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陆军部队全部由志愿兵组成，水平很高。但当年可不是这种情况。那时正处在从征兵制到志愿兵制的过渡阶段。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撤出越南回到家时，全国人民都对军队嗤之以鼻。用陆军的缩略语说，部队里很多人文化不高，被称作“四等猫”，即属于“第四类”人，他们仅具有最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他们是被生活所抛弃的人，只稍高于“第五类”人——不适合在陆军服役的人。今天，陆军中的第四类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而当年他们所占比例近百分之五十。
埃默森少将决定彻底扭转这种纪律松懈而风气败坏的局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神枪手当时还是光棍，对他来说，部队便是他的爱妻，是心上人。他实施了一个重塑第二步兵师形象的计划，美其名曰“热爱生活”。读者千万不要把它和以此为口号的反堕胎运动混淆起来。据埃默森解释，他的“热爱生活”计划“是为了给士兵创造机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强者而不是失败者”。从当时驻韩美陆军的状况看，只要合理，“热爱”什么我都赞成。可是讲求合理并不总是神枪手的强项。
在改革热潮中，他并不是惟一的呐喊者。美陆军处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也正在设法使军旅生活变得诱人一些，尽量消除掉那些让人不愿留在部队工作的因素。令人厌恶的帮厨取消了。陆军实行了5天工作制，只要情况允许，周末全天放假。营房经过重新改造，3名士兵合住一间带浴室的房间，看上去不再像医院的病房了。然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进，尚未在驻朝美军中落实。尽管如此，神枪手下定决心要提高部队士气。
我们驻扎在韩国是因为2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几乎总是被隐藏在两场战争的阴影之中，激动人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令人痛苦不堪的越南战争。然而，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达5．4万人。以其为时3年的战斗计算，这个数字与美国较大规模地卷入越南近10年的伤亡人数相比，可谓伤亡惨重。我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长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我刚8岁，还是一个儿童，所以只是零零碎碎地记得一些当时的情况。但是，当凯利大街上的小伙子们参军开赴朝鲜时，我已到了13岁至16岁那个敏感的年纪。打完仗返回家园的士兵们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原始，东西靠牛车来运，粪臭味四处可闻。而今天，南朝鲜已经成为亚洲另一个经济奇迹，从生产汽车到录像机到微电子线路板等无所不能。我到韩国时，经济奇迹已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汉城一座座写字楼拔地而起，处处洋溢着创业的气氛。但几英里之外，首都的现代化便让位于茅草屋顶的农村，小片菜园和水稻田，还有那无处不见的牛。
接下来的一年，我要在凯西兵营度过。从这里到汉城开汽车要一个小时。营区里杂乱无序地布满了二战时期的半圆拱形活动房屋，蜿蜒整整一个山谷并辐射到四周山坡上。全然一派战区气氛，丝毫没有那种有随军家属营区的温馨。我们距离非军事区有25英里，非军事区在北南朝鲜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说白了，美陆军第二步兵师在这里就是用美国人的血和肉来实现缓冲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阻挡北朝鲜的进攻。危险一旦消除，美军将立即撤走，因此无需花钱添置太奢侈的东西。这些半圆拱形铁皮活动房屋夏天热似烤炉，冬天冷似冰窖。这时马上就要入冬了。取暖主要靠一种效率极低的需要汽化阀的柴油机系统。我发现许多房屋正是因为缺少汽化阀这个部件而无法取暖。这反映出营区管理马虎这个普遍的问题。当我的军需秘书要求订购汽化阀时，维修营只用一句话——“没有现货”就把他打发了。我亲自去了仓库并大发雷霆，不找到不罢休。最后终于在存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防毒面具滤毒罐旁找到了汽化阀。那些找不到给营房送暖的汽化阀的供给人员说，他们保存这些差不多有60个年头的滤毒罐是因为害怕扔掉它们。这就是埃默森正设法改变的环境，而我是百分之百地赞成他的决心。
检查营里的记录，我对大量的短期无故离队现象感到震惊。士兵们通常只是外出几小时，副营长解释说那是为了“妖宝”。什么是“妖宝”？年满18岁的男青年如果在中学没有找到女朋友，就可以在凯西兵营旁边的东豆川，独享一个套间和一个姑娘即一个“妖宝”，每月只需花180美元。这些姑娘是由一个专为美驻军服务的半是老鸨半是好事者的人提供的。在营区内住宿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这种安排的诱惑力是不难理解的，而且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安排比惠顾开价10美元的娼妓要可取些，因为那些娼妓已经使得凯西兵营内的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一些单位若把复发病率计算在内，人员的性病发病率超过100％。
东豆川只有一个行业，那就是为驻该地的美陆军部队服务。在美国国内，当时正是时兴埃弗罗发式和观看《谢弗》和《超级弗莱》那些关于黑人受剥削的影片的年代。在美军部队里，黑人士兵不允许留地道的埃弗罗发式。但在业余时间，他们便身着各种超级弗莱式时髦服装招摇过市，如3英寸厚的高跟鞋，古怪的套装和斗篷等。这些奇装异服在东豆川，裁缝铺只要20美元手工，一夜之间便能加工出来。白人士兵业余时间的时髦装则是牛仔帽、新潮皮靴和工装布衬衣。他们还想尽办法蓄长发。
我第一次到东豆川去时，发现那些街头艺术家似乎总想抢我的钱夹子。最后我才弄明白他们用洋泾浜英语所说的意思，他们想看看我家里人的照片。我拿出小女儿安妮的照片。只用了20分钟，一位画家便为我女儿画了一幅油画，开价20美元。但他所画的好像是我的朝鲜女儿，因为不论这些画家画的是谁，总带着东方人的特征。东豆川的画家最爱为美军白人士兵画的是摇滚乐歌星艾尔维斯·普莱斯利，他的各种姿势被画在尺寸大小不一的丝绒布上。真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家庭的起居室里装饰着长着一双杏仁眼的猫王画像。保存这些画像的人也该是大腹便便50多岁年纪的人了。
东豆川有许多条街全是出售黄铜器的商店。只要是黄铜能够敲打成形的器具，如蜡烛台、烟灰缸、盘子、牌匾等器物，这里应有尽有。不久我便弄清了这些黄铜的来源。那年秋天，我们进行夜间实弹射击演习。我们先是用炮火轰击一座小山坡，然后步兵冲上去后再用轻武器射击。最后，一发红色多星信号弹升空表示“射击停止”。刹那间，山坡上闪亮起无数光点。“怎么回事？”我问。“是朝鲜人。”我的副手告诉我。模糊的身影一个个从黑乎乎的土洞和壕沟里爬出来，径直奔向射击场。他们带着手电筒，有的甚至端着蜡烛。刚打过的子弹壳、炮弹和黄铜药筒还热得烫手，但他们迫不及待地便开始了搜寻。一些人事先就躲藏在弹着区内的洞穴里，这时便抢了先。这便是东豆川的商店里所见黄铜的来源。
我们营第二次进行这样的夜间演习之后，我不得不派副营长第二天到附近的村里去，告诉村长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在射击场被意外地打死了。村长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村民们穷得要命，为了生计，他们甘愿冒性命危险。
“大家都明白，如果踢足球，场上只有22个人。打棒球，要有9个人再加上一个跑垒的。打篮球，要10个人。”埃默森将军在秋天的一个上午又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我真看不出这次指挥官例会的议题是什么。他接着说：“但是我们师里有1．8万人，我们要让他们都有上场表现的机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胜利者。热爱生活！”他的解决办法是，搞“战斗式体育活动”。
神枪手进一步做了解释。可以先从战斗式足球开始。上场的不再是11人组成的常规的球队，而是让整建制单位上：一排对二排，也许场上同时会有80个人。还是在普通足球场上玩，目标是把球弄到对方球门里。怎么弄？怎么弄都行，将军解释说。带球跑，扔球，用脚踢，传球。为了玩得更活跃，可同时玩两个足球。什么规则？没有规则。可以铲球，阻挡，从后边拉人，什么都行。有裁判员吗？没有规则，也就不需要裁判员了。也没有罚球。
“战斗式足球”一开展起来，师医院的医生们就闹起来了。骨科病人多得治不完，有的伤势严重。医生们还威胁说要向上级反映神枪手的这种做法。我们制定了最起码的规则，设立了裁判员，至少当两个球同时出界时由他叫停。场上只许穿球鞋，换下了战斗靴，禁止踢人、从后面拉人或用拳头打人。部队很喜欢“战斗式足球”，至少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神枪手埃默森更是乐此不疲。
每一支优秀的部队之所以优秀，每一个成功的企业之所以成功，我敢说其原因是其内部一定存在着不同的领导风格。如果第一把手不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他周围的人必须加以弥补。如果第一把手有远见卓识但仅此而已，他就需要一个手持鞭子能贯彻他的意图的人。如果一个单位有了远见卓识和手持鞭子者，那么还需要一个“牧师”式的人物来软化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第二师，这个牧师式的角色就是由副师长H·布鲁克斯准将来扮演的。他是我的直接上级中惟一的黑人。每当神枪手假戏真做，暴跳如雷，要求刻薄，固执己见时，H·布鲁克斯便以稳重、冷静和通情达理相辅佐。布鲁克斯把“战斗式足球”运动从全面灾害降低为部分灾害。假如H·布鲁克斯不发挥稳定性齿轮的作用，神枪手那种值得称赞的干劲一定会把整个部队搞乱。我敬仰他们两位，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早——晨好！凯西兵营。”每天清晨5点30分，语气坚定而热情的广播声都会叫醒我。神枪手埃默森热爱生活计划中治理吵架、吸毒、酗酒、淫荡和企图捅死宪兵主任的又一招便是体力消耗。因此，我们黎明即起，要在32分钟之内完成4英里跑。营地广播员接下来便说：“上周晨跑的优胜者是……今天的气温是……”噢，天啊，冷到零下10℃以下吧。假如天那么冷，我们就可以不跑了。只要比零下10℃高1度，我们就必须从温暖的床上硬撑起来，在寒气袭人的户外去跑步，先上一个缓坡，再上一个陡坡，来到山顶上的霍维兵营折返点，然后再下山回到凯西兵营，这一切都要在早饭前完成。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要以短跑速度冲刺，几百人一起声嘶力竭地喊着号令。奇怪的是，那些对晨跑总是抱怨的人一跑过终线便围着我着急地问：“我们跑了多少时间，中校？我们跑得怎么样？我们比第七十二装甲营快吗？”神枪手这一招还挺灵验。
我们营是坦克旅中惟一的步兵营。在德国盖尔恩豪森时的几个老朋友，K·塞奇威克和B·维尔，指挥着友邻的坦克营。他们都是一路慢跑。而我则全力以赴，和我的士兵一样要经历那几个步骤：先是很不情愿地在这极地般的冷天起床，然后在半途中感到精疲力竭，最后到终点线时激情振奋。我下决心要带领一营赢得优胜，绝不能在赛跑时让那群整日乘坐活动铁碉堡的装甲兵赢了我们步兵。
我们部队里的韩国兵一跑起来有使不完的劲。我们中间有韩国兵是因为我们总是缺编。我们营的员额在编制上是700人，但实际在编人员从未超过500人。于是差额就用韩国人来补充。他们被称作“卡图萨”，意思是补充美陆军的韩国人员。他们在补充到我们这里之前，经过严格的竞争选拔才能离开原单位。因此他们是韩军中的精英，是我所指挥过的最优秀的军人。他们从不喝醉酒，也从不无故缺勤。他们不知疲倦，纪律严明，好学上进，而每月只挣3美元，这个数还不够一个美国兵到东豆川一晚上喝啤酒的钱。
当韩国补充人员在个别情况下违纪时，我就跟他们的军士长谈。“军士长，你今天好吗？”“是，中校，军士长很好，谢谢。”“军士长，列兵金在服从命令方面有点问题。”不出一个小时，那个不服从命令的列兵就会被调回韩军原部队。如果列兵金值得挽救，军士长就会把他叫到营房后面，在那儿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假如一个美国兵遇到类似的纪律方面的问题，他会写信给他的律师或议员。关于自由和命令之间的矛盾，个人权利和群体需要之间的矛盾，不同的文化在起着作用，不同的文化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虽然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对当权者较为麻烦和不便，但从全面考虑，我仍赞成我们的方式。
冬季里的一天，神枪手把各级指挥官召集到一起。他对我们说要搞一种叫作“颠倒时间训练”的活动。我们要把夜晚变成白天。神枪手说：“北朝鲜人毕竟不会在正常上班时间和我们作战。”这样，我便带领全营来到临津江畔的山里。我们把时间倒过来，晚上8时吃“早饭”，然后在野外进行按方位运动训练，直至凌晨1时开“午饭”，然后在从凌晨2时到早晨7时的“下午”时间进行武器分解结合训练、克莱莫地雷操作训练和迫击炮射击训练，直至上午8时开“晚饭”。最后从上午9时至下午3时是睡觉时间。我们以10天为一个周期，设法将生理节奏调整过来，但由于一定的原因，未能成功。在这样荒唐的时间里用餐，使一些士兵感到恶心呕吐。我们不得不恢复和其他人一样在正常的时间用餐。尽管如此，神枪手仍然是对的，战争的确不是按正常作息时间进行的。
12月里的一个空气清新、天气晴朗的冬日，火炮轰鸣，迫击炮的爆炸声四起。比我在两次越南服役期间所听到的任何一次炮击声都响。我已把“海盗”营布置在罗德里格山脉峡谷的一侧，准备好随时冲向峡谷的另一侧。“前进！海盗们！”
一个军士喊。先头士兵便向峡谷谷底冲去。
北朝鲜人并没有突然撕毁已有20年历史的停战协议。我们只不过是正在进行一次“对抗性战术演习”，这是一次使用大量实弹的演习。除了不流血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近似实战。我们向假想的进攻敌军发射了数百发81毫米和107毫米迫击炮弹和106毫米无坐力炮炮弹。
火力怎么这么猛烈呢？我的一个连长问我。峡谷中回荡着的枪炮声听起来就像是发起了又一次诺曼底登陆。我什么也没说。解释是不明智的。因为神枪手不想让他的部队误以为只用有限的训练弹药打几炮便是实战情况了。我们动用了战备弹药，这一点最好不要让北朝鲜人知道，也不要让我们华盛顿的上司们知道。
“鲍威尔中校，你赶快到C连来一下，要快。”在这个星期六下午打来电话的是C连连长，一个尚未学会用恩威兼施的方法管理部下，但又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军官。
我急忙离开宿舍来到C连娱乐室附近的十字路口处，看到一群人。士兵们给我让开路。在人群中央，站着一个士兵，要么是喝醉了酒，要么是刚吸了毒，挥舞着一根台球杆。他眼冒火光，表情异样，嘴里喊着：“有人找死！有人找死！把我的哥们儿关进监牢里，你们谁敢把我关进监狱！我让你们先死！”
“我已报告了宪兵，中校，”中尉报告说，“他们马上就到。”
我点点头，向挑衅的士兵走去，和他之间保持着一个台球杆的距离，我说：“孩子，你想干什么？打我吗？”
“我让你们先死。”他又重复说。
我心平气和地说：“孩子，放下台球杆。”
“不，长官。”
“你知道我是谁？”
“是，长官，鲍威尔中校。”
“趁还没伤着别人，把台球杆放下。趁别人还没伤着你，把台球杆放下。”我又走近他一步。“你看，要是你不按照我说的做，这些人就会把你打得半死。他们打完你，还要把你送到拘留所关上一年。那又有什么意思？所以，放下台球杆，咱们好好谈谈。”
他松了手，台球杆落在地上。他痛哭起来：“没人理解，没人关心。”转瞬间，这个杀人犯变成了一个受了伤害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们给予他限制行动的处分。几周后，我在营区见到他时，他啪地一声向我行了个礼说：“中校，您好！”随即转身向他的战友咧着嘴说：“那就是鲍、鲍、鲍大哥。鲍威尔大哥，他人真好。”这样鲍大哥变成了我的绰号，至少在我任他们营长期间，黑人士兵都是这样称呼我的。
凯西兵营的种族摩擦问题部分起因是音乐爱好不同。白人士兵喜欢听摇滚和西部乡村音乐，而黑人士兵喜欢听黑人音乐，如A·富兰克林和D·沃威克的歌。问题变得如此激化，我们不得不把东豆川镇上的酒吧老板们请到师部来，看是否能拿出个万全之策。最后达成协议，他们每播放7首白人歌曲，就播放3首黑人歌曲。这个妥协的结果是白人只在30％的时间里不高兴，而黑人不高兴的时间是70％。
实际上，士兵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办法。白人士兵集中去镇上某一片儿的酒吧，黑人士兵则到另一片儿的酒吧去。这两片儿之间的分界线被称之为“裂缝”。白人士兵跨越裂缝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不亚于民权法实施之前黑人进入白人区伯明翰酒吧给自己带来的危险。在神枪手看来，这种状况令人厌恶之极。一群人竟能够“霸占”东豆川一方，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一个美国兵居然还要担心别的美国兵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种族主义是要不得的。”神枪手对集合在一起的高级军官们说，“种族歧视不是热爱生活。在我们师里，不允许有种族主义。”我们差不多就等着他说“种族主义必须在明天早晨7时0分结束。”
神枪手有一个方案。他告诉我们他已派出一支特别宪兵分队到东豆川镇去了。“先生们，请你们各位到‘裂缝’处的每条街上去，到歌舞厅、酒吧和各个公共场所去。如果有谁受到威胁或袭击，我立刻派战备值班旅和宪兵一同去清理那个地方。”说完，他神情严肃地对大家一笑说：“现在，你们都去好好地玩玩吧！”
在一间酒吧，我遇上了天主教随军牧师吉亚纳斯塔西亚神父，他正在和一个酒吧女跳舞。一些军官对此感到吃惊。我却没有。我知道吉神父的工作方式，他总和他的教徒在一起。一个士兵有了问题，但又不愿到营部找营长谈，便可到这个“辉格党人”俱乐部来，吉神父会和这个士兵一杯杯地喝啤酒，直到这个士兵把心事谈出来。也有其他一些牧师，他们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研读《圣保罗致科林斯人的信》，这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却不能为遇到麻烦的士兵解决问题。虽然吉神父的方式是不够正统，但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哪怕是私下里说吉神父违反了他的神圣誓言。
我不能说向“裂缝”进军产生了全面的喜人效果。即便在美国国内，这种办法都没能行得通，就更不必说在远离美国半个地球以外的小镇子里了。但是埃默森将军富有勇气的方案还是冲破了种族界线。在此之后，没有哪个群体再敢霸占东豆川的任何一片地方，没有什么维持治安法可以取代美陆军的权威。我们打破了“裂缝”的神话。
寻求种族和谐并不是神枪手的一时冲动。像对待其它工作一样，他是全力以赴地抓这件事。一天，我听说一个埃默森最为赏识的军官把黑人士兵叫做“黑鬼”。此人能力超群，并刚由他提升为二师主任参谋。我做了调查，证明事实确凿，认为这事性质严重，应当报告我的上级。我们旅长又把此事反映到师里。神枪手当天下午就撤消了那个违纪军官的职务。
诚然，我知道失去一个得力的下属对他来说是痛苦的。
白人军官和军士对白人闹事者或逃避任务者敢于严厉处治，但对于不服从命令的黑人处罚时则畏首畏尾，他们害怕被戴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方面，我毫无顾虑，处理下士比格斯一事就是证明。营部军士长艾伯特·佩迪格鲁是个老派军人。一天他愁眉苦脸地来到我面前说：“请求中校允许，我必须向你报告从北面的炮兵营调到我营一个兵，比格斯下士。”
“那又怎样？”
“比格斯下士看起来是个麻烦。”佩迪格鲁说，“他原所在营营长因无力控制自己的士兵而被撤了职。比格斯则是闹事者的头头。现在他想办法调到我们营来了。”
“想法调动？”我问。佩迪格鲁解释说，这个狡猾的比格斯下士想办法说服有关部门把调令开成了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想见见他。”我对佩迪格鲁说。
不一会儿，比格斯就站在了我面前，一个个儿不高却很傲慢的家伙。他对我说：“我很高兴到这里来。”
“为什么？”我问他。
他以非常信任我的语气告诉我说我们营有严重的种族问题，不过他认为他能解决这些问题。
“真的吗？”我说，“那好啊。不过你得知道海盗营的规矩。”我向他说明了我是怎样管理部队的，他虽不耐烦但还算礼貌地听着。
紧接着我便得知他在营房屋后正召集黑人士兵开会，这证明他的确是个老练的组织者。他严肃地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敢于面对白人军官，白人军官便会对他们这样或那样。他用毒品使自己获得了控制地位。他做了3个星期的挑拨工作之后，我让佩迪格鲁把比格斯的档案取来。看过他的档案之后，我叫比格斯下士到我的办公室来。“你干得怎么样，比格斯？”我问。
比格斯表情严肃地说：“长官，营里的问题比我预料的还多。正好我及时调到这儿来。我们应该每天开碰头会研究这些问题。”
“那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
“下士，你看，汶山有一架飞机，今天你就去那儿上飞机。那飞机飞往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你到那儿下飞机时，有人会拿着你的退伍通知书等着你。他们会送你出大门。”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比格斯抗议说。
“这一切我已经替你办好了。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营，不是我们旅，不是我们师，甚至不是我们陆军的人了。你退役了。”
这样做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我已在比格斯的档案中找到了他违纪行为的足够多的记载，他完全够得上“强迫退役”这一条。这一条适用于处理由于各类原因不宜服役的士兵。我叫军士长佩迪格鲁和我手下个子最高、体格最健壮的两名军士进来把这个人带走。不久，消息便传遍了全营。“听说鲍大哥怎么干的了吗？他收拾了比格斯。对，比格斯滚蛋了，伙计，他滚蛋了。可不要跟鲍大哥捣乱。”
我们有不少捣蛋的白人士兵。但按人数比例计算，黑人在纪律方面的问题要多些。在美国国内，黑人的机会较少，受的教育较少，挣钱较少，工作机会较少，这些便使得他们表现出较强烈的反社会行为。而这种态度是会蔓延的。我也观察到黑人士兵不如白人闹事者那样会钻制度的空子。黑人往往表现出无法无天，好像黑人自豪感的标志就在于破坏纪律，他们的态度好像是说“我就是这样”，而白人违纪者的态度则是“谁干的？长官，会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吗？”
在黑人当中，我认识一些最优秀的士兵和军士。他们在军队里，找到了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空间。我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令人自豪的表现被虚无主义败类所玷污，这些人当然是少数人中的极少数。士兵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那个拿着台球杆的小伙子一样，是要有人关心他们，而不能像比格斯那样，只会用海妖塞壬式的歌声把他人引向毁灭。我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关心他们。神枪手尽管有时做得过分一些，但他也愿意关心他们。
恪守“热爱生活”宗旨的一名军官便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旅旅长P·G·格拉瑟。格拉瑟是一个出色的带兵人，既要求严格又能赢得士兵的尊敬和热爱。随着严冬的到来，士兵们越来越愿意呆在宿舍里避寒或把所有空闲时间花在“妖宝”身上，而不愿意从事有益于健康的户外活动。P·格拉瑟决定，我们旅需要建一个滑冰场，工程必须在圣诞节前完成。神枪手完全赞同这一计划。我们派人找出凯西兵营里最平坦的一块地，然后将四周放置沙袋使其约有6英寸的深度。接着用燃油胶囊的胶皮将其密封，又在四周安装了长条凳，并且将55加仑的空油桶切割开做成烤火炉，以便大家能在上面烤果汁软糖和栗子吃。格拉瑟还从天知道什么地方订购了滑冰鞋，他每天都不厌其烦地询问工程进展情况。我可以想象得到他脑子里跳动着的甜滋滋的梦幻景象：在J·马西斯演唱的“篝火烤栗子……”的歌声中，在B·克罗斯比哼唱的“白色的圣诞节”的乐曲声中，士兵们欢快地在冰面上滑呀滑，把东豆川灯红酒绿的诱惑差不多全忘却了。
终于在一天接近黄昏时，溜冰场完工了。士兵们将其灌满水。我回到军官俱乐部一边喝饮料，一边等着水结冰。这在12月的韩国不会花太长的时间。不一会儿，我注意到几个年轻中尉在淘气地笑。每当下级军官眼睛里流露出异常的目光，我的触角便会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起身离开了。我招呼在吧台另一头儿的副营长说：“去看看这些家伙要干些什么。”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满脸通红，不知是外面天冷冻的还是捧腹傻笑笑的。刚才那些小伙子们从车辆调度场拿了一桶5加仑的防冻液。正当他们要往格拉瑟上校的溜冰场里倒防冻液时被副营长发现了。否则滑冰场里的水到了零下50℃也不会冻结。这样，恶作剧没有起作用。溜冰场冻硬了，但是冰面像水泥地面，结果是溜冰场不能用。
神枪手在促进种族宽容忍让方面最爱使用的办法是那部1970年影片“布莱恩之歌”。该片讲的是黑人职业足球运动员G·撒耶斯和他的在芝加哥熊队的白人队友B·皮科罗之间的友谊。我们在营地礼堂放映这部影片，之后还组织讨论了以下问题：片中的两个人起初隔阂有多大？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隔阂？又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真挚的友谊，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对于凯西兵营的部队有什么可汲取的教训？这个办法很灵。神枪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并安排放了一次又一次。我算了一下，“布莱恩之歌”我已经看了6遍。
