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了吗？”他退后几步，双目圆睁，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她该理解才是。该死的，如果结婚前她就这样了，结婚后她会怎么样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今天晚上让他们等着？在他们为我做了这许多之后？”
那一两秒钟，她的脸似乎没有他以前觉得的那么美了，但马上她脸上又露出一丝微笑。“当然不能，亲爱的。你是对的。”
他走上前来，手温柔地抚过她的下巴，微笑着，做出一个丈夫的保证。“这样才对，”他说。“明天早上九点，我在中央火车站等你。好吗，格蕾西？只是我走之前——”他眨眨眼，拍着肚子。“我满肚子啤酒。不介意我用用你的卫星间吧？”
当他从洗手间出来时，她站在门口等着道晚安，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是为了取暖。他可爱地提起新旅行包，晃了晃，也站到门口来。“好了，那么，宝贝，”他吻了吻她说，“九点。别忘了。”
她疲惫地笑了，为他开门。“别担心，拉尔夫，”她说。“我会在那里的。”
一点也不痛
麦拉在车后座上挺直腰，推开杰克的手，抚平裙子。
“好了，宝贝，”他笑着低声说，“放松点。”
“你才放松点，杰克，”她对他说。“我是说真的，松手！”
他的手听话了，犹疑不定，但胳膊还是懒懒地搂着她的肩膀。麦拉没理他，只望着窗外出神。这是十二月末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长岛的街道看上去破旧不堪；肮脏而结了硬壳的雪堆在街边人行道上，打烊的酒馆里，纸板做的圣诞老人斜眼瞟着外面。
“让你一路开车送我来，真不好意思，”麦拉大声对正在开车的马蒂说，她想礼貌点。
“这没什么，”马蒂嘟囔着。接着他按响汽车喇叭，冲着前面一辆开得很慢的卡车喊道：“你这狗娘养的，让路啊。”
麦拉有点不安——为什么马蒂总是这样爱发牢骚？——但马蒂的妻子爱琳，蜷缩在前排座位上，友好地笑了。“马蒂可不在乎，”她说。“这对他也好，星期天出来走走，总比躺在家里要好。”
“啊，”麦拉说，“真的太谢谢了。”其实她宁愿像往常一样，自己坐公共汽车。四年了，每个星期天她总是来这里探望丈夫，她已习惯了走这段长长的路。她喜欢在亨普斯特德的小咖啡馆停一会儿，喝口咖啡，吃点蛋糕，再从那里换车回家。但是今天，她和杰克一同去爱琳、马蒂家吃饭，吃完饭已经很晚了，马蒂提出说开车送她去医院，她只好同意。当然，爱琳得跟着来，杰克也要，他们这样做好像帮了她好大一个忙。所以你还得有礼貌。“这可真是太好了，”麦拉叫道，“坐小车去那里，而不是坐——不要这样，杰克！”
杰克说：“嘘——，别紧张，宝贝，”但她把他的手一甩，扭过身去。爱琳看着他们俩，咬着舌头扑哧笑了，麦拉觉得自己脸红了。其实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爱琳和马蒂都认识杰克，清楚他们的所有事情；她的许多朋友也是，没人责备她（毕竟，她跟寡妇也没什么两样）——只是杰克应该更识趣些。他现在就不能庄重点，管住自己的手吗？一路上都是这样。
“好了，”马蒂说。“现在我们可以节约点时间了。”那辆挡路的卡车转上另一条路，他们加快了速度，将有轨电车、商店抛在身后，小巷变成大路，接着驶上高速公路。
“想不想听广播，伙计们？”爱琳叫道。她打开收音机，里面的人在怂恿大家今晚都坐在自已家里看电视。她换了个频道，另一个声音在说，“没错，在克劳福德商场您的钱可以买到更多东西！”
“把那狗娘养的东西关了，”马蒂说，又开始按喇叭，车上了快车道。
当车子开进医院，爱琳在前座里转过身来，说道，“嘿，这地方可真漂亮。真的，这里不是很美吗？噢，看啊，他们还摆了一棵圣诞树，上面还有小灯什么的。”
“好了，”马蒂说，“往哪走？”
“往前直走，”麦拉告诉他，“直开到圆盘那里，就是摆圣诞树的地方。然后向右转，绕过行政大楼，开到那条路的当头。”他按她说的转了弯，当他们慢慢驶近那又长又矮的肺结核大楼时，她说，“到了，马蒂，就是这栋楼。”他把车靠向路边停下，麦拉收拾起给丈夫带的杂志，下了车，地上铺着层薄雪。
爱琳缩起肩膀，双手紧紧搂着自己身体，转过身来，“噢—喔，外面好冷，是不是？听着，亲爱的，你要多久才完？八点，是吧？”
“对，”麦拉说，“可是听我说，你们几个不如先回家？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回去，我平时都这样。”
“你以为我是谁，疯了吗？”爱琳说。“你以为我愿意开车回去，让杰克在后座上一路闷闷不乐吗？”她咯咯笑了，还朝麦拉挤挤眼。“你在车里，他都难得开心，更别说让他自个儿回家了。不，听着，亲爱的，我们到别处逛逛，可能去喝点酒什么的，然后八点准回这儿来接你。”
“嗯，好吧，但是我真的宁愿——”
“就这儿，”爱琳说。“八点准，我们就在这栋楼前等你。现在快走吧，把门关上，我们快冻死了。”
麦拉笑着用劲摔上车门。可杰克还在那里不高兴，头都没抬，也没朝她笑笑，或挥挥手。车子慢慢开动了，麦拉沿着这条路走过去，走上肺结核大楼的台阶。
小小的会客室里一股水蒸汽和湿套鞋的气味，她飞快地穿过，经过标有“护士办公室——清洁区”的门，走进阔大、嘈杂的中心病房。中心病房里有三十六张病床，中间一条走道将它们分成两半，再用齐肩高的间隔区分成开放式的小格子间，每个格子间里六张病床。所有床单和病服都染成黄色，好与医院洗衣房里其他未被污染的衣物分开，这种黄色与墙面的灰绿色搭配在一起，让人恶心，麦拉到现在还不习惯。而且噪音也让人难以忍受，每个病人都有一台收音机，好像所有人同时都在收听，听的还不是同一个频道。不少床边有人来探望——有个新来的男病人躺在病床上，双手搂着妻子在接吻——其他病床上的男人看起来很孤独，有看书的，有听收音机的。
麦拉走到床边丈夫才发现。他坐在床上，盘着腿，皱着眉，盯着膝盖上的一件东西。“你好，哈里，”她说。
他抬起头。“哦，嗨，亲爱的，没有看到你来。”
她弯下腰，飞快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有时候他们会吻在嘴唇上，但别指望每次如此。
哈里扫了一眼他的手表。“你来晚了。是车晚点了吗？”
“我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边说边脱下大衣。“我搭顺风车来的。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孩，爱琳，还记得吗？她和她丈夫开车送我来的。”
“噢，那很好。为什么你不请他们进来坐坐？”
