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从外国人和我国通邮以来，迄今仅二十年，开辟了五个港口，但是进出口货物并不多。外国人聚集地点，主要是横滨，神户次之，其余三港人数不多。根据条约规定，各港口设有外国人居留地，并划定界限，外国人的旅行范围规定在从港口算起十日里以内，非经日本政府批准不得越界。其他关于买卖不动产和借贷金银等等，也有法令规定。由于内外之间没有许多限制，所以到现在为止，虽然双方交往渐趋频繁，但内外人民之间仍然很少有接触。即使在交往过程中，有的日本人受到委屈而感到不平，大约也只限于通商港口附近的人民知道这种情况，很少传闻全国。同时，自开港以来，关于政治方面的外交事务，都由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晓。例如，横滨市生麦事件，因杀害英人赔款十万镑，下关事件赔款三百万美元，又如旧幕府时代向荷兰订购军舰，同法国人订立条约开办横须贺制造局，维新后也买过炮舰，建设灯塔，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募集外债，聘用外国人员等等，交涉非常频繁，其中或许我们根本没有受到委屈，但在一些无理的交涉中，不免要在经济上吃些亏。不管怎样，对方绝对不会吃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我方是否得到充分利益和体面则极为可疑，由于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悉。不但小民如此，就连学者士君子以及未参预其事的政府官员也毫无所知。所以，我国人民关于外交的情况，既不知双方权利是否平等，又不知是否吃过亏，也不知其利与害，更不知其得与失，茫然如同看外国的事情一般。这就是我们日本人为什么不知道和外国人争权利的一个原因。既然不知道，也就无从忧虑了。
外国人来到日本为期不久，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使我们受到重大损害，没有使我们太不体面的事，因此在人民的心里印象不深。但是真心爱国的人士，不可不把眼光放远一些，广泛考察世界上的古今事迹。试问，今天的美利坚原来是谁的国家？这里的主人印第安人，不是被白种人所驱逐，而宾主易位了么？所以今天美利坚的文明是白种人的文明，不能称它为美利坚的文明。再看东洋各国及澳洲诸岛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欧洲人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保持本国独立呢？波斯、印度、暹逻、吕宋、爪哇又如何呢？桑德威治①岛在1778年被英人加比丹高克发现。据说此岛比附近诸岛开化最快，可是该岛在发现初期尚有三四十万人口，但到了1823年只剩下十四万人口。五十年之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八。人口的减少可能有种种原因，姑且不论，所谓开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指该岛土人停止了吃人肉的恶习，而能适合作白种人的奴隶而已。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彷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
①按即夏威夷岛。——译者
以上所述如果是事实，那么，日本的对外关系问题，不管从经济上说，或是从权利上说，都是极其艰巨的，可以说是危害国家命脉的重病。这个重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病患，所以必须由全国人民一同来寻求治疗方法，无论病况加剧或好转，都是自己的事，一切利弊得失全都属于自己的，丝毫也不应依赖别人。见识短浅的人，看到近年来的社会情况与前不同，便认为这是文明，这是对外关系给带来的好处，并认为对外关系越频繁，日本的文明就越进步，因而表示欢迎。然而他们所指的文明，只是表面形式，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文明。纵然使这种文明能够得到高度发展，如果全国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文明也不能对日本起什么作用，那么，就不能称为日本的文明。在地理上，虽以土地山川称为国家，而我则认为领土和人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国家。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如果谈国家的独立和文明只联系领土，而不联系人民的话，那末，看到今天美利坚的文明，就应该为印第安人庆幸了。同时在我们日本，将政治、学术等等一概都交给文明的欧洲人担任，让日本人充当奴隶，受欧洲人的驱使，这也不会对日本领土有什么影响，反而能使日本成为比目前还高几百倍的独立文明国家了，这真正荒谬绝伦了。
