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布列纳所说的那样，在如同2,000人的“浮动城市” 的旗舰上，虽然“没有女人”，但生活却非常充实。布吕埃斯的船舱，以及总司令位于船尾的、有着眺望蔚蓝大海的舷窗的宽大船舱里，军官来来往往。拿破仑的这个船舱自然成了舰队的活动中心，那里，他一改在陆地上黎明即起的习惯，每天早上10点才露面。他一起身便由布列纳照料，他的身边当然还有副官、高级军官和经过筛选的仆役。除了偶尔和布吕埃斯和舰长在后甲板散散步，通常是讨论一些海军的特殊问题之外，他很少离开自己的船舱。用餐时，布吕埃斯和拿破仑慷慨地邀请大家豪饮美酒，但却必须和拿破仑一起长久激烈地讨论各种哲学和科学问题，辩论往往持续到凌晨时分，并且很少被音乐所打断，因为拿破仑不喜欢音乐。
蒙日荣幸地成为拿破仑的座上客。蒙日是热情、外向和容易兴奋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他有两个十分溺爱的女儿，年轻的拿破仑成了他的养子。
拿破仑·波拿巴最崇敬的蒙日原籍瑞士，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长子，1746年出生在第戎南部。蒙日家的3个儿子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加斯帕尔·蒙日学习科学和数学，1764年考入里昂的学院学习。回到家乡之后在一所享有声誉的军事工程学校任教。
蒙日的数学才能很快受到赏识。在这所军事学校他遇到了有才能的学生卡尔诺，后来与他一起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接下来的几年，他教数学、物理和化学，写了许多论文。正是在教书生涯中，他和31岁的寡妇赫本结了婚。由于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笔小小的财产，蒙日才有可能在社会和政治上崭露头角；同时，他也得到了更多从事实验的时间。
第六章 海军舰队(4)
对物理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后，蒙日结识了当时有名望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成为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后来成为海军军官的校外主考官，并且是著名的法兰西研究院的成员。
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蒙日成为雅各宾派的创始人，共和国思想的激进分子，主张摧毁一切封建等级制度，并处死国王。
1792年8月，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面对的是海上的劲敌英国和许多报复法国海军的叛变。蒙日进行了两次不成功的远征。到1793年4月，蒙日已经树立了不少的政敌——包括丹东，他强迫蒙日辞去部长职务。
于是，蒙日又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科学事业，包括为政府解决各种科学问题，诸如准备兴办大规模的钢铁厂、军火厂等，并建立了公制的度量衡制度。
由于蒙日和他同事的努力，仅巴黎一座城市每年就能制造14万枝枪；法国铜炮制造厂由2家增加到15家；钢铁厂由4家增加到30家。蒙日是个热忱的爱国者，当他发现工人和劳工领袖破坏法国军队急需的军火生产时，他向当局告发了他们。
1794年7月，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垮台，曾经为救国委员会工作过的蒙日也遭到别人的告发，被迫躲藏了几个月，直到他的逮捕令被撤销为止。
如果说蒙日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而著名的话，后来，他的名字就和巴黎皇家工程技术军校（1794年11月3日创立）的创始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1796年5月，他成为新成立的法国科学院院士，并受命“访问被共和国的得胜之师新近占领的意大利，将你认为值得在我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所有艺术和科学的纪念品收集回来”。换一句话说，他被授予全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掠取战利品。
正是在这17个月的漫长使命中，蒙日第二次遇到了意大利军总司令拿破仑将军（第一次是在1792年8月，刚升任上校的拿破仑在军中的事业受挫，曾求见当时任海军部长的蒙日，要求在法国海军炮兵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这位年轻人给蒙日留下的印象不错，但由于他于1793年4月辞去部长职务，因此未能助他一臂之力）。1796年7月7日，在米兰见面后，蒙日和拿破仑志同道合。当年7月23日，拿破仑签署停战协议时，蒙日在场。当时，拿破仑公开邀请蒙日到蒙泰贝洛宫，成为那里的常客。1797年8月，蒙日的政府使命完成之后，本欲告别拿破仑离去，但是拿破仑挽留他一起签署奥地利和平协定，因此他将行程推迟了数周。
正是在这数周悠闲的日子里，拿破仑对蒙日谈到了未来的计划。其中特别吸引蒙日的是远征埃及的计划。拿破仑对这个计划特别注重，蒙日答应亲自为他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
他们的友谊现在已是牢不可破， 他们形影不离直到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10月8日，拿破仑委托他和贝尔蒂埃将条约原件送交督政府。回到巴黎后，作为一名有影响的人物，蒙日仍然和拿破仑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并于当年12月帮助拿破仑入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
从马耳他开始，蒙日登上了“东方”号；在船上除了布列纳之外，要数他和拿破仑在一起的时间最多。“蒙日始终是他的座上客，”布列纳回忆道，“这位学者的思想充满活力，和总司令有很多相同的观点，并以他活跃的思想激起了拿破仑的想像。” 但是，布列纳以及其他多数人都不了解蒙日对拿破仑决策的影响程度——特别是埃及冒险计划，蒙日曾经给拿破仑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埃及的海图、统计、文章和地图。
就这样，一位职业军人和一位平民科学家之间在一年前和平协定谈判时就建立的牢固友谊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在以后的岁月里蒙日将一直是拿破仑的朋友和知心人。拿破仑始终信任和依靠他——他为人正直诚实、公正无私、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探险和挑战的精神，这正是拿破仑最欣赏的。蒙日是少有的实用数学家（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要建立在公式和数学验算的基础上）和梦想家的二位一体。他生动的想像使他得以到达新奇而无人认知的彼岸，和拿破仑一样，他对身边的人完全不在意。对于拿破仑几乎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的军事远征的策划，非蒙日莫属。
海上航行中，拿破仑要花很多时间起草进攻马耳他和埃及的命令和计划，同时也有许多时间可以交谈。拿破仑最难以忍受的是海上生活的单调乏味和闲散。正如布列纳描述的那样：“法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是最常讨论的主题，但他特别喜欢谈论他刚刚获得的辉煌战绩。”当然，这是在他不晕船的时候。
晚餐后，参加讨论的除了蒙日，还有贝托莱、布吕埃斯、冈托姆、卡弗雷里和其他高级将领。拿破仑从来不知疲倦，他的脑海里涌动着无数的问题和建议，他不断诱导他的部下思考各种政治和军事战役问题。之后，他又会将话题转到宗教，或是“其他行星上面是否有人居住”， 或是“地球的年龄以及地球是否可能最后被大火或洪水所毁灭”之类的话题。他还对释梦兴趣盎然。
第六章 海军舰队(5)
但是，随着整个东方军的运输船和舰队在海上日复一日的航行，拿破仑必须考虑更为严峻和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那就是他这支庞大舰队的命运和远征计划的成败。拿破仑随时不忘英国人可能在海上发起的突然袭击，也没有忘记布吕埃斯提到过的法国海军舰队的命运对这次战役的成败将是决定性的。
毫无疑问，拿破仑和布吕埃斯都不知道，当法国舰队还在土伦待命出发时，英国海军少将纳尔逊的舰队在5月9日已经驶抵直布罗陀海峡。纳尔逊的使命虽说是在地中海上摧毁拿破仑的法国舰队，但是他直到5月28日才得知法国舰队并未驶往直布罗陀而是在向未知的目的地进发，而此时两支舰队之间已经相隔800英里了。
6月2日，布吕埃斯担心的事情似乎发生了，法国人发现远方的“英国船只”，他们确信无疑这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先头部队。布吕埃斯立即下令4艘74门火炮的战舰和3艘三桅快舰前往侦察。
惟恐运输船落入英国人的虎口，布吕埃斯下令船队形成攻击队形尽快驶向马耳他。布吕埃斯计划在数天内攻占马耳他，若久攻不下，马耳他就有可能召来英国人救援；那样一来，可能使远征埃及的计划推迟甚至永远无法实现。
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又称马耳他骑士团，是1113年十字军东征时成立的。1187年耶路撒冷失落后，他们在具有战略地位的罗得岛建立了新的家园。1522年，中东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土耳其苏丹占领了该岛。1530年，哈布斯堡王朝在马耳他岛为骑士团找到了一个新的避难所。他们在岛上修建了巨大的城墙，同时配有大量的火炮。1565年，土耳其人又对马耳他发起攻击，但很快发现这是个错误。虽然土耳其人用几百艘战船和上万军队对马耳他围困了233天，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只抛下了3万具土耳其人的尸体。
1797年12月，在督政府授权远征之前，拿破仑曾经派出使者带着一箱金子秘密出使马耳他，对马耳他的守军和地形进行侦察，并用金子买通了守军人员。1798年3月3日，使者回到巴黎给拿破仑带去了详尽的军事报告。
尽管马耳他有着数英里的城垛，但拿破仑对其详细军事布局已了如指掌。马耳他守军中有10,000民团（只在紧急情况时使用），大部分是未经训练和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的平民百姓。事实上，这里只有1,500名守备军和900门古老的大炮（多数大炮从来没有使用过）据守着城墙，守备军中仅有322名骑士，其中50名年事已高，只有272名尚能舞枪弄刀，而这其中就有200名事实上是法国人。基于这样的背景，加之数量可观的贿赂，1798年6月，拿破仑自然轻而易举地攻下了这个岛屿。
6月8日，布吕埃斯的舰队终于见到了马耳他岛，他们发现来自契维塔韦基亚的德塞的小舰队和德克里斯的护航三桅快舰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们了。次日，总计365艘战船的舰队经过21天的航行终于在瓦莱塔抛锚停泊了。
不用说，6月9日，当马耳他人一觉醒来，在这个地中海上的古老海港发现眼前的大海上是一望无际的军舰和如同“浮动的森林”般的桅杆和樯帆时，不禁大惊失色。同样，法国海军军官在他们的望远镜里发现岛上貌似攻不破的城垛和要塞时，也是焦虑万分。
既要攻占该岛，又不想以“征服者”姿态出现，拿破仑给瓦莱塔的守军发出信号，要求允许整个舰队进港补充淡水。10点，岛上回答：每次只准4艘船进港加水。这很好，为了攻击他们“总是需要借口的，无论是什么借口”。德塞将军得到命令立即登上“东方”号与总司令商量作战部署，决定从4个方向向该岛发起进攻。
进攻之前，为了公众舆论和历史交代，拿破仑还要履行最后一道程序。6月10日，他命令法国驻马耳他领事向马耳他守军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正式抗议书，指出：舰队有权进入中立海港获取淡水，“拿破仑总司令”对于该岛守军的否定回答“十分震怒”。而且还指出：他熟知“阁下的前任（1793年马耳他拒绝承认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所给予英国人的优惠待遇”。因此，拿破仑“决定使用武力来获取应该得到的礼遇……而我预料贵方没有阻挡的可能性。”
事实上，法国舰队的突然出现对于马耳他岛的骑士团来说，并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早在5月中旬，拉什塔特的奥地利外交官给他们的密件中就通报过形势：“卑职写信是提醒阁下：土伦之远征矛头直指马耳他和埃及……贵岛肯定会遭到袭击，但是，如果你们不战而降，你们将成为全欧洲的耻辱（并将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法国人面对的众多要塞中，主要是控制进入瓦莱塔港咽喉要道的3大要塞。但面对岛上漫长的阵线、1,000多人的守军和9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拿破仑并不感到忧虑。他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第六章 海军舰队(6)
他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开战后不到24 小时，6月11日上午9点，一名马耳他信使前来“要求停战”。法国人很快答应了。当晚10点，6名马耳他人组成的全权大使团登上了“东方”号，经过几个小时保持面子的讨价还价之后，大使团于凌晨3点签字投降，割让马耳他给法兰西共和国。法方付出的代价仅为3死6伤，马耳他方面仅死了“几个人”，数百人被囚禁。
在“东方”号甲板上签署的“条约”中规定：“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将马耳他岛的所有主权和财产无条件交给法兰西共和国。”法国则答应“依靠其在拉什塔特的影响”为骑士团的首领在德意志某地获得“一个适当的公国君主地位”（后来没有兑现）和30万法郎的年金。骑士团的其他骑士则每人获得700法郎的年金，200名法国骑士允许回到法国。结果诺言许下了，年金却从来没有给过。
投降文件尚未签署，6月13日，拿破仑就向全军公布了法军大获全胜的消息：“我军公告——敌军已经投降！马耳他获得了自由。”去年签署了坎波福米奥和约和哈布斯堡王朝投降条约的28岁的将军，现在又在8个月内创下了第二个非凡功绩。拿破仑完全有理由为自己高兴：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在实现。
法军开始迅速而不流血地接管该岛的行政、司法和宗教事务，同时以传播法国的自由思想为由，没收马耳他骑士及其他人的公有及私有的财产甚至教堂的财产。
6月13日，条约上的墨迹未干，拿破仑指派“公民贝托莱”为法军的监察官，命令他没收“金、银和宝石”——马耳他骑士团自12 世纪以来积累在圣约翰教堂地窖里的宝藏。天黑前，第一车满载宝藏的车辆驶向瓦莱塔并装上了“东方”号——法兰西共和国又给了民主一记耳光。
拿破仑正式通知督政府：从教堂所获得的战利品系价值总计为100多万法郎的金银，另有12万多法郎的物品取自骑士的宫殿和圣安东尼教堂等。拿破仑声称他留下了价值100万法郎的财宝“作为守军的费用”。事实上，从私人领地和公共建筑中所掠取的金银财宝总计价值达700万法郎，其中黄金占500万法郎，白银器皿占100万法郎。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在报告中打了个很大的折扣。至于拿破仑到底得了多少，忠诚的布列纳则始终守口如瓶。
照说，征服马耳他已足以让拿破仑凯旋巴黎，再一次享受胜利的荣耀了；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埃及，马耳他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顺手牵羊而已。在马耳他期间，拿破仑终日忙于起草法令、命令、决定和约见等，晚上他仍然睡在“东方”号上，只是在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时才登舟上岸。
拿破仑之所以在马耳他匆忙行事，是害怕在这儿或去埃及途中与英国的纳尔逊将军的地中海舰队遭遇。他通知法国远征军“随时待命出发”。远征军在这儿换上了新的薄布军装；舰队和运输船添加了淡水、蔬菜、食物、劈柴以及草料和马匹，同时腾出地方装上了大约400只马耳他绵羊。6月18日晚，马耳他骑士团除了少数几个入选远征军之外都离开了这个岛屿，约有350名马耳他人参加了远征军。
拿破仑在宣布马耳他执行法国革命的原则之后，许诺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伊斯兰教，并为此解放了约2,000名在马耳他的北非和土耳其奴隶。他在指派沃比翁将军为马耳他的新统领之后，终于有时间给他的哥哥约瑟夫写信，通报他的最新战果和良好的健康状况了；拿破仑还要约瑟夫送约瑟芬到埃及与他聚首。发出这最后一封到巴黎的信后，拿破仑指示布吕埃斯准备一大早就起航。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顺利。
“东方”号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价值连城的宝船了。到达马耳他后的第十天，即1798年6月19日，布吕埃斯向舰队发出了起锚开航的信号，航向东南。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两周内他们就能见到他们那秘密的目的地了。
第一卷 炮兵上尉：他的祖国需要一个救世主(下)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1)
“我止不住想……为了使我们摆脱法国强权的蹂躏，从而给欧洲事务带来一个新的体系，纳尔逊舰队的胜利是多么重要，此时此刻进行一定的冒险又是多么绝对的必要。”1798年4月，英国海军大臣斯宾塞给海军中将文森特的信中这样说。
5月，纳尔逊的3艘军舰和4艘三桅快舰朝里昂海湾驶去。当他们离开耶尔岛75英里时，在5月20日至21日的夜里，纳尔逊的舰队遭到台风袭击，装载有74门炮的旗舰“先驱”号的横帆受风几乎倾覆，主桅和顶桅被飓风折断，旗舰几乎完全被毁。当文森特的舰队和纳尔逊在6月7日会合时已经为时过晚。法国舰队早已离去。
纳尔逊年纪很轻，并在卡纳西会战中右臂受伤截肢。英国高级海军将领曾反对由他率领舰队追击法军，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中将文森特仍然认为39岁的纳尔逊是在地中海追击法国人的惟一正确人选。
正是在6月7日，纳尔逊接到了文森特修正的命令。虽然文森特自己对于拿破仑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估计拿破仑远征的目的地可能有那不勒斯、西西里、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但他命令纳尔逊“前往搜寻和打击在土伦和热那亚备战的敌人舰队”。当时，英国的陆军大臣邓达斯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于6月2日写信给海军大臣斯宾塞：“文森特的作战指示中是否提到拿破仑远征的目的可能是埃及呢？或许是我的想法过于奇怪，但我却无法不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这样的想像。”
直到5月28日，纳尔逊才得知法国舰队已经离开土伦，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战机。纳尔逊不得不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了为时10天的搜寻，但仍然对法国舰队的目的地和他们眼下在何处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文森特给纳尔逊下达的命令是“在地中海、亚德里亚海、摩里亚群岛甚至进入黑海的任何地方”全面搜索敌人，一旦发现，“立即击沉、烧毁或摧毁”它们。现在，纳尔逊正在为此努力。
于是，出现了海军史上最著名的追击战，英国舰队于6月22日驶抵那不勒斯，然后驶入莫西那海峡。6月22日，纳尔逊接到情报（错误的情报）称拿破仑已经攻下马耳他，然后离开了马耳他。“如果他们驶过西西里，”纳尔逊给邓达斯写信道，“我相信他们的目的是攻占亚历山大港。” 于是，纳尔逊扬帆直驶亚历山大港。纳尔逊和拿破仑都不知道在6月23日那天，两支舰队事实上相隔仅78英里之遥！可笑的是：一心要追到拿破仑的纳尔逊过于性急，和拿破仑失之交臂，并于6月28日全速赶到了亚历山大港，却根本不见法国舰队的踪影。性急的海军少将也许是得到了什么新的情报，又立即率领舰队朝东北方向的君士坦丁堡驶去。纳尔逊又一次和拿破仑失之交臂。他们谁也不知道，在6月29日那天，驶离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和驶向亚历山大港的法国舰队曾经相隔得比6天前更近，只有74英里，仅数小时航程而已。
纳尔逊是在3周之后才得知这次失误的，他咒骂自己倒霉的运气和拿破仑奇迹般的脱险，叹道：“魔鬼的孩子自有魔鬼的好运！”纳尔逊决定一直追到“天涯海角”。在君士坦丁堡匆忙补给之后，他再次调头驶回亚历山大港。
6月27日深夜，由于风力减小，舰队的航速减慢，此时舰队位于埃及西北海岸180英里处，布吕埃斯海军中将命令三桅快舰“朱诺”号先行驶入亚历山大港，与那里的法国领事联系，了解有关形势的详细报告。两天后，就在英国舰队从水平线上消失后数小时，“朱诺”号到达亚历山大港，将领事马嘉隆（就是夏尔·马嘉隆总领事的侄儿）带上船，带到焦急等待着的拿破仑身边。
马嘉隆登上“东方”号后告诉拿破仑：“一支由14艘炮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在‘朱诺’号抵达亚历山大港前离开了亚历山大港……他们可能随时再度出现。”此外，气候突变，“海上掀起了狂风巨浪，船只失去了控制，军舰和运输船乱作一团，如果此时敌舰出现，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这个消息给每个人的脸上都蒙上一层阴影，但是，“我在将军的脸上却看不出丝毫的惊恐”。“现在，英国舰队已经靠近阿布基尔湾，正是英国海军突然出现的消息使拿破仑将军决定在马拉布特海湾登陆，”克莱贝尔将军说，“因为，拿破仑将军的计划是在3个月内同时占领尼罗河三角洲和亚历山大港。”
根据领事的报告和拿破仑的决定，7月1日早上6点45分，布吕埃斯命令舰队驶近海岸、准备登陆。早上8点，舰队离阿布基尔湾还有数英里，布吕埃斯便命令战舰离开运输船先行驶向海岸。舰队在靠近海岸处抛锚准备登陆。11点，旗舰上发出了放下小艇登陆的命令。拿破仑命令远征军分3路登陆，但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很快就打乱了他的计划。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2)
由于狂风大作，加上军队缺乏登陆训练，整个舰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幸运的是此时此刻没有英国海军在场。登陆行动持续到了次日凌晨。一般不愿意提到大海的贝尔蒂埃这样描述：“狂风在海上掀起巨浪，我们根本无法驾驭小艇，执行登陆的指令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事实上，飓风常常将一只小艇掀到另一只小艇上面，有的小艇被撞碎，有的被巨浪掀翻，许多人溺死海中。布吕埃斯曾经劝拿破仑推迟登陆的计划，但遭到拿破仑的断然拒绝。一些载着尸体和伤残者的小艇被海浪冲上海岸。终于，首批2,500人率先登上了马拉布特海滩。拿破仑命令大炮和马匹登陆，但是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根本无法将大炮和马匹从运输舰卸下。
拿破仑是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的。凌晨2点30分，他亲自率领3个师约5,000人徒步向亚历山大港进发。尽管食物和水都没有来得及从船上卸下，他们还是在数小时内就来到了距开亚历山大港一英里半的地方。夜色中，法军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和厮杀。从此时到3年后法军离开这里为止，马穆鲁克骑兵的这种神出鬼没的袭击战术从未间断过。
拿破仑在亚历山大城下将军队分成3路向敌人发起进攻。亚历山大城守军的大炮缺乏弹药，守军本身更缺乏斗志，经过轻火器的一阵交战，上午11点，法军攻破了城门，亚历山大落入了拿破仑之手。根据贝尔蒂埃的报告（他的报告通常是由拿破仑口授的，因而值得怀疑），法军死21人伤60人，登陆时有20 名士兵溺死。事实上，包括溺水在内的伤亡人数为数百人，其中梅努将军在城下被石块击伤，克莱贝尔头部中弹受重伤。午后，亚历山大派出代表到拿破仑的司令部正式投降。
“我是来恢复你们的权利和惩罚那些篡夺者的。”7月2日，拿破仑用阿拉伯文向当地居民发布公告。“我比马穆鲁克更尊敬真主，尊敬他的先知和《古兰经》。”拿破仑决心打消埃及人的疑虑，表明他的友谊，以避免造成传统的征服者的表象，他对自己的军队下达了一系列的禁令和惩罚令，包括对“任何掠夺百姓和强奸民女者执行枪决”。另一方面，下令逮捕所有的马穆鲁克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拿破仑下令埃及人在24小时内放下武器并由各个区域的代表送交法国军队，法军保证友好相待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任何拒绝交出武器并“敢于对法军进行反抗的村庄将被烧毁”。法军所到之处将征用一切可以用来进行运输的牲畜，包括马、驴子、牛和骆驼。除此之外，对于拿破仑来说，埃及人民（马穆鲁克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在理论上将是不可侵犯的。埃及的宗教、宗教领袖和寺院都将受到法国军队的尊重。拿破仑宣布：“每一个埃及人都应该为消灭马穆鲁克而感谢真主，并高呼：‘光荣归于苏丹！光荣归于法兰西军队！把马穆鲁克逐出教门，幸福属于埃及人民！’”
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新的战事，被征服者将受到保护；事实上，拿破仑经常感到在这方面难以维持他的军令，也难以对违令者实施惩罚，他们的行动常常破坏他的政策。问题是违反军令者常常是高级将领，他们有时是明目张胆地违抗命令，不断地损坏着他的权威。尽管如此，他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他要赢得埃及人民（马穆鲁克除外）的人心，按照法兰西的模式重新组建这个国家的政府，尽可能用和平征服的手段使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有些法规，例如他要求埃及人将所有的武器上交法军，是合乎情理的；但有些命令却是极其荒谬的，例如，要求“亚历山大的每一个居民使用三色包头巾”。更难以执行的是，拿破仑要求法军对“所有佩戴法军三色肩章的高级穆斯林长官致敬”。这些命令都在全军进行了宣读。所有的穆斯林寺院必须受到尊重，拿破仑宣布：“任何法国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都不准擅自进入清真寺……凡违令者均枪决。” 军队也没有以往的那种小小的自由了，拿破仑特别提醒军队在市场上“拿任何东西都必须付钱……不得抢夺和辱骂埃及人。我们必须和他们交朋友，我们的战争矛头只能对准马穆鲁克”。在拿破仑宣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公告之后，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和酋长签署了一份表示支持法国新政权的庄严声明。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宏图大业正式开始了。
