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
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
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
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
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八年，一个抗日战争都打胜利了，可抗日战争中曾立下不朽战功的一员虎将——彭德怀的问题一直都未能解决。
冬天将至，彭德怀却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棉裤，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一个70岁的老人，只得让哨兵给借来针线，然后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自己缝补。由于囚室里光线不好，手时常被针刺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吸一吸，又开始自己缝补起来。
4月1日，彭德怀实在憋不住了，他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
即将写完的时候，他站起来，抬头看了看囚室上面的那只小窗，一棵小树青绿的树枝在外面被风吹得不停地摇动着，上面有几只麻雀在不停地跳跃。而他自己却犹如一只猛虎，被无辜地囚于笼中，心中只觉得一阵凄凉。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彭德怀啊，你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和固执呢？头一封信发出去数月了，未能等到回信，现在你又再次写信，怀着善良而美好的意愿等待着，你竟是这样的坦诚，如此的忠贞，只有那位公正无私的历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说，此时彭德怀应该明白过来，不会再写信了吧。可要是那样，这个人就不是彭德怀了。
在交出信件后的二十天里，彭德怀同过去一样，仍然痴情地盼望着回信，他常常站起来，独自看着窗外那棵树上摇动着的树叶，呆呆地发愣。
二十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与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为国为民，滴水穿石。彭德怀自己都落到了这种地步，心中却仍然关心着三线建设的点点滴滴，关心着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写信，成了彭德怀在囚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他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第十七章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再次被转移——从罗道庄转至什坊院继续关押。
为什么要这样反复地对彭德怀进行转移呢？
问题出在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另一条罪状上，那就是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由彭德怀为头子的“军事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里究竟有哪些成员？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管辖，这个专案组是“二办”所管的专案中最大的一个组，根据这个专案组所定的名单，彭德怀这个黑“俱乐部”的人员共十七人，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在这些名单中，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定为重点，为此在大组的下面，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和黄克诚。
黄克诚是毛泽东、彭德怀的湖南老乡。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与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错误时就曾说过，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那是一种“父子关系”。
黄克诚是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黄克诚的简历我们可以看出，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很多时间都是与彭德怀在一起共事，或任彭德怀的部下，或任彭德怀的助手。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便成了这个“俱乐部”里的一个仅次于彭德怀的重要人物。
为此，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三线时，他就被“下放”到山西，彭德怀被抓回京时，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开始，他与彭德怀一同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移到罗道庄。
彭、黄二人可说是“心心相印”。在五棵松，黄克诚也是不服管教的一个“罪犯”，当他知道彭德怀也被关在这个院子里时，就经常对着哨兵大喊大叫，时常与专案组的人员顶牛，故意将声音弄得很大，让另一间囚室里的彭德怀能够听见。
每当这个时候，彭德怀总是将耳朵紧贴着门窗，听外面的动静，听战友的声音，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后来，专案组干脆就让黄克诚陪着彭德怀挨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等首都的各大军、兵总，各大机关团体，前后召开了十二次的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对彭德怀实行“公审”。有很多次，都押着黄克诚一同去接受“教育”。
在批斗会上，两位老战友用目光相互鼓励。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了共八次审讯，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彭德怀怒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对我以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但如果用审讯的方式，我就拒绝回答。我在1928年入党，那时你们这些人还在什么地方？”
一句话顶得审讯的人哑口无言。
他们只得又去审黄克诚，要他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黄克诚是位儒将，进来后就站在那里，专案组的人让他先念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黄克诚看也不看，拖着很长的声音大声对着窗外说：“我——知——道——”
有人大声喝道：“知道为什么不念？”