“哦，他们不能久留——还要去别的地方。但是他们向你问好。给你，我带了这些来。”
“噢，谢谢，太好了。”他接过杂志，把它们摊在床上：《生活》、《柯里尔》和《大众科学》。“太好了。亲爱的。坐下来，呆会儿。”
麦拉把她的大衣搭在床边发椅子背上，坐下来。“嗨，查恩斯先生，这儿，”她向隔壁床上的高个黑人打招呼，他朝她点头致意，咧开嘴笑了笑。
“你好吗，威尔逊太太？”
“挺好的，谢谢，你呢？”
“噢，抱怨是没用的，”查恩斯先生说。
她瞥了一眼哈里床另一边的里德·奥梅拉，他躺在那边床上听收音机。“嗨，里德。”
“噢，嗨，威尔逊太太。没看到你进来。”
“你妻子今晚会来吗，里德？”
“她现在星期六过来，昨晚来过了。”
“哦，”麦拉说，“好，告诉她我问她好。”
“当然，我会的，威尔逊太太。”
接着她朝对面小格子间里的老人笑了笑，她老记不住他的名字，从来也没人看望过他。他也朝她腼腆地笑了笑。她在小钢椅子上坐下，打开手提包找香烟。“你膝盖上是什么东西，哈里？”这是一个浅色木环，一尺来宽，织好的蓝色羊毛线挂在两边的小齿上。
“啊，这个吗？”哈里举起它说。“他们管这叫耙式针织法。是他们给我做职业疗法时学的。”
“什么针织？”
“耙式针织。拿起这个小钩，像耙草一样把羊毛线上下钩到每个小齿上，就像那样，绕着这个圆环一圈一圈地织，直到你编出一条围巾，或绒线帽——或某种这类的东西。明白吗？”
“噢，我知道了，”麦拉说。“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做过的那样，只不过我们是用一个普通的小线轴，上面卡着些钉子。你将线绕在钉子上，穿过线轴，就编好了。这是一样的。”
“噢，是吗？”哈里说。“用一个线轴，啊？是的，我想我妺妺以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用一个线轴。你是对的，这个原理一样，只不过大一点。”
“你打算织个什么东西？”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罢了。我想可能会织个绒线帽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仔细端详着这个耙式织物，又翻过来看，然后探起身，把它扔到床头柜上。“只是找点事做而已。”
麦拉把香烟盒递给他，他抽出一根。当他弯下腰凑过来对火时，黄色病服的领口敞开了，她看到他的胸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肋骨被取掉的那边都凹进去了，看得到上次动手术后刚刚愈合的伤疤，难看极了。
“谢谢，亲爱的，”他说，香烟在他嘴里一抖一抖。他往后靠着枕头，穿着袜子的脚在床上摊开伸直。
“你感觉怎样，哈里？”她问。
“还好。”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撒了个谎。“如果能再长胖点，看上去会更好。”
“交钱，”透过喧闹的收音机传来说话声，麦拉四处看了看，只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轮椅上从中间走道上过来。他坐在轮椅上，却慢慢用脚在走。用手转动车轮时会牵扯到胸部，肺结核病人要避免这样做。他径直朝哈里的病床走过来，张嘴笑时看得到满口黄牙。“交钱，”轮椅到哈里床边停下来，他又重复了一遍。一根橡胶管从他胸前的绷带里露出来，从病号服上头绕过，用安全别针固定住，末端是个小小的，塞着橡胶瓶塞的小瓶，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显得很重。“快点，快点，”他说，“交钱。”
“噢，对！”哈里笑着说。“我全给忘了，华特尔。”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美元，递给那个男人，那人瘦瘦的手指把钱叠好，放进口袋，跟瓶子放在一起。
“好了，哈里，”他说。“扯平了，是不是？”
“是的，华特尔。”
他把轮椅向后倒，转过来，这时麦拉看见他前胸、后背和肩部缩成一团，整个都变形了。“抱歉打扰了，”他说着，朝麦拉微弱地笑了笑。
她微微一笑。“没什么。”当他走回到过道时，她问，“你们刚才是什么意思？”
“噢，我们为星期五晚上的拳击比赛打赌来着。我早把这事给忘了。”
“噢。我以前见过他吗？”
“谁，华特尔吗？我想你见过，亲爱的。我刚动完手术那会儿，你肯定见过他。华特尔这家伙大约两年前动过手术；他们上周又把他送回来了。这家伙过了段难熬的日子。他很勇敢。”
“他病服上是什么东西？那个瓶子是干嘛用的？”
“那是引流管，”哈里说着靠回黄色枕头。“华特尔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很高兴他又回来了。”接着他压低声音，偷偷地说，“事实上，病房里没剩几个好人了，那么多老人都走了，或者动手术去了。”
“你不喜欢这些新来的人吗？”为了不让新来的里德·奥梅拉听到，麦拉也悄声问。“看起来他们对我挺好的。”
“噢，我想，他们是不错，”哈里说。“我只是说，嗯，我习惯和华特尔那样的人呆在一起，就这样。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什么的。我不知道。这帮新来的家伙有时候让你心烦，尤其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比如，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很了解肺结核，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我是说，你没法跟他们说什么，这样做让你心烦。 ”
麦拉说她觉得自己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换个话题似乎更好。“爱琳觉得医院很漂亮，圣诞树也很好看。”
“噢，是吗？”哈里很小心地探过身子，往床头柜上一尘不染的烟灰缸里弹了弹香烟。自从长期卧病在床以来，他变得很精确很整洁了。“上班怎么样，亲爱的？”
“啊，我觉得还好。我跟你说过一个叫詹妮特的姑娘因为外出吃午餐的时间太长而被炒掉的事，还记得吗？我们大家都很害怕他们会再严厉整顿半小时的午饭时间。”
“噢，是的，”哈里说，但麦拉看得出他根本不记得了，也没认真听。
“嗯，现在好像平息下去了，因为上周爱琳和另外三个姑娘在外面差不多待了两个小时，也没人说什么。她们中有个叫露丝的，一直担心自己会被炒掉，已经一两个月了，这次也没人说她。”
“哦，是吗？”哈里说。“嗯，那很好。”
接着停了一下。“哈里？”她说。
