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好的政治统帅业务、带动业务的社论。把业务槁精，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的主要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的前提下，搞好业务，同单纯业务观点在原则上区别开来。
总参谋长罗瑞卿又是怎样“骄横懒散”的呢？不妨看看9 月份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总参作战部的一位领导干部向罗瑞卿汇报工作。在谈话中，罗瑞卿专门谈了整理文风问题。针对送审的文件、电报稿，有的经过改划，字迹不清，有的表达不准确、不精炼，甚至词不达意，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的现象，罗瑞卿指出：
“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也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把文风搞好，草拟文电，字要写清楚，写工整，文字要通顺、确切。..这些本事，参谋人员要经常操练。办事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首先要作到对重要的事情不马虎，当然次要的事也不应马虎。作战文书多写一个字和少写一个字大不相同，写错一个字影响很大。”
接着他举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件是1963 年处理跃进号事件时， 海军某舰队下发的电报把北纬31°32＇，误为31°52＇，致使前往的舰只向北多航行二十海里。另一件也是在同一时期，某岛屿守备部队的一位参谋把上级通报的我机经过北纬30°40＇进行飞行的预报，误为32°40＇。结果，当我机经过该岛上空时，守备产队即误为敌机下令射击。
“这些都是一字之差的结果。如果办事不认真，就会误事。”罗瑞卿总结说。
而就在别人告状的时候，罗瑞卿于10 月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听说陶铸要去上海，考虑到此时林彪规定的两月不见的期限已过，也想同去，向林彪“通气”。在打电话请示，被林彪处告知身体不好，不要来后，又径直去广东看地形了
1965 年11 月。上海。
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已点燃了。
这篇文章是这年2 月，由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点名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 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 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进行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了1961 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眨奕鹎渑阃芏骼蠢吹缴虾！Ｉ虾Ｊ懈涸鹑顺仑愿嫠呗奕鹎洌?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且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罗瑞卿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 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在朗诺到来前，罗瑞卿对主席说：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来得及看。”
毛泽东只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对他说：
“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罗瑞卿即给彭真打电话：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在此同时，周总理也给彭真打了招呼，所以， 11 月29 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 月28 日，罗瑞卿准备离开上海，向主席汇报时提出，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含笑点头说：
“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父亲。听说父亲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父亲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父亲身体怎样。父亲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父亲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母亲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父亲：“谈得怎样？”父亲说：“谈得很好。”母亲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父亲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仅仅九天。
父亲离开苏州，就去西南看地形去了。①
在这期间，林彪做了些什么呢？
11 月18 日，林彪在苏州发出了《1966 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即是：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抓基层，提拔干部，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林彪着重指出：“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并且说：“什么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同时，他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了一封短信。
11 月30 日，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向你报告，好几个主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11 月30 日
同日，叶群携带着这一封信和十一份长达五十一页三万余字的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飞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汇报完毕，毛泽东收下了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
12 月2 日，毛泽东对林彪11 月18 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的批复， 大意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部、各兵种大同小异。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等人的不信任。此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1965 年12 月8 日至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 史称上海会议。
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除毛泽东、林彪外，会前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在会议前半段，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发言，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
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
诸如此类严重的指责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身上，又没有原始的材料可凭，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立即说了句：
“难以置信。”
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已去世，是“死无对证”。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朱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会议，当康克清怕他是不舒服问他时，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而此时的罗瑞卿正在昆明考察地形。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回忆当时情形时写道：
1965 年12 月9 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 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神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
我和瑞卿是12 月11 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 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向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
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病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 号到上海，一直到17 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
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辨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二十米的通道。
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说：“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的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
“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有什么感觉。”
上海会议上，别的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的，我就不清楚了。
16 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先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薛明同志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看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我对她说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那时我带着大本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段关于要做老实人，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我把这一段翻给卓琳看，我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日子过不了。
17 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后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
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1965 年12 月28 日至春节。北京西郊新六所。
这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长时间地盘踞在北京的上空，天气干燥而寒冷。北京西郊新六所这个院落，更是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闷。在这个院落中，有五十年代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修的五栋小楼；加上工作人员一栋，共六栋，这就是新六所的由来。院子里，高大而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但枝桠仍然密密匝匝地填满了天空，让人喘气都觉得不痛快。
罗瑞卿回北京后，携家人住在院中二号楼。他一反常规，经常闭门不出。
有时，偶然在十四岁的女儿点点的陪伴下，在院子里散散步。寂静、寒冷的空气中，父女俩走在坚硬的发白的水泥地上。懂事的女儿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父亲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脚步声。女儿轻声地向父亲讲些学校里的事情，父亲有时“嗯哦”着答应一声，更多的时候保持着沉默。在清白苍凉的月光下，罗瑞卿偶然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望望高大挺拔的树梢。有时候，罗瑞卿也给女儿漫不经心他讲一些他的身世和经历，但言语间不像在讲给女儿听，倒像在细细地过滤往事，检点自己的行迹，整理自己的思想脉络..
