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有什么办法呢？”李明瑞也似乎很为难。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有办法！”坐在一旁的俞作豫打破了一时的沉寂。
“哦，备豫（俞作豫字备豫）有何高见，何不说来听听。”李明瑞忙问道。
“二位兄长，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培养一批人才呢？”俞作豫以反问作答，顿时引起了胞兄和表哥的兴趣。
“备豫，你说说，自己如何培养人才？”
“中山先生曾利用黄埔培养军官，后来有的被蒋介石利用了。我们不开军校，办一个教导队怎么样？”
“好啊，表弟这主意不错。”李明瑞高兴地站了起来：“开办教导队，自己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充实到下面去，这样保险。不过，由谁去组织这个教导队的工作？”
“有位将才正闲着呢。”俞作豫说。
“谁？”俞作柏问道。
俞作豫说“广东陈策总司令介绍来的张云逸，当年是北伐第四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两位兄长对他的军事才能恐怕也早有所闻吧。”
“对，张云逸最合适！将才岂可空闲着。陈策亲自写信推荐，让我给他安排，这些天一忙就遗忘了，你看我……”俞作柏十分满意弟弟及时荐才。
俞作柏、李明瑞采纳俞作豫的意见，立即委任张云逸为教导总队总队长，不久，又让他出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职则由俞作豫担任。这样，中共中央派桂人员很快便掌握了广西部分军权。
后来，张云逸向李明瑞提出，由他给四大队推荐二名副大队长，李明瑞当即答应。于是，共产党员李谦当了张云逸的副手。张云逸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对成分复杂的第四大队进行改造，使大部分营、连的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一天，叶季壮来到南宁西乡塘四大队部找到张云逸，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党代表邓斌（小平）的指示：“党代表要求我们，尽快在各个连队和大队部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对工农成份的积极分子，大胆发展为党员，以壮大我们的力量。”
根据党代表的指示，张云逸领导着一批共产党员迅速开展工作，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学生参加第四大队，选派骨干到教导总队，并把党的组织建到基层。仅仅两个多月时间，便在教导总队发展了300多名新党员，在第四大队发展了100多名新党员。
留守南宁另有图
俞作柏、李明瑞回到广西执政没多久，形势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个炎热的午夜，张云逸刚在四大队秘密开罢党员骨干会议，五大队长俞作豫来到了西乡塘他的住处。
“云逸同志，有个重要情况。”
“什么情况？”
“我哥今天告诉我，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陈公博派薛岳到了南宁，游说我哥和我表兄，拉他们与张向华（发奎）联合反蒋。”
张云逸一听心里一惊，忙问题：“备豫，你哥他们意见如何？”
俞作豫叹了口气：“他们在武汉倒戈不久，就觉得是上了老蒋的当，回桂主政，又屡受蒋介石钳制，心里早就对蒋不满，薛岳这次来桂拉拢，几乎是一拍即合。”
“这事非同小可”张云逸说：“伯陵（薛岳）与我是广东陆军小学时同窗，后来，他曾与张发奎、叶挺3人一起分担孙中山总统府警团3个营的营长，他的军事才能还算出色，口才也不错，汪精卫叫他到广西当说客，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张向华收罗桂军残部组为‘护党救国军’，羽翼未丰，令已回桂主政又立足未稳，他们仓促联手反蒋，成败难说呀。”
“是啊。”俞作豫看了看张云逸：“我当时曾劝说过他们，但他们听不进去。”
张云逸想了想：“备豫，此情事关重大，你设法与叶季壮、陈豪人等同志联系，请他们速向中央党代表汇报。”
两天后，陈豪人来到西乡塘，向张云逸传达党代表邓斌的指示。
“云逸同志，俞、李反蒋一事，邓代表已跟中共广西特委的同志认真研究过了。”
“我们的对策是……”
“局势瞬息万变，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发展有利的方面。”陈豪人说。
张云逸着急地说：“我们好不容易经营起这支队伍，难道拉去参加军阀混战？”
“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陈豪人告诉张云逸：“邓代表和广西特委派人力劝俞、李稳住广西，不要出兵，结果俞、李一意孤行，他们想以两广为根据地，走李宗仁、白崇禧的老路，与将介石逐鹿中原。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
“具体怎么办？”张云逸急忙追问道。
“邓代表指示我们力争把自己掌握的部队留守南宁，俞、李反蒋若胜，形势对我们当然有利；若反蒋失败，我们就把队伍拉到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邓代表高瞻远瞩，委实令人钦佩。”张云逸高兴地说。
第2天，张云逸专程赶到广西绥靖司令部李明瑞寓所。李明瑞设宴招待了他。
“胜之老弟，我可要托你的福了。”
“李将军，你这是从何说起呀？”张云逸反问道。
“我和俞主席已决定与张向华联合起兵反蒋，你的教导队和四大队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呀！”
张云逸故作为难的样子：“李总司令，你也知道教导总队组建不久，我接管第四警备大队也时间很短，各项训练都未完成，你说养兵千日，我可养兵不到百日啊。”
“谁不知胜之老弟带兵有方，教学得法，百日胜千日嘛，哈哈哈哈……”李明瑞笑罢，又冷静下来对张云逸说：“蒋介石两面三刀，又拉又打，这两天连发几个电报拉拢我，只想牢牢控制两广。中国要是由这个家伙掌握，将会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呀！”
张云逸郑重其事地说：“蒋介石兵力强大，如果我们倾巢出动，后方必然空虚，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的意思是……”
“我建议把教导总队和四大队留守南宁，还有你表弟作豫的五大队也驻守市郊，由我们保卫后方，你尽可放心。这样即使讨蒋失利，你和俞主席也有个退路呀！”
“嗯……这倒也是……”李明瑞摸着下巴：“胜之想得周到，我深表钦佩。我把你的意见转告俞主席，由他定夺。”
李明瑞跟俞作柏商量后，同意张云逸的教导总队和第四、五警备大队留守南宁。原来，党代表邓斌已在此间派俞作豫向其兄俞作柏做了工作，所以才使李、俞不得不考虑后路。
留得青山有柴烧
1929年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委任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张云逸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广西省军械仓库等要害机关。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的再三劝告，于9月27日通电反蒋。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成立“讨蒋南路总司令部”，俞作柏任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随后，俞、李亲自率兵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
10月2日，部队刚开到桂平县，形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俞、李所部的吕焕炎、杨腾辉、黄权被蒋收买叛变，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投蒋。
2日晚，蒋介石下令免去俞作柏广西省主席职务，委任新编16师师长吕焕炎为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陈济棠为总指挥）。
10月3日，吕焕炎在梧州通电就任。同日，75师师长杨腾辉通电拥蒋，李明瑞下属旅长黄权被蒋介石派人重金收买，倒戈投蒋，当日即被蒋提升为15师师长。至此，俞、李的“讨蒋南路军”全部瓦解。
10月5日，蒋介石免去李明瑞第四编遣区主任职务，任命杨腾辉接任。杨腾辉随即指挥部队进军南宁，并干10月12日发出通电，逼俞作柏、李明瑞下野……
俞作柏、李明瑞亲征讨蒋，不到半月便告失败，2人只带了几个警卫人员逃回南宁。真可谓--“出征时干军万马，归来时寥寥几人”。两位北伐老将，一时莽撞冲动，落得如此结果，好不凄凉！
1929年10月12日下午，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官身份为2位败将和老上司“接风洗尘”。
在一桌丰盛的酒宴上，张云逸对李明瑞说道：“李将军，还记得我说过的话么？”
“当然记得。”
“要是我们不留这一手，你这位北伐虎将和俞主席恐怕就无家可归了。”
“蒋介石王八蛋！”李明瑞骂了一句：“丢他妈海，老蒋先是许给吕焕炎一个省主席，又叫他派黄勉兜着30万港币去收买黄权，真是不择手段！”
“蒋介石老谋深算。”俞作柏悻悻地说。
“胜之，往后你看……”李明瑞看着张云逸。
“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张云逸对俞、李2人说：“实话告诉2位，为保存力量，以利发展，我们教导总队和四大队已决定开赴右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令弟作豫将率五大队去左江龙州。”
“非得要走吗？”李明瑞有些不甚理解。
张云逸反问道：“不走能行吗？明摆着，叛军从梧州、桂平向南宁步步进逼，兵临城下，此处岂是久留之地。”他看了看俞作柏、李明瑞那无可奈何的神情：“如果2位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右江地区，或随令弟去龙州。”
“你们想在广西搞红色苏区？！”李明瑞睁大着眼睛，显得十分惊讶。
见到李明瑞那般神态，张云逸激动起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了干百万劳苦大众，我们的前面只有一条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打破蒋介石的黑暗专制！我希望2位与我们同行。”说着，张云逸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俞作柏两只手颤抖着，久久不敢去端酒。这时，只见李明瑞突然拿起酒杯，高举过头，伸出去与张云逸的酒杯“咣当”一碰。
“我和俞主席兵败回邕，愧见乡亲父老，今蒙张将军至诚相待，真是三生有幸！”说罢，李明瑞一饮而尽。
“好样的。”张云逸说完，也随即干了杯。
1929年10月14日晨，邕江上泛起淡淡的晨雾，90只大船在码头停靠着，数百名士兵正来回地把一个个大木箱扛上船去。
张云逸走到俞作豫身边：“作豫，有这些枪支弹药，够用了吧。”
俞作豫笑了笑：“按现在的队伍人数，每人3支枪都有了，按革命发展的需要，武器弹药多多益善。全靠你当机立断接管了军械仓库，要不然，我们一人一枪都不够呢。所以我得好好感谢你。”
“不要感谢我。”张云逸说：“搞这批武器是邓斌和雷经天等同志的安排，是中共中央和广西特委的决定。”
“邓斌这位神秘的中央特派员，都几个月了，我还不知他是什么模样。张将军，你见过邓代表吗？”
张云逸摇了摇头：“广西形势复杂，党组织与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中央特派员邓代表每次给我的指示，都是通过陈豪人、叶季壮传达过来，迄今为止，我也从来没见到过邓代表本人。不过我相信，过不久一定会见到他的。”
平马欣逢邓代表
船队已装满武器弹药和各种行李、给养，邕江码头千帆待发。
张云逸、俞作豫正要上船巡视，忽见城里走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张云逸吃了一惊，他定睛一看：“哦，是符禄他们。”他连忙迎上前去：“符禄，任务接上了？”
“接上了。”符禄答道。
原来，头天晚上，叶季壮告诉张云逸，说中央特派员邓代表安排一特殊任务，要张云逸派一名共产党员带一连人马另候调遣，张云逸派了符禄集合警卫连前往接受任务。
符禄指着队伍中的两名年长的士兵：“张大队长，你看谁来了！”
张云逸的眼睛沿着符禄指处一看，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来：“啊--，俞主席、李总司令，两位将军都成了普通一兵！”
身着士兵服装的李明瑞走近张云逸：“这何足为奇，自从跟随中山先生革命，我一直就是一个普通战士。胜之，还记得前几天你置宴接待我们两员败将时说的话么？”
“记得，记得--欢迎2位与我们同行！”张云逸紧紧握住李明瑞的手；“李将军，我们总算走到一起来了。”
李明瑞面带愧色地微笑道：“胜之，北伐时我就很佩服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如今，蒋介石把我逼到了绝境，我也不得不参加了。”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李将军审时度势，今日果断抉择，也为时未晚。”
这时，俞作豫走近俞作柏：“大哥，你打算怎么办？”
俞作柏迟疑了一下，回答说：“邓代表亲自找到我们，问我们去右江还是左江，我跟裕生商量了一下，还是跟你去左江好。”
“你这是因为……”
“这不是因为兄弟关系才跟你去，而是考虑到左江上游的龙州靠近越南，能进能退。我现在手上还有一笔钱，除资助你扩编队伍，还想叫徐光英到越南买飞机。”
“对，我们在龙州起事，可与右江地区策应。”
听到俞氏兄弟的谈话，叶季壮走过来插话道：“邓斌（小平）同志同意李将军和俞主席去龙州。”
张云逸忙问叶季壮：“邓代表现在何处？……杨腾辉、黄权就要进攻南宁，他的安全……”
叶季壮告诉张云逸：“邓斌同志已收拾行装，准备随军械船和警卫部队去右江地区，让你带着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西进，约定在平马镇会合后一起到百色。邓代表说，百色是个好去处，韦拔群同志已在那一带作了4年的工作，农民运动的基础很好。”
张云逸拍了一下叶季壮的肩：“好，到平马会师，我这就去组织队伍。”
“邓代表指示，一定要在3日内出发。”
“3天，我保证不误。”
薄雾渐渐散去，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送走俞作豫五大队和随行的俞、李2人，张云逸迎着朝霞回到了四大队总部西乡塘。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警备大队，经过3天日夜兼程，终于到达右江畔的平马镇。当天下午，溯江而上的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也到达平马。
张云逸正与几位负责同志在队部临时办公室--平马商会一间小店铺里研究工作，忽见时季壮陪着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张云逸打量了一下那人，只见他神采奕奕，举止和蔼可亲，人约20多岁。张云逸马上迎上去：“老叶，这是……”
“这就是中央特派员，党代表邓斌同志。”
“啊，邓代表，我早就盼着见你了。”
邓斌握住张云逸的手：“云逸同志，你们辛苦了，把这么大的队伍拉出来，不容易啊。你干得很出色，我都派人向中央汇报了。”“邓斌同志，这几个月虽然没见到你，但每项工作都得到你的指点，有你把舵，我们觉得踏实。”张云逸给邓斌搬过一张旧木凳：“邓代表辛苦了，请坐下。”
“云逸同志，不用叫邓代表，就叫我邓斌吧。”
“好，邓斌同志，请坐。”张云逸挨近邓斌同志坐下：“这几天队伍行军劳累，你们也刚上岸，是否休整一两天？”
邓斌笑了笑：“张将军关心士兵身体无可非议，但目前形势太紧，时不待我呀。”说着，他做了个手势：“黄权的部队已逼近南宁，李宗仁、白崇禧也乘机跑回了广西，我们想尽快控制右江地区，就得马不停蹄！”
“你的意思是……”张云逸看着邓斌。
邓斌果断地说：“今晚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就开向百色。”
张云逸站起身来，走了几步：“邓斌同志，我同意尽快赶到百色去，但是，几大船的武器弹药不能继续上驶，搬上岸又带不完那么多，这个问题，你看……”
“当前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离不开枪杆子。”邓斌说道：“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把大部分枪支弹药带走，目前暂时不用的重武器，先疏散到东兰、奉议等县的山区保存起来。你们各位的意见怎么样。”
“同意邓斌同志的意见。”张运逸和在场的几位负责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同志们，我们党掌握的队伍已经拉到右江来了。”邓斌对在座的党员领导说：“现在，我们可以公开宣传我党的主张，团结工农大众，开展土地革命。形势有利，但也不可掉以轻心。第三警备大队还属反动军官掌握，我们要有所提防。”
“在南宁时，我看三大队长熊镐心怀鬼胎，便暗中在他那里发展了几位秘密联络员，一有情况，他们会马上报告我的。”张云逸插话道。
“云逸同志可是个细心人。”邓斌笑着说。
“邓斌同志，刚才我听到一个情况。”留苏回国的共产党李朴汇报道：“东兰县的反动县长勾结当地土豪对抗农军，韦拔群同志那边有些吃紧。”
