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恩士立即下令全体车夫到工部局登记检车。自上午8时起到下午6时，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
许多车夫等候一天，也轮不上检车，干赔车份而不能拉客。车检时，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忍无可忍，群起向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胶皮车公会推出八位董事到市政府社会局请愿。
张自忠得知后对有关人员说：“你们告诉胶皮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国租界可以不拉客！”
社会局立即告诉胶皮车公会，转告英租界8 000多车夫，自即日起，一律可以拒绝拉客。为维持车夫生活，允许他们到中国管区拉客、拉东西。
第二天一清早，英租界内不见有任何洋车拉人。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及各码头华洋职工上班的人们，大喊“胶皮”而不见应，又喊“洋车”也没有人答，群情哗然，莫名其妙。
英工部局见状，急忙派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事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送往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各大洋行、银行亦被迫出动车辆接送职员。
因车辆不够，英工部局甚至把押送犯人的囚车，也派出接送低级华人职员。大家认为不吉利，大骂“英国鬼子”，拒不上车。
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英租界秩序大乱，一塌糊涂。英国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早上8时，巴恩士亲自来到市政府第三科科长家商谈解决问题。
科长对巴恩士道：“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
巴恩士忙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
张自忠听了三科长的报告后道：“好！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可不允许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过期，赔车钱！穷苦人过日子不容易。”
天津市政府第三科即代表车夫，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
一、抗议英国巡捕殴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语言方面要有礼貌。
二、验车过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两元。
三、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
巴恩士对此一一认可，只有延期费一项，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决定，每辆车如因验车耽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一元。
双方达成协议后，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方告结束。
这次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取得胜利，是与张自忠和他领导的天津市政府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张自忠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事斗争上的一个胜利。
这对于他委屈以求和平的心情，多少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7)
1937年春，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内容。
张自忠何以要去访问日本，当时人们都不理解。其实他率团访日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方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稳健派主张对华侵略政策采取“温和手段”，如其代表人物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新组成的林铣十郎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外务省通过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也表示对华北以文化、经济为主的手段，实现“公正态度”对待“形成的日中友好关系”。一言以蔽之，这时日本的稳健派想以文化、经济来达到侵华的目的。
国内当时政治上也有很大变化，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绥远抗战的胜利，对全国也包括冀察是很大鼓舞。西安事变更震惊世界，它的和平解决，对举国团结影响很大。
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方面关系有所改善。1937年元旦，宋哲元发表《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一文，1月20日又发表《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告》两项政策性声明，表达了拥护南京政府的立场。2月中旬，宋哲元不顾日方反对和阻挠，派秦德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且向媒体表示：“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这个时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不断给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几位老部下写信，鼓励他们抗日救国。
二十九军基层广大官兵，更是抗日热情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日寇已感到“抗日的空气■■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日寇要想控制冀察及华北，便要想法“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他们使出的一招，便是邀请宋哲元访日。
这时冀察当局虽然逐步趋向中央化，但尚未发展到与日本决裂的程度，所以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仍力图避免与日方发生正面冲突，以求延长华北的稳定局面。
对于日方的邀请，冀察集团考虑，如果宋哲元亲去，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最后研究决定，宋哲元不去日本访问，改由张自忠率团出访日本。
1937年4月，张自忠为团长、河北保安司令张允荣为副团长，团员有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一四三师独立二十九旅旅长田温其、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委员张季垣、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边守靖等，及随行亲属共20余人，组成访日代表团。
在抗日空气浓厚的形势下，张自忠将率团访日的消息传出，引起舆论界的种种猜测。人们怀疑张自忠与日有秘密交涉的使命。因而张自忠的政治面貌在当时国人眼中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
有好心的朋友劝他：“为什么要到日本呢！？你知道这于你的名誉将会发生不良影响的呀。”
张自忠答道：“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稳定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张自忠以及包括宋哲元等在内的二十九军将领，当时主要从二十九军生存出发，对日寇委曲求全，以求得和平和争得华北稳定，但对日寇的侵略本质却认识不足。所以张自忠低估了这次访日的负面效应对他人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差一点毁掉了他已创下的英名，而且最终也使他成为一个虽然悲壮、但却悲剧的人物。这是他未曾料及的。
4月23日，张自忠率团启程去日本访问。5月23日离日返国，历时一月。
在日期间，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将于27日在名古屋开幕的泛太平洋博览会，竟将冀察陈列馆列入日本殖民地，与“满洲”、“冀东”两个伪组织混在一起。此前虽屡经中国驻日大使馆抗议，始终无效。张自忠知悉后当即致电在名古屋的冀察代表纪华，限于观光团到达前，将冀察陈列馆退出博览会。凡未开箱物品，一律运回；已开箱物品，限期装箱，停止展览。纪华遵命于4月27日关闭了冀察展览馆。
到达名古屋，张自忠接到中国大使馆电报，说中国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拟请张自忠代许参加名古屋泛太平洋博览会揭幕剪彩。张自忠得知日本人有意在中国馆对面开办了伪满洲国展览馆，并悬挂了伪满国旗。张自忠当即命英文秘书翟维祺、日文秘书卢南生与日方交涉，并交代说：“你们跟他们讲，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不晓得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满洲国’展览馆与我国展览馆放在对面，是对中国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
开始，日方拒不解决。张自忠强硬表示：“如果明天上午伪满洲国旗不下，我们就立即回国。日本的‘天长节’也不参加了。”终于迫使日方答应降下伪满国旗，撤除伪满展览馆招牌。
在日期间，尽管日方提出了所谓“经济提携”事宜，但张自忠坚持不作承诺。日方见不得要领，便转而在北平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一再要求由日方修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并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扩充军事设施。
到5月中旬，日方交涉日繁，压力更甚。宋哲元则百般拖延，不作答复。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此形势下，宋哲元认为张自忠一行已不宜继续在日访问，遂电促其提前回国；自己则以扫墓之名回山东乐陵，以避日寇之纠缠。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8)