一天，我们得到通知，五角大楼机会平等计划负责人H·M·弗朗西斯要到凯西兵营来。神枪手高兴极了。他要让弗朗西斯亲眼看一看部队怎样观看并讨论“布莱恩之歌”。我们营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在野外进行训练，而且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多次看过这部影片。这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营士兵俱乐部放映这部电影，找上40几个人来看。这样，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可以在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场所旁听士兵的讨论。
我叫营部一个参谋把营区现有人员集合起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并安排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在影片结束前10分钟到场，而后旁听讨论。我们刚开始放电影就接到了紧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埃默森的参谋长P·布雷姆上校。他说神枪手要我们全营集合看电影。我试图说明这是不可能的。布雷姆说也许我还没听懂，神枪手的意思是放电影和讨论时礼堂里必须座无虚席，并且他20分钟后就到场。
我命令停止放映，放映组和看电影的人立刻转移到大礼堂去，并且在路过消防站时带上一把斧子，以备礼堂门锁打不开时把它砸开，同时命令营区内所有人员，不论是睡着了的、睡醒了的、醉着的、清醒的，都必须参加。我在营区主要路口派了几名军士，要他们把所有见到的人都带到礼堂去，不管他们是哪个营的。他们碰上两名宪兵押着一个带手铐的家伙往拘留所送，这3个人也一起被带到礼堂里来了。当埃默森和邦朗西斯来到礼堂时，我们已设法将礼堂填满了人，在座的士兵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勉强来得及在礼堂四处布置了一些捧场的人，电影一结束，一个头脑灵活的中尉便立刻按事先的安排发了言：“我觉得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只要相互尊重，没有种族偏见……”神枪手满脸笑容。他和弗朗西斯逗留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听着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发言，然后就离开了。我走上台为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随即告诉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又是一场无聊的表演，是那种我很厌恶的花架子。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走出礼堂，我看到一些士兵对此事不解地摇着头。我低头正要走开，战斗保障连的上士来到我身边。他说：“长官，这事很滑稽，对吗？”
“这样做很愚蠢，”我脱口而出，“我讨厌看到部队干这种蠢事，我憎恨自己当这种蠢事的负责人。”
片刻间，他默不作声，接着说道：“鲍威尔中校，不要担心。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士兵们也都知道想出这种蠢招儿的绝对不会是你，他们信任你。他们不会因此与你作对。因为你需要这样做，我们才来了。放心吧，长官。”
在陆军的几十年间，我最珍视的奖励不是那些奖状、奖章和提职晋衔，而是在我情绪低落时这位上士的一席话。
4月份一个寒气袭人的夜里，时间大约是凌晨1时，我们营已连续行军4小时了。在宁静的夜里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枪托碰到髋骨时有节奏的响声、皮靴踏在土路面上的脚步声和脚踩到小水坑里溅起的水声。我们已进行了一周的“颠倒时间训练”，白天睡觉，夜里训练。这时，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演练结束了，精疲力竭的士兵瘫倒在地上，等候乘卡车返回凯西兵营。我特别急着回去，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回国休假。我正坐在那里时，营里的一位军官报告说，师部没有足够的汽油用汽车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只得再徒步行军大约30余公里返回营地。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站起身上路了，疲劳得连抱怨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们穿过一个韩国村庄，听到的声音只有狗在黑夜里嚎叫。绰号“领队”的作训军官H·W·摩尔从队伍先头位置下来找我。他带着与疲惫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兴奋神情说：“长官，我们还有12英里多一点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让全营加快行进速度，便可在3小时内走完12英里，这个成绩可以用来获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在过去的3周里，我已经使全营通过了一系列高难度测验，我一直在尽力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达标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能获得殊荣的士兵一般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已经在体能训练、识图用图、导航等测试中达标。剩下的谁一难题便是3小时12英里行军。我回头看看队列不整的队伍，说：“领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他坚持己见地说：“长官，除了最后几英里，一路地形平坦，我了解咱们的士兵，他们能完成。”
在陆军部队里我学会的一件事便是不要挫伤积极性。我随即向前后传达了加快步伐的命令。士兵们的步伐节奏像火车慢慢加速时一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只见大衣解开了扣子，寒夜里照样汗流满面。几百号人的吸气、呼气听起来像一阵奇特的风。最后我们到了进入营区前的那段陡坡路。真不知道士兵们是怎么走完这段路的。我自己每走几百码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儿。
这时，在队伍的前列，先是有几个人唱起乔迪之歌，然后更多的人唱起来，最后整个山上都回荡起我们营的歌声。队伍通过大门进入营区时，军士们开始整队齐步走。当我们走上水泥铺筑的路面以阅兵队形走过师部时，洪亮的歌声吵醒了埃默森将军。神枪手身穿浴袍走出他的宿舍，高兴地看着部队像接受检阅一样在他面前走过。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在韩国的深更半夜里，曾经是汗流浃背、风尘仆仆的700人现在凝聚成了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整体，这简直神奇得不可思议，这是我一生中十分珍惜的一段回忆。
我们一个营取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的士兵人数比友邻步兵旅3个营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第二天我便回国度假，心里觉得好像是离开了这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去似的。
如果说去年9月离开家去韩国赴任是件难事的话，那么10天休假一结束又要离开家则更难。1962年我离开阿尔玛去越南时，是一种25岁的年轻人外出去探险的心情。现在我已经37岁了。从工作角度讲，在韩国这段任职到目前为止是我最感满意的。但这次回家休假便能看出我得付出多大代价。离开戴尔镇的家里，我感到心绪杂乱，因为没有陪伴我的孩子度过他们成长中的美好时光而感到失落，因为没能承担自己那份家庭义务而感到内疚，甚至对家里没有我也能一切料理得那么好而感觉懊丧。要不是有像神枪手那样的人，要不是有另外那个大家在等着我，回到韩国去便不会有什么乐趣，仅仅是尽职责而已。
我返回部队正赶上神枪手刚推出的热心项目：韩国式的空手道即跆拳道。他请来韩军的教员传授要领。全师每人早晨都必须练习跆拳道。每人都必须参加一个拳队，每人都必须获得段级，每人都必须穿跆拳道专用的白色拳服。神枪手说，拳要打得好，先得有个样儿。师后勤处长解释说，美国政府所提供的纳税人经费中没有韩国武术服这笔钱，可是神枪手不想听任何烦人的借口。一时间，附近所有的韩国缝纫店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制成了数千套跆拳道服。我后来晋升到了绿腰带级，可是有一天我的司机一个后飞脚，踢中了我的太阳穴。我的头像爆炸了一样，立时像锯断的树一般摔倒在地，等我清醒过来时，正听见司机呜咽着说：“啊，天啊！我打死了营长。我得去蹲拘留所了！”这之后，我再没能晋升到下一个段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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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天上午的指挥官例会上，埃默森将军宣布：“我们师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达到中学毕业水平。”士兵中大约有半数达不到这个水平。许多人除了参军或应征入伍外，还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即没有对任何事执著追求过或者一干到底过。我们只得请老师，办班，帮助士兵们达到普通教育发展计划的标准，让他们最好能通过这类考试。
我们在乡间物色教师，聘请一些美国士兵自费带到韩国来的妻子和其他一些美国平民做教师，也选派有资格的军官和军士从事教学工作。我们利用营房、文化娱乐室和储藏室开班上课，下午3时部队从野外训练回来后，直到晚饭前，士兵们都在上课。他们学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当将军问及需要补习文化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在补习时，我们报告他说有85％。他问“那其余的15％干什么去啦？”在他看来，美国陆军和这些当兵的年轻人之间是有一种契约关系的。入伍时我们曾对他们说过，陆军会造就他们，会教给他们一些退伍后有用的东西。假如他们退伍时还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回到地方便会变成社会的渣滓。
尽管神枪手一直都在健身基础上推动智力开发工作，但他所领导的师险些未通过年度大检查，而事实上真的在装备保养方面没及格。经过对第二师保养计划复查，检查长的结论是第二师根本没有保养计划。埃默森对此并不在乎。他所感兴趣的是培养人而不是保养机器。
他鼓舞士气的做法有时让你夜里好觉难眠。我想神枪手肯定不知道摇滚乐和格里高利颂歌有何区别，但是他知道士兵们想念国内的摇滚音乐会。所以我们每两三个月就举行一次通宵摇滚音乐会。此刻，我的宿舍一直像锣鼓一样震颤着。一个年轻中尉出了个主意，把神枪手都逗乐了。在国内，人们举办“木托”音乐节，我们便把这种通宵狂欢音乐会叫作“枪托”音乐会，正好和他的神枪手的雅号相呼应。
春季里的一天，我正向旅部走去。注意到一个士兵头戴海盗营标饰的头盔走出旅部大楼。他身着绿色礼服，而当时规定任何人如着作训服以外的其它服装就要军法处治。他向我行礼，出于好奇，我说：“怎么了，孩子？”他说，他刚作为“每月一兵”的候选人接受了面试。我问，你觉得怎么样？他看上去很失望地说，他没有被选中。我说：“知道了。竞争是很激烈的。等下一次吧！”
他说：“长官，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我会做得好些。”这引起我的注意。我问，你什么时间得到通知的？他回答说，今天上午。我生气了。不是因为我们营丢了一个荣誉而生气，而是因机关工作粗心使得一个年轻人从可能的胜利者变成了一个失败者，他不但没有获得承认，反而遭受淘汰。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论怎样，我都为你感到自豪。
在旅部办完公事以后，一回到办公室，我便叫来军士长佩迪格鲁。我向他了解我们营是怎样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的。原来全是碰运气。我说：“打仗必须有备才能无患。我们绝不把毫无准备的士兵投入战斗。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也是一样。今后绝不允许再出现盲目派人参赛的现象。”我命令佩迪格鲁召集所有的上士开会，制定了每月从全营士兵中推选最佳士兵的制度，并留有充分的时间让他为参赛做准备。此后，我们连续5次赢得了“每月一兵”的称号。
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大事上成绩卓著，他就必须在小事上注意习惯养成。争优秀不在于破格，而在于有个锲而不舍的态度。我的信念，要从每一件具体的事做起，例如争取“每月一兵”的称号，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当考虑出兵越南、科威特、索马里、波斯尼亚、巴拿马、海地或其它什么地方时，就要目标明确，准备打胜，否则就不要介入。
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少校衔级以上的军官得不到奖章。他的解释带有他个人特有的直率：“我不赞成给高级军官授奖章。校级军官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得好，就会得到一份评价为优秀的鉴定报告。这对你们来说就足够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互相写无聊的吹捧材料上。别浪费秘书们的时间。”
基层军官仍然被授予奖章。军士也一样。更多的奖章是授给士兵们的。在埃默森看来，这些青年人失去了在中学校足球队当四分卫的机会，也不能和啦啦队长约会，又没机会当选学生会委员，生活中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是他最终使他们成为某方面的胜利者。新调来的军官，了解到神枪手的看法，便大为吃惊，尤其是对校官不发奖章的政策，因为这和他们以前的情况，特别是在越南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然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很快，奖章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空洞的嘉奖令、人为的压力不存在了。我们埋头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一些人仍有怨言。在其他部队任职、在其他司令官手下工作的军官，提升时晋衔委员会还是要考虑立功受奖情况。但我目睹过越南战争期间的奖励过多过滥现象，并且认为改革必须从某个单位首先开始，因而我支持神枪手这一大胆明智之举。
1974年秋，我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件事，如果不是埃默森将军的宽宏大量，我的军旅前程很可能就被断送了。9月里的一天晚上，为我举行的送别晚会在“海盗”营的军官俱乐部开始了，大家都很文明礼貌。恰巧，第二航空营营长R·牛顿中校也在举行告别聚会。于是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来到飞行员的高空俱乐部。为获得该俱乐部成员资格，必须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里圆满完成做爱动作，或表明并让大家相信（因为很难找到证人）已完成该动作。
酒过三巡之后，我们联合聚会的一群人便朝较为正规的师军官俱乐部走去。到那儿时正巧遇上新近才开展的一种社交活动。美国的一些单身女性居住在汉城，她们中大部分人是教师或是军方聘用的文职人员。师部机关邀请她们到凯西兵营来，此举的目的是要表明在美陆军第八集团军军部以外的地方也有彬彬有礼的军官。女士们在凯西兵营照样能找到理想的约会对象，甚至未来的丈夫。
这时，我们一群人蜂拥而入进了师军官俱乐部。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要算俱乐部主任R·H·瓦格纳少校在事后报告里讲得最清楚：“当我来到酒吧时，看到两名军官坐在自动电唱机上。我请他们下去……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师人事处长指出，第二航空营和第三十二步兵营之间可能会出乱子……正当这时，有四五个军官抓住鲍威尔中校要把他扔过吧台。这引起一场群架……有15至20名军官参与……不明身份的一名军官被抛过吧台，砸碎了许多瓶子……此时，武斗变成口角，争吵步兵和航空兵哪个兵种本领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难说是高品位的，因为女客人就在酒吧的另一头儿……一名军官举起桌子摔在墙上，接下来他们便随意摔砸酒杯……酒吧入口处的旋转门也被毁坏。柱球桌被翻倒过来。牛顿中校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持秩序。鲍威尔中校似乎还能控制住下属军官……我的判断是，事件是由第二航空营的成员挑起的。我建议不妨把高空俱乐部的名称改成青年俱乐部……”
第二天早晨，我的头还觉得嗵嗵直跳，副营长就把营区副司令官C·W·沃尔多罗普中校一封刚打好的信拿给我看。信中详细地列出俱乐部的损失价值411．40美元，将由我营和第二航空营共同赔偿，赔偿金必须在当日16时前交付。我给牛顿中校去了电话，他说话的声音含混不清，我通报了情况，然后说：“要公平地分担赔偿费，我的人付100美元，其余的由你们赔。”牛顿还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未表示异议。
我早上通常都在营餐厅和士兵们一起吃早饭。这天早晨，我觉得最好到师餐厅去吃早饭，顺便看看埃默森将军的脸色如何。神枪手一定注意到了他的下属军官中有几位带着乌眼圈，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或肿胀的嘴唇。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一丝苦笑。我们支付了所承担的那部分赔偿金，这场幼稚的闹剧就结束了。
今天的陆军已经不同了。类似这样的不当行为——虽然不能和泰尔胡克事件同日而语并且不直接涉及任何女性——如果发生在今天，有可能会招致纪律处分，结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军旅生涯。一旦消息透露给一些善于造声势的记者，这场闹剧很可能会见于某大报的报端或上电视新闻，当然也就会让埃默森丢了乌纱帽。但当时的韩国是被人遗忘了的前线。没人关注我们。陆军中几乎没有女性，像凯西兵营这样的前哨基地女性就更少。坦白地说，大家的行为有时的确像禽兽。不过，对于孤独、烦闷的士兵们的不当行为采取一定的灵活处理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不失为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多年的报国献身是片刻的愚蠢举动所抹煞不了的。
直到最后，神枪手还有不少惊人之举。在我卸任前几天，他把我叫去说，他要我们营试一个新的体育项目，战斗式篮球。乍听起来，这不会像战斗式足球那么要人命，但一听他细讲起来可不得了。打法是一方出20人，目的和常规篮球相同，要把球投入篮环内。不同的是，除了传球、带球以外，还允许踢球、滚球、把球抱在怀里或像美式足球那样冲跃。阻挡和铲球也同样允许。为了使更多的人有表现机会，场上也同时打两只篮球。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但是这完全符合埃默森将军的体育哲学。常规的集体运动项目规则严格，突出明星。在什么招都能用，击打擒拿不限的运动项目上，专门训练的技巧便无足轻重。体重96磅的瘦人可以轻易地绊倒县级队6英尺高的大汉。在战斗式足球场上，人人都是四分卫。在战斗式篮球场上，每个人都是前锋、后卫和中锋。神枪手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参与。首场战斗式篮球赛是在一所大型钢梁拱形活动房屋里进行的。拱型钢梁固定在硬木地板上。我丝毫不敢大意，在出口处设置救护车和医疗队，以防开赛之后场上队员碰到钢梁上（我可以想象得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陆军部长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扣篮时不幸……”）。一场混战下来，战斗式篮球的历史便告结束了。
神枪手希望我延长任期。一时间我还真动了心。但是此刻家庭的牵挂太大了，而且我梦寐以求的另一份工作在等着我。不过，当这一任职期满时，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前两次部队任职是连级，而每次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并没有给我留下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在后来的11年里，我担负了一些其它类型的工作，这些也没能使自己感到存在的价值。我的愿望是当一名能干的步兵指挥官，而且相信自己是这块料。在韩国任职期满后，我才真的从内心里感觉到这一点，一切自我怀疑都荡然无存了。
我知道在我将指挥权移交给下任营长时不会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和我到任时相比，我离开韩国时的礼仪更为简单。当时我们正在罗德里格斯靶场进行演习。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握了握继任营长的手，将军旗交给他并向他祝贺，然后登上直升机便返回了凯西兵营，接着就启程飞回国。没有奖章，没有演讲。不过神枪手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他免去了一些花架子，却给我写了一份成绩优等的鉴定报告，其结论说我是将级军官的材料。
我可以把他偶然的过分做法进行全面的恰如其分的分析。毕竟重要的是看结果。当我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工作时，全师的无故缺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服役期满后再次应征率上升近百分之二百，虽然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时会大打出手，与种族有关的闹事基本上杜绝了。神枪手晋升为中将，退休前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他的许多创造发明，是在韩国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形成的，也许经不起新时期陆军的检验，经不起军法署的检验，也经不起新闻界或者说国内的卫生勤务部门的检验。然而，他很有鼓动性，他具有了解普通士兵的本领，他给基层官兵以自豪感，尤其是给那些在生活中很少体味到自豪感的士兵们以光荣和自豪感。
神枪手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鲜明的不变的个性。他当了第十八空降军军长，职位高了，房子大了。他觉得自己身居这样一个高位需要有一位夫人。他记起了曾见过一面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名字。他找到了她，爱上了她，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步紧接一步，很快向她提出求婚并达到了目的。阿尔玛和我应邀参加了他在麦克奈尔堡举行的婚礼。吉亚纳斯塔西亚被特意请来主持仪式。吉神父选用了迦南婚礼上所用的一段美好的祝福，同时又穿插了不少有关与神枪手在韩国一起服军役时的佳话。令所有宾客吃惊不已的是，神父刚一离开讲坛，将军就大步登上台阶。他站在讲坛边大声说：“大家听见了没有？”教堂里所有人都惊呆了。新郎接着说：“大家听见这位上帝的美好使者关于韩国的事说了些什么吗？的确，他跟我在一起，是‘热爱生活’计划的重要成员。”神枪手目光炯炯，脖子上的青筋高暴，接着发表了一通鼓动“热爱生活”的演讲，就像给第二步兵师训话一样，忘记了面前是他的客人，只是没用那些粗话。他那既有修养又有艺术风采的新娘没有料到自己嫁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军人。
要不是在德国有米勒“红脸”和巴雷特那样的人；要不是在德文斯堡有艾伯纳锡和斯迪威那样的人；要不是在越南有格蒂斯那样的人；要不是在韩国有神枪手埃默森那样的人，也许我早就离开陆军了。正是这些人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风趣、品位、神韵、情感和气氛，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回想20多年前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在韩国股役那段时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正从旧历史时期的陆军过渡到新时期的陆军；从由应征、应募人员过渡到由全志愿者组成的标准高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军队；从仅有少数女军人的陆军过渡到有很多女军人的陆军。它标志着酗酒、闹事以及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全男性文化的结束。再也不会有几百名士兵声嘶力竭地唱着无聊的“乔迪之歌”穿过营区的事出现了。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在文雅讲究的陆军取代我们之前，这是我们当老派步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往日的陆军比现在好吧？不。今天的军队更好！正如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波斯湾的“沙漠风暴”行动所证明的那样。我没有忘记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些已在前面较详细地列举了不少。事实上我曾对自己发过誓，我退休以后绝不说“在过去我们可不是那样干的。”然而在深夜，当我的思绪游荡时，我怀念那过去的好时光。我回味着那强烈的战友情谊，压不服的个性，小马驹般的激昂士气。我也认识到，30年以后，今天的中尉、上尉也会两鬓斑白，也会朦胧中回忆他们“往日的‘陆军’”。我为自己参与了领导创立新型的陆军而感到骄傲，正如我为自己曾属于那个需要改变的往日陆军感到骄傲一样。我在韩国度过了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后回到了家，说那一年最愉快是因为我经历了许多事，也因为那些经历此生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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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离开韩国之前，我把阿尔玛写给我的所有信都捆扎在一起。有一封信当时读后并无特别的反应。后来再读它时却感到它包含着一种神奇的涵义。阿尔玛1974年8月13日在来信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就要遇上什么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你在五角大楼来来去去的，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在戴尔镇共度一生……我说不准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总觉得有某种大事，令人兴奋的事将要发生。”
