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标题: 《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作者: 班布尔汗
引子
中国是喜欢“大”的，“大”字之后跟着的总是吉祥、体面，生了儿子，要说得了“大胖小子”；结婚了，要说“大喜”；家里人丁兴旺，便是“大户”；当了官，便是“大人”；统治者丰功伟绩，称为“大帝”……，虽也有“大难”、“大祸”之类不吉利的说法，但相对于褒义词，还是要少得多。
历朝历代的国号尤其如此，都要在前面加个“大”以示威严雄壮：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等，且不说确实算得上大的汉唐，即使偏安一隅或割据一地的政权，也要在国号上加个“大”字。如前段时间火爆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其实是南宋人，那时的宋丢了半壁江山，连首都都不叫“京师”而叫“行在所”，皇帝除了孝宗有恢复之志，其余都萎靡不振，气概上也小的很，委实算不得“大”， 可要是实事求是的说“小宋”，就毫无气势，不要说当时的宋人绝不会自认为“小”，恐怕片子也火不起来了。
相对而言，灭亡南宋的元倒是真的很大，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从其前身蒙古帝国开始便处处要体现其“大”。成吉思汗的汗号虽有多种解释，但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如海洋一般广大的汗”。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到蒙哥汗，祖孙四代马不歇鞍东征西讨，灭国无数，为的就是要实现一句豪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直到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时，暴死于重庆钓鱼城，蒙古的征服巨浪才开始退潮，蒙古帝国也随之崩溃。
忽必烈在打败弟弟阿里不哥后，正式成为帝国的第五任大汗。但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分为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和忽必烈所统治的蒙古本部、中原汉地、云南及西藏五大部分，忽必烈将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地重新整合，建立了大元王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大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等四个大汗也被忽必烈追封了皇帝庙号，但若将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起则不符合实际。就如拜占庭帝国可算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但说起拜占庭帝国史无论如何也不能从罗马建城算起。何况从制度上、文化上罗马与拜占庭已经大不相同。元与蒙古也是如此，随着灭亡南宋，元王朝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敛型王朝，与蒙古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外侵型帝国已是霄壤之别。
以笔者观点，元王朝的历史应从1260年中统建元开始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放弃大都北遁为结束，共享祚108年。
虽然不能等同而论，但作为蒙古帝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元王朝也很讲究对“大”的追求。其国号“元”意思便是“大”，史书曰：“昔之为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以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这么一看元朝的国号翻译成白话文可称为“大极大”，再加上首都也名为“大都”，可说把“大”推到极致。
且不说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可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而极盛时期，伊朗高原的伊儿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东亚的缅甸、安南、占城、暹罗、罗斛、高丽、爪哇及南海诸国甚至印度的马八儿、俱蓝等国均是元的臣属，再加上伊儿汗国有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属国，金帐汗国有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等属国，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向元朝人敞开着大门，元朝皇帝敕旨所到之处，都会得到或真心或假意的尊敬，这样“天下共主”的威势，可说空前绝后。散曲大家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唱诵：“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马致远一生仕途不顺，最大不过任工部主事，晚年归隐林泉，自称“闲身跳出红尘外”，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算不得“既得利益阶层”，这样带有自豪感的咏唱，应是发自肺腑。
元朝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各样的文化都包容囊括，胸襟也很广大，皇帝宣 称各种宗教是自己的五个手指，长短虽异，却都不可废，提倡信仰自由。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汉传佛教，西藏的藏传佛教，欧洲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都受保护，甚至连术忽教（犹太教）、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一席之地。皇帝的宫廷中，各种信仰、各种民族的官员齐聚一堂；社会上，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无所滞碍。这样的开放，中国历史上只有唐和民国方可比肩，而唐朝时，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后起的阿拉伯帝国都称雄一时，大唐天可汗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无法独领风骚；民国时虽然开放，却始终为内忧外患所困扰，国际地位偏低。如元朝这般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强者地位掌控文化交流，二者均难以相比。
这种交流对于中国影响甚剧，直到现在仍然看得到。以现在来说，因为收藏热，在艺术品方面人们感受最深，收藏家马未都在谈到青花瓷时便提到：“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青花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伊斯兰的主色调之一。在古代，蓝和绿是一个色，是主色调。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青花瓷前面，无论中国陶瓷怎么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的突然出现，马上成了主流，七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挑战过它的地位，最后也是败给了它。”还有景泰蓝，“元代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发明的，后来发现元朝就有很多景泰蓝，到了景泰年间，在元代器物上刻了“景泰年制”。其实景泰蓝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中东阿拉伯人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大食，就是阿拉伯地区的古称。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当然，元朝留下的文化交流的遗产，并非近视让人陶冶情操的艺术品，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惠于文化上的交流。
在天文学上，元政府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27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古代的文化交流往往都要因为战争才得以实现，元朝尤其如此，这必然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极大伤害。蒙金战争、蒙宋战争以及最后的元宋战争都相当的残酷，使得中国尤其是北方受创极深，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结果难以抵消这种损失。可元朝建立后因为社会环境宽松，统治者对于文化几乎没有横暴的干涉，使得中国本土文明迅速恢复，总体上得到了进步而并非倒退。
钱穆先生就指出元朝“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于是也就产生了陈垣先生所说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的感慨，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等学人，群星璀璨；
文学上，中国文学所称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前三者均产生于立国三百年左右的朝代，而元曲却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取得并称的地位，产生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大家。诗歌界产生四千多个诗人，存诗十三万余首，而殊为难得的是水平并未低于唐宋，更有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等色目诗人横空出世；
于农学，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
于科学技术，印刷术从毕昇的泥活字进步为金属活字。火炮技术上出现金属火铳，元末战争中，无论元军与义军交战还是义军自己战斗，火铳的使用都是海量，最典型的战例便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产生了汪大渊这样远航非洲的航海家，明朝初年的郑和大航海所依仗的很多便是元朝发展而出的航海技术。黄道婆更是因为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而名垂千古。
《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似乎处处体现“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不能确立国家根本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元朝历十一帝，几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残酷的杀戮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权谋家设计于密室，发难于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况比较少见，动不动就明刀明枪的对垒。皇族、贵族、重臣之间的内耗往往导致举国不宁，国家大丧元气。而这样明目张胆的夺权斗争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间下降。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成宗之后，对外战争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只剩下狩猎和宴会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乐之风，各种游戏种类繁多，如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的地步。国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这样消弭志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时，宫中盛行“大喜乐”的超级荒淫游戏，面对“红巾万千”而束手无策，可说早有前因。
当然，冥冥之中的“天意”也不可忽视。元、明时代是中国天灾极为频繁的阶段，各种天灾频仍。虽然“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但皇位争夺的残酷，皇帝们在位时间的短暂，这样的仁政必定大打折扣。到末帝惠宗时更是几乎年年有灾，尤其黄河决口，数省成为泽国，在加上人祸的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当大都城最终被北京城所替代，中古中国的辉煌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而曾经恐惧“黄祸来袭”的欧洲却因为受蒙古西征残破伊斯兰世界之惠开始了自己的腾飞，当他们也如蒙古崛起时一样用炮船代替战马冲出欧洲时，世界格局便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志重新洗牌。
即使到了今日，元朝的遗产似乎还在若隐若现的影响着我们。
峨冠袍带聚漠北——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龙兴之地”，这并不是仅指其起源于此，更因为这里是一个王朝走向辉煌所需种种要素的孕育之地。其领导者要在这里锻炼、成熟，去具备作为一个王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而辅佐他成就功业的文臣武将也要在这里聚集，组成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智囊团和人才库。