安全地占领了城池，守住了城门之后，法国人才看清他们周围是个什么状况。“可怕的沙漠，四处都见不到有生命的东西，白天骄阳似火，夜晚异常寒冷。” 后继登陆的军队在马拉布特海滩露营，形势更加严峻。“我们缺乏所有的东西。既没有食物（除了从法国带来的干粮之外），也没有水壶和炊具，何况我们也根本找不到水。”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欧洲人都顿时陷入了像《一千零一夜》所描述的神秘境界之中。食物的问题需要待法军的后勤部队在数周登陆之后才能解决，但埃及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3)
亚历山大港是埃及惟一的一座大海港。它实际上是坐落在一系列沙丘形成的长条形的土地之上，只有1.5英里宽，数英里长，城市面对地中海，后面是干枯的马里奥提斯湖的湖床和两个咸水湖——阿布基尔湖和埃迪库湖。这些咸水湖又将这座城市和内陆完全隔离，只有阿布基尔湖和马里奥提斯湖之间的窄窄的堤道和一条大运河将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上的拉马尼亚相连，成为这个海港通往尼罗河和开罗的惟一通道。
这片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形并没有使担心伏兵的法国人松一口气：湖泊的周围全是沙漠，埃迪库湖周围则是大片的沼泽地。继续向内陆行进几英里之后，沿亚历山大港到拉马尼亚的运河（一年有半年是干枯的）边，偶尔可以找到一些棕榈树和田野、村庄和部落，包括比尔凯特和达曼胡尔。亚历山大港朝东40英里，沿埃及海岸便是尼罗河的支流罗塞塔的入口。朝西除了一望无际的沙漠没有别的。亚历山大港的地形十分险峻，只要扼守住海港后面的堤道和运河便切断了埃及惟一通往地中海的出口（1801年，英国海军就是这样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亚历山大港的）。
当法国军队进入这座由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曾经因其文化繁荣而盛极一时的古城时，发现几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已经使这座古城衰败凋零了。当陆军上校洛吉尔通过庞贝门时，在他缺乏想像的眼中，看到的是：“很难想像还有比这座城市更加丑陋的地方了，没有任何往昔的辉煌和天才创建者所遗留的任何痕迹……几乎每所破烂房屋的大门上都留下了只知破坏不知保护的专制独裁者的印记。民房破败，无人修缮……另有一半就完全是废墟了。”
由于害怕英国海军的突然袭击，拿破仑命令剩下的军队尽快登陆；但由于天气恶劣，计划执行得很不顺利，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和大部分马匹、大炮、装备和食物都暂时无法登陆。在开始登陆24小时内，上岸的部队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由于缺乏良好的组织，这种混乱状态延续了数日甚至数周，大量人员死于饥渴。
7月3日早上5点，还有两个师尚未登陆，拿破仑召集了所有的炮兵军官和工程兵军官。他们从亚历山大的指挥部出发进行考察，在全城检查了水源和食物供应情况、堡垒和新建的法国守军兵营。尽管困难重重，拿破仑还是决定尽快完成这里的工作以便进军开罗；如果要一鼓作气打败马穆鲁克，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在贝尔蒂埃的得力帮助下对这个城市进行组织，同时在到达埃及的第6天他就委任马嘉隆和普西格（Poussielgue）负责征税的事务。他安排过去的穆斯林首领重新回到传统的职位上，同时这座城市要由军事法律监管。军队完成登陆和整编，防务做了新安排，但由于拿破仑没有进行有效的侦察、收集情报和做好后勤计划，远征军所遭到的损失比与敌军对阵更为惨重。
由于拿破仑的匆忙和大意，不仅登陆计划而且整个埃及战役计划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混乱。登陆行动突兀而不负责任，远征军的每一个战士都深受其害。实际上，拿破仑对于埃及的主要城市所在位置并不熟悉。在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他对其征途上的食物储藏、钱财、水井和储水地点却也一无所知。别说在异域作战，这样草率的作战计划就是在欧洲战场也是行不通的。何况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漠，与富饶的欧洲有天壤之别。在运输方面也缺乏足够的准备，远征军只带来了数百匹战马，必须在本地寻找马匹、驴子和牛（后来还有骆驼）以供骑兵、炮兵和运输之用。但不仅在亚历山大及其附近没有这些可供运输的牲口存在，而且使他万分懊恼的是，他完全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牲口。结果，直到数周后到达开罗以及其后数月，拿破仑的骑兵仍然没有坐骑，从而毫无骑兵的作用可言；他的车辆、弹药车、辎重、军官、工程师和行李车都缺乏动力和坐骑。
由于事前缺乏情报，几乎导致全军崩溃。拿破仑没有确定哪些地方是谷产丰富的地区（他们曾经到过罗塞塔和达米亚塔，但恶劣的天气使他们无法在那里登陆）；他也没有考虑何处有磨坊可以为他的军队磨制成吨的面粉，还有烤面包的烤炉——别看这只是一个烤面包的问题，这个问题差点使拿破仑的整个远征计划功亏一篑。
正常情况下，在政府授权军事行动之前数个月，贝尔蒂埃就应该收集这些基本的情报。但是，这次海军和陆军方面都没有派出情报人员到埃及了解有关后勤支援的情况。考虑到这次入侵的独特性，整个失败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拿破仑一个人承担。事实上，他所得到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夏尔·马嘉隆和普西格；他没有要求，也没有派遣或收到任何一个军事情报官员提供的情报。
就这样，孤立无援的拿破仑军队在茫茫沙漠上，既没有面包也没有水；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于干渴、饥饿、疟疾、中暑和疲劳。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4)
远征军司令的另一个疏忽是手上没有最新版的埃及地图。在这个几乎没有道路可供车辆行驶的国家，拿破仑实际上对于军队的行军路途和沿途情况一无所知，覆盖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复杂的运河系统令他特别头疼。这个国家的桥梁奇缺，令人吃惊；这些运河，无论是干枯的还是有水的，都成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拿破仑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不断跨越运河，其中有的大运河有120英尺宽。在埃及期间，他的军需运输车辆、炮车、弹药车以及步兵都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道路条件下艰难行进。
由于使用的是过时的老地图，对于沙丘问题也不能很好地处理。一旦在行军路途中遇到沙丘，只有翻越过去，这从登陆一直到开罗近郊都给军队的人员和物品运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埃及的部落和贝都因人①反抗拿破仑的事情发生。拿破仑相信自己的宣传，即：他是伊斯兰和埃及阿拉伯农夫的朋友，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土耳其政府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原本估计最多会遇到8,000～10,000名武装的马穆鲁克的抵抗，打上一两仗的拿破仑，实际上从亚历山大到开罗的途中一直遇到凶狠的武装抵抗，直到名义上攻占了这个地区之后仍然如此。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而且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距离巴黎较近的地方的话，如此不称职的司令官很可能不仅被革职，而且早就送到军事法庭受审或枪毙了。可是，拿破仑没有为此受到巴黎政府的传唤（那里的政府对埃及作战的情况基本上是被蒙在鼓里），正如纳尔逊说的那样：“魔鬼的孩子自有魔鬼的好运！”
同时，克莱贝尔将军尽管脑部严重受伤，仍然可以指挥，至少每天可以离开昏暗的病房工作数小时（因脑震荡和颅骨挫伤，他还需要几个月的康复期）。由于缺乏高级将领的指挥，即使是严重受伤的人仍然要留在军中尽职。拿破仑给克莱贝尔6,500名守军留守亚历山大和已经投降的省份，直到他的伤痊愈为止。克莱贝尔带伤恪尽职守，非常称职。
拿破仑下令准备继续开拔。洛歇·德达马斯将军负责攻占并驻守阿布基尔湾和那俯视停泊在海湾上的法国舰队的小小要塞，迪盖将军进军罗塞塔，由缪拉的骑兵作为先头部队。目标达到后，由另一名受伤的军官梅努作为驻守罗塞塔的总督，迪盖则回到拿破仑的主力部队。布吕埃斯中将负责组织一支由炮舰和小船组成的小舰队装上步兵，弹药和给养随拿破仑的部队沿尼罗河逆流而上，他的主舰队则留在阿布基尔湾“保护我们在那里建筑的炮台”。
7月3日～4日，最后完成了登陆，到达亚历山大的德塞将军和雷尼尔将军接到拿破仑的命令，作为进军开罗主力部队的前锋。他们先于主力朝距亚历山大港37英里的达曼胡尔和拉马尼亚进发。虽然有一些大炮和弹药送上了岸，但剩余的还需要数周才能送到。在出发前，拿破仑告诉德塞：“你必须将大炮留待今后对付四五千敌人的骑兵时使用。”
德塞是个乐观、自信、有时稍显鲁莽的军官。他带领队伍按照命令出发，但无情的酷暑骄阳使白天的气温高至非常，沼地、运河、咸水湖上瘴气蒸腾，沙丘上闷热难当，从一开始就耗尽了部队的体力和斗志。再加上呼啸而来的小股贝都因骑兵神出鬼没的袭击，用阿拉伯弯刀对他们凶狠砍杀，或是躲在沙丘后向他们开火，使法军成了惊弓之鸟。德塞的部队仅带了少量的食物和弹药，甚至连水壶也没有配备；他们很快发现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是可怕的生死搏斗，队伍走了仅仅20英里就有不少人死于干渴。
根据贝利亚尔的叙述，这支开路先锋在成群的蚊虫之中露营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半夜时分，不知是什么东西抑或是什么人使拴在一起的战马受惊了。一匹马挣脱缰绳朝营地狂奔而来，营火已经烧成余烬，哨兵正在打盹。疲惫的士兵被突然惊醒，慌乱中端起滑膛枪胡乱射击。突发的枪声和喊叫声使其他的马匹也相继受惊，全都挣脱了缰绳，冲过营地，消失在黑夜中。等到将灯点亮，恢复正常后才他们发现打死了三四个自己人，同时有100多匹宝贵的战马丢失。“我不知道这样的惊吓是如何引起的，”贝利亚尔承认，“肯定是什么人有意制造混乱、散布谣言。队伍是如此混乱，如此惊魂不定，当时只要有25个～30个阿拉伯人前来袭击，我相信我们都会溃不成军的。”
7月5日，雷尼尔将军的队伍赶上了德塞的队伍，海军上校佩雷率领着几十只船驶向罗塞塔；7月6日，迪盖的队伍（克莱贝尔的部队）紧接着出发。同一天，维亚尔将军临时指挥梅努的队伍向开罗进发，第二天下午，拿破仑和他的随从率部踏着通向拉马尼亚的干枯运河出发了。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5)
德塞的先头部队所遇到的问题也落到了后继部队头上，包括迪盖部队，贝利亚尔记道：
离开亚历山大港朝罗塞塔进发还不到3个小时，军队行军的秩序就大乱。离开亚历山大港仅1.5英里，我们就进入了沙漠，到了上午10点，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我们在沙丘中行走，口渴难耐，没有水，每走一步都有人倒下……后来我们得知已经有3个人活活渴死了。
到罗塞塔的一路上都是如此。由于缺水，军队行进极其艰难，一路上的水井不是被投毒就是被毁，泉水也被掩盖起来。
尽管如此，缪拉和达马斯的骑兵还是最终到达了罗塞塔，和所有人一样，军官洛吉尔的精神为之一振。“我们是在中午入城的。”他在日志中记道，“这个城市似乎相当不错。所有的居民都站在他们的屋子跟前，所有的店铺都开着门……尼罗河和尼罗河上的许多船只使我们兴奋不已。这是自我们踏上埃及土地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高兴。” 事后证明也是最后一次。罗塞塔是埃及少有的几座有着平静的花园和田野、老百姓和店铺开着门欢迎法国人的城市之一。
受伤未愈的将军梅努到达罗塞塔，他将成为这里的军人总督；迪盖将军继续向南行军，沿着尼罗河分水陆两路逆流而上，到33英里远的拉马尼亚和拿破仑的主力会合，挺进开罗。
拿破仑的队伍7月7日出发，第8天早8点到达达曼胡尔。一路发生的是许多悲惨故事，其一是米瑞尔旅长之死。米瑞尔没有经过多少训练，军龄不到9年，但还是很快升到了旅长。他最近曾经和德塞发生争执，他认为整个远征军的计划安排是十分愚蠢的，并坚持认为应该鸣锣收兵、班师回国。那晚，他在达曼胡尔的营地徘徊，后来人们在沙土中找到了他的尸体。萨瓦里上校认为他是被阿拉伯人杀死的；但他的武器钱财和衣物都完好无损，而阿拉伯人通常是要对尸体断肢和剥光衣服的。事实上，绝望的米瑞尔是在沙漠上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自杀的。这事不能声张，拿破仑对他的死没有表示同情和理解，而是对他的这种背叛自己和军队的行为十分震怒。
在许多人眼里，离开亚历山大港后的第一站达曼胡尔似乎并不是个吉地，而是个孕育着凶险的地方——首先是马群受惊，然后是米瑞尔的悲惨自杀，接着是拿破仑的副官发生的事。当他们在达曼胡尔扎营之后，阿拉伯骑兵杀死了哨兵，直接朝拿破仑的营帐而来。拿破仑立即命令他的副官克鲁塞召集人马将他们赶走。年轻的克鲁塞纵身跃上战马，迅即召集了15名卫兵向阿拉伯骑兵冲去。双方交火的时候，克鲁塞处于劣势，拿破仑大声吼道：“抓住他们，妈的！冲啊！” 但克鲁塞显然过于谨慎，让阿拉伯人从眼皮底下不慌不忙地跑掉了。“将军大发雷霆，” 布列纳回忆道，“当克鲁塞回来时，拿破仑指责他对自己不忠，并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拿破仑当着众军官的面骂克鲁塞是个胆小鬼。克鲁塞不禁泪流满面、羞愧难当，后来，他对布列纳透露道：“我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要战死疆场。我不能在他的眼里做一个忍辱偷生的人。” 尽管后来的几个月克鲁塞参与了所有的大小战役，死神一直没有光顾，直到次年他才倒在了阿克城下。
惧怕阿拉伯人袭击的情绪与日俱增，特别是他们的狙击手和骑兵使拖得过长的法军队伍中的掉队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割断落伍者的喉咙，抢劫其仅有的一点财物。但最令法国人毛骨悚然的还是少数几个被阿拉伯人轮奸后死里逃生的人诉说的故事——阿拉伯人在杀死法国人之前先将他们鸡奸。对于惯于在欧洲征服的城镇奸淫妇女的法国军人来说，这个消息令他们哭笑不得。当一个士兵报告这件新鲜事时，拿破仑只是挥手一笑了之：他不是还活着吗，那又怎么样呢？对法国掉队的军人进行鸡奸和斩首的事一直延续到部队抵达开罗，如果说这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使法国军人再也不敢掉队了。
7月10日，德塞和雷尼尔的部队抵达了拉马尼亚，完成了从亚历山大到尼罗河57英里的艰苦跋涉，走完了进军开罗的第一段路程。
当埃及人的船队从尼罗河到罗塞塔帮助法军增援急需的食物和弹药时，法军遇到了马穆鲁克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约300名被法军误认为是“贝都因” 的马穆鲁克在拉马尼亚将法军搞得疲惫不堪。尽管随时可能遭到敌人骑兵的突然袭击，第一次见到尼罗河水的法军仍然兴奋不已，完全忘记了身边的危险。贝利亚尔旅长形容道：“快乐的叫喊声……每一个人都欢呼雀跃。”他们不顾指挥官的警告，冲出队伍，扔下滑膛枪和沉重的背包，兴奋地跳进混浊的河水里。“士兵们跳进水里，像牲口一样大口饮水。转眼间整个师团的人都来到了河边，河岸的一片西瓜地也瞬时被吃得一干二净……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埃及的最大敌人就是饥渴。”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6)
这4个先锋师在拉马尼亚得到了48小时的宝贵休息时间，但是，人们发现尽管这里的大麦供应不成问题，却无处烘烤面包。当仍然没有面包可吃时，大家不免牢骚满腹。7月12日下午4点，德塞率部继续向前赶路，同时，安德列奥西将军接到命令将数百名炮兵和装备装上沿尼罗河逆流而上的随军小舰队。他们刚刚出发，拿破仑就接到报告：埃及最强大的马穆鲁克军事指挥官穆拉德贝伊率大军在开罗城外挡住了南去的通道，并正在朝他们的方向逼近，随他们而来的还有尼罗河上的一支舰队。
拿破仑为终于有机会和敌人决战而心情愉快，他命令德塞快速沿尼罗河挺进到舒布拉希特，并做好黎明时发起进攻的准备。
法国远征军踏上埃及土地12天之后，双方即将展开一场决定胜负的战役。
这天凌晨2点，拿破仑命令部队拔营，向舒布拉希特进发。据探子密报那里已经有约4,000名马穆鲁克骑兵在村庄到尼罗河一线摆开阵势，部署了大炮和炮舰，严阵以待了。法军在抵达舒布拉希特之前攻占了两个村庄，在那里将其5个师组成了5个大方阵迎战马穆鲁克骑兵。法军刚刚将寒光逼人的刺刀上好，穆拉德贝伊的骑兵团就嚎叫着开始发起冲锋了。
法军用榴弹炮和火炮还击。马穆鲁克几次冲锋都被打退。在法军强大火力的逼迫下，马穆鲁克不得不避开和法军的正面交锋。
与此同时，尼罗河上的法国舰队因遭到马穆鲁克舰队的拦截，处境十分危险。一艘军舰被炸沉，马穆鲁克登上了两艘法军的帆船，经过激烈白刃拼杀法军才将其击退。但马穆鲁克顺流而下的舰队来势很猛，佩雷的舰队几乎招架不住了。正在此时，法国炮舰一炮击中马穆鲁克旗舰上的弹药库，整个旗舰顿时灰飞烟灭，敌军大乱。佩雷舰上的科学家和平民也拿起了滑膛枪参战。正如后来贝尔蒂埃说的那样：“当和祖国的敌人作战时，每一个法国人都是战士。”
战斗结束后，拿破仑抓住战机，命令他的骑兵和步兵立即发动追击，在舒布拉希特将敌军围歼。
结果，法军在舒布拉希特遇到的是12,000敌军，他们是由农民、奴隶和马穆鲁克骑兵组成的混合队伍。尽管敌军人多势众，法军在舒布拉希特与埃及敌人的第一次真正较量中很快取得了胜利。从贝尔蒂埃的报告看出法军伤亡很少，而马穆鲁克军死伤300多人。但是，一支强大的劲敌还在前面等候着这支侵略军。
在舒布拉希特进行了一番抢劫之后，法军稍事休整；7月13日，拿破仑命令继续行军。炮兵和车队很快就陷进了沙丘和干枯的运河河床里，对于一支自埃及登陆以来一直缺乏食物和睡眠的疲惫之师，“这次行军是最艰难的”。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相继死于饥饿、干渴、暴晒和劳累。但拿破仑不顾军心动摇、士气涣散甚至反叛，毫不犹豫地强行命令全军日夜兼程挺进。“将军是在拿军队赌博，”贝利亚尔说，“眼下军官多有不满，任其士兵在沿途的村庄偷走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 甚至连担心遭到贝都因人的袭击的恐惧也不起作用了，掉队的士兵愈来愈多。由于拿破仑匆忙而草率的“计划”，仍然无法为疲惫的部队找到食物，军队完全没有能力提供后勤给养。结果导致愤怒到半疯狂的法军完全不顾拿破仑的禁令（包括违者就地处死），在他们经过的一贫如洗、毫无自卫的村庄里肆无忌惮地疯狂砍杀。除非军队得到食物和饮水并能躲避难以忍受的炎热，否则是无法维持军纪和秩序的。
最疯狂的抢劫是由维亚尔师进行的，该师所到之处都导致一片恐怖。“很难想像还有比他们的军纪更加糟糕的军队了。”洛吉尔上校不止一次地伤心说道。“村民的哭泣和他们妻子的叫喊声交织成一片可怕的喧闹”， 妇女爬上泥巴房子的平屋顶上，大声嚎哭，发狂般地挥动着她们的头巾，而“总司令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他看到这些场面时，他愤怒地命令迪盖将军负责恢复军队的秩序和理性”。 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在这片荒漠上日复一日地行军，在地狱烈火般的7月酷暑下，他们的喉咙渴得冒火，黄沙的灼光减弱了大多数人的视力，他们的脚被沙和鞋（如果他们还有鞋的话）磨出了血泡，这一切都使得士兵和军官的忍受力超过了极限。更糟糕的是，“指挥官当着士兵的面，公然对抗拿破仑的命令”，洛吉尔悲哀地记述道。当迪盖发现了一处可供几个旅食用的储藏大豆的地方时，军需官拒绝将它们分配给部队食用；军官们抗议时，军需官说：“他不是他们（指士兵）的奴隶！”
由于缺乏食物，饥饿的军队开始杀死他们绝对需要依靠的、运输用的牲口，包括驮弹药和行李的驴子，甚至烹吃军官带在身边的狗。德塞的炮兵队伍已经死了数百人，而贝都因人仍然不断地从他们的两肋进行袭击和包抄。沿路发现的麦田，已经被因没有磨面工具而愤怒的德塞士兵在田里放火将麦子烧熟吃尽，给后继的维亚尔和迪盖部队以及种地的农民留下一片灰烬。“当我们到达时，我们甚至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喂马的草料。” 拿破仑在给巴黎的报告中照例没有提到这些破坏性的混乱状态。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7)
法军已经逼近瓦丹，前一战役落荒而逃的穆拉德贝伊已经在他们前面重新集结队伍。如果拿破仑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和他的敌人交锋，他将不会再有足够的军队面对敌人。拿破仑毫不怜悯地命令军队前去与敌人交战。他认为，在攻打埃及首都之前打一个大胜仗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是惟一的出路，除非退回地中海，承认失败。
开罗已经遥遥在望，但又一片一望无际的沙丘使得法军灰心丧气。由于尼罗河的雾气蒸腾，夜晚仍然非常潮湿和寒冷。“这段行军更为艰难……”贝利亚尔报告道。
7月18日，离开瓦丹3英里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富饶的山谷，覆盖着一丛丛的棕榈树和无花果树。” 这使得军队悲愁的士气为之一振。但是，由于长时间在没有水源的荒漠上行军，来到瓦丹并再一次见到尼罗河后，军需官仍然拒绝给部队收集和分配食物。饥饿的士兵开始反叛。正如贝利亚尔所说：“虽然经过长途行军，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但这不妨碍他们一路抢劫并留下纪念。”此时，在瓦丹，拿破仑亲眼目睹了士兵不顾他的威胁，给众多的村庄造成灾难，这次他的耐心达到了极限。“他对抢劫的事大发雷霆。”萨瓦里在他的个人日记中记道，“而且，由于部队忍受不了炎热，掉队的愈来愈多，如果此时马穆鲁克来袭击，后果不堪设想。”何况大炮也陷进了沙丘，动弹不得。
终于，拿破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禁令，下令征用当地的羊群和谷物——他别无选择。也正是在瓦丹，军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行军的目标，“在遥远的沙丘之上，我看到了吉萨的金字塔……以及我们充满希望的目的地开罗城的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这给了军队新的勇气。”萨瓦里上校说。但这并没有打消众官兵内心深处的绝望，一名愤怒的骑兵军官走过拿破仑身边时怒气冲冲地说：“嘿，将军，接下来阁下您打算带领我们去印度了，是吗？”拿破仑回敬道：“是，但肯定不是带像你这样的人！”
是瓦丹广阔的田野、大片的绿洲带来的凉意，是在这里和尼罗河岸发现的丰富的食物拯救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队伍终于能够吃到东西了，怒气也得以平息。但还没有等部队缓过气来，拿破仑又命令现在已变得不服从和敢于顶撞的军官让士兵清理满是沙尘的滑膛枪和大炮，为即将展开的战役做好准备。据密探报告，穆拉德贝伊军现在正在开罗城外的尼罗河两岸严阵以待。左岸是穆拉德贝伊军，右岸是易卜拉欣贝伊军。拿破仑24,000人马和穆拉德贝伊18,000人加上易卜拉欣贝伊的10万人部落军（大部分是没有正规武器和未经训练的农民）的一场大规模的厮杀在所难免。如果拿破仑要占领开罗或者想活命的话，他必须背水一战。
经过一天的休整，瓦丹的5个师在凌晨3点整装出发。7月20日上午9点，拿破仑亲自跨上了战马，离开了沙丘。他们来到被阿拉伯人称为“牛腹”的地方，这里是尼罗河的分叉点，罗塞塔和塔米亚两条支流在这里形成了一片长长的无数的岛屿。“我们经过的平原非常可爱、富饶，有几个村庄。”萨瓦里记道。下午5点，法军抵达阿尔夸拉塔恩。
次日，佩雷海军上校的河上舰队抵达，而尼罗河对岸的扎约翁谢克（Zayoncheck）将军的队伍也在兼程行军。
尼罗河右岸的德托耶（Detroye）少校发现行军的条件令人失望。“没有比进军开罗更困难的了，”他在日志中记道，“天空在燃烧，大地被太阳烤得灼热。我们日夜兼程。扎营的沙丘常常移动，夜晚由于河水蒸腾，闷热难当。” 虽说尼罗河解决了饮水问题，而且水牛、鸡和鸽子解决了肉食问题，此外还有西瓜和豆类，但“没有面包和酒”。他在日记中忘了提到毒蛇和无处不在的蝎子。如果说食物和饮料对这个旅来说不成问题的话，那么，他们的领导却是个问题。
扎约翁谢克将军很难说是这样一支军队的理想军官，至少根据德托耶少校的看法是如此。“将军……看来是个有诚实品质的人，但却不是个好军官。缺乏性格、精力和基本的预见能力，他让他的队伍在食物丰富的地方挨饿。”他们的周围有食物，却没有安排人收集和分配。“由于惩罚不严，加之实际需要，导致了抢劫的发生，我军（指扎约翁谢克旅）路过的所有村庄都惨遭蹂躏，白天行军秩序极其混乱。”但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将领喜欢扎约翁谢克，在贝尔蒂埃给督政府的报告中，照例隐瞒了真相，却赞扬扎约翁谢克是个“极好的领导者”。在罗塞塔和塔米亚两条支流交汇之处，沙漠起伏的热浪、荒漠的阴霾和沙丘渐渐被一望无际的田野、西瓜地、甘蔗田和黑葡萄园所取代。在隆起的山丘上是橘树和柠檬树果园围绕的村庄。虽说有1/3的村庄破败不堪，村民居住的泥棚“污秽并散发着恶臭”，法国人最终还是看到了“个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 他们的女人“身材矮小、骨瘦如柴、极其丑陋”，那些孩子直到七八岁都光着屁股到处乱跑。尽管如此，法军发现这些村庄“非常好客”；然而，他们的音乐——由铃鼓、钹和竖笛演奏的埃及音乐，却“十分难听”——法军宁可不听这种音乐。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8)
