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长安
第1节：末代君主和亡国令(1)
　　罗马，长安，谁更光芒万丈
　　我希望历史能治愈病态的心灵，
　　至少提醒我们往昔的荣耀，
　　让我们意识到目前的堕落。
　　——狄特　李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末代君主和亡国令
　　一千多年前的春天，大唐帝国，这个人们心目中伟大的长安帝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凌沧洲先生将定都长安的两个古中国王朝——汉朝和唐朝一并称之为长安帝国。这一重新命名，既是为了叙事方便，也是为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公元907年3月27日，长安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李柷下达诏令：“那大统的尊严，神器的沉重，如果不是德行充盈于宇宙，功劳拯救了黎民，有虞舜夏禹的功业成绩，有和恰帝王事业的才能，可替代皇天的功劳，又怎么去统治天下，照耀八方呢！”

　　这时，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一百余年异族的洗劫，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帝国的资源与古老遗产已经耗尽。曾经是黄巢部将后来又投降唐朝的将领朱温控制了朝廷和局面，劝进和篡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百官对帝国不无留恋，当皇帝二月初五诏令文武百官初七一起赴元帅朱温府上时，百官拒绝了；尽管朱温假意推托，但是明白大势已去的皇帝不得不亲手终结了这个曾经煊赫几世纪、威震东方的王朝和帝国。

　　你可曾见到一个皇上拍臣子马屁的文章？
　　李柷的诏令是这样奉承梁王朱温这个暴君和独夫的：“元帅梁王，有皇帝的面相，祥瑞的资质，具备非凡的才能，以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武功平定了寰宇，以宽厚的恩泽和深沉的仁义抚慰了华夏。神圣的功勋，伟大的品德，空前绝后……二十年的功业，亿万民众的推崇，近处没有不同意见，远方也无不同声音。……帝政不可以久空，天命不可以久违，神人同心，归向有德者。我虔敬地把天下禅让给圣君……我放下这沉重的包袱，永为客卿，能够侍奉新朝，我既欣然又安慰。”

　　这真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的典型案例。
　　莎士比亚描写过失去王位的国君的痛苦，理查三世是这样不情愿地把王冠交给篡位者的：
　　把王冠给我。这儿，贤弟，把王冠拿住了；这边是我的手，那边是你的手。现在这一顶黄金的宝冠就像一口深井，两个吊桶一上一下地向这井中汲水；那空的一桶总是在空中跳跃，满的一桶却在底下不给人瞧见；我就是那下面的吊桶，充满着泪水，在那儿饮泣吞声，你却在高空之中顾盼自雄。

　　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我瞧不清这纸上的文字；可是眼泪并没有使我完全盲目，我还看得见这儿一群叛徒们的面貌。哦，要是我把我的眼睛转向着自己，我会发现自己也是叛徒的同党，因为我曾经亲自答应把一个君王的庄严供人凌辱，造成这种尊卑倒置、主奴易位、君臣失序、朝野混淆的现象。……把镜子给我，我要借着它阅读我自己。还不曾有深一些的皱纹吗？悲哀把这许多打击加在我的脸上，却没有留下深刻的伤痕吗？啊，谄媚的镜子！正像在我荣盛的时候跟随我的那些人一样，你欺骗了我。这就是每天有一万个人托庇于他的广厦之下的那张脸吗？这就是像太阳一般使人不敢仰视的那张脸吗？这就是曾经“赏脸”给许多荒唐的愚行、最后却在波林勃洛克之前黯然失色的那张脸吗？一道脆弱的光辉闪耀在这脸上，这脸儿也正像不可恃的荣光一般脆弱，（以镜猛掷地上）瞧它经不起用力一掷，就碎成片片了。沉默的国王，注意这一场小小的游戏中所含的教训吧，瞧我的悲哀怎样在片刻之间毁灭了我的容颜。

