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
“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
“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 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搞好宣传， 1960 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1961 年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 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
“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 年4 月30 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 月11 日至2 月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 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 1961 年1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① 见《磨难虽多心无暇》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125—126 页。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 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标过高的错误作风。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由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于1 月30 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号召。
罗瑞卿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当今天主席谈起会上的情形时，他还沉浸在活跃民主的良好气氛中。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话锋一转，问道：
“瑞卿同志，林彪那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略一迟疑，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
“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原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也发了言。在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罗瑞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看了觉得不能用，就自己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并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说替他准备的稿子根本不能用，他自己亲手拟了提纲。
在会上发言时，林彪又是像自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那样旗帜鲜明，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要使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林彪还有所指地强调指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当时坐在台下的罗瑞卿听着林彪的讲话，觉得他就是比自己高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1959 年9 月，离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的时间，林彪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庄严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说要以主要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新立异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30 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他在文中指出：“1958 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 年1 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林彪把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发挥而成我军的“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并且在此后进一步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
1960 年9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在内容上恢复了古田会议的精神，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也尽量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林彪还俏皮地把自己的这种创举称为“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的精神。
罗瑞卿曾经不无赞赏地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后，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
毛泽东就要罗瑞卿、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稿出来后，毛泽东很快看了，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尔后，毛泽东要罗瑞卿送给林彪看。当时林彪在上海，罗瑞卿就将定稿和主席的批示派专人送去了。
毛泽东看着罗瑞卿若有所思的神情，眨眨眼说：
“讲不出来，要学嘛！”
罗瑞卿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
“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罗瑞卿专注的听着。毛泽东顿了顿，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扭灭，稍微提高声音说：
“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现在军队这些人，萧华，杨成武，大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的，都搞个学习计划，三五年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回去后，你可以去找伯达，同他商量开出二十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书目来读几年，学习五年十年也好，在军队里提倡学一下。”
罗瑞卿在曙色初现时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回到北京后，罗瑞卿就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找陈伯达，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书目单送毛泽东审定时，毛泽东说：“缺点是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文艺、历史方面的少了，也要。”
他又加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共三十本书。毛泽东指出，军以上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都可选读几本。又指示罗瑞卿去找陆定一同志，要他出线装的，供高级干部阅读。并说：“印出线装的，我也很想看。”
罗瑞卿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建议高等军事学院立即举办军以上干部参加的读书班，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四本书。三个月后，第一期结业，高等军事学院写了总结报告，罗瑞卿将报告转呈毛泽东，并且写道：“办读书班是根据主席指示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提倡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一种办法。军队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办法，例如每周抽一天时间读或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内每天读半天，每次读一本或两本，并请专人辅导。”
在总政治部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全军高级干部普遍进行了选读马列著作的学习活动。后来，林彪在上海会议上将这件事诬陷为罗瑞卿以学习马列来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罗瑞卿所谓“反对毛主席”、“敌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这是后话。
1962 年11 月。北京。
中央召集的专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反小股武装特务窜扰广东的会议正在进行。罗瑞卿向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战斗的进展情况。
原来，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经常派兵在东南沿海袭扰大陆。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准备大举迸犯大陆。
为了粉碎他们的图谋， 1962 年6 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的指示，大批部队入闽严阵以待。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派遣小股武装进行袭扰。这一斗争，在调部队入闽阶段由林彪指挥，到下半年，林彪再次称病后，具体指挥由罗瑞卿负责。他曾经数次深入沿海部队，调查研究，总结反武装特务斗争的经验教训。罗瑞卿兴致勃勃地说起最近的一场斗争的情况：
“10 月下旬，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武装特务并缴获了电台，我即建议公安部启用敌电台，与台湾联系，将敌人引诱前来，予以歼灭。经过电台的紧张工作，月初，就同国民党情报局长叶翔之联系上了。我就指示公安部给他一些假情报，就说缺粮食，共产党盘查很严，空投以后再报。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对报务员交代清政策，给予优待，奖励一万美金。这个办法很奏效。一个月的时间，‘大鱼’上钩了。一名少校组长带领的六人小组及部分军用物资，在电台的指引下按照预定时间和地点空投到广东阳江县山区。第二天，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来电称：‘我机冒炮火已将人员物资空投原定地点，在不影响兄等本身安全的原则下，请设法联络空投人员，并寻找空投物资。’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给敌人编好了天罗地网..”
罗瑞卿说到这里，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插话说：“罗参谋长的安排很细致，他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取信于敌。我们可以多从敌人方面想一想，敌人都可能有哪些想法，可以多设想几种可能的对策，要搞一点策略，使敌人感到特务分队不是非常顺利的就可以开展活动。同时，这次投下那么多降落伞，敌人会想到有可被我发现，也会由此想到（先派来的）特务分队的行动有可能被我发现。因此，电台是否可能暂停一两天再出现，或先发一条电报，告敌发生情况，正在转移，过一两天再告敌与我民兵遭遇，是否还可以编造情况，说发生了一点伤亡，现正摆脱我民兵、转移到新驻地，给敌人以这股特务正在流动、正在慢慢转移的印象。将来还可以考虑再设计一个新的空投场..”