有的学者说：“国际间的来往是出于大公无私的，彼此未必怀有恶意。所以尽可自由贸易、自由来往，而听其自然。如果真有损害我们的权利和利益的情形，就应该从我方检查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不修己而苛责于人，是于理不合的。今天既然和外国人和平交往，就应开诚布公，保持友谊，不可存丝毫的疑心”。这种说法诚然有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交确实应当如此，可是国际间的交往和个人的私交，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大家知不知道以往封建时代各藩之间的交往情况？各藩人民不见得不知道，但在藩与藩之间的交往上，就不免有自私心，这种情况对外藩而言固然是私，但对藩内来说就不能不叫作公，这就是各藩的私情。这种私情，不是高唱大公无私所能消除的，只要有藩存在，就永远会有这种私情。直到数年前由于废藩，才消除了它，到今天各藩人民似乎逐渐摆脱了旧藩情感，然而在各藩存在期间是绝对不能责备的。只是在本国内的各藩之间，尚且如此，而对于东西悬隔，地域不同的外国人，主张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他们交往，这究竟是何居心？未免过于迂阔了！这只是所谓“老好人”的论调而已。大公无私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如果西洋各国根据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待我们，我们当然欢迎，绝不拒绝。不过，要想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象我国废藩那样废除全世界的政府，学者是否认为有此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只要世界上有国家有政府存在，就无法消除各个国民的私情，既无消除私情的办法，彼此便不得不以私情相待，这就是为什么偏私和爱国精神名异而实同的原故。
如上所述，对外关系是我国一大难症，医治此症非依靠本国人民不可，这件工作异常艰巨。本章开头所说，我国目前还不是太平无事，所存在的问题比往昔任何时期都要艰巨，正是指这种对外关系的痼疾而言。正应该在对外关系上，拿出全心全意，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既然这样，今天的日本人还能逍遥自在优游岁月吗？闲居终日，无所事事吗？有史以来的所谓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贵贱的差别，在今天难道不是已变成为国家大义、国家之传统、内外之名分、内外之差别，并加重了多少倍了吗？如在往昔封建时代，萨摩藩的岛津氏和日向藩的伊东氏有旧仇，伊东氏的臣民十分仇视萨摩藩，据说每年元旦群臣朝觐时，照例先互相告诫不要忘记萨摩藩的仇，然后才贺年。在欧洲，据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时代，普鲁士大败于法国，蒙受奇耻大辱，普鲁士人非常痛恨法国，从不忘复雠之念。因此国民除了发愤图强以外，还采取了诸如把当年普鲁士人惨败蒙辱悲愤的情景，绘成图画悬挂在全国的教堂和其他群众集会场所等各式各样的方法激励人心，以图复雠。终于在1870年达到了目的。这些事情，都是出于憎恨的不良心理，并不值得赞美，但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保卫国家的不易和人民的艰苦奋斗。我们日本在对外关系上虽然尚未尝到伊东氏和普鲁士的苦头，但是根据印度和其他前例，应该象伊东氏和普鲁士那样警惕奋勉。全体国民不仅应该在元旦作一次告诫，而应该每天早晨互相告诫，先不容忽视对外关系，然后再进早餐。由此可见，并不是日本人卸下了祖先遗留的重担以后，便没有新的负担，而是新的负担已经压在肩头，并且比旧的还要重几百倍，要肩起这个重担，必须比过去多用几百倍的力量。在从前只需要是忍辱负重，而今天除了忍辱负重，还须要有蓬勃的朝气。所谓提高人民品质，就是要锻炼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和朝气蓬勃的干劲。可是现在人们肩起了重担，还觉得很轻松，这只是由于不知重担的性质和轻重，因而漫不轻心，或者知道关心而不知怎样担负，以致方法上发生了错误。比如社会上有很多人憎恨西洋人，但他们弄不清为什么该憎恨的不去憎恨，不该憎恨的反而憎恨，抱着猜疑嫉妒的心情，只为眼前的一些琐事而气愤，小则进行暗杀，大则发动攘夷，结果给国家造成了莫大的灾害。这种人简直是一种癫狂，可以称作重病国中的病人。
