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张云逸传》一书在网上搜寻不到，十分遗憾。
本书包括张云逸部分著述以及从网上下载的资料。
张云逸
张云逸(1892.8.10—1974.11.1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生于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4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辛亥革命中，又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4年毕业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世凯斗争，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3年任广东省揭阳县县长。1924年到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同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秘密掩护和支持25师主力参加南昌起义的行动。同年12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秘密工作。
1929年7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宁,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关系，任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重视并坚持对所辖部队实行改造，为举行起义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11日，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任军长,指挥红军打退桂系军阀的反扑和进攻,建立了右江苏区。1930年4月率红7军主力转战桂黔边，曾攻占贵州榕江城,6月率部回师，攻占百色、奉议、恩隆等县城，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攻打柳州、桂林的指示，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部离开右江苏区，转战于桂、黔、湘边界地区。1931年1月在广西全州召开的红7军前委会上与邓小平等决定停止执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向中央苏区转移。2月全军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他率军部和58团大部，迂回突破粤军封锁,于3月中旬进入湘赣苏区，与湘东独立师会合，成立河西临时总指挥部,任总指挥，进行了永阳镇等战斗。4月在永新与红7军主力会合，改任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随后，与李明瑞指挥所部连克安福、茶陵、安仁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同年冬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参与组建军委机关和领导红军的参谋工作建设。1933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后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研究和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指导性文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协助军委领导组织侦察、开路设营、部署军事行动。到陕北后，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月专任新四军副军长。
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等职。1945年秋执行战略部署的调整，组织领导了新四军一部北移的工作。随后指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破袭津浦铁路(天津一浦口)，迟滞国民党军北上。1946年11月，组织胶东、鲁中军区部队发起平安战役，歼国民党军1.5万人。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指挥军区地方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同年8月兼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整顿后方，克服困难，为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提供数亿斤粮食、动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保障了作战的需要。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 、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张云逸著述
红七军的诞生
一、诞生前敌人的情况
当在1928年秋天的时候，我党中央估计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蒋桂军阀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明争暗斗就发展到武装冲突，这个军阀战争经过长期酝酿，终于1929年口月在武汉等地爆发了。战争的结果，桂系军阀失败，蒋介石集团战胜了归附蒋的桂系军阀将领李明瑞、杨腾辉、俞作柏等。蒋给李为广西总司令，杨为副总司令，俞为广西省主席，统率部队南下收复广西。没有多久，李、俞等又反蒋，大举反攻归蒋的军阀陈济棠，在半途中，李军所部军队为敌收服，均叛变归附李、白再投蒋介石，李、俞单身逃脱。
二、我党在广西秘密工作的情况
我们党根据上述形势估计，决定派一部分同志抓紧时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到广西李、俞军政中去活动，培养革命力量，乘机夺取军政领导权，创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们同志陆续先后到南宁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袁也烈）、符克振（独立团营长）、胡斌、符录、冯达飞、徐狄生、李谦（上3人都是黄埔第一期生）章健、许进、许卓、余兴、李朴、何世昌等，在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到南宁时，适办军事教导总队（抽调各部队的班排长来训练的），我被派去教导总队为副总队长，主持教育工作，队里的政治教员和连长都是我们同志担任，工作进行较顺利，只有2个月已发展党员300余人，这是红七军骨干一部分。我又兼任第四大队队长，李谦同志副大队长，这部队是旧军队，纪律不好，我们决定半月内迅速改造，将教导总队的党员（李天佑、广辉武同志等）和进步分子接替原来的营连排长，很快把这个大队巩固起来。
在李、俞决定进攻广东时，我们党估计是要失败的，只设法把我们领导的教导总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留在后方训练，以保持力量，李、俞口口前方后，我们又利用南宁警备司令之职权接管省军械局，准备在得前线失败消息，即把所有武器弹药等运到右江去，扩大部队之用。适李、俞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南宁人心波动，教导总队内部无发生动摇，我们即提出同第四大队到右江办扩充训练，待机反攻，一面坚决反对叛变投敌，争取大部分过来和第四大队到右江，同时将军械局武器全部（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和弹药、无线电等）装上9艘汽船向右江进发，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主力沿右江而上，第五大队由俞作豫率领到左江去。
广西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有许多地方都有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活动。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反动派李、白、黄等军阀严重的破坏与屠杀，只有右江装运在韦拔群同志等领导下，坚持斗争。至1928年党派雷繁（经）天同志回桂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广西党的组织，邓小平同志到后，又决定出右江地委书记，开展该地区工作，同时由第四大队派一营部队进驻百色，打算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
三、我们到右江后的情况
我们到了右江地区，在部队和地方都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进行反地主恶霸斗争。同时整顿补充训练第四大队，扩大教导总队，训练干部，并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国民党原设右江督办）统一管理地方各县行政。当反地主恶霸斗争开展之时，右江封建势力勾结国民党第三大队开来右江协防（实际是准备向我们进攻）。我们将计就计引诱他们到乘马地区，集中力量完全消灭之，局势稳定了。
此时党中央派龚饮冰同志来右江传达中央指示：将右江原有部队转变成为红军第七军，以张为军长，邓为政委。并询问何时能宣布成立。我（当时邓不在家）说：我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但还须有40天的准备工作。龚返中央，邓回来即召集会议，决定于1929年12月11日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部设在右江百色城。并决定扩大和整编部队，把第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以李谦同志为司令，沈静仑同志为政委；以机关枪营和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二纵队，以胡斌同志为司令，以袁任远同志为政委；以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凡地方武装编为第三纵队，以韦为司令，李朴同志为政委，并组织军部机构。
我们依照决定在部队加紧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坚决暗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保证纯洁部队。到了12月11日即在百色宣布红七军成立，右江各县都开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特别是百色平马发动群众参加大会，热烈庆祝自己的军队——红七军诞生。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一
大革命时期，广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展开了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大革命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其余的转入了地下继续斗争，只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1929年初，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也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进行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
二
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3个营9个连，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1000多人，9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和阻碍我们党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问题，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100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2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大队以下的各级的领导权也迅 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9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党内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并且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就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上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3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2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跟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100人左右。
三
第2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办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因为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有江地区的领导。在1929年6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党的右江 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群众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同志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10月了。
小平同志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助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并将没收其财产，发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烈火燃烧着有（左）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 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
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 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月我军占领全州时，离开了队伍），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同志（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周时，上自军长，下至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 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5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7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 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一些情况