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都频频点头。
罗瑞卿接住话头说：
“总之，到现在，九股国民党武装特务已被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游击走廊’的计划又破产了。这是中央的正确领导，军队和公安部同志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沿海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努力的结果。我建议将这一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并发表社论，以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人民群众与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刘少奇点点头，补充说：
“公布前再发两个电报给美特叶翔之，切实想几句话，挖苦一下。”
周恩来风趣地接住话头：
“对‘运输大队长’还得照打‘收条’嘛。”
周恩来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便充满了爽朗的笑声，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会后，罗瑞卿立即打电话安排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要他草拟两份电报槁，用缴获的特务电台分别发给叶翔之和他们的美国顾问。第二天，这位负责同志即把电报槁送给罗瑞卿。
电文是：
一
叶翔之先生并请转达你们的蒋总裁：
随送礼物已全数收到，今后如蒙继续输送，我们仍将照例接收。NACC 处已专电奉告。
二
NACC 处并请转达你们的麦索局长：
承送礼物已全数收到，今后如蒙继续输送，我们仍将照例接收。叶翔之先生已专电奉告。
罗瑞卿读着电文，脸上充满了笑意。这位负责同志又请示：
“参谋长，怎么署名呢？”
罗瑞卿略一沉吟，抓起钢笔，在署名处大笔一挥写下了“知名不具”四个字。
两人相视而笑。
到年底，中央决定，公布打击国民党之特务案件，同时关闭了利用电台。
电报也发了出去。从1962 年至1965 年1 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四十股， 计五百九十四人，反敌特窜扰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1962 年底。中印边境自卫战期间。北京。
罗瑞卿此时的工作已进入最紧张的状态。他在指挥东南沿海进行反国民党武装特务斗争的同时，又担负着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战略实施任务。在西南边境，有些刚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沿袭了原宗主国的做法，不断越过实际控制线，占地设点，蚕食我国领土，并向我国政府无理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多次挑起边界冲突。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以谈判解决争端的建议，都被对方拒绝。1962 年10 月20 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中、西南段同时向中国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抗议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展开了自卫还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在战前和战役中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战斗最紧张的10 月和11 月，他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时间、地点的界限。他的家里也好像成了一个临时的作战参谋部，许多房子里都挂满了地图。他的女儿点点回忆这一段日子时写道：
那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已经不合适再和弟弟住一间房，母亲本来要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情况，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参谋部使用。我记得挂在我那间房子里的是一张比例尺非常大的占满整个墙壁的亚洲地图。..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几天，父亲常常很晚还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每晚..我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脚步声，窗户里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他们的活动着在墙壁上描画出许多奇妙的影子而安然入梦。这情景已经成了我关于父亲的回忆中的非常独特的和亲切的一慕。
罗瑞卿常常在深夜仁立在作战地图前，细致地观察着西藏和新疆部分，把各次紧急会议上综合分析情况得出的结果，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各位元帅报告，为他们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具体化为一道道命令，发到边防参战部队。
10 月24 日和11 月21 日，中国政府在自卫战获得胜利后，两次提出举行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1 月22 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实行停火。
从12 月1 日起，中国军队又主动从1959 年10 月7 日中国实际控制线一边后撤二十余公里， 1963 年2 月28 日全部完成撤退计划。战役宣告结束。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他在谈到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时讲了两条，第一条叫不怕苦，从上到下没人叫苦；第二条就叫不怕死，前仆后继。罗瑞卿听了很高兴，对张国华说：
“这是我们军队的老传统了，只要有了这两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原子弹、氢弹都不怕！你无非是毁灭嘛。哪里毁灭得了？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原子弹消灭人类，而是人类消灭原子弹。”
罗瑞卿在随后一次外事活动中将张国华所说的“两不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
“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但是他这句话有点片面性，似乎文官可以怕死，武将也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文官也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将也不怕死，也不能要钱，天下不更太平点了吗！不是讲‘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吗？这是岳飞讲的。所以和他作战的人就讲‘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不久，罗瑞卿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着重讲到这件事，他还讲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他说：
“不是敌人要撼我们吗？讲我们三个月就要趴在南京路上，要发霉、烂掉，红的进去，白的出来，我们是红的进去，红的出来！”
1963 年5 月，罗瑞卿到舟山等地，视察海军东海舰队基层部队。他一下去就向所在单位申明，这次了解情况不要下面长篇累犊地汇报，不在文字报告上兜圈子，采取现场办公的方法，边看，边问，边听，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
这天，罗瑞卿来到了桃花岛上。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走进战士宿舍，坐在战士的床头，询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听他们谈守岛生涯的感受，请他们给部队领导和军委工作提意见和建议。
在与干部战士的促膝谈心中，他听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小事：岛上的战士站岗全班轮穿一双棉鞋，轮穿一件大衣。罗瑞卿听着，心情越来越沉重。
这么多年他从未在会议上或文件中听到和看到这种反映，他为自己没有发现和纠正它而感到心情沉重。
在视察的几天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渐渐感到是部队后勤工作中形式主义造成的。在几天后的该守备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用深沉的语调讲道：
