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推进力强大的知识 第十五章 知识的优势 知识货源
在越南河内以南60英里的一小块稻田里，五十几岁的农民阮秀萍（音译）在种植水稻。她能够在稻田里种植水稻，我们许多人却不能。
在莫斯科南部的工业城市陶里亚蒂，二十几岁的塔蒂亚娜·拉斯基纳在飞快地为装配线上的AvtoVAZ轿车安装车把手。和越南稻田地里的情形一样，当塔蒂亚娜叮当作响的装配线迅速前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它。
这两位女性的生活和文化有着天壤之别。一个象征着农业生产，另一个象征着工业生产。但是在她们两人所生活的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产、资源和产品都是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的“对抗性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被一方使用了就不能同时被别人所使用。
既然大多数的经济一直都是或者仍然还是农业经济或者工业经济，那么，毫不奇怪的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倾其毕生的精力就对抗性的财富创造手段收集数据、做着分析，并且提出理论。
可以说是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财富体系。这种财富体系不仅受着我们与时间和空间关系急剧变化的驱使，而且还受着第三个深层原理的驱使。这第三个深层原理就是知识。
防卫型的经济学家对此的反应或是否认其重要性、以毫不在意的态度继续工作，或是使用不合适的工具对其进行探索。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与水稻和车把手不同，知识是无形的，试图给其下定义往往会使你进入一个迷宫，令你很难体面地从里面出来。
幸运的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不需要对那些没完没了、相互对峙的定义做任何令人脑袋发胀的综合性评述。绝对的精确和具体说明也没有必要。也许我们要做的不那么令人满意，但是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只需要下一个实际可行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我们全球的知识基础正在以什么方式被改变着，以及今天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财富。
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就是将知识和数据及信息分隔开来。数据经常被描述为只包括一些不显眼的条目而没有内容，比如“300股”。当这个条目被放入内容中时，它就变成了信息，比如，“我们拥有某某制药公司的300股股份”。
只有当信息被定型在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格式里并被与其他的格式相连时，我们才会得到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比如，“我们拥有了某某制药公司的300股股份，这在上扬的市场上提高了两个点，但是交易额仍很低，联邦储备局有可能提高利率”。
我们将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些词汇，但是为了避免毫无意义地重复“数据、信息和知识”这些套话，而且在有没有具体说明并不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就使用“知识”或者“信息”等词来表达以上任何一个或者全部的内容。
这些不同的词汇放在一起顶多也只能给知识下个大概的定义。但是，我们现在用来描述可以被称之为革命财富体系的“知识货源”，这也就够了。
知识经济本质
地球上几乎各种语言都使用了数十亿的单词就“知识经济”这一题目来进行写作、谈论、数字化处理和辩论。然而，关于知识与其他进入财富创造中的几种资源或者资产相比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些词汇没有多少能够说得清楚。
1.知识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是对抗性的。你们、我们和数百万其他的人都可以使用同一数量的知识。事实上，使用知识的人越多，用知识创造知识的可能性就越大。
知识不是对抗性的这一事实与我们使用知识时付不付钱没有关系。专利、版权和反盗版技术可以保护某一种知识，并且让那些不付钱的人得不到这种知识。但这些都是法律的典型产物，并非知识本身的内在属性，因为知识本身是用之不竭的。算术并不会因为我们使用了它而被用光。
在今天发达的经济里，广大的工人都在忙于创造或者交换非对抗性的数据、信息和知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有哪种理论能够为整个经济中对抗性和非对抗性部门之间的互动情况系统地绘出图来，也没有哪种理论能够说出，当这些部门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时会发生什么。
2.知识是无形的。我们不能触摸、不能把玩，也不能打它一巴掌，但是我们却能（确实能）操纵知识。
3.知识不是线性的。很小的灵光闪现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杨致远和大卫·费罗仅是通过将他们喜欢的网站分类就创办了雅虎网站。弗雷德·史密斯也是在做学生时灵光一闪地想到，在不断提速的经济生活中，人们愿意多付钱买速度，因此就创办了联邦快递公司——全世界名气最大的邮件快递公司。
4.知识是相关的。只有和其他的知识放在一起构成相互联系的内容时，点滴的知识才有了意义。有时这种相互联系的内容可以不用说话而只用一个微笑或者皱眉来传递。