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七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林。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9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广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2人。此时部队只剩3000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 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3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迂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1000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1931年2～3月间（旧日历年一月）。
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2000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涨。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到了根据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据地人民的亲切，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创建井岗山根据地和他的根据地思想的英明伟大。
以后到莲花休整了一个短时期，就到永新与湘东南特委机关会合，安置了后方与伤病员，留下了河西教导队，特委给七军补充了七八百人。这时没有接到中央指示，我们也没有过河东的打算，与红七军主力也没有联系上，我们就在湘东南特委的指导下进行行动。
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二次“围剿”时，红七军的部队和独立第一师与红二十军会合（军长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积极配合行动，进攻敌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部队行动，临时组织了河西总指挥部，我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兼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正在湘赣，我们有事即和他商量。这时的军事行动任务是湘东南特委决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巩固扩大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在总指挥部指挥下统一行动，大约是四五月间，首先进攻吉安永阳镇敌人的一个旅。独一师部队作战是勇敢的，和七军进攻永阳，二十军在战斗中垮了下来。敌人迂回到后面包围了我们的指挥位置，相当危险，后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跑了，我们占领了永阳，这个仗是胜仗也是败仗，二十军的战斗力太差。永阳镇战斗后，我即带部队去找红七军主力。会合之后，七军和独一师向安福方面行动（二十军没有去），安福之敌向我进攻，我将敌打垮，追至城下，包围了敌人，大家商量确定进攻守城之敌，打了一下，没有打下来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励群众斗争情绪。部队在袁州西活动，为了找报纸看消息，曾打了一个靖卫团的据点，几十个靖卫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队追了一下到河边也就回来了。没有攻城，我也不记得打过泰和。
由于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络，当时交通十分困难。在二次反“围剿”中，中央没给什么指示。行动是由湘东南特委确定的。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之前（5月），滕代远和张启龙同志就带特务团过河东去了。
袁州行动之后又向湘东南行动，曾两次攻克茶陵，又打开攸县和安仁县城，两次占领酃县，后回永新。六七月间中央命令七军过河东，这时已粉碎敌人二次“围剿”，正当反三次“围剿”开始，七军过河东是为执行反敌三次“围剿”任务的。王震同志率领独一师送七军到赣州以西之沙地，我们从赣州以北过了赣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要求。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却悍然不顾民族存亡，继续驱使其军队进攻我红军根据地。1933年1月，我党发布了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3个条件下与一切军队合作抗日。这个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也影响了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来进攻红军的十九路军，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响应我党抗日宣言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1933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先派陈公培，后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正如我党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
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路军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却把他们从抗日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的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
中央派我（军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来到河州。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及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线边界划定，作出了抗日反蒋的文字协定，并决定双方互派代表。
“左”倾路线领导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路军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他们在前线与十九路军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路线的这种错误的行动。
这年9月，蒋介石开始了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相隔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时，蒋介石立即调“围剿”军一部向东去打十九路军。
一天，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为我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也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作为一个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这个错误方针下，我又怎能决定问题呢？因此，我便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请示中央，这样可以取得转寰的余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议。
由于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很快就出发了。
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我。寒暄一番以后，他劈口就问我：“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便答复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那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飞旅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
听了他的话，我暗暗着急。看来：十九路军难于抗拒蒋介石大军的压逼，福建政府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动摇。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军毅然出兵猛击蒋军侧背，这股反蒋势力，或许不致这样迅速地被扼杀。可是，党中央会不会改变既定的方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十九路军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消然去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
这些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福州轰炸扫射，街上人心惶惶。码头上更是混乱不堪，达官贵人，豪绅政客，纷纷登轮逃命，到处是一片败亡的景象。
第3天晚上，蔡廷错从前方回来了。由于战争失利，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锐气，成天忙干部署撤退。
我见他这样悲观，便鼓励他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根据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
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3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路军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十九路军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致使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予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 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140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对待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左”倾错误在革命任务与阶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产物。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因而对那些可能争取和孤立的中间势力，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并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结合一起，就使中国革命遭到空前的损害。而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了各阶级的关系，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上述对待两个事变的政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论皖东武装磨擦（1940年）
在今年3月以后，皖东我新四军曾与皖东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武装冲突。事实的经过，外间知其真相者甚少，特略论如下。
我们所说的皖东，是指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南之安徽所属地区，有津浦铁路纵贯其间。淮南津浦两路，均为敌寇所占，如是又将皖东分为津浦路东与路西两个区域。在皖东各县城及所有村曾为敌人占领，受遭敌寇的蹂躏，至今除开定远、含山、和县县城没有敌人，来安、盱眙县城被敌人占领，经我新四军收复以外，其他如凤阳、滁县、全椒、嘉山、合肥、天长、六合、仪征、江浦各县城与各重要据点，现仍为敌人所盘驻。即是说皖东曾为沦陷区，虽经我新四军四、五支队2年来艰苦作战，虽收复失地，至今皖东的四边及纵贯中心的津浦路，仍有敌人，并且时常出来扫荡我军，烧杀和掠夺人民。
我新四军四支队活动于津浦路西地区，五支队活动于路东地区，并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活动于无为地区，这是2年前安徽前廖敌主席正式划归我们新四军驻防作战的区域。在这区域之南为长江，隔岸与我新四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相望，在淮河北岸，则有六支队活动并与山东苏北之八路军活动地区相联。所以，皖东为联系我八路军与新四军之枢纽，又为大别山之前卫，我军必须坚持在皖东地区活动。
我新四军四、五支队来到皖东驻防抗战，已经2年多了。当 我们来到皖东时，直至最近，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式国军到皖东来，到最近才有江苏的八十九军三十二师之一旅及预备旅到皖东盱眙天长地区。在很长的时期，除地方游击队外，只有新四军四、五支队在皖东坚持抗战。我军曾几次粉碎敌人对皖东的扫荡，收复来安、盱眙县城，经过大小400余战，虽然我军伤亡巨大，但是收复了不少的失地，保卫了皖东人民。我军在皖东并且诚意的执行了统一战线原则，诚意要与友党友军的人士共同来建立皖东民主的进步的抗日根据地。我军为尊重行政系统起见，当每次收复失地之时，所有行政人员均由省政府委派，即一乡保长，我军亦从未委派和保荐过。其他一切行动及与友党友军接触，均无不小心谨慎，务求团结抗战，能达于美满之地位。但我军这一切努力与顾全大体的行为，均被反共派顽固派误认为软弱可欺的表现，给他们以反对我军、破坏我军，进行磨擦的机会。而皖东的反共派、顽固派、投降派分子的活动，就更加猖狂起来。
首先，来到皖东的行政党务人员，大多是经过选择与上过磨擦课的专家。他们来到皖东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我军进行磨擦。他们曾召集乡保长会议，要乡保长动员人民控告本军的所谓“不法行动”，他们伪造出千百件情报去蒙蔽上级，他们禁止人民援助本军抗战，不许人民为本军抬伤兵、买粮及运输。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抗战，他们向人民说：“谁参加新四军的，就要烧谁的屋子，杀谁的头。”因此本军官兵家属被枪杀蹂躏者不下数百人。他们到处断绝本军与其他方面的交通。曾有某机关之密令谓：对新四军之少数来往人员可以逮捕枪决以不了了之，不以上闻云云。因此本军交通及来往人员被逮捕、枪决、暗害、失踪者已有数十人。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所召集之民众会议，禁止人民接近本军，禁止人民阅读本军所出版之书报，禁止青年投奔本军，禁止本军伤残退伍官兵回乡居住，并逮捕拷打驱逐他们。本军江北部队系大别山及豫南内战时之游击队改编而成，因此本军不能不在大别山及豫南设立留守处，照顾我们历年来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然 此亦不能见客于反共派，于去年冬初首先袭击我豫南竹沟留守处，屠杀我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100余人，我军为此曾派交际科长王恩九同志前去与当地确山县政府交涉，王同志亦被该县常备队所杀害。我军在经扶之留守处，也于今春被包围袭击，死伤数十人，至今我数百伤残官兵及官兵家属无家可归，露宿山谷旷野之间。至于他们在民众大会造谣诬蔑辱骂本军，则更不知几几。本军对此横逆之未，一贯忍辱退让，不与计较，除开交涉向上级请求制止外，本军对于这些无法无天之行为从未尝予以还击。但这并不停止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之攻击。