“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使战士们受苦了。我们多年来采用量经纬度的方法来发服装，如多少度以南不发，以北就发等。事实上这很难符合实际。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平地按纬度划，高低按什么划呢？每高二百米气温就要降低一度，还要加进水和风的影响。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在办公室里定的政策，往往与实际不相符合，我们不少同志讲起辩证法来头头是道，与实际的差距太大。今后三总部下连当兵代职应先到海岛和边防。海岛至少两年来一次，一个月的当兵或代职，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总参今年就要来，先通知各二级部长。海岛有难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打报告给总参，这样面貌改变得会快一些。”
他顿了顿，看看专心听着、记着的干部们；加重了语气说：
“从今年冬季起，沿海岛屿除闽南、两广外，每人发一双棉鞋，一件大衣，山上的部队是否增加棉被的重量由军区定。一定要保障守岛干部战士起码的物质条件，这样才能为完成毛主席今天提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号召奠定基础。”
与会同志对总参谋长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基层战士的关心报以热烈的掌声。
1963 年6 月中旬。福州。
此时，正值荔枝成熟的季节，紫红色的荔果挂满枝头，清新甜美的荔香在罗瑞卿匆匆奔忙的路上洋溢着。
罗瑞卿是按周总理的指示来到福州军区的。今年5 月，他在南京军区检查工作时，福州军区在反蒋匪小股窜扰斗争中连续发生问题。在前埔，应该堵而没有堵住，让敌人从容来去；在镇海，应该放而没有放，反而从正面把敌人堵回去了。于是，周恩来告诉正在北京的杨成武，让罗瑞卿回到上海后，到福州军区抓一抓这项工作。
罗瑞卿来到福州军区后，深入到发生问题的前埔、镇海前沿哨所了解情况，每天忙于下基层，和干部战士谈话，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战士的意见，然后在福州和厦门召开了反敌小股窜扰的座谈会，帮助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放进来再打”和“截断后路再打”的作战方针，并且要求把这一方针贯彻到连队、班排小分队，以至单兵。指导思想明确后，沿海军民反敌小股窜扰斗争开始摆脱了被动局面。
在考察和开会期间，罗瑞卿每每穿行在“千串万串压枝底”的荔枝树下，他每每油然而吟起苏东坡的两句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但由于工作忙，他连在荔枝树下尝一尝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吟一吟而已。
到了漳州，招待所的同志给他端来一盘西瓜，鲜红的瓜瓤使罗瑞卿又想到了荔枝。他问服务员：
“为什么不搞点荔枝来？”
服务员笑笑说：
“怕首长吃坏了肚子。”
罗瑞卿点点头，以开玩笑的口吻道：
“噢？既然是这样，我倒要吃几颗喽。”
从漳州回到上海后，罗瑞卿发现他的房间里摆着荔枝。他感到很意外，问工作人员，才知是漳州招待所的同志送的，无论怎样推辞也推辞不了。
罗瑞卿感喟道：“还是我们不坚决嘛。”
他把荔枝分给了随行的同志一道品尝，并且交代工作人员把这些荔枝按照市场价格折款，把钱寄给了漳州招待所。
1963 年6 月15 日。上海警备区。
这天，在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陪同下，罗瑞卿来到上海淮海路好八连驻地。这是罗瑞卿特意安排的一项工作。今年，总政治部建议树立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为四好连队，4 月25 日，国防部授予驻上海市南京路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全国军内外报刊相继介绍了“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和连队建设的宝贵经验。他对军队中树立典型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今年年初，当沈阳军区工程兵驻抚顺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他就在军队中大力倡导向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督促《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纸密切配合，在全军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应《中国青年》杂志的请求，毛泽东同志欣然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接着，《解放军报》又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在3 月4 日由新华社发了通稿，3 月5 日各报在头版刊登。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学雷锋的群众运动，使建国后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继续发扬。罗瑞卿对雷锋精神这一新生事物的发现和支持，来自他对表彰典型的重大意义的深刻理解，他在给《中国青年》半月刊撰写的《学习雷锋》一文中写道：
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毛泽东的时代，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奇迹的时代。在火热的、急风暴雨的斗争中，在激烈的战斗中，固然可以产生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劳动中，也同样可以出现雷锋这样的英雄。尽管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和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但是，只要照着雷锋的榜样去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建立不朽的功勋。完全可以相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在我国广大青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中，必将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红色接班人。
虽然这次来南京军区视察的时间很紧，他的足迹走遍了定海、普陀、桃花、岱山、大衢、泗礁、南通、启东、如东、射阳、滨海、淮阴和崇明等地区，他仍然没有忘记南京军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雷锋式典型。
罗瑞卿在八连连长张宝、指导员王经文的陪同下，走进荣誉室，看到桌上摆放着的许多群众来信，就问道：
“最近收到多少群众来信？”
“两千多封。”指导员王经文回答道。
“都有哪些人写信呢？”
“工农兵学商各界都有。”
“哪一方面的信最多？”
“学校和部队最多。”
罗瑞卿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脸上呈现出喜悦的神采。
从荣誉室出来，他们又来到俱乐部，同全连的干部战士见面。指战员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罗瑞卿同志一行。罗瑞卿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掌声稍停，他就说：
“你们很出名，你们的事迹我很熟悉。你们的事情办得很好，党称赞你们，毛主席都知道了你们的事。党给了你们最大的荣誉，但你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记在心里，戒骄戒躁。听说你们有人在信封上写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就进行了教育，这样很好。”
他话锋一转又问身旁的王经文：
“全连有多少人？”
“一百零九人。”
“嗬，水讲中一百零八将，你们比他们还多一个嘛！”
话音刚落，全场笑声腾然而起。
罗瑞卿也笑了笑，接着说：
“你们这么多人，觉悟是不是都很高呢？总是有高有低的。人总是要发生变化的，一个人不前进，就会后退。先进不是天生的，假使你们不警惕，不兢兢业业，就有掉下来的危险。你们的地位，是光荣的地位，也是容易骄傲的地位。国防部授予你们‘南京路上好八连’，你们也不可以高枕无忧。
你们身居闹市是一种考验，取得荣誉会不会骄傲？你们这么好了，我为什么还给你们提这么多要求？同志们，正因为你们越好，我就要求越严格，你们也越要严格要求自己。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是——”
掌声中，罗瑞卿又问随行的警备区政治部绳副主任：
“今年连里来了有多少新同志？”
“十四个。”
罗瑞卿听了，又看了张连长和王指导员一眼，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老同志要带好新同志，使他们成为骨干。你们是个集体先进的典型，要保持光荣，发扬光荣。要做到干部换了，战士换了，好作风仍然存在。
这次我坐了长江舰， 1953 年我陪毛主席坐过，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舰上除了轮机长还是原来的，其余的指战员通通换过了。可是这个舰的老作风还在，我很高兴。”
在场的人都郑重地点着头。
