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节前，张云逸由南昌到石塘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机构。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任三支队司令，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到浙江开化才到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司政机关工作，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绍铭，参谋长桂逢洲，主任刘文学；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六团的政治处主任暂缺，以后到皖南才分别由张友来、刘松青先后担任的。
张云逸在石塘筹建完毕，决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二是了解闽东部队改编情况。2月中旬，张云逸和秘书王白如（即徐平羽）、新华社记者马骏，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人，从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做生，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古田县的谷口镇，在镇上江边的一家乡间客店中休息。江岸几树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鸭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两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此时南京已陷入敌手，半个中国迷漫在烽烟之中，此间竟然谧静如许，国破犹觉河山美，留连景色，久久不能离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车，随张云逸抵古田县城。张云逸往访古田县长，得悉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当晚，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旅长某也在座。我暗想，这大概就是叶飞身上那套军服的主人吧。席间，古田县长谈论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大人碰了软个钉子，搭讪着“顾左右而言他”，转向那位旅长敬酒，着实地把他恭维了一番。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便故意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张云逸几乎是故意在摆“老资格”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位旅长毕竟资历浅，见识差，有眼不识泰山，只好调转话题，向张老前辈敬酒。
晚间，回到旅馆。马骏说：“今天是‘舌战众儒’”，有谁搭腔：“不是，是舌战群丑。”
第3天又回到谷口，张云逸准备同王助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组建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命我先送一封信给叶飞。于是，我沿叶飞部队开进的路线，一路赶去，到浙江常山县的球川镇才找到部队。六团一路跋涉，正在球川镇休整。我将信交给叶飞，传达了张老的口头嘱咐，沿途千万要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大约是2月下旬，部队开进到浙江开化的华埠镇。五团、六团在道里汇合。在华埠成立了三支队司政机关。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五团的步枪都配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扛的是梭标，子弹更少。但是，部队士气很高，纪律严明，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连一向敌视我们的地主阶级人物也不得不满口称赞。华埠的镇长就说：“你们部队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谓王者之师；不过你们的装备行吗？抗战以来，多少装备精良的部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你们靠梭标能打日本人吗？”抱有这样观点的人不止华埠镇的镇长。有不少基本群众也为我们担心，他们的担心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看到武器装备，没有看到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部队，没有看到这支部队是人民的军队，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能在广大的人民之间扎下深根，茁壮成长。
3月间，支队率五、六两团由开化翻过马金岭，到安徽的歙县岩寺，同一、二支队汇合。军部驻岩寺，支队率五团驻西溪南、六团驻砖桥。在这里，军部决定成立先遣支队，从六个团各抽出一些部队，由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司令，挺进到江南敌后，首捷韦岗，开辟了江南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5月，六团率一、二营挺进江南敌后。8月间，支队率五团和六团三营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红杨树到青弋江一带防务，武汉失守之后，又转移到南陵、繁昌、铜陵一带开展游击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节选
一、江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随即渡过长江，沿津浦铁路北犯，与华北南下日军会攻徐州。另两路日军沿扬州、芜湖北犯。中国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沙河集、明光、池河等地与日军激战。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在这前后，淮南地区的蚌埠、滁县、九龙岗、舒城、合肥、寿县、巢县、和县、含山、江浦、六合、仪征等地相继沦陷，第十一集团军、二十一集团军相继西撤，地方政府逃散，土匪蜂起。处在日军铁蹄下的淮南地区人民饱尝沦亡之苦，纷纷揭竿而起，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同年6月，日军沿江淮孔道从浦（口）信（阳）、安（庆）合（肥）公路，穿越大别山麓西攻武汉，第五战区主力撤往平汉铁路以西，留廖磊部在敌后大别山区坚持，改番号为鄂豫皖游击司令部，由廖磊接任安徽省主席。6月至8月，舒城、六安相继失陷，安徽省政府（原驻安庆），由六安再迁至立煌（金寨）。
1937年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10，300余人。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东进时由戴季英接任），吴先元任经理部主任，全支队3100余人。日军攻陷南京，继续北犯，会攻徐州，江北战局危急。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项英：“高俊（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其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就鄂豫皖红军改编、东进抗战、开辟根据地等进行了一系列部署。1938年1月，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同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四支队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省确山县竹沟东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战略中心，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还决定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干部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2月，叶剑英、罗炳辉分别赴七里坪、信阳县邢集，动员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
1938年3月，攻占蚌埠的日军北犯徐州，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平汉铁路附近的七里坪、邢集出发，东进到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在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内，参加津浦、平汉战区抗战，在徐州会战中，奉命担负开展淮河流域的抗日游击战争，第四支队司令部驻舒城西南山区西港冲。5月12日，第四支队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新四军首战告捷。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5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致长江局，要求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动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6月，日军重兵集结合肥，西犯武汉，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东线参加保卫武汉战役，经连续作战，歼西犯之日军近千名，炸毁日军汽车百余辆，收复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广大国土，并于同年冬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在中共安徽省工委（后为鄂豫皖区党委、皖东工委）的配合下，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敌后“初步开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夏、秋在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的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仍坚持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战，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同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员陈毅、副指挥粟裕组织苏皖支队北渡长江，向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挺进，与第五支队罗炳辉部会师，开辟该区抗日根据地。至此，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偕徐海东率中原局机关进入皖东敌后，与驻定远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2月，刘少奇连续召开中原局会议，贯彻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并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中原局、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下，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粉碎了日军4000余人对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大“扫荡”并在江北游击纵队以及前来增援的苏皖支队、苏北挺进纵队和李先念部豫鄂挺进纵队配合下，击退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进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第五支队司令部的国民党军李品仙、韩德勤部，胜利保卫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指出：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1940年3月21，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击退反共势力进攻，巩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致胡服及江北新四军负责同志并告项英及朱、彭，中共中央指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盯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与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中共中央急令华北八路军黄克诚部增援华中新四军。皖东新四军经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将李品仙、韩德勤部击退，取得定远自卫战和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为建立皖东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6月下旬到7月上旬，我军又平息了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的津浦路东来安县屯仓、天长县大通等地反动地主暴乱，击退从淮（安）宝（应）间来犯的韩德勤军。8月，罗炳辉、张劲夫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四支队第七团开辟淮宝抗日根据地，并与南下驰援皖东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打通了皖东、皖东北和苏北的联系。
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原局不失时机地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委任皖东各县县长，将鄂豫皖区党委从大别山撤到皖东的千余名干部派到各县，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3月17日在定远城成立，魏文伯任县长。接着，凤阳、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组成定凤滁三县联防办事处，魏文伯兼主任。在这前后，嘉山、来安、盯眙、天长、高邮、宝应、仪征、六合、淮宝、合肥、和县、含山、巢县、无为等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1940年4月18日，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贺希明、邓子恢、方毅先后任主任。同年8月1日，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黄岩、童汉璋先后任主任，魏文伯为副主任。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政令所及人口达200万。皖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创了淮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从此，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雏形便在皖东津浦路东、路西形成。
1941年1月13日至18日，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1名，内有开明士绅50名。会上，邓子恢作《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结报告》，邓子恢继续当选为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为副主任；邓子恢当选为参议长，爱国人士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2月，颁布《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同年9月18日，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临时参议会，选举童汉璋为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魏文伯为副主任；选举魏文伯为路西参议会参议长，爱国人士刘子谷为副参议长。
皖东抗日根据地是在对日伪顽三角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不单要同日伪军不断战斗，而且还要同顽固派不断地进行自卫斗争。1940年4月至8月，来犯的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主力被我军击退到运河以东，此后，津浦路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主要是同日伪军作战；路西地区则一直处于同日伪顽尖锐的三角斗争之中，这是淮南敌后抗战的主要特点。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皖南事变以后的斗争形势，将华中抗日根据地划分为7个战略区，建立中共盐阜、淮海、淮北、路东、路西、苏中、苏南等7个区党委和舒（城）无（为）桐（城）庐（江）特委。皖东抗日根据地的路东、路西区党委和舒无桐庐特委统归皖东党政军委员会领导，书记郑位三。路东区党委以刘顺元、方毅为书记，管辖来安、嘉山、天长、盯眙、仪征、六合、高邮等7个县委；路西区党委黄岩为书记，管辖定远、滁县、全椒、凤阳、合肥、寿县、定东南、含（山）和（县）等8个县委；舒无桐庐特委书记何伟、李步新。皖南事变以后，在皖东的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任副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四、五、六旅（分别由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及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旅）、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1941年春，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西粉碎了日伪“扫荡”及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了路西根据地以后，主力遂转向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开展破袭战，经金牛山等战斗，歼日伪军800余人，粉碎了敌军对路东根据地的进犯。路东军民继1940年9月粉碎日伪军10000余人的大“扫荡”后，1941年5月又粉碎了日伪军5000余人的“扫荡”，巩固了路东根据地。
1942年，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蚕食”，李品仙部的进攻，加上严重的干旱，给淮南军民造成严重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淮南军民坚决击退日伪军进攻，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1月至3月，新四军第二师击退日军2000余人对津浦路西地区的“扫荡”。10月，李品仙部第171师进犯藕塘；11月，日伪军10000余人大举“扫荡”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其中，由明光、滁县、定远等据点出动的日伪军3000余人向定远地区“扫荡”，均被津浦路西军民粉碎。1943年6月，津浦路东我军在东南边区发起反“蚕食”、反伪化的斗争，攻克仪征县谢家集据点，收复仪征、江都县20多个乡，成立甘泉县，打通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和一师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8月，二师主力一部，击退进犯六合县解放区的日军，取得桂子山战斗胜利。
为了战胜困难，淮南抗日根据地厉行精兵简政，紧缩机关，充实基层。新四军第二师主力缩编，加强地方武装，津浦路东8县合并为4个办事处（县）。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淮南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撤销路东、路西区党委，组建淮南区党委，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辖津浦路东、路西两地委。赵启民、陈光先后任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任副书记；谭希林、黄岩先后任路西地委书记，谭光廷任副书记。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辖津浦路东、路西两专员公署，汪道涵、郑抱真分别任专员。周元斌、李竹平分别任副专员。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兼淮南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辖路东、路西两军分区。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淮南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战胜自然灾害和敌人封锁，改善军民生活，为反攻作物质上准备。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苏北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盯眙县黄花塘，直接领导皖东斗争。
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4年，淮南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至1945年7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到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280万，新四军第二师兵力扩大到4．4万人，并在南京城郊建立上元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华东的日军由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同村宁茨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驻地天长地区，就日军投降事宜，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发表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方毅为副市长，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新四军第二师组织南京支队渡江南下，进抵南京城郊。第二师在战略反攻中，收复定远等6座县城，占领津浦、淮南铁路各一段。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侵略，饱受屈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第二师歼敌2万余名，在南京附近建立了拥有330余万人口的解放区，第二师由其前身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时的3100余人发展为近5万人的兵团。这是淮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
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赖传珠、高敬亭、郑位三、罗炳辉、谭震林等领导淮南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淮南军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半塔烈士纪念塔和藕塘新四军第二师抗敌纪念塔记载着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
注释：
(1)本文节选自龚意农、杨联主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6～16页。题目和文中小题为原书第2章第一、二节。节选时略有删节。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筹建前后 叶建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民族危亡时刻，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转设南昌，下辖4个支队，8个团，总人数10300余人，其中，福建的人数占全军一半以上。
为了在福建开展统战工作与恢复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在福州成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938年2月党中央派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再次来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这一问题。2月9日张云逸从南昌到达闽浙赣特委所在地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随同张参谋长来福州的有王助、孙克骥、张的秘书徐平羽（又名王白如、白丁）、新闻记者马骏以及警卫员、机要员等十几人。他们一行于2月23日到达福州，24日上午张云逸偕同王助出见福州记者并发表谈话。
1938年春节前一天，新四军第六团（闽东红军游击队）在屏南县城接到军部电报，立即开赴前线。叶飞、阮英平在农历正月初三把队伍带去了。闽东特委工作由范式人负责。叶飞等走后，范又接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电报，即到福州见张，张说：他此行的目的要办两件事，一是，1937年10月间在漳浦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张又说，陈仪不同意成立福建办事处，只同意成立福州办事处，人数限制不超过20人。于是范式人便留在福州参加办事处工作。
1938年2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福州市城内安民巷27号（现53号），办事处人员有新四军参议、办事处主任王助（因军部不能委任将级军衔，所以用参议名义显得位高），新四军上校秘书范式人，副官章水和。1938年八九月后又增加工作人员庄草（现名林楷），看门兼烧饭林书壮，并配备一个警卫班。办事处人员都穿灰色军装，挂“抗敌”臂章，门口后来挂上黄底黑字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牌子（有的同志回忆当时没有挂过牌）。
办事处成立后，则致力于恢复和建立福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号召群众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组织进步文化人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义演、募捐、办美展、办夜校、支持开办生活书店、保护抗属、红属，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5月由于日寇进逼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1940年6月办事处接到省委有关避免遭受国民党暗算，撤退红色干部的通知，决定自动撤销，因而完成了它的使命。
办事处筹建到撤销前后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它的主要历史作用是：
一、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主动“联蒋抗日”，推动全民族抗战。1937年10月中旬党中央曾派张参谋长和机要员林青第一次到福建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有关释放政治犯和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竟遭到陈仪无理拒绝。11月上旬，在武汉的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又派顾玉良随带叶挺将军的介绍信到福建找陈仪谈判有关改编问题，陈仪逼于形势，不得不答应，但又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以图借日本之刀来消灭共产党军队。我党为了全民族利益不计既往嫌隙，在闽西、闽北、闽东等聚集4个团5000多人的兵力，组成新四军4个团，另一个连，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大军开赴前线以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1938年春又派张云逸、王助等第二次来福州找国民党省主席陈仪谈判，主要办3件事：一是，在漳浦事件中我方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三是，要求释放政治犯。以上三点陈仪基本上都答应了。漳浦数百人与被释放的政治犯一起由张参谋长带赴前线参加抗日，后方成立办事处，办理有关军部后勤事宜。这是我党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党的政策“联蒋抗日”的胜利！
