的英国开始紧急武装历来比较弱的本土军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性措施，沿海的肯特和埃塞克斯加强了防御，数千英里的海岸大量囤积着木材、干草和焦油，准备在敌人登陆时点燃。此外，在沿海修建了74座圆形小石堡。英国人还在沿海设置了3道防线。军队迅速调集到了沿海地带，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投入战斗。同时，即将爆发战争的传言使海岸居民纷纷携细软逃往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