5.知识与其他的知识嫁接。嫁接得越多，可能有用的结果就越混杂、越多、越多样化。
6.知识比任何其他的产品都更便于携带。当知识被转换成0和1时，它就可以立即被传送到隔壁的邻居那里，或者被传送到从中国香港到德国汉堡的1000万人的手中，而其成本也几乎近于零。
7.知识可以被压缩成符号或者抽象物。试试你能将一个“有形的”面包烤炉压缩吗？
8.知识可以被储存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东芝公司2004年以一个比邮票还小的计算机硬盘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很快，储存就可以用毫微米来计算了。如果我们所获得知识是正确的，形状还要小。
9.知识可以是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可以是表达了的或者是未表达的，可以是分享的或者是默认的。然而却没有默认的桌子、卡车或者其他有形的东西。
10.知识很难装进瓶子里。它会泄漏出来。
把所有这些特点都加在一起时，我们所得出来的东西就和经济学家们所一直认为的那种有形的东西相去甚远了。许多经济学家可能会摇摇头，并且像大多数人那样，回过头去游弋在他们所熟悉的世界里——他们所熟悉的充满了对抗性的有形物质的世界。
然而，尽管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的不同之处，这仍不足以完全表达知识的属性，我们仍然说不准它到底应该属于现有经济类别中的哪个种类。
踢一踢轮胎
知识资产具有奇怪的似非而是的特点，就拿买一辆轿车和买知识财产的差别来举例。
某些非常有价值的知识所有者或者发明者受到行业保密法律的保护。不久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起诉波音公司，说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携带了数千页的火箭发射数据和成本估算逃逸，并将其交给了波音公司。起诉书中声称，这些文件被波音公司使用并赢得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巴塞罗那企业管理学院的教授马克斯·亨利·布瓦索特提出的悖论。“有形商品价值是通过将商品相互比较而取得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汽车的买主就用脚踢踢轮胎、检查一下发动机盖、请朋友出主意、试开一下这辆丰田轿车或者福特轿车或者大众轿车。这并不能降低这辆车的价值。
相反，在洛克希德和波音的案例中，让我们假设还有一家航空公司，比如说诺思罗普公司，想要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机密数据。为了确定其价值，诺思罗普公司必须知道数据里都有什么。但是，只要我们一知道了里面有什么，它就再也不机密了，至少其中的一些价值就失去了。
用布瓦索特的话说，“关于信息产品的信息……不可能只传播而不影响其稀有性。”即这些信息产品的部分价值所基于的稀有性。这就好比借着打开汽车发动机盖查看构造的机会顺手牵羊地偷走了汽车的燃料系统。
在一个越来越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里，这不仅给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对经济学本身也极具挑战性。
因此，布瓦索特写道：“当信息在经济交易中不再起着陪衬作用时，当信息成为经济交易中的中心问题时，那么规定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逻辑就失去了作用。”
知识密集度的提高并不仅是道路上的一个小突起物。经济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够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牛顿的物理学那样既精确又具有可预测性的科学。他们曾把经济描述为是可决定的、平衡的、像机器一样的。即使今天，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后来的马克思、凯恩斯和弥尔顿·弗里德曼的成就，至少是部分上基于牛顿的力学和笛卡尔的逻辑学。
然而，几乎在一个世纪前，量子学、相对论和模糊理论给物理学带来了一个转折点，首先使物理学家们、然后又使非物理学家更清楚地明白了机器模式的局限性。事实是，宇宙中的万物并非都永远地按着机器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规律性运行的。
用布瓦索特的话说：“对于那些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的人来说，这个信息令他们不安：就价值而言，信息产品是不确定的。正如在物理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从古典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转变一样，信息产品的不确定性也要求我们设立一门完全不同的信息政治经济学。”
现在，把关于知识的这些尚未回答的问题和我们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摆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对于正在改变美国并向全世界普及的革命性财富体系，我们知道的是多么少。
首先我们要问，到底有多少知识？
第十六章 明天的“石油” 知识
尽管这似乎很令人惊奇，但是，自从“知识经济”开始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知识经济背后的“知识”我们却了解得很少，简直少得让我们感到尴尬。
