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晚饭后散步的时候，陈伯达追上彭德怀，又当面对彭德怀进行了称赞。
彭德怀却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
陈伯达说：“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怎么能反对呢！”
可是，九天之后，形势却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变化。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这封“万言书”进行了批判，说这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向党发起进攻。同时指责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
一贯善于政治投机的陈伯达，一看风向不对，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积极赞赏“万言书”的“秀才”，一下子变成了批判的急先锋。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彭英雄”。他在会上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是“背上有反骨”的人。
这还不算，陈伯达为了讨好和迎合毛泽东，为自己在彭德怀一事上逃脱罪责，接着便挥动他的那支秃笔，连夜赶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的长文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里，将彭德怀称作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将彭德怀“反党”的历史追回到1941年。他举例将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份“伪君子”的讲话，同时全文公布了1942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以此说明毛泽东早就发现彭德怀有“野心”，并对彭进行过“严肃批评”等等。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并印发到全党“学习”。
陈伯达——一个活脱脱的政治投机商。
彭德怀这个兵，在陈伯达这位秀才面前变得有理也说不清了，最终打了“败仗”。
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让彭德怀先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然后逐渐让其出来工作的初衷。他先是在一次同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的谈话中说道：“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蛊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人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第八章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第九章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今天这些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多么幸福啊！回想自己小时随祖母在冰天雪地里讨饭，下狗洞一样的煤窑去挖煤，光着脚板去给地主家放牛，他的心里就要流泪。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应该要一代一代的珍惜啊！彭德怀认真地给青年们讲着，对于一些人提出的责难，他也是耐心地解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革命，理解自己。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问：“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什么“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
这样一来，本来是来抓彭德怀的这些红卫兵，反而被这位老人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立刻对这位元帅产生了好感，感到见面之后的彭德怀与江青、戚本禹一伙人所描写的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便对他说：“听了你的话，我们感到你人很直爽，我们就回去了。”
临走，彭德怀还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并说：“欢迎小将们再来。”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自己的住地再次与另一批红卫兵相遇时，等待着他的命运便从此开始转向了另外一条悲壮的轨道。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抓彭德怀回京产生了分歧。
没有办法，这些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只好派两名代表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戚本禹听了汇报之后很不高兴，认为“东方红”的头头立场不坚定，被彭德怀欺骗了，并命令他们“赶快派人再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来！”
为了防止再次被彭德怀“欺骗”，出现“右倾动摇”，戚本禹来了一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接着又秘密命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迅速派人到达成都，对彭德怀实行秘密抓捕。
在经过仔细地调查之后，这伙人弄清了彭德怀住的地址。认为采取明的办法不行，因为彭德怀的住地有军队守卫，四周的居民知道后也可能会出来阻挡，于是便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强行绑架。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永兴巷的居民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小巷里静悄悄的。
