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给进攻的时间表进一步蒙上了阴影。2月18日，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前往莫斯科听取一项计划。根据此项计划，如果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我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布什总统陷入了困境。他认为，现在采取这种做法为时已晚。我们花了600亿美元，并将50万大军运送到8000英里之外的沙漠地，在这之后，布什想给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入侵者以毁灭性的痛击。他不想靠TKO①取胜，那样萨达姆就会将其军队完完整整地撤回国内，并且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尽管如此，总统也不能让人看成是拒绝和平机会。
①TKO，指在拳击赛中，一方虽未被击倒但已无招架之力时裁判员可宣布对方由于技术原因而退出。——译者注。
2月20日，诺姆打来电话说，他同他的指挥官们交谈过，需要再一次将进攻日期推迟到2月26日。他说，他掌握着最新天气预报，预计24日和25日天气恶劣，26日可能放晴。恶劣的天气无异于减少空中支援，而减少空中支援等于增加伤亡人数。我的处境好不尴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诺姆没有给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总统请示，先是布默需要调动他的海军陆战队，转而海军陆战队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现在又是天气恶劣，说不准下一次又是沙特军队未做好准备。我下一次又该怎样处理，推迟到28日？
“注意，”我对诺姆说，“10天前你告诉我是21日。然后你想改到24日。现在你又要求推迟到26日。我怎么向总统和国防部长交代？他们现在遇到了俄国人一个糟糕的和平建议，需要设法规避。你总得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推迟理由。
你不了解我现在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发雷霆，大声吼着：“你给我讲的是政治理由，说明你不想劝阻总统去做军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吗？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说我们需要等一等。我们谈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生命。”他说，即使别人谁也不关心他们，他必须关心他们。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诺姆，我一方面挡开批评他的人，另一方面又减轻他的忧虑。我大声反驳说：“你不要拿这压我！你别想用不关心人的大帽子来压我！用不着你对我说我不关心他人生死！你这是干什么，在你的指挥官们面前装腔作势？”
施瓦茨科普夫说，他一个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内，并以不亚于我的火气喊道：“你是在压我只考虑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把我的军事判断搁置一边。我有很长时间这样认为了！”突然，他的语气一下子由愤慨转为绝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脑袋好像被钳子夹住了。也许我的脑袋要掉了。也许我正在丧失客观性。”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在战斗前夕把战场指挥员逼上疯狂的道路。“你没有失去客观性，”我说，“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头来，你知道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的，事情还将按你的意见办。”结束谈话的时间该到了，要不我们之中谁又会再引发起大吵大嚷。
未过半小时，诺姆又打来电话，提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4日和25日的天气不会太坏，他说：“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仍按原计划于24日开始地面进攻。
我不习惯穿着圆翻领毛线衫和运动衫在白宫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半钟，我突然从家中被叫去开会。我来到总统的书房，总统说他刚从福特剧院回来，他在那里观看了一出好戏，是莱斯利·李的《黑鹰》，讲的是图斯克吉族飞行员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显赫的黑人战斗机飞行员。随后到来的是切尼，穿着夜小礼服，参加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的余兴未尽，精神抖擞。其他的人陆续来到，“八人帮”全齐了。我们得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期的和平建议做出决定。俄国领导人当晚早些时候就此事给布什打来电话。总统的问题是如何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而又不显得丢掉一个争取和平的机会。
“有两种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一是告诉俄国人别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条件后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俄国人，而且痛恨看到他们利用世界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然后把一种解决方案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宁愿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赶走。
我可以听得出总统讲话声音中日益加剧的苦恼。他说：“我不想接受这笔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在他同我们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不想亏待他。我们得找到一条出路。”
我举起了一个手指。总统转向我。“有何高见，科林？”
我说：“我们不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我指出，联合国要求萨达姆将军队于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个妙主意，让我们在戈氏建议中加进一个截止日期。譬如说，要求他们于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们走，诺贝尔和平奖就归你戈尔巴乔夫先生。倘若如我所料，他们赖着不动，那么我们就开始迎头痛击。”
由于每个人好像都在深思这个主意，房间内鸦雀无声。
“怎么样？”总统问。除了切尼外，其他人很快表示同意。“你怎么看，迪克？”总统问。
切尼看上去好像备受谴责的样子。“我想没问题。”他说。
翌日上午10时40分，布什总统站在玫瑰园中面对着摄像机，板着面孔说：“联盟限萨达姆·侯赛因在星期六中午以前做他必须做的事，立即无条件地开始从科威特撤军。”
2月23日星期六中午，萨达姆没有接受俄国的撤军建
议，从而错过了最后的一线生机。翌日利雅得时间凌晨4时，在一片漆黑和寒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一个陆军坦克旅在前，沙特、埃及、科威特、叙利亚和阿拉伯其他国家部队紧跟其后，越过边界进入科威特。远在西线，第十八空降军开始进攻，以第八十二空降师及法国的一个轻型装甲师掩护左翼。第一○一空中突击师和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北上长驱直入伊拉克，向幼发拉底河谷挺进。在东西两线的这些部队之间，担任主攻的第七军和英国第一装甲师正严阵以待，一旦查明，助攻部队将伊拉克军队牵制在原地，就立即发起左勾拳进攻。地面战斗打响了。
由于心情太激动无法入睡，我就留在办公室接收汤姆·凯利和迈克·麦康纳尔发来的战报。我还观看有线新闻电视网的电视，以便了解其他人正在获得的情况。海军陆战队不仅牵制住了伊拉克部队，而且还突破了敌军防线并已经在向科威特城进军。突击通道已由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分队开通。他们数天前冒着生命危险，匍匐通过带刺铁丝网，越过灌满原油的壕沟，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西线，巴里·麦卡弗里将军的第二十四步兵师于第一天突入伊拉克领土60英里。最初的穿插如此迅速和深入，它使施瓦茨科普夫能够将左勾拳的时间表提前15小时。在地面战斗的最初24小时内，被38天空中轰炸吓成了惊弓之鸟而又饥渴交迫、精疲力竭的1万名伊军缴械投降。仅加里·勒克将军指挥的第十八空降军就俘虏敌人3200名，而自己只有1人受伤。我军第一天的伤亡总数是8人阵亡，27人受伤。
到第二天上午为止，第一海军陆战师正在科威特城国际机场内及其周围战斗。海军陆战队不仅完成了牵制伊军的使命，到当天日落前，他们已包围了科威特城。科威特沿海的两栖登陆佯攻牵制了更多的伊拉克部队。第十八空降军已突入到伊拉克腹地。由弗雷德·弗兰克斯中将指挥的第七军扮演主要的战略角色，即从西向东实施侧翼突击，切断在科威特的伊军，特别是其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退路，并将其歼灭。然而第七军推进的速度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快。
在这一天里，我们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一枚苏制“飞毛腿”导弹落到宰赫兰附近的一座临时兵营里，炸死28名美军士兵。阵亡名单展示了我国现代军队的严酷现实，受害者中有几名女兵。
2月26日，即发起地面进攻的第三天，我在当地时间中午前后给施瓦茨科普夫去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我痛恨事后批评战场指挥官，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第七军仍未完全投入战斗。“你不能责令弗雷德·弗兰克斯推进得更快些吗？”我问。施瓦茨科普夫本人已经在对弗兰克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正好乐得转达主席追加的压力。他很快给我传回话说，第七军最终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弗兰克斯的部队几乎全歼了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师，并且迫使另两个师溃退。
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沙特、埃及、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城。第十八空降军正在逼近幼发拉底河谷。我们的情报表明，位于交战地带的42个伊拉克师中，已有27个被歼灭或被击溃。我们俘虏了3．8万名伊军，而且更多的伊军还在不断缴械投降。我军的伤亡依然很小，但是本军的火力误伤给我们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损失。不过，总体看来，伤亡数量甚至远远低于我们最为乐观的估计，这主要归功于我空军部队对伊拉克军连续不断的猛列轰炸。
战争开始前，我的一名参谋给了我一本由弗雷德·伊克尔所著的题为《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的书。我曾同伊克尔共过事，当时他是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而我是卡普·温伯格的军事助理。他的书的主题激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曾两度参加了一场似乎没有尽头和没有目的的战争。伊克尔写道，战争是一种需要极其全神贯注的事业，因此在战争开始后，政府可能会把结束它的事给忘了。正如他所述：
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军事领导人在巧妙地规划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和协调复杂的机动作战的同时，却令人难以理解地认识不到，决定他们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利益的是战争结局，而不是战争中各次战役的结局。与此同时，资深政治家们可能不愿意将这些精心筹划的战役同结束战争的某些期确的主张联系起来……
作为例子，伊克尔提到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设想的巧妙与日本人对如何结束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一事的极少考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克尔的看法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复印了一些主要章节并将它们分发给各军种参谋长、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是在打一场目的有限和任务有限的有限战争，它的目的即将实现。我认为，负有责任的人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
2月27日下午，奥蒂斯·皮尔逊驱车送我去白宫参加
“八人帮”的每日军事情况通报会。重型装甲防弹车卡迪拉克令人放心地紧贴路面前往，转过五角大楼巨大的停车场，开上27号大道经过纪念大桥，进入华盛顿。一路驱车前行途中，伊克尔书中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斗常常远远地超出了‘合理’推算指出的战争应当结束的那个点。”
早上，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谈过，我告诉他，我感到我们正在接近结束阶段。战俘快要达到7万之众。萨达姆已命令他的部队撤离科威特。最后一条主要出逃路线，即从科威特城伸向伊拉克巴士拉市的四车道公路，变成了我军飞行员的射击靶场。道路上挤满了出逃的士兵，到处杂乱地弃置着近1500辆被烧焦的军用和民用车辆残骸。记者将这条道路称做“死亡之路”。
我对诺姆说，我得尽快就停止战争的时间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我还补充指出，电视报道渐渐地认为我们在为了屠杀而进行屠杀。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诺姆说。
我问他需要什么。“再给一天就成。”他回答。到那时，他就可以宣布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能够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了。而且他补充道：“你想到没有，如果我们明晚停战，地面战斗将持续5天，可以叫做‘五日战争’，听起来怎么样？”
由于这比1967年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的著名战争少一天，我说：“不坏，我没有意见。”
下午2时左右，我驱车进入通往白宫西翼的大门。奥蒂斯接我下车，把车停好，而且在我等候在休息室中时，小心翼翼地给我送来了一只大型黑皮地图箱。我上楼梯左转，经过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以避免穿行接待室。说不准会在那里遇到谁，从苏联大使到女童子军代表团都有可能。一名空军军官布鲁斯·考曼少校——总统的私人助理——帮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架好图架，图架面对着壁炉。
乔治·布什情绪乐观，精神轻松愉快。“八人帮”再加上斯考克罗夫特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哈斯，围坐在壁炉的前面，形成通常的U形。有人就总统把点火任务留给专门人员去管之事开了个玩笑。在数天前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布什亲自点火，但没有打开烟道。椭圆形办公室顿时烟雾缭绕。报警铃响了。特工人员飞奔而来，把门打开，2月的刺骨寒风从玫瑰园中直往里灌。
这天上午，我打开激光指示棒的开关，开始描述战况：海军陆战队和哈立德亲王的阿拉伯部队在科威特城内，第七军正在紧缩对企图逃出科威特的伊军的包围圈，只有共和国卫队仍在进行顽抗。在西面，第十八空降军已进至伊拉克纵深的幼发拉底河畔。我在结束军事态势的说明时说：“总统先生，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伊军垮了。他们现在企图所做的事就是死里逃生。”
我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解放科威特，这一目标我们已经实现。总统从未表示过任何超出这一授权范围的愿望，尽管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严厉的口头谴责。我们目前掌握着道义的制高点。如果我们的战斗超过弗雷德·伊克尔曾经提醒的“合理计算”，我们就会丧失这一制高点。而且，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奉行武士的准则。“我们不想被人看成为了屠杀而屠杀，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是大功即将告成。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谈过。我预计到明天的某个时候事情将安排停当，而且我也许将向您提出一项停止战斗的建议。”
总统说：“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今天结束战争呢？”他使我感到意外。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内的人，补充说道：“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这件事，由于这些残杀情景，我们正在开始背起某些不可取的社会包袱和政治包袱。你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为什么不结束战争呢？”他说他可以今晚就在广播中宣布中止敌对行动。
我回答说：“可以考虑，不过我需要先同诺姆商量一下。”我说了声请原谅就走进离椭圆形办公室不远的总统私人小书房。我拿起保密电话，白宫军事接线员给我接通了利雅得。
“诺姆，”我说，“总统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现在就结束战争。”
“现在指什么时间？”他问。
“我们今晚进行研究。”鉴于8小时的时差，这将意味着海湾地区子夜停战。
“我没有什么问题，”诺姆说，“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赶出去，此事已经完成。但是让我同我的指挥官们商量一下，除非他们遇到了我不了解的麻烦，我看不出不应结束的理由。”
我说：“切尼和我必须赶快去国会山向国会通报此事，我回来时我们可以再谈。”
我预计施瓦茨科普夫的战场指挥官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华盛顿时间中午1时，诺姆刚在利雅得举行了一次电视传送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以“所有情况通报会之源”而著称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们已完成了我们的使命，而且当决策者们提出应当停火的决定时，最感高兴的人莫过于我。”他在谈到伊军出逃问题时说：“大门已经关上。这里已无出路可言。”稍后，他将这一说法修正为：“在我说大门已经关上时，我不想给人以绝对水泄不通的印象。但重型坦克和火炮肯定通不过。“我谈的是给战争机器关上了大门……”他说。
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报告说，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觉得此建议没有问题，但是施瓦茨科普夫想与他的指挥官们合计一下。房间中无人不同意停战的初步决定。吉姆·贝克担心无意义的杀戮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超出必要性的战斗将使迄今为止一次辉煌杰出的军事行动给人留下坏印象。切尼说，要紧的是实现联盟的目标，而不是摧毁了多少辆坦克。不过，在切尼和我从国会山回来后，我们将再次开会进行最后一次讨论。
在前往国会出前，我给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打去电话，并且要他向各位参谋长通报总统结束战争的初步决定。戴夫后来给我打电话说，所有参谋长都同意。
切尼和我于下午3时向参议院、4时30分向众议院通报情况。两院的议员们在各自听证室坐得满满的。我们给这些议员们讲的基本上是给总统看过的那些图表。但是对今天可能结束战争的事只字未提。
下午5时30分，我们赶回白宫，并在椭圆形办公室附近的小办公室中与总统碰头。我记下了总统最后定下决心停止敌对行动的时间：5点57分。这个决心本应由总司令定下，现在他已定下决心。总统决策班子的每个成员都同意。施瓦茨科普夫和我都赞成。而且我毫不怀疑，如果诺姆或我对现在停止战争存有丝毫保留，总统会给我们全部所需的时间。
我们转移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当天晚上布什总统将向美国人民宣布的时机和内容。总统还开始给他的多国联盟伙伴打电话。我们本来考虑让总统于晚上9点钟上电视，宣布利雅得时间2月28日凌晨5时0分“中止敌对行动”。“中止”一词经过反复推敲，这表明不是与伊拉克人谈判达成的停火协定，而是我们自己主动采取的停战。我说，我想给诺姆留数小时白天时间，以便他能检查战场并清理任何未了结的零星事项，这一下可激起了约翰·苏努努的灵感。他说：“为什么不使停火在我国时间午夜生效？这样将使地面作战成为‘百时战争’。”总统表示同意，因此我于下午6时过后不久再次与施瓦茨科普夫接通电话。我告诉他总统将于我国时间9时发表讲话，宣布将于利雅得时间翌日早上8时0分停火。这样一来，就比他在上午与我交谈时要求的时间多了整整一天。
先是总统，然后是切尼都在电话上向中央总部司令表示祝贺，总统说：“诺姆，干得漂亮极了！”
施瓦茨科普夫不久打回电话，说话中带着小心谨慎的口气。他对我说，大门仍微开着，部分共和国卫队和T—72坦克可能溜掉。我要他继续打，而且我将再给他打电话。我把诺姆的报告告诉了总统和其他人。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感到突然，但谁都没有认为我们听到的情况会改变既定方针。伊军的脊梁骨已被打断，残部正在向北逃窜。没有必要打一场歼灭战，使双方更多的战斗人员去送命。显而易见，总统更希望看到彻底投降，即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而且我们知道，除非碰巧被一枚炸弹击中，否则萨达姆可能在战后存活下来。我们还预计到，有人将会批评我们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不过，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它已经完成了。总统重申了他结束战争的决定。我然后又给施瓦茨科普夫挂电话，并转告他，白宫知道将有部分伊军漏网，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9时02分，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军队被打败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实现了。我很高兴地宣布，东部标准时间今晚午夜，在地面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整整100小时和‘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以来6周的时刻，全体美军部队和多国部队将中止进攻性战斗行动。”
讲话结束后，布什总统和夫人邀请全体成员上楼到他们寓所内进行非正式庆祝。招待员传送着饮料，我饮着我常喝的兰姆酒和可口可乐。这是一种欣慰多于庆祝的气氛。我们未给乔治·布什造就另一个“欧战胜利日”。但他仍说：“我很满意。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他认为我们做了应做的事，而且我们胜利了。未过一小时，我回到迈尔堡6号寓所。我想告诉阿尔玛，我们刚打赢了一场战争，但她已经进入梦乡了。
时光流逝了130多年，历史学家们仍在辩论乔治·米德将军的决定——不让北方联邦军在葛底斯堡取得胜利后追击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是否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到现在已半个世纪，学者们仍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把苏军赶回柏林的决定有不同看法。而且我预计，从现在起的数年内，历史学家们仍将问我们为什么不打更长的时间并歼灭更多的伊军。批评家们会论证说，我们应当扩大我们的战争目标，包括攻占巴格达和把萨达姆赶下台，就如我们在巴拿马对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所做的那样。批评的人中甚至包括克劳海军上将，他曾在国会作证时主张继续制裁，反对战争；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却说我们应当把仗打下去，并扩大任务范围，抓住萨达姆·侯赛因。
于事无补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月，施瓦茨科普夫在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与戴维·弗罗斯特交谈》上露面。关于结束战争的决定，诺姆先是说：“我向鲍威尔将军报告情况。他和我进行讨论，我们是否算实现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即作战目标。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过了一会儿诺姆又说：“坦率地说，如你所知，我的建议是继续进军。我的意思是，我已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我们本可以继续打下去，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早上，我的白宫直通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迫使我坐下来细听。乔治·布什表示很伤心，当然也有些气愤。诺姆是什么意思？停止战争前大家同他商量过。如果他当时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战争将不会在那时结束。总统说：“我还亲自同诺姆谈过。”