“这帮上豪劣绅，真是本性难移。”邓斌很气愤。他跟身边的张云逸低声说了一句，便对李朴说：“李朴，你和黄明春同志马上赶到东兰去，协助韦拔群同志工作，巩固和壮大农军，为建立红军作准备。”
“你们在东兰扎稳了，我们进驻百色，这样，百色、平马、东兰即为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向周围发展，这一大片地方就会完全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了。”张云逸一边说，一边用笔杆指着墙上那张自己草绘的地图比划着。
公兴当铺共筹谋
这里正是南国的金秋。
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澄碧河与鹅江两股清流在这里交汇，构成了一条新的河流向东奔去。这就是右江--珠江上游的主要干流。两条河流汇合的地方，有一座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山城--百色。
1929年10月22日，邓斌、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直属队分水陆两路来到了这座山城。
大块石料砌成的“公兴当铺”--原“清乡总办公署”的大洋楼被重新布置。在这里，邓斌主持了党的核心领导会议。
“同志们，我们这次拉出来的队伍，是张云逸同志一手掌握的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人员结构成份和政治军事素质总体还不错。这都是因为云逸同志事先做了大量工作，在各连队配备了一批工农干部，发展了不少党员。”
“但是，”张云逸接着说：“因我们接管时间不长，个别连队和部分官兵的旧军队恶习尚存，要把这支军队完全改造为人民的红军，还需要我们继续做工作。为了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革命性和战斗力，以保证武装起义取得成功，我们要认真讨论一下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做法。”
“现在是党委会，请各位充分发表意见。”邓斌说道。
参加开会的党员领导干部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会议最后作出了四项决定：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把枪枝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邓斌在会上郑重地指出：“我们拉出来的这支部队是转变为红军的基础，务必加紧整顿改造，加强党组织领导，以迎接正式建立红军那一天的到来。”说着，他转向张云逸：“云逸同志，你过去是这支部队的头，现在还是，将来变成红军，仍由你挂帅指挥。整顿改造部队的工作，要靠你多操心了。”
“请党组织放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一定按照党的决议，为建成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尽心尽力。”张云逸公开表态，博得了与会者一阵掌声。
党委会最后还作出一项决定：为筹措武装起义的经费，决定在左右江地区打出公开的且利于地方接受的行政机构，即利用旧有“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左江督办”。
根据党委会的决定，张云逸亲自领导展开了对部队的整顿改造。他把党员骨干分派到各个连队，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对官兵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并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贪污行为和军阀作风。
“各位不要有顾虑，凡是有损于我们这支军队的行为，只要讲出来，我们一定从严处置。”张云逸下到连队为士兵壮胆撑腰。
部队整顿一开始，便有几位士兵悄悄找到张云逸：“大队长，我们三营的梁祝南营长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谁也不敢惹他，不知大队长敢动他么？”
“只要事实确凿，有什么不敢动的？！”张云逸果断地回答。
“他仗着是李明瑞将军的亲戚，胡作非为，可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
“李将军是北伐名将，一贯主张军纪严明，对他的亲戚，我们更不能姑息纵容。你们回去发动大家一齐揭发他，看我敢不敢摸他的老虎屁股！”
张云逸说到做到。几天后，三营营长梁祝南受到了严办。还有几个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也先后被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在较短的时间内，张云逸采取措施，使部队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坏的被清洗，并从农军中选调了一批优秀青年补充到各连队，此后部队面貌一新。
桂系军阀伸黑手
百色县城那栋高大坚固的“公兴当铺”洋楼大门口，“清乡总办公署”的牌子被砸烂在地，换上了一块“右江督办公署”的新牌子。在这里，张云逸这位“地方行政长官”签署“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
几位官兵站在张云逸面前，等候着“督办”大人的吩咐。
“你们把这个命令马上送到各县县长、税务局长那里，要他们在5天内把所收得的税收款全部上交督办署。”张云逸把命令用信封分装好：“告诉他们，谁要是违抗命令不交税款，本督办将从严查办。”
命令分头送了下去，各县税官不敢有违。几天时间，督办公署便收到4万多块银元。右江地区乃是云南鸦片东出的集散地，烟毒贩子要从此地过境，一般少不了要给地方交大量烟税。张云逸一道命令收获数万，半数以上则是来自这种税收。殊不知，这笔款后来居然成了右江起义和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的军饷。
正当邓斌、张云逸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企图将革命扼杀于摇篮的黑爪伸了过来。
南宁西门内老道台衙门一座小公馆里，刚刚“打回老家”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立友）三位新桂系台柱，正在筹划东山再起，重新北伐的雄图大略。
“离开4个多月，我们又回来了。蒋介石想置我们于死地。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李宗仁说道。
“德公（李宗仁，字德邻），情势并不乐观呀。”白崇禧有些不安：“我们是两面受敌。”
“健生，何谓‘两面受敌’？”黄绍（立友）反问道。
白崇禧张开双手比划着：“东面，陈济棠占着大半个广东，一切唯老蒋马首是瞻。粤军已进入桂东、桂南，眼下是大军压境；西面，张云逸把原来守南宁的几千人马拉到了右江地区，李明瑞下野出逃后受共产党策动，跟俞作豫一起带着两干人枪到了龙州安营扎寨。倘若他们闹起赤色革命，左右江遥相呼应，顺流而下，迅达南宁，其能量也不可低估呀。”
“健生老弟洞察秋毫，不愧是‘小诸葛’。”黄绍（立友）笑着对白崇禧说。
“眼下东边粤军3个师正窥觑南宁、柳州，我桂军仅2万余众，挡得了东边，就会保不住西边，健生，你看还有什么万全之策？”李宗仁问道。
“我们集中力量驱逐桂东粤军。至于西边，主要危险在百色张云逸那里。”白崇禧一手托着下巴边想边说；“现在他们赤色起义情况未明，我想先牵住他们。”
“派谁去牵住他们？”黄绍竑问道。
“熊镐！他已表示死心踏地投靠我们。”
“就是那个老土匪头子，他那人‘有奶便是娘’。”李宗仁似乎对白崇禧推荐的这个人不放心。
白崇禧喝了一口茶，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德公，张云逸可以把第四大队拉到百色，熊镐的第三大队为什么就不能跟着西去。季宽（黄竑站）兄，你说呢？”
“妙哉，健生，马上让熊镐来一趟，我要好好跟他谈谈。”黄绍（立友）似乎对这个老土匪、兵痞有着极大的兴趣……
“督办”巧设“鸿门宴”
遵从黄绍竑的旨意，熊镐行动可谓神速。张云逸刚离开平马镇3天，熊镐便带着他的第三警备大队1000多人马在一帮地主豪绅的吹打欢迎下驻进了这个右江至南宁的水路咽喉小镇。
1929年10月25日，张云逸收到了熊镐派人送来的一封信，熊镐在信中说，他要亲自到百色“拜见张大督办”，与第四大队“商谈防务”。
“邓斌同志，你看熊镐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张云逸把那封信递给邓斌。
邓斌把信看了一遍，笑着抖了抖那封信：“黄鼠狼给鸡拜年，他是想亲自出马探个虚实。然后再把鸡吃掉。”
“我们何不来一个顺手牵羊。”张云逸做了个手势。
“对，将计就计，先下手为强！”邓斌果断地说。
“熊镐这老匪奸猾刁钻，第三大队的军官多是为他两胁插刀的把兄弟，要对付熊镐和第三大队，我看最好是智取。”
“怎么个智取？”
“这样，”张云逸从邓斌手上接回那封信：“他要来百色，我就成全他，给他回信，邀请他到这里作客，我将好好欢迎他。”
“嗬！好家伙，你要准备鸿门宴。”邓斌大笑起来。
"鸣门宴的戏剧性情节太多，我可没那么多雅兴，他来了，我们就快刀斩乱麻，拔掉这颗钉子。”张云逸并拢五指向下一砍。
“快刀斩乱麻，好呀！”邓斌也做了同样一个手势：“不过，我们还要认真研究一下具体方案，越细越好，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10月28日，熊镐从平马乘坐一艘小火轮溯右江而上，午时到达百色下船。他趾高气扬地走向岸边，身后紧随的一个班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好不威风。
“熊大队长大驾光临，我因公务在身，有失远迎，还望见谅。”在岸上路口等候多时的张云逸迎了上去。
“张大队长，不，不，不，张督办大人，你现在是官居显位，威震右江，熊镐当刮目相看。”熊镐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熊大队长，我张云逸受命于右江百姓，这些天是为民做了些事，往后，还望熊大队长协力配合。”张云逸不露声色地说道：“听说你要来，我已吩咐部下设了两桌便宴。为熊大队长及随行弟兄接风洗尘。”
“据说，督办大人一道命令，便收取了数万税款大洋，随便漏出几块来，也够我们今天开怀痛饮。好，既然张督办一片盛情，我熊镐定来他个一醉方休！”
在督办公署的楼上，张云逸及几位“陪客”向熊镐频频敬酒。熊镐原有点戒心，后来见张云逸一片热忱，疑云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那班卫兵被安排在楼下一间耳房喝酒。见到那一桌丰盛的好酒好菜，卫兵一个个狼吞虎咽，无所顾及。
张云逸看了看怀表--“午时三刻”已到，他侧耳倾听着楼下的动静，楼旁练操的四大队战士整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这时，酒兴正浓的熊镐正在与一位“陪客”碰杯，嘴里吐出含混不清的桂南方言。
“张大队长，张督办大人，听说你炒牛下水很拿手，兄弟已酒过三巡，怎么还不见你的牛下水？”
“牛下水？！”张云逸冷笑一声：“对，牛下水，我今天就是要炒你的牛下水。来人，把这个老土匪拿下！”
席旁的两名虎背熊腰的卫兵一齐上来，一把揪住了熊镐。
“张督办，你……你这是……”熊镐叫嚷着。
“熊镐，李、白、黄正等着你提我的头去领赏，而我却想先借你的头给百色起义祭旗！”张云逸站起身来，拔出短枪在熊镐面前晃了晃，只见熊镐这个作恶多端的杀人魔王竟吓得两腿筛糠。
与此同时，督办署大楼外佯装练操的几十名武装战士出奇不意地冲进了楼下的宴席间，将熊镐带来的那班卫兵全部缴械生擒。秉承桂系军阀黑旨意，阴谋破坏革命的反动军官熊镐被“督办公署”判处死刑、立即送上了断头台。
紧接着，张云逸率四大队一部乘船顺流而下，邓斌另率一部走陆路抄近道向平马镇进发，这时，由右江特委负责人雷经天指挥的农民自卫军也正从奉议、恩隆、思林等县向平马集结。
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天际。正值晚饭时分，第三大队驻守平马镇及镇外两处营房的1000多人正在吃饭，便全部被从天而降的神兵包围。那些追随熊镐的反动军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乖乖地被缴械。
3艘小火轮载着缴获的枪枝弹药，在宁静的夜色中缓缓上驶。火轮上，邓斌、张云逸一起扶着栏杆在回味今天“鸿门宴”的精彩场面……
“云逸同志，你炒了熊镐的牛下水，我们又把新桂系收买的三大队一锅端了，就等着李、白、黄一起来哭灵吧。”
智歼熊镐三大队计划的实现，粉碎了桂系军阀妄图扑灭右江革命烈火的阴谋，为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军革命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右江两岸义旗红
完成百色起义前的筹划部署之后，中共中央特派员、党代表邓斌并没有轻松。他知道，李明瑞、俞作豫正在龙州焦急地等着他前往指导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29年12月1日，邓斌打好了出发的轻装。他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云逸同志，百色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吧，还是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党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准时起义。”张云逸说。
邓斌边走边说道：“按照中央的决定，你出任红七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七军政委。我这一走，起义时的具体工作就由你和陈豪人同志主持。龙州那边随后也将起义，成立红八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政委。”
“邓代表身负重任，两处都要顾及，够辛苦的。”张云逸说。
“其实，我只是跟你们一起开了个头，不少工作留给了你们。中央指名要我去上海汇报广西的情况，我到龙州停一两天又得走。”邓斌说着，跨上了那匹桂西山地马。
“嗒嗒嗒嗒……”马蹄声由近及远，直到完全消失。张云逸站在大路口，目送着那位为开辟革命根据地而深谋远虑的领导人远去。
1929年12月11日，人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百色县城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大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城镇居民5000多人聚集在广场上，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
张云逸穿起了崭新的灰色军装，他把腰上的皮带束紧，又端端正正地戴上了红星军帽，系上了红色领带，然后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出了粤东会馆大门。他注目前方，几千双眼睛在期待着，起义部队集合的方块队前，一面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东方绚丽的朝霞映衬着红旗上绣着的镰刀锤子，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个隶书字分外夺目。
张云逸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40多天的紧张筹谋，今天就要正式付诸实施，一股划时代的责任感在这位北伐少将身上油然而生。运筹帷幄、决策大计的中共中央邓代表虽然离开10天了，但这位起义礼花的设计师早已在焰花筒里装好了“特制火药”，它会迸发五彩的火花。现在留给张云逸的，是用他那颗燃烧的心，去点燃起义礼花炮筒的导火索。
“吹集合号！”他发出了第一道命令。
军号声响彻右江上空，驻百色的四大队、教导总队官兵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扛着步枪，以整齐的队形、整齐的步伐来到广场上。顿时，广场上的数千群众掌声雷动，欢呼雀跃，经久不息。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起义领导人登上了主席台。陈豪人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宣布：“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这里光荣诞生了！”
一时间，整个广场沸腾起来，人们举着枪，敲着锣鼓，呼喊着，歌唱着，庆贺这支人民军队的诞生。
沸腾的浪潮稍稍平息，陈豪人宣布红七军领导机构成员：“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张云逸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欢呼的军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
群众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回荡在山城上空。
这一天，人们在百色县城的大街小巷里，看到了由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签署的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本军应革命之要求而产生，其目的在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以解除民众痛苦为标志。”