凌晨3时，有几个黑影出现在永兴巷7号围墙外面。
大门紧闭，里面有战士在站岗。
几个黑影绕到院子后面，相互攀着爬上了围墙。
当几个黑影翻进围墙时，立刻被警觉的哨兵发现。
“什么人？”哨兵大声喝着，接着就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
几个黑影吓得忙说：“别开枪，我们是北航红旗（当时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简称）的红卫兵。”
哨兵走过去，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对方答道：“我们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来的。”
哨兵说：“这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住的地方，与你们没有关系。”
仗着有江青等人的撑腰，北航红旗的人哪肯罢休，就要朝里面走。
哨兵不同意，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一家就住在大院靠大门的几间平房里，这几天来他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都要陪彭德怀到深夜。这时他刚躺下，就听见了外面的争吵，立刻披衣起床，到外面一看，竟是一群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
綦魁英客气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半夜三更跑这里来？”
对方见他披着军装，就说：“我们是北航红旗的‘揪彭战斗队’，你知道吗，我们的司令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韩爱晶，我们要找彭德怀。”
綦魁英一看不对，就说：“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没有什么彭德怀。”
对方吼道：“你骗我们，我们早就侦察好了，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一会儿，司机赵凤池跑来了，与綦魁英一同阻拦北航红旗的人。
那伙人根本不听，就要朝里面冲。
警卫参谋景希珍一家住在里面紧靠彭德怀住的小院，也听见了外面的吵闹声，他一下子翻身起床，迅速提起手枪冲了出来，站在小院的门前，将人群拦住，同时大声喝道：“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不准你们胡来，谁要朝前冲我就开枪！”
夜空里，响起了一阵拉动手枪快慢机的声音。
在军人威严的喝令声中，一群北航红旗“揪彭战斗队”的人停了下来。
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揪彭战斗队”的人还是想冲进小院。
谁知小院里的彭德怀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他起来拉亮电灯，披上一件毛衣，打开了小院的门，问道：“天还没亮，有什么事？”
没有人回答。
夜色中，他看见了警卫参谋的背影，手中提着一把手枪，站在小院的门外。再向前面看，站着几十个人，正在吵吵闹闹。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对警卫参谋命令道：“景参谋，把枪收起来！”
景希珍只好服从命令。
“揪彭战斗队”的人一看出来的是个老头，断定就是彭德怀，于是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彭德怀说：“小将们，你们要干什么？”
“揪彭战斗队”中一个小头头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彭德怀问：“上哪去？”
对方说：“这你不要管。”
彭德怀说：“可我的工作总得移交一下吧。”
对方说：“不用了，只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就行。”
彭德怀爽快地说：“好，我跟你们走，到哪都行。不过我得先穿一件衣服。”
彭德怀走进屋里，穿上一件衣服，走出来对那伙人说：“走就走吧，你们在前面带路。”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十章
彭德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共产党里出了内奸，要害人了，你还跟我干什么！快回去吧，要杀头我一个人顶着，不能再连累别人了！你走吧，你走呀！”
景希珍看着彭德怀被折磨得疲惫的面容，才几个小时啊，一个生龙活虎的共和国功臣，就被这些人弄成了这个样子，就对彭德怀说：“保卫彭总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要死要活我都得跟你在一起，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
“胡说！”彭德怀一下子来火了，对自己的警卫参谋大声命令，“景参谋，我现在命令你：立——正，向后——转……”
彭德怀会被一伙人押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汽车刚开走，跟随彭德怀多年的綦魁英、景希珍、赵凤池面对着空荡荡的永兴巷7号大院，感到一种难言的痛苦。
他们立刻在院子里寻找，终于发现了一个还未来得及上车的“揪彭战斗队”的人。
景希珍冲上去，一把抓住这个人，气得掏出手枪，问道：“快说，你们要把彭总带到什么地方去？”
对方一见这位军人怒眉倒竖，吓得连忙说：“他们开车去了东郊的成都地质学院。”
彭德怀的三位随行人员立刻将情况报告了坚守在办公大楼的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
钱敏一听急了，一边让綦魁英前往彭德怀住地，看住不要让人随意查抄彭德怀的东西，一边让景希珍与赵凤池一起，开着车去成都地质学院，将彭德怀生活需要的东西送去。紧接着就给国务院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打电话。
谁知三个人回到永兴巷7号大院，又有一群人冲了进来，他们在彭德怀的屋子里任意乱翻，将一些笔记本、信件、文件都抄了出来，并要强行带走。
綦魁英坚决不同意，双方在屋子里相持。
彭德怀由于走得匆忙，脚上穿的是一双单鞋，头上也没有戴帽子。成都的冬天阴冷而潮湿，景希珍给带上了那双放在屋子里的棉鞋和帽子，再加上一套棉衣和其他的生活用品，驱车直奔成都地质学院。
这时，天色早已亮了。位于成都东郊的成都地质学院大门紧闭，不让他们进去。
景希珍下车后，与之多次交涉，才得以将车开进校园。