二、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是对外的办事机构，对内则代表福州地区党的组织。福州从1934年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党员失去了联系。办事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恢复过去在福州和邻县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的联系，如张立、江国荣等；一方面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郑震霆、卢懋榘、舒成、高力夫、梁真等。同时派出党员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如连江林涧青、梁真等，古田陈必猛（即林聿时）、福清陈金来、永安王一平、沙县陈振芳。1938年5月间办事处又提出成立“民先”，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办事处又通过卢懋榘等同志联系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郁达夫、楼适夷、黎烈文、杨骚、许钦文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6月，著名爱国人士李公仆来福州，请他作了“唤起民众，不做亡国奴”的讲演。10月。郁达夫、黎烈文、卢懋榘等在于山戚公祠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号召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办事处还利用合法组织和一切机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占领宣传阵地，教唱抗敌歌曲，组织歌咏队，举办美展、募捐、义演、办夜校等等，发展进步势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动员和组织有志之士，献身革命。办事处通过各级党组织，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籍，成立读书小组、读书会、办短期培训班，引导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办事处派何思贤、卢懋榘、林白、陈必猛、黄辰禹、郑震霆、薛碧香等到南屿和南港等地，训练武装人员，筹集枪支，派林涧青、梁真、林君玖等到连江丹阳溪东乡以办农业合作社名义，培训武装干部，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四、争取团结抗战，反对制造磨擦。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采取“清剿”政策，妄图消灭我们军队，如1937年7月15日闽粤边发生的“何鸣事件”，1938年3月闽中发生“泉州事件”，都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1938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宁德我军留守处，当场打死我军警卫排长石头梯，并打伤多人。留守处被砸烂，40多位留守处人员被押送福州市。办事处成立前后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既揭露了敌人阴谋，又争取团结抗战，保持了我党军队的独立性。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 张凯
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新四军中生活、学习、战斗的岁月，“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军歌的战斗旋律，便使我这个老战士的心激动不已。
多年来，我有个心愿：要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这段历史再回忆一下。这对于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悼念在抗日战争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进而对展望未来，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
1937年7月8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2天，我们的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编为4个支队。江南3个支队，江北1个支队。
1938年3月14日，第四支队首先集中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继而于4月进抵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3月，军部亦由南昌迁至岩寺，第一、二、三支队也于4月在皖南岩寺集结。至此，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业已出现在大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住了一个短时期，很快转到皖南泾县的云岭。各支队经过一段短期整顿，继续东进。1938年5月，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到达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7月，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则进入皖南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的东进，有力地打击了苏皖的敌伪军，钳制了沿江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寇军力。深入到沦陷区的各部队，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
然而，新四军取得的每一胜利，却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不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击和蒋介石伙同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而且还要同内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等思想倾向进行艰韧的斗争。当时，我们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方针的过程中，的确是有过一段难忘的曲折过程。遵照党中央指示，1939年5月和11月，先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势如破竹，打开了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
当时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两个团，另属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营。全支队约30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参谋长。该支队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七团和八团、手枪团分别从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竹沟出发，三四月间到达安徽省桐城、庐江、舒城之间蒋冲东西汤池流波疃一带。先后收复了淮南路西的无为、庐江、襄安等城镇，为继续向淮南路东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四支队主要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敌后的东进方针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团遵照党中央的方针，继续东进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区外，其余部队在桐城、舒城地区停留时间较长，没有及时东进。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四支队工作，督促四支队继续东进。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区。
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后，积极开展与安徽桂系当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庐江、无为地区地方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经过耐心工作，四支队逐步向淮南地区两侧活动。
这时，桂系当局已在大别山区暂时站稳了脚根，在日寇诱降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开转向反共。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东进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面对这种局势，纷纷要求东进。1939年3月，部队到达合肥附近地区。
三
1939年4月底，叶挺军长亲临江北（随行者有罗炳辉、赖传珠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5月4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扭转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问题处理以后，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员，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徐海东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9年9月受到党中央委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由于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没有休息和治疗条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带病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兼任四支队司令员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160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欺骗宣传。
1939年7月，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3个团，罗炳辉同志为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为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副司令员，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等同志率领下，坚持在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为了坚持保卫路东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罗炳辉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先后3次攻打来安城，第3次兼用火攻，消灭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五支队也威名大振。
五支队刚成立时，部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基础较差，罗炳辉同志就组织领导整训部队，从基础训练做起，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有时还经常出题目考问战士，他总是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部队的，同时对待下级或战士又是十分关怀、体贴。天气尚未转寒，他就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们准备冬衣；部队有了伤病员，他常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一点的东西给伤病员吃，部队到了宿营地，他亲自检查床铺和生活安排得怎样；休息时，就找干部掰腕子，比臂力，给战士们讲故事。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官兵亲密无间的情景，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和爱戴。
我是1939年秋，从皖南来到江北地区的，当时军部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共十余人。由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陈再励为团长，军部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为副团长。巡视团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服务队，开展部队和地方上的宣传、文艺活动。巡视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帮助工作。这年冬天，陈再励、冯达飞两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则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这时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来，总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务队除外）。从此以后，我就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与江北部队一起活动，再没有返回皖南。
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在1939年7月前，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敌人占领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而是把大批干部留在大别山国民党第五路军部队所在地，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事实上，为国民党桂系当了“苦力”。到了1939年7月，接到党中央指示才进行了转变，有计划地把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新四军主力活动地区。致使江北的广大地区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发展，错过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时机。回忆起来，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以后，才完全扭转过来。
四
1939年11月初，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华中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战争。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以后，他为了团结教育干部，指导进行抗日斗争，与干部战士亲密无间。他走到那里，就深入到那里进行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干部谈工作，谈思想，谈生活。由于我当时工作在江北指挥部，有幸亲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亲耳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制造磨擦，限制“异党”，破坏抗战。他们妄图削弱新四军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坚决地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当进行斗争；如果不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抗日根据地。”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抗战光说不行，要有钱，有枪；有了枪，没有家也不行，还要有个家，建立家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皖南军部少数领导人，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指责“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自搞武器，自筹抗日经费的正确行动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少奇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民主的政权，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当时，我们听了少奇同志的多次讲话，觉得茅塞顿开，心明眼亮。这对于江北广大干部提高认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0年2月，桂系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我进犯。少奇同志号召我们，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坚决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决不让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一方面采取自卫，一方面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取得了这次反磨擦的胜利。与此同时，苏北的韩德勤部向我路东地区大举进攻，妄图以东、西、南三面围攻我军兵力很少的半塔集守备部队，进而消灭我淮南地区的部队。对此，中原局决定：先留少数部队坚守半塔，主力集中到路西打退桂顾的进攻，在打退桂顽后，再将主力回师东进，解半塔集之围。并要求苏南，苏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这一行动。江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当即令叶飞同志率领的挺进纵队和陶勇同志率苏皖支队，沿运河西进，星夜赶来支援，共同向蒋介石的嫡系韩德勤部展开反击。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粉碎了顽固派的进攻，共歼敌两三千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残敌丢盔弃甲，狼狈地向三河以北溃退。
至此，津浦路东，路西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津浦路南段东、西两侧，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新四军各部队的控制之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以后，皖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除领导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外，还大力领导地方工作。领导建立了路东8个县的抗日联防办事处和联防司令部，邓子恢同志担任主任，方毅同志为副主任，这是华中地区第一个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联防办事处在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发动工作。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规定了惩治汉奸、组建农会、组织抗日人民政府等办法，建立各级组织，进行剿匪、反霸、反汉奸斗争；同时，还从部队中派出一批干部到地方做群众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
邓子恢同志从事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大家称誉他为“农民运动专家”。凡派往各县做地方工作的党、政、军干部，在去以前他都要召集大家讲话，交待政策、任务，并特别强调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和在反顽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他主张发动农民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解决一些实际利益问题。他常常告诫干部，苏维埃时期的红军为什么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支援呢？就是因为红军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明的群众纪律。邓老他不仅口讲，而且常常亲自深入农村，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由于邓子恢同志的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使淮南地区广大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不断的胜利。
五
但是，就在这以后不久的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反人民的高潮。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的八九千人遭到了巨大损失。
为了对付时局的突然变化，“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整编部队。全军共编为7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江北指挥部所属的第四、五支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下辖四、五、六3个旅。以江北指挥部为基础建立二师师部，江北政治部改为第二师政治部。至此，江北指挥部和江北政治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师的师长，初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后由罗炳辉同志担任，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参谋长，郭述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后肖望东同志任二师政治部主任。
少奇同志去苏北。皖南事变后，经党中央批准，原来的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回忆这段历史，我亲自经历和目睹江北指挥部的建立过程及江北部队的发展壮大，并且看到了新四军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政权；要进行武装斗争，就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最主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来指引。江北地区所以能够战胜艰难险阻，最根本的是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是皖南地区，军部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使部队迅速壮大，反而遭到了“千古奇冤”，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
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四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仍每每在我们这些老战士的心中萦回。记取这一惨痛教训，对于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始终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对在抗日战争中献身的革命先烈的英灵的最好悼念……。
注释：
(1)张凯，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东汤池成立 杜金山 李明胜
1938年3月中旬，新四军四支队的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在金寨会合后，由支队司令高敬亭率领进入舒城、庐江、桐城、无为地区。为了统一领导江北之部队，于1939年5月5日以张云逸同志为首，在庐江西乡40华里之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张劲夫。指挥部和政治部分别住在八字门和屯井虞家。
当时江北指挥部所属的新四军四支队分别驻扎在舒城的东江冲、西江冲和汤池大小马槽等地，所有驻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非常密切。同时还成立了服务队（宣传或文工队），化装宣传，张贴标语，内容是号召民众团结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通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对抗日斗争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军，仅在东汤池参军即达600多人。江北指挥部成立后，除整编四支队外，以周骏鸣领导的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支队长。
1939年冬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奉中央指示向东伸延。叶挺军长渡江至皖北，于1940年5月初在东汤池月形地，召开千余军民联合大会，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
同年5月底，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和舒城东进抗日，所属部队全部开拔到津浦路西之定远、全椒两县交界地区的青龙场、白龙场、周家岗等地，开展抗击日寇斗争。
当时，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留下老七团所属的庐南游击大队之郑子铮同志，坚持庐南、桐城、无为边境，开展抗日活动。
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周骏鸣 肖望东 刘顺元等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我们在新四军第二师工作过的同志，对二师的抗战历程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新四军第二师是皖南事变后，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整编而成的，是坚持华中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长期尖锐复杂的日伪、顽、我“三角斗争”中，转战在淮南的广大地区，坚持抗日。在抗战中，不但要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还以很大的兵力执行对西防御的任务，反击顽军的破坏和进攻，并协同兄弟部队向东发展，为淮南和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四军第二师的发展壮大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于1940年3月以后创建起来的。它位于淮河以南的津浦铁路两侧，是联接我皖江、淮北、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枢纽地带，它对南直接威协日伪的指挥中心南京，对西防御桂系顽军（简称桂顽）东犯，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卫，是支援、配合友邻地区创建、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我二师在与日、伪、顽反复较量中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由二师部队和淮南地区的特点与条件决定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先后设在淮南多年，直接领导和指挥我们抗战；二师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抗日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日伪、顽、我“三角斗争”的矛盾；淮南地区的党政军民对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很重视；二师部队有较多的红军骨干，战斗力较强；淮南地区临近南京，人民群众长期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共产党有较深的了解，对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衷心拥护；我二师和淮南各级民主政府始终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做得较好。这些对我二师部队的发展壮大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忆我二师的战斗历程，大致经过了3个阶段
一、坚持淮南，支援淮北