载着蒙日、贝托莱和布列纳以及其他平民的佩雷海军上校的河上舰队， 由于几艘大船在河上搁浅，战士人数也在渐渐减少。等他们驶抵尼罗河的主河道时，佩雷发现他只剩下8艘三桅帆船和8艘炮舰了。
对于只有数百名骑兵、战术处于劣势、士气涣散的拿破仑来说，严阵以待的穆拉德贝伊大军是以逸待劳。看来，穆拉德贝伊军是要在开罗前面的一个叫做伊巴巴的村庄与他们决战。拿破仑一往无前。下午4点，风尘仆仆的绵延数英里的拿破仑远征军抵达了离开穆拉德贝伊军一英里半的地方。
穆拉德贝伊军和尼罗河对岸的易卜拉欣贝伊军杀气腾腾。但法国人有所不知，舒布拉希特一战法军获胜已经造成了开罗城的恐慌。据埃及历史学家阿拉曼记载，法军兵临城下的消息，“加剧了人民的恐慌……尼罗河两岸都是我们的大炮和军队……尽管做好了这些准备，马穆鲁克王室仍然怕得要死”，开罗的富人“已经收拾家当准备一旦我军抵挡不住便逃之夭夭，政府竭力阻止人们逃离城市”。同时，伊斯兰教圣族后裔领袖埃芬蒂从城堡扛出先知的绿旗，“在数千手持棍棒的教徒护送下，大声诵读着经文前去助战。整个埃及处于混乱之中……”阿拉曼继续写道：“每个人都祈求真主保佑他们战胜法军。”首都开罗只留下了女人、孩子和老人，他们躲在泥屋后面。“杀人暴徒控制了这座城市”，愤怒的暴民抢夺了大部分欧洲人、基督教阿拉伯人、埃及基督徒、希腊人和犹太人，从他们的教堂、寺院以及他们家中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他们要杀死所有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留守的马穆鲁克当局强烈干预下，才阻止了一场大屠杀。“他们每天都知道法国人离开罗愈来愈近了，但当局在部署抵抗时仍然举棋不定。埃及军队对自己缺乏信心，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对抗法军。”
在有着一条干枯运河的开阔的平原上，德塞的师团摆开方阵，形成法军的中军部队。左翼和右翼师团各在一边，两翼之间是小型机动野炮。总共5个师团，每个师团组成一个方阵，面向敌军一字排开，共约24,000人，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刺刀的城墙”。随着鼓点和军号声，德塞师团首先向前缓缓移动，接着其他师团也迈步前进。
刹那间，沙土飞扬，马蹄声大作，数万名马穆鲁克骑兵发出狂野的呼喊，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法军方阵。战场上顿时枪炮齐鸣，人喊马嘶。马穆鲁克军遇到了精心布阵的法军的滑膛枪和榴弹炮的致命打击，成片的骑兵被扫倒。骑兵奋勇冲杀，想从不同方向突破法军阵线，但是法军“方阵”的布局可以击退来自各个方向的袭击。少数冲进方阵的马穆鲁克骑兵也死于刺刀丛中，法军方阵岿然不动。残存的马穆鲁克骑兵不得不后撤，中央的德塞师团截断其退路，马穆鲁克骑兵死伤约3,000多人。左翼法军突入敌步兵军团阵地，越过土垒，夺取了60多门笨重的大炮。右翼的法军击溃了穆拉德贝伊军的部落兵，慌不择路的部落兵成群跳入尼罗河中，约1,500人溺死水中。来不及跳河的均遭法军杀戮，如同贝尔蒂埃所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
右岸的易卜拉欣贝伊军乘船渡河欲援救穆拉德贝伊军，但大势已去，他们遭到佩雷的炮舰轰击。与此同时，狂风大作，河上浊浪翻腾，黄沙漫天，易卜拉欣贝伊军什么也看不见，只得退回右岸。两岸的大炮一刻不停地轰击着。“我们的耳朵被炮声震聋，”阿拉曼报告道，“大地在颤抖，苍穹仿佛要落到我们头上……”弥漫的黄沙“给世界带来了黑夜”。
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穆拉德贝伊带着残存的骑兵向南朝吉萨金字塔逃跑，易卜拉欣贝伊军则向东逃进荒漠，像变魔术似的从视线中消失了。为数不多的法国骑兵朝吉萨金字塔方向穷追穆拉德贝伊军直到当晚9点才停止。
此时，近在咫尺的开罗城内一片恐慌，难民如潮，他们携带着能够带走的财物朝城东门蜂拥而逃。一旦逃出城外，他们面对的是偏远村落里贫穷的埃及人。“不幸的难民遭到这些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他们的女人遭到奸污。”阿拉曼悲叹道。同时，在开罗城和尼罗河的另一边，得胜的法军在清理战场，从马穆鲁克人的尸体上搜索值钱的战利品。留在开罗的埃及人洗劫了穆拉德贝伊和易卜拉欣贝伊的宫殿以及其他王公贵族的宫殿，并放火焚烧。荒漠的大风顿时将火势蔓延全城甚至殃及河上的船只。“开罗有史以来尚未见过这样的夜晚，” 阿拉曼叹道，“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的惨景。”
就这样，在1798年7月21日，金字塔大战就此告终。据贝利亚尔将军的统计，埃及人死伤1,000人，法军死伤仅30人。然而，更加实际的统计是，埃及人死亡和溺水者2,500人，法军死伤总计100人以上。
第七章 法老的领地(9)
当晚拿破仑命令修建一座连接开罗和吉萨的浮桥。凌晨3点左右，穆斯林宗教领袖在幸免于屠杀的重要欧洲商人和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土耳其大使的陪同下，在都城冲天的火光下来到拿破仑设在吉萨的司令部。
接受开罗归降后，胜利而疲惫的拿破仑签发了《告开罗人民书》，他告诉开罗人民自己是作为他们的“救世主，来摧毁马穆鲁克”，并保护埃及人和他们的贸易的。“不用担心你们的家庭、你们的住宅和你们的财产，特别是你们信奉先知的宗教信仰，这一切将受到我的尊重。”他坚持道，“法国人是来拯救埃及人而不是来毁灭埃及人的。”与此同时，拿破仑命令邦将军进驻开罗城。傍晚，开罗已在法军的有效控制之下。法国人克服了各种障碍和后勤补给的极大困难，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人人都对此感到惊异，除了拿破仑·波拿巴以外。
第八章 深渊(1)
1798年8月1日，停泊在亚历山大港外的装载有80门炮的“弗兰克林”号上，海军上尉沙里耶在航海日志上记道：“海上风和日丽，风向西北偏北；微风拂面，海上波涛不兴。约一半水手今日上岸打井找水。” 一切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直到当天下午2点，‘幸运’号打来信号，西北偏西方向发现12艘船……十分清晰，不用多久就确认了那是12艘战舰。旗舰立即升起紧急集合信号。阿布基尔要塞对面，海港入口处的小岛上，有两门臼炮的炮台立即做好了御敌准备。3点，布吕埃斯命令舰队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同时派出两艘双桅横帆船出海侦察。
敌舰队顺风扬帆迅速朝法国舰队驶来。4点，又增加了两艘——它们的确是英国舰队。双桅横帆船“警戒”号靠近敌舰，在火炮距离之外试图将敌舰引向海湾的暗礁，但英国舰队对这种海战中惯用的手法了如指掌。沙里耶上尉记录道：
5点，敌舰队将航向右转向阿布基尔直接驶来……这一对抗性动作使我确信敌舰队意在当晚对我舰队发起攻击。我海军司令布吕埃斯已经下令全体集合上船准备出海迎战，但很快发现我们人手太少，无法出海，他撤销了这道命令。事实上，我们每条船上都缺少20名最好的水手。他只得发出就地停泊迎战的信号。
布吕埃斯的舰队之所以至今还停泊在这个易受攻击的开阔海湾，是有原因的。布列纳和贝尔蒂埃之所以能和拿破仑成功合作，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拿破仑察颜观色，琢磨他多变的念头。布吕埃斯则不然，他对总司令了解不深，也不善于应付复杂易变的形势。作为一个缺乏想像力的职业军官，他只知道执行确切的命令和具体的目标。他是个诚实、勤奋、彻底的人。他亲眼目睹他所属的贵族阶级是如何在1793年和1794年的大革命恐怖中垮台并被大批处死的。同时，也看到路易十六一手精心创建的法国皇家海军是如何沦为一支只有少数几个高级将领指挥的、军纪涣散、指挥不力、管理混乱的部队的。这几个在共和国铁腕下幸存的高级将领，虽目睹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因贵族血统而被处死，仍然愿意为共和国效劳。现在的法国海军就是由他们指挥的，他们——包括舰队司令布吕埃斯在内——都终日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生怕随时可能飞来的横祸和斥责。布吕埃斯不会忘记1793年他曾经因其贵族血统而被革命政府视为“嫌疑分子”；直到1795年才官复原职，次年11月升任海军少将，指挥爱奥尼亚群岛和科孚海峡战役。革命造成的混乱使他感到迷茫。现在，在埃及，在一个他尊敬但却不甚了解、而且永远无法理解的年轻人手下，他更加迷茫。拿破仑对于控制自己身边的人有一套诀窍，他将布吕埃斯打造成了一个听其摆布拍他马屁的人、一个受到大革命震慑的人、一个他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支配的穿号衣的仆人，布吕埃斯和难以对付的海军部长布律克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后者有一副伶牙俐齿、极其自尊、不向任何人低头。
从舰队到达埃及水域并在阿布基尔湾抛锚停泊起，倒霉的布吕埃斯没有遇到过一件顺利的事：首先，他在错误的地方进行了组织得很糟糕的登陆行动；接着，在7月3日，贝尔蒂埃告诉他，拿破仑对于他“在法军进攻亚历山大时，没有封锁亚历山大新港，导致4艘巨大的埃及商船逃到海上，感到非常不满”。布吕埃斯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让他离开阿布基尔海湾去拦截商船，再说，他必须在大风暴中维持庞大的舰队不被吹散，并将人员和装备尽快登陆。7月4日，拿破仑又命令布吕埃斯将舰队驶进亚历山大旧港，条件是“如果风力减弱，水深允许的话”。
由于拿破仑在战前没有认真收集研究地质水文资料，他不知道自己的舰队是否可能驶入这个重要的海港。他要求布吕埃斯测量水深，明确报告舰队能否进港，或是能否在阿布基尔海湾停泊并抵御敌舰的攻击，如果敌舰力量甚为强大，则将舰队撤至科孚海峡（据报告，纳尔逊的舰队实力和布吕埃斯的旗鼓相当，法国舰队载有1,287门火炮，英国舰队载有1,012门火炮，因此撤往科孚海峡的理由不充分）。
和以往一样，拿破仑下达命令时从不考虑别人如何执行，或是否有可能执行。用手工探测海港水道的水深确定又大又重的战舰是否能够通过，即使对最熟练的水手来说，也是个费时的工作。这工作往往需要数周的时间，而不是如拿破仑认为的那样只要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后来，拿破仑对布吕埃斯的命令改为舰队暂时停泊在阿布基尔，除非遇到实力甚为强大的敌舰队。
7月1日，开始混乱的登陆行动，7月3日，布吕埃斯给拿破仑送信，祝贺他攻占亚历山大，称之为“继续获得成功的令人愉快的先兆”。他告诉拿破仑虽然初步的探测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他将立即着手进行探测水深的工作（结果同样不令人满意)。但是，他提出，他的舰队不能继续停泊在阿布基尔湾，因为，如果“同等实力”的敌人海军舰队此时到达的话，他们“完全能够摧毁我们的整个舰队……如果我不幸仍然停泊在这里坐以待毙的话”。然后，他又自相矛盾地告诉拿破仑：“然而，目前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没有可供选择的锚位……离开你会使我感到不安，我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至少能够对你们的行动有所支持。” 拿破仑没有对布吕埃斯的结论做任何变更。
第八章 深渊(2)
布吕埃斯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水道使舰队进入较为安全的亚历山大港，他只能继续停泊在阿布基尔湾，直到舰上的货物卸完为止。虽然他也惧怕在那里遇上英国舰队的袭击，他却并不想离开拿破仑——因为那样会使整个法军处于没有海上保障和遇到意外情况失去海上退路的境地。他对拿破仑和法国军队的一片忠心老天可鉴。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使布吕埃斯无法断定他在此停留的时间长短，包括将部队的人员、弹药、马匹、大炮以及成千辆战车全部卸下送上陆地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补充舰队两个月航海的给养，如绳索、船帆、木料、新鲜食物和水所需要的时间，这些补给品是任何一支准备出海的舰队都不可缺少的。
海军拨款审查官若贝尔在7月9日给海军部长布律克斯发出的一份密报中指出，亚历山大港“缺乏海军停泊的条件，连最基本的设施都没有”，诸如干船坞、仓库和车间等，如果建立这些设施“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他认为小船是否能进港都难说，何况大船！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感觉是一旦完成登陆，我们必须立即驶往科孚海峡，因为英国人离这里不远，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他还说，“布吕埃斯的决定完全与此不同……其结果造成了这里浓厚的宿命论气氛，甚至使我的原则也发生了些微动摇。”
早在7月6日，布吕埃斯的第一份正式勘测报告就说明整个亚历山大港“是无法使用的，充其量是危险的海港”。布吕埃斯将这个结果报告了拿破仑，并附带说：“相信我，将军，我最大的愿望是支持你的军事行动。”拿破仑当天向督政府做了报告：“这个结论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但在他次月给督政府的报告中却称他已经命令布吕埃斯在24小时内驶入亚历山大海港（这是他掩盖证据而虚构的谎言）。
在亚历山大和拨款审查官若贝尔度过了几天时间之后，布吕埃斯回到了阿布基尔湾。由于水浅和暗礁的原因，他仍然将他的舰队一字排开，停泊在离海岸4英里的开阔海面上；因此，岸上的防御设施，包括阿布基尔要塞上的8门加农炮、和阿布基尔岛上的臼炮对舰队都无法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布吕埃斯打算在7月为舰队获取新鲜食物和淡水的计划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因为阿布基尔湾一带的水井随时会遭到阿拉伯人的袭击，食物储备地则远在罗塞塔和塔米亚。甚至对布吕埃斯特别反感、竭力主张舰队在英国人到达之前驶向科孚海峡的若贝尔也认为舰队的形势十分危急，布吕埃斯目前没有条件出海航行。
7月中旬，舰上的食物供应十分短缺，以致舰长们不顾以前下达的一系列命令，秘密给梅努将军（他不是拿破仑的朋友）写信，请求他增援食物供应。一位舰长泰弗纳愤怒地说道：“真正的饥荒开始了。我真不该到这个倒霉的国家来。”远征军一向不动感情的司库普西格乞求拿破仑：“舰队需要紧急的粮食增援。”他的手上已经没有可支配的经费了，尽管法军在马耳他掠得大量财物，拿破仑却拒绝发放使用，因此无法给舰队征集食物；埃及人拿不到现钱是不会将食物卖给他的。据普西格估计，布吕埃斯紧急需要275吨大米、330吨木材（舰队燃料）以及80头牛和150头羊。当布吕埃斯得知梅努准备派6条小船装运救急的食物增援他们时，他感激地说，这是解救了“因饥渴而濒临死亡的人们”。 事实上，在出征前，海军部门为布吕埃斯的舰队提供了充足的给养，但大部分被拿破仑运到岸上给他的陆军使用了。
布吕埃斯在7月26日发出了最后一封求救信，信中他提醒拿破仑：“我们是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漂浮着。”他们的面包和水都已经没有了。而且，整个舰队一旦遇到攻击将处于完全没有防御的境地。即使不遭遇进攻，目前至少已有3,000人离舰住院或是在岸上四处打井找水，还有的是擅自离船上岸，包括许多反叛的军官。“没有食物，军舰得不到维修，”他告诉拿破仑，“舰队处于瘫痪状态。” 尽管如此，在两天后，收到法军金字塔大捷的消息时，兴奋的布吕埃斯从病中挣扎起来对舰队发布了公告：“共和国万岁！拿破仑万岁！我们英勇的兄弟部队已一举攻克埃及首都开罗！”他命令所有舰只鸣放24响礼炮以示庆贺，当天定量配给的食物和水比平时多了一倍。
6月30日，拿破仑终于给他发来了回音，称他已经命令：“50条装运小麦和大米的船在亚历山大等待他们的到来，他必须尽快驶入亚历山大港。”事实上，拿破仑是在当天才命令塔米亚和罗塞塔的守军将粮食装船的。同时，拿破仑警告说：英国人进攻的危险仍然存在，“英国人的整个行动使我相信他们是要封锁马耳他”，因此暂时还不会进攻埃及水域。
这封信和50船供应物都没有能够送到不幸的布吕埃斯手里。这是个残酷的骗局，拿破仑使海军司令相信他马上就能得到粮食。正如拿破仑经常提到的一句妙言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人必须表现得友好并许下许多诺言，但却完全不必遵守任何诺言。”事实是，布吕埃斯只收到了由6艘三桅小帆船运来的仅够舰队食用一天的大米和少量的淡水，此外一无所获——既没有肉和蔬菜，也没有小麦和面粉。周末时，舰上的定量比前两个星期又减少了一半，大部分在船上的人都受到疟疾的折磨。布吕埃斯本人也大病初愈，法国舰队也仍然停泊在毫无防卫设施的开阔海湾上。就在此时，即8月1日，海军上尉沙里耶报告发现英国舰队正在全速向阿布基尔海湾驶来。
第八章 深渊(3)
发现敌舰后，海军少将谢拉和维尔纳夫不等命令就匆忙登上了“东方”号。布吕埃斯在“东方”号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军官们群情激愤。只有一名军官主张出海迎战，较为谨慎的维尔纳夫和冈托姆则支持同样慎重的旗舰司令提出的停泊在原地御敌的计划。如果当初他们能够迅速派出三桅快速帆船出海迎战，而不是在这个挨打的海湾上坐以待毙；如果大量擅自离船的人员能够紧急回船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全舰队挤在没有防御能力的海湾是无法御敌的。为了防止英国人传统的突破防御线的作战方法，布吕埃斯命令用缆绳将军舰捆绑在一起，使英国军舰无法突破。但是大多数舰长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只是抛下了第二主锚，以稳住自己的队形。
“我一旦发现法国舰队就会对它们采取行动。” 下定了决心的纳尔逊不止一次这样说。7月25日，听说法国舰队到了埃及，他的14艘战舰便从锡拉丘兹出发，第二次驶向亚历山大港。约驶了700英里之后，8月1日黎明，接近埃及海岸时，纳尔逊派出两艘74门火炮的战舰在舰队前面侦察。它们在中午时分到达亚历山大港。但在旧港仅发现几艘法国船，而且不是战舰。它们又向东行驶，很快就发现了法国舰队，并向纳尔逊发出了信号。“敌舰队在阿布基尔湾。” 这是纳尔逊自5月到达地中海以来苦苦等待的时刻。此时是下午3点，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要在当天采取行动，离天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纳尔逊既没有当地的海图，也没有当地的领航员。但他决心这次不能让追逐了大半个地中海、行程约2,600英里才好不容易找到的法国舰队再次漏网。
因此，纳尔逊在他的双层甲板的旗舰“先锋”号上升起了信号：“抛尾锚，准备战斗……攻击敌舰的船首和中央。”5点，英国舰队逼近阿布基尔湾，纳尔逊命令舰队，每两艘战舰从两侧或首尾夹击一艘法国军舰。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军舰攻击所有的法国军舰，但至少可以用这样的战术将敌舰各个击破。30分钟后，纳尔逊发出了全舰队期待已久的“以战斗队形进攻”的命令。6点多钟，法国舰队最终升起了彩旗，对率先驶入海湾的两艘英国军舰开火。
纳尔逊的进攻计划是大胆而近乎冒险的。他是在自己不熟悉的海域、在既没有海图也没有当地领航员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的。他实际上是不顾一切地孤注一掷，即使此时太阳已经落到了海平线上，也务必当日发起攻击。本以为英国人会在次日发起攻击的布吕埃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纳尔逊乘着顺风，扬满风帆继续进逼，一半舰只插入法国舰队的停泊线，对法国军舰形成夹攻态势。装有74门炮的英国军舰“卡洛登”号驶入浅滩搁浅。随着太阳迅速沉入海里，英国军舰选择了他们的攻击目标，并在目标前后或左右抛锚定位。正在闹头疼和牙疼的纳尔逊和被几个星期的疟疾和发烧搞得十分虚弱的布吕埃斯都决定要在阿布基尔湾上决一雌雄。
13艘法国军舰和14艘英国军舰在阿布基尔湾上展开了海战史上极为惨烈的大拼杀。
可怜数周来一直靠配给的食物和淡水维持生命、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的法国水兵（大部分还是新征募的第一次面对炮火的新兵）所做出的顽强抵抗堪称悲壮，其结果惨不忍睹。9点，英国军舰击沉一艘法国军舰，而另一艘英国军舰则被装有36门炮的法国军舰击中，成了在海上漂浮的废墟。大海战的高潮是在夜晚10点之后，法国海军的骄傲、布吕埃斯的旗舰“东方”号爆炸，全舰将士阵亡，连远在15英里之外亚历山大港的克莱贝尔将军司令部也听到了震耳的爆炸声，感到了大地的震颤，并看到夜空中“一团耀眼的巨大火团冲天而起，火越烧越大，最后化作一团黑色的、夹着火星的烟云”。这场悲剧的幸存者、海军上尉马辛（Massin）回忆道：“旗舰爆炸后紧接着是一阵悲哀的沉默，因为双方都被这恐怖的场面惊呆了， 竟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交火。” 那天深夜，克莱贝尔接到了他派往现场的一艘小船的报告，报告人亲眼目睹了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悲惨场面。
凌晨4点，月亮仍然高挂在海上，法国舰队收拾残部，再次开火；船桅被完全炸掉的战舰并没有被征服，这使得纳尔逊大为震惊。人类究竟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呀？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海战的确一直延续到上午，炮声方才沉寂，两艘几乎没有遭到夹击的主力舰“勇敢者”号和“纪尧姆”号以及快速舰“正义”号和德克里斯的“黛安娜”号在11点得以顺利朝北逃脱，疲惫之极的英国舰队没有顾得上去加紧追击。
这次海战的伤亡和损失在整个海战史上是骇人听闻的。13艘法国军舰，一艘爆炸，一艘被自己的炮火击毁，9艘向英国舰队投降。无论人们的看法如何，法国舰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是令人敬佩的。三层甲板的主力舰“雷鸣”号上的大火一直燃烧到8月3日，英国人在该舰甲板的残骸上发现了200名官兵的尸体，而该船的定员总共也只有608名。5艘法国军舰的船桅全部被炸断，另有两艘的主桅被炸掉。英国人将这些军舰残骸中的6艘经临时处理后，驶到直布罗陀进行大修，然后投入皇家海军使用（其中有名的一艘“斯巴达”号在7年后的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国人用来攻打法国人）。舰上存活的均被英国人抓获，死亡的则被英国人埋葬了。
第八章 深渊(4)
在这次海战中，英国人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伯雷勒芬”号上的船桅被法国军舰的炮火完全炸掉，另一些舰只也被炸毁。英国海军共有218人阵亡，678人受伤。头部受伤的纳尔逊由于这次海战功勋卓著，被封爵位。
考虑到法国舰队的状况，遭到惨败也不奇怪。法国人战死或溺水者共计1,700人，受伤1,500人，被擒获者3,000人。18,000人的法国舰队，只有1,800人死里逃生。除布吕埃斯英勇阵亡外，法国舰队共伤亡9名舰长，包括卡扎比昂卡和他9岁的儿子。尽管拿破仑在事后对布吕埃斯颇有微词，但这位45岁的海军中将在海战一开始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开战不久，他的头部和身上就多处受伤，半小时后，他的左腿被英国人的加农炮弹炸飞，他仍然不肯离开后甲板的指挥台；但没过多久，他就断气了。
法国舰队被纳尔逊的舰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对拿破仑无异于晴天霹雳，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在他一生的军旅生涯中，他从来不愿意承担任何错误的责任，不论是陆战还是海战，拿破仑很快会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在给巴黎的报告中，他指责这是布吕埃斯的过错。如果布吕埃斯“服从命令”，按照他的旨意在“24小时内”驶入亚历山大港，这场惨祸就不会发生。当然，布吕埃斯中将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命令。“如果说在这场重大的事件中他犯了错误的话，”拿破仑下结论道，“他的英勇阵亡已经补偿了他的错误。”
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布吕埃斯曾经对亚历山大港的水深进行过勘测；勘测结果表明水深不够，拿破仑后来也曾经向巴黎如此报告过。但在海战后4个月，拿破仑命令接替布吕埃斯的海军少将冈托姆告诉巴黎，舰队可以驶入亚历山大港！这一次，软弱的冈托姆没有从命，公然对抗他的上司。“我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我的意见是：驶入这样一个港口对于任何吃水超过20英尺的船只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 法国舰队中最小的舰只的吃水也接近22英尺。
拿破仑的确提出过让舰队驶往科孚海峡的方案，但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舰队尚未完全卸载，并且没有食物和淡水可供补给。再说，拿破仑所谓的驶往科孚海峡的指令不够明确，有些模棱两可；况且他说过，如果无法驶入亚历山大，也可以在阿布基尔湾停泊。即使布吕埃斯希望出海，如同在发现英国舰队的时候他曾经想到的那样，也是无法实行的，因为当时还有3,000人在岸上。船上的淡水桶已近告罄，储备的食物也仅够在海上航行数天之用，没有哪一个有责任心的舰队司令会命令他的舰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出海航行的。
尽管如此，在后来给督政府的报告中，拿破仑继续指责布吕埃斯违抗了他的命令，没有将舰队开进亚历山大的旧港，而他的舰队是可以驶进这个港口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他指责布吕埃斯将舰队停泊在阿布基尔湾而不加任何防范措施，这一指责还有一些道理。阿布基尔湾没有进行适当的防御，海滩上也没有， 布吕埃斯也没有派出护卫舰在海湾地区巡逻以便及时发现前来袭击的英国舰队（虽然拿破仑自己也以为英国舰队是在封锁马耳他）。最后，拿破仑又向督政府重复了他过去的论调：“7月5日，我离开亚历山大时曾经命令海军司令在24 小时内驶入那座城市的港口，或者，如果他发现无法驶入港口的话就将舰上的大炮和货物卸下，然后驶向科孚海峡。”拿破仑还认为，他离开亚历山大时以为他的（并不存在的）命令已经执行了。正如布列纳所说的那样：