我和总统一样感到失望。实际上，施瓦茨科普夫对戴维·弗罗斯特所说的话简直把我气疯了。我给在利雅得的诺姆打电话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是说总统犯了错误。好像你给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建议而他没有理睬。”
“这丝毫不是我的意思。”诺姆回答说。
我说：“可是它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现在传播媒体正在猛烈抨击总统。”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不愧是个民族英雄。但是他关于战争结束得太早的批评反而削弱了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很难过。总统始终是个忠实的人，他获悉诺姆感到受了伤害后，再次给他打去电话，要他不要忧虑。诚然，我感到需要把事情说个明白。施瓦茨科普夫参与了停战决策，他现在好像在与之拉开距离。我在与诺姆核对后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内容如下：“施瓦茨科普夫和我两人都支持在1991年2月27日午夜12时（东部标准时间）结束‘沙漠风暴’作战行动，一如总统的全体顾问所做……没有相反的建议。没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进行辩论。”
诺姆开始从他对弗罗斯特所说的话往后退却，在他的《并非英雄》一书中，他解释了他的想法：
我本能的反应是迅速停火将拯救生命。如果我们过了星期四继续进攻，我军部队将有更多的人被打死，也许不会很多，但总会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不久前刚对美国人民说，伊军所剩的兵力已不足以构成地区性军事威胁……我们将那个小子狠揍了一顿，任何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伤亡人数极少。为什么不结束它？为什么明天再让有的人被打死？于是我定下了停火决心。
施瓦茨科普夫绝对正确。但是，对于半途而废、功亏一篑的指责仍难制止住。而事实真相是，伊拉克依靠一支50多万兵力的军队发动战争，其中大约一半投入到科威特战场，他们在这里伤了元气。在海湾打了这一仗后4年，伊军规模仍只达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在伊拉克军队中，我敢肯定仍流传着各种可怕的故事，讲述“沙漠风暴”期间空中和陆上的打击多么厉害。伊军的残余部队已不再是一支具有血战到底意志的力量。
1994年10月，萨达姆·侯赛因向科威特边境派遣2万
共和国卫队的兵力，在设法争取放宽联合国制裁的同时试图装出强硬的架势。很快，主张采用简单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些人叫喊起来：如果在海湾战争期间把萨达姆干掉了，他现在就不会惹事生非了。10月23日，《纽约时报》在头版登载了一篇从一本关于海湾战争的书中摘录的长文，该书由该报记者之一与另一个人合著。摘录的标题是：伊拉克劫里逃生，再次威胁科威特。在该摘录中，作者们指出：“伊军的许多精锐部队即共和国卫队未被歼灭……”这正是萨达姆仍然能够运用其威胁性军事力量的原因。
有人认为，萨达姆在“沙漠风暴”末期进行了某种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种看法过于肤浅。其实，当时我本想截住伊军并将之全歼。然而真实情况是，从科威特逃出的坦克和其和国卫队的部队比我们预计的多。不错，我们可以再用一两天时间就能封锁出逃路线，而且在封锁后我们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虏被围的共和国卫队的所有士兵。但这不会使萨达姆的未来行径发生丝毫变化。伊拉克拥有2000万人口，它始终能够对只拥有75万人口的弹丸邻国——科威特构成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赖于该地区的盟国和美国的安排，这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1991年，我们在战场上痛击了伊军，而且在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同时，使伊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并且使它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们在将萨达姆的部队逼得四处逃窜之时为什么不向巴格达推进呢？或者换种方式说，我们为什么不摆动球门柱呢？人们往往会忘记的是，虽然美国走在头里，但我们率领的是一个国际联盟，执行的是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了。总统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队送回国内，这本来将成为引人注目之举，但由于后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国人民保证，“沙漠风暴”行动不会成为波斯湾的越南战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联盟，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战前，我收到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由于种种原因，”弗里曼说，“我们不能谋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并由我们占领它。摧毁伊拉克或将它削弱到伊朗和（或）叙利亚不受它制约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话多明智啊。将伊拉克分裂为各自为政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政治实体，将无助于我们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稳定。避免这种分裂结局的惟一途径是主要由美国征服和占领一个2000万人口的遥远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民会支持的做法。
当然，我们很希望看到萨达姆因给伊拉克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总统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的化身，也无助于公众理解为什么允许他留在台上。不过，这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萨达姆倒台，他必须由一个在某种沙漠民主国家中的杰斐逊的追随者所取代，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拜读古兰经的同时还阅读《联邦主义文件》。最后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叫别的名字的萨达姆。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一些人的父母亲常常前来对我说：“将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在我听后总是有点担心地问道：“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他们通常回答说，是的，并对他们家里的军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谢。在海湾战争中，共有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从军事统计的数字看损失不大，但对出事的每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悲剧。我会见过其中一些家庭，他们的不幸令人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本军的火力造成大量伤亡，使这种悲剧悲上加悲。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无须对更多的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持总统关于何时和怎样结束战争的决定。我为此而感到一种当之无愧的骄傲。
“沙漠风暴”不仅实现了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它开始扭转中东长期敌对的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立场表示支持的惟一两个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俩人的地位都因他们的立场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后，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和他们的其他邻国达成和解。“沙漠风暴”后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它导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导致侯赛因与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缔结了和约。美国今天享有“沙漠风暴”前得不到的进入该地区的权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也在冲突结束后获释。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处境孤立，并继续处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的底线不算坏吧！
我对当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沙漠风暴”的评论感到满意。基根写道：“不管说了哪些赶时髦的话，海湾战争确实是一次周密规划和打得很漂亮的军事胜利。”它实现了军事行动的最高目的：“为了维护秩序而战。”
报道战事的许多记者和他们在国内的媒体老板都抱怨说，军方对他们控制过严。他们不能到新闻消息源组织采访新闻。没有军事护卫人员，他们不能到战场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传奇记者厄尼·派尔曾经从欧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滩头堡发送消息，批评我们的人拿他作为例子当面指责我们。然而，新闻媒体对“沙漠风暴”的报道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记者中，高峰时共有1400人群集到战场采访。不妨将这一数字与过去的数字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诺曼底进攻日开始时同首批攻击部队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记者，越南战争高峰时在越南采访的记者不及这次“沙漠风暴”期间在战地采访的记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密起见，厄尼·派尔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极严格的新闻检查。而在海湾战争中，新闻报道仅军方检查有无泄密情况。在由新闻消息源组织记者呈报的1350篇书面报道中只对一篇报导作了修改以保护情报来源。在“沙漠风暴”中，我们一方面要保守军事机密，另一方面还要接待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战地采访记者。
不论是好是坏，瞬时图像通信使我们时代的新闻报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采用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卫星传输和小型摄像机，可以像有线新闻电视网那样进行昼夜24小时的实况报道，而且消除了记者与读者之间旧式的印刷媒体编辑手续。
电视的直观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气凌人的记者的日子更难过。过去，记者们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问一些强硬的问题，以便弄到报道的素材。他们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无关紧要，因为谁也看不见记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经过编辑整理、加了鲜明标题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公众能收看到记者的采访活动，看到他们大声喊叫或有时提出一些无理的问题时，即使最优秀的记者有时也会给人以坏小子的印象。
当切尼、诺姆和我上电视时，我们已知道个中奥秘：我们讲话的听众不仅是聚集在面前的记者，还有其他四类人——美国人民、外国人、敌人和我军部队的官兵。例如，我决不会为取悦国内听众而讲些激怒伊拉克的话，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势开始前夕，我收看《周六夜生活》节目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舆论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在这一节目中，一位陆军公共关系军官“皮尔逊中校”穿着沙漠迷彩服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像往常那样，许多人举手大声向他提问：“上校，你说我军在哪个地方最容易遭到攻击？”“我们打算两栖进攻科威特吗？如果进攻，将在什么地方？”“我们打算哪天开始地面进攻？”对观看过在新闻发布会上实际提问场面的任何人来说，都感到在这欢闹之中有一种真实之感。这一次，是报纸记者而不是《比特尔·贝利》连环漫画中某个不称职的哈夫特拉克将军成了讽刺的印象。
在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对军方发言人都进行了试听。在这24小时电视报道的世界上，我们已不能随便安排个人面对摄像机的镜头，不管他消息多么灵通。我们看中了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汤姆·凯利中将，让他担任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官，因为凯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看起来像情景喜剧《欢呼》中的诺姆，是人们可以与之交心和信得过的好人。凯利的新闻发布工作的伙伴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是位绝妙的陪衬角色，他总是使凯利身边的贤人具有学究式的权威性。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与我相距8000英里之遥，俩人观看了海军陆战队准将理查德·B·尼尔在利雅得首次向记者通报情况。他是我们试听过的第三个人。记者们对尼尔有点不大客气，但是尼尔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诚实。在尼尔首次露面后，我给诺姆去电话说：“我想你给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斗。但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得向昔日的克劳塞维茨学点东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战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没有徒劳。这些调查表明，参加民意测验的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认为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达到良好或优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凯旋归国前，就想同我讨论他的前途问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令人向往和受人尊敬的职务已经给了杰克·高尔文将军。我说：“你也许能在某个时候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我还未到让位的时候。当然，沃诺快退休了。这将腾出陆军参谋长的位置。”诺姆回答说他也许感兴趣。我说：“当然，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现在是你激流勇退的最好时间。你在国外时间不短了。你猜不到在你回国时将会遇到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全国上下崇拜的偶像。人们都在为你发疯，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知道，五角大楼中现在没有一个职位大得足以容得下像他这种名声和地位显赫的人。我说：“你在军队中已干了35年。现在外边有各式各样的单位都想请你去，是离开军队的时候了。”
过了没多久，施瓦茨科普夫同其他朋友交谈以后，回电话给我说：“我打算退休，我了解你们这帮家伙今后几年准备干些什么。你们将裁减军队，把军队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没有干这种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该死的政客们打交道，也受不了你们面对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把军队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乱。不过，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举，在战场上独断专行的环境下，碰到这种情况时，他可以把它顶回去。但是到了华盛顿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阵子，战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达给予更多的承认。萨达姆作出反应，派兵镇压起义。在北方，库尔德人试图摆脱伊拉克的统治。两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说，即使它们获得成功，这也不是我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布什总统慷慨陈词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可能对叛乱分子起了鼓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实际意图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够的实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因为后者仍对美国抱着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反叛的库尔德人日益恶化的困境。萨达姆杀了个回马枪，将50多万库尔德人逐出家园，驱赶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长的山区。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他们在这里开始死去，死亡的人数每天达600人之多。布什总统指示我们开展名为“给予安慰”的救济行动，由当时已晋升中将的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领导。然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山区环境中，库尔德人无法长期存活下去。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园。把他们送回去并保护他们不受萨达姆的报复是一项艰巨任务。
杰克·高尔文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从比利时的蒙斯发号施令，他对在该地区的美军实施遥控。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华盛顿，杰克在比利时，俩人各在面前摊开一张地图，在上面画出一个“安全区”，即围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城市的一个地区，不准萨达姆的部队进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在一家绅士俱乐部的桌布上勾画出像约旦和伊拉克那样的国家。我称担任泛欧角色的杰克·高尔文为“查理曼大帝”，并且告诉他，他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王国缔造者。在划出安全区以后，我们命令伊拉克军队撤出该地区。他们拒不从命。我们炫耀武力，他们就撤走了。在7个星期之内，“给予安慰”行动将近50万库尔德人送回了家园。我看着沙利卡什维利高度熟练地处理这种政治和军事混乱局面，再次断定：他是一名堪当大任的军人。
部队回国时，全国一片欢腾。我参加了芝加哥和华盛顿的祝捷游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游行时，人们向我们抛投纸带以示欢迎。阿尔玛和我乘坐一辆白色的1959年“别克”牌敞篷汽车。在我们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们后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伦达。我们的保安人员要求男人穿着装甲防弹背心。我说：“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够丰满的了。”诺姆同意，而切尼也依从我们的军事判断力。处于活动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动，这种场面我只在历史书里和欢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尔或麦克阿瑟凯旋的新闻片中见过。诺姆是新泽西州人，我是纽约人，五彩缤纷的纸带和纸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们的汽车上，气球随风飘荡，成千上万的人向我们热情地欢呼。我们是两个功成名就的家乡人。在祝捷队伍中游行的海陆空军将领还有：约翰·约索克、沃尔特·布默、查克·霍纳、斯坦·阿瑟。我们大家只是真正英雄们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军、第七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是飞行员、水兵和海岸警卫队队员，他们让美国人民重新感到自豪。游行队伍中还有我们盟国的代表，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老战士，他们终于得到了早该得到的承认。
各军种参谋长坐在看台上，他们的贡献大都未受到歌颂，但是他们极其出色地准备好了他们的部队，并且向切尼和布什总统献计献策。全国人民感谢卡尔·沃诺上将、弗兰克·凯尔索海军上将、托尼·麦克皮克上将和阿尔·格雷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和海岸警卫队司令比尔·基姆海军上将。“沙漠风暴”行动是协同配合的杰作，它涉及我国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华盛顿的鲜为人知的国防机构，它们提供了后勤支援、情报、通信、地图及所有其他许多不上光荣榜的胜利因素。
我们全体军人得到了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文职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对表扬最受之无愧的当数布什总统。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能按兵不动。”而且他领导一个世界联盟取得了胜利。
庆祝活动的规格无疑超过了成就。我们不是打赢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朝鲜的僵局和东南亚的长期苦难后，国家渴望胜利。我们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以很小的伤亡为美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他们的武装部队。我曾想过，如果我们这次得到了太多的颂扬，那么多出来的那部分可算是弥补前几次战争中我军部队打完仗归国时受到的冷遇。
这年春季，我应邀在扬基体育场为扬基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的季度首场比赛投第一个球。作为一个大学运动员，我的冲击力不强，但我发誓我的投球却很棒。后来，我沿着东河大道下行，凝视着河对岸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在百事可乐公司的装瓶厂拖地板。翌日，我在沃尔多夫—阿斯特里亚饭店向建设更美好纽约联合会的早餐会发表讲话。我说：“在我年轻时，我是国际工人兄弟会第812分会会员。这里有812地方分会的人吗？”我猜想他们未料到这一点，饭桌旁的工人兄弟会会员发出一阵欢呼。
此行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我回到香蕉凯利大街。在这社区开始变为盗贼猖獗的贫民区时，我父母离开了这里。现在它正在复苏。我们在凯利大街952号的老房子后来无人居住并被火烧坏了，最后被推倒了，在原房址上现在建起了新的花园公寓。我看到孩子们在凯利大街公园里踢球和跳绳，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垃圾场。