我的美国之路--第九章 到国家军事学院深造
第九章 到国家军事学院深造
我还在韩国时，有5位将军在华盛顿开会研究挑选出一批陆军军官送军事学院深造。我幸运地被选中了。陆、海、空三军都有各自的声望极高的学院，我要去的很可能是陆军军事学院。选拔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贝克顿中将是我的一位导师，他认为我应该去位于首都华盛顿麦克奈尔堡的国家军事学院。国家军事学院堪称军事教育系统的哈佛大学，每年招收约140名学员，从军队的各军种和地方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等额选拔。贝克顿自己就是国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当我在韩国完成12英里行军唱着乔迪之歌时，国家军事学院对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我接到被选中上国家军事学院的通知时，正在野外实施师长导演的实弹战术演习。1974年9月我回到美国，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正经历一段奇特的插曲。几个月前，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刚刚辞职，正巧我赶回家时，尼克松的后任G·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我记得当我决定不留在政府而到韩国去赴任时说的那句话：这一切都会一阵风吹过去的。
国家军事学院要到1975年8月才开学，因此我被临时派到五角大楼工作。我本想在这儿原地踏步消磨掉这9个月，可是负责人事、后备役和后勤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布莱姆却另有想法。我刚一走进门就听他说：“鲍威尔中校，我们在国会遇到了难题。我们需要对军方的兵员需求作出年度预测报告，过去几年我们一直不能按时完成。我不管你怎么做，你的任务是要及时交给我一份预测报告。”
我生来第一次开始和五角大楼的职业文官们共事，上司是欧文·格林伯格，一个真正的内行。递交给国会的报告必须包括每一军种所需的兵员情况，因此如何把4个军种的材料搜集上来，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当然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已是驾轻就熟的事了。随着工作的起动，我发现空军的反应最快，作为最年轻的军种又习惯于超音速，这并不令人意外。海军陆战队编制最小，对每一个编制员额都斤斤计较，好像打仗一样。寸土必争，一步不让。海军最为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图。陆军的表现呢？实实在在，靠得住，但不那么富于想象力。
直接体验军种间的竞争对于我来说是上了重要的一课。有朝一日处理各军种间争权夺利的事情可能成为我的本职工作。初次接触便使我认识了这个永久的自相矛盾的真理：军种间的竞争既能产生摩擦因而降低其效能，也能突出其特色因而提高其效能。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以至于未来，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是要维持恰当的平衡。
那几个月里，我像狗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我的顶头上司约翰·布林克霍夫也一样，他和我修改了一稿又一稿，最后终于提前向国会呈上报告。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样我就可以去国家军事学院学习了。
上国家军事学院之所以令我高兴，一是因为这是关乎我前途的大事，二是我不需要搬家。我家还继续住在戴尔镇，我每天乘车去麦克奈尔堡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华盛顿军火库。国家军事学院所占据的这座1907年建造的建筑物带着一种威严。进了宽大的正门，就来到用大理石建造的三层圆形建筑中央，四周是有栏杆的圆形长廊，屋顶距地面80英尺高，是用西班牙砖色建成的圆形拱顶。整个楼里有一种类似林肯纪念堂般的肃穆气氛。刺杀林肯的密谋者就是在附近被处绞刑的，据说他们当中一个名叫玛丽·萨拉特的鬼魂经常游荡在附近一座建筑里。
在军事学院里，我们无须回答多项选择那类机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必参加考试。历史、政治、外交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的目的是促进与开发学员的智力，而不是教他们掌握技术材料。上午，我在酷似19世纪油画上的医学院那种半圆形阶梯教室里听课。讲课的老师都是外交家、学者、军种指挥官、作家等各方面的权威。他们向我们介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其中有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中力量制胜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下午，我们上选修课，课程有未来学，媒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激进派意识形态等。
这段时间在国家军事学院学习，时机很好。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的内省（探究什么地方出了错）产生了活跃的研究气氛。有一位老师把我的眼界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海军少校哈伦·厄尔曼，他讲授军事战略。在这之前，我只接触过实干家，他们中几乎没有谁同时又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厄尔曼是个奇才，集穿军装的学者、海上作战部队指挥官于一身，他拥有一个我所遇到过的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好脑筋。厄尔曼和他的同事们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与相互联系着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政治的全景衔接起来。
那位博学的普鲁士人K·克劳塞维茨使我顿开茅塞。他在我出生前106年写的《战争论》，像从久远的过去射来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着解决当今军事难题的道路。克劳塞维茨写道：“任何人，或者说任何神智正常的人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目的并如何达到目的，那么就不能发动战争或不应该发动战争。①”越南战争的第一大错误正在于此。接下来便是克劳塞维茨的第二条原则：必须由政治领袖来确定战争的目标，由军队来完成这些目标。越南战争中，政治领袖和军队都希望对方提出战争目标，而双方都未能提出任何目标。最后一条，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是人民贡献着他们的财富和儿子，今天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必须确信牺牲是值得的。随着越南战争久战不决，人民支持这根关键性支柱倒塌了。克劳塞维茨给予我们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启示是：一个军人，尽管高度爱国，勇敢，有才干，也仅仅是鼎立三足中的一足。没有三足——军队、政府和人民，鼎是立不起来的。
①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八编，第二章。——译者注。
到目前为止，我的社交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同级的、有时还有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同龄人中间。此外，还有邻居、亲戚等。而H·厄尔曼却没有这种限制。一次，厄尔曼和他英国出生的太太朱丽安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在乔治敦的家中与他的一些朋友共进晚餐。主宾是马默杜克·G·贝恩海军中将，他的职务是国防大学校长，国家军事学院和武装部队工业学院都隶属于国防大学。在我的圈子里，少校一般都不和将军们喝酒聊天的，可是厄尔曼却这样做。将军很友好，但当我被介绍认识时，他脸上掠过一丝疑惑。原来他来时希望见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副法官L·鲍威尔，而不是他自己学校的一名学员。
在国家军事学院，教职学员的妻子允许旁听选修课。朱丽安常来旁听她丈夫的课。她常和我坐在一起。华盛顿的下午让人感到困倦，很难不打盹儿地听完“布匿战争给予我们今天的教训”这一课。多年以后，我任国家安全副顾问时，厄尔曼夫妇应邀参加我的50岁生日聚会。到了我做简短讲话时，我把朱丽安招呼到身边，她跟我是同一天的生日。我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向大家透露说，当我在国家军事学院读书时，她和我曾一起睡觉，讲到这儿我有意停顿了令人难熬的片刻，之后又补充说：“是在听她丈夫的课时。”
1976年2月，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学习时间过半时，我提前晋升为上校军衔。许多无可挑剔的可敬的职业军人到了这个级别便到了顶。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大发展。当时的军队遵循严格的职业原则：不提升就退伍。这个制度是严格的、极富竞争性，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残酷得多。那些不能晋升的人也不能在原级别上泡时间。如果一个军官任职期满，在同一级别上两次失去晋级机会，他就只得退役，为下一代人空出位子来。级别越高，竞争越激烈。在最初的100名职业少尉军官中，最后恐怕只有一个人能晋升到准将军衔。
我对于自己职务晋升的期望总是持审慎态度。然而，在我提前晋升上校之后不久，我得到了更多的好消息。国家军事学院毕业后，我要被任命到驻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第一○一空降师第二旅担任旅长职务。在军事学院晋升上校军衔的同班同学中我是最年轻的，而且仅有两名陆军军官将出任旅长，我是其中一个。在韩国，我指挥的是由700人编成的1个营。今后，我将指挥3个营，共有2500人。即使是慎之又慎，看到这种种迹象——国家军事学院深造、提前晋衔、即将任旅长，不能不令人想到我可能有希望进入高层，有可能当将军。当然，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一空降师素有“呼啸天鹰”的雅号，是一支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部队。在国家军事学院毕业之后我将去那里任职，为此我兴奋不已。第一○一空降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始建于1942年中期，由撤编的原第八十二摩托化师的5个伞兵团组成。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上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发起前一天正在与涂黑了脸的伞兵谈话，那些伞兵就是第一○一空降师的。在“商品菜园”行动中，第一○一师空降到荷兰，他们被写进了《夺桥遗恨》这本书并以同名搬上银幕，因而名垂青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最后攻势中，巴斯托尼被包围，德军要求美军投降，一○一师师长A·麦考利夫传奇般地答复说：“呸！没门儿！”第一○一师在越南也打出了名气。
万万没想到，我遇上了麻烦。我要去接替的是弗雷德·马哈菲上校，他也是德普伊的门徒，官升得比谁都快。大多数人在他不幸去世之前都猜测他有朝一日能升任陆军参谋长。第一○一师师长约翰·威克姆少将打电话告诉我说，马哈菲要晋升准将并会立刻离开第二旅。马哈菲的提早离任，意味着威克姆要马上任命别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他不能等两个月，待我毕业后再到职。我对此很感苦恼，但同时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国防大学规定不得提前离校。国家军事学院院长是空军少将詹姆斯·默菲，他的上级是国防大学校长海军中将贝恩。我向默菲解释，如果我不提前离校，就将失去这一职务再重新排队等待。默菲表示同情，但他重申了学院的规定。我必须学完课程，然后到国外考察，最后回校毕业。
我看到了一线光明，由于我曾作为白宫研究员到俄罗斯和中国进行过考察，也许我这次可以到别的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实地考察。去一○一师的驻地坎贝尔堡考察怎么样？“嗯，”默菲说，“你就这样办吧，然后再回来提交课终报告并和同班同学一起毕业。”
我和威克姆少将取得了联系，请他为我保留那个空缺的职位。与此同时，我连忙到步兵人事处去走后门，不巧又碰到障碍。他们不允许我在正式隶属国家军事学院的情况下以执行临时任务身份接受部队指挥权。那么好吧，我说，派我正式到坎贝尔堡任职而把回国家军事学院改为执行临时任务吧。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鲍德温会为我骄傲，马利克也会的。
我把问题的解决办法又汇报给默菲将军。他说：“注意一件事，返校时切记要把伞兵靴和一○一师的徽章留在坎贝尔。我们大可不必把这次的安排张扬出去。”我没带家属，一人前往坎贝尔走马上任。6周后又返回国家军事学院正式毕业。
那些年，华盛顿地区房地产业的规律是凡是涨价的就要一直地涨上去。戴尔镇的房子住了7年之后再卖掉时，卖价大约是当年的两倍。阿尔玛已做好了搬家的准备，既然她的丈夫现在是指挥一个旅的“鸟”①上校，我们也该享有近似豪华的军队住房了！
①美国陆军和空军上校军官的衔徽是鸟形图案，与中少校的橡叶形图案不同，故此处称“鸟”上校。——译者注。
像往常一样，我们全家老小从华盛顿开车去坎贝尔堡，这次开的是一辆形如怪兽的“克莱斯勒”，这辆车是花50美元从国家军事学院一个同班同学比尔·布拉姆利特手里买过来的，平均7英里耗油一加仑。坎贝尔堡位于跨越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界的一片旷野，从纳什维尔向北约一小时的汽车路程。我们按照指路牌的指引来到了科尔花园，这是将级指挥官以及旅、营级指挥官们居住的地方。开进住宅区，我们驶过一座用圆木建成的高级宅第，那就是威克姆将军的家。阿尔玛以羡慕的神情瞪大了眼睛。接着又驶过一座小巧的凯波哈特式房屋，这种房屋以提出军队住房法案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而得名。接着又是一座座清一色的凯波哈特式房屋。阿尔玛的眼睛眯缝起来了。原来这些房子才是旅长和营长们的住房。我们在分配给我们的那座房子科尔花园1560号前停车。3个孩子像是从铁笼子里放出的小老虎一般从车上跳下来，到房子四周去探险，而阿尔玛和我则进了房子。
阿尔玛说：“不错，和你当上尉时在本宁堡住的那座带硬木地板、洗碗机和空调机的房子一样，只不过这里是塑胶地板，没有洗碗机，也没有空调，而你现在是上校。”她接着问道：“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说的那种漂亮房子住呢？”
我说：“快了。”
威克姆曾在五角大楼为两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担任过军事助理，因此被一些庸俗之辈诬蔑为“政治将军”。威克姆还要面对另一种偏见：他现在的师长职务通常都是由飞行军官担任的。我在师部见到他，他个子不高，体格健壮，头发暗灰，神态平和自信。他动作敏捷得令我吃惊。在越南，越共把一个炸药包扔进他的掩体，他受了重伤，在陆军医院住了一年多。威克姆将军尽职尽责，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
威克姆的副手，我的顶头上司韦尔顿·C·霍尼卡特准将是我在利文沃思堡时的同班同学。他绰号“老虎”，是个天生的勇士，越战时的英雄。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陆军部队里，他恐怕是最能说粗话的一个。我去报到时，他出来迎接我，并说：“鲍威尔，除了在利文沃思堡时以外，我对你是他妈的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欢迎你到一○一师来，我们是上帝的绿色大地上狗娘养的最棒的部队。”他坐着而我站着，便开始介绍师里的情况。“我们有3个步兵旅，你那个是该死的最后一个。你有金泽尔——阿瑟·金泽尔中校，最好的营长，负责领导你的五○一步兵营。不过你的五○二和五○六营在全师是垫底儿的。收拾收拾他们。就这些，滚出去吧！”
“谢谢，长官。”假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陆军里的“老虎”霍尼卡特这样的人，也许会感到不安，然而陆军部队里这种类型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既是辣人的辣椒，又是调味儿的佐料。威克姆将军的参谋长“野火鸡”克罗泽上校也是个值得回忆的人物。他的雅号是取自他所喜欢的一种酒的名称和他那灼人的热情。五角大楼派他到坎贝尔来被认为是让他退休前平缓的过渡。可是，他却被任命担任参谋长这一要职，因而他的盛名更加发扬光大了。在坎贝尔，威克姆远见卓识，霍尼卡特和克罗泽善于用鞭子让下属服从。幸运的是，我们有两名军官扮演牧师的角色，他们是负责保障的副师长查克·巴格纳尔准将和负责营区管理的资深军官阿瑟·罗姆巴迪上校。当强制执行命令者发号施令大发雷霆时，巴格纳尔和罗姆巴迪则和风细雨地晓之以理。只有卓识远见、没有实际行动不行。强制命令虽然会使卓识远见得以实现，但却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好的牧师会修补裂痕使之形成合力。幸运的是，在坎贝尔堡，扮演这三种角色的人一个不缺。
第一○一空降师担负着一项独特的任务——实施直升机机降突击。威克姆将军是这一战术的倡导者。我们师是世界上惟一一支轻步兵营和直升机营协同作战的部队。直升机营可以将步兵营投送到战场各处。我们是空中机载部队，但不是伞兵，当然也绝对不是重装甲兵部队。因此，我们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恶评。伞兵把不能跳伞的机降兵称作“带腿儿”的部队，这肯定不是恭维话。重装甲兵则说，在战场上搭载像直升机这样弱不经风的玩意儿，用不了5分钟就得完蛋。威克姆相信，我们的使命将证明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回师德国”是1976年秋即将举行的演习代号。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演习，美国想向北约盟友们展示，我们能够迅速增援欧洲大陆。这一年，一○一师将要参加“回师德国”演习，我也希望以上校旅长的身份再到18年前当小少尉时的地方故地重游。
一○一师的3个旅有两个旅要去参加“回师德国”演习，一个旅留守执行国内勤务。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我们第二旅被指定留在国内。我苦思冥想了半天，然后决定，我们不打算在那两个旅回来时尽听他们讲战斗故事，我们也要给他们来点小小的意外。
空中突击学校对于我们直升机部队来说，就像跳伞学校和伞兵的关系一样。我决定首先从我做起，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通过空中突击学校课程。当时，我们旅级指挥官当中还没有一个通过体能测验被空中突击学校录取的。我到负责测验的军士那里报了名，然后完成了俯卧撑、下蹲、引体向上和通过障碍。结果只有最后一项因差0．1秒未达标。一周之后，再次测验时顺利地通过了。在100多名士兵中，我是惟一的高级军官，从直升机中腾跃而出，并且要完成12英里强行军，对于39岁的我来说，感觉就像一位老人跃跃欲试地想参加大学足球赛。
我获得了空中突击队员证章之后，就把营长、连长和机关参谋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未达到空中突击队员的标准。”我指了指我胸前的证章，接着说：“10月30日那天，我们集体合影拍照时，谁如果没有这枚证章，他就不再是我们旅的人了。”
我找到旅里的3名牧师，告诉他们也应报名参加空中突击队员课程训练。为了让他们更心安理得地训练，我命令除周末时间外，锁闭教堂。我提议说，牧师应和部队在一起，部队不能总去教堂。浸礼会教派牧师表示异议。他对我说，他从军不是要扮演突击队员。我说如果他想安抚我的士兵，他就必须和其余军官一道完成空中突击队员训练课程。他勉强同意了，但第一周训练腿就骨折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拆除石膏。“问这干吗？”他问。“你好完成课目呀。”我回答说。后来他想法调到别的旅去了。
6周以后，我们师的其它单位圆满完成演习任务从德国返回。威克姆将军表示对我们在他外出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特别是全旅军官百分之百取得空中突击队员资格。因为他不愿让我们旅感觉像是灰姑娘，便让克罗泽督促我为下属的突出成绩申报奖励。我上报了几个人。我毕竟是属于神枪手埃默森派的，不大主张给军官奖励。通货膨胀引起货币贬值，奖励泛滥会引起奖章贬值。我自己得到的奖励就是我所学到的经验。如果你真的关心部下，那么你就应培养他们，使之成为有用的人才。
我的家人来到坎贝尔度1976年的感恩节。母亲倒是乐于关心他的孙子们，也乐于在厨房帮助阿尔玛，但是父亲来到坎贝尔堡是要见识一下这里，也想让这里的人见识一下他。我让他穿上黑大衣，戴上他那从不离身的浅顶软呢男帽，让司机开上吉普车，拉着我们在整个营区兜了一圈。因为父亲一生未听到过枪声，我便带他到M—16步枪射击场，好让他看看他儿子是以什么谋生的。我们还在军官俱乐部喝酒，和威克姆将军一道观看师的拳击比赛。父亲坐在第一排，好像从来就有坐第一排的福分似的，他和威克姆聊天的样子好像和将军们生来相熟一般。
我想让父母亲再体会一下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旅仍然沿用着旧式的连队食堂。我们鲍威尔一家就到连队食堂去吃感恩节晚餐。我们在指挥官餐桌入座后，炊事员就端上了配有各种佐料的火鸡。进餐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离开餐桌。我转身看到他正在厨房里和炊事员交谈，然后握手，夸奖他们做了美味丰盛的饭菜。而后，他像布雷德利在诺曼底登陆前看望部队一样，在食堂里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与人寒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父亲全然镇定自若，他从不因级别、地位和礼仪规格而感到胆怯。父亲无论在哪儿都随遇而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厨房凑近阿尔玛悄声说：“鲍威尔会当将军的。”阿尔玛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不是一直在和威克姆将军谈话嘛！
第二天，我开车送家人去纳什维尔机场。走进候机大楼时，父亲这一次没再为我替他提行李而大惊小怪。他的步伐节奏慢了，表情稍带倦意，他老了，这使我感到不安。
可敬的威克姆将军有几件热衷的事，其中之一便是恒温器。在那能源危机、石油价格飞涨的年代，将军规定了一条不容违反的纪律：营区所有营房内的恒温器必须定在68华氏度上。如果居住的是现代化的密封良好、采暖均匀的建筑，这个温度是相当宜人的。但是，第二旅的官兵还住在二战时期建造的无密封条件的两层营房里，每幢楼只在一层的一角设置着一台燃油锅炉。床位靠近锅炉的，自然可以享受到所保证的68华氏度，离锅炉越远，恒温器上设定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距就越大。而肯塔基的冬季是寒冷的。
每天晚上，师值班军官都要现场抽查，如果谁变动了恒温器的设定度数，旅长必须亲自向威克姆将军做出解释，为什么他连这样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好。每当我站在第一○一空降师师长面前解释为什么我部下的营房里有一个恒温器被发现设定在炎热的73华氏度时，便感到从未有过的愚蠢。
官兵之间展开了一场智斗。这些士兵随时准备在战时为国捐躯，可他们却不准备在平时挨冻。他们继续调高设定的温度。我们把钢质弹药箱装在恒温器上，然后在箱外边上锁。开始时，士兵们把箱子撬开。当从事这种愚蠢冒险的人被抓住并受到惩处后，更为狡猾的人便配制了钥匙。