在拿破仑给政府的战报中从来没有将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全面报告过，即使是对他稍有不利的事实，他也会掩饰真相。在可能的时候对事实进行伪装、篡改和隐瞒，他是很内行的。当别人的观点和他不同时，他常常更改别人写的战报，或是加进一些毁谤别人的内容，然后将其付印。为了自己的荣誉他不惜隐瞒事实——他认为不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因此，拿破仑当然没有告诉督政府，布吕埃斯以及其他海军军官曾经无数次地向他请求给舰队补充军粮；他也没有向他们报告，在海战发生前不久，舰队官兵是在靠很少的定量食物和淡水维持生活，因而大家的身体都十分虚弱；他更没有报告，布吕埃斯几乎死于疟疾、在海战爆发前仍然十分虚弱。拿破仑自然不会向巴黎承认他是在战前没有为自己的海军司令提供充分的海军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就将这支舰队送到一个连是否能够驶入这个国家惟一一个港口的安全水域都不清楚的境地了。
法国舰队失败的影响，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失去了海军、失去了重要的高级将领（布吕埃斯阵亡、维尔纳夫和德克里斯已从海上逃离），拿破仑和他的远征军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海上的退路已被断绝，在他们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剩下的惟一离开埃及的通路是在东北方叙利亚的土耳其海岸，但是大量的土耳其守军封锁了通往阿克、大马士革和阿勒波的通道。拿破仑在7月就告诉过他的哥哥约瑟夫，一旦攻下开罗，他希望“回法国去过几个月”。现在，随着法国地中海舰队的覆灭，已经不可能了。英国皇家海军牢牢地掌握着海上的控制权， 他们可以在海上随心所欲；而且，东地中海上的另外两支舰队，俄国和土耳其舰队也开始与法国作对了。这意味着英国海军成功地封锁了埃及海岸，不仅阻止拿破仑从海上逃脱，而且封锁了法国从海上送来的眼下极其需要的增援、 弹药和其他供应物。到达埃及后一个月，拿破仑和他的远征军成了埃及的囚徒。
第八章 深渊(5)
9月4日，拿破仑给布吕埃斯的父亲写了一封信：阁下的儿子在后甲板指挥海战时不幸被炮弹击中。我现在怀着悲哀的心情通知将军（布吕埃斯的父亲也是海军中将）阁下您的儿子阵亡的消息。但是，他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得光荣——这是惟一能够使悲痛的父亲得到安慰的。我们远征军全体将士都有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战死疆场者是幸运的，他们将永远活在后代人的记忆中。
这是拿破仑难得的充满哀思的时刻，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还有更加棘手的事情要应付——他必须从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埃及大灾难中解脱出来。
第九章 失败的阴影(1)
法国远征军在埃及陷入了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巡洋舰大摇大摆地在埃及水域巡逻，封锁了亚历山大港，仿佛在随时提醒法国人：他们在埃及的处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国再派一支舰队前来援救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小。这种情况可能没有谁比亚历山大港的卫戍军司令克莱贝尔将军更清楚的了。
“我们必须放弃任何从海上与法国取得联系的进一步努力，将军阁下，” 他于8月15日告诉驻守罗塞塔的梅努将军，“除非英国舰队撤离……因此，将你们的港口关闭，耐心等待形势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我们这里随时可能遭到炮轰。”罗塞塔是尼罗河的两个入海口之一，也是海军和陆军的重要补给地。失去了法国舰队的保护，仅有600名守军，“既没有大炮、弹药，也没有钱”，这个要地显然是朝不保夕的。处于这种境地的梅努将军可以说是如坐针毡、焦虑万分，他恳求让自己回到“他的师团，离开这个使他发狂的鬼地方”。但是，即便如此，后来信奉伊斯兰教改名阿布杜拉的梅努仍然不顾自身难保，却为身在亚历山大港、直接面对英国舰队威胁、处境更为艰难的克莱贝尔打气。他在8月4日的信中写道：“你必须振奋精神，不要被问题所压倒。”
阿布基尔海战前在舰队流行的那股不服从命令的风气现在已蔓延到了陆军。8月18日，贝尔蒂埃命令梅努将他指挥的炮舰和战船交给新提升的海军少将佩雷指挥时，梅努大声反驳他的上司道：“我在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了，现在你又要我交出我惟一的能用于自卫的炮舰和战船……我正式表示拒绝。”
拿破仑在开罗的司令部尽可能将远征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遭到的破坏程度秘而不宣。在得知布吕埃斯的舰队被击溃的消息后不久，拿破仑给法国驻科孚海峡总督沙博将军写信，命令他协助海军少将维尔纳夫（拿破仑相信他已经顺利逃往科孚海峡）“着手组建一支新的舰队”，以解救埃及远征军。同时，他却若无其事地告诉总督：“这里一切安好无事。”
拿破仑7月22日胜利夺取开罗后，便立即着手组建埃及新政府和行政机构，包括在新近攻克的省份任命军人总督。拿破仑住在厄尔费的宫廷里，指挥着埃及新政府的组建工作。宫廷里有热带植物的花园、马赛克的喷泉水池和精致的土耳其游廊。宫廷的高墙坚如城堡，其后院一直延伸到尼罗河畔。宫廷所处的地势易守难攻，占据开罗地区最险要的战略位置。在宫廷周围有许多建筑物，贝尔蒂埃和拿破仑的精锐卫队就驻扎在宫廷周围。
作为占领军的首领，拿破仑决定用3种手段统治这个国家：用军事手段“安抚”尚未攻占的地区，然后靠军人总督加以巩固；通过宗教和穆斯林首领管理地方和宗教事务；直接由拿破仑控制的法国人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这其中最难的是降伏穆斯林教徒，拿破仑一手建立了由9名伊斯兰长老组成的埃及国务会议，又称行政会议，处理首都开罗日常行政事务和30万人口的公共秩序、税收、公共卫生和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开罗人感到他们是在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
开罗行政会议于7月25日即法军开进开罗城的第三天下午3点举行“宣誓效忠”法国人的仪式，保证“不做任何有损军队利益的事”。拿破仑再三强调要尊重埃及宗教信仰和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行政会议立即开始运作，此后每天下午举行日常工作会议。开罗的新卫戍司令迪皮将军由土耳其人协助负责城市街道和市场的治安。埃及治安机构在该国新近征服的省份逐渐建立起来，不同的是，事实上是任命埃及基督教徒的监督官协助军人总督对埃及人进行管理和开展征收税费等工作，然后又由一名法国籍的替补人做他的助手，以便有朝一日可以顶替军人总督。一共有16名这样的省监督官在开罗总监督官的领导之下工作，总监督官直接受法国人的控制。
除了对国家的军事管制之外，拿破仑在开罗建立了强有力的三人行政委员会，由蒙日、贝托莱和夏尔·马嘉隆组成。他们负责查封马穆鲁克的财产并征收国民税收。与此同时，拿破仑授予他们任命各级官员和委员会分会包括指定监督官的权力。他们三人都因这项耗时的工作而获得了特殊的丰厚报酬，蒙日除了这项工作外还要负责筹建科学院和兼任科学院院长的工作。该委员会十分有效地执行了组织和财产管理以及监督官的任免工作。
法国占领军没收了马穆鲁克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成千上万的奴隶，一概作为“国家财产”处理。拿破仑使埃及人民相信：他的政策是尊重埃及的宗教和历史，包括其传统的民事法庭体系；他还保证他们的私人地产将受到尊重，但是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良。
法国人目前迫切需要的是现金。蒙日的管理委员会接受了这项压力巨大的工作，对所有政府仓库进行查封，将其中的货物出售换成现金，如果是有用的物品如食物或服装，则充公后在法国军队中发放使用。此外，拿破仑加强征收税费，并大力铸造新币。
第九章 失败的阴影(2)
但是，由于易卜拉欣贝伊和穆拉德贝伊已经在7月31日携带着大部分城市的财产逃出，拿破仑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要求首先从这个国家的首富那里征集300万法郎的现金。这些钱还不包括从马穆鲁克手上没收以及从开罗富商（开罗肥皂、白糖和服装市场的垄断商）那里勒索的大量钱财以及日常税收的收入。
拿破仑也没有忘记给法国驻军修建新的兵营，更重要的是，在开罗地区修建4所新的医院，总共有600张病床。随军工程师设计建造了大型的面包烤炉以解决军队的燃眉之急。拿破仑坚持要为军队烤制“质量上乘”的面包。他认为，只要军队能够吃好，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牢骚了，也不会在外面欺骗和盗窃了。军中的盗窃之风十分猖獗，最头疼的是他们甚至偷盗马匹， 法国骑兵仍然急需大量的战马。有些高级将领的坐骑也被偷走，无处可寻。
拿破仑将德塞的师团部署在吉萨南方的尼罗河上游扎营，准备进攻穆拉德贝伊军；邦将军的师团则镇守开罗，梅努和迪盖的师团在“老开罗” 和尼罗河港口布拉克保护开罗； 雷尼尔的师团越过荒漠向东面的苏伊士跋涉。其他军团则分散在四面八方。贝尔蒂埃则正在尼罗河边的吉萨建立庞大的中央军营，包括医院、炮兵营、运输营、工程部和弹药库。
贝尔蒂埃不断听到各种抱怨，如法国军人甚至军官不守规矩等，包括密报有人煽动军心以及军官私分军用物资。现在，甚至对军队的日常管理也变得困难起来。迪盖、雷尼尔和德塞不断送来伤感并令人灰心的报告，令贝尔蒂埃对军队现状深感困惑和不可捉摸。
军需官索西负责为分布在方圆上万平方英里的军队提供军需品。 总司令部接到报告说有人抱怨军需品和食物没有运到他们的驻地，特别是在塔米亚和亚历山大海岸一带。几个月之后，索西非法私吞军用物资以及将军用物资送到黑市上出售的事实才得以完全暴露于众。
同时，在开罗对军队进行整编之后，拿破仑必须进一步征服整个埃及，尽管他在给督政府的报告中称埃及已平安无事，实际上，连罗塞塔和塔米亚也不平安。从亚历山大到开罗一线的法军武装运输部队处处遭到袭击，甚至连来往于总司令部的若干军使也遭到杀害，其中一名是拿破仑最钟爱的副官朱利安——为此，拿破仑不得不用重兵护送军使。与此同时，梅努将军要对付罗塞塔周围以及从罗塞塔到拉马尼亚一带的埃及敌对分子；维亚尔则被派往塔米亚去驻守港口和极其重要的粮食储备仓库；扎约翁谢克被派往梅努夫和尼罗河三角洲扩大法军影响，做好向东扩张的准备。
换句话说，虽然拿破仑在金字塔大战取得了胜利，但除了亚历山大和开罗之外，这个国家仍然在继续和法军作战。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免于小规模袭击的骚扰。此外，残余的马穆鲁克军仍然具有一定势力，易卜拉欣贝伊军在开罗的东北面，穆拉德贝伊军则分布在尼罗河沿线的法尤姆以南地区。
拿破仑带来的32,000人的远征军，目前只剩下2万人左右可供调遣（另有6,000人在医院，或驻守各地）。8月18日，贝尔蒂埃将这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报告了拿破仑。拿破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损失了7,000人。不用说，在给巴黎的报告中，这一点儿也没有提到。
尽管入侵和攻占异国的残酷现实不容置疑，但是拿破仑却为后代做出了法国人在落后的法老王领地执行“文明使命”的先例。拿破仑带来了现代的机器，他研究埃及的人文地质。1799年，布沙尔上校发现了“罗塞塔石碑”①，艺术家德农在底比斯、卢克苏尔和卡纳卡发现了大量古代神庙的遗址（包括法国军队后来带回法国置于杜伊勒里宫花园里的方尖塔）。但是，也许拿破仑最伟大的创举就在于他创建了埃及科学院，他将其视为传播文明的最有力的手段。
埃及科学院建立于1798年8月22日，此举在督政府和法国人民的眼里，在历史上以及在埃及人的印象中都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得益于蒙日、贝托莱和他们的同事们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蒙日，他现在每天都在开罗与拿破仑见面，得以逐渐影响拿破仑，使其认识到以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客作为组建政府以及政府执政方向的指导力量的重要性。拿破仑一贯喜欢视自己为“公仆”——当然是有学问的公仆（他甚至在发布军事命令时常常签上“科学院院士”的字样），他在业余时间通常和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在一起，而不是和粗鲁的士兵在一起。这些科学家的非凡创造力使法军不必依赖欧洲本土的后方，而在埃及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
严格说来，科学院有3大目的：一是在埃及传播知识和技术；二是研究埃及的博物学历史、工业和人文历史；三是“为政府出谋献策”——最后一项实际上是其主要的功能，它是埃及第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科学智囊团。
第九章 失败的阴影(3)
科学院分成4个部门：数学部（包括蒙日和拿破仑）、物理和政治经济部（包括解救过约瑟芬的前督政塔里昂）和文学艺术部（包括德农，未来的卢浮宫艺术馆馆长）。拿破仑还亲自在缺乏人才的埃及从自己的军官和士兵中选拔合格的科学院成员。
科学院院址设在被没收的马穆鲁克宫廷，离厄尔费宫仅数英里路程。蒙日、贝托莱和其他院士就居住在这两个宫廷里面。同时，在那里还有植物学、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科学资料和埃及古玩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图书馆。
科学院于8月23日在院长蒙日的主持下举行了成立仪式，但其实际的院长无疑是副院长拿破仑。拿破仑给科学院的第一个课题是立即为法国军队改良面包烤炉，以提高效率和生产量；研究啤酒花的可能的替代品，以便为军队提供啤酒；用最好的办法净化取自尼罗河的饮水以及适于埃及使用的风磨和水磨；建立铸造厂和制硝厂以生产机器、工具和火药。此外科学院还研究适用于埃及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拿破仑每周都要亲临科学院数次，能摆脱司令部来到这里，他总是很高兴。
科学院的设立为帮助拿破仑解决军队面临的各种技术难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确立了蒙日在他心目中的无可辩驳的地位。蒙日作为政治行政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控制着埃及大部分的“本地”行政手段；现在，他又主持着在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科学研究工作。
回过头来说，在阿布基尔海战失败后不久，8月15日，拿破仑的29岁生日聚会很少有喜庆的气氛；甚至他的9名副官以及他的养子欧仁·博阿尔内和愁眉苦脸的弟弟路易·波拿巴也只是敷衍了事地对他道了一句生日快乐而已。海军失败的阴影似乎笼罩了一切。拿破仑的远征军在中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埃及被地中海上强大的英国海军封锁，迫使拿破仑放弃了他原来制定的进攻印度的计划。
拿破仑曾经想过，在攻占了马耳他和埃及后，回到法国以当代英雄的身份推翻督政府。这在目前看来也是不可能了，法国舰队的失败抵消了他前面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拿破仑需要在返回巴黎之前进行新的征服，还有什么样的征服比征服圣地（巴勒斯坦）、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更有影响的呢？
拿破仑开进新征服的开罗时忧心忡忡，完全不是一个征服英雄应有的模样。只有蒙日和布列纳知道其中缘由。拿破仑发现埃及所面临的问题比他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 包括对埃及人民的反抗情绪的错误估计。当备受相思折磨的贝尔蒂埃被准假回欧洲投入他意大利情妇维丝孔蒂（Visconti）的怀抱时，拿破仑也急于回到法国去见约瑟芬。
拿破仑年轻的副官朱诺曾对拿破仑报告说： 约瑟芬和夏尔的风流韵事仍在继续。这对于本以为噩梦已经过去的拿破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贝尔蒂埃和朱利安都对拿破仑承认：在意大利战役期间经常看到约瑟芬和夏尔厮混在一起。“一切都昭然若揭，”拿破仑给他的哥哥写信道，“对心上人产生如此复杂的感情，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在海军舰队覆灭的消息之外又加上这样一件事，对拿破仑无疑是雪上加霜。不过倒霉的事还在后面。
拿破仑已经断了自己在巴黎的政治后路，在督政府里没有了朋友。至少他们不会急于前来营救这位被困的英雄，拿破仑悲叹道：“他们嫉恨我，恨不得我死在这里才快活。”即使他们打算组建一支新的地中海舰队前来营救他，建造和修理军舰也不是朝夕能够成功的事。即使督政府有条件派出军队和舰只前来埃及救援，难道法国海岸就不需要保护吗？事实上，拿破仑应该承认由于他的不可一世和（他历来厌恶的埃及政治家似的）自我炫耀，埃及战役是失败了。他没有能够像一个成熟的职业军人那样精心策划对埃及的远征战役。
拿破仑认为在埃及战役中已经被歼灭的马穆鲁克军实际上只是暂时退避三舍而已，东北的易卜拉欣贝伊军和南面的穆拉德贝伊军随时会卷土重来。拿破仑被遍布埃及的大约2万多贝伊军包围着。德塞已经被派到了尼罗河上游，克莱贝尔在海岸地区。在三角洲的最东面，迪盖和扎约翁谢克率领着总共4,000多人的部队在平定梅努夫地区。东北部沙尔黑耶（Salheyeh）周围地区的雷尼尔力争和迪盖协调配合，扫除那个地区的强大的贝都因军，同时确保尼罗河一线的安全。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向叙利亚进军做好准备。在达米亚塔和罗塞塔之间的大片三角洲地区也需要平息。迪马的骑兵现在只有1,677人（包括骆驼兵和步兵），在这片广袤的荒原上南北征战。在埃及荒漠上，骑兵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在欧洲的战场——这又是拿破仑的一个重大失算。
第九章 失败的阴影(4)
结果，不服从、失败、牢骚和绝望的情绪在战地各军中油然而生，他们拒绝执行下达给他们的不可能执行的任务；他们的兵力过于分散，无法有效地对敌作战；弹药缺乏和后勤支援几乎没有；补给物和增援无法送到，因为缺乏精确的地图。
“谁能否认全军弥漫着一种厌战的情绪，军官和士兵的最大愿望就是回国，请求离队的人多得令人胆战心惊。”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布列纳悲叹道。不满情绪继续加剧。贝尔蒂埃带头不满。骑兵军官迪马当众公开与拿破仑对抗，实在有些过分。反战的军人究竟有多少不清楚，按照布列纳的说法是“普遍不满”，估计数量应该不少。这自然蔓延到了下级军官和士兵，结果是军纪败坏，拒绝执行命令，一片混乱。除了拿破仑，军队没有更高的首领可以恳求，仅由于士兵在荒漠中无处可去，才没有公开叛乱。漫长而难熬的岁月，无休止的军事任务；骇人听闻的生存条件……
士兵吃不惯大米。面包在几周之后开始供应，但没有酒。有咖啡和糖，但没有法国人离不开的奶酪。士兵饮用的尼罗河水当然比不上法国葡萄酒，而且患疟疾的人有增无减。同样糟糕的是这里缺乏欧洲的娱乐。上万士兵中仅有很少几个未婚的欧洲女子。所以，当官兵闲来无事时，除了坐在咖啡馆里赌博和发牢骚之外，别无事情可做。士兵们都知道增援部队在几个月、也许几年内都不可能到来，不祥的气氛笼罩全军。“焦虑、忧郁和怀乡病几乎侵袭着每一个人……远征军的光辉前景几乎从一开始就烟消云散了，眼前只有无情的现实，实在可悲。”布列纳悲叹道，“军中充满怨恨和牢骚，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这使拿破仑十分烦恼……”
埃及的灾难才刚刚开始对拿破仑拉开序幕。他无法和正在忙于科学院事务，特别是为军队解决日益缺乏的弹药问题的蒙日商讨军事方面的事情。法国人实际上要在埃及自己动手解决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是在海上封锁之前拿破仑没有预计到的。和一贯乐观的蒙日不同，陷入孤立无援深渊中的拿破仑有时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辉煌的厄尔费宫廷成了囚禁他的牢笼。
然而，从外表上看，拿破仑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以热烈的方式检阅队伍，庆祝节日，以鼓舞士气。拿破仑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研究埃及的穆斯林传统和宗教节日，包括尼罗河洪水季节开始时的古老庆典活动，这项活动可以追溯到法老王的时代。从亚历山大仍然不断传来人员伤亡和军队遭到损失的消息，拿破仑很难说有什么庆祝节日的心情，但在8月18日清晨6点，就在他回到开罗后第4天，拿破仑带着路易·波拿巴、欧仁·博阿尔内以及3个师团的将军、军官和一支卫队，随同开罗穆斯林的显贵来到马德加斯，这里暴涨的河水即将冲过堤堰涌进灌溉渠道。拿破仑及其随员在场时，法国炮舰和城堡里的大炮齐放礼炮，伴随传统的埃及乐曲和穆斯林的祈祷，庆典开始，埃及人挖开堤堰将当年的第一次洪峰放入干枯的田地。全身披挂的拿破仑身披毛拉②的传统黑袍，将一把把钱币抛入成千上万的人群之中，然后向38名穆斯林官员赠送了长袍。
两天后，在厄尔费宫举行了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仪式，夜晚在开罗城举行了火把游行，教徒通宵祈祷，活动持续了几天。无法忍受的少校德托耶称庆祝活动造成了“恶魔般的喧闹声”。8月24日结束那天，耍猴的、耍熊的和耍蛇的江湖艺人为拿破仑和开罗市民做了表演，妇女、儿童不停地唱歌，法国驻军的骑兵和步兵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列队经过艾兹拜基耶广场表演队列操练时，礼炮齐鸣。接着在宫廷里举行了盛筵，成千上万的市民观看了随军工程师研制的焰火，可惜由于火药的质量太差，常常出现咝咝冒烟的“臭弹”。看来这些活动对埃及人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拿破仑决定进一步赢得埃及农民和穆斯林的支持，继续竭尽一切努力表示他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尊重。
早在庆祝活动结束前，18日，拿破仑就命令海军少将佩雷将马尔蒙准将送到尼罗河下游去负责确保亚历山大、罗塞塔和开罗一线的物资运输通道的联络和安全。运河沿线的运输虽然有法军的武装护送，仍不断遭到贝都因军从陆上和水上的袭击，十分危险。而且，阿拉伯人四处毁坏堤坝使得卡弗雷里将军率领的法国工兵穷于应付。马尔蒙是个很有能力而且精力旺盛的年轻军官，拿破仑曾经对他面授机宜（他对拿破仑的忠心仍然一如既往）道：“你要将情况尽量详细地写给我……让我知道英国人的情况和我们的舰队在阿布基尔湾海战中表现情况的一切细节。”
同时，拿破仑向督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纳尔逊击败法国舰队的个人报告，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到这场灾难本身，却称法国人在这场战役中受伤的有“800人”(在亚历山大的正式报告中已经列出的是1,700人），并称他尚不知道在这场战役中法军牺牲者的人数，“但我估计人数相当多”（虽然已经发现了1,200具法军尸体）。他赞扬海军少将维尔纳夫率领两艘军舰和两艘三桅快帆船逃离，以及“勇敢的”托阿尔斯（Thouars）和卡扎比昂卡（Casabianca）舰长“在炮火中平静而勇敢的死去”；但却通过赞扬冈托姆大力贬低布吕埃斯，声称前者曾经“反对布吕埃斯的战术”。尽管如此，拿破仑无法否认这场海战的结果所造成的事实——他要求督政府“集中在土伦、马耳他、安科纳（Ancona）和科孚的一切战舰组建一支新的舰队”并满载军需物资和生力军立即赶赴埃及——这就说明了一切。
第九章 失败的阴影(5)
为了稳定前线的军心，两天后，拿破仑给克莱贝尔将军写了封信，说：“我的健康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这个国家已经开始顺从于我们的规则……由于我们对军队所采取的适当措施以及我们建造的防御工事，我们的处境每个月（他们到埃及才不到两个月）、每一天都在好转。”他最后写道：“向你致敬并热情拥抱你。”
这是作为亚历山大总督的克莱贝尔最后一次受到拿破仑的“热情拥抱”。随即在两人之间便发生了一系列关于棘手问题的通信。“英国人不允许我们离开或进入港口；商业来往停滞，海关完全形同虚设。”克莱贝尔告诉拿破仑，并道出了关键的问题：缺钱。根据拿破仑的原则，占领军的费用，比如征服亚历山大的占领军的费用，应该由被征服者掏钱。由于严密的封锁，一切财源都被切断。现在，英国人又有意增加法军给养方面的困难，将法国战俘都遣送上岸归队，他们需要营房、衣服，要吃饭。而且，法国海军目前接受海军少将冈托姆的指挥，拒绝接受克莱贝尔的命令。克莱贝尔描述他们是如此的粗鲁、不守纪律并骄傲自大——“他们习惯于过无序的生活，他们是一些惯于作恶的人”，他将法国海军比喻成是一具“腐败发臭的死尸”。此外，克莱贝尔告知拿破仑他们的军费已经告罄：“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最可悲的、一贫如洗的境地。”然而，他仍然要负担陆军和海军的费用以及修筑工事和疏通河道的费用。“将军，如果您认为我们提出我们的问题和处境是我们软弱无能的表现，那就太不公平了。”克莱贝尔说，“至于我自己……你可以完全信赖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全力支持你并服从你的一切命令。”拿破仑立即为他从当地富商那里“贷款”50万法郎。克莱贝尔十分惊愕。由于亚历山大缺乏食物、药品、钱粮和设施，他不得不将1,000名伤员转移到位于罗塞塔的梅努将军处，结果遭到梅努的拒绝，因为梅努的财经状况也是捉襟见肘。为此，克莱贝尔叹息道：“只有运气和我们国民的天赋才能将我们从这片神秘的土地中解救出来。”
埃及医院里的药品奇缺，更不用说军队日益增加的口粮和服装的需求了，欠当地富商的账单愈来愈长。绝望的克莱贝尔只得自作主张，从拿破仑拨给的用于海军军舰维修费中提取了10万法郎。一周后，克莱贝尔告知拿破仑：“将军公民，如果你对我试图向你说明的我们这里的形势是如何紧急继续不予理睬，那么，我对你命令的违抗将无疑使你感到不快。”此外，他还指出，海军少将冈托姆管理不善的陆上水兵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在亚历山大大肆掠夺，使埃及人民备感恐怖；幸运的是，其中数百人已经整编成一支称为“航海军团”的步兵队伍。最关键的是，部队至今没有得到日常需要的面包，工程指挥官卡弗雷里的亚历山大防御计划也不令人满意。没有一个得力助手可以为他分忧，不断受到头部创伤折磨的克莱贝尔，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最后，于9月3日，他给拿破仑写信道：“我明白我的行动不符合你的命令。因此，我请求你允许我回到我的师团担任指挥官。”