张云逸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回头看着这支向着朝阳迈进的队伍，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起了中央党代表邓斌两个月来的精心谋划；想起了在上海时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叮嘱；想起了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在龙华英勇就义前对他的安排。
他默默自语：周书记，按照你的指示，广西的工农武装割据开始了；邓代表，放心吧，一切都在按你设计的程序进行；杨部长，你的遗愿实现了，反动派绞杀了你，但他们永远不能绞杀革命！
张云逸在右江的活动 农武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右江活动这段历史，在张云逸从事革命斗争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一）
1929年6月，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他们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那年7月，张云逸通过社会关系，从广州到达南宁找俞作柏。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被派到俞、李新建的警备第四大队去当大队长，还担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为了把这两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张云逸依靠党的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他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大部分都安插到教导总队各连当干部和学员。在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各连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形成领导核心。对于这两支部队中的反动军官，张云逸分别采取：“升迁”和撤换的办法，来剥夺他们的实际指挥权。经过不长的时间，这两支部队的各级领导权基本为我党所掌握。为了争取和教育群众，张云逸在第四大队中对广大士兵进行民主教育，开展士兵运动，提高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起来同反动军官作斗争。在改造这两支旧军队的过程中，张云逸还十分注意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新吸收党员300多名。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共产党员的紧张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奠定了基础。
1929年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反蒋，在风云突变时刻，邓小平等果断地作出决定，将我党掌握的武装开赴右江、左江地区，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
（二）
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3省交界，聚居着壮、瑶、苗等兄弟民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派出党员余少杰等到这里开展工作，建立农民武装，领导群众反对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9年10月上旬，根据广西形势的新变化，张云逸派第四大队一个营的武装进驻右江，加强右江的防卫工作。10月13日，俞、李反蒋失败后，张云逸等立即组织部队和民工，把省军械库里储存的武器弹药，搬上了汽船，准备运走。10月17日，张云逸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朝右江上游前进。10月20日，陆路和水路的两支队伍2000余人，同时到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城平马镇。在平马，根据党的决定，张云逸拨出部分武器送给恩隆、奉议、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农民自卫军；命令第四大队留3个营分驻平马、田州（分一个连驻扎那坡镇）、果化。第2天，部队分头出发。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教导总队及特务营到达百色县城。23日，张云逸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部队党委（即桂军委）会议，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和广西省党代会精神，研究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和今后的斗争策略。
会后，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一起，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贯彻党委会的各项决定。首先，认真抓紧部队的整顿和补充工作。他在部队中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罪恶行为和军阀作风。在广大士兵起来斗争的基础上，严办了一贯克扣军晌，打骂士兵，深为大家痛恨的一个营长。对其他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张云逸则采取撤职、“调训”或“礼送出境”等办法加以处理。同时，在部队进行无产阶级、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唯物史观等教育，坚定了干部和战士的斗志。并从教导队里抽调一部分党员加强连队党组织，先后发展新党员200余名，从农军中抽调一些优秀分子补充连队。这样就使部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部队整顿后，张云逸派部队分散到各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豪绅地主分子的斗争；组织部队和农军攻打土豪、团局反动武装，收缴其武器，武装革命群众。张云逸和邓小平等，到百色城苦力工会和省立第五中学（今百色中学），给工人和师生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工人群众和师生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经过一段努力，右江地区各县的工会、农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群众武装斗争广泛地开展。
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召集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开会，通知他们将全部税款上缴，交出武器，并保管好公共财产和文书档案。结果收到几百万银元的税款，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经费。对这次会议，凌云县县长拒不到会。会后，张云逸派第四大队干部胡斌率一连武装进驻凌云县城，代行县长职权（原县长闻讯先逃走），收缴税款，维持地方秩序。11月，张云逸委任共产党员李植华为凤山县长，加上原来省里委派共产党员担任县长的东兰、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右江各县基本上为我党所控制。
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风暴席卷了右江各县。右江地区的豪绅地主把群众的革命斗争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妄图绞杀革命力量。我党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解除第三大队的武装。10月28日，张云逸以“商谈防务”为名，邀请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熊镐到百色。这天上午，熊镐及其随从人员按照商定的时间，乘汽轮来到百色。熊镐一上岸就东瞧西望，观察四周的动静。当他看到一切正常时，就大摇大摆地朝大街上走去。这时，张云逸和几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熊镐被接到选好的“公兴当铺”。双方坐下交谈了一会，“招待”熊镐的宴会随即开始。张云逸及我方官员同熊镐及其主要随从在一席，双方警卫人员的酒席安排在另一个房间里。张云逸首先在宴会上讲话，对熊镐到百色来表示“欢迎”，希望他多喝几杯，然后再“商谈防务”。酒过三巡，熊镐狂妄地说：“第三大队人多枪多，现有防地太小，第四大队最好把右江地区让出来，到别的地方去驻防。”张云逸继续劝酒说：“老兄酒量大，别的暂不说，来来来，再干几杯！”见酒不要命的熊镐又喝了几杯。正当“宴会”在热烈地进行，熊镐酒兴正浓的时候，预定歼敌的时间已到。突然，“咣当！”一声响，张云逸将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掷，这是按原计划发出的擒敌的信号。顿时，我方的“陪客”和“招待人员”，同在宴会厅外面佯装出操的几十个武装人员一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前去，只经过短短的几分钟搏斗，熊镐及其一伙即全部俯首就擒。那天，雷经天统一指挥各县农军同第四大队驻平马、田州的部队，向第三大队在平马、田州的反动武装发动袭击，将敌全部缴械。第2天，张云逸又亲自带队消灭了第三大队驻扎在那坡的一连武装。围歼反动的第三大队的战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为举行百色起义扫清了障碍。
11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百色。张云逸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10月30日成立）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部署作出决定。
反蒋失败后，随警备第五大队到龙州的李明瑞，于11月中旬从龙州来到百色。张云逸与邓小平一起，在百色耐心诚恳地做李明瑞的思想工作，肯定他在北伐战争中为革命立了功，这次主政广西又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劝他与共产党一道打起红旗革命到底。经耐心的谈话，使李明瑞认清了“共产党的前途是光明的”，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并迅即返回龙州，参与领导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应中共中央电召，11月底，邓小平经龙州，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离开百色后，张云逸同其他负责人一道，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完成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上，进行部队整编。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编成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来第四大队和凌云、百色农军组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奉议、恩隆、思林等县农军组成，纵队司令胡斌（后冯达飞），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由东兰、凤山县农军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同时，拟办干部训练所，扩大教导总队，以训练干部和培养初级指挥员。起义前夕，部队总人数扩大到4000多人。在思想上，进行充分的发动。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深入基层，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印发材料和丛书，宣传我党的革命纲领，讲清进行武装起义的目的和意义；组织干部、战士就当红军的光荣和红军的任务进行热烈的讨论，集中大家学唱《国际歌》，使部队营区内外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12月10日，张云逸等在百色城主持召开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会议、百色县工人代表会议和百色县农民代表会议，分别讨论和通过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案。当天，张云逸下令第四大队，在工人、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将百色县公安局、禁烟局以及百色、田州、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商会、商团的武装全部缴械，收缴各种枪300多支。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陈豪人在大会上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红七军成立的当天，中共广西前委随即改为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常委张云逸等3人。
同一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成员，雷经天任主席。
12日，庆祝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的万余群众大会在平马隆重举行。张云逸专程从百色到平马参加庆祝大会，并讲了话，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我们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自己的优秀子弟参加红七军。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红七军一定会迅速壮大，革命一定胜利。右江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领导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现在，我们右江成立了工农自己的政府，有了自己的红军，而广西其它地区的工农兄弟还在受反动派的压迫，反动派是不会甘心他们在右江一带的失败的。因此，我希望每一个红军战士，每一个工农兄弟，都要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府。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进攻，保卫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他讲完话后，代表上级党委把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印章授给雷经天。会后，张云逸返回百色途经那坡镇时，当晚该镇各工会、商民协会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张军长莅临那坡。张云逸在大会上讲了话，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军阀不同，他说：“兄弟希望各位对于红军不要害怕。红军是代表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各位见着‘拥护工农兵一切利益’等等的口号，也不用怀疑，因为工农兵是最穷苦、最大多数，红军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还有好多学生们，小商人们，也同样的受大资本家、军阀等的压迫，许多学生们因为无钱，不能升学读书，许多小商人受着大商人、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致营业破产。这种种的情形，都是社会组织不好的原故。现在我们要把从前一切组织不好的制度，通通打破去。所以，我们要组织工农兵的政府--苏维埃。有少些反动派，说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是奸淫掳掠的，这通通是他们的造谣。请各位不要相信。杀人放火的只是军阀的行为，红军是代表工农群众利益，自然不做这种事。本军此刻有4个纵队，有成万多人，又有革命的工农民众来拥护。此外，还有各省、各地红军和革命民众，我们相信在最短期间，一定能得到胜利。我们希望你们大家团结起来，同做革命工作，组织苏维埃政府。我们缴了豪绅资产阶级的枪械，都要交给你们组织赤卫队，以便你们自己保卫自己。”13日早晨，当张云逸乘坐的汽船回到百色城时，广大居民群众涌到江边，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向岸上的群众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