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积极准备并猖狂扩大侵略战争。日军为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对蒋介石加紧诱降，对我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以华中为重点，发动了第2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军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下，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时期。日伪军不断对我进行“扫荡”，在淮南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120余个，部署兵力约3万人，常驻淮南地区与周围据点的日军有第十三混成旅团，伪军有第四、六师和警卫二师，“扫荡”时还从第十五、十七、六十一师团和伪军第三、二十四、四十六师抽调兵力。顽军频繁地向我进攻，经常同我对峙的先后有桂顽一三八、一七一师，第十游击纵队和第三、六、八保安团，加上土顽武装共约2万人，向我大举进攻时还有一七二师等部参加。日、伪、顽军有时还默契配合夹击我军。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此形势下，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局面。
（一）整编所属部队，阻止桂顽东犯
皖南事变后，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反击蒋介石的反共行径，遵照党中央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的命令，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于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委，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张劲夫任副主任，胡弼亮任供给部部长，官乃泉任卫生部部长。下辖3个旅9个主力团，1．5万余人；两个联防司令部和地方部队9000余人。四支队改编为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后黄序周），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辖第十、十一、十二团；五支队改编为第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侯政（后祝世凤），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六旅，旅长兼政委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团；路西联防司令郑抱真，政委谭光廷，参谋长李国厚（后杜国平）。同年底，陈庆先任副司令，吕清任政治部主任，辖独一、独二、独三、独五团，1942年又组建了独四团；路东联防司令杨梅生，政委刘顺元，副司令罗占云，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王敬群，辖独三、独四团。同时，将皖中的巢（县）、无（为）、含（山）、和（县）地区与活动在该地区的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缺一个营）及地方武装，划归皖江地区和七师。同年9月后，我师又成立了军工部和社会部，吴师盂任军工部长（后王新民），侯政调任社会部长。二师通过整编更加坚强，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复令“进剿”淮南区的总司令李品仙率一三八、一七二两个师向我淮南进攻，并限两个月内完成任务。
根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二师的任务是，坚持淮南津浦路西，阻止桂顽向我东犯，确保淮南津浦路东，坚持淮南敌后抗战。作战方针是加强对西防御，配合友邻向东发展，随时准备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击退顽军的进攻。针对桂顽在路西对我蚕食、围剿的态势，以最大的决心坚持路西，保障路东，决不让桂顽越过津浦铁路向东进犯。因此，我师以路东为基地，将六旅及五旅第十三团部署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坚持路西阵地。调四旅到路东整训和机动，并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准备策应路西作战，保卫路东。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团，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东发展，巩固和发展淮（阴）宝（应）、淮（阴）泗（阳）及皖东北地区。
时隔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2次反共高潮即被我打退。桂顽经我自卫反击后，士气沮丧，又见我军斗志昂扬，充分地作好了反击的准备，遂停止了对我的进攻，于二三月撤回了向我路西地区进攻的部队，其东犯企图被我粉碎，我在路西反顽斗争的形势暂时有所缓和。
（二）粉碎日顽进攻，保卫淮南地区
1941、1942年期间，路东地区的日、伪军加紧了对我蚕食、“扫荡”。在路西地区，不但日、伪军加紧对我蚕食、“扫荡”，顽军也于1941年10月以后又加紧对我进攻。为了坚持路西，确保路东，粉碎日、伪、顽军的“扫荡”和进攻，我淮南党政军民进行了频繁激烈的艰苦作战。
在路东地区，1941年4月，日、伪军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天--仪公路，蚕食我路东根据地。我四旅第十二团、五旅第十五团和路东独四团等部队，在天、仪、扬地区发起了反蚕食作战，在谢家集、铁牌店、十二里岔等地，毙伤敌200余人，击毁汽车3辆。战斗结束后，我十二团转移到金牛山以南地区。日、伪军遭我打击后，恼羞成怒，进行报复，又从扬州、仪征出兵700余人，偷袭我驻金牛山的部队，遭我四旅第十二团迎头痛击，经一天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敌狼狈溃退。
日军在天、仪、扬地区遭我痛击后，又以5000余人的兵力于5月28日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我路东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我师四旅第十一团在来安县张山集、屯仓与敌激战两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毙伤日、伪军300余人。6月3日，我四旅第十团在盱眙县车棚击溃了向盱眙县马坝等地“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敌100余人。
经过这几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与此同时，我积极开展了对日、伪军的争取工作，正确地执行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使我路东地区的形势，有一年多的时间比较稳定。
1942年7月，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企图“扫荡”苏中地区。我师为配合苏中一师反“扫荡”，发起了天、仪、扬公路破击战。六旅第二六、十七团、师部特务营和路东独四团，深入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袭击了十二圩、东沟等地的日、伪军，攻克了大仪集伪军据点，共歼灭伪军数百人。在新城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天、仪、扬公路破击战打乱了扬州日伪军“扫荡”苏中的部署。
在路西地区，我党政军民同心协力，在路东军民的全力支援下，反击日、伪、顽军大规模的“扫荡”和进攻。
1941年2月正当桂顽一三八师等部向我进攻最紧张的时候，我军退守中心区定远县藕塘等地坚持斗争。日、伪军与顽军默契配合，乘我处境困难、欢度春节之际，从明光、定远、凤阳、滁县、蚌埠、水家湖、刘府等地，纠集3000余人分路向我路西走远、凤阳、滁县地区进行大“扫荡”。我师六旅第十七、十八团、五旅第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殷家涧、朱家湾、靠山集、永康镇、皇甫山、花山、施家集、普益公司等地抗击敌人，奋战半个多月，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在路西定远以南的谢圩子等据点，盘据着谢黑头、牛登峰、陈华斌、王华锦等6股土顽恶霸武装，他们与日、伪军勾结，经常袭击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干部和人民群众，危害极大，路西人民深恶痛绝，我决心扫除此害。6月，我六旅和五旅第十三团，发起对谢圩子等土顽据点的攻坚战。经半个月战斗，毙土顽180余人，拔除了油坊户、谢六巴圩、花张集等土顽据点，打击了土顽的反动气焰，迫使他们不敢恣意出扰，安定了民心，保护了群众利益。
1941年春，桂顽侵占我路西的企图被粉碎后，其一三八师撤退到古河和淮南路西地区。但到10月，同一三八师换防的一七一师以及第十游击纵队各一部，又侵占了靠近我路西中心区的广兴集和大桥镇。为反击顽军进犯，我师组成路西野战司令部，集中了第四、五、六旅的6个主力团和路西地方部队，于11月16日晚在大桥等地对顽军发起了反击作战。四旅第十一团、六旅第十六团在大桥镇、新张家，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歼灭顽军五-一团两个营及地方武装共1400余人，收复了被顽军侵占的地区。
11月底，桂顽一七一师三个主力团和第十游击纵队一部，分路向我藕塘中心区和赫郎庙进攻。我扼守赫郎庙阵地的第十三团顽强阻击，歼顽军300余人。顽军遭重创后溃退。经过这两次战斗，初步稳定了路西地区的形势。
1942年1月，驻定远县城的日、伪军，为了分割我路西定、凤、怀地区和中心区的联系，蚕食定、凤、怀地区，修通了从定远县城至寿县的公路，并沿途增设了十八里岗、西三十里店、永康镇、清洛涧等据点，经常对我“扫荡”。我路西独三团和定凤怀总队，不断袭扰打击敌人。路西联防部队第十八团为打击敌人运输线，于同年3月在柏家圩伏击了从水家湖往永康镇运输物资的敌人，歼灭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俘日、伪军30余人。
10月，桂顽乘我精兵简政，部队减少，路西地区只有3个主力团，兵力比较薄弱之机，以一七一师、第十游击纵队和保六团等部共6个团的优势兵力，长驱直入，占领我中心区藕塘镇。我师四旅第十、十一团和路西联防部队第十八团，在罗炳辉副师长的指挥下进行反击，连续10天艰苦奋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歼顽1500余人，生俘了保六团副团长。这次反顽战役，军部首长非常重视，战前，陈毅代军长明确指出，路西地区的得失，对我坚持华中全局影响甚大。战后，陈代军长又来电慰问嘉奖说，击退了桂顽进攻，保卫了根据地，意义甚大。
（三）配合友邻，向东发展
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我师五旅等部从1941年到1943年8月，配合新四军第三、第四师向东发展，阻止汤恩伯、王仲廉顽军东犯。巩固与开辟淮（阴）宝（应）、淮（阴）泗（阳）和皖东北的南部地区。
1941年3月到5月，我师五旅第十四、十五团先后在淮宝、淮泗地区作战。在淮宝县高良涧打退了日、伪军的“扫荡”，扫除了白马湖土顽惯匪，并配合三师九旅，迫使洪泽湖上顽水警大队长陈培华率部投降，建立了洪泽县抗日民主政府。同年8月，根据华中局决定，将淮宝县、洪泽县及其所属地方武装划归淮北地区。
遵军部命令，我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团于7月初进抵皖东北地区，配合三师九旅（后为四师九旅），防止淮北津浦路西和苏北顽军东西对进，掩护四师主力在淮宝地区休整。并视情况，相机发展。到8月中旬，连克苏家圩、罗圩、双蔡圩、旗杆杨、霸王城、草沟等伪顽据点，扫除了这些地区的伪军和同日伪勾结的顽军及土顽武装，恢复了泗县南北地区。
8月24日，我师五旅第十四团配合九旅第二十五团，攻打对我危害极大、与顽军相互勾结的张海生伪军据点张楼，毙伤敌300余人。正当我继续攻歼守敌时，泗县县城的日军500余人分两批乘汽车来援，先后遭我第十五团一个营和第十四团三营七连的阻击，我七连在连长彭家祥的指挥下，在何宅子（村）与敌顽强拚搏，浴血奋战，激战8小时，打死打伤敌人200多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不久，陈毅代军长亲临五旅视察指示，给部队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五旅在皖东北地区活动中，第十四团协助当地县委恢复了泗县南北地区。第十五团协同泗五灵凤县委开辟了新区，由两个区扩大到10个区。
1941年7月，在我五旅奉命西进皖东北的同时，四旅旅部率第十、十一团进到淮泗地区，支援友邻部队作战。到淮北后，因淮南地区情况紧张，四旅旅部又率第十一团返回淮南，留下第十团在淮泗地区活动。该团于8月先后袭击了泗阳城北火神庙伪据点，乘胜攻击了泗阳县城，在薛庄反击并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9月，韩顽乘我淮宝地区空虚，不断渡过运河西犯。我第十团一部又奉命返回淮宝，在林家码头打击韩顽，将顽军击溃。10月，配合第三、第四师各一部，在淮泗地区程道口战役中，全歼了韩顽王光夏常备六旅，打通了淮南、淮北、淮海、盐阜根据地的联系。此次作战，我第十团俘顽军300余人。
1941年底，我五旅在皖东北地区完成任务后，又奉命回到淮宝、淮泗地区，仍然担负巩固发展淮宝、淮泗的任务。1942年1月，该旅第十三团由淮南津浦路西到淮宝归建。在1942年，第十三、十四团在淮宝、淮泗地区先后攻克了陈双庵、三棵树等日、伪军据点，在三岔伏击了日本兵。又奔袭了淮阴城，缴获大洋马30余匹，粉碎了九十月日、伪军9000余人对淮宝、淮泗的“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淮宝、淮泗地区。
1942年秋皖东北形势吃紧，为支援淮北四师作战，我六旅第十六团北渡洪泽湖，进到淮北泗县半城地区机动作战，不久因津浦路西形势紧张，遂到路东和全旅一起返回淮南津浦路西地区。
1943年3月，五旅第十三、十四团配合四师参加泗阳地区的山子头战役，反击并歼灭了侵占我淮北中心区的韩顽，韩德勤被我抓获。此役我五旅歼灭顽独立六旅1000余人，顽旅长李仲寰被我击毙。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王仲廉、韩德勤东西对进夹击四师，侵占皖东北的企图，使淮北津浦路东根据地更加巩固。
（四）加强各项建设，坚持敌后抗战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持久抗战，我淮南党政军民在与日、伪、顽军频繁作战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军队、政权和党的建设，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与敌伪工作。
我二师在抗战中，一贯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力量，共同抗日。张云逸、罗炳辉等领导同志在淮南期间，都强调并亲自作统战工作。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宣传和联络，争取爱国进步人士参加抗日。
在反摩擦斗争中，我既坚持自卫立场，又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中，充分注意吸收旧政权中和社会上的爱国进步人士参军参政，不少人担任了我游击队长，营、团长，参议员，副参议长，其中梅竹樵、谢禄轩、魏立成、夏雨宜、王养吾、胡公球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决定，协助地方进一步加强了政权建设。早在1940年建立民主政权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就相继实行了“三三制”，这样既保障了我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工农群众的政治优势，又团结了各界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抗日。1941年1月与9月，淮南津浦路东和路西，分别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选举了正副参议长。路东参议长邓子恢，民主人士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路西参议长魏文伯，民主人土刘子谷、梅子明先后为副参议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立即着手制定法令、条例、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和兵源补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等。由于人民政权的职能作用和威力日益发挥，使坚持长期抗战有了可靠保障。
农民是抗日的主力军，为了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实行“三七分租”、“分半给息”、“退还押板”、“老债停息还本”，减轻农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另一方面在减租减息的前提下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地主参加抗日。从而削弱了封建剥削，缓和了租佃矛盾，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根据地建设密切相关的军队建设，也始终摆在重要地位。我江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后，为了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针对我二师的实际情况，于1941年3月18日在天长县赵庄，召开了历时20天的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张劲夫对江北部队两年来的政治工作作了总结。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领导同志作了指示，一致提出要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会议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和任务，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各种不良思想作风。会后，各部队通过召开党代会、政工会、英模会，认真贯彻“3．18”政工会议精神，加强基层建设，逐步建立与健全了工作、生活制度，使部队精神面貌、官兵关系、思想作风、纪律状况和行政管理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各部队除利用作战间隙抓紧练兵外，还有计划地轮流集中整训，针对我军特点和实战要求，加强了近战、夜战、袭击、伏击和射击、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政治教育除进行中日民族斗争教育外，还特别强调阶级教育、时事政策教育，鼓舞斗争意志，增强胜利信心。文艺宣传工作在政治教育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二师抗敌剧团的叶华同志编写的剧本《两肩仇恨》给部队演出后，收效很好。此外，我师还针对部队中文盲多、文化水平低的情况，狠抓了扫除文盲的工作，要求大家过识字关。张劲夫副主任还亲自编写了识字课本。所有这些，对巩固部队，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加强正规化党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使主力部队精干化，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942年2月我师决定，以主力部队的1／3编入地方部队，将3个旅的9个团减为6个团，撤销第十二、十五团，第十八团划归路西联防司令部建制。同时减少机关层次和人员，充实基层和战斗部队。1943年，路东8个县合并为4个办事处，路东地方部队整编为4个县支队，同年6月，又成立了甘泉县支队。路西地方部队的独立团，除淮西独立团外都撤销了，各县武装为县总队（定合县总队由十八团兼）。路东、路西的区有中队、乡有小队，还有不脱产的自卫队（民兵）。这样，便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加强了对敌作战的力量。
在加强部队建设中，还很重视办好军校，培训干部。早在1939年7月，江北指挥部就组建了教导大队，1940年4月改为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1941年2月又改为新四军第二师干校，5月改为抗大八分校，张云逸、罗炳辉兼正、副校长，冯文华任教育长，高志荣任政治部主任。1943年4月抗大八分校改称第二师教导团。到1945年8月共培训军政干部4期，近3000人，他们分赴抗日前线，为抗战胜利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员的党性，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正规化的党军，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二师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加强请示和会议汇报制度，严格党的生活，开展了创造模范党员和模范党支部的运动。在加强淮南地区党组织的建设中，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两篇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加强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942年4月，二师军政委员会在新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罗炳辉、张劲夫同志传达了1～3月在阜宁单家港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为争取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各项任务，对进一步加强我淮南地区和二师的对敌斗争与军事建设，巩固、扩大根据地，准备战略反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壮大抗日力量，准备战略反攻
1943年特别是下半年以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逐步好转。为了加强与聚集力量，准备战略反攻，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我师满怀信心地加强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一）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加强斗争力量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密切党政军民关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华中局及军部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1943年2月撤销了皖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淮南区党委、淮南行政公署和淮南军区（由二师师部兼），统一领导淮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兼任二师和军区政委，刘顺元为区党委副书记，方毅为行署主任，罗炳辉师长兼军区司令，韩振纪任二师兼军区参谋长，詹化雨任二师兼军区副参谋长，肖望东任二师兼军区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任二师兼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来的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及其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分别改为路东、路西两个地委、两个专员公署、两个军分区。路东、路西军分区，分别由五旅和六旅兼任，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路东军分区司令由五旅旅长成钧兼任，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由五旅政委赵启民兼任，专员公署专员汪道涵。路西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政委由六旅旅长谭希林兼任，专员公署专员郑抱真。同年9月，六旅建制撤销，旅长谭希林率十六团加强七师，十七团划归五旅，改为十五团。四旅兼路东军分区，旅长梁从学兼路东军分区司令，路东地委书记陈光兼路东军分区政委。五旅改兼路西军分区，旅长成钧兼路西军分区司令，旅政委赵启民兼路西地委书记和路西军分区政委。原属皖江根据地的巢合县和七师的巢北支队，划归淮南津浦路西地区领导。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了党的团结。各级领导同甘共苦，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形成了步调更加一致，共同对敌的斗争力量。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的协同对敌斗争，同时也加强了对工、农、青、妇、文各界抗敌协会和儿童团组织的领导。1941年底，津浦路东地区有组织的群众仅17万余人，路西仅12万余人，到1945年，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各级抗日组织，在各方面的发挥作用，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二）开展攻势作战，巩固与扩大解放区
1943年特别是下半年后，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淮南地区的对日作战，由游击破袭战，逐步转入攻击敌占据点，以缩小敌伪区，扩大根据地的攻势作战。在路东地区，加强了边缘区的对敌斗争，经过一系列大小战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在我师五旅兼路东军分区期间，于1943年6月组织十三团和东南支队，在仪征县谢家集打击日伪军，拔除了谢家集的伪军据点，全歼伪军200余人。8月，又组织十三团和特务营在六合县桂子山痛击七八百日伪军的“扫荡”，经过一天浴血奋战，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同年8月，我甘泉支队伏击由大仪集出扰的日伪军，激战3小时，毙敌60余人；不久，又奔袭伪二十四师的黄珏桥据点，全歼守敌，俘70余人。经过这几次作战，扩大了路东根据地，巩固了新建的甘泉县民主政权，使高邮湖以西与路东的东南地区联成了一片。
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我师主力都在路西，路东军分区的盯嘉、来六、天高、甘泉、东南5个支队和独立四团，在军分区首长的领导指挥下，独立担负在路东的作战任务，部队越战越强，频繁地向各县的日伪据点出击，扩大了解放区，保卫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淮南党政军机关和路东地区的安全。
为打开盱嘉地区的对敌斗争局面，盯嘉支队3次攻打了盱眙县城。1944年1月这一次，盱嘉支队3个连和一个侦察排及一部分基干民兵在支队司令兼政委朱云谦率领下，攻进盱眙县城，全歼伪警察局、伪县政府，搞掉伪保安队一部，共歼200余人，改变了盯嘉地区原来比较被动的局面，振奋了抗日军民的信心，使日伪军龟缩在县城，不敢轻举妄动，下乡“扫荡”。
1944年2月，我浦六工委武工队，夜袭六合瓜埠镇伪区公所及伪军，歼俘伪区长以下200余人。
12月，来六支队在六合县城北羊山头伏击日伪军，全歼日军一个分队和伪军一个营，受到军部的通令嘉奖。
1945年2～4月，罗炳辉师长调集了路东的地方武装3000余人，反击向我天长、高邮、盯眙等地进犯的日伪军，经两个月24次战斗，攻入高邮湖西的黎城、金沟等地，截获敌运输船80余只，毙伤日伪军少佐以下260余人，俘日军4人，伪军525人。粉碎了日伪军打通淮河到高邮湖的交通线、控制高邮湖西和分割淮南与苏中、苏南根据地联系的企图。
1945年6月，路东独四团攻克六合县东沟镇的伪军据点，全歼伪军一个营380余人。同月，嘉山县总队在师特务营的配合下，发起了黄泥岗战斗，激战两天一夜，毙伤俘敌110人。
在路西地区，为加强这个地区的对敌斗争，适应局部反攻的需要，1943年9月以后，我师四旅部队部署在东南部的得胜集一带，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后方机关在路东）；五旅的部队，部署在西南部的宣家岗一带，担负巩固和扩大路西根据地的任务。在我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的过程中，桂顽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与日伪军默契配合，更加频繁地进攻我路西根据地。因此，我路西部队采取了北攻南防的作战方针，对北线的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对南线的桂顽，在东自全椒县鸦窝集西到合肥谢圩子一线构筑碉堡工事，分兵进行自卫。
1943年10月，我五旅第十四团在定远县总队配合下，在北线主动出击日伪军，拔除了定远县东兴集、陈圩子等据点，歼伪军徐郁堂部300余人，击溃了由定远城出援的日伪军600余人。正当我在北线出击日伪军之际，南线的桂顽五一一团和第十游击纵队进攻我五尖山阵地，企图直捣我中心区。我师五旅十五团顽强抗击，将其击退。11月，五旅部队又击退了向我定远县占鸡岗阵地进攻的桂顽2000余人。我在北线、南线的胜利，使路西的形势趋于稳定，由被动开始转为主动。
10月，为打击驻全椒县平塘（村）的顽军第十游击纵队的一个中队和武装特务“白刀队”，使我根据地不再遭其骚扰破坏，我师四旅十一团奔袭了平塘，全歼顽军250余人，拔除了对我危害极大的一个反动据点。
12月，为了反击桂顽对我五尖山、占鸡岗等地的进攻，配合七师粉碎桂顽对我皖江地区的进犯，我师四旅十团奔袭全椒县程家市的顽军据点，经两小时战斗，全歼顽军500余人。
1944年3月，桂顽五一二团一部和第十游击纵队进攻我滁县的枣林集，被我师四旅十团打退，毙伤顽军200余人，俘80余人。
5月，日伪军3000余人，分3路合击我中心区藕塘镇。我师五旅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对敌交通线和据点发动进攻，奔袭并攻克了凤阳县殷家涧等日伪据点，攻进了定远城，给敌以重大杀伤。日伪军在我内线外线的打击下，被迫溃退。
9月，我师五旅第十三团在定远县总队配合下，在定远县陈家集及其周围伏击徐郁堂部一个支队，支队长以下106人全部被俘。接着，我又攻打徐郁堂的老巢陈圩子据点，全歼了守敌。
11月，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一部和伪军近万人分7路“扫荡”我路西根据地中心区。我师四、五旅与路西军分区部队同敌周旋半个月，歼敌700余人。在我反“扫荡”的同时，日、顽默契配合，日伪军在撤退前，将我对顽的防御工事全部破坏。桂顽一七一师四个营及土顽一部乘着日伪军刚刚撤退，我还未得喘息之机，进攻我占鸡岗等地。我师五旅和路西军分区十八团，在占鸡岗地区反击桂顽，奋战2天，全歼桂顽4个营和土顽一部，共2000余人，俘五一二团团长蒙培琼和3个营长以下1000余人。同月下旬，我师四旅十团反击侵占我周家岗的顽军，歼其大部，收复了周家岗。这次反“扫荡”、反摩擦战斗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路西地区的斗争形势，巩固和扩大了路西根据地，策应了第七师在皖江地区的斗争。