这一切对于拿破仑来说是太沉重了，他要面对整个埃及的问题。在他给克莱贝尔的答复中，他抱怨亚历山大的治理所花费的钱财比所有其他师团加起来还多一倍。这当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指责，而且是在暗示：克莱贝尔是整个法军中最无能的人。他命令克莱贝尔：“将私自挪用的10万法郎立即归还海军，从此不得违抗我的分配。”接到这份谴责后，克莱贝尔反驳道：“我希望为还我清白，您让主计官将这个地方所发生的费用收据呈上供您研究，我不相信您会不赞成其中任何一项开支。”他最后说：“我必须坚持您让我立即回到我的师团。”在受到财务无能的又一次指控之后，骄傲的克莱贝尔愤怒地反击道：“当您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将军公民，您忘了在您的手上拿着的是历史记录，您也忘了您是在对克莱贝尔讲话……为此，我恭候您的回音，等待你的命令，这命令应该是不仅解除我在这里的职务，而且解除我在阁下军中的成员资格，直到阁下您对事实有更加清楚的了解为止。”在得到拿破仑不置可否的答复之后，克莱贝尔未经许可便将亚历山大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无能的副官芒斯科，接着便做出了令拿破仑震惊的请求（他现在才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今天，我的健康状况和我伤口的情况使我无法继续为您光辉的事业和这里的战役效劳，因此，我拜托卡弗雷里将军前来从您这里得到恩准，让我返回法国。”克莱贝尔的辞职要求最后被远征军司令拒绝，拿破仑并对他做出了从未向任何人做过的道歉：“我诚挚地希望你尽快恢复健康并珍视我对你的友谊。恐怕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误会……我对你起码的尊敬和你偶尔对我表示的尊敬是一样的。”结束时，拿破仑表示希望几天内在开罗见到克莱贝尔。和往常一样，拿破仑的语言是可以做广义解释的。
第九章 失败的阴影(6)
虽然这两个骄傲的将军之间的意见不和得到了部分的解决，忠实可靠的克莱贝尔确实收回了他离开远征军的要求，但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和职业关系都不同以往了——正如拿破仑所说的，他们再也无法驱散“他们之间的相互嫌弃了”。克莱贝尔对拿破仑一直持有的不可动摇的信任被彻底击碎了。次年，拿破仑放弃埃及战役回国时对此进行了报复，他指定克莱贝尔为自己的接任者，但却没有事先通知他自己将要离开埃及的消息。拿破仑可能尊敬过一些敢于和他对抗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科西嘉人，他是既不饶恕也不忘怀的。至于敢顶撞拿破仑的克莱贝尔，最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第十章 蒂沃利花园和其他(1)
拿破仑将军的举动在伊斯兰教会内部引起了惊恐。拿破仑准备召集埃及16个省份的所有头目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目的是对埃及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体系进行改革， 并对全国的财产进行重新登记以利于执行新的征收税费的体系。当人们听说自17 世纪埃及信奉伊斯兰教以来第一次要对清真寺、宗教设施和伊斯兰兄弟会征收税费时，惊慌很快就转化成了埃及首都各个地区的公开不满。
埃及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愤怒和敌意。在10月16日发布了取消传统的神圣宗教财产税收豁免制度之后，谣言变得越来越险恶。为了使新建的、有加农炮和臼炮的法国要塞炮台对阿拉伯区域能够有更清楚的视野，法国军队按照拿破仑的命令将城堡周围的建筑包括两座清真寺夷为平地，这更激怒了当地的教徒。拿破仑对待埃及的穆斯林和他当年对待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一样， 他毫无顾忌地毁坏并亵渎了他们崇拜的宗教寺院，并希望阿拉伯人对他们的行动能够表示默许。这使他铸成了大错。
当地酋长和古兰经学者诵读奥斯曼土耳其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制定的法令对拿破仑的行为表示抗议，并宣布要发动一场讨伐异教徒的圣战。宗教领袖号召“将奥斯曼帝国所有省份的军队组织起来”，“在先知的有力保护下”，“消灭”这些野蛮人，并“愿真主保佑让他们全部毁灭”。拿破仑，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意见的主要发言人，显然没有将这些威胁看在眼里。他控制着首都惟一的一支军队， 这些没有武装、未经任何训练的乌合之众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呢？显然，拿破仑已经将他亲自参与过的法国大革命的喋血岁月忘得一干二净了。
10月21日黎明时分，开罗城各个阿拉伯区的群众开始聚集，高喊：“他是暴君！愿真主赋予虔信者胜利！”并袭击了与法国人合作的穆斯林官员的宅第。8点，开罗卫戍司令迪皮带领着一队骑兵外出查访时遭到群众袭击，当场死于长矛之下， 他的随员也尽死于非命。在狭窄弯曲的街道上，至少有1,000多“手持棍棒和步枪的土耳其人”开始横冲直撞地大肆抢掠和袭击遇到的所有法国人——大起义开始了。
此时拿破仑在卡弗雷里和多马丁的陪同下正在旧城和鲁达岛上巡查新的炮台和火药库，直到10点才接到通知。得知城里的骚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且迪皮已经遭到了杀害，拿破仑立即丢下了一切事务，返回开罗，根据德托耶少校的叙述，当他们行至布拉克城门时，“迎接我们的是冰雹般的石块”。“城里处处可以听到枪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死尸越来越多。”后来，他们总算到达艾兹拜基耶广场，安全地回到有15门大炮保护的拿破仑总部。
不远处的卡弗雷里指挥部，同时也是工兵的仓库并储藏有远征军的科学仪器。暴动的群众冲进去，抢掠一空，守卫的官兵被杀害。 虽然埃及人的寺院和厄尔费宫也遭到袭击，但激战的中心是在阿扎清真寺周围，那里有5,000多名武装的穆斯林将寺院当做要塞使用。拿破仑立即向位于高地俯视开罗最大的清真寺的城堡增派了炮兵和大炮。清真寺庭院由巨大的高墙保护着，由于法国军队的懒散和纪律涣散，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将一切准备就绪。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拿破仑第一次下令对阿扎清真寺进行炮击，这将结束穆斯林和法国人之间的一切善意来往。
次日，剧烈的战斗在持续。期间，拿破仑最得力的副官絮尔柯斯基上校所护送的33名来自贝尔贝伊斯医院的伤兵遭到袭击和杀戮， 整个纵队被杀得一个不留。现在清真寺周围的弯曲街道全都设置了路障，法国人发现“骑兵甚至步兵都无法进入”。但是由于一些不清楚的原因，对清真寺的炮击直到当天中午才开始， 从那时起，炮声一直延续到夜幕降临。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阿拉曼的记述，大炮的轰鸣将居住在清真寺周围的埃及人吓得要死，成千上万守在路障上的阿拉伯人被炮火击毙。“炮弹犹如雨点一样从天而降，”他记述道，“炮声震耳欲聋，房屋的地基被震得跳动起来。”经过数小时的炮击，法国人终于成功地冲进了清真寺的高墙大院。骑兵挥舞着马刀冲进来，接着是步兵，他们毁灭所见到的一切，包括书籍、灯、古兰经和宗教的供奉物品，这一切都和拼死抵抗者一道被打翻在地，遭到践踏。正如阿拉曼所记述的，整晚和次日一整天，法国军队“像魔鬼一般在街上乱跑”，而怒气未消的拿破仑命令邦将军（他接替不幸的迪皮将军成了开罗城的卫戍司令）“将大清真寺夷为平地”。接着便开始了对暴动的清理工作和公共关系恢复工作。有罪的人被严厉处罚，但正如邦将军所说的那样，拿破仑“要显示他是个既恐怖又仁慈的人”。贝尔蒂埃指示迪盖，“我希望你能注意，将军公民，这个国家里的一些聚众闹事的头目应该为这次起义负责”，“我们对这些渣滓要毫不留情的镇压”以便“恢复开罗的秩序”。事实上，拿破仑有意放任他的军队采取报复行动，大肆屠杀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受到惊吓拼命逃跑的孕妇甚至将婴儿生在了大街上。到了下午4点，法军来到达艾兹拜基耶广场，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驮着胀鼓鼓大麻袋的驴子。当麻袋打开时，血淋淋的阿拉伯人头滚到广场上。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第十章 蒂沃利花园和其他(2)
当阿扎清真寺的大火还在熊熊燃烧时，拿破仑要用恐怖的手段惩戒敢于反抗的暴民。他命令贝尔蒂埃“将一切手持武器的囚犯予以斩首”，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扔进河里去”。10月27日，拿破仑告诉雷尼尔将军“开罗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砍掉30颗人头”，其中包括煽动这次起义的15名在开罗城非常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和国民委员会成员。
光靠残酷镇压是不够的，拿破仑增强了城堡的守军和加强构筑工事，大量储备弹药和粮食。他还新建了3座堡垒用来监视城里可能发生麻烦的地方，他用这次被杀害3个军官的名字卡明、迪皮和絮尔柯斯基为这3个堡垒命名（最后一个堡垒就建筑在一座大清真寺内，大炮就架在寺院的尖塔上，数百名守军的战马就养在寺院内）。如果说埃及人民开始的时候被拿破仑假意赢得穆斯林人心的手段所感动，现在他的野蛮和残忍使他们醒悟了过来。
这次暴乱引起的伤亡，根据拿破仑给督政府的报告称法军死亡57人，但给雷尼尔的信中却说只有8人。根据德托耶的统计，估计法国军队至少伤亡了250人。拿破仑从来不提供一个正确和修改的报告。至于说到埃及人的损失，拿破仑认为至少有2,500人，而根据贝尔蒂埃的统计埃及人的伤亡至少有4,000到5,000人。“我无法表达我所感到的恐怖，”布列纳写道，“但我必须承认这次的大屠杀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社会的平静。”
埃及各地的一些战斗十分激烈。英国舰队封锁引起的焦虑和由此造成的孤立无援是一个严酷的事实，10月21日至23日所发生的埃及人民起义使开罗增加了大量新的工事和堡垒，让人对这次流血事件记忆犹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说特别是在这种不确定和充满压力的情况下，法国的士兵和军官更加需要放松和娱乐（至今为止拿破仑的个人活动也只是到金字塔去游玩了一天，他看着兴致勃勃的蒙日冒着酷热爬到了金字塔顶）。
虽然在开罗的欧洲人并不多，但一些大胆者很快就想到了要用咖啡馆、音乐会、法国式的洗浴、烟店，甚至剧院来填补这里的空虚。女人当然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大多数法国军官不喜欢阿拉伯女人，但他们也得为他们的士兵着想。1798年11月底，连通常脸色阴沉、不善社交的拿破仑也参加了蒂沃利花园的开幕式。
这件杰作的策划人是一个名叫达格瓦的法国人，他要将这个花园建成开罗“最大的、最美丽的”公园和娱乐场所。这片位于开罗广场附近、占地数公顷的芳草萋萋的绿洲“覆盖着橘树、柠檬树和其他果树”。在喷泉、石桌、石椅、音乐和女人中间可以发现一栋古老的官邸，在里面“可以找到各种形式的娱乐消遣，凡是人们能够想到的以及开罗能够提供的这里应有尽有”，不用说“还有有着大量杂志和书籍的阅览室”——总之，“所有可以给社会提供娱乐的东西，在这里都一应俱全”。只要每月缴30 法郎，便可以使用这里的一切设施；但是，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才开放——过了晚上10点为了保障安全，所有的军官都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
有一天夜里，邦将军的师团正在开罗广场附近游行，并成功地将一只热气球升上了250英尺高的天空。拿破仑本人带着他的副官贝尔蒂埃等人，身着戎装在蒂沃利花园露面了，仅有的几名欧洲女人很快就被他们邀请去跳舞或是在芬芳的果园里散步；而在官邸里，有更多女人陪同的赌博活动颇具吸引力，此外便是餐厅和咖啡馆。但对于半年来没有接触过女性社会的法国军人来说，那二十几个身着盛装的妙龄女子才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焰火表演同样受到欢迎，包括两个打扮成小鬼身上发出火星的土耳其小丑的表演。
显然，正是在这些场合，拿破仑遇到了令人销魂的20岁的波利娜·富雷丝，22岁的中尉沙瑟尔的妻子。虽然拿破仑身边有几个年轻的阿拉伯女子，但他感到她们缺乏情感，他只和其中一名年轻女子有过一阵来往；直到遇见波利娜，此后一个星期他和她形影不离。由于对妻子约瑟芬不贞的愠怒，拿破仑决定将波利娜·富雷丝作为自己的情妇，让她在厄尔费宫附近的一栋小房子里住下。
“有丑闻传出，说一法国军官年轻美貌的妻子讨得了总司令的欢心。”沉着的德托耶在日记中写道，“丈夫已奉命回法国出差，这样的安排使大家各得其所。人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他占有她的细节。据说这个少妇现在每天都乘坐将军的马车。”很快“整个军队”都知道了这件风流韵事，并称富雷丝是总司令的‘克里奥帕特拉①’。“这一外号很快就在司令部传开了，成了每个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布列纳讲述道。最后，这事反使得拿破仑不显得那么可怕了，对下级军官也有了笑容。布列纳还说拿破仑本希望波利娜·富雷丝为他生个孩子。“但我无能为力，”拿破仑说道，“这个傻女人不会生孩子。”这一讥讽后来传到富雷丝的耳朵里，她当着布列纳的面对拿破仑反唇相讥道：“天呐！那不是我的过错！”当波利娜·富雷丝的丈夫又突然出现在埃及（在海上被英国人俘获又放回）时，拿破仑很生气。富雷丝很快和她的丈夫离了婚，拿破仑又非常高兴——但这桩离婚案后来在法国受到了质询。
第十章 蒂沃利花园和其他(3)
然而，除此之外，东方远征军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这场战争是无法忍受的：男人没有女人，没有希望，既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蒂沃利花园也不能挽救直线下降的士气。高级军官公开咒骂拿破仑，甚至当着军队的面；结果导致拿破仑最忠诚的年轻副官朱诺为维护拿破仑的名誉和倒霉的诽谤者拉尼斯（Lanusse）之间一场生死决斗，幸好没有致命。
贝尔蒂埃继续思念他的意大利情妇，变得憔悴不堪。拿破仑起先感到可笑，后来不得不引起注意。同时，亚历山大的卫戍司令芒斯库特（Manscourt）将军果然不出众人所料被证明是个极其无能的总督。最后拿破仑不得不将他革职，让梅努取代他(芒斯库特因祸得福，凭着医生的证明，得以回到法国，受到批评他无能者的嫉妒）。迪马将军也批评埃及战役的荒唐和指挥的无能，结果遭到拿破仑一顿谴责。“你在背地里对别人说了许多动摇军心的话，”他训斥这位身强力壮的骑兵军官道，“当心，你可不要逼得我把你军法伺候啊！你那血肉之躯救不了你受枪毙的惩罚！”后来，迪马也被允许回国，从此再没有在法国军队里服役。拿破仑从来就不会轻饶“背信弃义者”。拿破仑的副官、他的弟弟路易，本来在军中应前途不可限量，现在却变得十分忧郁，患上了慢性抑郁症，成了一个对谁都没有用的人。为避免精神反常的弟弟在军中造成的不利影响，拿破仑也将他送上一艘安全通过英国人封锁的帆船回国去了。
要求遣返的军官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正如布列纳说的那样：
所有落到总司令手中的信件（他截获军官的家信从来不受良心的谴责）都是异口同声的抱怨和悔恨……在埃及的人没有一个会否认他们的悲惨处境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在整个法国军队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所有的军官都后悔来到这里并要求回家。这成了拿破仑军事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使他越来越不信赖自己人（他们也不信赖他），其影响在数年后都没有消除。拿破仑竭力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拒绝了所有军官的回家要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军心。如果说他当初恩准克莱贝尔将军回国的话，整个远征军无疑会发生反叛或解体。
拿破仑这种维持军心的行为得罪了不少人，大部分军官都聚集在具有同情心的医疗队军官德热内特医生周围——他现在和大家一样非常蔑视拿破仑，若不是医生的职责需要他留下的话，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埃及。主医官拉雷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和拿破仑为医院的条件以及为退役回家的伤残士兵发放医生证明方面的问题大吵一架之后，总司令部和医疗队的关系迅速恶化（次年，拿破仑离开埃及时将德热内特医生和拉雷留在埃及，以此作为报复)。
尽管拿破仑严令不准退役回家，一位有才能的炮兵军官格罗伯特还是在医生的帮助下成功地获得了回法国的医生证明，拿破仑痛斥这个想逃脱自己魔爪的军官为“懦夫、叛徒和毫无责任感的人”。于是，拿破仑加强了发放准许回家的医生证明的控制。同时，拿破仑绝不允许自己的军队里充斥着满腹牢骚和游手好闲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是“不愿以军人为荣者。让他们离去吧。我甚至会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但我绝不允许他们以装病的手段来试图摆脱在这里和我们大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命运”。正因为拿破仑的这种观点，在发现军需官索西贪污欺诈的罪行之后，拿破仑立即将他遣返了。拿破仑还将索西的情况通报了全军，认为这有利于使士气低落的军队为之一振。至于已经将行李运到亚历山大的格罗伯特团长，拿破仑亲手撕碎了他的医生证明，将他发配到多马丁将军驻守的凄凉的萨尔赫亚边远前哨。
当得知拿破仑亲手撕碎了自己开的证明时，德热内特医生执意要到司令部去见拿破仑，结果导致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是拿破仑很不习惯的。正如他在处理克莱贝尔和迪马将军的问题时一样，医疗队的军官和拿破仑之间的关系也再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程度了。总司令每天都在堵死自己的后路。
虽然拿破仑继续信任蒙日，但他在自己可能带上少数心腹离开埃及回法国的问题上，还是对蒙日有所保留的。拿破仑将这件事对蒙日透露了多少，我们不清楚。无疑，蒙日非常清楚地知道约瑟芬与夏尔闹得满城风雨的丑闻使她的丈夫成了东方军中许多下流玩笑的目标。他也知道将军之所以要炫耀他和波利娜·富雷丝的关系是为了报复（和他后来将情妇秘而不宣大相径庭）。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失败后，拿破仑于9月1日通知了冈托姆，要他将三四艘逃进亚历山大港的战船重新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出海。接着，他给亚历山大拨款，将这件事视为头等大事，因为不管怎么说，拿破仑毕竟还是希望回到法国去对付约瑟芬和督政府；但问题在于法国舰队失败的影响越深，他越是认识到需要建立新的功勋以便确保在他推翻法国政府时获得必要的支持。
第十章 蒂沃利花园和其他(4)
法国舰队被击溃后，拿破仑也对封锁亚历山大海岸的英国舰队进行过谨慎的通信联系，企图达成某种停战协定或和平协议，但遭到负责封锁开罗的高级海军军官塞尔·霍德的拒绝。蒙日还鼓励拿破仑与土耳其政府维持和谈，同时，拿破仑还从水路和陆路向奥斯曼苏丹派出信使，旨在表明法国人在埃及有助于土耳其反对奥地利、俄国和英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再说，在埃及也找不到一个英国或俄国的士兵。
8月22日，拿破仑命令他的少校军官卡尔梅·博瓦辛取道阿麦特帕斯卡到叙利亚和外号“屠夫”的土耳其首领德加查会谈。但是，到达雅法时，德加查的儿子对待少校傲慢而粗暴，甚至不准许他上岸。9月11日，博瓦辛回到开罗告诉拿破仑这个坏消息后，他又派出上校马伊·德夏托布里昂只身一人去同土耳其军队联络。可悲的是，这个年轻的军官在阿克被土耳其人用铁链锁上后投入了阴暗的地牢，不久就被德加查斩首。
12月，拿破仑第三次派出一个名叫博尚的使者，旨在与君士坦丁堡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这次，拿破仑的态度比较强硬，他在信中要求君士坦丁堡与“我们的公使一道……释放一切被关押在叙利亚的法国人”。同时，“你们要通知土耳其政府，我们愿和他们成为朋友，我们埃及远征的目的是惩罚马穆鲁克和英国人，是为了阻止奥斯曼帝国”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他限令苏丹释放关押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公民，“如果不这样，便将视为对法国的宣战”。但拿破仑真正需要的还是妥协。此时，土耳其政府已经对法宣战，法国公使也已被捕。这些博尚完全不知。
不幸的是，博尚直到1799年2月13日才得以成行，而且他的帆船在富德（Phodes）被拦截，博尚被关进监狱。拿破仑的信直到4月14日才被送到君士坦丁堡。
事实上，当奥斯曼苏丹在1798年9月得知法军入侵埃及的消息之后，他就将法国公使和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法国侨民逮捕。拿破仑是在10月9日从一艘开往达米亚塔的希腊船上得知土耳其政府的这一举动和他们已经对法宣战的。连塔列朗也认为是法国入侵埃及使得与土耳其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拿破仑7月在埃及成功登陆的消息直到9月10日才传到巴黎，人群为此欢呼，巴黎军校鸣礼炮以示庆贺。当天晚些时候，当礼炮还在法国首都回响，信使飞马来到海军部长布律克斯的房间，通报布吕埃斯的舰队在阿布基尔湾遭到纳尔逊重创。
法国海军在阿布基尔的惨败很快就波及地中海：同一个月，驻科孚岛守军遭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袭击（该岛1799年3月3日向英国投降），沃比翁将军亲自下令马耳他向英国投降，且待1800年9月4日再在马耳他向英国人报仇雪耻不迟。如此一来，法国先后失去了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屿。此时，拿破仑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从阿布基尔海战死里逃生的维尔纳夫和德克里斯在企图逃离马耳他时也被英国人俘获。随着阿布基尔海战的失败，法国人在地中海地区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满盘皆输。因此，拿破仑企图与叙利亚的土耳其人或是君士坦丁堡和谈的努力纯属徒劳。
曾经向拿破仑表示要全力支持埃及远征的塔列朗给督政府的特雷亚尔（Treilhard）写信，后者将该信于1798年11月4日转寄给了拿破仑并批写道：“你可以想像督政府是多么后悔，以及他们是多么难以理解你远征的详情。”他继续写道，“由于海战的失败，法国在地中海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一切国际问题皆应归咎于这个可怕的事件。”这次“舰队的灾难”削弱了法国各种外交政策的基础。马耳他遭到封锁、意大利出现麻烦、英国和奥地利联合俄国和普鲁士正在形成新的反法同盟。此外，督政府不得不紧急征募20万新兵，由儒贝尔将军前去担任意大利军司令，儒尔当将军整编莱茵军。特雷亚尔强调，如果战争爆发，肯定是爆发在意大利无疑。尽管如此，“外部之敌终将被征服……通过政府所有成员团结一致，坚强无比的、不朽的共和国将战胜一切敌人……因此，你必须准备完全依靠你自己的力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最后特雷亚尔督政指出拿破仑有3种选择：他可以留在埃及等待时机；他可以进军印度；或者，他可以进军君士坦丁堡。最后，他对几个月前曾在他面前出言不逊的拿破仑挖苦道：“无论你做何决策，我们期待靠你的天才和运气；你最后能力挽千钧，取得辉煌胜利。”特雷亚尔（以及明显参与起草此信的塔列朗）终于（也许不是最后）看到了拿破仑的笑话。收信人拿破仑直到1799年3月25日在阿克再次遭到军事挫折时才收到这封信。
从军事观点看，拿破仑攻占开罗有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他希望同时达到：他要巩固亚历山大沿海一线的安全；占领和巩固尼罗河支流上的两座城市罗塞塔和达米亚塔在开罗沿线的安全；平定从开罗到阿斯旺和瓦迪哈勒法的尼罗河上游地区。此外他还要追歼穆拉德贝伊军和易卜拉欣贝伊军。
第十章 蒂沃利花园和其他(5)
尽管拿破仑的战线很长，而且军队减员严重，他仍然决定进军叙利亚。这要求不仅巩固尼罗河三角洲地带，而且要巩固开罗东部连接开罗和叙利亚的贸易通道的大片沙漠。令拿破仑吃惊的是，他发现在达米亚塔东部沙漠上的人充满野性和敌意，需要大力加强兵力和驻守设施才行。只有巩固了这片大后方，他才能发动入侵叙利亚的战争并长驱直入攻占阿克、大马士革和博斯普鲁斯。
8月25日，德塞将军带着4个营，约3,000多人从吉萨溯尼罗河而上，找寻穆拉德贝伊军的残余人马并平定尼罗河上游地区。10月7日，德塞首先在萨迪曼遇到了穆拉德贝伊军的9,000马穆鲁克，将其击溃并驱逐到大漠之中。但马穆鲁克仅损失了420人，而德塞则损失了110人。10月底，德塞的部队由于眼炎②和疟疾，人员大量减少。身材高大而不屈不挠的德塞仍然继续在荒漠追击马穆鲁克，直到4月份，共歼敌2,000多人。神出鬼没的马穆鲁克从此销声匿迹。
同时，埃及北部的战役仍在继续。11月28日，梅努将军接替了亚历山大的芒斯库特，将亚历山大地区和罗塞塔地区全部纳入他的责任范围。10月中旬，迪盖将军率4，000多人马到达米亚塔，执行拿破仑“追击阿拉伯人，严厉惩罚他们”的命令。安德列奥西被派往曼扎拉湖执行打通进军叙利亚通道的特殊使命，而迪马将军、缪拉和声名狼藉的拉尼斯则征服了埃及的东北部。
早在9月份，拿破仑就在认真考虑入侵叙利亚的问题了，当时他要求雷尼尔将军探明进攻的路径并命令毫不留情的骑兵军官缪拉对那个地区的阿拉伯人进行“一切可能的打击”。“我的意图是，”他说，“毁灭他们。”拿破仑命令迪盖将他的整个师团向前推进，通过“杀头、抓人……焚烧村庄，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手段，树立法军的威名。
12月3日，拿破仑命令邦将军向苏伊士进军，攻占海港，控制红海的海上商业通道，同时与红海对岸杨布和吉大的阿拉伯人建立友好的联系，防止他们暗中帮助马穆鲁克。12月7日，到达苏伊士后，邦将军迅速完成了使命。
同时，在埃及最远的东北部，拿破仑得到了雷尼尔的报告，称约有2,300人的易卜拉欣贝伊军挡住了他们向大马士革进军的道路。与此同时，邦和卡弗雷里的部队继续在佩鲁斯和开牙修筑要塞，以巩固向北推进的道路。拿破仑命令冈托姆准备海上运输船只、火炮和军需，以备远征叙利亚之用。
