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像蜘蛛，像鼠群，人生像仓库。
空间被它霸占，时间被它噬碎，心力被它耗尽。
表面上，人人参与社会机器的庞大运转，但无一是主人，皆奴婢和下人。我们越来越成为自己工具的工具了。
我们的课程太多，作业太重。
我们无休止地准备生活，然而生活迟迟没有开始。
像一个永远留级的学生，等不来毕业，等不到卸下书包的那一天。
现代人死于累，死于心绞痛，死于童年的消逝。
谁设计了这样的生活？谁捏造了这样的共识？
想想古代，那会儿灵魂和肉体多轻盈啊。无论时间、空间，都有辽阔的场子、足够的宽松和僻静。古代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收养了一大帮精神松弛的人，比如真正的游手好闲者，真正的隐士和散人，且总有生动山林，供之随心所欲使唤。
何谓自由？
我觉得，大概即一个人能决定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
“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我要扶住你，大地。我醉了，我是醉了。
我称山为兄弟，水为姐妹，树林是情人。
——海子《醉卧故乡》　
很久了，主流世界由三组人组成：追随人格神（比如耶稣、佛祖、真主、孔圣）的人，不奉任何神的人（比如唯物论者），什么都不信的人（虚无主义者）。
很久了，我们渐渐忘了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讴歌自然神，他们是大地的信徒，他们拥有最古老和神秘的品质——“清晨”的品质；其精神气质近乎儿童，目光清澈，性情烂漫，行为富有诗意……
他们被称为某土著或某部落。
因为小，因为弱，因为没有征服的念头，于是被征服了。
甚至像山谷里的歌声一样，永远消逝了。
我不是其中一员，但一想起“神秘、美好、天真”这些词，即忍不住怀念他们。
我称之为“清晨的人”。那些很少很少的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恳求同胞：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灵及整个大自然吧”。
有一群人，一出生就这么想，就这么做。
奉大地为父，视万物为兄，他们通晓草木、溪流、虫豸的灵性，俯下身去与之交谈；他们没有人的傲慢，不求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一物种的特权；为生存，他们不得不采猎，但小心翼翼，怀着爱、感恩和歉意；他们坚信大地不属于人，而人属于大地；他们认为鹿、马、鹰、草茎的汁液，和人同出一家。与崇拜某个事物的族群不同，他们爱的是全部，是大自然的全体成员和全部元素。
火一样的肤色和*的胸膛，他们自称“红人”。
历史和外交上，他们被叫作——印第安人。
公元1851年，美国政府欲以15万美元换他们200万英亩领地，为和平，他们妥协了。在华盛顿州的布格海湾，前来签字的一位叫西雅图的酋长，对城市和白人发表了这样的演说：“在我们的记忆里，在我们的生命里，每一根晶亮的松板，每一片沙滩，每一缕幽林里的气息，每一种引人自省、鸣叫的昆虫，都是神圣的……你我的生活完全不同，印第安人的眼睛一见你们的城市就疼痛。你们没有安静，听不见春天里树叶绽开的声音、昆虫振翅的声音，听不到池塘边青蛙在争论……你们的噪音羞辱我的双耳，这种生活，算活着？……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后来，华盛顿州首府取了这位酋长的名字：西雅图。
有个当代故事：一个长年住山里的印第安人，受纽约人邀请，到城里做客。出机场穿越马路时，他突然喊：“你听到蟋蟀声了吗？”纽约人笑：“您大概坐飞机久了，是幻听吧。”走了两步，印第安人又停下：“真的有蟋蟀，我听到了。”纽约人乐不可支：“瞧，那儿正在施工打洞呢，您说的不会是它吧？”印第安人默默走到斑马线外的草地上，翻开了一段枯树干，果真，趴着两只蟋蟀。
城市人的失聪，因为其器官只向某类事物敞开，比如金钱、欲望、键盘、电话、证券、计算器……从而关闭了灵性。印第安人的听力不是“好”，而是正常和清澈，未被污染和干扰的正常，没有积垢和淤塞的清澈。一个印第安人耳朵里常年居住的，都是纯净而纤细的东西，所以只要对方一闪现，他就会收听到。
作为忠告，作为签约的条件，西雅图酋长继续对白人们说——
“记得并教育你们的孩子，河川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今后，你们须以手足之情对待它……你们须把地上的野兽当兄弟，我听说，成千上万的野牛横尸草原，是白人从火车中射杀了它们。我们只为求活才去捕猎，若没了野兽，人又算是什么呢？若兽类尽失，人类亦将寂寞而死。发生在野兽身上的，必将回到人类身上……若继续弄脏你的床铺，你必会在自己的污秽中窒息。”
可惜，这些以火车和枪弹自负的工业主义者，并未*着羽毛的话给吓住。他们不怕，什么都不怕。
清晨之人的声音，傍晚之人怎能听得进呢？
犹太作家以萨?辛格说：“就人类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
北美大陆的野牛，盛时有4亿至5亿只，19世纪中叶有4000万只，随着白人的火车行驶，50年后，仅剩数百只。
果真，野兽的命运来到了人身上。1874年，印第安人的领地发现了金矿，白人断然撕毁和平协议，带上炸药、地图和酒瓶出发了。很快，野牛的血泊变成了人的血泊。
印第安人的清晨陨落了，剩下的，是星条旗的黄昏和庆祝焰火。
李奥帕德说过：“许多供我们打造出美国的各种野地已经消 失了。”
美利坚，基于北美的童年基因而诞生，乃流落欧洲几世纪的自由精神——遇到辽阔大陆和清新野地的结果。而它功成之日，却蹂躏了赋予它容貌、体征、气质和恩泽的母腹。从此，它再也无法复制古希腊的童话，只能以现代名义去铸造一个以理性、逻辑和法律见长——而非以美丽著称的国家。
我常想，印第安人的挽歌，是否人类童年的丧钟？
若世间没有了孩子，还有诗意的未来吗？
叶芝在《偷走的孩子》中唱道——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如果能选择，我也想做一个印第安人。
那些很少很少的人。
哪怕清晨开始，清晨死去。
蟋蟀入我床下（1）
——纪念虫鸣文化
夜晚，虫子在吹口哨。而世间，人在大声争吵，乃至什么也听　不见。
