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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

作者:福泽谕吉(日)
栏目:哲学.宗教
类别: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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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节选

书籍章节作者介绍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因此,所谓轻就是说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说比恶者善,如果不互相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恶的问题。这样经过互相对比之后确定下来的重或善,就叫做议论的标准。日本谚语有所谓“腹重于背”和“舍小济大”之说。这就是说:在评价人的身体时,腹部比背部重要,因此宁使背部受伤,也要保护腹部的安全;又如对待动物,仙鹤比泥鳅既大且贵,因而不妨用泥鳅喂鹤。例如日本,废除封建时代不劳而食的诸侯藩臣制度,改变成目前这样,在表面上似乎是推翻了有产者而使其陷于窘境,但如果以日本国家和各藩来比较,当然日本国家为重而各藩为轻。废藩正如为保全腹而牺牲背,剥夺诸侯藩臣的俸禄犹如杀鳅养鹤。研究事物,必须去其枝节,追本溯源以求其基本标准。这样,就能逐渐克服议论的纷纭,而树立起正确标准。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确立了物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规律以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运动之理,无不以此为依据。定律也可以叫做理论的标准。假使在探讨运动的道理时没有这个定律,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还会根据船的运动建立一套有关船的理论定律,根据车的运动又建立一套有关车的理论标准,这样只能增加理论的纷纭而得不到根本的统一,不统一也就谈不到正确。

  不确定议论的标准,就不能推论利害得失。例如城堡,虽然对守者有利而对攻者就有害,敌之得就是我之失,往者的便利就是来者的障碍。所以在讨论利害得失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立场,是为守者,还是为攻者?是为敌,还是为我?不论为谁都必须确定其基本立场。从古至今,议论纷纭相互龃龉,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最初没有共同标准,到了最后又要强求枝叶一致而造成的。譬如神佛之说,就常常不一致。他们的主张听来似乎各有道理,如果深究其根源,神道是讲现世的吉凶,而佛法是讲未来的祸福,因其议论标准不同,这两种学说也就不能一致。汉学家和皇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他们的争论虽然纷纭复杂,但其基本的分歧在于:汉学家赞成汤武放伐,而皇学家则主张万世一系;汉学家所感到为难的也只在于这一问题上。对于事物,如果这样舍本逐末地争论下去,神儒佛的不同论点,永远不会趋于一致,正如在武备上一味争论弓矢刀枪的优劣一样。因此,要想消除这种无味的争论而达到协调一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提出比他们更高明和更新的见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新旧的好坏。例如弓矢刀枪的争论虽曾喧嚣一时,但自从采用洋枪以来,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谈论弓矢刀枪的人了。〔如果只听双方片面的辩解:神官①将会说,神道也有葬祭之法,所以也是讲未来的;僧侣也会说,法华宗等也有加持祈祷的仪式,所以佛法也注重现世的吉凶。这样,议论就会纠缠不清。这完全是由于神佛两教混淆已久,僧侣想模仿神官,神官想侵犯僧侣的职分所致。其实论神佛两教的总的精神,一个是以未来为主,一个是以现世为主,这可以从几千年来的习惯得到证明,已无须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了。〕

  ①日本对皇室的祖先、神话时代的神或对国家有功劳的人都奉之为神,而设立神社,掌管神社祭祀的叫做神官。——译者

  再看议论的标准不相同的人,至其主张的末端细节有时似乎相同,但一追溯其由来,往往在中途发现分歧,而结论也就互不相同。所以,在人们论及事物的利害时,开始听起来,认为某一事物是利或是害的看法,好象没有什么不同,但进一步追问其所以认为利或是害的理由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在中途有所分歧,其最后结论也就不能取得一致。例如,顽固分子总是憎恶西洋人,而在学者之中稍有见识的,看到西洋人的举止行为也并不满意,其憎恶洋人的心情可以说与顽固分子并无二致。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两者的主张似乎相同,但是一谈到憎恶的理由时便发生分歧,前者认为西洋人是异种,所以就不问事情的是非利害只是一味憎恶;后者则见识较广,并非单纯地憎恶,而是考虑到在互相接触时可能发生的那种恶劣情况,而愤恨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西洋人对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两者憎恶的心情虽同而憎恶的原因各异,所以在对待西洋人的方式上也就不能一致。攘夷论者和“开国论者”①对细节的看法相同,而中途分歧和根本出发点不同的原故即在于此。人们对一切事物,甚至于游嬉宴乐,往往表面上相同,而其爱好却各自不同。所以,不应从表面上观察一时的行为,而遽然判断这个人的思想。

  ①主张同外国交往、亦即反对闭关自守者。——译者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谈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各走极端,从议论一开始双方就发生显著的分歧而不能互相接近。例如,一听到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平等的新学说,守旧者就立刻认为这是共和政治论,从而提出:如果在我们日本主张共和政治论,那么,我们的国体怎么办,甚至还要说这将招来不测的大祸,而为之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国家将陷于无君无政的大乱中。这种人从讨论的一开始,就考虑到遥远的未来,既不研究权利平等为何物,又不探求其目的之所在,只是一味反对而已。革新论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守旧者当作敌人,毫无道理地排斥旧说,因而形成敌对之势,意见无法趋于一致。这就是由于双方各走极端,所以才造成不可调和的局面。举一个浅近的比喻来说,有好酒和不好酒的①两个人,好酒的讨厌年糕,不好酒的讨厌酒。他们各谈年糕和酒的害处,主张取消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好酒的驳斥好酒的说:“如果说年糕有害,那么是否能够破除我国几百年来的习惯,在元旦那天吃茶泡饭,停止年糕铺的营业,禁止全国播种糯米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好酒的也反驳说:“如果说酒有害,那么,是否能从明天起就封闭全国的酒馆,严惩那些酗酒的人,用甜米酒代替药用酒精,举行婚礼时以水杯②代酒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这样各执一端势必彼此冲突而不能接近,终于会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而给社会造成大害。古今各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这种纠纷如果发生在士大夫之间,就会引起笔争舌战,著书立说,以所谓空论蛊惑人心。如果是不学无术的文盲不能舌战笔争的话,就要诉诸筋膂之力,很可能企图进行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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