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十月四日，元军在对马岛登陆，占领该岛后，又进而攻占壹岐岛，先后消灭了两支日军小部队。二十日，元军主力在九州的博多登陆，镰仓幕府召集了九州各地守护的十万多人马前来应战。双方战意已决，不用废话，立即在百海原地区展开厮杀。
日军从白江口海战后，一直都是内讧而没有和外敌交过手，装备战术仍停留在六百年前，但因为内讧不休，武士们无不悍不畏死，再加上人多势众，一开战，便疯狂的向元军阵地发起无秩序冲锋。
如果此时元军方面是蒙古骑兵为主，这种战法正好针尖对麦芒，蒙古骑兵的战术一般是“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迂回包抄，短促突击。可是此时主力部队是汉军和高丽军步兵，习惯于排阵迎敌。面对日军冲锋，元军在方阵中施放“震天雷”轰击日军。从没有见过火药武器的日本武士纷纷倒毙在火光之中，损失十分惨重。
双方的武器虽然相差较远，但还不至于如机枪对大刀般的一边倒。日军的顽强勇悍，最终弥补了武器装备上的差距。通过奋勇突击，终于冲过了元军火力范围，进行短兵相接。日本刀是“世界三大名刃”之一，锋利无比。日本武士又都是职业化战士，武艺超群。日后明朝倭乱，一名日本浪人可以“单刀入阵”，明军“五兵莫御”，名将戚继光不得不发明“鸳鸯阵”，十二个打一个，才遏制住倭寇。此时元军中，骁勇的蒙古军只是少数，汉军、高丽军哪里是日军对手，顿时出现混乱。以至于连副统帅刘复亨都中箭受了重伤。
元军士气大衰，攻势散乱，也已经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撤退重新布阵。元军害怕遭到夜袭，不敢在陆地上扎营，退回船上进行休整。
一天的战斗，双方各有损失，双方都没有克敌制胜的妙招。但元军跨海远征，后援不济，而日军则可以从本州、四国诸岛源源不断地开来，陷入消耗将对元军极为不利。可只要应对得法，在已经占领的对马、壹岐站住脚等待后援，战事还是大有可为。岂料，就在当天夜间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台风，元军船只被倾覆二百余艘，落水淹死者不可胜数。
第二天，当日军又来交战时，发现海面上已经空无一船，只有随波漂流的尸体和碎木，待到抓到了幸存的元军的俘虏后才知道元军遭受台风死伤过半，其余已经撤退回国了。日本大喜若狂，举行盛大的庆功仪式，因为这一年是日本年号的文永十一年，所以被日本人称为“文永之役”。
日本欢喜鼓舞，而元军这边却是凄惶无比，在遭受台风打击后好不容易撤回本土，只剩下一万三千五百人。
忽必烈从带兵以来，无论是亲自指挥还是坐镇遥制，从没有遭受如此惨败。不过，此次大败是败于天，非战之过，他也就不好处罚忻都等人，而是积极准备再次征讨日本。
仗是要打的，但那场台风给元朝君臣留下的阴影也颇大，赵良弼那句“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总是在忽必烈耳边回响。未了能减少伤亡，忽必烈还是先后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和至元十六年（1279年）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周福、栾忠等出使日本，希望“文服”。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根本不予回复，将杜世忠等人全部杀害。
【正文】
文服无望，忽必烈不惜血本调集兵马钱粮准备二伐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已经灭亡南宋，水军、物资都更为充足的忽必烈正式下诏东征。此次东征声势比第一次浩大得多，共两路大军十四万人马，北路军由忻都、洪荼丘率领四万作战部队，战船九百艘，从高丽金州合浦出发；南路军由阿剌罕、范文虎、张禧率领十万江南军，战船三千五百艘，携带农具和稻种从扬子江口出发。两军约定于六月中旬在壹岐汇合，作战部队主管作战，屯田部队则负责在被占领区屯田，做长久打算。
灭宋战争，元军动用部队二十万，此次攻打日本，竟达十四万之多，忽必烈对于日本的重视已经仅次于南宋了。
当南路军出发前，主帅阿剌罕病倒无法成行，由阿塔海代领其军。这个小变故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却直接关系到此次远征的成败。范文虎是忽必烈钦点的副帅，阿剌罕的离职，使他成为实际上的主帅。而范文虎其人懦弱无能，贪生怕死，根本不是做主帅的材料。六月初，东路军绕过对马和壹岐，侵入博多湾，攻克了志贺岛。但因为镰仓幕府已经在在博多湾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元军战舰竟找不到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只好停泊在海面。
以后一个月里，元军多次强行登陆失败，日军也多次进行偷袭，双方各有损伤，战况胶着之下，元军退到肥前的鹰岛，等待南路军赶来会合。
七月初，南路军终于到达，两军汇合。元军将领们正商议大举进攻，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的八月一日夜间，剧烈的台风再次来临，元军舰船大都捆绑在一起，面对如山巨浪，相互震撼撞击，纷纷沉没，数万将士还没有和日军交上手便葬身鱼腹。只有张禧所部事先筑垒平户岛，隔五十步停泊战舰，这才避免了风涛袭击。
一场像样的仗没有打，便损失如此之巨，再加上对台风的恐惧，元军统帅们都已斗志全消，只想逃走。只有张禧没有气馁，劝道：“士卒溺死者半，其脱死者，皆壮士也。曷不趁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进战。”但范文虎等人却说：“还朝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完全不予采纳。
八月五日，范文虎等人丢下部队，乘船逃走。张禧无奈之下，只得尽量挽救士兵，平湖岛屯兵四千人没有船只，张禧叹道：“我安忍弃之！”将船上七十匹战马丢掉，将士兵装回。
饶是如此，近十万士兵仍是被扔在日本，群龙无首，在日军的攻打下很快溃灭。元军士兵大部被屠杀，少数江南士兵被俘虏后成为奴隶。
这一年是日本弘安四年，因此此战史称“弘安之役”。
如果第一次征日，是败于天灾，这一次可就是天灾加人祸了。即使遭遇台风，剩下的近十万元军背海一战哪里就至于全军覆没？忽必烈用人不当，选择范文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领兵，就算没有台风，又岂能是上下一心，勇敢善战的日军的对手呢？
连续两次大败，损失十余万大军，而日本却连皮毛都没有伤到。这个时候的忽必烈恐怕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了吧。他自然极不甘心，至元二十年（1283年），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儿右丞、刘二拔都儿左丞募兵造舟，准备三征日本。御史中丞崔彧、淮西宣慰使昂吉儿上疏言劳民太甚，请求暂缓，再加上江南出现动乱，第三次征日遂作罢。
日后，与安南的战争又开始激烈，忽必烈不得不下诏：“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终于彻底停止。到了元成宗继位，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请求再次用兵日本，安于守成的元成宗认为“今非其时”，没有听从。
战争是没有了，但有元一代，两国之间一直没有出现官方交往，“中日邦交”一直到明朝建立方才恢复。
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归于失败，但忽必烈此举对历史的影响却既深且远。
其一，百年倭乱。
因为战争，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元朝虽然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但就是不许和日本做生意。而日本的金属等物资非常依赖大陆，从此走私贸易频繁起来。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严禁的，日本走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便招募大量武装护从。商人一旦有了武装，便不再安心于辛辛苦苦贸易致富，而是经常地搞些抢劫之类的没本钱买卖，一些日本的大名（诸侯）也派遣私家船队参与，“倭寇”从此产生。从元朝中期到明朝中期，倭寇肆虐于中国沿海。直到明朝嘉靖末期，随着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本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倭寇才逐渐销声匿迹。
其二，日本不再安分守己。
从白江口海战之后，日本知道自身实力不行，便十分老实，没有什么对外扩张的野心。“文永”、“弘安”之役后，因为两场台风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的来临，从此便认定这是“神风”，日本有天神庇佑，永远不会沦亡，开始自高自大，乃至于在明治维新之后产生疯狂的对外扩张思想，最终差点把日本送进万劫不复。
其三，镰仓幕府的倒台。
虽然自卫反击战胜利了，但为了打仗和修筑防御工事，镰仓幕府几乎把府库都掏空了，各地诸侯为了抵抗元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还需要幕府赏赐。于是，镰仓幕府只好放任诸侯们大量侵占公地。这样一来，原本牢固的幕府经济体系之外出现了大量不为幕府管辖的土地和庄园，诸侯们对于幕府的经济依附减弱，幕府想要控制全国已经越来越困难。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快政治结构上也出了问题，众多武士因为战争而破产，而很多“百姓名主”，也就是占有很多田产的地主倒有相当数量因为发战争财而成为武士。这些人不但经济上和幕府没有联系，在人身上也和幕府没有主从关系，成为凭空而来的“第三势力”。他们有钱有武装，又不服幕府管束，日本的大乱便难以遏制。终于，在两次战役结束五十二年后，镰仓幕府灭亡。
【更新】
说起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人们总该津津乐道“神风”，也都和日本人一样喜欢将之归结于天意。其实，要不是当时的日本武士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台风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日军和宋军一般一触即溃，在“文永之役”时，恐怕就要被元军长驱直入了，那时候“神风”即使再厉害，又能帮得了日本什么呢？
忽必烈时期元朝进行的另一次跨海远征更能说明问题，那便是征爪哇之战。爪哇国是南海强国，此时是杜马班王朝统治时期。原本与元朝关系很好，在第二次征讨日本的至元十八年，爪哇王还派使者进献金佛塔。可是，忽必烈对于属国一般要求国王亲自朝见并派继承人为人质，这样的要求终为爪哇所不能接受。至元二十六年，元朝使臣孟琪在出使爪哇时再次提出朝见、人质等要求，因态度倨傲，爪哇王葛达那加剌将他黥面放回。
黥面对个人来说是极为侮辱的刑罚，加刑于使臣，则是对国家的侮辱。忽必烈大怒，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任命史弼为统帅，亦黑迷失、高兴为副帅，率兵二万，战船千艘进攻爪哇。
元军到达的很不是时候，此时原本被爪哇降服的葛郎国（谏义里）王室后裔哈只葛当起兵攻陷爪哇首都杜马班，杀葛达那加剌。葛达那加剌的女婿土罕必闍耶正在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听闻元军到来，土罕必闍耶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军队。史弼轻信其言，率军进攻哈只葛当，葛郎军遂大败，哈只葛当投降。
然而，土罕必闍耶并不甘心做元军傀儡，在谎称回城取正式降表脱身后，立即召集旧部夹攻元军。元军损失惨重，边打边退，以损失三千人为代价才登船撤走。元军虽然带回价值五十余万锭的珠宝香料作为战利品，但仍是得不偿失。
爪哇比之日本更为弱小落后，其地“千岛万岛南海南，谓远无虞险可守” 并未如日本一般有过战争准备，更没有“神风”相助，但仍然击败了元军，土罕必闍耶一战而奠定霸业，后来建立了统治伊里安岛、马来半岛达一百八十多年的麻喏巴歇王朝。
在那个蒙古铁蹄席卷一切的年代，一些小国实在要比某些大国更有血性，更值得后代为之骄傲，如高丽，如日本，如爪哇，还有下一篇的安南。
【正文】
热带雨林中的噩梦——元朝征安南之役
曾经有一本《越南史》，是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官方所编，如果忽略国名，粗看之下，会误以为是我国官方历史教科书，词汇、腔调、叙事方式如出一辙，如“人民群众”、“阶级斗争”、“人民战争”、“伟大胜利”词语之类贯穿始终。所不同的是，以越南人的观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与中国截然相反。如“二征夫人”，于中国是掀起叛乱的“妖妇”，而对越南人来说，却是如杨门女将、穆桂英一般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镇压“二征夫人”的伏波将军马援，在中国是留下“马革裹尸”名言的一代名将，有着流传千古的“铜柱家声”，在越南史书中，便是“侵略者”和“屠杀越南人民的刽子手”了。
其实，二征夫人是否会认为自己代表越南人民，马援将军是否会明白自己是在侵略他国？后人的民族主义将古人绑架，有哪里管本来面目是如何呢？人们津津乐道本民族的英雄时，又会有几个想到这些英雄对其他民族的伤害呢？也许，后人们能够平和的看待祖先的过往，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祖先，便是对祖先最大的尊重吧。
世界史上的超级大国总衍生出与自己文化相似或相同的大量卫星国，相对而言，因为内敛和不富有扩张性，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产生的文化圈仅覆盖了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三个国家。相比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可谓少之又少。而要说从制度、礼仪、文化与中国最为相近的便只有朝鲜和越南。
越南史称交趾，其领土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南部是占城国，是在明朝后期才为其所吞并。安南在秦汉三国时期，一直是中国领土，成为“交州”，三国时是吴国孙家的地盘。唐朝时，在宋平（今河内）设立安南都护府。到唐朝末年的唐懿宗时期，南诏国国王世隆崛起于西南，建立“大礼帝国”，击灭安南都护府，地盘遂为南诏管辖。随着世隆死去，大礼帝国衰微，安南又被五代十国中的南方十国之一南汉纳入统治，为交趾节度使辖地。
公元938年，交趾节度使杨廷艺叛南汉自立，被部将所杀，其婿吴权继起，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汉水师，从此独立于南汉之外。不过，吴权的政权仍是五代十国乱世之延续，并未独立于中国之外。公元968年，交趾本地豪族丁部领平定境内的“十二使君”之乱，正式建号称帝，国号大瞿越，定都华闾（今宁平省宁平市），自称大胜明皇帝，这便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丁朝。这时五代十国已经被北宋所结束，宋太祖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称为“列藩”。这标志着这块土地从中国彻底分离了出去。