1945年3月，为支援七师粉碎桂顽对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地区的进攻，我师五旅又先后攻克了被顽军侵占的界牌集、肖家圩等10余个顽军据点，歼顽军五一一团一个营及土顽300余人。
4月，桂顽又企图再度进攻我路西根据地中心区。为了反击顽军和恢复被顽军切断的二师、七师交通联系，军部决定，由谭震林、彭明治同志指挥，进行了淮南津浦路西黄疃庙反顽战役。我师四、五、六旅在师首长的亲自指挥下，协同三师七旅，在肥东的王子城、富旺集、八斗岭等地，打击桂顽一七一、一七二师和土顽武装，经4天激战，我师歼顽军1800余人，生俘了五一三团团长，其中四旅全歼了顽军一个营。在战役进行中，军首长饶漱石、张云逸也来到路西指挥作战。
7月，桂顽一七二师4个营进攻我肥东白龙厂阵地，我巢北支队三连，顽强抗击，坚守阵地7昼夜，后我师五旅十四团、六旅十八团和巢北支队主力赶到增援，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三）开展整风、生产运动，加强思想、物质准备1942年6月8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3年4月3日，党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要求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从1942年秋季开始整风。1943年4月，淮南区党委在盱眙新铺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谭震林同志作了《开展淮南的整风运动》的报告，这次会议对端正部队思想作风，克服不良倾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1945年5月，二师分期分批组织营以下干部到二师整风队学习，团以上干部到盯眙县新铺的华中局党校学习。二师整风队共办3期，每期半年以上，都由领导同志作报告上课，经过深入学习整风文件、自我检查和审查干部等阶段，联系自己历史和思想实际，进行深刻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思想，纠正错误，本着对党忠诚，襟怀坦白的要求，全面交待历史情况。在审查干部阶段，路西地区的部队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乱抓“托派”、“特务”等扩大化偏向，并涉及到连队，但一经发现，很快就得到了纠正。通过这次整风，加强了党的团结，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提高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为坚持抗战，准备反攻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整风的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渡过困难，我师坚持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过去没有条件搞生产，部队发展快，国民党给我们军饷6饷既少又靠不住，连每人每天1斤粮、5分钱菜金的最低标准都难以保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我断绝了一切供给，部队经费更加困难。从1942年开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粮、养猪、养鸡、捕鱼、种菜、榨油、磨粉、做豆腐、帮助农民收种。同时，还组织手工业生产，开办小型工厂，如军工厂、修械所、织布厂、榨油厂、烟厂、纸厂等，除生产被服、绑带、皮带、毛巾、水壶、香烟等生活品外，特别是军工生产成绩显著，可自制枪榴弹、平射炮、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大批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物资的部分供应。军工部副部长吴运铎就是军工战线上著名的优秀代表。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二师就收获粮食200多万斤。发展生产对改善部队生活条件和武器装备，打破日、顽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开展敌伪工作，孤立打击敌人
在开展攻势作战，坚决打击出扰、蚕食我根据地之敌的同时，为了分化瓦解、孤立敌人，扩大解放区，我师采取各种手段，通过地下党组织和统战关系，深入边缘区、敌占区和伪军内部，开展工作，建立“两面派”政权和情报网，组织伪军反正，惩治日伪的爪牙和耳目，获取敌人情报，掩护我军行动和来往人员。如战斗在津浦路南段的铁路工委及所属便衣大队，在争取伪军工作中，建立了连接路东、路西两地区的交通线，变敌伪据点为我之联络站、情报网，变敌封锁线为我“安全走廊”。战斗在长江北岸和南京北大门的（江）浦六（合）工委，插入敌占区，以“两面派”政权为桥梁，利用各种关系和身份，出入敌区，为我办事，掩护我大江南北的交通联系。战斗在淮南根据地东南前沿的（高邮）湖西工委和湖西办事处，深入到长江边，扬州城附近及高邮湖以南地区，从争取地方实力派入手，利用帮会盛行的特点，因势利导，以“洪门”对付“青帮”的办法开展工作，同时，积极开展便衣武装斗争。到1943年6月，湖西工委和高邮湖南畔的水南工委合并，组成甘泉县。经甘泉支队积极作战，解放黄珏桥等地区，把伪化的“和平模范区”逐步变成了根据地，从而打通了淮南与苏中、苏南的联系，维护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系。
此外，被俘日军10多人经过教育，组成了淮南反战同盟，帮助我搜集情况，管教日俘，散发传单，进行反战宣传。在一次反“扫荡”中，还识破了化装民工向我偷袭的一个日军大队，为淮南人民抗日斗争做了有益的工作。
（五）动员青年参军，壮大主力部队
1944年12月至翌年初，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为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我师四旅恢复了3个团的建制；五旅免兼路西军分区，准备渡江南进，后因情况变化，南进计划没有实现；重建第六旅并兼路西军分区，旅长兼司令陈庆先，政委黄岩，副司令兼参谋长饶守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辖十八团、巢北支队、淮西独立团和定远、定凤怀、凤定嘉、滁全、定合等县总队，6月又组建了第十七团。
为了壮大主力部队，1944年底和1945年初，淮南地区掀起了大规模参军热潮。路东、路西地委和军分区动员青年参军，模范队（基干民兵）上升为主力部队，仅参军的青年就有1．5万余人。到1945年底，二师主力部队发展到3．5万余人，地方武装为1．5万余人。
两年多来，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艰苦努力，积极对敌作战，日伪被我压缩到津浦、淮南两条铁路沿线和一些孤立据点。顽军的不断进攻被我粉碎，部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这一系列的胜利，为迎接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参加战略反攻，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局势发生急剧转折。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开进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最后一战》的文告，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新四军军部指示我师向津浦铁路南段和淮南铁路沿线出击，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并与第三、第四师共同占领津浦线。17日，我二师集中路东部队，组成淮南独立旅，加强反攻力量，旅长罗占云，政委李世焱，副旅长兼参谋长谭知耕，政治部主任王敬群。
为了反对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根据军部的命令，我师一方面向日伪军开展政治政势，发出限期向我投降的通牒；一方面积极对日伪军采取军事行动，各部队分别向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和长江北岸的日伪据点进击。四旅向滁县、全椒进击，攻克了陡岗、腰铺等10余处据点。五旅向蚌埠及其外围刘府、炉桥等据点进击，直逼蚌埠城下，歼敌200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六旅向淮南铁路沿线进击，攻克了朱家巷、柘塘街等据点，逼近了水家湖，歼敌100余人。独立旅向长江北岸进击，收复了水口镇，消灭日军30余人，缴获步兵炮一门。三师第七、第八旅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下，进到淮南津浦路西定远地区，与我师部队会合、准备与企图向我东犯的桂顽决战，后因情况变化，三师部队又回师苏北作战。各县地方武装向本县境内日伪据点出击。我淮南部队先后收复了来安、定远、盱眙、嘉山、六合、天长等6个县城，拔除了日伪军的村镇据点，使淮南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8月13日，争取了伪警卫三师师长钟剑魂率部3000余人在六合起义。我师还组织了南京支队，曾兵临南京城下，准备配合一师接管南京。我师部队反攻持续了半个月，作战200多次，歼敌（合起义）9000多人，在蒋、日、伪合流的情况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蒋介石为了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美帝的支持下，调集部队迅速向被我解放区包围的大中城市开进，并不断进犯我解放区。在淮南地区，1945年8月，桂顽第七军3个师进占津浦、淮南铁路沿线的蚌埠、合肥、滁县等城市。1946年1月，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攻占长江北岸的我六合县城，另两个旅进占南京到龙潭一线的长江两岸。因此，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1945年9月19日，党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中央军委遂决定，山东大部主力调赴东北，新四军大部主力调赴山东。我二师师部和第四、五旅于1945年10月由罗炳辉师长率领，北上鲁南，与四师九旅合编为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员韦国清，参谋长詹化雨，在津浦铁路中段作战，打击北犯之敌。同月，淮南行署分建为华中苏皖边区政府的第三（路东）、第四（路西）两个行政区。二师主力北上后，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于1945年12月重新组建，周骏鸣任军区司令，肖望东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梁从学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朱云谦任副参谋长，胡弼亮任供给部部长，阮汉清任卫生部部长。辖六旅、独立旅和华中第三（路东）、第四（路西）两个军分区。1946年1月，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政委赵启民，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同年5月中旬，国民党调集桂军9个团的兵力，侵占了我淮南津浦路西地区。6月，内战全面爆发，为准备反击蒋介石对路东地区的进攻，我师五旅于7月初由山东回师淮南，组成新二师，师长周骏鸣，政委肖望东、副师长成钧，副政委赵启民，副师长兼参谋长梁从学，副参谋长宋云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下辖五旅、六旅、独立旅、特务营和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共3万余人。7月中旬，国民党集中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和新五军等部队大举进攻路东地区，我淮南部队经半个月的奋勇抗击后，于7月底奉华中军区电示，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淮南敌后斗争外，分别转到苏中、淮宝地区作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到抗战胜利，淮南根据地拥有人口330万，面积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1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我二师在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主力部队从其前身算起，由一个支队的3100余人发展到4个旅11个团共3．5万余人；地方部队以一部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到两个军分区15个县总队（独立团）共1．5万余人；民兵20余万人。此外，二师还调给七师一个红军团，抽调了一个旅的各级干部到东北地区工作。二师在坚持淮南敌后抗战的斗争中，牵制和打击了军事上占优势的敌人，保卫了淮南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二师（包括其前身）在抗战中，对日、伪、顽军作战大小3400多次，共歼日、伪、顽军6．1万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与物资。二师和淮南人民在抗战中涌现了大批的英雄人物，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2万余人，其中先后牺牲和病故的县团以上干部就有高敬亭、文明地、徐庚、桂蓬洲、田丰、曾昭铭、刘树藩、王少香、何结荣、顾士多、徐世奎、刘景胜、高昆、漆承宏、凌云、纪正、方和平、郑行郯、林英坚、程式、汪立斌、余海青、陈世新、王枫、吴师孟、浦风、汪心泰、王凤岐、陈宗胜、李秉初、童汉章、陈之道、许言希、郑维发、朱茂绪、徐康明、刘述叙、许午阳、何于庆、王福生、桂本奎、梁明伦、王胜凯、彭济五、周传学等同志，他们用血汗和生命谱写了光辉的史章。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前进。
淮南二年 邓子恢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鄂豫皖红军改编的新四军开辟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后，鄂豫皖红军成立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任军政委，领导整个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辖七、八、九3个团，高敬亭担任四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的意图是要新四军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江南新四军向上海（京沪铁路两侧）挺进，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挺进。但高敬亭消极执行中央命令，坚持将部队留在皖中舒城、无为地区，中央派董老、郑位三去说服都说不通，1938年底，军部又派军参谋长张云逸率2个连过江到江北，沿途见了高敬亭部下林维先（支队参谋长）、詹化雨（九团长）等干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们都赞成中央路线，唯高个人反对，东进未成。1939年4月底，中央决定派叶挺、我、赖传珠和罗炳辉带一人到达江北高部视察。并于5月5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时在延安）参谋长赖传珠，我为政治部主任。解决高敬亭问题之后，重新改组了江北部队。以周骏鸣为团长的八团，加上新组建的十团、十五团成立五支队，罗炳辉任五支队司令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
不久，我带了十余名干部到达津浦路东。当时路东有一个党的工委，领导来安、六合、盯眙、嘉山等县。我们到路东后，立即开办训练班，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地方武装。但是原长江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北影响很深，当时项英对我们在江北百般指责，要我们帮助国民党在当地搞保甲制度，搞合法工作，从而影响了皖东局面的打开。
1939年11月下旬，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来到淮南津浦路西，在定远县藕塘召开了几次会议。少奇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及时指出了长江局的右倾错误是一种“苦力政策”，不是中央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了中央的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军，新四军要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东海之滨。他还及时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发展，国民党肯定要同我们磨擦，必须提高警惕，以反磨擦对付磨擦。由于贯彻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清除了长江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皖东军民的抗日积极性，短短3个月时间，根据地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自己筹款，建立抗日游击武装，没收汉奸财产，收缴地主武装。到1940年二三月间，江北新四军武装力量完成了发展3000人的计划。这时，整个皖东地区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0年3月，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桂系顽军从津浦路西向我初创不久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少奇同志和张云逸、赖传珠、罗炳辉、戴季英等同志率领四、五支队主力在路西对付桂顽；江苏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0个团兵力乘机向我路东进犯。少奇同志派我和周骏鸣、郭述申等同志率五支队一个营的兵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坚持路东半塔地区，牵制韩顽。我们在半塔整整坚守了7天7夜，最后在路西反顽获胜后，少奇同志及时指示把主力抽出来支援路东。陈毅同志在江南也派两个团来增援，才把韩德勤打败。4月9日，我们赶到马坝，韩德勤部已逃过淮河，我们在马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主张，没收汉奸财产分给农民。后回到半塔集中全力发动群众，成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先后成立了嘉山、来安、盱眙、天长等路东8县抗日民主政府，独立自主地委派了自己的县长。当时，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领导同志郑位三、张劲夫等早已到了江北。我们把从大别山撤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分派到各县，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成立区、乡农会和农民抗日自卫队。4月份成立了淮南路东各县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8月份改选我和方毅为正、副主任）。接着召开各界代表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三七分租；取消旧租；退回押租金；取消无偿劳动；取消债务；分半给息等等。同时还规定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但抗日公粮照完，这些规定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从此，津浦路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的苏皖边区，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下，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也成为后来我军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路西自反顽斗争胜利后，形势缓和下来。徐海东这时病情很重，离开四支队到路东半塔养病。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政委郑位三（中原局委员）。路西定远县是淮南最早成立县政府的，但形势不稳定，所以其余各县政权建设迟于路东。我到路西传达了路东工作情况和经验，路西也开展了各县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淮南路西各县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在盐城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我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淮南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副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不久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华中局来电派我到淮北工作，任四师政委兼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后改为淮北区党委书记。从此，我就离开了战斗2年的淮南，赴淮北投入新的战斗。
注释：
(1)本文系1960年访问邓子恢记录整理。
(2)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淮南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等。
回忆抗大五分校的建立和第一期学习情况 徐承连
1940年9月，淮南路东反“扫荡”结束后，在天长汊涧镇召开了总结大会，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在大会上都讲了话。这次会上还决定将新四军江北干校（校址在汊涧镇）解散。干校的二、三大队原址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一大队前往苏北，成立抗大第五分校。
我是1940年7月参加大马场战斗后调到江北干校一大队二中队学习的。汊涧会议后没几天，一大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率领下，经过四五天的行军到达盐城，先住在城内的海陆中学，后搬到北门外千佛寺。
11月初，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正式成立，（这个分校是新四军抗大总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校长由陈毅同志兼任，政委由刘少奇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张云逸、教育长是谢祥钧，后由冯定同志担任。分校编为5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我们一大队仍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三大队是从苏北干校和其它干校改编过来的；第四、五大队是从地方招收的学生队，五大队是女生队，对外叫鲁艺学校，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
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是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
5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我们军事队以军训为主，突出技术和战术训练。技术方面，主要是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战术方面，主要是单兵动作和班排连攻、防训练，以及游击战术等。还学习一些其它军事常识，制式教练也是一项重要军事内容。军事队每周二、四用两个小时学习政治，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基本知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等，刘少奇还作了3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对我们教育很深，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把《论共产党员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
此外，文化学习抓得也较紧。由于学员中大多数不识字，学校就组织这些同志认字，写字，教员们头天晚上写5个字，叫大家认，再布置作业，次日下午收回作业本批改，晚上发给学员，再布置5个字。那时，纸、笔、墨都很困难，只好每人做一支木笔，先在地上写，写熟后，再用铅笔抄到本子上，行军时也不放过学习机会，每个人背包上绑小板凳，上面挂个硬纸牌，也写上5个字，让后面的同志边走边认，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足。
那时，学校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冬季每天早上5点半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上9点才休息。训练时，大家都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的道理，不怕苦，不怕累，摸爬滚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都想多学点本领。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有时全校组织会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周末都要开个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间有什么问题，就当面锣鼓当面敲，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文艺生活也很活跃，一周学会一首歌曲，部队一集合起来，就互相拉歌子，很热闹。
分校的校舍不足，又比较简陋，我们一大队的一、二中队和大队部都挤在一座庙堂里（三中队住海生桥，离我们两里多路），地铺一铺就没有空地方了。上课时把背包背出来，坐在外面地上听课，雨天就把地铺的稻草堆到墙角在室内上课，桌椅凳也没有，记笔记，写字就在腿上或扒在背包上。寒天里我们从来没有洗过热水脸，每天清晨总是砸开冰冻进行洗漱。伙食费每人每天8分钱，但大家吃得都比较满意，那时生活都很苦，部队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伙食费，我们学员够优厚的了。
我们在学习期间，正值皖南事变。事变发生的第2天早晨，刘少奇同志来到操场讲话向我们宣告这个消息，并动员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营救军部的同志，后来，校领导几乎天天早上都要向大家通报军部被围情况。一天早晨，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站在大操场上，心情很沉重地说，军部已经与我们中断了电台联系，军首长和同志们可能遇到危急情况。我们听后，义愤填膺，纷纷骂蒋介石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是最大的卖国贼。当时有许多同志把戴有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摘下来，当场甩掉，有的气得连帽子也扔掉不要了，一致要求打到皖南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营救被围同志。
那一段时间里，全校处于临战状态，每人准备了两双鞋子，15天的粮食，整装待命。当时我们除了加紧训练外，其它活动都围绕着“皖南事变”进行，如开会、学习、讨论等都是讲这个事，各个班还专门办起了墙报，把个人参战要求的决心书贴在上面。记得饶漱石还看了我们的墙报栏，并表扬了我们的求战决心。后来，听学校领导说党中央有指示，不去皖南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大肆狂叫，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取消其番号，妄图彻底消灭新四军，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发布命令，重建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底，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海陆中学大礼堂召开，分校全体学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刘少奇同志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饶漱石为副政委，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扩大了，原5个支队编为7个师后，每个师辖3个旅，一支近900多人的抗日队伍，英勇奋战在各个抗日的战场上。
我们在学习期间，还参加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战。1941年2月，日寇进攻盐城，并向苏北大举进攻，为保卫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保卫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我们一大队奉命到盐城北的上岗镇阻击南下之敌，部队刚到镇西，鬼子已占领了镇东头，我们立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不少同志受了伤，有的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同志们发扬了不怕流血牺性的革命精神，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连续阻击了7天7夜，没有后退半步。后来，军部调来特务团增援，学员队与特务团的指战员一道，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上岗战斗胜利后，我们二中队又奉命奔赴九里窑守卫，后又调到秦南仓的五里窑十字河口，控制日军的船只活动，敌人知有我军把守，始终未敢从这里通过船只，使敌人的进攻受到了一定限制。