事情发展到最近，是愈加恶化了，反共派顽固派已开始对本军进行武装攻击，企图用武装歼灭本军，如是发生大规模之武装磨擦。
反共派顽固派在今年春即在皖东到处宣传，要驱逐本军出皖东，说本军将奉令调江南，甚至某些区、乡、保长也以高傲命令的口气向本军说：你们南调，你们倘若不走就打你们！如是要本军南调之空气弥漫于皖东。
当时我们想，反共派顽固派的目的，是企图消灭本军的，本军是不能如反共派顽固派的愿望南调的。因为：（一）本军在皖东抗战已有2年，皖东敌人还时出造谣，又还没有其他的国军到皖东来，本军保卫皖东的成绩也并不坏，那为什么还要本军南调呢？本军可以到江南抗战，难道就不能在皖东抗战吗？如有别的国军队可以来皖东抗战，本军在皖东地形、敌情已经熟悉，为何又不能在皖东抗战呢？留本军在皖东抗战，比本军南调及调别的军队来皖东均来得适宜，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本军南调呢？因此“醉翁之意”已不难明了。（二）江南京芜地区狭小，本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均在江南这一地区，还有国军十多个师也在京芜附近，江南抗战部队不独嫌过少，且嫌过多。本军一、二、三支队在京芜狭小地区内游击已不能回转，若本军江北部队再行南调，则简直无法活动，若敌人出击，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不讲客气之时，则 本军全部均填炮坑无路逃生，因此本军绝不能照此行动。（三）本军四、五支队均系大别山及豫南两淮健儿，现大别山及豫南周围均有敌人，本军已丢弃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根据地，这还不足，还不让本军在皖东立足，必欲逐本军出皖东而歼灭之。当然为本军将士所极不愿意，本军首长也不能不顾及这种情形。（四）长江天险为敌占驻，军人来往阻碍尚多，大军南渡更不可能。自长江被敌占后，至今尚无任何国军大部队南北调度者，而必欲本军于此时南渡，实为不近情理之言。综以上这4项，本军无法南调，本军早已申明：虽有明令，本军也不能南渡。然而这就成为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本军的资本，说本军不愿执行命令，“所以该打”。从这以后，就形成了反共派武装进攻本军的全部思想。
从今年一月份以后，皖东五区专员李本一所指挥之第十游击纵队，安徽省政府皖北行署（驻定远）主任颜仁毅所指挥之第十二游击纵队，前五区专员赵奉藻所指挥之第二十游击纵队，定远县长吴子常所指挥之常备队后备队，及皖东地方顽固土劣谢少臣、王桂东等，就不断向本军小部队进攻，俘捉我军人员，围缴我军小部队的枪支，逮捕枪杀我军官兵及家属，掠夺我们布匹资财之事，已几数起，捆绑我军人员在街上抽打示众，说谁还当新四军的请看榜样。并逮捕我军女同志剥脱衣服游街，我军官兵家属之妇孺及60余岁之老父亦有被杀者，甚至侮辱到我高级军官之家属。就我张云逸妻室小儿近从江南来到江北，携款7万元，也联同护送人员20余人，长短枪11支，在无为县之襄安被当地保安第八团所逮捕，至今尚无下落，我军派出交涉之人也被扣留，事变是一天一天来得严重。至2月底，乃在滁县县长樊公纯领导之下，滁县常备队及后备队千数百人开始向我在滁县驻防甚久之第七团武装进攻了。
起初，滁县常后备队向我七团部队攻击，捉去我17人，缴去枪16支，我未还击，向该县长交涉还枪还人，县长置之不理。次日，该县长又指使数百人向我攻击，我仍未还击。第3日又向我攻击，并不还我枪支及捕去之人员，我忍不可忍，乃子还击，且将其击溃，并缴来枪支30余支，当即送信给县长与专员李本一，声明我军还击之原因，请将捉去我军人员、枪支发还，我也照还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李、樊等仍置之不理，并借此扩大冲突，并动员其游击纵队调集五区集结，常备后备队数千人，向我七团进逼不已。我见事态有扩大趋势，仍于3月7日派人转信（附后）向李本一交涉。声明我愿将七团调离滁县县境，避免冲突，并愿交还所缴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愿李也交还我军枪支人员及物品。但李仍不愿口口口口□，置我提议于不顾，并乘我七团调离滁县之际，于3月7日乘虚调集两千余人配合由北面西面而来之颜仁毅、吴子常之部队，三面合击我驻无恙之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与我后方医院。杀我死伤数十人，至使我军乃不得不下决心给以坚决之抵抗。首先在界碑集附近，击溃由东而北向我指挥部进攻之李本一部千余人，再击溃由北面口口□方面而而来之吴子常部五六百人及由西面高塘集方面而来之颜仁毅部千余人。因此，乃发生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自此以后，我指挥部难保无恙，但颜、李、吴、樊各部即不断进袭我军驻各地之部队。当我驻定远红心铺之部队为敌寇袭击包围，我军经过定远附近前去救援红心铺之时，县长吴子常派队袭击我军，因此我军对各地进袭我军之部队，不得不予以坚决之还击，直至将颜仁毅、吴子常所部大部击溃，无力再行进袭我军，冲突始得适当停止。
在冲突中缴获了颜仁毅、吴子常及李本一的不少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证明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我军之目的，是企图完全消灭我军，并且有长期的布置和计划。我军幸而未遭其毒手。兹将这些文件摘要如下：1月21日行署主任颜仁毅致其廿队长密电云：“对于某部（即新四军）表面尤宜极端和平，兹定办法如下：遇见其着便衣之队伍，以其作土匪名义剿之，我也派便衣队假装民众或假装土匪袭击之，暗地着便衣参入民众内面围剿之”。又云“无论用何种办法前往剿办时，不可使其知道系我们的部队，并且来去不可同道路”。“此电看后即付火定铎子马戍”云云，下有颜之刻章。由此看来，我军小部队之屡遭攻击，及我军人员之屡被逮捕，是有这些反共分子命令之下发生的。
颜仁毅又在3月2日午后子时的命令上面说：（一）嘉凤、定远近日发现冒充军队之“土匪”（此为对我军之重大侮辱）。（二）本部为巩固后方计，奉令“肃剿”。（三）各部之任务分别于左：1、第一支队（除派一大队归吴县长指挥外），其余应控制于二十墩、宋府集、孙家岗之线，将定远本乡“土匪”肃清。2、吴县长掌握之一大队于徵日推至张桥左翼与第一支队联络，右翼与谭家巷第二支队联络，发动民众“肃清”定远东南乡之“匪”。3、第二支队归李大队长，口口推至谭家巷左翼与吴县长联络，右翼与本支队联络，肃清大桥（我指挥部所在地）方面之“匪”俟，与莫支队长取得联络后，再“会剿”口口王回岗、界碑集（即我各军后方机关所在地）之“匪”。4、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县特务大队及步炮两门于江日护送点验委员至界碑集，再联系其行动指挥谭家巷之李大队长“协剿”大桥、王回岗、界碑集、得胜集（我后方医院所在地）之“匪”。5、凤阳县长在本部“南剿”定远东南乡“股匪”时，应与本部驻扎孙家岗之第一支队取得联络。6、王英珊全部（重机枪连、步兵炮、特务中队归该员指挥）控制于高塘镇。（四）各部“肃剿”方法必须以政治与军事并进。（五）（略）。（六）（略）。
注意：此密电只发至县长及大队长上，中队长以下用口传达。
司令颜仁毅（私章）
由此看来（一）我军是国家委任的正规军队，该颜仁毅称我军为“土匪”，实属重大的侮辱我军；（二）颜仁毅是奉令“肃剿”我军；（三）江日“护送点验委员至界碑集”之事实是已于3月2日午后10时以前即已定妥了的进攻我驻大桥指挥部之阴谋；（四）该部进攻我军是有全盘布置的。
又吴子常于3月18日致安徽省政府民政厅之密电上曰：“东冬两日新四军乘我县队回防不及之际于大桥镇、三关集、老人仓、得胜集、王回岗等处，□□□徵日（5日）率县队及武装民兵数千进取老人仓，驱逐大桥之某部大本营，与之一拼死而后已”。
吴又于徵日（5日）特致民政厅一电云：
“职又（4号）晨率常备二中队出城将某部‘扫荡’，并于石板集结武装民众数千分4路向老仓进犯，经20余里之小战，某部节战节退，战至徵晨已停，职于徵日进占老人仓，某部伤亡数十，我常备二中队长吴均四战亡，重伤3名，某部张云逸、戴季英部计千余人退在三官集、大桥矣。”
由此看来；（一）驻大桥、三关集、老人仓、得胜集、王回岗等处之部队并非‘土匪’，而为新四军，且为新四军之大本营；（二）该县长率常备队两中队并集结武装民众数千‘扫荡’我新四军；（三）他分四路向老人仓进发，“且经20余里之小战”，我军是节战节退，该县长进占了老人仓，我军伤亡数十，我军张云逸、戴季英退至三官集、大桥。由此证明是该县长进攻我军，而我即在伤亡数十之后，仍不断思退，并不是我军进攻他们。
由此看来是忍着避开的。
又颜仁毅在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部3月7日午后7时定远参字第258号命令说：
（一）某部连日因友军之压迫，大部集结于大桥、王回岗、曹家岗、肖家墟一带，有向西、北两方突围模样。
（二）本部有堵截与清剿该部之任务。
（三）决以分进合击之处置“歼灭该部”，兹区命于下：
1、着第一支队（缺第二大队）附迫〔击〕炮2门，以大桥为目标，以老人仓、大桥、马家桥3点集合，职向南搜索推进；
2、着第一支队第二大队于老人仓附近地区选择据点分向东南两方面严密警戒，并掩护主力向前推进。
（四）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附特务大队迫〔击〕炮2门、重机关枪两挺，以王回岗、曹家岗为目标，该支队应作左侧之部署：
A、以第一大队沿胡村欧庄子之前前进……向谭家巷、王回岗之“股匪”严密监视。
B、该支队长亲率主力沿张桥公路前进到达张桥后（子），即派一中队在张桥南端占领伏势村庄向江巷梁园方面监视，再将主力向东南之汤杨坊、大河庄挺进以进击王回岗“股匪”。
（五）王英珊大队控制于高塘铺附近。
由此看来：（一）我军是因友军之压迫（即指受李本一军之压迫）汇集大桥，并未向任何友军攻击（此事实关系第七团从滁县自动撤退至大桥附近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为避免冲突而撤退也），我们要继续向西北两方撤退而没任何进攻友军之表示。（二）颜仁毅游击纵队是要来“堵截”与“协剿”本军；（三）颜仁毅之目的是要“歼灭”本军；（四）颜仁毅之手段是以“分进合击之处口”向我驻大桥及其附近之指挥部及各机关攻击。
从这此文件看来，反共派顽回派是有计划的决心要消灭本军，毫无疑问，本军至此已不能够再行退让，如再退让，本军就只有死亡！因此，乃于3月7日对各路进攻我军之反共武装予以坚决的抵抗，乃将各路分别击溃，缴枪数百支，俘获数百人（向其解释口官兵，施行释放）。如是颜仁毅、吴子常等其势凶凶的反共头子，也只得抱头鼠窜，滁县之反共武装，也被我军全部击溃；有严重汉奸嫌疑之县长樊公纪也只逃之夭夭；南面的李本一也只能建筑工事，固守不出。我想这不过是给这些反共英雄们以小小的教训，他们反对我军第一个计划，已被打破了！
现在我军已停止反击，避免冲突，只要反共派顽固派，再不以武装进攻我军，则我军也再不向他们还击了，他们捎去与杀害我们之人员，我军当然希望释放与抚恤。本军在此异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危机深重之际，是绝不愿意向一切抗日父老磨擦的，只有在被迫不得已时才予以抵抗！这是我军一贯的主张。
但是，事情并不能就此了结，冲突似有再行扩大之势！被击退的反共派顽固派他们将要蒙蔽事实，造作各种报告，以便挑起更大之武装冲突。据闻，大别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规军队动员，并向皖东开展；反共派顽固派也正在眉飞色舞，他们仍在做更大的计划企图歼灭本军于皖东。然而本军除一方面公布事实真相，并向各方面呼吁和平，请求和平解决外，对于从某方面而来之武装进攻也决不畏惧，本军只得准备一切抗抵对于我军之任何进攻！我们知道，在目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赞助的！我军之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所以我们不怕反共派顽固派的任何进攻，也只有彻底击退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抗战才能坚持，团结才能巩固，国家民族才能得救。否则让他们猖撅下去，统一战线就会在他们的挑拨之下破裂，抗战就不能坚持，中国就会亡国。
然而，我们是衷心诚意的希望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前电请蒋委员长、李司令长官、白主任、李主席及其他各界领袖，呼吁和平，请求停止军事行动，一切问题均由和平途径商讨解决！因此，我们更希望各界领袖、贤明人士同声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固团结以抗战，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本军所求者为生存，为要有立足之地，为要能够坚持抗战，此外别无所求。我们相信：在各界同胞一致赞助，要求和平的舆论之下，冲突是能避免的！反共派顽固派是无从挑拨的！抗战是能胜利的！中华民族是一定要独立解放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新四军成立后，我在皖南军部担任参谋长。当时党组织在大别山有一个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康，不久就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新四军在江北有一个第四支队，是由两支武装合并组成的：其第七团和第九团是高敬亭领导的原鄂豫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团是周骏鸣从河南竹沟带来的原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1939年5月初，军长叶挺到江北来视察，于5月中旬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由我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时在延安），邓子恢担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担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7月，以第四支队的第八团为基础，又成立了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周骏鸣，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的关系是相互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1937年以后，由于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学生从城市撤退到农村，要求武装抗日。如果我们当时向敌后发展，这是一个最好机会。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是新四军领导的。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我到江北后，便将第四支队第九团、挺进团和游击纵队恢复起来，并扩大了游击纵队。但王明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两个团就够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司令廖磊也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在这点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曾当面驳斥廖磊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为什么要往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日本打！由于东南局主要负责人什么都讲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皖南军部的武装一点也没有扩大。
在江北时，国民党无理扣减我们的弹药，我们就搞税收，还办了一个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月或半月后就放出去搞武装。我们武装抗日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始终是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我们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会产生的。我当时与东南局负责人争论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小，什么事都还要向廖磊请求，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10万人，那时国民党就不敢与我们闹磨擦了，什么事情还要反过来请求我们，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我们向敌后大力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但东南局负责人却要一切通过国民党，向国民党要委任状，不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苏南的部队调回皖南。当时国民党为了割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我们皖东的第四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彭雪枫的第六支队调到江南去。廖磊还无理限制我们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30里之内进行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军打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接受国民党这个命令。针对这种右倾错误，毛泽东有过指示：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命令，要进行抗议，不仅中央可以抗议，哪个军队都可以抗议，我曾故意对廖磊说：如果我们与日本打仗失败了，你当司令也不光荣。