交趾独立之时，正是中国从大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时代。大洗牌的过程中难免“礼崩乐坏”，城头变幻大王旗，法统荡然，“天子兵强马壮者居之”。交趾受其影响，于是先天不足。丁朝建立仅十二年便被大将军黎桓篡幼主自立，建立前黎朝。前黎朝也仅历三代二十九年便又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篡位，建都升龙（今河内），建立了李朝。
李公蕴被称为李太祖，与宋太祖一样，虽是出身行伍，但却非常明白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在位期间，建书院，立科举，在国内大力推广儒学，终于使安南如宋朝一样由乱世走向承平，留下了一百一十六年的稳固江山。传到第六代李英宗时代，仗着国力强盛，出兵攻打北宋，连陷钦、廉、邕三州，北宋出兵讨伐却屡战不胜，最后只得接受李朝的谢罪，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越南的国名便从交趾改为安南。
李朝通过普及儒学避免了武将篡权，但却忘了儒学也曾给外戚篡权提供过理论基础——比如王莽篡汉。公元1224年，外戚陈守度废黜李惠宗，立其女李天馨为帝，是为李昭皇。之后让继子陈日煚娶昭皇为妻，并强迫昭皇让位给陈日煚。1225年，李朝灭亡，陈朝建立。陈守度虽然是陈朝建立者，但并未称帝，而是扶持陈日煚为陈太宗，自称太师。
陈氏父子的命运有点像高丽“都房”执政崔氏，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获得政权，却马上就遇到了外来的强大威胁——蒙古军。
【正文】
公元1252年，还是宗王的忽必烈奉蒙哥大汗之命出征大理，在攻破大理都城之后留下猛将兀良合台继续攻略云南其他不愿归附的部落。兀良合台是蒙古名将速不台之子，在当时的蒙古帝国中属于超一流将才。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一年，云南各地尽数平定。大理国远处西南偏僻之地，地狭民贫，蒙古帝国不惜以十万大军攻之，无非是为了战略包抄南宋。可是，当大理国灭亡，皇族段氏成为大理总管之后，兀良合台却发现，要包抄南宋还有一个障碍，那便是安南。
大理段氏软弱恭顺，对兀良合台平定云南大有帮助，对他来说，安南应该和大理差不多，没必要兵威相加，于是派出两名使者前去劝降。此时，陈太宗和陈太师还在篡国成功的喜悦中没有自拔出来，也不知道蒙古军的可怕，对于劝降断然拒绝，将蒙古使者投入监狱。
兀良合台哪里容得下这种侮辱，1258年初，与儿子阿术率军征讨安南。陈日煚作为开国之君，自然不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之辈，亲帅主力布阵于红河南岸，“隔江列象骑、步卒甚盛” 。兀良合台此次南征，并非奉有中央命令，再加上忽必烈离开云南时带走了主力，因此兵力并不雄厚。日后兀良合台配合蒙哥汗出征南宋，麾下是一万蛮兵和三千蒙古骑兵，此时兵力应该与那时差不多。见到安南军已有防备，兀良合台命令所部分三路强行渡河，自己一路猛攻敌军阵营，儿子阿术负责切断安南军路上退路，大将彻彻都负责抢夺安南军战船。
兀良合台所部后来能够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从云南势如破竹攻到湖南潭州（长沙），可想而知战斗力之惊人。安南军在东南亚诸国中虽称劲旅，毕竟是井底之蛙的水平，一战下来，土崩瓦解。太宗陈日煚本来无处可逃，但因为彻彻都只顾着追击岸上敌军，没有专注于俘虏安南军战船，终于使得陈日煚逃出生天。战后，兀良合台责彻彻都违命之罪，彻彻都服药自杀。
红河防线一丢，安南首都升龙便无险可守，陈日煚带着文武宫眷弃城而走，兀良合台占领升龙，发现派出的使者已经有一个瘐死狱中。这样的场景在忽必烈占领大理城时也发生过，忽必烈想要屠城，幸亏随军听用的姚枢等人力谏才作罢。兀良合台身边此时却没有可以劝谏他的文士，于是，为了泄愤，屠城令下，升龙顿时成为鬼蜮。
首都虽然拿下了，可国王没有抓到，安南也没有屈服，太宗陈日煚和太子陈日烜收集残部，准备反攻，大将陈国峻也率军从山西路东下勤王。兀良合台兵力有限，有陷入包围的危险，再加上热带雨林气候使得兵士尤其是蒙古兵颇多患病。无奈之下，兀良合台在占领升龙九日后，撤兵回云南。留下两名使者等陈日煚回来招降。待到陈日煚“回銮”，发现京城残破不堪，虽然大怒，但已领略蒙古军善战的他不敢再拘押使者，将两名使者捆绑送回。
一个民族的领袖是否称职，就要看他能灵活的顺应时势来换得民族最大的利益。陈太宗陈日煚当初拒绝蒙古帝国的招降，在于不知彼不知己，在吃一堑之后得以长一智，传位给太子陈日烜，是为陈圣宗，父子二人开始改变“侍北”策略。1260年，大元王朝建立，陈圣宗主动遣使表示归附。忽必烈派礼部郎中孟甲，礼部员外郎李文俊出使安南，宣谕：“尔国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埸，乱尔人民。卿国官僚士庶，各宜安治如故。” 安南从此得以短暂太平，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封陈日烜为安南国王。
但是，元朝对于藩属国的要求，有君主亲朝，太子入质，设置达鲁花赤的内容。这对于儒化极深的陈朝来说根本无法接受，陈圣宗以宣谕诏书中有“一依本国旧制”为理由，百般推脱。在阿里不哥尚未讨平，南宋尚未吞并之时，忽必烈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就这样一直推托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阿里不哥早已成为古人，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也已灰飞烟灭，耐不住性子的忽必烈遣使提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 此时，陈圣宗已死，其子陈日燇继位，是为仁宗。仁宗知道这已经是最后通牒，拖无可拖，干脆积极备战，并将由元朝封为国王的叔叔陈遗爱暗杀。
【正文】
至元十八年（1281年），原本已经臣服元朝的占城国出了乱子，王子补的不满元朝欲图直接统治占城，起兵反抗。忽必烈派大将唆都从海路攻打，占城不久便被平定，将其列为行省，与荆湖行省合并，称为“荆湖占城行省”，治所设在鄂州。占城在安南之南，这样一来，便实现了对安南的南北夹攻之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命第九子镇南王脱欢驻鄂州，全权负责征讨安南。
镇南王所部再加上荆湖占城行省，军势极为浩大，于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兵分六路压向安南。
陈朝早已准备翻脸，大军压境并不惊慌，陈朝名将陈国峻督率十万大军于万劫（今越南海阳）阻挡北路元军。仁宗也亲率十万军队于排滩抵挡唆都、乌马儿的南路元军。
有准备是一回事，部队经不经打是另一回事。在元军凌厉的攻势下，陈国峻、仁宗所部先后被击溃，首都升龙再次失守。镇南王脱欢在陈朝王宫中设宴款待将领，并向忽必烈报捷。
然而，安南军正面抵抗虽然失败，但很快便在陈国峻的筹划下，开始了游击战。主力部队分散四方，以小股部队不停地袭扰元军。元军欲寻安南军主力决战不可得，疲于奔命，损失惨重，再加上热带雨林气候使得兵士大量患病，战斗力日弱一日，眼看要陷入泥潭，脱欢无奈，只得听从众将谏言，撤军北还。
岂料，出击时安南军不见踪影，撤退时却四面八方而来。陈国峻指挥安南军民层层阻击元军，为保护脱欢安全，大将李恒舍命断后，且战且退，被毒箭射中膝盖，回到广西思明州后毒发而亡 。李恒为西夏王族后裔，在灭宋战争中屡立战功，更协助张弘范在厓山几乎全歼南宋水军，是元军中难得的悍将，结果却在热带雨林中殒命。
北路军撤退，南路唆都、乌马儿所部却还不知道，得到安南人告知后仍不相信，待看到北路军大营已人去营空才仓皇向顺化海岸撤退，结果耽误了时间，在入海口遭到安南军的包围，唆都力战而亡，乌马儿侥幸逃脱，损失将士数万。
在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一年的这十年中，世祖忽必烈可谓流年不利，在西面被自己的侄子海都压着打，西北防线退缩到斡端，东面连续两次征伐日本失败，损失将士十余万，这回竟然征讨安南也失败，且损失两员宿将。堂堂元世祖，继承了无敌祖父成吉思汗最大遗产的“众王之王”，竟然屡战屡败，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原本准备第三次攻打日本的计划被搁置，忽必烈决定“专事交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征调江淮、湖广、江西三行省的蒙古军、汉军、新附军七万人，云南蛮兵六千人，海南岛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近十万人马再征安南。此战仍是以九皇子镇南王脱欢为统帅，设立“征交趾行尚书省”，以大将奥鲁赤为平章政事，程鹏飞、阿八赤为右丞，乌马儿、樊楫为参知政事，统归镇南王节制。
是年十一月，元军分东路、西路、海路三面攻入安南。
安南军仍然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元军一路斩关夺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红河，再次占领升龙。
可是，安南经过两次战争洗礼，已经总结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在陈国峻的安排下，坚壁清野，主力分散，以小规模的丛林战骚扰元军，只等着元军疲敝之时再发动反攻。
面对安南的战术，镇南王脱欢也并非毫无应对，他吸取上次经验，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分兵占据安南州县，立寨防御。这一招确实有效地避免了被安南军搞得疲于奔命。但是，安南百姓抗战热情高涨，与元军极不合作，就地筹粮等同于缘木求鱼。而从本土运送粮食又遭到安南军阻截——运粮万户张文虎押粮渡海，在绿水洋被安南水军拦截。张文虎无奈之下将粮食全部沉于海底，率轻舟突围。
粮食不济，脱欢不得不放弃步步为营，命令所部寻找安南主力决战，可茫茫雨林，熟悉地貌的安南军总是隐藏的恰到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找到。而潮热的气候又再次让元军成批病倒，脱欢除了仰天长叹：“地热水湿，粮匮兵疲”之外，拿不出任何好办法。
一直拖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二月，斗志几乎为零的元军终于在听从众将领劝说的脱欢率领下分路撤退。同上次一样，这时候安南军如同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处处阻击元军。右丞阿八赤率精锐步骑开路，每天作战数十次，终于在内傍关中毒箭身亡。脱欢改道由单已县和盝州撤退，方才逃回广西，但所率人马已经损失十之六七。
陆军损失惨重，水军更惨。乌马儿、樊辑率水军沿白藤江入海撤退，在入海口遭到陈国峻伏击，安南军在河道钉了木桩，元军水师被困在江面进退不得，四百艘战船全军覆没，乌马儿、樊辑双双被俘杀。
再次惨败于蕞尔小国，忽必烈勃然大怒，虽然脱欢是他的亲儿子也无法姑息，将他先调至淮南江北，再迁汴梁，最后贬谪到扬州，并下令终身不准入觐。脱欢从此郁郁不得志，未能再被委任领兵，也没能再见父亲一面。
【正文】
连续三次击退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安南君臣百姓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自傲，但连年战争让小小的安南遍地焦土，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即使不被打败，也会被拖垮。陈圣宗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遣使上表，献上自己的金制跪像，谢罪乞和，并送还俘虏。
安南虽然服软了，可怎么看也像得了便宜卖乖。忽必烈虽然接受了贡礼，但仍然要求安南国王亲自朝见——也许忽必烈觉得，自己的闷气只有看到安南王跪在面前低声下气才能纾解吧。可陈圣宗和继任的陈英宗虽然愿意称臣纳贡，可就是不愿意亲自朝见，这也可以理解，自己把人家打得那么惨，一旦亲自去了，万一老皇帝震怒，还不得当场掉脑袋？
安南王不愿意亲自来，忽必烈的怒气始终难消，按他自己的话说，“此事犹痒在心，岂诸人爬搔所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已经在病榻上的忽必烈任命湖广行省右丞刘国杰为湖广安南行省平章政事，与宗王亦吉里带、江西行省枢密院副使彻里蛮调集五万六千大军准备四征安南。可老皇帝已经风烛残年，没等到大军出发便驾崩于大都。元成宗铁穆耳继位，下诏罢征安南，两国关系终于由战争走向和平。
战争可以加速文化交流，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和平交往虽然交流速度放缓，却往往更为持久，影响更为深远。元成宗之后，元朝和安南使节往来不绝，商旅互通有无，僧人、儒者相互学习。元朝的杂剧传入安南，从而形成了安南独特的歌剧艺术。
征讨安南之役，与征讨日本之役一样，是史学家，特别是战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安南人以贫弱小国竟然能够顶住元朝三次大军侵袭，有人将之归结为热带雨林的恶劣气候导致元军疾疫横行，不战自乱；有人则说是因为安南人丛林战、袭扰战运用巧妙，使得元军如饿虎扑蚊，有力使不上；而越南人自己则说：“我国人民三次抗战获得伟大胜利。陈朝抗战已达到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水平, 天才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陈国峻。”
以笔者所见，将失败归结为气候，就如归结为“神风”属于荒诞，而说“人民战争”云云，则更是有些可笑。安南之胜利，其一在于坚决的抵抗意志；其二在于气候确实不适合元军；其三则是陈国峻高明的战略。这三点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安南的下场都有不会美妙。
就如另一个有着热带雨林保护的国家——缅甸蒲甘王朝，其国王那罗提鈳波帝也和安南陈朝一样坚决抵抗，但是因为缺少陈国峻这样的军事天才，只知道排阵迎敌，据城固守，而不能充分发挥地理和环境优势。最后王京陷落，国家分裂，蒲甘王朝成为一个个小割据政权，终于灭亡。陈国峻在越南是世代敬仰的民族英雄，如同中国的关羽、岳飞一般享受香火，他确实当得这样的殊荣。
越南这个国家让人不得不钦佩，从北宋开始，到元朝、明朝、清朝以及后面的法国、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或排名较前的强国，竟没有一个能真正使之屈服，在亚洲诸国中，其骨子里的桀骜和悍勇，恐怕即使是以“武士道”为标榜的日本也无法相比。然而，其国刚则有余，巧则不足，能够艰苦卓绝的维护独立和尊严，却不知该如何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于是屡屡抗战胜利，而又屡屡遭受侵略，时至今日，在亚洲仍然是二流国家。所谓成也刚性，败也刚性。
若说以史为鉴，越南的历史倒值得人们反复推敲，深深思索的。
【正文】
功过参半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
