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4)
张自忠听罢很气愤地说：“不错，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要准备，可是敌人让你准备吗？我们可也不能老说准备啊！别人已动手狠狠揍你了，已经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你不还手，还对他说，别忙，我还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再还手！？要是我自己事，早已和鬼子拼老命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两个卖国屈辱的协定达成，使日本帝国主义从冀察两省驱逐国民党和东北军势力的企图得以实现，获得成功，使华北局部出现真空化。紧接着日本侵略者着手策划华北地区“傀儡化”。
他们指使浪人，纠合汉奸、流氓，发动武装暴乱，制造要求“自治”的“民意”气氛。又派人游说原北洋军领袖和华北各省首脑，如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商震等，策动他们出面倡导“自治”。
6月26日，以汉奸政客白坚武为首的汉奸、匪徒数百人，在日军的唆使下，在天津发动武装暴乱，并且悍然攻打北平。此事最终被平息下去，只是一场虚惊。
宋哲元便抓住这个时机，作出进军北平的决策。他派肖振瀛出面，向北平军委会代理主任鲍文樾建议，抽调二十九军一部开入北平加强防务。当即得到鲍的同意。
在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九军迅速控制了北平所有要地，造成了占据北平的既成事实。
宋哲元的这一举措，完全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路着眼，从以后的事实发展情况来看，应该说也是为了避免平、津及华北落入汉奸手中。
在中央军、东北军都已被日军驱逐出华北的形势下，蒋介石只好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样一来，二十九军不仅驻军冀察两省，而且控制平、津两市，再次化险为夷，实现了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也一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派。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日寇的侵华政策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第一个傀儡产物出笼。从此，冀东22县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日本这一步侵略目标是华北，自然不会以冀东22县为满足。为此，它一方面继续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继续对宋哲元进行策动，旨在建立一个比殷汝耕政权更大的亲日机构。
宋哲元也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考虑，根据肖振瀛等人的建议，趁机利用日蒋矛盾，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蒋介石此时正全力向江西等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发动“围剿”，不愿在这个时候对日进行全面战争，以免腹背受敌。所以极力想通过华北这个缓冲地带，既满足了日本侵略野心，又可缓和稳定局势，保持中日的“和平”，全力剿共。
蒋介石根据实际情况，不得不同意利用宋哲元在华北缓冲一个时期。12月11日，国民政府经日方同意，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8日，政委会成立，辖区包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委员会委员共17人，主要由二十九军将领、东北军人士和亲日派三部分人员组成。二十九军方面，除宋哲元外，还有张自忠、石敬亭、秦德纯、肖振瀛任委员。
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设立变相“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舆论界发出了“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出卖华北”的强烈呼声，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宋哲元勾结日本，降敌辱国，罪无可逭，建议政府严办。但后来事实发展证明，宋哲元与殷汝耕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地道的汉奸卖国贼，而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谋求二十九军的生存与发展，其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未变。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5)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给二十九军发展带来巨大转机。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等人从此掌握了冀察平津的军政大权，二十九军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也成为保卫华北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对辖区人事作了安排，河北省主席由宋哲元兼任；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肖振瀛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并兼察省保安司令。
察哈尔省主要官员为：主席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民政厅长杨兆庚，财政厅长过之翰，教育厅长赵伯陶（1936年1月由柯昌泗接任），建设厅长张维藩（1936年1月由张砺声接任），保安处长李文田，警务处长张九卿。
张自忠出任省主席后，三十八师师部及特务团、一一二旅二二三团、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均由宣化移驻张家口市。
初任省主席，张自忠就如何执政问题，虚心地向曾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吕秀文求教。
“您看我今后该怎么做为宜？应注意什么，方能把这工作做好？因自忠过去未干过这工作，没有经验，特来向您请教。”
李秀文道：“我有三点建议，提供荩忱参酌：一、大事听命于宋委员长，有关邻省的小事，应该自行解决；二、中外重要事件，应该随时了解，并须深入一步；三、得暇应该了解一些历史和古代有名战争的战略。”
张自忠点点头道：“自忠一定牢记您的指点。”
吕秀文想了想又道：“李革痴（李泰棻字，当时北方有名的学者，曾追随冯玉祥办教育，著有《国民军史稿》等）现在没有什么事，坐在家中写书。他和晋绥各方面有些关系，而且久不任职，头脑比较清醒，看事还能向前一步。他是学历史的，可以口述，暇时请他谈谈，总有益处。”
张自忠果然接受了吕秀文的意见，当即偕吕秀文赴北平来拜访李泰棻。见面之后，张自忠态度严肃而又谦恭地请他出山，并当即聘请李为察哈尔省政府最高顾问。
李泰棻被张自忠的诚意所感动，欣然同意担任这个职务，随即从北平迁到张家口，充当张自忠幕僚。
此后，张自忠除赴北平外，每晚8时必到李泰棻处，向他请教，讨论历史和政治问题，有时一直到深夜。张自忠从中获益匪浅。
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特地去请马彦翀出来担任秘书长。
马彦翀开始极力推辞：“我虽从事政治生活多年，但并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负过实际责任，还是从侧面给你帮忙的好。这省政府秘书长还是别请他人担任为宜。”
张自忠道：“我深知先生的才干，这省府秘书长是非君莫属。我明天就要到察北各县视察防务，委任状已缮好带来了。请你明天就到职视事。”
马彦翀不好再推辞，只好说：“好吧。”他瞧了张自忠一眼，加上一句：“咱们可不要做汉奸！”
张自忠十分严肃地回答道：“这个尽管放心，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也找不出一点汉奸的气味来！”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1)
察北六县沦陷了。察北六县落入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囊中。作为察哈尔省军政最高长官的张自忠，没有什么时候感觉得比此时更为愤怒，更为窝囊的了。
自从热河失陷以后，察哈尔省便暴露在日寇关东军虎口之下，成为华北的最前线。《大滩口约》和《秦土协定》，使察哈尔省更进一步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之下，多伦、沽源、康保、宝昌、商都和张北这察北六县更为严峻。
张自忠就任察哈尔省主席以后，对察北六县的安危，十分关注，上任不久，即率旅长、团长及参谋人员，巡视察北六县。他还让参与这次视察的人，每人以书面提出“保卫和开发察北的意见”来。
《秦土协定》后，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察北六县，另由察省政府组织保安队驻防。
张自忠到任之前，日寇派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胁迫察省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私下签订了所谓《松张协定》，允许伪蒙古保安队进入察北六县。
张自忠上任以后，否定了《松张协定》的合法性，不准伪蒙保安队进入察北各县。
如此一来，关东军恼羞成怒，决定以武力夺取察北六县，遂发生了“第二次张北事件”。
12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重炮，掩护伪蒙军李守信、卓什海部，悍然向察北发动了攻击。