3月初，我们从战场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回城不几天，日本侵略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派飞机轰炸盐城，妄图配合蒋介石反动派消灭新四军，海陆中学和军部的房子都被炸毁了，军首长们住的小院里，落下了几枚炸弹，几栋小楼亦被炸坏，庆幸的是军首长都在城外九里窑开会，免遭此难。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学校和军部不得不撒离出城过着野外生活，我们上课、吃饭、睡觉都在露天，虽然困难较多，但大家情绪饱满，学习抓得也很紧。敌机一连炸了七八天后逃走，我们又回到城内学习。
4月下旬，第一期学习结束，开了结业典礼大会，发了结业证书，上面还贴了本人照片。结业时，我们进行了会餐，每个人一斤猪肉、还有酒、香烟。会餐这天中午，刚吹号开饭，刘少奇、陈毅、张云逸、赖传珠等首长都来了，看到首长到来，大家立即站好队欢迎首长，这时只听陈毅同志说：“你们会餐也不打个招呼，也不邀请我们参加，好啊，你们不请，我们就自己来嘛！”陈毅同志的几句风趣话，把大家都说笑起来。开饭后，首长们端起酒杯走到每个班跟前敬酒，并说：你们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已圆满结业了，希望你们再接再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党为人民立下新的战功。
忆张云逸副军长的几件事 沈华新
今年(1)是张云逸同志诞生100周年，这不禁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我在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工作时，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以一位普通战士严格要求自己；非常关心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疾苦，以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出现在群众之中。还有……，这些高尚品德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他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永远崇敬他。
亲自为老大娘请医生
1942年，我们军司令部住在江苏省阜宁县停翅港。有一天上午，张副军长突然来到我们门诊所，和蔼可亲地对我讲：“小沈，我的房东老大娘病了，请你到我家中替她看看病。”我立即回答说：“我就去。”接着又说：“首长，只要叫通信员或警卫员来叫我一下就行了。……”他听了后，又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讲：“小沈，听你的口气，似乎我就不能来了，你应该知道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子弟兵吗，我为什么不能来？你快去吧，我还要去四科有事。”我立即背起药包去替老大娘看病。我一边走，一边浮想联翩，心潮翻腾。记得有一次，张副军长警卫员跑来找我，要我给张副军长的家属去看病，恰巧，被张副军长看见，他就对警卫员说：“门诊所工作很忙，他们不但要为司令部许多单位巡诊，还要做防病保健工作，有时还要替人民群众看病……，以后凡是我的家属有病，只要自己能跑去看病的，都要自己去门诊所，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可是，他对房东老大娘却不一样，他在去四科工作途中，还亲自跑到门诊所，叫我出诊，去为房东大娘看病。他真是爱人民甚于爱自己的亲人，以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当我对老大娘讲，是张副军长叫我来的，在场的人民群众都感动得热泪滚滚。
一定要儿子背着背包去上中学
军部移到淮南黄花塘以后，一年9月的一天早饭后，张副军长见有一匹马不在，就问警卫员：我们的一匹马到哪里去了？这下很为难了警卫员。他深知在张副军长面前是不能讲假话的，如果说了假话，不但要受批评教育，还要严肃处理。更知张副军长以身作则的模范作风是一贯的，对自己和家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不允许破例。所以，警卫员还是老实地告诉了张副军长：“我和饲养员看小张年纪小，背着背包等东西，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怕他吃不消，所以用马送他去上学。”他听了后，立即下命令，叫警卫员将他儿子追回来。在追回后，他和他们就此事开了一次小讨论会。老饲养员首先讲：“是我看小张年龄小，同时我也有空就送他去了，千万不要怪他们……。”警卫员接着说：“是我叫的，这事做得不妥，以后我保证不这样做。”可张副军长却和蔼可亲地对他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了，都知道我们部队在红军时代就有许多红军小战士，现在也有不少抗日小战士，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爬山越岭，身上背着背包和我们一样行军几十里，甚至100里以上，有的还要照顾伤病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大，有的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能这样做，为什么我的儿子做不到呢？何况，他背的东西比小战士轻，又是白天，路又好，走的路程又比小战士少。绝不能因为他是副军长的儿子就特殊，要知道我和你们都是普通的革命战士，和那些可爱的小战士之间是同志关系，只是我分工担任副军长……。”听完张副军长的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用马送小张上学的做法只对他有害。小张听后也抢着发言说：“爸爸，妈妈，叔叔们！请您们放心，我一定向红军抗日小战士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苦的好思想。”讲完后，立即很愉快地背上小背包上学去了。
在战士中过节日
我记得每逢中秋节或春节，只要张副军长在军部，他都要到战士中去过节日。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到他那里去巡诊，他老伴对我说：“他一早就去特务团了，要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了。”这使我想起也是这一年春节的上午，我去炊事房检查饮食卫生和炊事员中有无患病的。正好遇到我们的张副军长已在那里和炊事员一起包饺子，他边包边和他们谈家常。他问炊事员在参军前在家里过春节的情况，炊事员们都踊跃发言，当有几位同志讲到那时在家过春节时，想吃一顿饺子都很困难时，这时，张副军长用启发式方法发问说：“这是不是你们的命苦，地主的命好决定的。”炊事员们说：我们说不清楚，请首长跟我们说说。张副军长很亲切地说：“什么命苦命好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我们的命都是一样的，只困为地主老财家占有很多土地，而你们家有的没有土地，有的也仅是有很少的土地。因要吃饭，那只有给地主种田，或租地主的土地，而地里收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地主拿去，收上来的粮食不够吃，只有向地主借钱，借粮。借钱是要付高利息，借粮一斗要还2至3斗，这样一来，你们家就越来越穷，所以过年时想包一顿饺子都困难，你们说对不对？”听了张副军长的一番话，炊事员们都齐声答：“是这样的道理。”张副军长继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要使全国人民在春节时能吃上饺子，而且要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生活越过越好。在平时也能吃上饺子、鱼、肉等好东西。这种情况只有在日本侵略者被我们赶出去以后，把代表地主老财的阶级推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你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粮食才能归于你们自己，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所以，我们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炊事员们听完了这席话，都喜笑颜开地说：“到那时就好了。”有一位炊事员激动得站起来讲：“到那时我一定请首长和同志们到我家过春节。”逗得大家都笑了。
下午，我又去警通连巡诊。连队领导为使战士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不但这几天伙食搞得好，还组织一些文体活动。突然战士们都站起来齐声鼓掌并高喊：“我们的张副军长又来拜年了。”我抬头一看，果真是张副军长，只见他面带笑容，不断地向同志们招呼讲：“同志们！我又来向你们拜年了，祝你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在今年的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见战士们正在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就说：“同志们，我来当你们拔河比赛的裁判员好吗？”战士们个个都高兴地鼓掌道：“欢迎！欢迎！”这时连队文体活动更加热烈了。当他的拔河裁判基本结束向战士们告别时，战士们又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张副军长，并齐声高呼：“祝首长身体健康！”一直等他走了很远，才继续进行各种文体活动。
张副军长就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回忆起当时印象最深刻的3个事例，脑中很自然的又出现张副军长在行军中的形象。当他看到哪位同志患病，他就跳下马，让病人骑上他的战马，而自己和战士们一起行军的情景。
张副军长！我们怀念您，崇敬您。您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一定踏着您的足迹，永远向前，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注释：
(1)[指1992年。]
缅怀郑位三张云逸同志（节录） 陈祥
每当我回忆起在新四军四支队和二师时期那段生活，心头总要浮起对两位领导同志的深深怀念。一位是新四军第四支队长兼任政委、后为二师的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一位是原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后为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张云逸同志。他们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对军队的扩大和建设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这两位领导同志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共产党员优秀品德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从1939年秋开始，位三同志就一直随四支队部队行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恶浪，终于在1941年初制造了干古奇冤的皖南事变。这时，四、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位三同志任政委，张云逸同志兼任二师师长。这两位领导同志是淮南地区党政军的优秀领导，他们情同手足，军政工作十分协调。
张云逸同志是1938年11月由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领导江淮地区的抗日斗争的。1939年5月他任江北指挥部指挥。1941年1月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等职。云逸同志是我党我军的老前辈之一，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早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就担任过红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记得1941年夏，二师在黄花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正值云逸同志50寿辰，师政委郑位三同志代表中共二师军政委员会和师党委号召全师向张师长学习，给予部队广泛的影响和深刻的教益。
云逸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在担任江北军事指挥和任二师师长职务时期，曾指挥过许多著名的战斗。例如1940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国民党桂系军队和韩德勤部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军大举进攻。我军在张云逸同志统一指挥下，经过数十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敌人消灭异已的阴谋，为胜利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云逸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部队的建设，重视培养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他曾亲自兼任抗日军政大学八分校校长，经常到学校为学员授课。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并经常亲自教操，亲自作战术示范动作。他十分耐心，循循善诱，对于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只要提出来，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直到弄懂为止。谁的军事动作不合要求，他便反复纠正。一个高级指挥员能够这样，确是可贵的，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楷模。
云逸同志的组织观念是非常强的。他身为副军长兼师长，外出活动或下部队时，总是要向其他领导同志或参谋人员打招呼，说明自己的去向，从不擅自行动。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有一次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参加抗大八分校开学典礼，云逸同志即以校长的身份请子恢同志作指示。我们当时想，张副军长怎么还向政治部主任请示呢？后来大家才领悟到，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应当谦虚谨慎，军事指挥员尊重政治工作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云逸同志以身作则，使学校工教人员和学员们受到了教育。
云逸同志作风民主，他在作出一些重要决定前和指挥作战时，总是尽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且他的下级不论有什么意见，都敢于随时向他提出。身为副军长兼师长的云逸同志，在战斗频繁的敌后环境里，很少坐在屋里听汇报。不论是军事行动，部队训练，还是做思想工作，他总是要到基层调查研究，去看望战士们，去找各级干部谈心，虚心地听取指战员的意见。1941年，我在八分校政治部做组织工作，张校长每遇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政策性问题时，都参加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作出结论。
云逸同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1941年春，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部队生活十分困难，几乎天天吃绿豆。为了改善部队伙食，云逸同志经常深入伙房，了解情况，与大家研究改善部队伙食的办法。他几次将学校营团干部召到师部驻地，讲授军事课和野外战术动作，同时设法给学员们加两个菜，改善生活。云逸同志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真正做到了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保持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
每逢我回忆起这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总会深切地缅怀两位革命先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悼念老一辈，就是为了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献身精神。
记新群烟草公司创建（节录）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创办的新群烟草公司，是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公营机器卷烟公司。它所生产的飞马牌香烟，牌子最响，声誉最高，不仅获得淮南根据地军民的好评，就是在邻近根据地和一些兄弟部队中也是很受欢迎的。解放战争中，烟厂随军北渡黄河，转移途中坚持生产，所到之处，军民也是争相购买。后来大军南下，由开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群烟草公司不存在了，可是飞马牌香烟在华东地区仍有几家烟厂生产，供应市场，历史事实证明，新群烟草公司在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背景及其名称的由来香烟是军民都需要的消费品。可是由于日伪封锁，机制香烟进不来，当时淮南根据地除有一家私营小烟厂外，全靠手工卷烟，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就部队来说，问题更加突出，有的烟瘾大的同志没有烟抽，索性把树叶、麻叶、棉絮用纸包起来抽。部队首长对这一情况很重视，张云逸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对二师供给部胡弼亮部长说：“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干部、战士的抽烟问题？”胡部长向张副军长报告说：“我们也有这个打算，准备自己动手办个烟厂。”并把办烟厂的计划作了汇报，张副军长听后很高兴，当即同意了办厂计划，并说：“好啊！将来在供给制中把发香烟也作个规定，你们看好不好？”又指示说：“我们办烟厂，头一条重要意义：就是要配合政治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这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项目，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这里须要谈一下我们二师合作社对当地私营烟厂的支持与合作关系。它是我们产生自办烟厂打算的一个重要因素。抗战初期，日寇侵占扬州、天长、六合等县城后，铜城镇及其附近广大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当时，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机制香烟进不来，手工卷烟供不上，于是铜城镇有几位商人，集资筹办起一个“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搞了一部卷烟机，生产名叫神龙牌的香烟，供应市场。但在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之下，当我军解放该镇时，这个烟厂已奄奄一息，难以维持下去了。师领导了解到这个厂的困境后，指示合作社支持该厂一部分现金，以解决其燃眉之急。但是要长期生产，他们还是不断感到资金不足，于是到1942年底，私商就要求我们投资，合股经营。经请示上级，同意合作社投资入股，公私合营，并派出干部、战士进厂参加生产和管理。这就使群众烟厂能够继续生产下去，并得到一定发展。而我们也从中学到了烟厂管理经验和业务知识，使我们产生了自办烟厂的念头，为筹建新厂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新群烟草公司的前身。
自办烟厂的方案确定后，给厂和香烟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我们多方征求意见，经过一番议论，最后大家认为：既然公私合营的烟厂名叫群众烟草公司，出品神龙牌香烟，那么，我们就取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和飞马牌香烟吧。其意义是：1、烟厂取名新群烟草公司，意为新的群众烟草公司。它既有别于又要胜于合营的群众烟草公司，同时含有根据地的群众是新型的群众之意。2、香烟取名飞马，意为赛过神龙，同时含有象征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之意。
二、因陋就简艰苦创业
购买卷烟机和聘请开机技师，是筹备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因为没有机器就谈不上办厂，没有技师就开不动机器。但是这两个问题在根据地是无法解决的，都得到敌占区才能办成。当时敌人对机器的控制比对布匹、药品的控制更严，尤其从敌占区城市请一个技师到既危险又艰苦的农村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通过商人关系，想方设法，费尽周折，才搞进来一部卷烟机，又通过他们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给予技师优惠待遇和各种生活照顾，终于聘请来一位技师，从而把关键问题解决了。如何解决大批烟盒印刷问题，也是一大难题。因为当地只有一家仅有三、五个工人的石印作坊，连印刷神龙牌烟盒都来不及，当然更不能承担我们飞马牌的印刷任务了。当时，我们想到，淮南日报社有圆盘机，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与报社印刷厂联系，他们答应可以承担印刷任务。但缺乏制作锌板的条件，这又需要到敌占区去办。我们又托生活书店的同志，冒着危险，到敌占区做了几块锌板，这样就解决了烟盒的印刷问题。
新群烟草公司的管理干部和工人，主要来源于师合作社。因为此时合作社撤销了，大部分人员就转到烟厂，从经理到会计、采购、营业等，都是合作社原班人马，这是建厂的骨干力量。同时，从部队调进一批干部（其中有几位老红军）、战士和随军家属（当包烟工人），还招雇了当地部分男女工人。部队同志实行供给制，雇请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和月工资制。我们称部队同志为内工，雇请工人为外工。厂址选择在铜城镇西边小李庄，是一个地主家的院落，房屋约20余间。10间较大的正房和厢房当车间用，炮楼当会计室，楼下办公，楼上放钱和住人，其余零星房屋就当宿舍。根据生产工序的不同，厂里分卷烟车间、制丝车间和包装车间。我们的车间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不设专职管理干部，每车间指定一名专人负责，不脱离生产，厂部实行精兵简政，不设职能部门，脱产管理人员也很少。当时的设备非常简陋，卷烟机没有动力设备，我们就做了个大木轮，套上皮带，用人力摇。在包装间，我们做了几张长桌当包装台。制丝间仅有一部切丝机，又买了一口大铁锅，砌了个锅灶用来炒烟丝。我们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很快将烟厂筹备就绪，于1943年上半年开始投产，当时，每天产烟600余条，大部分供应部队，实现了张副军长提出的在二师部队供给制中增添香烟一个项目的要求，初步解决了部队吸烟难的问题，多余香烟就在市场销售，供应群众，开始缓和了市场香烟紧张的状况。
三、精工细作力创名牌
我们从建厂的头一天起，就树雄心，立壮志，一定要使飞马烟胜过神龙烟，力争创出名牌。所以狠抓质量，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采购上等烟叶。烟叶好差是决定香烟好差的基础，安徽定远、凤阳一带的烟叶色质精良，闻名全国，所以我们专门采购这些地方的上等烟叶。从铜城到定远，必须穿过敌人津浦铁路封锁线。尽管有一定危险，但我们仍决心把好烟叶搞到手。于是选派了得力干部、自备骡马10匹，组成运输队，不间断地出发到定远朱家湾一带采购烟叶。运输队的同志冒着危险，顶着严寒酷暑，长年累月地往返于津浦路东西之间，有时自身力量不够，还雇请当地老乡帮助运输，从而源源不断地将大量烟叶运回烟厂，保障了烟叶供应。二是精心炒制烟丝。烟叶进厂后，我们进行挑选，将优等烟叶加工成丝，次等烟叶另作处理。加工前先把烟梗全部抽掉，然后才刨成烟丝。炒丝时要求达到不焦不碎，香料要搅拌均匀。三是科学配加香料。我们对香料配制缺乏经验，就再一次通过来往于敌占区的商人，想方设法搞到上海大烟厂的配方。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经验，取长补短，终于搞出了一个较成功的香烟配方。四是认真搞好包装。我们要求技师认真卷烟，包装工人细心包装。每支香烟都严格做到不紧、不松、无空头。
由于我们重视香烟质量，千方百计精工细作，因而使飞马烟一出厂就深受好评，广大军民交口称赞，越传越广，声誉迅速提高，真象是一匹飞腾的骏马，奔驰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群众争相购买飞马香烟，前来订货的商贩络绎不绝。烟厂门前经常排有长长的队伍，甚至夜里还有人睡在那里等候批货，寂静的小李庄，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为供应市场更多的香烟，我们于1944年上半年又添置了卷烟机、切丝机各一部，盖了20间竹草结构的厂房，增加100多名工人，并加开了夜班，每天生产香烟1200余条，较好地缓和了市场供烟紧张状况。在这一段期间，新群烟草公司前后两任经理分别是刘保华、李德秀。
四、统一领导发展壮大
1944年下半年，为了适应根据地经济事业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上级决定，部队的企业单位交给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于是我们新群烟草公司和路东军分区创办的生产工农牌香烟的东联烟草公司，统归路东专员公署建设处领导。公私合营的群众烟草公司，这时也归属建设处领导。为了便于管理，建设处决定在新群烟草公司的基础上，成立新群烟草总公司，总公司下设一厂（新群烟草公司）、二厂（东联烟草公司）、三厂（群众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铜城镇，各厂仍在原址生产。总公司机关设有总务股、营业股、会计股以及铜城、汉涧两个分销处。总公司及3个厂共有职工约600余人，拥有卷烟机5台，切丝机3台，分别生产飞马牌、工农牌、神龙牌香烟，日产量约2500余条。
1945年前后，总公司及一、二厂（三厂已并入一厂）相继搬迁到盯眙县古城镇附近。总公司设在古城镇上，一厂在镇东朱家四，二厂在镇西斗山。抗战胜利后，我军收复盯眙县城，总公司于1946年初进入了盯眙县城。这时，新群烟草总公司的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有了大幅度调整。在机构设置方面，撤销了两个厂部、其职能人员并入总公司有关业务股，一切生产业务统由总公司办理。总公司下设总务股、工务股、会计股、营业股以及盱眙、铜城、议涧、竹镇、古城5个分销处，同时还成立党支部和工会，以便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和福利等工作。总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智惠，工会主席殷毅。进入盱眙之后，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公司拥有卷烟机8台，切丝机4台，动力设备已取消了落后的人力木轮而改用柴油机，职工也猛增到近千人，日产香烟3500条。工资发放，除外工仍实行计件工资和月工资外，内工均改为低薪制，按折实标准发薪。这一时期，可说是新群烟划公司的鼎盛时期。
五、度过难关迎接解放
1946年8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们为了夺取最后胜利，暂时放弃部分地区。当国民党军疯狂进攻盯眙县城时，新群烟草公司被迫抢渡淮河，用骡马和牛车，载着沉重的机器和原料北上，长途跋涉。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烟厂仍不断利用间隙，就地装机生产，直至1946年底，撤退到山东沂水县界湖镇时，才暂住下来，这期间，新群烟草总公司一面进行整顿，一面恢复生产，二师供给部的勤富烟厂也合并进来。在沂水期间，我们还派出部分干部、工人带一部卷烟机，到鲁中第三军分区协助他们开办新生烟厂。1947夏天，敌人大举进攻鲁中和胶东等地，我们的烟厂北渡黄河，撤退到渤海地区惠民县境内。当时，这里是华东后方，环境较安静，烟厂又住下来，开动机器，坚持生产。这时，全厂保留卷烟机2部，干部和工人200余人。
1948年春天，在我华东野战军准备解放济南、青岛的前夕，为了做好对大城市工厂企业的接管工作，新群烟草总公司并入山东大鸡烟厂，并在以后直接参加了对济南、青岛、徐州等烟厂的接管工作，有的同志至今还是这些地方烟厂的骨干。济南、徐州等烟厂回到人民手中后，都曾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至今还把飞马牌香烟作为一种保留产品生产、出售。解放初期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开办的勤丰烟厂和安徽省军区开办的建新烟厂中，都有新群烟草公司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见新群烟草公司不但在战争年代发挥了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了力量。（刘俊、王德明整理）
张云逸在田东的踪迹 黄大昆
阳春3月，朝霞满天。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云逸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曾战斗过的地方--广西南宁市和田东，并到东兰去给书拔群烈士扫墓。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大家去看当年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去看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并到县烈士墓扫墓。这是张老对田东县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为革命牺牲的战友的怀念。