朝代的第二代君主，被称为“龙颈”。所谓“龙颈”，也就标志着既不可能如龙头——开国君主一般那么声名显赫，也不如龙尾——末代君主一般让人记忆深刻，他们往往被前辈的光辉和后辈的黑暗所掩盖，很少被人注意。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隋炀帝杨广。不过前者是名为龙颈实为龙头的代表，而后者则是王朝二世而亡的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完全发挥龙颈应有的作用，更多的做了龙头和龙尾该做的事。
很么是龙颈该起的作用呢？就如脖子是联通大脑和身体的重要器官，脖子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运转。所以，承上启下，变乱为治，便是龙颈的责任。因为第一代君主戎马倥偬，将动乱的天下初步整合起来，但要完成一个帝国大厦却往往或因天不假年或因力有未逮而不能如愿，那么一个合格的第二代君主就需要平息没能彻底平息的动乱，完备没有完备的制度，启用没有发现的人才，完聚散漫的百姓。可以说，第一代君主是要打好地基，而第二代君主则是要打牢地基。
我们发现，凡是第二代君主担当好了龙颈的角色，一个“盛世”便会应运而生，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等。
那么，大元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元成宗铁穆耳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龙颈呢？可以说他既是又不是。说他是，是因为由于他的垂拱而治，善于守成，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延续了六十一年；而也正是因为他不思变革，抱残守缺，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只延续了六十一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既是蒙古帝国继承者，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于大都紫檀殿，庞大帝国的心脏一时间停止了跳动。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集权国家来说，最高统治者的死亡或变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
所幸，老皇帝虽然享寿近八十岁，但在暮年并没有糊涂，早就在物色继承者的人选。当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仁慈孝友的真金太子先他而去后，他已经把眼光放在了第三代皇孙们的身上。
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大皇后察必所生的嫡子有四人，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四子那木罕。朵儿只早逝，因此真金才为太子，可是因为忽必烈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儿子们一个个都没能熬过父亲，真金、忙哥剌、那木罕都先于父亲离开人世。八个庶子中，也只有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死在父亲后面，然而首先他们或才能平庸或有过过失不可能被考虑，另一方面接受了礼法制度的忽必烈也会选择庶子继承皇位。第二代既然无法指望，也就只好寄希望于第三代了。
在伯颜一章中介绍过，第三代中只有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有资格入选。可甘麻剌才能平平，且在与窝阔台汗国交战时吃过败仗，对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来说这是大忌。铁穆耳倒是在镇戎漠北之时颇有战功，马可•波罗称赞他“生性善良，智勇双全，曾在几次大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敢。” 而且，真金太子的太子妃，铁穆耳的母亲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和察必这对老夫妻的喜爱，公公婆婆疼儿媳妇，便会爱屋及乌对儿媳妇所喜爱的孩子也另眼看待。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和母亲感情比较淡漠，远不如铁穆耳。阔阔真对铁穆耳的偏袒，自然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
本来铁穆耳已经胜出自己的二哥了，可他却也有一个要命的缺点——酗酒，“铁穆耳合罕是一个酒鬼。无论合罕（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他，都没有用。以至于合罕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一些护卫盯着他，让他们不给他酒喝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样的毛病，铁穆耳虽然比哥哥强过很多，已经处于无竞争对手的地位，可“皇太孙”的名分却迟迟定不下来。直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才把原本真金太子的“皇太子宝”印授予铁穆耳，但也没有正式颁诏确定他的地位。
于是，在忽必烈驾崩之后，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在上都举行“库里台大会”来选定皇位继承人，晋王甘麻剌趁机想要和弟弟一争高下，多亏托孤之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鼎力支持，铁穆耳才顺利的成为大元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元成宗、完泽笃汗，改年号元贞，以明年为元贞元年。
因为爱喝酒而让十拿九稳的事出现变数，铁穆耳痛下决心戒了酒，“现今当他做了合罕之后，他自动的戒了酒，喝的稀少了，从前忽必烈合罕无论怎样要求和强制，都不能阻止他饮酒。当他成为最高权力的主宰之后，至高无上的神就从他心中把对酒的嗜好给驱逐出去了。”
“至高无上的神”云云自是没有，但能够戒掉酒瘾却是需要极强毅力，要知道，除了毒瘾，酒瘾可说是最难戒除的。
做了皇帝，自然要诏告天下，既要对上一任皇帝做一个大概的评价，也要对自己今后的施政方针做一下说明，在颁布的即位诏中，成宗除了对祖父做一些“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之类的颂扬，还要对自己的合法性作出明确，指出父亲“德盛功隆，天不假年”，所以自己才会“仰荷先皇帝殊眷”，得以“ 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祖父去世后，自己受到“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的推举，才名正言顺的继位——我当皇帝是绝对没有任何法律和传统的问题的。
继位之后，要怎么干呢？成宗提出“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也就是说，先帝的制度、规矩自己要奉行不悖，先帝重用的臣子自己要继续倚为干成。
忽必烈称帝之时，指出要“祖述变通”，因为他要开创新的帝国框架，名为继承实则创业。而成宗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要守成，保住爷爷留下的遗产，因此必须要对成规“罔敢失坠”，这是所有守成之君的必修课。
【正文】
为政首在用人，想要“恪守成宪”，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官僚系统便要尽可能的与前朝保持一致。同时，针对党争之类的情况，新皇帝也要有所调整，成宗一朝，所用宰辅重臣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基本上较为持平。而以施政理念而言，则也是汉法派、理财派平分秋色。
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中，理财、汉法派的血腥争斗已经归于沉寂，忽必烈重用的完泽、不忽木、伯颜、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虽都不是汉人，却基本上是儒臣和倾向汉法者。对于这些人，成宗继续委以重任。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这三位重臣便成为朝臣中最尊贵的“三公”。完泽仍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
可就如前文所言，伯颜、玉昔帖木儿两位重臣都在成宗即位第一年便相继去世，月赤察儿又在大德五年前往漠北辅助成宗的大哥晋王甘麻剌对付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因此成宗一朝执掌朝政时间最长的却是政坛“小字辈”完泽。
成宗一朝先后有四位丞相，均是蒙古人，但却大半为汉法儒臣，完泽秉政时间最长，最受信任。伯颜、玉昔帖木儿去世后，完泽被拜为太傅，成为三公之一。既是右丞相，又是太傅，施政理念几乎贯穿了成宗执政期。其人是坚定的“平和主义者”，讲究“恪守成宪”，于朝政能少动便少动，而且喜欢“与儒臣论定朝仪”，时人称“ 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 完泽去世后继任为右丞相的哈剌哈孙虽为功勋贵族，却也坚持用儒家理念治国，“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倒是与哈剌哈孙并列朝堂的左丞相阿忽台是位伊斯兰教徒，颇有理财之臣的风范，可元朝以右为尊，左丞相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日后这位阿忽台在成宗去世后欲图协助安西王阿难答夺位，却被哈剌哈孙轻易击败。
宰相领袖群臣，而平章政事作为“副宰相”，则更关乎朝政施行。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先后有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九人。不忽木是世祖朝末期汉法派领军人物，被称为“纯儒”。阿鲁浑萨理是畏兀儿人，受业于国师八思巴，原本精通佛学，后“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从而成为以“治天下必用儒术” 为根本理念的儒臣。与他相反，梁德珪虽为汉人，却信奉伊斯兰教，回回名叫做“暗都剌”，意思为“真主的仆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七人均属于色目人。这样看来，似乎副宰相中“理财派”较为占优，但赛典赤•伯颜（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孙）、梁德珪、八都马辛等人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等人不同，不但理财能力超群，而且并不擅权谋私，没有另立尚书省，在中书省内与完泽、哈剌哈孙共事并无抵牾，清理户籍，整顿税课等卓有成效，乃至“大德间颁赐倍于至元而赋不略加”。
以赛典赤•伯颜为例，他是元代“三伯颜”之一：有元一代有三位著名的伯颜，一位便是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一位是元末大权臣伯颜，还有便是这位有着著名的爷爷，而自己也以理财闻名天下的赛典赤•伯颜。其人在中枢十年之久（至元三十年到大德七年），主要的功绩便是提倡节约开支、清理江南户籍和整顿选官之法，对于成宗一朝的政治和经济的平稳很有贡献。唯一的“污点”，便是请旨启用了“阿合马党人”阿里。不过阿里其人只是当年依附于阿合马，自己本身没什么过分的劣迹。成为平章政事后，干的也都是漠北购粮，整顿江浙财政之类实际的活。有历史问题，朝中又有不满他出山的势力存在，所以阿里从始至终也没有兴风作浪过，到大德九年去职后，其行踪都不为正史所载。
平章政事是副宰相，而中书右丞、左丞则可算作是“助理宰相”，在成宗一朝任中书右丞、左丞时间较长者有五人，分别是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是深谙儒学的汉人。何荣祖在世祖时便是元代第一部法典《至元新格》的编撰者，成宗时更进一步编定了《大德律令》。张九思在世祖朝便是工部尚书，阿合马被杀案时，便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假太子的真相。杨炎龙、何玮是真金太子生前便十分看重的儒臣，尚文更是粉碎答即古阿散诬陷真金太子的阴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谋主”。
不厌其烦的列举成宗一朝的宰相班底，读者应该已经有所明了。这样的宰辅班子，最大的特色便是持中、平和，没有哪个政治派系可以独大，政治稳定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成宗一朝除了并不伤筋动骨的御史台和理财之臣的政争之外，没有出现世祖时期血腥的政坛风暴便是明证。但是，这样的行政安排若要让国家有大的起色，则需要一位思大有为而心思缜密的君主，否则便会流为“不痛不痒之天下”。不幸的是，成宗铁穆耳恰恰是一个粗心大意而较为慵懒的皇帝，作为宰辅之首的完泽又是以恪守成宪作为最高施政要求，因此成宗一朝也就有了无所事事、人怀怠心、政令难行的低效作风。
【正文】
世祖朝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七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十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 。时人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的低效，耐用“一紧二慢三休” 进行讽刺。成宗对此很有意见，大德三年他申斥六部官员说：“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 这是在要求官员们提高行政效率，实心用事。可这句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位已经六年，竟然连六部官员“昔未知其人为谁”，担任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职务，成宗这是否也算是“渎职”呢？长时间弄不清各部委长官的名字，那么对于地方官恐怕更是知之甚少，成宗想教育臣子好好工作，却先暴露了自己的不用心。教育的成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育没起作用，成宗便用惩罚的方式进行整肃。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可是，所谓上行下效，皇帝本身不勤政，即使有惩罚机制，臣下的怠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教育不行，惩罚无效，成宗也曾想过用选拔新鲜人才的方式改变政府的工作面貌。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成宗仅继位五个月，便“诏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六年（1302）六月，又“建文宣王庙于京师”，将儒学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予以推广。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成宗在所下诏书中提出选拔人才的主张，曰：“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
