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广西刚解放不久，张老就要我回广西工作。当我从湖南回来向他报到时，他正准备到中南局开会，很忙，但仍然对我问寒问暖，接着就直截了当地交代了任务，说：“明天你就到右江军分区（后改为百色军分区）当司令员，我就要去中南局开会，有话回来再说。”我见首长对我如此信任，二话没说，第2天背行李就走。
岂知，我到百色以后，情况相当复杂。军分区刚成立，百事待兴。干部配备不齐，兵力又不多，只有一个独立团，物资补充又不够。加上右江流散的散兵游勇、士匪多，工作难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南宁向张老会报，说“不好工作，担子太重。”他问我：“怎么不好法？”我就发牢骚地说开了：“你还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军分区司令员，有3个团，包括一个骑兵团，现在也当军分区司令员，只有一个独立团。土匪多，又没有干部，叫我怎么工作，打开局面？”我诉说一通之后，望着他，准备等着他训我一顿。只见他那慈祥的脸上，显得很平静，不时捻着胡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不吭声，不动人，也不板面孔，就连一点怒色也没有。等我平静片刻之后，他问我：“你看怎么办？”
“请军区解决，多给一点兵。”
“我是党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也有困难呀！”
“你有困难，有中南军区上级解决，我有困难，只好找军区解决。”
张老在房子里踱步起来，然后说：“你把地委、军分区搬到田东来好不好？”我听张老这么一说，不禁震动了一下，他的话是话中有话呀，他是试探我是有决心干下去，还是把百色让给敌人。这真比打我一巴掌还厉害。我想到这里，脸上顿时热辣辣起来。我说：“不能把桂西让给敌人，我国翰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困难，自己解决。现在我有个独立团，死也死在百色镇里。”他见我的气慢慢地消了，信心增强后，就说：“这就对了，有决心，就有办法克服困难啊！”停了一下，他又说：“广西是李、黄、白的老巢，土匪多，全省都还有困难，以后再给你一个团吧！”谈来谈去，还是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有干部。我见他已交了底，就不再说什么。他又拍着我的肩膀，似乎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我紧锁的眉头慢慢地展开了。谈完后，他叫我一起进晚餐，我说：“明天我就走。”他说：“发牢骚够了没有？还有什么话也可以到李天佑同志那里再谈一谈。”我又一阵脸红，说：“够了，心情也轻松得多了。你也有困难，但我不喊不成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若恼，顿时烟消去散。
事后，我跟覃士冕同志交谈，他说：“在新四军的时候，张老是副军长，谁要是有火气，到张老面前，气就消了。”这次我自己亲身体会到了。
让贤
1952年，我从中央军事学院学习回来。这时，张老担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一天晚饭后，张老约我到邕江边散步。我们沿着邕江边信步，面对着波浪滚滚的邕江，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党把建设广西的重担委托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张老慢慢地说开了，他说：“现在我兼职太多，忙不过来，年纪又大了，精力有限，我想把省军区的担子让给别的同志来挑好了。”听张老这么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怎么，把省军区这一摊子让出来？”
“是呀！让出来！”他毫不含糊地肯定。
“司令员，你对广西情况熟悉，工作需要你，你应该继续干下去。”我劝他说。
“不，兼职太多，容易犯官僚主义，再说，别的人也上不来，还是让年轻能干的同志来干的好！”
“那谁能胜任这个职务？”
“李天佑同志。他是红七军上来的，很有基础。”他胸有成竹的说。
“要是真的这样，李天佑行。”我同意了他的主张。
是的，李天佑同志是张老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原是红七军的特务连长，经过南征北战，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好指挥员，任过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今天张老推荐他出来当广西军区司令员，正是很适合的人选。张老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接班，和自己平起平坐，并不认为低人一等，相反感到很光荣。他的胸怀多么宽广啊！我又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我早已反复考虑过。”原来张老时刻考虑着把革命的旗帜接过来，传下去了。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啊！我的脑海在翻腾，他又说：“还有你，也可以在军区司令部里多负一点责任。”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急忙推托着说：“我不行……”“怎么不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你也是红七军上来的呀！”张老打断我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晚，我一夜没睡着。
后来，经中南军区批准，中央军委备案，1952年6月，李天佑同志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我担任了军区参谋长。
张老自动让贤，在广西党内、军内，开创了先例。
关怀
1965年冬，一个北风呼呼的早晨，突然有人来敲我的大门。我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两边太阳穴青筋突起，脑袋已有点摇晃了。他，原来就是张老，多年不见面，他竟然变得这样衰老了，这是为党为国分忧太多了！我连忙请他进屋里坐，一边递上热茶，一边问张老：“天气这么冷，怎么来到这里？”
“北京更冷，受不了，我要到南宁过冬，听说你们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停一停，看看你们！”
“你为我们操心太多了，你要多保重啊！”
他问我的情况，我说：“按少将离休年龄的规定是55岁，可我53岁就离休了。”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嘛，安心休养吧！”接着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是将军村了。”
“不能这样说吧，只有姜茂生和我是少将级。”我解释说。
“我听老百姓说的呀，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群众是尊重你们的，你们这里是将军村、荣誉村。”张老这一番话，把我说得心里暖乎乎的。喝完茶后，他看了看房子，又看看周围，口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党和人民没有亏待你们呀！”我说：“够优待的了。”他看完，就回榕湖饭店去了。临走时，叫我和几个原红七军的老同志到他那里。
下午，我和姜茂生、谭庆荣、黄超、杨维森、覃思忠等同志都去了。一进房子，暖气向我们扑来，加上好不容易才能和张老在一起，身体更感到暖和了。我们坐下来，就热烈地交谈起来，张老说：“你们没有工作，可以给年青人讲讲革命故事，也可以写点东西，教育后一代呀！”我们说：“写东西，困难不少。”他说：“我年纪比你们大，困难更多，我也要写。你们应该写一点，有病就看病嘛！”他还问我们，回农村过没有，他说：“有时间，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不要老是‘孤守城池’。”他把我们逗笑了。他的话听起来虽然很轻松，但意义极深刻，一是要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把革命传统传下去；二是不要脱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生活，离休了也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就从根本上提醒了我们，要保持红军光荣的本色。他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着。当天下午，他又搞了一桌饭，请我们一起进晚餐。
1969年，中央军委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黄超去参加，趁机请假去探望张老。黄超得批准了，我因有“反革命”问题，未得批准。黄超去到张老那里，张老关心地问：“国翰不来？”黄超告诉他，来不了。张老知其原因，就说：“你们回农村去吧！”意思是说，林彪整你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就回去吧！不要等着挨整，避开算了。当时张老也挨林彪整得够呛，他身体病得更厉害，连回忆录也写不成了。他和我们是患难同当的，张老是被林彪折腾致死的。他时刻关怀我们，我们更永远纪念他。
缅怀张老 学习张老 金冶 吴健
今年(2)是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回顾张老的革命一生，我们无限怀念，无限敬仰。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那时，我们有幸在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张老的身边工作多年，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耳濡目染，深受薰陶。回忆半个世纪前，张老对我们言传身教，关怀备至，我们永记不忘。今天，海南省文昌县纪念张老诞辰100周年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现特撰文，以表达我们对张老的深切怀念。
我们早就知道张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50年代初，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检查工作，在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时，讲解员向我们介绍说：当年差点闹成“七十三烈士”的笑话。为什么？回答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时，原有张云逸参加，后因他又另有任务，所以幸免于难……”。从他那传奇般的叙述中，佐证了我们早就闻知的张老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移南昌，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11月，他由皖南渡江北上，到了安徽巢湖之滨，庐江以西的东汤池（现称东池镇），位于桐城、舒城两县交界处。这里群山环抱，地形复杂。1939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由新四军军长叶挺主持，在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前委书记，徐海东为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领导江北部队，开展对日伪军的斗争。江北指挥先后领导第四、第五、第六支队，江北游击纵队，豫鄂挺进纵队。张老到了江北，认识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发展武装，不敢大力向敌后发展建立根据地。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后，传达了中央指示，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了国民党的工具。刘少奇又指出，抗战主要靠枪杆子，有了枪杆子，还要有个“家”，即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张老紧密配合刘少奇，扭转了皖东局面，扩大了军队，建立了政权与根据地，抵制了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张云逸为副军长。1943年秋，陈毅军长赴延安，准备参加了“七大”后，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新四国全军的军事工作，指挥新四军各师与地方武装，坚持华中敌后艰苦的斗争，并实现从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的转变，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张老是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杰出的参谋工作者。早在10年内战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作战局长。在担任新四军参谋长时，在皖南召开的两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参谋工作建设》的专题报告，后又在新四军第二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目前建军中的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他对司令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设都非常重视，特别注意工作经验的总结，在每一个战役或每一次战斗后，都要求各级司令部抓紧时间认真进行总结。他根据陈毅提出的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教战”的方针，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司令部参谋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与军事业务素质，以及优良作风的培养。司令部原有参谋人员都知道张老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我们在他们身教言传下，学会战前、战中、战后参谋工作的基本功。“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永远不会忘怀在8年抗战中张老对我们的栽培。
在抗战的战略反攻前夕，张老亲自领导全军的整风运动。他率先在党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在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阶段中，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对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全军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他还领导全军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在淮南根据地时，他亲自创办了“飞马牌”香烟工厂，大大增加了经济收入，解决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实际困难。在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中，他处处为干部战士做表率，他亲自捡粪种菜，在房前屋后种上西红柿。他种的西红柿长得最好，每当我们年轻人经过他的家时，总要我们尝尝他的西红柿，大家吃后总是赞不绝口。他的实际行动对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老很关心部队的练兵运动，他领导第二师的战术技术训练，是全军出色的一支劲旅。为了使战士有健壮的体质，他同罗炳辉都很重视部队的体育训练，有时还指定干部亲自跳越沟渠，做得好的，当场予以表扬或奖励，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的练兵和体育训练运动。他对军部机关人员军容风纪礼节很重视，机关不少人员是来自敌占区青年学生，生活比较散漫，不大讲究军容风纪礼节，他除在各种会议上不断教育外，还身体力行带头作表率。如机关有些人员见到首长迎面而来，不是躲开，便是侧身而过。为了教育他们，每当张老同这些年轻人迎面相遇时，他便先给你敬个举手礼，给他们做出榜样。
岁月流逝，张老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鼓励着我们前进！
注释：
(1)金冶，原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吴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2)[指1992年。]
人们怀念张老 黄妙
到今年[指1984年。]11月19日，我们敬爱的张云逸同志长辞人世已经整整10周年了！10年来，时光在流逝，景物在变迁，然而，张老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眼前。曾经在张老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在深切地怀念着他，大家一提起他，无不表示衷心的敬佩和沉痛的悼念。
在张老逝世10周年前夕，我走访了解放初期在张老身边工作的秘书、干事、司机和警卫员。大家一谈起张老来，记忆依旧是那样鲜明，感觉仍是那样亲切。
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解放初期的广西，百业待兴，千头万绪。身兼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张云逸同志，工作十分繁重，特别是当时广西的剿匪任务紧迫。张老除主持各种重要会议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由于公务繁忙，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1950年元月下旬，恭城、玉林等地发生土匪暴乱，张老说：“剿匪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他召开高级干部紧急会议，制订剿匪计划，调兵遣将。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迅速歼灭了残匪，从而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新生的红色政权也得以巩固。广西在剿匪中曾荣获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表扬。
1950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广西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那是解放后广西各族各界人民的首次集会。会议总结了解放后10个月来的工作，集中商讨了剿匪、减租和土改3个议题，最后由张云逸同志作总结报告。过去，不少人都听说过张老，但只闻其名，未见其面。11月2日，他在会场一出现，立即把代表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有的站立起来看，有的走上前去瞧。报告一结束，大家就谈论开了。这个说，张老早年就投身于辛亥革命；那个讲，他是中国红军第七军的军长。会议期间，张老宴请各兄弟民族代表，大家纷纷上前与张老握手。席间，女代表饶梦祥斟了满满一杯酒，怀着敬佩的心情，走到张老身边说：“张主席，我敬你一杯！”接着，“我代表苗族人民敬张老一杯!’“我代表瑶族……”一个接一个上前敬酒，欢快的笑声夹杂着热烈的掌声，震荡着宴会大厅。大家对张老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此情此景，同志们至今回忆起来，宛如昨日刚发生似的。