5月28日，张自忠率领的访日代表团回到天津。他们在回国途中，绕道青岛、济南。27日在济南接受记者采访，张自忠就此次访日经过发表书面谈话。这个谈话于张自忠回到天津的当天，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全文为：“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因职务关系，不便作长时间之视察，所以在日本各地略作一旅行，即行返国。所到者为东京、西京、大阪、神户、日光、箱根、别府、博多、奈良、名古屋等处，其中惟东京、大阪两处，因参观工业，停留之日较多。在一般看来，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精神，尤其是纺织工业与航空工业，进步更速，市政与军事方面，此次亦略有视察。此外，在东京、大阪各处与日方军政实业界要人晤面，亦仅系普通应酬。本人因韩主席系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尽管张自忠访日并没有做出一点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也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协议，但是日本却利用他的访日大肆渲染，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张自忠的政治面目更为国人所误解。
他归来后，舆论纷纷，攻击更盛。有人甚至说张自忠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赠送的巨款，日本人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等等。汉口《武汉日报》还将此讹传作为新闻刊发，影响更大。连南京政府对他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
张自忠闻知，内心愤懑。在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发泄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长，至“七七”事变，主持天津市政，恰好一年，连同担任察哈尔省主席，他一生从政共计20个月。
这对于张自忠来说，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复杂的时期。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三大政治势力在华北的特殊条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其政策难免带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受日方掣肘和影响，适应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要求，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和日本存在矛盾和抗争。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地方政权。张自忠的政坛活动，自然也具有两面性。
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自理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频繁交往，有抗争，也有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所以对日本人存在幻想，进行过妥协。所以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难以理解，从长城的抗日英雄到与日本过往频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这点，二十九军将领的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也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说：“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在此情况下，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介石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 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结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奖，反遭罢黜。这对二十九军坚决抗日打击很大。
但是二十九军及其将领们，包括张自忠在内，却仍始终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1)
1937年，一场巨大的“风暴”，在华北地区酝酿着。
各方的势力在这里交汇、争斗。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气一样，冷热气流交锋的结果，必然会在交锋地带发生一场风雨，甚至是一场暴风雨。华北地区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交汇、争夺的中心地带，所以必然也会出现一场巨大的“风暴”，那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在让主人公张自忠融入这场风暴之前，不能不把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一描述，才能使读者清晰地看清主人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央军、东北军逐出河北、平、津，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国民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张势力，也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渐变得强硬起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但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和平解决。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也宣告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束。
在冀察平津，自从中央军、东北军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张自忠等领导的二十九军乘机崛起，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地带，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力量。因此，二十九军、冀察当局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争夺的对象。
宋哲元等人本来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们逐步站稳脚跟之后，表现出来的中央化倾向也更加明显。特别是1937年2月，他们不顾日本人的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出席了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接着他们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他们还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恢复辖区内中等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
这一切，难怪日本特务头目寺平忠辅才会发出惊呼：“……三中（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抗日的气氛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
尤其令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的是，冀察当局宋哲元、张自忠等，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他地区，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本身，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胡适的评论文章说：“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之外还有它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三层特别意义：
“（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然失败的；
“（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
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自然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侵略目标，他们认为宋哲元等人已不可靠，必须把华北变成又一个东北，才能牢牢地抓在他们手中，以便能继续推进它侵华的下一个计划和目标。所以他们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可惜宋哲元、张自忠等大部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人对和平存在错误幻想，未能认清、警惕、察觉到这一点，快速地作出反应，作好准备。而国民党蒋介石也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及时表达抗战的决心以坚冀察当局、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之志。
其实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寇发动战争的可能，已然提出了警告。
早在1937年4月，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的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时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弯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毛泽东也敏锐地预测道：“佐藤的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近卫文麿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新内阁，号称“举国一致”，标志着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的独占政策”。“佐藤外交”结束了。
