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达一条小河边，便听到好几声清脆的枪声。枪是对我们开的，估计有步枪和冲锋枪。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战火的洗礼。前面先是传来一声尖叫，接着士兵们便乱作一团。他们极度恐慌地乱喊乱跑。我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恐惧，往队首走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到了队伍前头，我看到一小群越南士兵围在一名呻吟的士兵周围，随队军医跪在他身旁包扎。有个南越军士朝小河那里指了指。一个个头很小的士兵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身体躺在那里。他的头歪向一侧，溪水淌过他的面颊。他已经死了，我们遭到了伏击。造成我们伤亡的伏击者还没等我们看见就无影无踪了。整个循环过程——安静，枪声，混乱，死亡，复归安静——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在丛林中该怎样收殓安葬。越南士兵将尸体裹进一件军用雨披，绑在一根竹杆上抬着走。武上尉对我说，这一带太荒蛮多石，无法掩埋这个士兵。再说，按照越南人的习俗，人死了遗体要运回故里。士兵们让那个伤兵躺在担架上，我们就又上路了。越南士兵们轮流抬着这两副担架，穿过交错缠绕在一起的丛林，来到了一处高地。这时，报务员用手摇人ANCGRC—9型便携式无线电台呼叫直升机来后送伤亡人员。无线电台很原始，报务员得用莫尔斯电码将报发出去，其方式与100年前南北战争期间拍发电报的方式毫无二致。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一架H—34直升机的旋翼那噼噼啪啪的声音，并看到它正朝一块林中空地飞近。越南飞行员巧妙地让直升机一边打着转一边降下来。尽量不在丛林上空作低空飞行。越南士兵将伤员和尸体抬上直升机，飞机迅即消失，丛林里又剩下了我们这支队伍。
夜幕低垂，我们在高地上宿营。这里比在谷底遭受攻击的可能性要小些。锅的碰击声，动物的尖叫声，士兵的呼喊声，汇同滚滚的火焰构成的喧闹又如往常一样开始了。我扔下背包、卡宾枪和被冷汗浸湿的钢盔，瘫倒在地上。我感觉精疲力尽。游戏结束了。一次交火就把一个25岁的美国人的锐气打得烟消云散。今天有人送了命，明天还可能会有人送命，后天也不例外。这不是星期六上午上映的战争片，而是真切的现实，是丑恶的现实。
山区的夜晚很冷，气温有时降至华氏40度。我把气褥垫充上气，平放在地上，将鸭绒睡袋放在上面展开，浑身哆嗦着钻了进去。我需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以便能挺过明天，挺过今后所有的明天，直到累计达一年整为止。由于我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恐惧，因而倍感孤独。我是这里军衔最高的美国顾问，别人还期待从我身上获取力量和指导呢。我记起在本宁堡时流传的一句话：“为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心甘情愿地躺进一个士兵的墓地。”可我想知道是何原因。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把我从梦中唤醒。奇怪的是，我感到恢复了精力。死的是别人，不是我，心中生起一种庆幸之感。我后来了解到这是人经过枪林弹雨之后的共同感受，即使在哀悼阵亡的战友时也一样。不知怎的，在日光下这个世界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了。事情到早晨总会好些，这一点认识帮我度过了许多黑夜。我们打起背包，开始沿着山谷进发。尚不足一个小时，我们再次遭到伏击，不过这次没有伤亡。
我尽力与南越军人打成一片。我穿上与他们一样的军服，背上同样的背包，把上尉军衔的两条杠别在上衣胸前，把斜挎的装备遮掩起来。只有这一次，我的肤色成了一种优势。我与越南人的肤色很协调，走路再塌肩驼背一点就几乎和武公孝的部下没什么两样了。我拿辛克打趣说，越共真正要打的是白皮肤的人。
按照在本宁堡所学的，我总是随身带着铅笔和笔记本。本子是绿色的，政府发的，首页盖有“备忘录”字样。本子大小正好能装进衬衣口袋。这时本子已被汗水和咖啡污迹弄得变了颜色。下面是笔记本里记的典型日记：
2月10日：雨。发现一个撤空了的村庄；捣毁房屋，销毁100公斤大米，20公斤玉米。三连受到扰乱射击。
2月11日：雨。打死3头水牛，许多猪和鸡。受到越共扰乱射击。
2月13日：二连与越共交火。血迹表明越共有伤亡（可能有伤亡，因为我们未见到敌人）。河附近发现几张弩，箭筒中的箭可能带毒。
2月18日：在2公顷红薯地里喷洒了除草剂，毁了木
薯。