“什么，亲爱的？”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新情况吗？”
“新情况？”
“我意思是，有没有说你另一边也要动手术？”
“哦，没有，亲爱的。我跟你说过，会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们别指望听到什么消息——我想，我以前跟你解释过。”他眯缝起眼睛微微一笑，表明他认为这是个十分愚蠢的问题。很久以前，当她问“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让你回家？”时，开始他也总是给她一副同样的表情，现在他说，“问题是最近这一次手术我还要恢复。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手术后你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脱离危险，特别是我这样在最近——多久了——四年内有过衰竭记录的人。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不知道，也许六个月，也许更长，要看这边的恢复情况。那时他们才会决定另一边。也许再动一次手术，也许不动了。在这事上你不要有任何指望，亲爱的，你知道的。”
“不，当然，哈里，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我只是说，嗯，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还痛吗？”
“不痛了，再也不痛了。”哈里说，“我是说，只要我不把手抬得很高什么的。我这样做时会有点痛，有时候睡觉时往这边翻身也会痛，但只要我——你知道——保持正常的姿势，啊，就一点也不痛。”
“太好了，”她说，“不管怎样，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没话说，收音机的嘈杂声、其他病床上的笑声、咳嗽声让他们的沉默显得很怪异。哈里开始用拇指随意翻着《大众科学》。麦拉的眼睛四处逡巡，最后落在床头柜的相架上，一张放大了的快照，是他俩结婚前拍的。那是在密歇根州她妈妈家后院里拍的。照片中她看上去十分年轻，穿着1945年时的裙子，双腿修长，那时候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穿衣打扮，甚至不知道怎么站立，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用孩子般的笑容来迎接一切。而哈里——奇怪的是哈里在照片里看上去比现在还老一些。可能是因为大脸庞和结实的身材，当然还有衣服也起了作用——他穿着件深色的、艾森豪威尔夹克（注：（Eisenhower jacket），1945时流行的短夹克式样，胸前两个口袋，有点像空军军装。），还有铮亮的靴子。噢，他以前真好看，方方的下巴，深灰色的眼睛——比现在好看多了，比如说，比那个矮胖壮实的杰克要好看得多。可现在瘦得嘴唇、眼睛都软了，让他看上去像个瘦小男孩。脸型也变了，正好配上那件病服。
“你给我带来这个我真高兴，”哈里指的是《大众科学》，“上面有篇我想读的文章。”
“好啊，”她说。她也想说：“难道就不能等我走了再看？”
哈里用手轻弹着杂志封面，遏制着想看的冲动，说，“其他怎么样，亲爱的？我是说上班之外的其他情况。”
“还好，”她说。“我那天收到妈妈的信，就是圣诞贺卡。她问你好。”
“好，”哈里说。最后还是杂志赢了，他又把杂志翻开，翻到他想读的那篇文章，随意读了几行——好像只是确定一下是不是他想读的那篇——接着就掉进那篇文章里了。
麦拉就着上根香烟的烟蒂又点燃一根，拾起一本《生活周刊》，开始翻着。她不时抬起头看看他；他躺在那里，一边啃着手背上的指关节，一边看着杂志，用蜷着的那只脚的脚尖挠另一只脚的脚后跟。
余下的探访时间他们就这样打发的。快八点时，从走道那边来了一群人，说笑着推着一架有橡胶轮脚的钢琴合成器过来了——这群人是星期天晚上的红十字会节目的演出人员，巴拉彻克夫人领头，她身穿制服，是个和蔼粗壮的女人，由她演奏钢琴合成器。一个男高音推着钢琴跟在后面，他面色苍白，嘴唇总是湿乎乎的。一个臃肿的女歌手、女高音，穿着塔夫绸衣服，看上去手臂下面紧绷绷的，还有个手提公文包、表情刚毅、身体瘦弱的女低音。他们推着带轮子的钢琴靠近哈里的床边，他的床几乎就在整个病房中间。巴拉彻克夫人打开节目单。
哈里抬起头，“晚上好，巴拉彻克夫人。”
她的眼镜片闪闪发光。“今晚还好吗，哈里？今晚想不想听几首圣诞颂歌？”
“行啊，夫人。”
收音机接二连三地关上了，谈话声也静下来。但就在巴拉彻克夫人正要敲下琴键时，一个矮胖的护士插进来，穿着橡皮鞋的脚重重跺了跺走道地面，同时伸出手来挡开音乐声，她好宣布什么。巴拉彻克夫人坐下，护士伸长脖子，先对着走道这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接着又转过身，冲另一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然后她朝巴拉彻克夫人点点头，消过毒的亚麻口罩后有一丝微笑，再跺跺脚走了。经过片刻小声的商量，巴拉彻克夫人开始弹起开场曲“铃儿响叮当”，她双颊摇晃着，遮盖住离开的探访者造成的混乱，歌手们在休息，小声咳嗽；他们要等听众都安静下来后再开始。
“呀，”哈里说，“我没发现这么晚了。来，我送你到门口。”他慢慢坐起来，脚在床沿边悬空晃着。
“不，别麻烦了，哈里，”麦拉说。“你躺着别动。”
“不行，没事的，”他边说边趿拉着拖鞋。“你能把那个长袍递给我吗，亲爱的？”他站起来，她帮他穿上灯芯绒VA浴袍，那浴袍对他来说太短了。
“晚安，查恩斯先生，”麦拉说，查恩斯先生冲她咧嘴一笑，点点头，接着她向里德·奥梅拉和那个上年纪的男人道晚安。他们在走道上经过华特尔的轮椅旁时，她跟他道别。麦拉扶起哈里的胳膊，惊恐地发现胳膊那么瘦，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缓慢的步伐。会见室里，他们面对面站在一小群笨拙的访客中间。
“好了，”哈里说，“照顾好你自己，亲爱的。下周见。”
“噢—喔，”有个母亲厚实的肩膀探出屋外说，“今晚好冷。”她回身进来，朝儿子挥挥手，然后抓住丈夫胳膊，走下台阶，走上铺满雪的小路。另外有人拉住门，让它开着，好让其他访客出去，冷风都灌进房间里来，接着门又关上了，只剩哈里和麦拉在屋里。
“好了，哈里，”麦拉说，“你回去听听音乐，睡觉吧。”他站在那里，浴袍敞开着，看上去非常虚弱。她走上来，帮他掩上、理好，遮住胸口，把吊在腰间的腰带系紧。他微笑着看着她，“现在你回去吧，别感冒了。”
“好的。晚安，亲爱的。”