一切准备就绪，埃及被牢牢控制之后，开罗又一次平静下来，拿破仑向开罗市民发布了告别书，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宽恕了他们的血腥起义和骚乱。“真主要我以宽大仁慈为怀。有朝一日，人人都会证明我现在所遵循的是更高的使命，为此，无人能够阻挡我！”然后，他对穆斯林发表了一通模棱两可的言论，这是他以后希望从历史上抹掉的言论。他宣称在伊斯兰的敌人被击溃之后，“当伊斯兰击败十字架后，我将从遥远的西方前来完成真主交给我的使命”，即他将成为伊斯兰教的领袖。
宣言结束后，拿破仑在贝尔蒂埃、多马丁、卡弗雷里、冈托姆、蒙日、贝托莱及其他人的陪同下，带着300多人的队伍离开了开罗，越过东部的沙漠，于12月27日到达苏伊士。经过3天的匆匆考察，他又出发了，顺路到苏伊士古运河做了一次旅行，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修复古运河。然后，在1799年1月6日回到了开罗。现在，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尽快地进军叙利亚。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1)
征战叙利亚将是拿破仑在中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远征，而且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最后得到拿破仑的许可，可以回到欧洲投入意大利情妇怀抱的贝尔蒂埃，现在却改变了主意，要留在拿破仑的身边再次试一下运气。此外，就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消息了。士气继续下降；成千上万的士兵感染了几乎无法治愈的眼炎，住在医院里；此外，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全国蔓延鼠疫（仅此一项就又夺去了2,000法国远征军的生命）。恐惧、困乏和冷漠席卷了全军。1798年9月9日，奥斯曼苏丹对法兰西共和国宣战，是对法国的最后一击，有效地困死了在埃及的法军。但是，拿破仑手中虽然没有可以和英国人在埃及海湾抗衡的海军，他至少还有陆军。现在，他手上的人马不足2万，而且1.3万人正在准备对杰扎尔的军队发起进攻，对方的兵力超过了4万人，正在北方凭借着巨大的堡垒和强大的骑兵严阵以待。拿破仑在这种情况下发起进攻虽说鲁莽却显得大胆而有魄力。
1799年1月31日，第一批4个军团从开罗出发由陆路向叙利亚进军。克莱贝尔指挥他自己的军团以及雷尼尔的军团。基本的粮食储备和弹药已经备齐，雷尼尔率领队伍在沙漠上顶着埃及的骄阳于2月4日到达卡提亚，16日离开卡提亚向沙漠上的绿洲阿里什堡进发。2月11日，拿破仑和拉纳（拉纳取代维亚尔）的师团离开开罗向北挺进。
11日，拿破仑坐在他的轻便旅行马车里，口袋里装着英国人在2月3日炮轰亚历山大的报告，驶向大马士革，投入一场可能使他成功也可能使他失败的战争。敌人就在他的周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拿破仑打算在阿克将奥斯曼苏丹派出的、由英国海军协助从水陆两路前来收复埃及的杰扎尔军击败。
雷尼尔将军到达阿里什堡时发现法国谍报人员又一次搞错了情况。他在这里看到的是由武器精良、供应充足的2,300名马穆鲁克和阿尔巴尼亚人坚守的巨大石头城堡。城堡的包围战一直持续到2月16日拿破仑到来，3天后，城堡中的900名幸存的守军缴械投降。22日，法军继续沿着海边的荒漠向加沙进发，并在两天后占领了加沙。3月1日，法军攻占阿尔拉姆勒（al-Ramleh），3月3日，向雅法挺进。
3月7日黎明，贝尔蒂埃将军派了一位军官去见雅法的司令官阿巴德·阿拉·阿加：“真主是善良和仁慈的。”他的信以传统的伊斯兰方式开头，告诉对方——拿破仑已经包围了这座海港城市，随时可以发起进攻；如果守军投降，则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土耳其军官不但没有投降，反而将这个不幸的法国军官斩首示众，贝尔蒂埃得到的回信是挑在长矛上的血淋淋的人头。法军立即开火，后来拿破仑向督政府报告道，在当天下午5点，“我们控制了这座城市，我们对这座城市进行了24小时的洗劫，它经受了战争中最隐蔽的恐怖方式”。
投降时，4,000人的守军被解除武装，在拿破仑的两名副官博阿尔内和克鲁塞的押送下走出城来，法国人向战俘承诺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被带到拿破仑的帐前。拿破仑走出帐来，只见战俘黑压压一片，他转头质问博阿尔内和克鲁塞：“你们要我拿他们怎么办？” 由于粮食匮乏，法军的给养还不够自己吃，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水，甚至没有足够的人力押解战俘回埃及。拿破仑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上意见分歧，僵持不下。3月10日，拿破仑将他的最后决定通知了贝尔蒂埃：“命令已经下达，将这批战俘就地枪决。”战俘被押到海边，枪毙或是用刺刀刺死（为了节省弹药）。“海面上漂浮着死尸……我还是不去详细描述我亲眼所见的那种恐怖场面为好……至今想起这残暴的一幕仍然令我发抖……那是浴血的一天。”布列纳几年后这样回忆道。与此同时，法军也遭到了他们无法控制的灾难的折磨，鼠疫迅速在法军中蔓延开来。
离开雅法后他们向海法进军，3月1日，克莱贝尔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海法。但是海法只是控制这个小小海湾的两个要塞之一，海湾另一端的要塞是阿克。
还是由于谍报的错误，次日到达阿克城下时，法军发现阿克城墙十分坚固，并有250门火炮严阵以待，迎接从海上或陆上来犯的敌人。尽管守军只有5,000人，但是法军缺乏海上的支援和攻城的重炮，而且驻守城堡的杰扎尔，这个波西尼亚奴隶出身的军人虽然已经有70 多岁了，却是个十分难以对付的、无所畏惧的老头。此外，两天前赶来的西德尼·史密斯部队更增加了守军的炮火威力并截断了拿破仑从亚历山大运往海法港的辎重后援。事实上，史密斯为守军提供了上千训练有素的炮手和数十门火炮。同时，拿破仑在布里埃纳军校的同学，现在是史密斯舰队的一名军官的菲利波，也帮助土耳其人和法国人为敌。由佩雷少将从达米塔运来的大炮还需要数周甚至一个月才能到达，太晚了，也太少了。更糟的是，史密斯护送奥斯曼帝国的运兵船前来增援杰扎尔，使法军的兵力更加处于优势。如果拿破仑如同原来计划的那样提前10天赶来，赶在史密斯的前面，而不在阿里什耽搁的话，攻占阿克可能要容易得多。而目前攻占阿克的形势不容乐观。尽管如此，拿破仑率领着4个师团开始了一场用挖地道的方法对城堡展开中世纪式的围城战。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2)
拿破仑担心在阿克城外遭到从大马士革向阿克逼近的土耳其军队的钳制，他于3月30日派他最信任的副官朱诺带领着500人去内陆侦察。4月10日，他们遭到了人数大大超过他们的数千敌人的包围，好在克莱贝尔率领的1,500人的小分队及时赶到将阿拉伯人击退。4月15日，缪拉率领的骑兵纵队越过约旦河，有效地拦截了大马士革的援兵。但是，法军的谍报和时间表再一次发生错误。由大马士革出发的约25,000人的骑兵和10,000人的步兵越过白雪覆盖的塔博山，出其不意地来到了克莱贝尔军队的面前——无论人数、弹药还是装备都远不及对方的克莱贝尔军一时束手无策。此时，拿破仑亲自率领着步兵师团翻过多石的山丘前来为克莱贝尔解围。虽然土耳其的兵力仍然是法军的9倍，但拿破仑出其不意的炮火将人数众多却纪律涣散的阿拉伯骑兵打得一败涂地，向大马士革的方向落荒而逃。这就是1799年4月16日的塔博战役，该战役成功地击退了大马士革的援兵，并且使法军能够集中兵力围攻阿克城。拿破仑的出击拯救了数千法军，不仅扭转了可能使法军陷入钳制包围的不利局面，反而对阿克城形成了钳制的态势。
但是，阿克城久攻不下，形势逐渐恶化。加之，卡弗雷里将军因手臂中弹在简陋的条件下截肢后于4月18日去世的消息使拿破仑深受刺激——他不仅失去了一位无人能够替代的军事工程师，而且还失去了一位在军中难得的他真正喜欢、尊敬和信赖的军人。而且，蒙日到达阿克不久就患上了疟疾，生命垂危，有几次险些死去。拿破仑常常数小时地守在昏迷不醒的蒙日的病床旁，不时地给他盖好毛毯。直到4月底，这位不屈的几何学者才得以死里逃生。
除了这个令人宽慰的消息外，没有任何可以让这位法军司令官高兴的消息了。4月15日，运炮的船终于到达雅法港，并于4月底运到了阿克城下，使拿破仑得以向杰扎尔的城堡发起猛攻。从5月1日到10日，攻城持续了10天，虽然一座塔楼被部分摧毁，形成了一个临时的突破口，但由于瘟疫的流行和大量的伤亡，法军拒绝踏着自己同伴腐烂的尸体攻城。在最后的进攻中，拉纳受了重伤，5月20日，邦将军和拿破仑的副官克鲁塞阵亡。
由于高级将领死的死、伤的伤，德热内特率领着由2,300伤病员组成的弹药和军需都十分匮乏的军队，对付由于受到来自罗得岛的援军和史密斯舰队火炮增援而变得更加强大的阿克守军。5月17日，拿破仑宣布他决定放弃围攻阿克返回开罗。但和以往一样，拿破仑必须挽回面子，这一次他的做法甚至使他的士兵都哑然失笑。拿破仑在塔博山发表了一份公告，宣称他对土耳其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人数不多的军队经过过去3个月在叙利亚的炎热下作战，缴获了40门大炮，抓获了6,000名俘虏，加沙、雅法和海法的要塞已被夷为平地，我们现在要返回埃及了。”拿破仑宣称目前放弃攻城是为了防止土耳其人在亚历山大进行大规模的登陆。
法军将阿克城下的大炮撤下，由雷尼尔将军形容枯槁的师团断后，拿破仑于5月20日离开阿克，和大病初愈的蒙日一道乘坐着他的轻便马车，由克莱贝尔将军的师团开路返回埃及。从卡梅尔山到雅法的4天行程中法军历尽磨难。“法国军队遭到难忍的饥渴的折磨。饮水极其缺乏，加上沙漠的炎热，士兵在灼热的流沙上行军，军心涣散，士气十分低落。”布列纳记述道，“我亲眼看到一位被截肢的军官被抬担架的人抛弃在路上……我看到被截肢的重伤员和无数被瘟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士兵被遗弃。经过的村庄、城镇和农田被愤怒的士兵放火焚烧。整个村庄一片火海。”法军借一切机会发泄心中因军事失利和受到的磨难而郁积的悲哀。
我们完全被垂死的人、瘟疫患者和纵火者包围了……大火熊熊，浓烟遮天蔽日。我们的右面是大海，我们的左面和后面是沙漠和我们沿路留下的废墟。
5月24日，到达雅法，拿破仑发现没有船只给他运送伤病员。事实上，海军少将佩雷已经抛弃了陆军，在将大炮运送到之后就返回了埃及。拿破仑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将大量的伤员运回埃及的，但是又不愿意将他们留给土耳其和阿拉伯人的屠刀；他命令德热内特将伤员用鸦片毒死，医疗队的军官拒绝执行这项命令。拿破仑到医院探视了伤残者、瘟疫患者和眼炎患者。然后，他命令将重伤员留下，他命令在离开时将城墙炸掉。
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开罗并发布了他最新的《陆军公告》，声称他“带回了许多战俘和军旗。我已将杰扎尔的宫殿和阿克城的堡垒彻底摧毁。我杀得敌人片甲不留，阿克城的市民全部从海上逃离。杰扎尔受重伤”。谎言！这一切从头至尾都是谎言。“我必须承认，记录拿破仑口授的这些军事报告是件痛苦的事。”布列纳说。但当他对此提出异议时，拿破仑只是一笑了之，说：“Mon cher（我亲爱的），你真是个傻瓜。你实在是什么也不懂。”布列纳不得不同意，他的确不理解这个人。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3)
在率领着残兵败将回到开罗前，拿破仑就已经计划着放弃远征军回到法国去。他将要使用的借口是法国又一次与奥地利和俄国开战——法军犹豫不前，需要他回去收拾残局、重整旗鼓。拿破仑在围攻阿克城时就从报纸上得知了法军在欧洲战场失利以及巴黎政治局势不稳的消息。拿破仑在叙利亚战役中使尽浑身解数，却惨遭失败，损兵折将，损失约3,000人，加上在埃及战役中损失的7,000人，共损失约10,000人。他的3名副官和数名将军阵亡，大量其他军官不止一次受重伤。他的许多军官公开违抗他的命令，对埃及战役强烈不满。甚至连他的亲弟弟路易也背弃了他。全军的总军需官竟是个可耻的大骗子，已被他革职查办。尽管沿路抢劫，军需仍然匮乏，军费比来时减少了1/3。被征服的国家不断发生反叛，开罗成了灾难的起点，大瘟疫每天都夺去埃及人和法国人的生命。他的舰队被击沉。他的貌似辉煌却构思拙劣的远征完全失败了。
希望幻灭的拿破仑·波拿巴于6月14日回到了开罗的艾兹拜基耶广场上的宫殿。在开罗拿破仑也没有得到任何他希望的、出乎预料的好消息。相反，奥斯曼帝国的小舰队在西德尼·史密斯率领的皇家海军分舰队的保驾下，现在已经来到了海上，据报告正在向亚历山大进发。拿破仑不得不再一次靠他的军队和大海来抵御敌人的进攻，然后，他将从海上回到法国。拿破仑早已事先秘密安排了三桅快帆船，6月21日，他命令新任命的海军司令冈托姆赶紧备妥船只和粮食。拿破仑将把一支所剩无几的残破军队留在埃及，同时，由于6月埃及科学院的第一次重开的结果，他还要将那支医疗队也留在埃及。
拿破仑要求组成一个委员会报告叙利亚战役中法国军队所遭到瘟疫的影响程度，以便通过这样的统计说明大量人员伤亡的原因。通过这个报告他将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医疗队将承担军队减员的主要罪责。这对于德热内特医生来说是太过分了——他跳起来指责拿破仑亲自命令他毒死了成千的伤员和瘟疫患者，而不将他们带回埃及治疗——他只愿为医疗队本身的责任负责，他指责拿破仑是要将罪责“加到每个人的头上”。他当场提出辞职，要求退役返回法国。拿破仑则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将这个医生留在了埃及，虽然拿破仑以后最不愿意在埃及见到的就是他。
返回巴黎后首要的也是最头疼的事情是如何解释当前的形势，拿破仑在报告中说：“叙利亚战役的最大的成功是，我们完全控制了整个沙漠地区，其结果我们在这一年内挫败了敌人侵略我们的计划……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牢固的基础。”事实上，拿破仑在阿尔拉什的前哨基地并未得到巩固，整个埃及，包括埃及南部占全国2/3的领土都还没有在法军的控制之下，因为驻守这些地方需要军需后勤的供给和足够的军队。拿破仑承认瘟疫流行已经波及亚历山大和雅法，但他报告督政府瘟疫并没有影响开罗和埃及的其余地区。事实上，几个月来开罗的医院里收容的瘟疫患者已经是人满为患。拿破仑承认法军损失了5,344人，为此，他提出急需补充至少6,000人的生力军。他说如果给他15,000人的话，“我们便可以打到任何地方，甚至打到君士坦丁堡”。他要求增加100名医生和外科医生。 他指出目前的人数不足于对抗敌人发动的海陆联合进攻，“如果不能按照我的要求派来援兵，那么我们这里只能求和”。
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一名阿拉伯使者带来了驻守亚历山大港的马尔蒙的一份紧急报告。这天，1799年7月11日，土耳其军在英国和俄国舰队的保护下，已经抵达阿布基尔湾，穆斯塔法·帕萨的15,000人马已经登陆上岸。阿布基尔要塞和阿布基尔后面的一处堡垒都已经落入敌军之手，驻守的法军全部被俘，亚历山大遭到猛烈的炮轰。易卜拉欣贝伊军在加沙重新集结，南面的穆拉德贝伊军正在威胁开罗。拿破仑必须刻不容缓地率领他的10,000多人开往前线。
拿破仑于7月15日指示德塞：“如果登陆行动果然十分重要，你应该放弃整个上埃及，只留下少数人据守那里的要塞”，“将我刚才从亚历山大得到的消息立即转告雷尼尔，命他立即集结队伍”。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立即将同一消息填报克莱贝尔将军（现在在达米亚塔）和其他人，同时拿破仑带领军队向亚历山大进发。他命令迪盖将军将关押在开罗的数千战俘秘密处决，尽量不要引起公众的注意。同时，拿破仑命令马尔蒙将军在阿布基尔和罗塞塔一线构筑防线，在比凯特集结，以威逼敌军两翼。
7月16日凌晨4点，拿破仑率部出发，连对他高度不满的布列纳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临危不惧、刚毅果敢和快速反应。3天后，他赶到阿拉马尼亚。他命令马尔蒙据守亚历山大，克莱贝尔保卫罗塞塔，拿破仑自己则在中路据守比凯特，缪拉的骑兵则在阿布基尔和防线之间做后援。拿破仑告诉克莱贝尔，他并不认为敌人的兵力会比自己强多少。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4)
7月20日和22日，消息传来，第二批敌军登陆。敌人来势凶猛。法军方面，拉纳的师团已经靠近阿拉马尼亚，迪盖抽调了大量的开罗守军，约12,000人已经上路。开罗医院里只要能够站起来的人都重新拿起了武器。贝尔蒂埃要“给土耳其人一个教训，最后确保法国在埃及的地位”。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拿破仑提醒马尔蒙，“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晚上睡觉不能脱下军装。夜间加强巡查，务必确保人人知道自己的岗位所在。”他命令带狗守夜以防偷袭。只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拿破仑才会调集全埃及的兵力来对付土耳其的登陆。拿破仑令德塞进一步调集兵力对付易卜拉欣贝伊军，他告诉德塞，他将在阿布基尔“攻击敌人并将他们全部赶进大海”。拿破仑是在只有很少的炮兵以及他将面对的敌人的总兵力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制订出这些军事计划的。
7月22日，拿破仑命令拉纳将军的师团和拉尼斯的师团在比凯特做好迎敌的准备，梅努将军和克莱贝尔将军攻占马地亚湖地区。7月24日晚上9点，拿破仑抵达比凯特附近的战地指挥部时，命令缪拉由4个步兵营配合作战的骑兵在4小时内进攻土耳其登陆部队，拉纳和拉尼斯从左右两翼策应，命令马尔蒙进攻西面阿布基尔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地区，命令克莱贝尔从罗塞塔向阿布基尔推进。
7月25日凌晨2点，法军仅有的几门大炮突然发起了猛烈的轰击，向势均力敌的穆斯塔法·帕撒军发起了全线进攻。缪拉首先冲破了敌人的由壕沟筑成的第一道防线，随即又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攻击，该防线有30多艘炮舰做后盾。
“骑兵是我们决胜的因素，”事后拿破仑向督政府报告道，“骑兵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右翼，展开了一场可怕的屠杀……敌人纷纷跳海，向一英里开外的英国炮舰游去，但几乎全部溺水而死。这是我平生所见的最恐怖的一幕。”
拿破仑只花了11个小时就打败了土耳其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该战役中2,000土耳其人被杀死，4,000多人溺水死亡或被俘。侥幸逃脱的土耳其军队躲在半岛顶上的阿布基尔要塞顽抗，一周后向梅努的军队投降。土耳其军队在转瞬之间几乎全军覆没。而法军牺牲了仅不到1,000人。这是拿破仑自到达埃及后的第一场真正的胜仗。
两天后，拿破仑将他的主要指挥官派回原来的位置，将德塞派回驻守上埃及，拉尼斯回到梅努夫，克莱贝尔回到达米亚塔。通过对土耳其战俘的审讯，拿破仑得知土耳其的一支生力军正在从大马士革赶往开罗途中。因此，拿破仑将雷尼尔派回到萨尔黑亚加强防御。1799年7月27日，拿破仑高度赞扬缪拉将军“在阿布基尔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这是拿破仑少有的一次对下属的高度赞扬。由于土耳其军队的不堪一击，英国和俄国海军支持下的土耳其军联合作战宣告失败。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失去了第四名高级副官吉博特，缪拉等将军受伤。拿破仑将亚历山大要塞以他牺牲的科西嘉朋友卡弗雷里的名字命名。
“在这次战役之前，阿布基尔的名字受到每一个法国人的憎恨；7月25日的战事赋予了它无上的光荣。” 8月1日，拿破仑对准备开拔到开罗的军队演讲道，“就此一战， 我们就迫使英国人不得不与我们的共和国达成体面的和平，尽管他们以前在海上取得了胜利。”
8月11日，拿破仑班师返回开罗。虽然他打了胜仗，但是情绪仍然很糟。从英国军舰那里得到的报纸上，拿破仑得知在他远征埃及期间，欧洲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法同盟——儒尔当将军在莱茵河地区一败涂地；舍雷尔的意大利军在里沃利和其他地方都吃了败仗；英国海军成功地封锁了法国和西班牙；科浮岛已经丢失；马耳他遭到英国海军封锁，即将失守。远征军虽取得辉煌胜利，却远在异国，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也成了“自己征服的囚徒”。
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在从陆路和海路调集兵力，埃及大部分地区仍未征服。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恶化。克莱贝尔仅出于对共和国的爱和责任感才勉强为拿破仑服务，但是德塞看来没有服从拿破仑早先下达的放弃南部向巴尔拜斯进军的命令。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拿破仑怒斥道：“得知你的行为后我一点都不高兴，将军公民……不论你的地位如何，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拿破仑还第一次抱怨他最喜欢的扎约翁谢克将军无能。
最令拿破仑不安的是，尽管有蒙日在埃及科学院，但那里却仍然在酝酿着新的危险，公开的反叛情绪日益严重。因此，在得胜回到开罗后的第二天，拿破仑秘密地通知冈托姆将他最近在叙利亚和阿布基尔取得的战利品装船。拿破仑告诉冈托姆，他很快就会回到亚历山大港的。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5)
虽然拿破仑离开埃及的计划是绝对机密的，不允许走漏半点儿风声，但在亚历山大港准备船只的蛛丝马迹还是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除了布列纳、冈托姆和贝尔蒂埃之外，拿破仑连对蒙日也没有透露此事——因为蒙日不善于遁词， 怕他被人追问吐露真情，所以直到离开的那天才通知他。8月17日，迪盖对拿破仑抱怨道，“他们说您要离开埃及回法国，说您要带走蒙日、贝托莱、拉纳和缪拉”；尽管这只是谣传，但是“大大动摇了军心，希望您立即对此予以驳斥”。
为了掩人耳目。拿破仑派人放风说，他要去上埃及考察尼罗河三角洲。“我明天一早就要到三角洲去视察民间究竟有些什么不公正的情况，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在17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这样说。对迪盖，拿破仑含糊其辞地说他要去地中海“研究敌人在地中海海岸的形势”。蒙日在埃及科学院受到同事追问时十分尴尬，假装糊涂，吞吞吐吐。他现在已经肯定传说是真的了。面对满腹狐疑而且很不想留在埃及的诗人格拉德梅森的再三追问，蒙日回答：“我的确一无所知。我想我们是要到下埃及去。”
8月17日晚10点，拿破仑的马车停在了埃及科学院门前，蒙日、贝托莱和德农匆匆带着行李上了车，向他们被出卖的同事说再见——尽管有些尴尬，但无疑有些脱离苦海的感觉。蒙日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科学院，并从此不再回来。在厄尔费宫拿破仑的驻地，拿破仑向他的情妇波利娜·富雷丝随意地吻别，拿破仑告诉她他只出去几天就会回来的。事实上，他并不打算再见到她了，他从此也再没有见到她。
午夜时分，拿破仑带着他精心挑选的随从，包括布列纳、迪洛克①、拉瓦莱特、儒贝尔和法国未来的元帅：拉纳、缪拉、贝西埃尔②和贝尔蒂埃一行前往亚历山大。格拉德梅森要求同行，在蒙日的说情下，拿破仑勉强同意。
拿破仑一行四五百人抵达亚历山大港后，会见了梅努将军，命令他继续留在埃及。拿破仑又安排了一场明知自己不能赴约的约会，他邀请克莱贝尔将军到罗塞塔来，同他会商极为重要的事情；他留给克莱贝尔一封信，任命他接替自己，为埃及远征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这支面临土耳其军再次进攻的军队。
在信中拿破仑说由于法国的形势危急，他不得不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他有责任回去挽救祖国的命运。他还留下命令，让朱诺和德塞于秋季回国。拿破仑向克莱贝尔保证一旦回到法国，他会给埃及军补充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军需以及“能弥补最近几次战役损失的足够的生力军”。但是，如果埃及的形势继续恶化，拿破仑指示克莱贝尔：
你有权在允许你们撤离埃及的原则基础上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平条约……因为我乐于以后世的好评作为我一生中艰难困苦的报偿，我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荣誉、天职的责任感和国内发生的非常事态使我决定冲破敌人的舰队的重围， 回到欧洲。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委托给你的军队是由我的孩子们组成的……他们给了我他们的爱。
拿破仑相信这封信到克莱贝尔手上时，自己已经到海上了。正如布列纳说的那样，拿破仑没有勇气面对面地将信交给他的继承人克莱贝尔：“他想以此方式逃避克莱贝尔的责备和他倔强憨直的脾气。”拿破仑给克莱贝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让克莱贝尔收拾由于自己的失算造成的埃及残局。克莱贝尔与拿破仑早先发生冲突之后，一直对拿破仑心怀不满；他在收到这封信后说了些什么，无从考证。
就在23日起锚之前，拿破仑给迪盖送去一封热情的信，信中说“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他立即回法国去，并允许他回法国去担任立法院的职务。在其后的一封信中他告诉督政府：“我离开埃及前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尼罗河比过去5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可是，事实上，他留下的是焚烧的村庄、空虚的财政、一支受到战争、气候和瘟疫重创的士气十分低落的军队，随时可能遭到充满复仇和敌意的穆斯林的打击。在军中拿破仑的名字遭到众人的诅咒，除了德塞和已故的卡弗雷里之外，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提出过辞职和返回法国的要求。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2,000人。接替指挥的克莱贝尔在次年的6月，在他的花园里被身藏利刃的阿拉伯人刺杀身亡；而德塞后来的确回到了拿破仑的身边，在马仑戈战役中帮助拿破仑转败为胜，自己则饮弹身亡。接替克莱贝尔的梅努皈依了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布杜拉，娶了一位年幼的阿拉伯少女为妻，他以叛国罪逮捕了忠实的雷尼尔将军并于1800年投降英国。埃及的大灾难就此告一段落。或者借用布列纳的说法：“损失惨重的远征就此告终。”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6)