罗瑞卿看了看表，已是下午四点，就建议同战士们开个座谈会。选几个战士代表来。等值班排长将部队带出去之后，座谈会就召开了。罗瑞卿在会上同新老战士就关于怎样把传帮带搞好，保持连队永不变色的问题谈了许多话，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当罗瑞卿问起在座的一位新战士姓名时，这位战士回
答：
“沈贵宝。”
“你这个名字不错嘛，艰苦奋斗的作风比金子还贵。不过，我可不是测字先生。”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座谈会结束后，罗瑞卿到连部和二、三班战士宿舍看了一看，又同全连指战员合影。临走时，又碰到一个新战士，问他姓名，回答道：“吕双虎。”
罗瑞卿拍拍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风趣地说：
“这个名字不错，一只虎就不简单了，你是两只虎哟。”
他又对连长、指导员说：
“我走了不少部队，看了不少标兵。你们也要向雷锋学习，向别的部队学习。你们政治上不错，真像《霓虹灯下的哨兵》所反映的。不过，我听说军事训练方面不足，这方面要加强。政治军事都好，才是真正的双虎。”
这年8 月1 日，即人民解放军建军36 周年，毛泽东挥笔题写了《杂言诗·八连颂》，也是号召学习集体的雷锋式连队的：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做霜雪。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1964 年1 月的一天。罗瑞卿家中。
吃过午饭后，罗瑞卿和衣躺在床上休息。他随手翻阅着近日的报纸。当他翻到《解放军报》时，一篇题为《围而不攻》的文章吸引了他，他读着，读着，思绪飘回到1948 年平津战役前夕。当年，毛泽东曾在一日之内连发三封电报，命令杨罗耿兵团堵击傅作义部，但部队昼夜兼程包围新保安后，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又命令“围而不打”..
当年战斗岁月的一幕，使他睡意顿失。时针已指向午后一时半，他还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当他看完全文后，沉思中眉头略微皱了皱，他感到文中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事实，但用词有些尖刻，不利于对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团结和统一战线。这是凭他的政治觉悟和这几年的工作经验得出来的。从1955 年起，罗瑞卿就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1962 年李克农逝世后，罗瑞卿成为负责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下，通过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对台湾进行了大量工作，与台湾的的间接接触一度颇有进展。
他轻轻放下报纸，沉吟片刻，把秘书叫进来，说：
“《围而不攻》那篇文章你们读过吗？”
“读过了。”
“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大家也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这篇文章忠于史实，但很不策略。傅作义现在是我们政府的部长，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样去挖他的老底，使他会认为团结他不是真诚的。事情已经过去十四年了，有什么必要再去触他的痛处呢？当然，这是历史事实，讲到这段历史时会提到他。毛选四卷的注释是全面叙述了他起义过程的，这篇只写了一面，什么‘赖以起家的心腹’，‘王牌中的王牌’，‘仇人相见，十分眼红’等等，这只会使他受刺激。还有个解放台湾的问题。对于其他的起义将领如程潜、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等也要注意。”
讲完了，罗瑞卿长吁了一口气。
秘书恍然大悟，赶紧说：
“那..”
“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军报，请他们考虑考虑，看看怎么处理，定个以后的方针才好。”
秘书赶快去办了。
1964 年1 月25 日。南京军区步兵学校张家山训练场上。
天下着濛濛细雨，场上彩旗飘扬，“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的横幅，在微风中猎猎作响。郭兴福全副武装，真枪实弹，带着五名按实战配备的战士，英姿勃勃地在场外待命。
今天的这个现场会，是由罗瑞卿总参谋长亲自主持的，到会的都是全军的高级将领，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
这次现场会的起因，还得追述到一个月以前。去年年底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了郭兴福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叶剑英是在总参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在镇江组织战术技术现场会进一步普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后，注意到这件事的。12 月23 日，他抵达南京后，听取了南京军区主管训练的干部的汇报。24 日，叶剑英到达镇江，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自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后涌现出来的其他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表演。12 月27 日，他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总结了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认为它在发扬我军的练兵方法上有一些创见，其中既有政治工作，也有群众路线，提出要带着阶级仇恨练兵，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刺刀尖上，要练得思想红、作风硬，并且实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谁的意见正确服从谁等等。叶剑英向毛主席汇报了所见所闻，并且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一教学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并且提出了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训高潮的建议。
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很赞赏他把每一个战士训练成小老虎。林彪也对报告表示赞许。毛主席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军委在1 月3 日发出指示， 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罗瑞卿请韩先楚将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拿来看了，也觉得不错，他即向林彪报告，并于1 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进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
现场汇报表演开始了。
信号一发出，模拟战场上霎时炮声轰鸣，硝烟滚滚，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冲了出去。一切假设的物体在郭兴福眼中都活了，他们把坟包当成了正喷射着火舌的碉堡，把草人当成了穷凶极恶的敌人。他如同下山的猛虎一般，扑向敌人的阵地，摸爬滚打，左右开火，逼进“敌人”了，肉搏开始了，他们大声喊着“杀——”，明晃晃的刺刀凝聚着阶级仇恨，直刺敌人的胸膛。
罗瑞卿此时正患着重感冒，咳嗽不止。但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紧紧跟上郭兴福小分队的运动。小雨变成了大雨，一脚下去一个泥坑。小分队在郭兴福带领下奋勇拼杀，罗瑞卿深一脚浅一脚地紧随其后。这场维纱维肖的模拟表演，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汇报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握着郭兴福的手，激动地说：“郭连长，我谢谢你！军委谢谢你！你把兵带活了。”
郭兴福抹去脸颊上的汗水和雨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与会的领导纷纷与郭兴福和小分队战士握手，表示钦佩和赞许之情。
接着，又举行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队的军事表演，又使人们大开眼界。
在看了一个班的防御表演后，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
当看到一个侦察分队表演飞檐走壁的功夫，连指导员也上了房时，罗瑞卿兴奋地说：“这要拿到北京去卖票，也会满座的。”