蒙古帝国的龙兴之地无疑是斡难河，也就是今天蒙古国温都尔汗市东北石勒河的支流，现在的名字叫鄂嫩河。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也是初步崛起时的大本营。在走出蒙古高原杀向世界之前，成吉思汗就是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猛将谋士，蒙古人、回回人、契丹人、畏兀儿人中的精英簇拥着一代天骄一步步将籍籍无名的小游牧部落经营成震撼世界的铁蹄洪流。
但对于大元王朝来说，其“龙兴之地”却是在今天内蒙古的正蓝旗境内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地方——“金莲川”。
金莲川地处正蓝旗闪电河（也称滦河）沿岸，原名为曷里浒东川，其地“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浅，大冰负土，夏冷而冬冽，东北方极高寒处也”。 是绝佳的避暑胜地，辽代时便是皇帝和达官贵族们的游猎避暑的所在。到金代，金世宗完颜雍选择夏宫时，来到此处，看到茂盛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 故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在这里修建了凉陉离宫。
北方的游牧民族都不喜炎热，即使占据了富庶的中原，要在故乡草原找一处避暑之地，契丹人如此，女真人如此，蒙古人也是如此。这金莲川后来便在忽必烈时代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成为两都之一的夏都——“上都”。当然，忽必烈刚来到金莲川时，是要经这里经营成为自己的根本之地，而并非仅是避暑的别墅。
1251年，也就是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登基第一年，36岁的忽必烈被任命主管漠南汉地，驻帐于金莲川。这可算是拖雷一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后长时间被压制之后的扬眉吐气。
蒙古帝国第二代人物中，拖雷可算是最为杰出的。成吉思汗时代便随着父亲南征北战，西征之时，三个月内便攻占呼罗珊全境。窝阔台主政时期，更是以四万铁骑进行战略大迂回，借道宋境在钧州三峰山与金军主力决战，一举全歼金军十五万之众，使得“金之精锐尽于此矣” 。不但能力非凡，而且拖雷因为成吉思汗嫡子中的幼子，有着蒙古传统的“守灶”之权，是为“灶主”，可以继承父母最大的遗产，所以在帝国第二代中，实力最为雄厚，即使可汗窝阔台都深为忌惮。在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位之前，更是执掌帝国中枢，做了三年“监国”（这个幼子守灶的传统可说相当重要，日后会给帝国以及后来的大元王朝带来无数变故）。
可也是因为能力超群而又实力雄厚，就必然成为秀于林的木而被“摧之”，在三峰山取得大胜之后的回师途中，拖雷蹊跷的染病去世。各种史书均记载，是因为窝阔台汗患病，需要有至亲之人饮下“巫水”代替窝阔台汗升天，于是拖雷“当仁不让的”做出了牺牲。自然，不论是中国的《元史》，伊朗的《史集》还是蒙古的《蒙古秘史》都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兄弟友爱的表现。可实际情况如何，却并非那么简单，后世学者有推测是窝阔台汗借机在巫水中下毒，除掉这个对自己汗位威胁最大的兄弟，可说相当有道理。
道理在哪里呢？那便是拖雷死后，窝阔台汗屡次侵夺拆分其遗孀嗦鲁和帖尼掌管的拖雷部众和军队，先是将拖雷系的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阔端。后来更是想强迫嗦鲁帖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便名正言顺的将拖雷系所有财产军队划归自己家族管辖。对代替自己死去的兄弟的遗孀如此催逼，可想而知当年的“友爱”含金量有多少了。
蒙古帝国的崛起靠的是男人们的刚强，但在这刚强背后，总有着女性的温柔和智慧在起着作用。成吉思汗就得惠于自己的母亲可额伦夫人和自己的妻子勃儿帖，拖雷一系可以出现两位蒙古大汗和伊儿汗，也是因为嗦鲁帖的智慧与坚韧。面对这窝阔台汗的步步紧逼，嗦鲁和帖尼首先顾全大局，主动割让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以换取家族的安宁。而当窝阔台汗动了彻底吞并拖雷遗产的念头后，则绵里藏针的回复说希望能够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之后，委婉的予以拒绝。
拖雷去世时，忽必烈只有十八岁，虽然已经成年，但一下子没有了父亲的庇护，自己家族又不为新可汗所容，境况自然相当窘迫。人们总是认为贫寒之家在丧失男主人之后会出现“含辛茹苦”的情况，实际上，富贵之家，尤其是王朝的贵族因为所面对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危险，更加要如履薄冰。嗦鲁和帖尼一面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周旋，一面教育抚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几个孩子。虽然钟鸣鼎食，其苦状也可想而知。
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窝阔台家族爆发汗位继承之争，嗦鲁和帖尼趁机支持贵由继承汗位，才算扭转了家族的危机。贵由才能有限，纵情酒色，在位时间又短，对拖雷系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到他去世时，汗位传承又出现了问题，嗦鲁和帖尼趁机联络金帐汗国可汗拔都，同时依靠自己小心保存下来的拖雷系军队，一举掌控了帝国中央权力，让自己的长子蒙哥成为了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蒙哥继位的库里台大会上，几个弟弟包括忽必烈在内负责维持秩序，监视宗王和将领。待到仪式结束，大局抵定，就将几位弟弟都安排到要害地区，掌管实权。忽必烈是弟弟们中最年长和最有能力的，被委派掌管漠南汉地。
【正文】
可能是母亲嗦鲁和帖尼的教育不分主次，对所有的儿子都寄予厚望，使得无论哪个儿子都思“大有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甘于人下的。忽必烈尤其如此，还在蛰伏期，便很不安分，所谓“始居潜邸，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幅奏，争进所闻”，在他身边“论定大业，厥有成宪”，从而聚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形成了日后“金莲川幕府”的雏形。
忽必烈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幕僚，对日后“行汉法”，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河东交城人张德辉，字耀卿，号颐斋，原在金朝在御史台衙门供职。金亡后，投到蒙古大将史天泽幕下，1247年成为了忽必烈身边幕僚。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从此便留在忽必烈身边。
其三是河南许州人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早年在杨惟中幕下，后被引荐给窝阔台汗。1241年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而走，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在忽必烈四处寻访人才之时复出，投在忽必烈门下。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三人在忽必烈身边，不知有多少建言献策，但最重要的往往就一句话，决定了忽必烈日后的政治走向。
张德辉在面对忽必烈所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时，慨然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这番话，可说是解除了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试想，金朝汉化很深，结果在蒙古的进攻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把其灭亡和儒家学说分开，怎么会让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帮助治国呢？
刘秉忠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这话千百年来一直为劝谏开国皇帝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话，对于武功极盛而文治极不足的蒙古帝国来说，更是至理名言。
姚枢则简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 ，更提出救治时弊的具体主张：立省部,庶政出于一途;举贤任能,慎重选拔,裁汰冗员；废除世袭,颂行奉禄;打击贪脏,广开公道;定法律,审刑狱,生杀大权归于朝廷；设监司,明黜陟,分辩善恶;定征敛,简驿传,减轻地方州县之负担；建学校,重儒学,培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搞好社会风俗；重农桑,轻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减轻民众负但；奖励耕织,抚恤鳏寡;推行屯田,以实边防；通漕运,广储蓄,以备饥荒；立平准,管物价等等。
张德辉、姚枢、刘秉忠已经是在将忽必烈看作日后一个开国帝王来培养，而忽必烈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日后的宰辅来使用。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当时的情况来看，忽必烈完全说不上必然会有日后那么光明的前途。但在众多蒙古的贵族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汉法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借之成就事业的皇族子弟。即使明知道忽必烈恐怕难以在日后的博弈中胜出，张德辉等人也必须一试。
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汉奸”，似乎不该为异族出谋划策。但是，儒化很深的金朝、西夏已经灭亡，那个一直苟延残喘的南宋虽然可称是“中华正统”，却是扶不上台面，灭亡只是迟早问题。这些儒生要想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还能依靠谁呢？
到蒙哥称汗，忽必烈出镇漠南汉地，当初那些还看似缥缈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无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身边的谋臣们，都开始加大积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对于人才的储备，更是四方延揽，不遗余力。很快，在藩邸旧臣的基础上，大批汉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莲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莲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证的有六十余人。除了先前所说的刘秉忠、张德辉、姚枢外，又有赵璧、王鹗、张文谦、窦默、许国桢、郝经、许衡、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焕等等。再加上一直充任忽必烈王府宿卫的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库。其中，姚枢、刘秉忠、张德辉、张文谦不但学识广博，而且足智多谋，是忽必烈的智囊；廉希宪、阿里海牙有勇有谋，是绝阵战场的将才；赵璧、郝经、马亨善于理财，帮助忽必烈掌管钱袋子；王鹗、徐世隆文采飞扬，作文倚马可待，是忽必烈倚重的笔杆子。有他们在身边，忽必烈想不成就一番大事业也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日后在大元朝廷中“布列台阁，分任岳牧” ，成为蒙古帝国向大元王朝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班底。
依靠这些人才，忽必烈开始着手治理久被战祸所荼毒的中原地区，派杨惟中、高挺、史天泽、廉希宪分别管理邢州、河南、陕西等地，“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上都城。当然，在这里筑城，并非仅是为吉祥，更是因为此处北连朔漠，难控江淮，是经营天下的根本所在。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人才、民心、物资、根据地的种种准备，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更是确定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方针。所缺的，恐怕就是作为自己哥哥的帝国大汗蒙哥能够早些驾崩，让自己来继承大位，那么一切都顺风顺水了。
可是，无论是蒙哥汗还是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其他贵族，对忽必烈的种种作为都十分不满。他要想没有流血和争斗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能是一种妄想。后面的路虽不算很漫长，却也充满着艰辛和危险。
以后人的“后见之明”，认为忽必烈选择汉化是理所当然，进入中原，被汉文明所包围，不汉化又怎么样呢？
实则不然，蒙古与在其之前的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满族不同，后三者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对汉文明也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对汉文明也没什么体会。