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大学毕业生，有些还有更高的学位，上过指挥与参谋学院。甚至上过国家军事学院，他们是华盛顿、格兰特、李、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的继承人。难道我们会败在列兵和下士们的手下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冬季一天天过去。奇怪的事发生了，恒温器仍设定在68华氏度上，但是士兵们不再抱怨了，甚至那些床位距锅炉最远的人也烤得像吐司面包那样热。春季来临了，我才发现这个秘密。某个电工天才地想出了一个招儿，把一根直针插入线路的某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便可以形成一个短路，使得锅炉实际上脱离了恒温器的控制。纵然值班军官感到室内温度高似赤道，恒温器显示的仍然是68华氏度。当温度过高时，便有人取出那根针，使温度降下来。这样，上至威克姆将军下至床位在距锅炉最远、最透风的角落里的怕冷的列兵，全都皆大欢喜。
数百年来军官们就一直绞尽脑汁要在智力上胜过士兵，但至今还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要从自己的错误中挽救自己，要赢得战争，我们可以永远依赖美国士兵们所具有的天才本能。
每天下午，我都在同一时间沿着同一路线在所属的3个营的营区道路上走一圈，有意让下属官兵找我搭话。我曾从吉纳斯塔西亚神父那里学到了一条，到信徒当中去。这样，有怨气的士兵，有问题的军士，不用多久就知道在哪里能拦住旅长单独谈上几分钟。聪明的军士和基层军官懂得我这样做的意图。我并不是破坏指挥体系，他们知道在路边的这些交谈我绝不会应允任何有损他们职权的事。我这种户外现场办公要说有好处的话，它可以给人一个机会把憋在肚子里的闷气放出来。
一天，迈克和我在科尔花园我们家屋后练习棒球的投掷和接球动作。他主动说他喜欢坎贝尔堡这个地方。他说：“这儿的孩子和我们都一样。他们的父母也都一样。”他的话让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大学，就生活在同一个居民区，和同一群孩子在一起。戴尔镇的那段生活好就好在虽然我部分时间不在家，可是我的家庭不动地方，我的孩子始终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军人父母都担心经常搬家会影响孩子。而这时我儿子告诉我他喜欢这次搬家。这里的父亲们的共同经历为孩子们创造了使其融洽的共同点。
虽然我们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但是坎贝尔堡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圣公会教堂，那里一无为唱诗班伴奏的琴师，二无进行仪式用的十字架。阿尔玛和我与圣公会牧师一起找到营区里其他受圣餐的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不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了。我们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手抄了赞美诗的曲谱，邀请他们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位琴师和一个进行仪式用的十字架，并再次让我们的孩子充当教士助手。教徒的人数增加了，我们的信仰又有了寄托。不过自从离开戴尔镇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感受到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精神。
我的孩子就读于营区学校，该校隶属于联邦卫生教育福利部。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校委员会，我被威克姆将军指定为委员会主席，这使得我们鲍威尔家的孩子出了名。他们的父亲不仅是旅长，而且还负责聘请和解雇教师并给教师发工资。
我的孩子都是好学生，包括在坎贝尔堡刚上一年级的安妮玛丽。迈克成了初中棒球队最佳接球手，我为此也可以感到一点欣慰了。琳达在音乐方面表现出了天赋。开始我们为她从学校租了一支笛子，她的进步很快。老师建议她应有自己的笛子。我这个从来都尽职尽责的父亲开始查阅《营区每日消息》上的“销售”栏，后来花了25美元买了一支二手笛子。对此琳达很感吃惊，阿尔玛很感吃惊，教她笛子的老师也很感吃惊。因为这支笛子漏风，可以说比行驶了10万英里的1972年型维佳牌轿车还漏风。我们又为她买了一支好的。她的演奏技巧越来越好，笛子也越买越贵。幸运的是，最终没有发展到非要买价值2．5万美元的镀金笛子不可的程度。
比笛子课更重要的是，在坎贝尔堡琳达从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的教育。贝蒂·奎琳教6年级，她具有和青少年交流的奇才。3个孩子里，中间的一个往往处于某种非正常的地位。琳达感到她可以向贝蒂老师倾吐内心最深处的感觉。这位老师在理智上是我女儿的启蒙老师，至今她们关系仍很亲密。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至少一位贝蒂·奎琳这样的老师。
我们很少知道我们的孩子怎样看待我们，在他们童年洪流般的印象和记忆中，哪些十分突出，哪些已被忘却了呢？最近，摄影师M·库克编辑了一部关于父亲和女儿的书。为了题写我们的一幅照片的说明，她请琳达和安妮玛丽发表一下她们的看法。琳达是这样写的：“我父亲是一个温柔的男人。不过，记得我小时候，有点儿害怕他——他个子那么高，他很少高声说话，可当他真的高声说话时，我的心就会猛地往下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自行车上编织了一个粉白色的网作装饰用，为的是当我骑车加速时身后会拖着彩带。结果网卡在车轮的辐条里。我飞过车把摔了出去，坐在柏油路上吓得大哭。我父亲一下子来到我身边，双手把我抱起，紧紧地抱着我回到了家。”我都不记得这件事了，可她从没忘记过。
在同一本书里，安妮玛丽是这样写的：“爸爸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玩追击游戏总是他赢。只要有必要，他总是对我开诚布公。他身穿小礼服或蓝色军礼服时样子帅极了。对他的成功我一点儿不觉得奇怪，我只感到骄傲。他是镇上最好的机械师。我总有一种安全感，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够并且愿意照顾我们。”
我是怎样一个人，特别是在机械学方面，我的女儿们已经作出了判断，我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涉及孩子们的事情，我从不相信给他们买东西能够换来爱、好感、尊敬或成绩。因此，我们给孩子们钱时从不大手大脚。当他们到了12岁，他们每周可得到两美元的零花钱。他们什么都不缺，但我们还是教育他们需求要有限度。每当过大的节日，如圣诞节和生日，他们会得到大礼物。
当迈克到了19岁时，我觉得该是让他了解基本生活常识的时候了。我处理此事的方式是直截了当的，不过当时是多么地富有勇气我却记不清了。一天晚上，我来到他的房间，交给他一个纸袋子。袋子里装着一本书，书名是《男孩子与性》。他问：“这是什么？”我回答说：“读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
不论哪个孩子到了16岁，我就写一封信给他（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传授给他们我的智慧或至少是我的正确选择和错误的教训。迈克是第一个，我主要是这样写的：“你的童年即将结束，你已踏上了成人之路……你将长成你一生今后50年所要成为的那个人。人生路途上，会遇到诱惑、毒品、酒精和办错事的机会。而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相信你的判断……天下无难事，只要肯奋斗。要勇于接受机遇和风险的考验。这不是要你蛮干，而是要你敢于投身于那些可能会失败但也有希望成功、有希望得到收获的事业，并且时时牢记，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我惊奇地注意到两边家庭对孩子们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阿尔玛家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相差甚远。迈克和琳达小时候我正在越南，他们和外祖父约翰逊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论我们是南来北往还是东奔西走，我们总是设法顺路去看望一下我父母亲。约翰逊一家是情感较为内向的。他们的生活有着严格的规矩。他们酷爱读书。他们读书给孩子听，而读书具有感染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的孩子们吸取了纪律观念和勤奋好学。从祖父鲍威尔家这一边，孩子们吸取了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接触了玩世不恭的人物，那些开怀大笑、无拘无束的人，那些玩起来和干活一样不要命的人。“咱们聚会吧！咱们唱歌吧！咱们跳舞吧！”我高兴地看到这两种情调在我的孩子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从父亲把一辆1946年型的“庞蒂亚克”车停放在凯利大街952号的家门口那天起，我就爱上了汽车。我喜欢开车，但是引擎盖下面的东西全然是个谜。住在戴尔镇时，我的邻居听我抱怨汽车出了故障就说：“检查一下电压调节器。”我要是知道何为电压调节器，肯定不能让它出故障。我买了一本雪佛兰手册，一点一点地解开引擎盖下面那些玩意儿的谜。很快，我就能自己更换机油了！
戴尔镇的另一个邻居住在我们街对面。他以大修“大众”牌汽车为业余爱好。我的第一辆车也是“大众”牌的，因此即使在家庭人口增多，迫使我开轿车和旅行轿车以后，仍然对“大众”牌汽车怀有好感。这位邻居修车时我常去看，给他递件工具什么的，从而学会了更多的东西。到了坎贝尔堡以后，我已会调整分电器的时间，焊散热器水箱，排除电路系统的故障等。虽然我喜欢体育，但从未为体育而着迷，这肯定是因为我体育才能平平。不过，汽车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部队任指挥官还是在机关坐办公室，经常要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缺点的人打交道，我也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随着级别的晋升和责任的增加，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汽车和人不同，它没有脾气性格。摆弄汽车时，所对付的不是未知的仙而是确定的神；不是抽象的仙，而是具体的神。如果发动机什么部位出现故障，我按照逻辑去一步步检查，我就一定能发现故障并能修好它，这是我生活中惟一确有把握的事。我感到这些机械问题令人着迷并且使人精神松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业余爱好。
阿尔玛在坎贝尔堡也找到了她的业余爱好。在这里她丈夫第一次当司令官。她和其他军人妻子的关系第一次有点类似于我和下属军官的关系。她在年轻妇女眼里是个母亲般的人物。那个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的年代，一些妇女瞧不起义务参加护理工作、举行义卖活动和搞募捐活动。阿尔玛却志愿参加了这些活动。她认为，其他妇女的那种态度忽视了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人妻子的丈夫们一声令下便要出发，他们何时回来，能否回来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相互了解，”阿尔玛常这样说，“我们将来怎么能相互帮助度过那艰难孤独的时光呢？”传统的志愿者活动，除去它们的现实价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权主义者所捍卫的姐妹间的支持。
从我在韩国告别老式陆军到现在刚两年时间，我们在坎贝尔堡几乎要建成但还没有完全建成新式陆军。新的一套术语变得时髦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式的食堂让位于“餐饮设施”，过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称“餐饮设施经理”。营区洗衣店变成“服装维护设施”。一派新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新型的全志愿兵制部队有一套现代管理测量评估标准，如重复应征率，无故缺勤率，酒后驾车率，年度体能达标率，医疗预约到位率和军需服务社欠账率。每个月份，每个旅、营、连都得到一张报表，其中指出你部与其它单位相比表现如何。在陆军这样大的一个组织里做出比较判断，的确需要这些统计手段。但数字本身不能反映诸如士气、领导水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这样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枪对着神枪手埃默森的头，他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统计数字的指数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陆军的管理方式。把国王要求做的事给他做好，别让他再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无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点30分以前派出一名军士，去把那个6时起床号响后集合没到的兵抓来。晚上12时前归队就不算无故缺勤，在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来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评估部队所用的统计数字的指数抓上去，然后再着手抓我认为重要的工作。
有些军官的能力显然很强，但他们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前进的航船经常触礁搁浅。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上面要做的事过于固执己见。他们抵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结果他们自己也未能生存下来，去完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却违反了自己的规矩。新式陆军理智地决定要限制过量饮酒。酗酒误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坏的屡见不鲜，酒后驾车事故造成的伤亡无计其数。威克姆的决心很大。如果发现哪个士兵酒后开车，他和他的军士长、连长、营长、旅长都必须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检讨。后来，威克姆又增加了处罚办法，凡是军官被抓住酒后开车的就要按军规15条处治，即要受到非法庭处分，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宪兵在军官俱乐部门外设了岗，随时准备抓住有饮酒过量嫌疑的军官。
我把所有下属军官召集在一起，想要采取类似罢工运动的方式挽救他们。我宣布说：“禁止再到军官俱乐部去。禁止出席‘欢乐时光’，并禁止参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对于我们第二旅的军官来说，军官俱乐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这番话时，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俱乐部的收入直线下降。负责坎贝尔堡俱乐部的副师长C·巴格纳尔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两全齐美。长官。你不能一面在‘欢乐时光’向我的军官们推销酒精饮料，一面又派宪兵在门外抓喝酒的人。”
几周后，“野火鸡”克罗泽来找我。他说：“鲍威尔，你不能禁止你们旅的人到俱乐部去。”
我说：“我已经禁止了。”接着我又再一次批评这是虚伪。军队万万不能用自己的一只手谴责酗酒，同时又用另一只手鼓励酗酒。
“胡说，”克罗泽解释说，“你让步吧！”
这时我明白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也不想让这一次成为最后一战。人不可能天天都干得出杀死恶龙的大事。有时恶龙会胜利。我宣布本旅军官可以重新光顾军官俱乐部。但同时我也让所有军官明白多喝一杯的严重后果。宪兵们也撤了俱乐部门口的岗。不久，“欢乐时光”在陆军也成了历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哈勒姆少校。他的职责包括组织全旅的体育比赛。在坎贝尔堡，体育比赛是相当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对我说：“长官，我们旅可以夺得师拳击冠军。”他说，我们旅有一名中士人称“榔头”汉克，他在辅导拳击方面很有经验，接近职业水平。我告诉哈勒姆继续抓紧，要保护这种热情。
不久，他面带诡诈的微笑又来见我。不仅第二旅拳击队实力强，而且“榔头”汉克做了侦察，发现全坎贝尔堡也找不到一个120—125磅次轻量级的拳击手。我们只需要选一个人上场就能以轮空赢得师的次轻量级冠军。这倒是真的，我赞同说。不过，我指出我们也没有次轻量级的选手啊！“上校，”哈勒姆接着说，“你记得五○六营那个小伙子吗？为修建联合大路捐款时他一下子捐了上千美元，他名叫‘小不点’什么来着？”我当然记得他。当时大部分士兵每人只捐了一美元，而这个小伙子捐的数目却如此之大。我让哈勒姆叫他到我办公室来，我要看看他是否精神正常。他的名字叫罗德尼·“小不点”普赖斯顿。原来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个子，浸透了水体重也不过120磅。他解释说他的乐善好施是因为陆军已经满足了他的全部需求，所以他应尽全力帮助别人。
“我们就让‘小不点’参加次轻量级比赛。”哈勒姆说。
“他练过拳击吗？”我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哈勒姆回答说，“他用不着打，只要等轮空就行了。”
哈勒姆设法说服“小不点”参加了拳击队。他最有说服力的一招是说明这样他就不必随队参加在巴拿马进行的热带丛林训练演习，因为他最害怕蛇。即使“小不点”不必真地打，“榔头”汉克还是讲道德的正派教练，他要求“小不点”
必须像其他选手一样参加训练。
拳击循环赛开始了。我们的战略很灵验。每一轮比赛“小不点”都轮空，直到他要参加师的次轻量级冠军争夺赛之前，他没挨过一拳。在冠军争夺赛中，我们旅的选手遇上了保障司令部的选手。保障司令部的司令官听到了关于我们的小计谋的风声，便在他的下属单位找到一个次轻量级选手。这样，当那天晚上“小不点”登上拳击台时，只见一个酷似微型罗伯特·杜兰的巴拿马小伙子从斜对角爬上赛台。这个小伙子四处蹦跳，发出公牛般的声音，像发动机活塞一样做着热身出拳动作。与此同时，“小不点”站在自己的一角，看上去像屠宰场里的羔羊。我和哈勒姆坐在第一排观看，我转身对他说，“放弃这场比赛，我不想当谋杀同谋犯。”我又走到“小不点”的台角，告诉他可以弃权，并非一定要打这场比赛。
“不行，长官，”他说：“我非打不可。我们五○六营的人全在这儿。”
的确如此，“小不点”所在营的全营官兵身着作训服都在现场观看，因为他们看完这场比赛就要直接出发去巴拿马参加演习，“小不点”是练拳击才逃避了演习的。我真不知道他们看这场比赛会是哭还是笑。
第一轮开始的铃声响了。巴拿马小伙子跳到台中央便挥起拳头进攻不止。“小不点”简直就像个挨打的吊袋。我的心都揪起来了。“小不点”按着“榔头”汉克教给他的样子去做，双臂收到身体两侧，用手套保护着脸部。他不停地向左兜圈子，承受着来自对方的攻击，直至铃响第一轮结束，“小不点”虽一拳没打但还站立着并且没有受伤。我们一侧的观众发出了低调的欢呼声。“小不点，加油！坚持住！”
第二轮和第一轮一模一样。巴拿马小伙子向“小不点”发起攻击。“小不点”防守好自己，兜圈子但不出拳。不过我已注意到他的对手在第二轮临近结束时动作较前迟缓了，似乎攻击“小不点”花费的力气使他感到疲惫了。第二轮也结束了。此时，为“小不点”加油的呼喊声变得热烈而高昂。我们看到对方角落里的对手摇摇头像是在对他的教练抱怨着什么。与此同时，“榔头”汉克却在一遍又一遍用乞求的语气对“小不点”说：“出拳打他，就打他一拳，怎么打都行！”
第三轮，即最后一轮开始了。两位拳击手从各自的一角走出来，巴拿马小伙子动作迟缓。很显然，他拳击技术不错，但体力消耗很大。突然间，“小不点”一个右勾拳击中对方腮部。巴拿马小伙当即双臂一垂倒下了。全场观众像发了疯似的，全旅人员都在喊着“小不点！小不点！”裁判宣布击倒获胜。“小不点”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一空降师的次轻量级拳击冠军。他们营的战友都扑向他，拥抱他，亲吻他，把他抬在肩头。
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场面也不过如此，也许卡普拉此时此刻会喊：“停！冲洗去吧！”然而“小不点”作为师的冠军要到布拉格堡去和八十二空降师的冠军比赛，争夺第十八空降军冠军头衔。在那次比赛时，我有幸和我的老上级，现任军长神枪手埃默森坐在一起。我向他介绍了“小不点”的情况。他眼睛发着光，嘴里不停地说：“他娘的！他娘的！他娘的！你们听见了他说的话了吗？听见这小伙子的成绩了吗？”这天晚上，“小不点”在连续三轮中都轻松地坚持下来了，但是以数点决定胜负时判定他负于对手。神枪手还是要接见一下“小不点”。我们在更衣室找到了他。将军握着他的手上下摇着，我看简直都要把他的胳膊弄断了。将军脱口而出说：“天啊，孩子，你表现出了拳击运动的精神！你是真正的冠军！”事实上，“小不点”是神枪手全部信念的化身。虽然个子不高，只要有半点机会，就要争当胜利者，哪怕只是片刻的辉煌也好。
16年后，当我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即将退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K·库里科在五角大楼对我进行最后一次身穿军装的“人物专访”。我把“小不点”的故事作为鼓舞人心的例子讲给她听。她很感兴趣并让她的采访组设法找到了“小不点”。起初他们找到的是一个外号相同的人，但实际是该旅的另一位拳击选手，真名叫迈克·卡鲁瑟斯。她为“人物专访”节目采访了“小不点”普莱斯顿。他已经是伊利诺伊州谢尔比维尔市一家金属工厂的工人，成了家，有两个孩子。如果他的孩子问他：“爸爸，打仗时你在干什么？”“小不点”会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的。
一天，我接到神枪手的参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位老军人要退休了。第十八空降军要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仪式。埃默森亲自请我担任阅兵式的指挥。我婉言谢绝，布拉格堡是八十二空降师的驻地，虽然一○一师也属于埃默森的十八军，但八十二师的伞兵们恐怕不会喜欢让一○一师的人去指挥他们。10分钟后，他的一位助手又打来电话：“将军说了，‘告诉鲍威尔，给我马上来’。”这话听着的确像是神枪手说的。
我来到布拉格堡，开始将这些身强力壮的伞兵训练得步伐一致，很像我当年在纽约市立学院当训练队长时那样。在举行仪式的那天，有数千人参加了盛会。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和周围的每个人都一一握手，并且拍拍他们的肩膀。我站在等候检阅的队列前面，这时看到他打手势让我过去。他感谢我负责阅兵式的指挥工作，还说有一件特别的事要我做：当他下口令时，我要给全体军官下“向后转”口令，使他们面对士兵队伍，大约相距有8英寸。我问他为什么下这样新奇的口令，他告诉我不必多问。我回到队伍前并设法将这一情况传达给所有参加阅兵式的军官。
仪式开始了，讲话话题和嘉奖对象都是埃默森。当到了埃默森讲话的时候，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开始落泪，不断重复刚说过的话，重提牺牲已久的战友们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下，两眼直看着我喊道：“下口令。”
于是，我喊口令：“全体军官——！向后——转！”军官们几乎和士兵鼻子对鼻子而立，心里猜想着下面会怎么样。
这时，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喊：“全体军官——！向士兵——敬礼！”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姿态，地道的神枪手埃默森风格，以其简单明了的象征手法表达了所有军队的共同点，表达了归根结蒂士兵应当受到尊敬这样一个观点。
韩国的经历使我对于陆军的种族环境十分敏感。到坎贝尔堡不久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找来我的副手，绰号叫“宝宝”的亨利·B·塔克中校，告诉他我想见一下负责平等机会和保持少数民族利益行动的军士。塔克是个高个子、随和健壮的亚拉巴马州人，他以奇怪的目光看看我说，他会叫那个人来的。
塔克平时和士兵打交道与解决士兵们的问题都很有办法，他的办公室在我隔壁，我能听到那面传来的声音：“过来，小伙子。你让我们上校不高兴，也让我不高兴。看看你能多快就让我们俩都高兴起来。”就这样，问题一夜之间就解决了。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给我回音。两天之后，我再一次说要见一下负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军士。塔克向我保证说：“我正在办，我正在办。”假如他连人都找不到，可见我们旅对这个问题是多么不重视。我第三次提及这件事后，塔克带来了一个胖乎乎的无精打采的军士，他脚上穿着白袜子、矮腰鞋。他因腿伤正在半休，以此打发退伍前最后几个月的时光。我让他回去，然后就向塔克发起火来，刚才那个家伙是个冒牌货。我们对这样重要的任务就是这样重视的吗？“不要着急，上校，”塔克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浪费一个能干的军士。几个月来我们旅没有发生过一起种族矛盾问题。”
我自己开始明查暗访，想验证一下塔克说的是否属实。原来他是对的。虽然我们尚未达到种族关系完美和谐的程度，但是这时的陆军已经和我在韩国时所带的部队大不相同了。原因主要是实行了全志愿兵役制。这时，征兵入伍的士兵已全部退役。现在的士兵，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也包括种族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并且是自愿入伍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拔了一名优秀的军士负责平等机会工作，确保种族关系保持在现有的良好状态。