“晚安，”她说，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脸颊。“晚安，哈里。”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身穿系得紧紧的高腰浴袍，往病房走。她走到外面，下了台阶，突如其来的寒冷让她竖起衣服领子。马蒂的车还没来：路上空寂一片，路灯下，只有几个访客稀疏的背影艰难地朝行政大楼附近的车站走去。她把大衣又紧紧裹了裹，紧贴大楼站着，想躲开大风。
里面“铃儿响叮当”唱完了，听得到隐约的掌声，过了片刻，节目正式开始了。几个庄严的和弦在钢琴上奏响，歌声传了过来：
“听啊！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新生王，……”
麦拉嗓子眼突然给堵住了，街灯打她眼里漂过。她把半个拳头塞在嘴里，可怜地抽泣着，呼出的团团热气飘逝在黑暗里。好久好久她才停下来，每吸一下鼻子，弄出好大声音，仿佛几里远都听得到。最后，她终于平静下来，或差不多平静了；她尽量控制自己的肩膀，不要抖得太厉害，然后擤擤鼻子，扔掉手帕，公事化地啪地合上了包。
这时路尽头闪现出车灯。她跑到路上，站在大风里等着。
车里一股温暖的威士忌味道，几点樱桃红的烟头闪烁着，爱琳大声叫道，“噢—喔！快点，关上门！”
车门一关上，杰克的胳膊就搂过来，他沙哑地低声道：“你好，宝贝！”
他们都有点喝醉了；甚至马蒂也精神亢奋。“抓紧了，各位！”当他们转过行政大楼，经过圣诞树时，他大叫道，车子平稳笔直地驶出大门，加速。“各位，抓紧了！”
爱琳的脸在晃动，喋喋不休的声音从前座漂过来。“麦拉，亲爱的，听着，我们发现一个最可爱的小地方，就在路那头，有点像那种路边旅店之类的，便宜得要命！所以听着，我们想再带你去那儿喝点东西，好吗？”
“好啊，”麦拉说，“当然好。”
“我是说，我们已去过了，不管怎样，可我想你也去看看那里……马蒂，你能不能小心点！”她大笑道。“老实说，换了其他什么人，喝了他这么多酒，再开这车，我都会吓死的，你知道吗？但你永远不用为老马蒂担心。他是世界上最棒的老司机，我根本不担心他喝没喝醉。”
但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在热吻，杰克的手滑进她的大衣里，熟练地四处摸摸，又探进里面的衣服，直到握住她的乳房。“还生我气吗？宝贝？”他的嘴停在她的唇上，低声哼着。“想不想去喝一杯？”
她的手紧紧搂着他坚实的背，抱着不放，然后自己转过身，这样他的另一只手可以偷偷滑进她的大腿根部。“好的，”她低声说，“我们喝一杯，然后——”
“好的，宝贝，好的。”
“——然后，亲爱的，我们回家。”
自讨苦吃
沃特·亨德森九岁那会儿，有阵子觉得装死是最浪漫的事，小伙伴们也这样看。他们发现警察抓强盗的游戏中真正有意思的就是假装被枪打中，捧着胸口，扔掉手枪，卧倒在地。不久，大家就撇开游戏的其他部分不玩了，如选择站在哪边，偷偷摸摸地到处躲藏什么的，麻烦得很，他们只玩游戏的精华部分。结果这游戏就成了一场个人表演，几乎像门艺术。每次会有个人从山顶上冲下来，跑到指定的地方，受到伏击：许多把准备好的玩具手枪同时扣动扳机，喊哑的嗓门七嘴八舌响起——一种沙沙的“砰！砰！”轻响——这是男孩们在模仿手枪的声音。接下来，表演者要站住、转身、摆出优雅的痛苦姿势，并停留片刻，然后一头栽倒，手脚并用滚下山坡，卷起一阵尘土，最后趴倒在地，成了一具皱巴巴的尸体。然后他站起来，掸去身上的泥土，这时其他伙伴就开始评论他的形体姿势（“好极了，”或“太僵硬，”或“不太自然”），然后轮到下一个上场。这就是整个游戏了，沃特很喜欢。他个头瘦小、协调能力差，这是唯一他能胜任的、有些类似于体育运动的活动。他蜷着身子滚下山去的样子，没人能比得上他的这种狂热，他陶醉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后来，年纪大点的孩子嘲笑他们，其他孩子也慢慢厌倦了这个游戏；沃特只有勉强地加入到其他益智游戏中去，不久他也把这忘记了。
二十五年后一个五月的下午，在莱克星顿大道的办公大楼里，沃特坐在桌前假装工作，等着被解雇。他突然想起了这个游戏，而且印象鲜明。现在的沃特看上去是个沉着冷静、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身上的衣着有股东部大学的校园风，整洁的褐色头发，只是头顶有点稀疏。多年的健康让他结实了不少，虽然他的协调能力还有点小问题，但主要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像戴帽子、掏钱包、拿戏票、找零钱等，总要让他妻子停下来等他；还有，门上明明标着“拉”，他却总是用力去推。不管怎样，在办公室里，他看上去是一副整洁有能力的样子，现在没人能看得出他背后冷汗直流，也看不到他左手藏在口袋里，慢慢捻着纸板火柴，一根根撕着，弄得火柴纸板湿乎乎、黏嗒嗒，成了一团。他好几周前就明白这迟早是要发生的。今天早上，从步出电梯时起他就感觉到，就是今天了。当他的几个上司对他说，“早上好，沃特”时，他就看出了他们微笑下隐藏的一丝微弱的关切之情；下午，他从工作的格子间里往外瞟了一眼，正好与部门经理乔治·克罗威尔对了眼神。克罗威尔在他的私人办公间内，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正犹豫不决。一对上眼神克罗威尔立即一个转身，但沃特知道他在看着自己，虽然他有点烦恼，但主意已定。他肯定，几分钟之后，克罗威尔会叫他进去，公布这个消息——当然有点困难，因为克罗威尔是那种老板，总以平易近人为荣。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能顺其自然，尽可能优雅地接受。