以国民党的面目来进行革命，大革命时期我们搞过，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搞表面宣传工作，不敢争取领导权，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王明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这是重复陈独秀的错误。他们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了解抗战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为什么蒋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战？因为他也懂得，不抗战人民会起来反对他。毛泽东说过：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当时华中比华北的发展机会好，完全可以在华中敌后大力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在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来到皖东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才开始得到纠正。刘少奇来之后，传达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批评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他还指出，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还向江北的广大干部介绍了华北工作的经验，从而扭转了局面。
1939年12月，日军约有两三千人向我们发动“扫荡”，江北指挥部把第四支队全部兵力调上去反击敌人“扫荡”。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全椒县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在日军“扫荡”开始不久，驻古河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部队都跑掉了，我们占领古河后，李本一才敢回来。这一仗是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皖东不久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指挥的，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的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日军“扫荡”两种不同的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日军的抗日部队。
这一仗以后，在刘少奇领导下，我们在皖东地区进行了发动群众、扩大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邓子恢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发展“人、枪、款”。我认为是很对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有立足点。自从刘少奇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后，皖东的抗战局面才彻底打开。我们江北党和军队的同志都一致拥护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
1940年春天，国民党桂系军队在淮南津浦路西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调第四、第五两个支队主力在路西反击，从藕塘镇打到定远县城，先后建立起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合肥、含山、和县等县政权。我们在路西反磨擦斗争正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10个团的兵力进攻半塔集，我方仅有五支队后方机关和一个教导大队及少量留守部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顽强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路西的主力调到路东支援，陈毅也派叶飞的挺进纵队赶来配合，打垮了韩德勤的进攻。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决定性的战斗。战后，在路东先后成立了嘉山、来安、盱眙、天长、六合、高邮、仪征等县政权，自定远和半塔自卫反击战以后，桂系李品仙部再不敢轻易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各级政权建立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津浦路东反动地主出自对新政权的仇恨，组织武装暴乱。当时来安县屯仓区我们的区长被地主杀死了。因为这关系到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我们对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把地主武装暴乱迅速地镇压下去了。
经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组织扩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很短时间内，新四军武装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1944年5月）
一、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问题
从我们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以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即已经由战略进攻方针（即发展的阶段）转到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了（即巩固与坚持的阶段）。现在，为了大家了解怎样执行这一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我想把它讲一下，但又因为它与一般战略原则和抗日战略问题都有关系，故须先把一般的抗日的战略问题约略说之：
（一）一般的战略与抗日战略
（1）在一般战略中有战略进攻，亦有战略防御。但对进攻与防御的采用，并不是根据考察防攻本类利害多少凭主观愿望而选择，乃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谁优谁劣而决定。如我强敌弱，而我欲达到消灭敌人，扩大自己之目的，则采用战略进攻；反之，我弱敌强，而我有拒止敌人，巩固自己之目的，则必须采用战略防御。这两种战略方针，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如在进攻中有防御，在防御中亦有进攻。譬如，我们实行进攻时，有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之区分。突击方向采取坚决进攻的动作，箝制方向则暂时采取防御动作。我们实行防御之时，也有守备部队与突击部队之分。守备部队其任务为坚守阵地，而突击部队则待机进行反突击（进攻）。可是，进攻中的防御，防御中的进攻，都属于次要的与辅助的地位，亦是暂时的。这就是说进攻的防御是为着辅助达到进攻之目的，而防御中的进攻则是辅助达到防御之目的，二者不能机械的去看，亦不能孤立的去看。所有这些，就是一般战略运用中的基本原则。
（2）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早已英明的指出——是防御的，持久的，同时又分为退却、相持、反攻3个阶段。现在已进到敌我相持阶段了。在6年抗战过程中，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此问题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已有详论，这里不多说了。
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所执行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亦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的进攻（这仍属于整个抗日战略的局部进攻）；第二阶段是积极的战略防御（同整个抗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同整个抗日战略的反攻阶段）。现在已经进到第二阶段了。这3个阶段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着，与整个抗日战略各阶段也都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
（二）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什么
我们目前在敌后所执行的战略，不是战略进攻阶段，已是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阶段。这种战略任务既不同于消极的防御，亦不同于单纯防御，更不是战略退却。它是在防御中，一方面善于拒止敌人，打击与削弱敌人。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就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也要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去破坏它，瓦解它。另一方面又要善于保存自己力量，加强与积蓄自己的反攻力量（军事上，政治上，物质上，都要如此），转变敌我形势，伺机反攻，消灭敌人。如果只要防御，不要进攻（反攻），或者只要进攻，不要防御，这都是不完全的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因为现在采用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为着将来待机大举反攻。但在条件未够，时机未熟，为着达到防御目的，亦必须采用部分进攻。二者要能互相联系互相变动的运用。至于如何变动，则是依当时敌我具体情况而来决定的。
我们正在执行积极战略防御的阶段。这一阶段，乃决定今后坚持敌后抗战胜败得失的阶段。能保存过去与现在所得的成就多少，能争取将来反攻的胜利大小，都由于这阶段工作的好坏程度如何而定。为着保证正确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之实现，又必须坚决反对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同时又要反对盲目进攻的冒险主义。以上这些，就是积极的战略防御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总方针。
(三)为什么现在要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呢
因为目前坚持敌后斗争已进到第二阶段——积极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阶段中，如果不懂得采取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就不会适时的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向，也就不会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各方面作战略防御的准备——保卫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尤其军事部署，如一旦遇到情况新的变化——被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将会惊慌失措，无法应付，这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有些人说：我们在敌后是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采取进攻的，不应该采取什么战略防御，以使自己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是的，游击战争一般的采取进攻，但这只是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游击战争在某种条件下，也有采取防御的必要，如进行游击战争之时，每把游击地区分为主要与次要方面，在次要方面，常是采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的战法，这种战法则属于防御的，或者建立地方工作，与整训部队的时候，游击战争的活动，主要的也是防御。再就敌后抗战来说：我们在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是战略进攻，如从整个抗日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防御的，因为抗日战略是防御的，这乃属干整个的动作而言，我们在敌后第一阶段所执行的战略进攻，应属于局部的动作，也就是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原则上部分的动作要服从整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第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应当为着完成整个抗日战略的防御任务。这就是对立底统一例子。但这又不能说我们在敌后所有游击战争的动作，都要样样服从于整个的动作，我们现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仍是在统一战略企图之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方针。
又有些人说：我们最初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时，采取战略进攻方针，不是已经得到很大的胜利吗？假使现在要采取战略防御方针，则从前执行的战略进攻，不是错了吗？
不！我们在第一阶段所执行的战略进攻是对的，因为当时敌人正集中大兵向我正面进攻，敌后空虚，我有进攻的良好时机与胜利的条件。同时我为了停止敌人正面进攻，为了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必须在敌后采取积极进攻，牵制敌人，与打开新的局面，以达到我正面战略防御之目的与完成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任务。因为这样，从前采取战略进攻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还是指敌后战略进攻而言。如上面所说在全国抗战来看，这个敌后战略进攻，仍是局部的进攻，又是为着达到整个抗日战略相持阶段之目的（当然也是为着将来的反攻），不是整个战略进攻的。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敌人主要是对我正面进攻，现在是主要的转向我敌后根据地扫荡了。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过去我们在华中敌后是大的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现在是开展敌后任务基本上完成，又转到坚持与巩固根据地的时候。因此，我们敌后执行的战略进攻方针，应暂告停止，即应该转到开始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了。只有认清这一方针，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加紧准备反扫荡与反清乡，才能打破敌人的企图，才能够坚持与巩固根据地。如果没有根据地，就成为没有阵地的作战，结果将会失败的。