对于拿破仑来说，远征埃及是他生活和事业的转折点。他对自己曾经热情爱恋的约瑟芬的信任动摇了，特别是后来证实她没有能力生儿育女后，他们的婚姻就此破裂了。对于法国军队，这场远征也是个十字关口。大多数军官后来都被英国人遣返回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忘记并宽恕拿破仑在关键时刻抛弃和背叛他们的行径。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晋升高位，有的甚至当上了法国元帅，但他们都知道拿破仑·波拿巴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在关键时刻是会为了保存自己而舍弃别人的人。拿破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观念都是有限的。当法国在欧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远征埃及显得毫无战略意义。再者，这场战役的轻率构思和草率的执行使2/3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法兰西共和国远征军命归黄泉，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惨遭失败的远征可能是拿破仑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他经过40多天的艰难航程，成功地躲过英国舰队的拦截，于1799年10月9日回到法国南海岸在圣拉菲尔海湾登陆时，30岁的拿破仑·波拿巴受到了人们的狂热欢迎，他们并不知道他在埃及遭到的巨大灾难，却只知道他是率军攻克了马耳他、金字塔和埃及的英雄，是法兰西共和国从异教徒手中夺取开罗的十字军战士，是在阿布基尔大败土耳其军的总司令。这为他作为一名征服英雄回到巴黎扫清了道路。
拿破仑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这是克莱贝尔永远无法理解的。
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1)
1748年5月3日，在路易十五的统治年代，在宁静的弗雷瑞斯（Frejus）海港的一个邮政局长和忠顺的皇家收税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个男孩有朝一日会动摇波旁王朝的根基并成为国王的葬送者。
出身微贱的西哀士①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注重孩子教育的家庭。他被父母送进了弗雷瑞斯的耶稣会学校，后来进了德拉吉尼安的由基督教义派办的学院。17岁时，他被送到在巴黎都享有盛名的圣絮尔皮斯小修院继续深造（年轻的塔列朗当时在其姊妹学院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学习）。5年之后，学业平平的西哀士突然提出了离开了学院的要求，原因没有公开。牧师只是说他们并不希望有这个荣幸将西哀士视为自己学院的产物。于是，两年后，1772年7月28日，西哀士作为一名牧师离开了圣菲尔曼天主教遣使会神学院。孩童时代的西哀士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军人，但是由于身体孱弱、慢性疾病和近视眼，他只能在教堂找到一个差使。这时他已经24岁而且天生就对教会的权威具有反叛情绪。虽然如此，由于他天生的能力和毅力，加上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包括弗雷瑞斯主教的帮助，他获得了成功。担任教堂执事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端。他孩提时代的英雄——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渐渐被有头脑的巨人所取代，从此以后，卢梭、孟德斯鸠、笛卡儿、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等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对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特别感兴趣。西哀士的日常生活和他所读的书籍都反映出他绝不是一个虔诚的信仰宗教的绅士，他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愿碌碌无为，不久他当上了特雷吉尔大主教约瑟夫·德·吕贝尔萨克的秘书。这个冷酷的牧师并没有将牧师誓言当一回事，偶尔偷享着与情妇幽会的乐趣，并频繁地到大主教位于布加瓦的幽雅田庄休息。这个孤僻严肃、很少交友的年轻人的真正兴趣并不是这些世俗的乐趣。在主教的大力提携下，他从偏远的布列塔尼调到了有着田园诗般环境的夏尔特尔——法国最富有和最有名的主教辖区——负责管理30名教区牧师。这一新职务使他不知不觉地开始卷入了法国的政治旋涡，因为他的新职务要求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躁动的巴黎度过。
西哀士的天性好隐居，性格并不温和可爱，很少和家人通信来往。他的相貌也谈不上潇洒。身高适中、凹胸、有点儿鹰钩鼻，脸色苍白、秃顶，两边的长发齐肩。这个枯燥无味、毫无幽默感、笨拙的年轻人回避一切社交乐趣。更糟的是，他一生都受到慢性疝气的折磨并常常因眼疾而近乎失明。对于这样一个内向的西哀士来说，美食、衣着、漂亮的家具、幽雅的环境、美丽的女人，甚至金钱，都不能引起他长久的兴趣，他在巴黎租用的寒酸小屋里只有两三把残破的椅子、堆满书籍和手稿的桌子和挂在钉子上的大衣。在他的青春年代，也很少涉足巴黎的贵妇沙龙。他只去过斯塔尔夫人②标新立异的沙龙，这位夫人赞赏这位神父，还说：“人类使他感到不快，他也不知道如何和人类来往。”斯塔尔夫人发现他的思想很有趣，但对他的个性却不敢恭维；她认为他有“非常情绪化的个性……不是那种善于和别人交流的人，他非常容易被他们的观点所激怒。”毫不奇怪，在1789年大革命前夜，脾气乖僻、仅热衷于如何使法国和法国人民摆脱困境的政治哲学和理论的41岁的大教区牧师，摇身一变成了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对波旁的独裁和无孔不入的教会影响痛恨已久。他将自己压抑已久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宣泄而出，写就了《什么是第三等级》和《论特权》。“什么是第三等级（即不同于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的普通人民）？”他问道。“是一切！”他回答。但是他们在政府中却没有发言权，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如果我们的宪法不正确”，他据理力争道，“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起草一份新的宪法”，使人民对管理他们的政府具有发言权（有趣的是，事实上西哀士是在他和他的父亲竭尽全力要证实他们西哀士家是贵族后裔而未能成功之后才写出这些册子的）。
西哀士自己都感到吃惊。不久之后，他就脱去了黑色法衣，官袍加身，成了法兰西大革命的发起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最早成员之一。随着他名声四扬，他的熟人也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如路易国王财政大臣的女儿——叛逆的斯塔尔夫人、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内克尔（Necker）、富裕的农业税务官和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等都成了他的密友；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仍然限于政治的范畴。人际的温情和来往对于西哀士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郁郁寡欢的神父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可言。
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2)
虽然他偶尔发表演讲、文章和谈话，但真到了关键时刻，西哀士往往躲在后台，从来不敢做出任何决断。的确，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幕后，胆小、优柔寡断，几乎像个懦夫，回避任何政治领导作用和责任，借口通常是他的体弱多病。只是在特别的场合，他的身后有多数的支持者时，他才会挺身而出，如1793年1月，他和塔列朗、巴拉斯、卡尔诺等大多数大革命的领袖一起投票赞成将路易十六处死。虽然他不止一次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但都不是抛头露面的工作，而是埋头于诸如国家教育体系之类默默无闻的事。
因此，当1795年5月28日国民公会宣布逮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时，在长长的名单上居然没有西哀士的名字——因为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使自己成为了国民公会的主席。
1795年夏秋之际，热月党解散国民公会，成立了第一任督政府，并组成了五百人团（有500名成员）和元老院（有250名成员）辅助督政府执政。西哀士虽然并不欣赏《共和3年宪法》（他希望自己制定宪法）仍勉强接受，他没有像机会主义的巴拉斯那样在当年10月就屈就加入督政府。但西哀士却乐意成为新成立的法国科学院的一员，此外，他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五百人团的成员，并在该院对新成立的督政府在因农业歉收而十分艰难的法国采取压制行为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革命使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包括在性格、价值观、外表和目标都大相径庭的西哀士和拿破仑·波拿巴。颇具洞察力的斯塔尔夫人在对拿破仑将军投桃报李之后，说她发现拿破仑“自我感觉好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些蔑视他人的东西；当他完全放松的时候，则显得非常平庸”。同样的蔑视和怀疑在西哀士身上以及当时的许多政治领袖身上都有。1797年12月，当拿破仑在莱奥本（Leoben）谈判并临时占领威尼斯、手上捏着与庇护六世签订的多伦提诺（Tolentino）条约以及与奥地利人签订的坎波富米奥和约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时，西哀士曾对这位征服英雄充满了敌意。接着，西哀士又不得不出席了为这位凯旋将军举行的3个庆祝会，包括由政治家弗朗西斯·德·纳夏托举行的邀请了科学院成员的盛大晚宴（两周后拿破仑被选为科学院成员）、可爱的斯塔尔夫人举行的私人晚宴，以及两院为庆贺拿破仑签订新的和平条约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就是在这次宴会的演讲时，拿破仑对法国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朝一日，当法国人民的幸福得到最有实效的法律保障时，欧洲就获得自由了。”当时只有一个人对这句话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就是西哀士。1798年，为了摆脱督政府面临的政治困境，在塔列朗的全力支持下，虽然神父西哀士既没有外交经验也不会说德文，却被突然任命为革命政府驻柏林大使。可是将弑君者西哀士派到激烈反对共和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普鲁士宫廷，对于这两个对抗的国家恢复和睦邦交毫无益处。
此时，法国的形势十分不妙：1797年12月，法国的宿敌英国和俄国联手；1798年3月25日，儒尔当将军在斯德哥尔摩打了败仗；1799年4月27日，莫罗③将军被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击败；而拿破仑此时正在埃及的流沙中艰难地跋涉。雪上加霜的是，1798年9月，沙皇保罗一世又向法国宣战；由于西哀士的无能，法国和普鲁士的关系恶化。可是，在西哀士不在法国的情况下，1799年5月16日，他被选为督政官。他立即离开柏林，回到巴黎。
从一开始就用铁腕统治督政府的巴拉斯在政治上和人格上都十分憎恶西哀士，但其他的“共和派”人士，包括斯塔尔夫人最近的情人本杰明·康斯坦都寄希望于西哀士能够扭转共和国的局面。西哀士是在国家处于为难之时离开的，现在又在宪法危机的情况下回来。当他还在返回法国的路上时，也就是6月5日，五百人团向督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督政府对其国内外的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进行证明。3天后，当西哀士宣誓成为督政府新成员的时候，督政府仍然没有对五百人团的通牒做出答复。
正在策划回国的拿破仑对于此时法国的形势尚一无所知。宪法危机、元老院和五百人团与督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6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的第11天，两院仍然没有得到督政府的任何答复。于是两院宣布召开紧急会议。作为报复，督政府在次日成功地解除了特雷亚尔督政的职务，原因是他的选举因技术上的缘故而无效，由更易控制的原司法大臣戈耶取代他。巴黎的政治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6月18日，五百人团开始发动进攻，他们公开指责督政府“废止了共和精神、压制了自由、迫害了共和派”，督政府中的穆兰和勒维韦尔被迫辞职。西哀士作为穆兰的朋友，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既没有表示抗议也没有对他表示帮助。督政府人员的撤换，导致内阁部长的全部撤换：塔列朗由雷亚尔取代，康巴塞雷斯当上了司法部长、富歇当上了警察局长、坎特当内政部长、贝纳多特当上了陆军部长。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西哀士取消了原来的派遣布律克斯到埃及去调查拿破仑将军及其东方军的情况并将他们带回国的决定。但是，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更迭，却无法挽回法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腐败，公共官员的夫人被暗娼和妓女所取代，巴黎的两大腐败的根源是金钱和权势。与此同时，巴拉斯仍然“是新时代的典范：从公事到玩乐，从玩乐到政治，再从政治到公事”。西哀士在听到大革命时代的称呼“公民”被“先生”和“夫人”所取代时，这位神父深感震惊地说：“这简直是可耻！”
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3)
陆军部长贝纳多特的新职务不是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国外的法国军队全面败退，莫罗将军在意大利的失败导致了法军全面撤离意大利，在德意志的儒尔当将军也是如此，加上马塞纳将军被俄军击败，结果直接威胁法国边境。法国国内，雅各宾派的领导权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在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红色”将军儒尔当要求“富人”为国家提供一亿法郎的“贷款”。最令人恐怖的是元老院和五百人团提出的《人质法》，该法规定对于反叛贵族的亲族可以作为人质执行逮捕，每当一个共和国的官员遭到暗杀时便可以将其放逐。该法还规定在反叛、粮食被盗、纵火、抢劫和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时均可捉拿人质。对此，西哀士都予以了默认，重复着他在罗伯斯庇尔时代所起过的作用。“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共和国的行动，”西哀士警告道，“不要忘记敌人就在我们的大门口，我们必须将他们击退。”1799年的整个夏天，法国的形势越来越糟，土伦和法国的西部，新生的保王党分子发生叛乱，西哀士的好朋友儒贝尔在8月15日的皮埃蒙特的战役中牺牲；10天后，英国的军队在荷兰登陆，同时里昂发生叛乱。
较为保守的元老院在7月26日对雅各宾派采取了行动，解散了他们的俱乐部，西哀士宣称：“罗伯斯庇尔时代的灾难性的岁月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和你们一样，憎恨一切违抗国家法律和秩序以及扰乱公民平静生活的行为……我们的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正义。”尽管如此，在8月5日，雅各宾党人仍然采取了盛气凌人的新步骤，要求废除所有与宪法相抵触的现行法律，并要求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给无财产的贫民以资产。
督政府如果不想被根深蒂固的雅各宾派推翻，就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行。因此，他们任命了过去的恐怖分子、雅各宾党人、有着“里昂的刽子手”和“弑君者”之称的约瑟夫·富歇当国家的警察局局长。8月13日，西哀士在巴拉斯的全力支持下要求政府对雅各宾俱乐部采取镇压措施。由于贝纳多特受到人民的支持，巴拉斯和西哀士也需要将他除掉——贝纳多特为了重振军威，曾大力充实兵力、钱财和军需，并使法军在国外转败为胜；但是，陆军部长贝纳多特也同样可以将得胜之师掉转头来威胁督政府——因此，西哀士要将他除掉。
拿破仑在从埃及返回法国的途中时，法国的紧张局势越演越烈。9月14日，西哀士要求贝纳多特隐退，同时督政府的地位也岌岌可危。9月23日，五百人团的主席在庆祝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纪念会上赞扬督政官西哀士是“共和国的第一奠基人”。这真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噩梦。
随着局势的持续恶化，西哀士和巴拉斯也感到需要采取拯救自己的措施。西哀士想到了推翻现行的宪法和督政府以及暴虐的议会，用新的、由他设计的宪政共和国取而代之，用强有力的将军辅助——没有军方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在寻找一把利剑，”他曾经这样坦率地说过，“但这把利剑越短越好。”他的首选是儒贝尔将军，但是他在8月中旬死于战场。西哀士转而想到莫罗，莫罗拒绝了他，但推荐了拿破仑，他说：“拿破仑会比我更好地执行你的政变计划。”莫罗不想介入这种吉凶难料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拿破仑奇迹般地回到了法国，消息传到了督政们的耳朵里，此时法国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法国政界没有人比矮小、秃顶、面容猥琐的西哀士更有能力为法国政府带来决定性的变化，更不用说政变了——正如埃德蒙·布尔克开玩笑说的那样，在西哀士的脑子里好像堆满了新的宪法。没有人像他那样缺乏精力、效率和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时刻所需要的不同寻常的领导品质，也没有比拿破仑更加傲慢、粗暴、缺乏耐性、自负、苛刻的合作者和同盟者了。一心想要推翻现政权和现宪法、为自己掌握政权铺平道路的西哀士——这个优柔寡断、缺乏勇气的人，在强有力的“利剑”的配合下将为他在10年前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敲响丧钟。
在革命同伴中没有人比骄奢淫逸的保罗·弗朗西斯·德·巴拉斯子爵与西哀士在性格、道德、决定和行动上有如此不同的了。
巴拉斯在1755年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其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从那以后便没有离开军队。他的事业是从在法国骑兵团服役5年开始的，然后，离开马赛到东方和南非的法国殖民地驻军服役。1783年回国述职时他不但不像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向路易十六的陆军大臣报告，相反与之吵翻，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其结果可想而知。巴拉斯不仅被革职，而且被逮捕下狱，这个年轻人设法逃脱了厄运。4年后，他又辗转回到首都，虽然既没官职又无钱财，身边却不乏如云的美女。由于他的人人皆知的出轨行为和风流韵事，他的父母为他娶了一位普罗旺斯富商的千金佩拉热·泰尔米埃。婚后的生活不愉快是预料中的事。夫妻俩一直很少见面，“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和情色骗子”巴拉斯积习难改。
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4)
和他的家庭不同，当大革命到来时，巴拉斯不仅投身政治，而且拥护雅各宾党，参加了极左翼的政治势力，摧毁了自己的阶级和法国的君主政体——和西哀士一样，他赞成处死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国王。
1792年，巴拉斯被选入国民公会，任意大利军的政治代表，负责维持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1793年，土伦被英国人占领之后，巴拉斯负责整个土伦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并任命拿破仑指挥土伦包围战。他曾亲自下令用大炮轰击手无寸铁的土伦人民以对他们涉嫌支持英国人的行为进行报复。在大肆搜刮了民财之后，巴拉斯回到巴黎， 逃过了罗伯斯庇尔对他的报复，进而参与了1794年推翻罗伯斯庇尔的谋划。
1795年是巴拉斯事业的转折点，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垮台，他掌握了军事大权，对首都的武装叛乱进行镇压。当年，法国国民公会通过《共和3年宪法》，同时葡月13日法国王党在巴黎暴动，巴拉斯派他在1793年提升为旅长的拿破仑作为他的副官前去镇压。巴拉斯使拿破仑在法国一举成名。年轻的拿破仑之所以得以脱颖而出，首先应该归功于巴拉斯。后来，作为卫戍司令的巴拉斯再次提拔拿破仑。10月26日，巴拉斯选入督政府后，他将拿破仑作为他的继承人。6个月后，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总司令，巴拉斯还是他昔日的情妇约瑟芬和拿破仑结婚的证婚人。多亏了巴拉斯在督政府内对拿破仑的支持以及拿破仑在意大利靠自己的本事取得的胜利，拿破仑的事业方才得以蒸蒸日上。
巴拉斯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他的政治野心需要军队的支持，他之所以选择拿破仑作为他的被保护人是因为拿破仑在军官中是和王室宗亲关系最为疏远的。拿破仑是个科西嘉的局外人，在他的血管里没有任何法国的血缘关系，也和法国的政治派别毫无瓜葛。同时，拿破仑的杰出军事才能也使巴拉斯对他刮目相看；而如果没有巴拉斯这个后台，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可能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所以拿破仑应该对巴拉斯感恩戴德，作为回报，他甘当支持巴拉斯政治作用的“利剑”。巴拉斯的最大错误是他低估了这位年轻的将军，他以为他可以像操纵别人一样为自己的利益来操纵拿破仑。
1797年果月政变，拿破仑派奥热罗从意大利回到巴黎，帮助巴拉斯清除了议会中的保王党。保王党仍然企图推翻法国政府，其领导人之一、皮什格鲁将军（拿破仑过去的数学老师）曾经警告政府——对共和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他而是拿破仑：“告诉他们（政府）不要信任他们的拿破仑，这个矮个子的先生……督政们相信他们是在利用他，但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他将会把他们一口吞掉，他们将坐以待毙。”看来，皮什格鲁将军是少有的几个真正理解这个科西嘉将军野心的法国人。
1797年9月危机开始了。巴拉斯代表督政府命令奥热罗将军带领他的军队和大炮回来保卫首都的主要桥梁和政府建筑，接着在9月4日（果月18日）督政府下令以叛国罪逮捕皮什格鲁将军。此外，大量左翼阴谋者被警察追捕，雅各宾派遭到镇压。163名“阴谋者”被送上断头台，31家反对党的报纸被查封。
果月政变，巴拉斯清除了政敌，局势得以暂时缓和。直接的威胁去除了，保王党和雅各宾派都偃旗息鼓，但却没有根绝。此间，巴拉斯通过塔列朗作为中间人，曾经和路易十八进行过秘密会谈——从他的品质来看，这样的事情也不足怪。果月政变的成功，使他得到了完全的独立。
此时，拿破仑作为英雄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接着，拿破仑将军要求成为政府成员，遭到巴拉斯的拒绝。拉什塔特协议未能奏效，进攻英国的计划也未能付诸实施，于是拿破仑率远征军横渡地中海远征埃及。巴拉斯和其他的督政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至少，这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有几年不会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
但是，1798年到1799年期间，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继续土崩瓦解。“雅各宾派的影响继续渗透各个阶层和阶级。”昔日的雅各宾党人巴拉斯抱怨道。同时，在他的政敌中间关于他在卢森堡宫内的性放荡的传闻不绝于耳。堕落和腐败取代了当今的政治。据警察局长富歇的报告，巴拉斯涉嫌带头违法盗卖马匹和军需物资。政治腐败的同时，法国军队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连吃败仗。拿破仑在意大利打下的江山几乎丢失殆尽。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5月9日，西哀士被从普鲁士召回法国，取代勒贝尔进入了督政府。巴拉斯并不喜欢西哀士这个道德理论家，巴拉斯需要一个有影响的军人来支持他。这个原本身材高大、年轻潇洒、精神抖擞的陆军军官，现在已经是疲惫和倦怠的政治家，被他不断的政治图谋和放荡的生活搞得心力交瘁了。他已经完全变了，身材臃肿、未老先衰，无法适应剧变。他担心野心勃勃的西哀士会成为左右督政府的力量。