张自忠下令保安队抵抗，驻守宝昌的保安队李克昌部100余人抵挡不住伪蒙军攻势，9日宝昌失守。
驻守沽源之保安队樊伦山部200余人，顽强抵抗，与敌相持三昼夜，并将伪蒙军参谋长程允山击毙，但终因寡不敌众，12日沽源也告失陷。张自忠对作战不力的李克昌予以免职并军法处置，对力御强敌的樊伦山明令嘉奖。
12月中旬，察北六县，由于保安队兵力薄弱，寡不敌众，又无后援部队增援，全部失陷于敌手。
张自忠作为察哈尔省军政首脑，对于日伪军的武装侵略十分愤怒，欲发兵痛击敌人，收复被侵略者所占据的土地。
宋哲元考虑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刚刚成立，二十九军在华北立足未稳，不愿与日寇此时发生全面冲突，所以不同意张自忠率三十八师收复察北六县。
张自忠刚刚上任不久便碰上这等难题，心中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但作为军人，又不能违背军长宋哲元的指示，所以心中气愤得很。他连日来气愤积郁，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一天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情绪十分暴躁。
这天，李泰棻前来看他，发觉张自忠的情绪不正常，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张自忠一向尊重李泰棻。作为最高顾问，他是张自忠在吕秀文的陪同下亲自上北平把他请出山的，算是张自忠的亦师亦友的客卿而非下属。张自忠心中窝着再大的火也不能对他发泄。所以当李问他情绪不佳是为何故时，他按捺住烦躁答道：“先生知道察北六县被日寇强占的事了吧？”
李泰棻道：“知道哇！”
张自忠道：“日本鬼子指使伪蒙军队，强占察北六县，这明明是日军对我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守土有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犯上。你说该怎么办？！大约只有自杀，才是出路！”
李泰棻听了冷笑了一声：“嗬！想不到你张荩忱今天居然会说出这样可笑的话来。国家和冯先生培养你做了方面大员，位至将军，今天用你的时候，你就想到以死逃避，岂不成了可耻的懦夫！？”
张自忠面带赧颜道：“手握重兵却又眼睁睁看见强盗来强占你的土地，却又不能还击，心头窝火得很，说一句气话罢了。”停了一下又道：“现在情势如此，你说该怎么办？”
李泰棻道：“日本侵略东北，中国不加抵抗；侵略热河，中国还是不加抵抗。当然它会胃口越来越大，贪得无厌，还要侵占华北。冀东迫冀，察北逼察，已成半包围形势。无论宋哲元通过陈觉生、肖振瀛如何敷衍拖延，日本侵略吞并整个全中国的国策是不会变更的！宋明轩也受过冯先生多年的教育，无论汉奸如何包围，最后他绝不会投降日本。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日寇侵略者和二十九军不能解决的矛盾，迟早必要开战。如果你们采取主动，可以冯治安部收复冀东；你率军收复察北。宋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居中指挥，必能马到成功。同时，全国舆论一定支持你们，帮助你们，长城之役就是前例。当然，日寇绝不会甘休，必然出兵来打。这时，蒋介石也不敢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再不抗战。这样就会掀起一个全国全面抗战的局面。二十九军即便败于日军，只要节节抵抗，虽败犹荣。不过……”
李泰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道：“不过，我看宋明轩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蒋介石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宋明轩也想延长‘委员长’的‘寿命’，不愿这样做。但是这只是宋明轩的一厢情愿，未必能如愿以偿。日本肯定会得陇望蜀，节节进逼，军事经济，双管齐下。最后终将被逼得无可退让，还得抵抗。只是不取主动出击，北平无险可守，势必南退保定，亦或西退张家口。总而言之，也能掀起全国抗日的浪潮。只是不如前一办法漂亮罢了。到那时，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日本鬼子，把郁闷多时的怒火，都喷射在日寇身上。军人马革裹尸，本属常事，为保卫国土而牺牲，又是千载难得的机会。胜利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2)
李泰棻望着眉头渐苏的张自忠，继续说道：“依我看来，全国的抗日战争，迟早都会打起来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侵犯了美英等其他世界强国在华的利益，必然会引起这些强国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受到美英经济、军事上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有一天无可退让之时，也还会起来抗日的。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光靠一个二十九军还不行，必须要靠全国万众一心，再加上国际上反侵略力量的支持，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想你要忍耐，要等待，要冷静。”
张自忠对李泰棻道：“谢谢先生对自忠的开导，令我茅塞顿开。”
李泰棻道：“示敌以弱，未必真弱；对敌虚与委蛇，在一定形势下也可能是一种对敌斗争和策略。刚柔相济，才能使自己更好地立于不败之地嘛。”
同李泰棻的一席话，使张自忠心里的阴霾顿扫，情绪也开朗多了。在目前的形势下，他暂时放弃了坚持以武力收复察北六县的打算。他要学会对敌斗争的新策略，虽然心里别扭、不舒服，但目前各方面的形势，要求他只能这么做。
在20世纪30年代，对日关系是任何一位中国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张自忠作为华北前线的军政长官，他不得不严肃而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投靠日本，做汉奸卖国贼；第二条，奋起抗战，绝不与日寇侵略者有一丝一毫妥协；第三条，走中间路线。第一条，投靠日本，做汉奸卖国贼，对他张自忠来说，绝对办不到。第二条，奋起抗战，他非常想这么做，但不是他张自忠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二十九军能决定的，目前形势也不行。因而暂时只能走中间路线对日本人虚与委蛇、周旋，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以待全国抗战的到来。
这是他在此时形势、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惟一选择。但是他也十分清楚，依靠交涉、周旋而得到的和平局面，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长久，到头来总有混不下去的那一天，因为你消极退让，敌人只会步步紧逼，总会把你逼到悬崖边上，逼到你活不下去。所以中间路线最终还是没有出路的，不能一条道走到底。
张自忠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个方针，“消极应付，积极打算”。所谓消极应付，就是指对日伪方面，明里采取应酬、周旋，借以维持暂时的和平关系；积极打算则指暗中筹划，积极进行抗战准备。
虽然这种委曲求全并非张自忠所愿，但形势使他不得不如此。
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赴北平公干，路过张家口。张自忠闻得信息，便到车站去迎送傅作义。
傅作义乘坐的车到了，张自忠走进傅作义的车厢。两人见面，热烈地握手问好。
傅作义道：“兄弟赴北平去向宋委员长汇报绥远省情况，路过张垣，竟劳动荩忱兄大驾亲来车站迎送，实在令兄弟倍感荣宠，也愧不敢当哇。”
张自忠道：“傅兄赴平公干，路过张垣，自忠忝为地主，特来拜问求教，也是礼所当然之事嘛。”
傅作义道：“察绥两省互为毗邻，唇齿相依，同受日寇之威胁，尚需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共撑国门。”
“傅兄说的甚是。自忠及察省，愿为傅兄及绥省前驱，共同御敌。”
傅作义道：“目下察省情况如何？”
“唉！”张自忠叹了一口气，愤愤然道，“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困难了。前些日子，日本鬼子又支持伪蒙军队强占了我察北六县。”
傅作义说：“ 我也听说了。荩忱应该予以反击，把察北六县收复呀！”
张自忠满脸气愤难平地说：“自忠何尝不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把敌人撵出察北六县。可是，唉！不是我张自忠不想打！而是由于某种情况不准你打！”
傅作义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自忠便把当时的情形，毫不保留地对傅作义一一谈了，最后说道：“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至今令自忠犹气愤难平。这个账，我张自忠是记下了。我把此事，当成生平的奇耻大辱，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些日本鬼子，以加倍的代价偿还。”
傅作义点头道：“荩忱兄的心情，兄弟理解。让我们今后精诚合作，共御外侮。”
两人又简要地就两省今后的相互支援交换了意见后，握手道别。傅作义乘车去了北平。
这次谈话，傅作义对张自忠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2)
日伪军以武力攻占察北六县，他们见中国军队并没有反击，反而闷声不吭，心中不禁大为得意。他们认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人全都是软骨头，只有挨打的命。
日本鬼子的胃口确实很大。占了热河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察哈尔。察北六县只不过是日本鬼子餐桌上的一碟“小菜”而已。
日寇得陇望蜀，紧接着的是占领张家口以北的大镜门一带。