黄克诚大声回答：“看——不——见——”
这样的声音，不知道彭德怀能不能听见？但无论如何黄克诚都是在想法用声音给战友传递信息。
这次，黄克诚的“顽固态度”没有被打下去，却被打掉了眼镜，逼问他彭德怀的“假党员”问题。
黄克诚听后气愤地说：“能有这样的‘假党员’吗？面对敌人真刀真枪的拼杀，用自己的生命在炮火中接受考验，几十年如一日，你们这些‘真党员’能做到吗？”
问得专案组的人无话可说。
后来他同彭德怀一起被转移到罗道庄。
由于这个“俱乐部”里的这两名主要头子不老实，转移后对他们就加强了监视，并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虐待。
更为残忍的是不让他们睡觉，彭德怀每天晚上刚一睡着，哨兵就在外面不停地拍打门或柱子，想方设法地将他弄醒。
1987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为此与哨兵争吵起来，他气得拍着桌子，向哨兵喊着，那声音如同一只猛虎在山岗上恕吼。哨兵在当日的《看守日记》上写道：彭德怀这时“……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
彭德怀吼道：“你们敲什么，我又不会死！”
哨兵见彭德怀醒了，就不再敲柱子，而是命令他：“必须脸朝外面睡。”
彭德怀被这么一折腾，根本就无法再睡，他索性坐起来，抬头看着头上的电灯，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月2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个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对于这个传达仍不甘心，又向上请示。这个请示一共谈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二是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意见答复说：“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1972年1月5日，彭德怀、黄克诚等与“俱乐部”有关的24名（又增加了七名）“案犯”，从什坊院被秘密转运到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边上的政法干校。
这是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后第四次转移关押地点。
彭德怀被关押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编号为第五号，彭德怀从此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姓名，被叫做“五号”。黄克诚则在他旁边的一间，编号为四号。
这时彭德怀的腿上、臀部、背上都长满了红疮，使得他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双腿上许多糜烂的斑块，正向着身上四处扩散。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时的一套内衣裤，上面已沾满脓血。袜子已破得不能再穿，棉裤破得四处都露着棉花。
在此之前，彭德怀应红卫兵要求，曾写过四份材料，即《挖思想根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和《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被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示：“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了这份材料，只批了这么几个字：“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没有表态，没有具体意见，更没有任何的结论。
然而，没有表态即是表态，没有意见即是意见。江青、康生便指示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加紧了对彭德怀的审讯。
这一天，一群红卫兵将彭德怀叫去，劈头就说：“彭德怀，你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彭德怀大怒，对他们吼道：“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这样不负责任地随便给人扣帽子！”
一群人无法回答，便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事情。
彭德怀生气地说：“又是什么俱乐部，这纯粹是造谣！”
一群人拿来了纸和笔，对彭德怀叫道：“把你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写出来！”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第十八章
彭德怀——中华五千年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深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刚想躺下休息，突然家里的红色电话响了。
他拿起电话，听了后生气地说：“你们卫戍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严加监护？”
对方解释说：“总理……”
周恩来不等对方说话，接着便命令道：“你们明天把胸片送来我看一看。一定要执行我的命令，注意保护彭德怀的安全，不准任意批斗，更不准他们（红卫兵）打人！”
接着周恩来强调说：“你们卫戍区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让人随便打人？你们马上将彭德怀送到医院去检查，治伤，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你们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说完，周恩来挂上电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电话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报告了彭德怀在接受批斗中被打伤的消息。听到周恩来的批评，傅崇碧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作为军人他对于彭德怀一向是敬重的，更何况有总理指示，他更应该保护他。
在彭德怀被押往北航批斗时，傅崇碧就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派专人向韩爱晶等人传达周恩来的五条指示，即五不准：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武斗，不准游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就在当天下午，当傅崇碧得知彭德怀被批斗打伤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气愤，他责备自己没有完成好周恩来的命令，没有保护好自己一向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立刻打电话给韩爱晶，指责他为什么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韩爱晶仗着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就不听他的，并将情况报告了戚本禹。