后来，我走过两个街口，跨上莫里斯中学磨平了的石阶。木地板仍然嘎嘎作响，开启和关闭高高窗户的杆子仍挂在我记得的老地方。我即将在那里发表讲话的体育馆散发着熟悉的汗味和消毒剂的气味。我看到体育馆内坐满了人，大都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黑人。我回想起来37年前这里的情景，就对他们说：“我记得这个地方，我记得达不到预定目标的那种感受。但是你们现在能够达到了。在我上大学时，机会很有限。但现在机会有的是。你们能够干任何想干的事，但是光想干还不够，光梦想还不够。你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之学习，为之工作和为之奋斗。”我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全国现役军人现在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文凭证明一件事：他们具有坚持到底的动力和纪律。我向他们呼吁：“不要半途而废。选择一个行为榜样，而且要不带框框地选择一个黑人或者白人，一名将军或者教师，或者是将你送到这个世上的双亲。”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否打动了某个年轻人。但是我决心在离开莫里斯中学时给这些小伙子留下一个忠告：不要走可能受害的捷径。要敢于选择工作和献身的更为艰难的道路，要敢于选一条通向某个目的地的道路。
我敦促年轻人可以选择任何种族的人作他们的行为榜样，因为我担心，黑人自豪的令人钦佩的楷模会被夸大到造成孤立的极端地步。我举双手赞成向非洲裔美国人灌输自豪感和传统意识，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我将当“野牛勇士”作为我的事业，以便黑人能够回忆在他们历史的另一篇章中自豪的过去。我希望年轻的黑人学习黑人作家、诗人、音乐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学习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的黑人孩子不去非洲某个地方闯荡江湖，他们将不得不在美国的天地里成就一番事业。在继承黑人遗产的同时，他们还应当了解我国民主的希腊渊源，我国司法制度的英国渊源以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美国人对美国民族这幅丰富多彩的图画的贡献。我对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忠告是，学会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在你300年前可能出生的地方生活。文化差距太大，流逝的时间过长，因此非洲已不能向非洲裔美国人的心灵提供惟一的养分。推论同样正确，年轻的白人将不会生活在全是白人的世界上。必须教会他们理解少数民族争取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斗争。
在白人占多数的大学校园中，在我们的内地城市中，在社会相互影响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我们看到正在出现不健康的重新隔离的现象，有时候是自己实施的，有时候是经济条件造成的。在幻想破灭的黑人自行离去时，他们撤回对美国的承诺。他们然后也允许白人离去，并且说：“如果这是他们希望的情况，就这样算了。”即使具有正当的理由，出于好意重新划分选区以增加黑人在国会中议员人数的做法也会使非白人议员摆脱掉照顾黑人选民问题的责任。黑人议程已交给国会的提倡黑人民权小组。非洲裔美国人担心，存在着再次坐到公共汽车后座上的危险，他们的担心是不无根据的。我国是一个机会和严重社会弊病并存的国家；而且我们大家都相处在其中。种族的重新隔离只能导致社会解体。重温马丁·路德·金的旧梦要好得多：建立一个白人和黑人在兄弟之桌的旁边并肩而坐的国家。
我生活和崛起在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和白人占主导地位的专业中，但所依靠的不是否认我的种族，不是把它视为阻止我的锁链或需要逾越的障碍。别人可能利用我的种族反对我，但我决不用它来跟自己过不去。我的黑色是自豪、力量和鼓舞的源泉，就如我是一个美国人一样。我开始立业时就相信这样一个美国，在这里，只要机会均等，任何人都能通过苦干和信仰获得成功。我仍然相信这个美国。
5月2日早上，我去厨房喝咖啡，顺便浏览了一下桌上的《华盛顿邮报》。
我居然上了头版。鲍勃·伍德沃德的书《统帅们》几天后将出版发行，《邮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该书的报道。这篇文章是本书日后一连串宣传造势活动的头一炮。5月5日，《邮报》的《书籍世界》将《统帅们》作为其主要的书评对象。5月13日，《邮报》所拥有的《新闻周刊》杂志刊出来的封面报道有我的照片，通栏大字标题是《违心的战争鼓吹者：通往战争道路上的疑虑和分歧》。《邮报》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谈五角大楼和白宫生活轶事中的主角。我对他描写我的总体情况没有异议。但是传播媒体排炮式攻击的重点在该书的几页上，这几页暗示我在海湾战争问题上私下里反对总统，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通过引发争议而使伍德沃德的书成为畅销书。违心的战争鼓吹者这一主题使得本来反对战争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反对派可以说：
“看，鲍威尔真的在我们这边。”
在我受到传播媒体和华盛顿小道消息的攻击时，除了几个挚友的电话外，我的电话机出奇地寂静无声。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对我一声不吭。我忽而寻思，看到我受人教训，切尼也许很高兴。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说：迪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脱身吧。
在这一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白宫接线员在电话中说，总统要和我通话，我心神不定地等着。总统来电话说：“科林，别理这种无稽之谈。不用烦恼，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谢谢，总统先生。”我说。
“巴巴拉向你问好。再见。”电话挂断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讨论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会议上还是其他场合，都有记者追着总统询问关于我的问题的更多情况，问的都是伍德沃德的书中写的。总统说：“谁也别想在鲍威尔和我之间制造矛盾，我不管他们出了什么书，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我也不在乎他们没有耳闻目睹，就道听途说……”
我决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时，美国总统的这一片赤诚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将被继续任命为主席。”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还差4个多月呢。我对迪克表示了感谢。他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想早点重新委任你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用不着背我的包袱，”我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
切尼说：“你不了解，关于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测，总统想借此消除这样的议论。”
“他想什么时候宣布？”我问。
“明天。”
第二天，我来到玫瑰园，乔治·布什指着我对记者和前来的官员们说：“我现在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表明我对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对他的极大尊重。”
总统说完后，我接着发表了简短讲话。美国广播公司的布赖特·休姆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将军，最近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提到你至少对使用武力的选择方案……存有一些严重的忧虑，请你就此谈谈看法好吗？”
我刚要开始回答，总统机敏地把我推到一边说：“我只想郑重其事地指出，他说了他的想法；他是公开说出来的。”他回忆起那一天，当时我提出了要萨达姆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平建议的截止日期，于是说：“我认为，当时所有的选择方案都想尽了……在沙漠中划一条底线的功劳应当归于科林·鲍威尔，而不是别人。”总统指向白宫的第二层说：“就在那间办公室内。”这方面的提问就此终止，关于《统帅们》一书的争论也暂时沉寂了下来。乔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时把我扶了起来，掸掉我身上的灰尘，并护着我。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我来说，战争在2月28日并未结束，我们仍面临着撤回国的一系列的后勤问题，要把数十万军队和大批的装备运回国内，这与运来时一样不容易，我们还得落实“给予安慰”行动，而且还要等争议平息下来。6月初，阿尔玛和我最终设法躲到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在我们的密友格兰特·格林和金格单·格林夫妇的家中度几天假。我发现格林在小溪旁的两棵树之间架起了一张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彻骨的疲劳在近一年中终于第一次开始迸发出来。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战争终于结束了。
7月22日，我飞往苏联，与我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举行另一轮建立信任会晤。阿尔玛与我同行。当我们与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时，好像是一个好家庭重新团聚一样。歇脚不久，我就被拉去观看红军表演性的演习。伞兵的跳伞动作设计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们让我参观食堂，向导力图让我相信，苏军的军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们还让我参观战斗机、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枪，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来。苏联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送我一件礼物——手枪。如果我把苏联人这几年送我的苏制武器都佩带在身上，绝对像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宣传画中的人物。
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国烹饪大师，有“厨师之王和王者之厨”之称。——译者注。
海军节那天，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观看闪闪发亮的各类舰艇进行模拟海上战斗。这次演习同我们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样，都有薄薄一层气度非凡的虚假外表。在外表的后面，破败的景象一目了然。我被允许参观精锐的伞兵部队，但是我要看看从东欧撤回的苏军的生活情况的请求却被拒绝了。食堂里张贴着花哨的照片，共有7组搭配均衡的食品，它们与从公用大桶中盛给红军兵士的大锅菜极不相称。在为我们表演的闪闪发光的战舰后面，我们看到了码头上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舰船。与我同行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杰里·约翰逊海军上将以专家的眼光审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后说：“这是一支该退役的舰队。”我此行中遇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已不再是出席早几次首脑会议的极有自信心的人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中，他所经受的连续不断的打击好像已把他打翻在地了。
在这次旅行中，我试图会见普通的俄国人并同他们交谈，但莫伊谢耶夫不断把我引向装甲运兵车。我们于星期五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我们驱车进城的过程中，我发现大批人向相反的方向行进。然后，到了星期日夜里，当我们乘车回机场时，情况正好相反。我向司机打听。“人们分到了自留地，可能有500至600平方米，”他说，“所以一到周末，他们就去乡间照料菜地。他们在国营商店中买不到像样的东西。菜园子给他们增加一点吃的，可能还有点收入。他们像蚂蚁一样工作。你应当看看他们生产的东西。”个人小块自留地生产的东西按相应的比例计算要比集体农庄生产得多。
7月28日，我们准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回国内，当时在将远东军区的一件礼品装进我们的707飞机时遇到了麻烦。他们送给我一个硕大的麋鹿头，留着角，安装在一个沉重的木质底座上。装箱后，麋鹿头需要4个壮实的俄国兵才能搬上飞机。
莫伊谢耶夫和加拉前来送行，我们4人的周围布满了一层被闪光灯吸引而来的西伯利亚蚊子。我紧紧拥抱莫伊谢耶夫说：“米沙，保重自己。”我这是一片真情。我对这个诚实的军人产生了好感，而且我为他担心。我看到一个栖息在一座行将倒塌的建筑物上的人。他眼中瞬息即逝的伤心神色告诉我他理解我。我们大家拥抱告别后，阿尔玛和我登上归途的飞机。
至于麋鹿的头，当我们在迈尔堡6号住宅内展示时，把我的两岁孙子吓得半死。我最后设法将此野兽的头转移到离它出生之地稍近的地方，至少是象征性地靠近些。我把它送给了我的朋友特德·斯蒂文斯——阿拉斯加州的资深参议员，悬挂在他的办公室内。
8月19日午夜过后20分钟左右，我刚睡着，就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有人正发动政变想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布什总统在缅因州肯纳班克港的避暑地。副总统奎尔在亚利桑那州。切尼在加拿大钓鱼。吉姆·贝克在怀俄明州钓鱼。我“一个人在家”。我给切尼的副部长唐纳德·阿特伍德打去电话，迅即把情况告诉他。我按了常按的按钮，发现苏联常规武装力量的警戒状态没有变化。苏联人有一个系统叫“加盖夫”，使用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装置，一旦发生核危机，一小批领导人可以用来互相通信联络。我们能够监测这个系统，并且了解到苏联的核态势也无变化。
布什总统很快回到华盛顿，摆出一副等着瞧的姿态。那天我得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按预约进行年度体格检查和紧张程度测试。当时感到有点紧张吃力。政变后的那天，总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把“八人帮”召集到寓所。
总统问我：“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科林？”
我说：“你注意到坦克怎么开进莫斯科的吗？它们走在道路的中间，没有特定的前进方向。人们挥着手，把鲜花献给坦克手们，同他们交谈。”我指出，没有坦克封锁克里姆林宫或俄国议会，没有部队接管中央电话交换局，而这些都是政变期间的标准的操作程序。“所有这一切说明，总统先生，”我继续说，“政变的密谋者不掌握军队。军方不支持这次政变。”我还记得在电视上见到5位愁眉苦脸的政变领导人，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吉米·布雷斯林书中描述的情况：这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人能否打翻捕狗员①并接管狗栏。
①捕狗员，俚语，指美国政府部门中最低级的官员——译者注。
没过3天政变就垮台了，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未遂政变标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末日的到来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崛起。未遂政变策划者之一季米特里·亚佐夫由我的朋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接替，任国防部长。我曾相识的列宁格勒的老战士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政变后不久自杀。莫伊谢耶夫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只呆了一天。他显然没有快速采取行动保卫政府，未能中叶利钦的意。于是莫伊谢耶夫很快也销声匿迹了。
他的失踪令我不安。也许这是一个不同的俄罗斯；但我仍无把握说处理失势者的老方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试图通过在华盛顿的俄国人和前往莫斯科的人找到莫伊谢耶夫的下落。我一无所获。4个月后，我终于接到莫伊谢耶夫的一封信，说他和加拉活着，身体健康。他后来成了高技术通信顾问，一个事业有成的资本家。据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莫伊谢耶夫发财了。
※ ※ ※
数月前，在我们一次出差海湾地区后回国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边，重新提起了我喜爱的一个话题。我曾下令联合参谋部就战术核武器的用途进行研究。联合参谋部的建议是放弃由火炮发射的小型核武器，因为它们容易引起麻烦，需要很多钱才能使它现代化，而且在当今常规武器精度很高的情况下用处不大。我将研究报告发给四军种参谋长，因为它的结论影响诸军种联合军事原则。卡尔·沃诺——我的老伙伴、老知己和拥护者——在许多问题上支持我，但卡尔还有更深的忠心。核武器事关炮兵的声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种自我放弃一部分。卡尔这位美国陆军的资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将其他军兵种首脑联合起来反对该建议。报告送到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部门——里根时代强硬派的避难所——他们从保罗·沃尔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盘否决了它。不过，这是我在飞机上拿出来并交给切尼的建议，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别助理戴维·阿丁顿在上面写满了批评语句的文件。切尼发出哼声，但他开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几位参谋长合起来以4票对1票反对我，”我说，“所以否决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担心，我明年再提，因为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迪克看着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职顾问没有一个支持你。”他说。
我取笑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像您一样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并继续看下去。我们回到华盛顿后，他拒绝了我的建议。
切尼在核问题上并不是死脑筋。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远见。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他命令他的文职分析人员以新的眼光研究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的核目标。实际上，切尼提出了一个40年来没有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多少数量才足够？他的参谋人员发现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种新的核武器系统研制成功，制定单一统一作战计划的人员就另寻新的打击目标，并且达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程度。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把一枚弹头对准一座苏联桥梁，而市政厅只隔几个街区之遥。根据当时的计划，单单乌克兰首都基辅就有近40件武器对着它。在华沙条约解体和东欧各国成为民主国家后，五角大楼就取消针对东欧的目标问题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切尼和他的文职分析人员彻底改变了长达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想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核打击目标。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不再用核武器瞄准对方了。
海湾战争后数月，即9月5日，在国家安全班子的一次会议上，布什总统敦促我们就军备控制问题提出更新的思想。到这时，海湾战争胜利之花已部分凋谢。我们又回到超级大国的角逐场所，在苏联发生未遂政变后，这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想看到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些新的主意，”总统说，“我不要高谈阔论。我要实实在在的建议。”
不几天，我们就制定了一份建议，它远远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发射的核武器的范围。建议的范围无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陆军的“长矛”导弹。停飞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已经值班32年之久的轰炸机，并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潜艇上的战略导弹外，从所有舰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仅保留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大胆地关闭尽可能多的“民兵”导弹发射井。这一次对急剧变化的世界作出反应的四军种参谋长署了名，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强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准备顺着变化的风向而动。没出三个星期，布什总统于9月27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些单方面裁减核武器的建议。
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我国武装部队拥有2．3万枚作战核武器。在我们自己提出的倡议与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之间，我们应在2003年前减少到8000枚弹头，即减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虽然布什总统任命我担任第二届两年任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萨姆·纳恩——他支持制裁并反对战争——设法确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确认。听证会持续了两天，在会上，纳恩批评我与鲍勃·伍德沃德的讨论，就如伍德沃德书中报道的那样。我不否认同伍德沃德谈过。政府中有许多人也同他谈过。会谈不是什么秘密：切尼和我也经常谈起这些会谈。纳恩还试图证实，对于延长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样的观点。我提醒他，我们实行制裁几近6个月，而它未能打动萨达姆·侯赛因（在随后的4年中也没有）。是否实行更长时间的制裁是一个政治决定。布什总统做出了该项决定。在决定发动战争时，我的任务是确保我们做好准备。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纳恩将听证会一直拖到9月30日，即我任期的最后一天。我向他指出，到午夜时，我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是代理主席，因为从法律上讲，我将让出这个职务。于是，他迅即将我的重新任命付诸表决。我得到参议院的一致确认。
海湾战争后，《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休·赛迪写道：“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位美国总统像乔治·布什这些天来那样以非凡的气度驾驭着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学家仍绞尽脑汁……搜索着可与之相比的事例。他们一无所获。”即使现在，即7个月以后，对总统的支持率仍达到稳健可靠的百分之六十六。在我得到重新确认后，看来在乔治·布什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我还将担任相当长时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我的美国之路--第二十章 换帅
第二十章 换帅
“沙漠风暴”过后数月的一天，我的心情突然又拉回到昔日在越南稻田中的时光。1991年秋天，我再次见到武公孝上尉。他于1989年12月给我写了封信，事隔27年，我第一次听到武公孝的音信。武公孝在信中祝贺我荣升主席职务，并向我通报了这些年来他的生活状况。他写道：“在你荣任如此显赫的职务之际，我却处境艰难。”武公孝在共产党再教育营地内呆了13年。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已批准他偕同妻子移居美国。但是他的已婚子女和孙辈共7人却未获批准，他请我帮忙。
我前去找足智多谋的里奇·阿米蒂奇，他对华盛顿官场和越南事务很熟悉，有办法安排武公孝家庭的其他成员前来美国。