儿时的回忆突然袭上心头，他突然想到——这让他的指甲深深掐入口袋内的纸板火柴里——顺其自然，优雅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种模式。当然无需否认，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整个青春期，他都沉溺于此，与比他强壮的男孩打架时，总是勇敢地输给对方；打橄榄球时无心恋战，心底下偷偷渴望受伤，被抬出场外（“不管怎样，你们得给亨德森这家伙一下，”高中教练曾哈哈笑着说，“他可真有点自讨苦吃”）。大学为他的这种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考试不及格，竞选落败——后来，空军又让他体面地品尝了一次被淘汰的滋味，没能进飞行军官学校。现在，看起来，他不可避免地要再体会一次了。在这份工作之前他所干的都是刚入门的活，不容易出错；遇到这个工作机会时，用克罗威尔的话说，这份工作“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好啊，”沃特曾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当他将谈话的这部分告诉他太太时，她说，“哦，太棒了！”有了这份工作，他们搬进了位于东六十街的高级公寓。近来他回家时总是一副筋疲力尽的神态，阴沉着脸宣布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她总是命令孩子们不要去打扰他（“爸爸今晚很累”），给他拿上一杯喝的，用一个妻子的小心安慰让他平静下来，尽量掩饰她的恐惧，从不猜测，至少从不显露出她在与一种慢性强迫症式的失败打交道，在与一个奇怪的小男孩爱上的崩溃心态打交道。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想——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自己之前还从没这样看待过自己。
“沃特？”
格子间的门给推开了，乔治·克罗威尔站在那里，看上去有点不太自在，“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好的，乔治。”沃特跟着他出了隔子间，穿过办公室，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保持尊严，他提醒自己。重要的是保持尊严。接着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就他们两人单独在克罗威尔铺着地毯的安静的私人办公室里了。远远地，从二十一层的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其它能听到的就是他俩的呼吸声、克罗威尔走过办公桌时鞋子的嘎吱声、他往扶手椅上坐下时，椅子发出的吱吱声。“沃特，你也拉把椅子坐下，”他说。“抽烟吗？”
“不，谢谢。”沃特坐下来，两手紧扭在一起，放在膝盖中间。
克罗威尔啪地一声合上香烟盒，把它推到一边，自己也没抽。他俯身向前，两手摊开，撑在桌上的玻璃板上。“沃特，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了吧,”他说。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有趣的是，即使早就有准备，它还是让沃特一惊。“我和哈维先生考虑了很久，我们觉得你跟不上这里的工作，我们都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对你、对我们都有利的办法是，请你走。不过，”他飞快地加上，“这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沃特。我们这里工作是非常专业的，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得心应手。特别是在你这儿，我们真的觉得你在——能力所及的位置上，会更快乐些。”
克罗威尔往后靠，抬起两手，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像骷髅的手。沃特盯着手印，被它们吸引住了，看着它们慢慢变小，消失。
“哦，”他抬起头来，说道。“你说得很对，乔治。谢谢。”
克罗威尔张开嘴充满歉意而友善地笑了。“发生这种事情，”他说，“实在太糟糕了。”他开始摸索办公桌抽屉的把手，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最难说出口的已经说了。“好了，”他说，“我们开了张支票，是你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薪水，它能给你一点——可以说是解雇费吧——让你在找到事情之前度过难关。”他递过来一个长信封。
“您真是太慷慨了，”沃特说。接着一阵沉默，沃特认识到该由他来打破这沉默，于是站起来。“好吧，乔治。我不会赖在这里的。”
克罗威尔立即起身，绕过办公台，两手都伸出来——一手握着沃特的手，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就这样走出了办公室。这姿势，看似友好，实则令人窘迫，让沃特血直涌上喉咙，有那么一刻十分难受，他以为他会哭出来。“好吧，伙计，”克罗威尔说，“祝你走运。”
“谢谢，”沃特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很平静，他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乔治。”
回他的格子间大概要走五十米的距离，沃特·亨德森颇有风度地走完了。他感觉得到，在克罗威尔眼里，他的背影相当整洁、笔直；他也意识到，在他穿行在办公桌间时，那些办公桌的主人要么不好意思地扫他一眼，要么让人感觉他们很想这样，他也知道他脸上每一个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很微妙。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摄影机从克罗威尔的角度开始往后移动，拍摄出办公室的全景，沃特的背影在画面中孤独而庄严地走过；现在是沃特的脸部特写，定格了很久，然后再给同事们转动的头几个简单的镜头（乔·科林斯看上去很担忧，弗雷德·霍尔姆斯试图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开心），接着镜头切换到沃特的角度，看到的是他的秘书玛丽那平凡、毫无疑心的脸，她手里拿着一叠他交待要打印的东西，正站在他办公桌前等他。
“我希望这可以了，亨德森先生。”
沃特接过来，扔到桌上。“别管它了，玛丽，”他说。“你瞧，接下来你还是歇着吧，明天早上去找人事经理。他们会给你安排份新工作的。我被解雇了。”
她听后脸上展露出一丝略带疑惑的笑——她以为他在开玩笑——但她马上脸色发白，有点哆嗦。她还很年轻，人也不太机灵；秘书学校里可从没人教过她，老板也可能被解雇。“为什么，这太可怕了。亨德森先生。我——呃，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噢，我不知道，”他说。“有许多小理由，我猜。”他在不停地打开、合上抽屉，清理他的东西。没有多少东西：一沓从前的私人信件，一支干了的自来水笔，一个没有打火石的打火机，半块包着的巧克力。她在边上看着他将这些物品一一清点出来，装在口袋里，他意识到这些物品让她十分伤感，他觉得要保持尊严，便挺直腰，转身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带上。