张老十分注意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一些知名人士的来信、来访，他总是那么严肃、认真、热情地处理、接待。他常常亲自阅读来信，亲自接待来访，细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对某些信件，他口授秘书廖荣铿同志作复，有时还亲自执笔。起初，在张老身边工作的工干事感到不理解，张老说：“这是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出生人死、流血牺牲，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革命也给予同情和支持，有的多次资助过革命，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革命同志。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我们怎能忘记他们啊！何况，还要团结他们一道建设新广西呢！”凡以张老名义写的复信，他都要求秘书注意语气谦和，态度诚恳，字体端正。
张老度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他不仅关心部队的同志，而且关心广大群众。一有机会，他就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体察民情。1950年冬，张老乘车往柳州，当汽车到达大塘附近时，路边遇到两个农民在打柴，张老叫司机陈宝桂停车。身边的警卫员看到那两人手上都拿着砍柴刀，怕张老不安全，忙劝道：“首长，不要停车了吧！”张老不听，他走下车来，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拍他们的肩膀，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们不知张老是谁，只见他和蔼可亲了，也就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在一旁的警卫员见了，一再催促：“首长，不要谈了，还是快赶路吧！”张老说：“你不懂，别管。”好不容易等张老上了车，警卫员才悄悄对张老说：“这两人很可能是土匪。”张老回答说：“不对，他们是老乡，你不懂看人。”汽车开动了，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那两位老乡仍站在原地，目送汽车很远很远。
张老住南宁市桃源路3号时，常到群众中进行“家访”。警卫员说：“：首长常‘乱跑’，又不带我们去，真叫人担心。”1950年一个寒冷的冬夜，警卫员庄宝玉值班时，发现张老突然“失踪”了，问秘书、司机，都摇头说不知道。庄宝玉慌了，连忙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在附近一个居民家中发现了他。事后，警卫员提意见了：“首长，你独自一人到处走，出了事怎么办？”张老除对大家表示歉意外，还耐心地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群众，不接近怎么行呀！”
大家在回忆张老生平时，还列举了不少事实，说他堪称遵守制度、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模范。解放之初，实行供给制，张老吃小灶。有一次，炊事员把饭菜一端上桌，张老立即把爱人和孩子叫走。炊事员说：“算了，首长，让他们一块吃吧！”张老认真地说：“不！要按制度办事。”张老的小儿子小广东童年时代特别爱坐汽车，一天，他上保育院，叫司机陈宝桂开车送去，回来时，张老问司机：“你开车上哪儿去了？”“送小广东。”“这么近，不能走路去吗？”从那以后，司机再也不敢私下开车了。
同志们最难忘的是张老关怀体贴部下的炽热心肠。凡在张老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我们不愿离开他。临时给张老开车的司机范光明听说张老要走，不带他去，流着眼泪说：“首长太好了，我要跟他去，再苦再累也情愿。”张老的小儿子可以入托了，保姆吴阿姨对张家恋恋不舍。警卫员庄宝玉也曾对张老表示：“首长，我一辈子都跟你就好了。”张老问：“你是党员吗？”“是。”“是党员，就要考虑今后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老是跟着我，以后能独立工作吗？”张老只让跟他3年。尽管他不让跟，可大家还是想跟。同志们怎能不眷恋他呢！身兼要职、公务缠身的他，仍不忘关心大家的学习和生活。警卫连的一个班长病了，张老一夜来看望两次。警卫人员中，不少人没上过学。张老多次劝告：“解放了，我们要管好国家，没有文化怎么行！”他掏钱给大家买书、买本子。当时，警卫员李项德、庄宝玉一字不识，听说要学文化，心里直嘀咕：“我们当警卫员的，枪打得准就行，认字干吗？”而张老抓大家的学习却很认真。一天，庄宝玉正在值班，张老走了进来，问：“小庄，你的练习本呢？快拿来给我看！”宝玉推说正在值班，张老坚持要他去拿来。小庄忙连忙回屋拿本子，因本子还没写姓名，他急匆匆把名字写上给张老送去。张老一看，不由得笑了起来：“你叫什么？”“叫庄宝玉呀！”“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不是宝玉？”小庄定睛一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原来，他在匆忙中把庄宝玉写成了“庄宝宝”。在张老的督促下，大家每星期要交一次作业，由张老亲自过目。他看完作业，常鼓励：“很好，有进步。”写错了字，当即指出。所以，同志们学习都很有长进。庄宝玉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无限深情地说：“我学文化就是在张老身边开始的，如果不是他严加督促，可能我至今仍大字不识一个哩！”
张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黄荣 韦纯束 骆 明 廖联原
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聆他教诲的老干部、老战士，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缅怀他光辉的一生，高尚品德和这位严父慈母般的革命老前辈。
大将风范光辉一生
张老原名运镒，字胜之，189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贫苦的家庭。他高小毕业后到县城及广州当工人，到黄埔陆军小学学习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先后参加1910年广州起义，担任炸弹队队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任排、连、营长，参加反袁和陈炯明之役。曾任揭阳县县长、旅长。1926年北伐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1926年11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7月受党的派遣到南宁从事兵运工作，在中央代表邓小平领导下，以俞、李政权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率部运军火到百色，发动百色起义，任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开创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末至1931年春，与邓小平、李明瑞率广西子弟兵7000人小长征去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转战佳、黔、粤、湘、赣五省沿途遭国民党军截击、围堵，艰苦卓绝，英勇作战，终于战胜顽敌，保存了2500名红七军精锐，与中央红军会师，得到毛泽东和朱德接见，备受赞扬，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1931年底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后又担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对粉碎国民党围剿作出贡献。长征时，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率侦察队先行，侦察敌情，参与拟订作战计划，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作出重大贡献。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任西北军委办事处参谋长。1936年4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渡河东征抗日，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副总参谋长兼任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回师提供了保证。1937年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对组建新四军起了重大作用。1939年5月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对发展新四军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功绩昭著。1943年底至抗日胜利，代军长陈毅去延安期间，由张老主持新四军工作，积极向江南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为支持解放战争作出努力。1949年9月22日，中央任命张老为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他在北京和宋庆龄见面时，互认同乡，握手致候，张老亲切称她为“妹妹”，宋庆龄高兴地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哥哥感到荣幸，共同为建设新中国、新家乡出力吧！”张老返回广西后，兼任军区司令员、政委、政协主席，并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广西全面工作，领导剿匪、建立和巩固各级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运动，使广西面貌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张老年登花甲，积劳成疾，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要求张老治病休养。1952年秋赴苏联疗养，次年归国，在中央工作。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以后，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年老体弱，仍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1974年11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致悼词说：“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坚定不移 统战楷模
张老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是坚决的，他一生从事武装斗争，转战南北，身经百战，在历次战争中，他无所畏惧，沉着指挥，英勇作战，克服种种困难，争取胜利。从红七军到中央红军长征，从新四军到解放战争、广西剿匪，张老在军事上的成就卓著，不庸我们赘述了。
这位独当一面的大将军，曾经是我党发展统一战线与国民党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并完成重大使命的代表，对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冬，张老被派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与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谈判，签订协议，团结抗日反蒋，任中共中央驻十九路军军事联络员。
1937年4月，他随周恩来去西安参与同国民党谈判，去西安时，与周恩来副主席同乘一辆卡车，在离延安35公里的崂山遭遇匪徒袭击。张老命警卫人员保护周副主席撤离，自己带11名战士猛冲过去与敌激战，周副主席脱险回延安，警卫人员大部分牺牲了，张老指挥部分战士与敌两百余人苦战，半夜才撤回延安，化险为夷。5月，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开展华南统一战线工作，联络爱国民主人士，共商抗日救国大计。6月抵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刘湘代表会谈，同他们达成团结抗日协议。他在桂林时3次向毛、周、朱用电报汇报请示，得到中央的肯定和赞扬，中央电示，同意他的活动方针，并作了具体指示。6月26日，又将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拟定的团结抗日7条纲领草案电报毛主席。次日，毛泽东复电：“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和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
“七·七”抗战爆发后，张老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张老留桂磋商抗日事宜。毛泽东电示张老：为促蒋抗日，各方面应表示拥护南京政府抗日，不可有牵制之意，并要求张云逸以后仍来往粤桂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以后张老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我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昭著。
1938年底，张老到安徽金寨县，与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省政府对新四军供给问题。廖表面很尊重张老，但他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欠饷半年不发，见面时廖说：“两广老乡，有失远迎，失礼失敬。”张老说：“我是来讨新四军军饷的。”张老又说：“你是省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什么要住大别山，不住安庆、合肥呢？蒋介石为什么要住重庆，不住南京、上海呢？就因为抗日力量不够嘛！你不给我们发饷，叫我们怎么去打仗？你限制我们在津浦路以西15公里内活动，叫我们如何出击日寇呢？”廖磊不得不立即支付法币4万元，子弹2万发。张老派黄荣去领款，叮嘱说：“你要讲几句白话，老乡，大家都是广西人，帮帮忙吧！”对方派警察和马车，护送军晌到了张老住所。廖磊还答应新四军可向淮南及津浦路南段活动；同意成立江北游击总队；新四军四支队军饷由省政府拨给。1938年廖病逝后，继任者李品仙配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新四军进犯，张老指挥江北新四军坚决还击，歼灭其2000余人。然后，张老出面谈判，形成以津浦路为界、东西分治的有利局面。
1949年秋末，张老邀请在港、穗的爱国民主人士回广西参政。一起从广州同船返桂的有知名人士雷沛鸿、陈此生、陈良佐、雷荣珂、莫乃群、陈雄，还有王力教授和他的儿子秦似同志。随后，李任仁、吕集义等先生也由北京回广西任职。反袁宿将、广东军政府的军长林虎，也被邀请来南宁参政，参加土改，后任政协副主席。张老要求有条件的县都有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任副县长，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关心广西 建设广西
张老对广西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解放前，他关心广西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解放后，又时刻关心广西的建设和人民的疾苦，孜孜不倦地工作，人们都以为他是广西人。
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刚胜利结束，新四军军部还在山东省临沂的时候，张老就和军长陈毅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派遣廖联原、黄传林回广西开展地下党工作和武装斗争工作。廖联原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回到广西家乡开展工作。
1949年秋，中央决定派张老回广西主政，亲自动员一些在华东工作的广西籍干部如黄荣、贺希明、骆明、廖联原等同志回广西工作。他们在华东工作多年，工作都比较顺利，工作条件也比较好，如黄荣当时担任华东电讯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市电讯局局长，工作条件较好，是否回广西正在犹豫。张老亲自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说：“人家东北都支援广西，你是广西人，怎么不回去？”几句中肯的话，说得他们心服口服，便愉快地回广西。接着，张老便动身从上海回广西。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雷经天、贺希明、骆明等。到了广州，他就发特急电报给在桂中游击支队司令员廖联原，叫廖到梧州，并令其带身边的部队集中到桂平江口待命。廖到梧州时，张老和他亲热如故，问寒问暖，叫人拿来新军装给廖换去破旧衣服，对廖大加赞扬，说廖搞得不错，3年来没被敌人吃掉，反而搞起几千人的队伍。指示廖部编入正规军，参加剿匪、反霸、土改等。张老还当即拨款，给廖装备部队，并决定骆明留下任梧州行署专员，迅速成立各县政府，发动群众、征粮剿匪，支援解放军解放海南。廖联原随同张老乘轮船离开梧州。到桂平江口时，正是1950年元旦，张老上岸热情慰问桂中支队，在向指战员讲话中充分肯定桂中支队艰苦奋斗取得的成绩，勉励大家向解放大军学习，更好为人民服务，要彻底消灭国民党残匪，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张老还召开连级以上干部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对新区政策，并请全体指战员会餐，共度元旦。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广西是革命老区，比较贫穷落后。张老在制定政策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快广西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广西刚解放，百事待兴，张老深深懂得“恢复经济首先要恢复交通”的重要。1950年春节，张老不休息，召来负责交通和公路工作的黄荣商量“凡是未通汽车的县城都要通车”的问题。邕江第一座大桥兴建时，张老已离开广西去治病，但他仍关心支持。当时黄荣和韦纯束负责建桥工作。从城建长远考虑，大桥设计长800多米，宽24米。国家计委只给数百万元包干，不够用。张老主张募捐，又帮助去找国家计委解决，广西终于建起当时全国桥面最宽的第一座邕江大桥。3年困难时期，韦纯束到京开会，去拜访张老，张老深夜接见，吩咐韦要帮助百色、河池地区修公路，还要韦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韦国清主席，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人畜饮水困难问题。韦国清很快在韦纯束转告张老意见的信上批字，要办公厅通知民政厅、水电厅、计委等部门提出计划，具体落实。南宁吴圩飞机场的兴建，张老也付出心血，在征地、搬迁、用水发生矛盾的关键时刻，他在韦纯束陪同下，亲自去吴圩乡，说服教育干部群众“局部服从整体利益”，矛盾很快得到解决。此外，老虎岭水库、良凤江水库的修建，张老都亲自过问，并不辞劳苦到水库视察指导。解放初期，张老也曾在郑少东陪同下，多次到邕宁县五塘乡看望农民，召开农民座谈会，研究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和建设问题，并和工农代表合影留念。
