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
　　汪丁丁
　　在我撰写这篇中译本序言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将于2006年4月25日在北美公开发行，一个月之后，我们将读到它的中文版。显然，译本与原作出版的时间差距极大地缩短了。这一特征符合托夫勒在其新著内阐述的三项深层原理——财富生产的时间原理、空间原理、知识原理。托夫勒关于这些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我觉得，尚未完成。据此，我预期他将继续写作。
　　与托夫勒以前的三本著作均已有了中译本著作一样，这部新著旨在探讨知识社会的“财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托夫勒而言，至少可以回溯到1991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权力的转移》。但是，托夫勒对这一“千年变局”的表象分析，又可进一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那是一本在中国引发了普遍的阅读兴趣的著作。借用托夫勒的语言，所谓“第一次浪潮”，约始自1万年前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农耕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种植”的知识——这一知识的积累与折旧。所谓“第二次浪潮”，约始自17世纪末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工业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制造”的知识——以物质资本的形态和以人力资本的形态，积累与折旧。
　　所谓“第三次浪潮”，约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为“服务业的时代”——因为，由各国统计数据表明的趋势是，在这一时代，农业劳动人口将只占总人口的2％以下，工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8％以下，服务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如此众多的服务业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就表象而言，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管理、法律、会计、金融、电讯、医疗、教育，以及政府部门内的相关服务。更深入的考察表明，与“传统服务业”的那些在洗衣房和货运码头工作的劳动者截然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劳动者都是所谓“知识工作者”，他们在第二次浪潮中被称为“白领”。在大约1970年，在美国，他们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的人数。
　　在《第三次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托夫勒被多次邀请访问中国。他告诉我们，中国大约有9亿人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浪潮人口”，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农耕时代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同时，中国大约有3亿人生活在“第二次浪潮”的世界里，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制造”。最后，中国大约有1000多万“第三次浪潮人口”，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在2001年的一次访问中，他被询问“中国是否可以跳过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他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所以，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可能有跨越式发展，这一跨越必须以成功的“教育”为前提。就这一目的而言，宽带网络很可能为中国提供成功教育和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的冲击》。他预言，人类心理深层结构难以适应因不断加速的创新而迅速变化的生存环境，并因此终将导致一次总体性的危机。这次总体性的危机的降临，被命名为“未来的冲击”。在这部著作面世36年之后，我们回顾这位“未来学家”当时对现在所做的预测，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托夫勒预测的不准确性。例如，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普及和它的革命性作用。因此，他当然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生活对“数字一代”的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重要的忽略改变了托夫勒最深切的预见——即人类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在介绍了托夫勒以往的思想轨迹之后，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试图表述的那种思想——为刻画这一思想，托夫勒使用了一个新词“prosumer”，多达145次；作为对比，被托夫勒当做这本书的标题的关键词“revolutionarywealth”，在书中出现了63次。
　　其实，我在这篇中译本序言里能够提供的，只是我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时候受激发而想到的与托夫勒的论题相关但或许更深刻的思想线索。例如，博依索特（M.Boisot）于21世纪初，晚至2004年底发表的关于“知识资产”概念的一系列作品，德鲁克（P.Druck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给予系统阐释的“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Stigler）和贝克尔（G.Beck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消费者－生产者”概念，以及贝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经济学界响应者寥寥的“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一般知识”问题，最后，贯穿了两千年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价值”、“财富”。
　　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捍卫经济学关于“口味的稳定性”假设，为此，他们引入了所谓“家庭生产函数”。几乎与此同时或稍早，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兰开斯特（K.Lancast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了关于“生产者－消费者”（producer-consumer）理性选择的论文。由此，以往经济分析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被扩展为所谓“生产者－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