在华北，日本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天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团，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
一时间，平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日寇在厉兵秣马，磨刀擦枪，而冀察当局的领导人却毫无所觉，还以为冀察平津是稳定的，从而没有作好应战的充分准备。在这样全然不备的情况下，日寇突然发动攻击，怎不显得被动呢！
二十九军主要领导人如此，下面的广大官兵却不然，他们对日军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恨，爱国热情高涨，与驻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时有摩擦，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既事先未能阻止“七七”事变的发生，又未能争取“七七”事变后的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最终还是把惨淡经营的地盘丢掉，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九军、是宋哲元、张自忠的悲剧。
果然，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下，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夜里，在卢沟桥发生了！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2)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冯治安在保定，刘汝明在石家庄，北平只有秦德纯在主持工作。重庆《新蜀报》1937年7月8日报道：“天津六日电：冀察行政机构为适应当前环境，决定改组。宋哲元续作相当时日休养，暂时还不返平。所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绥靖主任及二十九军军长等职，均由张自忠代替，另设副委员长，由秦德纯充任。不久即实行。”
7月7日深夜，张自忠得报说，我军在卢沟桥同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张自忠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其实，日军向卢沟桥我二十九军发动武装进攻，是早就策划好了的。日军驻丰台部队的军事演习，就是以攻克宛平为目标；日本东京的上层人士早已传遍：“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第二个“柳条沟”就是卢沟桥。只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多数冀察当局领导人，沉迷于和平的幻想之中而不察觉罢了。
驻守宛平及卢沟桥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对日军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反击，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张自忠获知日军向卢沟桥及宛平城发动攻击，引起中日军队交火后，立即赶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议，决定一面与日方交涉商谈，一面电宋哲元速从山东返平，主持一切。宋哲元回电却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得到这个电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张自忠和秦德纯、冯治安、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等人商议认为：看来宋哲元以为日本人只是想逼他就“经济提携”的一些项目表态，所以还不想回北平来主持一切。大家决定派邓哲熙亲赴山东乐陵促宋哲元回平；另一方面由秦德纯出面与日本人交涉，争取先平息双方的军事冲突，不要把事态扩大。
同时大家议决，二十九军将领在平的家属，应先撤离北平，以防万一局势恶化来不及撤退。
由于日军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劳而无功，损失惨重，使他们感到兵力不足。为了给支援部队赢得时间，所以便采取了缓兵之计。日军于7月9日晨派松井太九郎与秦德纯接洽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三条，即：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退到丰台，中国部队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 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由于日方意在缓兵，根本不想履约撤兵，口头协议达成后，随着日军援兵源源不断增加，日方多次违信背约，敌我双方军事冲突越演越烈。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
中共中央于8日发表通电，主张武力保卫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击日军。
邓熙哲来到山东，见到宋哲元，转达了诸将领意见，请他回平主持工作。
宋哲元却对邓熙哲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蒋介石电冯治安、秦德纯、张自忠，嘉奖应对得宜，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据此，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开会研究处置办法，议定“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绝不放弃”。
9日，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由保定开往长辛店的赵登禹部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际，出其不意于10日夜间向丰台发动袭击，歼灭该敌。
张自忠得知上述计划以后，表示不同意袭击日军。
张自忠对何基沣旅长说：“现在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回答：“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张自忠最后还是以军部命令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个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的良机，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等到敌人援兵到来，日寇实力更强，我方更加被动。前线将士因此对张自忠产生不满情绪。这也确是张自忠在指挥上的失策。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形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千载一遇的良机”，“应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而“不扩大派”则认为，在对苏战争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双方争吵不休，统帅部陷入一片混乱。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暂时采取“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其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根据内阁四相会议决定的方针及今井清的训示与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他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条件：
“一、冀察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得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退回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事端由日方挑起，而松井太久郎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如此蛮横的无理要求。双方争论三小时，仍未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授意表示说：“其他各条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处分肇事者有困难。”双方不欢而散。
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实质上仍坚持不让步。
最后，由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签订的《秦松协定》，实质上是接受了日本条件，只是把在卢沟桥驻军改为由保安队驻防。这实质上是察北六县当时由保安队驻防的又一翻版，其结果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像察北六县那样，落入日本人手里而已。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3)