日寇把目标瞄准大镜门是有它的如意算盘的。因为大镜门是长城的一个关口，是张家口的北大门，日寇占领了这里，就可以控制、要挟察哈尔省政府，从而进一步逼迫察哈尔省政府撤出张家口，达到他们吞并整个察哈尔省的目的。
这一天，张家口察哈尔省政府门前来了一辆小车。车子停下以后，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着西服、留着仁丹胡、推个大平头、戴着金丝眼镜、神态十分傲慢的矮胖日本人。他走上台阶，对门卫道：“我是大日本皇军驻东北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高级参谋田中隆吉。我要会见你们的张自忠省长。你们马上给我通报，说我要见他。”
出来接待这位日本高级参谋的不是张自忠，而是省府秘书长马彦翀。
马彦翀对田中隆吉道：“阁下要见张主席，十分抱歉，张主席去前线视察去了。阁下有什么事就对我说好了。”
田中隆吉牛眼往上一翻道：“对你说，你能解决问题吗？”
马彦翀鼻子里哼了一声：“那要看是什么问题。在马某省府秘书长职权范围的问题，马某有权决定。超越马某职权范围的问题，我可以向张主席汇报。如果超越张主席职权范围的事，还得报北平乃至南京。你还没有说是什么事呢，怎么知道马某有权无权解决。”
田中隆吉道：“那好！既然我这次见不到张自忠，你是省政府秘书长，对你说也可以。我奉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示，特来郑重知照贵方。根据《秦土协定》规定，贵我双方的边防界线，应该是以长城为界。因此，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认为，贵方军队现驻扎在长城以北是违反该协定的。因此要求你方必须尽快将这些部队撤回长城以内，否则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方负全部责任。”
马彦翀淡然笑道：“贵方要求，我已知晓了。这其中是非曲直，暂且不去评说。我将把阁下所提要求，转禀张主席。我们将如何回应，请阁下静待回音好了。”
送走了这个日本高参，马彦翀要把这个事情向张自忠禀报，请他定夺。因为这显然是日寇又在玩“逼宫”的花招，又在蠢蠢欲动了。他们想把侵占的地盘往南推进到长城为界罢了。
日本鬼子这次，仍然是军事威胁与外交恫吓双管齐下。在派出田中隆吉进行交涉的同时，又积极调动兵马，集结军队于张北。他仍然想和往常一样，要用军事恫吓和外交逼迫两手，迫使张自忠屈服就范，乖乖地退到长城以内来。
一时间，风声骤紧，军民震惊。
如果一旦让日寇阴谋得逞，不仅察省省政府要时时受到日军威胁，将随时会发生肘腋之患，而且平绥铁路也会被截断，为日寇后一步攻占绥远铺设道路。
张自忠从前线归来。马彦翀向他汇报了日寇派人来提出照会，要我军退出长城以北地区的要求。
张自忠听后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这小日本鬼子也未免太蛮横无理了吧。他莫要以为中国人都是怕他的。别人怕他，我张自忠可不怕他。马秘书长，你去和日方交涉，强硬地驳回他们的无理要求。告诉他们：咱们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这里是中国的领土，照他们这样，是要我们无法立足。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我张自忠的意见，不论鬼子兵也罢，狗子兵也罢，他只能驻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的军队。如果他们的军队硬要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责任应由他们承担。你告诉他们，硬是要打，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奉陪。这次可没有上回察北六县那么便宜。”
马彦翀道：“这个我可以找小日本那个田中隆吉交涉。但他们可能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才行。”
张自忠：“那是当然。”他叫护兵：“你去通知黄旅长和董旅长他们，让他们立即到我这里来一下。”
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和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得到通知后，很快赶来了。
两人见了张自忠和马彦翀后问道：“师长，有什么事找我们来？”
张自忠道：“昨天，小日本派了一个所谓高参田中隆吉，来见马秘书长，向我们提出无理要求，说是什么狗屁《秦土协定》规定日我双方以长城为线，要求我们部队从张北南撤，一律撤到长城以内。当然，这是他们的诡辩，那个鬼协定根本没有那么规定。”
黄维纲道：“这日本鬼子也未免太霸道了一点吧！他以为侵占了我们察北六县，我们不哼不哈的，我们怕了他，又想得寸进尺，一步紧一步来逼我们来了。”
董升堂道：“察北六县事件，大家心头都窝满了火，正没法发泄呢。他要来，那好，我们正好出出胸中这口恶气 。”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3)
张自忠道：“敌人这次想以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逼我们退让。我们如果退让，那实质就意味着我们已不能守住长城一 线，我们在张家口也站不住脚，整个察哈尔也只有拱手让给小日本了。不过，这次小日本打错了算盘，他把主意打到我们三十八师头上来了。我们这次的态度是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我们请马秘书长立即将我们的态度告诉小日本，叫他们趁早打消这非分之想。但是，我估计他们绝不会就此罢手。因为已得到情报，他们正在向张北集结重兵。所以把你们两个找来。你们立即发兵，各调一个团，迅速占领距大镜门45公里的罕诺坝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如果日伪军敢于南侵，就在罕诺坝一带将其阻击、消灭。并作好后援部队的准备工作，以防备敌人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进攻。”
黄、董二人兴奋地说道：“好，我们马上回去布置，只要他小日本鬼子敢来，这次就叫他们一个不剩去见阎王。”
黄、董二人走了。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这次我是下了决心，如果日本鬼子听招呼，罢了手，大家维持目前这不伤‘和气’的现状最好。他如果坚持要用武力，我张自忠这次也铁了心，好乘此机会把他们从察北六县撵出去。到时请你给我准备一份呈送宋明轩和南京军委会的报告，说明这次事端的挑起，其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日寇。”
马彦翀点头道：“好的，我先找鬼子交涉，报告回来就写。”
张自忠道：“态度尽管强硬一点，后面有咱老张替你撑着哩。”
马彦翀笑道：“放心，我和你张荩忱一样，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块骨头是软的。”
张自忠笑道：“鬼子要耍横，大家都说横话。他要再提那个混账的《秦土协定》，你就跟他说，张自忠说了，那‘协定’不是我张自忠签的，我根本不认那个账，谁签的他找谁去。这察哈尔是张自忠在当主席，在这块地盘上，就得按张自忠的‘规矩’办。”
马彦翀笑着走了。他马上坐车到日军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办公处，下车后命护兵上前知照：“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先生，特地前来拜会贵机关长及关东军代表，有公事相商，请予通报。”
不一会从里面走出两个日本人来，一个瘦削的是日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大本，另一个矮胖子便是日本关东军代表田中隆吉，那位专程前来交涉的日军高参。
两人把马彦翀秘书长迎了进去。在客厅落座后，田中隆吉迫不及待地问道：“马先生此次前来，是否对我大日本关东军的照会作了研究，有了结果？”
马彦翀道：“不错，马某正是受张自忠主席之命，就贵方照会特地前来提出复照的。”
大本道：“你们张主席完全同意了我们提出来的条件了？”
马彦翀道：“不！张主席完全不同意贵方所提之一切条件。”
大本及田中一怔，同声问道：“什么？张自忠不同意！？”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马彦翀严肃而庄严地道：“对！张自忠主席不仅不同意贵方照会所提要求，而且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要求。我，作为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奉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之谕，代表张主席及察省政府、军民，特向贵方知照如下：第一，长城内外，均是中国之领土，中国军队有权在中国任何土地上驻扎。贵方关东军是客军，无权干涉中国军队驻扎于何地；第二，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照你们要求，直令我们无法立足。不管是贵军或蒙疆自治军，都只能驻扎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扎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因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辖地。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三十八师，是曾经在喜峰口、罗文峪、独石口、乌泥河、长梁防守的部队，想必贵军一定听说过。如果贵军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完全由贵方承担。”
大本道：“贵方这个照会，是否也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委员长和贵国蒋委员长的意思呢？”
马彦翀道：“贵方照会要我军撤退到张北这一段长城以内，让出张北以南地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治内的事务，也是一桩纯属地方性的小小事务。按照我国政府官员的职权，张主席作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身为察哈尔省最高军政长官，自然有权处理这类辖区治下的地方性事务，不需向北平禀报，更用不着向南京中央禀报了。”