在总结大会上，罗瑞卿号召全军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掀起一个练兵热潮。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怀着极大的兴奋，在1 月到10 月的时间里，不辞劳苦，不畏寒暑，先后十三次跑遍了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群众性练兵热潮的发展，各部队也涌现出了许多技术能手、技术尖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罗瑞卿这种热情与敏锐，来自他对这件工作重大意义的深刻理解。他担任着总参谋长，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是他的职责。他认为在我们的军事装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大的改观的现实面前，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决定的作用。何况，他本能地感到，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突出政治上已经做了不少文章。但突出政治不能光是一句话。他在1963 年到某岛考察设防情况时，就针对那种动辄给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空喊政治口号的情况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党的事业不要避嫌，不要怕人家说单纯军事观点，政治不挂帅。政治挂帅不是空头的，是有具体内容的。首先觉悟要提高，要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个人的职守。光嘴上喊政治挂帅，没有实际行动，战备工作就一事无成，那叫什么挂帅？大寨所以好，就是因为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大庆所以好，就是因为生产出了石油。余秋里同志独臂，他住在牛棚里指挥油田会战，你说他政治不挂帅，哪有这么大的干劲？他就不怕人家讲政治不挂帅。
政治里面也包括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嘛！军事里面也有政治。我们党说完成一项任务具有政治意义，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就是政治。
1964 年6 月15 日至16 日，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
在这两天中，罗瑞卿亲自组织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的军事表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群众性练兵运动的成绩。
这次“大比武”的起因是这样的：从5 月15 日至6 月1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 月20 日到21 日，罗瑞卿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一道、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等在杨村观看了北京军区各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杨勇说：“好！兵就是应当这样练。
政治上强，再加上过硬的技术，军队练成这个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我们不得。”5 月24 日上午，在天津俱乐部召开的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交流夜间训练经验现场会上，罗瑞卿称赞北京军区后来居上，比南京现场会议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尤其是在夜战近战和打得准方面。他提出，训练要做到红、硬、活，又红又专；红第一，专第二，但一定要红专结合。之后，6 月初，他到济南军区观看济南军区先进分队和优秀民兵的军事表演，未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元帅汇报了北京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有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会后，贺龙立即打电话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正在济南的罗瑞卿，并说已通知北京军区准备迎接毛主席的检阅，通知罗瑞卿回京筹备。罗瑞卿建议增调济南军区的几个分队和民兵参加表演，得到贺龙的赞同。
6 月15 日下午四时，天气晴朗。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萧劲光、许光达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来到了西郊射击场。按照毛泽东的吩咐，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大姐和郝治平、王光美也来观看表演。后两位还被通知，毛泽东将在十三陵水库游泳，邀请她俩也参加。
毛泽东兴致勃勃，领导同志们也一个个兴意盎然。
比武汇报开始后，罗瑞卿，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可以说是场上最活跃的三个人。罗瑞卿的情绪非常高，不时地回答着领导同志的提问，如数家珍地向他们介绍着那些特别优秀的选手。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罗瑞卿始终不离开毛泽东左右，由于这些表演他都看过，便主动向毛泽东作介绍，同时兼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他们提问什么问题，他便去作解释。
“叭、叭、叭..”随着清脆的枪响，两位半自动步枪手对一百五十米外的八十个钢板胸靶进行速射，枪响靶落，弹无虚发。
两位山东女民兵打汽水瓶，一枪打碎一个，十个汽水瓶一扫而光。
接着是精度射，单臂射击，双枪射击..
每进行完一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周恩来、邓小平则连声称赞“打得好！”
当济南军区战士宋世哲表演完毕半自动步枪速射后，罗瑞卿走下主席台，把那支枪拿来给毛泽东、刘少奇看，并向毛主席、刘少奇介绍说：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半自动步枪，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很好。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
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望远镜，饶有兴致地接过枪瞄了瞄，满意地点点头。
一位摄影师摄下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上面有四个人，毛泽东、罗瑞卿和两位杨司令。
当山东省两位女民兵打五十发子弹，分别命中四十九发和四十七发后，罗瑞卿又走下主席台，把弹孔密布如蜂窝的靶子拿上来给毛泽东、刘少奇看。
毛泽东、刘少奇都十分高兴地回过身来向看台上的观众鼓掌。
当济南军区的双（手）枪表演结束后，罗瑞卿忙向毛泽东、刘少奇介绍说：
“这都是些侦察兵，用的是我们自己造的手枪。”
说完，又吩咐人下去拿来几支手枪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看。
在冲锋枪、机枪射击表演后是八二迫击炮无炮盘、无瞄准具简便射击，罗瑞卿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赵章成的发明。当年，领导抢渡大渡河，他就是用这种办法三发炮弹支援十七勇士过桥的。”
看完射击比武后，毛泽东对领导同志们说：
“兵是练出来的。子弹可以多打些，要多打，多练，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打得准嘛。”
接下来是汽车驾驶员表演过铁轨桥，当看到车又顺着铁轨倒回来时，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谁说不能开倒车？这不是开倒车嘛！”
周围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
在第二汇报表演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兴奋地观看了侦察分队的捕俘技术、搜索表演，以及攀登高大建筑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
侦察兵们在一座高楼中攀上滑下，如履平地。当看到侦察兵押着“俘虏”
机智地利用绳索从楼顶滑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都高兴地笑起来，毛泽东说：
“好，就是要搞近战，搞夜战。”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同比武的战士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勇攀军事训练的新高峰。薄一波对参加表演的战士们说：
“小五义上有个白玉堂，飞檐走壁，你们比他的功夫过硬多了。”
看完擒拿格斗，毛泽东兴致更高，他与参加汇报表演的分队合影后，看到沙袋上有蒋介石的头像，就诙谐地说：
“噢，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来打你几拳。”
紧张的比武场上立即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十分兴高采烈，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他的情绪已经从“大跃进”失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了。