戚本禹接到报告，便告诉韩爱晶说：“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周恩来对于许多场合已失去了控制，尽管他想尽办法，但仍然没能保住彭德怀无辜的命运。
几天之后——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出于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不满，将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特使”王力住地包围，数十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次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文革小组称为“反革命七?二○事件”。
林彪为了讨好江青集团，更为了打倒在军内的反对派，第二天就针对此次事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彭德怀一下子又成了这“一小撮”的总代表。
“四人帮”控制的全国大小报纸，除了批判这次事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之外，重点目标就锁定在彭德怀身上，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批彭高潮”。
在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支持下，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派，冲破卫戍区的保卫，强行将重伤中的彭德怀拉去批斗。其中有七次被游街，有六次是万人以上的大会。
令彭德怀感到不安的是，被送去跟自己“陪斗”的竟然还有一些战争年代与自己共过事的著名将领和同志，他们是：谭政、张爱萍、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
紧接着，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也受到了批斗。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押着，在校园里召开万人“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批斗大会。
彭德怀被送来陪斗，他衣衫褴褛，面色发黄，夫妻二人在会场上相互望了一眼——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别。
8月31日凌晨7时，受尽凌辱的浦安修在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
当发现后，好心的人们才将她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
面对这些情况，周恩来再次追问有关部队，可是卫戍区感到有困难，他们汇报说：“中央文革叫抓人去批斗，不执行就来人抢，又不准开枪，保护实在困难。”
听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已无能为力，痛苦地直摇头。
中国，已被推进一场莫名的灾难之中。
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只能是孤身奋战了。
这是一个何等刚直，何等坚强，何等无畏的人啊！他站在台上，凛然挺立，没有一次低过头，他怒吼着：“我没有错，我不能低头！”
1967年8月15日晚上，黑夜笼罩着大地，可是囚室里的电灯却明晃晃地亮着，彭德怀是个很节俭的人，睡觉关灯早已成了习惯，可是现在他却必须得在灯光下入睡，他为此很生气，不断地向监管的人员提意见：“我不会死的，你们总开着灯这不是浪费吗！那是人民的血汗，你们不心痛我心痛？”
今天晚上，彭德怀突然听见院子里有集合的声音。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他感觉到这里的部队即将有新的行动。
一阵集合之后，突然外面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
彭德怀一听，不由一下子愣住了，他不停地用手摸着头顶，嘴里不停地说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原来，喇叭里正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这份1959年8月庐山会议的决议，不仅从此改变了彭德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直接地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命运，随着“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确定，在中国政坛上更少有敢于讲真话的人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都在一种使人无法理解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远离了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向着一种可怕而又令人担忧的方向惯性地滑行。
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政权向何处去？
彭德怀将囚室里的椅子拉到窗前，坐在那里仔细地听着。
他真不能理解，此时此刻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公布这个决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不时自言自语地说着：“这可叫我怎么活咯。”
1968年1月彭德怀患了感冒，每天咳嗽不止。专案组不但不给他看病，反而利用这个时间，于10日、11日、12日采用车轮战术，连续三天，前后六次对彭德怀进行审讯。
最后一天，彭德怀实在受不了折磨，就与专案组争吵起来，他大声地吼着：“你们不了解情况，为什么还要反复审我，你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专案组见他发火，就上前来训斥道：“彭德怀，你自己犯下的罪行难道还不知道？”
彭德怀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擦着头上的汗水说：“不知道，就你们知道，那你们说说。”
对方拿出一本早已编好的“彭德怀反党罪行”的打印材料，照着上面念给他听。
彭德怀不由一阵大笑：“原来你们也不知道，是别人提供给你们来整我的！你们让提供情况的人来，我要当面跟他辩论。”
彭德怀被审讯回来之后，心情很烦躁。他歪歪倒倒地走进囚室，打开了桌上的那台收音机，想听一听新闻。
由于生病，由于对专案组提供的事实很反感，彭德怀下来之后余气未消，而收音机里这时却播送着有关“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捷报”，听着听着，彭德怀一下子怒火万丈，冲上前去抱起收音机，然后举起来，“啪”地一下扔到了墙角。
年轻的哨兵听见屋子里的响声，慌忙从门缝朝里面看，并将手中的枪栓拉得哗哗直响。
彭德怀听见后大声地朝门外说：“来吧，朝屋里来一枪，我已有好多年没有听见枪响了！”
由于彭德怀在生病的情况下也拒不认罪，专案组便于15、16、17日三天，再次对他进行了六次审讯。