——题记　　
1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诗经》无处不充满对光阴的警觉与热爱，提醒同胞惜时和勤勉，比如这首《唐风?蟋蟀》，即在冲人喊：蟋蟀已跑你屋里了，天凉好个秋，赶紧寻乐吧，别磨磨蹭蹭啊。
蟋蟀躯微，入室难见，但可聆察。所以，虫鸣的意义在于醒耳，耳醒则心苏。
在我眼里，史上最伟大的田园诗要属《豳风?七月》，它不仅是一年农事的全景画，且是一部旷野奏鸣曲。除了天上飞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莺）”“五月鸣蜩（蝉）”“七月鸣（伯劳鸟）”，我尤喜地上的那一小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在音乐未诞生前，世上最美妙的动静，竟是从虫肚子里发出的。
小小软腹，竟藏得下一把乐器。
喓喓，嘁嘁，嗞嗞，，唧唧，聒聒，嗤嗤，啨啨……
自然音律里，虫声最难绘，但各种象声词还是纷纷扬扬。
古人不仅崇拜光阴，更擅以自然微象提醒时序，每一季都有各自的风物标志。
秋呢？谁是它的形象大使和新闻发言人？
“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韩愈）该说法基本权威，古人鸣秋，借助最多的即虫，“梧桐飘落叶，秋虫情更痴”，秋风萧飒时，虫是旷野最生动的音符。
虫族中，名声大的属蟋蟀、蝈蝈、油葫芦、金铃子，我儿时亲近过前两位，喂之辣椒、葱头和苹果。记得课上学“蟋蟀”，怎么也写不对，直恨这字儿咋长那么多腿，结果像画画，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腿数总不对。除“蛐蛐”，蟋蟀还有个别称：“促织”或“趋织”。据说从魏晋兴叫，原因是农妇一听到它，即知天要凉，得赶紧织布缝衣了，故幽州有谚：趋织鸣，懒妇惊。
关于虫效，有民间说法：夜晚，将蝈蝈或蛐蛐笼悬于睡榻前，蚊子即躲得远远的。我试过，“”声带给神经的兴奋比蚊叮更让我睡不着。
2
若以性情论四季，我以为春烂漫、夏聒烈、秋清幽、冬肃沉。
我最喜秋。秋让生命知觉最细锐、心灵层次最丰富、想象力最驰远……一个人最有和自己对话的冲动。
为何？大概因为静。
秋之静，有虫语之功。秋收后，天空疏阔，旷野清朗，突然，丝丝缕缕、高高低低的“”“唧唧”飘来（这时，很像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将一根手指竖立唇边：嘘——），世界便一下子静了，一年的尘嚣都涤散了，吹远了。
虫声制造凉意，你会倏地一惊，身体收紧，接着，某些东西开始苏醒。你会清晰地意识到生命进度，触到某个不易觉察的部位和愿 望……
少时，虫比其声更诱惑我，虫声在我听来也总是欢悦、灿烂的。而立后，我才品出它的清冷、它的沁凉，才算领会了那些引虫声入诗的古人心境——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
“秋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苍苍。”（李郢）
“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张衡）
“秋风袅袅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汤惠休）
淅淅沥沥之鸣，怎能不勾起思情离愁？
蟋蟀入我床下（2）
3
论精神线条和心灵耳朵，古人比今人要敏细、精巧得多，后者太糙太钝了。试问，我们能识几种虫语？谁配做一只蟋蟀的知音？
明人袁宏道在《蓄促织》中，论虫语之异：蝈蝈“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金钟儿，“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见暗则鸣，遇明则止”。
虫微弱，和鸟兽的张扬不同，其性谦怯，其态隐忍，故生命触须极细，对时令、天气、晨暮、地形的体察极敏，这也是其声之幽、之迂、之邃的原因。所以，凡悟其语、知其音者，耳根须异常清静，心灵须有丰富的褶皱与纹理，方能共鸣。否则，对牛弹琴。
梅妻鹤子，山鬼结拜，在师法自然上，古人真是身体力行。
他们比今人性灵、彻悟、烂漫，所以能出公冶长那般通鸟语之人，恐怕这也是古典文学出没灵异精怪的原因。一部《太平广记》，近乎仙妖大全。
他们走得远、走得幽，一个人敢往草木深处闯，所遇蹊跷和神奇也就多。
这和科学及生产力无关。
几千年来，古人的生活美学和精神空间里，虫鸣文化一直是重要构件。
和“天人合一”的心旨有关，也与早年大自然的完整性和纯净度有关。
说到这，忽想起一档游戏来。儿时，有一种“鸡、虎、虫、棒”的斗牌，现在想，后人无论如何发明不出这玩法了，因为世界的元素变了，常识也变了。不信你看：野虎没了吧？那“虎吃鸡”之经验即立不住了；对笼养鸡来说，“鸡食虫”岂非白日梦？虫也给农药灭净了吧？“虫咬棒”从何谈起？几条生物链都断了，现代视野里只剩棒和鸡，没得玩了。
大自然的完整性一旦受伤，古老游戏的内在逻辑也就撑不住了。
4
对古人心境而言，虫鸣是一位如约而至、翩然而降的房客。
娉娉、袅袅、衣冠楚楚、玉树临风……略含忧郁，但不失笑容与暖意。尤其在百姓和孩童耳朵里，那分明是高亢的快活。
“怀之入茶肆，炫彼养虫儿”“燕都擅巧术，能使节令移，瓦盎植虫种，天寒乃蕃滋”……在《锦灰堆》书里，大师级玩家王世襄忆述了亲历的京城虫戏，从收虫、养虫到听虫（斗虫为我所憎，故本文不及），从罐皿到葫芦的植术造式，淋漓详尽。
为挽续虫语，古人从唐代开始宠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子，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也”（《开元天宝遗事》）。经一路研习，畜虫术愈发精湛，学得孵化后，虫声即从秋听到冬，听到过年了。
古人会享受，擅享受，懂享受。
想想吧，大雪飘零，风号凛冽，而斗室旮旯里，清越之声蓦起，恍若移步瓜棚豆架……而且此天籁，取材皆于大自然，几尾草虫、半盏泥盆、一串葫芦，即大功告成，成本极低。
有句俗话，叫“入葫听叫”。
太美了，真是点睛之笔啊，正可谓一葫一世界、一虫一神仙。你看，秋虫和葫芦，动静搭配，皆出身草木，多像一副妙联的上下句。
