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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不倒的李鸿章

作者:胡以贵(清)
栏目:人物.传记
类别:古典
大小:417KB
评价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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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节选

书籍章节作者介绍
  序 言
  行高于人,在让人侧目的同时,也让人难懂。
  李鸿章就是一个很难懂的人。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因为看到清末不平等条约上“李鸿章”这三个字,就把他定义为“卖国贼”。然后根据李鸿章在镇压清末农民起义中的表现,就把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起定义为“刽子手”。
  历史往往会用简单的表象掩盖真实,李鸿章就这样中了枪。
  中枪,对李鸿章来讲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在朝廷中,他不断地中政敌的枪;在与外国人的谈判中,他中了日本人的枪……
  从政四十年,李鸿章遭遇创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或是小人告密,或是上司打压。一次次的背叛与陷害,一次次的政治风暴,身处政治旋涡中的李鸿章,却总能独立中流,屹立不倒。
  “枪打出头鸟”, 李鸿章是一个要做事的人,所以,中枪也就在所难免。
  李鸿章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依然屹立清末政坛四十载而不倒,成就了一段政坛不倒翁的传奇。
  李鸿章出身于官宦之家,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但时运不济,年轻的李鸿章一直抑郁不得志。后得其师曾国藩之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青云直上,开始了其四十年政坛不倒的传奇经历。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二十五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等,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代名臣。
  李鸿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办洋务,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李鸿章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
  李鸿章还排除重重阻力修铁路、办电报局……
  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局限,李鸿章也是如此。由于局限,他不能对清王朝进行彻底的改变,对此,李鸿章很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山河残破,强敌窥伺,李鸿章独力难撑大清的危局。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真实感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无奈地倒下了,他是被岁月击倒的,而不是被政敌打倒的,他没有被列强吓倒,更没有被困难压倒。他,死不瞑目。
  


第一章 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立于不倒之地
  1.师从曾国藩,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
  武学讲门派,学术讲渊源。师承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为师承关系既是思想高度的标志,更是人脉实力的代表。
  在所有的师承关系当中,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李鸿章之所以能屹立于清朝政坛数十年而不倒,与其师从曾国藩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
  “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李鸿章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曾国藩对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也知道李鸿章有很多毛病,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些毛病,曾国藩费了不少脑筋。曾国藩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李鸿章却不喜欢条款约束。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入湘军大营,有次居然装病不起床。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规定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安排李元度、左宗棠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曾国藩多次耳提面命: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这段经历,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这一段经历,让李鸿章慢慢成熟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还远不止如此,李鸿章真正的机会也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曾国藩把李鸿章不仅扶上了马,还送了一程。
  1858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已经失去。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派出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于是,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与组建淮军。
  淮军首批四营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查,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让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也许这时,还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支淮军后来成为李鸿章最终驰骋天下的资本。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传奇。虽然,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这都不能否认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襄助之情。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李鸿章很多自身缺陷,曾国藩“忠信笃敬”的经世理念,也让李鸿章收获甚大。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却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也曾悉心提点,嘱托“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教诲牢记于心,并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其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不倒,在内忧外患中支撑着大清的危局的重要原因。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对于曾国藩的逝去,李鸿章的悲哀之情表露无遗,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赞扬了曾国藩的功业,这种悲哀也是对曾国藩师恩之情的最好表达: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曾国藩助李鸿章青云直上,也是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官场上不遗余力地扶持,而这一切,都是李鸿章以后屹立于官场不倒的深厚基础。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在官场上,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前提。晚清政坛的帮派更为明显。不仅大臣之间有帮派,就连最高统治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帮派之争,这让李鸿章很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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