比如，如果按照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知识就是明天经济的“石油”，那么，这种无形的石油一共有多少呢？石油公司、军队、华尔街的交易商和中东的酋长们都不惜巨资来估算全球石油储量的真正规模（而不是所号称的储量规模），但是有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知晓多少呢？有谁知道世界的知识货源在怎样变化呢？又有谁知道有多少知识是值得知道的呢？知识又有什么价值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独辟蹊径，需要探索一些奇异的信念。从《圣经》到《可兰经》到科学，从河狸的行为到有毒的西红柿，我们都需要做些探讨。我们需要看看我们对经济学的看法，然后再谈谈真理本身的未来。
我们使用得越多……
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知识（革命性财富的又一个深层原理）已经成为我们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变化最快的组成部分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知识比做石油会产生误导。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储存和运输石油的方式只是发生了很小的变化。我们仍然依赖于输油管道、储油罐和油轮。相反，随着计算机、卫星、手机、互联网以及其他数字技术的普及，我们正在急剧地改变着我们创造和储存知识的方式，改变着知识衰败的速度，改变着我们判断知识有效性的方法，改变着我们用于创造更多知识的工具，改变着知识被表达的各种语言，改变着知识的专业化程度和抽象性，改变着我们所依赖的类比，改变着被量化了的量，也改变着传播知识的媒体。
此外，知识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在同时发生着变化，其变化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给我们开辟了创造财富的无数新方法。
然而，石油和知识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石油我们使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相反，正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知识被使用得越多，我们创造的知识就越多。这一差别本身就使主流经济学变得落伍陈旧了，经济学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被定义为稀有资源分配的科学了，知识基本上是用之不尽的。
与知识相关的这些变化对真实的财富有着巨大的影响——谁获得财富以及如何获得财富。这些变化让律师们、会计师们和立法者们匆忙地改写现有的税法、会计法、隐私权和知识产权法。这些变化加剧了竞争，加速了创新。这些变化让以前的规章制度陈旧过时。这些变化不断给方法、市场和管理带来混乱和调整。
这些变化让整个的行业和部门放弃了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进而转向增值更高、更具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经历。更重要的是，知识中的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在越来越复杂（如果不是混乱的）条件下做出更迅速、更明智的决策。
然而，尽管对新兴的知识经济有着数千种分析和研究，但是，知识对创造财富的影响却一直被低估了，而且现在仍然在被低估。
钢铁厂和鞋子
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美国的劳动力只有不到20%的部分在这个领域工作，足足有56%的劳动力在从事着管理、金融、销售、文职或者专门职业的工作。今天发展最快的类别就是知识密集度最高的专门职业工作。
然而，这种常被引用的数据却仍然低估了新的现实。从事知识类工作的要远远超过56%的比例。这是因为今天许多机器经营者，不管其是领先的美国钢铁厂还是韩国的消费品工厂，都至少要花部分时间来监控计算机，就像在波音747飞机的驾驶舱里一样，卡车司机依靠驾驶室里的电脑。他们或许算不上“知识工人”，但是他们却生产着、加工着、传播着知识或者知识里面所包含的数据和信息。实际上，他们是兼职的知识工人，但是却没有被算在内。
没有被算在里面的还不止这些。我们用于创造财富的知识还包括我们脑袋里很难测量的不用言语表达的知识。比如，使我们“知识渊博的”就是每天对我们周围人的了解，它包括知道应该信任谁，知道老板对坏消息如何做出反应，知道团队如何配合工作。它包括我们通过观察周围的人而可能学到的工作技能和行为，它包括我们对自己身体和大脑的了解，知道身体和大脑如何工作、什么时候让我们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有些不用言明的知识微不足道，但是有一些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却至关重要。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都依靠脑袋深处的知识，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拥有这些知识。正因为这类知识多种多样而且是那么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它也往往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
总之，由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知识长期以来一直被他们所压制。现在仍然是，甚至比以往更厉害。因此，为了了解明天经济的核心，对于知识所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我们需要给予补偿。