要知道，在敌我力量没有基本起变化以前，我们在敌后的战略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敌人的防守也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如果没有认识这点，会忘记了我们的战略是防御的，持久的方针，将会走入极错误的速战速决战略论中去。我以为我们在敌后有个别地区，不能坚持而失掉，就是由于只知道过去的战略进攻，不会相机的转到战略防御，同时也不能适时的部署战略防御的各种工作所造成的。所以这些都充分的说明了在敌后游击战争，只要进攻不要防御的见解，是错误的。
那么现在敌后游击战争，采取积极战略防御方针是根据什么条件呢？它是根据下面的几个具体条件：
（一）敌人对我全面战略进攻业已停止，现在采取保守其占领区的方针，因此估计敌人对我敌后军用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将是必然的，并且现在敌人已开始这样做了！但敌人这一企图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兵力不足，我国幅员广大，它并不能处处进攻，亦不能处处驻守，更不能作永久的扫荡与清乡与永久驻守很多地方。同时敌人进行的是侵略的野蛮战争，在政治上处于寡助，没有得到国际国内人民的同情，尤其被占领区人民的不同情，因此敌之力量是向下的，它是越打越弱的，最后必然失败的。
（二）我们在敌后发展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现在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保存与巩固根据地和军队的时候，不是继续战略进攻的时候了。目前我之力量虽处于劣势，处于被进攻的地位，但我有击退敌人完成战略防御之任务，同时我所进行的是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在政治上是占绝对优势的，有广大人民的积极赞助与参加，又有国际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特别沦陷区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对祖国的关怀，热烈的赞助我们。因此我们力量是向上发展的，是愈战愈强的，结果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三）我们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根据地，聚集力量，准备反攻，这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不能孤立的去看（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以巩固与坚持根据地为中心，因为根据地能够巩固与坚持才能继续坚持抗战，才能保存与聚集力量，准备反攻，以取得最后抗战胜利。如果根据地不能坚持与巩固，新的力量就无从准备，即原有力量，也难保存，而没有力量，就谈不到巩固根据地与坚持敌后抗战，更谈不到取得反攻胜利了！所以目前必须动员一切力量，首先要完成坚持与巩固根据地之中心任务。
由上述情况与任务来看，如果我们完全采取战略进攻，不转到战略防御的话，那就会实行过早的与敌决战，这是不对的。反之，完全采取消极的战略防御，实行退却逃跑，放弃根据地，则更是错误。现在坚持敌后斗争，只有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正确方针，才能完成总的任务。
（四）怎样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呢
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任务，就应从以下几方面去做：
第一，要在思想上一致，这就要做到全体干部与军民都认识积极战略防御方针，乃现阶段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方针，只有坚决执行这一战略方针，才能完成巩固根据地之任务，同时又要认识这样的战略防御是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之下执行的，为一种极困难极复杂的事情，如果粗枝大叶，出于主观卤莽态度，则必致于偾事，务须细心多方研究，有了认识一致，思想一致，才能共负艰巨，达到积极战略防御的任务。
第二，要有正确的军事动作，依我各根据地目前的情况，其一般的动作应该是：
（一）划分游击区与准备战场和后方：
甲、划分游击区：应把根据地周围，划成为若干个游击区（大的可再划分为若干小的），就地坚持，就地游击。这些游击区的划分须依敌我情况，以及地形交通等条件而决定。但每一个游击区，都要对着一个或一方面的敌人游击活动；又要依地形状况及河流、铁路、公路等交通线状况划分。一般的划法就是把交通要线与战略战术上要点，应划归一方负责，不可把它划为分界线，以免发生两不管现象，造成空隙为敌所乘的危害。
乙、准备战场：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着便于游击（伏击、袭击、扰击等），其次是运动战之用一般的选择地点，多在估计敌人可能来的方向去准备，并要在地形与群众条件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地区，最好每个方向要准备2个以上的战场，便于机动。至干部队的位置，亦须预先准备，它的位置通常选择在各战场之间（或附近），以及封锁消息，部队运动通讯联络宿营供给等都便利的地方，也要准备两个以上的位置为好。
丙、准备后方：对后方所在地的准备，应该群众条件好，地形好，交通不便利，敌人不甚注意的地方选择，并须准备不大转动的（负伤员与物质）与时常行动的（后方人员）两种，每种多准备几个，以便分散隐藏及通常移动，这些后方不仅大的游击队要准备，就是极少的游击队也要准备必须的隐藏地。
（二）游击部队与侦察通讯的组织：
甲、各游击区的部队组织，应有游击兵团（大的游击队）、基干队、便衣工作队、便衣侦察队（班）、通讯队（班）等，这些部队主要重质不重量，愈精干愈好，特别是基干队与便衣队尤要着重于政治上巩固与坚强，因为他通常分散独立活动的。
乙、侦察组织是军队的耳目，也是指导战争者不可少的东西。除武装侦察组织外，还要有秘密的侦察组织，这个组织应分为军事的（战略战役战斗等侦察）、政治的（政治设施经济政策……侦察）两种组织系统，并组成侦察网。它是由根据地最高指挥部拟定总的计划，转令各游击区分别执行。这一工作，不仅军事机关做，还应动员全根据地游击区党政军民各组织去做，更加保证情报灵通。
丙、通讯联络的组织，在游击战争中通讯联络是保证领导与指挥顺利的最重要工具，也是保证战斗胜利的主要武器之一，必须把这件事办好。因此各游击区与中心区之间，前后方之间，游击区相互之间，游击队与主力之间，各游击部队相互之间，均应设立公开通讯站，同时又须设立秘密通讯站（要可靠人员做）并准备两条以上的路线（平时不利用，只在战时用）。
（三）部队一般的活动方针：
甲、在敌人未扫荡（清乡）前游击部队活动的方针是向边区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在军事上打击敌之出扰部队与特工，同时对敌侦察警戒，在政治上展开政治攻势，宣传与组织群众，培养新的游击队，加强敌伪军工作，军事活动应以服从政治活动的一般原则。
乙、在我根据地周围之敌（据点与部队），对我威胁甚大者，只要有机会与可能，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之。如对我威胁不大，攻亦不易者，暂不取硬打的办法。但对其出扰部队，必须坚决打击之，以遏其锋，各根据地与各游击区指挥部，应依此方针，定出具体活动计划，使各部队相互配合，共同指定方向活动，求得协同动作。
丙、当敌向我根据地扫荡（清乡）时，我们的动作方针是要各根据地的指挥部，即依当时情况，来估计和下决心适时订出作战计划，规定各游击部队主力部队新的任务及主要动作，使其依照执行，以免混乱。
各游击区的部队活动，仍执行就地坚持，积极游击的原则。并相机向敌占区或敌背后动作牵制与迟滞敌之前进。在必要时，抽调一部协同主力作战。
主力部队的动作，是决定根据地的存亡得失与否的，其作战的主要动作，是在被动中求主动，在防御中寻求进攻（反攻），从战略的内线作战，求得战投战斗的外线作战。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则不打，敌情未明，时机未到不打，硬拼消耗不打，反之，我主力自己有准备而又有胜利把握时，则必须坚决打击之，因为打胜仗根据地可保，否则根据地必遭损失，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对退却逃跑的避战及漫无计划的浪战两种倾向作斗争。
要采取以上所说的动作，必须不断的研究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及机动运用之，不能久停于一套办法。如在反扫荡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动作，我们指挥员应该慎重考虑的：
（一）是怎样打敌人。在未行动之先，就要想到那个敌人好打，那个不好打，需要多少部队打和派那个部队打。如果实行打的话，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打？采取怎样打法，打胜了或打败了又怎样办？要是敌我对峙着又怎样办呢？这些，都是需要思想上预作准备好。
（二）怎样转移部队。在未转移之先，就要想到转移好，还是不转移好？要转多少部队呢？除留坚持部队外，那个部队需要转移和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要经些什么路线？甚么时候走好？又甚么时候可到达目的地呢？如都想好了又准备好了，这才下决心转移。同时，又须想到如果情况变化了怎样办？路上遇到敌人又怎样办？这些都需要思想上预作准备的。
第三，要积蓄自己力量：
（一）首先要加强军队战斗力。凡脱离生产之武装，无论主力军或地方军都要精干，军事政治都须强，做到以一人当10人，以10人当百人之用。
我记得过去红色游击队有许多队员在行动中，他是战斗员也是指挥员，同时又是宣传者与组织者。他不仅懂得与敌人作公开斗争，还懂得与敌人作秘密斗争，样样都很坚强。现在我们如要求每一个战士都做到这样，除一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外，特别要抓紧干部教育，因为干部是部队骨干，如干部强战士一定强，其教育方法是：
一面总结每一个战斗与工作的经验教训实际教育之（主要的）；一面利用战斗间断中经常教育之，同时又要办学校与训练班，进行比较更有系统的教育，提高干部质量（不仅部队干部如此，其他干部也如此）。
（二）储蓄群众武装力量。在根据地的民众和武器，都要组织在民兵（自卫中精壮的）与自卫军中，作为坚持根据地的主要力量之一（军事建设杂志中有民兵专论，这里不重谈）。但民兵的教育内容在军事上只教以简单的军事知识——如打枪、打手榴弹、侦察警戒、行军、宿营、伏击、扰击时的动作，在政治上是主要的以民族的、民主的、生产的、阶级的教育。这些教育如果只讲空洞理论，不讲实际生活内容，则将收效极微，必须把它本身所获得的利益与他现在和将来所负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讲，才能启发其觉悟与认识。这就是大处着想，小处着手的做法。
这样群众力量，不仅在根据地游击区内要广泛的组织，同时还要积极的向边区敌占区，利用各种方法与方式繁殖起来，这对将来反攻有莫大的作用。
（三）实行党员军事化。我们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为解放斗争最进步最正确的政党，现在，正负责领导全国抗日的伟大责任，为了将来领导更众多武装人民开赴前线，大举反攻，即必须许多善于武装斗争的党员，作为人民的领导者，才能指导取得反攻胜利。如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实行党员军事化，因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主要法宝之一，如果不懂得武装斗争，我们无产阶级就没有政治地位，中国革命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四）准备大量资材。现在战争的胜败，不仅看人力之多寡，还要看物力财力之充足与否而决定的，特别是我们持久抗战中更应看他为重要。因此我敌后各根据地，对于军用资材，必须有计划的生产（兵工粮服必需品等），适当的配备，并尽一切可能求大量蓄存，如资材越多，取得抗战胜利亦愈大。甚至节省一钱一物，对于抗战贡献都有意义的。
第四、动员一切力量来配合，因为游击战争不仅完全依靠军事动作（当然这是主要的），同时还须要各种方法与方式斗争来和他相配合。如在政治上有公开的政治斗争，又有秘密的反奸细斗争；在经济战线上，一面加强生产，一面又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及其种种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文化战线上，不仅从思想上教育自己，还要从思想上来打破敌人，瓦解敌人；群众工作上除平时有组织的共同动作外，战时亦要有民兵协同作战的配合。所有以上这些配合，又赖于党政军民各部门动作的一致。如果要工作上互相协调一致，先要思想上取得认识一致。这样动员一切力量，运用一切方法，善于从各方打击敌人，即可完成积极的战略防御任务，达到最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之目的。
我讲以上这些，是依据我所知道的材料而讲的，仍希望同志们多多研究，以充实今天我们执行的积极战略防御的具体内容和机动的动作，这对于学习与坚持敌后抗战，都是有帮助的。同时更要我们在每一次新的战役战斗中不断的研究战争的新经验，学习这些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新知识。因为现代的战争发展，是与时俱增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坚持敌后的抗战是复杂与艰巨的，如果我们老是一套，停留于一个地方不动，没有力求进步，没有随着情况的发展而求日新月异的作战方法，想战胜我们的敌人，一定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一致奋起努力学习，共同努力学习！
二、坚持与转移问题
为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必须研究和了解坚持与转移的动作，它是实现积极战略防御方针的主要问题，我想分为：
一、什么是坚持；
二、什么是转移；
三、坚持与转移的联系怎样；
四、为什么要坚持与转移；
五、怎样坚持与转移；五个问题来研究。
（一）什么是坚持
所谓坚持，在战略上说，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也是坚持全国抗战。在战役上说，就是坚持根据地中那个或几个地区。在战术上说就是坚持某阵地某战线而言。坚持的主要内容，包含有坚持阵地，打破敌人，适时转移3个动作。这是三位一体的动作，是互相联系与作用着，不是完全分开的。如果做到坚持原有阵地，必须打破敌人；要打破敌人，又须适时由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也只有适时转移到外线作战，才可大量破敌；有大量破敌，才可保持阵地。如果只要一个或缺一个动作，都是不完全的东西，所以必须具备坚持阵地，适时转移，打破敌人3个动作，又要联系起来运用，才是真正的坚持方针。
（二）什么是转移
所谓转移，就是由此地转移到彼地。在战略上说，是由此根据地转移到另一根据地；在战役上说，是由此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在战术上是由这一阵地转移到另一阵地，或由这个战线转移到另一战线而言。转移的具体内容也是包含有适时转移，打破敌人，坚持阵地3个动作。这些具体内容都是相互联系不是孤立的。如适时转移，是为着打破敌人，打破敌人又是为着坚持阵地，要坚持阵地，必须打破敌人，要打破敌人，又须由内线作战适时转移至外线作战。如果只要一个或缺一个动作，都是不完整的东西。所以必须具备上列三个内容，又要相互联系运用，才是完整的转移。
现在我们各指挥员，主要是首先研究与了解战役上与战术上的转移，为目前所使用，其次再研究战略上转移。这并不是说战略转移不重要，相反的，它是关于全局的问题，非常重要的。这种战略转移，通常是由军部决定，不是由各地区自行决定的（只有特别情况时则在例外）。
（三）坚持与转移的联系怎样
任何事物没有互相联系，则不能起作用。但它的相互联系，又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不是完全一样的。所有事物既是如此，坚持与转移也是如此。为了懂得运用坚持与转移的动作，就必须研究它的联系问题。它的联系又是怎样呢？
如当在我们坚持某一阵地的时候，就要一方面积极的主动的部署各种坚持工作，另一方面亦要有转移的打算，以免无备之患。如果只照顾坚持一方面，而没有照顾到转移之准备，一旦遇到情况变化，将会处于被动与混乱的状态，甚至有受莫大损失的可能。如道了大的损失，则阵地亦难坚持了。因为这样，在情况有新的变化之时，只有适当将主力转移，保存力量，有力量才可乘机破敌，才可坚持阵地。所以坚持必须联系转移，才可达到坚持之目的。