虫声高涨，带动了它的商品房——葫芦业。清咸丰年间，有个河北三河县人，别号“三河刘”，他种造的葫芦，音效特好，至今为收藏界念叨。过去的北京琉璃厂，一度虫鸣沸腾、葫芦满街，有位叫张连桐的人，也是养葫高手。
那年逛地坛庙会，我购得一玩意儿：一对乌色的草编蟋蟀，翘翅攀在半盏束腰葫芦上，神态警觉，栩栩如生。作者亦有来头，裕庸老先生。该翁1943年生，满族正黄旗，爱新觉罗氏，曾拜师北派的齐玉山、南派的毅正文，被誉为京城最后的草编大师。
至今，它仍摆我书案上。冷不丁搭一眼，心头滑过一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或“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甚是 惬意。
5
城市豢养的器官是迟钝的，知音秋虫者，寥寥无几。
王世襄先生乃其一。这位大爱大痴的老人，那种蚂蚁般的天真，那种对幼小和细微的孜孜求好，那种茂盛的草木情怀和体量……当世恐难见其二。
他在《锦灰堆》里回忆的那番青春好风光，乃中国养虫人最后的黄金时代，亦是虫鸣文化的绝唱和挽歌。
此后，水土、心性、耳根、居境、世风……皆不适宜了。
空间越来越只为人服务，环境侍奉的对象、卫生标准的主体，都是人。比如水污、地污、光污、音污，比如农药、化肥、除草剂，其量于人不足致命，于虫则不行了，虫清洁成癖，体弱身薄，一点微毒即令之断子绝孙。
古时秋日，不闻虫语是难以想象的。那是耳朵渎职，是心性失察，是人生事故。足以让人惊悸、懊恼，羞愧难当。
可当今，一年到头，除了人间争吵和汽车喇叭，我们什么也听 不见。
或许耳朵失聪，或许虫儿被惊跑了，躲得远远的了罢。
总之，不再与人共舞，不再与人同眠。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何年何夕，那尾童年的蟋蟀，能再赴我枕畔窃窃私语呢？
乡下人哪儿去了
私以为，人间的味道有两种：一是草木味，一是荤腥味。
年代也分两款：乡村品格和城市品格。
乡村的年代，草木味浓郁；城市的年代，荤腥味呛鼻。
心灵也一样，乡村是素馅的，城市是肉馅的。
沈从文叹息：乡下人太少了。
是啊，他们哪儿去了呢？
何谓乡下人？显然非地理之意。说说我儿时的乡下。
70年代，随父母住在沂蒙山区一个公社，逢开春，山谷间就荡起“赊小鸡哎赊小鸡”的吆喝声，悠长、飘曳，像歌。所谓赊小鸡，即用先欠后还的方式买新孵的鸡崽，卖家是游贩，挑着担子翻山越岭，你赊多少鸡崽，他记在小本子上，来年开春他再来时，你用鸡蛋顶账。当时，我脑袋瓜还琢磨，你说，要是欠债人搬了家或死了，或那小本子丢了，咋办？岂不冤大头？
多年后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乡下人。
来春见。来春见。
没有弯曲的逻辑，用最简单的约定，做最天真的生意。能省的心思全省了。
如今，恐怕再没有赊小鸡的了。
原本只有乡下人。
城市人——这个新品种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们擅算术、精谋略，每次打交道，乡下人总吃亏。于是，进城的人越来越多。
山烧成了砖料、劈成了石材，树削成了板块、熬成了纸浆……田野的膘，滚滚往城里走。
城市一天天肥起来，乡村一天天瘪下去，瘦瘦的，像芝麻粒。
城门内的，未必是城市人。
城市人，即高度“市”化，以复杂和厚黑为能、以博弈和争夺见长的人。
20世纪前，虽早早有了城墙，有了集市，但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骨子里仍住着草木味儿。
古商铺，大清早就挂出两面幌子，一曰“童叟无欺”，一曰“言不二价”。
一热一冷。我尤喜第二幅的脾气，有点牛，但以货真价实自居。它严厉得让人信任，傲慢得给人以安全感。
如今，大街上到处跌水促销、跳楼甩卖，到处喜笑颜开的优惠卡、打折券，反让人觉得笑里藏刀、不怀好意。
前者是草木味，后者是荤腥味。
老北京一酱肉铺子，名“月盛斋”，尤其“五香酱羊肉”，火了近两百年。它有俩规矩：羊须是内蒙草原的上等羊；为保质量，每天仅炖两锅。
某年，张中行去天津，路过杨村，闻一家糕点有名，兴冲冲赶去，答无卖。为什么？没收上来好大米。先生纳闷，普通米不也成吗？总比歇业强啊。伙计很干脆，不成，祖上有规矩。
我想，这规矩，这死心眼的犟，即“乡下人”的涵义。
重温以上旧事，我闻到了一缕浓烈的草木香。
想想乡下人的绝迹，大概就这几十年间的事罢。
盛夏之夜，我再也没遇见过萤火虫，也是近些年的事。
它们都哪儿去了呢？露珠一样蒸发了？
北京国子监胡同，开了一家怀旧物件店，叫“失物招领”，名起得真好。
我们远去的草木，失踪的夏夜和萤火，又到哪儿招领呢？
谁捡到了？
我也幻想开间铺子，就叫“寻人启事”。
或许有一天，我正坐在铺子里昏昏欲睡，门帘一挑——
一位乡下人挑着担子走进来。
满筐的嘤嘤鸡崽。
我是个移动硬盘
你不敢不信，世上每条信息都关乎着你。
看那些人，那些手执一叠报纸、眼瞅滚动屏、拎着电脑包、神情焦灼、行色匆匆的人……我觉得像极了一块块移动硬盘，两条腿的信息储存器。
大街上，地铁里，硬盘们飞快地移动，蚂蚁般接头，随时随地，进行着信息的高速传播和消费：交换、点击、复制、粘贴、删除、再点击。
浏览媒体，不是因为热爱新闻，除了借别人娱乐一把，最吸引我们的是政策信息、理财信息、防骗信息，我们要知道世界复杂到了什么程度，又繁殖出了哪些新游戏，骗子的即时动态和战术特点，应对策略和自卫工具……每条信息我们都舍不得漏掉，生怕与自个儿有关，生怕麻烦找上门来。
我们被浩瀚信息所占领，成为它的奴婢，成为它永无休止的买家和订户。
我们不敢舍弃，不敢用减法，我们担心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当代人。我们害怕吃亏，哪怕一丁点，害怕因无知而被时代废黜，害怕在智商比拼、脑筋急转弯中败下阵来，我们害怕沦为社会攻略的牺牲品。要知道，这是一场智力博弈大赛，一场算计与被算计、榨取与被榨取的战争。有人在抵抗，有人在冲锋，有人喊缴枪不杀。剩下的空当，大伙在群商，在学习和演练，在道听途说、摩拳擦掌。
我们需要假定人性是恶的。
我们有无数敌人和假想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水涨船高，日新月异……你的信息系统要时时更新，防毒软件要天天升级。
楚歌险境，要求你全副武装，要求你全面专家化，用《辞海》般的知识量装备人生。咱们的导师就是食品专家、质检专家、防伪专家、理财专家、维权专家、犯罪学专家。不理睬，或鄙夷人家的滔滔不绝，你即有沦为受害者之虞。