当景希珍在教学大楼的一间紧靠里面的屋子里见到彭德怀时，只见一群人将老人推在一张椅子上，让他高高地站在上面，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尖帽，正在接受批判。
跟随彭德怀多年的景希珍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这位在朝鲜战场上跟随彭德怀出生入死的老资格的警卫参谋，这一下顾不了那么多了，如同当年在战场上保卫彭德怀一样，他用力分开人群，一下子冲了上去，将彭德怀从椅子上拉了下来，然后将那顶尖帽扔在地上。
景希珍含着泪水，扶着彭德怀在椅子上坐下，将带来的用品双手捧到元帅的面前：“彭总，我给你送生活用品来了。”
两个人的目光久久地相望着，分别才短短的几个小时，两个人却好像分别了很久很久。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苦难使人感受到时间的漫长……
令警卫参谋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看着他，却并不伸手来接东西。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突然大声地吼道：“谁让你送东西来的，你快回去，你快回去！”
景希珍含着泪说：“彭总，你快把棉鞋穿上，这冬天里很冷的……”
彭德怀生气地说：“你快回去吧，我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快走吧！”
景希珍说：“彭总，我是警卫员，朝鲜战场上敌人的枪炮都没有怕过，我一定要保卫你……”
彭德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共产党里出了内奸，要害人呀！你还跟我干什么！快回去吧，要杀头我一个人顶着，不能再连累别人了！你走吧，你走呀！”
参加批斗的红卫兵被元帅与警卫员之间这种战斗情谊感动了，有的悄悄地退了出去。
景希珍看着彭德怀被折磨得疲惫的面容，才几个小时啊，一个生龙活虎的共和国功臣，就被这些人弄成了这个样子，就对彭德怀说：“保卫彭总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要死要活我都得跟你在一起，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
“胡说！”彭德怀一下子来火了，对自己的警卫参谋大声命令，“景参谋，我现在命令你：立——正，向后——转……”
在元帅的命令下，景希珍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成都地质学院。
回到永兴巷7号，景希珍将彭德怀所受的迫害告诉了綦魁英和赵凤池，三位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跟着彭德怀的老战士，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站立在寒风中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北航“红旗”战斗队押走彭德怀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的人又冲进永兴巷7号，当他们发现这位老人已被别人抢先带走了时，便根据了解到的情报，直扑成都地质学院。
可是，已经抢先一步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就是不肯放彭德怀出来。
两个来自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便开始争吵起来。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对彭德怀实行“共管”。
戚本禹得知由他派往成都的两所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将彭德怀控制在手，感到非常高兴，他立刻给首都的几家报社打电话，让他们组成一个记者组，迅速赶往成都，并让在成都的北京两所大学的红卫兵将彭德怀严密控制，在全市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与此同时，戚本禹还给沿途各地打电话，让他们在路上再批斗几次。
12月26日，戚本禹在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便向江青报告：“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两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江青一听兴奋地说：“小将们干得好，不能让彭德怀再在三线当官做老爷了，要叫小将们狠狠地批斗他！”
1966年12月25日，被红卫兵控制了三天的彭德怀，被押上了第34次列车加挂的一节车厢，秘密从成都押回北京。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召见，让他出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到满怀信心奔赴成都，然后马不停蹄地前往三线建设重镇攀枝花等地视察和工作，从1965年11月30日到1966年12月25日前后只不过一年零25天的时间，不但从此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同时失去了人身自由。
就在临上火车的一瞬间，突然有两个军人推开人群，冲了过来。
彭德怀一看，立刻大叫起来：“回去，你们快回去！”
两个军人说什么也不听，他们说：“彭总，你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决不分开，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职责！”
彭德怀吼道：“胡说，快给我回去，要杀头我一个人顶着，怕什么，几百万日本鬼子、美国鬼子我都没怕过，还怕我们自己的这些孩子！”
警卫参谋景希珍说：“彭总，朝鲜战场那么激烈的战斗，我们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更不能离开，是死是活我们都在一起！你被人抓走了，我这个警卫参谋却不在身边，你说，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待！怎么向毛主席党中央交待！”
彭德怀听后长叹一声：“小景，这不是在朝鲜战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打’起自己人来了，你们去了又能起什么作用？你们别再跟我去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我不能连累你们！”
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心中也时时想着别人，这就是彭德怀元帅那颗令人崇敬的伟大心灵！