2月21日：9点10分遭伏击。阵亡1人，负伤1人。
点10分，阵亡1人。越共伤亡1人（未经证实）。捣毁房屋2所。
2月18日，我们袭击了一所被遗弃的山民村庄。山民早已望风而逃，只剩下一名体弱不能动的老太太。我们用龙森和“齐波”牌打火机点着火，烧毁了茅草房。南越军挥舞刺刀砍倒了田里的玉米、洋葱和山民的主要作物木薯。我们带走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后来，破坏的手段就比较先进了。直升机给我们投下几桶55加仑一桶的除草剂，即“橙剂”的先导。我们从桶里把2．5加仑灌到“哈得逊”牌手泵喷雾器里。喷雾器的模样像个灭火器。喷洒几分钟后，植物即开始变黄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烧掉房屋和毁坏庄稼呢？胡志明说过，人民像汪洋大海，他的游击队可畅游其中。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大海里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鱼与同在一起游的越共区别开来。我们想通过使整个海洋都无法生存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照战争的残酷逻辑，打死敌人和把他饿死能有什么区别呢？至于可怜的山民，他们被夹在中间，庄稼和房屋都被毁了，只好依靠南越政府吃饭。这就让人明白为什么这些游荡的山民住在阿寿这样的基地附近靠救济活命了。这种策略的目的是想通过迫使他们依赖南越政府来赢得他们的心。我敢肯定，这些山民宁愿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南越军、越共或者是美国人。
无论毁坏家园和庄稼之举在今天不加掩饰地出现在出版物上读起来是多么残酷，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要相信上司的智慧，要服从。对当时所做的事，我丝毫不感到愧疚。那是在风口浪尖上反叛乱。把农民的庄稼砍倒，越共就没了吃的，越共是由北越支持的，而北越又有莫斯科和北京作靠山，他们在全球自由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中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年代里，所有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
2月23日，星期六，那天我的笔记本上写着：“雨转晴。
海军陆战队H—34直升机后送阵亡者2人，负伤者1人。约12时35分越共实施扰乱射击。”这寥寥数语下其实掩盖着一块丑陋的疮疤。因前一天我们有伤亡，次日我们便给营地发电报，请求把伤亡人员撤回。我们爬到一块平坦的高地，好让直升机能迅速接近、着陆并离开。我们建立了环形防御圈，以便直升机在地面时对其进行掩护。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出现了。一架在空中盘旋，另一架降到环形防御圈内。我们将伤亡人员抬上直升机，然后示意飞行员起飞。只见在机舱口架设的一挺M—60式机枪后面蹲着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没穿衬衣，只着一件防弹背心，裸露的双臂上文着花纹。
直升机离开地面时，隐蔽在丛林中的越共开始朝它射击。飞行员开足马力，想把直升机垂直升起来。防御圈上的南越军士兵此时朝丛林中还击。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头时，已被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海军陆战队的那名年轻机枪手看到环形防御圈上的枪口火焰，误以为发现了越共，于是便对着防御圈射击。当两架直升机的声音消失在山脊的另一边后，便传来喊声和惨叫声。我赶紧奔过去看。一名士兵紧抓着右手蜷曲在地上，有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腕，那只手与手臂只连着一点皮了。另有两个人倒在地上已经死了。越军士兵又伤心又震惊的看着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一名军士问道，“为什么开枪打我们？”我无言以对。说战争是地狱吗？说倒霉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一阵子我已慢慢地但又是稳步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不再仅仅是个跟随着看他们每天与死神打交道的观光客了，这个血铸的大错一下子破坏了他们对我的信任。在漫长而孤独的夜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伤亡之后最难熬的一夜，我怎么也从脑海中抹不去越南士兵们脸上那一副副遭受背叛和出卖的表情。