百色起义不久，粤桂军阀战争继起，南宁空虚。1930年1月中旬，张云逸参加红七军前委代理书记陈豪人（此时，邓小平还在上海）在平马主持召开的前委会议，决定调动红七军大部向右江下游移动，待红八军成立后，请李明瑞到右江共同指挥，待机两军会师攻南宁。会后，由张云逸将前委的决定电告在龙州的李明瑞。接着，张云逸根据前委的决定，领导红七军做好攻打南宁的准备工作，并派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率第一纵队队部和第一营进军隆安，占领了该县县城。1月21日，第一纵队党委协助当地农运领导人，组织成立隆安县苏维埃政府，使隆安成为拱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按照预定计划，李明瑞前来右江的时间将到，张云逸亲自到镇结县去迎接。1月29日，张云逸带领一个连队，从平马出发，经思林、果化、（禾农）圩，30日到达镇结县城。随后亲自会见该县农会领导人冯镜等人。31日，张云逸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主张和红军宗旨，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并派员在县城及附近的屋墙上书写“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当天，李明瑞率60多名武装从龙州经天等来到镇结县城与张云逸会合。2月1日，张云逸、李明瑞在镇结县城召开县农会领导人会议（龙茗县农会主任汤学礼也参加），研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事宜和拟定政府领导成员名单。2日，因有紧急军事任务，张云逸和李明瑞离开镇结，前往思林县。
红七军前委作出攻打南宁的决定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桂系军阀闻讯，惊恐万状，从前线调4个团兵力进犯右江革命根据地。2月4日早晨，桂系军阀派出的部队在李画新指挥下，向驻守隆安的红七军部队陆续发起攻击。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5日，张云逸和李明瑞率红七军增援部队相继抵达隆安。经过3昼夜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为了保存实力，张云逸等指挥红七军撤出战斗。
红七军撤出隆安后，张云逸等率部退到恩隆县七里山区。敌乘机进占右江沿岸各城镇。为了打击敌人，张云逸和李明瑞又指挥红七军，与敌进行了马鞍山、亭泗战斗，重创了一批敌人。尔后率部转移到东兰、凤山一带休整。2月底，张云逸在凤山县盘阳乡参加前委会议，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为了扩大红七军的政治影响和补充装备、给养，前委作出第一、第二纵队到桂、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在右江，保卫根据地的决策。在会议期间，张云逸、陈豪人介绍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前委规定，红七军成立后的头两个月，从军长到战士，每人每月发20元银元的薪金（不包括伙食）。1930年2月份以后，因为脱离城市，经济较为困难，决定停发。当部队在东凤休整期间，张云逸等亲自向全体指战员进行解释，讲明现在部队的后勤面临困难，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我们红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经过做思想工作，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3月底，张云逸等率领第一、第二纵队从东凤向河池进发。在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到敌人统治地区作战的时候，张云逸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纪律教育。规定红七军到外线作战，不准借端滋扰良民，不准奸淫掳掠，不准拉夫，要公平交易等纪律。4月初，红军抵达河池县城稍事休息后，东进占领了怀远镇。部队在这里住了3天，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张云逸在大会上讲了话，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做商界的工作，红军在怀远镇筹集了几万银元作军饷，后继续向桂、黔边界前进。4月下旬，第一、第二纵队进入贵州边境的苗山。张云逸反复强调，红军进入苗山时，要尊重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不准乱鸣枪，不准拿群众的东西。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苗胞深为感动。他们从害怕逃跑上山，到怀疑持枪监视，最后主动送粮送菜。还主动给红军带路，遇到险处，帮助开路、架桥等。在苗胞的帮助下，红军3000余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顺利地通过了苗山，秘密进抵贵州省榕江县附近。4月30日清晨，红七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榕江县城依山傍水，城墙高大，易守难攻。红军连战3个小时仍未能攻下。张云逸等深入第一线，听取指战员的意见，最后决定用云梯和打竹钉到城墙缝隙中爬城攻击。并提出“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鼓舞指战员的士气。下午5时，张云逸和李明瑞亲临前线指挥，命令加强火力，掩护攻城突击队登城。结果攻击成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完全占领了榕江城。这次战斗，共歼敌500多人，缴获电台一部，大炮数门，步枪600多支，子弹10多万发，以及一大批军用品。还筹集得军饷几万元。榕江战斗的胜利振奋了红七军的斗志。
还在隆安战斗发生期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4月5日来到东兰武篆。5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立即赶到河池与他们见面。大家见面十分兴奋。接着，邓小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今后行动问题。会议决定红七军回右江一个短时期，在右江开展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会后，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率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
百色城于2月间被敌人占领后，成了桂系军阀在右江的一个反革命大本营。城里驻扎有桂军岑建英团和税警队、民团1000多人。6月初，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主力又回到百色的外围山地。根据侦悉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张云逸和李明瑞制定了围攻百色城的部署，决定分3路攻城：一路从东蚕过牛坡，直取大西门后，到较场圩、一路从东坪攻入长蛇岭后，直进北胜街，冲向较场圩；一路自羌园坡下南阁亭，经观音堂、大码头、二码头，直奔较场圩。3路进军部队从东面、北面、西面3个方向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对百色城的包围。当天下午，张云逸一声令下，攻城战斗开始，敌人陷入一片惊慌，纷纷夺路逃命。但是，第二纵队第一营攻到长蛇岭脚下时，突然被山上敌人的一个大碉堡喷出的密集火力封锁住去路。摧毁敌人的这个大碉堡，成了收复百色的关键。红军集中火力进行长蛇岭攻坚战，各种轻重武器同时向敌人阵地猛烈射击。敌团长岑建英为了作拼死的挣扎，也不断向长蛇岭碉堡调集兵力。并亲自到碉堡内督战。由于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红军多次强攻均未奏效。战斗持续到第2天下午，碉堡仍未攻破。这时张云逸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敌碉堡的侧面爬上长蛇岭，到离敌500米处去观察敌情。在现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山炮将敌碉堡摧毁。由于只剩下3发炮弹，必须做到弹无虚发，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为此，张云逸和李明瑞决定将一门山炮移到离敌500百米的山头，不用曲射，实行水平射击。当山炮在指定的位置安装好后，张云逸、李明瑞等围到山炮前，作射击前的最后检查。李明瑞亲自测定距离，校对瞄准器，下达开炮的命令。“轰隆”一声巨响，第一发炮弹打响了。只见敌碉堡火光一闪，烟尘腾空而起，碉堡被炸开一个大口。红军士气大振。炮手接连射出第2、第3发炮弹，都击中目标。预先埋伏在敌碉堡附近的攻击部队，在第3发炮弹射击后，一跃而起，往前冲去，迅速拿下了长蛇岭碉堡。敌人在这里丢下10多具尸体，残敌狼狈逃向城内。红军乘胜前进，冲入城内，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经过短时间的交火，敌人纷纷溃退。一部分逃过河，一部分当了俘虏，岑建英化装坐小船逃跑。晚上10时，战斗结束。这一仗，共歼灭敌军600余人，缴获枪枝500多支，迫击炮2门，子弹4万余发，以及其它军用品。接着，派部东进，收复了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
6月中旬，云南军阀取道右江，出师攻打南宁桂系军阀。滇军张冲部过右江时，张云逸率七军撤出百色城开往恩隆、思林、果德一带山区待命。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宣传红七军，以影响全国。根据前委的决定，7月初，张云逸等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思林、果德等县赤卫军，在鹧鸪坳伏击滇军尾部，激战5昼夜。敌军损失五六百人，惊叹“从没有遇到过这样有战斗力的队伍”。
伏击滇军后，7月下旬至9月底，张云逸和邓小平等领导红七军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德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部队，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政权，巩固根据地。按照分工，张云逸和李明瑞集中军直部队和第一、第二纵队3000多人在平马整训，总结红七军成立以来开展军事行动的经验教训，并由教导总队举办训练班。7月15日训练班在城隍庙举行开学典礼，张云逸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此后，张云逸还亲自给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等课程。在部队整训期间，张云逸和邓小平等到思林县那叭村看望伏击滇军战斗中的伤病员。随后张云逸到恩隆、奉议一带检查工作。根据前委决定，张云逸将恩隆、奉议赤卫军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由黄治峰任司令员。经过3个月训练，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都有了提高，党的工作也加强了，又补充了3000多名战士，全军发展到8000多人，整个部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平马整训后，前委提出按原计划向湘粤边发展的问题，决定在10月1日出发。出发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邓岗）到达平马镇。10月2日，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对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前委有不同的看法。张云逸等认为，红七军刚成立不久人数不足万人，武器装备很差，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是很困难的，不赞成把红七军拉去打大城市。但是，中央的命令又必须执行。会议最后仍决定按中央指示执行，部队到河池集中。10月3日，张云逸等到奉议县田州镇，在镇东北角的草坪上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红七军部队、工农兵代表和田州镇的居民数干人。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在鸣礼炮、奏军乐之后，工人、农民代表先后发言，接着张云逸讲了话，他说：“我们红七军指战员将要离开可爱的革命根据地，离开亲爱的家乡，离开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们的离开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击敌人。我们相信，日后会胜利回来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把我们害得太苦了，只有消灭他们，方能过上好日子。当然，这是件艰巨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坚决奋斗，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出发，反动派必然不会放过我们，一定会用所有的力量来阻止我们的行动。因此，前进是有很多艰难险阻的。我们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战胜敌人，光荣地完成任务。对每一个同志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相信，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每个同志一定能经得起这场考验的。工农同志们，党政工作同志，希望你们继续为保卫右江苏区而斗争！”
誓师大会后第2天，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第二、第四纵队从田州出发；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纵队从平马出发。7日前后，两支队伍等五六千人集中龙川一带。接着，张云逸和李明瑞、陈豪人等率部继续前进。9日，到达凌云县城，休息两天；张云逸等曾前往参观了该县有名的胜景--水源洞。14日，到甘田圩，休息3天，17日，到乐业镇，休息7天；23日，红八军第一纵队与红七军在乐业会师，张云逸热烈欢迎八军第一纵队转战千里，不辞劳苦，前来加入红七军的行列。随后，张云逸等率军往逻西经天峨、南丹去河池。在进军乐业时，张云逸先后在甘田圩场和乐业镇召开有800余人、9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军民大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同时，派人沿途开展宣传活动，在圩场、村屯、路口书写“红军的胜利就是工农的胜利！”、“岑团（指岑建英）象只鼠，红军是猫捕鼠！”等标语。此外，张云逸还安排部队，一路横扫反动团局武装，打击土豪劣绅，为广大贫苦百姓撑腰除害；重点没收一批豪绅地主的财物粮食作为军需，并分出一部分救济贫苦农民。这样革命声势大振。各地群众议论说：“穷人不要慌，富人不要狂！”真是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人民扬眉吐气。