逢新政和条例出台，我们更不敢怠慢，要抢先熟悉规则，要在新格局中抢占有利地形，至少不吃亏，免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环和垫底人群。
一个狩猎的时代，即使你不想当猎人和猎狗，即使你不习捕猎技术，也要苦练逃跑本领。《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虽不懂搏击，但凭一套反*技能——“凌波微步”，竟也毫发无损。
信息像蜘蛛，像鼠群，人生像仓库。
空间被它霸占，时间被它噬碎，心力被它耗尽。
表面上，人人参与社会机器的庞大运转，但无一是主人，皆奴婢和下人。我们越来越成为自己工具的工具了。
我们的课程太多，作业太重。
我们无休止地准备生活，然而生活迟迟没有开始。
像一个永远留级的学生，等不来毕业，等不到卸下书包的那一天。
现代人死于累，死于心绞痛，死于童年的消逝。
谁设计了这样的生活？谁捏造了这样的共识？
想想古代，那会儿灵魂和肉体多轻盈啊。无论时间、空间，都有辽阔的场子、足够的宽松和僻静。古代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收养了一大帮精神松弛的人，比如真正的游手好闲者，真正的隐士和散人，且总有生动山林，供之随心所欲使唤。
何谓自由？
我觉得，大概即一个人能决定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1）
人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许说是唯一需要脸红的动物。
——马克?吐温　　
1
一个人精神毁容了，被自己或别人的硫酸，如何是好，如何是 好……
面皮移植？铸一铁面具？归隐山泉与雀兽为伴？
卢武铉先是对观众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散步，迎着日出，迎着故里的崖。
山脚下的小村子很美，无论地理还是气质，卢武铉回忆得也很美，说那是个“连乌鸦都会因找不到食物哭着飞走”的地方，他的话深情而充满感恩。在乌鸦身上，他用了个“哭”字。
想当年，他就是因找不到食物而哭着飞走的。去了大田，去了汉城，去了青瓦台。
每次出发，他都空空荡荡，除了一个贫民之子的誓言、一个清卷书生的豪气，别无行李。
坑坑洼洼的故乡，那些含辛茹苦、蓬蓬勃勃的野草，似乎给了他最生动的精神注脚，也预支了最有力的人格担保。
怎么看，此人的变节风险都是最小的。他有着淳朴的起点和奋 斗史。
坎坷身世、卑微学历、民权斗士、草根总统……卢武铉像一个 童话。
全世界，包括我这个外国人都对这个童话喜爱不已，也觉得和自己隐隐有关。
这世界需要童话，需要一次童话的胜利，就像需要一场雪。
最近一场雪是奥巴马带来的，他的肤色照亮了星条旗，也鼓舞了地球仪。只是他离得远了点，不如卢武铉这般近，像亲戚。
有时，我觉得卢武铉酷似中国史书上的那些前辈，很儒家，很士林。你看他说过的——
大选获胜后，他用噙泪的语调承诺：“我知道大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那是一个没有*、没有特权、没有违规的社会，一个用自己双手生活的诚实的社会。”
面对反腐的重重阻碍，他说：“没有一个农民，会因土地贫瘠而放弃劳作。”
住青瓦台后，他与友人私下谈心，称执政关键有三：一将改革进行到底，二让总统府远离金钱，三管好自己亲属。
凡此种种，都让我想起先人那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做好这几条，孟子说，你就是大丈夫了。其实，也就是最好的 公仆。
还有啊，论面相，卢武铉的东方脸孔上有一种让人特放心的东西，温绵、敦厚、亲蔼，处处散发着安全感，完全符合中国人推崇的“方正”。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事实证明，贫穷和廉洁并无直接关系，监督权力和坐拥权力是截然不同的两份差。
当他和故乡不再为食物发愁的时候，其家人被怀疑偷拿了别的 东西。
终于，一名英勇的律师站在了审判席上，一位历史的原告变成了现实的被告。某种意义上，卢武铉成了自己信仰的敌人。至少客观上，他互换了位置。
2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感兴趣。我只留意那天，他最后一次的攀登。
他选择了故乡的崖。崖，本身即意味着高度，即尊严的象征，即清高者的去处。
可以想象，这曾是他少年立志和理想出发的地方。
清晨的草木，带露水，很干净。
一个人在做自由落体前，心真的会安宁吗？
世间很美，他远远看见山脚下人影绰绰。同胞的生活又开始了，接下来，将是忙碌而幸福的一天。
对他来说，今天只意味着一个早晨。
这一天，卢武铉将成为全世界的新闻头条。他料到了，但他已从看客中划掉了自己。
这是个脸皮薄的男人。性情如铅笔，直、细、脆，又爱哭鼻子。有人说，流泪是孱弱的表现，他不具职业政治家应有的坚忍。何谓坚忍呢？不太懂。稍后，似乎也懂了，就是脸皮厚实且富弹　性吧。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2）
不错，论政治体格，此人是弱了点。和城府深沉、世故圆滑的同行相比，他似乎太嫩，像书生，不像政客。
“我已丧失了再讲*、进步与正义的资格……各位不能和我一起陷入这个泥淖，请大家舍弃我卢武铉吧。”
他没有狡辩，他说他无颜于家乡父老，无颜于全体国民。连肇事的家人，他都表示了愧疚，他觉得是自己，使之不幸沾染了权力，是自己的事业把亲属带到了危险地带。
非得纵身一跳，别无选择吗？
世间那么多毁容者，不都活得好好的？
这大概和一个人的精神体质有关。该体质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依据，决定了他遇事妥协的程度、忍受之底限。比如逆境下的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种，“留得青山在”是一种，“宁玉碎不瓦全”是一种，“万念俱灰唯死一途”是一种……
卢武铉属哪种呢？我说不清。
有一点能确认：他死于面子，死于廉耻和羞愧，死于精神毁容后的照镜子。
“我现在没有脸正对你们的眼睛……我现在完全可以被抛弃了，现在我完全不足代表任何道德进步。”