如当在主力部队由此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时候，也须一面作转移的部署，同时又须以一部坚持原阵地作为转移配合，才可获得转移的成就。如果只照顾转移一方面，没有照顾到坚持一方面的部署，结果成为无目的之转移，这样就会把阵地失掉，再图恢复，已不容易。此时只有适当部署坚持，才是正确的转移。所以转移也要联系坚持，才能达到安全转移之目的。
上面已说明坚持与转移的联系了，但这些相互联系不是把二者并列为一样的，而是有重要与次要之分。如现在我们执行坚持根据地任务之时，应以坚持为主要的，转移为辅助。因为转移是为着坚持而服务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主力部队需要转移之时，则应以转移为主要，坚持为次要（暂时的），因为此时坚持主要是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同时亦有坚持阵地之任务。这就是坚持与转移，又有互变其主要与次要之作用。它的互变，是看当时具体情况的变动而决定，不要预先想好的。
（四）为什么要坚持与转移呢
我们有巩固敌后根据地，继续坚持敌后抗战之任务。而敌人正加强扫荡我根据地，企图巩固其占领区。在这情况下，我们为着粉碎敌之企图，完成上述任务，一定要采用坚持的动作。
可是敌军现仍强大、又处于外线作战优势的地位。它持这优势，采取分进合击我军和根据地；而我军力量现尚弱小，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但我占有政治上优势。在这情况下，我为着打破敌之企图，争取坚持之胜利，必须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法。运用战法，一定要主动的由内线作战转之外线作战，因此又要采取转移动作了。
这就是主客观需要坚持与转移的根据，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决定的。
（五）怎样坚持与转移呢
第一，要有正确的作战指导。战略的指导在上面讲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时已说了，现只说战斗指挥的一般办法。战斗指挥必须有主动的计划周到，准备充分，严守秘密，突然动作，特别是指挥员要不慌不忙，看清情况，寻求良机。如发觉对敌不利对我有利的地方，应即乘机以我之利击敌之不利，并积极扩张我之有利敌之不利，而至战胜敌人为止。如果粗心大意，不问情况，不择时间，单凭自己想打就打，想走就走，结果会吃大亏。或者犹豫不决，模棱两可，想打又不下决心打，想走又不下决心走，这更是有害的。
因此，我们现在坚持某地区的时候，或要向某地区转移的时候，凡吾指导作战的各级指挥员（政委）就要精密考虑与切实把握有利情况，有利时间，有利地形与道路，不失时机的确定坚持与转移的决心，采取坚决的动作，否则，欲达到坚持与转移之目的是很困难的。
要知道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我军在战略上是处于内线作战，但在战役战斗上我要力求外线作战，并采用各个击破之方针，才能战胜敌人。因此我军在根据地内坚持之时，各级指挥员尤其直接指挥作战的指挥员，必须预先想好准备好两套办法，一是准备以主力坚持，一部转移，一是准备一部坚持，主力转移。这两套办法的运用，是看当时当地敌我实际情况决定，应用那一套即用那一套（当然还要略加修正与补充），其他一套作为应付新情况之准备。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以主力坚持一部转移呢？又在什么情况下以一部坚持，主力转移呢？要在什么时机转移呢？这是、由当时敌我的具体情况决定，不能预先想好的。但一般来说，如在敌人来向我进攻之前，我多以一部兵力向边区及敌占区游击活动。主力则在根据地整训和准备各方面的工作，或是对我进攻之敌兵力不大，我有把握在原地区战胜敌人之时，则以主力坚持原地，伺机破敌，只以一部转向边区及敌占区活动，牵制另一方面敌人，或威胁敌人之侧背，配合主力作战，这就是主力坚持，一部转移的办法。如果在敌人大举向我根据地进攻之时，估计敌人兵力强大，我主力难于在原地坚持活动的时候，在战役初期，则应避免过早与敌决战，而适时将我主力转移到原地区（敌企图合击地区）以外活动，待机破敌，只留一部在原地区与敌游击，坚持原地，并能配合主力回击敌人，这就是一部坚持，主力转移的办法。
至于转移时机的选择，在内线作战一般的动作，通常是选择在敌人已分进将到合击线（就是利害分界线）以前的时机为宜，如过早转移，各路之敌尚未分进，则我之企图已先暴露；如过迟转移，各路之敌已合拢来，则我地区狭小，又不能周旋，都是不利的。
然而转移时机的选择得宜，即由于努力搜集情况的精密研究情况，正确判断情况而来的。因为这样，我们指挥员如欲求得坚持与转移的动作运用自如，即应该以搜集、研究、判断情况为最重要的问题了。如果不这样，将会被危险不利的情况所吓倒，被复杂、似是而非的情况所迷惑，亦会为可以克服的困难所沮丧，为不应摘取的小利所引诱。所以不贪得，不喜功，败不馁，胜不骄，审情势之趋向，见良机而动作，老成待重，胸有成竹，此乃我们指挥员指导坚持与转移动作的原则，也是正确的态度。
第二，要有根据地各种工作配合。为着保证坚持与转移动作做得好，不仅依靠作战指导的工作（当然是主要的），还要依靠根据地各种工作的配合。如果没有群众热烈的参加，没有军民的合作，没有民主政府的协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政军民的团结与共同协力，欲达到坚持与转移的任务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就要加强根据地的工作，首先是群众工作，民兵工作，生产工作，以及民主政权，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工作，一致配合起来。只有这些工作做得好，配合得好，则坚持根据地动作，或转移地区的动作，就会便利了。
第三，要有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在政治宣传上，尽量暴露敌人的滔天罪恶，揭破敌人的种种阴谋，同时宣传我必胜，敌必败，以动摇其人心，瓦解其组织，争取其群众。在经济斗争上，要极力破坏其经济设施与封锁，并煽动其人民起来反抗抽捐抽税，同时加紧我根据地的禁粮出口工作，以断绝其粮源，混乱其秩序，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有公开与秘密的各种各样的斗争配合。如果把这工作做好，对我们与敌斗争有莫大作用。
所讲这些，就是执行坚持与转移的一般办法，现在举例来说：
在1943年春季，我三师在盐阜区反扫荡之时，当反扫荡初期，敌人以万余之众，疯狂的分向我根据地进犯企图找我主力决战，消灭我军与根据地。在这情况下，我三师领导同志，即决心以我主力分向淮海与盐东转移，避免与敌过早决战，只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分散就地坚持游击与敌纠缠，一面保持阵地，保护民众，一面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亦为将来配合主力回头破敌。至反扫荡中期，敌人分散建筑据点，并开始撤退的时候，我三师即集中力量回击敌人，打下陈集、八滩，攻克东沟、益林等地，恢复我原有地区。从此来看，在敌集中力量大举扫荡初期，我主力必须适时转移，暂避决战保存力量。但这时转移，并不是单纯为着避免决战，保存力量而转移，正是积极为着打破敌人与坚持根据地而转移的。同时亦须有一部就地坚持游击配合，否则不能达到坚持之任务。假使我三师采取单纯坚持或单纯转移，没有把这两个动作联系运用，则我三师部队与盐阜根据地可能受到大的损害。相反的，这次反扫荡得到胜利，主要由于我三师各领导同志善于把握坚持与转移的战术，以及运用其他战术的结果。
根据这次我三师在盐阜区反扫荡的战例，已可证明在敌后斗争中，如我们同志能够学会正确灵活的运用坚持与转移的战术和其他战术动作，最后歼灭敌人，达到坚持根据地与保存力量是有充分可能的。
三、隐蔽与暴露的动作问题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为了实现目前积极战略防御的方针，以达到坚持根据地的目的，又必须研究隐蔽与暴露的动作，因为它也是坚持游击战争中的主要问题，我想分为3个问题来说：
一、隐蔽与暴露动作的作用怎样？
二、隐蔽与暴露动作的联系怎样？
三、怎样运用隐蔽与暴露的动作？
（一）隐蔽与暴露的作用怎样
隐蔽是为了秘密自己的力量和行动企图，蒙蔽敌人，遮掩自己，使敌人视听不灵，失去其侦察情报的作用，不能发现我之目标，如在“迷魂阵”中，莫知所向，而陷于情况不明的困境。我们若能很好的隐蔽了自己，则在情况紧张时，或大敌进逼时，可以保存我之力量，不致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能使我之行动自如，获得在隐蔽中争取我之行动的主动。
暴露是为了使出自己的力量，来打击或消灭敌人；以我之暴露来暴露敌人，支配敌人的行动，求得争取战斗或战役的胜利。在必要使用暴露时，其动作应如急风骤雨般，出敌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敌人促不及防。若我之暴露的时机适宜，动作积极，则可以主动的有力的打击敌人，威胁敌人，同时又因我暴露的时机倏忽不定，出没无常，可以迷乱敌人，使其莫知所措，而陷于处处受我牵制和支配的被动地位。
（二）隐蔽与暴露动作的联系怎样
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本是两个东西，但又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着的，如在执行隐蔽的动作中，常有暴露的动作配合，在执行暴露的动作中，也有隐蔽的动作配合，如果只要隐蔽动作不要暴露动作，或者只要暴露动作不要隐蔽动作的话，都是不对的，和不完全的。但是在隐蔽中的暴露动作，及在暴露中的隐蔽动作，都是居于配合的服从的地位，前者应该为主，后者应该为辅，不能等量齐观，同时并重。关于隐蔽与暴露的联系就是这样。
（三）怎样运用隐蔽与暴露的动作
在一般使用这两个动作，对自己是多用隐蔽动作，对敌人则是力求暴露其动作，并常以我之隐蔽对敌之暴露（如伏击敌人），也有以我之暴露对敌之隐蔽（如武装侦察搜索等），但不是绝对分开与固定的运用，而是有联系有变动的运用。如当我采用隐蔽动作时，不是单纯的顾到部署隐蔽动作，还要注意暴露动作的配合；同时，当采用暴露动作时，也须顾到隐蔽动作的配合。如这里隐蔽我主力，同时又在那里暴露我一部力量，迷惑敌人，以掩护我主力安全隐蔽，这就说明了隐蔽动作须要与暴露动作联系配合运用，才能达到隐蔽之目的。又如在伏击敌人时，它在未暴露之前，是极秘密的埋伏着，待敌人进入我埋伏圈，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如狂风暴雨般打击敌人，这又说明了暴露又要与隐蔽配合运用，才能达到暴露之目的，二者都不可偏废的。
同时当使用这两个动作的时候，不是依靠考察其本身利害，从主观愿望出发来决定，而主要是应经过详细研究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地形、时间、天气等条件谁优谁劣，又根据自己所负的任务，综合判断而决定使用隐蔽动作抑是使用暴露动作，并不是机械不变的东西。
现在坚持敌后抗战的第二阶段中，对于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更有研究它的重要性，因为我军所采取的动作，主要是根据游击战争的总方针，我们游击部队的活动，常常采用忽然暴露忽然隐蔽的动作，以迷惑敌人，打击敌人，和保存自己，所以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学会这两个动作，尤其要学会这两个动作的相互配合运用，才会把游击战争打得更好些。
如在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它每每采用分进合围的战术，我们亦时常运用一部，分途牵制其数路，集中主力突击其一路，以各个击破它，这个战法，在牵制方面的各部队，就要到处扰乱、迷惑、引诱、消耗敌人，以阻滞它的行动，使它不能齐头并进，想做到这点，必须懂得使用暴露的动作。在突击方面的主力部队，就先要选择良好的地形，秘密部署，适时出击，突破敌人，想做到这点，又须懂得使用隐蔽的动作，更要懂得把这两个动作统一运用起来。又在强大敌人攻入我根据地寻求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为暂时避免不利的过早决战，有时采用隐蔽的动作，把主力转移隐蔽于适当地区，伺机破敌，也有时采用暴露的动作，把主力转移到敌人后方去积极打击它所必救的地方，威胁与引诱敌人离开我根据地，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战法。以上这已够说明，在坚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中，都要求我们学会把握隐蔽与暴露的动作。
总之，不管隐蔽动作也好，暴露动作也好，都要为着打破敌人，保存自己，以达到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储蓄力量，准备反攻之目的；如果不为此目的而隐蔽或暴露，便是无的放矢的盲动，因此你们使用这两种动作的时候，必须反对躲避斗争的埋伏主义，也要反对耀武扬威的冒险主义，只有坚决反对这两种现象，才能保证正确执行隐蔽与暴露的动作。
兹再举最近的战例来说，如民国31①[即公远1942年。]年冬，我四师在淮北反扫荡战役中，曾经采用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最后击退敌人，保卫了我淮北根据地。当在11月14日夜，我四师党的军政委员会，对反扫荡战役讨论决定的作战方针是这样：
第一步主力跳出敌合击圈到适当地区隐蔽，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
第二步主力转移于敌之翼侧或后方，协同我敌后部队（如宿东区睢铜）打击敌人实行破击战。
第三步如敌伪建立据点，则制造并找寻其弱点而集中袭击拔除之。
我四师负责同志能正确的决定这些方针，就是善于灵活运用隐蔽与暴露之动作，同时它的各级干部在反扫荡战役中，又能切实执行这个方针。如第一步把主力不失时机的跳出敌合击圈，转移到隐蔽地区；第二步又不失时机的把主力暴露于敌后进行破击战，威胁与吸引敌人撤退；第三步亦适时的暴露主力，坚决打下敌新占之青阳、金锁镇、马公店诸据点。在此战斗中又赖我英勇的指战员努力奋斗，和有群众的配合作战，终于12月15、16两日，敌人分途败退，我军乘胜追至泗州城下，敌人一场大的扫荡遂告粉碎。我被占阵地（青阳、金锁镇、马公店诸大市镇）也告克复，这次反扫荡我们是赢得胜利了。
由这战例的主要动作来看，已证明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把握游击战争中正确的隐蔽与暴露动作，以及其他战术诸动作，最后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坚持根据地与保存力量之目的。
四、集中与分散动作的问题
在坚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对于集中与分散的动作，是经常要用的，如弄不清这问题，就不会掌握“坚持与转移”的动作，亦不会掌握“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更不会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所以我们每个干部必须了解这两个动作，现在我只提出4个问题来研究：
一、为什么要集中动作？
二、为什么要分散动作？
三、集中与分散动作相互联系怎样？
四、怎样使用集中与分散动作？
（一）为什么要集中动作
所谓集中动作就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向敌人施行有效的打击，为什么要集中动作呢？因为我们在打大仗的时候，经常都是使用很多的兵力于主要决战方向，才能够迅速获得战斗的胜利，所以要集中的动作。现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我各游击部队，亦常是分散活动，如果老是这样分散在各地，没有轮流整训，既不能大的打击敌人，又妨碍部队进步，因此集中动作，不但是作战需要，就整训来说也是需要的。
（二）为什么要分散动作
所谓分散动作，就是把自己的部队分散于各地向敌活动，为什么需要分散动作呢？因为现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进行的，我们为了牵制敌人，疲惫敌人，引诱敌人，而便于各个击破敌人，则常采取分散活动，或是在做地方工作的时候，亦采取分散游击掩护工作，所以必须要分散的动作，就是在集中打仗或集中整训的时候，也要派一部分散动作，担任对敌人的游击侦察警戒，才能保证集中动作之安全，这样看来，分散动作也是在军事斗争上不可缺少的动作了。
（三）集中与分散动作相互联系怎样
集中动作是为了打大仗，分散动作是为了打小仗，但是打大仗要有打小仗的配合，才能取得胜利，而打小仗也要有打大仗的打算，才能大量破敌，二者是有一定联系的，不是孤立的。因此在打大仗的时候，不单是照顾到集中动作方面，还要照顾到打小仗的分散动作方面；在打小仗的时候，亦不单照顾到分散动作方面，还须照顾到打大仗的集中动作方面，如果只有集中动作不要分散动作，或只是要分散动作不要集中动作，都是片面的，不是完全的东西。这两个动作虽有相互联系，但它的相互作用不是一样的，从一般战争来说，集中动作是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分散动作是次要的辅助作用的，但在另一个条件下，分散动作也是很重要的，如游击战争中分散动作，经常站在主要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四）怎样使用分散动作与集中动作