田中隆吉道：“他张自忠难道就不怕大日本关东军的神威？！”
马彦翀道：“田中阁下，关东军也应知道二十九军，特别是张自忠将军指挥的三十八师的分量。张自忠将军还让在下带给贵方一句话，最好是大家保持当前这种和平的局面，不要彼此伤了感情。扯破了脸皮，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的。张将军之话请贵方三思而行。好了，在下已把我方态度阐释清楚了，也该回去向张主度复命去了。”
马彦翀起身告辞走了。
这里大本和田中面面相觑。
大本道：“想不到张自忠这次态度是如此之强硬。”
田中隆吉道：“是呀！我们的军队已经由张北往南开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确实令我们头痛，几次和他相碰，我们都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不小的亏。”
大本道：“我看这事只有赶快把张自忠的态度和二十九军已有准备的情况报告司令官，请他们早作决定。”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4)
由于日方见我态度强硬，且预有准备，知道在二十九军，尤其是三十八师身上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决定日军停止南进，同意双方以罕诺坝为缓冲地带，并把这一态度通知了察省政府。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从此，在这一带，中日双方在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期内终能处于相持阶段，再无大的冲突事件发生。所以后来马彦翀回忆说：“假如当时张将军的态度，如稍有犹疑，恐怕民国二十四年冬（1935年），察哈尔即非我所有。最少限度，在张家口的察哈尔省政府，总得搬家。”
本着“消极应付”这条策略，张自忠对于日伪方面派人来到察省，总要虚与委蛇一番，摆出言不由衷的“亲善姿态”。
当时在察哈尔省有一批以大山为首的日本浪人，专门在察省挑衅捣乱。张自忠采取“怀柔”手段，委任他们为省保安司令部咨议，每月发给80 —100元不等，以资安抚。伪军头目李守信、王英来察，张自忠也曲意应酬，使他们不要惹事生非。1936年1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来察会晤张自忠。张自忠也设宴款待，礼节周到，并合影留念，尽“欢”而散。
从积极准备出发，张自忠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做正面宣传，鼓舞人民信心；二是继续抓部队建设，积蓄抗日实力；三是改进军事交通，作好抗战准备。
自从《塘沽协定》等卖国屈辱条约签订，许多人认为华北已实际沦陷。张自忠却抓住教师、学生等路经张家口去大同参观石窟以及借此为名来了解华北形势的人士很多的情况，对秘书长马彦翀和教育厅长柯昌泗布置：“我们何不借此机会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谈，让他们明了华北各地现在还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政府有办法，国人有决心，仍不是无可挽回的，还可以请他们到处看看，让他们回去转告他人，千万不要人未亡我，而我们却先把我们的地方认为亡了。”
马、柯二人根据张自忠的布置，在张家口市的察哈尔大饭店设了一个招待所，凡经过此地赴云冈参观的师生，都殷勤招待，详细介绍，并备车请他们游览市容。一批批师生看到三十八师官兵忠诚守卫着祖国北疆，很受鼓舞。
张自忠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整训方面，提高军队全体官兵素质，尽量补充装备。
1936年，三十八师新增编一个新兵旅，由李九思升任旅长。至此三十八师共辖四个旅，兵力达16 0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明显改善。全师有两个旅装备了进口的捷克式步枪，每连补充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二门，连长每人配德造手枪一把，每班有枪榴弹发射筒二枝。张自忠还送刘振三、张宗衡、李九思、赵喜鹏、李少涵等人去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培训，并成立教导大队培养、培训中下级军官。
张自忠预测中日大战将在平津首先爆发，他认为三十八师除担任察哈尔省防务，阻击张北方面日军外，还应抽调一部支援平津作战。但如平津失守，平津我部必沿津浦、平汉两线南撤。届时三十八师驻察省部队再经平绥线转平汉线，势必困难。
经研究，他决定修筑张家口到保定公路，万一南退，可由张家口直至保定。他令李九思查勘线路，负责修筑，并令省建设厅技术人员随军指导。但这条战备公路，因张自忠不久调任天津市长而停顿。
1936年6月，张自忠卸任察哈尔省主席，调任天津市长。
天津市长原来是肖振瀛。关于肖振瀛的天津市长是如何去职的，说法不一，是免职，是辞职，也说法不一。
在肖振瀛尚未去职前，宋哲元曾一度想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张自忠，而察哈尔省主席由刘汝明继任。但天津市长肖振瀛去职，使宋哲元改变主意，决定让张自忠继任天津市市长。
也许宋哲元当时让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的考虑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总部及各国领事均驻于天津，主持天津政事的首要事务在于对外交涉，尤其是对日交涉问题。也即是说，天津市长还相当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部长。二十九军将领中，张自忠处事稳健，颇有政治头脑。宋哲元认为他适宜担任这一职务。
张自忠深知天津是个是非之地，对日交涉更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为此他找来察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征求他的意见。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乃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得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这个职务我不想干 。你认为如何？”
马彦翀同意张自忠的看法：“主席说得对，一方面天津确实比察哈尔省的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日本驻屯军，还驻有各国领事，外交上不好对付；另一方面，天津有几国租界，商贸云集，又住有很多军人政客，还有很多地痞流氓，过去不断兴风作浪。老实说，你是军人，我也没有经验，这种局面，怕我们应付不了。”
张自忠想了一阵道：“等我们到北平，我再向宋委员长陈述，不去做这个天津市长。你可代我写几点理由，备我向宋委员长坚辞。”
“好吧。”马彦翀道。
张自忠道：“你准备一下，和我马上一道去北平。”
马彦翀道：“这么急？”
“宋委员长发了电报，要我们立即赶去。听说肖振瀛已经去职。他催得这么急大约便是为此事。”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5)
张自忠和马彦翀到了北平，两人一起来见宋哲元。
宋哲元见二人到来，便对他们道：“你们来得正好。仙阁（肖振瀛的字）已请求辞去天津市长职务。我已批准他去职，并且给了他10万元，让他出国游历。现在天津市长一职，我决定任命荩忱你出任。”
张自忠道：“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却担当不下来，委员长还是委任其他人为宜。”
“为什么？”宋哲元问道。
张自忠道：“第一，天津比起察哈尔来，情况复杂得多，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过去根本没有从政的经验，怎么能应付得了这样复杂的局面？其次，你也知道我这个性格，宁折无弯，察东独石口事件、察北两次张北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不适宜做笑脸逢迎的事情，尤其是和日本人打交道。说得不客气的话，我见着那些日本鬼子，就从心里有气，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还要让我和他们笑脸相向，握手言欢！？我宁愿和他们在战场上相见，却不想同他们在宴会上相逢。叫我当这个天津市长，我恐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这些鬼子翻脸，把事情弄砸。所以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不适合，你还是另派别人吧。”
宋哲元道：“这事我反复考虑过多少次了。我们二十九军诸人中，我认为只有你荩忱干这个天津市长合适。我已经决定了，正式委任状已写好，并且已呈报南京核准去了。你不要再推三推四。至少你要给我当上半年，等到我物色到更合适人选后再换你。你现在给我考虑的是上任后怎么干的问题，而不是当不当这个天津市长的问题。”
张自忠道：“这？！……”他还想申辩，却被宋哲元打断了。
“别再这呀，那呀！这可是命令！”
宋哲元的话已说得这么斩钉截铁。作为一个军人，张自忠只好点头道：“好吧，那我就服从命令，暂时先干着再说。”
宋哲元道：“荩忱，我老实对你说，当初，我派肖振瀛担任天津市长，就是看重他的外交才干。仙阁在我们军最困难的时候，两度去南京见蒋委员长，使二十九军转危为安，在晋东对付阎老西的代表等情你都是晓得的。在他任天津市长期间，应付日本人，也做了一些事，但最后他‘糊弄’不下去了，搞得多田骏（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向我提出‘肖振瀛不能再在天津’的要求，所以我才让他辞职。仙阁卸任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给我开来了个19人的名单，要我任命齐瞎子（大汉奸齐燮元）为天津市长。荩忱，你想能让齐燮元当天津市长吗！？让他当天津市长，岂不是拱手把天津让给日本人！所以我坚决不同意齐燮元出任天津市长，也没有接受日方提出的19人名单。如果我们让天津市落入日本人手中，那样我们可真成了千古罪人。只要我们二十九军还能在这华北站得住脚，我们就要尽力保住平津。所以我斟酌再三，才决定让你出任天津市长一职。”