这是个爱照镜子的政治家，是一个道德自尊心极强、自珍甚至自恋的人。他并非死于惊恐和畏罪，而是死于意境的破灭，死于内心的狂风，死于肖像的被毁，死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感。还有，对清静、安宁和独处的渴望。
这种死因，包括死法，确不像现代政客所为。对许许多多政客来说，精神毁容、身败名裂，不过乃轻若稻草的一件事，审判席上，磕头捣蒜乞饶求生者多如蝼蚁，贪生即怕死。但于一个自我器重惯了、把尊严和仪容视若性命之人，这事故即如泰山压顶，漆黑一片。
所以，当有人说他死于一根道德稻草时，我不同意，我说他死于泰山。
不是说他死得重于泰山。
3
这种死因，多少让我想起了古人，想起了士林之风。我觉得精神气质上，卢武铉很有点前辈风度，像从竹林里走出来的，士大夫的腰板，昂首挺胸，纤尘不染。
古人是把知耻当头等事的，礼义廉耻被看作国之四维。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五刑不如一耻”“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
如果说古代士子是吃“素”的，一日三省谋求肺腑洁净，衣冠楚楚力图众口皆碑；那现代政客则少然，他们更崇尚丛林法则和蔽人耳目，内心多“荤腥”之物。逻辑和尺度变了，精神体质也就变了，政治品格也就变了。丑事当前，拼命遮挡；铁证如山，又死乞白赖。
古人惜名，今人惜命。古人自责，今人诿过。
谁脸上没个疮？今人看来，卢武铉的道德反应显然过度了，但古时候，这绝对是正常均值，算一个合理的脸皮厚度。
由此我涌生敬意。我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向他骨子里的那份“古意”致敬。
古意，让生命葱茏如竹。
我还想起了另一个自杀者，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3年前，南方一家小煤矿爆出档新闻，报纸标题是《倔犟矿工打赌嫖娼后服毒自杀“谢罪”》。事情大致：端午节，矿上发了点酒，歇工后，矿友们围一起打牙祭，不能喝酒的张某很快有了醉意，和人打起了赌，对方说你若敢去“耍小姐”就如何如何，张某一向老实巴交，但这次为显示“男子汉气概”，稀里糊涂由人陪着去了镇上*……第二天酒醒，张某羞愧，将昨晚事和盘托给妻子，下午借口外出，喝农药身亡。记者采访张妻时，她哭诉说，自己并没怎么责备丈夫，谁知他……末了又说，“再找这样一个男人，恐怕世上没有了”。
我同意张妻那句“恐怕世上没有了”。
几十年前也许还有，现在确没有了。
一件众人眼里的小事（记者讲，“耍小姐”在当地矿上很平常），竟引发了那么重的后果，又被媒体津津乐道，被鉴定成“失足恨招来荒唐事”。我觉得“荒唐”二字用歪了，相反，我觉得死者是个很正常很健全的人，只因和大多数相比，其道德姿势太端庄、太憨直，在同一件事上，他的“坎”设得太低，才把生命卡住了。但谁能说我们的“坎”高度正常呢？“耍小姐”是污点，但把这污点看得如此严重，成了天大的事，须以命相抵——这确是个稀有，不，绝迹的男人！
我不支持他的逻辑，但敬重他的羞耻和刚烈。仔细想，其生命里有一股特别严肃硬朗、让人隐隐动容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略带古意的人。
在一个操守尽丧的年代，任何有操守痕迹、有心灵纪律的行为，我都予以嘉许。
4
卢武铉，你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失败，也看到了人性的胜利。
你的纵身一仆，无疑是最大的诚恳。这一仆，让全世界鸦雀无声。
一个蝴蝶般的男人。
爱美，洁癖，羞涩，自我器重，追求宁静与安详。
也许你过于柔软，但柔软不是缺陷，而是美德，一种濒临消逝、渐行渐远的古意。
你不适合做政客，适合做政客的镜子。
电视上，我看到呜咽的*铺成了黄色海洋。我不知花瓣后安放着多少种情绪，纯粹的哀伤、谅宥的叹息，或者是鸣冤的抗议……
但我要献上我完全私人的冲动。我想重述一遍敬意及致敬的 理由。
在一个把道德当痰随意啐掉的年代，我向一位视道德为全部家当的失足者致敬。
在一个鲜耻乃至无耻的年代，我向任何有耻的人致敬，向爱惜羽毛和颜面的人致敬，向未泯的崇高意识致敬。（行为上，他未必做到了崇高，但他有崇高的本能和临终的维护。他死于崇高的折磨）
在一个污秽横流的年代，我向有洁癖的人、向注重灵魂保洁的人致敬。也许他是清白的，也许不是，但他渴望清白，热爱清白，并为有负它而羞愧难当。
另外，我还要向他的山崖致敬。那么高的地方，没几个政客敢爬。
玉石虽焚，毕竟身怀晶莹；瓦片固全，终乃糟泥之骨。
卢武铉，一个向全世界低声说对不起的人，一个诚恳地垂下头的老人。
他死了，我宁愿把他的死看作合情合理，看作古意十足，看作儒生的高贵。
他死了，请接受他的歉意，原谅他做的和别人对他做的，然后，像千千万万人一样，手执一盏东方*，向那肖像深鞠一躬。
其实，每个人身后，都有一片山崖。那是早晨攀登的地方，也是黄昏抬望的地方。
消逝的地平线（1）
——纪念古代“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有天，忽意识到，古人比今人多一股冲动：逢高即上，遇巍则攀。
奇峰巨顶不必说，即便丘峦高阁，也少有无视者，总要上去站一站，临风凭栏，意气一番，感慨几许。所以，凡山亭江楼，词赋楹句总爆满。
也巧了，古代好辞章，尤其时空激荡的豪迈与峭拔之文，多与“登高”有染。王勃《滕王阁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望岳》、崔颢《登黄鹤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飞《满江红》……皆为“高高在上”所得。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带来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熏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一个特殊日子里，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此即九九重阳的“登高节”。