面对着专案组的威逼，彭德怀仍然不肯后退，不愿说违心的话，他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
专案人员大声训斥：“你反攻倒算！你抗拒交待！你对审查怀恨在心！你必须交待你的主子赫鲁晓夫是怎样指使你攻击毛主席的，不交待就没有好下场。”
彭德怀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不得那些不实事求是的话，看不惯那些违背客观事实的做法，听到这时，他实在忍无可忍，如发怒的猛虎，腾地一下跳起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彭德怀的老战友杨尚昆对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就这样，彭德怀被轮番折磨了九个小时，审讯人员吃饭、休息，而他却不能吃东西，不让休息。
据看守彭德怀的《看守日记》记载，当他回囚室时，“东倒西歪，前仆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千方百计地想保护彭德怀，但形势的发展已使他自顾不暇，对于苦难中的这位老战友更是鞭长莫及，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无法掌握到具体的情况了。
5月7日，专案组五个人轮番上阵，从下午2时开始一直审到第二天凌晨1时，彭德怀怒吼，痛骂，誓死不屈。回到囚室，他从写检查的纸中抽出一张，在上面写道：“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彭德怀所率领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中，曾出现过多少坚守阵地的孤胆英雄啊！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下从不低头，从不认输，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有的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每当想起他们，彭德怀的心里就会升起一种崇高的敬意，他曾在自己的部队里号召战士们向他们学习，现在在一种特殊的战场上，他与这些可爱的战士们的灵魂相遇了，他决心向自己这些可爱的战士学习，哪怕孤身一人，也要以鲜血和生命坚守真理的阵地。
在这块阵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部队”，这位共和国元帅，真正地成了这阵地上的孤胆英雄。
根据江青的指示，专案组写了个提纲，要彭德怀写个人的自传，便于更进一步掌握彭德怀的情况。
彭德怀说：“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了，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写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专案组人员一听，以命令的口气说：“不写不行，得从八岁写起。”
彭德怀说：“八岁，我在给地主家放牛，这你们也爱听？”
专案组人员喝道：“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说：“那我怎么写，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我自己去的，八路军抗日，我一直在前线指挥，要是我都是错的，日本鬼子是怎么被消灭的？还有抗美援朝，元帅中就我一个人在前线，毛主席在国内，那么复杂的情况，我要是错了，几十万志愿军怎么办，还能打败美帝迫使他们在停战书上签字吗？”
专案人员被问得恼羞成怒，强行责令他写“交待材料”（自传）。
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帅，建国之后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用他握惯了枪杆子的手，捏起了他所不习惯的笔，在庐山会议上竟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万言之著，蒙冤之后仍不“吸取教训”，于1962年又写下了一份更长的《八万言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内心所涌起的波浪，绝对不亚于指挥一场抗日战争。
现在，被囚禁的彭德怀手中的武器只有一支笔。
他决定以这支笔为武器，继续坚守自己的阵地。
于是，他开始第三次写自己的自传。
他铺开稿子，往事都如同放电影一样地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他跟着满头白发的祖母外出讨饭，老人被地主家的狗咬伤了腿，鲜红的血滴在雪地上。从此他不再讨饭，靠打柴为生，后来又进了煤矿，做了一名每天像是从狗洞子里爬出的煤黑子童工……
写着写着，一滴泪水竟情不自禁地滴落在稿子上。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正是伤心时。
自从参加平江起义后，他就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那黄洋界上隆隆的炮声，仿佛还在耳边鸣响。令他难忘的是长征出发时的湘江血战，多少优秀的战友倒在了血泊之中，战士们牺牲的尸体真是堆积如山，整条湘江都被染得血红……他独自站在湘江畔，看着如血的残阳，掏出手枪来，面对长空“叭叭”地放了两枪，这是男儿的呐喊，这是壮士的誓言，他发誓到了胜利的那一天，一定来此祭奠英烈！
为此，保卫延安他身先士卒，太行山上他威震敌胆，解放大西北他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敌军，朝鲜战场他气吞万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气概……
写到这些，他感到痛快，感到自豪，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儿子的骄傲。他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在囚室里轻轻地哼起湖南家乡的小调：
浏阳河，
转过了几道湾，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上有个么子县……
哼着哼着，彭德怀会禁不住俯在桌上痛哭起来。
《看守日记》中是这样记载彭德怀当时的情况的：“案犯情绪反常”。
彭德怀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那些从浏阳河畔跟着自己出来的战友，对不起无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新中国的烈士，更对不起那些将自己的儿女送上前线的父老乡亲。革命胜利了，我们给予他们的是什么呢？
农民，那些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交给革命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现在又怎样呢？分得的土地又被无条件地征用，全民炼钢连他们房门上的锁环都被强行送去化成了“铁水”，党内刮起的浮夸风，更是害得许多农民……