　　帝国的王位仿佛是一场破碎的镜子游戏，只有从权力高空坠落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人生的极度幻灭。
　　理查三世和长安帝国的末代君王，在逊位时都有类似的愁苦，只是理查三世有诗人和戏剧家把他的痛苦描绘出来，而唐哀帝的悲哀只能从历史的遗迹中探查蛛丝马迹了。

　　一年之后，如同理查三世要被人毒死一样，李柷也没能逃过篡位者的毒手，最终还是被朱温谋杀。
　　这是908年春天，一个末代君王的死去，标志着一个强盛帝国的死亡，一个文明的衰败的开始。以后再要看长安帝国，就得到帝国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中去看，到博物馆中去看。长安帝国后的宋朝和明朝，颇有点类似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拜占庭帝国。

　　长安帝国末代君王退位的907年，中国的北部边疆，一个少数民族正奇迹般地崛起，契丹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称王，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格局中正式扮演逐鹿者的角色。自此以后，汉唐的强盛岁月不再，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一再南下，直至吞没、征服并改变这个曾经辉煌的中原文明。


第2节：末代君主和亡国令(2)
　　长安与罗马的权力与荣耀
　　当我们拂去一千年的历史尘埃，沿着历史汹涌的大河逆流而上时，我们看到了帝国权力与荣耀的时刻，它的文明的辉煌——经济的繁荣，胸怀的博大，文化的精美，军事的强盛……以及帝国臣民在其青年和壮年时代焕发出的活力和创造力，即使是像我这样一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也为此改变观念。

　　比起罗马帝国的民众喜爱看角斗场上奴隶、罪犯、蛮夷与野兽的厮杀，比起罗马的嗜血、贪婪与残暴，长安帝国的文化凸显出其人文关怀的一面，帝国的诗人们虽然也常作“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之类的豪语，但大多是反战主义者，看看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作品就知道，帝国诗人对扩张领土、掠夺财富似乎并不感兴趣，“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无论我们的帝国诗人是歌颂帝国军队的伐边，还是以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来谴责战争，长安帝国开疆拓土的冲力都势不可挡。这是帝国的壮年时代，活力无穷，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帝国的权力和荣耀如日中天。不断地扩展领土，不断地击败周边外族，不断地进行灭国之战。

　　630年，张宝相活捉突厥颉利可汗，长安帝国欢欣雀跃。
　　635年，李靖、侯君集等将领大破吐谷浑，捉住吐谷浑名王20人。
　　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王国，活捉高昌国王。
　　641年，李勣大破薛延陀率领的同罗、仆固、回纥、靺鞨等联军。
　　644年，郭孝恪消灭了焉耆，活捉焉耆王突骑支。
　　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统领六军从洛阳出发东征高丽。农历4月，在幽州城，用酒肉款待六军。5月17日，皇帝亲率精锐骑兵与李勣会合包围辽东城，借助大风发火箭，待城上的房屋都烧光后，指挥战士登城，攻克了辽东城。

　　648年，王玄策打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活捉其国王、王妃、王子等人，掳获一万两千人，牛马两万多匹送到长安宫阙。
　　同年闰12月，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50个城池，活捉龟兹王。龟兹平定，西域震惊。第二年春正月初六，俘获的龟兹王和其大臣，被献到社庙以祭祀土神。

　　658年，大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的军队。贺鲁逃往石国，副将萧嗣业追上将其抓获，俘获贺鲁人畜共40多万。
　　660年，苏定方向东讨伐平定百济，11月，在则天门上献俘。
　　668年，李勣攻破高丽，攻克平壤城，活捉高丽王和大臣多人回朝。高丽全境投降，投降城池170个，697
000户，帝国将高丽之地设置为安东都护府，分别设置42个州。
　　679～681年，帝国军队继续在西部征讨，裴行俭多次击败西突厥，仅681年9月，就在长安的街市上，斩杀了突厥首领阿史那伏念及其高官等54人。

　　帝国扩张的态势延至8世纪,729年，帝国军队向南，攻克昆明城。（以上均出自《旧唐书》）
　　8世纪后，在帝国经历了若干年的好运后，危机即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