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先民一个最浪漫、最诗意的节日。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暴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放目、驰骋神思，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
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老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而后草木迅速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
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
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了膜拜，其他很像爱情或友谊。
眼前的欢聚与热闹，会让很多人思念远客和往事，追忆昔日的葱茏年华。最感人的，当属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寻欢仍是兹日最大主题。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李白《九日》）
消逝的地平线（2）
秋收毕，仓廪实，人心悦，少不了邀友约醉，醍醐一场。隋人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道：“重阳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辞秋，注定是一次丰盛的饯行。物质和精神，都恰逢其时。
王勃那首澎湃万丈的《滕王阁序》，即重阳宴上泼醉所致。
登高的去处，一般是山、塔、楼，所以，在一座古城，大凡能将风景揽入怀中的高处，几朝下来，皆成了名胜。对古人来说，若城内或近郊无高，是非常败兴、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至少重阳这天没法熬，无处立足。所以，筑阁砌楼便成了古建时尚，“江南三大楼”之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皆受驱于重阳雅集、登高揽景的欲望，一俟矗起，则声名大噪，“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某日，走在高楼大厦的街上，我忽想：重阳那天，早年北京人会投奔哪儿呢？何处适于登高放目？
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据说，除以上各处，玉渊潭、钓鱼台也人气颇盛。而慈禧太后，去的是北海桃花山。
先人青睐这些地方，缘由莫外两点：身高和野趣。我盘点了下，清人眼里这群高丘，如今几乎皆废，或荡然无存，或只能算平地。像天宁寺、陶然亭、钓鱼台，实在既没身高，又无野趣。天宁寺畔倒是有根比它高几倍的烟囱。
昔日的“姚明”，如今都成了小矮人。当代京民若过登高节，恐怕得去爬香山或央视转播塔了。鉴于空气清洁度，能瞅多远尚未知。
有年去福州，夜宿于山宾馆，当被告知卧榻之侧即著名的于山和白塔时，心中甚喜，顿觉夜色阑珊、地气充沛，睡得特香。翌日拉开窗帘，我大吃一惊，那传说中的于山不过一土丘，连塔算上，高度也不及对面一栋楼。虽沮丧，但我清楚，这是心理落差所致，预期越大，失落越重。
千余年来，福州的地标即“三山两塔”，你在城里任一角落，皆可望见这三加二的全景图。历代画家绘福州，只要择五点之一摆画案，出来的全是鸟瞰图。
我想，古时九月九，“三山两塔”必是糯酒飘香、万头攒涌罢。
现在，福州人该去哪儿呢？
我看过记载，至清末，各地的“登高会”依然盛行，长沙的岳麓山、广州的白云山、武汉的龟山、南昌的滕王阁、西安的雁塔……都是著名的雅集地。连素无丘山的上海，也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高枝”来攀。
啰唆了这么多，我究竟想说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从前人的心目中是有“高”的，尊高、尚高、仰高，“高”对其人生步履和精神移动有股天然引力，有种欲罢不能、鬼使神差的诱惑。而且，先人所涉者，多为在野之高、山水之高、天赐之高，不仅慕之趋之，也忠实地护高、养高，捍卫身边的高物，不敢随便削弱和降低它，不敢做有损它尊严和荣誉的事。
还有一点，即他们自然之子的秉性、灵魂里的那股酒意。
在对时季的敏感、光阴的惜怜、与自然对话的天赋及能力上，今人皆比先辈逊色得多。不仅迟钝，而且寡情。
把重阳节改成敬老节，是文明的粗暴，是生存美学的大损失。
当沥青覆盖了旷野，当城市沦为蔽日峡谷，当石阶变成电梯，当丘山被逼得纷纷自杀，当天然之巍被夷为平地、化作砖头水泥，当世人和媒体眼中只剩下“珠峰”……登高节，只剩一个遥远的　背影。
我们刻度变了，视觉和灵魂，刻度都变了。
我们所用尺码，和欲望一样，肥大而粗陋。
我们睥睨天下，肆意规划任何想要的海拔。
小时候，老师解释“地平线”，我马上就懂了。不久，它即出现在了我的作文里，那是日出日落的地方，那是“远方”的代名词。今天，城市的小朋友，谁见过地平线？我跑去问邻居的孩子，他拼命摇头。
在心里，我向古代那些平平仄仄、不起眼的“高”致敬，向蚂蚁般倚石扶树、跌跌撞撞的醉客们致敬。
我还要向那漫山遍野*裸的笑声致敬。
还要向一坛坛躺在深秋里的*酒致敬。
我醉了。恍惚看见了刘伶、嵇康、阮籍……
消逝的“放学路上”（1）
1
“小呀么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呀无脸见爹娘。”
30年前的儿歌倏然苏醒，当我经过一所小学的时候。
下午四点半，方才还空荡荡的小街，像迅速充胀的救生圈，被各式私车和眼巴巴的家长塞满了。
开闸了，小人儿鱼贯而出，大人们蜂拥而上。一瞬间，无数的昵称像蝉鸣般绽放，在空中结成一团热云。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只能用“失物招领”来形容。
就在这时，那首歌突然跃出了记忆，一字不差。
我觉得像被什么拍了下肩，它就在耳畔奏响了。