血红的湘江在心中翻腾着，他认为不说出来就是违背了自己革命的初衷。他为此呐喊过，呼号过，我们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只为老百姓说了几句真话，为什么就会受到如此的迫害？为什么现在又会借一个古人海瑞来批判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他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看到了猎猎的战旗，听到了战马的嘶鸣，在这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囚室里，他写着写着不时起来跳跃，然后又挥拳练腿，在悲壮跌宕的情绪中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他要用这支笔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彭德怀——中华五千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这声音穿透幽远的时空隧道，永远响彻在历史的长空！
第十九章
彭德怀按照规定走了进去，站在那个圈子里。他觉得很不自由，可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圈内走来走去，不能迈到圈外半步——因为带班员就在旁边监视着。
一只猛虎，被囚禁在无形的牢笼里。
彭德怀站在圈子里，仰望着头上的苍天，只见一群大雁排开雁阵，在天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向着远方飞去，他不由地发出一声令人心颤的长叹……
1969年初春，春寒料峭。
在这个寒意浸人的初春，彭德怀被一辆军车带到了北京西郊附近部队驻地的一座小院。
这是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不知是哪一年的建筑，由于年代久远，长久失修，从外面看上去灰蒙蒙的，很不起眼。彭德怀被几名战士带下汽车，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去，只见小院的四周都是三米多高的砖砌围墙。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围墙上还架着一米多高的电网，阴森森地将小院围得严严实实。
彭德怀的心里不觉一沉——这里明显是一座与世隔绝的秘密监狱。
里面有一座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板着一张铁青的面孔，一种浸骨的寒意迎面逼来。再往里走，便看见了后面一个单独的小院，一色的平房，青瓦上长满青苔。院墙内树木葱葱，一棵棵大树都已长到十几米高，如同巨伞一般，将小院遮盖得严严实实，让人感受到一种沉沉压力。
这座鲜为人知的秘密监狱，黑漆大门终日都是紧闭着的。大门的中间有个碗大的方洞，用一块小板子闸着，只有当外面来了车辆，才会有人露出眼睛来，问清来由后才能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然后便是一阵令人心惊胆颤的大门沉重的启动声。
负责看守小院的是两个排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个炊事班，专门为这里的战士和囚犯煮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这些“黑帮”都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被转移到这里的，除了彭德怀之外还有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10人。
院子里有一只高音喇叭，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不停地向这里的人们播放“文化大革命”的“好消息”，同时也播放对这些囚犯的批判文章和声讨大会的实况。除此之外，就是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
彭德怀被指定住进了后院平房的1号监室。
监室里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一把木椅，再有就是一只洗脸用的脸盆。因为怕“黑帮”“自绝于人民”，屋子里没有绳子，毛巾都是搭在脸盆上。盖的是部队里的那种只有三斤重的小薄被。一只彭总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只热水瓶，以及洗漱用具。
负责看守的战士将彭德怀带进去后，指着屋子里的木桌对他说：“以后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你要好好反省，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外面的战士。”
彭德怀进了监室，站在里面，环视了一下，连连摇了摇头，接着就在屋子里来回不停地走动着。
从此，这里就成了彭德怀被“监护”的地方，他除了被指定在这里进行“反革命罪行”的“反省”之外，就是经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出去，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进行批斗。
彭德怀的伙食和战士们一样，即每天0.45元，每月13.50元。每天的饭菜都由看守的战士送到监室。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大多是吃窝窝头、炒肉丝、炒白菜和小米稀粥或玉米糊糊。
发工资的日子，监护连的事务长总是拿着工资表来到监房里，叫彭德怀签字。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
“只要一点洗衣服的肥皂就行了。”彭德怀总是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不需要。”
“那你剩下的钱怎么办……”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此时的彭德怀由于时常被批斗，身体已经明显地受到了损伤，需要营养补充，可是他却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哪怕是只用自己的工资，他也不愿去麻烦别人。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一有空就拿出针线缝补。
看到这些，听着彭德怀的回答，司务长顿觉鼻头一阵发酸，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即使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生活仍然很有规律。他每次洗脸时都要洗头，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如同在军营一样，起床后总是自己整理床铺，整理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干干净净。
洗漱、叠被完毕，彭德怀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大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排队。为了防止他与其他几名“黑帮”见面，不准他们自己去排队大便，而是报告后，由看守的战士替他们去报告排队，叫到谁时谁才能去。这11名“黑帮”，过去都曾是高级干部，加之年龄都比较大了，为了一次大便，每次都弄得他们十分紧张。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
由于刚开始时不让彭德怀看报，可是“九大”召开的具体内容，却是他时刻关心的。于是，彭德怀每天都要叫看守的小战士将窗子打开，听外面广播里播放的会议实况。他虽然身在囚室，却格外关心着国家的命运。
4月28日，彭德怀没有听到广播里播放会议的消息，就在一号监房里不安地走动着。这时，有一名看守的小战士从窗外走过，他立刻走过去，对小战士喊道：“小同志，我有件急事想问你一下。”