大约一年半后，1991年10月，我应邀去明尼阿波利斯在一项名为“明尼苏达会议”活动中发表讲话。我走进举行活动的饭店大厅时，有一个小个子站在那里，身披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神色若有所失。我一眼就认出是武公孝。他等在那儿，腼腆地对我微笑。我们两个人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感谢我帮忙，并告诉我他已在明尼苏达州为他的家庭找到一个美国保人的经过。我邀请武公孝参加我的演讲会，并安排他坐在讲台前面的一张桌子旁。我讲话一开始就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个有近30年未见面的朋友。希望大家欢迎他，他是你们的新邻居，一个新美国人，武公孝。”武公孝站起来感谢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命运使他显然有些迷惑不解，他在美国的心脏地带有了一个新的家，一个离他故乡如此遥远又如此不同的家，但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我被重新确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当日，海地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琼—伯特兰·阿里斯蒂德神父在执政后不到8个月被一个军人集团推翻。随着阿里斯蒂德的倒台，海地人登上任何能漂浮的东西争先恐后地逃往美国。10月29日，布什总统禁止美国与海地的一切商业往来以惩罚军事独裁政权，这使得海地人出逃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美军领受了一项不受欢迎的任务，负责将出逃的海地人滞留在被我们占领的一块古巴领土关塔那摩湾，让移民归化局在那里鉴定，他们是否可以政治难民身份合法进入美国。
到12月，五角大楼被要求拿出使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的军事选择方案。我对切尼的建议是慢慢来。我说：“我们可以动用一两个海军陆战连在一个下午就拿下这块地方，但是问题是如何脱身。”1915年美国曾出兵干涉海地，理由和我现在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为了结束恐怖，恢复稳定，促进民主和保护美国利益。那次占领持续了19年之久。切尼无需听我的论点。我俩谁都了解海地人热切盼望逃离如此贫穷和政治上如此受压抑的国家的原因。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说明美国的入侵是正当的。
负责关塔那摩难民事务的大西洋总部司令巴德·伊德尼海军上将想将这项工作命名为“安全港行动”，但是我反对。因为这个名字好像举起一块招牌，欢迎海地人前来。然后又把他们关在一个越来越像集中营的地方。我希望起一个听起来中性的不会引起幻想的名字。我们决定采用海军使用的关塔那摩的缩写；于是将“安全港”改成了“关塔那摩行动”。
尽管如此，海地人继续从海上出逃。
也是这年的12月，我接到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恩·德勒姆斯的一个电话。他想在五角大楼见我。德勒姆斯是黑人，他代表奥克兰地区的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居多的选区。他讲起话来依据听众的不同一会儿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自由派，一会儿又像他先前当过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国会中我们常发生摩擦，但是在国会外关系相当融洽。不过，他以前从未要求单独见我。
他来后，我们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在一对一见面时，我喜欢用这张桌子。“我一直在同高层人士——民主党的资深成员交谈，”德勒姆斯开始说，“而且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我等他说下去。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但同时又是我们最可怕的睡魔。”
我继续听他说。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德勒姆斯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将你作为副总统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在这之后，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可是你若加入共和党，上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那你就是最可怕的睡魔。那样的话，提倡黑人民权小组的成员就不能离家外出了，德勒姆斯只得呆在家中了，你分裂黑人投票者，而且我们失去了一个祷告者。”
我说：“罗恩，你在花言巧语地骗我。”德勒姆斯又说了20分钟。他的主题是，与像杰西·杰克逊那样的领袖相比，我是一个“摘桃子的人，而不是栽桃树的人”。德勒姆斯最后问道：“我希望你明白的是这样一点，你打算成为我们梦中的偶像，还是成为我们的睡魔，抑或打算无所事事？”
我说：“承蒙过奖，但我不打算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个现役军官。我不想说任何可能引起揣度的话。我的打算是穿着戎装报效祖国直至退休。”
我们握手告别，他显得颇为满意。我猜想他获得了他想带回给他的党的信息。鲍威尔将不与我们为伍，但也不跟他们走。
※ ※ ※
那年圣诞节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苏联解体了。没有战斗，没有战争，没有革命，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会在边远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大笔一挥解散了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就此消失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工作。没有什么事情留给他管了。正如他1988年对乔治·舒尔茨和我说的，他将尽力而为，一直干到有人出来取代他为止。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想到整个苏联帝国将会与他一起被人抛弃。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承认交给他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原本希望不更换马克思主义的心脏就复活其躯体。然而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他在台上的时候，恰好美国有这样一位总统，愿意靠美国的优势地位拿和平去冒风险，这个人就是罗纳德·里根。这两个人携手合作实行大胆的领导，开始结束冷战。
我深信，现在让国会接受“基本兵力”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两个超级大国将来不再互相显示军事力量之后，“基本兵力”方案将是适用于未来的现实军事态势。2月5日，切尼和我前往国会山参加另一次听证会。这一次是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因为我们试图让国会通过该建议，而国会的主要成员认为我们的头号敌人垮了，因而“基本兵力”方案裁减的幅度还不够大。正当我们跨进听证会会议室时，我的法律事务官保罗·凯利上校偷偷提醒我，要为众议员巴尼·弗兰克就一个不同主题的提问做好准备。
在听证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提问按预计的轨道前进——后备役和现役部队搭配的比例合适吗？我们能从欧洲撤回多少部队？然后，会议主席准许众议员弗兰克发言。这位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先转向切尼说：“部长上次来这里时说，禁止同性恋者到军队中服役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弗兰克然后转向我问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的是一种多数人反对一个群体的人的偏见吗？而且这一偏见是告诉男女同性恋者，武装部队不想要他们的正当理由吗？”就这样，把这个一代人中最棘手的社会问题赤裸裸地推给了五角大楼。
我说：“我认为将这部分人吸收进目前的军队里对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有害的，而且我认为……”
弗兰克打断我的话说：“如你所知，一段时间来，部长承认军队中存在男女同性恋者。因此而发生过任何行为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我回答，“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处于所谓的隐蔽状态……如果有的年轻男女异性恋者由于不同的性偏爱而决意不想非常接近，那么我就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后在同性恋者中又得按性别分别安排？”众议员弗兰克那天未再追问。
然而，科罗拉多州女众议员帕特·施罗德随后给我来信，表示对我的证词感到不快。施罗德援引一份1942年的政府报告，并声称我今天是拣起当时用来反对军队中种族一体化的同一论点来反对同性恋者。“要是数十年前，你的推理定会使你进不了食堂。”施罗德说。
我在回信中写道：“我用不着别人提醒非洲裔美国人捍卫祖国的历史。”但是她的逻辑错了。我指出：“肤色是一种无危险的非行为特性，性取向也许是人类行为特性中最深刻的特性。将这两者做比较不难，但论点站不住脚。”
将同性恋权利与公民权利运动联系起来在非洲裔美国居民中引起了混杂的反应。众议院提倡黑人民权小组主张取消对武装部队中同性恋者的禁令。但是其他非洲裔美国人领袖告诉我，他们痛恨同性恋者盗用——或用其中有的人的话说是劫持——民权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听说黑人神职人员坚决反对取消禁令。战斗开始了，在大选之年，我们遇到了一个难办的问题。
这一年，在一种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又给我提出了美国种族遗产来历的问题。在卡特当政年代，我于1978年作为查尔斯·邓肯的初露头角的军事助手首次去非洲，对该大陆的东半部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当时没有使我引起很大的感情共鸣。1992年3月8日，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再次去非洲正式访问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阿尔玛与我同行。我特别想访问塞拉利昂——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国家，因为我的堂兄弟阿瑟·“索尼”·刘易斯曾任美国驻塞大使，他是一位当过水兵的外交家。我们于3月9日抵达首都弗里敦。我们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小型的家人团聚，因为索尼当时在该国出差。
我们经历了老一套的正式招待会、宴会、祝酒和演说等活动。然后，到了第三天的上午，阿尔玛和我在美国大使馆与乔·奥帕拉有了一面之交。他是美国和平队的老队员，现定居在塞拉利昂。奥帕拉担任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参观邦斯岛。“我是挖掘和恢复你们将在那里见到的景物的人员之一。”奥帕拉自豪地告诉我们。
抵达该岛后，他带领我们一行去到一个倒塌的旧城区。他解释说：“奴隶在内陆抓到后，被送到邦斯岛上，你们看到那里了吗？”他指向原本一定是漂亮住房的一片废墟。“那是奴隶贩子和政府官员居住的地方。”奥帕拉领着我们参观破败不堪的外屋，一会儿介绍这，一会儿描绘那。“这里是存奴隶的地方。这里是给他们喂食的地方。这里是对他们进行检查，以确保不让损坏的次品占据船上的舱位。”他带领我们登上一座大型建筑物的石阶，走到一个阳台上。我们往下看到砖墙的围栏。“装船前，奴隶们被圈在这里。”奥帕拉解释说。他描述着怎样对“货物”进行装运，横越大西洋的航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预计会有多少“损耗”等。
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我以前对此想得并不很多。今年2月，阿尔玛和我去了趟牙买加。当时，在我看来，我的根始终意味着我双亲的故乡——西印度群岛。但是我现在感到，我还有更早的感情牵连，我同非洲有着联系。我向阿尔玛提到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也有同感。”向下凝视着这些关押人类的畜栏，我能够想象得到拥挤在一起的人体的异味。我能够描绘监工的一副凶相，手中拿着皮鞭，驱赶着惊恐不已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上船。我的曾曾祖父或曾曾祖母当年一定站在像这样恐怖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弗里敦机场的简短欢送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我说：“正如你们所知，我是个美国人。我是从牙买加岛移居美国的牙买加人的儿子。但是今天，我还不限于此，我还是个非洲人。我感到我的根在这里，在这个大陆上。”
访问尼日利亚后，阿尔玛和我带着对我们祖先来历的新的认识飞返国内。我们目睹的非洲史是悲剧史。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在不断地丰富提高。它证明，不管人们被打到地底下多少层，一旦他们有机会挣脱锁链并懂得自由，不论在非洲或任何国家，包括我的祖国，他们的地位能够向上攀登得多高。
到了1992年初，我们已进到了裁减军队的实质阶段，要将我国武装部队削减到政府早先宣布的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向部队人员发放离开军队的复员退伍费，可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给部队人员发放留在军队中的补助金。我们削减了招兵数，只招收必要数量的新兵，以便补充今后10年内所需的士官和军士长。我们正在每周从德国撤回数千名官兵和他们的家属、车辆、宠物和其他财物。我们得在本土为他们准备好工作和住房。在我第一个任职的驻地——盖尔恩豪森被关闭的当天，我感到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消失。钥匙交给了德国人，一支美军后卫分队按着《约翰尼荣归曲》的曲调走出营区。在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富尔达峡谷成了吸引旅游者的景点。
甚至在冷战结束前，我们的军营就太多了。在上世纪向西扩展的过程中，建设了某些军营以打击土著美国人——当时的印第安人。有些军营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有些是冷战的产物，例如缅因州阿鲁斯托克县的洛林空军基地，它曾经是航程有限的B—36轰炸机的基地，从这里这种轰炸机才能飞到苏联。B—36轰炸机早已退役，但是该基地却难以关闭，因为它有助于支撑缅因州北部这个经济萧条的县。与关闭本土的基地相比，关闭海外的设施可算是不费吹灰之力。盖尔恩豪森的人们不参加美国的选举投票，也用不着让众议员们像为了争取国内的乡亲那样奋斗。正如众议员莱斯·阿斯平在谈到有争议的国防设施时曾对我说的，给别人谋好处是为了替自己捞选票。
弗兰克·卡卢奇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曾与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迪克·阿尔梅达成一笔交易。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每两年审查一次五角大楼的关闭基地建议。其想法是使这些关闭基地建议不受政治压力。经总统批准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要同意就同意，要不同意就拉倒”的清单让国会投票表决。这一方法很灵验，因为大多数议员不受基地关闭的影响，因此用不着担心批准关闭基地建议。不过，我们不得不如此花工夫来关闭既费钱又不需要的设施，这就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国会不知羞耻地不愿意放弃政治拨款和做出选民要它做出的艰难决定。
事实证明，削减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比关闭基地还要难办。里根总统和卡普·温伯格将预备役的兵力从25万扩编到110万，以对付苏联的威胁。这些兼职的战士对于我们的战备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他们在“沙漠风暴”中大显身手。他们是最优秀的平民军人。但是，既然冷战已告结束，我们就不再需要以往那样多的国民警卫队员和后备役军人了。当我们试图将规模削减至明智的水平时，我们遭到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组织及其国会支持者的激烈反对。指责我们对兼职工作和兵工厂以及流入各社区的钱构成威胁。我们设法削减了部分人员，但仍有很大的余地，在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身上可为国家节约更多的钱，而又不致损害国家的安全。
取消一项不需要的计划会使鸽派一夜之间变成鹰派。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自由派参议员克里斯·多德一贯猛烈抨击我们把钱花在不必要的防务上，只要把钱花在他所在州的州界以外他认为都是不必要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取消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电力船舶公司生产的攻击潜艇计划时，克里斯却喊破嗓子地大叫，抗议说这会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害。多德临终前改变态度，主张加强战备，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他在国会议员中找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高兴地发现，在他们珍惜的计划可能被取消时，出现了一个知心的同盟者。
有一次，我向大西洋总部司令建议，我们从冰岛调出我们的预警飞机，将之派往加勒比海地区，以便搜索走私毒品飞机。他拼命反对我。我指出，现在从冰岛方向飞往美国的苏联轰炸机只有前来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苏联空军的新的“姐妹”部队）访问作客的飞机。我未能把他说服，我们也未再进一步争论，我只是下令把冰岛的飞机调出执行新的缉毒任务。
我们曾计划储存1．1亿桶石油，以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外国供应来源被切断时，我们仍能够照常运作。但是现在只存在爆发地区性战争的可能性，到时我们总能找到替代的外国石油供应来源。因此，我们将储备量减少了一半，给纳税人节约了4亿美元。另一个削减费用的项目是：陆军想装备一种新的无线干扰机，以挫败苏联突击队在北约集团后方的攻击。什么攻击？什么后方？什么苏联人？我们削掉了这项要求，又节约了2亿美元。
尽管遭到官僚机构的抵制，我们的削减工作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并且开始产生良好的效果。基地关闭了，军人和文职人员离开了部队。计划的削减影响了经济，并将在1992年成为一个选举问题。不过，我们精心调整削减的幅度，以便我们不像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那样大刀阔斧地使部队伤筋动骨。五角大楼仍有无必要的项目，仍存在着浪费和经济诈骗现象，这在过去曾使我们名誉扫地。我希望这些丑闻只是往事。在切尼领导下，各军种参谋长和我力图成为美国纳税人委托给我们的资金的称职管家。我们决心建设一支胜任任何使命的更精悍、更有效的高质量军队。我知道，这乃是国家军事领导人的目标。
1992年5月1日，我打开办公室内的电视机，看到的情景令人伤心。前一天，4名被指控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被宣布无罪释放，从而触发了动乱。我收看的是关于洛杉矶动乱的最新消息。金有前科，他不是圣人，不是用来大造舆论的理想人选。尽管如此，凡是无偏见的人，只要看过现已家喻户晓的录像带之后，都不会否认他确实是警察使用过度暴力的受害者。无罪的判决在黑人社区中激起了暴怒。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当我观看着焚烧、暴乱和抢劫的画面的时候，心里不断地在想，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部队开进小石城平息因学校融合问题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5年，布尔·康纳在阿尔玛的出生地伯明翰用狼狗和水龙对付抗议种族歧视的黑人事件已过去29年；因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使美国各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的悲剧也已过去24年。在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这一幕幕丑剧又被搬上了舞台。
我在看电视时，接到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科林，”布伦特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分内的事。但是请你帮个忙给总统即将就动乱发表的讲话稿提些意见。”总统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斯考克罗夫特解释说，阐明联邦政府结束动乱的行动。布伦特说：“我给你发去一份初稿，你看一下，然后来这里向萨姆·斯金纳说说你的意见。”斯金纳已于去年12月取代约翰·苏努努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南希·休斯给我取来总统讲话的传真稿。我读着它时颇感失望。我认为讲话的调子全不对。不错，暴乱是犯罪行为，法治应当恢复。但是暴乱不是孤立地酿成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讲话稿只讲暴乱不对，却没有讲造成它的社会根源。在大选之年，我能从这份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极右派的影响。
我来到白宫西翼斯金纳的办公室，对他说：“萨姆，法律与秩序这部分还可以。但这里有些用语只会火上浇油。”我指出，甚至连罗德尼·金都在祈求种族和解。“你听到他说了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和睦相处？……让我们设法把问题解决了。’”我建议降降讲话稿的温度：“在总统的讲话里加些和解的内容。”
萨姆心情不安。离讲话的时间只有数小时了。他说，他不能把文稿推倒重写，他必须在广播前搞好。不过，他会尽力改好的。
我离开白宫赶回家换衣服，准备出席当晚在格兰德·海厄特饭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霍雷肖·阿尔杰①奖学金颁发宴会。当晚晚些时候，我找借口退席后，立即要我的特工人员给我在海厄特饭店找一空房间，收看定于晚上9时开始的总统讲话。我及时赶到房间，听到他在说对暴力感到遗憾。他接着又说：“我还正在使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我正在命令科林·鲍威尔将军将所有这些部队置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我通过电视台接受军令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在60年代的动乱后，我曾希望我们将决不再需要调动军队到一个美国城市恢复秩序。使我感到宽慰的是，总统接着说，对金的殴打“令人厌恶”。人们对无罪开释感到“震惊”，他说：“我与巴巴拉都深感震惊，我的孩子们也有同感。”他承认，我们必须给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人以更美好的未来，而且他要求每个人“用他们的心，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祈祷来消除仇恨。”我感到那天下午呆在萨姆·斯金纳办公室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①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的基调是：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奋斗，出人头地和发财致富。——译者注。
那个周末，在洛杉矶的动乱尚未平息之际，阿尔玛和我前往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出席她第35届学友联欢会。她为能让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而感到特别高兴。我乘此机会强调总统讲话的精神。“问题不局限于罗德尼·金一人，”我对菲斯克大学的毕业生们说：“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一个家庭。家庭中免不了会发生分歧和争吵。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家庭分裂成动武的两派……我希望你们从你们的多样性中找到力量。不论你们是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让它成为你们自豪和鼓舞的源泉。从中汲取力量。让它成为他人的问题，而决不是你们的问题。决不要躲在它的背后或把它当作不尽力而为的借口。”
乔治·布什将不仅仅依靠对“沙漠风暴”的回忆争取重新当选。他在民意测验中的赞同率一度高得惊人，但到1992年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不赞同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他还遇到其他的麻烦。有人提醒布什，把丹·奎尔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拖了他的后腿，而且“该死的丹·奎尔”的说法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不绝于耳。报界不断提到我是可能的取代人选之一。早在1990年11月，在海湾战争集结兵力期间，《检阅》杂志就提出了布什—鲍威尔联袂参选的可能性。据传说，当时负责布什竞选运动的弗雷德·马利克——我早年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导师——支持这一动议。竞选运动的参谋班子进行了不加声张的民意测验，证明吉姆·贝克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得分高于丹·奎尔。而我的名字得到的支持率比贝克还高。揣测变得十分盛行，以至于到了5月中旬我感到我得给奎尔去个电话。我说：“副总统先生，我知道这种传说对你来说多么令人不快。我能对你说的是，我不是风源。我没有策划任何事情。我打算坚守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