“对你不会有影响的，玛丽，”他说。“他们早上会给你安排新工作。好了——”他伸出手，“祝你好运。”
“谢谢你；你也是。好，那么，晚安”——她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手指甲被咬得歪歪斜斜的，笑得不太肯定。“我的意思是，再见，亨德森先生。”
接下来的场景发生在自动饮水机旁。当沃特走近乔·科林斯身边时，科林斯冷静的双眼充满同情。
“乔，”沃特说。“我走了。被开掉了。”
“不！”但科林斯震惊的表情只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它不可能是吃惊。“天啊，沃特，这些人可真见鬼！”
弗雷德·霍尔姆斯插话了，语调低沉，十分遗憾，显然这个消息让他很满意：“呀，伙计，真他妈遗憾。”
他们一路跟着沃特到了电梯口，他按了“下行”键；人们突然从各个角落冲向他，他们脸因悲伤而僵硬，他们的手都伸了出来。
“太遗憾了，沃特……”
“好运，伙计……”
“保持联系，好吗，沃特？……”
点头、微笑、握手，沃特不停地说，“谢谢，”“再见，”还有“我当然会的”；这时红灯亮了，随着叮的一声电梯到了！几秒钟之内，电梯门缓缓地滑开，操作员的声音在说，“下行的！”他退进电梯里，微笑定格在脸上，朝那些热情的、表情丰富的脸，自信地鞠了一躬，这个场景最后以电梯门缓缓合上、关紧而告终，电梯在沉默里一路下行。
下来时，他和一位脸色红润，目光明亮，十分快乐的男子并排站着；直到他走到大街上，飞快地走着，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享受刚才的表演。
这个想法让他吃惊，脚步也放慢下来，他在一幢建筑物前停下，站了大半分钟。头皮在帽子下阵阵发痒，手指开始摸索着领结和大衣的钮扣。他好像因做了什么隐晦而可耻的勾当，十分震惊，自己从没这般无助，这般害怕过。
接着他又猛然做出一连串举动，理理帽子，动动下巴，在人行道上跺着两脚，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忙于工作，匆忙急躁的样子。如果有人下午在莱克星顿大道上想要分析自己的心理，那他简直疯了。唯一可做的是马上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找工作。
他又停下来，四处看看，发现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现在上四十街，在有花店和出租汽车站的拐角上，来往行人衣着光鲜，英姿勃勃，走在春天明媚的大街上。他首先需要一部电话，他冲过街对面，走进一家杂货店，穿过香皂、香水、调味番茄汁和火腿的混合气味，来到后面墙边的一排电话亭边；掏出地址簿，找到记有几家职业中介电话号码的那一页，他已在那几家中介那里填过登记表；接着他准备好零钱，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了。
但是所有中介说的话都相同：眼下没有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他们的电话通知，就是去他们公司也没用。当他打完一圈电话，他又到处摸索地址簿，想找一个熟人的电话号码，那人以前跟他说过，他们公司可能很快就会有个合适他的职位空出来。可是小本本不在他的内口袋里；手又伸到大衣的另一个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找，手肘挤在电话亭的墙上生疼，但找到的只有那沓旧信件和他办公桌里的那块巧克力。他嘴里咒骂着，把巧克力扔到地上，好像它是香烟头，还踩上几脚。电话亭里的这些动作让他发热、呼吸急促。就在他开始头晕时，突然看见地址簿就在他前面，在投币箱顶上，是他自己放在那里的。他一只手哆嗦着拨着号码，另一只手扯开衣领，脖子上早已汗津津了，等他张口说话时，声音听上去已像个虚弱而焦急的乞丐。
“杰克，”他说。“我想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前阵子说过的那个职位空出来了吗？”
“什么空出来？”
“职位。你知道。你说你们公司可能会有个工作——”
“噢，那个呀。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沃特。如果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
“好吧，杰克。”他推开电话亭的门，靠在押花锡墙上，对着迎面而来的一股新鲜空气，大口喘着气。“我以为你可能忘了这事，”他说。现在声音几乎正常了。“抱歉打扰你了。”
“见鬼，没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热情的声音。“你怎么啦，伙计？是不是你那儿有什么麻烦？”
“噢，没有，”沃特发现自己在这样说，他马上为此高兴起来。他几乎从没撒过谎，现在吃惊地发现原来撒谎竟这样简单。他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自信了。“没什么困难。我在这里很好，杰克。我只是不想——你知道，我以为你可能忘了，仅此而已。家里还好吧？”
电话打完后，他觉得除了回家无事可干，但还是在敞开着门的电话亭里坐了好一会儿，脚一直伸到杂货店的地面上去了，直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谨慎的笑容，这微笑渐渐消蚀，脸上又恢复了正常表情。刚才那么容易地说谎让他有了个主意，他想来想去，这主意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颇具革命性的决定了。
他不告诉妻子。走运的话，这个月他可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同时，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自己独个儿承受困难。今晚，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要说，“啊，还好，”他甚至会说，“不错。”早上他要在平时同样的时候出门，在外面呆上一整天，找到工作前他要一直这样。