我们脑袋里的“仓库”
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个性化的工作和财富的知识存货单。作家们知道关于写作的技巧和出版行业的情况，牙医知道关于牙齿方面的知识，加油站的工人知道怎样加汽油。
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属于个人。工作小组、公司、行业、机构乃至整个经济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发自己集体的知识货源，甚至社会和国家也是这样。
所有这些知识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储存。一部分知识货源存在于我们人类的脑袋里。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个拥挤的、看不见的仓库。仓库里充满了知识以及知识的原始数据和信息。但是与仓库不同的是，我们脑袋里的仓库同时也是一个工作车间。我们（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大脑里的电化合物）在车间里不断地变换、加减、组合各种各样的数字、符号、单词、图像和记忆，并用情感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思想。
这些思想在川流不息地活动时，还纳入各种信息，比如华尔街的数据、对客户的想法、某个朋友关于高尔夫球技巧的建议、母亲脸庞的印象、对病中孩子的担心或者为改进某种产品而做的技术构思等，所有这些信息又与昨晚电视上的篮球比赛、汽车广告的支离破碎的情节和写了一半但却早该写好的备忘录的提纲交织在一起。
如果单独来看，这些不起眼的信息也许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经过重新组织，它们就成了形而且变得重要了。这些信息所化身而成的行动往往能够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财富所做出的重要决定。对病中孩子的担心可能使你很难集中精力去写备忘录，或者明天很难赴约去和客户打高尔夫球，而股票市场上价格的下跌可能会让我们推迟购买新车的计划。
让我们视察一下这个知识仓库和工作车间。假如我们能把自己变得毫微米那么大小，走进这个变幻无穷的大脑空间，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排排、一堆堆的事实和假设的事实。我们会发现有些概念胡乱地堆放在一起，有些概念则整齐地和其他的概念摞在一起，并和另外的概念也紧密相连。
在大脑里的某个地方，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人、爱情、性、大自然、时间、空间、宗教、政治、生命、死亡和因果关系等种种问题的假定，不管其是否有道理。在某个黑暗、遥远的角落里，我们会发现语法、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我们用于得出结论和管理各种意念的逻辑和规则。
这是一个繁忙、不停工作的场所，即使当我们睡觉时也不停息。尽管有些知识在不断地被丢失、忘却、变化或者变得没有了意义，可是新的、与财富有关的知识却在不断地补充上来。这些知识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我们个人的“知识货源”。我们人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知识货源。
目前在这个星球上大约有60亿个这样的知识货源在走动着，比人类历史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多。
知识资源总量
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知识资源却是储存在大脑以外的地方。这就是多少个世纪以来（以及现在）所积累的知识，它被储存在人脑之外的任何地方，从古代洞穴的墙壁上到最新的电脑硬盘和DVD上无所不在。
几千年来，人类除了用口述的方式（因反复讲述而变得越来越不准确）之外，将知识从一代向下一代传授的方式极其有限。大多数的知识都随着一个人和一代人的死去而丢失。人类早期社会中社会和技术的变化速度极其缓慢，因此，即使是准确的口述也是反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
35000年前，记录方式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突破。有一位我们不记得的天才在一块石头上或者在某个洞穴的墙壁上写下了第一个象形文字或者表意文字，以此来纪念一个事件、一个人或者一件东西。这样，人类就开始了在大脑以外储存非口述的记忆。在发明了各种书写的形式之后又出现了一次伟大的跃进。接着，又过了数千年，又连续地出现了几次大跃进，发明了图书馆、索引和印刷。所有这些都加快了知识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速度。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假如没有这个因素（我们创造和积累知识的能力的加强），我们也许还生活在和我们祖先在35000年前类似的生活中。
今天，随着功率更加强大的计算机、更加密布的网站和更多新媒体的到来，我们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迅猛速度创造和积累着数据、信息和知识。为了容纳这些知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在60亿个人的大脑之外又建立起了一个巨型大脑。