当今世界，武力的强大与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越是文明的国家，科技发达，武力也就可以独步世界。而13、14世纪的地球上，越是文明的国家越是因为其文明导致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军事力量互相掣肘从而变得软弱，文明的优势根本无从体现。此时的蒙古从成吉思汗开始，四处攻伐，天下无敌，不会因为文明的落后而有自卑感，无论汉文明还是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他们来说至多只有“器物”上的可取之处，而绝无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方面的学习必要。在有着全世界最强大武力的民族，很难愿意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学习的。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无论勇猛也好、庸碌也好，无不认为蒙古传统是最好的，祖先留下的扎撒和箴言便是金科玉律，莫说“汉化”，就是稍有不遵都是犯罪。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以及诸多贵族均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看到帝国日后的统治重点以及认为帝国需要改变统治方式，并在潜邸时便慢慢做着准备，这样的勇气和眼光是极为难得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人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忽必烈在当时的蒙古贵族中无疑算是先知先觉者，他已看出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蒙古传统的种种制度已经不适合统治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要想使辉煌继续，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已经统治了中原的蒙古人，走向汉化，也就是必由之路。
蒙古帝国崩溃后各自为政的其他汗国最终也走上了向统治地主体文明学习的道路，但相对于忽必烈，都只能算是“后知后觉”，北亚和东欧的金帐汗国在传到第七代可汗月即别汗时才确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直到1346年分裂之后，统治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尔汗才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西亚的伊儿汗国也是在传了六代可汗之后，才出现了合赞汗进行伊斯兰化的大改革。至于坚持蒙古传统的海都、阿里不哥，便要算是“不知不觉”了。
当然，忽必烈的“先知先觉”鲜克有终，以至于元朝最终也没能成为北魏或是清那样的朝代，却又是后话了。
兄弟阋于墙（上）——忽必烈与蒙哥汗的暗斗
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希望继承者能够“甚肖朕躬”。这是一种渴望让自己的功业能够在后人身上继续发扬光大的期盼。而继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可汗，要说最“肖”他的，恐怕要算两代之后的蒙哥汗了。
窝阔台汗能力上并不逊色于父亲，在位期间，确定赋税制度，修建和林城，派遣“长子西征”直抵多瑙河，并最终灭亡了世仇金朝。但相对父亲的刚猛雄峻，却显得软化了很多，时人评价他“天容睟表，一类释迦真象，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简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廓廓无事” 。因为嗜酒和滥赏，使得取得的功业被很大程度的抵消了。嗜酒不用说，窝阔台汗在位短暂，仅十三年就去世便是最大的恶果，而滥赏，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伊朗史学家拉施特编纂的《史集》中记载，和林城修建完成后，窝阔台汗一次巡查国库，看到存有两万金巴里失。便道：“要这么多积蓄有什么用呢？还得派专人来看守，让所有愿意得到金子的人来拿吧。”于是乎，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商人、士兵一人拿一份，皆大欢喜，可国库一下子空空如也。要是有用钱的时候怎么办，窝阔台汗就不管了。另一位伊朗史学家费志尼在自己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没有人得不到他的赐物或份儿离开他的御前，也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见‘不’或‘否’字。” 蒙古帝国的财政混乱，时常入不敷出的弊端，便是从这里开始，有元一代也没能克服。
窝阔台汗去世前，原本定自己的三子阔出之子失烈门为继承人。可皇后脱列哥纳凭借自己临朝称制五年之间的机会四处活动，让自己的长子贵由继承了汗位。这一变故，可说是窝阔台家族的悲剧。贵由其人能力远逊乃父，而又有着父亲嗜酒的毛病，其在位三年而亡，没什么作为。窝阔台家族从此衰落，而拖雷家族则终于咸鱼翻身。
在《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为继承人时，窝阔台曾经担心地问道：“在久远的将来，我的子孙中生出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臭东西，怕做出射麋鹿而中小鼠的事情来，怎么能够传承汗位呢？”成吉思汗回答道：“如果，窝阔台的子孙确实是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东西，那么我们家族血脉中还生不出个英杰之人吗？” 也许窝阔台当时就看出自己的长子不堪大用，才有了这样的担忧吧，他去世前选定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本想避免自己担心的局面出现，结果妻子不懂事，该出现的还是出现了。倒是成吉思汗似乎有着先见之明，窝阔台虽然孩子不争气，可拖雷一系果然出了一个可与自己媲美的可汗人选，那便是蒙哥。
【正文】
蒙哥是个性格“刚明雄毅”的人，年少时便很受窝阔台汗的器重。在母亲的精心操作以及叔伯哥哥拔都的鼎力支持下成为可汗后，立即便扭转了窝阔台汗、贵由汗时期财政窘迫、政出多门、中央软弱无力的局面。不但控制滥赏，整顿财政，而且事必躬亲，“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这样的勤政，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明太祖和清世宗可以相比。很快，窝阔台汗晚年和贵由汗时代衰微的汗权得以巩固，蒙古帝国再次焕发了成吉思汗时代的雄浑之气。
可是，蒙哥汗是个“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的人物，对于祖父传下来的蒙古传统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不愿意接受任何被征服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影响。对于忽必烈安定漠南汉地的作为，他自然很满意，但当忽必烈越来越倾向于汉人儒士，开始有意无意的改变蒙古传统的时候，他便不能容忍了。
在即位之初，蒙哥汗对于忽必烈有着百分之二百的信任，让其掌管漠南汉地军民一切事物，几乎与封国无异。在当时的蒙古帝国来说，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便是中原，忽必烈身边臣属无不弹冠相庆，只有姚枢闷闷不乐。忽必烈问其故，姚枢答道：“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如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见夺。不若手握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 忽必烈恍然大悟：是啊，国家根本重地给了我，哥哥要是日后后悔，可就麻烦了。于是上表要求只领军事，蒙哥汗可能这时候也明白了过来，于是欣然照准。
亲兄弟地位一有差别，便立即开始互相动心眼，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倒不是帝王都无情，而是权力的巨大诱惑，任何人都会展露人性最丑恶的一面。骨肉亲情与天下至大的权柄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不过，兄弟二人的第一次暗斗，总算在姚枢的未雨绸缪之下隐然无声的度过了。蒙哥汗没有减少对忽必烈的信任，1252年，委派他南下攻打大理国。当然，地处偏僻而又没有多少油水的大理国并不是主要目标，蒙哥汗的战略，是要以大理国为踏脚板，包抄消灭当时最富庶的国家——南宋。
【正文】
大理国可算是中国古代各边疆政权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了，这当然要拜武侠大师金庸先生所赐，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传奇曾经不知让多少或年老年少的“金粉”为之痴迷。可惜，历史中的大理国可没那么威风，其太祖段思平在云南建立大理国后，一直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关注于内政，在当时世界上不显山不露水的。历代皇帝无论宋朝同不同意，都奉宋皇为宗主，对内往往被权臣制约，可说“南帝”做得都不怎么舒服。待传到十二代上德帝段廉义时，出现权臣杨贞义之乱，上德帝被杀。而另一权臣高智濂又起兵杀杨贞义，扶立上德帝之侄段寿辉为帝，是为上明帝。按说高家也算是霍光一类的人物，可忠臣没做多久，高智濂之子高升泰便废掉上明帝的儿子保定帝段正明（这就是《天龙八部》里段誉的伯父了，可惜没有小说里那么厉害）自立为王，并改国号为“大中”。
可能真是天佑大理，高升泰只当了一年“大中王”便一命呜呼。临死前也感到自己悖主篡位于心有愧，于是恢复大理国，立保定帝之弟段正淳（段誉的父亲，也是很窝囊的）为帝，高家则做了“中国公”，掌握实权。从段正淳起，大理国便被称为“后理国”。
到忽必烈准备兵威相加的时候，后理国主已经传到了第八代段兴智，依然是傀儡，真正的当家人是高升泰的后人第十四代“中国公”高祥。君臣二人都没什么才能，国家衰弱不振，内忧有丽江的麽些蛮割据和建昌府段氏自立府主不听调遣，外患则有云南西部和缅甸腊戍一带的金齿诸国逐步蚕食国土。本来已经应接不暇，蒙古大军又压境而来。
蒙哥汗为了这次南征下了大投资，让名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统领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统领东路军，忽必烈自领中路军并担任总指挥。三路大军共十万之众，浩浩荡荡南下大理。而忽必烈也将自己金莲川幕府中的核心人物姚枢、赵秉忠、张文谦、廉希宪等人带在身边参赞军务。
既然那要打云南，就要路过四川，可四川此时还是南宋国土，要是硬闯就成了伐宋而不是灭大理了。于是三路大军只好取道吐蕃。吐蕃在吐蕃帝国灭亡后，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1235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第一次用兵吐蕃，吐蕃各地大小领主在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斡旋下，相继归附。但还有零星领主没有臣服，忽必烈这次借道，搂草打兔子，顺便将一些桀骜不驯者征服，没等进入大理国境，先和吐蕃人打了几仗，算是热身。
1253年10月，忽必烈的中路军和兀良合台的西路军进入大理国境，来到金沙江畔。史载忽必烈驻马江边，看着滔滔江水，凝神良久，直到随从提醒才回过神来。也许是感到此番出征路途艰险，现在到达目的地，很有感触；也许看到江水奔流而感到年华易老，应尽快有所作为吧。若是忽必烈精通汉语，懂得作诗，想必会有感怀之作留下的。
大理国主段兴智听闻蒙古军杀到，便想投降，这也怨不得他没骨气，虽然大理国表面上姓“段”，可自己和祖先都是权臣的傀儡，国家早就不是自己的了，何必冒险打仗呢？可“中国公”高祥却坚决主战，理由正好相反，虽然自己不是皇帝，却是“太上皇”，大理国是自己的家业，怎能拱手让人？
高祥是实权派，他要抵抗，段智兴无力反对，只能跟从。可蒙古军的战斗力超强，大理军虽然在金沙江周边诸多城寨中英勇抵抗，却无法阻挡蒙古军前进的马蹄。十二月，忽必烈的中路军抵达大理国都大理城下，而兀良合台西路军也在攻破龙首关之后在城下与忽必烈汇合。
到了这个地步，要么投降，要么凭借倚点苍山靠洱海的大理城防负隅顽抗。可高祥却选择了最为愚蠢的方式，在斩杀了忽必烈派来招降的三个使者后，挟持着段兴智与自己的弟弟高和率军出城决战。这样的作为可算是自寻死路，一战下来，大理军几乎全军覆没，高祥、高和兄弟与段兴智逃走，忽必烈趁机发动攻城，原本固若金汤的大理城一夜之间就被蒙古军占领。
在搜索典册图籍过程中，三个使者的尸体被发现，忽必烈勃然大怒，想要屠城。张文谦、姚枢、刘秉忠等人急忙劝谏：“杀使拒命者，其国主耳，非民之罪。” 忽必烈对他们一向言听计从，于是下令不许军队进城抢掠，大理国三百年的文明精华才算得以保存。
国都拿下了，可国主和权臣还没有抓获。这时，东路军也赶到了，于是忽必烈派大将也古率军追击大理国君臣，在姚州（今云南姚安）将高祥、高和兄弟斩杀，段兴智逃到陪都善閳（今云南昆明）。主宰大理国一百多年的高氏灭亡，大理国也就没有了主要抵抗力量。1254年春，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继续追击段兴智和征讨不愿臣服的部落，并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治理民政，自己率主力北返。是年秋，兀良合台攻陷善閳俘虏段兴智，并将之送回漠北草原面见蒙哥汗。蒙哥汗表现的很大度，不但没有杀他，还赐给金符让他回云南帮助招抚其他部落。段兴智回国后全力帮助蒙古军平定云南各地，蒙哥汗大喜，赐他“摩诃罗嵯”称号（此为梵语，意思是“大王”），并让他管理云南各族。段氏近两百年被权臣架空，倒是在亡国之后有了实权，其太祖段思平要是地下有知，是该欣慰还是该苦笑？
【正文】
大理既平，对于南宋的战略包围也就达成了，忽必烈在此役中是总指挥，自然是头号功臣。而以武功立国的蒙古，这次南征，拓地千里，也大大的提高了忽必烈的声望。以前一些宗王还说他没有战功只重文治，现在可说事实胜于雄辩了。蒙哥汗也对弟弟的作为很满意，让他在关中、南京（汴梁）选择一处做自己的封地，在姚枢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关中。之后，蒙哥汗又把怀孟封给他，这样一来，忽必烈的汉地封户达到四万四千户，而且具有了“天府陆海”的关中，实力大大增强。