张自忠听了宋哲元的这一番话后道：“好吧，为了不让天津落到汉奸卖国贼手中，这个市长我干，我尽力去干好就是。”
宋哲元道：“目前我们二十九军在这块地盘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扎下了根基，可以完全和日本人对抗了。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从全国抗战的全局出发，目前我们能忍的还得忍一忍哪 。”
张自忠道：“我明白。”
从宋哲元官邸出来，张自忠对马彦翀道：“明轩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并声明以维持半年为期。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明知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国家为地方，也为天津不致落到汉奸卖国贼手里，也得去干。”
马彦翀道：“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张自忠道：“你可得继续帮我一把呀！”
马彦翀道：“荩忱既然下了决心要干，谁叫我已被你拖上了这条‘船’，只好‘同舟共济’了。我尽力就是。”
张自忠大喜道：“谢谢，谢谢！”
天津是中国北方重镇，当时面积89平方公里多，人口197万，据北宁、津浦铁路之交点，水陆交通发达，直接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辖六个公安区，四个特别区（即原德、奥、俄、比租界）。天津在当时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北方的汇聚地。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时，有39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法、英、日、意等国还拥有租界与驻军。
天津作为北平的门户和海路，又是连接华北腹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将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所以才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要想控制这个要地。
1901年，日本通过《辛丑条约》攫取了从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张园。
为了准备侵略战争，1936年6月，也就是张自忠赴任前夕，“中国驻屯军”进行了扩编，兵力由1 700余人猛增至5 700余人，并把以前的一年轮换制变为永久驻防制。扩编后，田代皖一郎中将接替多田骏任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下辖一个步兵旅团及若干特种部队，分驻于平、津、通县、丰台、滦州、塘沽、唐山、昌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其中步兵旅团第二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都驻天津。海光寺建有大型日军兵营。
大批日军荷枪实弹地开进平津地区，再加上蜂起于华北各地的日军特务机关，其实力已对二十九军和华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随着日军兵力的增强，“中国驻屯军”态度越来越蛮横强硬、肆无忌惮，公然提出在南苑“租地”建房储存汽油。在北平的日本宪兵开始直接搜捕中国人；天津海河上不断发现被日军屠杀的中国民工浮尸；日本国内报纸出现了“警告宋哲元”的大字标题。
这一切表明，日本开始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华北局势因日军增兵出现新的危机。
张自忠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就任天津市长的。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1)
6月18日，张自忠正式就任天津市长。就职典礼在市府大礼堂举行。北平市长秦德纯、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等各界100余人出席典礼。就职仪式结束后，张自忠对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概述了施政方针：
“鄙人初到市府，将与新闻界诸君把晤，甚为愉快。天津乃华北重要商埠，肖市长因病辞职，市长一职不可一日无人负责。冀察政务委员会因关切地方治安，命自忠暂代斯职。自忠身为军人，只知服从命令，虽明知才轻任重，也只好勉力为其难。今后施政方针，很想在福国利民原则下，铲除一切陋习，树立廉洁风范，不说一句假话，不存一点私心，务必达到政治修明的境地。对地方绝负责保持安宁，对人民绝努力图谋福利。所谓繁荣市面，整顿市容等，亦必尽力去做。关于外交，天津华洋杂处，自忠决站在本职务的立场上，一本委员长睦邻旨意，希望以互惠平行之精神，作共存共荣之努力。所有用人标准，凡能于职务，忠于职务的，绝不轻动一人，反之，才不称职或职不尽责，似乎爱莫能助。务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过自忠久历戎行，不谙政治，尚希各界贤达，随时赐教。”
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了对张自忠的任命，同时也核准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
肖振瀛给张自忠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市财政亏欠50万元，市府官员纪律涣散，社会治安也很混乱。张自忠首先裁并、整顿了市府。裁并整顿后市府主要负责人为：
市长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公安局长程希贤（后为李文田）；财政局长舒双全（后为傅正舜、李桐文）；教育局长凌勉之；工务局长王学智；社会局长李在中；电报局长王若僖；电话局长张子奇；保安司令佟泽光（后为刘家鸾）。
张自忠上任以后，整顿吏治，裁并机构；节省开支；改革用人制度；改革办公制度；严格办公纪律，提高工作效率；严肃政纪，提倡廉政。通过这些措施，政府机关面貌一新，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成了一个工作效率高、廉洁而有纪律的机构。
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以后，本着少讲话多做事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施政纲领，短短三个月，便卓有成效。这在他1936年10月的纪念双十节讲话（刊天津《大公报》）中可以得到明证。
天津是北方的工商业中心，治理财政与工商业，是历任在津市长面临的要务。张自忠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作了很大努力。张自忠就任仅两个月，市财政赤字就从每月30万元，减少到11万元，到了1936年底，就达到收支平衡。
他整顿商会和各业公会，组织新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将奸商、无耻买办一概剔除，从根本上解决了内部矛盾。新商会与市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协调管理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自忠在天津执政一年中，为整顿工商业、振兴天津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收到相当的效果。根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如1936年7 —12月，天津新开商号1 146家，较上半年增加253家，歇业389家，比上半年减少388家；1937年1—7月，新增加商号1 610家，比1936年下半年又增加464家。对美输出在天津输出中居首位，1936年天津向美国出口商品总值2 424万美元（合国币8 794万元），比上年增加545万美元；1937年1—6月，累计达1 821万美元，又比1936年下半年增长40％多。商品出入口总值，1936年7—12月，天津出口总值国币1．2亿元，比上半年增加3 715万元，进口约300万元，较上年减少298万元。1937年1—3月，每月出口总值1 086万元，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
这些都是天津市经济有所发展的明证。这和张自忠的一系列措施分不开。
张自忠对于教育、科学、文化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和支持，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都可以从当时天津《大公报》刊发的报道得到证实。
在各种市政设施方面，张自忠做了很多工作，如扩大救济规模，制定《救济事业组织大纲》，成立天津市救济院等；扩大市立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兴建市政工程数十项。他还做了如颁行《学徒契约》；设立职业介绍所；设立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等造福利民的好事。
对于走私、缉毒，张自忠在天津任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支持缉私，他命令三十八师也参与了此项工作，使天津缉私工作大有起色。天津四郊，查获私货甚多。《大公报》称：“走私者几无立足之地。”私货报税者激增。可见缉私的力度和成效。
在缉毒方面，他发表禁毒公告，组织禁毒宣传队，命警察挨户发宣传品，令市立医院收容戒毒者予以治疗。他还令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打击贩毒分子，收缴毒品。
1936年12月28日，天津市政府公开焚毒，将收缴的1万多两毒品，在新车站铁道外广场当众焚毁。