奎尔很感激。“我知道，科林，”他说，“这是在本城干一番事业的部分代价。”
关于我上共和党候选人名单的种种传说，纯属“环内”政界人士对我的猜测。乔治·布什为人忠厚。在鲨鱼从伍德沃德的书上闻到血腥味的时候，他忠于我。而且我深信，由于副总统明确表示他无意于退出竞选，布什将忠于丹·奎尔。
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打探消息。有着政治背景的华盛顿律师、我的密友弗农·乔丹5月间代表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阵营前来看望我，当时克林顿已完成了民主党的提名工作。“在民意测验中你上了候选人的名单，”
乔丹对我说，“你有兴趣作为克林顿的副总统参选吗？”
“弗农，”我说，“首先，我不打算头天脱下军装，第二天就介入党派政治。其次，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政治上干些什么事情好。再次，乔治·布什看上了我并忠于我。我决不会在竞选中同他对阵。”
许多个月以前，曾有一位共和党人前来探望我，他就我在政界的位置发表了饶有兴趣的看法。斯图·斯潘塞这位实际上造就了现代政治顾问的加利福尼亚贤人到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登门造访，我们泛泛地谈到了政治生活。斯图临别时对我说：“科林，如果你什么时候拿定主意进入政界，请加入民主党。我对你很了解，我不认为你对共和党的某些议程感到快慰。你是在一个老派的民主党家庭中长大的。你的社会意识太强了。”他给了我一个似顽童的微笑并补充说：“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我不应当给你谈这些。”
7月25日，我返回利文沃思堡实现我的夙愿。为“野牛勇士”树立一个纪念碑的想法产生后10年，它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前往堪萨斯州参加揭幕典礼。在参观了非洲的奴隶围栏、并经历了洛杉矶动乱的痛苦后，参加庆贺非洲裔美国人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便人深感心情舒畅。
正当我的才华横溢的撰稿人拉里·威尔克森上校同我一起斟酌庆典上的发言稿时，我发觉自己是在深思着在军队中为种族平等而展开的长期斗争。我想起了本·戴维斯，他曾在西点军校的4年中挺了过来，当时他的同班学员谁都不理睬他。经历了磨难后，戴维斯前往本宁堡赴任，在那里，白人军官在社交场合故意避开他和他的妻子。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维斯指挥图斯克吉族飞行员。有一次他说：“作战不容易，但死亡只有一次。生活在日常种族主义侮辱人格的环境中比死亡还难熬得多。”
我不会忘记我的某些上司的一些善意的话：“鲍威尔，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黑人中尉。”谢谢，先生。但我内心里在想，如果你打算只用黑人中尉衡量我，你就错了。我将向你表明我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中尉，就是这么回事。随着我军衔的晋升，我学会了容忍其他用心不坏的白人的客套话：“见到你很高兴，鲍威尔将军。你知道，我曾经与查皮·詹姆斯一起服过役。”或者本·戴维斯，或者罗斯科·罗宾逊。他们为什么不对我说他们曾与乔治·巴顿或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共过事呢？我知道他们这样说是作为一种与我建立友好联系的姿态。然而这样说恰恰表明存在着隔开我们的鸿沟。如果我在会见一名白人军官时对他说：“你知道，我同白人歹徒埃默森将军共过事。”我敢打赌，听这话后他定会目瞪口呆。
“沙漠风暴”后，美国人民终于再次为他们的军队感到自豪。我想利用这种势头帮助中学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处境不佳的内陆城市中学生。办法是增加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的数目。根据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由现役军士，但大部分是退役的军官和军士给学生讲授诸如公民权利和义务、领导才能和军事史等中学课程。他们操练学生，并且带领他们进行地图判读练习和野外拉练等。
1992年春，我召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人事军官玛丽·威利斯准将，并且对她说：“10天后我要一份增加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的计划。”未过一周，威利斯准将呈上一份计划，将训练范围从1500所中学扩大到2900所中学。各军种参谋长都是当事人。国防部长切尼和布什总统支持该项计划。经萨姆·纳恩在参议院支持该项法案后，我们终于获准在3500所中学为初级后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提供经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像得克萨斯这样具有广阔农村的州中我们将这类计划推行得轰轰烈烈的同时，在某些城市中却继续遇到阻力。自由派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声称我们在试图使教育“军事化”。是的，我愿承认，武装部队可能因推行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而获得更愿从军的年轻人。但是社会得到的回报要大得多。内陆城市的小青年许多出生于破裂家庭，他们在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中找到了稳定和行为样板。他们接受了纪律的熏陶，学到了职业道德，而且因加入一个比小集团健康的组织而获得了自豪感。在1993年以前，纽约市仍没有一所公立学校推行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只有一所私立学校实行这项计划。最后，我们取得了突破。目前，纽约市有7所市立学校拥有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其中包括我的母校莫里斯中学。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差不多决定了我的一生。初级计划为成千上万处于危险境地的小青年提供了开始新生活的机会，特别是为那些居住在犯罪猖獗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小青年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是一项社会协议。
在思考在“野牛勇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讲些什么内容的过程中，我浮想联翩，洛杉矶动乱，本·戴维斯和内陆城市的青少年全都涌入我的心头。我在一个闷热的夏日下午抵达利文沃思堡。典礼场址的上空雷声滚滚，天色转黑，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破坏气氛。成千上万的人把纪念碑所在的营区中心挤得水泄不通。彩旗招展，鼓乐齐鸣。第十骑兵团——“野牛勇士”的创始团——的护旗队骑在马背上列队行进。堪萨斯州的国会代表团参加了仪式。州长讲了话。最后轮到我发言。我环视了一下听众。眼前共有几十名“野牛勇士”老战士，有的弯腰拄着拐杖，有的坐在轮椅上，还有的仍笔挺地站立着，他们均已进入了90岁高龄，有的甚至是百岁老人。我仰望着天空说：“我知道你们都在观看着天上的乌云。不用管它。雨不会下到我们头上，今天不会。”
我感谢利文沃思堡军事史学者冯施莱默上校，是他使我孕育了纪念“野牛勇士”的第一念头，我感谢多尔蒂将军，是他在这个项目的火炬快要熄灭之际使它不停地燃烧。我用最热情的话赞扬了美国海军的卡尔顿·菲尔波特中校：“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使我的梦想成为美好的现实，”我说，“请看，那里就站着‘野牛勇士’，”我指着18英尺高的雄伟塑像继续说，“他骑在马背上，穿着蓝色军装，纽扣上铸有鹰徽，军用水壶上交叉着两把军刀，手中握着来复枪，腰间佩着手枪，勇敢，刚毅，哪一点都不比他的白人兄弟逊色。”非洲裔美国人从建国初期起就响应祖国的每一个号召。我提醒听众说。“然而，他们应该得到的名誉和财富却从未到来。他们流了鲜血，付出了生命，夺取了胜利，但却一无所得。他们重新变成了奴隶，实际的奴隶或经济的奴隶，陷入了仇恨、偏见、偏执和不容异己的可悲境地。”
我指出，今天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攀越障碍，赢得早该属于他们的承认。但是黑人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知道我的出生地，”我说，“我们大家都需要知道我们来自何处，以便我们的年轻人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哪里……我深深意识到我欠先辈们的恩情太多太多。我是踏着他们的肩背向上攀登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个年轻人，我要求你们：不要忘了先辈们的功劳与所受的苦难；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功劳与所受的苦难，睬着我们的肩背向上攀登吧。雄鹰们！”
这一天有多么美好啊！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8月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战线已经分明：布什和奎尔对克林顿与戈尔。中间夹着第三方候选人罗斯·佩罗，使得这场竞选活动更加生动活泼。至少，随着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关于我的政治揣测便烟消云散了。
8月也标志着我个人生活的里程碑，阿尔玛和我结婚已满30年。孩子们在家中组织了一次家庭兼朋友式的庆祝活动。忽然迈克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要观看阿尔玛与科林的故事，这是一盒录像带，由旧家庭影片剪辑拼凑而成。我观看着孩子们争抢生日蛋糕、狼吞虎咽的不清晰的抖动的图像，父母露出笑容并向摄像机挥手的镜头，以及祖父母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态。我对我们的下一代感到自豪。迈克现已康复，已能够站立起来，他已是有家室的人了，现在乔治敦法律学院上学。琳达在桑顿·怀尔德的作品回顾演出剧目《怀尔德，怀尔德，怀尔德》中首次在百老汇登台演出。安妮玛丽5月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为有线新闻电视网工作，担任《拉里·金节目》的制作助理，后来又加入了特德·科佩尔的《夜钓绳》新闻节目班子。我对他们说，由于他们干得很出色，这年春天我被全国父亲日委员会提名为“本年最佳父亲”，而孩子们却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在我们家中，谁也不准把自己看得太重。送走朋友们后，阿尔玛和我座位的四周杯盘狼藉，俩人感受到人生的天伦之乐。
在爱情与婚姻的抽奖中，我觉得我是个大赢家。
※ ※ ※
10月4日，星期天早上，我在家中浏览《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至少：放慢屠杀的速度》的社论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片新的乌云进入了我们的雷达屏幕，它始于1991年，原南斯拉夫按照苏联解体的模式开始崩溃，只是规模不如苏联大。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然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如法炮制。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新独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支持下发动战争，想独占一个穆斯林占优势的国家。24小时不停播放的电视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对该地区穆斯林犯下的一个个奸淫、掳掠和谋杀罪行的镜头呈现在我们面前。被关在波斯尼亚塞族人集中营中一个个骨瘦如柴的穆斯林战俘的照片使人感到昔日的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①又重现眼前。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译者注。
在《纽约时报》这篇社论见报的一个星期前，我接受了该报防务问题记者迈克尔·R·戈登的采访，他问我美国为什么不能在波斯尼亚发挥“有限的”作用。我以前曾参与过有限的军事干涉，如在越南。我对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说：“他们若告诉我是有限的行动，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在乎你是否能打出个结果来。他们若告诉我是‘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我就往掩体跑。”我批评了在出事地区既要表现美国的“存在”，而又不规定明确目标的伪政策。我指出，这种方针使241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黎巴嫩丢了性命。
《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社论提到了早先的这次采访，它把我和那些在波斯尼亚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时继续“优柔寡断”的美国官员归为一类。这篇社论提到美国每年在防务问题上花去2800亿美元，武装部队对美国人民所作的投资不应仅仅以“无能为力”作为回报。社论最后说：“布什总统可以把林肯总统曾经对麦克莱伦将军说过的话再对鲍威尔将军说一遍，即‘如果你不想动用军队，我想借用一段时间’。”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曾被指责为麦克莱伦，我的反应同他当时的反应差不多同样强烈。我要戳穿这种论调。我急步走进书房，一口气写了份措词严厉的反驳文章。写好后，立即把比尔·斯马伦叫到家中念给他听。
“长官，”这个一向爱沉思的斯马伦说，“把它发给《纽约时报》，请你再附上一封信给编辑。我建议你把调子缓和一些，把论据搞得再充分一些，他们也许会把它作为专栏文章登出来。”
我照他说的办了。4天后，经切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版上，标题是《将军们为什么发怒》（标题不是我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拟定的）。但是我确实阐明了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论什么时候军队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如在巴拿马，菲律宾政变和“沙漠风暴”中那样，就能获得成功的结果。如果国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压根儿不存在，如猪湾、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在波斯尼亚，我们应付的是一种已有千年历史的盘根错节的民族纠纷。基本的决定很简单，但很棘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还是不卷入？如果政治决定是卷入，我准备做我在“沙漠风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种军事选择方案。但是《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我们可以只是轻轻敲它一下。“在所谓的专家们建议我们需做的事只是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外科手术式轰炸或有限袭击时，我当然心情不安，因为在期望的结果达不到时，又会有一群新的专家出来谈论来一次小小的升级。历史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向来没有善报。”我最后写道，至于林肯与麦克莱伦的问题，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林肯确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后，麦克莱伦不想动用他所掌握的拥有压倒优势的部队。“我们已经吸取了适当的历史教训，而有些记者却没有。”
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个月，我觉得乔治·布什乱了阵脚。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带有种族色彩，而且将政治与宗教混淆在一起，这使得甚至原来可能支持乔治·布什的中间派美国人都大倒胃口。人们对他的“沙漠风暴”的赞扬像春雪一样消融了。国家摆脱难以应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够快，而且有人指责总统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经济嘛，不治自愈。宣传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让布什设法显示平易近人的品质，从戴维营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开的商店去买袜子。由竞选运动总管弗雷德·马利克、竞选运动主席鲍勃·蒂特和财务主席鲍勃·莫斯巴赫尔组成的三驾马车，未能使布什重新当选的努力摆脱僵局。勉为其难的吉姆·贝克被从国务院调去创造竞选奇迹，但也于事无补。在白宫上下，我意识到了一种情绪，布什这条好船在吃水线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总统被克林顿州长以百分之四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的得票比例击败，罗斯·佩罗获得了约百分之十九的选票。
我常常吃不准乔治·布什在竞选期间身体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纤维性颤动，这是一种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状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齐。后来，他接受药物治疗，有个时期一次服5种药。总统自己说过，药品造成“思维过程放慢”。改变剂量后，他说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复如初。尽管如此，在竞选活动期间，我看到乔治·布什精神疲惫，有时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领导人，当时他能够倾听其顾问们无拘无束的辩论，从中抓住问题的要害，并且做出说一不二的决定。竞选运动搁浅了。心怀不满的选民不再担心冷战或沙漠之战了，比尔·克林顿和罗斯·佩罗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而这证明是决定性的。
大选后的第二天，我给总统去电话告诉他我对竞选结果感到遗憾。但是不管输赢如何，他为国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贡献。
“谢谢，科林，”他说，“但很痛心，痛心极了。”
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后，我向阿尔玛提到这一谈话，她说：“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刚打来电话，要我们一起去戴维营度周末。”
“真想不到这个时候他们还邀请家人以外的人。”我说。
“而且他们还要我们把孩子们也带去。”阿尔玛说。
那个星期五我得去芝加哥发表一次演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回来时，我飞到了戴维营附近的机场，海军陆战队的一架直升机正等候在那里。与此同时，阿尔玛与安妮玛丽、迈克、简和我们的孙子杰弗里也驱车赶到，整个鲍威尔的一大家子，只有琳达缺席。我们抵达时，总统等候在直升机坪旁，坐在高尔夫机动车内，还是老习惯。我全家在一间住房刚安顿下来，总统和夫人就把我们叫去沿戴维营的周边进行力量型的散步，他和我走在头里，布什的爱犬米利和兰杰狂吠着跟在后面。
在散步的过程中，选举问题像块千斤重石压在心头，没有提它但无法摆脱。我没有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总统好像还没有进行事后分析的情绪。不过，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对比尔·克劳感到失望。我认为我待他不薄，”总统接着说，“我曾提议让他再干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是我的前任，布什把他心中的看法告诉我，我想原因就在这里。比尔·克林顿的逃避服兵役和个人作风问题曾对他的竞选带来麻烦，而克劳海军上将率领另外21位退休的陆海军将领公开支持克林顿，此事大大减轻了克林顿在逃避兵役和作风问题上所受的压力。
布什总统摇摇头说：“我丝毫没有料到他们会选他。”他的语气里显然传达了他深深的厌恶感。“真莫名其妙。”他向我作了惨淡的一笑说，“但是生活照常进行。”
那晚吃完晚饭后，我们全都聚集在总统别墅的起居室内观看一部好看的电影《令人陶醉的四月》。第二天上午分手时，巴巴拉·布什似乎看出了我眼神中的疑问。她说：“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与真正的朋友呆在一起，最亲密的朋友。”阿尔玛和我深受感动。不管是不是总统，不管是不是第一夫人，这两位杰出的人将是我们的终身挚友。
选举前两天的11月1日，我到弗农·乔丹家吃晚餐，当时乔丹问我：“你对国务院还是国防部感兴趣？沃伦·克里斯托弗想知道这一点。”他说，考虑到克里斯托弗是卡特时期的助理国务卿，如果克林顿获胜当选，预计此人将是克林顿过渡班子的一位负责人。
我说：“弗农，我哪个职务都不要。我不想要任何政治任命。”我真正想要的是结束我的任期并于1993年9月退休。此外，选举如此集中于经济问题，以至于我弄不清楚新班底在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上持何立场。
由于与乔丹的谈话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在选举后两周有人给我捎话说当选总统克林顿想见我时，我心中有点忐忑不安。11月19日下午3点，在瓢泼大雨中，我奔进海—亚当斯饭店，它在白宫北面，相隔一个街区。走进当选总统套间时，我受到克林顿竞选运动副总管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迎接。此人看上去像个参加毕业典礼代表中学生致告别辞的学生，衣着贴身而笔挺。“州长略迟一会儿，”斯特凡诺普洛斯说，“但他急于见您。”
克林顿随后赶到，斯特凡诺普洛斯留下我们两个人单独会谈。当选总统脱去短上衣，请我坐下，自己也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我以前从未见过比尔·克林顿本人，发现他甚至比电视上显得还要体格魁伟，精神抖擞。他显得很随便，没有因刚取得的成就而盛气凌人。
“自从我看到你在莫里斯中学讲话的录像带后，我一直想见见你。”他边说边给我倒了杯咖啡。他进而提到了我讲话的几个要点。我对此深为感动。这次讲话是我一年半前发表的，当时比尔·克林顿仍是一个小州的州长。正如我即将领教的，此人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和记忆能力。他嘴里叼着一支雪茄，好像总想点燃它，但始终却没有点。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盘小甜饼，我拿了一块。他拿了一块。我又拿了第二块，最后我们把它干个精光。
他向我问了波斯尼亚问题。他想知道，我们能不能用什么法子通过空中力量，即某种惩罚程度不太重的手段影响局势？又来了，始终不为人厌弃的空中解决办法，带有一种善良的人道主义怪癖——不要伤害任何人。我说：“不大可能。”但是为了不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说出令人扫兴的话，我告诉他，我将让参谋人员做进一步研究。
我们讨论了伊拉克、俄罗斯，以及新总统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可能采取的步骤。他对外交政策的了解比他竞选时显示的要多。在看来对全世界的问题都谈遍后，我提出了萦绕在我心中的想法，特别是面对这位罗斯福以来的第一位非军人总统的一些想法。我说：“先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您不久就将是我们的总统。但对于我和数百万部队来说，您还是我们的总司令。您将会发现军队比任何其他团体更忠实于您的命令。所以请允许我提几个建议。设法尽快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并视察部队。不要同我们保持距离。”
克林顿欣然同意。既然谈到了军事问题，他就告诉我说，他正在考虑国防部长的3个人选。“你对萨姆·纳恩、戴夫·麦克迪（时下为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及莱斯·阿斯平有何高见？”他问道。
显然，名单上没有我。至少一个不想要的职务不会挡道了。但是这会不会是打埋伏？我作为里根—布什任命的人给他以支持会事与愿违吗？“纳恩人很好，但您可能发现他有点自作主张，”我回答说：“而且我说不准他愿不愿放弃他在国会中的权力。但他无疑是一流的。”戴夫·麦克迪？“行，但也许有点古怪。”莱斯·阿斯平？我的看法不一定很客观。这倒不是我对阿斯平的为人有什么异议。这位满头银发的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才华横溢，我喜欢他。但是，自我担任主席以来，阿斯平除了支持“沙漠风暴”行动外，几乎事事与我作对。他曾试图彻底推翻“基本兵力”方案。我们已经裁军50万人，而阿斯平却建议克林顿再砍掉20万人。
“你知道，莱斯的确很聪明。”克林顿评论说，其说话的口气是要我相信，我的下一个上司将是谁。
“聪明并不是主持五角大楼的全部要素。”我指出。我曾同阿斯平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足以让我看到了他炫耀才华的凌乱不堪的情况。“莱斯不一定带来您所期望的管理风格。”
我说。
当选总统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明确表态。退休开始显得具有吸引力。由于克林顿正在考虑起用一个前对手压住我，我想我最好改个话题，于是说：“您知道，在过去12年中，我大部分时间在为共和党总统效力，他们的国家安全政策上都有我的手印。但是我首先是个军人，而且在您就任时，您将得到我的全部忠诚。我的任期到9月份结束。但是，如果您希望我早点让位，没有问题。而且，先生，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我因过去的立场从心里不能完全支持您的政府的政策时，我会对您说的。而且我将安安静静地退休，决不会找麻烦的。”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克林顿说。