这个全球性的巨型大脑仍然处于不甚完善的婴儿期，还没达到成人的程度。但是，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个不确定但是却至关重要的时刻，在人类大脑之外所储存的知识量超过了人类大脑里所储存的知识量。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我们对知识的无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实：我们人类物种历史中的这个真正重要的变化没有人知晓，或者说被人类忽略掉了。
这个“外部的大脑”正在以难以令人相信的速度扩大着。200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与系统学院的研究者们估算，仅2002年一年由印刷、胶片、磁盘或者光学形式所储存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量就相当于“50万个国会图书馆的馆藏”。他们说，那个量相当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可以假定，今天的速度甚至还要快。
只有当我们把这个爆炸性的外部储存量和我们所有60亿人大脑里的知识都加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得出我们人类的知识总量。我们可以将这个总量称之为“知识资源总量”（AggregateSupplyofKnowledge，ASK）。这成为了我们革命性财富能够汲取营养的巨大的源泉。
我们不仅在扩大知识资源总量，而且还在改变它的组织、获取和发行的方法。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允许了越来越详细的询问、越来越多的将内容结合在一起和操作的方式。此外，迄今为止一直被西方逻辑和思维所垄断的体系将很快被其他的认识论和不同种类的组织思想的方法所丰富，因为我们正在向一个全球的知识大体系迈进。
因此，正当我们在改变着财富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着财富与知识深层原理之间以各种形式表现的全部关系。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第一次欣赏到今天的革命性财富为什么与以往任何时代的财富有着如此巨大的区别。
忘掉老年性痴呆症
伯克利分校的调查并非测量新兴的全球大脑的唯一尝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机科学家迈克尔·莱斯克（MichaelE.Lesk）也对此做了尝试，但是采取的却是不同的方法。
莱斯克先从我们60亿人的大脑开始，再根据我们的大脑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忘掉信息的速度来计算，大概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所有活着的人的全部记忆”相当于1200PB的数据。1PB就是2的50次方，等于1125899906842624个字节，那么1200PB可是太多了。但是，莱斯克又若无其事地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用数字的方式将所有人的记忆都储存下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不是什么难事。”
他继续说：“普通的美国人每年花3304个小时关注新闻媒体。”大约1578个小时花在了看电视上，还有12个小时花在电影院里。这些加在一起等于1100万个单词，还有354个小时花在看报纸、杂志和书籍上。他提示说：“假若活70年的话，你会接触到大约6000GB（兆字节）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电码……”今天，你可以给自己的电脑买一个400GB的硬盘。
接着，他又把人脑里储存的信息和大脑外面储存的信息加在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全世界大约共有12000PB的信息，或者用通俗的话说，人脑记忆中每有1个字节，这个星球的网络大脑里就有10个字节。
最后，所有这些让莱斯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学生们什么都不需要记忆的这一天不会很远了，因为所有一切都储存好了。他们将随身携带一个小玩意儿，里面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奇妙的问题。那个“小玩意儿”能不能也帮助老年性痴呆症患者？如果莱斯克说得对，我们不需要在脑袋里储存什么信息了，那么，将来人类大脑中的哪一个部分可能成为多余的呢？哪一部分仍然需要用于学习知识？
当然，对于所有这些数字和远离现实的推测人们可以含糊其辞。我们可以用这些估算谈论多种多重任务处理、非语言信息以及其他的问题。而且，信息和知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不用再提醒自己了。
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工作和莱斯克的分析（这两者都将信息变成了数字储存方式）都没有告诉我们所测量东西的意思。那么我们实际上所“知道”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研究员阿德里安·伍尔夫森（AdrianWoolfson）最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解答。伍尔夫森在他的《没有基因的生命》（LifeWithoutGenes）一书中写道：
“在这个世界或者任何其他世界上所生存过的、能够生存的或者将要生存的万物都可以用一整套相关的事实和一套相应的逻辑联系进行充分描述。”