我们几乎天天遭伏击，一般都发生在上午我们刚刚出发后不久的时候。首当其冲遭劫的是尖兵班。我们让各连轮换担任尖兵，使大家遭到射杀的机会均等。我反复劝说武上尉，至少要尖兵穿上防弹背心。“防弹”一词并不很确切。其实背心是由好几层密密实实的尼龙布制成的，不过保护性能良好。武上尉挑剔地说，越南人身材矮小，背心太沉，在丛林里人浑身是汗，穿着很不舒服。可我还是不断地跟他缠磨不休。当我们又一次站在他手下一名中弹后痛苦地扭动着身子的士兵身旁时，我终于说服他让尖兵班穿上防弹背心。
我们出来快两个月了，我见过自己的部下受伤，见过他们死亡，可是还没有见过敌人的面。每次交火后，我们都朝枪弹射来的方向追击越共，对着看不见的敌人猛打一通。有时发现血迹，我会尽职尽责地写进笔记本里，“越共伤亡未经证实”。一天，我们又遭伏击后，我感到很生气，因为南越士兵站在原地动也不动。我所说的本宁综合症出现了。不要光站在那儿，赶紧动啊！我回头喊了一声”跟我来！”便循着一条血迹冲进丛林。突然间，我意识到往前冲的只有我一个，根本没人响应。
“上尉，回来！”士兵们喊道。要是把他的美国顾问丢了，可能会成为武公孝的奇耻大辱。士兵们提醒我说，我跟踪的也许是猪血留下的痕迹，是越共耍的花招。我折返回来，但一想到遭伏击，一想到天天有人被幽灵般的敌人杀死，就叫人恼火得受不了。他们打了就跑，跑完又打，似乎可以不受惩罚。他们从来也不正面对抗，从来不给我们还击的机会。我常常怀疑我的作法是否有效。当地的农民不是同情越共，就是害怕他们而不敢告发，我们怎样同混杂在这样的农民中的敌人作战呢？我们以什么来衡量胜利呢？这里没有前线，没有土地的得与失，只有沿着羊肠小路的艰难跋涉，无穷无尽的流血的跋涉。
3月18日，雨暂时停下来，天也放晴了。我们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突然开起火来。我听到纵队前头有还击的枪声。和往常一样，枪声又是戛然而止。不过这次没听到我方伤亡人员的惨叫和呻吟，反而有高兴的笑声。几名南越士兵走过来，示意我到前面去，纵队前头站着一名神经质地格格笑的列兵。他穿着一件防弹背心，背上击进去一个坑，一粒被挤扁了的子弹头还在厚厚的尼龙层里嵌着呢。从他说的几个英语词里，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是尖兵，给队伍开路的。射击开始时，他站起来回身向班里其他人示意敌人的位置。正在此时，他背上中了一弹。要不是防弹背心，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打死。我把子弹抠出来给那个越南兵看。他用手摆弄着那颗子弹头，惊喜不已。他们对我的信任又回升了，我成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这时惟一的问题反倒是，下次报送补给品时我无法弄到那么多的防弹背心，让所有想要的人都能得到一件。
接近3月底时我们的任务有所变化。我们要到一个叫小良的地方去建一处新基地。小良在阿寿山谷东南角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几条河流的交汇处。我让人空运进一条链锯，这可让越南人开了眼，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在此之前，他们伐树一直是用斧子或炸药。一天，营房盖起来后，我不断听到奇怪的砰、砰、砰步枪射击声。循声走近前去，我看到两个南越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给M—I卡宾枪一弹夹一弹夹地装子弹，装完再把一弹夹一弹夹的子弹射进一棵树里。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上前询问，他们解释说，炸药太宝贵了，他们想把树射倒。这种时刻是最能考验顾问的外交技巧的。如按美军的习惯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们一顿，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找了一个适当时机，向武上尉提及枪弹每发价值8美分。他稍加思考后眼睛一亮，接着发表了一个意见说，树应当伐倒，而不是用枪射倒，以后部队不许这么浪费子弹。我当即表示赞同。有句格言说，假如你不在乎功劳记在谁头上，你将取得无穷的成就。我一直很喜欢这句格言。
一天，补给直升机运送给养时，同时送来一名体格健壮的金发炮兵军官，阿尔顿·J·希克中尉。希克的到来是件喜事，因为他将担任营助理顾问，而且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也添了一个可以聊天的美国人。他话不多，谨言慎行，但却是个地道的军人，踏实而可靠。