还有一种爱国者，比攘夷家见解稍高一筹，他们虽不盲目排斥外人，却认为对外关系所以存在困难，其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兵力之不足，只要能加强军备，就可以取得对外的均势，因而主张增加陆海军军费，购买巨舰大炮，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这些人大概是看到英国拥有千艘军舰，便认为如果我们也有千艘军舰，就可以与英国抗衡；这种想法毕竟还是不了解事物间的适当配合。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并不是仅仅有此军舰千艘，既然，有千艘军舰，就必然要有万艘商船，有万艘商船必然要有十万海员，培养海员也不能没有学问，因此，学者也要多，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备，商业也要发达等等，举凡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军舰的需要，所以才能拥有千艘军舰。其他如兵工厂和炮台等也莫不如此，它们必须与其他各种条件适当配合。如无适当配合，虽有利器也不能发挥作用，这正如一个前门不关后门不闭，内部狼籍的人家，即使在门前摆上一门二十吋的大炮，也不能防御盗贼一样。有的偏重军备的国家，不知思前顾后，往往把大量金钱投到军备上，结果因债台高筑而亡国。这是因为巨舰大炮可以抵当拥有巨舰大炮的敌人，而不能抵当负债这个敌人。现在的日本也是同样，要想搞军备，不仅大炮军舰甚至步枪军服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仰赖外国。固然可以说这是由于我国的生产技术落后，而生产技术的落后，也就说明了我国还不够文明。在这种没有具备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企图单独充实军备，就会违反事物的适当配合原则因而不起作用。所以，今天的对外关系，并不是单靠充实军备就能维持得好的。
如上所述，暗杀攘夷之论，固然不足挂齿，而进一步扩张军备的办法，也不起作用。再如前述的国体论、耶稣论、汉儒论也不足以维系人心。那末，到底怎样才对呢？唯一办法只有确定目标，向文明前进。那末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划清内外的界限，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计数一下，就会有无数的层次。譬如，纺棉是制纱的手段，制纱是织布的手段，织布是做衣服的手段，衣服是防风御寒的手段。这几个层次的各个手段，既为手段又为目的，归根结蒂，是为了保持人的体温，以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在本章里的议论，归根结底，是以确保我国的独立为目的的。在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过：“凡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如不确定其目标，就无法谈论”，这句话，对于了解这段议论可作参考。也许有人认为，人类不应该仅仅以本国的独立为目的，而要看到更远大而高尚的境界。不错，人类智德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应该是崇高的，不应计较国家的独立这样的事；不应仅仅以免于受外国的侵凌称为文明。但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下，在国际关系上，还谈不到这样高远的问题。如果有人谈这个问题，就不免陷于迂阔和不切实际。尤其俯察日本目前的景况，就越发感到事态的严重，更无暇顾及其他。首先要确保日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到文明的问题；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就谈不到日本的文明。这就是我所以将讨论的范围缩小，只以本国的独立作为文明的目的的缘故。因此，我的议论是考虑目前的世界形势和目前日本的切身利益，并适应日本的急需而提出的，这些议论当然没有高深奥妙之处，希望学者不要遽然根据这个，而误解文明的本义，以致轻视文明和污蔑文明这两个字。同时，我虽然以独立为目的，但并不是要全国人民都成为政论家，每天都从事这项工作。人们的工作各有不同，并且也必须不同。或有的人致力于高深的学术，埋头于谈天雕龙，越研究越深入以至于乐而忘食；也有的人从大搞企业，终日无片刻闲暇，东奔西走甚至忘掉家务；对这些人不但不应加以责难，而且应该当作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赞扬。不过，希望这些人：在其废食忘家当中，一旦遭遇关系到国家独立的问题，能够象被马蜂螫了那样，感到切身的痛痒！