张老虽然离开广西，但对广西仍十分眷恋，每隔几年都要回来看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他越想念过去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和艰苦奋斗的各族人民。解放初期，他就派黄荣、覃应机作代表去看望老区人民。1960年，年近古稀，头发斑白稀疏的张老，穿着大将服，风尘仆仆，专程从北京回来给韦拔群烈士扫墓。他由衷地说：“像韦拔群这样的民族英雄、党的优秀儿女，我们不能忘记啊！”扫墓回来后，他又在南宁住了几天，讲述广西红七军和苏维埃的创立和发展情况，成为研究广西党史军史的珍贵资料。1965年冬，张老回广西，又到桂林干休所看望原红七军的几位老战士，并请他们到榕湖饭店共进晚餐。他勉励同志们离休以后，不要“孤守城池”，脱离群众，应多到下面看看。他还吩咐同志们多写革命回忆录，教育后代，提醒大家要保持红军的本色。
张老即使在晚年，还为广西的建设出大力。1965年，正是援越抗美，要紧急修国防公路，而民工修不快，质量又不高，区党委派黄荣到中央求援，张老给予大力支持，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部门，得到谷牧同志的重视，有关部门拨给了几十台机械设备，几十万元，还调了两个团来支援修路。张老交代黄荣说：广西要修水利，发展农业、要抓粮食、抓蔗糖生产，多搞农业机械，扶持山区生产。这些话，对加快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直至1973年，张老病重，还吃力地对黄荣说，希望广西工农业生产赶上全国先进水平！这是张老对广西各族人民最后的衷心遗愿！
如今，广西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老的遗愿大部分已化为现实，张老可以安心地安息了。未实现的，广西各族人民将继续为之而奋斗！
爱兵爱民 亲如严父慈母
张老爱人民、爱战士、爱护干部，就像慈祥的母亲一样。但如果干部的工作出了毛病，他毫不放过，严格批评，耐心教育，促使改进。
百色起义前夕，黄荣从凤山县苏维埃送钱到百色作为起义经费，他是县常备连指导员，张老接见黄荣时和蔼地问“你家有几口人呀？”“什么时候参加游击队，打过仗吗？”“你们干些什么工作，群众拥护吗？”黄荣一一作了汇报后，要求留下来当兵。张老问：“你读过书吗？”“高小两年。”张老安排黄荣到经理处（后勤部）当文书。一年后，调到张老身边当警卫队员。小长征到广东乐昌河边，军部和五十八团700余人过不了河，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大部分指战员失去联系。撤退上山时，黄荣扶着疲乏的张军长走路，马已给伤员骑了。张老说：“由于敌人封锁，我们过不去，已面临严重困难。但我们有党的领导，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要过河，找到五十五团，和中央红军会师。”张老带领这支红军，在上游渡河。在湘赣边界的山上，天气很冷，有个战士把农家茅棚草扯下来烧火取暖，张老看见就严厉批评，命令战士割茅草，给这一家修好房子才走。快进入苏区时，张老见大家头发很长，衣服很脏，他叫警卫连长李天佑买几把剪刀，让大家剪发，下河洗澡洗衣服。有两团地方反动武装追击我们，张老说：“要打个胜仗，才能建立威信。”他下令“李天佑，把这个山头夺过来！”李说“可以！”带着手枪连，一个冲锋打垮了敌人。不久，与李明瑞总指挥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了。张老生了病，随军治疗休息。在安福县，他带病和李明瑞指挥消灭敌军一个团，缴枪1000余支。红七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在河西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1年7月在于都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毛、朱二位亲切接见了李、张两位。中央军委给红七军特授了“转战干里”的大锦旗。第三次反“围剿”中，李、张率红七军在东固全歼逃敌五十二师。黄荣被派到三军团学无线电。长征到了道州，张老见到黄荣，便亲切地叫：“黄荣、黄荣！”下马来看看他发肿的双腿，叮嘱说：“黄荣呵，征途遥远，保护双脚！”一别又是两年，1937年初，在延安任电台报务员的黄荣到窑洞去探望张老。张老说：“你学无线电很好嘛，毛主席说无线电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要精通业务，更好地为革命服务。”1938年11月，黄荣奉命到新四军工作，跟张老到江北去，由一个营护送。张老对黄荣说：“电台通讯工作很重要，要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失去联系就会迷失方向。”皖南事变后，张老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驻来安县莲花塘村，黄荣任通讯大队长。张老亲自给黄荣介绍对象，把舒平从供给部调到电台来做文化教员，在他俩的结婚报告上亲自签批：“祝你们做一对革命的伴侣。”婚礼只在机关加点菜，张老夫妇来了，说：“希望你们革命感情加爱情，结合在一起。”关怀无微不至。
1946年，新四军北上山东时，有些同志舍不得苏北鱼米之乡。张老动员时说：“我们丢了一个李果，换来一个大苹果，何乐不为。多则五年，少则三载，全国都是我们的，还舍不得走么？”经张老谆谆教导，大家高高兴兴北上了。
张老回广西途中，对随行的同志反复谈话，特别关心广西地下党的同志，他说：“广西地下党的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斗争，有一段时间曾经与中央失掉联系。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坚持下来，是广西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你们算是南下干部，一定要同他们团结，依靠他们工作。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关心帮助他们解决。”他还要求地下党的同志同南下干部亲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大家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共同建设广西。
张老戎马生涯，转战万里，自己生活总是那么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与人民同甘共苦，爱人民、爱战士、爱护干部，像他这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将，使人们终生难忘。
注释：
(1)黄荣，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韦纯束，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骆明，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廖联原，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中华民族精英 共产党人楷模 张爱萍 张劲夫 莫文驿
一
今年8月10日是张云逸同志的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谨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他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以为自励，并励来者，作为对他百年诞辰的纪念。张云逸同志一生追求革命，从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为自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出生在海南文昌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即参加劳动，后随同乡军官当勤杂工。少年时，正值清廷腐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1909年10月，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秘密加入同盟会，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1910年广州起义、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和攻击两广总督府之役。在攻击两广总督府的战斗中，担任炸弹队长。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进虎门广东陆军学校深造，1914年毕业后，赴海南岛北洋军队中进行反袁工作，任排、连长。继到粤军任营长、参谋。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许崇智占领潮汕时，他任揭阳县长。后任许部旅长，参加讨陈东征之役。1925年，粤军编为国民革命军，他随军参加二次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1926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
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共产党员在北伐中的英勇牺牲精神，使他深受教育。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1926年11月，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他说过：“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从那以后，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了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抱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斗争，始终不渝，奋斗终生。
他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隐蔽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战场上，冒险犯难，百折不挠。
1927年冬，他准备配合地方党发动琼崖武装暴动时，在海口遇险，逃脱虎口到上海找到党中央。1928年8月，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向他转达中央决定，派他赴广西进行兵运工作，面对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敌人对革命者进行残酷镇压、屠杀的形势，和未来千钧重担的任务，他无畏地、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
张云逸在广西进行兵运工作不久，在邓小平领导下举行了百色起义，以后率红七军转战千里，终于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表现出张云逸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军事才能。
1940年，张云逸的妻子韩碧同志携幼子远之，从新四军军部赴江北指挥部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企图以人质向我施加压力。正在前方指挥皖东反顽自卫战的张云逸闻讯后，处变不惊，不为所动，一面向蒋介石、李宗仁提出抗议，一面继续指挥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终于迫使国民党将韩碧母子释放。
二
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中，造就成为有深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战略策略修养的优秀的革命领导人。他有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开创革命局面，领导建军、治军和指挥作战的精湛艺术才能，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他为我党建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革命中，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任参谋长。为使我党掌握武装，1927年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长，后来卢率部参加秋收起义。在张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护下，二十五师大部分人员由李硕勋、周士第率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他是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在第一次蒋桂战争中俞作柏、李明瑞从桂系中分化出来，控制了广西局势。张云逸7月到南宁工作，9月开始在邓小平领导下争取俞、李和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党组织的活动，张云逸出任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副队长，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调离了在这两支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掌握了各级领导权。以后利用俞、李出师反蒋失败的机会，获得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省军械库的大权。10月22日，同邓小平率队到达百色。后同中共右江特委和农民土地革命武装相结合，消灭了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2月11日宣布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军长、前委常委。同时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包括十多个县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红军指挥员。
百色起义后，张云逸、李明瑞率部给予向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扑的桂系军阀重创后，留部分部队坚持斗争，主力转移至黔桂边境开展游击战争。4月下旬攻克榕江，全歼守敌。尔后回师右江，重占百色。继又解放恩隆、奉议、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进行根据地建设，扩大红军。11月，红八军从龙州撤出的部队和红七军合编为红七军。尔后，韦拔群率少数人员回东兰坚持斗争。1931年1月，红七军转移至湘粤桂边界，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向湘粤赣发展。7月间东渡赣江，在于都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不久张云逸在瑞金壬田寨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七军得到了中华苏维埃授予“转战千里”锦旗的奖誉。
百色起义在我国南疆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他在长征中出色地完成了进军川黔、突破乌江等计划组织工作。1931年底，张云逸调任中央军委作战局长。此后，又担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1934年底，长征中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的计划组织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月，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走向胜利。后来，他回忆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他把这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战术任务，提到军事家的战略视角和政治的高度，抓住了军事问题的本质。
长征到达陕北后，张云逸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后方工作。1936年4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渡河东征后，张云逸在兼任渡河司令员的工作中，为东征部队回师陕北，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他多次圆满地完成统一战线的重大使命。1933年冬他奉派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后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后任中共中央驻十九路军军事联络员。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撤回。1937年4月，随周恩来到西安，参与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工作。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香港，开展华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6月，到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当局刘湘的代表会谈，最后同他们达到协议，拟定了关于团结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以后，又到广州同余汉谋谈判，促成余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他在新四军的组建中，起了重大的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他受命任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建军之初，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到澳门迎接叶挺出任军长；先期到武汉、南昌参加组建军部；到福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域保存革命战略支点及部队改编后坚持共产党领导等指示；与国民党福建当局陈仪谈判，解决福建各地游击队改编北上集中等问题；并亲率叶飞、胡荣等部到达皖南。他四处奔波，为新四军组建成军而卓著勋劳。