11月初，红七军各纵队先后到达河池。11月7日，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大会在邓拔奇主持下，通过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决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会后，把红七军四个纵队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9日，全体指战员集合在河池三里亭前举行阅兵式。张云逸等检阅了部队，并进行北上动员。阅兵后的当天晚上，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领一个由80多人组成的连队返回右江根据地，张云逸亲自给他送行。两位革命战友在皎洁的月光下一面走一面谈。他们从右江的农民运动谈到百色起义，从红七军的建立谈到土地革命的开展，从右江和全国革命的形势，谈到今后艰巨的战斗任务。他们回顾了他们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建立起来的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张云逸恳切地对韦拔群说：“主力部队撤走后，右江苏区的困难一定很多，今后的斗争将更加艰苦，更加残酷。但是，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多，总的形势对革命是有利的。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干部，掌握武装，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韦拔群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在交谈中，韦拔群很谦虚地请张云逸给他提批评意见，张云逸说：“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久，我知道你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你立场坚定，对党忠诚，斗争坚决，不怕困难，光明磊落，纪律性强，这些都是你很突出的优点。我觉得你有一个弱点，就是太重私人感情。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干革命，要依靠党，依靠一切真诚革命的同志。要知道，在阶级斗争中私交是靠不住的！”
韦拔群听了之后，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这些话正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他紧紧地握住张云逸的手说：“是的，这是我的弱点。今后我一定好好克服！”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20多里，可是要说的话还很多。这一带是游击区。反动豪绅地主武装还很强大。韦拔群请张云逸返回军部，不要再送了。但看到张云逸只带了两个警卫人员，他马上又对张云逸说：“你这样走我不放心。我送你一程。这一带我还熟悉，就是遇见敌人，也好对付。”这样，韦拔群带着他一连人又往回送10多里。两个人这样来来回回，弄到天交半夜。在离河池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张云逸无论如何也不肯让韦拔群再送了。这样，他们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握手告别。
11月10日，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等率领红七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去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
（三）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向白区进军，当天占领怀远镇。原来拟定攻打宜山庆远镇后下柳州，到怀远后，发生了是否攻庆远的问题：一种意见是，中央指示集中攻坚，应攻庆远；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认为庆远是敌重镇，敌必出死力固守，反对攻庆远，主张及时渡江向桂林前进。一路上，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团结一致，坚持正确主张，不断与坚持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进行激烈的争论。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未得到克服，部队仍然受到很大的损失。1931年1月2日，部队进占全州时，在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上，张云逸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部队开往湘粤赣边界，到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2月5日，部队到达广东省乐昌、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口，横渡武水东进。日暮时分，敌军从韶关和乐昌两个方向同时扑来，将红七军截为两段。邓小平、李明瑞和五十五团已渡过武水。张云逸率未过河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共约600人，甩开敌人，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必背、半岗岭、埋坑山里。至此，红七军兵分两路活动。2月6日，五十八团开回到梅花大坪村，张云逸将非战斗人员武装起来，共编成两个营6个步兵连，仍用五十八四番号。后张云逸率五十八团沿湘东南向江西前进，3月9日攻占酃县县城。3月14日，在酃县沔渡与前来接应的湘赣独立师三团会师。两支部队与红二十军配合作战，打击侵犯湘赣根据地的敌人。4月4日，五十八团、湘赣独立师、红二十军由张云逸统一指挥，攻占吉安县永阳镇。不久，五十八团与五十五团在永新县天河会合。月底，张云逸在永新参加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清算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在这前后，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与湘赣独立一师、红二十军等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先后打了安福、茶陵、安仁等几个大仗，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7月初，张云逸等率红七军尚存的老战士2000余人渡过赣江，22日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彭德怀率领的中央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从右江到赣江，在漫长的征途中，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行程7000里，转战桂、湘、粤、赣4省，历时9个多月。英勇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此后，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纪念百色起义 袁任远 韦国清 陈漫远 莫文骅 吴西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组织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至今已经五十二年了。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推动下爆发的，它为祖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之下，灾难深重，民不聊生。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西的革命运动，这时也几乎被军阀摧残殆尽。但是广西的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转入地下，继续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１９２９年初，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军阀在混战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他们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后，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即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到了广西南宁，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俞作柏、李明瑞注意建立新军。新建的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即以党中央派去的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同志为队长，张云逸同志还担任了训练干部的教导总队副主任。同时，经我党的要求，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清党”中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并吸收他们到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俞、李还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给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发了一批武器装备。党的广西特委还抓紧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召开了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出十几日，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他们手下两个师长倒戈，粤军入桂进逼南宁，俞、李反蒋遂告失败。俞作柏去了香港，李明瑞到了龙州。在此风疾云涌的关键时刻，经过中央批准，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决定按原计划把我党掌握的武装拉出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去右江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携带辎重，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下，到达百色。警备第五大队在俞作豫同志带领下开到了左江地区的龙州。
广西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原来就有我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同志，素孚众望，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这里革命斗争也没有停止过。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达后，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邓小平同志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党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于是，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１１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也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同志为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委和前委书记。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同志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为委员。
翌年２月１日，左江英雄儿女聚集在边陲重镇龙州，宣布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后离队），政治部主任潘思文；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同时还宣布邓小平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２０个县，１００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桂系军阀大为惊恐。敌人首先以四个团的兵力，袭击龙州。红八军由于内部尚不巩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不得不放弃龙州。后来，红八军剩下的一部分，辗转进入右江地区，编入了红七军。
这期间，为了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隆安等地重创敌人后，一、二纵队即转向桂黔边界活动。邓小平同志在东兰县与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同志等一起，则着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接着，红七军一、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２０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整个右江地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１９３０年９月间，红七军前委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恰在这时，党中央又派来代表，指令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后来发现这些大城市都有敌人重兵防守，我军处境不利，邓小平等同志力主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但是这种意见当时属于少数，没有通过。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红七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这时已进隆冬，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号。红七军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草鞋。大家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且战且走。１９３１年２月初，红七军在粤北乐昌渡河时，遭敌截击，邓小平、李明瑞同志指挥主力渡过河去，向江西崇义前进；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另一部在坪石以北渡过小北江，进入湘赣根据地。４月，这两支部队在永新会合。旋即协同红二十军、独一师在安福打了一个胜仗，连克茶陵等五城，配合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七军自１９３０年９月离开右江，至１９３１年７月到达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合，在长达１０个多月的时间里，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殷切愿望。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指挥下，转战南北。
三
从百色起义到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这一段时间里，许许多多党的忠诚战士，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战斗员，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红七军北上后，韦拔群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与一万多名“进剿”的敌人进行周旋，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由于叛徒出卖，韦拔群同志壮烈牺牲。龙州起义失败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同志到了香港，在找党的组织关系时，不幸误与叛徒接头，在深圳车站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拒绝敌人的引诱，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并留下绝笔诗：“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１９３０年９月初，被害于广州红花冈。