7月10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联名发电报给何应钦：“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何应钦回电说：“兄行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下午6时，宋哲元到达天津，当即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应该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理合法，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故，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者也。”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同时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一一旅团和飞行集团（辖六个中队），以及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三个师团。这一切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虽然也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出，那只是一种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由东京传到平津，中国驻屯军的扩大派也随之占了上风。驻屯军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兴奋地打电话给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但是，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认为，在大军未达平津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当然这是迷惑冀察当局领导人的烟幕弹，目的在于麻痹对方，从而放松警惕和戒备。
他们的这一手，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但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竟然是毫无察觉，确也可悲。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这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是对冀察当局的告诫。
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
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势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并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但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幻想，加上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信任，以为蒋催他去保定会另有所图，故不愿赴保。
15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自本月7日以来，日军乘机挑衅，积极增兵，二十九军喜峰口之精神，忠勇抗敌，全国振奋，士气昂扬。13日来，谣诼繁兴，颇传有局部妥协之势，同人等深恐蓄意分化，以遂其侵占华北之阴谋，务恳我公，上承中央之意志，下循举国之舆情，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求苟安，为民族正气，为我公保全盛名，同人誓矢精诚，为公后盾。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同人叩。”
同时，天津学生发表了联合宣言。
国立中山大学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尚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本校全体师生，誓作后盾。”
北平各大学并推举李书华、李燕等五名代表，赴津谒宋哲元，探询华北局势真相。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合签名，为卢沟桥事件发通电，主张：
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国一心，努力杀敌；
三、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
四、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在中日双方谈判中，宋哲元等人向中央、向报界、向民众均一再表示决不以损害民族和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焦点是，日方坚持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些当然为中方所不能接受。
日方谈判，本就是为了赢得增兵平津的时间而施出的一招迷惑对手的欺骗手法，随着增兵的源源抵达，日本在迫使中方步步退让中，态度日益强硬，条件日益苛刻起来。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4)
7月14日，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是西北军将领，曾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二十九军将领都很熟悉。他到保定后派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两点：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使其实现下列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并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之部队；（4）对解决7月11日之解决条件，应由宋哲元签署。
（二）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如不见实施，我军立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进行讨伐。为此，应于限期满时，动员所有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日本何以态度变得如此强硬，日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道出了内幕：“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叫大嚷，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会担心成为世间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这段话已是说得够露骨的了，说白了，既然动了牛刀，岂能宰只鸡就算完事！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说：“一、国府政策为求自存与共存，始终爱好和平；二、卢沟桥为北平门户，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临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牺牲，但吾人只准备应战而不是求战；四、和平未绝望前，终希望和平解决，但要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1）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改变；（3）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驻地不受约束。”
18日南京专电称：“中央对日政策已定，如和平绝望，日军再度进攻时，为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计，出而应战。”
秦德纯同时再电中央说明：“冀察当局对日方非法要求与武力威胁，决无屈服事。”
冯治安20日致电中央，对外传津方已签订和平办法之谣言予以否认：“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宋委员长领导下，决本中央旨意，守卫国土，请中枢当局释念。”
张自忠23日在天津发表题为《只知服从命令，自信爱国不后人》的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余卧病在平，当即力疾会同秦市长、冯副主席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同秦、冯通电各方。迨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民族，如属国家整个的总体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命令是从。余份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不后人。至连日情形，已散见各报。刻宋委员长已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余以病犹未愈，各位记者未能多听延见，故简谈经过如此。”
16日至19日，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一一旅团相继从关外抵密云、顺义集结，驻朝鲜第二十师团也于19日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逐步形成兵临城下之势。但宋哲元仍无视这一事实，于20日还对外发表了希望和平的说话。
不料说话刚刚发表，日军就于当天下午3时，以巨炮轰宛平城及长辛店，我军伤亡很大，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也中炮负伤。
张自忠来北平向宋哲元建议说：“现在日军纷纷由关外运兵向平津增援，中日大战恐不可避免，立即派员赴南京请示，究竟我国准备到什么程度？是打，还是不打……我军应该迅速集中起来，准备战争。”
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建议拟一份备战计划。但宋哲元仍在以妥协迁就求和平。其时就是准备也为时已晚，敌人已经一切就绪，就等命令动手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5)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整个平津地区是阴霾密布，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之中，到处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一片混乱，双方交火的事件不断发生。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冀察当局，被日寇无理蛮横地步步紧逼，已到了最大的容忍度。
频繁的交涉、商谈，使本来就患严重肠炎未愈的张自忠，身心疲惫不堪。这一个时期以来，张自忠的内心是痛苦的，思想是矛盾的，但是这些又能向谁人述说呢？半个多月来，几乎天天都是卧于病榻，而和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谈判打交道，更令他气愤填膺。如果不是从冀察平津的“和平”大局考虑，不是从全国抗战考虑，不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考虑，他早就拍案而起了。