小战士停住脚步问道：“你有什么急事？”
彭德怀说：“小同志，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小战士回答。
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哦，结束了，结束了，要组织我们学习吗？”
小战士说：“这是领导上的事情，我可以将你的想法反映上去。”
彭德怀问道：“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小战士答道：“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彭德怀忙说：“这窗子关得太严了，我听不见。”
小战士说：“这是上级的规定，‘九大’刚结束，要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对受审人员都得严加管理，这是阶级斗争，没有办法。”
彭德怀说：“大窗不能开，上面的小窗能帮我开一下吗？不管你说的阶级斗争多复杂，我保证不会跑的，我要听广播。”
小战士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
外面的广播声传了进来。播音员正在播“九大”上被写入中共党章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听到这里，彭德怀觉得有些不安，他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又停了下来，说道：“怎么，林副主席又在这个会上批评我了！”
机灵的小战士这才想起来了，他看守的可不是一般的“囚犯”，而是曾经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开国元帅彭德怀！
小战士轻声地向监室里叫了一声：“彭总。”
此时此刻此地，有人竟敢如此地称呼自己，受惯了严冬寒冷的彭德怀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是同情还是崇敬？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名年轻战士对自己的信任，这是一名士兵给予他的最高奖赏。作为一名从刀光剑影中冲杀过来的老军人，一名曾经率领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元帅，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最怕得不到人民的理解与信任，在这最困难，最苦难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有士兵对自己如此亲切的称呼更令人感动的呢！
彭德怀轻声地问道：“小同志，你是哪里人？”
“江苏省大丰县的。”小战士答。
彭德怀问：“叫什么名字？”
答：“茅飞。”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了茅飞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大丰，那是在苏北吧，好像是属盐城专区管辖，那是新四军抗日的战场，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来当兵，可享福了，当年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们可艰苦啦……”
突然，放风的哨子响了，彭德怀看看窗外，没有把话说下去，示意茅飞赶快离开。
按照这里的规定，彭德怀和其他被监护的“黑帮”，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每次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
彭德怀由带班员领到屋后的一块空地上，让他站在那里，然后在地上给他画了一个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的圈子，对他说：“好了，进去吧。”
彭德怀按照规定走了进去，站在那个圈子里。他觉得很不自由，可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圈内走来走去，不能迈到圈外半步——因为带班员就在旁边监视着。
一只猛虎，被囚禁在无形的牢笼里。
彭德怀站在圈子里，仰望着头上的苍天，只见一群大雁排开雁阵，在天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向着远方飞去。
他不由地发出一声令人心颤的长叹……
第二十章
彭德怀收起拳头，对这伙人说道：“还是那句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彭德怀不怕你们那一套，我手下杀死过多少日本鬼子，还怕你们那些人吗？我光明正大，不怕你们审问，不过审问也得讲道理，谁对谁错都得有个真理，你们年纪还轻，不了解历史，不能怪你们，但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1967年，“四人帮”中的文痞姚文元自对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之后，又对以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为首的“三家村”进行讨伐，接着又挥动棍子，除对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之外，又对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陶铸进行批判，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洒洒地登在党的报纸上。
被囚禁的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王大宾一伙人叫去，扔给他两份有着这两篇文章的《人民日报》，让他好好学习，然后写出读后的心得来交给他们。
彭德怀看了之后，觉得这完全是两篇颠倒黑白的文章，就一直不愿写“读后感”。这一下可激怒了王大宾一伙人，他们将彭德怀叫来，站在地上，指着鼻子说：“你为什么不写心得，是不是你与他们是同伙，也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
彭德怀说：“我是拿枪杆子出身，那些都是你们秀才之间的争论，我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就不能写。”
对方训斥道：“彭德怀，你不要顽固不化，带着你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彭德怀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你们怎么能强迫，这不是不顾宪法了吗？”
后来，王大宾一伙人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又多次来逼迫彭德怀写心得。彭德怀被他们实在是逼烦了，于是说：“那你们就等一等，我马上给你们写就是了。”
这伙人一听，认为一向铁骨铮铮的彭德怀终于“屈服”了，满以为可以拿着去向江青、陈伯达请功，就高兴地坐在那里等着。
彭德怀却不让他们坐，吩咐他们拿来纸笔，喝了一杯水，才坐下来提笔写“读后感”，写好之后就将稿子交给了王大宾。