他想起“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几个词，在电话亭里，除了这个决心外他还有好多方法让自己振作起来，收拾好硬币，理直领带，走到外面的大街上：颇有一点高贵气度。
在按时回家前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掉，他发现自己正沿着四十二大街往西走时，决定去公共图书馆消磨这几个小时。他费力地爬上宽宽的石头台阶，一会儿就置身于阅览室，在翻阅去年生活杂志的合订本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的计划，扩充它，让它更完美。
他显然知道，日复一日的欺骗可不容易。这需要罪犯般保持持续的警惕与狡诈。可是不正是因为计划如此困难才显出这样做的价值么？最后，当一切结束后，他会告诉妻子。这可是对每分钟的严酷考验的回报。他知道在他告诉她时，她会怎样看着他——开始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然后，慢慢地，她眼中会逐渐浮现出多年没有过的一丝尊敬。
“你是说这么久你一直独自承受着？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沃特？”
“噢，”他会很随意地说，甚至会耸耸肩，“我觉得没必要让你操心。”
到时间得离开图书馆了，他在入口处晃荡了一会，深深吸了口烟，看着下面五点钟拥挤的交通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个场景让他产生了别样的怀旧之情。就是在这里，五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和妻子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你能在图书馆台阶最上面等我吗？”那天早上她在电话里问了好几遍，直到好几个月后，在他们结婚后，他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约会地点。当他问起时，她朝他笑了。“去那里当然不太方便——可正是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在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情况确实是那样。那天他提早十分钟从办公室溜出来，急冲冲赶到中央火车站，在明亮的地下更衣室里梳洗一番，还刮了胡子；那个年老矮胖、行动迟缓的服务员接过他的衣服，熨烫时，他直等得不耐烦。接着，给了那服务员一笔不菲的、自己平时难以承受的小费后，他向外冲出去，上到四十二街，当他大步经过鞋店和饮料店时，紧张得喘不上气，他一阵风似的在慢得无法忍受的人群中穿插，他们可不知道他的任务有多紧急。他害怕迟到，甚至还有点担心这是她耍的花招，她根本不会在那里等他。但当他走到第五大道，远远就看到她高高地站在那里，一个人，站在图书馆台阶的最上头，穿着件黑色大衣——身段苗条、黑色头发光彩夺目。
于是他放慢脚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故作悠闲地穿过大街，步履像运动员般轻松随意，没人想得到他几小时前还那样着急，为了这一刻，连日来的设计、谋划还是值得的。
他相信她看得到他走过来。他抬起头来看她，她笑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但肯定这是她第一次特意为他这样笑。他胸口里有股暖流穿过。现在他已不记得他们见面打招呼时说了些什么 ，但他记得很清楚他们很投缘，一开始就很好——她大大的双眸望着他，他正想要她那样看着他。他说的那些话，不管是什么，都给她留下机智幽默的印象，而她说的话，或她说话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比以前都要高大、强壮、肩膀比以前要宽阔得多。当他们一起转身，走下台阶时，他紧紧抓着她的手臂，领着她，每走一步，他感觉到她的胸脯在他手背后轻轻跳动。夜晚来了，夜色在他们脚下铺开，在等着他们，它长得不可思议，浓得不可思议，昭示着他们的美好前途。
现在他一个人走下台阶，发现回顾过去，让他更快乐了。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拒绝了失败的可能性，他赢了。他穿过大道，沿着四十二街缓缓的斜坡往回走时，其他的回忆也涌出来：那天晚上他们也走了这条路，走到巴尔的摩去喝点东西，他还记得在鸡尾酒吧里她坐在圆沙发椅上，酒吧里半明半暗，她靠着他，当他帮她脱大衣袖子时，她身子向前扭动，然后往后一靠，长发往后一甩，她举起酒杯，搁到唇边，同时向他飞了一个媚眼。过了一会，她说，“噢，我们去河边走走吧——我喜欢一天当中这个时候的河边，”他们离开酒店，走向河边。现在他也往那边走去，走过叮叮当当的第三大道，朝都铎城走去——那段路好像很长——直到他站在小栏杆边，俯看着东河道上光滑锃亮的车群，灰色的河水在它旁边缓缓地流着。就是在那儿，在皇后区灰暗的天空下有艘拖船轰鸣，他把她拉过来，第一次吻了她。现在，他转过身来，俨然是个焕然一新的男人，动身，回家。
他走进家门，第一件刺激他的事便是闻到了芽甘蓝香味。孩子们还在厨房里吃晚餐：他在盘子的叮当声里听得到他们大声咕哝着，还有妻子哄他们吃饭的声音，话语里透着疲劳。他关上门，就听到她在说，“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开始叫着，“爸爸！爸爸！”
他小心地取下帽子，放在门厅的壁柜里，刚转身，她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擦手，疲惫地笑着。“第一次准时回家，”她说。“我真担心你今晚又加班。”
“不，”他说。“我今晚不用加班。”他听着自己的说话声，古怪又陌生，在他耳朵里放大了好几倍，好像在一间有回响的房间里说话。
“你看上去很累，沃特。怎么累成这样了。”
“走路回家的，就这样。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都还好吧？”
“噢，还好。”可她自己看上去也累得够呛。
他们一起走进厨房，他立刻感到被厨房的湿润明亮给包围住，陷在这湿润明亮之中了。他的眼睛忧郁地扫过牛奶盒、蛋黄酱罐子，汤盆和麦片盒，窗沿上桃子摆成一线，还没熟，两个孩子柔弱娇嫩，叽叽喳喳说着话，小脸蛋上沾着点土豆泥。