我还催问塔克修读中学同等学历课程的情况。他告诉我说：“大多数士兵入伍时就是中学毕业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培训班呢？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已不再招募不讲英语的人入伍了。”陆军变得越来越好，也许不如我们当年激情澎湃时那样充满乐趣，但是乐趣并不是军队存在的理由。越战后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陆军正满怀新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重建自我。
我愉快地工作在带兵的岗位上。1977年2月，华盛顿突然来电话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届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大选中我对他们投的是赞成票。我担任白宫研究员时见过吉米·卡特，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经历过水门事件严峻考验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开端。我是作为纽约市的长住居民缺席投票的，当时没有参加哪一个政党，至今也没有。
我应召赴华盛顿是要接受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为选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而组织的面试。我想，又来了，又要我脱离军旅生活的轨道，而我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先去见约翰．威克姆，他不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华盛顿那迷宫般的政府机构里他运作自如。威克姆说：“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谈。”
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是我热爱的，也是必须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步兵军官。我已经顺利地从旧式陆军过渡到新式陆军，没有经受太大的文化冲击。一想到这么快又要离开，我就很不愿意。我在其他部队工作过，但一○一师，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部队抓住了我的心。我接过旅指挥权时，被授予一枚特别的硬币，这是一○一师的又一传统。无论何时，本师的任何一个人发出挑战，要求你出示这枚硬币时，你必须当即出示，否则你就要请对方喝酒。从没有人能对我挑战成功。从当旅长起一直到我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枚硬币无时无刻不放在我的钱夹子里。
坦率地说，我当时希望在旅长任期满后能担任一○一空降师参谋长一职。那样，我可以在为英明的威克姆将军工作中学到更多的带兵打仗的知识。可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权力圈子的漩涡，留在一○一师。
几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环境，老行政办公大楼，在这里我曾在管理与预算局担任过白宫研究员。老行政大楼内的走廊里竖着一排立柱，到处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宁静庄重之感，连墙壁里都浸透着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里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后者直到五角大楼建成后才迁走。这一天我让老行政大楼里着装严格的工作人员们开一开眼，看看我这个脚登跳伞靴，身穿绿色夹克衣裤的陆军上校的样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一○一师的一名旅长，愿意留在现任岗位上。你们找错了人。我沿着宽敞的弧形楼梯来到三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引进一间装饰考究的19世纪风格的办公室，在那儿见到了布热津斯基博士。他脸形带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征，神态严肃。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维·阿伦。布热津斯基请我坐下，我便双脚平踏地面坐下，脚上的一双跳伞靴很显眼。
布热津斯基先表明他对我过去的表现，尤其是当白宫研究员时的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我感到意外。然后他便进入正题说：“我们正在找一位熟悉在这个层次工作的军人。坦率地讲，我们希望由你来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务计划工作。”
听起来，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他说我不胜荣幸，但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说：“我现职任期还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离开坎贝尔堡。您所描述的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对它一无所知。”
没想到我的推辞不仅没有像冷水一样把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浇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舍。“这恰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能给我们带来新思想的人。”
我继续推辞说：“我仍愿留在部队里。”
这时，阿伦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似乎在说：这个脚登战斗靴的人到这里究竟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吗？索性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可是，我的推辞进一步激起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有人对白宫权力发出的诱人的召唤竟然无动于衷，对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后他说：“我们暂时谈到这儿。等到你的任职期临近期满时，咱们再谈。到那时给你的也许不是今天谈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会要你来的。”
我刚要起身离开，布热津斯基又补充说：“趁你在这儿，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组成的这个强干的班子。”剩下的下午这段时间我沿着三楼走廊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听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惊人的武器控制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提交给苏联时个个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贝尔堡，威克姆将军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况。
“科林，你没有接受这个工作，”他说，“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还要再来找你的。你的陆军生涯将会是不寻常的。有些军官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我很快便把华盛顿的事置于脑后，继续领导部队进行训练、演习、拳击比赛，体验着部队指挥官的乐趣。我接下这个旅的时候，一个营是一流水平，两个营正在争一流。我的目标是，在我离任时要让3个营都达到一流水平。
“你记着找医生看看那个，长官。”‘宝宝”塔克说。我的副手对我的事总是大惊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谁像父母亲那样管我。塔克所关注的“那个”，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侧长出来的一个瘤。它不疼不痒，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长越大。我来到营区医院，一位医师说：“我们还说不清这是什么，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释说他要做活组检，然后将其切除。如果活检结果呈阳性：他说：“我们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术台上清醒过来时就不能再说话了。”
我当时40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处在最佳时期。我担心极了。几天之后，他们把我送进手术室。阿尔玛一直守护着，塔克也在场。记得他盯着医生好像在说：“你要治坏了我们上校的病，我就折断你的胳膊。”
肿瘤不是恶性。活检之后，医生缝合了刀口。当刀口里里外外都愈合之后，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坑一样的疤痕，看上去像枪伤。既然我是一个参过战的老兵，人们就认为那是战伤。假如人家问起来，我就把这并无英雄壮举的实情告诉他们。那时候我吸烟，但是这件事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而现在，我已不吸烟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布热津斯基博士信守诺言，又请我到华盛顿去。我感到惊奇的是，威克姆的预言应验了。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
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
虽然我在里根——布什时代担任公职期间抛头露面最多，但实际上我是在卡特执政期间在国防部长办公厅工作的那两年半时间内初谙国家安全事务的。1977年5月，我再次去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见布热津斯基。他告诉我，原本想让我负责国防计划工作，但这一空缺已经由维克托·厄特高夫填补了。维克托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当初连该单位的一把手我都不愿干，现在反而要我当二把手，我觉得这个建议很难接受。不过，拒绝白宫的提议，对于一名一直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来说，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回，我告诉布热津斯基，我需要考虑考虑。
我在华盛顿期间还接到另一个电话，是五角大楼打来的，要我去见一个名叫约翰·凯斯特的人。此人的头衔长得要命，叫做“国防部长和第一副部长特别助理”。我在国防部内还是有些熟人的，我通过他们打探了一番凯斯特先生的情况。我了解到，此人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很有冲劲的年轻律师。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关系密切。我还了解到，凯斯特因其偏执孤傲的作风在五角大楼上上下下结怨颇多。
凯斯特宽敞的办公室在大楼的E翼，即艾森豪威尔走廊内，紧挨着部长办公室。他确实很年轻，仅有38岁，比我小两岁，这在未来的上司和下属之间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年龄差别。凯斯特还很傲慢。他明确宣称他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查尔斯·邓肯就是为布朗部长掌管这一摊的。凯斯特不隐讳他作为一个决心取得对这个庞大机构的控制权、严密监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事实上的参谋长的地位。凯斯特成立了一个4人军官小组协助他工作。他想让我作为他的副手来管理这个班子。
在这第一次会面时，开始一直是凯斯特一个人在讲话。最后终于轮到我了，便问道：“你怎么会想到找我呢？”
“我对你做过调查，”凯斯特回答说，“我在调查中听人说了你不少好话。”他得到了一份提名名单，其中对包括我在内的6名陆军军官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原来曾考虑让我担任国防部长的军事助理工作，但后来却把这个职位给了空军上校卡尔·史密斯。此人后来在一些关键时刻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凯斯特就用这个名册来物色他自己的军事助理。他对我曾任白宫研究员、参加过越南战争并担任过战地指挥官的经历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也调查过你，而且我听到的并不全是好话。”我笑着说。看来他对我的坦率很感兴趣。这是个好兆头，他要找的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之后，我便返回坎贝尔堡。
现在有两个可供选择的高级职位摆在我面前，但是我都不想干。偏离正轨的杂事我已经干得够多了，这次希望华盛顿能把我忘掉。我的希望仍然是从旅长升至一○一空降师的参谋长。回来后，曾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过的威克姆将军很想听听来自E翼的最新小道消息。我讲完后，他明确表示我不会成为他的参谋长。在他手下的几位旅长中，我的资历较浅，又没当过飞行员——这是担任参谋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威克姆说，“我了解这个制度，陆军也决不会放弃把他们的人安插在那种重要岗位上的机会。”然而，在我应选择哪个岗位的问题上，他不想对我施加影响。
为了就我的去向问题征求意见，我给另外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打了电话。他就是卡尔·沃诺，也是德普伊的门生，不久前被提升为准将，现在在陆军参谋长伯纳德·罗杰斯将军麾下工作。“卡尔，”我说，“我倾向于接受国防部的那份工作。我不想再度离开陆军，但是参谋长认为我到哪里最合适，我就到哪里去。”卡尔征求了罗杰斯的意见后，答复我说：“我们希望你到凯斯特那里去工作。”凯斯特与罗杰斯在一些涉及地盘的问题上有过交锋，罗杰斯也许觉得让一个陆军的人到凯斯特手下工作会有某种好处。向布热津斯基表示了歉意之后，我便到凯斯特那里工作去了。
我的家人也从坎贝尔堡迁回华盛顿地区。我们签了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郊区的伯克中心建造一座房子的合同。此举把我们卖掉在戴尔镇的房子那笔买卖中赚的钱花得一干二净。我们的新家离首都比较近。在华盛顿房地产业中，“靠得近”是一个有魔力的字眼。那时，距城里每近1英里，房子的价钱就要贵上1万美元左右。
我作为坎贝尔堡的一名旅长，对于决定防务政策的那些因素的了解，不比堪萨斯的雪佛兰汽车经销商对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内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更多。我是需要接受这方面的再教育。凯斯特把我安排在他那套房间外面的一个小办公室内。我就从这一有利位置观察他。此人又高又瘦，由于常年坚持慢步小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身材。他讲话的声音很尖，与他那威严的风度很不相称。凯斯特这个人很有意思，虽说他谈吐和气度都很平凡，但却有点文艺复兴时期的遗风。他的办公室总是萦绕着古典乐曲声，偶尔还听到他用法语与人通电话。他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干净利索、生动有趣，使人不会想到是出自一名律师和政府官员之手。
凯斯特很有手腕，我很快发现五角大楼所有重要的权力之线无不从他的手中通过。部长哈罗德·布朗是一位物理学家，当过约翰逊政府的空军部长及国防部研究和工程署署长，任国防部长之前的职务是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他自然是握有最后决定权的人物。但是，由于凯斯特的安排，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报告，不先经过他这一道关是绝对到不了布朗部长那里的。
办公室里通常都设有收文篮和发文篮，但是在凯斯特那里还有一个冷宫篮。有一天，我到凯斯特那里去汇报时他正在草草翻阅一位助理部长呈送布朗部长定夺的一份文件，随后就把它丢进了身后的冷宫篮。几天后，那份备忘录的作者打电话来询问此件的处理情况，凯斯特的秘书支支吾吾，以各种借口欺骗人家，说什么凯斯特先生不在办公室；凯斯特先生正在接另一个电话；凯斯特先生正在同部长一起开会；等等。可实际上，这份文件还在凯斯特先生的冷宫篮里睡大觉，它被暂时放到了不该放的地方。又过了几天，凯斯特才允许那位苦恼的官员来见他，打听他那份文件的命运。谈话间，凯斯特突然改变话题，问这位老兄是否雇佣了他推荐给他的那位非常能干的人。那人嗫嚅着为自己辩解，最后终于恍然大悟。他很抱歉地说，还没抽出空来过问此事，他回去后马上就见这个人。凯斯特说，这就对喽。当天下午，那份历尽磨难的文件总算走出冷宫，被送到了部长办公室。这就是凯斯特作风，有罚有赏，前者是对别人，后者是对他自己，有时是加倍犒赏自己。
另有一次，凯斯特宣布，没有布朗（实际上应读作凯斯特）的批准，国防部长办公厅内一律不得提拔GS—13级以上（即中层管理人员）的官员。还有一次，他宣布，未经他允许，五角大楼内任何人不得聘用外面的人作顾问。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上校，我对三星和四星将军们是十分敬畏的。凯斯特却不然。他不仅把决定文官升迁的大权操在自己手中，而且还要把持高级军官的提拔。准将与少将的候选名单不再只是由布朗部长作走过场式的签署了，凯斯特会仔细地加以审查。凯斯特还改变了由有关军种司令提出提拔三星或四星将军的人选这一传统的特权。以前的做法是，由各军种的司令为每一个空缺提出一个人选。凯斯特说这样不行，现在他们必须提出两个人选，让布朗部长从中挑选一个。军种司令们对此很不满。罗杰斯将军已经答应要把某位将军提为四星将军，把统辖美国本土陆军部队的部队司令部交给他领导。凯斯特却插了一手，对他说，哎呀，这可不行，你还是得按规定给我们提两个候选人。罗杰斯照办了。随后，国防部长布朗、陆军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和凯斯特一起在适当时机研究了这两位候选人的条件，而罗杰斯被排斥在外，只有在一旁发火的份儿。最后布朗部长做出了决定，选中的并不是罗杰斯将军中意的人。
此后不久，我被召到罗杰斯办公室，在那里当了一阵出气筒。“这是我在军界供职35年来所经历过的最不像话的人事决定！”罗杰斯发泄着他对凯斯特的恼怒。“我不明白，一个不是军人的特别助理怎么就能推翻一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决定！”
当他终于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开口说：“将军，我理解你的失望，但凯斯特只是想让大家明白，这些职位是归布朗部长管的，决定应当由他来做。”罗杰斯将军当然知道这一点，于是他的情绪平静下来了。他在让我离去的时候，承认我应当忠于凯斯特，即便在做出对陆军不利决定的情况下也应当如此。当初他在派我来担任这项工作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
凯斯特控制了美国最庞大的军事机构的人员流动、文件分发以及官员升迁等大权。他处事的态度是直截了当的，恰如他的为人。他赏罚分明，听话的下属有赏，调皮捣蛋的挨罚。他谋求权力和行使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凯斯特自己并不需要权力的抚慰——而是因为他相信他这样做最符合他的上司的愿望和卡特政府的利益。
凯斯特是一辆三驾马车中负责政治的那匹马。另两名成员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汤姆·罗斯和负责立法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同国会之间的联络官杰克·斯坦普勒。每天早上，布朗部长都要在他的办公室内同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助手开会。我坐在房间尽头，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旁观者。我的旁边是一座落地式大摆钟，它每隔半小时便敲出庄严的钟声。国防部长显然需要这些左膀右臂。哈罗德·布朗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是卡特总统任命的最恰当的阁员之一，但是这位专攻物理学的知识分子更喜欢同文字打交道，而不善于同人打交道。我总觉得他会更愿意我们把文件从门底下塞进他的办公室，好让他一个人仔细阅读或者考虑一些道理。就连他的太太科伦如果想同丈夫共进晚餐，也得到办公室来找他。哈罗德总是在那里用一种象形文字般的细小而潦草的手书一份一份地批阅着堆积如山的文件。
哈罗德·布朗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杰克·斯坦普勒的实用政治学学位则是在巴尔的摩的偏僻街区内得到的。一天早上，部长在会议开始时小声议论到一位令他生气的国会议员。布朗抱怨说，此人是个伪君子。他今天对你这么说，到明天表决时又支持另一套。“以后我拒绝同他再打任何交道。”
“好了，哈罗德，”斯坦普勒说，“这是由我们的制度造成的。我这么说你觉得好一些了吗？无论怎么说，这位议员是人民选出的代表之一，在武装部队委员会内你需要他那一票。你必须亲吻他，你必须喜欢他。事实上，我希望你明天同他共进午餐。”
布朗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如果这还不能赢得这位议员的欢心，”凯斯特插言道，“我们就把他那个选区内的一个军事基地列为撤销项目。”
还有一次，《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使布朗部长很气恼。他说这篇报道有欠公允，并说：“我要给他们的主编写一封信。”
“不要就这篇报道写信，”负责公共关系的汤姆·罗斯说，“你这样做可是正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希望你这样做，好让他们的报道保持吸引力。哈罗德，你同猪搏斗，猪会觉得开心，而你却只会把自己的衣服弄脏。”布朗还是坚持要写信。
“哈罗德，”汤姆接着说，“你就咽下这口气吧。千万别同那些满肚子墨水的人舌战。”
我坐在那里做记录，心中在想，如果说国家军事学院是我学习军事政治学的课堂，那么我现在就是做野外实习。
1977年圣诞节快到了，我给姐姐玛丽琳打了个电话。她和她的丈夫诺姆终于厌倦了纽约州北部的冰天雪地，从布法罗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去了，我劝他们到东部来过节。过去的一年中，我看到了父亲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位以前像个庄园主似的精心伺弄他那一小块土地的老人，如今更喜欢整天坐在屋里。这位以前可以同鸟儿们对话，把它们从树林里引出来的老人，现在却一连几个小时沉默不语。我觉得今年让全家人在埃尔迈拉大道团聚一番是个好主意。这个圣诞节过得很愉快，但是大家的话语却不多。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爸爸已由马戏团的领班变成观众了。
两个月后，即1978年初，我回家陪母亲去看爸爸的医生。医生开门见山地说，爸爸患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很可能活不到一年了。母亲接受不了这个噩耗。当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劝都劝不住。这么久以来，她和父亲一直互相抑制着对彼此的感情，以至于看到这种深情的流露，使我颇感惊讶。由于爸爸的健康每况愈下，现在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往返于华盛顿国家机场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之间。
4月22日是个星期六，我到埃尔迈拉大道去看望爸爸。这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住在我原先的房间里。医院对他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医生们就让他回家了。他睡的那张床，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是我在西克塞尔公司工作期间用雇员优惠券买下的。它是我对我们家的家具所做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梳妆台上放着爸爸永远不离身的两张照片。一张是玛丽琳中学毕业时拍的，一张是我在盖尔恩豪森当少尉时拍的。
当时妈妈和贝尔小姐（她仍然在我家寄宿）正在给爸爸换床单。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我非常难过。这位自尊心很强的人此刻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由两个女人给他换衣服，而他的儿子则站在门口望着这一切。在她们把他那赤裸的身体翻过来的时候，我母亲说：“你要看看他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的周身看个仔细。”我笑起来，妈妈也笑了，贝尔小姐忍不住也笑起来。这时，我看到爸爸的嘴唇也掠过一丝笑意。这一刻正体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牙买加家庭精神：不论面对欢乐还是忧伤，无时无处不表现出幽默。