其时的罗瑞卿的处境与心境，还是借他在1971 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一段回忆来描述吧：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
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代说，不要去以免碰上熟人。以后，我除了到三○一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却回来了。可他（她）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
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
有一天，快吃完中午饭时，罗瑞卿对孩子们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孩子们听了，都快乐地笑起来。
罗瑞卿脸上也浮起淡淡的微笑。这种心情，来自整日的反思中增加了的说清是非的信心，他在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申诉信中写到：
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
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代。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条（加挑拔）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
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才听说。
..
而此时的林彪夫妇在做什么呢？
他们搜罗“材料”，制造假证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停止，而且加快了，加重了。
在上海会议前夕，他们对吴法宪诱压兼施，使他向林彪靠拢，然后，就利用他来着手“收集”罗瑞卿材料。吴法宪在12 月下旬，数次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软磨硬泡，想从她口里掏出叶群会上所陈述的“四条”的实证—
—刘亚楼的“遗言”，翟云英不上他的当，于是，吴法宪便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如下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 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
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材料给翟云英，要她签字，翟云英看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便又磨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也不知其所指，便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但却因内容空洞，没有受到林彪夫妇的赞许。于是，吴法宪便做假证，写成给林彪的“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 年9 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 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 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 月23 日晚赶至上海， 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
“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
“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 年12 月25 日
这里抄录刘亚楼给罗瑞卿的复信，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看看罗瑞卿给刘的信中的大致内容：
总长：
4 月13 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么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刘亚楼
4 月15 日
真是墨写的谎言，挡不住铁的事实！林彪夫妇以“死无对证”捏造材料之行径，昭然若揭矣！
可是，他们在上海会议后，仍然大行其道，并且越来越集中而明确。揭发材料越搜集越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于是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64 年12 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即罗瑞卿于1965 年1 月9 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 年1 月23 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 年4 月3 日在四十二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
1.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苦心经营、广泛搜罗的基础上，林彪夫妇终于“总攻”了。在1965年12 月28 日至1966 年1 月18 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们印发了“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并且指使一些干部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的要求。真可谓“苦心孤诣”，“兵不血刃”了。
3 月4 日下午，京西会议①召开了。
1966 年3 月4 日至17 日，京西宾馆会议在北京召开。
快过春节时，罗瑞卿一家搬回了原来的家中。关于此前、此后一段时间罗瑞卿的境况，他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在回忆中写道：
回到北京，瑞卿还是照样不能外出。对我说是可以出去。但我发现身后有人跟梢，我也就不出去。
要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中央一些负责的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① 3 月4 日上午，在邓小平支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 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 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42 人。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 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 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7 人小组主持会 议。3 月4 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 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小 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 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 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参见《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 307 页。
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交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 月份的会议来了。
3 月3 日下午通知瑞卿说，毛主席和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3 月4号上午就开了，瑞卿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猫踢了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最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我。还讲没有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大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觉得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
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三十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
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那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事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着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京西会议”一改上海会议背靠背的做法，林彪及其被唆使的人展开了对罗瑞卿“面对面”的“揭发与批判”。为了改变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的看法，他们罗织了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罪名，列举的罪证则是罗瑞卿在去年修改付彪起草的《（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时，反对其“顶峰”、“最高最活”的提法。会议的气氛更趋紧张，人们的情绪也更加激烈了。罗瑞卿在会上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连续作了两次检讨，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严格。可是结果却招来更加激烈的批判。3 月12 日，吴法宪在会上发言，他扬着那张胖脸，指着罗瑞卿的鼻子， 那神情充满幸灾乐祸，气势汹汹。这次会上，罗瑞卿被勒令再作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1966 年3 月18 日。北京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罗瑞卿家中。 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1—213 页。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天色灰蒙蒙的。
早饭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上学去了。罗瑞卿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把检讨书折好放进衣兜里，准备去开会。这时，电话铃响了。
罗瑞卿急步走向电话，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平静的声曰：
“罗瑞卿同志，今天的会不开了，..”
听到这里，罗瑞卿的心倏然收紧，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颓然坐在椅子上，手里紧紧攥着话筒..