张云逸同志领导百色起义，时间已经过去60年，他已于1974年11月19日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在那硝烟弥漫中的战斗身影；在那千山万水中留下的脚印；在那壮家瑶寨里与人民谈心的音容，都时刻地铭记在田东县各族人民的心中。
扫开路障
1929年春，李明瑞在俞作拍的鼓动下，倒桂搞蒋，得到老蒋的委任状。6月，与俞回桂主政。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当时，我党在广西已有群众基础，加上俞、李原来受我党影响，同情革命。他们与蒋、桂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因此，他们执掌广西政权后，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巩固其地位，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为了发展广西的革命力量，抓住有利时机，我党中央及时派邓小平为党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与此同时，张云逸同志也通过李明瑞的战友，粤军海军司令陈策写信介绍到广西工作。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被调到俞、李新建的警备第四大队去当大队长，还担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但第四大队是李明瑞到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为队伍，成份复杂，纪律很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张云逸曾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师参谋长，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曾闻名于军界，李就想利用张云逸来帮助改造第四大队。当李明瑞征求张云逸的意见时，张云逸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军队太坏，要我兼任大队长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李明瑞稍微犹豫，也就点头答应了。经党组织决定，选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该大队经过短时的整顿，调来党员担任基层干部，招收农民、工人和学生来补充，部队掺了沙子，显得更有生气。再加上，对反动军官采取“升迁”、“调训”等办法进行处理。结果该大队很快成为一支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同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不听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奉劝，突然决定反蒋。然而，李明瑞部下的杨腾辉、吕焕炎、黄权等三个师，都给蒋介石收买而倒戈了。俞、李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张云逸同志深知李明瑞的困境，立即派兵接应李明瑞返回南宁。正如李明瑞对俞作柏所说：“全完了！要不是张云逸派部队接应我，我可能还回来不了。”当时，李明瑞对张云逸是多么的感恩啊！
反蒋失败，遂于1929年10月14日，李明瑞和俞作柏逃往左江。10月17日，邓小平同志即率领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前往百色。张云逸带着教导总队及第四大队，从陆路沿江掩护前进。20日，水陆两路，先后到达平马。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南宁工作三四个月，代表党组织对军队工作作过许多宝贵指示，但为了保守党组织的秘密，张云逸一直未能与邓小平见过面。到平马时，经叶季壮介绍，张云逸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战友见面，分外激动。当天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在平马召开了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当地农民群众等几千人，张云逸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会上群情激奋，场面热烈。第2天，部队启程百色，大部份军械部带去，暂时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恩隆（今田东下同）七里区等深处保存。同时，将第四大队一个营留驻平马、一个营住四州、一个营下驻果化，领导机构率教导总队、直属队到达百色。
自从张云逸同志率部到右江后，革命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革命烈火犹如干柴堆加上了汽油，越烧越旺。广大群众日盼夜盼，闹翻身求解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然而，妄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新军阀的熊镐，便带上1000多名的士卒，象警犬一样紧紧跟踪我党领导的第四大队，分驻有江重镇，虎视眈眈，伺机吃掉我军，盘踞右江。幸好邓小平和张云逸两位同志，心明眼亮，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做到勇谋取胜，先发制人。果断地于10月28日，在百色、恩隆、奉议（今田阳，下同）迅速地歼灭了反动的第三大队。张军长还在百色设“鸿门宴”，智擒了三大队长熊镐。这一仗的胜利，为百色起义的准备，开辟了大道。张云逸同志说“如果说百色起义是高潮，那么消灭第三大队就是序幕。”可见，消灭第三大队敌军是多么重要的一着啊！
严冬时节，寒气袭人。各地的土豪劣绅，看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并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妄图扑灭农民运动。张云逸同志早就看到这一步棋，下定决心把他们消灭掉。恩隆、思林（今田东、下同）、奉议等县各路农军，密切配合张云逸同志所率领的第四大队，围剿土豪劣绅，打击地主恶霸的反动势力，革命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于1929年11月1日，张云逸同志派一连人枪，和滕国栋、黄治峰率领恩隆、奉议农军共千余人枪，围攻韦宁村大土豪黄曹山团局武装；11月21日，张云逸同志又派第四大队第一营长王抗节率部会同思林、恩隆县的黄永达、滕国栋等带领农军共2000余人枪，汇集于恩隆县万巩乡，进攻同老土豪黄贵朝的巢穴；11月底，张云逸同志再派一个连和滕国栋、黄永达、蒙元升率领农军共1000余人枪，分4路向那坡进攻，拔掉恩隆县五毒俱全的大地主谭典章这颗钉子。谭典章认为，自己多年经营的老巢，牢不可破。但经过我军7天7夜英勇奋战，攻下了层层布垒，匪徒们被打得焦头烂额，鼠窜逃遁。谭典章也只身逃到那领屯旁的山沟里去躲住。在搜捕中，我队员韦少荣发现谭匪在深山沟里，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腿膝盖上，还企图潜逃，最后被打死，并割下头颅送到平马镇示众。各族人民为除掉这个恶惯满盈的“土皇帝”，无不拍手称快。
张云逸同志不但狠抓部队的改造工作，提高部队的素质，发展共产党员，壮大革命队伍，收缴反动军队武装，而且还与我县农军紧密配合，围剿土豪劣绅，从而增强了广大人民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为百色武装起义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作好准备。
百色起义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
1929年11月初，中共广西党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了百色。龚饮冰向部队党委传达了中央指示。中央同意邓斌、张云逸等同志在左右江地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央颁给的部队番号是：进驻右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进驻左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斌为红七、八军总政委。前委还决定在广州起义2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诞生。
这天早晨，睛空万里，右江河面光波粼粼，朝霞撒满平马上空，古城锣鼓喧天，歌声嘹亮，鞭炮齐鸣，响彻云宵，好一派欢乐景象，大街小巷贴有红绿色标语：“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军阀官僚！”“打倒土豪劣绅！”街上人山人海，附近百数十里的有组织的农民，都汇合来了。三营战士，自卫队队员全副武装，背着步枪、手持梭标、长矛；工会、农会会员拿着斧头、铁锤，扛着锄头；学生们打鼓吹号，挥舞红旗；妇女小孩穿着红绿的节日盛装，手持一面小红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平马镇北广场。
这一天上午，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隆重开幕。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等城镇工会选出的工人代表，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11个县农民协会选出的农民代表，红七军士兵委员会选出的士兵代表，共80多人出席大会。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已在前一个晚上到达平马，指导大会的召开。大会奏完国际歌后，陈洪涛同志报告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筹备工作情况，张云逸军长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胜利诞生。这喜讯给到会代表极大的鼓舞。大会讨论建设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并通过了实施政纲。大会选举了雷经天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还选有肃反，劳动、军事、土地、财政等委员。
这天的12时许，平马镇广场红旗如海，歌声雷动。各县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到广场参加庆祝大会，他们每人的胸前佩挂一张“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红布代表证；红七军指战员穿着新灰色军装，撕掉了青天白帽徽，系上红领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个个精神抖擞，英姿威武。广场上参加大会的挨挨挤挤2万多人。当雷经天、陈洪涛、黄治峰等陪同张云逸军长登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并鼓起雷鸣般的掌声。
陈洪涛同志主持会场。他宣布庆祝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全场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在这掌声、欢呼声、口号声中，张云逸军长含着微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流星的走到讲话台前，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演讲。有时他还捻着自己的那（纟咎）小胡子。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优秀儿子踊跃参加红七军。”张军长讲完话后，把一个包着红布的大印交给雷经天主席。雷经天主席接过大印后，表示要为工农兵掌好印，还宣布政府各项政策。
下午5点多钟，张云逸同志和随员，乘着一只挂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各县来参加会议的代表、部份群众到平马一（礻马）码头欢送张军长。张军长在雷经天、陈洪涛、黄治峰、滕煊甫、滕国栋、黄永达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码头，人们鼓掌，各县代表站在靠近汽船的地方，和张军长握手告别。顿时，岸上、船下，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的口号声和右江的波浪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回响在右江山谷林涛。
右江红旗升起来了，经济工作怎么办？张云逸同志对军部和政府的经济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指示：要认真做好军需工作。张军长还亲自在恩隆县创办铸锭厂、兰芳兵工厂、被服厂、解决了当时急需的困难。
是年12月的一天晚饭后，张云逸同志和警卫员一起来到平马铸锭厂负责人陆启瑞家。陆启瑞和妻子苏春凤，见到张军长亲临寒舍，似见如故，陆请坐又沏茶。张军长说：“自已人，不要客气了。”接着和陆启瑞促膝谈心，从家常谈到铸造银锭工作情况。谈着谈着，张军长道出了来意，他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老陆呀，我和你商量一件事，现在军部和政府有一批从地主豪绅、资本家没收来的银器和碎银元，是否可以铸成银锭兑换银元，给红军军响和苏维埃政府解决一些财政的困难。”“这个可以办到。”陆启瑞信心十足地说。
张军长接着说：“老陆，那我拜托你负责这个工作了。”第2天，陆启瑞就召集陆启荣、吴顺保、凌保、苏春凤等十多人进行讨论分工，分为5个小组，一个小组一个风箱，自制统一的模型，各个组都有铁锤、铁枕、铁钳等工具。铸银锭小厂就在这样因陋就简地迅速建办起来了。厂设在文昌庙（今庆平小学），主要任务是将手饰、耳环等旧银器熔铸成银锭、每块银锭重16两（旧称），相当于14块光洋的值。每天可熔铸出银锭约150斤，建厂一个多月，计产银锭6750多斤，确实为苏维埃政府弥补了一定的财政困难；同月底，梁维祯打报告给张军长，请求派师傅和工人来修烂枪、造弹，张军长立即批复，并写介绍信到南宁找兵工厂的人员来，后来梁维祯就派梁天才到南宁去，果然从南宁带回来一个叫李荣周的师傅来。他上来办好合同手续后，转回南宁，过了20多天，又率领30多个工人和搬来工具箱。这样兵工厂就算筹建起来了。该厂建在兰芳村爱桑屯，故命名为爱桑兵工厂。厂长是阮丽千，经理是梁天才。该厂内设有造枪、造弹、维修3个车间，工人师傅利用简陋设备，靠自己双手制造枪支弹药。建厂仅数月，制造新枪200多支、子弹6万多发、修理坏枪80多支，新枪除补发给赤卫军战士使用外，余下的卖给当地群众，收得经费作为厂的经济收入，改善工人的生活。工厂建立后，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厂址先后搬迁到布干、弄足、市绒、弄图等地方，人员也多次变动。工人散伙了又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又散伙。一次是搬到弄图，敌人又来破坏，并打死了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叫黄标。丧心病狂的敌人，对兵工厂的建立，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到处围剿。1934年，兵工厂基本完成它的史命，终于停办了。这时，有的工人跟着部队去，有的也散伙回家了；同月底，张云逸同志又指派平马车缝工会主席黄木生，负责创办被服厂，厂址设在黄木生家（今中山街17号），约有40个工人，他家只能安置4台衣车，其余30多台分散在各户生产。红七军代表，恩隆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陈皆玉分管被服厂工作。该厂办后，为红七军生产军服500多套，棉大衣200余件，干粮袋及子弹带1500多条，剪制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犁头红旗数百张和红七军战士的红色领带标志1000多条。该厂于1930年2月，隆安战斗失利后才停办。
迎接李明瑞 保卫苏维埃
1929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反蒋失败后，随同俞作豫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赴龙州。俞作柏即出越南转去香港，李明瑞却被法越当局以有“通共”嫌疑拒绝过境而留在龙州。11月中旬，李明瑞鉴于当时刚复辟的李宗仁、黄绍竑指挥黄权等部驻在桂东南与蒋介石的粤军相遇，无力后顾，南宁兵力空虚，便想回来占领南宁，以图东山再起。李明瑞先商量得俞作豫的同意，由俞集中第五大队，随后开到崇左一带待命。他亲自赴右江找张云逸，联络第四大队去攻打南宁。李明瑞到右江后，张云逸恳切的向他说明，我党的主张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左、右江群众基础较好，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大有发展前途，如果不建立可靠根据地而纠缠军阀混战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张云逸同志还说明我们也同意向南宁发展，但要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以后。并表示左、右江正式建军后，我党准备请他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走革命道路。李明瑞听罢张云逸的话，不禁大吃一惊，急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到这里，还是个战士，那能挑得起如此重担？”李明瑞一副严肃的样子。
张云逸也一本正经地说：“请不要客气，只有你能挑得起这个重担，论资历，你是著名的滇军讲武学堂出身；论打仗，你指挥过干军万马，是北伐军的虎将；论跟蒋桂打交道，你最熟悉他们的脾气。现在有共产党领导，你一定能胜任。”李明瑞说：“行了，行了，旧事已如烟云。过去，苦头也吃过不少。现在我倒是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从头做起，当一名战士。”张云逸见他一再谦虚，只好进一步交底说：“原来中央考虑任命你担任红七军军长，但邓代表和我们一起研究过了，我们认为你担任总指挥，统领红七、红八军更合适。请你考虑。”李明瑞觉得张云逸的话真挚诚恳，合乎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心情舒畅地说：“行呀，你们先在右江举起红旗，我们左江跟上。”李明瑞欣然接受劝告，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张云逸就派了一个步兵连护送李明瑞转回龙州。1930年元月29日，张云逸按前委在平马召开的全会的预定计划，率领一个特务连从田东，经思林、果化等地，经过两天行程到达镇洁，迎接李明瑞正式就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职务。这天，风和日丽，大地复苏，高高的木棉挂满蓓蕾，含苞待放。张云逸率领一连战士在路边等候。李明瑞一下马，张云逸就迎上去：“李总指挥，幸苦了！我是专程来迎接你的！”“不敢当！不敢当啊！以后还是叫我李明瑞嘛！”张云逸笑着说：“不叫总指挥，难道叫特派员好？”说得随从的人员都笑起来。2日，因桂系在战略上有了改变，其主力移到南宁，决心以南宁及左右江为后方，向廉、钦攻广东，在此战略，乃分3个团攻右江，兵临隆安县城，战事告急，张云逸和李明瑞立即离开镇洁，前往思林县城赴隆安督战。经过邓小平和张云逸过细的思想工作，以及马列主义陶冶，李明瑞终于成为红七、红八军得力的指挥员。
隆安战斗失利后，我军只能暂时驻扎在平马附近的山区，平马镇遂被敌人占领，其实这就打乱了张云逸和李明瑞的原计划（到东兰休整）。张云逸说：“平马镇是右江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给敌人占去，影响可不小。如果敌兵不多，我们要打一下收复平马。”侦察员说：“平马镇有覃兴一个团驻守。”“趁敌人没后援，攻它一下。”李明瑞接着说。2月12日，平马战斗打响了，红军和赤卫军，分兵3路，首先攻下平马的屏障--马鞍山，击溃敌人一个营，又乘胜追击敌人直到牛行街。敌人虽然森严布垒，但我军采取“分兵把守，分路挺进，全面开战，形成包围”的战术，弄得敌军丧魂落魄。经过5昼4夜的激烈战斗，整个平马镇除了东庆街的城隍庙（今庆平小学）和观音庙（今县政府）这两个据点还没有攻下外，而这两处弹丸之地仅占平马镇的五分之一的面积，其余全部被我军占领。敌军有小部份据险死守，大部份已惊慌逃遁。因我军得知杨骏昌团，从田州方向回头增援平马覃兴团。在不明援敌多少的情况下，惟恐敌人援兵夹攻，所以张云逸军长下令收队。虽然没有攻下平马全城，但我军勇猛善战，杀了桂军一个回马枪，威慑了敌胆，牵住敌人的尾追，使我军顺利地挺进七里山区。这场战斗，击毙敌军100多人，缴枪100多支，大大地激励红军指战员们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1930年4月初，红七军外出到黔桂边游击，6月，胜利回师右江后，于7月初，我军派往云南的侦察员汇报紧急情况：“南京政府，命云南龙云部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江进攻南宁，其经右江的张冲师已到富宁，将经剥隘入百色。”过几天后，二纵队第二营六连的战士，在百色那毕方向，又抓到4个头戴北伐军式的大沿帽，帽脚围着一条红布带，身穿深绿色军装的兵，送到红七军军部，经张云逸和李明瑞审讯，得到他们交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敞军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进攻南宁，绝不侵犯贵治及骚扰军民，幸勿误会，请借百色至南宁通道……”。
张云逸同志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诡计，当时，桂系军队留少数看守广西老巢外，大部份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亲自率领出发湖南，协助粤军张发奎部、湘军唐生智部、和北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先头部队占领长沙，直指岳州，黄绍（立友）、黄旭初指挥的后续部队也到达湘边，开向衡阳，形成第二次反蒋的高潮。故蒋介石即命粤军余没谋沿西江向南宁进逼，又命云南军阀龙云迅速出兵广西，妄图扰乱桂系军阀后方，牵制桂军北进。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率滇军两个师约19000多人，由滇桂边界的旧州进入广西。卢汉蛮横地要求我军退出百色、恩隆、果化至南宁一线走廊，给他们让路。鉴于滇军兵力数倍于我军，红七军前委乃决定暂时让开，待滇军兵力大部通过后，乘袭击其后路，拦截辎重。7月下旬，张云逸军长率军部和第一、二纵队撤出百色，经田州、平马到达思林，部队埋伏在思林县古芬村、果德县可恒村一带交界的鹧鸪坳，指挥所建在那叭屯（今田东县定广村）。当滇军大部队开过后，我军突然猛击其后续部队。滇军闻警迅速组织反击。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战斗非常激烈。经过5昼夜的冲杀已达到伏击的目的，我军也十分疲劳，张军长只好下令撤出战斗。而滇军急于向南宁进军，也不敢恋战。这场战斗滇军伤亡600多人，其中击毙一个团长，重伤一个特务营长，俘获官兵500多人，缴获步枪400多支，10多匹骡马，几十担烟土等。我军也伤亡400多人。战斗结束后的第2天，部队就到平马进行整训。
平马整训 胜利转战
我军在鹧鸪坳攻打滇军撤出战斗后，就收队回师平马，本来欲想恢复百色，但原来距离大部队约60里处，担任向百色警戒任务的第二纵队一营一连的连长，暗中勾结少数反动排长和兵油子，将营长和副营长杀害，率队向百色逃去，一般干部和士兵受挟被迫而跟去。这事变说明，当时部队尚未彻底肃清和改造好旧军官、兵油子，故军前委决定：部队在平马一带进行整训。在整训中。部队一方面帮助地方建立武装，组织县、区赤卫队；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期3个月的平马整训开始了。
张云逸军长等选择在平马整训，这是正确决策。因为平马镇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老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份，群众基础好，右江地区武装敌人较少。另滇军和桂军阀互相斗勾，也没办法抽出兵力来对付，这对集中整训是十分有利。1930年7月15日，在恩隆县平马镇古老的城隍庙（今庆平小学）里，红七军军部教导队开学典礼开始了。在开学典礼会上，张军长给学员们讲了话，要求参加人员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教导队有队长、指导员、教务主任，下设3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共有学员100多人，教职员和学员大部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少数民族学员占大多数。在学习期间，张云逸军长还经常到班上看望大家，做军事技术示范，和同志们促膝谈心。在整训期间，恩隆苏维埃政府按照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开始在百谷、那恒、林凤、上法等乡村搞试点。田舍区上法乡陆子明带头在群众面前公开烧毁家里的地契约，群众也陆续拿出契约烧掉，并没收地主陆献臣、陆正良等的土地和财产，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经过3个月的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阶级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地方政权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红七军原定于10月1日，离开右江苏维埃根据地北上，但在出发前一天，中央派代表邓岗（拔奇）同志赶到平马，传达中央指示。于是红七军的行动计划只好暂时推迟。对于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前委有不同的看法。张云逸等少数同志认为，红七军刚诞生，人力、物力、财力都有明显的不足，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攻下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是很困难的，不赞成把红军拉去打大城市。但中央一声号令只能执行，不能违抗。出发前，在平马召开了军民群众欢送大会。张云逸军长向战士和群众讲了话，他说：“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军官们，亲爱的工农群众！今天，我们要离开可爱的苏维埃根据地了，离开亲爱的家乡、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们离开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敌人！我们相信，日后一定会胜利回来的。”“工农同志们，党政工作同志们，希望你们继续为保卫苏区而斗争！再见吧！”全体官兵、广大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10月4日，张军长离开平马，与李明瑞、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等率领红七军一、二纵队和新编的第四纵队集中龙川（今属百色市）绕道凌云、乐业、上天峨、南丹，赴河池整编。
关心同志 秉公办事
曾在张云逸身边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这样说：“我们的张军长，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将军，在同志们中是和蔼可亲的慈母。”是的，这是对张云逸军长切实的评价。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炯，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和爱护。1930年2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长符禄等同志光荣牺牲，许多同志负伤，军长叮嘱军医处长吴清培同志，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同志，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同志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禄同志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面的马鞍山上。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张军长对工作深入细致，对战士的生活也非常关怀。同年7月上旬，红七军伏击滇军撤退后，张云逸军长和雷经天主席研究决定在那叭屯设立红医站，把伤员约300多人集中医治。房子没有怎么办？张军长找来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商量，发动群众献工献料，不几天就建成了30多间留医用的简易房子。他高度赞扬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还亲自到病床前慰问伤员同志，给群众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廖春盖父子3人都在红医站里给伤员治疗，张军长常向他们问长问短，问他们家有什么困难极需要组织上去帮助，使他们父子3人安心为伤员治疗。当时经他们父子3人用中草药治疗的200个伤员中，经治疗无效的仅死2人，其余的伤员都治愈重返部队。张云逸军长在那叭屯红医站看望伤员时，还和当时专为红军等粮的思林县农民赤卫军一营二连副连长廖忠德攀谈。问：“你做什么工作。”答：“我是为部队筹粮的。”问：“你去那里找米，价钱怎么样？”答：“我是在思林街上买米的，5枚铜板一斤，而我出6枚给人挑到家。”张军长听了点点头说：“合理、合理！”