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克林顿知识的渊博让我吃惊。他好像对什么事都感兴趣，而且具有那种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最后，一位助手进来通知当选总统，有位州长等着见他，他已经比日程表晚了半个小时。
“抱歉，我们不能多谈一会儿，将军，”克林顿说，“我一直在希望希拉里按时回来见到你。”
我站起身，又犹豫了一下。我在告别前还得再说一件事。在竞选活动期间，他曾许诺取消在军队服役期间不准搞同性恋爱的禁令。我说：“克林顿州长，我们还忘了一件事。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您听。取消禁令对您来说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将给武装部队造成文化冲击。各军种参谋长和各总部司令都不希望取消。大多数军人不希望取消。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反对取消禁令。问题的核心是隐私权。但在军营和舰艇上那种相互关系密切的生活条件下，隐私如何能行得通呢？”
“我知道，”克林顿说，“但是我想找到一种办法制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我想提个建议，”我继续说，“在您宣布国防部长人选的记者招待会上，毫不犹豫地说：‘我已要求被任命但尚未上任的某某部长研究此事，并且在6个月后就是否取消和如何取消禁令的问题提出一项建议。’您给自己留点考虑的时间。不要让这个问题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不要让同性恋问题成为你和军方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他点了一下头，我的印象是他同意我的意见。其实不然。
没有几分钟，我下了电梯，坐进了汽车的后座。他给我留下了印象。克林顿自信、聪明、富有好奇心、讨人喜欢，而且对他的主张富有激情。他也好像是个注意倾听他人说话的人。而且使我感到宽慰的是，他对我只字未提政治任命的问题。
这年秋天，全世界发生了十几起令人头痛的事情，但是电视一个劲地转播索马里的情况，真让人揪心，夜复一夜地播放着人们饿死的镜头。联合国在那里进行人道主义救济，而且美国投入了600名军人，提供C—130飞机运送食品。我们极少知道救济物资到哪里去了。地方军阀偷走仓库中的食品，他们劫持救济机构的卡车。联合国的努力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而奄奄一息的儿童一个个骨瘦如柴，肚子鼓胀，他们的形象继续令人担忧。我不想让我们卷入索马里内战，但我们显然是能够结束这种苦难的惟一国家。
感恩节的前一天，布什总统召集了一次由我和切尼、斯考克罗夫特等数人出席的会议。中央总部新任司令约瑟夫·霍尔将军——他接替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准备对索马里实施一项紧急救济任务，名叫“恢复希望行动”，我现在把它展开给总统介绍。“恢复希望行动”需要投入大量美国地面部队守住地方，并确保食品到达快要饿死的索马里人的手中。
“我同意，”我讲完后总统说，“就这样做。”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显出不安的样子说：“不错，我们可以进去，但是怎么出来呢？”
“就这么干，并且设法在1月19日前撤出。”总统总结说。
“我不想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留给克林顿去完成。”
切尼和我对视了一下，他说：“总统先生，我们不可能两个日期都遵守。在12月中旬以前，我们的部队不可能都抵达那里。而且在1月19日以前这事也完不了。”我感激迪克把这看法说了出来，因为在1月20日以后，这个房间里将只有我留下来继续背这个特殊的包袱。
到12月8日，“恢复希望”行动已开始实施，海军“海豹”突击队——2．54万名部队的第一批——于夜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登陆。“海豹”突击队遇到的惟一阻力来自约75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他们把聚光灯对着登陆部队，下定决心实况转播一次军事行动，这给每个人都增加了危险。不过，我并不十分忧虑，因为我知道，索马里的军阀们看到顽强的“海豹”队员们将会对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开始，任务进展顺利。我们有一个第一流的三星海军陆战队将军鲍勃·约翰斯顿负责此项行动。在“沙漠风暴”期间他是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长。数天前，我们派鲍勃·奥克利特使前往索马里，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同事，先前担任过美国驻索马里大使。鲍勃原已退休，这次请他重新出山执行这一使命，只是在我向他的妻子菲利斯立下誓言，保证让他回来参加女儿的婚礼后，他才同意。在索马里，鲍勃会见了军阀们，并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干预强大的登陆部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军阀们进行了合作，食品开始流到乡下。数周之内，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打乱了市场经济。如此大量的免费食品源源不断运进索马里，使得农场主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不过，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最初的担心证明是有道理的。造成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内部的人祸。不把这个国家交回给原来那些军阀——首先是他们之间的对抗造成了饥荒——我们怎能从索马里脱身呢？很显然，新总统就职日前我们走不了。
12月22日，当选总统克林顿提名莱斯·阿斯平担任国防部长。圣诞节过后第一天，莱斯和我在五角大楼会面。我已对阿斯平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业绩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个人脑子灵，并对防务问题很熟悉。他也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能够通过说些打趣话和偶尔搞些小动作来耍阴谋。他缺乏组织能力，要靠他的国会班子的帮忙才不至于翻车。
“莱斯，”我说，“我想把我对总统说过的话再对您说一遍。我的任期到9月份结束。如果您想用您自己的人，我会提早离开。您打一下招呼就行。”
阿斯平大笑：“这里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如何工作的人就你一个，”他说，“我们相互了解。我们会配合得很好的。”
我们回顾了有待解决的主要防务问题，他只有一次表情显得阴沉。他说：“我对同性恋之事感到不安。”如果克林顿以行政命令撤消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禁令，他认为国会将不会推翻禁令并使之失效。我向他重申了我给当选总统提出的建议，即不要仓促行事以免陷入困境。我们分手时问题没有解决，这颗定时炸弹仍在嘀嗒嘀嗒地作响。
我从未料想到会回亚拉巴马州的菲尼克斯市，当然更没有料到因为在布什政府最后的日子里促使我到那里的原因。菲尼克斯市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隔着查塔霍契河。我于1964年前来这里报到上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正是在菲尼克斯市郊，阿尔玛和我设法在一排棚屋中间找到了尚能歇脚的位于两地中间的客栈。该市是典型的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风格，在美国的这一部分，不允许我们居住体面的地区。在那里，我在越战后被拒绝在一家汉堡包店里用餐；在那里，一个州骑警可以称呼陆军军官为“小子”并要他滚出该市去。28年后，阿尔玛和我故地重游，来到菲尼克斯市主持“科林·L·鲍威尔将军园林式大道”的落成仪式，它与“马丁·路德·金园林式大道”相交。
1993年1月7日一个细雨蒙蒙的寒冷的下午，我们乘飞机来到本宁堡的劳森陆军航空兵机场。轿车加速前进时，我举目凝视着机场周边5英里长的道路，在我当空降导航员时，一向跑的就是这条道。我们驱车越过查塔霍契河驶进菲尼克斯市，尽管天公不作美，仍有大批的人出来迎接，白人和黑人都有。看来已把方圆50英里以内的殡仪馆坟墓边的罗伞都借来了，罗伞下面挤满了人。市长发表了措词亲切的讲话，并向我赠送了城市钥匙，可是正是在这个城市，昔日我连加油站工人房间的钥匙都拿不到。
庆贺和致欢迎词的仪式一个接着一个。结束后，阿尔玛和我取道本宁堡回家。这时已近黄昏，透过树丛，我们尚能分辨得出“河畔府”这座南北战争前的公馆，本宁堡的城防司令就住在这里。在我还是一各年轻的军官时，阿尔玛梦想着有这么一座房子。我们现在住在迈尔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官邸。我有了一条以我名字命名的街道，而在以前，我也许连在上面自由行走的权利都没有。我们坚持了下来，我们实现了美国梦。
布什时代的最后时日对我来说并不十分愉快。每一天，都有4年来朝夕相处的合作伙伴离我而去，我开始感到像一个小学生快要进入一所充满陌生面孔的新学校。而且我们还有几件零星的事没有了结。我们阻止住了海地的难民潮，但是要求把阿里斯蒂德神父重新扶上台的呼声甚嚣尘上，逼压美国进行干预。令人感到沮丧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或采取什么行动才能结束波斯尼亚的杀戮。我们的部队还没有从索马里脱身。我们甚至不得不在这年的1月份制服萨达姆·侯赛因，因为在这之前他派飞机进入禁飞区并威胁联合国检查小组。我高兴地传达了对伊拉克防空设施实施报复性导弹打击的命令。
1月14日，离换帅只剩6天时间，我和迪克·切尼和五角大楼其他官员站立在迈尔堡的礼仪大厅内，人很拥挤，美国陆军的迎宾小号宣布总统和夫人的到来。我们打算为即将离任的总司令举行尽善尽美的欢送仪式。在总统检阅代表在“沙漠风暴”中打胜仗部队的分队时，陆军军乐队奏起了得克萨斯旋律的集成曲。我们代表国防部全体人员向总统和第一夫人赠送了临别礼品。然后我发表讲话。“总统先生，”我说，“您在别无他法的时候派我们去执行有危险的使命，但是您从不掉以轻心，从不犹豫不决，从不捆住我们的手脚，对于我们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也从不吝惜。”我转而谈到巴巴拉·布什。“她是国家的第一夫人，她也是四军种的第一妻子，她是一个这样的妇女，她为祖国效力不怕艰难险阻，她对爱吹牛的人的大话不加理会，但她对需要仁慈的人也不加拒绝。”我讲完后，请迪克·切尼讲话，他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称赞了乔治·布什这位大丈夫、总统和总司令。我看到迪克差一点流出眼泪，这还是头一次。
我所效劳的乔治·布什是个贵族后代，出生在新英格兰，从小家境优越，但他靠在得克萨斯的油田独立起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但小时候也极淘气和逗人喜爱；他待人接物客观公正，但他好像对党内极右派造成的种族对立激化并不关注；他在巴拿马和波斯湾给美国带回了令人自豪的胜利，领导结束了冷战，并使世界更安全地避免核灾难的浩劫。他在这些问题上摸到了公众的脉搏，但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却有失误。他因某件事而获得荣誉，却因另一件事而受到处罚。就我个人与乔治·布什的关系而言，他委我以重任，并尊重我的判断。他也给了我体贴、忠诚和友谊。我极其钦佩他，并将永远敬重他。
在仪式快结束时，各军种参谋长们和我还为我们即将离任的五角大楼首脑举行了阅兵式和欢送宴会。在此刻，我试图说说我所看到的迪克·切尼不露声色的外表后面隐藏着的品质。我告诉来宾们：“他研究武器、战略与技术，但是……他懂得了我们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不是官僚机构，我们也不是机器。相反，他懂得了美国武装部队是由人组成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像人一样必须得到关怀，它有痛痒，它必须受到训练，它会流血，它必须始终得到照顾。”迪克·切尼确实对我们很关照。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他和我从未在社交场合共同在一起超过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立场观点出奇地接近。我们在“坦克”里或椭圆形办公室里思考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把对方的半句话接上去说完。我对这位心情温和的人不仅产生了职业上的尊重，而且产生了真正的喜爱。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我前往切尼的套间向他告别。我向他的秘书凯蒂·比利亚尔潘多问候一声就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见到处堆放着纸箱，里面装着4年来积聚的书籍和纪念品。
“部长去哪儿了？”我问凯蒂。
“噢，切尼先生几小时前走了。”她说。我感到失望，甚至伤心，但不感到意外。身单影孤的牛仔径自朝着夕阳之处走去了，甚至连最后的一声“再见”都没说。
第二天，60年代造就的一位年轻总统从40年代战争中曾是海军最年轻的战斗机驾驶员的人手中接过火炬。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座架在两届政府和两代人之间的桥梁。
我的美国之路--第二十一章 准备退伍
第二十一章 准备退伍
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的第四天是星期日。那天晚上，卡普·温伯格和夫人简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们的水门公寓共进晚餐。和老朋友在一起度过一个悠闲轻松的晚上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不愿多想第二天将在白宫讨论的问题。突然电话铃响了，卡普拿起听筒。“你的电话，”他对我说，“总统来的。”
我立刻想到比尔·克林顿为什么打电话找我。第二天下午，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与他会面讨论关于如何实施他的诺言——他在竞选中许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取消禁止同性恋者在军队服役的规定。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那天上午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中令人莫名其妙的讲话对这一争论又火上浇油。在讨论政府和国会对总统的许诺将采取什么措施时，阿斯平对记者说，“这个问题搞不好，我们就会出现争执，禁令就不会解除。”实际上，他公开预言克林顿当总统后的第一项倡议将以失败而告终。
我从温伯格手中接过电话说：“晚上好，总统先生。”
“将军，我刚刚听说瑟古德·马歇尔法官去世了。”克林顿告诉我。他接着说，马歇尔的家属希望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能够在阿林顿国家公墓安葬，虽然他并不是理所当然地有此资格。总统手下的人对他说，对于有杰出贡献的美国公民可以做例外处理，但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说：“可以，没什么问题。”总统想把这位民权巨人安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在关系这块圣地的问题上，他想到与军方联系，这使我非常高兴。
“还有，感谢你和夫人参加我的就职仪式。”克林顿讲完这句话后就挂上了电话，根本没提阿斯平对记者的谈话或同性恋问题。
第二天下午，阿斯平部长、各军种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我来到白宫罗斯福厅，坐到会议桌的一面，对面坐着总统、副总统阿尔·戈尔、白宫办公厅新主任麦克·麦克拉蒂、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尼、白宫发言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和总统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阿斯平要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五角大楼当前关心的问题，部队状况、军队水平和国防预算。我们猜想，总司令第一次与他的最高军事顾问们会晤应当至少提出几个纯军事问题。然而，我讲话一结束，我们就将后来的105分钟全都花在讨论武装部队中的同性恋问题上了。
“总统先生，”在讨论过程中我发言说，“我们知道，在军队里服役的男女同性恋者很有能力，表现得很体面，那是他们的身份未公开。如果允许他们公开那样做，就会引起棘手的隐私权问题。”我建议总统让每个军种参谋长都从自己军种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因为任何新政策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于是各军种参谋长依次发言，每个人都说明不是仅仅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和维护军队的良好秩序。他们都曾征求了本军种各方面——野战指挥官、军士长、士兵、军人配偶和随军牧师的意见，大家都坚决反对取消禁令。只有最后发言的空军参谋长托尼·麦克皮克语调比较缓和，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众口一词地反对总统的建议，从而萌发了对总统的同情。我暗自好笑，因为我们在“坦克”里讨论此问题时，麦克皮克反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态度比谁都坚决。
整个会议过程中总统都一直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发现他有这种修养。他讲话时，因参加就职活动讲话太多而声音有些沙哑。他说：“我竞选时做了许诺，我实在很想兑现它。”然后，他转向我说：“但是，上周我也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宣了誓，我必须考虑到武装部队的建设。我不愿看到战士在军营里勾肩搭背，搂搂抱抱，但是这是一个行为规范问题，对异性恋的战士也同样如此。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大家态度依然谦恭，但气氛却相当紧张。我越来越感到失望：竟然让这个向题成为新政府要解决的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也感到我能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比尔·克林顿已经放弃了在竞选中所持的其他立场。例如，作为候选人，他批评布什把海地难民遣返回国的政策，而他现在已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由于他的信誉发生了危机，我想他的某些顾问一定会对他说：“总统先生，您可不能再往后退了。不要管那么多，就发一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行政命令，告诉那些将军照此执行就得了。”
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这时，我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阿斯平、各军种参谋长和我以前讨论过这种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我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斥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但是，”我最后说，“这可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折衷办法。”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在此期间，不要问应募入伍者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难办。
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们解决了。”
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议，各军种参谋长和我离开会场时情绪很乐观。总统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知道了军方的立场，表现出愿意妥协。至少他不会不顾军方的意见，强行立即取消关于同性恋服役的禁令。
第二天，《纽约时报》对我和各军种参谋长猛烈抨击。该报的社论指责我们“藐视总统，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该报的专栏作家阿贝·罗森塔尔撰文说，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科林·鲍威尔永远当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报纸也对我进行了攻击：《华盛顿邮报》说，鲍威尔……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芝加哥论坛报》说，“军方应服一剂增强容忍性的药”；《费城询问报》说，“在所有的人当中，鲍威尔应当是最能了解取消禁令之主张的人”；《亚特兰大宪法报》说，“科林·鲍威尔比任何人都偏执”。《时代》杂志称我是“桀傲不驯的将军”。我成了漫画家笔下的讽刺对象，他们把我画成一个穿军装的尼安德特人①。大部分批评意见的主旨似乎是，我以前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应该改变，道理很简单：我们换了总统。
①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的一种古人类。1856年采石工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的尼安德特峡谷南侧的弗尔特霍菲洞穴里发现人骨化石，是一种具有较多直立人特征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比尔·克林顿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知道他不欣赏我的看法，但还是坦诚相告。出于荣誉感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他干脆采取发布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办法，我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些。因为那样军方就会毕恭毕敬地说：“是，先生。”但是，正如莱斯·阿斯平几乎立即了解到的，国会会接着把禁止同性恋者入伍服役的规定作为一项法律颁布，迫使总统否决，而总统否决后，又几乎可以肯定国会会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选错了问题，对公众的态度做了错误的判断。在新闻媒介对我大肆攻击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每天收到3000多封信件和电话，赞成维持禁令的人与主张取消禁令的人的数量比例是6∶1。
我反对取消禁令绝不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例如，我并不反对让妇女承担某些战斗角色，如驾驶战斗机和在军舰上服役。而且我也认识到，在同性恋问题上希望维持禁令的人中，的确有一部分人的论点与40年前反对在军队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人的论点相类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们就想在我们的住宅区居住，在我们的食堂里吃饭，去我们的俱乐部玩，在教堂里与我们并肩而坐。”不过我仍觉得二者有根本区别。要求不同肤色的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与要求搞同性恋的人和其他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质不同的。
2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同性恋问题的同时，将一条关于我的消息也登在头版上，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据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点我到达五角大楼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小组已等在那里，就传说我要离职的事向我发问。《纽约时报》的文章有一点儿真实性。我曾对阿斯平说过——对迪克·切尼说的时间更早——我可能提前一两个月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但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个会计年度开始前就职，从而便于工作。同时阿尔玛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这套住宅是我们为重返平民生活做准备而购置的。我向哥伦比亚公司断然否认我因同性恋问题而想辞职。恰恰相反，我打算帮助总统解决这一问题。与这家广播公司谈话之后，我对比尔·斯马伦说我要各个广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讲话。中午之前，我先后出现在3家主要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网中，彻底澄清了关于提前退休的传闻。