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乏，四个月来的沉重压力在这一刻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他感到了一直支持着他的最后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了。这个会，他怕开，可更怕不开啊，因为开会还可以接受批判，还可以有所申诉，不开会就意味着什么呢？人家又要搞什么名堂呢？一种无奈的情绪，一种绝望的情绪渐渐在他的心里滋生起来、强烈起来。他开始理解前一段时间他要求见林彪谈问题时，周总理说过的那句话了：“你太天真了，你太天真了！”..
这时，郝治平轻轻地走进办公室，问他：
“瑞卿，还不去吗？”
罗瑞卿此时反而平静下来，他轻轻地将话筒搁在电话机上，扭过头来对夫人说：
“接到通知，今天的会不开了..”
郝治平走过来，扶着丈夫坐下。此时罗瑞卿已完全恢复了平静，拉着妻子的手，听她说话。
“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我也是这个样子。”
罗瑞卿用力地握握妻子的手，沉静地点点头。
“不开就不开吧，我这里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你看看，也可解解闷..”
“你觉得好看，你就去看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坐一坐。”
郝治平理解地点点头，出去了。
罗瑞卿望着妻子的背影，心里一阵凄然。他迅速拉开抽屉，拿出纸和笔，伏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写完了，罗瑞卿把纸条放进抽屉里，走到隔壁房间，推开门，深情地望望妻子，对正在翻书的妻子说：
“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等郝治平闻声抬起头来时，罗瑞卿已带上了门。他走回自己的卧室，轻轻地挂上门，脱下穿着的出行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洗净的睡衣，然后，向顶楼走去。
天色依然是灰濛濛的，整幢房子静悄悄的。
罗瑞卿走进了这间平素少有人来的阴沉沉的储藏室，推开了通向顶楼平台的小窗户，屈着他那为革命工作承担了无数繁重负担的、已出花甲之期的身躯，钻了出去..
当听到有人喊叫时，郝治平才知道大事不好。她抛下书本，急步下楼。
当她来到院子里时，救护车已经开进来了。
大家把罗瑞卿抬上了车，向北京医院开去。在车上，罗瑞卿一直昏迷不醒。郝治平把丈夫的头放在自己的怀里，小心地扶着，她淌着眼泪，五内俱焚..
终于到医院了。人们把罗瑞卿抬上三楼的急救室。郝治平抹着眼泪，跟着人们往上走，喊着：“大家轻点、轻点..”
这时，汪东兴走过来了，他叫住郝治平说：
“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这几条，对罗瑞卿同志也适用，你可以转告他。”
郝治平听着，点着头，欲急步上楼。
汪东兴又说：
“你早点回家，我有事找你谈。”
“嗯。”
郝治平答应一声，就赶紧往上走去。
当天，罗瑞卿苏醒了过来。当郝治平把汪东兴的话告诉他时，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此后，罗瑞卿在医院里住了九个月。这九个月中，中国政治局面发生的变化是急剧的。而罗瑞卿的政治处境也越来越恶劣了。从3 月22 日起，京西会议增加了五十三人，方式又改为面对面。
4 月8 日会议结束，并于4 月底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5 月16 日，中共中央在发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同时，向全党批转了上述报告，说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是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5 月4 日至26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罗瑞卿被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其间，5 月18 日，林彪在会上作了耸人听闻的关于政变的讲话后，彭、罗、陆、杨便被升级为“反党集团”。
5 月28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31 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 6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 月4 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6 月底，中直机关在中南海召开声讨“彭、罗、陆、杨”大会。罗瑞卿在医院不能到场，会议组织者硬把郝治平拉到会场上。会后，又要她写检讨，揭发罗瑞卿，并勒令她限期交出，如果交不出，就不准到医院里去看丈夫。
8 月5 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 月8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订了十六条。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 月10 日，毛主席亲自对前来中共中央接待站庆贺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 月18 日至11 月26 日，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其间，罗瑞卿于10 月份经过两次手术，右侧脚跟骨折愈合，左侧跟骨骨折后形成慢性骨髓炎，遂做跟骨部分切除，但术后伤口再次破溃。
从1966 年底到1972 年8 月，罗瑞卿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狱中生活。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炼狱”生涯。我们只将历史的记录抄下来吧，详尽的回忆与描述已有大量的文字存在：