在鹧鸪坳打滇军时，缴获了一批辎重弹药、烟土、被服、法光等胜利品，装上12匹马驮。当时，张云逸军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赤卫军营长梁维祯，梁营长又委派连长廖利甫和黄荣敬、黄力等3人护送到定广村那叭屯军部指挥所。可是，他们3人见利忘义，心怀鬼胎，送到半路就把2匹马驮的法光，运往林秀村弄太屯，后又转到平果县太平乡那洪村那袍屯3人分赃，只交10匹马驮到军部。军部发觉少了2匹马驮法光。当晚，张军长马上传讯梁维祯，限他10天后把案查明。后把案件查出，贪污人就是廖利甫、黄敬荣、黄力3人。当时，张军长就下令把他们逮捕归案。廖利甫深知自己贪赃枉法，军规不可置容，于是就妄违逃命。最后，只抓得黄荣敬、黄力2人押往平马枪决。当时，对广大干部、军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隆安、平马、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同志们反映了张云秋同志的一些缺点错误。张云逸同志给他及时的做思想工作。从家庭身世，谈到兄弟俩的成长，从国家的危难深渊，谈到人民的流离失所。使其弟从迷途醒悟，反省过去，从零做起，展望未来。张军长不但做弟弟的思想工作，还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同志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云逸同志近一个世纪的一生，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使他磨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特别是在田东短暂的踪迹，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刚正耿直的优秀品质，正是今天我们建党、建军和经济建设的思想宝库，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每当我们想起敬爱的老将军--张云逸同志，一幕幕往事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帘，记起当年田东各族人民对将军的称颂：
斧头不怕硬丝柴，
红军不怕反动派，
豪绅地主威风倒，
张军长英名传山寨。
真挚的友谊 覃国翰 黄超 谭庆荣
怀念张云逸同志
1980年初春，美丽的桂林城飘着细雨，虽仍感寒意，但毕竟是春天了，寒风中夹着暖气，大地正敏感地开始披上绿色的新装。我们3人聚集在覃国翰同志家里，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我们红七军的老军长张云逸同志，大家按老习惯，称他张老。我们红七军老战士和张老的友谊，源远流长，诚挚，深厚。谈起这种友谊，真是春风送暖，把我们带到半个世纪前那种战火中的青春年华。
1929年红七军成立时，张老就和我们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不！还更早一些，在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就有了。这种友谊，是在战斗中建立的，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1930年，红七军奉命从右江北上，艰苦的行军，残酷的战斗，张老为同志们的安危焦虑，为死难的同志几次流出了眼泪。
部队刚出发不久，就在四把、长安打了两仗，增加了不少伤员，有些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里，但也舍不得离开部队，一拐一拐的偷偷跟着部队出发。张老见到这种情景，眉头紧皱，站在部队中不动了，见一个伤员走过，就上前问问，有时还扶着走一程，嘱咐部队干部照顾好。我们见张老又忙又累，就请他放心，我们包管好好照顾伤员。张老考虑了一下，交待说：“他们是我们的战友，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不能丢掉战友！”这话很快传遍了部队，同志们热情地帮助伤病员，伤病员咬紧牙关，紧跟部队，部队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气氛。
最使张老动感情的数梅花战斗，这次战斗干部伤亡大，张老含着眼泪向这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的遗体告别。李谦师长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临牺牲前要求见见张老，张老急忙赶去，李谦师长一见张老，眼泪刷刷往下掉，紧紧握着张老的手，深情地说：“军长！我不能跟随您了，望您保重。”说完，安祥地闭上了眼睛，张老抱住李谦同志的尸体，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李谦师长是员猛将，从在南宁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起，一直是张老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张老如失左右手。此后数十年，张老一直深深怀念这个亲密的战友。
张老深情怀念战友，在部队渡乐昌河时表现得更感人。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部分过河后，敌军大部队压来，张老率领其余部队过不了河，后面部队情况危急，随时有被敌军包围的可能。可是，张老好象不知自己所处的严重局面，一个劲地念叨：过河部队是不是摆脱了敌人？他们在哪里？还能不能汇合？什么时候汇合？在部队分开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张老那个愁劲就不用说了，没有安静地吃过一顿饭，香甜地睡过好觉，有时想急了，见到谁就抓住谁问：邓小平同志、李明瑞同志在哪里？当不能得到回答时，他只好叹口气走了。
张老也有高兴的时候，那是在乐昌河，分离的两支部队重新会合时，他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对别后的情况问得那么细，听说部队进展，同志们都很好，他笑得那样快活。自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样乐过。
张老这种战友的感情，红七军的每个战士都有很深的感受，红七军战士也同样深深热爱自己的这位老军长。记得，他从红七军调走时，大家都舍不得，不少同志还闹了情绪。黄超同志说：“张老调走时，我心里很难受，好象丢掉什么。好在那时还没有打仗，如打仗，肯定要受点影响。”
温暖
我们的张老，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但在他领导下的指战员，都在他身上体验到慈母之心的温暖。
“张老对我们，完全是慈母心肠。父母死，我没有掉泪，张老死，我痛哭了一场。”覃国翰同志这样开始了他的回忆。
“1929年12月11日成立红七军，我在红七军里，只是一个基层干部，与张老接触并不多，可几十年来，我深深地记着他，没有想到，他也深深地记住了我。
“1950年1月，我带领150名干部，在刚起义过来的二十一兵团做整编、改造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说张老点名要我回广西。张老那时是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
“到达南宁后，我住在省委招待所，第2天去见张老，张老急于去开会，没有详谈，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去百色分区当司令员，任务很艰巨。’艰巨怕什么？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从艰巨的任务中走过来的？我高高兴兴上任去了。
“到百色后，一看，确实很难，土匪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我们的兵少得很，只有一个独立团。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平北分区当司令员时，还指挥4个团呢！说老实话，我不仅没有泄气，反而把气鼓得足足的，平生的劲都使了出来，我就不相信革命力量消灭不了反动势力。但两个月后，到南宁开会，在张老面前却发开了牢骚，我说：‘给我兵，给我枪，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1‰不行吗？’最后还非常任性地提出：‘答应我！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张老没有生气，他开始眼睛有点湿润，为百色地区死难的战友而难过，继而用慈祥的面容看着我，缓慢而温柔地说：‘百色起义时，四围都是白色统治区，今天，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再困难也没有那时困难。力量从哪里来？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反革命，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我知道你干得好，做了不少艰难的工作，到我这里发点牢骚，可以嘛。’会议的间隙，张老邀我到他家作客，他爱人韩碧大姐，待我比亲人还亲，问寒问暖，毫无外人的感觉。张老的话，张老的待人，真象是慈母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心，再有什么问题，也解决得了。他下面的干部，再调皮，也得老老实实回去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南宁开会研究重点进剿土匪的问题，张老对百色的情况很了解，想减轻我们身上的压力，要我们撤出百色，把党政军机关搬到田东去。我虽然对这种关心很感动，但考虑百色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池，群众吃过不少苦头，再不能让土匪糟蹋群众了，于是说：‘不放弃百色，有我覃国翰在，就有百色在。’张老慈祥地笑了，充满着信任地说：‘那就不要动了。’“我参加革命半个世纪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成熟了，但一到张老面前，我还是个孩子，高兴了就在他面前笑呀！跳呀！不高兴时就在他面前耍脾气、发牢骚。所得到的是爱抚、嘱咐、教育，没有给我戴过帽子，打过棍子。现在，张老死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扫墓
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老来到南宁，大家都很照顾他，他总是说：“广西就是我的家，我回到自己家里，不是客人。”推却各种照顾。但他也有个要求，要到东兰去给韦拨群同志扫墓。
张老带着卢绍武、陆秀轩、黄超等一些红七军老战士从南宁出发去扫墓。黄超同志叙述了这次扫墓的经过：
“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着我们去看1929年10月28日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说我们打第三大队，指战员机智勇敢，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志不在了。他问黄治峰、阮殿煊等一些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他严肃而沉痛地说：‘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第2天到巴马，我们陪同张老去看亭泗战斗的地方。1930年3月红七军隆安失利，经马鞍山一战，开进东、凤革命根据地休整，在亭泗把尾追的敌人打退了。战斗中，韦拔群同志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斗。战斗后，韦拔群同志把经过训练的老兵、老赤卫队员补充第一、二纵队，使红七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对红七军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边走边谈，张老高度赞扬‘韦拔群同志度量大，没私心’。回到巴马县城又住了一天，张老很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到处看看，最后还组织人员画了一张巴马建设的远景图。
“从巴马到东兰，就住在机关里，张老每天跟我们谈论韦拔群同志，他说韦拔群是个很好的同志，对敌人斗争坚决、勇敢，从1921年回到家乡闹革命，经过1923年打东兰的失败，1926年的东兰惨案，以后敌人的围剿、烧杀就更多了，他没有退缩过，把东、凤一带建成为一个好的根据地，为红七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服从党的决定，从不讲价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再大的困难自己承担。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
“清明节那天，我们在韦拔群同志墓前，默哀献花圈后，张老饱含着眼泪，谈到在河池与韦拔群同志分别的情景。那是193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和张老率领红七军主力北上前夕，韦拔群同志把好战士好武器交给第十九师、二十师后，带着几十人的一个连队，打着二十一师的旗帜回东兰去，张老送韦拔群同志几十里路，韦拔群又回送张老几十里。张老说：‘那时，我已经预料到，敌人会乘红七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对右江地区进行残酷的围剿，想到韦拔群同志的担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会受到摧残，有许多话要嘱托，韦拔群同志也有许多话要向我讲，走走停停，完全忘记了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我们还是分别了。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诀别。’张老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扫墓后，回到住地，大家还在议论韦拔群同志的战斗故事，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传说。一些好心的群众，说韦拔群是天上的红神，大海的蛟龙。一说到这些，每一个人都破涕为笑了。张老说：‘劳动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说明群众对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们说：‘神，解救不了大众的苦难，共产党人都能把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张老说：‘韦拔群同志就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东兰住了3天，张老对东兰的革命和建设都一一地询问，和县的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把东兰建设好。临走时，县领导和群众都感谢张老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关怀，张老情意深长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在红七军成立和战斗中，壮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这个军长当不成。’”
我们听了黄超同志的回忆，感慨万千，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张老怀念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是对壮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播下的友谊，将万古长青，永不凋谢。
看望
张老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红七军的老战士在，就要去看望；红七军老战士只要知道张老在那一个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对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更热闹。
谭庆荣同志说：
“长征中，我在五军团当参谋。过娄山关前，有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经过我们部队，大家虽然紧张地在准备战斗，但很兴奋，增强了胜利信心。大概过了100多人，就看见张老来了，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长。他走到我身边问：‘战斗准备得怎样？’我说：‘正在准备’。他听我说广西话，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七军的，您是我们的老军长。这里有个便衣排，一半多是红七军的。’张老高兴地笑了，嘱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几米远，又走回来，拿出地图摊在地上，指着地图说：‘你们两头都要设防。’他对我们关心备至，走时，回头告诉我：‘向同志们问好！不能一一看望他们了。”’黄超同志说：
“张老一次去大连，路过沈阳，听说我在沈阳军区工作，当即打电话给我，却打错了地方，打到黄惠良同志那里去了。黄惠良同志原来也是红七军的，接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和谭庆荣同志。我们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说总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和张老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红七军的创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每当他听到红七军老战士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时候，总是点头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边说边用指头算开了，张老越算越高兴，把一只手的5个指头伸开说：‘红七军有50来个将军，一个将军是在多少次战斗中打出来的，50个将军加起来多少次？’谈了一阵，我们向张老告别，他恋恋不舍地一再嘱咐：‘你们有机会，一定常来跟我玩玩。”’覃国翰同志说；
“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气比较冷了，张老路过桂林，住在榕湖饭店，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军队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说我们这里好冷，我才知道张老身体有病怕冷，劝他早点回去，他笑了笑问我：‘这里住有多少红七军老战士？’我告诉他后，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励我们好好把身体养好，如果国家遭受侵略，别看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阵子，讲得大家都笑了。以后他又把我们找到榕湖饭店，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谈红七军的战斗历程，他说这是广西壮族人民的光荣史，今天的广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我们是亲自走过来的，能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能激励自己，还可以教育后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还讲什么光荣历史。今天，该实现张老这个遗愿了。”
覃国翰同志这么一提，我们都争着说开了：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烦，不怕再白几根头发，把能记住的东西都拿出来。
最后，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时，我们想去看张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难得很。覃国翰同志说：“1969年在北京学习，我要去看张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讲理由，没有去成，以后，张老逝世了，再也见不到了。”覃国翰同志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心里也难过，有点说不下去了，还是黄超同志打破了这个短暂的沉寂，继续说：
“1969年，我也在北京学习，覃国翰同志和我一起请假，不知道为什么，只批准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坐公共汽车去，下车后，一步一步走到张老家，张老看到我很高兴，说：‘见到你们很不容易，还有什么人来？’我说还有覃国翰同志，没有请到假，很有意见，张老默不作声，也为见不到而难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更加想见见自己的老战士，这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派车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祥、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老逝世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永存！
注释：
(1)覃国翰，原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超，原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谭庆荣，原任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对一位革命长者的怀念 李晓光
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我注视着陈放在案头的一张照片，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这是张云逸同志的身着大将戎装的照片，他那慈祥和霭的目光，像往日那样凝视着我，要说什么似的。记得他送我这张照片时，亲笔在背面写了“晓光同志惠存，张云逸，1961年12月15日。”从那时以后，我又多次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以极大的教益。
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见面。那时我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同志还是毫无犹豫地接见我，给了我许多安慰和勉励。我发现，同他赠送像片时相比，他苍老多了，谈话时，头不由自主地在颤动。这一次他谈到了许多老同志，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不知他们怎样了。”接着他陷入了深思，似乎在追寻往事的踪迹，表现出了他的愤慨和伤感，这时，他头颤动得更加厉害了，我怕他过于劳累，不敢久谈，只好扶他回卧室休息。想不到，五年之后他逝世了，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张云逸同志是1947年。年初，鲁南战役结束，我从前方调到参谋处工作，从此每天都有报告和通报由我起草，经来光祖处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和张云逸副军长审批发出。部队改称华东军区后，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呼张云逸同志为“张副军长”。这期间，我每天都见到他。他常常低着头，戴上老花眼镜，紧闭双唇，凝神思索，用一支派克钢笔或小楷毛笔，认真地修改电文稿，像语文教师给学生修改作业似的，一丝不苟。有时他也亲自起草电文，如以华东局或华东军区首长名义向中央军委的作战建议电报，多是他亲自起草的。他工作起来，总是那样聚精会神，十分严肃。那年我刚17岁，第一次接触高级首长，起初有点拘束，但几次接触以后，就自然多了，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霭可亲的首长。每当他改完电稿，只要没有别的事，他都耐心指点我这个电稿为什么这样修改。那时，我们就听说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粤军和北伐军中的著名幕僚军官，在红军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参谋工作者之一。他又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治军整军有方，大至改造旧军队成为钢铁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运筹谋略，纵横捭阖，指挥部队作战，小至实施军事教育，研究战略战术，以至参谋工作的文书业务，他都有丰富的经验。我读过他多篇关于参谋工作的文章，阐述参谋工作者应有的作风和修养，以及战时和平时，战斗前、中、后参谋工作的要领，是他的这些教导，引我进入参谋文书工作之门。他特别强调要培养参谋人员的战略眼光和工作预见性。在参谋文字工作方面，他对军语的使用，文字表达，要求都十分严格，每一份文电都要十分简明准确。有一次，我接东西南北方位在电稿里写了河流的一岸。他指出，在军事文电中，要按河流的流向写明左岸或右岸，只有这样准确地表述，才不致引起误解。他还指出，必须勤查地图，核对清楚，不能照抄照转。又一次，他问我：“你学过写革字吗？”接着又说：“在电报稿里不要写草字，要考虑到译电报困难。”他看我有点窘，微笑着解释说：“不是不可以知道草字怎么写，只是不要写在电报稿纸里，电报要求字体工整。”
我在参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副军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因为首长原来的秘书刘平同志调司令部做政治工作。刘平离任前，向我交代了办好电报、管好文件，管好生活等三项任务。前后我在张老身边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但朝夕相处，使我从这位革命长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先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后在华东局秘书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张云逸同志也是参加作战科党小组生活的。他经常强调首长、干部在党内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有党员都要遵守党章。他亲自缴纳党费，按时参加党小组会，从无疏忽，从不特殊。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经常结合形势、任务对党员同志提出严格要求。当山东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时，他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员干部要自觉地参加土改运动，参加驻地附近的群众斗争会，受过苦的要找到受苦的根源，没受过苦的也跟着喝一点苦水，一起提高觉悟。对我这个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我出生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后经组织同意把我送到山东老家生活过一个时期，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地主阶级的社会关系。在土改中，我写信给老家的农会，表示坚决支持土地改革。部队的报纸（大概是《军直小报》）报道并表扬了我的正确态度和坚决行动。这和张老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华东局和华东机关由沂水地区向胶东转移时，在掖县城附近，张云逸同志乘坐的吉普车被一部分轻伤兵拦阻，要强行乘年。为解困，我跑步到掖县公安局调来一个班，当我带着这个班赶到时，张云逸同志已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向他们训话了。这次首长发了脾气，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严厉地批评人。以后，再也没见他那么严厉过。这些伤员明白违犯了纪律，面面相觑，诚惶诚恐。但当张云逸同志知道他们距集中地点还有较长路程，粮票将要用完时，就亲自批条给兵站部于眉部长，请他为这批伤员解决粮票问题。他们受了一次教育，表示康复后重返前线的决心，然后欢欣鼓舞而去。我带着公安局的这个班站在那里，手足不知所措，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我也受了一次教育。
不久，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一分为二，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等率少数人员留在胶东，张云逸、邓子恢等率大部人员去渤海，并组织华东后方工委。出发前夕我忽然生病发烧，将动身时高烧还是不退，手足冰凉。政治部舒同主任的秘书林路同志，把我生病的情况报告了张云逸同志。张老便和舒主任跑来看望和慰问，叫人端来热水，亲自把我的手脚按在盆里烫洗，并找来医生诊治，安慰我坚持到达驻地再好好休息。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涌进心头，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多么慈爱的首长啊！我真后悔！自己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呢？
张云逸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十分关心爱护干部。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看到多位旅以上干部找他谈心，或来信请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不论分配工作，还是治病休养，他都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给以圆满的解决。成仿吾同志从华北寄信给陈毅和张云逸同志，要手枪和提琴，信中说：“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张老看到来信后，立即交有关部门去办理。他的一位特务员，从江北指挥部时期就跟他工作，张老很关心和尊重他，曾对我说：“他文化低，没能调他去学习，去部队锻炼，很对不起他，但革命是有分工的啊！”我听了这话，心里大受感动。
张云逸同志自律以严，生活简朴，他穿的汗衫常是补了又补，特务员要给他丢掉再领新的，可怎么说他也不准丢。行军时，他则尽量轻装，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食品分给作战科和机要科的同志，有时还把驮骡空出来帮助几位老参谋驮行李。