回到金莲川，忽必烈继续推行以汉法治汉地的尝试，并且上奏蒙哥汗希望能够让自己便宜治理黄河以南，不受燕京尚书省的节制。此时，君臣兄弟俩的感情是蜜月期，蒙哥汗照准此意。这样一来，几乎整个中原都受忽必烈管辖了，他大张旗鼓的进行自己改革，派遣幕府中精于民政、财政的人才充任各地官员，而且“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如任命张耕、刘肃为刑州安抚使，史天泽、赵璧为河南经略使，廉希宪、商挺为宣抚使，管理京兆分地和关中，姚枢为关中劝农使，马亨为榷课所（也就是税务所）长官。
很快，中原、关中等地出现“大治”景象，人口增长，赋税增多。原本苦不堪言的汉族百姓，对这位与其他人大不相同的蒙古王爷顿时充满了感激之情，虽然未必会如姚枢所说“如赤子求母” ，但民心向背与否已然是必然的了，时人称忽必烈为“贤王”，认为他“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算得上“中国之主” 。
在获得民心的基础之上，忽必烈又大力笼络汉人世侯，对他们极尽礼遇恩赏，使之对自己感恩戴德。
所谓“世侯”，是指汉人地方实力派。在蒙古不停的打击金朝之时，因为金军的节节败退，尤其是迁都汴梁之后，中央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各地的控制。一些地方上的豪门大户或者地方官员，便以“保卫桑梓”为名组织私军，割据一方。成吉思汗时代，命智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专门经略中原，木华黎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作用，对之采用招降手段，规定凡是纳土归降者，便任命为原地的地方长官，授予行省、领省、都元帅、副元帅之类的高官，后又授予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之类的蒙古官职，并且可以世袭。各地土豪大多都是识时务的“俊杰”，除了少部分有着忠义之心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招降。于是，西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宜都李璮、大名王珍、中山邸顺、河东李守贤、太原郝和尚、巩昌汪世显等人都成了蒙古帝国的新贵，无不是统兵数万，辖地千里，专制一方的“土皇帝”，因为其爵位可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些人便被称为“世侯”。
按照法律，这些世侯都要效忠于蒙古大汗，在封地收取的税款也要有相当部分上缴汗廷，军队也要随时听从大汗调遣。而忽必烈向蒙哥汗要了便宜治理中原的敕旨后，也就有了便宜和世侯们交往，将之纳入自己麾下的机会。这些世侯谁然没什么民族大义，而且几代在蒙古人治下享受荣华，但毕竟还是汉人，忽必烈这个对汉法、儒生极为感兴趣的蒙古王爷对他们来说无疑会亲近很多。何况，县官不如现管，忽必烈是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的皇亲，并且是掌管漠南汉地的最高长官，是不能怠慢的。于是，世侯们对于忽必烈的关系逐渐紧密，他们是忠于汗廷还是忠于忽必烈，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同时，忽必烈还开始建设自己的“小金库”。榷课所长官马亨是忽必烈金莲川幕府的心腹，掌管榷课所之后，财政大有改观，可说日进斗银。可流水般的银钱却是一分一厘也没有交给汗廷，而是都进入了忽必烈的“藩库”。
用儒者理民政是获取了民心，笼络汉人世侯是获取了军心，现在又聚集了大量的金钱。忽必烈要干什么？当然，他这么做是有充足理由对汗廷和自己的大哥蒙哥汗交代的：这是为了攻略南宋所做的准备。但在漠北的蒙古宗王们，尤其是蒙哥汗可却不会轻易接受这个理由。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做自然可以说是攻宋，但若说你是要准备造反，也未尝不可。
对于蒙哥汗来说，这个弟弟的种种作为已经不能姑息了，私自接交世侯，不缴纳充足的税款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目张胆的开始抛弃传统，对于从祖先那里传下里的种种制度越来越不重视。无论作为君主还是大哥，他认为自己有必要敲打敲打忽必烈了。
“正巧”，许多大臣和宗王都在弹劾忽必烈，各种罪名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端：其一，“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其二，“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有人告发，自然要调查，但这两条罪名都是可以上升到“谋反”重罪的。以这样的罪名调查，就要做好诛杀弟弟的准备。蒙哥汗虽然“刚明雄毅”，却并非冷酷无情，他还不想彻底割舍骨肉亲情，于是，他以经济问题入手，对忽必烈治理的地区进行整顿，于是在1257年，开始了著名的“阿兰答儿钩考”。
钩考，又称作理算，意思是财务审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进行清理、核算的一种方式。这是避免地方截留钱谷，私设“小金库”。阿兰答儿是当时蒙古帝国都城和林的副守，是蒙哥汗的心腹重臣。阿兰答儿对忽必烈治理的汉地进行财物审计，便是“阿兰答儿钩考”。
阿兰答儿其人在《元史》中记载性格苛刻横暴，擅作威福。这当然是因为忽必烈吃过他的亏，官方记载绝对不会有什么好评价。从整个钩考过程来说，阿兰答儿确实是残暴专横，对忽必烈的势力极力打击。不过，从当时蒙古帝国和蒙哥汗利益来说，阿兰答儿又可说是“铁面无私”，他不但严格执行了蒙哥汗的命令还有所发挥，设置了专门的“钩考局”，列出一百四十二条条例，对于所有征商事宜不分巨细一律严查。一时间，关中、中原一带与忽必烈关系密切的官员都被整肃。
经姚枢、赵秉忠等人劝谏而成立的宣抚司、经略司、从宜府、行部等衙署全被被取消。赵璧、马亨等官员称为重点钩考对象，赵璧被多方罗织罪名，虽因其想来善待下属，无人告讦而作罢，但仍被处于罚款。赵璧两袖清风，拿不出钱来，所幸忽必烈代他偿还才得以免罪。
而掌管税收却从不上交汗廷的马亨就没那么幸运，被逮捕押解南下燕京关押。临行前，忽必烈为马亨送行，难过的说：“你走了，我怎么帮你脱罪呢？”可阿兰答儿有汗命在手，忽必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忠臣被抓走。马亨在狱中饱受摧残，但坚不招供。阿兰答儿碍于忽必烈的面子最后也不得不将之释放。
至于世侯中与忽必烈走得近的史天泽、刘黑马也都被褫夺了行政官职，只因为是“勋旧”而没有被过分追究。史天泽主动提出：“经略使司我实主治，是非功罪，皆当问我。” 希望能保护一些下属官员，可惜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阿兰答儿严厉的钩考之下，中下级官员被折磨致死者有二十余人，免职、罚款者不计其数。
面对着如此局面，忽必烈的愤恨和委屈可想而知，但从钩考一开始，他的军政一切权力便被剥夺，他没有任何力量作出反抗，只能在开平城里生闷气。姚枢见状，连忙进谏：“大汗既是王爷的君主，又是兄长。千万不要计较置气，不然会有更大祸患。还是主动去觐见大汗，解释一切，消除大汗对您的疑心，才能长久安全。”忽必烈认为有道理，于是忍下怒气，主动前去觐见蒙哥汗。
是年12月，经过多次请求，蒙哥汗终于同意召见忽必烈，兄弟二人在可迭烈孙之地相见。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没有见到弟弟时，蒙哥汗自然可以下手狠一些，待到一见面，同母所生的亲情便不能不顾了。没等忽必烈作出解释，蒙哥汗便主动下令停止了钩考，对一些被关押的官员，只是杖责一顿完事，安抚了一肚子牢骚的弟弟。
汉地众多官员们的噩梦终于结束，忽必烈也获得了安全保障，可汉法治汉地的改革夭折了，自己失去一切权力，成为了闲住王府的“富家翁”，什么抱负、理想似乎都成了泡影。
兄弟君臣之间第二次暗斗，忽必烈大败亏输。
【正文】
除了父亲暴死之时，被钩考之后的忽必烈是最低落的时期，他只能在众多谋臣的劝解下，隐忍蛰伏等待时机。
时机似乎很快就来了。
兄弟相见之后的第二年，1258年2月，蒙哥汗开始了对南宋的总攻击，宗王塔察儿（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之子）统率东路军攻打荆襄、两淮，蒙哥汗自己率西路军军攻打四川，汉地世侯们的军队分别归于东西二路。两路大军十万余人，声势浩大。
从蒙哥汗即位以来，虽进行过多次对外战争，但他从来没有御驾亲征过。对于西亚的远征，他把指挥权交给了三弟旭烈兀，南征大理总指挥是二弟忽必烈。这一次，蒙哥汗的亲自上阵，除了鼓舞士气之外，还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
蒙古在还是小部落时，便是用战功来衡量一个统治者是否称职。成吉思汗时代，近乎所有的大型战役，可汗本人都要亲临阵前。成吉思汗缔造了一个无往不胜的“战神传说”。窝阔台汗时，虽然自己身体不好，仍然亲自指挥灭金之战。到了蒙哥汗时代，虽然他本人“刚明雄毅”，使得帝国上下纲纪肃然，可自己却没有值得夸耀的战绩。两个弟弟一个灭了大理国，一个远征西亚灭了亦思马因宗教国和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显得自己这个大哥在在战功上相形见绌。而忽必烈在平定大理之后种种的“不臣”之举，更让他感到自己必须打一场大仗巩固自己权威的紧迫感。
正如蒙哥汗自己所说：“我们的父兄们，过去的君主们，每一个都建立了功业，攻占过某个地区，在人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名声。我也要亲自出征，去攻打南家思（南宋）！”
在蒙哥汗出征前，忽必烈和其他宗王赶到玉龙栈为兄长送行，除了说些预祝胜利的吉利话，忽必烈也希望大哥能够让自己参与这次南征。可是，蒙哥汗却下旨：“忽必烈合罕腿有病，他以前已率师远征，平定作乱地区，今可让他留在家中养病” ，宴会之后，忽必烈悻悻然返回。
蒙哥汗当然不会愿意忽必烈跟随南征再建立功勋，他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灭亡南宋的使命。可是，当蒙哥汗一路上攻克诸多要塞逼近南宋四川的大本营重庆时，东路军的塔察儿却在攻打樊城失利后便顿兵不前，恣意享乐，放纵抢掠，数月之中没有攻下一个城池。蒙哥汗大发雷霆，派使者申斥，表示要“下令狠狠惩罚你们！”但东路军不能前进，自己西路军即使能够一帆风顺也难以达成一举灭亡南宋的目的，他必须选择换帅。
同时，忽必烈和他的参谋们也随时在关注着前线的战事，听闻塔察儿失利的消息，近侍、康里人燕真进言道：“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舆远涉危难之地，殿下以皇弟独处安全，可乎？” 忽必烈于是立即上书蒙哥汗请求统兵。蒙哥汗虽然并没有解除对忽必烈的疑虑，但第一正是用人之际，第二毕竟血浓于水，于是下令：“今可让他率领塔察儿诺颜的军队向南家思边境推进。” 同时，命留镇云南的兀良哈台率军自南而北包抄南宋。
忽必烈终于再次获得了兵权，兄弟二人第三次暗斗，自己算是小赢一局。
当然，无论是蒙哥汗还是忽必烈都不会想到，这一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暗斗。接下来，蒙哥汗将退出竞技场，换上忽必烈与自己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明刀明枪的大打出手了。
兄弟阋于墙（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
站在高处的人最容易迷失自己，尤其是站在高处又作出了成绩的人，就更容易失去对自己的把握。古代的帝王们鲜有能认清自己只是一个凡人，充其量只是个优秀的凡人而已，在一片赞颂和阿谀之中，总认为自己天赋异禀，无所不能。很多杰出的帝王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其根源，往往就在于此、
这样的通例，蒙哥汗自然不能例外。他是一个杰出的草原帝国的政治家，他可以将诺大的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可以选拔最得力的人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他可以让祖上的功业继续发扬光大，但是，他绝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虽然他身上流着军事家成吉思汗和拖雷的血，可他并没有遗传他们神鬼莫测的军事谋略和机变百出的战场指挥能力。
这一点，从他亲自指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远征一开始，蒙哥汗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在川蜀，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蒙古军擅长平原野战，山地作战经验不足，对于四川的气候也很不适应。而四川则是南宋“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兄弟子侄两代苦心经营的战略防御重地，名将余玠又依靠山地构建了固若金汤的山城防御体系。虽然自古北方政权南征都要先夺取四川然后顺江而下，形成“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可首先要确定当时的四川属于软柿子才能成功。如三国时曹魏灭蜀汉，是因为蜀汉弱于东吴，好下嘴。宋太祖统一江南，先灭掉后蜀，也是因为当时的后蜀后主孟昶暗弱无能。而南宋时的四川可以说是整个防线中最硬的一块骨头，直到日后南宋灭亡，四川也是在最后被拿下的地区。蒙哥汗出兵时，忽必烈的谋臣商挺便说过：“蜀地险远,瘴疫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宜轻动?”可说是预言了蒙哥汗日后的失败。
一路之上，虽然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今四川广元西南）、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今阆中县东北）、李居山（今四川南充市）、大良山（今仁寿县境内）、隆州（今四川仁寿）、雅州（今四川雅安）在兵锋扫荡之下先后被攻陷，但有很多都是守将不战而降，真正的恶战并未发生。待到1259年初，西路军主力抵达重庆合州钓鱼城下，这才算是遇到了劲敌。
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三百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极为险要。城分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都系条石垒成，坚固无比。外城之外还修建有一字墙，守军可以用之阻碍城外敌军运动，而自己却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可谓外有天险可抵御大军强攻，内有粮秣可供长期坚持。