他为贯彻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开拓了江北抗日局面。1938年11月，他到江北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后任江北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皖东、豫皖苏部队。先是推动四支队东进，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五支队，扩编江北游击纵队，逐步形成了四支队以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定远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游击区；五支队以津浦路东来安半塔为中心的路东游击区和江北游击纵队，坚持皖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经豫皖苏游击支队到达江北指挥部，统一中原党政军领导后，张云逸组织部队粉碎了日伪顽军多次“扫荡”和进攻。1940年3月，挫败了李品仙、韩德勤向我津浦路西、路东的进犯。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指挥四、五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为中心的反韩顽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皖东反顽自卫战的全胜，这就是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半塔保卫战”。这是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成为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
张云逸在领导皖东抗日斗争中，在政治上把蒋系、桂系区别开来，对桂系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他拒绝李品仙要我四、五支队南调的无理要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誉为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一个好例子。
他把淮南抗日根据地建成为巩固的华中后方。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张云逸任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在创造主力兵团同时，抽调主力部队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专署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到1941年底，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区面积发展到2241平方公里，人口近700万。地方的财经、税收、生产建设都有很大发展，部队供给得到了有力保证。他领导淮南军民贯彻生产自给方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在财政、粮食等方面，支援了兄弟根据地。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
他审时度势，主动地做好抗日大反攻的准备，迎来了反攻的胜利。1942年11月，张云逸到军部协助陈毅代军长工作。1943年陈毅去延安，张云逸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根据抗日游击战争处于积极防御阶段，我军总任务是粉碎敌人“扫荡”与“清乡”，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聚积力量，准备反攻等实际情况，连续组织各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并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训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做了反攻的准备。
1944年春、夏，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部队配合四师的西进行动。经4个月连续作战，淮北根据地扩大了一倍，延伸了继续西进的阵地。同年冬，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1945年二三月间，他组织粟裕、叶飞率部渡江南下，与浙东、苏南部队合编成立苏浙军区，多次取得了粉碎日伪军进攻和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我在江南的反攻前进阵地。日寇投降后，他部署新四军部队举行反攻，至1945年9月2日止，解放县城32座，占领了大江南北广大区域，使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抗战胜利后，他组织领导了新四军部队的北撤和新四军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他在主持华东后方工作中，忠实地全面地贯彻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抗战胜利后，他组织了以备战为中心的各项工作。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部署指挥山东北线的自卫战，打破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铁路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发动了广泛的人民战争。他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同邓子恢、张鼎丞同志一起，组织了千百万人的支前大军，提供了数十万野战军的作战物资保障，车轮滚滚，直至战淮海，渡长江以后，气势磅礴，规模之大为中外战史所罕见。
张云逸在他一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从来都是以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相关联的整体上去了解和把握军事问题，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革命军队建成铁的党军，要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建党、建政、建军一起抓。他治军有方，既抓前方作战指挥，又抓后方保障建设。他在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在阶级斗争政策策略的运用上得心应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
张云逸同志党性坚强，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堪称共产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全国解放以后，张云逸同志是广西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还参加了中南和华南的领导工作。他为领导清剿土匪、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等做出了贡献。1952年以后，积劳成疾，在毛主席关怀下离职休养。毛主席曾亲笔函嘱：“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55年，张云逸同志被授大将军衔。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还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和老革命根据地，重视信访工作，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惦念身处逆境的战友，，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同志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也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他逝世后，小平同志于11月25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指出：张云逸同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张云逸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他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职位高低。他对创建红七军有功劳，但两次调离红七军领导岗位，他都十分自然地服从调动，真正做到了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干就干，叫走就走。他一生服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正确领导。偶有工作失误，从不推诿回避，都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解放初期，广西剿匪虽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更高的要求，张云逸同志立即代表省委进行自我批评，调整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取得了剿匪斗争的重大进展。毛主席致电张云逸同志称；“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他遵守集体领导原则，时刻注意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一贯谦虚谨慎，从不突出个人。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成为团结的核心；当“配角”时，能主动配合，精诚合作，做维护核心领导的模范。他先后在邓小平、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刘少奇、陈毅直接领导下共事，对他们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为人正派公道，诚恳真挚，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他不仅尊重上级，对同级、下级也一视同仁，一样尊重。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不使人有居高临下，望而生畏之感。他为人的风度，众口交誉。陈毅同志呼他为“同志长兄”，说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辈都以长者视之，深为他的长者风范所倾服。他爱护同志，很客观地对待干部在战斗中、工作中的失误，宽慰、开导，使能正确接受经验教训，解除懊恼情绪，振作奋进。他信任干部，放手地使用干部，往往把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最信任的干部去执行，不因信任而偏爱姑息。他重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交代情况、任务，说明原则要求后，从不过分干涉下级职权范围的事。我们深感这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他经常亲自同干部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也注意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困难时，每有可能弄到一点衣食被服，他都分给别的同志，对伤病的同志尤为关怀。我们都感到他亲切，既是领导，又是师长，愿意同他说心里话。
他位高不倨，自律綦严，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以普通一兵、普通一员要求自己。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和勤俭朴素的作风。
他身为高级军事首长，却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士兵。他的爱兵观念十分明确和强烈。战争年代时时从保证每个战士的衣食住行考虑问题，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在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中，他带头整顿军容风纪，服装绑腿穿扎得整整齐齐。抗日战争期间，有时还亲自做战术、技术示范埃。
他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处处以普通党员要求自己。他说党的领导人首先是一个党员，以身作则，严格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毛泽东称赞他是模范共产党员。
他生活简朴，吃的是普通饭食，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衣服，住房陈设简单，不讲排场。他经常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思有时”，不忘劳动人民本色。
张云逸同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需要发扬革命先驱者的精神。我们要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张云逸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释：
(1)本文原为纪念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而作，原载1992年8月9日《人民日报》。征得作者同意，作为本书代序。
骁将雄风 德高望重 莫文骅
深切怀念张云逸同志
今年(2)8月10日，是我们敬爱的原红七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丰富的军事阅历、杰出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刚强毅力、坚强的党性和表率作用，在红七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不仅在壮乡遐迩闻名，深受红七军指战员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景仰、爱戴，而且在全国中也负有盛名！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半个多世纪来，我有幸曾两段时间在张老身边工作。一段在他的麾下奔赴沙场，共“枕寒流”；另一段是打回广西时做他的助手共“育桑梓”。在共同的战斗和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真挚的、难忘的上下级之间革命情谊，他给我教益匪浅。现在，我作为红七军的一名幸存者，在心头的屏幕上，总是浮现着他那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雄姿丰采；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总是扬起他那襟怀坦荡、肝胆照人的风帆……
（一）
张云逸同志是红七军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装行列的好首长和介绍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一位好导师。
我第一次与张云逸同志相见是192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晚上。
当时，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中共党员张云逸同志，肩负着中共中央军委的重任，从上海来到广西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他到南宁后，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先后担任了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长等职务。他依靠党的骨干，对这两支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旧气习和旧作风较严重的旧军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造、教育工作，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其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主桂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后参加革命牺牲）错误估计形势；不听中共劝告，于1929年10月初出兵参加反蒋战争，很快败回南宁。在广西政局将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按照事先准备的应变计划，当机立断，决定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部队及南宁军械库里的武器弹药，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和五哥文骢及好友黄奇彦正在广西军校学习。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率队撤离南宁前一天，恰是星期天。这一天，我与黄奇彦回到南宁近郊亭子村我家里，晚饭后，回校时已近黄昏。我们走到南宁洋关码头（即现在广西军区驻地），见那里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我们两人顿时一怔，不知其究竟。过一会，碰巧遇见俞作柏的少校秘书陈叔度同志，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我一起坐过牢的难友，他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我们知道他们要撤往右江地区时，我俩迫切要求同他们一起到右江地区去。他考虑了一会，便写一条子给我们，要我们立即乘运军械的汽车到郊区找张云逸大队长。这样，我来不及告诉家人和在军校的五哥文骢，便同黄奇彦同志登上一辆开往市郊的卡车。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在西乡塘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里找到了张云逸同志。
我们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明来意。他看了我们是军官学校学生打扮，又看了陈叔度同志写的条子，便捻着山羊胡子，笑眯眯地操着浓重的海南口音，询问我们俩是否在大革命时期坐过牢、是否是军校学员、是否是共青团员等问题，我俩一一作了回答后，他高兴地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青团，坐过牢，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加入第四大队，现在，我任命你们俩为中尉副官，具体工作由大队部副官处安排。”