警卫参谋和秘书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元帅独自去虎穴龙潭，他们紧跟着一同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第十一章
1966年12月27日，从成都开来的列车开进了北京站。
当最后一节挂车车厢打开时，几位军人早已站在了外面。
彭德怀被一群红卫兵押到了车厢门口。
这时，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来，“叭”地一下立定站在彭德怀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彭德怀在离开北京去西南大三线之前，心中总惦记着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一直都没有见到，这使他心中很是不安，他想在自己离开之前，一定要想法与他见上一面。
这个人便是周恩来。
彭德怀清楚地记得，在他将要离开北京的一个早晨，他再次向总理办公室挂电话，结果仍然是总理太忙，不在家。
放下电话，彭德怀叹了口气：“唉，总理实在是太忙了，而我却闲待了六年，真是惭愧呀！”
彭德怀不愿再去打搅周恩来了，忙着打点行装，奔赴大三线。
这天午饭刚过，彭德怀挂甲屯屋子里的电话铃响了。
他拿起话筒，不觉一下子愣住了。由于激动，拿话筒的手微微地有些颤抖：“哦，总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没有忘记彭德怀，约他到中南海的家里相见。
彭德怀一阵高兴，可是接着又有些为难起来，因为司机这时刚巧外出，无人开车。
彭德怀只好向周恩来回话：“总理，改日我再拜访你。”
周恩来问道：“彭大将军，这是为什么？”
彭德怀：“因为我的车驮不动了。”
周恩来听后在电话的那头笑了起来：“你在家等着，一会儿，我的车来驮你，这次我可是舍车保帅啰！”
周恩来总理时刻都关心着彭德怀，同时也关心着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因此在彭德怀即将赴任的前夕，专门抽出时间来与彭德怀单独会谈。
彭德怀还未钻出汽车，周恩来夫妇已快步地走了过来。
周恩来亲自为彭德怀打开车门。
彭德怀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
彭德怀的眼里盈满了泪花。
是呀，整整六年了，他在北宋时期爱国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读书、种田，“反省”自己，除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挂甲屯的乡亲们之外，有谁曾这样关心过自己！
周恩来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欢迎，欢迎，你这位彭大将军终于‘出山’了！”
两位老战友手拉着手，走进了周恩来家的会客室。
邓颖超为他们各自泡了一杯茶。
周恩来笑着说：“老彭呀，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彭德怀张开厚厚的嘴唇笑了：“我就喜欢这样哩。”
周恩来看着彭德怀鬓边的白发，关心地问：“老彭，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三线建设是个牵涉到全局性的大战役，你去的可是‘前线’哟，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那是十分辛苦的，可得有个好身体才行。这样吧，回头我让杨尚昆同志安排一下，在你出发离京之前，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彭德怀被周恩来的关怀感动了：“总理，你们忙了六年，我却整整休息了六年，这心真不是个滋味呀！”
周恩来说：“老彭，现在我们又一起工作了，我感到很高兴，主席更高兴。因为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目前国际形势下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不好，主席睡不着觉呀！前面还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你去做，相信我们的彭大将军一定能在这个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彭德怀简要地向周恩来夫妇谈了毛泽东让他“出山”时的情况，然后说：“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顾全大局，要讲团结。我想通了，个人的事情先搁在一边，相信历史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现在就想能尽快地工作。”
周恩来说：“对对对，我们一同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但要把她建设好，还是得同心同德地努力啊！三线建设主席十分重视，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那是在荒无人烟的金沙江畔建一座现代化的钢都，你去后是大有作为的。”
两位老战友就这么随便地闲聊着，邓颖超不时地过来给他俩倒水。
在这浓浓的友情中，彭德怀感到一种出征前的温暖和激励。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彭德怀看看手表，急忙站起来，与周恩来握手再见：“总理，我该走了。”
周恩来紧捏着彭德怀的手：“好，后会有期！”
谁能想到，这竟是这一对老战友最后的一次握手！
三线建设的序幕刚刚拉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只得花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
这天中午，他刚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回到西花厅的家里，红色电话机上的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童小鹏拿起话筒，听完之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
“什么？”周恩来听完之后一下子惊住了。
电话是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从成都打来的。在这个紧急电话中，钱敏向周总理汇报了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的红卫兵强行押上列车的情况。