当然，坚城如果是庸将把守也不难攻破，可这时守卫钓鱼城的是勇将王坚，其人忠义双全、有勇有谋，斩杀了蒙哥汗的劝降使者，督率所部殊死抵抗。蒙哥汗率军从二月开始围攻直到七月，钓鱼城都巍然不动。蒙古军不但损失无数士兵，还折损了大将汪德臣、董文蔚。到了六月，天气逐渐炎热，军中疟疠、霍乱横行，士气低落。
面对不利局势，大将术速忽里提议留少量军队困扰，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出三峡，捣荆楚。可蒙哥汗却并没有采纳这合理建议，而是呈血性，继续强攻。结果，是年7月，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便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有记载说他是身患痢疾，有记载说他是被炮石所伤 。
作为军事统帅，蒙哥汗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不能临机应变，也不愿采纳臣属的正确意见，只是一味蛮干，结果竟然以大汗之尊战死阵中，真是“千金之弩，为鼹鼠而发“ ，败得窝囊，死得不值。
【正文】
人比人得死，相对于蒙哥汗的莽夫作为，他的二弟忽必烈却在得到统兵之权后，镇定自若，举措的当，无论是筹划还是进兵都有章有法。
接到诏旨后，忽必烈先妥善安排了自己大本营的种种事项，然后带着众多谋臣侍从于1258年十一月离开开平，1259年五月到达濮州（今河南濮阳东），召集谋臣以及东平名士宋子贞、李昶商议南征策略。
宋子贞等人以及刘秉忠、姚枢、张文谦都提出，要攻打南宋顺利，必须要以罚罪、救民、不嗜杀为宗旨，才能尽量减少抵抗。忽必烈当即表态：“保为卿等守此言！” 算是确定了南征总方针。
七月十二日，忽必烈到达汝南正式接手了东路军，因吸取了塔察儿顿兵樊城之下的教训，他将主攻方向设为江汉。命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先率一部直趋汉水，然后任命老臣杨惟中和自己幕府心腹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正、副宣抚使，率归德一带军队至长江北岸设立行台，招纳降附，宣布恩信。
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军度过淮河，二十日攻入大散关，二十一日，抵达黄陂。与此同时，汉军世侯张柔率军攻破南宋五关之首的虎头关。
九月一日，蒙哥汗猝死的消息传到军中，忽必烈命全军驻扎，为蒙古汗举哀。这个时候的忽必烈会是什么心情，史书的记载简单而不可信，以常理推测，其心应该是“且哀且喜”，毕竟亲大哥身亡是难过的事，但另一方面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和谋取大业的绊脚石没有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喜多于悲，再正常不过。
下一步，就要决定该怎么办了。很多下属提议立即北还，可是忽必烈却拒绝了。他的考虑是：第一，战斗刚刚打响，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便回军，会让自己如塔察儿一样被人笑话，自己要继承汗位，就必须有更大的战功；第二，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已近北上进入南宋腹地，自己不去接应，必然要全军覆没，那是一支精锐之师，兀良合台又是自己在南征大理时便笼络的悍将，绝不能放弃；第三，除了蒙哥汗，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威胁自己继承汗位，奉蒙哥汗之命留守都城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是不应该被放在眼里的。
于是，在举办完蒙哥汗的追悼会后，忽必烈继续督军南下。而此时的南宋朝廷则聚集了十万大军，两千艘战船于长江南岸。九月四日黎明，忽必烈派遣董文炳、董文用兄弟为先锋，以二百艘战船强渡长江，宋军前来接战，两军在江中战斗十七次，宋军大败，损失兵士无算，战船被俘虏千余艘。蒙古军渡江成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渡江之后，忽必烈履行了当初对宋子贞等人的诺言，严肃军纪，军士擅入民宅者一律军法从事，并将俘虏百姓全部释放，尤其是其中的五百多名儒生，放走前还给不少安家费。
可是，这样的怀柔并不能稍减南宋军民的抵抗意志。鄂州守将张胜拼死据守，而从南宋军从重庆而来的吕文德所部，汉阳而来的贾似道、高达所部也奋力前来支援。百余日内，鄂州城下双方鏖战不休，死伤枕籍。南宋守将张胜战死城楼，军士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众，可鄂州成仍然没能拿下。尤其是著名的奸相贾似道，此时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率军进入城中后，负责守城全部事宜。蒙古军多次用掘洞的方式将城墙破坏，可贾似道总是在一夜之间率将士用木栅栏修补完毕，让蒙古军望城兴叹。忽必烈不禁感慨：“吾安得似道者用之？”
鄂州城下的战斗出现胶着，而霸突鲁率军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郑鼎等率军骚扰江西兴国、瑞州、南康、抚州等地都进展顺利。尤其兀良合台所帅的由一万蛮兵和三千蒙古骑兵组成的南路军更是势如破竹，从云南出发一路之上攻克广西衡山寨（今广西田东）、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今广西象州）、柳州（今广西柳州）、静江（今广西桂林），进入湖南后，又接连突破全州（今湖南全州）、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的宋军堵截，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南宋的临安朝廷惶惶不安，已经有迁都的打算。
而在鄂州城中亲临战阵的南宋奸相贾似道，此时深知鄂州城破已经是时间问题，一旦鄂州失守，岳州、潭州等地必定出现连锁反应，南宋朝廷将会危如累卵。于是，他秘密派遣宋京为使节求和。
忽必烈原本并不想和谈，正如谋臣赵璧回答宋使宋京所说：“驻濮州未拜旗时，汝国遣行人来议尚可。今已渡江，江南之地，悉为我有，何出此言？”
可是很快，忽必烈就做出了率军北返，并同意和南宋议和的决定。这倒不是真如表面的言辞所说“以生灵之故”，而是因为他先后接见了来自漠北的两拨信使。
【正文】
十一月，忽必烈的大妃察必派人来到军中，向忽必烈通报了他的小弟阿里不哥派遣那个钩考过他的阿兰答儿和脱里赤到漠南和中原抽调兵丁的消息。并用隐喻暗示道：“大鱼的头被砍断了，在小鱼中除了你和阿里不哥以外，还剩有谁呢？你回来好不好？” 。两天后，阿里不哥的使节也来到军中，声称是来“请安和转达问候的”，忽必烈问起调兵之事，使节支吾应付。忽必烈这才发现，自己实在小看了弟弟，阿里不哥已经积极运作，准备和自己争夺大汗宝座了！
身边的谋臣们也纷纷进谏，请求忽必烈立即班师。郝经分析道：“阿里不哥已行敕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王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当初金废帝完颜亮率军攻打南宋，金世宗完颜雍趁机在后方称帝，导致前方军心大乱，金废帝被部将所杀。这段历史似乎就快要重演了，如果阿里不哥这时候宣布继位，那忽必烈的所有优势都会丧失，很可能成为金废帝第二了。
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忽必烈立即下令以进攻临安的名义撤掉围攻鄂州的军队，并开始整军北上。在留下霸突鲁、兀良合台和张柔等率部屯驻江北的同时，也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口头达成协议。之所以用口头方式，实在是来不及细细谈定议和条件再签字画押了，而这个仓促的决定，倒为日后再次进攻南宋留下了借口。
阿里不哥是忽必烈同母所生最小的弟弟，虽然他是“灶主”，继承了拖雷和嗦鲁和贴尼大部分的部众，实力雄厚，而且是蒙哥汗南征之时，受钦命留镇都城主持庶政的“监国”。但第一在自己上面有两个战功赫赫，实力也不弱于自己的哥哥，第二自己从来没有单独领过军，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战功。所以并非一开始就觊觎汗位。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成大事要有很多帮手，而要坏事，也往往要有些“损友”挑唆。蒙哥汗的死讯一传到和林，汗廷上下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拥立阿里不哥为新任大汗的集团。
集团的主要人物，首先是蒙哥汗的儿子们——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等，他们没有战功，实力、能力、威望都属于一般水平偏下，没有竞争汗位的资格，为了日后获得更多的好处，便决定拥立小叔叔阿里不哥。其次便是蒙哥汗生前宠信的大臣们，如阿兰答儿、孛鲁欢、浑都海、脱火斯、脱里赤等，这些人要比蒙哥汗的儿子们有更长远的眼光：蒙古帝国没有立储制度，每任大汗都要召开“库里台大会”由宗王、贵族们推选。可从窝阔台汗去世以来，每任大汗的登基“库里台大会”都只是个形式，最终决定谁来执掌大权的还是军事实力。现在最有实力的是蒙哥汗的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远在西亚，拥立他不现实，而忽必烈却是自己在当年“钩考”时强力打压过的，拥立他等于自杀。对他们来说，阿里不哥是唯一的、最佳的人选。
于是，阿兰答儿和孛鲁欢作为说客来说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和旭烈兀二人出征去了，蒙哥合罕把大兀鲁思托付给了你，你有什么想法，难道你想让我们像羊一样被割断喉咙吗？”
权力的诱惑很少能有人拒绝，尤其是自认为与权力仅一步之遥的人。不需要更多的语言，阿里不哥迅速做出了先下手为强，与哥哥争夺汗位的决定。
正在鄂州鏖战的忽必烈之所以迅速作出回军的决定，便是因为阿里不哥的第一招：派脱里赤到漠南诸州抽调兵丁，派阿兰答儿到漠北诸部抽调人马，以便控制漠南漠北主力军队。
可惜，阿里不哥的图谋刚一开始，便走漏了消息。当阿兰答儿在开平附近抽调军队时，忽必烈的大妃察必便发觉了异状，她一面派使者责问，一面迅速通知了忽必烈。
这位察必大妃以后是大元王朝的首位皇后，其人深明大义，是忽必烈的贤内助，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她总是有着比丈夫甚至丈夫身边谋臣更精明深邃的眼光。这一次，只是她的牛刀小试。
【正文】
刚结束了和哥哥的暗斗，又要和弟弟斗智斗勇。忽必烈想必相当郁闷，但相对于蒙哥汗，阿里不哥还是要好对付的多，他没有如郝经的估计那样抢先宣布继位，这给了忽必烈充足的应付时间。在郝经的谋划下，忽必烈轻装简从，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本营挺进。途中，又接受廉希宪的建议，派赵良弼入关中监视蒙哥汗留在六盘山由浑都海统帅的四万骑兵，为日后控制关中做准备。
是年闰十一月二十日，日夜兼程的忽必烈回到燕京。紧接着迅速将脱里赤召集的部队遣散，并派出使者对弟弟进行斥责。
阿里不哥等人都没有想到忽必烈胡来的如此之快，一时间慌了手脚，为了暂时安抚住哥哥，他只好派使者去做解释，并送上很多礼物，表示自己不再调兵。但同时，他也向哥哥提出了一个难题：请忽必烈回和林，参加“库里台大会”，商议汗位继承人选。
阿里不哥的支持者都在漠北，又掌握着和林实权，现在兄弟二人已经摊了牌，去和林开会可说凶多吉少。但要是不去，便是理亏，在法统上又说不过去。
忽必烈左右为难。
谋臣的职责，就是在主君犹疑之时及时的提出建议。廉希宪、商挺立即进言，认为忽必烈不但不应该回和林，而且应无视传统，立即宣布继承汗位，“今若早承大统，颁告德音，彼虽迁延宿留，便明叛逆。安危逆顺，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们，也就是蒙古帝国的东道蒙古宗王也在塔察儿的带领下来到燕京。塔察儿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嫡孙，所领蒙古千户最多，是东道诸王之长。他在自己的师傅撒吉思劝告下倒向忽必烈，塔察儿一表态，所有的东道宗王便都决定了将宝压在哪一方，这也带动了合丹（窝阔台汗幼子）、阿只吉（察合台孙）、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之子）等西道宗王。
谋臣的谋划，叔伯兄弟们的支持，使忽必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在开平召开“库里台大会”，借宗王之口确定自己继位。
1260年三月初，金莲川滦河畔开平城召开由忽必烈主持的“库里台大会”， 合丹、阿只吉、只必帖木儿、末哥（忽必烈异母弟）、塔察儿、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之孙)、忽剌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孙)、爪都(成吉思汗弟别勒古台之孙)、纳邻合丹（哈赤温孙）等宗王和以木华黎之曾孙忽林池为首的功臣贵戚共推忽必烈继承大汗汗位。
因为和儒士们相处久了，忽必烈也学会了中原皇帝“三辞三让”的礼节，多次推让后，才“勉强”答应继位。与历任大汗不同，忽必烈颁布了年号“中统”，还颁下即位诏书，这已经完全是中国皇帝的做派了。这一年，他46岁。
此次“库里台大会”在蒙古历史的重要性仅次于1206年在斡难河畔召开的那次拥立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的大会。成吉思汗的被拥立，标志着“也客•蒙古•兀鲁斯”（大蒙古国）的建立，而忽必烈成为可汗，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崩溃。
四月，晚了一步的阿里不哥于和林在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阿鲁忽(察合台后王)、木哈儿(旭烈兀之子)以及阿兰答儿、脱里赤等蒙哥汗重臣的簇拥下，宣布继大汗位。两位大汗相差不到一个月相继出现，忽必烈向阿里不哥派出使臣宣布自己继位，希望他能够承认，可根本得不到回应。而阿里不哥向各地颁布诏旨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忠于忽必烈的将领和官员也根本置若罔闻。
这个时候，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已经不是兄弟，而是必须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蒙古帝国也随之分裂几大块。忽必烈基本上控制着漠南汉地，阿里不哥掌握着漠北，窝阔台的后裔们分别支持二人，他们的封地也便分属两边，察合台汗国的监国兀鲁忽乃王妃和金帐汗国可汗别尔哥对双方都持观望态度，而远征西亚的旭烈兀则占据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自帝一方” ，等着哥哥和弟弟最后斗出个结果再表态。