这支叫《读书郎》的儿歌，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红领巾季节。那会儿，它几乎是我每天上学路上的喉咙伴奏，或叫脑海音乐罢。偏爱有个理由：它不像其他歌那么“正”，念书不是为“四个现代化”或“革命接班人”，而是“先生”和“爹娘”……我觉得新鲜，莫名的亲切。哼唱时，我觉得自己就是歌里的小儿郎。甚至想，要是老师变成“先生”该多好啊。好在哪，不知道。
那个黄昏，当它突然奏响时，我感觉后背爬上了一只书包，情不自禁，竟有股蹦蹦跳跳的念头……
从前，上学或放学路上的孩子，就是一群没纪律的麻雀。
无人护驾，无人押送，叽叽喳喳，兴高采烈，玩透了、玩饿了再回家。
回头想，童年最大的快乐就是在路上，尤其放学路上。
那是三教九流、七行八作、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大戏台，那是面孔、语言、腔调、扮相、故事的孵化器，那是一个孩子独闯世界的第一步，乃其精神发育的露天课堂、人生历练的风雨操场……我孩提时代几乎所有的趣人趣事趣闻，都是放学路上邂逅的。那是个最值得想象和期待的空间，每天充满新奇与陌生，充满未知的可能性，我作文里那些真实或瞎编的“一件有意义的事”，皆上演在其中。它的每一条巷子和拐角，每一只流浪狗和墙头猫，那烧饼铺、裁缝店、竹器行、小磨坊，那打锡壶的小炉灶、卖冰糖葫芦的吆喝、爆米花的香味、弹棉弓的铮铮响，还有谁家出墙的杏子最甜、谁家树上新筑了鸟窝……都会在某一时分与我发生联系。
对成长来说，这是最肥沃的土壤。
很难想象，若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呢？
于我而言，啥都没了，连日记都不会写。
那个黄昏，我突然替眼前的孩子惋惜——他们不会再有“放学路上”了。
他们被装进一只只豪华笼子，直接运回了家，像贵重行李。
2
为何会丢失“放学路上”呢？
我以为，除城市膨胀让路程变遥远、为脚力所不及外，更重要的是“路途”变了，此路已非彼路。具体说，即“传统街区”的消逝——那温暖而有趣的沿途，那细节充沛、滋养脚步的空间，消逝了。
何谓传统街区？它是怎样的情形呢？
“城市应是孩子嬉戏玩耍的小街，是拐角处开到半夜的点心店，是列成一排的锁匠鞋匠，是二楼窗口探出头凝视远方的白发老奶奶……街道要短，要很容易出现拐角。”这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话，我以为是对传统街区最传神的描述。
这样的街区生趣盎然、信息肥沃、故事量大，能为童年生长提供最充分的乐趣、最周到的服务和养分，而且它是安全的，家长和教育者放心。为何现在保险箱里的儿童，其事故风险却高于自由放养的年代？雅各布斯在这部伟大的书里，回忆了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消逝的“放学路上”（2）
“从二楼的窗户望去，街上正发生的一幕引起她的注意：一个男人试图让一个*岁的小女孩跟自己走，他一边极力哄劝，一边装出凶恶的样子；小女孩靠在墙上，很固执，就像孩子抵抗时的那种模 样……我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干预，但很快发现没必要。从肉店里出来一位妇女，站在离男人不远的地方，叉着胳膊，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同时，旁边店里的科尔纳基亚和女婿也走了出来，稳稳站在另一 边……锁匠、水果店主、洗衣店老板都出来了，楼上很多窗户也打开了。男人并未留意到这些，但他已被包围了，没人会让他把小女孩弄走……结果，大家感到很抱歉，小女孩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这就是老街的能量和涵义，这就是它的神奇和美感。
在表面的松散与杂乱之下，它有一种无形的篦梳秩序和维护系统，凭借它，生活是温情、安定和慈祥的。它并不过多搜索别人的隐私，但当疑点和危机出现时，所有眼睛都倏然睁开，所有脚步都会及时 赶到。
其实，这很像中国人的一个词，一个生态关键词：“街坊”。
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孩子独自上学或放学，需要被忧虑吗？
自由，源于安全与信赖。若整个社区都给人以“家”的亲切和熟悉，那一个孩子，无论怎样穿梭和游走，结果都是快乐地、收获颇丰地回到家里。而路上所有的插曲，包括挨骂的那些顽皮、冒险和出格，都是世界给他的礼物，都是对成长的奖励和爱抚。
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人彼此之间最深刻的关系，“莫过于共享一个地理位置”。她反对仅把公共设施和住房作为衡量生活的指标，认为一个理想社区应丰富人与人间的交流，促进公共关系的繁育，而非把生活一块块切开，以“独立”和“私人”的名义封闭化、决裂化。
这个视角，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精神意义。顺着她的思路往下走，你很快即发现：我们通常讲的“家园”“故乡”——这些饱含体温与感情的地点词汇，其全部基础皆在于某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熟悉的街区内容、有安全感的共同生活……所谓“家园”，并非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和地点联手的精神概念，代表一群人对生活属地的集体认同和相互依赖。
单纯的个体是没有“故乡”的，单纯的门户是无“家”可言的。
就像水，孤独的一滴构不成“水”之涵义，它只能叫“液体”。
3
我越来越觉得如今孩子——尤其大城市孩子，正面临一个危险：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
有位朋友，儿子6岁时搬了次家，10岁时又搬了次家，原因很简单，又购置了更大的房子。我问，儿子还记不记得从前的家？带之回去过吗？他主动要求过吗？没有，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既不恋旧，也不喜新……我明白了，在“家”的转移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无须仪式和交接。
想不想从前的小朋友？我问。不想，哪儿都有小朋友，哪儿小朋友都一样。或许儿子眼里，小朋友是种“现象”，一种“配套设施”，一种日光下随你移动的影子，不记名的影子，而不是一个谁、又一个谁……朋友尴尬地说。