我俩一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立即到副官处报到。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眠，想不到张云逸同志这么快、这么干脆批准我们的请求，并立即委以重任。这是他对大革命时期广西遗留下来一批干部的厚爱和充分信任。正因为这样，当时先后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奔赴左右江地区，参加百色、龙州起义，后成为红七军、红八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红七军建立后，张云逸同志担任红七军军长兼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他的工作虽很繁忙，但没有忽视对干部政治上的关怀和培育。当时，我曾在起义前夕写一信给张云逸同志，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并大胆提出由团转党的要求。他接到信后，经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和陈豪人（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军司令部党支书）3人组成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核我的历史。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很快核实我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不暴露身份、不泄漏团的秘密等表现，又结合考察我到百色后各方面的表现，结果，党支部于1930年1月初正式通过我的转党申请。张云逸同志亲自担任我的转党介绍人。他曾找我谈话，对我进行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教育，并对我今后提出更严格的要求。那时我之所以成为该支部吸收的第一个新党员，（军司令部党员有邓斌，张云逸，龚楚，叶季壮，后又调来钟鼎。）这是与张云逸等同志的热情培育分不开的。
我人党后不久，被调任司令部参谋处中尉机要参谋，与张军长同住在百色粤东会馆二楼上，同他一起在会馆的大厅里吃饭，接触机会也较多。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同其他官兵一样，同领一样的薪饷（每月20块大洋），同穿同样衣服，同吃一样的饭菜，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特别嗜好。他深知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和带兵贵在爱兵之道，经常深入士兵群众，尽力帮助士兵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有一次，他发现战士们理发的剃刀旧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饷，给战士们买了一把新的，现此刀存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此事虽小事，但表露了他爱兵之心和他为这支劲旅的成长所倾注的心血！
（二）
坎坷铸大志，险境砺将才。
张云逸同志在关山征战的险恶情况下，勇于“负重”，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在以李立三为首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奉命北上。在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七干里的悲壮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是在同敌人的险战、恶战和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度过。
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敌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后，冒着纷飞大雪，来到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又名武水），当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先渡过河时，突然，枪声大作，炮弹横飞，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和乐昌乘汽车赶来，直扑渡口，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不久，敌人又控制了滩头阵地，我军继续渡河已不可能，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张军长同五十八团大部分和特务连、后勤工作人员约六七百人留在河西岸，我是其中之一员（当时是二十师辎重队长）。接着，对岸敌人往我们这边打炮，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吴西等同志被炸伤。面对这突而其来的情况，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张军长骑着一匹高大黑马从渡口下游方向奔来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着、刚毅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我们暂时过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铁打的红七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一定能够会合朱毛红军。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即从原路后退30里！”
大家听了张军长简短有力的话，看到他如此沉着、冷静、果断、坚定、稳操胜券，一时像吃了定心丸似的，紧张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在张军长的鼓舞、带领下，我们摸黑经过三四十里山路的急行军，便在一座高山附近的小山村停下宿营，很多战士因连续几天行军、打仗，疲劳至极，一倒头便入睡了。张军长虽然很困，但他没有睡，他为部队的前途命运而忧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慢步走出屋外，一边看望分散在各处休息的战士，一边思索着如何把眼下这支部队带到中央苏区去，还找经理处长叶季壮、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等同志商量、研究突围办法、路线等问题。那一夜，他又几乎整夜不入眠。
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军长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后来，经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终于到达湘赣苏区，在江西永新县与原分开的李明瑞等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后，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这里，突出表现张军长独撑危局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指挥才能。
（三）
张云逸同志功勋赫赫，德高望重，但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已，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奋进不息。这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12月，张云逸同志满怀建设壮乡的豪情，带领一批干部回到满目疮痍的广西，先后建立了广西党、政、军的领导机构，他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等职。当时，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司令程子华调走，由我率三个军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南宁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这样，我又在张老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张老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和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积极性，使解放初期广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
因广西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其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军阀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至1950年上半年，在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我驻广西的部队虽然已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十分猖獗。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匪势的发展更为严重，给广西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来电指示和批评我们的剿匪工作，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年5月前彻底肃清全省股匪。
张云逸同志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匪情，总结、检查过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计划，调兵遣将，决心以歼灭全省股匪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曾于1950年11月，连续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领导人（张云逸、陈温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报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虚心检查过去的工作，并汇报我们今后的部署，其中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我起草的。11月底，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过去剿匪工作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号召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结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务。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随着革命的进程，我们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发展。我在南宁患病开刀做手术时，他立即到家里看望我，我调离广西时，他在广州买了象牙笔筒、狮、象等3件礼物送给我留念。我和张老调到北京工作后，仍保持密切来往。1955年，国务院授军衔时，我们曾合影留念。我在撰写《回忆红七军》一书过程中，他不仅给予热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亲自审阅书稿，并于1957年1月16日给我寄来亲笔信，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现此信此稿刊登在《将帅墨迹选》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74年5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张老也正在住院，他听到我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他的脚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同志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我。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老离开我们已18年了。或许因我们过去结下的情谊笃深、交往甚密的缘故，我总拂不尽心头的哀思和怀念。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发展，蓬勃向前，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如果张老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呀！
注释：
(1)莫文骅，曾参加百色起义。后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等。建国后，曾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等。
(2)[指1992年。]
英雄业绩光照千秋
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海南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张云逸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1892年8月10日诞生于海南省文昌县头苑镇上僚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早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担任革命军的炸弹队队长。辛亥革命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和县长，参加过反袁（世凯）、讨龙（济光）、伐陈（炯明）的斗争。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他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192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11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经营琼崖计划》，他受党的派遣回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装，受挫后撤离海南岛，经香港到上海转回广东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他和邓小平等一批同志进入广西开展革命工作，担任广西教导总队总队长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在邓小平领导下，采取了一列坚定、果断的措施，把部队改造成新型的革命队伍。10月，按照邓小平同志指示，他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南宁开往百色。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0年初，为保卫根据地，他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予敌以重创。3月初，他按前委决定带领第一、二纵向广西、贵州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攻占贵州的榕江城。5月上旬，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1930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红七军四个纵队在河池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任务。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打长安、大战武岗城。1931年1月2日，红军进占全州县城。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抛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他率领红军经湖南道州、江华到达湘、桂、粤3省交界的桂岭，将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2月初，在广东乐昌渡河时，遭到敌军的袭击，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他带领五十八团一部分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七八百人渡河后，进入湘南酃县的黄挪潭，击败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凤璋带领1000多地主武装。2月底，在湖南的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红军独立一师三团会合。3月中旬，张云逸统一指挥部队击败何键部两个团的进攻，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3月下旬，红七军五十八团和独立师第三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与红二十军会合后。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4月初，他指挥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随后，他带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南下，在永新县的天河与五十五团重新会合。5月中旬，他指挥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乘胜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逐川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7月，他奉命率红七军在于都县桥头墟与中央红军会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亲切接见了他，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特授给“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坚决执行党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击”的作战方针，带领红七军全歼敌韩德勤的五十二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作出了贡献。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调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兼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同年“福建事变”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与福建人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接着他又担任中共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为党同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5年初，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组织部队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1935年9月，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北上，他任北上先遣支队副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工作。1936年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东征期间，他负责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红军西返时，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员，亲自布置迎接部队回师河西各项工作。保证红军顺利西渡黄河。