祖宗的家业虽然分成几大块，但要争做家长的战斗主要是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的事情。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如阿里不哥获胜，蒙古帝国还会暂时的在大体上保持统一，金帐汗国本就倾向于蒙哥系，由蒙哥汗之子们拥立的阿里不哥可以很容易获得金帐汗廷的承认；察合台汗国的监国兀鲁忽乃王妃是因为蒙哥汗处死前任察合台汗也速蒙哥而夺位的，自然也偏向于蒙哥系；窝阔台诸后王中的佼佼者海都，最反对改变传统，属意于阿里不哥是理所当然；旭烈兀已经没有了竞争大汗位的可能，只是想在伊朗立国，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又都是他的同母兄弟，谁继承汗位，只要承认他在伊朗的统治，便会服从。
但是，阿里不哥与蒙哥汗一样是丝毫“不蹈袭他国所为”的人物，他的胜利会给中原地区以及日后将要征服的江南地区带来什么，是可以预见的。而以军事扩张和分封殖民方式扩张到如此之大的蒙古帝国，崩溃的趋势在贵由汗时代已经出现，只是横空出世了位蒙哥汗，以自己的能力强行将这一趋势减缓，而阿里不哥却没有这样的本事，大崩溃必然会到来，到那时，汉文明被毁灭，蒙古因帝国崩溃而无力发展，整个东亚会是什么样子，就难说得很。
相对而言，虽然忽必烈的胜利使得帝国的崩溃提前，对于汉文明自然是否极泰来，对于蒙古本身来说，也是祸兮福所倚。
【正文】
兄弟二人的战斗其实从刚一开始已经悬念不足。阿里不哥的部队主要是蒙古本土的六十多个千户军以及蒙哥汗南征时所带的部队，尤其以六盘山驻扎的四万铁骑最为精锐。忽必烈麾下主要是南征时的东路军，以及所有汉地世侯的部队。从军队数量上来说，忽必烈处于下风，但他曾经南征大理和南宋，有着丰富的大军团指挥经验，又有兀良合台、霸突鲁、史天泽、张柔等大将及刘秉忠、姚枢、廉希宪等谋臣，相对于阿里不哥从未指挥过作战以及身边如阿兰答儿等上不得台面的属下，实在强过太多。以经济实力，蒙古高原的补给大部分来自于中原，忽必烈占据中原，掐断供应，阿里不哥就会立即陷入粮荒，若要向掌握着中亚富庶地区的察合台汗国要给养，却不得不经过战争。在人才和经济上，忽必烈有着压倒性优势。
战争的序幕，在秦陇地区拉开。
按照忽必烈的部署，是漠北为主，秦陇为辅，两路夹击。但控制秦陇的原蒙哥汗南征军却是相当重要，直接关系到自己能否有个稳固的后防。1260年（中统元年）四月初，忽必烈派廉希宪、商挺为宣抚使，赵良弼为参议，进入关中组织兵马。而与此同时，阿里不哥所派的行尚书省官刘太平、霍鲁怀也来到关中宣抚各地。
兄弟二人都对关中很重视，动作也都很快，可阿里不哥却输在自己没有哥哥在汉地世侯中的崇高威望。廉希宪等人派出使者招抚驻军六盘山的浑都海所部失败后，立即果断的联络西京万户刘黑马、巩昌总帅汪惟正两路世侯分头行动，将刘太平、霍鲁怀绞杀于西安，并先后擒杀蒙哥汗派驻成都的将军密里霍者、派驻青城的将军乞台不花，收领了川蜀兵马，完全孤立了六盘山浑都海所部。
这时的浑都海最好的策略，是趁着西安空虚立即前往攻打，一旦西安掌握在手中，秦陇局势便会改观。但廉希宪在没有请示忽必烈的情况下，命大将八春领四千人驻防，命汪惟正的四弟汪良臣总制巩昌、秦州、平凉等二十四城兵马，用重兵防御的假象迷惑浑都海。浑都海不知是计，放弃了出兵西安，而是率军渡过黄河，进兵甘州，与奉阿里不哥之命南下的阿兰答儿所部汇合，进攻宗王只必帖木儿的西凉州领地。
八春、汪良臣率军西进御敌，初战失利。九月，合丹率精锐骑兵与八春、汪良臣汇合，在甘州附近的耀碑谷与阿兰答儿、浑都海展开决战。其时忽刮大风，天昏地暗，汪良臣命军士下马以短兵器突袭敌军左翼，使之混乱溃退后又趁势击溃右翼，八春率兵突袭敌军中军，合丹以主力骑兵绕敌背后截断退路。阿兰答儿、浑都海一败涂地，双双被斩于阵中，数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残兵逃回漠北。
经此一战，秦陇大定，阿里不哥被砍掉了一只臂膀。
与此同时，忽必烈也在鏖战漠北。
为了能尽快夺回蒙古本土和都城和林，确定自己的合法大汗身份。在廉希宪等人在关中奋战的同时，忽必烈则征调驻扎在淮河的霸突鲁、兀良合台所部，汉军世侯军、诸宗王军共十五万之众，御驾亲征，以那邻合丹、也相哥为先锋，迅速向和林推进。
1260年秋冬之交，忽必烈率部到达巴昔乞地区，遇到旭烈兀之子主木忽儿和斡儿答（术赤长子，白帐汗国开国汗王）之子合剌察儿所帅阿里不哥军的迎击。主木忽儿与合剌察儿都有着能征惯战的父亲，可自己却没有遗传多少名将素质，一经交战便败下阵来，所部兵将损失无算，哥俩仓皇逃走。
和林城在忽必烈封锁物资供给之后，已经发生粮荒，物价暴涨，人心离散。阿里不哥困守危城已经是苦不堪言，闻听前方战败，连忙率部逃出和林，回到自己的封地吉尔吉斯。
以忽必烈用兵的惯例，一定会乘胜进兵，一举全歼阿里不哥残部。但此时的阿里不哥倒是学了乖，立即遣使向哥哥求饶，完全是一副小弟弟做错事的口吻，称作为弟弟因无知而犯罪，兄长可以审判，让自己去哪里就去哪里，待养壮了牲畜即去见忽必烈请罪。忽必烈在对待兄弟之情上很像蒙哥汗，不忍心过于相逼，认为：“浪子们现在回头了，清醒过来，聪明起来，回心转意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了” ，于是派也相哥领十万军队驻守和林一带监视阿里不哥，自己解散了征调的诸王军队，回到燕京。
政治是不讲情面的。忽必烈忘了自己这个小弟弟已经不再是当年在母亲身边的同胞骨肉，阿里不哥可没有忘记这个哥哥是自己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竞争对手。忽必烈的一念之仁使他付出了惨痛代价。中统二年（1261年）秋,阿里不哥恢复了元气后，发兵前往和林，诈称是来投降，对戍守的也相哥军发动突袭。移相哥猝不及防，全军溃败，无奈之下只得南撤。蒙古正统的象征和林再次落到阿里不哥手中，为了尽快扩大战果，阿里不哥稍事休整后继续南下进逼忽必烈的大本营——开平。
弟弟的出尔反尔让忽必烈大为光火，再次御驾亲征，率以张柔为主的七个世侯所部以及塔察儿、纳邻合丹等宗王之军迎战。十一月,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
阿里不哥能够夺得和林，全靠着诈降和突袭，一旦与哥哥正面交锋，立即露出不善统兵的缺点。一战下来，麾下大将合丹火儿赤战死，兵士损失无算，全面溃败，奔逃五十余里。其部将阿脱等见大势已去，遂向忽必烈投降。
这一次，阿里不哥的本钱已经赔得十去七八，再也拿不出像样的部队了。而忽必烈却再次放了弟弟一马，没有继续追击，说道：“不要去追他们，他们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应当使他们明白过来，后悔自己的行为。” 但是，对于弟弟的经济封锁却毫不放松，各种物资，尤其是马匹和粮食，都严禁买卖。
此时的阿里不哥虽然已经没有可能再和忽必烈争夺大汗宝座，但若是举措得当，如旭烈兀那样“自帝一方”还是有可能的。可这位志大才疏的金枝玉叶却用一系列的昏招彻底把自己搞成了山穷水尽。
为了应对哥哥的经济封锁，他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系宗王阿鲁忽接管了察合台汗国，囚禁了原监国兀鲁忽乃王妃。希望察合台汗国能够成为自己的大后方，可是阿鲁忽此人野心不小，稳定了察合台汗国内部之后，羽翼渐丰，就不再听阿里不哥的摆布了。
阿里不哥多次要求阿鲁忽支援武器和粮食，但阿鲁忽置之不理，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派人前往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 、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 和河中地区,杀掉了金帐汗国别儿哥在该地区的官员，接管了原本应由大汗直辖的上述地区。当阿里不哥使者在察合台汗国境内征集了大批物资准备带走时,阿鲁忽杀死使者,夺取物资，正式与阿里不哥决裂决定投靠忽必烈。愤怒之下，阿里不哥领兵攻打阿鲁忽。虽然先头部队在速惕阔勒(今新疆赛里木湖) 被阿鲁忽打败，但阿里不哥的军队趁阿鲁忽不备,攻取伊犁河地区及察合台汗国的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 。阿鲁忽带领残部逃往忽炭(今和田) 和可失哈耳(今喀什) ,不久又迁往撒麻耳干。
阿里不哥总算是有了相当富庶的根据地，若是仔细经营，也可为一方之雄。但他处置政事不公，任意杀害军民。属下诸王那颜对他大失所望，相继离他而去,尤其是最铁杆拥护他的蒙哥汗之子玉龙答失的离开，更让他陷入众叛亲离。不久，阿力麻里发生饥荒，阿鲁忽趁机前来进攻。阿里不哥抵挡不住，便放回兀鲁忽乃王妃以为缓兵之计，结果，阿鲁忽顺势便娶兀鲁忽乃王妃为妻，更加确定了自己察合台汗国之汗的合法性，实力大为增强。
【正文】
后有忽必烈，前有阿鲁忽，阿里不哥已经是左右为难。现在以他的实力，和谁都无法较量，只能向其中之一低头。阿鲁忽曾经是自己的臣子，而且其人心狠手辣。相对而言，忽必烈是自己的亲哥哥，而且多次放过了自己，毕竟血浓于水。阿里不哥无奈的做出了自己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重大的选择。
中统五年(1264) 七月，阿里不哥来到开平向忽必烈投降。这场导致帝国崩溃的兄弟相残之战，终于尘埃落定。
投降者与受降者都对对方爱恨交织，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见时，双方都流下了眼泪。相对哭泣了很久，忽必烈才打破沉默，问道:“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的回答意味深长:“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 他并不承认自己称汗是错误的，明确的对哥哥表示：你是赢在实力上而并非道理上。
忽必烈最后也没有难为这个弟弟，让宗王们会同审问后，认为阿里不哥是成吉思汗子孙，予以宽恕。但阿里不哥仍是在第二年便患病死去。
有些史家认为阿里不哥是忽必烈暗杀的，因为他毕竟还是蒙古正统派的旗帜，只要他还在一天，便是对自己的威胁。这样的分析自然很有道理，但综合前因后果，忽必烈害死阿里不哥是很愚蠢的一招。毕竟当时蒙古帝国各汗国还在名义上维持着传统关系，阿里不哥归降时，忽必烈让其站在侍从站立的地方，这一侮辱性做法，立即便引起了旭烈兀、阿鲁忽、别尔哥的不满，写信进行指责。忽必烈希望自己称为真正的蒙古大汗，极力拉拢各汗国汗王，因此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一件小事尚且要小心谨慎，何况是杀害阿里不哥呢？何况，阿里不哥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大失人心，即使正统派的很多宗王也都不再倾心于他，日后海都扛起正统派大旗，很快获得了号召力，有无阿里不哥其实并不重要。
以笔者观点，阿里不哥的死，应该是郁闷、悲哀和对于前途绝望多重困扰下的积郁成疾。但忽必烈是否会对于弟弟精心治疗，就难说得很，让他顺其自然的病死，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
阿里不哥死了，但蒙古帝国的崩溃却难以遏制。忽必烈的蒙古大汗注定要远远不同于他的前任，蒙哥汗之前，其他汗国与大汗的关系是君臣，而从他开始却要成为盟主与盟员的关系。
当忽必烈以“中统”为年号登上大汗宝座时，蒙古帝国的历史便已经结束，而大元王朝则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是继承还是重建——元王朝与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蒙古帝国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元王朝是个什么关系？无论在世界历史学界，还是中国历史学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般引起争论的历史课题，要么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要么因为资料繁杂，说法多样，因而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家都是靠推测，形成一个个“一家之言”。而蒙古帝国和元王朝的关系，却并非这些原因，要说资料少，不但中国有《元史》、《元文类》等等，波斯有《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蒙古自己也有《蒙古秘史》、《黄金史纲》等等；要说资料繁杂，其实无论那种史书，对这个问题都有着交代，来龙去脉，虽不能说条分缕析，也还是清楚的，不至于到了让学者们靠着猜想争论不休的地步。
争论的症结，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常常上升到政治或情感问题上。
蒙古帝国太过庞大，囊括了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的广袤土地，这些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国家和继续生存的民族都不得不承认，在13、14世纪那段岁月，他们被一个名字叫蒙古的帝国战败、摧毁、屠杀，最后又被迫接受了统治。但是，那对岁月并不十分漫长，这些草原上而来游牧民族的统治并不稳固，很快这个帝国便分崩离析，各地区、各国家虽然还被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统治相当长时间，但已经开始自行其是的发展自己历史。如果说元王朝和蒙古帝国是一脉相承，甚至划为一体，很多地区的历史就要缩短自主发展的时间。这是会伤害到感情的。
西方的史学家们往往要尽量提前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有的干脆把这个时间放在蒙哥汗时代，认为因为蒙哥汗的继位是依靠金帐汗拔都的支持，因此在他即位后，帝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蒙哥汗，西部归拔都。但这个说法并站不住脚，因为蒙哥汗即位后，对整个帝国都有着完全的权力，金帐汗拔都虽然很受重视尊重，但也只是屏藩之长，完全算不得另外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拔都去世后，蒙哥汗先后委任其两个儿子继位，只是因为先后暴死，才不得不让其弟别尔哥继位。当旭烈兀西征之时，金帐汗国在蒙哥汗的命令下出兵出粮，而军队指挥权完全是旭烈兀的，也证明了蒙哥汗对金帐汗国的控制。
正是有着这样的反证，一些西方史家便把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放在忽必烈称汗时代，而且不承认其他汗国与元朝的藩属关系，把元朝放在和其他汗国几乎平等的位置上，称之为“忽必烈汗国”。这种认识，则是基于忽必烈的双重身份——他既是蒙古大汗又是中国皇帝，而且中国皇帝的成分更多。如果认为忽必烈仍是如前代可汗一样对其他汗国哪怕是名义上的统治权，则就等于认为中国当时的领土包括东欧和西亚，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接受。