1967 年3 月14 日，因左侧跟骨伤口长期不愈，入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期间三十一次被从医院拉出去在大会上批斗。住院期间，跌跤导致左股骨颈骨折，未经治疗，即令出院。
11 月20 日，因左股骨颈骨折，左腿日趋肿胀，疼痛日益加重，再次住院。在施行牵引治疗期间，被专案组连续突击审讯，逼迫交代“罪行”。
1968 年2 月11 日，在左股骨颈骨折和左跟骨髓炎未愈的情况下被迫出院，继续受到专案组的日夜审讯。
6 月1 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左跟骨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 又跌断了左股骨颈，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
7 月14 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再次住院治腿。
8 月，解放军总医院就罗瑞卿手术方案向中央写了报告，但林彪不同意， 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此后，专案组即在病房内“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地审讯和斗争”。
1969 年1 月至3 月，做左小腿截肢和左股骨头切除手术。
6 月6 日，出院。被送至海淀区什坊院卫戍区某部驻地监护，继续被迫写交代材料。
1970 年8 月25 日，写完三百五十六页二十余万字的《我的自传》。
1971 年1 月，为自己制定新的学习计划。用仅有的一点生活费订了份《人民日报》。每天除看报外，以多数时间读毛泽东亲自圈定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三十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9 月，“九·一三事件”后，从报纸上发现林彪的名字逐渐消失，凭政治经验断定林彪出了问题。
1972 年1 月5 日，被转移到政法干校继续监护。
6 月15 日，写出了揭发林彪反革命罪行的第一部分材料。监护单位通知他，可以同家人见面。
8 月1 日前夕写出了约十三万字的揭发林彪历史上的罪行材料。为集中精力写材料，推迟同家人见面。写完材料后，才来到北京医院病房里同分别七年的孩子们见面。
1973 年1 月3 日至4 月7 日，因冠心病、高血压等病住院治疗。
9 月11 日，因冠心病复发再次住院。
11 月24 日，被解除监护。
通过这些简短的文字，我们能够想见罗瑞卿所受的折磨和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切世间的侮辱都受过了，受够了。”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一位身经百战、历经磨难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日益坚强起来的精神和坚定起来的信念。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的最后部分写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作一个党外的，甚至是排除在人民群众以外的拥护者，作一个思想上的拥护者！
若问：你为什么只作思想上的拥护者，而不行动呢？回答：因为我现在不能行动，无法行动。
若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回答：因为我坚信这些一定要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一定会实现。时间也不要很久。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等等吃人的魔王，害人的鬼怪，一定会通通被消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以至这个地球上的全人类一定要解放！一定会解放！
若说：你这些话对于你这个人看来是不合逻辑的。回答：是的，也许看来是不合逻辑的，但历史将证明它是真话，而不是假话。”
他的夫人郝治平也于1968 年2 月被投进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她吃了比罗瑞卿更多的苦。“九·一三”事件后，她在狱中的的待遇也有所改善，但她又得了乳腺癌。她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送到复兴医院。医院的钱医生认识她，也很同情她，给她做了手术。1974 年1 月6 日，郝治平出狱。8 日， 她到医院去看望罗瑞卿。医院怕他们过分激动，已预备了氧气，准备急救。
但郝治平虽然很激动，表现得却很坚强。到这时她才知道罗瑞卿的左腿因拖延治疗而截肢。她抚摸着丈夫的残肢说：“少一条腿没有关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为了怕丈夫难过，她并没有提自己的病情。1974年4 月2 日。天安门广场上。
和风吹拂，阳光灿烂。春天是多么美好啊。
一辆小轿车缓缓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驶过。
车里坐着病情好转后出院的罗瑞卿和女儿点点。他静静地靠在椅背上，面容憔悴，双鬓花白，但眉宇间仍然充满了英气，脸色有点疲惫，但又透着抑止不住的激动，眼睛不时地扫向车外，似乎在期盼着什么。
从去年11 月解除监护后，在解放军三○一医院十四病室，罗瑞卿第一次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今年1 月8 日又同分别了七年之久的妻子见了面。这以后的生活渐趋安静，他的病情也日益好转。
家人向他提出了接他回家住的建议。罗瑞卿欣然同意。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今天，他终于出了病房，驱车走在这洒满阳光的长安街上了。在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向家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一下。司机也按着他的要求做了。
此时，车子正好驶过金水桥头。罗瑞卿收回盯着车外的目光，招呼司机说：
“开慢点，再开慢点..”