但是，就是这样在日本人面前忍辱退让，日本人却还越逼越紧，没有一点要把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放过去的样子。而且，看来这次日本人的胃口确实是很大，不单是从谈判桌上要捞取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且还想用武力得到更多、更大的。看来，这场仗是要非打不可的了，日本人在源源不断从东北等地向河北、平津增兵，驻扎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不是已到达天津了吗？
他现在不得不同意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的话：“现在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呀！”他当时还批评何基沣旅长，说他们要夜袭丰台的日军是愚蠢的，现在看来愚蠢的是他张自忠。
他现在真有点后悔当时制止何基沣他们那次夜袭，否则的话，一旦打起来，二十九军至少也会少千把敌人的压力。
7月24日，他吃过晚饭后在市府大楼的走廊上徘徊，脑子里许许多多的烦事都萦绕在心头。
“张市长！”
这叫声使他悚然一惊，他抬头一看，却原来是天津交通银行总经理徐柏园前来看望他。
“啊！是你。到我办公室坐吧。”他邀请徐柏园到办公室坐坐。
徐柏园是找他谈救济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因为徐也是市救济总会的常委。
最后徐柏园望着张自忠那憔悴的脸色问道：“和日本的谈判情况怎么样了？时局会如何发展？我们打算该如何应对当前这危急的时局呢？”
张自忠叹了一口气：“谈判难呀！日本人是越来越蛮横不讲理了，他们所提的条件也是越来越苛刻，可以说已经把我们逼到无可退让的地步了。现在他们又大量增兵平津及河北地区，也许一场战事迟早是难免了！”说到这里，张自忠声音越来越高，双手紧握拳头：“真的到那时候，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
他突然沉默了，徐柏园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过了片刻，他突然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但若仍有一线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
徐柏园道：“我看现在这个局面，日本人是恐难善了。”
张自忠道：“是呀。你们也要作好打与不打的准备。从内心上讲，我倒是希望与日本鬼子痛痛快快地大打一场。但是打与不打，还得看南京国民政府和我们宋委员长的态度。”
徐柏园走了。张自忠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下来。明天他要去北平，二十九军的主要将领将要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时局，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7月25日，张自忠从天津来到北平，参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这次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会议，没有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开，也没有在南苑军部召开，而是在武衣库宋哲元的私邸举行。
由于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家属，大多已离开北平，所以这里除却宋哲元和他的护兵外，也没有女眷了。这里倒更像一个临时寓所了。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除了宋哲元、张自忠外，还有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石友三等。这些人都先后到来。今天大家的脸色都非常地凝重，可以看得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给每个人精神上的沉重压力。
会议开始，仍然由宋哲元主持。
宋哲元对大家说道：“当前形势，大家都应该十分清楚，是十分危险而严峻的。日本人不顾我们的一再让步，委曲求全的和平诚意，仍然是步步紧逼，条件越来越苛刻，现在已经把我们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我们希望和平也是有原则的，要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来换取冀察平津地区的和平，那我们岂不真成了汉奸了。日本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河北增兵，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即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一一旅团已在密云、顺义集结；驻扎在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也已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加上原在这里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等，日军在河北、平、津兵力已达5万余人。从日本人如此大规模增兵，以及他们在谈判中所提条件越来越苛刻看，他们已根本不想和我们谈判和解，而是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大战势所难免，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十九军已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了。过去我们老是下不了决心和日本人武力对抗，那也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是战是和的态度不明朗。蒋委员长庐山讲话大家都晓得了。前两天，熊斌来见我，向我转达了蒋委员长的意见和态度，表明了南京中央政府这次真的准备抗战了。中央决定补助我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高炮部队调来保定，归我二十九军指挥。基于当前局势的发展，冀察平津和二十九军面临的威胁，和日本人继续谈判已没有什么意义，和平解决问题已没有多大指望，所以我决定下令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的交涉。”
宋哲元停下来，望望每一张表情严肃的脸，方接着说下去：“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布置备战工作。现在就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吧。”
宋哲元态度有了如此的转变，张自忠心中的重负也觉得一下轻了不少。
宋哲元的话说完以后，张自忠说道：“我先明确表个态，我完全支持宋委员长刚才的看法和意见，这也应成为我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态度与对策。我完全同意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与交涉；我二十九军应全力投入备战准备。日本人根本没有诚意，既然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已决心抗战，那我们也就没有再向日本人委曲求全的必要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6)
冯治安道：“我也完全支持宋委员长的态度。我一直主张对日本鬼子只有以牙还牙，绝不能妥协退让。现在既然只能一战，那就让我们二十九军誓与日本鬼子周旋到底吧。南京中央政府都已下了抗战的决心，我们还顾虑什么呢！当然，这仗如何打，我们是应该好好研究计划一下。”
其他将领也纷纷表示支持宋哲元抗日的态度和决心。
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的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日军兵营海光寺；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向南面出击，进攻平昌、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
张自忠命令在南苑的三十八师部队归佟麟阁、赵登禹指挥；同时打电话给在天津的将领李文田、黄维纲、董升堂、宁殿武等人，指示所有在津部队，统由李文田副师长指挥。敌若向我进攻，我军坚决予以反击。
7月28日，宋哲元根据当时局势，对二十九军各部进行了战斗部署：
（一）第一路军（北平城郊）
总指挥：张自忠 副总指挥：冯治安
（二）第二路军（天津附近）
总指挥：张自忠 李文田（代）
副总指挥：刘家鸾
（三）第三路军（察哈尔省）
总指挥：刘汝明
7月25日、26日两天，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使战火迅速蔓延。
27日夜，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尤其是南苑，更成为他们急于攻占之目标。佟麟阁、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英勇抵抗。南苑、北苑、通县等地战斗尤为激烈。
7月28日下午4时，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等人，正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战事。突然骑兵师师长郑大章仓皇地走了进来，对大家说：“南苑战事十分不妙，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都已经壮烈牺牲了。敌人以40多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轰击，我守军伤亡特重，我的骑兵师第二旅伤亡一半，另一半已退守固安，南苑已不可保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开会的众人都惊呆了。
佟、赵二人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都是患难多年的袍泽兄弟，大家听此噩耗，怎不心痛如割。
宋哲元当场顿足大哭：“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南苑如果失陷于日本人之手，北平恐也难于守得住了，看来还得及早思谋对策了。