1947年10月底，调研室需要调一批同志去工作，张云逸同志答允从司政机关选调。于是我被提名，首长同意了，张老亲自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考虑。但那时我的党性觉悟较低，表示不愿作这种埋头苦干的工作，希望到战斗部队锻炼，或者先到军政大学学习，然后再到前方。因我自回后方后，一直怀念前方的战斗生活，何况这时正风传“准备10万干部下江南”呢。张老看我不愿去调研室，春节前便同意我去了军大。这不是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地等待我的转变。5月的一天，调研室一位科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告诉我副军长来参加会议，叫我去一下。我从一大队二中队驻地阳信县王家集来到校部所在地流坡坞时，正是傍晚时分，张云逸同志吃过晚饭后，正在同余立金、陈铁君等校首长围坐在露天的一张桌边打扑克。我来到副军长面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李晓光同志，他们还要调你去，你已经学习过了，还有什么意见？”我很难为情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还有点勉强。他接着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你要做好工作。”我没有别的话说了，便立即到调研室报到。从此以后，除了“文革”中调出工作七八年外，我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我经历了从不安心到安心，以后热爱这工作，把青春的最好时光贡献给了它，直至双鬓染霜。这一过程同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首长和同志、革命工作实践中的集体的教育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而张老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起了更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同张老见面机会较少，但我每次去北京，都去看望他。大概是1962年春，我曾几次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有一次，我陪尹耕莘同志一起到张老家，张老谈了学习问题。他强调学习是革命者的责任，要一面学理论，一面学业务，至少要学一门外文。张老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要结合实践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革命长者的殷切期望，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又有一次，我去看望张老，留下一本册页请他题字，老人家欣然同意。后来，他把册页带来南京，上面的题字是引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话，张老写道：“晓光同志：我们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张云逸一九六三年七一节，于北京”。“文革”中，组织通知收缴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张老的这个题词也没法完整保留了。我十分踌躇，后来还是动了剪刀和浆糊，留下“我们共产党员要善于联系群众”几个字拼裱起来，保留了下来。如今，回想起来，一则为保留了张老的遗墨而庆幸，又则因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引为终身的遗憾。1974年11月19日张老去世的时候，我在溧阳县城，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不幸消息，我抑制不住悲痛，遥寄无限的哀思。张老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和他那革命长者的风范，将长留天地，久驻人间，永存我心的。在迎接他的百岁诞辰和纪念馆开馆之际，我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心情激动，感奋不已，爱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永久纪念。
1992年3月15日于南京
注释：
(1)李晓光，原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部副参谋长。
怀念张云逸同志 韦国清 张劲夫 胡立教 朱云谦 陈锐霆
今年１１月１９日，是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忌辰。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想到他革命的一生，高尚的品德作风，激起了无限追怀之情。
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是广东省文昌县人，生于１８９２年。他于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张云逸同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忠心耿耿，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品德高尚，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为人们所称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张云逸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北伐战争。他入党后，利用社会关系，在国民革命军中做了大量有利于我党的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任参谋长，由于他的秘密掩护，使该师大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同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后来该团转入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派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进入广西工作。张云逸同志担任了原桂系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负责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他根据党的指示，为把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改造为革命的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后来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他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２月，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参加，先后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
１９３０年２月至３月，红七军粉碎了桂系军阀的猖狂反扑和进攻。４、５月间张云逸和李明瑞等同志率部到敌人统治薄弱的黔桂边境进行游击战争，攻占贵州榕江，全歼守敌。６月初，红七军回师右江予敌以重大打击，重新攻占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后来，红七军奉令北上，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抵制了“立三路线”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错误，沿粤桂边界率领该军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七军在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战斗，辗转七千多里，终于胜利到达中央苏区，得到了中央“转战千里”的奖誉，张云逸同志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
后来，张云逸同志曾任粤赣军区司令员、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等职，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长征中，张云逸同志协助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完成突破乌江的任务。他亲自察看地形，指导部队架设浮桥，保证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了乌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７日，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党中央任命张云逸同志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他是组建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新四军的整编、集中、展开的一系列工作。１９３８年４、５月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展开，１１月，张云逸同志率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舒城地区，传达贯彻东进方针，恢复已被取消的挺进团，指挥四支队八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１９３９年５月，成立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兼任指挥，并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编部队。除第四支队外，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五支队挺进到津浦路东，四支队进到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藕塘地区，从而完成了战略展开。到１９４０年，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打通关系、东与苏中新四军取得联系的任务，为开辟淮南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刘少奇同志到达江北指挥部，传达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张云逸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１２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０年３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接着又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向我津浦路东进攻，企图夹击消灭我军。张云逸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反摩擦的方针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坚决贯彻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了定远城，取得了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又指挥四、五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气焰，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曾经说过：“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并兼第二师师长，直接领导二师坚持淮南地区的斗争。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８日，他同邓子恢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夏季又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作了《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的讲话。１９４２年夏，他调回军部专任副军长前，指示二师供给部开办了飞马烟厂，后来又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１９４３年秋，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张云逸同志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指导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予敌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４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当时，陈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东即到鲁南前线指挥作战，张云逸同志领导了部队北撤工作，并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实现了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志兼任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同志主持。１９４７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时，张云逸同志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就地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同年，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同志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进行了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巩固后方，支援战争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同志历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直接主持广西工作，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胜利。
（二）
张云逸同志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工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协议。１９３４年１月，张云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担任我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同志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同志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西安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跟随周恩来同志参加我党代表团的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在离延安五十里的劳山山口遇匪阻击，周恩来和张云逸同志临危不惧，脱险后又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奔走于南京、武汉、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党中央还派他到澳门去迎接叶挺同志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时期，鉴于以往参加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了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张云逸同志曾多次同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国民党限制我军发展抗日武装，企图割断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皖东我四支队和豫皖苏六支队调往江南，并无理限制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地域活动，企图借刀杀人。张云逸同志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廖磊的继任者李品仙，１９４０年初入皖，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限制与摩擦愈加厉害，直至向我发起进攻。张云逸同志一面提出团结抗战，强硬抗议国民党的限制和挑衅；一面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胜利。
（三）
张云逸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个人生活俭朴，工作刻苦，一贯被同志们称道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
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继日，带病工作。
张云逸同志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谊。红七军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时，他同韦拔群同志依依借别，相送分手时赠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语短情深，十分感人。
张云逸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热情帮助，耐心教育。抗战期间，张云逸同志从皖南到江北后，曾耐心地对高敬亭同志做思想工作，争取他贯彻东进的方针，对于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张云逸同志一直主张以宽厚态度处理。有一位团的干部在战斗中失利，被误解为临阵脱逃，将被严厉制裁。张云逸同志得知后，立即根据实际情况保释了他，保护了干部。
张云逸同志对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新四军北撤山东后，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许多同志都深感张云逸同志待人亲切无微不至。凡经他谈话分配工作的同志都愉快赴任。有个同志不愿做敌军工作，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云逸同志对他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说服了他，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张云逸同志特别关心患病和负伤的干部。１９３９年，徐海东同志患病，张云逸同志亲自安排他治疗和休养，并派了一个加强步兵连警卫和保护。
张云逸同志工作刻苦，深入细致。他是我军的一位老一辈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参谋工作作过许多精辟的报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经常强调指挥员对情况要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确实弄清。起草各种文书，都要文字准确，不容含糊。他对作战、情报、机要、通信等部门十分关心，亲自找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红军时期，张云逸同志任军委副参谋长时，是在作战局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张云逸同志生活俭朴，战争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常常节省下来分给周围的同志食用；行军时用自己的驮骡帮助机关年大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胜利后，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张云逸同志十分关心下级和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要刻苦学习，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职逐渐减少以后，仍然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老革命根据地去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经常看望离休干部，勉励干部发扬优良传统，鼓励青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一代一代接下去。
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回忆张云逸 林青
张云逸是我的老首长和同乡，我们都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家在头苑镇上僚村，与我的家文教镇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们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前夕。当时，我们有11个海南岛同乡参加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起义。此后，我曾有几年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那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
（一）
张云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享有较高声望。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党派张云逸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那时，我因身体不好，又痛恨军阀混战，离开了军队（原在国民党第十一军新兵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在广州住在同乡陈铣（原名陈泽农，在长征途中牺牲）家里休养。在陈铣的帮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革命。不久，我们听说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决定前往南宁。陈铣先动身，他到南宁后就在我党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与另一位同乡林镇（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7月间从广州坐轮船经梧州到达南宁。之后，我于9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议县（今田阳县）任警备队长，在我党领导下控制该县的地方武装。百色起义后，我由奉议调到百色，分配在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工作，有很多机会见到张云逸。他对经理处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要求我们要廉洁奉公，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军需工作。我们经理处全体人员牢记张军长的教诲。百色起义后不久的一天拂晓，1000多土匪突然袭击百色城，当时、留守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仅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经理处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财物分散埋藏起来，并把部分纸币、黄金和银元分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手里拿着枪，肩膀上背着装满法国“自由神”或中国“大袁头”银元的干粮布袋，构筑简易工事，警惕地坚守岗位，誓与经理处共存亡，经理处长张逸秋（张云逸的弟弟，后牺牲）、金柜股长云广英等都参加战斗。这时，张军长正在平马镇，他接到土匪袭击百色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立即调一个营兵力赶到百色增援，在援兵到达前，我们经过四五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人，保住了百色，我们的钱财和军需物资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二）
百色起义，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爱护。有一次，他看到战士缺少理发用的剃刀，便立刻从自己的的薪饷中拿出几个银毫买了一把剃刀，送给战士们用。现在，这把剃刀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革命优良传统的教材。
1930年2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营长符禄等光荣牺牲，负伤甚众。张军长亲自到卫生所看望伤员，叮嘱军医处处长吴清培，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将士，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南方一个山坡。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
隆安、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指战员们反映了张逸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军长知道后，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1930年4月31日，红七军主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打下贵州的军事重镇榕江，“五一”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接着，部队在榕江休整3天，随即回师右江。这段时间，部队长途跋涉，张军长十分劳累，但还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战士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的进步，并亲自介绍几位干部入党。在张军长等的带动下，经理处的党员也经常找我谈心，培养我入党。这年6月1日，我经叶季壮和陈铣两人介绍入党，后来又担任经理处出纳科科长。张军长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见面时，总是对我微笑点头，脸上流露出鼓励、爱抚的神情。
1930年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张军长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经常嘘寒问暖，并想了许多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他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坚持步行。我们离开右江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的近10个月里，张军长一直留着长胡子不刮。大家问他：“张军长，你什么时候刮胡子？”他干脆而有力地说：“不同朱毛红军会师，我决不刮胡子。”由此可见，他的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充满胜利的信心。
1931年2月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总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八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并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当时，部队的处境艰危，张军长又是独挑重担，即要全面了解和分析敌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确的处置，又要深入各营、连，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日夜操劳，顾不上吃饭、睡觉，身体消瘦了许多。我们深感忧虑，劝他说：“军长，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乐观地说：“没啥！我自己会注意的，请你们放心！”在张军长的周密部署以及乐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谷子元和当地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部队在坪石、宜章之间安全渡过武水，冲破敌人的重重阻击，胜利地到达湘赣苏区，与当地红军以及红七军五十五团会师，之后，在配合中央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几个胜仗，从此红七军英勇善战的声威大震。
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于都县桥头镇，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七军归红三军团建制，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这之前，上级党组织调张云逸到中央军委任一局局长，我便连续几年没有同他见面。
注释：
(1)原文共三部分，这里节选前两部分。
(2)林青，曾参加百色起义。原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张云逸同志二三事 覃国翰
张老是我的老首长，每当我回首往事时，就油然想起他。1969年我到北京中央军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曾经想请假去探望他，却没有实现。谁知事隔刚几年，我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心情万分悲痛，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热泪。现在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那高尚的品德，他那慈母般的心肠，一言难尽……
慈母
凡是和张老相处的同志，无不说他有慈母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