到1937年元旦前，天津市共查获烟毒案计691起，各医院收容吸毒者500人。市政府内吸毒或有鸦片嗜好者78人全部肃清。
1937年4月15日，将捕获的吸毒犯王杏林依法处决，30日，又将逾期不戒的吸毒犯赵德胜枪毙。
在“六三”销烟纪念日，又将收缴的毒品两万多两、毒具8 600多具，当众销毁。这可算天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禁烟壮举，大快人心。
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张自忠的主持下，制订并颁布了加强治安的《闾邻组织暂行办法》，下令增设外事警察，专门处理租界外侨纠纷，使租界社会治安得到改善。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1936年市公安局共办案734起，其中盗窃案386起，匪徒案143起，抓获匪徒245名，缴获枪支32枝，子弹1 200发。1937年在张自忠的领导下，市警局进一步加强治安整顿，主要措施包括：试办模范警区；设置报警亭和分区盘查所；增设火灾瞭望台，增购救火车；严格管理乐户、娼妓；扩充拘留所；恢复设立天津东站外国人入境护照查验所等。这些措施使天津的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
张自忠在天津市长任上，可以说是政绩甚卓，但荆棘也甚多。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2)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在地盘、兵源和财力等方面均获得有利条件，编制迅速扩充至五个师，即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第一四三师和骑兵第九师，另有若干独立旅。全军正规军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人以上。
其中，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辖五个旅，即第一一二旅、第一一三旅、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另直辖特务团和教导大队，每旅辖两个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11个团，兵力达两万余人。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调整师（即甲种师）编制表，每师定员10 923人，可见三十八师实力相当于两个甲种师。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及其周围10公里内只许列强驻兵，而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为了确保天津治安及应付突然事变，张自忠特地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原有3 000多名官兵的武器装备，不仅配齐了全部武器，还增拨轻机枪102挺，手枪800多把，装甲车二辆，机械摩托车10辆，使保安队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张自忠还将三十八师特务团调入天津改编为保安队，用以拱卫市政府。
三十八师的5个旅被分别配置在天津和北平市外围。第一一二旅黄维纲旅主力驻小站，一部驻大沽、葛沽、咸水沽；刘振三第一一三旅驻廊坊；董升堂第一一四旅驻韩家墅；李致远独立第二十六旅驻马厂；阮玄武独立第三十九旅驻北平黄寺。
上述各部与天津市内保安队形成犄角之势，基本控制了天津及其对外交通要道。
针对日军在天津驻扎重兵的情况，张自忠曾密嘱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说：“我们的官兵多来自农村，对市内街巷道路地形不熟悉，一旦发生战事，很不好办，必然陷于被动。你叫班长以上的士官，换穿便衣，每天分班轮流进城熟悉地形道路，特别要注意日租界里的大街小巷交通分布情况。你旅的官兵，除现穿的陆军军服外，每人还要准备保安队、警察的服装各一套，并控制卡车若干辆，一旦与日寇发生冲突，就换上保安队的军装，特别地区穿上警察服装，用卡车迅速送进城里，应付市内的事变。”
张自忠认识到，中日之间，迟早必有一战，所以他仍然花大力气抓部队的建设，即部队训练与改进装备，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936年，二十九军派员到南京进行交涉，国民政府拨给二十九军2 000枝汉阳造步枪，八门步兵炮和400万发步枪子弹，南京政府还决定每月给二十九军补助军费80万元，军械不足部分二十九军自筹资金从国外购买。
在这个时期，二十九军就从国外购捷克式步枪一万枝，自来得手枪400把，高射炮12门，子弹数百万发。
同时，宋哲元、张自忠还利用辖区内的大沽造船厂制造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并在天津制造了大量子弹。
这样一来，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与长城抗战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火力水平已不次于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了。以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为例，列兵每人捷克式步枪一枝，刺刀一把，手榴弹四枚，排长多用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把自来得手枪，每班配掷弹筒二门，枪榴弹发射筒二枝，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多挺，较之当时中央军甲种师的274挺多出一倍多。战斗力由于武器装备的改善而大大提高。
这一时期，张自忠对三十八师军官的培训也抓得很紧，除了保送部分将领到南京受训外，还通过自办教导队和二十九军军训团培训军官。
二十九军军训团成立后，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联名邀请隐居在北平的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出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训团长，主持二十九军军训工作。长于军事教育的原西北军将领张寿龄赴西安任职，路经北平，张自忠闻讯，邀他赴津一晤，劝说他留平为二十九军办军事教育。张寿龄接受了邀请，留平担任了二十九军军训团教育长。
在佟、张二人主持下，军训团办得十分出色，为二十九军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
由于正规军队平时不准入驻市区，因而保安队便成了市内保证社会治安、应付突发事件的重要武装力量。
张自忠告诫保安队官兵说：“保安队员有保护天津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不准任何人侵犯扰乱天津市治安。全体官兵应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于重要街道，特别是靠近日租界一方的街道，必须加强守备力量。准备的麻袋、拒马、铁丝网等各种路障，要随时检查是否适用。要多练习巷战动作，精练射击技术，要做到动作迅速，射击准确，使挑衅、破坏者不敢妄动。”
有时，张自忠还亲自组织部队训练，并和士兵同甘共苦。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外交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上任后，便率译员对英、美、德、法、日、意等国驻津领事及驻津司令官，作了礼节性拜访。
1936年9月8日，张自忠在市府花园后楼，宴请各国领事。
1937年2月26日至27日，他又与新任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共同作东，在市府花园后楼，先后宴请英、美、法、意等各国驻津司令官和英、美、法、日、德、意、奥、苏、荷、丹、希、挪、芬、卢、比、西、瑞士、瑞典、巴西共19国驻津领事。
张自忠在外交风度上虽然并不潇洒倜傥，巧于词令，但是却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就在他与冯治安宴请各国领事和驻军司令官的第二天，天津《大公报》说张自忠在这个招待会上表现出“礼节周到，言词谨慎，态度恳切持重”，由此而得到各国驻津人士的赞誉。
的确，在天津市长期间，各国驻津人士和他相处是很融洽的。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3)
作为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出任天津市长，自然和日本人打交道应酬较多。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日方军政要人频繁来津。冀察当局的对日政策是以“睦邻亲善”为主，这是宋哲元集团在立足未稳之际，为在华北稳住阵脚、扎下根基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张自忠的对日外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这些日本军政要员来津，张自忠不得不进行接待、宴酬，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尻爱义、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驻苏大使重光葵等等。他也出席了一些日本人的宴会。尤其是参与了宋哲元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商谈的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一些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四项原则八个要项”等。这些都成为张自忠日后在南京被视作“汉奸”而遭受冤屈的口实。这是后话不提。
张自忠刚上任天津市长不到一月，便发生了两起突发事件。