张自忠在前两天向天津发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在天津的家人，那是以遗嘱口气嘱咐家事。另一份是给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翀和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电文中说：“我们都是国家人员，守土有责，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一职，才对得起国家。刻我担任北平城防司令，市府的事务由马秘书长负责；驻津附近的部队，由李局长就近指挥。我决心以身许国，与北平共存亡。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共纾国难。”
马彦翀与李文田接到张自忠电报后商议天津方面的对策。
李文田道：“既然师长不能亲自回天津来主持一切，看来这副担子就要落在我们头上了哇。”
马彦翀道：“根据目前局势，和已是不可能，和日本人开战已是在所难免的了。我们应当好好地布置一下，一旦动起来，我们该如何打？能不能把他们几位都请来，我们好好地谋划一番。”
李文田点点头：“对，是该开个会好好布置一下。”
于是副总指挥、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保安队长宁殿武等都来了。
人到齐后，由李文田主持会议。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7)
李文田把张自忠的来电向大家宣读了以后道：“张师长已不能回津主持，这里主要就要靠我们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得请大家谈谈。日本鬼子不断增兵，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已发表了声明和讲话，明确了抗战的决心，宋委员长也下令停止同日本鬼子的谈判，要抗战到底。日本人到处向我们二十九军发动袭击，这场仗是非打不可的了。我们第二路军的作战区域在天津，我们该怎么打，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请大家说吧。”
黄维纲道：“我们如果坐等人家来打我们，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古人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这一仗能打好，既保卫了天津，也消灭了在天津的日本鬼子。对宋委员长和师长他们保卫北平也是一个支持。我认为在天津有几个重点我们应该考虑拿下：一个是车站，包括天津东站、总站、北宁铁路局等等，把天津的铁路主要车站占领了，就可以掐断天津方面的日本鬼子增援北平的运输线；一个是机场，我们占领机场，击毁敌人飞机，对敌人的军事力量将是一个巨大削弱；一个是海光寺日本兵营；还有日租界。至于如何打，请李副师长部署好了。”
“我同意振三兄（黄维纲字振三）的意见。这两年咱二十九军忍气吞声地和日本鬼子打交道，受的气也受够了，也该让弟兄们出出这口恶气了。”董升堂道。
李致远说：“他们两位说得对。我们必须狠狠打击日本鬼子，不单是出出咱二十九军弟兄们这口恶气，也给老百姓出出这口恶气。”
经过详细的研究，最后决定，7月28日一致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军意图，决定攻击海光寺日军兵营和日租界，以市保安队为主，由刘家鸾、宁殿武负责指挥。其余各车站、北宁铁路局、机场分别由一一二旅、一一四旅负责。独立第二十六旅作为总预备队，以备支援各攻击点。
28日凌晨，各处进攻开始了。三十八师在津部队向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快天津东站、总站、北宁铁路局都被占领了。捷报频频传来。驻天津日军竭力抵抗，其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是日军东局子机场和海光寺日军兵营。
经过反复冲杀，东局子机场也被我军占领。在机场停机坪上停有日军飞机十多架，当即被我军浇上汽油放火烧毁。机场一片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最为惨烈的战斗是攻击日军海光寺兵营。由于承担袭击海光寺任务的是天津保安总队，因受条约规定限制，保安队不得拥有重型武器，所以保安队除轻机枪外，只有两辆轻型装甲车，十辆机械摩托车。而海光寺日军兵营，则是日军在华北的最重要的据点，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平时驻有重兵。日本人在此长期经营，筑有坚固的防守碉堡和工事、高墙，兵营内还有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所以双方成胶持状态。
保安队多次冲杀，都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所阻，虽说也击毙、击伤了大量的日军，破坏了敌人一定的军事设施，但我方伤亡更大一些。
分队长张凤岐在金刚桥事件中由于日方的压逼而被“判刑”，但张自忠指示，保留他的军籍，还天天派人给他送饭。“七七”事变一起，张自忠便令将他释放，并令其归队，仍担任分队长之职。国仇家恨，使他对日本鬼子更是刻骨仇恨。
这次他主动请缨攻打海光寺。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每次都率领他的分队，和战士们一起向敌人工事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敌人火力太猛，均未能攻破敌人的防御，被迫退了下来。他也几处负伤。分队的士兵劝他撤下去治伤，他都断然拒绝了，草草地裹了一下伤口，又拿起枪向敌人射击了。
最后一次冲锋，他端起机枪冲在最前面，边向前跑边向敌人开火，口中大喊：“弟兄们！冲呀！杀光鬼子为俺们中国人报仇呀！”
正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胸膛。他在倒下之前向敌人射出了最后一梭子子弹。
海光寺的战斗打了一天一夜，虽然杀伤了大量日军，但却始终未能拿下。
另一支进攻日租界的队伍，攻入了日租界，占领了两条大街，但也受到敌人顽强的抵抗。
天津各日军据点受到攻击，损失惨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暴跳如雷，急令第二十师团等日军进行疯狂反击。
在津的三十八师各部，由于孤军无援，弹药不继，在激战三昼夜的情况下，不得不被迫向南撤到静海、马厂一带。
7月30日，天津陷落，被日寇占领。
平津相继落入日寇之手，大半个河北也落入了日寇之手。
“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者的还击，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开始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1)
南苑一战，虽然歼敌甚众，但二十九军伤亡也众。佟麟阁、赵登禹这两个二十九军的重要将领的阵亡，给二十九军以沉重的打击。南苑也终于在激战两日夜后失陷，被日军所占领。
南苑一失，北平已是门户大开不可守了。为今之计，也只有退守保定，结集兵力，再行反攻。
这时蒋介石又来电，催促宋哲元移军保定，坐镇指挥。
按照蒋介石的意见，他要宋哲元即刻离开北平，先到保定，以避开日本的勒索和包围。但宋哲元未能接受。为此，蒋介石曾派熊斌、高传珠去找宋哲元，仍未收效。于是，他又召见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问明情况。最后他决定派曾经担任过“华北宣传总队”总队长的刘建群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去北平见宋哲元，劝其即刻离平去保定。蒋介石这次之所以要派刘健群去，主要是考虑到宋哲元与刘健群之间的友谊与交往。正如刘健群回忆文章中所说：他和宋哲元“有相见恨晚”、“如弟如兄的友谊”。宋哲元在当初刘健群南返辞行时亲口对他说：“健群兄，请你向蒋委员长保证，我宋明轩的话，一切算数，如果有了反复，你随时可以派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来掌我的嘴巴。就算有朝一日，我要造反，如果是你健群兄来，我至少为你缓三天。”宋哲元自己也曾说过，他对中央派去北方的人比较合得来的只有三个，第一个便是刘健群。所以刘健群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刘健群和戈定远7月26日下午飞抵北平。据刘健群回忆文章说：“（北平）局势相当紧张，环境也不如从前的单纯。秦绍文兄先将我秘密招待在颐和园休息，到天黑后才派车接我入城去和宋见面。这时北平的城门已经掩门站岗堆上沙包，有如临敌，不问而知问题的严重性了。”
“和宋见面时，好像只有秦绍文和张自忠两人在座。宋对我说：‘蒋先生要我去保定，不和日本人谈判，是不是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为什么中央不派军队来？’言下对中央的准备作战是充分表示怀疑的。看宋公馆内的情形，和宋的脸色，都充分表示有些凌乱和绝对的不安详。我于是单刀直入的向宋说：‘蒋先生要你去保定，不是单纯的要和日本人决裂打仗，但也不是不打仗。’宋问我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是凭一时灵感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比方。我说：‘宋先生你会不会打扑克？’他说：‘也懂一点。’我说：‘日本人的牌，是货真价实的三同，中国方面，顶多是表面上的一大对。现在日本出了钱，蒋先生看牌是输，不看牌也是输。惟一的办法，是来一下反烘。让日本人有若干分之一的顾虑，也许会知难而退，以求得万一的和解。这叫做‘以战求和’。’宋问：‘万一日本人真要看牌蒋先生怎么办呢？’我说：‘这时人事已尽，只好推翻桌子打架，不计较输赢，不问生死了。’所以我说，不是一定要打，不是一定不打，中央的宣言‘和平未至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当时党中有人主张改‘牺牲若至最后关头，定必断然牺牲。’但中央还是采用前句，足见一字一句都用尽了心血。蒋先生要你去保定，做出不畏战的姿态，也许由中央应付还有一线的希望。若果你老在北平，作焦头烂额的应付，太软了只有屈服，屈服的结果是必然的一战；太强硬了，便只有一战。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先生的用意和苦心，宋先生你明白了吗？’宋很兴奋的说：‘健群兄，你今天来说的，才是合乎人情的真话。他们对我说是蒋先生要我去保定，准备一战，不要我和日本人来往，所以我真是听得不耐烦。’接着他慨然的说：‘健群兄，现在话已说明，你先回去对蒋先生说，宋哲元绝不会卖国。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我此行的任务算是达成了。但宋回顾了秦绍文和张自忠一眼之后，又向我说：‘健群兄，照目前情况，恐怕日本人不容许延宕。战争也许不可避免，我也不留你，此刻便请你们离平回去。如果幸而无事，三天之后我必到保定，若果不幸，已发生战事，请你通知孙仿鲁兄即刻过河援我，再报蒋先生。’……”
7月28日，宋哲元在他北平武衣库私宅，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商议在现实局势下，确定下一步的对策。
参加会议的有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张维藩等人。
会议开始后，由于战事不利，佟、赵阵亡，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气氛也十分沉闷。一时大家沉默着，没有人发言。