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潸然泪下。
她们把爸爸收拾干净，又拍了拍他的枕头，使它鼓起一些，最后又在屋内喷洒了空气清新剂。做完这些之后，两个女人便离开了，让我和爸爸单独呆在一起。我同他讲话，但是我讲完之后接下来却是让人难受的沉默。我只好不停地讲下去。最后，爸爸挣扎着要把目光集中起来。他想说点什么，我俯下身来。“科林，”他一面用手指指自己的头，一面有气无力地耳语说，“我这里已经空空的了。”这是我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到第二个星期六，他便去世了。这个对我的生活历程起了重要决定作用的人就此永远离开了我。
妈妈虽然因失去亲人而悲伤，但她节俭了一辈子，多年养成的务实性格并没有因爸爸去世而改变。我们处理了爸爸的全部家当，只留下他那辆1964年出厂的雪佛兰汽车。我问妈妈可不可以把它给我。妈说当然可以。于是便把那辆车给了我，我付给她400美元。
凯斯特为两位上司——国防部长布朗和布朗的第一副手、五角大楼的第二号人物查尔斯·邓肯效力。邓肯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却与共和党人关系很好。他的商业经历顶峰是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他很富有，而且集精明与魅力于一身。他负责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和三军部长打交道。他尤其擅长同军火承包商打交道和做国会议员们的工作。
邓肯的军事助理乔·帕拉斯特拉少将也像我一样，是德普伊的门徒，步兵出身。“我讨厌这份工作。”帕拉斯特拉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乔喜欢为邓肯工作，但是对五角大楼的工作件件都感到厌烦。除非让他回部队去带兵，否则他永远不会开心。乔新近被提升为少将，而且很有希望被任命为师长。然而，邓肯不让他走，除非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他。担任军事助理这个职务至少得是个准将军衔。帕拉斯特拉估计我很快就会被列入提升的名单，这个可能性使他产生了希望。我所知道的另一件事是，乔想打探我是否愿意摆脱繁琐的日常工作。邓肯副部长要在10月间出访伊船、沙特阿拉伯、肯尼亚和埃及。乔说我可以随他一起去，还说此事已经同凯斯特和邓肯打过招呼了。这时我才明白，他这是在为我安排一次“试用”。武士帕拉斯特拉变成了“媒婆”帕拉斯特拉。
那时，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支柱，它位于新月形产油带的中心。苏联一直渴望在波斯湾获得一个不冻港，而伊朗正是它实现这个心愿的一大障碍。当时在伊朗当权的是美国坚定的盟友——稀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我们认为此人深受国民爱戴，并正领导着他们步入现代社会。为了支持他的统治，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邓肯之行表面上的目的是考察伊朗武装部队使用这些武器的情况。不过，近来有些传闻说，流亡法国的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国王。邓肯去伊朗也是为了了解一下我们的盟友是否挺得住。
我们于1978年10月23日飞赴德黑兰。美国驻伊朗军事使团团长菲利普·加斯特少将前去迎接我们。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伊朗的将军们，他们佩戴着勋章，充满自豪，仪表不俗，而且个个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军官俱乐部吃过一顿丰盛的羊肉宴后，我们登上检阅台检阅伊朗精锐部队——王室卫队。这些军人身穿剪裁合体的军服，头戴贝雷帽，足登擦得光亮的系带长统靴。他们接受检阅时高呼口号，表现出尚武的豪气。站在我旁边的那位伊朗军官解释说：“他们是绝对效忠国王的。王室卫队将为保护国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参观了具有异国风情的古代城市伊斯法罕，看到了世纪在这里交融：我们向伊朗空军提供的世界最现代化的战斗机——F—14战斗机编成队形从美轮美奂的路特福拉清真寺上空掠过。在当地官员为我们举行的另一次宴会进行过程中，我听到从街上传来熟悉的哒哒哒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机关枪射击的声音，但东道主却置若罔闻。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设拉子机场，那是F—14战斗机的基地，其设施之先进可与美国的任何机场相媲美。我把一位在那里训练伊朗人的年轻的美国空军上尉叫到一边，问他这支空军是不是真的很棒。起初他不大敢说，后来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他说：“在F—14飞机上只有两个人，而他们还来自两个社会阶层。”他解释说，驾驶员都出身伊朗上层社会，他们能驾机起飞，做低空高速飞行，还能把飞机开回地面。
“但是，上校，”他说，“这种事情我在一周之内就能把你教会。”他接着说，在F—14战斗机中，真正重要的是武器系统官，他操作的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技术和飞机的攻击系统。然而，这种非常重要的但不那么显眼的工作却交给军士们去做。军士相当于准尉，是些来自比较卑贱的阶层、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要使这些人真正掌握他们要在天上干的事情，得花上两三代人的时间。在他们学会这些事情之前，你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半个飞机在飞行。”就在F—14以无懈可击的精确性在头上盘旋的同时，我在想，这种表演是不是航空方面的一种粉饰太平呢？
那天晚上，我到酒店大堂去同邓肯部长会合。我们原定要出席伊朗空军司令在官邸为我们举行的正式晚宴。这时，一位身穿漂亮军服的陪同军官来见我们，深表歉意地说，我们不能离开酒店。原教旨主义暴徒同警察之间发生了战斗，设拉子大街上不安全。
第二天，我们离开伊朗前往沙特阿拉伯。我望着停在停机坪上那些闪闪发亮的F—14飞机，心中想着那位美国教官对我讲的话。我又想到头天晚上的街头骚乱，于是我开始疑惑：查尔斯·邓肯和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伊朗的内情，还是仅仅是它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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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达兰的沙特阿拉伯战斗机基地听指挥官给他的飞行员讲课，这时门突然敞开了，一位身穿飞行服、围着一条方格头巾的沙特军官大步走进来。他只是一名少校，但是他的出现却引起了全屋所有掌权人物的注意。人们向邓肯和我介绍他时称他为“班达尔少校”。原来，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沙特王室成员：国防兼航空大臣之子、法赫德国王的侄子——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此人最终当上了这个石油王国的驻美大使。
在这第一次会见的大约一年之后，班达尔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就住在华盛顿。我们开始在五角大楼军官体育俱乐部一起打短拍壁球。他与我一伙，对手是查尔斯·邓肯和当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戴维·琼斯将军。我还记得班达尔亲王在我们第一次打壁球之后走出俱乐部的情景。他肩上本来挎着一个健身用品包。只见他耸耸肩，轻轻地把包一甩，立刻就从旁边闪出一个随从，把它接了过去。亲王把手向半空一伸，收回时却握着一听可口可乐。当时我想，当亲王可真好。后来的几年，我们常常一起工作，我们之间的社会等级鸿沟开始缩小，直至来自南布朗克斯的男孩同来自王宫的亲王之间的亲昵关系达到无法容忍和亵渎神明的程度。
我1978年随邓肯出访期间还在肯尼亚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这个大陆尽管看起来颇具异国情调，但却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具有魅力。我的黑人血统的根是在西非，我蒙发思祖之幽情是后来的事。
此次出访不到3个月之后，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被赶出了他的国家。我从《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了那些作过我们的东道主、而今被处决的将军们的赤裸的尸体被放在陈尸所的停尸桌上。“军士”阶级转而站到国王敌人的一边去了，王室卫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打响的头一天，他们就像水晶酒杯一样破裂了。我原来就对那些精锐部队和用来检阅的骑兵有怀疑，此时我的怀疑更深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透过表面看实质，不要因为你可能不喜欢你所看到的东西而不这样做。在伊朗，我们放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这个国家身上的全部投资到头来都化为乌有了。国王一倒台，我们对伊朗的政策也随他一起垮了。我们在那里花费的许多亿美元只起了使局势恶化的作用，促成了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的崛起。这个政权直至今天依然顽固地与我们作对。
邓肯和我出访归来后，没人再提起我的职务变动问题。后来，1978年12月的一天，查尔斯从我的小办公室旁走过时，对我眨眨眼、挥挥手，然后就钻进凯斯特的办公室了。一分钟后，凯斯特用蜂鸣器通知我进去。进到里面，我看到他俩都在咧着嘴笑。“恭喜你，”凯斯特说，“你被提升为准将了。”不等我回过味来，邓肯又说：“我想让你去当我的军事助理。”
由中校升为上校是升级；而由上校升为准将则是跃进。这次升迁使我兴奋得不能自己。我当时的表现就像圣诞日早上的孩子。我们把妈妈接到华盛顿来庆贺我的荣升。许多姑父姨父、姨妈姑妈、堂兄表妹也都到伯克中心来了。我们的家顿时变得热闹非常。妈妈像新娘似的局促不安，老是缠着阿尔玛，要她帮她整理头发、熨衣服，看看她的服饰是否恰当，直至你认为她将会艳压群芳才作罢。
我和布朗部长的军事助理卡尔·史密斯上校的正式晋升仪式是1979年6月1日在国防部那很气派的餐厅内举行的。我走进一个房间，那里全都是家里人和我以前担任其他职务时的朋友，其中包括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的朋友。现在是我上司的查尔斯·邓肯很高兴地为我主持了仪式。一个明显的缺席者是爸爸。不过我依然觉得他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昂首阔步于其他亡灵之间，对他们说：“本应如此，你们以为会怎样？”
布朗部长在国防部内的礼宾官、空军中校斯图尔特·珀维恩斯把一段镶在镜框里的亚伯拉罕·林肯语录送给了我。那段话的背景好像是这样：有一天，陆军部的电报员告知总统，联邦部队俘获了一群战马和联邦军的一名准将。使电报员大为惊异的是，林肯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战马。总统所作的解释想必就是：“我5分钟之内就可以再任命一位准将。但是要再找到这110匹战马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那是珀维恩斯为我选来镶在镜框中的语录。镜框背面用带子捆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10年后再打开。”我遵从了他的意愿。1989年我打开这个信封时，里面的便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你将成为陆军参谋长。”我暗暗地笑了。这时，我已经当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那以后，不论我的办公室迁到哪里。镶在镜框里的这段林肯语录都跟着我。它是治疗自我膨胀的一剂良药。
正式仪式结束后，我们举行了一个主要是鲍威尔家族的人参加的宴会，来宾达150多人。妈妈觉得太铺张了。以前遇有家庭庆典，总是由她和一些亲戚准备饭菜。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奢华。此次升迁使42岁的我成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我的孩子们笑逐颜开，我的亲戚们笑逐颜开，我自己笑逐颜开。我希望阿尔玛也能笑逐颜开。她若能这样，那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总是开玩笑地说她在我的大大小小的胜利面前抑制自己的热情。当我告诉她我在利文沃思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时，她说：“这很好，不过我总是希望你成为第一名。”有一位并不敬畏你的妻子，可以帮助你不致忘乎所以。不过，那天晚上在伯克中心，阿尔玛确实也笑逐颜开了。
新将军的一个必须通过的仪式就是进“上岗学习班”，即参加一系列的接见活动。第一项便是陆军参谋长——当时是罗杰斯将军——的接见。我们52个人集中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内听他讲话。他的话我终生难忘。罗杰斯在对我们表示祝贺之后，把每件事情都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一番。他说：“我想告诉你们，在晋升将军这一级竞争是很激烈的。假若你们所有人明天坐上一架飞机，然后就在大西洋上空消失了。我们用来接替你们的52名上校将会与你们同样优秀。我们将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不仅如此，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晋升。所以，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今后怎样，那就听天由命了。”你们中可能有一半人升任少将，至多有10个人晋升中将，也许会有4个人当上四星将军。
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并且希望我们好好干。但同时他也告诫我们要经受住军衔的考验。“你们中有些人的前程会就此停顿，”罗杰斯说，“因为你们觉得这颗星使你们可以高于军规，从而自命不凡。有些人无法再升上去，因为他们担负不了重任。有的人升官后可能跌跤，因为他们的太太开始盛气凌人，就好像是她们自己得到了提升似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假设。我此刻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肯定会发生在这个屋子里的某个人身上。”
说到这里，他祝愿我们事业成功，万事如意。多少年过去了，这批新将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辜负罗杰斯将军所表示的信任，但是我也看到他的预言在某些人身上应验了。
查尔斯·邓肯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打壁球。我们一道周游世界。人们都知道，我俩有时还一起喝上两杯。一天晚上，在我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他要我留一会儿。卡特政府正处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不久前，卡特总统到戴维营去度假，发现国家的一些弊端，决心要使国民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这种革新的一部分就是要改组内阁，撤换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和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等人。
我坐在邓肯办公室内的沙发上，等着听他讲他的意思。
“科林，”他开口道，“我要离开这里了。总统要我掌管能源部。”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遗憾。但是，说老实话，我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是我逃离总部机关重返陆军部队的一个机会。查尔斯接着说：“我想让你跟我去。”我以前也曾脱离过轨道，可这一次等于是让我跨越悬崖啊！我刚要提出异议，他就举起了手。这事就这么定了。他已经征得了新任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将军的同意。保留我的军衔和军籍，随他去能源部。邓肯答应我，一俟他在能源部打开局面，马上就放我回部队。我除了从命别无选择。
参加能源部这个过渡班子的还有国防部总顾问迪安娜·西默。这个人很不简单。我送给她这样一句最高级的赞语：她与约翰·凯斯特不相上下。迪安娜的任务是重建整个能源部，我则负责组建它的管理机关。我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职责，就是在能源部内充当西默同邓肯之间的减震器，因为我在国防部时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
这个过渡班子中还有一位名叫伯纳德·鲁布尔的精明而野心勃勃的律师。此人对我的人生观具有永久性的影响。有一天，我们正在进行特别激烈的辩论。另一名律师因为自己的观点被驳倒而气乎乎地要退场。这时，鲁布尔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忘了你在法学院学到的信条：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一旦你的观点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这些话使我铭记在心。
从我在长岛的百事可乐工厂做装瓶工那时起到现在，这是第一次从事纯粹的文职工作。能源部是由以前的原子能委员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以及另外3个以前是独立的部门拼凑而成的。这些机构就像是几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被迫生活在一起，大家对这种状况都不满意。然而，国会却喜欢这种安排。能源部的任务是通过支持全国各地的议员选区内的试验性能源计划——太阳能风车、太阳能镜、煤气、页岩油等等来保护西方文明。寻求能源自立的目标就像一根金色的魔棒，把联邦的经费送往全国各地。
我重建管理部门的工作包括决定谁去谁留。之所以让我来承担这项永远让人不愉快的任务是为了使邓肯不必作恶人。谢天谢地，两个半月之后，邓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这个官僚机构的控制权。我既然已完成了自己这一份工作，于是就对邓肯说，我迫切地想离开。邓肯很大度地同意放我走。离开能源部很容易，但离开查尔斯·邓肯却令人难过。我俩很合得来，我们都主张努力地工作，尽情地玩，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授予我能源部长杰出服务奖章。当他把奖章别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和我的眼中都噙满了热泪。
在能源部的这段经历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国性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闻周刊》称我是哈罗德·布朗手下的一个“奇才”，被派到能源部来进行能源领域的“思想品德整顿”。哇！
我要重返陆军部队的希望破灭了。前海军部长小格雷厄姆·克莱特被调去接替邓肯任国防部第二把手。克莱特要我当他的军事助理，与克莱特现在的助理、出色的军官——杰克·鲍德温海军中校一道工作。由于克莱特是五角大楼中海军那一边的人，而且已经有了一位从海军来的助理，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认为把一个陆军的人放到克莱特身边从策略上说是有好处的。我的逃脱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莱特那年67岁，有点老派绅士遗风，有时爱抬抬杠。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过文书，后来成了华盛顿的一位很棒的律师。不过，他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当南方铁路的经理时取得的。火车是他最爱的东西。他收藏有价值连城的玩具火车，其中有许多是19世纪的。他把它们展示在乔治敦的家中，从地面一直摆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见到克莱特还是在他当海军部长、我为邓肯工作的时候。“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预定要大修，修理用费相当贵。海军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做这件工作最省钱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修船厂。作为海军部长的克莱特同意了这个建议。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此人并不总是像他在公共场合那样的谦谦君子）听说了这个决定后，打电话给邓肯，说在这件事情上显然发生了误解。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曾向费城人民保证，“萨拉托加”号一定会在他们的造船厂重建。所以请务必这样办。
很讲究实际的邓肯把我叫去，对我说：“我希望你到什么地方躲一阵，回来时给我拿出一个在费城而不是在诺福克检修这艘船的理由。”由于我根本没有在海军工作的经验，更没有造船方面的经验，这对我来说，只能是一次搞创作的练习。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几天后把一份3页纸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论证报告交给了邓肯，说明为何要在费城重建“萨拉托加”号。
后来我得知，格雷厄姆·克莱特怒冲冲地闯进邓肯的办公室，大发雷霆地把我的报告摔到邓肯的桌子上说，他的海军专家们对于在哪个造船厂重建“萨拉托加”号最合适已做了行家的判断，而且他支持他们的结论。他是海军部的部长，没想到他的意见竟遭到否决。他说：“将来还得我到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去解释，我已经建议到诺福克去修船之后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邓肯好不容易使他平静下来，然后说，咱们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懂得比赛的规矩，当局希望在费城修嘛。
克莱特气乎乎地把我的报告抓了回去，回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的海军分析人员再提一个与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截然相反的建议。国会中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听到消息后大骂政府。而且，正如克莱特所担心的，他得到国会山去为海军部的新立场辩护。令我惊讶的是，他把送“萨拉托加”号到费城去修理的理由讲得那么有说服力，你简直想不出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点一旦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克莱特是个老律师，他懂得这一点。“萨拉托加”号驶往费城造船厂那天，蒙代尔副总统就站在舰桥上。
1980年4月24日是个星期四。华盛顿天气晴和，阳光明媚。我像平常一样于早上7点钟来到办公室。克莱特已经来了，他显得心事重重。那天早上，我感到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有一股紧张气氛，而且越来越浓。开会时，克莱特不一会儿便溜出去，走进布朗部长的办公室。他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部长不希望让军事助理们参与这件事。”但并未说明“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那天晚上，我驱车回家时也和所有上下班的人一样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早上7点钟，一群来得早的人围在副部长办公室内的一台电视机周围，观看面色苍白的卡特总统解释头天发生的事情。总统说，曾尝试解救被一些伊朗“学生”扣押、并被关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达5个月之久的53名美国人质。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我决定进行这次营救行动的，”卡特总统继续说，“在出现了问题时也是我决定取消的。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