1936年7月9日，驻扎在塘沽的日军30人，在海河演习强行军，乘小艇一艘，驶到东大沽欲行登陆，当即为驻扎在此的二十九军一四三旅刘团一营所阻。日军不顾阻拦，强行登陆。双方开始枪击。经双方长官训令，方告制止。
10日，刘团长奉命往访日军队长香川，表示歉意。张自忠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也出面向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婉为解释。日方没有提出要求，事件平息。
接着在7月22日，发生了“金刚桥事件”。
7月22日上午，在金刚桥附近的天津市政府大门旁，几名市府保安队的士兵，持着枪正在门口执勤。
这市政府保安队，实际上便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特务团调进城来的人。按照清政府所签定的《辛丑条约》，天津城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但这难不倒张自忠。他把特务团改成保安队，驻在市政府内，一是保卫市政府；二是万一发生战事，这是一支立即可以动用的精锐队伍。
由于当时天津的情况十分复杂特殊，所以在市政府的周围，都构筑有工事，每个射击孔都有士兵值岗，随时戒备着。
这时，一辆汽车驶了过来，那是一辆卡车，车上有一个人被用绳子捆着，脸上还带着伤痕，还有几个人手里拿着枪押着。
当车驶到市政府门前，那被捆着的人便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救命呀！快来救我呀！”
他的喊声，惊动了门前执勤的保安队员，也惊动了隐伏在每个射击孔内执勤的保安队员。大家发现，那车上被捆着的人是市政府保安队（警卫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歧！不好！张分队长外出一定是被土匪绑了票。
这辆卡车恰好又没有任何特殊标志。当下不由分说，门前值勤的队员当即朝天鸣了一枪：“停车！”
那车可不听保安队员的警告，继续向前驶去，而且车上的人，举枪向保安队员开起火来了。
救人要紧！门前的保安队员和各个射击孔的保安队员，一齐开火还击。
在双方交火中，张凤歧趁机从车上跳下车来，几个翻滚，就滚到一个子弹射不着的死角，逃了出来。
在双方激烈交火中，车上有一人被打死，还有一个人同司机也受了伤。
由于这里发生了枪战，一时交通堵塞，秩序大乱。
车上的敌人寡不敌众，只好加足马力，逃之夭夭。
保安队员们，由于人已救回，便也任其逃去。
这一场枪战，日本特务张德禄被打死，另一特务张宝迁和司机陈长泰受伤。
张凤歧逃回述说，方知对方不是土匪，而是日租界的日警和特务。
张凤歧为何被他们抓捕呢？原来7月21日晚，张凤歧身着便衣外出，去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因他口音不同而被日本雇佣的特务张德禄、张宝迁盯上了，不由分说，硬指他是嫌疑分子把他拘捕。押到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讯，追查他的来历。张凤歧坚持称自己是北宁新车站小营公司茶役。
22日上午，日警数人和特务张德禄、张宝迁一起，准备押他前往北宁车站对质。车过市政府，张凤歧乘机呼喊而获救。
既知是日警，料定日方不会善罢甘休，保安队负责人便下令全力戒备。
金刚桥事件（又被称为“天津警探冲突事件”）发生时，张自忠正在他的市长办公室内，突然听得外面枪声大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正要叫护兵出外查看，保安司令佟泽光和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走了进来。
“外面何故有枪声？发生了什么事？”张自忠问道。
马彦翀道：“我和佟司令正是为这事来找你。”
“说吧，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市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歧，在日租界被日本特务抓去了。日本警方要查张凤歧的身份来历，张凤歧只承认他是北宁新车站小营公司茶役。今天日本警署用一辆卡车，押送张凤歧到北宁新车站去对质指证。路过我们市政府门口，值勤的士兵发现张分队长被绑在车上，以为是土匪绑票，便勒令其停车。对方不听，双方开火。对方不敌逃走，张凤歧被救出来了。据说对方被打死一人，好像还有人受伤。估计日本人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张自忠皱皱眉头道：“这些人也太冒失了一点。事情既已发生了，说也无用。现在主要是应付好即将可能发生的事。老佟，你去布置，作好应战的部署。但要注意，我们只是作好应战部署。要让我们的士兵克制，绝不要先打第一枪。力争事态到此为止，不能让它进一步扩展恶化为要。我刚刚才上任没几天，在天津这地盘我张自忠的脚还没踩热，所以一切都要能忍则忍一点为上策。”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4)
佟泽光道：“好，我马上去布置，”
张自忠道：“同时你也通知黄维纲和董升堂，让他们作好局势万一恶化的应变准备。”
“是。”佟泽光走了。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秘书长，请你立即向宋委员长报告事件发生的经过，请示他的处理意见，同时准备一下 如何应对日方。”
马彦翀道：“好的，我立即和北平通话。”
果然，日警汽车逃回不久，就有大批日警拥向市政府门口。日军一个中队，也从海光寺开了出来。
市政府卫队，也立即拉起金刚桥，沿河左岸布防，严阵以待。
双方刀枪出鞘，怒目相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日本从海光寺开出来一中队日军，行进到大胡同又撤回海光寺去了。而在市政府门前与市政府保安队对峙的日本警察、特务，因看见自己人数上处于劣势，援兵也迟迟未到，便没有敢轻举妄动，先行开火。
这时，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指示，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是克制、容忍、退让，以求得此事的和平解决，不能让事态扩大、恶化。
马彦翀向张自忠说了同宋哲元联系的结果后，张自忠皱着眉头，用牙咬着下唇沉默了好一阵，方才说道：“好吧，我们就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示执行吧。秘书长，你作好同日本人谈判的准备。”
马彦翀点点头道：“好吧。”
这时佟泽光派人来报：“海光寺开出来的一中队日军退回去了，现在有一辆插着日本国旗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到了金刚桥边。车上有人喊，说是日本领事来交涉的。请示市长，是否让他过来？”
张自忠道：“那就放下桥让他过来吧。”
这日本车上来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西田和日租界警署署长久井。
西田见到张自忠便道：“你们打死了我们的人，击毁了我们的卡车。怎么办？”
张自忠道：“打死了你们的人，说人命；击毁了你们的卡车，说卡车。不要因为这些小的误会，伤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和气。有事大家坐下来商谈，好解决，不要借题发挥，把问题闹大。双方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久井道：“市长先生，那个人犯是从我们车上跳下逃走的，应该交由我方警署审讯。”
张自忠道：“这个事情我们原则上同意交你们把事情弄清楚公正处理。现在我们双方应本和平解决之原则，让各方武装人员撤回，以消除对峙甚至发生武力对抗的事态发生。”
西田道：“我们原则同意市长的解决此事的原则，立即撤回双方武装人员。请市长先生明日派出代表到我领事馆就今日发生之事件作出解释，并商谈解决办法。”
张自忠道：“可以。”
西田和久井走了，日方警察等武装人员也果然退走了。敌对的气氛也缓和了下来。
第二天，张自忠派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和警察局长程希贤代表我方赴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解释一切。
双方商谈结果，日方提出解决条件：一、市长正式道歉；二、肇事者依法严惩；三、抚恤被害者家属，给予丧葬费；赔偿特务张宝迁、司机陈长泰医药费；修理损坏汽车；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马、程二人代表天津市政府，根据张自忠的布置，接受了日方所提各项条件。只是在商谈过程中，对于“肇事者”张凤歧的处理上出现分歧。开始日本方面提出要枪毙张凤歧以抵偿其死者之命。马、程二人拒绝了这一要求，指出：张凤歧只是到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并没有在日租界进行任何违法活动。而日租界便衣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将其拘捕，以致造成后来之一系列误会。罪不在他，即或他有罪，也罪不致死。
最后日方作出让步，但要求重判。最后决定判张凤歧无期徒刑，将保安司令佟泽光免职。
张凤歧被判刑后，张自忠特嘱保留其军籍，薪饷照发，并派专人每天给他送饭。“七七”事件爆发，张自忠令其归队。7月28日在袭击日军海光寺兵营战斗中，张凤歧奋不顾身，勇猛冲杀，壮烈牺牲。
对佟泽光免职一事，张自忠对佟泽光道：“错不在你，当前形势使然，从大局出发，不得不如此。现在我们要忍辱负重，胸怀大局，到必要时，纵然牺牲一切，也是必要的。”
佟泽光说：“我完全理解，不会为此而消沉的。”
关于日方特务张德禄的赔偿费，日方要求抚恤费8 100元，经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定为6 414元。
“金刚桥事件”至此基本上和平解决。
张自忠作为一名刚毅正直的军人，却要他向自己痛恨、厌恶的日本人道歉，这对张自忠来说是一种屈辱。但此时此地，为大局计，又不得不如此。张自忠在交涉过程中，采取了妥协让步、消弭事态的方针，基本接受了日方条件，力求避免中日冲突。这些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是由冀察当局初期对日本政策所决定的。对于张自忠来说，其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事后他在给朋友信中谈及此事时，犹痛心地说：“兄实不才，任津市实在干不了，觉着苦得很，尤其是在精神上更是苦到万分。”