或许有人说：“如果象上面所述只是希望本国的独立的话，就莫如同外国断绝关系，在西洋人未来日本以前的时代，我国虽然不文明，但总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如果现在以独立为目的，最好是恢复古代的闭关自守，只是在今天才忧虑独立的问题，但在嘉永年间以前人们并不知有这件事。自己开放了国家而又忧虑国家的独立，这等于自己找病而又愁病一样，既知患病之可忧，则莫如恢复原来的无病状态”。对此，我说不然。所谓独立，是指应该有独立的实力，并不是指偶然独立的外表而言，我们日本在外国人来到以前的所谓独立，不是真正具备实力的独立，只是没和外国人接触因而偶然具有独立的形式而已。譬如，未曾经受过风雨的房屋，究竟是否经得起风雨，如不经过实际的考验就无法证实。风雨来否是外界的事，房屋坚固与否是内部的问题，在风雨未来以前，不能证实房屋是否坚固。不但无风无雨时房屋安然无恙，即使遭受任何大风大雨，仍能屹立不动，这才能称得起真正坚固的房屋。我所说的国家的独立是这种意思：使我国国民，广泛地与外国人接触，经过千锤百炼而仍能保持其实力，如同经得起大风大雨的坚固房屋那样。怎能自行退缩而企图复古，以侥幸求得偶然独立为满足呢？况且现在的对外关系如能处理得当，对于振奋日本人心，正是绝好的刺激，所以正应该利用它来大大促进我国的文明。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进而争取真正的独立，反对退而保守独立的虚名。
兹再重申前言，国家的独立是目的。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里所说的“现阶段”一语具有重要意义，切盼学者不要等闲视之。本书第三章已经论述过，“文明是宏大无比，人间万事莫不以此为目的”，而将人类所应达到的文明的实质作为目的提出来进行了讨论，在这里，我是站在当前日本的立场，自然要把议论的范围也加以缩小，只是把有助于本国独立的东西，姑且定名为文明。所以所谓现阶段我国的文明，并不是文明的终极目的，而仅仅是作为事物发展过程的第一步，首先求得本国的独立，其他问题则留待第二步，将来再去解决。因为在这样限定讨论范围的情况下，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这样，文明与独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独立二字，能使人在认识上，界限明确容易了解。如果单提文明，就可能意味着存在某种与国家独立和文明不相干的文明，甚至存在某种危害国家独立和文明的似是而非的文明。举例来说，现在日本各港口停泊着西洋各国的船只，陆上建有雄伟的贸易大楼，俨然象西洋各国的港口那样繁华。然而不明事理的愚人，看到这种繁华景象，有的认为，如今全世界的人民，莫不仰慕我国法律宽宏，争相麕集皇国，从各港口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日臻繁荣，我国文明日益进步，从而沾沾自喜。这岂不是莫大的误解吗？其实这并不是外国人麕集于皇国，而是热衷于日本的茶叶和绢丝。各港口的繁荣虽然是文明的景象，但停泊在港口的船都是外国的船只，陆上的贸易大楼也是外国人的房屋，与我国的独立和文明毫不相干。一文不名的投机者利用外国人的资金，在国内广泛兜揽生意，最后将所得利润全部交还外国东家，却伪装着生意兴隆；又有人向外国借款，用该款购买外国东西，把它运到国内陈列起来，以显耀文明的景象。其他如洋楼、铁桥、舰船、枪炮之类也是如此。我们日本并不是文明的诞生地，只能说是文明的侨居地。总之，这种商业的繁荣和文明的外观，只能招致国家的贫困，长久下去，必然要危害我国的独立。因此，我在这里所以不用文明一词，而用独立一词，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误解。
这样，把我国的独立作为终极目的。就好象把今天的人世间一切事物溶化成一个东西，而把所有这一切都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这样，这种手段就会多至不可胜数。举凡制度、学问、商业和工业等等无一不属于这种手段。不仅制度学问是这样，就是世俗无聊之事，奕棋游嬉之物，如果细察其内容和效用，也有许多可以列入文明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研究人间一切事物的得失利弊时，如果仅仅进行片面的观察，是不容易得出结论的。自古以来学者有许许多多议论，有主张节俭朴素的，有喜欢优美雅致的，有歌颂专制独裁的，也有赞成放任自由的，意见纷纭，你说东我说西，你说左我反驳说右，几乎是无尽无休；甚至有的人毫无定见，只从个人立场而随便云云，其议论完全随其本身的地位出处盛衰为转移。还有更严重的是，利用政府的地位作掩护，凭借区区政权，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至于他的主张的得失利弊似乎毫不介意，这可谓恶劣已极。这些情况犹如无的放矢，或无法庭而诉讼，谁是谁非，如同儿戏。试看天下事物，若片面地去看，也就无一不是，无一不非。节俭朴素近于简陋粗野，但对每个人来说，还要劝导他学习这种思想作风；优美雅致近于奢侈浪费，但对于全国人民的生活，却不能不希望其日进于优美。国体论顽固保守，虽然对民权极不利，但对稳定目前的政局，维持行政秩序却大为有利；鼓吹民权的过激论调，虽然大大有害于君主政治，但作为革除人民的卑屈恶习的手段却很有用处。忠臣义士之论、耶稣圣教之说、以及儒家、佛家的学说等等，说它是愚就是愚，说它是智也是智，根据其所施用的地方，可以成为愚，也可以成为智。