司机把车速放得更慢。罗瑞卿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举起右手，朝着城楼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军礼。
他的女儿点点望着父亲，脸上升起肃穆的神情。她后来这样描写自己的感受的：
这回我没有说：爸爸，你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怎么还这样！还这样！因为我感受到这是一种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这不仅是政治伙伴之间的感情，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无法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来衡量的啊！这也是罗瑞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253 页。
卿久经磨难后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啊。正如他在这年12 月写的一首仿唐人王勃送别诗，书赠战友，表惜别互勉之情的诗中写道的：
革命识知己，马列共遵循。
永走革命路，一切可牺牲。
1975 年4 月。北京魏传统将军家。
清晨，就有人来叩门。军艺老院长魏传统赶紧打开了门，一看，是曾担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的李文一。两人一打照面，李文一笑嘻嘻地说：
“老魏，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唔——”
魏传统沉吟着，把李文一让进屋里。李文一也不坐，打开文件夹，拿出了罗瑞卿给他的亲笔复信。
“快看看，瑞卿同志近况如何？”
魏传统眼睛一亮，急切地问道。
李文一兴奋地说：
“瑞卿同志在复信中说我信中寄去的您的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十分高兴，他还让我转告你，他已经到鼓山游过了。”
“哦，好、好。”
魏传统一迭声地说，言语间洋溢着欣慰之情。“他还给你寄来两首答诗呢。”
于是，两人共展信纸，高声吟诵起来：
答友人
一九七五年仲夏，接友人老魏和我给文一同志诗一首，并赠我五言一首（一）
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
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
（二）
林贼蛇蝎心，蔽空扰乌云。
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一九七五年夏
读罢，两人击掌称好。
魏传统目光里充满了激动，不禁回忆起数月前的事情..原来，去年10月间，经中央批准，罗瑞卿到福建省的福州市请中医林如高治疗腿疾。当时，他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四人帮”的横行肆虐使他思想上深感压抑。为此他曾写信给李文一，诉述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党的前途的坚定信念。李文一把这些信带给老战友魏传统看。魏传统在延安时期就住在罗瑞卿的隔壁，十分佩服罗瑞卿的勤奋、忠实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当他看到这些信时，深为罗瑞卿的刚正、忠诚所感动，但又为他的身体担心，怕长期下去会影响治疗。
于是，他写了一首五言诗通过李文一转给罗瑞卿，诗中写道：“疗疾先疗心，乐天看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意在劝他多到外面走走以排遣抑郁之情。
不想引来了罗瑞卿的两首好诗！
魏传统紧紧握着李文一的手说：
“呵，我这正是抛砖引玉啊..”
而此时，身处东南的罗瑞卿也正住在福建省委宿舍汤井巷。他一面与妻女朝夕相伴，充分享受着劫后重逢的愉悦，一面也在关注着中国政局的走向与变化。
这年4 月，郝治平因事暂回北京，罗瑞卿在此时写下了《忆往事书赠治平》：
去年10 月来闽治病，时近半年，初见成效。近日治平国事回京，这里只留下我与点儿两人，颇感大有所失。
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 年结婚。“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时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真情心挚。打倒蒋介石，全国胜利后，我们先后同在公安部、军队总参谋部工作达十七年之久。
1965 年12 月，林彪因我们坚守主席和党的阵地，拒绝上他的贼船，竟以突然袭击的卑劣而又奸险的手段对我们横加诬陷，百般折磨，对待我们甚于对敌，致我腿残身病。某些方面，治平所吃的苦头比我还要大。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重见光明，家人团聚，喜出望外，林彪自我爆炸，我们能见这群逆贼的可耻下场，实为平生最大快事。
本年4 月3 日为我们结婚34 周年，时光易逝，好景却长。我们之间时日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厚！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水乳交融，牢不可破，此之谓也。
题记之后的三道诗：
其 一
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见互恋情。
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
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
其 二
革命意志正高昂，主席指示执行忙。
古谚明枪容易躲，又云暗箭最难防。
林贼谋我真狠毒，叶妖害群胜虎狼。
多行不义必自毙，两逆恰落此下场。
其 三
红花耀眼迎亲人，莺声悦耳喜临门。
两两离别如隔岁，朝朝思念似盼星。
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炼更同心。
我等虽然遭陷害，历史终能辨假真。
关于“其三”的首句，他写下了这样的注释：“治平从北京归来之日，院内木棉花正在盛开，清晨旭日临窗之际，又有黄莺在窗外高唱枝头，十分悦耳，似有预报喜事临门之兆，故有此句。”①在这个木棉花盛开的院子里，罗瑞卿在同妻女的早晚散步中，谈论着许多话题，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1959 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谈话中更多的是在回顾历史和思考现实中萌发的一些疑问：
如果说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的话，那么毛主席能不能犯错误？如果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话，会不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林彪为什么要整罗瑞卿？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江青、叶群这些本来微不足道的坏女人能在党内那么猖狂？（说到江青时只在手心里划上一个三点水）..