话说得不错，可纵观成宗一朝，没有如科举这样的固定选拔机制，这举贤才的主张始终只是聊胜于无，真正可以匡补时弊的能臣并没有能够充实到实际岗位上，更枉谈进入中枢革故鼎新。
成宗庙号中的“成”字，在谥法中内涵相当丰富，竟有二十个解释——“安民立政曰成；刑民克服曰成；佐相克终曰成；制义克服曰成；礼乐明具曰成；持盈守满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达强立曰成；经德秉德曰成；民和神福曰成；道兼圣智曰成；夙夜警戒曰成；曲直赴礼曰成；仁化纯被曰成；不忘久要曰成；德备礼乐曰成；德见于行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内德纯备曰成；坤宁化洽曰成”。可说德才、事功、礼乐、教化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如“安民立政、佐相克终、仁化纯被、持盈守满”之类，成宗可说及格，而“礼乐明具、通达强立、道兼圣智、夙夜警戒、不忘久要”之类可就差强人意，一味的守成，虽然能够与民休息，但弊病不除，得过且过，也就不能发现突出的矛盾而予以处理。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需要后继者解决的问题，可说成宗都没有能够解决，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问题不至于放大而已。
懒惰的皇帝加上低效的行政机构，这样的组合来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想不出事也难。可历史上的算数总不是简单的正正得正，负负得负，成宗朝看起来不尽人意的政府在其统治前期却大有承平气象，官民两相安，这就不得不说归功于他在坚决守成的同时，变武功为文治，推行与乃祖相反的好静不好动政策——不那么积极进取的政府客观上促成了与民休息环境的形成。
守成是要“不变”，可变与不变总是辩证的，要守成除了“恪守成宪”，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先帝一些政策也必须要有所调整，否则“成”必定难守。元世祖忽必烈“定官制，立纪纲”，“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 。和西北驻蒙古汗国交兵是为了维护宗主权威，平灭南宋是为了一统天下，这都无可非议，但征日本、安南、缅甸、爪哇等等战役，全都是毫无意义的“面子工程”，且因为种种原因败多胜少，劳师糜饷，百姓也负担沉重——仅就征讨日本、安南和爪哇等国进行的打造船只的差役，就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被征发的工匠、民夫“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不知其几” ，“工匠、牛畜死者相望。” 而四处征战产生的繁重军务开支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弥补空虚重用理财之臣又导致政争不断，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政策变化频繁而百姓无所适从的情况。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泱泱大国最忌讳的就是政策多变。
成宗一继位，便停止了对安南的进攻，释放安南使节，同时又拒绝了大臣继续讨伐日本的建议，派使节出使日本。除了对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仍要继续之外，所有对外战争全部叫停，并颁布了一系列养民之法，终于实现了大元开国以来迟迟未能实现的“与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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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廷机构来说，世祖末期废黜尚书省，成宗时代虽然用过理财之臣，但始终没有再复立；海外贸易上，世祖朝末期制定了“市舶司法二十三条”，对海外贸易进行了规范，成宗一朝仍然遵行不悖，虽有过一次海禁，却也是因为朱清、张瑄一案造成的连带影响，很快便又开禁了；以税法来说，世祖时代的定制，成宗也没有大的变动，如税粮，只是“复定上都、河间输纳之期” ，因为这两处一个气候寒冷，收获季节较晚，一个气候较暖，收获季节较早而已；如科差 ，将原定纳奉钞户的全科户、减半科户扩展为全部纳科差之户，也只是因为初时的复业户和渐成丁户（也就是经济困难需要照顾才能恢复生产的民户）已经不复存在了。倒是在江南实行的两税制，世祖时代只在江东、浙西征收夏税，其他地方只征收秋税，成宗为了增加收入，“始定江南夏税之制” ，在南方各地开始征收夏税。不过，两税制是宋朝旧制，世祖时代名为两税实则一税，成宗只是使之名副其实而已。
中国自古便是以农立国，与民休息首在重农。成宗一朝对农业、农民多有爱护条令，指出“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 ，“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 。同时，成宗屡屡下诏减免赋役，规模较大的便有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减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元贞元年（1295年）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元贞二年（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大德二年（1298年）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停止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大德三年（1299年）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大德八年（1304年）下令天下官员体恤民情，减省刑罚，免除灾民差税一至三年不等。在国家减税的同时，也下令富户、田主减免佃农地租，至元三十一年便因为减免税赋总是恩及富户田主，而“其佃民输税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于是下令“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大德八年更是将江南地区富户减免地租设为定制：“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
减免农税之余，成宗也较为注意社会救济，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 ，“贫民疾病，失于救疗，坐待其毙，良可悯焉。宜准旧例，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朝廷出钱赈济和赏赐百姓，也并不吝啬：“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 史书上，随处可见“以伯遥带忽剌出所隶一千户饥，赐钞万锭”，“ 赐诸鳏寡贫民钞二百锭”，“ 以陨霜杀禾，复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 赐章河至苦盐贫乏驿户，钞一万二千九百余锭”，“ 赐贵赤亲军贫乏户钞四万一千五百余锭” 之类的记载。
成宗执政时期，北方“京畿所储充足”。江南也摆脱了灭宋战争的创伤，“世道清平，人获休息”。 成宗确有守成安民之功。
解决前代问题毕竟是杰出者的工作，这样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皇权历史中能数出来的不过十个左右。能够让已有的问题不至于扩大，维持一个尚可的条件以待来者就已经是算是及格的君王了。成宗铁穆耳在元朝诸帝中被评价为“不好不坏” ，以笔者之意，如以百分制计算，他的得分可在七十分。
七十分不算高分，想来成宗若知道笔者这样评价他一定会不满，但这并非笔者要贬低他，实在是这位大元王朝的龙颈虽有善政也弊政连连，两相抵消，得个七十分，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正文】
善政咱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再犯世祖时代的过失，可算“惩前”，但很多根本问题未能触及，没有做到“毖后”。而弊政却是开了先河，使得后世诸帝竞相效仿，流毒长远。
成宗的弊政主要和财政有关，也就是说国库缺钱。而缺钱的原因，则并非因为战争、宫殿建设之类史上常见的花钱项目——其一，赏赐宗王皇亲耗费无度；其二喜爱珍贵宝石，不惜巨资从海外采买。
先来看滥赏。
打开《元史•成宗本纪》，粗略翻一下，便会看到一次又一次赏赐宗王皇亲的记载，而且每次出手阔绰。这里随便拿出几个例子，可见成宗不拿钱当钱之一斑：
“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
“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合迷里的斤帖林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
“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诸王伯答罕、末察合而部贫乏者三千锭，伯牙兀真、赤里、由柔伯牙伯剌麻、阔怯伦、忙哥真各金五十两，银、钞、币有差。”
“赐诸王不颜铁木而、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其幼王减五分之一。”
“赐诸王合班妃钞千二百锭、杂币帛千匹，驸马塔海铁木而钞三千锭。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 物，赐钞千三百余锭。”
……
这样的赏赐分开来看，还不算惊人，但成宗几乎是大赏三六九，小赏月月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加起来可就向天文数字迈进。世祖时代，财政危机往往是战争打出来的，到了成宗朝，基本是赏赐赏出来的。成宗刚一登基，赏赐就没完没了，中书省大臣不得不建言皇帝花钱注意点，量力而行：“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 到了第二年，中书省官员更进一步建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 成宗表面“从之”，可依然我行我素。
成宗给块银子当土块的性格，并不像遗传与父亲、祖父一系，倒和他的曾伯祖父窝阔台汗很相似。当然，成宗这么大手大脚赏赐宗王皇亲，也并不是如窝阔台汗一般视钱财如无物，而是有着不得以的苦衷：毕竟自己并没有无可辩驳的继承人名位，爷爷忽必烈始终没有正式册封自己为“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而在确定地位的“库里台大会”上，自己是仗着重臣的威慑才压服了大哥及其支持者。可想而知，登上九五之尊的成宗并不像自己在即位诏书中所说的那么理直气壮。皇帝既是一国之主，也是一家之主，亲人们的支持和大臣们的支持一样重要。大臣的支持可以靠加官进爵来回报，而皇亲们地位已经极为尊贵，能回报他们支持的只能是超过惯例额度和次数的赏赐了。
这样的情况就如魔咒一般，成宗之后皇位的传承，几乎每一代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成宗开始的这种贿赂型赏赐似乎是避免同室操戈而巩固皇位合法性的最佳方法。于是，“滥赐”成为元代痼疾。
帝国时代，皇位是否稳固关乎国本，也关乎万千百姓的生存，能用钱解决的事情的确比流血解决要好，为了稳固皇位而拼命花钱虽说透着呆，也还有情可原。可成宗另一宗花钱大项目，就只能看作是奢侈和虚荣了。
这便是“中买宝物”的花销。
所谓中买宝物，就是从海外购买的珍惜珠宝用来上供给皇帝。皇帝是天下最有钱的财主，买些奢侈的宝石之类装饰自己的服饰，按说并不过分。但中买宝物的对象，是盛产宝石的中亚、波斯、印度等地，那么常年以经商为生，掌握与这些地区贸易路线的色目商人自然就会成为承包商。色目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便勾结朝中的色目大臣，以向皇帝呈献海外宝货的形式，而从政府那里取得数倍、百倍的赏值，而色目大臣用权力入股，自然要从中分取大利。
世祖忽必烈在打仗方面很舍得花钱，但在私生活上比较简朴，对于中买宝物并不重视，在位期间，一些色目商人经常拿些宝石珍珠之类在皇帝面前“促销”，总是被“帝以无用却之” 。而到了成宗朝，不但对促销的来者不拒，还经常组织采买。
皇帝喜欢稀罕宝物，也就不会问价钱，商人、权要又从中哄抬物价，这么一来，为买宝物而花销的银钱自然以骇人的速度从国库中流走。
这里只举一例，成宗曾经从“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用来装嵌帽顶，竟然估价中统钞14万锭。光一个帽子的装饰就如此昂贵，皇帝、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每人的帽服何止千套，需要装饰的宝物要花多少钱，也就可想而知。在伊朗史家拉施特的《史集》中，也记载了成宗买宝石的巨额费用及其中的贪污情状：“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宝石和装饰品，并把它们卖给了合罕（指成宗）。异密们、宰相们和旧货商人来了，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
成宗自己喜欢宝物，而因为他的影响，“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其对于国家财政的危害，也就一直贯穿元朝始终。
张弘范之子张珪曾对成宗开“中买宝物”的恶例有过切要的评价：“中买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锚株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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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珪的话切中时弊，不但说出了“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的奢靡浪费，更指出在买卖中隐藏的“蚕蠹国财，暗行分用”的贪贿行为。成宗朝腐败案时有发生，虽然也有官员在掌管税赋时中饱私囊，比如大德三年（1299年）发生平章教化、的里不花，行台中丞张闾在领财赋时盗钞数十万锭的案件。可更多的贪贿则是存在于中买宝物的贸易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便是朱清、张瑄之案。