这里，我们还要沉痛悼念党的英勇战士李明瑞烈士。
李明瑞同志早期参加北伐战争，是一位著名的勇将。１９２９年６月，他和俞作柏主政广西后，作了不少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对我党在广西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提供了条件。反蒋失败后，他随俞作豫同志到龙州。不久，龙州被叛变部队占领，形势异常危急。李明瑞同志沉着冷静，和俞作豫同志一起指挥战斗，收复了龙州，稳定住了左江局面。１１月间，邓小平同志到达龙州，部署武装起义。李明瑞同志毅然同意参加武装起义，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增补为红七军前委委员。在红七军开向中央苏区的艰险而漫长的征途中，李明瑞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勇挑重担，指挥明智，忍受艰苦，临危不惧。李明瑞同志在指挥和维护部队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他，党中央委任他为红七军军长。
１９３２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红七军一些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好同志，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李明瑞同志也在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含冤而死！党对他们的冤屈业已昭雪。他们为人民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百色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起义，至今仍然光景如新。它是毛泽东同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一次重要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它的历史经验，丰富了我们关于建党、建军和建政的思想宝库，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发扬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勇前进！
张云逸等同志到右江工作的情况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
1929年党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陈豪人、龚鹤村、李谦、冯达飞等到广西工作。他们在南宁秘密进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情况变化，根据中共广西行动委员会的决定，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撤出南宁，进到右江工作。这些同志到右江后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同志已写有资料，现将其他同志到右江后的情况（各人担任的职务、会议活动、提出主张、实践情况和所起的作用）简述如下，供自治区写专题时参考。
（一）起义之前
1929年10月17日，张云逸等同志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部份学员，沿右江向百色方向前进。10月20日，和邓小平同志在平马镇会合。会合后，第二天继续前进，10月22日到达百色。
到百色后，张云逸等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一起，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下旬，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部队党委会议，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同志参加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四项决定。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会议还决定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同志为右江督办。通令各县县长上缴税款，保存文书档案等等。
会后，在部队党委集体领导下，张云逸等同志抓紧部队的整顿工作和开展农民运动，并经过党委研究，由张云逸同志用右江督办名义，“邀请”阴谋扼杀革命力量的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将他捉拿；同时，秘密调集恩阳、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农军，配合驻平马第四大队的一个营，向熊镐部突然袭击，顺利地消灭了反动的第三大队，俘敌1000余人，缴枪700多支。紧接着，又收缴了右江各县反动民团的武器。
此外，张云逸等同志还和邓小平同志深入工厂、街道、学校宣传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打击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穷苦百姓。同时号召军队同志到群众中去，规定每个连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组深入山村、街道，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密切军民关系。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好了群众基础。
1929年11月初，派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同志回到百色，带回党中央批准的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党中央颁给的红七军番号和任命，以及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同志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开的部队党委会议，详细分析形势，具体部署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邓小平同志带着一部份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小平同志去左江后，张云逸等同志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韦拔群同志领导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第三纵队。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
（二）起义以后
经过周密的准备，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宣告诞生。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后脱党），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后叛变），下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后由冯达飞担任），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叶季壮同志任经理处处长。同一天，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平马召开，选举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主席。张云逸同志代表红七军前委到平马祝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那天在平马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张云逸同志代表红七军讲话。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优秀儿子踊跃参加红七军。有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红七军一定会迅速壮大，革命一定胜利。
当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之后，正值蒋桂在粤北江桂北一带激战。七军前委错估形势、认为南宁空虚，决定联合红八军进攻南宁。根据前委决定，张云逸等同志率军向南宁前进时，桂系军阀也派3个团攻右江。1930年2月3日早，双方在隆安城边遭遇，发生战斗。此时，正好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同志从左江来到，立即投入指挥战斗。双方激战5天5夜，敌死伤600多人，我伤亡400多人。隆安战斗失利后，李明瑞同志和张云逸等同志又指挥部队进行马鞍山战斗和亭泗战斗。连遭这3次打击之后，七军士气为之衰颓，一部分干部士兵失败情绪甚浓厚。所以，亭泗战斗之后，部队在盘阳（今巴马县）休整一个多月。因为3次战斗武器弹药大量消耗，加上东凤交界山区供给困难，为了补充装备和筹备军款，前委决定向外游击。张云逸等同志和李明瑞同志率领一、二纵队前往河池，到黔桂边一带进行游击战争，于1930年4月30日攻克贵州榕江。此役缴枪400多支，大炮一门，子弹十多万发，迫击炮、机关枪各2挺，无线电台一架。退出榕江后，因第三纵队和红八军消息尚未得到，及湘粤边界有国民党重兵驻扎，前委乃决定回师河池，待与第三纵队红八军取得联络后，再向湘粤边前进。到河池，适逢邓小平同志从东兰来到，带来中央指示，要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前委接受中央指示，决定回师右江。当时重回右江是根据以下的策略而定的：（1）攻敌不备，收复右江沿河各县政权，肃清豪绅；（2）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3）扩大红军组织，改编赤卫军为红军；（4）联络第八军第一纵队。策略决定以后，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等同志带领队伍从河池返右江，经东兰向百色前进。过百色边境时，敌人约两营来进攻，驻凤山的第三纵队一部，加上七军主力，出其不意，将其击溃。龙川战役，敌受重大打击。6月初，我军到百色时，敌岑建英部约一团人及豪绅武装数百人，据坚固之炮台顽抗，经过一天激战，将敌击败，收复了百色。此役得步枪500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一挺，子弹三四万发。接着分兵东进，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
不久，滇军一万多人经百色下南宁与桂系军阀作战。我军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和他们搞统战。反而于7月中旬，在果德鹧鸪坳一带伏击滇军尾部，造成两败俱伤，我军在榕江、百色两役所获得的弹药又基本耗尽。然后在平马集中整训。
红七军的诞生 莫文骅
这是1929年的事了。
9月下旬，正是秋末时分，国民党一部分反蒋军队占领广西不到2个月，便掀起了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可是，在南宁开了一个讨蒋大会才3天，部队就被蒋介石收买而叛变，因而失败了。广西政局又处于混乱之中，作为省会的南宁，更是乱纷纷的，政权在土崩瓦解。正当此时，亲蒋的部队很快便开进南宁来了。
当时，在南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是教导队一部分和广西省警备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即两个团）。这些都是新成立的以汉民为主的部队。我党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把这些部队开到左、右江一带去开辟新局面。所以一听到前线失败的消息，我们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一部分，于10月初在大队长兼教导队副队长张云逸同志率领之下，由南宁向百色开进（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到龙州，后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部队沿着右江江岸走，辎重（南宁军械局所存辎重武器和弹药）乘船沿江逆流而上。当时，跟随着这支部队行动的还有南宁的许多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一些国民党左倾分子。
部队在隆安休息了一下，便一直开到百色，大队部就驻在这个依山傍水、景致清秀、不到一万人的小城市--百色。
部队驻下后，便进行整顿：加紧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官兵平等、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展党团员、淘汰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旧军官；在地方上配合当地党组织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以百色为中心沿着右江一带的政治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们的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一天天地革命化；在东兰、凤山、果化、平马、向都一带以当地农民领袖韦拔群同志为首的壮、瑶、苗少数民族的农民游击队，以复仇的姿态重新公开举起红旗，打土豪分田地，和我们联合。他们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直坚持下来的，是一支经过几年严酷的阶级斗争成长起来的人民队伍。然而，在我们的队伍进到右江地区不久，由熊镐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部队亦进入右江，进驻平马、那坡（今田阳县）一带。它是一支反动的军队，支持地主势力，反对我们的做法。于是，土豪、劣绅、恶霸、土匪就和他们勾结起来。半个多月中，这个地区犬牙交错地驻着这两支敌对的武装，斗争一天天地尖锐化、表面化，社会空气异常紧张，谣言蜂起，人心动荡。
反革命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在革命任务的面前，就必须坚决迅速歼灭这支反革命的军队，否则将会被敌人歼灭。于是，在10月底的一个晚上，第四大队便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同一个时候分别对反动的第三大队包围、袭击。经过剧烈的战斗，两天内将它全部干净地歼灭了，把那只狗熊（第三大队长熊镐）也击毙了。这样，政治空气为之一变，革命势力占绝对优势了，反革命分子害怕了，人民的革命情绪活跃了，各地农民军队纷纷组织起来，地方苏维埃政府也成立了。
12月初的一天早上，在百色的大队部里，参谋长叫我到他的跟前。他说：
“我给你做一件事，很重要又很秘密，你能办到吗？““一定能办到。”我回答。
“好吧，你到街上去做一面红旗，旁边写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中间是黄色的镰刀、锤头。另外，再找人刻圆形的关防和长条戳子各一件。”接着他把红旗的尺寸告诉了我。交代任务后，他又问我：“你高兴吗？”
其实，这是我几年来的愿望。过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由于广西没有革命军队，所以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左倾青年都被捕了，不少人被杀害了！虎口余生的我，现在已有了一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自己的家，可以随着这支军队战斗，贡献自己的一切，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听着参谋长告诉我做旗子、戳子的时候，我的心直在跳动，那种快乐的、战斗的、看到光明前途的心情，不是文学家的我，是不能用笔墨把当时的情形描写出来的。当我听到他问我时，我立即回答道：
“当红军是我的理想，现在达到了，太高兴了，一定好好的干。”
“好！”他微微地笑着说：“你3天内把事情办好。”
我向他敬了一个礼，便走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27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好象还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呢。
