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稿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在我紧张时无数次神经兮兮地捏拢、整理它的形状，整来整去；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得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这就是我每天为合众国际社电报写的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嘎吱嘎吱，卡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棒球；我则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上一间大大的，有三个窗的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注：Left Bank，法语 Rivedroite。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的，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在琼洗碗时，房间里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诚的静谧。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屏风后的休息时间，那里摆了张桌子、上面放着学生台灯，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注：这三篇小说都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小说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注：Bronx，纽约五大区之一，纽约市最北端的黑人区。）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的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后来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注：伯纳德的昵称。）。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细描述。他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到裤子里去。他的头大我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洗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柜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只精美的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的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是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写作应聘者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以后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谈的可完全是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