1937年春，张云逸受党中央派遣到华南，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在香港，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共商团结抗日救国的大计。6月，他从香港到广西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商谈。同时，经李宗仁介绍，他又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接着前往广州同广东当局谈判。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香港、广西、广东、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接着又到福建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深入红军游击队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他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2月，他根据党的指示，到福州、漳州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使之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追回被缴去的闽中游击队，和“漳浦事件”中我何鸣部被抓去的人员和枪支，将这些人员和闽北红军游击队一起，带到安徽岩寺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12月中，他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1939年夏，他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和路东地区，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开辟了以定远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的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增补张云逸为委员。1940年春，他按照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皖东反磨擦斗争的指示，粉碎了安徽李品仙和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张云逸为委员，主持皖东的工作。12月，他同徐海东、罗炳辉对“扫荡”的日伪军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皖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江北部队由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他为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4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他任第二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2月，淮南军区成立，他兼任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遵照党中央、华中局及军部的指示，他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和民运工作等方面，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此刘少奇在1942年3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曾提出表彰。1942年夏，他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专任副军长。在1943年底到1945年秋，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期间，由他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指挥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给顽军予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根据地的斗争。1944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3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1945年夏，他被选为七届中央委员。8月，遵照党中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张云逸率领华中军民迅速向敌伪展开了战略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组织领导了苏南、浙东、皖中、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10月，他率领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临沂。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为常委组成华东局，领导华东地区的斗争。1946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他任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他一方面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一方面领导华东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6月，全面内战爆发，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1947年1月，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华东军区工作。4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他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8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他和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他任书记，领导华东和渤海地区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等工作。1948年11月1日，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后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第二级军区。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1949年3月，他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决定，领导山东军民为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解放区，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广西取将解放。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他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解放后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广西省政协主席。同时，他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工作的重大胜利，使广西的面貌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的艰苦战斗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张云逸的健康十分关心，毛泽东亲自写信要张云逸抓紧治病和安心休养。1952年11月，他到苏联疗养，1953年夏回国后在中央工作。由于张云逸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建树的卓越功勋，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云逸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10月后，他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在他的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虽然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仍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意调查研究。在担任人大常务委员时，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工作，了解情况。1974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张云逸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1月25日，在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悼词说：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张云逸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坚韧不拔、奋进不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无私无畏、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为指南，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大胆探索，为加快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实现我省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完成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志，为把祖国宝岛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程介一
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时隔今日已有50多年了，1938年我由江西省委介绍到新四军政治部分配工作，安排我给张云逸参谋长当随从秘书。我是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总想到前线去锻炼自己，事与愿违，思想上有点别扭。在工作中，张云逸同志看出了我这个思想问题，但他没有批评我，总是耐心教育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中国。
张云逸的工作很忙，我报到时，他已到江北去作廖磊的统战工作，调解与我新四军四支队的关系。廖磊是安徽省主席，又是广西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因为我四支队驻在舒城一带，靠近大别山腹地，这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而我军为了扩大进步力量，必须向东面扩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并控制津南段，为此部队必须动员起来，向东挺进。我们在国民党南京失守之后已失去一段时间，如再不积极推进，将使我开辟华中战场与建设根据地更加困难。当时的四支队某些领导人，由于3年游击战争，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还不深，所以直到云逸同志北上时还未积极行动起来。四支队必须东进敌后，这是不言而喻的。四支队是我党我军在偌大的华中唯一的一支部队，所以，云逸同志这次去江北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为此，我由潭知耕同志带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一安顿下来，他就要我们去直属部队了解他们对东进方针的认识情况。我们去了教导大队、司令部及留守处，接触了许多老同志以及由延安来的一些知识份子干部，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党的政策的拥护和上前线杀敌的勇气，都使我非常感动。如关大圣同志是鄂豫皖3年游击战的老战士，当时虽然受到不适当的处理，也依然毫无芥蒂，表现出了拥护党的方针极大的热情。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云逸同志作了汇报。经过几天准备，张云逸同志召开了四支队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精神。中央特派员何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这些工作之后，云逸同志便启程去立煌和廖磊谈判，何伟同志也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到立湟去。
张云逸是海南人，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职务，又是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也是国民党广西军队的老前辈，廖磊当时还是他的下级。在立煌，他谢绝了廖磊请他住省政府的房子的盛情，（他曾要我去看房子，房子是在省政府驻在地，我向他汇报后，他说那不能去，那样对特务太方便了），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庄里。这期间，常有一些广西部队中下级军官来看望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其中也有个别不怀好意的特务来纠缠，我记得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叫张岳灵的就来过几次，和我们套近乎，没话找话说。张云逸同志了解他的底细，事先就同我们打过招呼，因此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话也很谨慎，最后使他一无所得。我们在这个偏僻山村里接待了廖磊的拜访。在这期，云逸同志也曾要我去联系过地方的同志，作联系工作。由于我军的方针并不要与广西军争夺大别山，矛盾是不大的，而当时国内反共磨擦尚未全面兴起，因此四支队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离开立煌回舒城。
在归途中，张云逸视察了四支队八团，会见了团长周骏鸣与政委林凯（林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老同志）。老八团的组成不属于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部队，而是由周骏鸣同志从河南竹沟带出的骨干扩建而成的部队。因此知识青年参军的不少，如70年代任军委副总长的胡伟同志就是那时八团教导队指导员。这是一支很有生气的部队，后来事实也证明不仅是八团，七、九两团在以后反顽与抗战两面作战中都是很有名气的。之后又去合肥官亭，视察了程明远和桂俊亭在当地组织的游击大队。在部队酝酿东进，组建过程中，又准备以当时过江来的军部警卫营为基础再成立一个纵队，趁这个机会，我向张云逸同志提出下部队锻炼的要求。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位老同志作秘书，比我强得多，而我这个未经受战火锻炼的党员要求到部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云逸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和欧坚到正在组建的二纵队去工作。
我在云逸身边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我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云逸同志来江北的大事是，动员江北部队深入敌后，扩大进步力量，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决不能与国民党在没有沦陷的地方与之纠缠。说服部队领导同志的工作是很费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总是奔走于司令部、参谋处（他们的司令部与参谋处不在一处，而是隔着一座山）和政治部这几处村庄。他去立煌以前连马也没有一匹（过长江不能带马），只是带个警卫员翻山越岭来回跑。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刚坐下来，云逸同志急匆匆地来了，在他和戴主任谈话时，我忽然发现他只穿了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也穿草鞋呢？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双较舒服的布鞋的。我们曾先后二次进驻舒城，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张云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里的领导干部谈话，很少见到那些干部主动来找云逸同志，这个原因有的是不好来，而有的则是不愿来。我们跟随张云逸到舒城的几位同志也曾议论过这些事，觉得不太应该。在江北那段时间，为开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撑持局面。记得以后在一次行军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时的政治环境已有了变化，与国民党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显得疲劳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过来许多人，且派来了邓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轻松了点儿。