南越军队在小良构筑工事时，顺便用椰木为武上尉、希克、阿特伍德中士和我盖了一个舒适的掩体。阿特伍德中士替换了辛克上士。到这时，我已和武上尉相处甚佳。他一断定我不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晓的美国人，便和我亲近起来。我的越语虽然有限，他的英语却能达到和人聊天的程度。我们从未谈到过有关战争的政治见解。我们谈论各自的家庭。武上尉给我看他妻子和5个孩子的照片，不一会儿我就了解了他对各个小孩的打算。武上尉对美国甚为好奇。当我给他解释州际公路系统和快餐业这些奇迹般的事情时，他总是惊呼：“真的吗？真的吗？”渐渐地，我把他看成了好朋友，我敢肯定他也是这样对我的。我已跨越了文化上的分界线，我已不再是需要娇养保护的累赘，已经被他和他的部下所接受。他告诉我，士兵们知道我新婚燕尔而且要做父亲了，在人生中这种时候居然还远离家乡来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这使他们深受感动。
不幸的是，小良基地完工不久，武上尉就接到调动命令。他的后任是谦上尉。此人个头高大，粗暴蛮横，一点不像个越南人。对武上尉的离去我深以为憾。他不仅是位朋友，还是位能干的指挥官，受到部下的爱戴。预感告诉我，这两条谦一条也不沾边。武公孝走了，一别就是30年，但后来我们还是见面了。
暂时离开火线是件好事。我带着一台袖珍调幅收音机，晚上可以收听远方的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的广播。星期六晚上，电台播放乡村音乐与西部音乐。当时M·罗宾斯的《埃尔·帕索》很走红。这支歌的旋律很让越南人喜欢。他们请我把词译出来。我给他们讲述了德克萨斯西部一个牛仔与一位墨西哥姑娘相爱的伤感故事。牛仔到一家酒吧去喝酒，酒吧里一位常客嘲笑他与墨西哥人相爱，于是牛仔开枪把侮辱他的家伙打死了。当一队警察追踪并打死主人公时，我们听到响起悲惨的叠句：“我感到子弹深深钻入我的肋下。呼唤不知来自何方，那是我的菲丽娜，请接受我轻轻的一个吻吧，再见吧，菲丽娜！”歌词的每一句后面都以“啊”音结尾，越南人很喜爱。不多一会儿，我就领他们唱起了《埃尔·帕索》。
有一位海军陆战队上尉，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充当了我与我所离开的世界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人。每隔两周，当他的直升机要来时，我期待他的心情好似等待心上人一般。他给我带来最新一批平装小说，“塞勒姆”牌香烟和我的邮件——我正盼着阿尔玛来信告诉我说我已当上父亲了。我从没能真正和这位陆战队飞行员交谈过，因为他总是高高坐在货舱上面的驾驶舱内，发动机开足马力，随时准备紧急撤离。我常常是站在轮胎上，他探出身子来，我们相互之间扯开嗓门盖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喊着说几句话。他是个大块头，人很坦率，脸上总是带着让人宽心的微笑，那意思是说，一旦你们这帮家伙遇到麻烦，放心吧，我会把你们接出去的。对于我们几个在异国荒野上游荡的美国孤魂来说，他象征着家。我对他和他的直升机那份依恋之情，犹如一个在水中绝望的人死死抓住救生筏不放一样。
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苦，我倒觉得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虽然看上去人消瘦些，但身体状况极佳。在阿寿山谷蒸汽浴般的闷热天气中，我减掉了在德国喝啤酒及在德文斯堡吃奶酪长的25磅赘肉和脂肪。你要是一日三餐都吃米，一周吃上21次，米饭也就开始对你的口味了。起初，那些黏糊糊的一团团东西确曾让我望而却步，过了些日子，我倒喜欢上各种米食了。我们的食谱模式固定。补充给养后头几天，菜谱令人胃口大开，有新鲜蔬菜和鲜肉活鸡吃。家畜宰杀后，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煮，然后储存在里面还残存有考斯莫林枪油味的弹药箱里，尽管箱子上面印有“切勿用作食物容器”的警告字样。过不多久，考斯莫林枪油烧猪肉便美味无比。这种吃法要么造就了我今日这副好身体，要么已经在体内某个部位潜伏下了什么隐患，总有一天会将我毁灭。几天后，肉就吃光了，接着青菜也被吃光了。给养再次到来前几天，我们只能靠大米过日子。如果大米也没了，仗就不打了。越南人几乎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没有米。没有米，他们一步也不肯定。米养育着东方人的肉体和灵魂。米袋子快见底时，我就开始局促不安地观察地形，想找一块能供我们的陆战队救星着陆的区域，好让它给我们投送下一批给养。