也许人们会一时冲动、过去抓住他的衣领质问，“啊，那又怎么样？”但是没有必要。伍尔夫森关于我们的知识的可知性讨论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最终，伍尔夫森也举起了白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所有这些储存量中究竟存在多少有意义的知识，或者说这些知识具有什么价值这一问题，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所有这些答案都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在知识的深层原理中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之剧烈就连“革命”这个词也略显苍白。
事实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自我们的物种开始思考以来变动最大的世界知识体系。除非我们真正消化了这点，否则我们为未来所做的最好的计划也会失灵。
下面让我们来谈论那些有毒的西红柿和埋在地里的一个孩子的头颅。
第十七章 废弃的陷阱 昨天的真理
思考很重要，但是我们所思考的许多事实却都是虚假的。而且，我们所相信的许多东西都毫无疑问是愚蠢的。
尽管今天向我们汹涌冲过来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几乎要把我们淹没，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东西实际上却越来越不真实。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即使我们能够相信媒体，即使每个广告商都是真实的、每个律师都诚实、每个政治家都闭上嘴巴、每个通奸者都坦白、每个语速极快的电话推销员都正直做人，情形也仍会是这样。
如果情形是这样，那么我们每个人、每个公司或者每个国家如何将知识的深层原理转变成财富呢？
有些知识在财富的创造中一直都很重要。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必须知道他们所追踪的猎物的迁徙规律，农民们对土壤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然而，一般来说，同样的知识一旦学会了，对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会有用。工厂里的工人必须会迅速、安全地操作机器，为了保住饭碗，技艺一点都不能生疏。
今天，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变化得如此迅速，人们必须在岗位上和在工作之余学习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学习变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我们都能够迅速地掌握。而正是这一点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如果我们所想的某些东西是愚蠢的，我们没有必要感到不好意思。想法愚蠢的也不光是我们自己。
原因就是，每一“块”知识的保存期都是有限的。到了某一期限时，知识就再也不是知识了，用更合适的话说就成为了“废弃的东西”。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算做知识吗？孔子的思想或者康德的思想算做知识吗？当然，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思想描述为“智慧”。但是，这些作家或者哲学家的智慧是基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即他们自己的知识基础，而他们所知道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是虚假的。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了欧洲几乎2000年的时间，然而他却认为鳗鱼是无性的，而且是“产生于……地球的内部”。他还认为印度洋是一个内海，这种地理认识上的错误数百年后仍有人坚持，比如托勒密和其他欧洲和伊斯兰国家的学者。
公元3世纪，毕达哥拉斯的传记作家波菲利（Porphyry）信誓旦旦地向读者介绍说，如果你将豆类植物的一根茎叶放在一个陶器罐里，将其埋在土里3个月，然后挖出来，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孩子的头颅或者女性的生殖器。
公元7世纪，塞维利亚的圣伊萨多（St.Isadore）向同时代的人保证：“蜜蜂产生于腐烂的牛肉。”500年之后，就连达·芬奇这样的天才也声称，河狸知道它们的睾丸会被人类用于医学用途。他断言说，当河狸落入陷阱时，它就将自己的睾丸咬掉，“不将其留给敌人”。
当原产于南美洲的番茄于16世纪传到欧洲时，非常聪慧的人认为这些番茄对人体有毒。直到200年之后林奈（Linnaeus）才给其正名。近在1820年，有一位十分勇敢的人吸引了一大群人的关注，因为他为了证明林奈是正确的，冒着生命危险吃掉了两个番茄。
但是过时的东西并非总是那么有趣。近在1892年，太阳系的行星木星有4个卫星在当时不仅是常识，而且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已经被科学界所接受。那就是知识。然而，就在那一年，那个知识就过时了。当年的9月9日，利克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巴纳德（E.E.Barnard）发现了第5颗卫星。到2003年，天文学家们共发现了60颗卫星。
同样，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都认为在我们的太阳系里有只有9颗行星。然而在2005年，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天体，并将其命名为Xena。这位天文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认为这个天体有可能是在太阳系轨道里运行的第10颗行星。