罗瑞卿更多的是在详细的读报中寻觅着政治变化的轨迹，研究着江青一伙闹腾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当报纸上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时，罗瑞卿一眼就看出这是针对周总理和老同志的，罗瑞卿还与来访的老干部说很多话，尤其是皮定均、李志民和廖志高等。谈话间，罗瑞卿一次又一次在手掌心里划着三点水。有一次，皮定均对罗瑞卿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
但是，罗瑞卿并不能在这里安静地住下去，形势的变化急剧而揪心。这年8 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冬天，“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日益猖狂，他对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领导人说：“你们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小平同志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是人家不甘心，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1976 年1 月10 日，罗瑞卿返回北京，参加追悼周恩来的活动。2 月， 廖志高从北京返回福州，刚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揪斗。从此，罗瑞卿的住所失去往日的宁静，造反派出入加入无人之境，罗瑞卿在听了中央“打招呼会议”
精神传达后，对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领导人说：“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他们肯定是些短命鬼。”7 月8 日，返回北京参加追悼朱德的活动。9 月9 日， 毛泽东逝世，再返北京参加悼念毛泽东的活动。在9 月18 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罗瑞卿以身残之躯和所有人一样站了一个多小时，不住地流着眼泪，像孩子一般失声痛哭。会后，因心情沉痛，冠心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而此时，噩梦一般的“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仅仅一个月之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第十四章 桑榆晚争朝夕 为霞尚满天
1976 年10 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人心大快。中国共产党能够剜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进行热烈的游行和集会，表示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
当然，经过十年动乱，也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此时确实可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啊，但中国历史毕竟在徘徊中前进了。
其中，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的工作，即是此时极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使这项工作同其他一些重大工作一样进展十分缓慢。
1977 年3 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陈云书面指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呼声甚高。此时，陈云、王震直接在会上提出来了。1977 年7 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同年8 月12 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人生和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对于罗瑞卿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自觉地做着他应该做的工作。1977 年年初，他同杨勇赴武汉、广州和海南岛等地，与军区领导人座谈，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3 月8 日， 以“一读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5 月24 日至7 月15 日，因病住院期间，撰写了《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两篇文章，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
1977 年春。一个温暖的夜晚。南京人民大会堂里。
被禁锢了十四年之久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终于又同观众见面了。
当帷幕拉开时，观众席上一位两鬃斑白的老将军热泪盈眶了，他就是罗瑞卿。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又将他的思绪拉回到十四年前..
1963 年初，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京首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罗瑞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推荐并多次陪同观看了演出。在他的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看的次数最多的一出戏了。他陪同周恩来走上舞台接见演员，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他对“霓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教育意义很大，并提议全军话剧团都排这个戏给部队演出。不久，这出戏便成为当时全军以至全国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一出戏。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这出戏同他一起受到诬蔑和诽谤..此次公演，他正在南京，怎么能不再来看一看呢？..
“哗——”
观众席上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将军的回忆，原来剧已演了一半，要剧场休息了。罗瑞卿向陪同人员提出，要见见几个演员。演员们马上来了，罗瑞卿同他们握过手，在轮椅上坐直身子，感慨地说：“我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积极支持者，为了支持这个戏，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到这里，他扭头看看身旁的夫人郝治平，又对陪同人员说：“我想在演出结束时见见全团的同志们。”演员们听了，都兴奋地拍起手来。陪同的人员怕他太劳累，行走不便，劝他不要上台了，等观众走完后叫台上的同志们下来。罗瑞卿坚定地说：“不，我可以上去。”
戏演完了，罗瑞卿一直等在剧场里，直到观众全部走散，他坐着轮椅来到舞台的台阶前。轮椅停住了，他示意警卫员扶他站起来，从郝治平手里接过拐杖，然后，拄着拐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挪地走上舞台。
剧团的同志们列队欢迎他，一个个含着热泪，激动地热烈鼓掌。
走到台中央，罗瑞卿轻轻地推开搀扶他的警卫员，迈着艰难的步履，向前走，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影高大魁梧。郝治平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这时，一个名叫陶玉玲的演员走出队列，急步上前扶住了他的手臂，另外几个人忙去搬来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人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不停地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与感激。
罗瑞卿也是热泪盈眶。坐定之后，他轻声地，又严肃地对大家说：
“事隔十多年，又看到大家，又看到了你们的戏，很高兴。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个戏很关心，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演出，总理更是看了很多次，可是林彪、‘四人帮’很坏，给我强加了很多罪名。当时我让全军文工团演这个戏，他们就说我过问了军队的文艺工作，管得太多了，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做军委秘书长的工作，我有责任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有责任把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搞得更好..”