进到卫生间，情况好多了。他在卫生间里呆了好久，远远超出洗洗手准备吃晚餐所需的时间。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自己再单独呆上一会，他往脸上浇点冷水让自己振奋一点；唯一的干扰是妻子对大儿子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好了，安德鲁·亨德森。今晚你不吃完所有的奶油蛋糕，你就没有故事听。”不多久，传来刮盘子，叠盘子的声音，孩子们吃完晚饭了。又是一阵趿拉趿拉的鞋子声、摔门声，他们给放回自己房间，洗澡前要在那里玩上一小时。
沃特仔细擦干双手；走回起居室的沙发处，拿了一本杂志就窝在那里，他缓缓地、深长地吸了一口气，自己控制得还不错。没多久，她走进来，围裙已取下来，补了唇膏，还带着一只装满冰块的鸡尾酒大杯。“哎，”她叹了口气说。“谢天谢地，总算忙完了。现在可以安静会儿了。”
“我要喝点酒，亲爱的，”他一跃而起，说道。他希望他的声音听上去正常，但还是像在回音室里一样发出翁鸣声。
“不行，”她命令道。“你该好好坐着，让我来伺候你。你回家时看起来那么疲劳。今天过得怎么样，沃特？”
“噢，还行吧，”他说，又坐了下来。“挺好的。”他看着她量好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的份量，把它们倒进鸡尾酒杯里，搅动起来，手法简洁迅速，然后摆好托盘，端着它从房间那头走过来。
“给，”她紧挨着他坐下来，说，“能劳你大驾吗，亲爱的？”他往冰冷的杯子里倒好酒，她举起手中酒杯，说，“噢，太好了，干杯。”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严母的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这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晚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仔细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看她的脸，他才能看到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酒开始起作用了。他呷了一小口冰凉的酒，开始很苦，但让他平静下来，手里的杯子看上去深得让人安心。他又呷了一两口，才敢看她，看她时目光鼓舞人心。她的微笑里几乎没有一丝紧张情绪，不久他们就像一对快乐的情侣放松地聊起来了。
“噢，这样坐下来，完全放松，多美啊！”她把头埋到沙发靠枕里说。“星期五的晚上多么可爱啊！”
“当然，”他说，但是立即把头埋在酒杯里来掩饰自己的惊慌。星期五晚上！这意味着还要过两天他才能出去找工作——两天囚禁在这温柔的家中，或在公园里骑三轮脚踏车，吃冰棍，根本不可能摆脱他的秘密。“真好笑，”他说，“我几乎都忘了这是星期五了。”
“噢，你怎么能忘掉？”她极享受地缩进沙发里。“我天天都盼着这一天。再给我倒一点，亲爱的，我又得干活去了。”
他又给她倒了点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他的手直哆嗦，洒出来几滴，但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没意识到他的回答越来越干巴巴，只有她自己在说话了。她回去干活了，往烤肉上抹油，给孩子们洗澡，收拾房间准备睡觉时，沃尔特坐在那里，杜松子酒的沉醉让他的思维滑入混乱之中。只有一个思绪浮现出来，自己只有一个建议，像酒般冰凉清冽，一次次冒到嘴边：挺住。无论她说什么，无论今晚或明天或后天发生什么，一定要挺住。挺住。
但是随着孩子们洗澡时泼水的声音飘进房间，挺住越来越不容易；到他们给领进房来说晚安时挺住可更难了。孩子们手里抱着泰迪熊，穿着干净的睡衣，小脸亮光光的，一股香皂的清香味，看到这一切之后简直不可能再在沙发上坐得住。他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香烟一根又一根地抽。听着隔壁房间里，妻子在绘声绘色地念着睡前故事，声音清晰：“你可以走进田野，也可以走小路，但千万不要走进麦克格里高的花园……”
她将身后孩子房间的门关上后，又走进来，看见他站在窗边，像一尊悲哀的雕像，望着下面黑漆漆的院子。“怎么啦，沃特？”
他转身过来，咧开嘴假笑一下。“没什么，”声音还是有空洞的回音，电影摄影机又开始转动了。是他紧张的脸部特写镜头，接着切换到她这里，观察她的行动，她站在咖啡桌边，找东西。
“嗯，”她说。“我打算先抽支烟，再端菜上桌。”她又坐下来——这次没有往后靠，也没有笑，这是她忙碌、端菜上桌时的表情。“沃特，你有火柴吗？”
“有。”他走过来，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好似给她他珍藏了一天的东西。
“天啊，”她说。“看看这些火柴。它们怎么啦？”
“火柴？”他盯着那糊作一团，扭成一堆的纸板火柴，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肯定是把它们撕了什么的，”他说。“紧张时的习惯。”
“谢谢，”她接过他颤抖的手递过来的火，她睁大眼睛、严肃地盯着他。“沃特，出什么事了，是吗？”
“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什么——”
“说实话。是工作上的吗？是不是——你上周担心的？我是说，今天出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他们可能——克罗威尔说什么了吗？告诉我。”她脸上的细纹似乎更深了。她看上去那么严肃，有魄力，突然老了许多，也不再美丽——一个惯于处理紧急事件，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女人。
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上停下脚步，身体好像变得僵硬，一个受伤的男人，把自己拼凑起来；他转过身，面对她，想朝她忧郁地淡然一笑。
“嗯，亲爱的——”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出来，摸着衬衣中间的钮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颓然地向后倒进椅子里，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优雅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