倒是中国的《元史》把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都纳入“大元皇帝”序列，分别为“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但其一是因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接受了儒教的礼法和祖先祭祀制度，设立太庙，供奉先代可汗，并赠与庙号。其二是因为忽必烈也在借此宣示自己不但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也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正统，正如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上所说：“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但以事实来说，这样的记载有失公允，忽必烈的元王朝与蒙古帝国实在千差万别,忽必烈自己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代替事实，元朝的开国皇帝是忽必烈，而并非成吉思汗。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其一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逃出大都为止，共有134年；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开始算起，元朝则只有92年历史。
以笔者看来，这三种算法都有问题。
第一种是算法明显通换概念。蒙古灭金，是一个新兴的游牧国家因为世仇而对统治中原的王朝进行的侵略战争，并非是改朝换代。金朝灭亡后，蒙古在中原实行的仍是蒙古的分封殖民制度，将土地城池分封给兄弟子侄、有功之臣和汉地世侯，并非取代金朝建立一个新的中原王朝。
第二种算法则是过于强调国号问题，虽然“元”的国号是在1271年设置，但一个王朝是否建立重要的是制度而并非国号。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元“中统”，设置各种制度，已经是在实行传统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一个新的王朝已经建立，并不是非有“元”的国号才算建国。就如三国时代一般从东汉末年算起，因为东汉只剩下了“汉室”，各种制度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从算作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种算法则是传统的正统观念，因为南宋是华夏正宗，那么只有南宋灭亡，宋皇向元帝投降，正统才转移到元朝。要这么说，虽然宋恭帝投降，可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还先后拥立了两位宋皇，一直坚持着抵抗，直到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才算结束，那么正统就应该在南宋流亡政府中坚持到1279年。把元朝开始定在1276年，可算是自相矛盾了。
【正文】
元朝的开始，应该在公元1260年。那一年，忽必烈称汗，并仿效汉法，建元“中统”。
在此之前，蒙古帝国都是以十二生肖纪年，并没有年号。年号是中国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是中国皇帝的专利。虽然日本、朝鲜、越南也都有年号，但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的国家。用年号纪年，便标志了忽必烈所建立的政权与蒙古帝国的不同。
在《中统建元诏》中，忽必烈明确表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这是对中国历代王朝的致敬与追随，“中统”即为“中华正统”之意。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无论哪位大汗都不可能对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低头，把自己的认为是除蒙古之外的其他“正统”。忽必烈的这种改变，至少在精神上，是对祖先的某种背叛。
而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为这种“背叛”说明了充分的理由：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佥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骣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说先祖们“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那么自己要“祖述变通”自然是“正在今日”了。
制度上的变更，首先就在于统治机器的改变。忽必烈登基后，对于国家的管理已经与蒙古帝国时代大不相同。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所确立的制度，可说集权与分封并行。首先颁布了《札撒》，以之作为国家一切生活的准则、制度和法令。《札撒》中包括选举、外交、诉讼、刑事犯罪、商业、赋税、义务、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条文。
在地方设置方面，成吉思汗设立了“千户制”。建国初期设有九十五千户，千户之上是万户，智将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统辖地直到大兴安岭以东；封幼年时便跟随自己的好友博尔术为右翼万户，统辖地至畏兀儿阿尔泰山西麓。各千户长要由功臣来担任此职，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十户。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的大小规模不尽相同。比如千户：有的可达四、五千户，有的则不足一千户。千户的组成也各不相同：一些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一些是重新收集分散在各部的同族组成的；还有一些是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此外，成吉思汗还将他的母亲、兄弟、亲属们分配为不等的万户、千户。
而在扩张之后，蒙古帝国实行分封殖民。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所占领的土地上建立隶属于大汗汗廷的汗国，各个汗国的汗王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但各汗国的封地仍由大汗委以长官统管，诸子在其封地上只享有一定数量的赋入。其行政权、军事权很大程度还属于中央直辖。这种直辖则依靠“达鲁花赤”也就是“断事官”的设置。
蒙古帝国建国初期的大断事官是成吉思汗母亲的养子失吉忽秃忽，职责主要是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掌握司法之权，它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而诸王、贵戚、功臣封地内，也各置断事官管治其百姓，这些断事官是直接向中央汗廷负责的。
至于汗位的传承，如前文所说，蒙古帝国并没有立储制度，而是用“库里台大会”有贵族们选举产生。
而忽必烈登基后，对于这些制度进行了完全的改革，基本上如郝经在《立政议》中所说：“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
在中央，设置行政、军事、监察机构, 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 实行“三权分立”; 在地方上设立行书省, 简称行省或省, 置丞相一人, 掌管全省军政要务。
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总理全国行政事务。建元“中统”的第一年(1260 年) ,“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 中书省长官由皇太子真金担任,未立皇太子时暂缺。实际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有时也叫平章政事代丞相之职。中书省管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均设置尚书。
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除“腹里”直属中书省和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直接管辖外,共建十个行省: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浙江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腹里”管辖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之大部或部分之地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行省建置是元代的创举，明代虽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之为行省。今日之省,是由元代行省演变而来。而西藏等“特区”，则设置宣政院管理。
当然，忽必烈对于其他汗国也希望能如父祖时代一样对其实行统治，但从他开始的历代皇帝，均没能达成目标。各汗国虽一度承认元朝为宗主，可内政外交全然自理，都是完全的主权国家了。
对于“库里台大会”，忽必烈直接予以废止，而是用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储制度，所谓“鉴於前事，知汉法玉信者，实宗社至计，乃定策立真金为皇太子。……授皇太子玉册金宝,太子有册礼始此。”
【正文】
如果说整套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变化还不足以说明元朝与蒙古帝国不可一体而论，那么统治中心的迁移则直接关系到版图边界的变化，足以证明两者虽有传承却大为不同。
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中心是蒙古高原，都城在哈喇和林，简称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都市，由窝阔台汗于1235 年在鄂尔浑河岸边建成。该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蒙古大汗的万安宫在城之西南角,有宫墙环绕,周约二里，“⋯⋯城里有两个地区:一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他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
到蒙哥汗时代，蒙古帝国的疆域西到东欧，西南抵达伊朗高原，北部囊括大部分西伯利亚，东部直到库页岛，南部则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和林城正好处于较为中央的位置，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可以有效掌控各地。而到了忽必烈时代，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已经成为敌国，和林城就几乎成为边塞，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海都等征战时，和林城经常成为战场和双争夺的军事要地，首都再设于此，明显不合适了。因此，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将之改称为上都。上都是北接哈喇和林,南通中原地区的要塞,符合当时的忽必烈统治区域的管理。
而随着灭亡南宋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治理江南地区。于是，1272 年,忽必烈汗又把都城从上都迁到大都(今北京) ，其城在金朝时称为中都，其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对于以中国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朝来说，再合适不过。这座城市日后继续成为明、清两代的帝都，也充分证明这里是当然的中国政治中心。
在引言中，笔者曾拿罗马与拜占庭的关系来类比蒙古与元朝。当然，前者的历史要远远长于后者，罗马向着拜占庭的转变经过也要比蒙古到元朝的转变漫长曲折得多。但这确实是可以比较直观的理解蒙古帝国与元王朝关系的例证。
拜占庭帝国又称为东罗马，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保留其东部领地而存在的国家，没有人能够否认，君士坦丁堡中的皇帝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法统上来说，都是继承了罗马帝国。但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发展、统治区域等等方面来看，拜占庭对于罗马，只有名以上的传承关系，在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同的国家。
有人指出，忽必烈是蒙哥的亲弟弟，其汗位直接连源于蒙哥汗，把他说成是另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很不合适。可忽必烈继承汗位时，并没有受到所有蒙古贵族的支持，而且很快就和另一位大汗阿里不哥兵戎相见，征战了四年才胜利，获得了蒙古高原的统治权。而元朝近一半的领土更是忽必烈自己打下来的（比如说南宋）。可以说，忽必烈的江山，在名义上继承了父祖，却基本上是自己打拼的结果。
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要争论下去。但只要作为历史问题而不是政治或情感问题，这应该是不那么值得争论的吧。
【下一章：空前为实，绝后则非——元朝的疆域】
空前为实，绝后则非——元朝的疆域