从一般军事斗争来说，在大的进攻敌人的时候，多用集中的动作，在防御敌人前进的时候，多用分散动作，在游击战争中，亦多兼用这两个动作。如敌人分散行动时，我则使用集中动作，以打击敌人，围歼敌人，如敌人集中行动时，我则使用分散动作，以扰乱敌人，牵制敌人，疲惫敌人，寻机打击敌人，求得达到逐渐削弱以至打破敌人之目的，这就是集中打敌分散游击的办法，也就是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对敌之集中的游击战法。但这些战法的使用，不是依据考察它本身的利害得失与主观所想以决定，而是正确估计当时当地敌我的一切情况，对比孰优孰劣决定的，并要互相配合使用之。
当在敌人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扫荡或清乡）之时，如我们估计敌人力量不强，又是分散进攻联络困难的时候，有利于我破敌之条件，同时又估计自己的力量及地形、群众、时间等条件亦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此时则应采取集中动作，以我之强大的兵力迅速围歼敌一路或一部，并继续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次要的各方面亦须以小部兵力游击，箝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以保证我主力对敌集中打击之顺利进行。
假若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的敌人力量很大，而我的兵力弱小的时候，但我有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此时我军则应采用分散动作，并配合地方武装和群众等力量就地游击，就地坚持，以分散敌人，诱惑敌人，造成敌人弱点，如一发现敌人这个弱点，即应抓紧时机迅速打击敌人，求得逐渐削弱敌人的力量，集小胜为大胜，改变敌我的形势，再图大的破敌，巩固根据地，这就是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主要斗争的动作。
又就“坚持与转移动作”，和“隐蔽与暴露”动作来说，这些动作有时以集中动作行之，也有时以分散动作行之，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集中动作呢？又在什么条件下才分散动作呢？这是应该看当时当地敌我兵力大小与强弱，情况的缓急，地形的好坏，居民的影响，时间的多少，以及我的任务诸条件加以正确的估计，与双方利害得失的对比，谁多谁寡，用实事求是办法来研究判断，然后审情决定，不是预先想好的，兹分别叙说之：
在实行坚持动作时，如敌人强大，情况严重，地形与居民也好，时间亦许可，而我不求或不宜与敌过早决战的条件下，则应采取分散动作，与敌游击，坚持根据地；相反的，敌人不很强大且又分散，情况不很紧张，地形与居民亦不坏，而我有歼敌之时机与条件下，则应采取集中动作，乘机破敌，达到坚持根据地之任务。
在实行转移动作之时，如敌人兵力强大，情况紧张，地形、时间、居民均不许可，我的兵力较大，目前又无打敌的机会与条件下，则应采取迅速分散转移的动作；相反的，敌人兵力不甚强大，情况和缓，地形、居民、时间均许可，而我又有破敌的机会和条件下，则应采用集中转移的动作，寻机破敌。
在实行隐蔽动作之时，如敌情严重，地形、居民、时间皆不适宜，而我目前又没有迅速打敌的时机与任务下，则采取分散隐蔽的动作，相反的条件下，则又应采取集中隐蔽的动作。在实行暴露动作之时，如敌情严重，地形、居民、时间虽适宜，但我的兵力不大，又不应过早决战的时候等条件下，则应采取分散暴露的动作——游击活动，相反的，敌情不很严重，地形居民不很坏，而我有破敌的时机等条件下，则采取集中暴露的动作，消灭敌人。
然而，决定实行上述诸动作之时，不仅根据情况的判断，还要根据自己的任务。譬如，敌情目前对我虽是不利，但我有破敌的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如为严重的敌情吓倒，不执行自己的破敌任务，退却逃跑，或者不顾一切与敌人硬拼，吃大败仗，结果也不能完成任务，这两种行动都是不对的。正确的办法是：既不放弃任务，又不硬拼消耗，它是在敌我情况中找出敌我的强弱与利害，以我之强对敌之弱，以我之利对敌之害，并努力把自己的强处和有利之处发展，又将敌人的弱点害处扩大，造成我日战日强，敌愈战愈弱的形势，最后达到破敌的任务。现在我们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就是运用这些办法来进行的。
为着把握集中与分散动作的灵活运用，第一，要经常调查研究和了解根据地及其周围的敌伪情况，不仅了解它现在的情况，还要了解它将来可能转变的趋势，就是要摸熟它的脾气。第二，须经常调查研究自己的部队的实况，懂得它的组织状况训练状况与现在的活动位置，又要懂得各个部队的政治情绪，及其特长与缺点。第三，须调查研究根据地内及其周围的地形与道路情况，不仅了解它的形状，尤要了解它在军事上的价值。第四，须调查根据地内及其周围居民的情况，懂得他的组织工作教育情形与现在的斗争情绪，更要懂得他对我军与敌人的关系。第五，须要有坚强的指导，又有坚决秘密迅速的动作。只有认真的把这五件事情弄好，才能够使集中与分散动作运用自如。
我们在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使用“坚持与转移”或隐蔽与暴露”诸动作，不论集中动作也好，分散动作也好，它是互相配合达到坚持根据地的，如果只要集中动作一方面，不要分散动作的配合，或是只要分散动作一方面，没有集中动作的筹划，都是不对的，因此在实行集中动作的时候，应反对只要一个核心，不要外围的绝对集中主义，在实行分散动作的时候，亦须反对只要到处分散不要中心的绝对主义，如果不坚决对这两种偏向作斗争，则既不能保证集中与分散动作的正确执行，也不能实现积极的战略方针，更谈不上坚持根据地了。（关于集中与分散进攻的战例从略）
五、军民密切合作问题
我们在敌后打游击，如果没有人民大众同情与积极协助，是不可能打得好的。所以，毛主席曾经这样说：“抗日游击部队与人民的关系，好象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与长大，游击部队有了人民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这些道理，我们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都已证明其正确了。可是，有少数同志尚未深刻认识人民大众的力量对于游击部队的活动是有伟大作用的；另有些同志在实际斗争中已经体验到人民的力量配合游击战的重要性质，但又没有很好的研究它的所以然。因此，把军民密切合作问题提出研究也是急要的。关于这问题，我想分为两个问题来谈：
一、怎样发动军民密切配合动作？
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军民怎样实际配合动作？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只谈下面4点：
第一、要宣传教育根据地内所有军民都认识到反扫荡和反清乡的胜利，保卫根据地争取最后抗战建国的胜利，这是每个抗日军民共同应尽的光荣任务，且要了解到这些任务是重大与困难的，非少数人能够完成的。假若只靠军队单独与敌人英勇作战，没有根据地人民大众积极帮助与参加，将有受到失利的可能。如军队失利了，不仅是军队的损失，而且人民大众同样受到亡国灭种的苦痛；或者只有人民大众与敌人残酷斗争，没有军队努力协同作战，则人民大众斗争亦将有挫败的可能。如果人民大众斗争受到挫折，军民都要同受敌人的摧残。显然的，只有军民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一致为共同任务而奋斗，才能够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利益，若非大家都懂得这一点，则不能做到军民自动密切合作的。
第二、要宣传教育根据地内每个军民都懂得军民的密切关系，懂得军民本是一家，亲同手足。无军队则人民大众不能安居，无人民大众则我们军队亦不能生存。尤其现在处于敌后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我们军队在前方与敌苦战，捍卫根据地，则人民大众那能在后方生产安居乐业呢？或者没有人民大众在后方积极努力生产供给我们军队，帮助我们军队，则我们军队就没有饭吃，军队没有饭吃那里有力量作战呢？又怎样生存和长大呢？显然的，只有军民休戚相关，患难相助，才能共同生存。如非令大家懂得这一点，欲求密切合作，是很困难的。
第三、要在军队与人民中广泛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的运动，并深入这一教育，使军民都一致了解其意义，我们军队尤要认真执行拥政爱民的政策，首先把拥护民主政府，爱护人民大众的工作做好，因为我军的斗争历史，一贯就是为人民大众利益斗争的历史，如过去10年独撑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斗争，3年游击战争，万里长征，近数年来坚持华中敌后的游击战争，牺牲无数头颅，流了许多热血，都是为着争取人民利益的。同时，我军原有三大纪律，十项注意，铁的纪律，有保证团结人民，巩固自己的优良传统，应在部队中尽量发扬外，还要研究和执行党中央和党华中局选次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应当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保护其生命财产与自由，遵守纪律，不脱离群众，不浪费民力，要向人民群众作宣传工作，不仅要保护根据地的人民，还要扶救敌占区的人民，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以及朱德总司令的训示：“要我们象儿子忠实他的母亲一样的忠实于中国人民”和陈军长今年在“七七”纪念中的指示“人民乃本军之母亲，本军乃人民之卫士”。所有这些宝贵的指示，我们不但在部队中做深入的教育，且要切实做到具体帮助人民大众争取应得的利益。至于我根据地的民主政府，是人民与抗战的政府，它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参加抗战与实行民主政治，配合我军作战，筹备我军供给，我们应该竭诚拥护这样的政府，尊重政府人员，执行政府法令。凡是人民大众与政府人员有合理的请求，我们指战员应该看为上级命令一样执行（有大的战斗任务时例外），不好借故推诿，这样人民大众与政府人员都会爱戴我们拥护我们，帮助和配合我们作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在人民大众与政府人员中进行拥军的教育，使他们认识我军不怕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在前方打仗，都是为着保护人民拥护政府的，自动把我们军队的事看为自己的事一样，关心我军，爱护与帮助我军，如看护伤病员，优待抗属，归队运动及参加配合作战工作等。只有军民双方进行深入教育，加以实际相互帮助，使彼此都得到利益，都体验到军民团结密切合作，便是打败敌人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有力武器，自觉的配合动作起来。
第四、领导干部要团结军民大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联系军民大众的核心，只有经过坚强的核心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才能够真正发动全体军民密切合作。
以上所讲这些，如果切实做到，则军民大众在思想上就有认识，在组织上亦有准备，推动彼此密切合作，一定会做得到的。
其次讲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军民怎样实际配合问题，这里我只想谈以下四点：
第一、要在军民大众中做深入的动员工作，不仅说明这次抗日战争的意义，尤要深刻说明这次抗战胜败得失与它的切身利害的关系，激动他们，特别要说服干部，因为干部是在斗争中起核心作用的，如果军民大众在思想上都一致认识配合作战的重要性，又有核心领导这样一定会积极的密切配合起来。
第二、要各根据地的指挥部，除规定我们军队的行动计划外，还须定出我根据地的民众及其武装的动作计划——如民兵动作，坚壁清野，侦察放哨，送信运输等，都应有一般的指定给它们执行，并把我们军队一般的行动告诉民众的领导干部（在不妨碍军事秘密的条件内）使他们了解一般的情况，便于机动的配合。
第三、要加强军民的战斗准备，如在敌人没有进攻根据地之前，我们军队应该积极向口区与敌占区游击活动，一方面打击与牵制敌人，及对敌侦察警戒，保卫根据地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要向敌占区人民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以及敌伪军工作。动摇其民心，瓦解其组织，给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耕种收获两季中我们军队更要加紧战斗准备，保护根据地人民生产的安全，当敌人扫荡或清乡的时候，我们军队应该打击阻止敌人，掩护人民生命财产，同时号召人民备战参战，尤其民兵的配合作战，但给民兵的任务，要轻易做到的为好。
第四、我们军队在平时要帮助民众组织自卫武装（民兵与自卫队），教育群众自卫武装，并指导民兵演习，最好带他们到边区去活动，锻炼他们胆大，锻炼他们懂得夜间的行动，懂得配合主力作战。但在他们行动中，要关心他们安全与生活问题。此外还要有组织的帮助民众生产（当然要在不防碍战斗与整训任务下进行）；增加根据地的收入，这不仅是人民得到丰衣足食，而且充实抗战的物质资材。
总之为了发动军民密切的合作，主要是须把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我们军队的利益完全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军队打仗是为着人民大众，又是为着军队自己，人民大众帮助我们军队是为着我们军队，也是为着民众自己，二者都不可分离的，不过我们军队中要强调爱护人民大众，帮助人民大众。在人民大众中要强调拥护我们军队，帮助我们军队，不可一样看待，但在战斗时不论军民都要服从战争，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因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着人民取得利益的。
给饶漱石并华东局的信（1948年6月7日）
漱石同志并华东局诸同志：
此间许多问题由康、曾、舒面谈，我只想提几个军事上的问题说一下：
一、目前华东情况已经好转，我完全取得主动。但现在敌尚退守坚固据点，准备作持久挣扎，尤其青岛、烟台、威海、济南等据点，是美指[使]蒋企图久占，准备对苏的战略基地，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同时敌人兵力分散，还有些据点被我完全包围，处在孤立的状态，这又给我们各个消灭之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彻底解决这个敌人是有可能条件，但须经过比较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行，特别胶东沿海的敌人。因此，我们目前作战方针是：对于孤立而又易于攻破的敌人据点，或战略战术上有关的敌人据点，应分别先后打下（如沂水、苏村、日照、石臼所、蒙阴、淄博等），使我们后方获得巩固，作为长期战争的依靠；对于其他据守的敌人，应普遍展开游击战争，深入土改，发动群众配合军队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以中小城市包围大城市，使敌人陷于孤立。再看当时具体情况，分别逐渐各个击灭。不宜急于求速效。在战术上应注意研究夜间战斗、攻坚战斗，集中兵力，集中使用各种火力和统一各种火力的指挥，步炮协同，爆破动作进逼作业等。
二、中央决定，军队占总人数3／4，地方1／4，主力军占军队人数2／3，地方军占1／3的原则来整编部队。我们山东现应有军队人数共37．5万人，要以2／3编主力军，则占25万人。除现在4个纵队外，我认为大鲁南、胶东、渤海（现已有两个师）3个军区各再编一个纵队（暂由军区指挥）。所余人数再编为独立旅或团，看具体情况决定为军区或军分区建制，坚持原地斗争。
三、过去我们前后方的后勤工作不统一，浪费很大，毛病百出，我认为必须依朱总司令指示强化统一。我去冬赴冀中与肖克同志等谈，晋察冀军区后方组织是：设后勤司令部，军区参谋长兼司令，财办主任兼政委，掌握财政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主要为野战军服务，前方需要什么，由后勤司令部负责供给。野战军司令部不设庞大后勤组织，主要重心负责指挥作战与整训部队，设一副参谋长指导后勤工作（如兵站勤务等）。这样前方野战军司令部机关轻便，利于行动。我认为在解放区内线作战，这样组织很好（当然到大举反攻外线作战时要改变），请考虑。
四、现在敌人据点建筑多有地堡和核心工事。为克复这工事，就前次与总司令及肖克同志谈，攻石家庄敌人的地堡采取抵近射击收效甚大，这就是利用地形地物或近迫作业，接近敌人地堡（多是夜间）到百米以内的距离（因距离远看不见地堡），以炮兵抵近射击，一炮就可打掉一个地堡。我又与向明谈八纵克复地堡的办法是：