大家听着，点着头。
“现在你们演得不如以前了，但不要紧，慢慢会演好的。你们要努力。
‘四人帮’不让钻研业务，我说你们就是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郝治平站在丈夫的身后，一边听着，一边用手帕不停地擦着泪水..1977年夏的一个晚上，罗瑞卿驱车来到华楠家中。
华楠一听说他来了，忙迎出门外。罗瑞卿已经拄着双拐站在门前了。华楠趋步上前，扶住他说：
“你的腿不方便，有事我去，你怎么亲自来了？”
“唉，到你这儿聊聊天，摆‘龙门阵’嘛？”
罗瑞卿笑吟吟地说。
两人边谈边走进屋里坐下来。
让过茶后，两人便谈起来。谈着谈着，话题便谈到了林彪和对林彪的认识上。
华楠感慨地说：
“大家都说你坚持原则，敢于对林彪进行抵制和斗争..”罗瑞卿挥挥手，止住他的话头，平静地说：
“唉，不能这样说嘛。对任何事物都要作具体分析才对。即使对林彪这个人也要具体分析。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反革命，他在历史上有错误，也有过功绩，不能一概抹杀。如果那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逐步认识林彪的，一个人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谁也不要说谁有那么高明。但是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不认识，还有的认识了明知不对他也跟。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看看是否真有道理。”
说到这里，罗瑞卿看看华楠，华楠赞同地点了点头。罗瑞卿接着说：
“我逐步发现了林彪的一些问题。林彪反对军事训练，反对比武，大搞突出政治，搞假革命化，破坏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我才对他有所认识，有所抵制。我也不赞成他讲的‘顶峰’、‘最高最活’，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实事求是地说，我虽然对林彪有所抵制，但我也执行过他错误的东西。”
华楠听着罗瑞卿对自己的“解剖”，沉思着..
两人就这样说着，说着。
夏夜的暖风拂过窗棂，温柔而皎洁的月光无声地洒在静静的院子里..
1977 年8 月12 日至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距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着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罗瑞卿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一直忙工作，没有回家。郝治平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还不见罗瑞卿的影子。她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丈夫。罗瑞卿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的声音充满了兴奋的自信。郝治平放心地挂上了电话。
从此，罗瑞卿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成为在军队中正确路线、政策的坚决而有效的执行者。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形，他的女儿点点是这样描述的：
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快节奏的生活又开始了。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但是大量的文件，大量的要办的事情都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家。父亲原来的一位老卫士长只好干上了秘书的工作。但是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母亲也只好仓促上阵。家里一下子又充满了紧张的工作气氛，电话铃声吵得人不得安宁。原有的秩序都被打破。像是十年前一样，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跟上父亲的节奏。而父亲的工作精神和效率丝毫不减当年。“革命加拼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尽管有人反对，但是作为父亲的写照却是十分贴切的。
..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儿读啊，写啊，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盹儿。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竟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什么，他想想，十回有九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想，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吧？
《水浒》里有个石秀，叫拼命三郎，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来工作，把‘文革’十年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面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一个星期日，父亲又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问我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上班？”我们说：“爸爸，今天是星期日呀，你都忙忘了吧。”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站脚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离开孩子，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了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
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着茫然的孩子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
反正，那时候父亲的心目中，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孙子，当然还有母亲，然后还有些什么，最后才是他自己。
1977 年11 月8 日，一列专列开出北京，沿京广线向南风驰电掣般向广州驶去。
车上坐着罗瑞卿和邓小平，他们此行是与已在广州的叶剑英商筹军委全会事宜，主要是研究为会议准备的文件。
一上车，这两位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就在讨论一个关键的话题：这次全会，怎么提“纲”？
列车在不息地奔驰着，这两位老战士的思想也在急速地运转着。他们从分析形势入手，认为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仍然束缚着全党的思想，军队要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所造成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不打破这种思想禁锢便寸步难行。但是，要立即完全否定“以阶级斗争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第265—267 页，略有增补。
为纲”，在目前还不到火候。
列车从北向南穿行，两边的景色日趋明朗、清新，他们的思想也在讨论中明确起来。
第三天，当列车快驶抵广州时，邓小平掐掉已经结了很长的烟灰，把手往胸前一收，说：“就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目前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好啊，这样提法务实，也容易为大家接受，就这样办。”
当火车抵达广州时，他们神气清朗、胸有成竹地下了火车。
一下火车，负责主持起草全会文件的罗瑞卿便投入到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中，组织对会议文件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并让秘书给北京军事科学院打电话，查询核对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在反复查询、讨论、修改中，罗瑞卿对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人要挑‘刺’儿，就可以用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关系的论述为依据，说明，军队可以允许有具体的工作路线。”
又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军队还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儿也挑不出来。”
文件起草工作于20 日结束， 12 月12 日至31 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即（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强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减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的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议通过了九个决定、条例，即《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为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28 日，邓小平讲话，指出：“这次军委会议，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这次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环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很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在全国迈出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第一步。