过了一些时候，有关这次行动的细节才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来。这项代号为“沙漠一号”的军事行动动用了8架海军的RH—53直升机和6架C—130“大力士”式运输机。飞机上载有一支从4个军种抽调的突击队，其中主要是陆军的伞兵。原计划他们先飞往伊朗偏远的大盐漠——卡维尔盐漠。然后这些直升机接着再飞往德黑兰附近的另一个转运区。在那里，为美国工作的特工人员提供卡车，把乘直升机来的突击队员运送到美国大使馆，以制服守卫在使馆的伊朗人。事成后，直升机再从隐蔽地飞出来，落在大使馆的院子里，让被解救出来的人质上去，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一个先行攻占了的机场，从那里再转乘C—130运输机飞向自由世界。计划制定者估计，要顺利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至少需要这8架直升机中的6架。但是，在到达卡维尔盐漠的汇合地点以前，就有两架直升机因技术故障而抛锚，还有一架在到达之后液压系统出了问题。收到这些消息后，卡特总统当即决定中止这次行动。起初“沙漠一号”行动的失败被认为是个技术故障，并没有成为人所共知的难堪事件，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不幸的事情随后便发生了。当剩下来的一架直升机进入一个加油阵地以便加油返航时，它的旋翼撞到一架C—130飞机的机身上。两架飞机同时起火。引起机上的弹药爆炸，有8人当场被炸死，4人严重烧伤。
在此之前，关于“沙漠一号”行动我未听到丝毫风声。然而，我在越南、韩国和一○一空降师中有过太多的有关直升机操作的经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行动的计划和实施情况时感到十分惊讶。直升机的性能不稳定是众所周知的。要执行一项对人员和机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要确保还能有6架可以飞的直升机来完成非常困难的第二阶段任务，8架直升机是远远不够的。“沙漠一号”行动还错在依靠的是一支从4个军种抽调人员组成的“解救”突击队。这个突击队的人员是专为执行这次任务而临时凑在一起的。在执行任务时，一个军种的人开的是另一军种的直升机。另外，指挥、通信、天气预报以及安全系统的薄弱也是造成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些闯入伊朗沙漠的军人的勇敢精神毋庸置疑。但是光有勇敢精神还不够。结果造成了这次失败，一些军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查尔斯·贝克威斯上校说得好：“若从一支部队中抽出几个人，使他们同另一支部队的一些人组合到一起，并让他们使用别人的武器装备，那就别指望能组成一个高水平的战斗集体。”
后来，在我成为最高级别的制定作战计划的负责人之后，我牢记着贝克威斯的这番话。你必须计划周详，进行相互配合的训练，使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准备好你所需要的甚至远远多于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如果事先让我来评价“沙漠一号”行动的成功机会，我认为只有百分之一。以这样的成功机会去采取军事行动，那只能算是匹夫之勇。这次失败无疑是对卡特总统政绩的致命一击。
我还觉得，对这件事的处理在与公众的交流方面也是一大失败。为了发泄我的不满，我写了一篇题为《灾难处理指南》的讽刺杂文，内容如下：公布事实要慢，一定要比已经向公众泄露的速度慢半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披露全部情况；强调顺利的部分，婉转提及出岔子的地方；如果有谁暗示你判断不当或犯了错误，一定要表示愤慨；除了你自己讲的事实，对其他事实一概予以否认；指责批评你的人是事后诸葛亮。最后，由最高层泛泛地承担责任，把每一个犯有错误的下级都洗刷干净。
我们的文职领导人最终认识到未来杜绝类似“沙漠一号”行动的必要性甚至比军事领导人还要早。几年后，美国国会于1987年不顾国防部的反对，颁布了一项法律，成立了由一名四星将军领导的特种作战司令部，专门负责“沙漠一号”行动所欠缺的那种计划、协调和监督工作。在恢复巴拿马民主的“正义事业”行动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我们会看到这一改革是多么行之有效。
后来的8个月我继续为格雷厄姆·克莱特工作。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的所有上司——凯斯特、邓肯和克莱特——我全都喜欢和钦佩。因此，当1980年的选举日临近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在1976年的时候，我是支持卡特的，这一次却不能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美国人在伊朗被扣做人质的丢脸事件，使卡特政府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沙漠一号”行动在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是一个灾难。应当承认，国内安全状况还不算太坏。在哈罗德·布朗主持下，几乎所有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都已开始，到海湾战争爆发时这些系统业已成熟。这项开拓性工作的很重要一部分功劳应当记在布朗的一位下属、国防研究和工程署署长威廉·佩里的头上。佩里自己后来当上了国防部长。但是，总的来说，卡特主持下的白宫的摇摆性不能使军界感到安心。放弃B—1轰炸机是明智的，但是其他一些削减力量的措施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以致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前往国会去抱怨陆军已经成了“空架子”，从而使里根那一派得到了一个有力的竞选题目。卡特撤销了裁军计划，开始加强国防力量，但是已经太晚了。苏联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件事表明卡特政府期望会有一个东西方关系和谐、使我们可以放松防务的时代到来，是多么的天真！
在我看来，军士长罗伊·p·贝纳维德斯所受到的待遇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对军人是多么不重视。贝纳维德斯由于在越南作战勇敢而荣获了陆军二级最高奖赏——杰出服务十字勋章。1968年他在越南服役期间一人救了8位被困的特种部队士兵的性命，其间他本人受伤9次。几年之后，在审查了他的另一些勇敢作战的证据之后，给贝纳维德斯的奖赏又提高了一级，授予他荣誉勋章。按照惯例，这种最高军事奖章是由总统亲自颁发的，这样做在当时也会提高部队的自尊心。
但是卡特总统却没有来把奖章亲自挂到贝纳维德斯胸前。
1980年11月，我在我的缺席选票上罗纳德·里根的名字旁打了个勾，寄回纽约。我认识一些军官，他们在总统选举中是从不投票的，为的是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让自己对自己的总司令表示任何倾向性。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太过分了。但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投票时没有一边倒。我表示自己没有党派之见的办法是在投票时打破党派界限。
罗纳德·里根轻而易举地当选了。在五角大楼里我们正在等待着另一个人选的产生，即谁将是下一任国防部长？选举结束后不久，里根的一个过渡班子来到国防部。军界中的一些老人告诉过我，这种过渡是可以预料的。获胜的少壮派分散到各自被分配去的部门，急急忙忙对一些“大跛鸭”（指快要卸任的主要人物——译者注）作些礼节性拜访，然后就像躲避麻风病一样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毕竟是反对派。他们失败了。他们能知道什么？新来的人总是同那些对部里工作有意见的人打得火热。而这些人正等着要对他们讲前一届班子是多么糟糕。由于这些有怨言的人同那些失败者合不来，过渡班子就以为他们讲得一定有道理。他们很少去想这些有牢骚的人为什么混得不好。所有的抱怨话都被信以为真。这等于不仅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而且连澡盆也泼了出去。
里根的人对国防部的第一次冲击是由国防部过渡小组组长威廉·范·克利夫发起的。克利夫和他那伙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寻找各种不轨表现和大逆不道行为。他们还迫不及待要了解机密的军事计划。他们准备了几大本有关过渡的材料，里面记的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纠正的缺点以及需要炒鱿鱼的人。这时，新的国防部长尚未任命，因此，克利夫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是在一种极其孤立的状态下工作的。
最后，这另一个人选终于宣布了，而且这一消息在五角大楼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尼克松政府中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期间得到了“大刀卡普”绰号的卡斯珀·温伯格将出任国防部长。我们彼此安慰着。至少大家公认温伯格具有管理才能，他同里根关系密切。他的大刀可能使国防部精简一些人，但同时也会使它更有力、效率更高。
克利夫和他领导的过渡小组很得意地把他们准备的使五角大楼面貌一新、工作有所改进的蓝图交给这位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很快就显示了他的管理风格。他问克利夫何时可以结束他的工作，范说得到当年6月。温伯格对克利夫表示感谢后告诉他，“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使克利夫受到冷遇的正是他对即将卸任的班子所抱的那种心态。他不是温伯格的人，他能知道什么？
1981年1月初，温伯格自己的先遣队来了。其中的一个成员就是理查德·阿米蒂奇。他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久前曾为罗伯特·多尔参议员工作。阿米蒂奇有三十五六岁，又高又大，头发稀疏，嗓门很大，长着一副钢筋铁骨，好像下个星期六就要到世界摔跤联合会去参加比赛似的。他找了一些人谈过渡问题，我是其中之一。我了解到，他在越南呆过6年，这使我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他每天早上还练举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没有太多的话可谈。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为另一个新来的人帮忙。此人是温伯格的政治官员处处长。听这头衔，你会以为是共和党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该党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选议员。然而，人们给我引见的却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士玛丽贝尔·巴杰，内华达州一位法官的女儿。同温伯格一样，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尔公司工作过。巴杰女士的政治良师是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拉克萨尔特。尽管她年纪很轻，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睿智、能干，比她这个年纪的人更成熟。
这些新来的人，特别是阿米蒂奇和巴杰两人，与前面那个过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们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烧得太狠。他们发现这个部里所积累的基本知识是值得珍惜的。他们认识到，有些人确实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马上解雇。他们愿意寻求资历较深的人的帮助，而不是在自己那无知的天地里东撞西碰。
由于温伯格当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也由于我作为白宫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在温伯格就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带他到他的新办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内挤满了看起来很阔绰的共和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急切地等待着就职庆典的到来。柜台服务员通报了我的姓名之后，我上楼到温伯格的房间去。这位候任部长亲自打开门迎接我。他的衣着端庄大方，举止文质彬彬，不乏热情。他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热诚欢迎我，并说他记得我在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这使我受宠若惊，他还说他很高兴我们将再度共事。我虽然很感荣幸，但心中却嘀咕，这些话对于我要回陆军部队去的希望预示着什么？
阿尔玛也希望我回陆军部队去。她指出，我执行直截了当的军事任务时要比现在轻松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这番评论倒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我在陆军中与之共事的弟兄们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观。而执行政治任务就远没有那样称心，紧张程度也大多了。这可以用修理汽车打比方。军队好比是折叠车棚，而政治就好比是变速箱，在折叠棚下修东西要比在杂乱无章的变速箱中干活容易多了。虽说到国外去执行任务要长时间地离开家人，但是在国防部办公厅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们没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时他们又已经上床睡觉了。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样很早来到办公室。行政官员们的房间都已经空了。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悄无声息，显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这些执掌权力的大厅内留下了真空。几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莱特整理办公桌时我同他交谈过。他和民主党任命的其他官员共同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但还是失败了。然而，我觉得，卡特的下台并没有使他们一败涂地，至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我喜欢并崇敬格雷厄姆，以后会想念他的。他后来从事他喜爱的工作，当上了美国铁路公司总裁。为提高美国的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克莱特离开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举行了一个小的颁奖仪式。仪式结束时，他握着我的手说：“科林，有朝一日你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记得我当时想，这句恭维话倒是蛮不错，只可惜不大可能应验。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
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
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我走过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确实当过摔跤手）一样结实的身影走了过来。他没穿外衣，衬衫袖子挽着，完全没有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的样子。“卡卢奇先生，”我说，“欢迎到国防部来。”
他停住脚步：“哦，是你啊，科林·鲍威尔，”他微笑着说，“我记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我听说你要成为我的军事助理了。”
从我们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共事之后，这些年里他成了华盛顿“环内”的一颗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担心葡萄牙从右翼独裁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担任美国驻葡萄牙大使。卡卢奇使美国坚持住了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担任第二把手：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现在正等待着国会对他作为温伯格在国防部的副手的确认。他的才干是公认的，而且两党都重用过他，这使他在一些纯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他们看来，卡卢奇犯下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间曾在斯坦菲尔德·特纳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由于特纳解雇了大批隐蔽的特工人员，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愤怒。白宫的政客们不愿让卡卢奇到国防部工作，颇有权势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也表示反对。但是温伯格却很想要他，不让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温伯格处理范·克利夫问题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位精于欧洲式处事风格的部长是一位具有铁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温伯格还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请到国防部做他的总顾问，成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员。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他就是温伯格的总顾问。
“部长先生，”我对卡卢奇说，“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先说好，不要称我部长先生。”他说。
“好的，我还继续称你为卡卢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别称我卡卢奇先生，更不能称大使先生。就叫我弗兰克吧。”
我终于同意在没人的时候彼此以科林和弗兰克相称。“但是，”我又说，“可别当着所有那些将军的面逼着我叫你弗兰克，让我难为情。他们可决不会当众叫你弗兰克的。这里不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现在掌管着美国武装部队。我们不能以吉姆、鲍勃、弗雷迪或弗兰克来称呼我们的上司。”
卡卢奇还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职了。不过，为了消除赫尔姆斯的阻力，作为交换条件，毫无污点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尔被任命为负责政策问题的副国防部长。卡卢奇接过了克莱特原来的职务，也用上了他原先的办公室。我留在原地，现在的身份是卡卢奇的高级军事助理。
这个讲话十分谦虚的人却喜欢扮演一个深知内情的角色。一天，卡卢奇在讲话时老是提到“卡普”，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最后，我问道：“是温伯格吗？”不是，弗兰克解释说，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风格与他的实质之间这种反差使我觉得很有趣。弗兰克可以一边给他的小女儿克里斯汀换尿布，一边策划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计谋。他妻子马西娅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他会在星期六把小女儿克里斯汀带到五角大楼来。
※ ※ ※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开防务科学大会。”卡卢奇上任没几天就告诉我。防务科学大会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由德国出版业巨头巴龙·冯·克莱斯特赞助的会议。会上将散发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题目都是《为欧洲制定的新战略》之类。整天抠书本的国家安全研究人员都渴望去参加这个会议。
“好吧，”我对弗兰克说，“我让空军准备一架飞机。”
“不要，”他说，“在民航班机上给我们弄两个座位就行了。”
我按弗兰克的要求做了，并同他一起出发去杜勒斯机场。由于引擎出了故障，我们的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只好等着。弗兰克焦急地老是看手表。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按级别，弗兰克有资格坐头等舱，所以他就坐在那里了。我则还要继续向前走。“你到哪里去，科林？”他问。“我只能坐普通舱，弗兰克。”我说。结果，我俩无法在飞机上一起工作。
而且，为了等航班，我们回来时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我刚回到办公室，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说。你们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它怎么能提供可靠的联络？它怎么能保护那些绝密文件？他警告说，下次若再不用专为因公出差准备的飞机，我将会掉脑袋。弗兰克终于同意了，从此以后，我们出公差时使用军用飞机。
里根执政后，有一点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一代人又回来主事了。总统所拍的军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莱坞拍了一些训练影片。但是在他看来，亲自参加这场战争是他的重要经历，而且他总喜欢强调这一点。卡普·温伯格在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夫人、当时任陆军护士的珍妮的。
所以说，他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员例会上，温伯格盯着卡尔·史密斯和我说：“我不明白，你们大家到底是不是军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军官穿军服。”我们解释说，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现象，这样可以显得在华盛顿工作的军事人员少一些。温伯格哼了一声说：“如果你们是军人，那就应当穿军服。”部长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照办。
有一天我对卡卢奇说：“有件事使我们这里许多人感到不快。”我说了我们未能请来卡特总统或布朗部长为军士长罗伊·贝纳维德斯颁发他获得的荣誉勋章这件事。贝纳维德斯的光辉业绩是在1968年创造的。如今已经是1981年了。“使这位英雄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待遇，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说。这个意见就像一颗火星，从卡卢奇那里跳到温伯格那里，后来又跳到白宫。里根的形象顾问迈克尔·迪弗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位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受到忽视的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终于得到一位共和党总统为他授勋。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啊！
为里根总统设定的方案是他亲自到五角大楼来。仪式预定在1981年2月24日在五角大楼中央大院内举行，邀请五角大楼全体人员参加。在授勋仪式和大会上，通常都是由一位军官宣读嘉奖令，由总统把勋章挂在受勋者的脖子上。里根俯下身看了看嘉奖令说道：“让我来宣读这项命令吧。”他并且指出，读脚本他还是有些经验的。于是，他成了在授予国家最高军事荣誉之前亲自列数受勋者的英雄事迹的第一位总统。对于武装部队来说，这天下午要比总统就职典礼日更具有政府更迭的意味。我们不必再用便服来掩饰自己的身份了。英雄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当兵服役又成了光荣的事情。
当新政府接过防务预算的时候，出现了表明新时代更带实质性的证据。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时曾许诺要加强国防，改变迈耶将军所叹息的“陆军变成空架子”的那种状况。尽管共和党人所承袭下来的卡特的预算把防务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从温伯格的办公室里还是传出话来，问各军种首脑还需要增加多少经费。这真是2月间又过圣诞节，令人喜出望外。各军种首脑开始提出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清单。起初，他们请求拨款的总额等于使防务开支实际增加百分之九左右。我和卡卢奇坐在部长办公室内，听到的话是我今生从未想到过的。温伯格说，这还不算完，他下令各军种首脑重新考虑研究和发展计划。于是他们又由希望清单走向梦想清单，拿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决不会实现的建议。这些最新数字报到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那里的答复是：还不够多。管理和预算局的结论并不是以战略分析为依据的，而是出于白宫的意图。里根的白宫只是简单地通知五角大楼可以多花钱。军方何乐不为？他们意识到，从天上掉馅饼的事，毕竟不会每天都有。