张云逸同志的道德修养是非常好的。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当时新四军创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难，只是在淮南根据地创立后，对高级领导才有一些照顾，但当时的伙食也还是一样的，天天是青菜。记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饿了，他才叫伙房做点饭吃，吃时，他拿着筷子指着菜说：“这也算是特殊了。”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紧，在舒城那段时间，只要晚上没事，他总是戴上老花镜认真读书，有时他也和我讲学习问题，一次他问我：“介一，你说西班牙的革命还能不能胜利？”这一问把我问住了。1936年西班牙发生了共产党革命，因而发生了内战，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中也唱起了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就是说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关注。欧洲不少进步人士也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可是欧洲反动势力支持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别是德国纳粹政权公然派兵反对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台，在西班牙实行法西斯专政，革命当时是失败了。可是我怎么回答呢？真有点难呵！我想了一想说：“人民还会起来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将来还会胜利的。”他接着说：“这只是暂时的失败，革命总是长期的事。”他就是这样联系革命实际，教育我们这些晚辈要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我不仅在云逸身边工作的时候得到他的谆谆教导，就是在我离开后，在同他几次的接触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诲。1941年我在淮南师范当教员时，有一次得知他路过这里，我就赶到镇上去看望他，并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吃饭时，他给我介绍了谭希林同志，并说谭同志也当过教员，于是他又对我谈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当好教员，树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转业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过云逸同志。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仍然记得我，并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那时他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我们交谈中，他忽然记得他的儿子张远之曾在淮南联中读书，就叫他出来同我见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愉快地交谈着，我就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下午。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在云逸同志身边工作时间并不长，以后的接触也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我永远铭记心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永垂不朽！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张远之 王婷
父亲张云逸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劳动；青年时期在广州黄埔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4岁（1926年）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1929年5月，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离开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到广西组织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以后又率领红七军转战干里到达苏区，参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父亲任何音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派父亲到港澳、华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妈妈、远之接到香港同住。这是在相隔8年多之后，一家3口在异地他乡第一次重逢，9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感到还没有来得及熟悉爸爸，党又派父亲去组建新四军，在1938年初就匆匆离别妻儿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940年母亲和远之被国民党扣押了7个月后，历经劫难，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才和父亲重逢。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党的事业、革命工作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建国后不久，远之听从父亲的劝告，克服文化低的困难，用3个月时间突击补习了中学课程，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远郊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只能在周末进城看望父母。虽然我们和父亲相聚的时间不多，但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同志宽厚热情，对待亲友关怀备至，对子女儿孙们慈祥的爱以及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勤克俭，都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回想起来，父亲一生中值得我们奉为楷模的事迹确实很多，现仅就一些片断的回忆写写我们的感受。
父亲生前从不和我们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其他首长来谈工作，甚至他给秘书交待任务时，子女均不得在场。记得1951、1952年，刘少奇两次看望父亲，他事先对我们和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来看我是谈工作，你们要回避不许随便出来。我们都很敬慕少奇同志，但只能在他离开时，躲在房间里隔着纱帘偷偷地看一眼。
父亲积劳成疾，“文革”期间一个深夜，他的胆石病发作，疼痛难忍，他捂着肚子在走廊来回行走，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似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有满腹的话急要向毛主席诉说，但又说不出来。父亲常常和我们谈处世作人之道，他总是称誉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朱总司令待人宽厚；少奇同志的党性修养；周总理忘我工作、关心周到……这些都是他身体力行的。
“文革”初期，他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叫我们选些重要的抄给他看。我们抄了一大本子，他看时面都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在第2次抄给他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时，他看了几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以后不要再抄了！”那一时期，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专案组要父亲写揭发材料，父亲写好后要王婷帮他誊写。他说：“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他的手迹我们至今仍珍藏着。他所写材料，严肃认真，按照历史的原来事实，实事求是。即使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压力。
在养病期间，他和人民群众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他说：“我是广西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几件实事。”为了给贫困的广西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力争给广西一个出海口，他四处奔波游说，坚持把钦州、合浦、北海等地从广东省划过来。他经常说，家乡海南经济非常落后，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父亲曾向海南的同志介绍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经验，推广种植咖啡、胡椒等，并在文昌县亲手种下胡椒和柑桔。他在百色地区视察时，亲自到贫困的老红军家中看望。一次走在途中发现身后的警卫员提着一个热水瓶。他生气地说：“怎么能拿着热水瓶去看望群众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群众养育了我们，现在胜利了，群众的水就喝不得了吗？”在山区看到公路边的山林起火，他立即叫司机停车，让全体随员和群众一起灭火，直到把山火扑灭了才继续往前走。
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婚姻以及家庭中的困难。帮助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条件，使他们在他身边工作几年后能够到专门的学校去学习，好担当更重要的工作。逢年过节都把工作人员请来和家人一起会餐。平时亲友送来南方的时新水果或家中包饺子、蒸包子也让子女给工作人员送去。60年代初，警卫员小孙山东老家受灾房屋倒塌，父亲拿出200元给他寄回老家去修房。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尊重保姆的劳动，他说，没有保姆帮你们带好孩子，你们就不能安心工作，要把阿姨看作是一家人。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刘阿姨突然发现患了晚期子宫癌，父亲叫司机开车送她到医院检查治疗，又把她哥哥从上海接来，给他们钱送她回上海继续治疗。刘阿姨的病终于在上海肿瘤医院治好了。
父亲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的态度体现了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人性。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一谈到自己的母亲总是非常动情，眼中充满泪水。他常对我们说：“要孝敬母亲，没有娘的孩子最可怜。我幼年家境贫寒，母亲很年轻就死了，不久两个幼小的弟妹也死了。”父亲的前妻是被敌人打死的，他常说阿娘是一位极贤惠的母亲。解放后他曾多次到广东给前妻扫墓。对我们的母亲韩碧更是视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伴侣。母亲长期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在完全不知道父亲下落的情况下，靠着当理发工人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抚养远之，历尽艰辛。1939年7月经组织上安排，母亲带着远之绕道越南，经广西、湖南、江西，长途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就在到江北指挥部途中，刚过长江，在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扣押，坐了7个多月的牢。1945年母亲生下小妹妹远明，万没想到聪明可爱的小妹妹在一岁半时突然得了急病，根据地缺医少药，母亲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死在怀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母亲受到极大刺激，她精神失常了。以后严重的神经分裂症不时发作，弄得父亲日夜不得安宁，也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健康。不少同志善意地劝父亲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父亲始终不肯。他说在家里大家都很体贴她，又有两个心爱的孙儿陪伴，对她的病有好处。母亲怎么闹，他都不发火，还经常陪她到风景幽美的地方散心，尽量使母亲心情愉快。在父亲关怀照顾下，经过多位著名中西医治疗，母亲的病逐渐好了。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后，父亲告诉我们“五月初九是母亲的生日，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让她高兴高兴。”我们给她买了一套绣花绿绸衣服，母亲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至今。从此以后，每逢母亲的生日我们都送一件她最喜欢的东西，孙子们每年也都给祖母送生日礼物。
父亲还把两位孤寡姐妹接到北京家里，一直供养到她们90多岁，安然辞世。
父亲对儿子儿媳及孙辈都是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疼爱。他首先要求子孙们不脱离群众，不搞特殊化。他对儿子找对象毫无世俗的门第观念。我们在上海工作时，每逢年节，他或亲自或派人到北京一个小胡同里的破旧大杂院中看望儿媳的家人，有时送点布料，有时送点钱资助他们。
父亲工作忙，年迈有病，但他无时不在关心我们。我们在学校读书，在工厂劳动，在农村搞四清，不管在哪里，都常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和我们谈家常，和我们同志式地讨论问题，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向他们学习，鼓励我们上进。
他的长孙张小龙参军后，发现食堂和仓库里有很多老鼠糟踏粮食，写信要家里帮忙买些鼠夹。爷爷见信后非常高兴，买了许多老鼠夹寄给所在部队，并写信给小龙表扬他关心集体，爱护国家财产。
一次他看到孙子小健的作文本放在秘书的办公桌上，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把小健喊过来生气地说：“我们培养你，希望你做一个有用的人，诚实的人。你为什么叫叔叔帮你写作文？”小健连忙对爷爷说：“作文是我自己写的，叔叔一点没帮忙。”爷爷听罢，脸上有了笑容，高兴地说：“这篇作文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好，爷爷错怪你了。”爷爷疼爱孙子，孙子也最爱爷爷。空闲时祖孙一块游泳，下棋，打扑克。孩子们生病他比我们还着急，孙子参军他亲自送行，孙子们入了党，他亲笔写信祝贺鼓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在儿孙们的心目中是世界上最慈爱最值得敬重的人。
父亲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烈士子女和几个没有父亲的子侄们。红七军烈士张逸秋的女儿张念环，在父母牺牲后流落在广西一地主家当使女。解放后父亲派人多方寻找，几经周折才把她救出困境。他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把她培养成为一名军医。念环常对我们说：“张老就和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他爱整洁，外出时非常注意军人仪表。平时在家里衣着十分朴素，衣服鞋袜破了，补了一遍又一遍。他经常自己洗内衣、袜子，饭后自己洗碗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劳动。3年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并在每个房间里贴上亲自写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纸条。他常对我们说：“生活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钱能养人，钱也能害人。用得当可为人民做好事，用得不当会使人成为腐化堕落分子。”他在厨房的墙上贴着“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想有时”。至今我们仍坚持人走灯灭，用洗过澡的水洗衣服，然后再冲马桶，用洗菜和洗米的水浇花。
亲爱的爸爸虽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挚爱，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的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并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张云逸将军轶事 丁芒
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期间，曾替已故张云逸大将代笔过几篇文章。1964年冬，为了进一步修订《百色起义与红七军》及《一次重大的失策》两篇文章，也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我随张老来到广西南宁，住在东郊的一座宾馆里。张老曾多次邀请当年的老战友来此聚会，并带我去各处拜访红七军老战士。因为和张老住在一起，闲谈的机会多，话题有时就不完全局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有时是在散步，有时是在车中，因此，许多材料只是事后凭记忆写下来，加之他一口海南官话，听不很清楚，往往只能记个梗概。可惜“文革”，期间，我这些宝贵记录本被抄劫一空，至今思之犹觉痛心。
这里仅凭记忆，记叙张将军几则鲜为人知的轶事，以纪念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险为黄花岗烈士
张云逸将军是海南岛文昌县人。16岁（1908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旋秘密参加同盟会。1911年初夏离开陆军小学，投身民主革命。前一年，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辛亥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赵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募集经费。选骨干800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0余处。时张云逸年方十九，即踊跃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因事泄，清两广总督张鸣歧严加戒备，被迫改变计划。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死伤过多，被迫退却。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100多人，英勇牺牲。