宋哲元沉思良久，见大家都闷声不吭，只好开口说道：“局势已然如此，捷三、舜臣不幸牺牲，看来平津已是难以守住了，咱二十九军已是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委员长也发来电报，再一次催促我移驻保定指挥。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一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一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他停下话头，等大家发言。可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缄口默默无言。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2)
等了一阵，见没人发言，宋哲元只得又开口说道：“我想了两个方案。”
张维藩道：“两个什么方案？”
宋哲元道：“第一个方案，留下四个团，由绍文（秦德纯的字）负责指挥，留守北平。”
秦德纯连连摇手道：“我这点能力，这个担子可担不起来，还是另外安排一个人要恰当一些。”
宋哲元白了秦德纯一眼，接着说道：“第二个方案，留下荩忱和日本人周旋。这第二方案我是考虑到这一年来，荩忱主持天津以来，和日本人接触较多，如果留荩忱在北平，易于为日本人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也可能和平解决当前紧张局势。”
张自忠也摇手道：“这个担子我也担不了。这一年来，干天津市长，天天和日本鬼子打交道，已经受到国内舆论的很深误解。如果这个事情再让我干，那我张自忠恐怕真的要为国人目为汉奸卖国贼了。到那时候，我恐怕会是百口难辩了。军长还是另选别人吧。”
现在两个人选都表示不愿留平，宋哲元心中焦急，不禁有些冒火：“哼！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就不服从了呢？”
这话可把张自忠说得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呼地一下站起身来说道：“现在战与和都成问题，看情况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既然委员长这么决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对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请委员长代为剖白。”
宋哲元听完了张自忠的话，如释重负，连声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接着宋哲元又对众人解释道：“有一点大家其实也是明白的。北平能打吗？北平是我国的古都，这城里有多少文物古迹，如果一旦在城里交火打起来，这些文物古迹谁敢担保不会遭到破坏？破坏了这些文物古迹，我们即或能把日本人撵跑，宋哲元和大家也是千古罪人，只有被国人骂死。如果我们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古迹不受破坏，就这样把北平让给日本人，等将来全面打败日本人后再收回这古都吧，我们将会同样受到国人的痛骂，像现在的张学良一样。所以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同日本人谈判来争取和平以保护这个古都了。我们也只有尽力吧。”
散会以后，宋、张二人又研究了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事安排问题，并决定将独立第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暂留北平，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也留平协助张自忠处理有关事务。
最后，宋哲元提笔写下手谕：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
“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
“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张自忠接过手谕，噙着眼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
宋哲元紧紧握着张自忠的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十天左右就成，到时我由保定率队来平接应。”
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是成汉奸了。”
秦德纯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两人握手告别。
当晚10时，宋哲元、张维藩等人由武衣库乘车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宋哲元一行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时，日军炮兵正向长辛店轰击。他们在此登火车赴保定。
抵保定后，宋哲元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职今晨3时抵保，秦市长德纯、张局长维藩偕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南苑营房被轰炸，已成一片焦土。三十八师驻南苑之一部，截至今日下午8时，尚据守围墙之一隅与敌挣扎。”
7月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骤变后之政府方针在南京答记者问。
问：“宋委员长突然离平，未悉中央对其责任问题，如何处理？”
答：“在军事上说，宋应早到保定，不宜住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余自信必能尽全力负全责以挽救今日之危局。须知平津情势，今日如此转变，早为国人有识者预想所及。日人军事政治势力之侵袭压迫，由来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绝非偶然。况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得称为已经了结。日军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之始，而决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至于宋个人责任问题，不必重视。”
宋哲元决定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交予张自忠代理，乃是由于当时平津形势和蒋介石一再要宋去保定的势态所作出的一步决策。而后来有人把这说成是张自忠“逼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许多历史资料和一些当事人与知情者的回忆文章，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张自忠送走宋哲元后，立即打电话给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通报宋等移驻保定的事；要石友三按照冯治安的指示，随同三十七师行动。他还命令独立三十九旅赶快把队伍集合起来，恢复常态，避免敌人在和谈中作为借口进行刁难。
29日一早，张自忠到外交部街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任，立即按与宋哲元商谈的计划，改组政务委员会，将委员秦德纯、肖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顺民等免职，改派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忠、冷家骥、陈中孚、邹全荪、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兼任北平市警察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
这些新任委员，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这显然是出于应付日本人的需要。但是，许多报刊出于爱国之情，对张自忠痛加辱骂，骂他是张邦昌、吴三桂。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痛斥张自忠的“卖国行为”。
留平的最初几天，张自忠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将平津作战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将士予以安葬；对未及时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家眷派员给予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日军入城以后，通过汉奸潘毓桂、陈觉生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被张自忠坚决拒绝。
日方见张自忠不为所用，便指使汉奸成立北平维持会，让江朝宗任会长。但江朝宗对张自忠有顾虑，未敢正式就任。
由于日本人对张自忠不信任，由于汉奸处处与他背离行事，加上三十八师在天津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张自忠在北平已无所作为，且自身处境也十分危险。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张自忠意料不到的、万分痛心的事件。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3)
话说张自忠送走了宋哲元、秦德纯以后，立即打电话给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要他到自己这里来一下，有紧要事情与他商议。
阮玄武接到电话后很快来了。
“师长，有什么事找我来？”阮玄武进门便问道。
张自忠随手便把宋哲元亲笔签写的手谕递给了阮玄武。
阮玄武看完了手谕，抬起头来望着张自忠，却没有说话。
张自忠对阮玄武道：“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以和谈达到掩护我们部队撤退免遭敌人包围的目的。现在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来支持这个险恶的局面。”张自忠没有告诉阮玄武，还留下有独立二十七旅石振纲，而说只留有他们两人，“敌人野心很大，平津的情况又很复杂，怎么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我们要好好商量，你多思考思考，把这个局面维持一下。”
阮玄武道：“我俩情同手足，凡是我能做到的决定照办，可是绝对不当汉奸！”
张自忠很气愤地道：“你看我哪一点有汉奸气味！？”
阮玄武呆了一下，眼珠子转了转，方才说道：“事情现已到了这种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办就是。”
张自忠道：“宋先生决定把你和独立三十九旅留下来，协助我维持北平的社会秩序。为避免在与日本人交涉中另生枝节，让日本人作为借口，你把队伍集合起来，恢复常态。”
阮玄武道：“好吧，我回去马上执行。”