在以后的两周内，我经历了公众对我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如乔治·布什在失去总统职位时所说，这令人痛心。一天，托尼·麦克皮克的司机背着他的长官问奥蒂斯·皮尔逊是否他可以试开一下主席的轿车。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是《纽约时报》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们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我想法院最终会就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做出裁决。只要法院做出裁决，不论是怎样裁决，美国军方都会遵照国内法行事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克林顿政府最初几周中做的几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满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国防部正副部长门外的武装警卫。12年前关于利比亚谋杀阴谋的谣传引起了一场虚惊，此后便一直派武装军人警卫站在国防部正副部长的门外。温伯格、卡卢奇和切尼都喜欢这些气派的哨兵。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给浪费了。由于莱斯·阿斯平不讲求这种排场，我设法劝说他的助理趁阿斯平还没注意的时候把这些警卫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胜利，包括因为我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题而获得两枚证章；我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纵横填字谜中；电视“风险”节目中还以我为主题出了一个题目。
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后不久，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在情况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波斯尼亚。虽然我是安全委员会成员，但我仍有一点局外人之感。我参与了里根和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订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对这些政策不甚满意。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我的，因为我了解这些政策的前因后果，或许这会对他们有用。这次会议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决策风格。新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对会议不予引导。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坐在莱克的一侧，颇有些要别人推着走的架式，这与乔治·舒尔茨和吉姆·贝克那种大步走进会议室，立刻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风格迥然不同。克里斯托弗像个律师，硬是等着委托他代理诉讼的一伙代理人决定要他为何种立场辩护。莱斯·阿斯平坐在莱克的另一侧。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发言不多，而他一发言则往往使讨论绕过正在研究的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班子的其他成员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之后，戈尔副总统才赶到，我们不得不围着会议桌挪动位置，为他腾出个座位来。又过了一会儿，总统驾到，幸好我们为这位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留出了位置。
以后的会议都是照着这次会议的模式举行。作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主持的会议井然有序：开会时讲明目的，接着就各种方案进行辩论，最后做出决定。布什时期会风较为松散，我逐渐适应了；克林顿的风格我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后的会议上讨论仍然是漫无目标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讨论或智囊团的研讨会，我的新同事中许多人在他们政党下野的12年中，正是这样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讲起话来声色俱厉，似乎是内阁官员。一天，我听到托尼·莱克的一名在那里做记录的部属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与他辩论，我不禁为之愕然。
关于对波斯尼亚的外交政策问题，克林顿在竞选时对布什批评得最为激烈。克林顿作出许诺，将在那个饱经战事折磨的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在我们举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会议上充满了好斗的言辞。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迄今为止，派兵帮助战争受害者的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赞成打地面战争或者使用他们的力量强制实施停战。他们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对波斯尼亚的看法与上届政府时没有变化。新班子不断地号召“采取实际行动”从空中对炮轰萨拉热窝的波黑塞族人进行惩罚，为此我摆了各种军事方案，这些方案与我过去向布什总统提交的方案相同。我们的选择从对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行有限的空中打击到在整个战场上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轰炸。我强调指出，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不能保证改变塞族人的行为，只有地面部队有那种作用。大规模轰炸可能促使他们作出让步，但不能迫使他们停止斗争。在实施有限空中打击的情况下，塞族人会毫不费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亚的浓雾掩护坦克和大炮，或把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塞族人都会很容易地挟持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联合国人员作为人质。
在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各次会议上，我不断表达的不受欢迎的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应当在明确政治目标后再使用军事力量。阿斯平赞成这种观点。辩论在一次会议上爆炸了：我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生气地问我：“你总是讲我们有一流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这种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这种话实在令我生气。美国军人不是在某种全球棋盘上任意挪动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释：过去3年中我们10多次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战争、维持和平、救灾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每次动用部队我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使我们的军事活动与这种目标相一致。结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诉奥尔布赖特大使，美国军队能够执行交给它的任何任务，但我始终一贯的建议是，必须首先确定明确的政治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托尼·莱克越战期间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他支持我的立场。他说：“你要知道，马德琳所问的目标问题正是越战期间军方应问而从未问过的问题。”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忏悔性著作《回顾》一书中也承认，我国在越南战争的目标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而导致了我们人人都清楚的悲惨结局。
在这些讨论中，如果总统在场，我总是感到比较舒服。比尔·克林顿有能够把历史、政治和政策摆对位置，使之融为一体的经验。然而他放任漫无边际的讨论，所以他未从讨论中收到应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学者气质，似乎欣赏这些马拉松式的辩论。讨论来讨论去，参加讨论的人最终自认为找到了解决所讨论问题的办法，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但是经过几天的事实检验后，那种解决办法不灵，于是又回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经过一次讨论后，总统提出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允许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空袭，帮助穆斯林具有较强的防卫能力。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是周游列国，向我们的盟友兜售这一战略，然而盟友表明这种战略根本就不行。一周后他空手而归，我们只得又用一个星期六来研究另一种解决办法。
在1994年和1995两年中，在美国的督促下，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确进行了有限的空袭，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人们料想之中的反措施。严酷的现实是，塞族人、穆斯林和克族都坚信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决心为此战斗到底。他们像若干年前的北越人一样，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西方为波斯尼亚问题大伤脑筋，但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也未确定与之相一致的承诺。解决这一令人难办的冲突势必要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就此向美国人民做出交代。同时，即使能暂时使冲突各方偃旗息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又会拼个你死我活，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长期卷入，而这又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做到的。
在五角大楼内，莱斯·阿斯平越来越不顺心。他的管理风格与切尼恰好相反。切尼是井井有条，而他是杂乱无章。我们根本就说不准他上午何时上班。办公会议的安排也没个准。一旦开起会来，又是无休止的马拉松漫谈，常常参加下个会议的人挤在走廊里苦等。阿斯平把他国会工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都带到五角大楼来了，这些人成了他的御林军。任何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到国防部长那里。阿斯平的新任新闻秘书维恩·吉德里在接受阿斯平的聘任时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不必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吉德里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处理阿斯平的私人公共关系。这些助手们很久才弄清处理国会的勾心斗角事务与处理300万军队的事务之间存在重大区别。
国防部的新班子曾做出许诺：文职领导要加强对五角大楼军职领导人，特别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那个家伙的控制。阿斯平的某些助手甚至打算提前宣布接替我的人，使我成为一个肯定不久就要下台的“跛鸭”。但他们很快发现，五角大楼内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谁也离不了谁。各军种的将军们不是桀骜不驯，而是愿意服从新的领导并为之尽力的。
从接管国防部的第一天起，阿斯平立刻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形象。在这个大建筑物里，大家都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而最高领导却穿着过时的邋邋遢遢的衣服，衬衣也皱皱巴巴，这就显得很不协调。显然阿斯平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但给他的新部属讲话时，却常常词不达意，说不清楚。外国领导人川流不息地来华盛顿会见克林顿的新班子，他总是不愿意出面。在他不得已而会见他们时，往往把上身往桌上一俯，然后问人家：“请问，你们国家的情况如何？”于是就主要由客人说话，45分钟之后客人离开，对新政府的外交和国防意向茫然无知。在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一次会谈中，我坐在一边，看着国王陛下在那里一人独白，而莱斯不停地从俩人之间的茶碟里拿开胃小吃放到嘴里，一口气把13片开胃小吃干个精光！阿斯平的健康状况是个问题。因为心律不齐他两次住院。虽然使用起搏器使这种状况得到控制，但这是在把他折腾得晃晃悠悠好几个月之后。总的来说，阿斯平的形象难以使人增强对我国军队和盟国的信心。
好在他有两个得力的副手：比尔·佩里和约翰·多伊奇。前者后来接替他任国防部长，后者是阿斯平大学时的好友，卡特政府时我曾在能源部见过他。多伊奇最终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帮助协调阿斯平带到国防部来的一批大使与学者之间的关系。
阿斯平主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期间曾称布什—切尼—鲍威尔“基本兵力”概念是一种“愚蠢战略”。现在担任了国防部长，他的主要目标是对武装力量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实现克林顿的竞选诺言。从理论上说，“全面审查”意味着勾销过去，好像当前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存在似的，然后根据当前的防务任务建立一支新的军队。这种做法乍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新政府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现有的战略、武装部队、条约义务、承诺和全球危机。克林顿不是勾销过去，而是他在竞选时已经保证，在基本兵力的基础上再裁减20万部队，节约几百亿美元。然而，为了多得选票，他还许诺恢复被布什砍掉的几项国防工程，这几项工程颇得民心，但耗资巨大。
“基本兵力”战略着眼建立一支能够“几乎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军队。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正在一个地方作战，我们仍想有足够的剩余力量使另一个潜在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阿斯平则主张维持一支能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有能力对任何其他敌人采取牵制行动的军队。我们的韩国盟友立刻问道，一旦他们遭到进攻，美国是否可能只采取“牵制行动”。阿斯平的试探气球破裂了。我们用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面审查，结果又使防务政策回复到了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轨道上，即布什战略加上克林顿竞选时提出的裁减。“基本兵力”这个术语虽然消失了，但正如阿斯平所承认的，它是全面审查后确定的兵力规模的依据。在写本书时尚不清楚，人员和预算的削减是否会使我们的兵力减弱得太厉害，以致难以支持克林顿政府所确定的战略和体制。简言之，我们有力量完成所担负的使命吗？这种使命在以后几年很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北朝鲜发生崩溃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况变好，那肯定需要调整打两场战争的设想。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设想不会像遏制战略那样持续40年，但对当前冷战后过渡时期是适宜的。
莱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渐渐地他的作风变得严谨起来。他意识到，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日常统帅，他需要给人一种能反映肩负重大责任的形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订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审查，解决了几个棘手的武器采购问题。不过，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当国防部长是不适当的。
前总统乔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从索马里撤出，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过了我的56岁生日。我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把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从美国背上卸掉，交给最初就在这里的联合国承担。索马里国内的混乱曾使粮食生产和分配无法进行，造成大批人挨饿。我们结束了这种混乱，从而完成了任务。现在应由联合国部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灾难来源于14世纪式的军阀混战，解决办法应是在那里推行20世纪式的民主。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工作任务从救济饥饿者转移到“建国”，这是我们进入越南时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建国的意愿发自于其人民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索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法制，没有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没有行政管理机构，而只有氏族领袖。建国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来这只会导致陷在索马里，而不是从索马里脱身。索马里各派最终将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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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引荐克林顿总统。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指责说，让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在这个纪念馆仪式上讲话是对刻在墙壁上的58191个名字的亵渎。其他退伍军人则认为，比尔·克林顿现在是总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为了赢得对他越战期间行为的宽恕也应出席。我个人认为他应当讲话，因为他是总司令。实际上，如果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不在这个纪念会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还会冒出这个问题。于是我欣然同意引荐总统。
过去几个月中，总统十分活跃地履行了自己的总司令职务。他视察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参加了欢迎从索马里执勤归来部队的仪式。然而，在他的周围仍都是些年轻的文职官员，他们没有当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麦卡弗里中将到白宫开会。当他走过西翼时遇到一个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便向她打了个招呼：“喂，你好！”她竟翘起鼻子高傲地说：“在这里我们不搭理当兵的。”麦卡弗里是三星将军，现在手臂上还有越战中留下的伤疤，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他指挥过一个精锐的作战师。这个年轻女士的话飞快地转回五角大楼，像自由电子一样激荡着那个地方。比尔·克林顿对手下工作人员的失礼行为颇为重视，于是不久人们看到在西雅图经济问题最高级会议期间麦卡弗里与总统在一起散步。
我准备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墙仪式上引荐比尔·克林顿的消息一传出，我立刻遭到抨击——在那么多人中偏偏是鲍威尔引荐，他两次到越南作战，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间克林顿在牛津读书！一位我熟识的、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女写信给我说，我参加纪念会引荐总统是“可耻的，毫无道理的，不可原谅的”。这种批评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顿未服兵役的历史并不使我不安。他现在是我们的总司令，这是美国人民的意愿。作为一名军人，对他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我不感到反感并不是完全出于这一点。在里根—布什时期，我曾同许多死硬派分子——主张对苏联、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强硬的一帮家伙——共过事，这些人当时都处于服兵役年龄，但多数都设法逃避了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我认为比尔·克林顿当时的表现与这些人没多大差别。缓服兵役和设法逃避战争的整个制度从技术方面看或许是合法的，但它因阶级而异，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先到了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我的儿子迈克那天上午毕业，他带着小杰弗里凭自己的力量走过讲台领取了法律学位证书。然后忠诚的奥蒂斯驱车快速把我送到白宫。我到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相会，离预定动身去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前几个月，比尔·克林顿给了我好几样小礼物。今天他送给我一对有历史奇趣的鸳鸯表。这批表是为纪念东德议会下次会议而设计制造的，可是因为东欧集团崩溃了，这次会议再也没有举行。
在我们驱车前往会场的途中，总统轻松自如，兴致很高。他谈笑风生，从平底玻璃杯中喝着冰水，同时修改着他的讲话稿。但当我们快到有5000多人等在那里的纪念墙时，我发现他面部的肌肉绷紧了。我们下了汽车，掌声稀稀拉拉，夹杂着抗议者的嘘声。停车场的警察把抗议者拦在会场的外围。
曾为建设纪念馆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简·斯克鲁格斯担任司仪。最令我痛苦的是堪萨斯城酋长队中后卫德里克·托马斯的讲话，他讲到自己如何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因为他的爸爸，一名空军上尉死于越南战争。最后轮到我引荐总统。
“每当我来到这里，”我开始讲话说，“用手抚摸着我那久已离开人间而又令我永不忘怀的朋友的名字时，总会感到心灵深处的震颤。我们在这里是要悼念历次战争中的死难者，但值此时刻我们要特别医治越南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创伤。”我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抱有善心，对上帝使我们认识的正义无限坚定，让我们以这种心态和信念努力完成我们正从事的工作，治愈国家的创伤，关怀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吧……”作为一名现在仍服现役的越战老兵，我最后说：“现在我向你们引荐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尔·克林顿总统。”
总统讲话时掌声压倒了嘲笑声。我敢肯定，这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但是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努力。会后我们驱车离去时，我发现他的紧张感消失了。“你偷了我的句子，”他边说边笑出声来。他抽出一张讲话提示卡递给我。上面写着我引用的林肯的那段话。“不过，你引用更合适，”他说，“如果是我引用，好像有为自己开脱的味道。”
我接受邀请，准备于1993年6月10日在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发表演讲。我的一位助理说，50年前的这一天恰好是温斯顿·丘吉尔给哈佛大学毕业生发表演讲。想到这一点，我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我决定讲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当前冷战后时期这两个历史时代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过，我预先得到警告：届时我会面临哈佛大学的男女同性恋者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脑子里想着其他东西。