温伯格终于争取到把现政府继承下来的卡特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即258亿美元。这是可以预见的将来的增幅。我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乱花钱。在连续几年预算紧缩之后，军队的状况实在太惨了。用于热门投资——主要是先进武器的研制。但是，面包与黄油的开支，即养活军队、使军中生活让人可以忍受的那些开支却受到忽视。军队就像一座门口停着一辆宝马汽车的摇摇欲倾的大厦。里根的预算为之拨款的项目有：增加薪俸、购置零部件、加强训练、建立现代通信中心、修理设施、托儿所、家属住房、牙科诊所等等，其中有许多项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无人问津的。而且，国会很痛快地批准了增加这些军事拨款。在批评温伯格的人看来，一度被人害怕的“大刀”温伯格已经变成了“大勺”温伯格了。我们这些知情的人都了解，各军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确实需要一把大勺来恢复我国军队的力量、目的感和自豪感。
2月下旬，我以卡卢奇的把门人的身份安排了新任陆军部长约翰·O·马什同弗兰克会见。我同马什不太熟。但我知道他以前是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此人很有头脑，讲话柔声柔气。我不知道他那天来找卡卢奇有何公干，但是他从卡卢奇办公室走出来后，把我拉到门厅。在那里，这个文质彬彬的人等于是扔给我一个抽出了保险针的手榴弹。“科林，”他说，“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辞去军职的事。我想让你来当陆军部副部长。”并补充说，他刚才同卡卢奇和白宫人事处都商量过这个主意，而且遇到了绿灯。
尽管我很惊讶，但我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有了一个在五角大楼官员中玩得转的名声。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军人在国防部只占将近百分之四十，是少数，马什希望把一名有素养的来自这个少数派的高级军官安置在一个重要岗位上任副部长。我对马什说，这事得容我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他。
通常，我白天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是不同阿尔玛谈的。但是这件事将会对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我得听听她的意见。我们没有因为讨论这个问题而睡不着觉。我是一名44岁的准将，有着锦绣前程。军队是我的生命。辞去军职，接受一项政治任命会证实我希望制止的那种谣传，即那种有时连我自己灵魂深处也会有的猜疑：我正在变得更像政客而不是军人了。阿尔玛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看法。落入不知深浅的政治任命的水塘中去，这种前景使她感到很不放心。第二天，我感谢马什对我的抬举，但却拒绝了他的建议。
马什提出建议的第二天，我去见卡卢奇，表示很愿意与他一道工作。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机关工作将近4年了。我说：“弗兰克，我想回部队干准将应当干的工作。”
“好啊，那当然，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他回答，接着便给我布置了一大堆新任务。
每天下班回家前，我总喜欢留下来同卡卢奇的另一位军事助理、现在已是海军少将的约翰·鲍德温聊会儿天。3月的一天傍晚，鲍德温说：“科林，你永远没法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
“首先，卡卢奇不想放你走。他喜欢和你在一起。他不是军人。他不懂得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离开军队太久。他只会使你在这里越陷越深。”
“那第二个理由呢？”我问。
“你的真正上司是迈耶，他会更希望把你留在这里。”
那天晚上，鲍德温的这番话就像火警铃声一样回响在我的脑海。第二天清早，我再次去见卡卢奇，对他说：“弗兰克，我一定得走。”
“好吧，好吧。我们下周再谈。”
经过不停地向卡卢奇请求，到初春时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迈耶表示理解是我所没想到的。他派我到科罗拉多州卡森堡去当第四机械化步兵师负责作战和训练的副师长。这个副师长职务是为担任正师长做见习。让我自己来挑，我也不见得能挑得比这种安排更好了。我开始对我的朋友们谈论我的好运气。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人并不像我这样乐观，而这些人的判断向来是我所看重的。他们中包括迪克·劳伦斯少将和朱利叶斯·贝克顿。越南战争期间，劳伦斯是美军美喀师的作战与计划处处长，我是他的副手；而朱利叶斯则是引导我上国家军事学院的指路人。他们两位都是装甲兵出身。
“科林，”劳伦斯对我说，“我说什么也不希望你到卡森堡去。”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劳伦斯说，他有“不良预感”，即不安的感应，而这都是由于第四机械化步兵师师长约翰·W·赫达切克少将的缘故。他说此人很不好相处。“根本不应当把一个师交给他。”朱利叶斯·贝克顿也给我打电话表示了同样的保留意见。他们还警告我，我这位新上司的太太也很可能是个难缠的人物。我却没有因此而气馁。我实在太想回部队了。而且我向来同我的上司相处融洽，不论是像“红脸”巴雷特那样好相处的人，还是像“老虎”霍尼卡特那样难对付的上司。
我已开始佩服起卡卢奇这个不同特点兼而有之的少有人物了。他追求自己的目标时锲而不舍，与人打交道时却又体贴而仁厚。他的无私精神一直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弗兰克·卡卢奇不需要人们对他歌功颂德。他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并在会上向我颁发了国防杰出服务奖章。我们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分手了。
我在前往卡森堡之前最后与之告别的人是里奇·阿米蒂奇和玛丽贝尔·巴杰。里奇要升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了。这位仁兄骂起人来像个水兵，讲话总爱用简单的陈述句。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我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与他不仅仅是战友或工作上的朋友，而且是可以彼此敞开心扉的朋友。至于玛丽贝尔，虽说她来五角大楼之前可能分不清谁是将军，谁是看大门的，但她却显示了一种天生知人善任的精明。这在处理政治任命事务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才干。我们3个人有一些非正式的、可以深入到五角大楼各个角落的渠道，这种渠道是汲取流动在国防部正式报告制度的表层之下的各种信息的惟一途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交换这种有益的情报。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关系将会保持下来，成为对我今后的事业无比宝贵的财富。
一个来自南布朗克斯区的少年，他能看到的风景只是站到公寓房的屋顶上遥望布鲁克林。对于他来说，卡森堡所在地的景色真是令人陶醉。部队驻地位于大平原同落基山脉衔接的地方。从卡森堡可以看见派克斯峰和夏延山，它们就像俯瞰该营区的一对御座。“这里的天空太辽阔了，”阿尔玛在一次开车外出时这样说过，“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怀念那些树木，我了解她的想法。这广袤无树的大平原和落基山脉似乎使人变得矮小了。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是用19世纪那些采金大王的财富建立起来的。现在的金矿则是3个军事机构，其中最大的是城北的美国空军学院。该学院高耸入云的大楼里的培训部内，聚集着4000名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男女。北美防空司令部位于夏延山中，靠近彼得森空军基地。北美防空司令部监视着天空，注意是否有敌人轰炸机或导弹袭来。若有来犯者，就派出飞机拦截。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自然环境极佳，以至许多在那里服过役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退休之后又回到那里去养老。
城南就是卡森堡——第四机械化步兵师中那些“蓝领弟兄”们的驻地。第四机械化师训练时的枪炮声震耳欲聋，他们的坦克破坏了该地的风景，那些20来岁的难驾驭的小伙子们给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这个师为当地经济带来的大量收入比前两个军事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它就像一个白手起家的粗鲁的百万富翁大叔那样受到欢迎，甚至还有点受到爱戴。
在驻地边缘的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上，盖起了3座牧场式平房住宅。一座是给师长的，一座是给负责作战和训练的副师长（也就是我）的，还有一座是给负责后勤的副师长的。这些房舍可以住人，但毫无美感可言。阿尔玛还是得不到她想象中一位将军夫人所应当得到的那样一栋房子。
我到卡森堡的第一天，来到一幢50年代风格的司令部大楼的二层，同我的前任格雷尔·布鲁克希尔准将作了一次谈话。然后，我的新副官弗雷德·弗林上尉又带我穿过走廊去见我的新上司、第四机械化师师长赫达切克少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布鲁克希尔和弗林都不大愿意对这个人发表评论。我走进一个大办公室。那办公室的墙上照例挂着各种勋章和表现权力的照片。从它的窗户可以看到整个阅兵场及落基山脉。在那里，我见到一位中等个头、身材结实、留着平头、表情严峻的军官。赫达切克冷漠而严肃地同我握了握手、就谈起正事来。他的主要兴趣在训练和管理方面，我的责任是训练。他讲话很有说服力，很有分寸，没有一句废话。他已制定的计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分钟后，他明白表示，谈话已经结束了。我在离开那里时想，此人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我可以向他学些东西。我还注意到，在我们这第一次会见中，他的唇上没有掠过一丝微笑。杰克。赫达切克显然不是“红脸”巴雷特，不是查尔斯·格蒂斯，也不是神枪手埃默森。
第四机械化师的使命是在欧洲战场上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作战。我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坦克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决心好好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M—60A1坦克炮手。作为一名副师长、我本来不必这样做。但是，自己不会打球的教练，人家是信不过的。我在3名严厉的坦克军士的指导下开始了我自己的训练。这3个人虽然很尊敬我，但却不畏惧我肩上的这一颗星。
第一天上获取资格课时，我以坦克车长的身份，练习在坦克高速行驶中用主炮瞄准1000米以外的目标。训练场地看来是平坦的。突然，坦克俯冲下去。当意识到我们遇到了斜坡时，我急忙升主炮筒，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听到一声难听的嘎嘎声，坦克停了下来。
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例如，不能逆风吐唾沫，不能从右边上马，不能使船搁浅。坦克手决不能让他们的主炮筒陷进泥土里或者用光汽油。步兵确信，坦克兵们宁可往油箱里撒尿也不能使人发现他们的油箱空了。坦克手一定要在下坡之前、而不是之后把炮筒升高。
那军士带着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望着我，但仍旧很耐心。
“长官，”他说，“我们得休息一会儿，把炮筒检查一下。”我们用炮膛镜检查了一下，好在炮筒没有弯。我们把炮筒擦干净，很快又把坦克发动起来继续训练。到第三次训练的时候，我瞄准了目标，成了一名优秀的坦克炮手。
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把大部分功劳记在自己账上。被派来给一位将军当教官的坦克手决不是平庸之辈。我得到出色的炮手、装弹手和驾驶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把一枚优秀炮手的徽章摆在自己的桌面上。没有多少事情能比你脚下的50吨重的铁马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原野上更令人兴奋的了。
我们曾试图计算出一辆坦克的乘员组需要发射多少发炮弹才能成为技术能手。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苏联坦克乘员组在训练中发射的炮弹只有美国坦克手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来，两军在训练中所花的钱相差太大。我们每发射一发炮弹，视炮弹型号的不同，就要花掉纳税人200到1000美元。每个坦克手每年要发射大约100发炮弹。陆军的训练技师们设计了一些模拟器械和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东西，这使我们的坦克手可以少用一些实弹也能提高技术。我们希望弄清楚以怎样的比例把实弹射击同使用训练器材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佳效果。我们用3个坦克营作试验，一个坦克营得到最大数额的炮弹，另一个少一些。第三个营则更少，但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在模拟训练器上练习。我们要做的试验是把这3种经过不同程度训练的营拉到考核场上去，发给他们同样数目的炮弹，看看他们中哪一个的成绩最好。
结果是他们哪个都不行。成绩最好的是指挥官最棒的营。一名好的指挥官能激励他的下属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出色。
“即使他们给我们一发蹩脚炮弹，我们也能赢。”这就是志在必胜的态度。新技术被采用了，它们确实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决没有忽略这个事实：人，特别是能干的指挥官，才是使部队获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用我喜欢用的说法，所谓领导，就是做出管理科学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来。
赫达切克将军的领导方式是充当严厉的监督者。工作是靠高压、而不是靠激发积极性来完成的。参谋人员会议成了冗长的训话，视察成了审查。没完没了的消极压力使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精疲力竭。第四机械化师是一个能干的集体，但却不是一个愉快的集体。由于他通常总是那么执拗，所以当他有一天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说了下面这句话时，我真是大吃一惊：“鲍威尔，你干得很好！我打算写一份特别报告，看看下次升级可不可以有你一个。”一个挑选少将的委员会即将开会，我虽然在我的同事中只是一个资历较浅的准将，但若能为我写一份特别报告，我就有可能早一些得到两颗星。赫达切克叫来他的副官，一位名叫菲利普·科克尔的上尉，令其起草报告。
最后，特别报告的事终于没能成功。人事处告诉我们，一个军官上任至少60天才能得到特别考虑，而我上任还不到60天。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赫达切克的努力。看来这说明，尽管这个人不大好相处，但只要你工作干得好，他还是会正确对待你的。
看来，不论我家搬到哪里，我都得充当圣公会的传教士。我们来到卡森堡后不久，我就四处寻找圣公会教友做礼拜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圣公会礼拜式于每星期日上午9时在天主教神甫的办公室举行。其后的那个星期日，当天主教教友们鱼贯进入小教堂做弥撒时，我从侧面的一个通道走了进去。我们挤进后面的办公室，那里已经摆好八张折叠椅。我们坐了下来，半个小时后圣公会的神甫到了，是随军牧师队中的一位中校。他把一本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赞美诗集传阅了一圈，便开始做弥撒了。两名妇女弹着吉他为大家伴唱，那歌曲在我听来更像民歌，而不像赞美诗。我竭尽全力要找到感觉，但是心中却在怀念早年的宗教。
弥撒结束后，我走到神甫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这位神甫名叫科林·P·凯利三世，是那位二战时期的美国英雄的儿子。“凯利神甫，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些年您对您的教名是如何发音的？”“科——林，”他说。他的发音带有爱尔兰味，英国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们发成“卡——林”。我解释说，我小时候是用英式音的，但是在他父亲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之后，我迫于同伴们的压力改过来了。接着我又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天主教神甫的办公室里做礼拜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教堂？”他说，圣公会教徒太少了。我建议说，如果我们的地方更好一些，我们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知道在我们卡森堡这样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兵营里，有一些木结构的教堂。“请找一所那样的教堂吧，神甫。”我说。
我还请他用些老的曲子，例如《坚固的堡垒就是我们的上帝》等等，来替换民歌似的《活水之歌》。他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所教堂，礼拜也做得更有传统味儿了。
到这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离开了家。我们动身来卡森堡前夕，我儿子迈克从弗吉尼亚伯克镇的莱克·布拉多克中学毕业了。那年夏天，迈克同我们一起来到卡森堡，可是到8月时便离家到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我从未试图要求他选择什么生活道路，但我确曾试图指导他。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督促他抓紧学习，以便及时报考大学。我像女教师那样认真地检查他的作文。他曾被西点军校录取，同时又获得了威廉—玛丽学院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4年的奖学金。对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他上这两个学校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大好事。但我很高兴他选择了威廉—玛丽学院。军事院校名气大，而且我对他被西点录取也感到骄傲。不过，我还是觉得，迈克到一所比军校涉及面更广的学校去读书，会为他今后的生活做好更全面的准备。当然，他若投笔从戎，以军队为职业，也是有前途的。他老子当年在大学主修地质学，又在后备军官训练团被授军衔，在军队里干得并不错啊。
那一年，琳达进入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夏延山中学读书，这是她3年中读的第三所中学。她现在正在准备参加全国优秀生奖学金的最后竞争。我们让11岁的安妮玛丽到一所天主教学校——波林纪念学校去读书。我们喜欢修女们对学生们的严格管教，不过她们对她那难以管束的天性也无能为力。安妮玛丽是学校的啦啦队长，她喜欢滑冰（这肯定不是她的南方妈妈和来自布朗克斯的爸爸的遗传），还参加了布罗德莫宾馆办的奥林匹克溜冰训练班，像一只小天鹅似的在冰上滑来滑去。
阿尔玛希望在卡森堡也像在以前驻扎过的地方那样，能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在华盛顿时她当过军人家属协会主席。那个协会为在全球各地调来调去的烦恼的家属们提供服务，颇受欢迎。例如，一位军士的妻子可以到在五角大楼内的军属协会的办公室来了解有关她丈夫的下一个驻防地点的学校、医院、房租以及从气温到当地宗教活动等所有情况。在卡森堡，阿尔玛希望能到驻地医院去工作，把她以前学的听力学派上用场。没想到，其他军人家属却委婉地拒绝参加社会工作。个中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
我听到一些军官抱怨说，我们卡森堡有两位长官。赫达切克将军管束着他的部下，而这些部下的妻子们则说赫达切克夫人也把她们当成部下来管。赫达切克夫妇感情极佳，因此将军便使太太成了他管理部队的伙伴。在他成立的管理餐厅、军人商店和托儿所等各种设施的咨询委员会中，安娜·赫达切克都居于显要位置。她显然是对她丈夫麾下的官兵及其家属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便成了发泄这种怨气的对象。最后，我想开了，就依你这个国王吧，如果必要，也依着你这个王后。但是，卡森堡的情况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观察了4个月，看到士气在下降，我觉得我有责任采取行动。
副师长就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师长。按照陆军的规矩，我到卡森堡来就是为了学习当师长所需要的技能和操行。有些师长把大量的事情交给他们的副手去做，自己坐在一边留心观察。可赫达切克所坚持的却是另一套做法。我觉得，要是他的两个副师长都失踪了，他心里会很高兴。这个师是他在管，我们只获准在这位老板的膝下学习一招两式。正因为如此，我打算要做的事情既不是容易之举，也不是明智之举。
参谋长汤姆·布莱格坐在赫达切克办公室的外面，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我对汤姆说，师里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我想找赫达切克谈一谈，看看怎样来扭转这种局面。
“科林，”汤姆说，“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汤姆继续说，“这是一个赫达切克不愿意谈、甚至不愿意承认的问题。我警告你，这样做帮助不了他，却可能伤害你自己。”
汤姆不是傻瓜，而只有傻瓜才会不理睬他的劝告。不过，我以前连五角大楼一些最难瞠的河都瞠过去了。我相信我可以处理好同赫达切克的这次谈话。我说：“汤姆，我没有任何选择，我如果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玩忽职守。”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师长办公室，说道：“长官，等您有空时，我想同您谈谈训练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有关夫人们的一些问题。”
“我正忙着呢。”赫达切克说。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天快下班时，他的秘书通知我：“他现在有空。”
“什么事啊？”我进去时他这样问我。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谈了训练方面的几个问题。然后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进入雷区。“师长，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夫人们的事情方面还可以再做些工作。有些不该她们插手的事情她们也插手了。”对方的反应是毫无表情地望着我。我接着说下去。“安娜有些很好的建议，她想为部队和家属们做很多事情。”对方仍然默不作声，脸上毫无表情。“我认为我们需要想想办法，让别的夫人们也多参与一些，共同来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谈话到此没有结束，也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是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我刚进家门，阿尔玛就问我：“你干了什么啦？”
“我怎么啦？”
“大约一小时前，安娜·赫达切克打电话来，约我过去喝茶。她对我说：‘阿尔玛，我很难过，将军和我确实很喜欢你和科林。我们原来以为我们至少可以依靠你们两位的。’”显然，我一离开赫达切克的办公室，他就给他夫人打了电话。这可能是我挨的第一棒吧！不过，我照常履行我的职责，享受着同士兵们一道工作的乐趣，竭力把驻地中的各种闲言碎语及猜疑阴谋置于脑后。
我在卡森堡工作期间，陆军开展了一场有关用什么办法检验部队的战备水平最好的热烈争论。
传统派主张搞年度大检查。我第二次到越南作战期间，曾当过副营长，在战争打得正紧张的时候就进行过一次这种把人搞得精疲力竭的大检查。在我看来，每年一度的检查就像是用春季大扫除的态度来对待战备问题。敲打地毯、洗窗帘、清扫阁楼和地下室。检查大员来的那天看着很好，但希望他们走后不要累得人们浑身散了架子。而且，如果敌人要发动进攻，那就请求他们在检查过后部队处于最佳状态时来，因为两周之后部队的坏习惯就都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