周恩来心里明白，将彭德怀从遥远的西南大三线揪回北京来，这完全是江青一伙中央文革干的事情，心中非常气愤。可是，面对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动荡形势，周恩来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中央文革一伙人所干的事情，他根本就无法制止。
周恩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着。
周恩来十分关心彭德怀的安危，立刻给成都军区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韦杰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立刻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同红卫兵一起护送彭德怀回京，并一再强调，不准开批斗会，不准乘飞机，一定要乘火车。
韦杰是彭德怀的老部下，立刻派出战士，迅速前往彭德怀被绑架的成都地质学院。
接着，周恩来让国务院办公室给三线建委打电话，传达了同样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又亲自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电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命令傅崇碧，必须立即调一个连的战士，在由成都开往北京的第34次列车到达之前迅速赶住北京火车站，将彭德怀安全地接到北京卫戍区。
完后，周恩来仍不放心，就让童小鹏将他的几点指示直接打电话给“东方红”战斗兵团“揪彭兵团”的头头，让他们一路上不得胡来，一定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并让童小鹏专门强调“我亲自关心这件事情”。
1966年12月27日，从成都开来的列车开进了北京站。
当最后一节挂车车厢打开时，几位军人早已站在了外面。
彭德怀被一群红卫兵押到了车厢门口。
这时，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来，“叭”地一下立定站在彭德怀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彭德怀元帅，北京卫戍部队 × 团 ×
连，奉总理命令，前来车站接你！”
被红卫兵反背着双手，弯着腰的彭德怀，听说是周恩来总理派来接他的人，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军人，问道：“你们真是总理派来的？”
军人答：“是的。”
这时，北京地质学院押送的红卫兵不肯交出彭德怀，对军人说道：“我们得听江青、戚本禹同志的，听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将彭德怀交给你们。”
军人对北航押送的红卫兵大声喝道：“彭总是党和国家的功臣，不准你们这样对待他，没有他们这些老帅出生入死打下这江山，你们能上大学？小同志，不要忘本，不要忘本啊！”
红卫兵不听，高呼口号：“不准为彭德怀翻案！”
军人没有了耐心，将手一挥，一群战士冲了上去，就要从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夺人。
这时，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授意下，外面早已调来了很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学生，他们将部队的人团团围住。
红卫兵不肯交人，对冲上来的军人说：“我们要请示中央文革。”
于是，他们在车站给戚本禹报告。
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机警的周恩来早已走了过来，他接过电话，对工作人员说：“这事我来办。”
周恩来拿起话筒，对红卫兵说：“请你们听从中央的指示，中央已经决定将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
这时火车站上早已乱成了团，军队和红卫兵相互推挤着，谁也不让谁。
这群由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指示，他们强行让司机将火车退出由北京卫戍区守卫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岔口上。
战士们一看不对，就立刻又冲了过来。
可是，由于中间隔着成千上万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任军人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接近列车。
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从车厢里押了下来，很快就押上了一辆汽车，被劫到北京地质学院。
傅崇碧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感到问题严重，于是迅速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到消息后非常生气，便质问戚本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戚本禹阴阳怪气地说：“那是群众的要求。”
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这完全是江青、康生、戚本禹一伙所干的事情，可是此时的中央文革，早已取代了原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他们利用青年学生“造反”，已使周恩来无法控制整个局势。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机智过人的周恩来只得来了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让红卫兵将彭德怀交卫戍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可参加管理。
这个办法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戚本禹等人虽然心中不快，但也没有办法。
此时的彭德怀已被折磨得全无人形，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着，那一双英雄的、鹰一般的眼睛里，竟透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无法言表的悲伤……
等待着彭德怀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第十三章