当时清军围逼，张云逸身边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严，虽化装亦无法出城。张乃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独自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觅求突围道路。返回时，见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枪杀于路口。张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篮掩身于路人中，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
后来，广州人民收殓烈士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称“辛亥广州起义”，震动全国，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
张将军曾幽默地对我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在盛大的欢迎后面
张云逸将军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手下的刘仲容联系，请他为之先容。6月上旬，即辗转乘飞机抵南宁。
他原担心此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如不积极，将费一番唇舌。谁知下飞机一看，白崇禧竟亲自恭候于前，南宁各界人士杨旗鸣号欢呼于后，旗上大书：“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莅桂！”声势煊赫，气氛热烈，实出意外。
接着，白崇禧前导，请他登车。却是敞篷汽车。白请他居中站立，自已则毕恭毕敬侧身一旁，径向南宁市中驶去。街道两旁已预有布置，学校、机关、人民团体列队挥旗，鞭炮齐鸣，不断高喊“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的口号。到人群稠密处，白崇禧干脆请张云逸下车，携着他的手，面露笑容，缓步通过，时而举起相握的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一直被追捕残杀。现在李、白发动如此盛大的欢迎，张云逸立即意识到：固然有人心倾向团结抗日的因素，也显然是李、白在故意张扬其事，是对蒋介石表示的一种姿态，以便讨价还价。果然，后来从刘仲容那儿了解到：李、白和陈济堂曾于前一年（1936年）掀起反蒋、抗日的“六一”运动，遭到蒋介石的围攻，直到9月才和平解决。从此蒋介石施展故伎，分化桂系，扩展其在桂势力的活动，益发加剧。对张云逸此次来桂，李、白专门召开高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党巩固国内和平、团结抗战的主张，并且以此要胁蒋介石。
张云逸分析了上述情况，两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谈判从6月12日开始，26日就达成了纲领草案七条。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敦请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将军是民主革命老战士，和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有旧，例如薛岳，就是他小时候坐在一张课桌旁多年的同班同学。因此，当国共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的时候，党中央就派陈毅同志和他分头到南方八省联络我党游击部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负责湘鄂赣各省，张云逸同志负责闽浙粤诸省。在奔走联络过程中，他们都随时与中央取得联系，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可就在这之前，张云逸还为组建新四军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立刻去澳门，邀请叶挺同志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自从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潮汕，在三河坝地区遭到失败以后，就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10年，但仍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张云逸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平安到达澳门，并按党中央告知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叶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广州就相识。张云逸的到来，对苦闷的叶挺来说，不啻大旱之遇云霓。张云逸详细向他介绍了十年来的情况，以及大敌当前，党中央适时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到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党中央决定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来担任。张云逸随即出示了党中央的的敦请叶挺的电报。叶挺接电看后，激动不已，神情昂奋，立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同志会见。从此结束了他10年幽居的历史，重新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张云逸从澳门回来后，继续执行他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任务，促成了新四军的组建。
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敦劝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因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阴鸷险毒的秉性，认识不足，均思以诚待他，或可感化，结果适遭其害。共产党有见及此，均曾谆谆劝诫，而不被接受，致成憾事。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登机去南京，以示“兵谏”之诚意（国民党说成是“负荆请罪’），事前未和当时在西安的我党代表周恩来商量，终致囚居终生，这已是众所周知，而对杨虎城，我党也曾作过最后诤劝，这却鲜为人知。
原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遣送欧洲“考察”，七七事变后，于当年11月下旬，又满怀抗日壮志，匆匆返回祖国，奔赴国难，准备请缨杀敌。路过香港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别去拜访了他，后又设宴款待。张向他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们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也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后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见他，就先下了手。杨虎城从香港来到长沙、南昌，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之手。从此铁窗冷雨，幽室凄风，长期监禁，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终于全家惨死于蒋介石屠刀之下。
大事年表
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头范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受到军事熏陶。
1909年10月，与同班的几个爱国学生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4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加入革命军行列，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
1912年，到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由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在此期间，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
1921年，到粤军工作，任香山护沙营营长。
1923年，任广东揭阳县县长，为政清廉，受到廖仲恺的赞扬。
1924年，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受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
1925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0月，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与周士第等秘密组织、掩护第25师的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1月，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遵照党的指示，执行“经营海南计划”，在登陆海口时情况突变，机智脱险，到上海找党组织。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广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8月，中央决定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
1929年7月，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采取措施，改造部队，使之发生了根本变化。10月17日，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中共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及军械船只到达右江地区。10月20日，与邓小平会见。22日，到达百色后即研究起义问题。28日，率部歼灭了反动的警备第3大队1000余人。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在庆祝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30年3月，率红7军到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筹措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攻占了榕江等城市，歼灭了不少敌人。
1931年1月2日，红7军占领全州。前委会讨论中央指示，在是否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由于他和邓小平的坚持和斗争，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计划，去江西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2月3日，红7军整编为两个团，在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张云逸率未能过河的第58团一部在水口与红军独立1师会合。3月，指挥红7军和独立师在茶陵击溃敌两个团。4月初，任红7军河西独立师指挥部总指挥，和李明瑞等指挥红7军第55团、第58团攻占安福县城，歼敌一个团。接着，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月22日，率红7军在雩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7军的战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11月，任中华苏维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奉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第1局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在此期间，撰写文章，总结作战经验，发表在《红星报》上。
1933年11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19路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接着，又奉命支福州对李济深、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参与制定红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为红军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副参谋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4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支华南搞抗日统战工作，与桂、闽、川等地方当局的代表谈判，订立共同抗日协议，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任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3月19日，他在参谋会议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11月，带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无为地区，和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谈判，建立了统战关系，并把我党领导的庐江、无为地区游击队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作战任务。同时，他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在此期间，整顿了新四军第4支队，组建了新四军第5支队，创建了以半塔集、藉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新四军向皖中、皖东战略展开的任务，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1940年春，和刘少奇等领导淮南军民英勇作战，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12月，和徐海东等指挥部队，取得了对日伪军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大力号召和组织军队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2年2月，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期间，主持全军军事工作，领导淮海、淮北和淮南军民取得了冬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3年3月，部署了新四军第3、第4和第1师的反的“扫荡”作战。
1944年，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许多重要据点。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署新四军第4师西进作战，收复了8个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同年秋，部署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参与领导华中军民继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解放淮阴、淮安等30多座县城，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使新四军发展到30多万人。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饶漱石等部署江南部队北上工作，组织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局等机构。10月，率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由延安返回的陈毅会合。1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东局，批准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为华东局常委。
1946年1月，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军区工作（陈毅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日常工作。8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至渤海惠民地区，成立了党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和地方武装、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
1949年1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问题，并制定了兵员、干部、民工、粮食等支援计划。3月，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9月22日，中央决定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委员，后以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同时任中南军区党委委员。
1950年2月，在广西省委、省军区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至年底，全省消灭土匪11万多人。
1951年，全力组织和领导广西剿匪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在5月1日前消灭全省土匪的任务。毛泽东致电嘉勉。
1952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在杭州疗养，后到苏联治病。
1953年，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同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任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2年3月，作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力量委员会副主任，对沿海七个省军区参谋长发表重要讲话。9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1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