朱清、张瑄都是海盗出身，在南宋时受招安，宋亡后降元。二人因长年在海上谋生，极为熟悉海路运输。至元十九年向元廷建议以海运代替漕运作为南粮北调的运输方式，经试航成功后，每年海运北上粮米达三百万石，全然解决了南粮北运不畅的问题。他们开辟的开洋港刘家港（今今江苏太仓市刘河镇）也很快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的“六国码头” 。二人因功得到卓拔，朱清升至海道中万户、大司户、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二人身居高位，又掌管海运，“得以与诸番贸易” ，自然也在中买宝物中获得不少好处。大德六年，二人因被告发有谋逆情事遭到诛杀。
朱、张的败亡虽然看似是因为谋逆，但却牵扯到经济问题。对此案的调查中，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多名高官行贿，数额巨大。成宗盛怒之下，将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梁德珪、段真、阿里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全部撤职。并派遣官员查办国内贪腐情况，审理冤案五千一百七十六件，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获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
可这种一日之间宰辅一空，一时之间天下反腐的情况在成宗一朝仅出现了这一次，大多数腐败案件到了成宗手上通常都是“俱敕不问” ，皇帝态度如此，各级官员也就纷纷养痈遗患。
滥赏和中买宝物已经使国库不堪重负，贪腐使得大量财赋被吞没，而国家日常开支如官员俸禄、赈灾、修河等等也不能减少。终于，原本就不富裕的国库，出问题了。
元贞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在成宗询问财政状况时便提出：“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 到元贞三年，更是到了“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支” 的地步。每年的收入，都是不到半年便花完了，那剩下的用度该怎么打发？这里再次展现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好心办坏事——前文说过，成宗朝非常注意减轻群众负担，不肯增加税额，那么国用不足的部分便只能动用“钞本”，也就是发行纸币的储备金。如此一来，纸币的贬值就难以遏制。虽然看似不敛财于民，但通货膨胀的单还是要百姓来埋，政府金融信誉也每况愈下，这是典型的剜肉补疮。
剜肉补疮是很危险的事，往往都是疮没补好，肉也烂完了。成宗这么做可说最大的弊政，而他的幸运之处是在于经济问题最终的爆发需要积累，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较为健康的钞票发行制度和雄厚的钞本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破坏殆尽的，于是成宗朝的经济状况就在这看似无事实有忧患当中勉强维持着。
朝政以守成好静为重，经济问题也看不出马上有大麻烦。对外战争除了对付西北的察合台、窝阔台汗国外，也基本停了下来。大元王朝一片晏然的景象。元成宗铁穆耳这个龙颈似乎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岂料，上天却硬生生将一件大礼硬塞给了他。
这份大礼来自于西北。
前文说过，大德五年（1301年），窝阔台汗国之汗海都、察合台汗国之汗笃哇统领大军越过阿尔泰山，猛攻元朝戎北大本营按台山，与元军爆发了“帖坚古山会战”。会战的结果虽然元军打得窝囊，捞了个不胜不败之局，却有了个意外之喜——让世祖忽必烈都头疼不已的中亚枭雄海都在战后殒命。海都是反元朝的急先锋和旗帜，他的死使得中亚局势急速变化。很快，原本被迫听命于海都的笃哇依仗自己的实力控制了窝阔台汗国。并于大德七年（1303年）与窝阔台之汗察八儿派使臣出使元朝，表示恭顺罢兵之意。
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元成宗大喜过望，不但厚赐两国使臣以金币，并派出使臣和窝、察两国使臣一起前往西方面见伊儿汗和金帐汗，希望各国全部罢兵修好。随着使臣们的往来，到大德八年（1304年），金帐汗脱脱、伊儿汗完者都、察合台汗笃哇、窝阔台汗察八儿全部盟誓罢兵，并奉元成宗铁穆耳为合法“合罕”，众汗国之宗主。
当年爷爷忽必烈费尽心机也没能完成的功业，自己竟然轻易得到。成宗似乎有理由自豪，如古波斯的国王大流士一般向全世界自我标榜：“我，铁穆耳，伟大的王, 万王之王,蒙古之王，诸国之王” 。虽然这个称号的取得靠得不是努力而是运气，可一分运气足可抵消九十九分的努力，在成功面前，谁还能说个不字呢？
内政没费什么心思却也国泰民安，现在外患竟然没费什么心思竟然也一举消除，扬威海外。要是成宗就此不兴干戈，安然守成，即使有那么些弊政，也足以被说成瑕不掩瑜，后世的评价一定会高出很多，就以笔者而言，绝不会只给他七十分。可他偏偏静极思动，发动了一场如爷爷征日本、安南和爪哇那样的净赔不赚的战争，使得身后品评再次被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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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宗交手的国家，有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名字“八百媳妇国”。
这八百媳妇为傣族的一部，兴起于泰国北部边陲的夜柿河地区，原本只是个小部落，“东似乎是到湄公河，南与夫尧（泰国北部地区）接壤，北不到今日缅甸的景栋，而西与西南只能在红河东边，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似乎不过数十公里，其幅员还不及我国的一个县” 臣服于泰国北部哈利奔猜王国（中国史册称为女王国）。元朝时期，其国王孟莱勇武有为，联合泰国南方的素可泰王朝（暹国），于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吞并了哈利奔猜王国，之后又向西征服了帕尧王国，定都清迈，从此称雄泰国北部。
所谓“八百媳妇”的国名，是中国所起，原因是传说其国王世世有八百个妻子，她们各领一寨，故此得名。想想中国皇帝不过“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世祖时期的权臣阿合马有四百四十个妻妾都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国王有八百个妻子，岂不让人羡煞？不过，当时的泰国妇女都是“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鬓。衣文锦文，联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俗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 ，属于超级贤内助，绝非娇声嗲气、弱不禁风的佳人。泰国自古保存母系社会残余较多，被八百媳妇国所灭的哈利奔猜王国被称为“女王国”便可看出其妇女至少能顶半边天。以中国的观念。女人各领一寨，必定要与国王有夫妻关系才行，其实大非如此。泰国人称这个国家为兰那泰王国，意为百万稻田国，虽然有吹嘘成分，倒也更像个正经国名。
这八百媳妇国原本和元朝八竿子打不着，世祖时期对东南亚各国用兵，安南、缅甸、占城都没能幸免，泰国南部的暹国、罗斛国虽没挨打，但也早早称臣纳贡。可能是灯下黑的原因，躲在泰国北部的八百媳妇国反倒太平无事，元朝也一直没想起来让他朝贡，更没有动兵。
可元朝强盛时期，周边的小国并不是安分守己就可独善其身，八百媳妇国在成宗朝平白因为缅甸的内乱，走向了元朝的对立面。
世祖时代，元朝攻伐缅甸蒲甘王朝，缅王那罗提鈳波帝虽积极抗战却是屡战屡败，最后自己反被儿子所杀，辉煌一时的蒲甘王朝遂四分五裂，形成阿瓦，白古、东吁、木邦、孟养、孟密、阿拉干等国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蒲甘王朝的王族虽然已经和地方政权区别不大，却还是名义上的缅甸主宰。成宗继位后，封那罗提鈳波帝另外一子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国王，其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赐以银印、虎符，并“戒饬云南等处边将，毋擅兴兵甲”，希望缅甸能够“尔国官民，各宜安业”。 但自己的爷爷把人家从地区大国打成了小割据政权，自己靠着敕封和印信就能够让人家安居乐业吗？
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虽然有缅王的称号，而实权却掌握在掸族首领阿散哥也兄弟手中。缅王得到元廷册封，便想借此重新恢复旁落的王权。可元廷那么遥远，皇帝的诏书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缅王的作为遭到强有力反弹。大德二年（1298年），阿散哥也兄弟等人攻陷蒲甘，杀害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并恶人先告状，奉贡入元朝，向成宗报告说缅王有不奉元朝圣旨，擅自攻伐其他部落的罪行，自己为大皇帝废黜缅王，是为了维护大元的权威。但幸存的缅王另一王子窟麻剌哥撒八逃到云南，向行省诉冤，指出阿散哥也兄弟向来藐视大元，在叛乱中，不但缅王父子、妻妾、臣仆遇害，连元朝派驻蒲甘的国信使随员、商人百余人也被杀害。之后，又陆续有忠于蒲甘王朝的官员逃到云南向元朝哭诉。成宗不禁大怒，自己刚刚册封的国王，转眼就被杀了，自己的面子往哪搁？于是于大德四年（1300年），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为统帅，宗王阔阔为监军，出兵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入缅作战。
阿散哥也兄弟自然不是元军对手，首府木连城被围困，“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眼看大势已去，阿散哥也却使出一招在官场常见，而在战场罕闻的计策——重贿元朝统兵官。正副统帅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以及随军将领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竟然都是贪财之辈，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后，便以“天热瘴发”为由撤围班师 。
阿散哥也用金钱退兵之后，立即于是年秋天赴阙请罪，希望求得原谅。成宗出兵缅甸，只是履行宗主国对藩属的责任，但见蒲甘王族实在扶不起来，阿散哥也兄弟对自己也算恭顺，便顺水推舟承认了其在缅甸北部的统治权，只是杀掉了受贿并率先退兵的高阿康、察罕不花，稍稍舒缓了自己的愤怒情绪。
事情到这里，成宗仍然没有放弃“守成”、“惟和”的方针，没有酿成大错。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个个人在这时站了出来，对成宗一顿撺掇，终于使得元朝西南边陲兵连祸结。
这人便是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这位刘左丞属于很会揣摩领导心思的下属，征讨缅甸的战事弄了个无果而终，成宗没有体会到爷爷灭大理、南宋时的酣畅淋漓，有点有劲没使出来的感觉。于是，刘深以八百媳妇国帮助过阿散哥也兄弟作为借口，上奏成宗，提出：“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为陛下征之。”
这个上奏既是撺掇，也是激将——先帝“混壹海内”，而陛下你继位这么多年了，却“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不觉得丢人吗？八百媳妇国落后弱小，又帮助过陛下的敌人，臣愿意灭了他给陛下增光。
虽然比较慵懒，虽然喜欢“惟和”，可成宗毕竟是成吉思汗一脉相传的嫡孙，也曾经久镇边关，亲临战阵。这样的激将那里承受得住？接到奏疏，成宗立即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资，命刘深率军二万前去征讨八百媳妇国。
出征诏书一下，朝廷内部顿时乱了起来。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请求罢兵，可他们仍同劝说忽必烈不要征伐日本的赵良弼一样，光拿实际利益收益来说事，却忽略了成宗的面子问题，所以上奏完全没有得到回应。反倒是一向为政平和的丞相完泽看出了成宗的意图，支持这一建议，但却从此背上了“逢君之恶”的骂名——这场战争不但使得成宗的历史评价下降，也使得原本被称为贤相的完泽有了无法洗刷的污点。
【正文】
大德五年(1301)四月盛夏，刘深率军取道顺元侵入八百媳妇国。刘深原本以为可以如前朝征讨安南、缅甸一般，遇到对方的军事抵抗，自己可以战场杀敌，立功封爵。岂料，八百媳妇国的自然环境比之缅甸、安南还要恶劣，烟瘴遍地。刘深的大军冒着烟瘴前行，还没有作战，士兵死亡便已有十之七八。八百媳妇国根本没动一兵一卒，元军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非但如此，为保障吃饭问题，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丛林溪谷之中，以接济军需，每运送一次便要几十天才能到达，民夫死亡率更是远超作战部队，“死者亦数十万人”，而又因“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所以“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 耗费钱粮无以数计。
到了这步田地，战争已经失败，刘深若是识时务，就该马上退兵，虽然也免不了罢官丢职，但也许还能保住性命。可他不但不退，反而向云南各地土司征调民夫勒索赠品，并发出了“身死行阵，妻子为虏”的威胁。其中，顺原路总管、彝族女首领蛇节被要求缴纳黄金三千两，马三千匹。
说起这位蛇节，是前顺原路总管阿那之妻，阿那去世后承袭夫位。其人素有艳名，矫健多力，且有权略。是个类似于“二征夫人”的女强人。刘深的勒索使她愤怒不已。而此时，雍真葛蛮土司宋隆济在遭到勒索后一怒之下起兵反元，蛇节遂与之联合，一起掀起反旗。
宋隆济、蛇节等军都是本地少数民族，熟悉地理，彪悍善战。很快就攻陷杨黄寨，接着又进攻贵州，知州张怀德力战身亡。刘深的作为早已在云南遍地撒满了干柴，宋隆济、蛇节如同火星一般，立即使得大火燎原。不但是彝族，车里白衣族、江头江尾和尼族、傣族金齿等也相继起兵，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地一片刀光剑影。刘深迅速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被围困在绝谷之中。所幸宗王阔阔相救，才逃出生天，但经此一战，再加上先前的损失，“士卒伤殆尽”，“ 将士存者才十一二”。