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惊喜的是，这年一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一看就是彭德怀的。
他兴奋地打开信，看着看着，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彭德怀被押回北京那天，戚本禹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他马上向江青等人报告，这一伙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彭德怀被押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1966年12月28日，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接到通知，彭德怀要交给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接受监护审查，他们不能继续留在彭德怀身边，必须迅速回到成都三线建委。
这天凌晨3时，一辆押送彭德怀的小车开来了，两位跟随彭德怀多年的老战士站在车门前，向自己的元帅敬礼送别。
这是一次令人撕心裂胆的告别。彭德怀向两位军人行了军礼，并伸出手来，紧紧握着他们的手，一再地说：“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照顾和关心。再见了，同志们，战友们，回去好好学习，向你们的家属问好。如果有活着的那一天，我们再相见。”
汽车徐徐地开动了，彭德怀还伸出手来，向他们挥动着。
两位从血火中过来的军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凛冽的寒风中失声痛哭……
苦难的1966年终于过去了。但是刚刚到来的1967年并未给彭德怀带来好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更加深入”，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坏。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00元，但是自被隔离审查后，每月却只给他23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惊喜的是，这年一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一看就是彭德怀的。
他兴奋地打开信，看着看着，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彭德怀在信中没有像以前一样地叫他“小景”或“景参谋”，而是严肃地称他为“景希珍同志”，信中告诉他“成都和北京天气不同，我到北京时已感冒，而后皮炎大发，疼痛异常，已成溃疡”。彭德怀还告诉他，现在自己这23元钱，除吃饭之外，连洗衣服的肥皂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成了问题。更没有钱订报纸看，老花眼镜的度数也不行了，有些浅，得再重新配一副，可是现在没有钱。看守部队的人员见他实在困难，就允许他给自己过去的警卫人员写封信，让他们帮助解决一下生活问题，彭德怀希望景希珍能给三线建委的领导讲一下，能否在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每月多给开几元钱，帮助他解决一下审查期间的生活问题。
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事业开拓者，一个曾经令日本军队、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心惊胆颤的彭大将军，一个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帅，竟然被一伙窃国大盗逼到如此程度，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感到寒心。如此迫害忠良，公理何在，天理何在？
出身于山西洪洞县一个农民家庭的景希珍，1946年入伍，曾参加过解放甘肃天水等许多战役，1949年建国后调国防部办公厅，1950年被组织选中，担任彭德怀的警卫员，以后又随着彭德怀到了朝鲜前线。是彭德怀把着他的手教他学文化，还帮他修改给未婚妻信中的错别字，使他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父亲从山西老家来看他，进不了中南海，彭德怀知道后，用自己的小车将这位农民老哥接进了中南海自己的家里，与妻子浦安修一同热情地招待……
这就是一个元帅同士兵的友谊。想到这些，景希珍的心情不能平静。现在彭德怀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战士，绝不能向强权投降，他立刻去银行取出自己家里仅有的一千多元存款。可是银行却说有通知，他是彭德怀的警卫员，钱不能取，要取得开军队的证明。
景希珍没有办法，又回来开了证明，才取出了这笔钱，然后给彭德怀邮了出去。
接着，景希珍找到三线建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并将彭德怀的信给他们看了，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于是大家又去找当时三线建委机关“大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要求在彭德怀的工资中，每月增加一点邮给他——最后每季度从69元增加到169元，仍从彭德怀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第十四章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
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
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
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现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他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
彭德怀在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
毛泽东是否读到过这封信呢？至今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最后也会看到这封信的。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