王大宾一伙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一拳，打得老人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顿时流出了鲜血。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头头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人，再次向他们发出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戚本禹唾沫横飞地鼓动说：“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
事隔一周，也就是7月18日，戚本禹再次对彭德怀专案组进行训话，让他们继续迫害彭德怀，他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像，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在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支持下，1967年7月30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
问：“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
答：“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国民经济发展中比例失调的问题。”
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这群人见彭德怀不肯“认罪”，就大声吼道：“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还不肯低头认罪，我们红卫兵小将绝不轻饶！”
说着，有的就开始解身上的皮带。
彭德怀根本不怕，挺起胸膛，愤怒地喊道：“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怕什么，你们枪毙了我吧，我什么都不怕。”
那伙人举起了皮带，朝彭德怀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修正主义分子，再不老实就要叫你尝尝‘革命小将’的厉害！今天不把你斗倒，就不让你回去吃饭！”
彭德怀轻蔑地说：“打吧，打死了更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嘛，还吃什么饭，留着你们多吃一点吧。国民党、蒋介石、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他们都没有把我打倒，反而是他们自己失败了，想不到你们这些得到了幸福生活的孩子们却要将我打倒了，我到死也想不通，你们怎么要来打倒我！”
一阵皮带抽打的声音，彭德怀的衣服上立刻被抽破了几个洞。
彭德怀怒目圆睁，对抽打的人说：“好啊，以后有你们的好下场！”
那伙人一边打，一边说：“我看你才没有好下场。”
彭德怀反驳道：“为什么说我没有好下场？这几十年了，还说我没有好下场。我又没有打人骂人害人，对人民搞法西斯专政。”
那伙人打累了也没有让彭德怀屈服，就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对你这样的反党分子就是要实行专政，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彭德怀说：“你们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列宁主义。人家要发言，你们不让人家发言，就把人家关起来，还用鞭子抽，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吗？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后代却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党内出了坏人，把我们的后代教育坏了！”
那伙人见无法制服彭德怀，就大骂：“你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上的反骨还挺硬的，今天不把你斗倒，就不放你回去！”
彭德怀将头一昂，大声地说：“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那有什么好的，还放我回去干什么？要枪毙就枪毙，要怎么就怎么，为什么不处理！”
韩爱晶一伙恼羞成怒，再次对彭德怀实行拳打脚踢。
彭德怀被他们的打人行为激怒了，向后退了一步，成马裆步，双拳紧握，如同在战场上拼刺刀一样，大声叫着：“真要打，那就一个对一个，我不看你们是革命小将，早就打倒你们几个人跑了。要是你们的后台出来，我就真要让他尝尝这拳头，尝尝被人打的痛苦，一拳打他个鼻子出血。”
那伙人一看，面前这位见过血与火的元帅，真要同他们“拼刺刀”，吓得连连后退，一边喊道：“你这个反革命，你这个反革命……”
彭德怀收起拳头，对这伙人说道：“还是那句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彭德怀不怕你们那一套，我手下杀死过多少日本鬼子，还怕你们那些人吗？我光明正大，不怕你们审问，不过审问也得讲道理，谁对谁错都得有个真理，你们年纪还轻，不了解历史，不能怪你们，但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撤了我国防部长，等于杀了我的头。什么社会主义，拿我彭德怀当帝国主义。”
彭德怀没有想到，那伙人再一次向他扑过来，仗着人多，他们将彭德怀按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就这样，在这场批判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周）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
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
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第二十一章
于是，王大宾等人不顾事实，继续追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带毛岸英去朝鲜前线，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彭德怀说：“不是我要他去的，而是他自己要去的，毛主席还为此专门找了我，我能不同意吗？目的是什么，毛主席当时说了，让毛岸英到朝鲜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
不久，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彭德怀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关押是“太享福了”，是严重的“脱离群众”。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他独自转移到了另一个秘密关押地。
这里与五棵松时不一样了，原来那里是以部队监护为主，而这里却是以另一种特别的部队——首都红卫兵对其批斗为主。外界完全地隔绝了。听不到广播，没有了外面的一切消息，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放在他的桌前。彭德怀在没有接受批斗的时候，就躺在床上读这本书，读累了就躺在床上闭目休息。
可是这里却极不安静，因为林彪、“四人帮”经常会派他们的“特使”前来将他押上卡车带走，到一些院校或机关去接受“教育”。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冲进来对他进行审讯，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