在接下来的夜间武装越野表演中，战士们负重二十公斤，在地形复杂的山间奔袭。毛泽东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在夜幕中行进的战士。当他发现奔袭中的战士头上戴的供识别方向位置用的红色灯标时，扬起手说：
“看到了，看到了，在那里。”
表演完后，毛泽东指示说：
“训练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
又说：“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毛泽东毫无倦意，罗瑞卿细心听着，不时记下毛泽东的指示。
第二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冒着炎热的天气检阅了济南部队工程兵的反空降和设置水陆障碍技术表演及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表演。他对部队的训练成果深为满意，赞扬说：
“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
周恩来说：“要把每个战士都训练成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更加无敌于天下了。”
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看完水面军事表演后，还兴致勃勃地下水游泳。6 月中旬的水还有点凉，但主席以七十岁高龄都下去了，许多人也跟着下水。罗瑞卿和郝治平双双随主席游到湖心的小岛上。毛泽东笑哈哈地说：
“你们两个谁游得更好些？”
罗瑞卿笑着回答：“她游得好，我比不上她。”
上岸后，毛泽东又观看了迫击炮射击和水雷、石雷表演，然后又不顾炎热与疲劳，转到羊坊观看了炮兵和坦克兵表演。观看表演期间，毛泽东多次即兴插话，妙语连珠，引起阵阵欢笑。
在十三陵水库，毛泽东还在大坝边的一幢两层小楼内接见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作了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指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也是兴之所至，他指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
当两天的表演结束后，罗瑞卿一点也不感到疲劳。两天来两个军区七个军的一些分队加上民兵参加，一点事故也没有出，作为组织者，罗瑞卿尽管劳累一场，心情却是很愉快的。可是，罗瑞卿忽略了一个现象，即是在这一“大比武”的盛举中，林彪却没有露面。当然，当时大家也都知道，林彪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病症。比如说，怕见风、爱出汗，只要一看见水就拉稀等，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就经常在养病，在外地休养，总是以一个疲倦的病人的形象出现大家面前。此时，他正在昆明，冷眼旁观着在北京发生的一切。
1965 年1 月6 日至9 日，罗瑞卿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去年12 月份，林彪借口罗瑞卿组织军事比武冲击了政治，作出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他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着重强调：“要把这个风煞下去，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
“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把这个指示交给罗瑞卿，让他在会上组织讨论，并传达。
罗瑞卿读完这个指示后，大吃一惊。这么严重的指责，已经不是单纯的批评了，而是带上一种政治斗争的味道了。但是，罗瑞卿依然尽量往好处想。
在这次会议上，他组织大家讨论这个指示时，说：
“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局，如果那样，岂不是路线错误！”
罗瑞卿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赞同，大家充分肯定了1964 年的军训成绩。林彪得知会议的情况后，就指示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罗瑞卿修改时尽可能地淡化林彪的极左倾向，把它尽量往正确的方向扳。
他在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上：“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在指出1965 年任务时，加上“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把原指示中“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同时，罗瑞卿向林彪提出，印发给连队的这一指示，不宜出现叶群等人的名字，建议用工作组的名义为好。
林彪虽然很不高兴，但表面上也不得不同意罗瑞卿的意见，他心里长久以来对罗瑞卿积压的怨恨在急剧地增强了。从此，他开始对罗瑞卿多方刁难。
这正是罗瑞卿无心，而林彪有意而为的。
六十年代初，罗瑞卿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较密切。毛泽东曾经对罗瑞卿说：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军队。又因为林彪有病，军队中的有些事情罗瑞卿只好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或者请示其他军委首长，而林彪却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有一次，他曾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显然，他是指毛泽东让贺龙多管一下军队这件事。因为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罗瑞卿因为没有同感，就没有答话，不置可否。
这次北京大比武，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一起组织军事检阅而把他撇在一边而怏怏不乐。他从昆明休养回到北京后，一下飞机就打电话要罗瑞卿去接他。当时罗瑞卿正在开会，在坐的还有其它军委首长，就对林彪说：“散了会马上就去。”
林彪一听，气得摔掉话筒，大发脾气。在一张当作备用记录的卡片上写道：
“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见面。”“让他做绝。”
“当作又一彭、黄也——”
因此，把这次讨论修改指示，看作是林彪对罗瑞卿的又一次试探也未尝不可。
他在寻找着整倒罗瑞卿的突破口。
林彪的这一指示，使1964 年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急速降温了。
第十三章 遭迫害受压抑 青松挺且直
1965 年，罗瑞卿一如既往的忙，而他的处境却越来越微妙。1 月6 日至9 日主持召开完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2 月至3 月，赴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勘察地形，并视察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空军部队；4 月5 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此前并在驻京部队大尉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做好工作准备打仗》的讲话；6 月11 日至7 月3 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党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大力协同，多谋善断；7 月23 日，和参加民兵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9 月3 日，参加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 并作了《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11 月，赴广东、广西等地勘察地形，并到广州军区、海军、空军部队检查工作； 12 月11 日，在云南勘察地形期间接到中央通知，由昆明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担任总参谋长，加上到军队领导岗位以来的几年中，罗瑞卿就是这么风尘仆仆，来往奔忙的。他身兼多职，在党内，他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内，他任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他是常务委员。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北疆戈壁，到南方热带雨林，从“世界屋脊”到东海前哨；许多文件，要带到飞机上批阅，一路飞，一路勾划思索；从群众性练兵活动到国防工业一项项成就..可是，今年，自从年初林彪发出否定1964 年练兵成绩的“指示”以来，林彪对他的关系变得变幻莫测，他的匆匆奔忙的脚步，越来越沉重。透过历史的风烟我们可以看到，罗瑞卿忙，忙在工作，忙在任务的繁杂，更忙在“应付”，因为林彪也没有闲着..