没能攻灭他国开疆扩土，自己的辖区内却被弄得动荡不宁。成宗深恨刘深无能，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大将刘国杰率军平叛。
刘国杰，字国宝，女真人，是世祖时代与张弘范齐名的大将，在灭宋、平定漠北宗王叛乱等战役中屡立大功，被赐为“霸都”称号，人称“刘二霸都”。成宗继位时，世祖时代的名将已经凋零殆尽，刘国杰可说是硕果仅存，此时已经六十八岁了。
虽然年老，但毕竟是百战良将，刘国杰一出手果然一个顶俩。面对不利形势，刘国杰诱敌深入，大小四十余战，终将蛇节击败。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将蛇节俘虏。宋隆济虽然逃走，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随着两个领袖被俘杀，各地叛军群龙无首，渐次被平定下去。
战事虽然平定了，可原本安宁的云南经此战乱，一片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的景象，经多年才稳定下来。成宗悔怒交加，将刘深处死。
想当年，世祖忽必烈启用名臣赛典赤•瞻思丁治理云南，“心滇之心，事滇之事”，安抚各族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良田，“为市井以通贸易、薄征税以广行商”，使得各族杂处的边远之地一片生平。岂料赛典赤去世才二十余年，便因为刘深的胡作非为闹的干戈遍地。时人不仅赋诗慨叹：
雨中夜过金沙江，五月渡泸即此地。
两岸峻极若登天，下视此江如井底。
三月头，九月尾，烟瘴拍天如雾起。
我行适当六月末，王事役人安敢避。
来从滇池至越嶲，畏途一千三百里。
干戈浩荡豺虎穴，昼不惶宁夜不寐。
忆昔先帝征南日，箪食壶浆竞臣妾。
抚之以宽来以德，五十余年为乐国。
一朝贼臣肆胸臆，生事邀功作边隙。
可怜三十七部民，鱼肉岂能分玉石。
君不见，南诏安危在一人，莫道今无赛典赤。
至于八百媳妇国，原本只是帮了缅甸一些忙对抗元军。这样的小事，只需派一国信使诏谕便可以解决，完全不用兵威相加。日后，在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该国主动开始遣使入贡象及方物。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八百媳妇国国王又两次遣使朝觐，希望得到册封。于是，元朝在其地设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其国王任宣慰司都元帅，后又将其名改为八百宣慰司都元帅府。八百媳妇国在有元一代多次朝贡，成为元朝相当恭顺的藩属之国。
结合前因后果，成宗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但是净赔不赚，而且毫无必要，白白浪费无数生命。成宗原本平和的执政期，被他自己的一时冲动，平添了荒唐的血腥。
【正文】
即守成安民，又抱残守缺；即平息战火，又无端兴兵；即有爱民之心，又奢靡浪费。大元王朝的臣民们就在这样一位皇帝的统治下度过了十三年的光阴。这不是最好的时代，却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三百九十多位皇帝的统治期中，这样的时代不算盛世，却可算是治世，赋税没有加重，秩序也算稳定。对于只要有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会满足的百姓来说，这样的皇帝已经足以让他们满意。至于这位皇帝没有革除的弊政日后会带来什么，并不是他们所能担心的。
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朝秉政时间最长的中书右丞相完泽病逝，完泽有辅助成宗惟和安民的功劳，却也是抱残守缺、效率低下的主要责任人。在他之后，哈剌哈孙继之为中书右丞相，这位谙熟儒学的勋臣之后，虽然“以节用爱民为务”，但却并不满完泽一味守成的执政理念，在江浙行省任左丞相时，便在莅职短短的七十日内革弊兴利七十余项，是个很有手腕的改革派。成为中枢宰辅之后，立即对官吏遴选制度进行修订，使官吏所用非人的情况获得好转，同时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和山泽之利。一时间，“选庶官，齐百度，罢斜封，汰冗员，绝宝货，约滥支，节淫费，量入制出。择民牧，屏世守，定贓律，刚正目举，有中统、至元之风” ，似乎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暮气沉沉的朝廷，时人称为“朝廷更正”。
可以想见，如果成宗能够给哈剌哈孙足够的时间施展拳脚，大元王朝的国运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安定”的层面上。
可惜，成宗少年时的恶习终于在他中年时结出恶果，虽然他凭着坚强的毅力戒除了酒瘾，但常年酗酒的习惯仍给他的身体埋下了隐患。从大德六年开始，成宗便大病不断，原本就较为慵懒的他，从此更加减少视朝，理政之事也基本委托给了自己的皇后卜鲁罕。卜鲁罕皇后原本是哈剌哈孙的支持者，哈剌哈孙入相，与其大有关系。可是，看似强势的皇后却是个夫唱妇随的女人，丈夫主张“惟和”，她就提倡“平允” ，并不主张进行改革。
皇帝病休，皇后不支持，哈剌哈孙的“朝廷更正”也不得不流于有始无终。《元史》对卜鲁罕皇后较为敌视，说其秉政是“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其实是儒家对于女人主政的不满，同样是在《元史》中，也承认在这位皇后治下“大德之政，人称平允”。至于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 ，并非是因为皇后的倒行逆施，要由他挺身匡正，不过是诸多弊政不能革除，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频于应付而已。
哈剌哈孙在成宗朝不能施展抱负，只能寄希望于来者。成宗于大德九年（1305）六月在病中册立嫡长子德寿为皇太子，这是坚持了世祖时代改用汉法立储的制度。国本即定，成宗之后的权力交接会较为平稳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似乎天意偏不叫大元皇室消停一般，年轻的德寿太子在被册封半年后就一病而亡。也已经病入膏肓的成宗经此打击，更加缠绵病榻，有生之年没有再册立太子。无论是卜鲁罕皇后还是哈剌哈孙都明白，成宗之后的帝国政局，必然要因为皇位承袭的晦暗不明而出现动荡。
这一后一相，都在暗自做着准备。
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元王朝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驾崩于大都玉德殿，终年四十二岁。王朝的路之后该怎么走，他没有能给出计划，但他留给后人的任务，无疑应该是兴利除弊。
因为，不思变革以求稳定，有十三年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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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都的背影——元王朝的“武、仁时代”
在河北省张北县城北五十公里处，有一处古城遗址，城墙虽然久经风雨侵蚀，仍然高大宏伟。附近的居民管这里叫做“白城子”。
白城子四周水草丰美，并非不毛之地，但却并没有居民在其中居住。传说中，这里夜间常闻马蹄声，白日也偶见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身处其中，让人惊魂难定，视之为“鬼城”。于是该地被长久废弃，落得个城墙与荒草同悲，宫阙与黄土一色。但这座城市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却无人知晓，甚至连年代都无法确定。
直到公元1997年，历史专家们在综合多次考古发掘的资料，经过多方考证，这座城市原本的名字才终于大白于天下——这里是大元王朝曾经的都城，与元上都、元大都并列的“元中都”，是元朝第三任皇帝元武宗海山执意修建的都城，而如果不是因为他在位短暂，这里甚至可能会取代大都和上都，成为元朝唯一的政治中心。
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皇帝们在夏天到上都避暑，秋凉后再回到大都理政。若说要避暑游玩，木兰秋狝，上都是绝好的处所；若说居天下之中，掌控南北，大都更是绝佳之地。元武宗为什么要舍弃这两座都城，在它们之间重新修建一座都城呢？
历史上不乏一意孤行，做事荒诞的皇帝，他们做事也确实既无因由，又无道理。但中都城的修建却绝非“任性”、“瞎折腾”便可解释，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中都城的兴废则可摸索出元王朝第三、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的时代脉络。
一座中都城，映衬着大元王朝的“武（宗）、仁（宗）时代”。
元大德十一年正月，元成宗驾崩，太子德寿先于他一年病死，而成宗虽有其他三个儿子，却并非正宫皇后卜鲁罕所生，很快就被执掌权力的卜鲁罕否决了。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呢？
成宗末年，执掌朝政的于内是皇后卜鲁罕，于外是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如果这二人能够态度一致，任何动荡都不会有。但偏偏他们在由谁来继承皇位上完全是背道而驰，并引发了激烈的政争，使得两人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既然排除了成宗在世的儿子们，那么以血缘来论，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是成宗兄弟的儿子们。真金太子有三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便是成宗。甘麻剌有子松山、也孙铁木儿等，答剌麻八剌早逝，但留下三个儿子，长子阿木哥、次子海山、三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皇位似乎应该从这这些年轻的亲王中选出，不过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 ，可说自动放弃了皇位继承权。而答剌麻八剌的长子阿木哥是侍女所生，也没有继位资格。那么，只剩下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两人了。
这两位亲王一文一武，都属于元帝国第四代亲王中的佼佼者。
海山十七岁时便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的战争中战功卓著，受封怀宁王。在“帖坚古山会战”中，表现卓越，多次突破敌方阵营，并亲手射伤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大德十年七月，海山更是在老臣月赤察儿的协助下，趁窝阔台、察合台两国交兵之机，发动突袭，一举摧毁了窝阔台汗国之汗察八儿的根据地，俘虏军民十余万人。经此一战，完全摧毁了窝阔台汗国立国的基础。在他的身边，不但有十数万精锐之师，还有世祖老臣、成宗继位之初便是“三公”的月赤察儿，以及久镇边关的大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等众多将领的的鼎力支持。
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却是自幼受儒家教育，“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在他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汉人儒士如李孟、陈颢、王结、王毅、王约等，即使是蒙古、色目侍臣，也大都倾心儒学，其名声在众多儒士的宣传下广为人知，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士大夫都将他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
以哈剌哈孙的意思，继承大统的，只能在这两位亲王中择其一。可一向主张“平允”的卜鲁罕皇后却走了一招不“平允”的险棋，她不打算选择两个侄子中的任何一个，而属意于真金太子之弟忙格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在左丞相阿忽台、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等人的支持下，决定立其为帝，并由自己垂帘听政。
这位阿难答是忽必烈嫡孙，久镇边关，麾下有二十万大军，实力雄厚，即位的资格并不差。但他和成宗毕竟隔了一层，只是其堂弟，和真金太子一系出身的宗王们相比，还是疏远很多。而且阿难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统军期间命令自己的属下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一旦成为皇帝，可说有极大的可能使大元朝伊斯兰化。无论是喜欢蒙古传统并信仰佛教的蒙古勋贵，还是秉承孔孟之道的儒臣，都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继位者。
非但如此，左丞相阿忽台在成宗时曾经受命整饬西北河西军务，与阿难答早有往来，属于西北南路军团的代表人物。而海山所代表的恰恰是北路军团的利益。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都为回教徒、理财派官员，与汉法派官员本就水火不容。
既有皇族内部的亲疏之争，又有军队将领的权益之争，还有宗教之争、施政理念之争。各种矛盾交错汇集，成宗一力保持的平稳政局，在他去世后立即形成了极为险恶的争斗漩涡。
【正文】
以卜鲁罕皇后一派来说，谋划相当早，早在大德九年十月，德寿皇太子病重之时，便将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亲答己赶出大都，安置于怀州（今河南沁阳）。这样一来，海山远在西北边防，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又不在中枢，也就很大程度消除了答剌麻八剌一系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同时，又借着阿难答陪同投降的西北叛王明里帖木儿回大都之机，将之留在朝廷。成宗去世后，更是下令切断了大都通往漠北的驿道，避免朝中大臣和海山取得联系。
可是，政治斗争往往不会因为动手早便可获得成功，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才是成事的关键。在成宗去世后，卜鲁罕皇后与阿忽台等人并没有立即让阿难答宣布继位，而是举行朝会让大臣们商议，结果在参知政事何玮、翰林学士畅师文等儒臣的据理力争之下，事情始终不能决定。
相反，哈剌哈孙一派则表现得相当果断，弥补了早期准备不足的劣势。卜鲁罕皇后刚下令封锁驿道，哈剌哈孙便授命大宗正府总管阿沙不花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封锁令晚于自己派出的密使出发，载着报告成宗已死消息的驿马及时赶到了漠北海山处，使得卜鲁罕皇后的谕旨成为一纸空文。同时，哈剌哈孙的另一密使也赶到了怀州，通知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的母亲答己。