那天哈佛校园里2．5万人的队伍中，有几百人升起了气球，上面写着“取消对同性恋的禁令”。当我站起演讲时，发出了稀稀落落的尖叫声，但更多的是欢呼声，特别是前面几排，那儿坐着回校参加毕业50周年聚会的43届毕业班校友。他们出席会议使我很感动。他们年轻时曾听过丘吉尔演讲，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
我颂扬了参加过上次“好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的光荣的老战士。回顾了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然后谈到目前的争议。谈到美国军队的社会问题时我说：“我们曾被种族主义、吸毒、‘尾钩’①丑闻等社会问题所困扰，我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对军队中有争议的同性恋问题也将找到解决办法。”在我讲话时，台上台下都有一些人转过身去表示抗议。但是到最后，男女同性恋队伍中不断发出的喊叫声被阵阵掌声所淹没。
①尾钩一词原出于越战期间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附近的库比岬美军军官俱乐部的“尾钩酒吧”。美国飞行员安装了一个座椅弹射器，弹出酒吧门口时，座椅里的人要把一个尾钩钩在一根横拉的钢丝上，否则他就会跌入水池里喝水。美军后来用它来戏弄妇女。于是“尾钩”就成了美军性骚扰的代名词。——译者注。
那年夏季，我们开始把在索马里的美国军队撤回国内，打算只留下约4200人支持联合国行动。当时，索马里人显然感到缓过劲来，又有劲互相残杀和杀戮他们设想的任何敌人。6月5日，一名主要部族领袖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追随者与联合国部队发生了枪战，20多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在美国督促下，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追捕杀人凶手。美国高级决策人并未进行认真的讨论，便将这项措施付诸实施，这样就把在索马里承担的义务从“建国”扩大到追捕索马里酋长。任联合国特使的美国退休海军上将乔恩·豪悬赏2．5万美元，要艾迪德的脑袋。豪、联合国部队司令土耳其中将切维克·比尔和美军指挥官汤姆·蒙哥马利少将都要求美国派武装直升机和AC—130攻击机进攻索马里据点。
我支持这一要求，总统也批准了。但是当联合国司令部进一步要求我们派精锐的“三角洲”反暴部队去抓获艾迪德时，我拒绝了，阿斯平和中央总部司令乔·霍尔上将也不同意。在居住拥挤的摩加迪沙搜寻艾迪德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使冲突带上个人斗争性质，越来越深地陷入索马里古老的部族冲突。我试图对我们承担的愈来愈广的义务进行审议，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士兵开始有伤亡。8月底，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战场司令官反复提出的请求，向阿斯平建议派遣“别动队”和“三角洲”特种作战部队。后来我对这一建议感到后悔。
4月14日至16日，前总统布什访问科威特，在那里他显然成为伊拉克策划的谋杀目标。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随后进行的调查发现了足够的证据，说明这次谋杀企图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授意报复有关。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托尼·莱克、莱斯·阿斯平、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白宫总统寓所会晤，决定发射巡航导弹袭击巴格达情报总部。我向总统讲解了实施这一打击的全过程，包括可能有什么成果、可能出什么问题、伊拉克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总统在每一阶段需要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我是在给一位国家安全新手上研究生辅导课。我非常想看一看我国年轻的从未服过役的总统如何处理战火的洗礼。克林顿应付自如地通过了第一轮考验：他问的问题恰到好处。真正的考验是进入倒计时阶段和生命遭到威胁时，或者像我们步兵所说的：当第一次吮吸胸部伤口时。
6月26日，23枚导弹从红海和波斯湾的美国海军舰船上飞向巴格达。总统准备在进攻发起后15分钟发表电视讲话。但是我们遇到了通信故障。通常情况是，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在巴格达有一个工作班子，他们会几乎立刻广播袭击结果，我们以此报道为依据。可是这个班子已经撤出，如果等我们的卫星经过进攻地点拍照，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还未到15分钟时，总统打电话给我，我们击中目标了吗？我只能回答说：“先生，现在还不清楚。”白宫工作人员设法与有线新闻电视网的董事长汤姆·约翰逊取得了联系，他呼叫了约旦的阿曼。电视网在阿曼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朋友，他们报告说，伊拉克情报总部确实被击中了。
这次进攻还让总统看到了军事行动最残酷的一面：有些导弹没有击中目标，反而打死打伤了许多老百姓。在整个军事行动中我密切地注视着比尔·克林顿的表现、决策和情绪。
他沉着而坚定。
我此生56年中35年的漫长军旅生涯行将结束。7月，英国大使馆设宴款待我和撒切尔首相的前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勋爵。进入克林顿班子主管礼宾事宜的戴维·格根上来向我打招呼说：“你真的想离开？你知道，要想留下也不难。”按规定我可以继续留任。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规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每届任期两年，可以连任三届，而我只任了两届。但我打算离职。我已尽到自己的责任。虽然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现在工作得挺好，但我敢肯定，对我的离职他们是不会感到惋惜的。
关于我的继任者，阿斯平和克林顿花了很多时间对几个非常合格的候选人反复掂量。8月11日，总统宣布当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约翰·沙利卡什维利上将为下一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如果有人问我美国哪个机构能提供最好的机遇，我会告诉他请看美军为我和沙利卡什维利提供的一切。沙利卡什维利十几岁时才来到这个国家，他从一个应征入伍的最底层的士兵升到军衔的宝塔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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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行动在继续进行。蒙哥马利少将开始要求派坦克和装甲车保护运输车队免遭军阀部队的袭击。这种威胁当然使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既然我们去索马里是为了解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索马里人，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还会遭枪击呢？联合国的“建国”使命使我们陷入危机。我连着几个星期催促阿斯平要他进行政策审查，而使他苦恼的是，他的政策班子到那时为止未拿出任何可用的东西。为保护美国士兵，我们在索马里的指挥官请求增援我只能派出“别动队”和“三角洲”部队支援他们。距我离职日期只有3天了，我来到阿斯平的办公室，最后一次要求他为汤姆·蒙哥马利少将派他想要的装甲部队。
“我看还是不派的好。”阿斯平说。他是一位政治上讲求实际的人。以鲍勃·伯德参议员为首的许多国会议员说，索马里的事与我们不再相干，我们应当立刻撤回。我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当兵的支持当兵的。阿斯平也做了作为一名文职决策者必须做的事——从更大的目标考虑问题，具体到这件事，就是使我们从索马里脱身，而不是越陷越深。
我想尽量少去考虑即将到来的退休，可是老有些事不断地提醒我这件事。9月20日，五角大楼的军士长在中心庭院为我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仪式。虽然我在队中已有最高的军衔，那天我仍接受了令我感动的向我表示敬意的象征性军阶。我被授予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荣誉军士长、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荣誉一级军士长以及空军军士长。
另一天，陆军人事处一名年轻的少校到我办公室告诉我退休后的待遇有：退休金、使用官方信封信笺、穿军装、丧葬费补贴。他还告诉我，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按为联邦供职35年3个月零21天计算。他算得这么精确，他把话讲完的时候，我以为他会送给我一只金表呢！又过了一天，华盛顿军区典礼官戈迪·库尔森中校来检查我的离职仪式安排情况。库尔森过去经常向我报告其他军官的告别仪式。当他一步步地向我介绍这种我熟知的仪式时，我才恍然领悟到我们是在谈我的事。他看到我脸上露出留恋之情，我们都开始感到心烦意乱。
我退休的头天晚上，莱斯·阿斯平为我举行了令我难以忘怀的晚宴。第二天早上一如既往，我穿上心爱的黑色圆领无扣毛衫，然后穿上军装。奥蒂斯在外面等着我，我们顺着走了多年的熟悉的大道开车去五角大楼。到楼里后，发现我的办公室有一种搬家日空荡荡的感觉，四周墙壁光秃秃的。我的助手们把我的东西都包装好了，有托马斯·杰斐逊的半身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送给我的猎枪、林肯把马与将军相比较的语录、被草率定罪的“野牛勇士”亨利·弗利珀中尉的印刷版画。我办公桌玻璃板下的警句也不见了，这些警句有：“法斯特·埃迪，让我们玩会儿落袋台球”，“知足者常乐”，“决不要让人看出你紧张不安”等。
我现在的行政助理格雷戈里·“格洛格”·约翰逊海军上校进来告诉我，克林顿总统想见我。我感到很惊奇。我的退休仪式定于下午4点整举行，总统亲切地同意由他来主持。
不知现在见我是为何事。
我到白宫后被领到二层总统寓所，比尔·克林顿早晨慢跑刚刚回来，正在扣新换的衬衣的纽扣。“让我们到游廊去坐。”他边说边带我到屋外的杜鲁门阳台。我们就谁坐在那儿谦让了一番，他最后坐在一张肯尼迪摇椅里，我则躺在草坪躺椅上。天气暖洋洋的，空气中散发着潮气。南面的杰斐逊纪念馆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我暗暗地想，不知何时我能再次看到这样的景色。
“我找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总统说，“我只是想对你为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想咱俩在一起再呆一会儿。”他问我今后有何打算。
我回答说：“我将忙于写自传，还要做巡回演讲。”我向他提及我还收到要我进入商界和到公司董事会任职的邀请。“但是，”我说，“只有退休后过一段，好好想一想怎样度过余生后才决定是否卷入。”我对他说，眼下我所关心的是在我领政府工资35年后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有保证。
“你退休后或许可以考虑担任某种非全日性的社会公职。”总统说。他提到我可以主持总统的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负责评估美国情报活动的有威望的民间组织。他还建议我担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负责他针对青年人安排的全国服务计划项目。
“总统先生，”我说，“眼下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如果我要挑的话，我愿挑青年计划项目。”
他笑了。“我猜你就会这么说。”他说。
我们谈了一会儿政治，这显然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然后又扯起国内问题，医疗保健是压在他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把话题转向国家安全。此时我考虑最多的是索马里。我对他说，我们不能以美国的民主取代几百年的部落主义。“我们不可能使索马里脱离那种状态。我们必须想法脱身，而且要快。”我说。
总统承认他没有对6月份联合国的决议给予足够的重
视，该决议使我们与艾迪德处于针锋相对的境地。“这使我们卷入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他说。
我看了看表。我们已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占了你这么多时间，心里感到很不安。”我说。
“今天就给你了。”比尔·克林顿说，好像世界就没有让他操心的事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色紧张的助理人员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总统先生，该工做了。”
总统站起身来。“科林，下午再见。”他说。
我感谢他的关心体贴，不只是今天，而且在他手下工作的9个月。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而且变得很亲密，尽管在初期新闻界做了与此相反的宣传。
这次谈话后没过几天，“别动队”和“三角洲”部队与索马里部队展开了激战，18名美国士兵被打死。在摩加迪沙大街上拖拽美国士兵尸体的景象使美国人深为震惊。以前的电视图像促使我们进入索马里，而今日的电视图像又促使我们从那里退出。
总统立刻进行了政策审议，结果是决定在6个月内逐步撤出。阿斯平因为没有提供蒙哥马利少将请求的增援而受到严厉批评，虽然问题的真正症结是政策有毛病。这一挫折是阿斯平在五角大楼任职终结的发端。12月，克林顿总统宣布由比尔·佩里取代他。阿斯平被委以其他重任。他被任命为总统的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而且是由国会委任的监督军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的成员；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国会委派检查情报机构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莱斯非常适合担任这些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的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不幸的是，1995年5月，他因为中风而英年早逝。
从白宫回来后，我召开了最后几个会议。我感谢联合参谋部主任和各部负责人4年来对我如此忠心耿耿。我与各军种参谋长和几位司令共进最后一次午餐。“感谢诸位在最后的时刻与我在一起，”我说，因为我退休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们做了一项令我意想不到的安排。笑容满面的乔治·布什大步走进餐厅。这位前总统似乎完全适应了退休后的生活，他过得很愉快。与他友好地重聚之后，我返回办公室，看了最后一眼空白的墙壁，然后回家接阿尔玛和最后一次穿上军礼服。
当阿尔玛和我登上检阅台时，迈尔堡阅兵场呈现出50年代电视剧《这就是你们的生活》中的场面。我姐姐玛丽琳及全家，各地的堂表兄弟姊妹，来自“潘兴步兵会”的朋友，在盖尔恩豪森、德文斯堡、越南、利文沃思堡、卡森堡和法兰克福等地一起服过役的同志，白宫研究员班的同学和教会朋友陆续到达，乔治·布什及夫人巴巴拉、戈尔副总统及夫人、前副总统奎尔及夫人，卡普·温伯格及夫人简和迪克·切尼等人都到场了。
仪式正要开始之时，白宫一名军事助理走到我面前说，克林顿总统将为我颁发国家最高非军事勋章——总统自由勋章。我说，太迟了，我已经获得过一枚这种勋章。那是我与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一起因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表现布什总统嘉奖颁发的。这位助理告诉我，这枚勋章更高一级，是特别总统自由勋章。“总统将把勋章连同饰带一起挂在你的脖子上。”这位助理说。他手捧着的饰带很大，是品蓝色的。
“不要戴长饰带吧，”我哀求说，“戴上它我看上去会像鲁里塔尼亚王国的皇太子①。”
①鲁里塔尼亚是安东尼·霍普所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中欧王国。——译者注。
他回答说：“饰带可以商量，但是勋章必须挂在脖子上。”
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到达后，仪式开始。这时太阳突然穿云而出，像接受了某种信号一般。鼓号齐鸣，放19响礼炮，总统和我检阅了仪仗队。军乐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奏起了“风暴之眼：科林·鲍威尔将军进行曲”。总统把自由勋章挂到我的脖子上，不过没有那条辉煌耀眼的长饰带。阿尔玛接受了军队的杰出平民服务勋章。接着比红·克林顿讲话，谈到了我的军旅生涯。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下面的一段话：“显然，你既有武士精神，又有知道何时为了国家利益而实践这种精神的判断力……我代表把自己的子女交付给你的父母们向你表示感谢……你为他们尽到了责任，正像你为国家尽到了责任一样。”
下面轮到我讲话。当我放眼望去看到这五彩缤纷的盛大场面时，我对自己的生活历程感到无比惊异：我从纽约市立学院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少尉升到了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级军官；从在越南丛林中向几百人提建议的顾问升到了负责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共计200多万官兵的最高军事长官；从与南布朗克斯的小伙伴整天打闹的小淘气成长为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交往的国务活动家；从护卫原子炮的途中丢失手枪的一名无经验的军官成长为协助超级大国领导人使世界避免核战争浩劫的国家安全顾问。我这一生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
部队分列式穿过阅兵台接受检阅。喷气机和直升机呼啸着飞越阅兵场上空。然后阅兵指挥官走过来，向我敬军礼并报告：“长官，典礼结束！”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35年3个月零21天！
仪式之后客人们进入迈尔堡典礼厅用茶点。克林顿总统要大家安静下来，说他有一件礼物送给我，是通过我在政府中的朋友慷慨解囊购买的。一名助手把放在角落里的一件东西上面的灰布拉开，露出了一辆1966年式“富豪”轿车，它满是锈蚀和光荣的创伤。我看到奥蒂斯在咧着嘴笑。白宫人员指定他去寻找这辆旧汽车，对此我深表感激。
那天夜晚，我最后一次脱掉军装。在我身穿军装的这些年里，这个国家的所有美好的一面使我受益匪浅，它远远超出了我的最大希望；但同时我也不得不忍受这个国家的种种根深蒂固的弊病的折磨。我此生干了一番光荣而有用的事业，而且干得很好，我热爱这一事业。这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是难交的好运。我惟一的遗憾是我不能将往事再从头做一遍。
我的美国之路--第二十二章 平民生活
第二十二章 平民生活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在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未用闹钟而醒来的。我穿上宽松长裤，马球衬衫，一双懒汉鞋，然后慢悠悠地走到我们在华盛顿郊区买的这套房屋的厨房，与阿尔玛一起用早餐。我现在开始全日从事一份多年来我一直只有夜晚才作为第二职业从事的工作，这就是做丈夫。
阿尔玛放下咖啡，抬起头来对我说：“洗涤槽堵住了。地板上到处都是水。”
没问题，我想。我会打电话给营区工程师。后来我想起来了，什么营区工程师？不属我管了。于是脱掉军装后的第一个上午就蹲伏在嘀嘀嗒嗒漏水的洗涤槽边度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变成了房主哈里。
我从四星上将变成一介平民后，一夜之间我的90名随身工作人员全部消失了。我带着退休金和退休身份证离开五角大楼。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公共事务助理比尔·斯马伦上校与我一起退休，他同另一个从五角大楼退伍的佩吉·西弗里诺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办公室，管理我新阶段的生活。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驾驶的老式“富豪”轿车（我不止一辆这种轿车）偏偏在高峰时间行驶在环形路上时没有汽油了，这次我真正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一位亲善好施的人在我后面停了车下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的车横穿3个车道推到路边上。这3个车道上满是回家的车辆，司机不耐烦地使劲按喇叭是可以理解的。我把棒球帽檐使劲朝下拉，没有任何人包括下车救助我的那个人，认出未能及时给汽车加油的这个人就是当年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正要用汽车上的移动电话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一名交通救援警官赶来。
“怎么啦？”他问道。
我又向下拉了拉帽子，向他说明了情况。他有板有眼地向我发表了一通“千万不要在环形道上没有汽油”的训话，接着走到他车子旁边，拿出一根大概只有麦秸杆粗的软管，向我的油箱里注了半加仑汽油，然后就走了，他也没有认出我来。我在最近的道口把车驶出环形路，遇上另一次交通堵塞，又燃尽了汽油。我对自己说，鲍威尔先生呀，当一名平民百姓比你预计的要艰难得多。
我虽然从军队退休，但生活依然紧张。写这部自传是一种新的冒险，演讲日程也排得满满的。我的个人生活很简单，自由自在。我世面见得多了，在飞机上生活了多年，对旅游不再感兴趣。阿尔玛一生辗转东西南北，现在想建设自己的安乐窝。在我们确实要到外地去时，一般是抽几天去长岛看罗恩·劳德斯等朋友，或拜访表弟布鲁斯·勒维林。不过我们经常在雪地里赤脚行走，去看我们演员女儿琳达的演出。1994年，迈克和简在等待他们的新家建成时，暂住在我们这里；其间他们有了另一个儿子——布赖恩。有孙子住在身边我们感到很幸运，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极为快乐，两方面的好处我们都捞到了——既享受了同孩子在一起的欢乐，又不负什么责任。阿尔玛和我请客不多，只是偶尔与几位朋友互请吃饭。对我来说愉快的晚上就是坐在安乐椅里看电视播放的老电影，特别是音乐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上面提到的《音乐人》，还有《俄克拉何马》和《小伙与少爷》。《卡萨布兰卡》、《催促者》、《生产者》、《拉文德山暴民》和《神经错乱》我看过很多遍，能够大段地背出台词。如果不看电视，我就读书。我的兴趣不拘一格，从历史到几乎任何人的传记，还有一些小说。军事著作只是偶尔读读。
我们像在五角大楼中那样喜欢听听音乐，最喜欢的仍是即兴讽刺歌歌手。我还爱听阿雷塔·弗兰克林、卡利·西蒙、卢·罗尔斯、保罗·西蒙、安妮·默里、纳塔利·科尔的表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演奏的任何音乐。不过不喜欢听硬性摇滚和叩击音乐，这可能就是代沟吧。我也喜欢古典音乐，但不要问我在听什么，因为我对那些曲子分辨不清。在冠军赛期间我爱看电视的足球节目，在棒球季节外出到公园里去仍能发现有典型美国风味的东西。我曾经在体育上小有名气，是垒球的长球击球手，短网拍墙球运动员，但这种岁月一去不返了。现在最耗费我体力的运动是踩健身脚踏车。在汽车车罩下面弄得满是油垢是我最愉快的消遣。现在我的骄傲和愉快是一辆1966年生产的122型富豪旅行车，车的颜色是胆汁绿的，里程计上的数字约等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我花了500美元把它买下来，又花了1000美元才使它转动起来。
退休后阿尔玛和我有过一次不寻常的旅行，说起来这次旅行像是霍雷肖·阿尔杰的廉价小说的结尾。我的父母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妈妈去世后的一天，我清点了保险箱内的东西：几百美元现金，一对戒指，一个粗糙的油布票夹，里面有一美元钞票，这个布票夹是我上小学二年级上工艺课时做的，我父亲一直舍不得把它丢弃。真正的财宝是我父母来美国时所带的英国护照，上面贴着照片，这些照片是我看到的他们最早的照片。阿尔玛和我1993年12月动身去伦敦前，我又拿出这些照片来仔细端详。来自英国一小块殖民地的两个板着面孔的黑人移民的儿子现在将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
12月15日，我们在旅馆穿戴整齐准备到白金汉宫谒见女王。通常很冷静的阿尔玛现在却不断地摆弄自己的服装。我觉得她看上去已经像王后一般了。我们到达后被领进一个房间里等候，在这里女王的侍从武官向我解释了受封程序。“当你们走进去后，”他告诉我们，“女王陛下就走向前把二等高级巴思爵士勋章授予你。然后你们就退出，除非她赐你们座。”我过去听说过这种区别：不赐座的属于B名单，赐座的属于A名单。
一扇看起来像墙壁一样的门突然打开了，我们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房间。“科林·鲍威尔将军和夫人到！”王室侍从武官宣布说。
伊丽莎白女王走向我们时经过一张桌子，顺手拿起一件什么东西。她说：“再次见到你们我真高兴，鲍威尔将军和夫人，我愉快地把这件东西送给你。”边说边给我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的勋章。
仪式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我是美国人，我不必屈膝，女王不必用皇家宝剑拍我的肩。阿尔玛也不必行屈膝礼。
“请坐。”女王说。我们坐下来谈了15分钟的话。谈话激动人心，话题从世界大事到该死的天气。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英国臣民的话，我现在就成了“科林爵士”，阿尔玛则成为“鲍威尔爵士夫人”。可是如果我的父母仍留在牙买加，难以想象我会被封为爵士。如果卢瑟和艾丽乘船去南安普敦而不是去纽约城，我有可能在英国某个不出名的团里当上军士长，但不大可能当上英国国防参谋长。我珍重我家族的英国根，但我更爱我的美国，因为这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离开白金汉宫后，阿尔玛和我坐进一辆由穿着军装的司机驾驶的本特利汽车。司机转过头，笑着问：“鲍威尔贵族夫人，您去哪儿？”不论这种称呼是否正确，听起来令人心情舒畅。
“去哈罗兹。”①阿尔玛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