当我把做红旗、戳子的事办好之后的第3天，即12月11日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的那天早上，镰刀、锤头的红旗，高高地挂起来了，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出了一大张宣布工农红军第七军宗旨的安民布告。军长是张云逸同志，政治委员是邓小平同志。同时，在平马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雷经天同志。
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件事，是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来广西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彻底的、最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选择广州暴动纪念日来举行起义，这意味着我们要沿着广州暴动所指示的道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进！红七军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庆贺自己的新生，每人领子上扎着一条红带，神气十足地在街上走着，十分引人注目；在营房里，讨论着当红军的光荣和任务，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游击战”、“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政工人员普遍地教战士、干部唱起国际歌来。一些码头工人、店员工人，手执红旗，在河边集会庆祝；农民们听到这个消息，拿着土枪、长矛，穿着破烂衣服，手执红旗，一二十个一群的入城示威了。一般的商人，以惊奇的眼光看着红旗，窃窃私议。由于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商业，市面交易又都是用现洋，又加之红军官、兵、夫每人刚得20元现洋的饷（照当时宣布，每月每人现洋20元，以示一律平等，但发了2个月以后再没有发），因此，市面不仅是照常营业，而且相对地繁荣起来。离军部不远的福音堂，有些外国神甫们，穿着长袍，捻着胡子，看着高举的红旗，叽哩咕噜的不知他们说些什么；也有些开着窗子，探头张望，看外边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没有惊动他们，于是又回去划十字，祷告上帝了。虽然如此，市面并没有平稳下去，反革命还在暗中活动。
暴动的第2天晚上，县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水夫老李，在挑水回来的路上，忽然被一个土匪用手枪威胁着：
“不要作声，回答我问你的话，不然就给你吃花生米。”
“什么？”老李吃惊地回答。
“百色街上有多少红军？”
“不知道，我是县政府的。”
“那么告诉我，百色县主席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工人。”
“他的名字是苏什么？”
“不！他是姓关。”
“不对，你胡说！你不老实说就送你到西天去，他不是苏什么主席么？”
“唷！你听错了。苏维埃是政府的名字，主席本人是姓关。”
“唔！真的？那么奇怪！你去吧。”
反革命匪徒们并没有睡觉，并不甘心他们阶级的灭亡，他们要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刚刚诞生的时候就给以严重的打击，以达到消灭这个苏维埃新政权的企图。所以几天来，反革命谣言纷纷，说什么土匪要来进攻啦，地主武装要暴动啦，李宗仁的部队快打来啦，这些谣言自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才竖起红旗不几天的百色，一天早上忽然被土匪四面八方进攻了。那时我们的主力都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去了，军部只剩下一个教导队（即一个连）、一个特务连（即警卫连）和一个机枪连。在这紧急关头，部队立即出城与敌人展开激战，而城内除了机关以外，便没有战斗部队了。由于敌人四面八方打来，路又熟，我们抵抗不及，所以敌人很快便进入城来，到处抢劫。正在紧急关头，军部所有的参谋、副官、经理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自动地各自为阵，分批分头去迎击敌人，并向敌人反复反击。这样，经过约4个钟头的战斗，2000乌合之众的敌人被击退了。敌人尝到了初生的红军的铁拳，他们企图打击新政权的尝试失败了。过了几天，千余敌人又来进攻一次，又被我们迅速击溃了。
两个多月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改造了旧军队，和当地农民游击队合编，发动了农民，组织和发展了红军，歼灭了当前敌人，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包括汉、壮、瑶、苗各族战士5000多人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并粉碎了反革命的反击。一系列的极紧张的战斗和胜利，使红色政权在右江一带十几个县份相对稳定下来。从此，在中国南部的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就开始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的新的更严重的战斗生活。
战斗在桂黔边 莫文骅
1930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二两个纵队3000多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第2天便占领了怀远镇。怀远镇是一个六七千人口的商业重镇，市面繁荣。我军在怀远驻了3天，在那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维护城市工商业政策以及揭露桂系军阀剥削、压迫的罪恶行为。我军首长也在会上讲了话。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群众反映说：“国民党说红军象个妖怪，这都是造谣骗人，世界上哪儿见过这样讲道理的军队！”
我们在怀远筹借了几万元的现洋，给部队以必要的物资补充，随即向思恩开进。
一天，天刚麻麻亮，“嘀嘀哒哒”的起床号还没落音，忽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围攻我们来了。指挥员们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抗击敌人。
张云逸军长站在村边的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战斗打得很激烈。由于我军准备不足，因而处在被动地位，而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增援，我们两个纵队也被敌人隔断了。为了不打无把握的仗，避免部队的伤亡，张军长（那时邓小平政治委员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去了）立即决定：第二纵队向北进，第一纵队向西撤，并以号音指挥第一纵队撤退。为了保存实力，执行新的任务，两个纵队暂时分开行动了。
军部率领第二纵队，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驻军两日，休息整顿后，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行在高山野林中，向贵州省荔波县的板寨前进。
这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天上午白雾弥漫，或下着毛毛细雨，到中午时才映着淡淡的阳光。
队伍曲折地通过田畴，又蜿蜒地爬上山坡。当我们快到荔波县的板寨时，得到一个消息：板寨方面来了红军。军首长估计是第一纵队来了，但又不能立即肯定。遂派参谋陆琼去探听情况。侦察的结果证明，确实是第一纵队来了。
两个纵队又汇合了，全体人员莫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谈话声响彻云霄。一群一群衣服褴褛的男女老少都围拢来看热闹，人民群众也在庆贺我们胜利的汇合。
两个纵队汇合后，前委决定了新的行动：向苗山进军。那时已是4月下旬了。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人民被汉族封建地主、官僚压迫赶到这里来，他们过着落后和贫困的生活。因而造成了苗、汉对立。他们不服从汉族官僚地主的管辖，有自己的酋长，一般苗胞是不和汉人往来的。间或有个别与苗族有关系的汉族小商人，挑着日用必需品，进入苗区做买卖，但也是以不等价的交换，换取他们贵重的山货。过去国民党桂系军阀部队是不能进入苗区的，要进来，就得开火。当我军初进苗山的时候，苗胞都走光了，因为他们习惯上认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一些懂苗话的同志，沿途向苗胞打招呼，高叫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族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于是，他们也就不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了。但是还持着枪站在山顶上，对我军进行监视。
苗胞走了，房屋没有了主人，长途跋涉的英勇健儿们，饥肠辘辘，得不到粮食，怎么办呢？随便拿么？这是和红军纪律不相容的；如果不拿，军粮又如何解决？部队正在为难的时候，军政治部通知来了，决定各个大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蔬菜，并且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便把大洋留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给的款项数目，此外还贴上政治部印制的宣传我军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品，希望他们和我军合作反对国民党。同时，政治部还出了布告，布告里说明如果苗胞没有拿到钱的，可以亲自来我军领取。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既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又执行了民族政策，维持了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苗族中有些人是懂得汉文、通汉语的，他们看了布告和宣传品后，便奔走相告。这样，苗胞开始了解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不同。自此之后，我军每到一处，苗胞都来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我军用大洋和他们交易，粮食也容易买到了。为了迅速筹措军粮，酋长登高一呼，呼啸一声，四周山谷都听到了。不一会，各家都有人用背篓背粮食出来，交给酋长。我们的给养就靠着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很好地解决了。
由于苗区山高路险，又遇着连续几天的寒风山雨，因而行军艰苦异常。好在我军民族政策正确，政治纪律严明，所以苗胞不仅没有为难我军，而且除卖粮食、肉菜之外，还主动给我们带路，遇到难走的地方，还帮助开路架桥，使我军顺利而秘密地到达了榕江边境。
4月30日正午，我军出了苗山，突然奔袭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有一个敌军副师长率领的600人的武装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我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我军随即尾追攻城。
敌人对于我军情况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当我军突然兵临城下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以为是“土匪”，毫不在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战斗力强，才知不妙。但是，到底我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部队，敌人却不知道，只好没头没脑，仓促地登城应战。
我军当时的意图是乘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一鼓作气攻下榕江。战斗一打响，我军便在城南缺口处爬城。一霎间，双方的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四野。我军前仆后继的进行猛攻，敌军则猛烈地向我军射击。由于我军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加上几天来在山地雨天里长途跋涉，几门迫击炮有的运来了炮筒，却没有炮座；有的没瞄准镜，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但是打不准，轰轰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不能起歼敌作用。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小时，毫无进展。这时摆在军领导者面前的严重问题是：继续攻下去么，照这样的办法是不行的。因为开始时是奔袭，急袭，现在已形成对峙，敌方有了准备、不打么，问题更大。如果不能攻占榕江，已有的一二百伤员便无法处理，带来的弹药消耗很多，以后作战就会发生困难，部队的政治情绪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那时，第一纵队长李谦同志，在最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我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积极向张军长提议，非攻下不可。张军长随即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稳妥地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点，攻击部队也埋伏在指定的攻击出发地的坟堆或洼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军部下达攻击命令。
下午5时，一连3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扫射。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地向攻城部队射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不少同志牺牲或负伤了。由于城墙高，上不去，突击部队又退了回来。但这种挫折并未挫伤我军攻城的锐气，经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整顿，第2次攻击又立即开始了。这次攻击更为勇猛，敌人的火力也加强了。战士们急了，眼红了，咬着牙，一股劲冲到城下，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缝中，再踏着竹钉爬上城墙去。一个倒下了，又上去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向上爬。好在这个旧名古州的城墙，久已失修，缺口较多，所以攻击不到一个钟头，便有几个战士爬上去了。接着，一连连长杨光同志也爬上了城墙，他使劲地挥动着红旗。在红旗的鼓舞招引下，各处攻城部队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喊杀声，许多部队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部队即在城墙上攻击敌人，敌人也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双方在城墙上进行肉搏战。敌人本来就士气不高，此时我军又攻上了城墙，因而敌人军心更乱了。在城墙上肉搏了10多分钟，敌人便纷纷溃退。我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至此，我军完全攻占了榕江。时间是下午6时20分。这一战斗，敌人（包括主力部队和警察）伤亡惨重，约500人被歼灭。我军也伤亡约300人，而首先登城的杨光连长，在城上和敌人肉搏中也英勇牺牲了！特务连长李天佑同志以及一些干部在攻城的时候，身先士卒，指挥攻城，也负伤了。