说到元朝的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空前绝后”。自人们心中，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无论是前面的汉、唐还收后面的明、清都无法相比。
所谓空前，元人自己在官修、民撰的众多史书中说了很多。
元朝官修的《经世大典》，其中《序录•君事》中用近乎阿谀的语气写道：“至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矣。”
而民间所修，作者名已经亡佚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也跟着赞颂：“唐虞三代以来之州域，北不逾幽、并，南不越岭徼，东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方今六和混一，文轨会同，有前古未有之天下，皇乎盛哉。”
本朝人说本朝事，自然不那么客观。当然，元朝没有文字狱，对于民间修史、作文没什么限制，相对而言，兑水的情况并不严重。也可能是因为如此，后世也就大都接受了这些说法。
明代所修的《元史》，在地理志中所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清朝顾祖禹著有《读史方舆纪要》，也认为：“盖（元）疆域之远，轶于前代矣。……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东西万余里，南北几二万里。” 这个“几二万里”便是从《元史》中所列的数字推算出来的。
到了清末，大名鼎鼎的严复也认为：“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印度），北暨俄罗（斯），幅员之大，古未有也。”
有了那么多前人的铺垫，元朝疆域的“空前”也就成了板上钉钉。到谭其骧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元朝的疆域图也就极为广大，远远超过了之前与之后的所有朝代。
于是，问题出来了，空前尚可说定，但否是“绝后”？
元朝疆域要远超过汉唐，主要在于对一些传统的邻国的吞并。
汉代时，在北方，汉武帝北伐匈奴，将疆域扩展到河套和河西走廊；在东方，灭卫氏朝鲜，设四郡；在西方，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但西域各国虽然是臣属，内政外交军事总要受到汉朝的干涉，但还是一个个独立小国，并不能算是汉朝直辖领地；在西南，经过十余年的武装开拓，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和牂柯五郡，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在南方，灭南越国，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
汉朝扩展疆域比较稳固，在日后只有较小的收缩。但是，西藏、辽北等地却并未涉及。
唐朝的疆域要比汉朝广大，在边境设有六大都护府：
单于都护府（初称为云中都护府），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
安北都护府（初称为瀚海都护府），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
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
北庭都护府，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
安东都护府，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
安南都护府，辖境北有今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缘边一带。
但是，这六大都护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是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较短。如安北都护府663年的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到686年的辖境就退缩到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安西都护府在公元656—663年之间的辖境扩大至自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至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到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北庭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辖境完全丧失；安东都护府在670年的辖境仅剩下辽东，后又退到辽西；安南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西北今云南逐渐被南诏国占据。另外，唐朝时正是吐蕃帝国强盛时期，整个西藏包括青海大部均是吐蕃帝国土地，唐朝对其自然说不上管辖。
元朝与汉唐相比，首先就是漠北草原完全是自己的老家，当了中国皇帝算是嫁妆带了进来，几千年来中原王朝的漠北边患不复存在。其次，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元朝设立行省制，全国设十大行省，以这些行省的管辖地来看，可以看出大体疆域。
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辽阳行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河南江北行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四川行省，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云南行省，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
湖广行省，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岭北行省，辖境包括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今俄罗斯联邦境内西伯利亚部分地区。
以此来看，元朝边疆的范围西北至今天新疆的哈密地区，东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和萨哈林湾一带，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西藏、云南、今缅甸东部。
这些限定都没什么问题，但北部边界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将元朝的北疆扩展到北冰洋沿岸，而有的说法则将北部边界限定为今天蒙古国北部边界的库苏古尔湖、乌布苏湖一带，相差甚远。这关系到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版图是否归属。于是又有学者提出，因为在北冰洋沿岸从未发现元朝官方或民间遗迹，不应再坚持“北冰洋沿岸”之说，但也不愿意承认北部边界只达到今天蒙古国北疆，于是便折中一下，把元朝北疆定在贝加尔湖中部以北地区。
以笔者看来，北洋沿岸自然有些托大，贝加尔湖一带也并没有元朝政府直接管辖的明确证据。那么，以清朝的地图作为参照，元朝的北疆范围，应该大致比现在的蒙古国北疆稍北一些比较合适，或者可以达到贝加尔湖南岸。
【正文】
这么一来，元朝疆域的“绝后”就有待商榷了。
代替元朝的明朝，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但仅仅是为了以攻为守，因为他们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而新疆，元朝时就有一半属于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其极盛之时，虽然北元、西藏帕竹政权、察合台汗国都认其为宗主，可那些土地明王朝是说不上有实际管辖权的。
明朝疆域远小于元朝是不争的事实。可代替明朝的清朝却在康雍乾三代的努力下猛追元朝创下的“疆域记录”，以漠南（今内蒙古）为主要管辖区的北元，漠北（今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新疆的准噶尔汗国，叶尔羌汗国（察合台汗国继承人），西藏、青海的和硕特汗国，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被清朝所灭亡。到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疆域发展到极致，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南至南海，包括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
元朝有的，清朝基本收归囊中，而没有的，清朝也拿到手中。元朝因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对立，先后损失河中地区和新疆西部，最后只能以哈密为西界，而清朝在灭亡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今新疆的所有地区直到塔拉斯河以西全部划归版图，在这一点上，元朝稍逊一筹。
因为中国独特的藩属制度，一些臣服于中国皇帝的藩国国主都要接受皇帝的册封，因此，有人便总愿意把这些藩国的土地都算作领土。实际上，是否有驻军，是否有税收，是否有委派官员直接管辖才是确定领土的根据。藩属的“称臣纳贡”只是一种臣服的表现，名义上给个面子，傍个大款，捞点实惠，比如所谓纳贡总是厚往薄来，拿走的总是比拿来的多；需要帮助的时候便来找老大帮忙，比如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而要是老大衰落了，或者实惠给的不多，便要翻脸无情，比如南诏国吞并唐朝云南土地，明朝的边塞蒙古卫所经常叛附无常，等等。
刨除藩属，元朝的疆域确实是“空前”，却并非“绝后”，并未能争得过后来的清朝。而清朝的疆域说一句“空前绝后”倒更符合实际了。
“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开元第一功臣伯颜
预言，总是让人很着迷。
记得在大学期间，流传着“1999世界毁灭”的预言，《诸世纪-诺查丹玛斯预言》也洛阳纸贵，到处畅销。笔者也赶时髦买了一本来看。世界几百年的重要事件，全都在一本书中被一个人所料定，而这个人又预料了全世界人类的存亡，这样的刺激倒没让笔者害怕，反而有些许激动。但结果，到了所预定必死的1999年7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便有人指出，《诺查丹玛斯预言》很多时候人杜撰和附会上去的，不是“指哪打哪”而是“打哪指哪”，也算是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历史上，预言总是在关键时刻恰到好处的出现，且往往惊人的准确。于是也有很多奇人异士因散播这些预言或获得富贵或遭受灾祸。当然，是否属于“打哪指哪”，就很多无法考证了。
在南宋朝廷走向死亡的最后岁月里，一个莫名其妙的预言也在江南大地流传着——“江南若破，百雁来过”。
这个预言有三个版本。
在《元朝名臣事略》中说：南宋长江防线未被攻破时，江南有民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时人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
《马可•波罗游记》中，是说宋太后为皇帝请人占卜，占卜结果是：“除了一个有一百只眼睛的人之外，没人能夺取他的王位。……然而当她问到敌军统帅的名字时，人们告诉她叫伯颜，即百眼的意思，她不仅大惊失色。” 那么，在“江南若破”之后的一句话便是“百眼来过”。
而在南宋灭亡后以“遗民”自居创作大量哀悼故国诗作的刘因，在自己《白雁行》诗中，则说是“北风三吹白雁来”。 那便是“江南若破，白雁来过”。
无论“百雁”、“百眼”还是“白雁”，都应该不是意译，而是取谐音，所指的便是元朝第一功臣——伯颜。
每个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开国功臣，有的可以列出“第一功臣”，有的则在众多功臣中难分伯仲，说不出谁是第一。西汉第一功臣无疑是“兵仙”韩信，而东汉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就难说谁可称第一。大元王朝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麾下有着很多能征惯战的大将和运筹帷幄的谋士，但要说第一功臣，则非伯颜莫属。
平灭南宋，混一南北，使大元王朝终于获得了“中华正统”；西征中亚，对敌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稳定边关；世祖去世后，仗剑朝堂，威压众臣，使得成宗顺利继位。这种种功绩，都集中在伯颜身上。忽必烈左右重臣中，能起到这么多作用的，伯颜说自己第二，也就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了。
而伯颜本身在忽必烈麾下是毫无根基的，能当第一完全是靠着自己卓越的能力，这就更为难能可贵。
论资历，伯颜是世祖身边的“小字辈”。他既不是世祖藩邸宿卫出身，也不是“金莲川幕府”中的人物。当忽必烈南征大理，攻打江汉，平定秦陇，鏖战漠北之时，都没有他的身影。那时，他正和忽必烈的三弟旭烈兀，一路向西亚挺进。直到阿里不哥败降，世祖将年号从“中统”改为“至元”之后，他才以旭烈兀使者陪臣的身份来到元廷。
论出身，伯颜也并不显赫。他出身于蒙古巴邻部，曾祖述律哥图在成吉思汗时代任八邻部左千户。曾祖去世后，祖父阿剌袭任其职，并兼任“达鲁花赤”。祖父去世后，父亲晓古台袭其职，可说三代都只是中层官员。倒是叔祖父纳牙阿是成吉思汗麾下猛将，忠诚敦厚，被成吉思汗誉为“可委任大事之人”，出任过中央万户长高位，但与他本身关系不大。相对于忽必烈麾下的兀良合台、阿术出身于成吉思汗名将速不台家族，霸突鲁、安童出身于成吉思汗智将木华黎家族，显得寒酸很多。
但是，没有过硬的背景而能够出人头地，才能看出是英雄还是狗熊。至元二年（1265年），二十九岁的伯颜受旭烈兀之命出使元廷奏事，一下子就被世祖看中了。史书上所写看重的原因是“见其貌伟，听其言厉”，如果仅是长得相貌堂堂而且能说会道，恐怕并不能获取以能识人著称的世祖欢心，这是指伯颜有很多关于政治、军事上的见解让世祖青睐。从此便留在元廷，“与谋国事”。
自己的使臣被外国留下，这原本会引起国际冲突。但旭烈兀毕竟是忽必烈的弟弟，伊儿汗国又是元王朝的属臣，忽必烈这挖墙脚的做法也就没人追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