1965 年2 月。上海华东医院。
罗瑞卿匆匆走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病房。
此前，他给林彪的秘书打过电话，要求接见。他是专程来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林彪的秘书回电话给他，要他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再约时间。
不久，林彪处又来电话，告诉他先去医院跟刘亚楼谈谈，再去见林彪。
罗瑞卿已经得知刘亚楼患肝癌住进医院治疗。罗瑞卿与刘亚楼是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长征后期，毛泽东率红军一、三军团出草地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刘亚楼任二纵队副司令，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成立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是一科学员。红大改为抗大后，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建国后，尤其是罗瑞卿回到军队后，两个人交往有加，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1961 年林彪冲罗瑞卿发脾气的事，罗瑞卿也同刘亚楼谈过。而刘亚楼与林彪的交往也很长了。在红军时代，刘亚楼赴苏学习和林彪赴苏养病期间，就有交往。解放战争期间，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刘亚楼任参谋长，两人更是朝夕相处。罗瑞卿是记着这些历史的。他匆匆赶来，一方面记挂着老战友的健康，一方面也有对林彪如此安排的疑惑和奇怪。
卧在病床上的刘亚楼看起来情绪不怎么好，显得有点烦躁。他见护士引罗瑞卿进来了，便要坐起来。罗瑞卿快步赶到床边，将他轻轻按住，轻声说：
“躺着吧，亚楼同志。我早想来看你，一直脱不开身。这次正好来向林总汇报工作，他也要我先来看看你。”
“坐吧，总长。”
刘亚楼无奈地笑笑，躺下了。
“亚楼，我看你气色不大好，不要心急，好好养病，要想得开些。”
“没有什么..”
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刘亚楼开始说道：
“瑞卿，你跟林总..不过，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林总对我说，1961 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①不满而‘迁怒’于你。
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我对林总说了：‘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脸上是困惑的神情。
刘亚楼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说完，刘亚楼叹口气，显出凄然的神情。
罗瑞卿默默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刘亚楼的双手。
“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萧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罗瑞卿对刘亚楼的前半句话未置可否，当听到刘亚楼的后半句话时，惊讶地说：
“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大家不都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吧..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刘亚楼的手，说：
“亚楼，你在病中，不要考虑大多的问题，身体要紧，养病要紧。”
说完，两人道别。
从刘亚楼那里出来，罗瑞卿感到更加疑惑了。他哪里知道，就在2 月份刘亚楼因病情加重住进医院时，当时也在上海养病的林彪和叶群也频频地光顾这儿。叶群在这间高干病房里一谈就是半天，谈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在场，包括一直伴着丈夫的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的身边坐定，叶群就又返回来了。
翟云英只好又再次离开病房。她与刘亚楼的谈话内容，谁也不知道。后来，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他从来不探视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规，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
第二大，罗瑞卿怀着这样的疑惑心情向林彪汇报了工作。林彪问罗瑞卿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照实回答了一般性的话。接着汇报工作。
林彪听完了汇报，问道：
“完了吗？”
“完了。”
罗瑞卿的情绪有点沉闷。
林彪眯了眯眼睛，把话题一转，对罗瑞卿说：
“去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不作声地做着记录。
后来，当罗瑞卿回忆起这件事时，曾经说过：“我当时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1965 年4 月12 日至5 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
4 月28 日，罗瑞卿、杨成武陪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给于了肯定，并且批准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即一度风行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样式。这是林彪的“创造”。作战会议开了几天后，由上海迁居苏州的林彪电召杨成武去，提出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的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个鲜红的平行四边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罗瑞卿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后，罗瑞卿即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彪报告，已向主席汇报，并请示林彪，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在电话中立即一迭声地说：
“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 月2 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两位总长的夫人同行。
到上海后，即与林彪取得联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立即去见林彪。进屋后，看到桌子上醒目地摆着毛泽东著作和党章。
罗瑞卿刚落座，林彪就没头没脑地对罗瑞卿说：
“要加强通气！嗯，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这是组织原则。”
说完，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几段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又打开党章，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段落。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林彪念完后，把书放到桌上，摆整齐，窝在沙发里，用柔和中透着森严的语气说：
“要加强通气。现在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接着，林彪半闭着眼睛，捻着手指说：
“第一条，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第二条，我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三条，我不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四条，重大问题，立即通气；第五条，来我这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默默地仔细地笔记着，合上笔记本后，坐正身子说：
“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你能做到，就好。”
林彪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罗瑞卿将林彪的话全部告诉了杨成武，并且对杨成武说：
“今后要加强对林总的通气。请你要随时提醒我，以免疏勿”
5 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汇报工作，忠实地履行林彪“加强通气”的要求。
会议临近结束时，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 月25 日深夜，罗瑞卿带着连日主持会议的疲倦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
“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二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作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捏着这一纸“命令”，眉头渐渐锁紧。他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不是他罗瑞卿个人提出的，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向林彪请示过，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何况，作为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也是常有的..