攻城时，不只战士、军官们英勇善战，而农民群众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农民，包括汉族和兄弟民族，由于他们饱受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生活太苦了。听到红军的宣传，又看到红军战士将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态度和气，纪律很好，知道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穷人是爱穷人的，他们多么高兴啊！因而当我军发起攻击时，许多群众，不论男女，甚至背着小孩的妇女也纷纷帮助红军送饭、送水，帮助抬担架，埋尸体。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军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归功于基层群众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时，细雨初停，烟雾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这象征着榕江的广大劳苦人民，开始拨开乌云见青天。就在这时，军政治部召集纪念红色“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群众约有一万人。在大会上宣传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打土豪，主张公平买卖、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将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粮食等物分发给贫苦人民。群众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所以当分发财物的时候，开始有些人还不敢要，经过一再解释说服，他们才把东西拿回去。他们伸着大拇指说：“红军真是‘干人’（即穷人）的队伍。”
大会到下午1时结束，有些群众还恋恋不舍，后来看到部队整队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战斗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尊大炮，600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大家懂得，战斗只要决心正确，不怕牺牲，坚决奋斗，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
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
1934年6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自若，他安慰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不必着急。”歇了歇又鼓励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发动大家献单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同志的烧终于退下去了，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进山初期，由于没有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我们没有粮食吃。张云逸同志亲自领着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打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不少。”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过了一些天，地方党得知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我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象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天打3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
一
1937年8月、9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告了特委遭破坏和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薛尚实安排我住下来，以后与我经常接关系的有蒲特（即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饶彰凤）、姚铎和石昂（现名赖石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天，薛尚实同我碰头，他告诉我：“组织决定你先到党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你的工作。”8月间，我到党训班学习。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后果。
党训班设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区的一家四层楼上，同学约有十数人，有几位是海南岛人，据说是从广州监狱释放出来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术。薛尚实讲的是职工运动，王集成同志讲的是游击战术，这是以后到新四军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员的名字，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同学中互相间从不谈姓名和过去的经历。9月间，学习结束。同学陆续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实来，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
“你准备同我到一个地方看一位领导同志。”
我穿好衣服，准备跟他走。
薛打量着我说：“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
我说：“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身无长物。”
“那就算了，不过，皮鞋该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确，我这双旧皮鞋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上过油了。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走了几步，朝薛尚实说：“就是这副尊容了，实在没有办法！”
“就这样罢！”说着，我跟薛到九龙油麻地弥敦道的一家豪华的旅馆。我看看门面，这才理解要我打扮得象样一点的用意。我们走进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间，沙发上正坐着一位约莫50多岁的老人，看到我们来了，赶忙站起来握手、招呼。这人个子很矮，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西装，敞着领口，没有打领带，装束随便得很。
“这就是小孙，福建人。”
这位老人慈祥地望着我，和蔼地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张。”
接着，他问我是福建那里人，家庭情况，什么时候参加党组织？开始时我有点拘束。这时，他叫来了咖啡、茶点，一再要我吃，神情非常恳切。我一一回答了他问的问题。
他凝思了会儿，又问我：
“你谈谈你们去找叶飞的事。”
我看了一看薛尚实，又把派人找叶飞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接着说：“我已向南委作过详细的报告。”
薛尚实点了点头。我又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部队继续在福建“围剿”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闽北的黄立贵就是这一年春天牺牲的。
老张笑了笑说：“这是国民党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否认福建还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一方面又疯狂‘围剿’，想尽可能消灭他们。”
随后，又问到福建的一般政治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他在“福建事变”时，曾到过福州和十九路军打过交道。
这次会见在非常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我们告别了。我私下忖度，老张无疑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样老的高级领导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次见面之后，可能要我去执行一件新的任务，内心极为兴奋。我私下问薛尚实。薛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过了几天，薛又来找我。带我到九龙油麻地另一家旅馆里第2次见到老张。这次，是开门见山地交待我的任务了。
原来，老张就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张云逸。他不久就要到福建同国民党商谈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我的任务是送文件到闽东游击区找叶飞。要我先回福州等他，他随后就来。要我给他留下一个可靠的通讯处，他到福州后好通告我去同他见面。最后，张云逸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困难。
我表示：“党给我的任务，一定坚决执行，我在福州等你。”又问“我何时动身合适？”
“回闽的一切技术问题由老孔安排，动身的时间由老孔通知你。我们在福州再见。”
第2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同薛尚实分手后，心绪极不平静。我没有立即回到党训班住地，顺路到宋皇台附近的海滨漫步。海面碧空无际，沙鸥点点，凉风吹来，略有秋意。相传这里就是南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日丙）跳海殉国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便把此地称为宋皇台。这是700年前中华民族的一出悲剧。现在，日寇已深入华北，上海战端已开，广州也频遭空袭，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展。今非昔比，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的前途无限光明，南宋的民族悲剧是永远不会再重复了！我在沙滩上来回徜徉，直到晚霞满天，才回到住处。
过了几天，薛尚实来找我，要我看一份中央的指示。这是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要我看后熟记其中各要点，特别是第三点武装问题，鉴于闽南何鸣、吴金事件的沉痛教训，在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过程中，“一定要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独立自主靠山扎”。同时，又给我一份同样内容的用航空信纸以极小的字体抄写的文件，他告诉我：“内容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秘藏好，到苏区后，交给负责同志。”
随后又约好通讯密码。是用香港报纸中一篇文章做乱码，不进位加电报明码编成密码，然后以密写寄出。他又给我一个香港信箱的号码。
我于1937年10月间回到福州。
二
我在福州等了半个月，接到张云逸的信，约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旅馆座落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附近，福州闹市区中的一条小巷里面。我见到与张云逸同来的一位广东口音的青年人，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机部副部长。
张云逸告诉我：“他已同陈仪见了面，但是国民党方面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现在约定：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决定由我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共同前往。国民党方面出面与他商谈的是建设厅长林知渊。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没有困难。我表示服从党的决定。他又问：
“中央的文件保藏好了吗？”
我说“按照南委的指示，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
“很好。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他们不会怎样为难你的。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你今天来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开了，你应当把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切断，住到旅馆里同国民党打交道。”
“林知渊是个老滑头，在福建是出名的政治不倒翁。”
“我知道，要作两手准备，万一林知渊指派同你前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闽北同国民党已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送。”
张云逸匆匆离开福州，临行前，邀我到南台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
我遵命搬到闽江边的一家小旅馆里，并如期应约到另一家旅馆找国民党指派和我同去的人。此人约三十岁上下，矮个子，圆扁脸，大眼睛，态度十分傲慢。我不准备同他多谈，便开门见山提出启程的日期。到了约定的日期再去找他，此人不在。询问帐房，说是此人已于日前他去。我知道发生枝节，便发函质问林知渊。林知渊约见我，一见面就多方解释，并要我代向张云逸表示歉意。并说，指派的人是保安处的，他对保安处也无能为力。交涉毫无结果。
事态已成僵局。我知道这又是国民党在搞什么阴谋，留在福州无济于事。只有按张云逸的指示，去闽北找黄道，并将详情及今后行止报告了南委。
这时闽北正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红军游击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正在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石塘集中。我先到崇安的长涧源，找到闽浙赣边区党委的财务科长王忠华，而后，由王忠华派交通送我到省委，将文件交给黄道和曾镜冰，并要求他们尽速派交通送给叶飞。
稍事休息数日，我本应返南委复命。黄道和曾镜冰一再同我谈，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你回香港去做什么，不如留在闽渐赣工作。我想也是，但总觉得对南委应该有个交代，不然，一去如泥牛入海，总不是好办法。黄道说：
“对，这好办，中央秘书长涂振农就在南昌，由他向南委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我便因此留在闽浙赣工作。
三
1938年1月间，在江西铅山石塘见到叶飞。这时，闽东已经同国民党谈判。我党又派顾玉良到闽东。这次叶飞和顾玉良去南昌，就是为了向军部汇报谈判和下山的情况。
我向叶飞谈到张云逸在福州谈判以后国民党百般刁难的经过，叶飞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才不得不和我们谈判。”他又笑着显了显身上穿的一套毛料军服说：“这就是国民党保安旅旅长的，一次战斗的战利品。”我说：“你就是穿了这一套衣服去福州的？”叶飞说：“不仅穿到福州，而且穿了这套衣服出席国民党的宴会。”我说：“国民党的人看了作何感想？”叶飞说：“有苦难言，心照不宣而已！”叶飞去南昌不久，又经石塘回闽东去了。
2月间，黄道同志也自南昌回来，在石塘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这时，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决定闽浙赣和闽东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闽渐赣的部队改编为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六团，改编就绪，即将开赴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闽浙赣边委也改组为闽渐赣特委。在老区成立留守处；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