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治军之纲狠抓军队的整顿。
当时军队内问题成堆，邓小平在1975 年7 月14 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肿、散、骄、奢、惰”状况仍未改变。他以整顿为纲，开展了全方位工作，在思想、作风、组织、军事和国防科技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拔乱反正的工作。他经常指示《解放军报》要注意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大力支持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一次，他在批阅一分文件时，看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风派”和“震派”人物的问题，便对工作人员说：
“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军报应该写文章揭露这三种人。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1978 年4 月中旬。罗瑞卿和徐向前正在徐州听取总参和南京、济南军区的工作汇报，在北京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匆匆赶来，向罗瑞卿汇报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杨勇告诉罗瑞卿，4 月12 日，海军的主要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海军工作时，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旅顺视察海军。而海军这位主要负责人未向总参和军委报告，即着手组织，准备调动海军两个舰队的各种舰艇、飞机参加海军大演习。
杨勇叙述完事情内容，说：“我感到事关重大，特地来向你汇报，看看怎么处理此事。”
罗瑞卿听着杨勇的汇报，先是震惊，继而沉思起来，等杨勇讲完后，他坐直身子，把两手撑在双膝上，沉稳地说：“此事不妥。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我们把它放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中一看，就分明了。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全面整顿，拔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非常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时候搞这样的大规模动作，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不安，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现在，这里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们回北京再说吧。”
4 月17 日，罗瑞卿在三○一医院试用假腿时接见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
杨国宇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告诉罗瑞卿：“12 日我将此事向萧劲光同志报告过了，他指示我说：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罗瑞卿听完杨国宇的报告后，严肃地说：
“你们是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既然12 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杨国宇诚恳地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委。
罗瑞卿沉吟片刻，说：
“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且讲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邓小平同意他的意见，并要他向华国锋同志请示。罗瑞卿给华国锋打电话、表明了自己不同意海军演习的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陈述了利害所在。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一件可能酿成严重政治影响的事情被制止了。
1979 年7 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谈及此事时说： “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海军大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停止。”
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已在5 月10 日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过，是由《光明日报》供稿，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的。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出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5 月，正是草木欣欣向荣的时节。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时候，显示了两年徘徊局面中的逐渐成长起来的勃勃生机，这是巧合？或是历史的必然？
罗瑞卿在两个月前，就以自己的敏锐发现了这一重要的新生事物的幼芽。3 月26 日，他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读到了《标准只有一个》的一千多字的思想评论，他立即把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军报要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光明日报》文章出来后，受到“凡是派”的非难。但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去了。罗瑞卿以他的深刻、丰富的理论和政治修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让秘书把《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副社长姚远方请到他在西山的住所，一见面就对他们说：
“有一个争论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赞成这个讨论。”
说着，他又拿出5 月11 日的《光明日报》，指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认真地说：
“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我们军报要注意研究宣传，要坚持这个方向，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
在他的过问下，《解放军报》很快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
可是，此时的党内争论还在继续。在6 月2 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邓小平的讲话显示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也对党内一些非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然而，6 月15 日， 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仍然对《光明日报》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它“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对毛主席。
罗瑞卿密切注视着这场争论。
不久，应《解放军报》之约，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是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的。
当报社负责人将样稿呈送给罗瑞卿时，他看了非常高兴，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以便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接着，他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亲自查阅资料，对文章字斟句酌，先后进行了三次审阅修改。
其间，他还就如何改好这篇文章的问题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同《解放军报》社通了六次电话。在华楠出访罗马尼亚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
6 月24 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准备。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深入。从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 年末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罗瑞卿虽然没有看到这场讨论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但他在支持、参加、领导讨论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科学精神、政治勇气，为他的生命之旅，增添了令后人永记不忘的光辉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