我无语了。这是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他们会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地点的移动，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刷新，而他们，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物理空间转到另一物理空间。城市是个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个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骑在这头物上飞来飞去。
消逝的“放学路上”（3）
我问过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现在的作文题很少再涉及“故乡”，因为孩子会茫然，不知所措。
是啊，你能把偌大北京当故乡吗？你能把朝阳、海淀或某个商品房小区当故乡吗？你会发现根本不熟悉它，从未在这个地点发生过深刻的感情和行为，也从未和该地点的人有过重要的精神联系。
是啊，故乡不是一个地址，不是写在信封和邮件上的那种。故乡是一部生活史，一部留有体温、指纹、足迹——由旧物、细节、各种难忘的人和事构成的生活档案。
还是上面那位朋友，我曾提议：为何不搞个聚会，让儿子和从前同院的伙伴们重逢一次，合个影什么的？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能让一个孩子从变化了的对方身上觉察到自己的成长……朋友怔了怔，羞涩地笑笑：其实儿子只熟悉隔壁的孩子，同楼的都认不全，偶尔，他会想起某只丢失或弄坏的玩具，很少和人有关，他的快乐是游戏机、动画片、成堆的玩具们给的。该我自嘲了，一个多么不恰当的浪漫！
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割的力量，它把生活切成一个个的单间：成人和宠物在一起，孩子和玩具在一起。我曾在一小区租住了4年，天天穿行其中，却对它一无所知。搬离的那天，我有一点失落，我很想去和谁道一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
4
那天，忽收一条短信：“王开岭，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愣了，以为恶作剧。可很快，我对它亲热起来，30年前，类似的唤声曾无数次在一个个傍晚响起，飘过一条条小巷，飘进我东躲西藏的耳朵里。
传统老街上，一个贪玩的孩子每天都会遭遇这样的通缉，除了家长的嗓门，街坊邻居和小伙伴也会帮着喊。
感动之余，我把这条短信的主语换成朋友们的名字，发了出去。当然，我只选了同龄人，有过老街童年的一代。
后来，才知这短信源于一起著名的网络事件，某天，有人发了个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短短几日，跟帖竟高达几十万，大家纷纷以各自腔调催促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快回家，别让妈妈等急了，别让饭菜凉了，别挨一顿骂或一顿揍。
声嘶力竭之际，有人揭穿了谜底，这个响彻神州的伟大名字竟是虚拟的，乃某网站精心策划。我一点不沮丧，甚至感动于阴谋者的情怀细致。
一个贾君鹏沉默，千万个贾君鹏应声。
我们都竖起耳朵，聆听从远处飘来的蒲公英般的声音……
某某某，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暗暗为自己的童年庆幸。如果说贾君鹏的一代可叫作露天童年、旷野童年、老街童年，那如今的孩子，则是温室童年、会所童年、玩具童年了。
面对现代街区和路途，父母不敢再把孩子轻易交出去了，不允许童年有任何闪失。
就像风筝，从天空撤下，把绳剪掉，挂在墙上。
再不用担心被风吹跑，被树挂住了。翅膀，就此成为传说和纪念。
或许，你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一群像风筝一样在街上晃荡的孩子。
5
我终于想起来了，《读书郎》的词、曲，乃同一人。
宋扬，湖北人。此歌生于1944年。
那些美丽的禁忌
中国的青山绿水在哪？
我想，答案应该是：在有禁忌的地方。
换言之，在信仰之乡。
“童山秃岭”一词，似乎北方人才念叨。
一个乍赴南疆的人，尤其冬天，视觉上会有异样感，满目葱茏，直让你怀疑自己戴了墨镜。若到了那些大西南村寨，绿的浓度和幅度更让人油生幻觉，以为掉进了绿池子里。
消逝的“放学路上”（4）
不仅绿，且绿得亢奋、魔幻、忘情。
和气候水土有关，又不尽然。在北方，即便炎夏雨季，也不会绿得这般浩瀚、深邃；即便同处南国，城乡之绿也相去甚远，再郁郁葱葱，也挡不住天天砍、月月伐的开发啊。
最感人的绿，为何独藏南方乡野呢？
较之北方和城市，南野多一缕精神上的东西：禁忌。
具体地说，即草木崇拜。
他们奉树为仙，敬林若祖，轻易不敢折木斫枝，生怕违逆神灵，冒犯风水。
禁忌源于信奉，人有信奉，则生敬畏，进而生律戒——手脚即老实多了。
惜爱草木，古即倡之。天人合一的儒家，早早流露出对植被的体恤。孟子道：“斧斤以时入山林。”也就是说，伐木要择时，不滥为。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月令》正告：“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柘……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斩伐。”《荀子》亦云：“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以上“时忌”，主要源于惜佑之德，类似如今的“休渔期”，旨在让草木休养生息。但不难判断，这些竹简之言虽语气严正，但精神威慑力和伦理契约性都很弱，行为强制力几乎没有，说到底，“劝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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