不仅如此，即使那些进行暗杀攘夷之辈，虽然其行为是错误的，但仔细分析其内心，则可以看出确是出于一片爱国心。所以，本章最初所说的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和贵贱的差别等等，在人类的思想品质中也是可贵的东西，也就是促进文明的一种工具，因而没有理由一概加以排斥。这些工具，能否裨益于社会，只看如何运用而已。凡是一个人只要不是丧心卖国者，没有不愿意为国家谋利益的。假使有了误国的行为，那是因为他辨不清方向，以致偶然犯了错误。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采取各种方法手段才能成功的，所以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同时也非多不可。不过在运用千百种手段时，方法上不要发生错误，应该深思熟虑，研究一定的手段是否和一定的目的有联系，如果有联系，究应怎样来达到目的，是直接达到呢，还是间接通过另一种手段然后达到。或者同时有两种手段时，就应考虑哪一方面重而应先用，哪一方面轻而应后用等等。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目的。如同下象棋，步法虽然千变万化，但最终目的，是保护住自己的老将而把对方的老将将死。如果只重视车而不重视老将，就是象棋的拙手。所以，我提出“我国独立”四个字，作为本章的标题来划清内外的界限，指出群众应遵循的方向。只有这样，方能衡量事物的轻重，确定事物的缓急。轻重缓急已经明确，昨天所恼火的事情，今天就变成可喜的现象，去年所喜欢的事情，今年则变成可忧的事，得意变为忧虑，乐园变为苦境，仇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共喜怒同忧乐，而走向同一目标。依我个人所见，维系目前日本的人心，唯此一法而已。
附：福泽谕吉《脱亚论》白话版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附：福泽谕吉《脱亚论》文言版
前日游徜网络，偶遇林思云先生，蒙先生信赖，嘱余将其所译福泽谕吉宏文《脱亚论》还为文言，流水匆匆而就，惟恐疏漏，特请吾兄“饕餮”“西北狼”诸先生校验，是为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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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来，交通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乃借此东渐，其势遒劲，所向披靡，虽草木清风竟不免。概而论之，古今之西人殊无大异，且远古之西人颇称愚钝，然今世反得灵通，盖因借交通之利器也。东方诸国视此西风东渐，倘阻之以螳臂，似未为不可，然放眼四海，洞见五洲，则万不可行也。阻之无益，何若因势疏导，同沐文明之和风，扬帆东海，共享其利，舍此别无他途也。
西洋文明恰如疹疫之蔓延也，东京之疹疫，先发于关西之长崎，借春风而东，旋即弥散，当此时也，虽恨其之毒，然防御之策安在？余曰：无良策也。所谓百害之疫，其势汹汹如此，况利大于弊之西人文明乎？故螳臂之阻不可为，惟推波助澜使之广，期国民早得沐此文明之风，诚智者所必为之者也。
西人近世文明入我国，以嘉永元年始，虽民心早有所向，然肉食者鄙，循守旧制，奈何？彼等拒之千里，与西洋文明势同水火，如脱旧制，彼等无存，若留彼等，国将不国，幸我朝有识之士，秉“国为重”、“肉食者为轻”之大义，更赖帝室尊严，断然废旧制，立新政，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本与我国旧制无异。或人种之异，或虽同师所授，所得不同，三者相较，彼二国何其相似乃尔，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
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然仅见闻尚不足以动人心，概因循守旧实为人之常情。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
愚以为，彼二国者，于今文明东渐之际，保全疆土尚力有未逮，若非突起智者义士，效法我朝，革旧弊，聚民心，则不出数年，彼定国将不国，自裂其土以供文明诸强分而食之。
当西洋文明如疹疫流行之际，彼二国逆天而行，杜言防川以自闭，实属不智。虽云“唇亡齿寒”，然彼于我无丝毫之助。非特如此，盖因地理相连，西人或将我与彼二国等量齐观，是故鄙彼即非我也。如彼无法可依，西人疑我亦无法也；二国无知，西人谓我亦如此；彼等卑屈无耻，西人则视我之侠义为无物；韩人刑酷，西人思我亦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比如邻庄之人皆无法无天，愚昧残暴，偶有一二品行端庄者，亦不免受其累也。如斯例也，今之彼二国于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