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5)
督政府内部矛盾加剧，新上任的特雷亚尔和另外两名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6月15日，五百人团和元老院由于没有得到督政府关于法国外交和军事事务的说明而公然宣布两院召开紧急会议，元老院和五百人团同督政府的矛盾公开化。当新选入督政府的左翼督政官特雷亚尔被以虚假理由逐出督政府后，危机加剧。6月18日，巴拉斯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驱逐了左翼督政官穆兰和勒维韦尔。勒维韦尔对这位放荡的子爵气愤万分，拔剑刺向巴拉斯，因被人拦下才未造成血光之灾。
法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盗贼蜂起；雅各宾派威胁着整个诺曼底的政府；工业城市里昂动乱严重；在西部，英国用金钱和弹药支持的保王党发生暴乱。法国最可怕的敌人始终是法国人自己。
巴拉斯扫清了督政府中的异己之后，又回到了奢侈逸乐的夜生活享乐之中；而西哀士自7月回到法国参加督政府之后，和巴拉斯一样积极寻找能支持他自己政变的“利剑”。“他一刻不停地在议会中密谋策划……他培养党羽，栽培他们，然后让他们相互敌对，他在一旁尽收渔翁之利……他是所有人中最危险的……”多年前罗伯斯庇尔在自己行将垮台前曾经这样评论过西哀士神父。10月13日，当拿破仑出乎人们预料地突然出现在法国南部的圣拉斐尔港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对西哀士的这种评论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第二卷 第一执政：连上帝对他也无能为力了(上)
第十三章 雾月政变(1)
1799年10月8日，就在拿破仑离开埃及之前，报告拿破仑在阿布基尔湾获胜的最后一封急件送到了巴黎。督政府立即下令全城鸣放礼炮以示庆祝， 同时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可是5天之后，当督政府发现这位他们认为远在地中海对岸的大英雄已经回到法国并正在回巴黎的路上时，他们的喜悦心情顿时被惊愕所取代。 拿破仑沿路受到了群聚之民众的热情欢迎，他们跟在他的马车后面绵延数英里， 连布列纳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拿破仑报以一致热烈的鼓掌，他们的热情难以想像……完全出于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感情……这种热情的迸发以后绝不会再看到了。”法国人民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在街上载歌载舞，举行火把游行，他们用鲜花编织成凯旋门，上面还扎着三色旗，这样的凯旋门从马赛、里昂一直到巴黎沿途皆是……疲惫不堪、风尘仆仆的拿破仑经过一夜的旅行终于于10月26日回到他位于巴黎凯旋街的宅子。约瑟芬却不在家，她仍然在里昂，家里只有一名仆人。拿破仑上楼奔进他的卧室，和衣倒头便睡。
几个小时后拿破仑便起身梳洗更衣，动身经过塞纳河到卢森堡宫向督政府报告。马车刚驶入卢森堡宫的庭院，他便跳下马车，匆匆踏上长长的石头台阶，向督政府的现任首席督政官戈耶致敬。他的心情与其说是胜利者的兴奋不如说是焦虑不安——因为他不仅面对着擅自离开埃及在那里遗弃了12,000人，包括武器、大炮、马匹的耻辱；而且他不忠的妻子约瑟芬与漂亮的夏尔中尉的风流韵事甚至传到了地中海的彼岸。特别是在路上，他的哥哥约瑟夫已经对他证实了他所听到的一切关于约瑟芬的传言都是事实时，拿破仑感到极其气愤和烦恼。
尽管这次会晤只是礼节性的拜见，但拿破仑所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接待”。由于他擅离埃及战场并违反了入境40天的检疫期①，事实上共和派已经组成了代表团强烈要求将他逮捕法办；他们还要求政府委任贝纳多特将军为巴黎所在的十七军事区域的指挥官，以防绝望的拿破仑发动政变。尽管群众对拿破仑的回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上层的重要人物却谁也不知道拿破仑回国的真正目的。但督政官巴拉斯出于害怕贝纳多特和他的雅各宾同党得势，也害怕警方每日报告上所报道的国家日益动荡不安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压下了代表团的过激要求。
虽然政治上压力重重，拿破仑离开卢森堡宫后，心思全被约瑟芬的事情占据了。当晚，拿破仑又到卢森堡宫对他的保护人巴拉斯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问，在巴拉斯面前他忍不住对妻子进行公开的指责，并威胁说要马上和她离婚。“但是，我告诉他应该对这件事采取冷静的态度。”巴拉斯说。巴拉斯花了很长时间才使拿破仑冷静下来，并认识到离婚只会有损于他的事业和荣誉。尽管如此，拿破仑仍然在巴拉斯面前大骂约瑟芬，列举了她过去的不检点行为：首先她是博阿尔内的妻子，接着公开和奥什将军同居，后来又与奥什的副官以及更下级的军官鬼混。当然，拿破仑没有提到约瑟芬在和自己结识前和巴拉斯的关系，这在巴黎也是家喻户晓的。拿破仑称约瑟芬是个比妓女还不如的女色情狂。
尽管约瑟芬的行为极不检点，但既然她嫁给了拿破仑，那么他们两人都必须接受婚姻的约束。巴拉斯指出，他们必须遵循新的原则：“人人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婚姻受义务的约束，没有这种约束，社会就不能存在，这种原则比军事原则更不容置疑，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虽然大革命时代已经有了离婚的法律，巴拉斯继续说道，他却不认为有社会地位、有自尊的人会从离婚中受益，因为这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良结果。“就拿我为例，我并不是个天使……但我却不赞成离婚……他会使你在社会上流人士的眼中留下永久的污点。”喝了大量的白兰地和继续深谈了一阵之后，闷闷不乐的拿破仑离开巴拉斯的府邸时已经变得比较顺乎天意了。
在拿破仑离开法国去埃及之前，巴拉斯和他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见，现在已然和好如初，这是因为巴拉斯认为他还可以利用拿破仑。正如他在私下承认的那样，“在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之后，我就认为他仍然会站在我这边；正如他在早期军事生涯中和结婚时那样，他仍然对我抱有特别的信任。”当然，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巴拉斯不久就会从这种看法中省悟过来，不过目前拿破仑仍然需要他的保护，至少在起诉他开小差的问题上，少不了巴拉斯的帮忙。
第二天早上，拿破仑又回到了卢森堡宫，这次不是礼节性的拜访，而是面对督政府的5名督政官递交他关于埃及形势的述职报告并面临可能危及他的荣誉甚至性命的起诉威胁。两个半小时之后，双方达成了理解。拿破仑离开卢森堡宫时感到自己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这次又是巴拉斯从中斡旋使他免于遭到擅离职守的处罚。
第十三章 雾月政变(2)
当晚，约瑟芬乘坐旅行马车从里昂赶回后发现自己被丈夫锁在了卧室门外。约瑟芬在门外敲门、哀求并嘤嘤啜泣了一夜，以感动丈夫。陪伴母亲而来的继子欧仁和继女奥坦斯，甚至布列纳都劝说拿破仑：重任在身，不能因家庭琐事授人以柄。据布列纳说，经过“3天夫妻之间的对峙”，拿破仑的卧室门才终于为约瑟芬打开了，尽管约瑟芬欠下一屁股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拿破仑，“夫妻俩又重归于好”。两人虽暂时和解，但已经不可能心心相印了，在埃及战役前对约瑟芬一片深情的拿破仑已经不复存在了。约瑟芬发现现在的丈夫更加苛刻、更加固执了，她对他的诱惑力也不如以前了，他的心情也不如以前那么欢快了。拿破仑没有立即离婚，只是出于政治和荣誉的考虑罢了。
次日，拿破仑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在家中和皮埃尔·路易·罗德雷②进行了会谈。会谈对拿破仑非常有利。罗德雷同意帮助拿破仑夺取政权，这次政变对拿破仑将是非常重要的；而罗德雷不仅是杰出的共和派人士，而且在巴黎享有崇高的威望。
罗德雷的父亲曾是国王的法律顾问，罗德雷自己享有著名的经济学者和议会法规专家的美称。他最初支持国王，后来转向共和国，成为塞纳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他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1796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比拿破仑还早一年。1798年3月，他在塔列朗的介绍下和拿破仑结识。自此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罗德雷之所以支持拿破仑是因为他希望看到腐败无能的督政府垮台，法国重新回到法律、秩序和国家稳定上来，以维护真正的共和国民主。拿破仑对民主作了热情的承诺。罗德雷公开支持拿破仑不仅是将军帽上的一根羽毛，而是整个时代的主流象征。正如拿破仑所说：“人们总是容易相信他们所希望的事情。”“雾月政变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舆论的一致拥护”，罗德雷希望拿破仑的雾月政变能够使他的理想得到实现。
此间，拿破仑几乎每天和所谓的“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塔列朗、罗德雷、布莱、贝尔蒂埃、约瑟夫·波拿巴和另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沃尔内会晤。
拿破仑刚回到巴黎的日子是热情而有分寸的，他冷静地分析政治形势，并权衡自己要达到的最大目标：是在督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还是用新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他一方面忍辱负重继续到卢森堡宫拜见督政官，一方面让他的哥哥约瑟夫加紧工作，甚至让约瑟芬拜访巴拉斯和她以前的老友督政官戈耶夫妇——约瑟芬也乐于为丈夫出点力，将功补过。
拿破仑出人预料地回到巴黎之后，冷静而有心计的塔列朗（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他都是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海军上将布律克斯以及罗德雷到拿破仑位于凯旋街的住处拜访。在拿破仑出征埃及前夕，他曾经答应亲自出访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宫廷谈判，以利于拿破仑的埃及征战；然而他没有这样做，结果导致奥斯曼苏丹向法国宣战，并从海陆进攻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
拿破仑有所不知的是，塔列朗和巴拉斯、西哀士一样，也在和他意气相投的儒贝尔一起酝酿着改换政府的计划，可是儒贝尔于8月死在了战场上，因此，10月17日塔列朗前来拜访拿破仑，并带上了布律克斯和罗德雷，以便拿破仑发怒时有人圆场。然而，拿破仑此时心中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他需要所有的帮助，包括足智多谋而鲜廉寡耻的塔列朗。正是在这个时候，拿破仑透露了他的兴趣不仅仅是成为政治伙伴的军事后盾。塔列朗深信自己具有卓越的左右人事、外交和把握事态发展的超凡能力，并不反对与这个年轻有为、野心勃勃的科西嘉将军合作。接下来的几天，塔列朗和拿破仑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上达成很多一致之处，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烟消云散了，成了亲密的伙伴。同时，塔列朗使拿破仑对目前法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在督政府内，戈耶和穆兰将军是要维持现政府和现有秩序的；敏感的西哀士和较有责任感的督政官罗歇·迪科则持不同观点，希望改变现状。至于巴拉斯，则自成一派，始终是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结伙。在拿破仑和塔列朗结成新的关系之前，拿破仑本想和巴拉斯合作，挤掉可憎的西哀士，甚至考虑过争取更加柔顺的戈耶或穆兰将军。
虽然首都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在卢森堡宫内的形势十分紧张，戈耶仍然邀请拿破仑和约瑟芬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晚宴。身高4英尺11英寸的美妇人约瑟芬身着令人着迷的晚礼服，拿破仑将军则剪去了革命的长发，穿着时髦的披风，马靴擦得锃亮。宴会上，西哀士不掩饰他对这位逃离埃及的“金字塔征服者”的鄙视，而拿破仑起初也并没有将西哀士看在眼里，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的失算。西哀士在法国的名声远比臭名远扬的巴拉斯要好。拿破仑很快意识到没有西哀士这样一位饱学之士、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治成功的。而被这位骄傲的军人激怒了的神父，竟怒斥道：“这个矮个子的家伙早该被枪毙了！”在新古典主义及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代的高雅情调的卢森堡宫举行的聚会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的。在这里，拿破仑可以和比较友好的来客交谈，包括塔列朗、布莱、贝托莱、蒙日、拉普拉斯、沃尔内，以及拿破仑第一次见到的莫罗将军。更重要的是，这次宴会表示督政府已经接受拿破仑的回国，不再追究他擅离职守的罪责。
第十三章 雾月政变(3)
接下来的两天风云突变，更感到自信的拿破仑再次回到卢森堡宫分别拜见了戈耶和穆兰，以试探他们对将西哀士逐出督政府的态度，得到的反应是震惊、怀疑和恐惧。于是，拿破仑在塔列朗的劝说下改变了他的方针。西哀士才是他举事成败的关键人物。“你要的是权力，”塔列朗以少有的坦率对拿破仑指出，“而西哀士要的是新宪法。所以你们应该联手。”虽然这意味着他要放下架子，但这样的语言是拿破仑惟一能够理解的语言。
“我的任务是（与罗德雷的好友西哀士）商谈政治上的安排，”罗德雷后来回忆道，“我传达他们各自对新宪法的观点，来回传递。”加上塔列朗的名声和努力，拿破仑和西哀士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通过一系列在深夜偷偷摸摸进行的会晤，罗德雷终于说服了神父，西哀士和拿破仑相互进行了拜访。两人之间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排除了，他们在通向政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塔列朗的外交手腕起到了作用。
同时，约瑟夫也加紧拉拢巴黎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人，将他们请到他位于巴黎埃尔朗西斯街的时髦公馆里或是在周末将他们请到他位于巴黎北郊的价值248,000法郎的莫尔丰塔尼③庄园。而吕西安也积极在巴黎政治圈子里活动，特别是在五百人团里，偶尔也同西哀士会见。10月25日，吕西安进行了自己的小小“政变”，使自己被选为五百人团的主席（ 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他只有24岁，而进五百人团要30岁以上）。至于在元老院，西哀士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10月28日，督政府正式召见在两星期前还参加过盛大宴请的拿破仑。会上的形势几乎无法控制，到了差不多吵翻的地步，督政府指责他在1797年到1798年任意大利军司令期间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换句话说他被指控对法国政府有诈骗行为。拿破仑怒气冲天——从来没有任何人当面骂他是个窃贼，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人敢于再这样骂他了。可以肯定地说，拿破仑财富的骤增是人人有目共睹的。吕西安新近在韦特大道上购置了豪华的宅第。拿破仑自己则耗费成千上万的法郎将约瑟芬在凯旋街的宅第装饰一新，她的首饰盒里装满了从意大利抢来的宝石；接着在1799年，她又购置了马尔梅松庄园。约瑟夫也购置了地产和豪华的巴黎住宅。 拿破仑对此并不否认：他的家族的确发了财，但他愤怒地抗辩道，他从来没有从军费开支中动用过一分钱；实际上，这些都是从意大利劫获来的战利品！每一个高级军官，甚至中下级军官都发了战争财，这是当时的传统，无可厚非；如果说拿破仑得到的财富比别人多，那是因为他作为总司令，自然有权这样做。但是，偷窃法国政府的财富？绝没有！激烈的会议最后圆满结束，拿破仑又一次被证明无罪。但是他和督政府之间又增加了一道新的裂痕。督政府为了驾驭这个野心勃勃的拿破仑，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军事指挥官的职务，但遭到拿破仑的拒绝。
从表面上看，督政府这次试图使拿破仑名誉扫地的企图未能奏效。实际上，拿破仑在私下和巴拉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拉斯的政治影响对他极为重要，特别是巴拉斯和塔列朗、罗德雷有着密切的交往。加之，现在警察局长富歇已经公开表示支持拿破仑-西哀士的政变计划，并频繁地出入凯旋街拿破仑的宅第，与常来常往的贝尔蒂埃、布律克斯、巴黎警署行政长官雷亚尔、沃尔内和罗德雷过从甚密。
11月1日（雾月10日），吕西安特别宴请了西哀士和拿破仑，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晚餐后，他们到书房休息，密谈到次日凌晨，他们的谋划已经成熟，将要发生政变：《共和3年宪法》将被新的宪法所取代，督政府、元老院和五百人团将被统统取消，挖法兰西共和国墙角的腐败势力残余将被彻底清除干净。前来吕西安家赴宴时，两人还相互有所提防，离开时已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西哀士答应将尽其所能赢得议会的支持，拿破仑则尽可能争取高级军事将领的同情。至于政变的细节，他们将另找时间商议。
随着拿破仑和西哀士的关系得到确定，他们私下不能再多接触，罗德雷继续充当他们之间的传声筒，同时，欧仁·博阿尔内则通过军中的熟人控制巴拉斯。警察局长富歇两面讨好，通过雷亚尔为拿破仑工作，同时秘密地向巴拉斯透露有关推翻他和督政府的政变的计划。但是，富歇和巴拉斯都没有决定采取行动，显然是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和拿破仑抗衡。出于对戈耶和穆兰的反感，巴拉斯和富歇自然不愿意向他们透露拿破仑的秘密计划。
11月6日（雾月15日），推翻政府的政变计划已经日趋成熟。富歇宣布坚定地站在拿破仑这一边。当日，拿破仑同莱茵战线的指挥官莫罗将军一起参加了两议院在卢森堡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实际上这是由吕西安精心安排的，旨在使两院与拿破仑的计划能够协调一致。按照布列纳的说法，这是一个“古怪的宴会”，会上大家都悄声说话，颇多保留，会上“没有自由……没有公开的言论……没有欢乐……人人相互提防，很少说话”。虽然来客平时都是两院的议员，可是在宴会上却没有同志式的亲密。大家都噤若寒蝉，不知道拿破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使拿破仑很生气，他匆匆用过餐，在贝尔蒂埃的陪同下向250 名贵客一一致意之后，便突然穿上大衣离去了。尽管如此，这次宴会还是达到了它的目的，至少使大部分议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接近拿破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西哀士近来的工作。在军界，只有3个人拒绝和拿破仑合作，他们是儒尔当将军、奥热罗将军，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贝纳多特将军了。
第十三章 雾月政变(4)
贝纳多特始终对拿破仑和西哀士存有戒心，他与拿破仑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他是拿破仑哥哥约瑟夫·波拿巴的连襟（他的妻子是约瑟夫妻子的姐姐），又是拿破仑先前恋人的丈夫。而西哀士曾经在夏天解除了他陆军部长的职务。贝纳多特这个人性如烈火，在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之后，曾经建议立即逮捕“这伙擅离埃及战场的逃兵”，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但是通过约瑟夫的努力，拿破仑和贝纳多特的关系表面上有了改善。因此贝纳多特一家也为拿破仑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同时请来的还有莫罗将军和他的妻子、罗德雷和他的妻子、塔列朗和沃尔内。但是，即使在这个美女如云、美酒不断的颇为别致的晚宴上，仍然不能使拿破仑和贝纳多特之间的敌意完全消除，拿破仑私下里说贝纳多特是个“热诚的共和主义者”，这正是拿破仑担心的事。“这个贝纳多特是个奇怪的家伙，”他对布列纳说道，“他固执……是个制造障碍的人……他不喜欢我。我敢说他有朝一日会反对我的……”所以，他们那晚见面时各怀戒心，离开时依然如此。
在巴黎，只要慷慨款待宾客，就没有化解不了的怨隙。随着将政变定在11月7日（雾月16日），约瑟芬在6日于凯旋街摆下宴席，朋友和敌人济济一堂、摩肩接踵，包括督政官戈耶和他的夫人。
但是，最后将政变的时间推迟了，因为要确保成功，还要采取两个步骤：将两院从巴黎的中心撤离，那里的雅各宾派势力随时可能毁掉拿破仑的计划；撤换第十七军事区的指挥官勒菲弗将军，由拿破仑本人控制一万左右的巴黎守军。
11月8日，拿破仑的党羽在积极做好最后的准备，包括研究诸如事成后封官的细节等。政变决定在次日进行，当晚在康巴塞雷斯宽敞的住所匆忙举行了晚宴。当晚深夜，西哀士和莱莫西尔主席安排元老院在黎明举行紧急会议，以执行政变前的最后两项事情。
拿破仑政变的圈子不断地扩大，包括了康巴塞雷斯和银行家科洛，他同意确保拿破仑政变所需要的经费。花了两个夜晚，调任巴黎区指挥官的勒菲弗的骑兵团进驻了香榭丽舍大街和主要大街，同时富歇和雷亚尔命令警察占领主要政府大楼的位置。
1799年11月9日，即共和历雾月18日，星期六，天刚亮，莱莫西尔主席便签发了召集元老院在杜伊勒里宫的皇家骑兵学校马内奇大厅（Salle de Manege）开会的通知。与此同时，塔列朗、罗德雷及其儿子秘密聚会起草巴拉斯的辞职信。完成后，7点他们动身去凯旋街，他们发现所有忠于拿破仑的人都集结在他家。因为房间太小，连院子和通道都站满了人。连“缺乏冒险精神的温和的”莫罗将军也来到了凯旋街拿破仑的府邸。约瑟芬按照拿破仑的吩咐，把督政官戈耶夫妇邀请到家中共进早餐，戈耶在督政官中为首，邀请他是为了诱他入网。戈耶似乎有所觉察，只让其夫人前往探听虚实。
布列纳到来时，看到的是“大量忠于拿破仑的将军和高级官员（包括贝尔蒂埃、布律克斯、勒克莱尔④和缪拉）。我从来没有见过凯旋街有这么多人……他们全都穿着整齐的制服，人们挤满了房间、院子和过道”。至于拿破仑，布列纳发现他“冷静，犹如他面临一场战役前通常表现的那样”。接着，约瑟夫·波拿巴带着贝纳多特（穿着便服）来了。人都到齐了，贝纳多特直到此时才被告知政变的整个细节，接下来，在拿破仑和具有影响力的贝纳多特之间发生了冲突，贝纳多特谴责任何对政府的“反叛”，拒绝参加政变。“他称之为反叛！你能想像吗？”拿破仑后来对布列纳这样说过，对这个完全确切的说法深感震惊和不习惯。“一群傻瓜！”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说服了贝纳多特，告诉他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绝不是反叛，是在元老院的直接命令之下指挥政府的军队，这命令随时会下达，但是，拿破仑私下对布列纳说，他不可能赢得贝纳多特，他说贝纳多特“冥顽不化……可惜”。
与此同时，元老院正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会议，另一位拿破仑的党羽、“监察委员会”成员、议员科内特正在用颇具煽动性的语言宣布：可怕的“雅各宾阴谋”正在进行，揭发他所发现的“令人震惊的征候”，这些“暗杀者”使共和国处在危险之中。并警告如果“不采取立即的措施”离开首都，后果不堪设想。然后，政变的参与者、议员代表雷尼埃随即引证《共和3年宪法》第102条，建议通过两项提案：把立法会议迁到巴黎郊外圣克鲁小镇的王室居住地去开，以及任命拿破仑取代勒菲弗接管巴黎地区武装部队，包括保卫督政府和两院的卫队的指挥权。莱莫西尔接着命令对两个议案投票表决。因为许多被吕西安拉拢过来的议员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所以，这两项议案以虚假的多数获得通过。会议最后决定次日早上和五百人团一起在圣克鲁开会。
第十三章 雾月政变(6)
拿破仑突然冲了出去，在门外找到了贝尔蒂埃和布列纳。当他匆匆赶到元老院会议时，刚刚休会。拿破仑与莱莫西尔进行了一场按照他的秘书的说法是“既不高尚也无尊严的谈话”。拿破仑宣称：“你们是坐在火山口上！五百人团已经四分五裂了；现在一切全看你们的了。我的权力是由元老院授予的。你们必须采取行动！请你们快下命令吧！我在此地等候去执行你们的决定。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拿破仑的这番话有点儿语无伦次，但他感到他必须说些什么以便打破眼下的僵局。“用宪法吗？”一位议员反问道，“宪法已经被你废止了呀，没有人再尊重它了。”当被迫回答关于他的这次政变阴谋的合法性问题时，他说：“巴拉斯和穆兰给我提出了一些建议。”事实上，雅各宾派和保王党都和拿破仑秘密接触过，但遭到了拿破仑的拒绝。拿破仑有他自己的主张。拿破仑解释道：“他们希望回到国民公会的年代，回到罗伯斯庇尔时代，回到革命委员会和断头台的时代……可别忘了我是在胜利之神和战神的陪伴下前进的！”他威胁道：“如果这里有什么拿外国人的钱的人企图宣布我不合法……那么他们要小心自己成为不合法的人！”他转身面对周围保护他的军官说：“我将召集我最勇敢的军官……”拿破仑不连贯的讲话不断被愤怒的叫喊声打断。布列纳着急地说：“离开吧，将军！你越说越离谱了。”可是拿破仑不假思索，毫无逻辑地说道：“凡爱我的人，都会追随我的！”（看来他的讲坛还是在炮兵部队前才对，而不适合在议会讲话）将军将事情搞糟了，布列纳和贝尔蒂埃将他拉出了会议厅，他的秘书评论道：“我清晰地感到他明天不是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睡进卢森堡宫，而是在革命广场结束他的事业”——革命广场是路易十六被砍掉脑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