（1）组3人的逼近战斗组，各持炸药（做如手榴弹样子，柄长些，一斤半重能打25米突）和冲锋枪。其动作：（A）对围上或碉堡的敌火应先用我炮火压制之，并以机枪射击地堡的火力巢，援助逼近战斗小组前进。（B）逼近战斗小组乘我炮火压制敌人的时机跳跃前进（不是低俯跃进），因为地堡射击设备是低的，只能打我脚部。（C）逼近地堡到25米左右的距离，即向地堡投炸药，如打在地堡附近或上面均能将地堡打垮，如打远一些也能振动地堡，并可烟盖地堡。射击空一短时间，我小组即乘机逼近再炸之，便奏效。
（2）用烟幕炮弹射击，乘机逼近，投炸药炸之。没有烟幕弹可用火力造成烟幕，乘机接近炸之（但浪费弹药）。
（3）用石灰或辣椒粉捆绑手榴弹上，向地堡投去，可刺激守敌流泪，我战斗小组乘机迅速逼近地堡炸毁之。
五、我与军大研究班学员同志谈，据他们说，过去我们攻村庄或攻据点时，各种火力多不集中使用，射击又没有统一的火力指挥和统一的射击计划，便不能发扬火力应有的效果。因此，我认为现在我军的装备已接近现代化，各部队都有各种炮、掷弹筒、枪榴弹、重机枪、轻机枪等火器。为了统一指挥各部队各种武器，在组织上（如连、营、团、师、纵队、野战军司令部），均应增设火力指挥员，专任指挥各种部队的火力进行战斗。在连、营、团指定副连长、副营长、副团长（参谋长）兼负统一指挥火力之责。在组织战役或战斗时，则由火力指挥员依总的作战计划，拟出射击计划和步炮协同动作计划，由首长决定执行。各级首长则指挥火力队、突击队、箝制队三部份的动作。在苏联步兵条令中，也是有火力队、突击队，箝制队的组织。最近，我曾与美国的留学生谈美军兵种，不是步、骑、炮、工、辎，而是火力兵种（各种炮兵）担负破坏防御工事，杀伤敌人，开辟进攻道路的任务；运动兵种（坦克车、装甲车、骑兵等）担负突击包围迂回的任务；占领兵种（步兵）担任占领、修复和阵地的任务。上述两种组织较科学的，可作我们参考。
六、这次检查渤海部队，干部的成份不纯实是警［惊］人，我想其他区的部队也难例外。为了改造、纯洁、巩固部队，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培养提拔贫雇农成份干部代替旧的干部。我们认为，团以上各级指挥部要有轮训班，将贫雇农成份中选择年轻、聪明、勇敢能造就的同志分别抽调训练，培养新的干部。同时，在部队（地方军在内）中每连调3个年轻有为的贫雇农、工人成份到军大受训半年，准备充任排级干部，毕业后派回连队任副排长，在战斗中学习战斗指挥后再升充正排长，这样可改造部队干部成份，特别是俘虏成份多的部队更要如此。这次军长回来谈，一、四纵队前在鲁南战役中处境比较困难，俘虏成份逃亡比较多，但解放区贫苦的新战士这时对巩固部队起很大作用，工农干部表现多能受苦，能做模范，能照顾战士生活。知识分子有些议论纷纷，作用较差些，这是历来斗争一般的规律，兹提起我们注意。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考虑。余再报。
致以
敬礼！
张云逸
给刘少奇的信（1955年7月21日）
少奇同志：
我在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和工农专门人材的问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5年内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共有54．3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100．57万人，派遣赴国外的留学生有1．1万人，高级中学招收新生108万人，初级中学招收新生共603．8万人。以上总共有867．8万人。
我认为，在现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和目前工农学生的条件下，招收这样大量的新学生，必须优先录取工农青年、烈军工属子弟及在职青年干部入校学习，以争取迅速培养一批工农知识分子，培养一批工农的政治可靠的技术专门人才，掌握生产技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专业人才的骨于。同时争取迅速改变各学校的学生成分，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完成，这是符合我们党的阶级路线的。
我所主张的优先录取，并不是一般的优先录取，即不仅在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与工农青年学生同考70分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青年，而是只要工农青年或烈军工属子弟、在职青年干部在考试中能够得到合格的分数（如60分或多一点），特别是主要课程能够得到合格分数和估计入学后能够跟得上功课，即使地主资产阶级子弟考得较好（如70分），也要优先录取工农青年而不取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但是，我也反对像过去有个别地区，为了录取工农成分的新学生，而把不及格的工农青年分数增加到合格，勉强录取一些成绩太差的工农青年，结果使他们跟不上功课的做法。这不仅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也耽搁了我们培养人材的计划。在考试中，如发现有成绩优良、来历清楚的资产阶级子弟，亦须录取培养。如果名额还多，对一般成绩的非工农成分学生也应选择录取，但要注意做好教育改造工作。
又，在计划中规定，初级中学5年内毕业学生409．3万人，而在同时期高级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共招收新生208．57万人，尚有200．73万人不能升学；高小毕业生2015万人，而初级中学招收新生只603．7万人，尚有1423万人不能升学；高级中学亦有一部分毕业生不能升学。对于这些不能升学的学生，除大多数应组织参加农业生产，另外也可根据国家经济部门和其他部门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一批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加以短期的专业教育，然后分配到各生产单位或其他部门中去工作。
此外，为了照顾到今后每年均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的情况，应在初中、高小学校教育中酌情增设一般生产知识的课程，尤其是农业知识的课程，以打下今后就业的初步基础。
以上意见是否适当，请您考虑决定处理。
致以
敬礼！
张云逸上
网上资料
张云逸大将传奇 王熙兰
当年的北伐军少将参谋长，几经周折辗转南国，被国民党广西军界委以要职。尔后，他却按照那尚未晤面的中共代表邓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趁蒋、桂军阀混战之机，把队伍拉到了百色地区，打出了“右江督办大人”的旧官号……
上海滩头受重任
1928年8月的一个深夜。
黄浦江畔秋高气爽，月明星稀，外国商船和租界巡捕们的小汽艇在江中来回乱窜，一束束红光射向江岸，似乎在向人们抖示带血的威风。
上海新问路一栋小楼中，两位中年男子正在用广东白话低声交谈。这种粤地方言，在北方人乃至上海滩的人听来，如同舶来西语。然而，这种无法听懂的南国方言，对他们所谈要事，倒是十分利于保密。
“胜之兄，由于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行安排去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对张云逸说道。
张云逸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念书时曾用名“张胜之”，杨殷当时就读于广州圣心书院。张云逸长杨殷一岁，所以杨殷总称张云逸为“胜之兄”。
“孟揆（杨殷字），眼下革命处于低潮，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张云逸看着杨殷，期待他说出中央的具体安排。
杨殷不慌不忙地起身踱步：“胜之兄，你我都是17年前在广东参加同盟会的青年会员，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后来你我都成了共产党员，想到拯救国家和民族，岂料蒋介石叛变，杀我革命志士，去年年底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火种犹存，恩来同志要求我们重新振作起来，到各地组织军事斗争，就算东山再起吧。”
“中央打算派我去哪里？”张云逸问道。
“去广西。”
“去广西？为什么要去广西？”张云逸不甚明白其中奥妙。
杨殷告诉张云逸，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蒋桂双方在中原、两湖对峙，桂系内部的黄绍竑、俞作拍、李明瑞等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床异梦，“广西这大后方是个空档，正是我党开展工作的好去处。所以，中央决定派一批得力的干部赴桂去开展工作。”
“看来，我们又得去碰老对手了。”张云逸说。
“老对手，不打不相识嘛。”杨殷笑道。
“去年，要不是桂系插一杆子，我们该占领海南岛了。”张云逸想起第一次跟桂系打交道就吃过一次大亏，真有点不是滋味。
那是1927年10月，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杨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到海南岛参加琼崖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当时，张发奎只晓得自己部下少将参谋长张云逸是个人才，却不知他是留在北伐军中做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于是，张发奎为驱逐桂系在琼势力，便派原籍海南文昌的张云逸带800人去海口取代黄镇球任琼崖守备司令，而张云逸则和杨殷与中共琼崖特委暗中商定，就此机会举行海南秋收起义，夺取全岛。岂料新桂系老奸巨猾，暗中抢先收买了海口驻军副团长叶肇。张云逸的队伍一离船上岸，便被叶军缴械。好在张云逸本人乘坐的船尚在海上，闻讯后便返航转道香港，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孟揆，你知道我曾经栽在桂系手下，这回去广西，棋逢老对手，能否打开局面，我还没把握。”
“吃一堑，长一智嘛。”杨殷告诉他：“党需要你再去会会老对手，这回将有几十位党的干部分头赴桂，你的任务是利用自己北伐军官的特殊身份，设法打进广西军界，到时候伺机行事。另外，中央还将专门派一名党代表去，负责指导你们的工作。”
“党代表，是谁？”张云逸问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还不能告诉你，这是党的纪律，到时候他会跟你联系的。”杨殷拍了拍张云逸的肩：“胜之兄，放心去吧，到了香港，你可以跟韩碧嫂子团聚一段时间再走。这年头，牛郎织女，夫人也够苦的。”
“好吧，既然你这军事部长说了，我服从命令，去看看她。”张云逸说道：“一旦与党组织联系上，我一定尽快赶到广西去。”
英烈血染黄浦江
1928年8月24日，张云逸正准备买船票动身赴港，党组织派来的一位联络员撞进了他的寓所。
“张将军，情况不妙，周恩来同志要你暂时留下。”来人神色惶惶。
“到底出了什么事？”张云逸忙问道。
“党内出了叛徒，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四位同志在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租界巡捕逮捕，过两天可能引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
“现在怎么办？能否设法把他们救出来？”张云逸十分着急。
“恩来同志专为此事派我来，通知你参加今晚的紧急会议，商量营救办法。”
“好，我一定准时赴会。”
8月27日深夜，由周恩来、张云逸等人指挥的营救行动开始了。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计划于28日清晨，趁外国巡捕把彭湃、杨殷等人转解龙华监狱时，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进行武装劫救。然而，这次经周密策划的营救行动却因为临时擦枪延误时间而未能成功。8月30日，彭湃、杨殷等四位革命志士在龙华被松沪警备司令部枪杀。一代英烈，鲜血染红了黄浦江……
第2天，周恩来正在为彭湃、杨殷等同志的牺牲起草《告人民书》，张云逸秘密化装前来请示工作。
恩来把笔搁在一边，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杨殷部长牺牲了，但他生前对你的安排不变。今后，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你尽快去广西开展军事斗争，拉起队伍，实行工农武装害据……，，“周书记（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我不会忘记这笔血债，更不会忘记杨殷同志生前的嘱托。”
“打进广西军界，伺机行事。”周恩来接过话茬：“要让烈士的在天之灵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炸弹队长”叙旧情
1929年5月间，张云逸从上海乘船到达香港，与夫人韩碧团聚。有孕在身的韩碧坐在椅子上，拉着张云逸的手：“云逸，这回既然来了，就等孩子出生再走吧。”
“好，我答应你。”张云逸注视着韩碧那祈求的目光：“阿碧，这几年，我南北奔波流徒，欠你的确实太多了。”张云逸靠近夫人坐下，脸上露出几分愧色。
几天后，张云逸按照联络地点、暗号，秘密地同在港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负责与他接头的叶季壮为他开了一张到广西去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叶季壮告诉张云逸，蒋、桂之间爆发的战争，因广西军人俞作柏策动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师在前线投蒋倒桂，导致桂系军队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已流亡国外，广西政局动荡，倒戈的原桂系军官可能回桂掌权，我们应抓紧这个时机入桂做工作。
“云逸同志，党组织希望你马上启程赴桂，有什么困难吗？”
“没困难。我准备一下，明天就走。”张云逸爽快地答道。
事不凑巧，张云逸的夫人韩碧偏偏在这时生下了孩子。
“云逸，儿子刚下地你就要去广西，要走，还是先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张云逸从夫人手上接过包成一团的儿子：“小宝贝，你刚下地我就出远门，就起名‘远之’吧。”
“远之，叫他‘远之’？”韩碧反问道。
“一是为了革命我不得不远离你们母子，二是儿子前途远大。”张云逸把孩子送到韩碧怀里：“阿碧，你我都是总理夫人宋庆龄的同乡，我们要学习中山先生和孙夫人的精神，为革命牺牲自己……”
“好吧，你安心走，我会带好孩子的。”韩碧说着，眼眶湿润了：“这世道很乱，你要多加保重……”
两天之后，张云逸来到了羊城，出现在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寓所。
“胜之兄，这两年混得好吗？”
“好得很，好得无路可走。”
“此话怎讲？”陈策不知内情，便想问个究竟。
“汪兆铭与蒋介石若即若离，李宗仁又跟老蒋大战一场，我们这些北伐军官还不知向着谁好呢？”张云逸故叹怀才不遇：“北伐胜利了，我也失业了。”
陈策笑了笑：“想当年北伐，我们兄弟俩同为炸弹队长，后来还是你智勇双全，才华出众，向华（张发奎）提拔你当了二十五师参谋长。我呢，直到今年才时来运转，托我们陈家祖宗的福，广东陈主席铭枢、陈总司令济棠让我来充任海军总司令，与海打交道，惊涛骇浪，前程莫测啊！”
“陈兄眼下正青云直上，鹏程万里，何不也拉兄弟一把。”张云逸继续试探着。
“好说好说，陈总司令与你是陆军速成学校老同学，我跟他说一声，你原来的少将衔肯定少不了你的。”
“陈兄，我跟你说实话，广东虽系北伐革命源头，但也是个多事之地，我不愿留在这里。”
“你想去哪里，去海南老家？”
“不。我想去广西。”
“去广西？”陈策惊了一下：“李宗仁、白崇禧刚刚败逃，广西已成土匪、乱兵的天下，你这时去那里，又有何作为？”
张云逸笑了笑：“陈兄有所不知，几天前老蒋已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区主任兼广西省绥靖司令，听说他们已带兵入桂接管军政，百废待兴，正需用人。”
陈策一拍张云逸肩膀：“胜之兄有远见，有远见。俞作柏是我知己，我写封信把你推荐给他，定能委你重任。”
将才岂可空闲置
1999年7月的一天，邕城南宁格外炎热。共产党员俞作豫按照中共中央党代表邓斌（邓小平）的指示，来到哥哥俞作柏的省主席公馆。当时，俞作柏正与绥请司令李明瑞在客厅议事。俞作豫走进去默不做声地坐到一旁。
不一会儿，随着一声“报告”，俞作柏的副官走进了客厅：“蒋委员长派来一百多名黄埔军官，听候俞主席安排。这是委员长的亲笔信和军官名单。”
俞作豫的表哥李明瑞拿过名单瞄了一眼，气愤地说道：“送什么‘黄埔军官’，这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一个也不要。”
俞作柏沉默了一会，忧心冲忡地说：“裕生表兄（李明瑞字裕生），老蒋为人高深莫测，这些人确实不能要。不过，广西匪患横行乡里，军政腐败，民不聊生，我们如果再不充实力量，就是挡得了蒋介石的暗箭，也难抵住黄绍竑的明枪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