伦敦的生理学家厄斯金·希尔（L.ErskineHill）在1912年报告说，实验证据表明，“空气的纯洁度并不重要”。假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世界上还会有多少人会死于空气污染呢？假如今天某个聪明的医生还遵照他许多年前在医学院所学过的过时的“事实”的话，还会有多少患者死去呢？假如营销的战略还基于昨天的奇思妙想，得有多少公司将像鱼那样死去呢？由于过时的金融数据，有多少投资打了水漂？那么，那些明天等待着发生的死亡和灾难该怎么办呢？
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欧洲核能研究委员会（CERN）的顾问委员会2002年9月的会议记录。夹杂在关于提供烟灰缸的决定纪要和“邮政投递服务的改变”通知中间有如下一个条目：
“如发生紧急情况，联系人员的名字应该重新储存在人类资源数据库里。”
我们会问，如果发生核事故紧急情况应该联系的人员名单为什么不在？回答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信息已经过时了”，而且，管理当局“没有办法保证系统的更新换代”。后来，欧洲核能研究委员会的集团主席亲自出马来过问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潜在的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埃米莉的阁楼
现在清楚的是，只要是储存知识的地方，不管是数据库还是我们的大脑里，这个地方就有点像埃米莉姑妈旧杂物堆得满满的阁楼。这里面的事实、思想、理论、图像和领悟或是因变化而变得陈旧了，或是被后来可能更准确的事实所代替了。陈旧过时现象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机构和每个社会知识基础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通过将变化的速度加快，我们也加快了知识折旧的速度。除非不断地、冷酷无情地更新，否则工作经验的价值就有所贬低。数据库等到我们将其建完时就已经过时了。书籍（包括这本书）也是一样，等到出版时它们就过时了。随着每半秒时间的逝去，我们关于投资、市场、竞争、技术和客户需求等方面知识的准确率就下降一分。结果，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公司、政府和个人都是将其每天的决策建立在过时的东西上——建立在那些由于变化而变得虚假的思想和假设上。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当然，今天偶尔也有些过时的古董知识好像又恢复了生命力，甚至还有用处，那是因为其周围的环境变化了并且赋予了它强有力的新意义。但是发生更为频繁的则是相反的现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的经济里，公司都在吹嘘什么“知识管理”、“知识资产”和“知识财产”。尽管拥有这么多被金融符号、经济学家、公司和政府所碾压过的数字，可是却没有人知道过时的东西在决策失误中让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人们可能会问，给个人投资、公司利润、经济发展、脱贫项目和财富创造“拖后腿的”到底是什么呢？
此外，在所有这些问题的下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隐藏着的认识论上的变化。它不仅影响着我们所认为的知识，还影响着我们获得知识的工具。在这些思想工具当中，没有多少个能像类比法这么重要了。
人类如果不进行类比几乎不能思考或者谈话。爱尔兰的高尔夫球高手帕德里格·哈林顿（PadraigHarrington）对一位体育记者说，“美国的一个公开赛真的能检验你击球的能力……你有点想成为一台机器了。”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牛顿的追随者那里，因为牛顿曾说过，整个宇宙就“像”一台机器一样。
还有那些被描述为拥有“电脑般脑袋”的人、“睡觉像婴儿”的人、投资要“像职业人士”那样的人和“像天才那样”思考的人。含蓄的类比也被植入了语言本身。因此，我们仍然按“马力”来给汽车评定功率，而马力这个术语则是当年将汽车和马拉的车做类比的产物。当年汽车曾被称做“不用马拉的车”。
但是我们所称之为类比的思想工具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使用。历来都很微妙的类比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妙。因为只要世界在变化，原来相似的东西就可能变成不相似的东西，曾经合理的比较就变得牵强了。随着过去的比较逐渐地被废弃（往往难以注意到），以这些比较为基础的结论也就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了。变化的速度越快，类比的可使用寿命期就越短。
因此，一个深层原理（时间）的变化就影响了我们用于追随另一个深层原理（知识）所使用的基本工具。
总而言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在知识经济的专家们中间，也没有几个人太多地思考过这个所谓的“过时性规律”问题：随着变化的加速，更多的过时东西积累的速度也在加快。我们每个人所负载的过时知识的重担要比我们祖先所负载的担子重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珍视的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会令我们的后代捧腹大笑。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