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若干阵痛，《蒋经国传》终于平安降世。
全书1－15章，大致和一九七五年的版本相同。两相对照，当会发现我用过很大的工夫，添进很多新的资料重新写过，如《教育长、主任》和《戡建大队》两章，旧书里根本找不到。
盛岳著的《孙逸仙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甫行出版），我埋首疾书时，尚闻此未闻。蔡省三、曹云霞夫妇著的《赣南怀旧录》和《蒋经国系史话》，纷纷于七十年代后期出版，比《蒋经国传》旧版问世迟了五年。
杭州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了解经国先生家世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史料。幸从香港《镜报月刊》中，获得一些片段，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传统，但寻觅原书的努力，却并不顺利。
经国的俄文名字尼古拉，和英法联军时候沙皇的驻华大使Nikolai Lgnatiev同名，当然，那是一种巧合，据苏联人说，尼古拉这个名字非常通俗，但在窦奠安(Tillmun Durdin)的文章发表之前，则一无所知。
资料收集，本来不易，严谨的作者，钻进档案室，故纸堆里，经年累月，皓首穷经，如吴晗的《朱元璋传》，罗勃·麦西(Robert K. Mussie)的《尼古拉斯和亚力山大》（Nicholas and Alexundeu），所阅读过的书籍，引用的参考资料。如非穷数载之功，潜心钻研，出产的成果决难如此扎实。
很惭愧，处我过去和现在的环境下，力不从心。也许，久远的将来，亦难如愿。
我曾经想去苏联，从第三国际的档案中，为本书一些史实上的疑点，寻搜确切的答案。真正负责任的史学作者，亦该如斯，但只是想想而已，一来，苏联当局不可能那样慷慨，二来，我也没有那种财力。
从15章开始，是经国到台湾的一段。凡是五十岁左右的读者，对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人物，大都熟悉，因此，有亲切感。可是，距离太近，着笔反而不易。
（1）很多史料，因经国尚健在，尚当权，参与的当事人，明哲保身，不愿招揽是非，或有利害关系，多半持观望态度，暂时按兵不动，如一位当年参与孙立人戎幕的xxx，提到孙将军被黜事件，马上效金人三缄其口，可靠的信史，得来不易。
(2)和上列情况相反，小道消息特多，而且，人言言殊，言之凿凿。贸然引用，违背作者的初衷，弃而不顾，读者失望。
举例如毛人风去世这件小事，我引用《程一鸣的回忆》，说他因疗病的，但Y君和毛公子相识，指系打麻将时，摸清一色，过分兴奋而心脏停止跳动，经过再查证，X将军在毛死前，曾往病榻前探视，Y君的说法只好推翻。
好几个高手．指陈十五章后，有松散现象，我自己有同感不如《孙立人乓变芬一章，除以官方发表的九人小组的报告作基础，检查事件真伪，再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连巧妇的手艺也没有，那就难上加难。
我读研究院时，虽受过治学和治史的训练，这方面的兴趣是我多年不变的嗜好，但我的职业，并不允许好整以暇，仅能在工余，进图书馆，记卡片、寻资料，再作消化整理。
有时候边写边登，边进图书馆，边搜索枮瞻，为下一章预作准备，这种苦况，是拿到墓金会资助的学者专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有人常问我：“你见过经国光生吗？你和他认识吗？”写传记，能和当事人有接触的机会，自然再好没有。学生时代，我平均一周看到他两次，听他演讲，不计其数，和他交谈，那是一九七 年，在白莱尔宾馆的早餐席上、寒暄几句漠相干的话而已，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并不认识我。
本书写作，全凭资料，用我自己的观点，加以阐释剖析，尽量做到客观冷静，但是，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各人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同样的事件，往往有种小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论。
案蒋先生的书，除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外作家不同的著述，已有九本之多，写经国的，除此一本，别无他册（指严肃的传记而言），按理，行政院新闻局有责任，为他出一本官方的传记，是宋楚瑜不热心？还是奉指示。蒋总统不作个人宣传？迄今，还是无法揭晓的谜。
官方出的《蒋经国传》难免宣传意味太重。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面世。
《论坛报》连载本书期间，备尽困扰，很多无谓的谣传误会，围绕着它人作题川，现在该书完成出版，希望一切随之澄清，水落石出。
下列好友，特此致谢，没有他（她）们的鼓励支持，本书之写作，将不会如此顺利，他（她）们是加州大学的陈治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张富美博士、陈鼓应、戴国辉、谢善元教授和何明修博士。
本书所引史料的错误，欢迎读者来函指教，俾可再版时，予以更正。
过去半年，我的岳母崔余育女士一再从旁鼓励督促、内人崔蓉芝为我改正错字，提供修改意见，她扮演着一位最认真的读者（critica reader）为了她们的心血，特此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