在给两位皇位竞争者传递消息后，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 。搞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自己以“称病”为借口罢工，同时“卧阙下”，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让别人取而代之。形成了一个“我不做事，你们也做不成事”的局面。等待海山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到来。
哈剌哈孙在成宗晚年掌管怯薛宿卫，也就是保障京城及皇宫安全的御林军，大都局势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他的强力抵制，使得卜鲁罕皇后一派已经没有可能用正常的手段夺取政权了，除非强行举行阿难答的登基大典以及皇后的垂帘听政仪式，来个“名分早定”，才有可能挽回颓势。可无论是卜鲁罕皇后还是阿忽台等人都没有行非常之事的勇气和魄力，面对哈剌哈孙不合作，竟然素手无策，坐失良机。
从成宗去世的正月开始，哈剌哈孙死守在中书省，“未尝一至家休沐”，如同巨石一般拦在皇后一派面前，形成了一个僵局。
剩下的，就看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能否尽快赶到大都，将这僵局打破。
十七岁便总兵西北的海山，此时已经度过了八年的军旅生涯。战争的铁血硝烟把他打造成了意志坚定、不甘人下的铁腕人物。对于突如其来的皇位诱惑，海山没有丝毫的犹豫，在得到成宗去世的消息之后，立即率大军三万从驻地称海出发，准备回大都争夺帝位。抵达和林后，海山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召开大会，诛杀了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做好了一切善后工作。但这时传来了弟弟和母亲已经到达大都的消息，便停下来静观变化。
相对于海山的果决，爱育黎拔力八达却显得优柔寡断，迟迟没有做出离开怀州前往大都的决定。不过这也正常，文人永远不可能如军人一般雷厉风行，何况他身边只有文人儒士和少量护卫，不像哥哥有千军万马。一下子要决定这么一件虽有极大诱惑但也有着极大风险的事，也确实难为了他。时间一点点流逝，角逐的各派不可能总是在僵持当中，一旦卜鲁罕皇后下定决心临朝称制，哈剌哈孙作为臣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再行绊阻。那即使是拥兵自重的海山，也只能要么束手就擒，要么顶着谋逆的帽子进行反抗，两个选择的前景都不会美妙。
所幸，爱育黎拔力八达有一位好老师、好谋士，名叫李孟。
【正文】
李孟，字道复，号秋谷，是后唐皇室沙陀贵族后裔，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祖父李昌祚在金朝曾任潞州税务同监，后归降蒙古，被授予潞州招抚使之位。父亲李唐期在汉中担任幕僚。
至元三十一年，李孟来到大都求官。这时，正好真金太子的正妃阔阔真为孙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选聘名儒为师。李孟以自己的才学受到推荐而当选，成为两个皇孙的老师。不过，海山和李孟的师徒缘分较短，在大德三年（1299年）时，海山出镇漠北，从此远离了李孟，也远离了儒家教育。而爱育黎拔力八达留在大都，继续在李孟“日侍讲读”中接受儒家熏陶。李孟作为老师勤勉称职，甚得爱育黎拔力八达信任和敬重。年轻的亲王为表达对老师的敬爱，召画工为之画象，命集贤大学士王颙书其号“秋谷”二个大字，并亲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时，李孟仍随侍左右，忠勤如故。在怀州的日子，李孟加倍受到信任，不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更成为首席心腹谋士。
自从真金太子去世之后，汉法派一直处于维持现状的低迷状态，无论是晚年的世祖还是成宗和卜鲁罕皇后都对汉法都保持既不支持也不打压的态度，真金太子生前所一直提及的“道行有时”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现在，政局突变，身负天下读书人所望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离皇位一步之遥。无论是作为希望汉法大行其道的儒臣，还是尽忠侍主的谋士，李孟绝不会丧失这次机会。
李孟满腹经纶，且很有谋略，明白要说服学生冒险，必须既立大义又陈利害。面对着犹豫彷徨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李孟首先以大义进谏道：“支子不嗣（指阿难答属于支系），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指海山）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指答己），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之后，又摆出利害：“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
对于读书人来说，仅有道义力量支持，勇气会难以持久；仅有利害的考量，则无法激发勇气。已经被李孟培养成读书人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这一席话面前已经无从拒绝。立即陪着母亲答己率少量护卫侍从疾驰大都。
当他们来到大都时，时为大德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距离成宗去世已经一个月。
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突然赶回大都，使得卜鲁罕皇后等人措手不及，一时没有安排什么措施来应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祭奠了成宗灵柩后，便在城外安顿下来，准备下一步行动。
面对着晦暗不明的宫廷局势，李孟挺身而出，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密使赶回大都，冒充郎中面见了在中书省装病的哈剌哈孙。在得知卜鲁罕皇后一派已经下定决心让阿难答在三月三日举行登基大典的消息后，立即回到城外告急：“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
回到大都是一回事，而发动政变可是另一回事。爱育黎拔力八达又犹豫了，左右的侍从也大都劝他谨慎：“皇后（指卜鲁罕）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必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阿合为蒙古语，意思是兄长，指海山）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凭着我们着几十号人就要对前朝皇后的派系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还是等海山的大军到了再动手比较稳当。
李孟一听就急了，现在局势间不容发，爱育黎拔力八达一行的到来已经刺激了卜鲁罕皇后一党，他们已经不再犹豫。等海山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于是极谏道：“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宫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现在必须动手，一旦错过机会，即使海山来了也没有用了，何况我们从怀州赶到这里，不动手，岂不是送上门来挨宰吗？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老师的劝谏下，已经下定了决心，但仍需要更多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下令占卜。在紧要关头请冥冥上苍为自己指点迷津，很多帝王都这么做过，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也要占卜。在没有“唯物主义”的时代，神明的指点，往往是最大的精神支撑，而要是占卜不吉，可也就会彻底丧失士气。
所幸，占卜的结果按李孟的解释是：“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放下一切负担，振袖而起，率从人进城。
这占卜的情节载于《元史•李孟传》，这是突出了李孟的运筹帷幄，谋定大计。不过，在《武宗本纪》、《仁宗本纪》以及《哈剌哈孙传》中，都有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怀宁王远，不能猝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 的主张。哈剌哈孙为掌权右丞相，手里又掌握着怯薛宿卫，他的情报和意见，恐怕才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下定决心的原因。试想，如果没有哈剌哈孙确切的予以协助的承诺，以数十扈从便要发动政变，岂不成了输赢难测的赌博？可见，若说“定难”首功，哈剌哈孙当仁不让。不过，李孟的谋划赞襄之功，也确实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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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下定决心，周围众人誓死保护，再加上哈剌哈孙的蓄谋策应。相对于做事畏畏缩缩的卜鲁罕皇后一党，可说政变一发动，一切已经没有了悬念。
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侍从、卫士由延春门入宫，在哈剌哈孙的配合下，调动怯薛宿卫控制了宫廷。
紧接着，便是一场大清洗，阿忽台、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等人均被逮捕诛杀，无论是左丞相还是参知政事，这些官称在刀把子面前都毫无用处。还想着在第二天成为皇帝的阿难答与支持他的明里帖木儿等人也被骗入宫中逮捕，之后被送往和林交给海山处死，卜鲁罕皇后则被流放东安州，后也被赐死。
卜鲁罕皇后一党灰飞烟灭，他们违背法统，又没有利用枪杆子，失败可说必然。然而卜鲁罕皇后为人其实还算平和、知廉耻，执政期间也没有什么恶政，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等人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成宗朝整理财政很有贡献，一朝玉石俱焚，是很可惜的。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自任监国，哈剌哈孙仍为中书右丞相，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其他各有功人员均得封赏，一片皆大欢喜的场面。可是，他们马上就面临着如何对待正在和林枕戈待旦的怀宁王海山的问题。
按说，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掌握了皇权，可以顺理成章的继位。倾向于他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都劝进道：“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正天位。” 其老师李孟也“尝劝皇弟以自取”。《元史•李孟传》指出李孟的劝进是海山近臣的诬陷，不过，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听到这样的诬陷后，态度却是“亦不敢复言孟”，可见其事并非空穴来风。以李孟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和并不迂腐的性格来判断，劝深谙儒学的学生自立为帝，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很少有人能够对权力不动心，尤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不例外的，虽然正史中说他在面对劝进时义正词严的拒绝：“王何为出此言也！彼恶人潜结宫壸，构乱我家，故诛之，岂欲作威觊望神器耶？怀宁王吾兄也，正位为宜。” 但综合其日后的表现（英宗之立，后述），可以看出他对皇位的渴望绝不亚于他的哥哥。
而作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母亲，一直怀有干政之心的答己此时也从幕后走上了前台，让阴阳家推算两个儿子谁适合立为皇帝，结果是：“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是海山的生年，“旃蒙”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也就是说，哥哥继位将难以长久，而弟弟继位则会大吉大利。于是，作为母亲，答己派人送信给海山道：“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也。” ——这很难说没有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默许或暗示，答己虽是母亲，绕开身边的小儿子来阻止大儿子争位，是很难说得通的。
对帝位势在必得，且拥兵自重的海山原本以为母亲和弟弟搞定了卜鲁罕皇后一党后，会主动迎接自己回京继位。岂料，母亲竟然送来这么一个“噩耗”。虽表面上说“岂有亲疏”，但要让弟弟继位，这不是手心手背肉不一样厚么？海山大怒，派康里脱脱回京传达自己的意思，在给母亲的回信中，海山毫不客气：“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 ——该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过把瘾就死我也不会放弃，老妈你就不要罗嗦了。是不是你身边的奸臣为了自己的禄位而使坏呢？！
在回信的同时，海山也统帅大军兵分三路南下，直指大都。他深知口头上说得再厉害都是虚的，还得凭军事实力。没等母亲、弟弟做出反应便大兵压境，其军人性格可见一斑。
面对儿子的武力威慑，答己连忙向康里脱脱解释：“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深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我只是出于对儿子的爱才提醒他，并没有说不让他继位啊，快让他来当皇帝吧。爱育黎拔力八达也知道这次把哥哥得罪了，于是秘密召见康里脱脱，让他回去一定要向哥哥说明自己无意“觊望神器”：“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矣。”