“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罗瑞卿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中唤醒，他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叶群的不阴不阳的声音：
“喂，罗总长吗？..噢，今天我只离开了一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一○一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叶群包打天下的口气表明，她对这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
罗瑞卿不敢稍停，立即驱车来到林彪住处。
叶群在门口截住罗瑞卿，引他穿过一个卫生间，来到一间小屋子里，里面放了几张临时搬来的木椅。
使罗瑞卿吃惊的是，他看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也在场。
叶群让座后，一本正经地指着儿女对罗瑞卿说：
“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和老虎也叫来。”
罗瑞卿心里一阵不舒坦，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儿，他凝神听着这位林彪办公室主任的下文。
“总长啊，一○一下午可是大发脾气了呀。他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大家提这个建议时我也在场嘛。一○一是憋了一股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4 月份你没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做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这里插几句话，所谓4 月份的事，是这样的：4 月上旬，罗瑞卿在广州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在北京召开作战会议的事。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罗瑞卿说，他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到上海向林彪请示。
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罗瑞卿就回了北京。
罗瑞卿无话可说，一言不发地听着叶主任的“解释”。
叶群见罗瑞卿不吭声，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这事连杨成武、李静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那，我该怎么去做呢？”罗瑞卿淡淡地问道。
“由我来转弯，啊，由我来转弯，说服一○一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嘛。”
罗瑞卿无言地点点头，便起身告辞。
回到家时，夫人郝治平正焦急地等他。他一进门，郝治平立即迎上来，关切地问：
“瑞卿，怎么样啊？”
“哼，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一回事！”
罗瑞卿气愤地说着，把军帽脱下来，递给了夫人。
第二天，林彪夫妇又把罗瑞卿夫妇请到家中，叶群与郝治平、林彪与罗瑞卿分别谈了话，叶群以强制性的热情，又是劝慰，又是送花，并提出要罗家夫妇将孩子们的照片送给他们一些。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心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以后有些重要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还要通过一下军委常委，最近有些未通过的，我负责。”
随后，郝治平找了几张小儿子的像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一○一满意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关于这一阶段罗林两家的关系和罗林之间的“通气”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道：
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那是一些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一些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是曾经很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今天还记得那么清楚。
叶群也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里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拘束、孤僻。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得像个女孩子。
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和林彪一家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我们这一群孩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沉重的心情呢。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门口都是事前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蛮不讲理。如果说点点的回忆带着浓厚的为父亲鸣不平的味儿，那么，罗瑞卿在这方面的一些讲话也可佐证他在与林彪关系上的谨小慎微与良苦用心。
6 月3 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提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去通气，使他们了解情况，便于他们考虑问题，并及时取得他们的指示。但也不要什么问题都到他们那里通气，要保护他们的健康。”
6 月10 日，罗瑞卿告诉肖向荣②，请他和叶群商量，为了一○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
6 月中旬，罗瑞卿又对他的秘书交待，让他们向各单位传达，以后不准用总长批示、指示，对主席、副主席可用（这些字样），对总长可用意见、提议、建议。写报告也不要用“请总长指示、决定”，可写“你的意见如何，请你下决心”。
1965 年6 月29 日。罗瑞卿家中。
这天，罗瑞卿接到了林彪布置的一项任务：组织人讨论、修改他为总政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当讨论到前言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时，罗瑞卿皱了皱眉头，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提法怎么样？”
大家都说没把握，罗瑞卿说：
“我也没把握。”
他示意大家停一会，到另一个屋里去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高的田家英的电话。电话通了后，罗瑞卿把他们正遇到的问题向田家英讲了一遍，田家英也认为这种提法不确切，还在电话中给罗瑞卿讲了一件事：
“我和陈伯达、王任重、陶铸几个人在长沙协助润色毛主席的几篇文章时，大家曾考虑不用‘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此类对仗性的词语，恐怕‘最高最活’的话也不宜用。”
罗瑞卿挂上电话，重新走进屋里，对在坐的几个人说：
“经过考虑，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
再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参加会议的几个人都点头称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词语删掉了。
此时，林彪、叶群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提法的话，林彪、叶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给他记了一笔帐。但表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对罗瑞卿的亲热。有7 月7 日叶群与罗瑞卿办公室通话记录为证： 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93—194 页。
② 肖向荣时任总参办公室主任。
7 月9 日，叶群来电话：我们前天到大连，林总的身体比较好，吃饭比较好一些，因为怕水，没有住海边，住大连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里可以施工，我的喉咙全好了，是点甘油点好的，和总长说的一致。谢谢总长和郝治平同志的关心，问候他们。
7 月22 日，叶群来电话：总长去看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们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位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8 月27 日，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身体还好，还出虚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秘书三人患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生有传染。已把李科长留下，另由刘震副司令从空五军疗养院调来两个人帮忙。豆豆已回空军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林彪却从6 月间开始加紧了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的工作， 以后由海政的×××、作战部的×××等随时报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时，为了表示对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罗瑞卿汇报工作时，还让那人藏在另一间屋子里窃听罗瑞卿说些什么。
特别是在9 月份、 10 月份，林彪的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圆孰了。
9 月份，林彪要转移到苏州休养，经过北京时住了几天。在未回北京时， 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能见，要罗瑞卿不要去看他。罗瑞卿为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做好通气工作，便采用写信或送文件的办法去“通气”。他让秘书将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写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给林彪送去。叶群几次打电话对这种办法作出表扬：
“总长，林总说这个办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
9 月13 日，林彪从大连转移到上海后，便派李作鹏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统统搜罗，其中10 月25 日由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这样写的：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来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
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 年5 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 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 年5 月到今年7 月，从一些主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作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8 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 月3 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
..
总参谋长罗瑞卿是怎样“反对”突出政治的呢？不妨摘一段10 月11 日罗瑞卿在军报送审的社论《突出政治必须抓好活的思想》清样上的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