张自忠道：“为了应付日本人，我要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些老兄弟担任的委员免去，任命一些亲日分子为委员，以敷衍日本人。这点我也先和你通通气。”
“我没什么意见。”阮玄武道。
从张自忠那里出来，阮玄武心中一直在嘀咕着，宋哲元把我这个旅留下来，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要把我阮玄武和我的队伍当成一块肥肉送给日本人？不行，我不能跟着张自忠冒这个险。我必须把我的队伍拉出这个险境再说。对，就这么办。
阮玄武回到北苑营房，便让副参谋长张禄卿通知全旅营以上军官到旅部开会。
军官们先后来了。阮玄武宣布开会后便对大家说：“今天我把你们找来，是要认真研究一下有关我们旅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他这么一说，可把与会军官都说得心中忐忑不安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此严重！大家面面相觑，怔怔地望着他们的旅长。
阮玄武道：“我在召集你们来此之前，张自忠把我召了去。他告诉我，宋哲元委员长、秦德纯市长以及二十九军已全部撤离北平，宋明轩、秦德纯等人已去了保定，冯仰之也率三十七师撤走。宋明轩走时，决定让张自忠留在北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还把我们旅也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维持北平社会治安。这样一来，我们是孤军留在北平，处于日本人包围之中，随时随地都有被日军吃掉之危险。因此，我思谋再三，觉得就这样完蛋实在太不划算。为全旅6 000弟兄的生命和前途考虑，所以我打算立即率领全旅迅速撤离北平，撤到安全地区以后再说。我们旅犯不着同张自忠一起在北平玩完。你们以为如何？”
他这番话一出，更让与会众人都愣住了，一时间大家默然不语，鸦雀无声。
等了好久，阮玄武见没人说话，便说道：“没人说话，是不是没有反对意见。如果没有反对意见，那就这样决定了……”
下面有人高声道：“我反对！”
阮玄武一看，却是第二团第三营的王营长，只见他气愤地站起来道：“我反对！我认为旅长这个决定十分不妥。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可是咱二十九军的传统。既然宋军长让我们三十九旅留下，协助张师长维持北平的社会秩序，我们就应该服从命令，帮助张师长度过这一个困难时期。张师长可是我们的老师长啊！我们能忍心把他丢在北平不管他的安危自己一走了事吗！这种行为，与逃兵何异！咱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可没有逃兵啊！我以为没有宋军长和张师长的撤退命令，我们不能走。我和我们营不愿当这个逃兵！”
阮玄武眉头一皱，尚未来得及开口训斥这位营长，便听得下面一个接一个地说道：“我反对！”“我也反对！”“我不同意拉走队伍！”“要撤也得请示张师长同意。”
这些表示反对拉走队伍的人，有营长，也有团长……
阮玄武一看，反对的人已经占了一多半，他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老谋深算的他，不但没有发火，反而脸上带着微笑地抬起双手，做了个往下压的手势道：“好啦！好啦！大家不要再说了。我刚才也是在征询大家的意见，既然大家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都不愿撤出北平，那就不撤好了。我阮玄武也不是孬种，刚才我还在张师长那儿说：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只是我不当汉奸。现在大家都说不走，我们就全力协助张师长干好工作，和张自忠师长共同进退吧。那就散会吧。”
会散了，与会军官走了，阮玄武却把旅参谋长段品鼎、副参谋长张禄卿留了下来。
第二天，独立第三十九旅副参谋长换了一身便服去了前门，偷偷地迈进了日本陆军武官室。
7月31日上午，日军奈良支队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将北苑独立第三十九旅兵营团团包围，然后是原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和一名日本奈良支队的军官进入兵营，与独立第三十九旅参谋长段品鼎接头。段立即下令集合队伍，命令全体官兵放下武器。
就这样，拥有6 000名士兵，装备步枪5 000支、轻机枪200挺、山炮及迫击炮8门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在阮玄武与日军的里应外合之下，一枪未发被突然解除了武装。
张自忠闻报，极为震怒，想到阮玄武与他是共事多年的袍泽兄弟，如今在患难之际，不仅不能和他同处险境，共撑危局，却在他面前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大唱高调，一面却暗中拆台，倒戈背叛，去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
他不愿另一支留在北平的队伍被日本人消灭。8月1日，他紧急召见石振纲旅长，告知他阮玄武叛变，致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解除武装事。石振纲闻知也十分气愤。张自忠告知石振纲当前北平危急的处境，下令独立第二十七旅突围。同时他自己也准备离开北平。
当天夜里，独立第二十七旅开始突围。
刘汝珍团长率六七九团在前，石振纲旅长及赵书文团长率六八一团在后，分多路经安定门、德胜门向西北南口方面突围。张自忠则率一支精干手枪队随后跟进。
由于突围前该旅已将平郊日军电话线切断，日军联络不便，我军大部3 000余人顺利突围。石振纲指挥的六八一团殿后1 000余人在德胜门外，突遭日军三面伏击，伤亡颇大。石振纲旅长遂与前方部队失去联络。
在后行进的张自忠闻知前方发生战斗，知此时突围已不可能，只得中途折返城内，另谋脱险之策。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鸿飞脱险出燕京(4)
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独立第二十七旅突围后到达南口，石振纲、刘汝珍去了张家口。
张自忠未能突围，只得退回城内。随后又作了几次尝试，却未能成功。
此时他困在孤城，一天要搬几回。椅子胡同的住宅，已被日军查封。
8月7日，张自忠和副官廖保贞、周宝衡等人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北平晨报》于1937年8月6日第三版头条刊发了声明：
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务
由常务委员负责处理
张代委员长因病赴医院治疗
冀察政务委员会张代委员长，顷因病赴医院就医，会务由现任该会驻会常委齐燮元、贾德跃、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等负责处理。兹将张代委员长致各常委原函照录如下：
径启者：七月二十八日晚奉委员长宋令，本委员长赴保，所有会内一切会务，由张委员自忠代理等因奉此，遵即于二十九日就职视事，业经分别公布在案。
当时军情紧迫，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义不敢辞，是以不避艰危，挺身担任。现在北平附近，军事停止，秩序恢复，爱护和平之夙愿，逐渐实现，此后可由政治方面解决一切。
惟自忠患病月余，同人共悉，近更身体精神益感不支，际此时势艰难，设有贻误，何以对地方。踌躇再四，惟有速让贤能，以免愆尤，而维大局。
查本会从前原有驻会常委之规定，代委员长负责处理政务。自忠现已辞去代理职务，即赴医院调治，所有本会事务，仍应沿用前制，由各常委共同负责，处理一切。
为此函请查照即日到会，是所企祷。
8月7日，上海《大公报》以《名存实亡——冀察政会，张自忠已托病离职，齐燮元等袍笏登场》为题报道：
（中央社北平六日透露电）张自忠因外间纷纷谣传渠与日方之关系甚形紧张，故已于今晨托病辞去冀察政委会之会务，现由齐燮元、张允荣、张璧、贾德跃、李思浩五人组成之委员会处理。闻张自忠因日方压迫其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自知地位不稳，乃辞职而去。
（中央社保定六日电）此间接得报告，张自忠去职后，近盛传其患病甚剧，现已入医院疗治。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入城式”。5 000余名侵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了城区。古都北平，就这样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北平被日军正式占领，张自忠认识到现在城里更加危险，医院也不一定安全。张自忠思谋再三，决定去找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福开森，美国马萨诸塞州人，1886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上海南洋公学，担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顾问，还曾被清廷赏予二品顶戴，地位十分显赫。1899年接办上海《新闻报》。后来，他定居北平，与张自忠相识。
主意已定，张自忠便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鹊胡同（今东里士胡同）与福开森联系。
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
第二天，张自忠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认识，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一番，让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在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文物，受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谴责。但这次却做了一件好事。
为了早日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保贞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宝衡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赵子青年轻干练，为人仗义，交结也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所以张自忠让廖保贞找赵子青设法。
廖保贞到了天津，直接到赵子青家来找他。
赵子青听说有客人来访，出来一看，却原来是张自忠的副官廖保贞，不禁惊异不已。
“你不是随张师长去了北平么！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了，你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张师长呢？他的情况怎么样？”
廖保贞道：“我正是从北平前来。正想有事求助于你哩。”
赵子青道：“你说，只要兄弟办得到的，无不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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