这些妥协求和的做法，对张自忠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在日后，这些自然也成为他在南京被指为“汉奸”的口实，更增加他内心之痛苦，也终于酿造出千古遗憾之悲剧。
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潜伏在天津市的汉奸，搞便衣队，扰乱市面。张自忠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斗法。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5)
张自忠对马彦翀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件事，一是怎样才能不使天津市再有汉奸搞便衣捣乱；二是怎样才能杜绝各国租界自行扩张。”
日本汉奸所搞的便衣队，是天津市内的一小撮汉奸，都是一些流氓、乞丐、小偷等。张自忠的釜底抽薪办法就是把这些家伙收容起来，不让他们在市面上到处乱窜，敌人就利用不成了。
他请天津市的绅商协助，扩大救济院组织，办起游民习艺所、妇女习艺所、残老教养院，通知租界巡警和市警察局分别负责收容上述无业游民严加管教，让他们学习手艺，并不断带出去扫马路。于是市内乞丐、游民绝迹，市容整洁，受到中外人士称赞。
同时，张自忠派人通知日方：“津市地面，五方杂处，伏莽遍地，我们为保持社会治安之稳定，到处派有武装便衣密查。如日方要越界办案，领事先通知我方警察局，经我方认可，然后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方概不负责。日军外出演习，要将演习的场所，通报我市府，以便转告我驻军，以免发生误会。”
对于那些失意军人、无聊政客，或为生活所逼，不顾民族大义，铤而走险与祖国为敌的人，张自忠则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促其觉醒，晓以国家民族大义，劝导其不要为异族做帮凶，出卖祖国，最终落得可耻下场。
这样，感化了一些人，震慑了一些人，故在他的任期内，此后再没有发生变乱。市面相对平静。
英国当时是世界三强之一，在天津拥有租界。在天津的一些殖民主义分子，恃强凌弱，行为不法。张自忠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也是张自忠上任不久，1936年夏天，张自忠接到一份报告，这是特一区税务分局呈上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天津英商开办的平和洋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出口大批西口羊毛，不缴纳地方捐就擅自装船。即将起锚时，被特一区税务分局查获。
该洋行装船时并未出示税单。主管人与之交涉，英商居然傲慢地声称，自《辛丑条约》后，英商一向不纳地方捐，至今已30余年。
张自忠看了这份报告，便在上面批示道：“不完税，不许开船。交三科查照办理。”
他还对负责交涉的市府第三科科长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
三科当即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平和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
当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前来市府交涉。
何伯特身穿外交官礼服，腰佩洋刀，气势汹汹地来到市府，要求面见张市长。
传达室主任将他引到第三科会客室。
何伯特神态傲慢地嚷道：“我是英国驻天津领事官何伯特。我奉敝国总领事雅斐乐爵士之命，前来见你们的张市长，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天津市政府无理扣押我国平和商行火轮，并要求赔偿延期费。你去给我通知张自忠先生，就说我何伯特要会见他。”
三科长对这位英国外交官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听完了他的一番气势汹汹的抗议后，淡然一笑道：“好！先生你且先休息一下，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向张市长禀报，看张市长是否能接见你？请你等候消息好了。”
这位科长倒是真的来向张自忠禀报了这位英国领事官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并说：“他要求会见市长。市长是否见他？”
张自忠道：“你告诉他，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官，我忙，抱歉，不能见！”
三科长故意迟迟不来见这位英国领事官，让他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冷板凳”，直让他坐得十分不耐烦了，三科长才姗姗而来。
何伯特强压心头怒火地质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了老半天，才出来见我？”
“我也没法呀，我们张市长事情太多，我去见他，也得排队呀！”
“他能见我吗？”何伯特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市长说了，这种事务纯属商业上的事务，可由平和洋行与我们三科接洽办理。”
“你给他说，我要见他！”
“抱歉，你的要求我已向张市长禀告了。张市长说，他现在很忙，不能接见领事官先生，只有请你原谅了。”
结果这位英国领事官，气势汹汹而来，却毫无结果地怏怏而去。
第二天，平和洋行派员来到市府，求见三科负责人。传达室按照科长的安排，让来人晾了一个多钟头，才让他进了三科。
科长坚持要平和洋行纳了税才可放行。来人没法，只得当场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三科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总领事馆查照，并请转饬全体英商，自即日起，必须一律完税，不得托词。
自从此事件后，所有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
1936年7月下旬，英租界内8 000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但若去日租界、法租界、意租界，还需“起日本捐”、“起法国捐”、“起意国捐”。就是说一辆洋车，必须要缴四道捐, 才能在各国租界间通行无阻。
当时的车夫，并非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要向洋车厂交车租，也叫“车份”。一个洋车夫，每天除缴车份、车捐外，必须赚1．5元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劳作辛苦，且地位低下。通过各国租界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巡捕或乘客的殴打、辱骂。
这天，从天津英租界一幢别墅式的西式小洋房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碧睛黄发、隆鼻白肤的洋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6)
他走出大门，招呼来一辆洋车，坐了上去，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吩咐：“怡和洋行。”
原来这洋人是英商怡和洋行的职员。
洋车夫不敢怠慢，应了声：“是！”拉起洋车，便向怡和洋行的方向小跑了起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各大城市，洋车（即人力车，有的地方叫黄包车）都是代步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城市里便有了数量庞大的、靠拉洋车为生的工人——洋车夫。他们大都生活贫苦，自己是买不起车的，只有向洋车行（厂）租车来拉。洋车行的车，并不是辆辆都是新车或好车，大半都是旧车甚至是破车。所以经常会大大小小地出一点事故。车行老板是不会承担什么责任的，倒霉的事，都总是落在车夫头上。这不，今天拉着这位怡和洋行洋职员的车，在半路上就出事了。
这车拉着拉着，兴许是这位洋乘客太胖太重，在一个稍有下坡的地方，车轮被石子什么“硌”了一下，车身一腾，只听得车座“嘣！”一声轻响。那位英国洋行的洋职员，只觉得他那肥肥的臀部被一个尖尖的物体扎了一下，扎得有点儿疼，他不禁“哇哇”地在车上大叫起来。
恰在这时，那个车夫苦着脸停下了车，放下了车把。
原来是车坐垫的弹簧断了。这位洋人的洋屁股，恰巧是被断了的弹簧给锥了一下。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仅他的屁股没有被扎破，连他的裤子都没有损伤，严格地说，他那“尊贵”的屁股只不过被那断了的弹簧“硌”一下而已。
洋车夫已有四五十岁年纪，他干这行已是老手了。他听车子的响声，便知道车子出了毛病，这趟算是白拉了不说，还得赔笑脸准备挨顿臭骂。他放下车把，转过身来，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位洋客人解释道歉，这个英国洋职员，便已从车上跳了下来，一伸手便“啪！啪！”扇了车夫两个耳光，接着破口大骂：“他奶奶的，你这个中国猪猡！拉的什么车，把我的屁股都扎疼了！真他妈的混蛋加王八蛋！”
车夫捂着脸，连连向这位大发雷霆的洋顾客鞠躬，口里连声道歉：“先生，对不起，那是车子坐垫的弹簧断了。这车子是小人从车行里租的。实在对不起，请您多多原谅……”
英国人瞪着眼，臭骂了车夫一顿，气咻咻地扔下一句话：“我要让你们这些拉车的中国猪猡知道厉害！”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这个车夫，挨了两记耳光，一顿臭骂，一分钱也没得到，拉着断了坐垫弹簧的车，怏怏地走了。今天他是一分钱也找不到了，还得想法借钱修车，一家人又该饿肚子了。
但是，就这么一次小小事故，却闹出一场大风波来。
这个洋人屁股被扎了一下，打骂了一顿车夫还不解气。他还到英租界工部局，找到局长巴恩士，要求工部局全面检查“起英国捐”的8 000余辆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安全，以免扎伤洋人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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