康里脱脱便是向海山通报成宗死讯的大宗正府总管阿沙不花的弟弟，常年在海山身边为将，其人忠诚厚道，有勇有谋，曾被世祖赞为“后日大用之才”，连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也认为他“他日可大用”。经他的竭力解释，海山终于对母亲和弟弟“释然无疑”，让阿沙不花回报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史书言“三宫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在卜鲁罕皇后一党覆灭后，大元朝廷没有再上演骨肉相残的内战，阿沙不花和康里脱脱兄弟功莫大焉。
海山终于不用动刀动枪而取得了皇位，但曾经“尝劝皇弟以自取”的李孟从海山回信中那句“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看出了腾腾杀气，于是向爱育黎拔力八达请辞：“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爱育黎拔力八达当然舍不得老师，坚决不准，可李孟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干脆不辞而别，隐居了起来。
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在上都见到母亲和弟弟后，正式在大安阁继位，是为元武宗，“曲律汗”，改元至大，以明年为至大元年。六月，为了表彰弟弟的“定难之功”，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也就是他的皇位传给弟弟，弟弟再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类似于宋太祖与宋太宗的“金匮之盟”。众所周知，金匮之盟的前因是“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结局是宋太宗先后害死了太祖的两个儿子，最后还是让自己一系皇位永固，兄弟礼让的背后，是凶残的杀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能够摆脱这宿命吗？
大元王朝的“武、仁时代”便在这前景莫测当中，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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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希望新时代有新气象，武宗的即位诏也确实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属嗣服之云初，其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存恤征戍军士及供给繁重州郡，免上都、大都、隆兴差税三年，其余路分，量重轻优免。云南八番、田杨地面，免差发一年。其积年逋欠者，蠲之；逃移复业者，免三年。被灾之处，山场湖泊课程，权且停罢，听贫民采取。站赤消乏者，优之。经过军马，勿得扰民。诸处铁冶，许诸人煽办。勉励学校，蠲儒户差役；存问鳏寡孤独。”——不但大赦天下，而且将恩泽便于四方，上至两都，下至偏远的“云南八番、田杨地面”全都减免赋税、差役。真是皆大欢喜。
可新皇帝是由西北苦寒之地而来，带来的难道真会是温暖的春风么？
很快，寒风便随之而来。
按规矩，新皇登基需要封赏朝臣勋贵。何况武宗得国并非先皇一纸遗诏，而是源自血腥政变。在即位诏书中，武宗还不得不说自己是“乃有宗室诸王、贵戚元勋相与定策于和林，咸以朕为世祖曾孙之嫡，裕宗（真金太子）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 。他的继位比之叔叔成宗还不名正言顺，那么不惜钱财爵位的封赏自是必然。
母亲和弟弟因为“定难”之功分别成为了太后和太子。另一位功臣哈剌哈孙加太保、录军国重事，并很快又加太傅。一直随自己镇守西北，后又“从龙入京”的官员将领们自然也不能亏待——月赤察儿成为掌管漠北全境的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的行省右丞相，特封淇阳王。朵儿朵海为太傅，塔剌海为中书左丞相，床兀儿、阿沙不花、明里不花等为中书平章。以床兀儿兼知枢密院事，塔思不花，康里脱脱为御史大夫。
以上的封赏是为了“酬功”，对于其他勋贵臣子也需要“安抚”，赏赐于是绵绵不绝，刚即位四个月，便把上都、大都的府库掏了个精光：“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 ——国库收入二百八十万，一般每年存留十万。武宗一下子就花掉了四百二十万，还有一百万准备花，也就是说，他即位四个月花掉了国库两年的收入，五十二年的盈余。
钱不够了，武宗便滥赐爵位，对于亲戚，一口气封了十九个王，其中“一字王”便有十四个。要知道，一字王在王爵中最为尊贵，元朝王爵分为六等，一字王属于第一等“金印兽钮诸王”（其余五等分别为金印螭钮、金印驼钮、金镀银印驼钮、金镀银印龟钮、银印龟钮）。在世祖时代，除了嫡系子孙，是不会封为“一字王”的，成宗朝也奉行不悖，海山自己立过大功，身份又尊贵，也才是授予金印螭钮的“二字王”。可他却把这不成文的规定彻底破了，所封的一字王中，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嫡系后人外，其他如兖王买住韩、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等全是疏族，甚至身为驸马的高丽国王王愖也被加封为沈王。
王爵尚且如此滥赐，其他的臣子爵位就更是满天飞，“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 ，“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 继位仅两个月，“内降旨与官者八百八十余人，已除三百，未议者犹五百余”，成宗朝本就臃肿的官僚队伍越发迅速膨胀。
滥行封赐除了稳定皇位的需要之外，似乎也昭示了只有二十七岁的武宗仍然处于做事莽撞欠考虑的年纪，似乎他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严重破坏原本就不算良好的财政，更使得朝廷的名器含金量下降——而这两者又直接关系到皇位的稳固。
不过，这些要是比起武宗刚即位十天时便开始的大手笔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便是营建中都城。
武宗要修建的中都，原本是旺兀察都离宫，处于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驿道上,是皇帝们巡幸两都时的歇脚之处，规模相当有限。武宗的决策，几乎就是从平地上建设一座足以成为帝国都城的庞大城市。
至大元年正月,中都城正式开始建设，第一批建设队由枢密院六卫军一万八千五百人组成。二月,又加入上都卫军三千人。前后投入中都建设的军人有二万一千五百人。不过，中都城面积约九平方公里，仅宫城中的宫殿建筑遗迹便有十三座，大者三千多平方米，小者也有一千多平方米 。这样规模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大体施工（当年七月），当时张养浩批评武宗的《时政书》中有“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的说法，又要从东北运木料，又要从南方运石材，仅靠二万多名军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笔者推断，这些军人应该是监工，真正负责施工的是数倍于此或十数倍于此的民工，可惜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中都城的修建，但所耗用的人力、物力之惊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当中都初具规模后，武宗一面继续建设使之完善，一面在其中设留守司、光禄寺、虎贲司等数十官府，还设库存放钱币、金银器，竭力使之成为元朝的又一个政治、经济中心。
北有上都，南有大都，都是极尽奢华壮丽的京城，若是为了享受，在那两座都城中营建宫殿、园林即可；此时又是边境晏然，国内安靖，没有迁都的必要。武宗营建中都城，横竖看不出合理的原因，当时的人们谁也看不出这个年轻的皇帝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而作为大臣，尤其是有着“为生民立命”使命感的儒臣，他们认为自己没必要揣摩皇帝的心思，可皇帝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混乱，则让他们无法沉默。御史大夫张养浩便对武宗即位后一系列作为大不以为然，他向武宗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疏《上时政书》，总结出十大弊政，条分缕析，刀刀见血：
赏赐太侈。对于勋贵功臣进行滥赏，拿着百姓的膏血，“不论有功无功，纷纭赐予，岂不灰民心，糜国力哉？”
刑禁太疏。对于刑法过于宽纵，动不动就大赦，“以致为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则逃；为民省不知所忧，衅祸益炽”，这可不是劝人向善的方法。
名爵太轻。名爵是皇帝对有功臣子的褒奖，决不能因为一时高兴便随意颁赐，没有功劳的人轻易获得高位，那么为国立过功的人便会说“吾艰苦如此而得之，彼优游如此而得之！”以后谁还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呢？
台纲太弱。御史台是国家的纪检监察机关，其作用发挥与否关系到国家法度，官员操守。而现在“纲纪法度，废无一存”，御史台“台谏默然”，根本起不到监察作用。
土木太盛。修建中都城，在五台山为皇太后兴建佛寺,在大都兴建兴圣宫,为一些官员兴建宅第，又建国子监学，浚会通河等，使得百姓“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而此时又是在“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的灾荒之年，实在是太不体恤百姓了。
号令太浮。皇帝行政，在于法令如山。而现在“虽制诰之下，未尝有旬月、期年而不变者；甚则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即止”，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岂不是“不惟取笑于一时，又贻口实于后世”？
幸门太多。现在各色人等都有“依庇诸侯王、驸马”求官的门路，甚至都包括“邪巫、淫僧、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这些人为官，弄得乌烟瘴气，“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
风俗太靡。风俗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是国家的元气。可现在的风俗“以伪相高，以华相尚，以冰蘖为沽誉，以脂韦为达时”，这是在自丧元气。
异端太横。宗教信仰不是什么坏事，可现在佛家、道家很多人“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败坏清规。而且怂恿皇家大修各种寺庙道观，以至于“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弄得“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
取相之术太宽。宰相是政府首脑，掌管国家行政，必须要精挑细选。可现在“朝廷近年命相，多结宠入状以自求进”，宰相所用非人，朝政能够治理好吗？
【正文】
张养浩所作的散曲《山坡羊》九首为千古名篇，其中的《潼关怀古》中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民生警句。武宗的所作所为，他自然要用儒家“民为重”的观念进行规劝。在他以及众多儒臣看来，成宗虽然抱残守缺，不思变革，但毕竟还与民休息。成宗朝的合格继承人，应该是一面继续与民休息的政策，一面改革弊政，将一度停滞推行的汉法重新启动。岂料，武宗竟然反其道而行之，莫说汉法，连世祖、成宗朝坚持的多法并存的格局都打破了，弄成了“乱治”——这位统兵有方的青年天子，在治国方面实在很糟糕。
武宗何以如此？先期避祸的李孟不会明白，期望进行“更正”的哈剌哈孙不会明白，写《上时政书》的张养浩也不会明白。
很多事情，在当时想不明白。而跳出当时的环境，后人倒可分析出一二。南北朝刘宋皇族荒淫暴虐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求甚解者往往都会用“神经”、“脑袋进水”之类来一笔带过。而钱穆先生则从两晋风尚、皇族教育中总结出原因：“此等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予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虚无放达的人生理想），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是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和门风，又没有领略到名士们所研讨的的玄言与远志。在他们面前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武宗的作为远不如刘宋皇帝们荒唐，自也有其内在原因。
那便是对官僚政治体制的反抗和对蒙古帝国时期政治的追随。
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则迥然不同。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使命便是不停对外征服，整个国家的运转全是围绕军事。从成吉思汗到后来的窝阔台、贵由、蒙哥，历任大汗虽宽、峻各有不同，但与其说是国家首脑，倒不如更像是军事指挥官。而元朝，虽然世祖忽必烈也颇为热衷于对外征服，但他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内政而并不适合对外战争的官僚政治体制，代表军事体制的“漠北旧制”很大程度被官僚体制所侵蚀。到成宗朝，因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和敬业问题，官僚政治体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前有完泽，后有哈剌哈孙，都是文官系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哈剌哈孙，作为丞相，可以利用官僚系统阻挠卜鲁罕皇后的谋划，甚至还能够协助爱育黎拔力八达轻而易举的铲除前朝皇后一党。这在蒙古帝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按照蒙古帝国旧制，大汗死后，皇后是可以合法摄政，并组织召开选汗的库里台大会，由亲贵勋臣选举大汗的。这也就是所谓“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
武宗年纪轻轻便总兵漠北，身边都是彪悍少文的武将，日常都是蒙古传统浓郁的军营生活，做起事来也都是没有商量只要执行的军令风格。武宗这个在元朝时期出生的年轻宗王，在起成长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却与蒙古帝国时期相差无几。那么，是追随哪怕迁就从忽必烈开始的官僚政治体制，还是尽自己所能去恢复漠北旧制，将已经相当内敛的元王朝重新改造为以征服为使命 的蒙古帝国，对武宗来说，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