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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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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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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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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
　　但反过来，只要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他就注定要以消灭红军和清除各种地方势力为首要目的，为此不仅要暂时牺牲中国东北等地的领土主权，而且必然要想方设法通过派遣东北军剿共，来调散和削弱当时最具实力的地方势力东北军，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逐渐产生反感。只要存在这种情况，而中共又改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它就必定会注意到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这种矛盾。一旦注意到这种矛盾，那么西安事变或者其他什么更严重事变的发生，多半也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和矛盾。
　　不管历史现象的本身有多么复杂和矛盾，也不管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过以上所举的事实与逻辑，就不难得出结论：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的影响并有中共的作用在其中的。因此，要谈论西安事变，不能不谈论中共，不能不注意中共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策及其变化。而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的所有步骤，都是从他和红军在陕北接触以后开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西安事变的由来，不能不说明中共为什么会到西北地区来，又是怎样和张学良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的？
　　中共和红军为什么会到西北来呢？这件事大概很容易回答。因为中共和红军一步步从比较富庶的中国南方退向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基于安内攘外政策，必欲消灭红军，至少也是要把红军赶出中国心脏地带，因此其频频围剿和进攻，弄得力量本来就弱小的红军越来越难以在南方安身。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当时的政策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致使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这也就是说，即使那个时候中共与张学良有所接触，事情也搞不成后来那个样子。因为在1933－1934年间，中共和红军至少曾经有过两次十分类似的机会可以和国民党反蒋派结成较大规模的反蒋联盟，结果却一事无成。第一次发生在1933年，冯玉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员远比后来张学良在西北时吸收的多；另一次是稍晚些时候，即1933年底至1934年初第十九路军将领揭旗反蒋和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那时与之毗邻的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曾经与之形成了同样的反蒋协定。但这两次机会中共都没有抓住。因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主张坚持泾渭分明的阶级路线，反对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真诚的统战关系，只想暂时利用这些上层人物来夺取他们的军队。结果，不仅这些反蒋派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各个击破，中共红军也因孤立无援而无法继续在南方各个根据地立足，最后损兵折将，不得不开始了后人所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关红军长征的实际距离，近十几年来陆续有海内外人士进行过具体的考证，以至如今说法不一，这里仅系沿用习惯用语而已。
　　长征，固然是中共此前政策、观念及其军事路线诸多错误的结果，但它恰恰是我们了解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一个必要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导致西安事变一切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是从长征开始生长起来的。表面看起来，长征以后的国共力量对比越来越对中共不利，红军的生存甚至都危在旦夕，然而正是由于中共为了自身生存而退向西北，寻求苏联帮助，得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统战政策的指示，又恰巧与因急于抗日、收复东北，而对蒋心存不满的张学良东北军相逢，两相结合，这才造成了石破惊天的大举动，迫使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的蒋介石最终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历史的天平也由此竟渐渐转向了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可见，谈论西安事变，确实应该了解红军是怎样来到西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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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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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是1934年10月的事情。当时，在经过多年的鏖战之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南京国民党集团终于占领了共产党在中国南方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迫使共产党的军队从此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向西南偏远地区转移。
　　不过，率先退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的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共产党的这支部队原先经营着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北临淮河，西抵京汉铁路，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该部还在1932年就因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辗转退入四川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据地。几乎同时退向西南地区的是曾经营着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第3军，它在被迫离开湘鄂西之后，转战将近两年之久，终于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块根据地。随后进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经长期坚持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军第6军团，它于1934年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西征，一方面为中央红军向西退却探索道路，另一方面准备会合红3军后回师接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所谓西南地区，主要指的是云、贵、桂、川、康五省区。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
　　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及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红军之所以纷纷退向西南地区，都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些条件。既然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再也无法坚持下去，而国民党南京政府这时又同历届中央政府一样，尚无迅速实现一统天下之能力，到远离南京政府统治圈以外的地区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红军实力的一种好办法。
　　其实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在高度重视中国红军及其生存发展的条件问题了。他不仅明确肯定红军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质及人力资源充足的地区来作为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据此向外发展。因此，他并不看好靠近沿海地区和中国心脏地区的南方各根据地，而是看中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过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应当注意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1933年3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针对鄂豫皖根据地陷落和红军转入四川盆地一事，又一次特别强调了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重要意义。指示称：“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
　　四川地处西南，四面环山，其中心却是一块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向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由于这里与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岭与大巴山让人望而生畏的险关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险滩的滚滚长江，因此一旦占领了四川，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因远离南京，不致成年累月地陷于战争之中，红军应当容易实现长期稳定的割据局面。但是，中共以往在四川的力量较少，影响甚微，而红军又过于分散，战事不断，为保卫原有的各个根据地尚且自顾不暇，鲜能集中力量向西南四川来发展。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完全转变急于按照欧洲革命的模式，通过夺取或占领中心城市来迅速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观念，因此，他们始终把远去西南看成是远离中国革命的中心，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退缩、逃跑行为。即使中央红军被迫决定退出江西苏区，转向西南，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黔东的湘西山区，并没有长驱四川的打算。只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即经过11月西渡湘江的战役之后，8万中央红军一战竟只剩下不足4万人，西去湘西会合红军第2、第6军团已无可能，中共中央这才决定向川黔边发展，由此也才有了在四川附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仍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向西或西南方向撤退了。
　　退向西南，本来就是迫不得已之举，因此是否继续西去，其实并不取决于红军本身的愿望如何，而要看国民党的力量如何。南京政府过去兵不及西南无非囿于二因：一是中心地区尚未巩固，战事频仍，无多兵可调；二是西南各省军阀名义上均已归顺南京，师出无名。如今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机会。结果，不仅便利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借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而且熟悉红军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与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军队合为一气，使中央红军更处于绝对劣势，情况并没有像斯大林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容易在此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