我解闷的方式只有写信和看小说，凡是看过的书我都记在笔记本上，如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麦卡勒斯的《心灵孤独的猎手》，赫西的《买小孩者》，斯特格纳的《流星》，瑞安的《最长的一天》，还有足能堆满五六家汽车旅馆办公室书架的末流侦探小说。
3月份，我暂时告别基地和巡逻任务，被召到广治的团部去了。去那里一是汇报二营的进展情况，二是学习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神童们在五角大楼搞出来的最新战略。去广治算不上什么回家，甚至比不上去西贡，但这意味着能重温美国人的音容笑貌，暂时不挨枪子儿。我在广治的美国上司是乔治·B·普赖斯少校，他是南越军第三团的顾问。此人胆大无畏，声若洪钟，颇为自信。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有运动员气质，能言善侃，他的嘴从来就不闲着。按照陆军的说法，他是个“火箭式人物”，即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军官。他的表演才能和嗓音显然是遗传得来的。他妹妹就是歌剧名星L．普赖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普赖斯成了我又一位良师益友。他也是黑人，比我早一代。他的成功得益于个人奋斗，退休时是准将军衔。对年轻的黑人军官，他总是慨然提携。
这次去团部，我熟悉了五角大楼的最新理论，即“油滴扩散”理论。其意思是，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一个村庄，就会使周围的村庄产生安全感，使稳定像一块良性油滴一样慢慢扩散到受越共威胁的区域。在广治那几天里，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并非这些时髦战略，而是G·普赖斯带我去军官食堂享用的真正美国早餐——煮鸡蛋、腊肉、烤饼、麦片粥。不过，此时我的口味已取得越南国籍，这顿丰盛的美国早餐吃得我很不舒服。
我一直在计算两个日子何时到来，一个是我哪一天当父亲，另一个是哪一天回家。阿尔玛和我相互为祝贺圣诞节录的录音带效果很不理想，不足以用来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于是我还是选用传统的写信方式。阿尔玛觉得我的烦恼已够多的了，因此在信中没有提及国内的种族形势。有一份黑人周刊《匹茨堡信使》曾将伯明翰称之为“美国最糟糕的大城市”。这一殊荣不是轻易授予它的。我在越南期间，伯明翰黑人区发生了第18次爆炸案，当时黑人称伯明翰为“爆炸翰”。就在我与越共打仗时，一位年轻的浸礼会教派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因领导抗议进军在伯明翰的市政厅被捕。被捕后，他发表了唤起美国良知的文献，即著名的“伯明翰狱中来信”。就在我为寻找共产主义分子在阿寿山谷巡逻时，我的岳父约翰逊却夜不能寐，腿上横放着一杆散霰弹猎枪，随时准备还击肤色不同的美国同胞，保卫自己的家。我根本不晓得父母亲曾打电话恳请阿尔玛离开伯明翰。对所有这一切，我几乎一无所知。难得有消息能传到阿寿山谷。再说，阿尔玛写信时只想用她的爱支持我，并不想用她的忧愁让我惊恐不安。
关于我当爸爸一事，我和阿尔玛约定了一个暗号。孩子一降生，她就给我来信并要在信封上标上“婴儿信函”几个字。我已请广治的团部留意这封信。一俟信至，即打开信封将内容用无线电发给我。一个新的天真的小生命即将来到这个小小的苦难世界，他（她）使我个人的生命显得更有价值，我要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显得更加重要。
我对武公孝的后任已失去信心。谦上尉既不能和其部下沟通，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顾问。我跟希克讨论过这个问题。谦是我俩都了解的那种军官，即那种不会进行明智的判断，只知道一味乱吼些愚蠢的命令，以此来炫耀自己权威的人。这种人靠不住。
4月3日，我躺在小良掩体里的竹床上，想借烛光看看小说。希克和部队出去了，谦在睡觉。听到远处有迫击炮开炮的声音，我奔到外面想瞧瞧炮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原来越共想向这个新基地递张名片，但因地址不详，炮弹全在丛林中爆炸了，远未击中我们。
谦上尉跃出掩体，跑过来命令还击。我对他说这样做也许不够明智。我们在山顶上，周围的树都砍光了，我们一开火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他们现在没击中我们，是因为他们在黑夜里和我们一样什么都看不清楚。谦说，不行，作战条令要求必须还击。
当即，几发炮弹打出去了。几分钟过后，一团巨大的白色火球在我头上大约20英尺处炸开来。我本能地卧倒在地，趁下一发炮弹还未打到我们头上赶紧钻回了掩体。我检查了一下自己，安然无恙，但掩体外却传来呼喊和呻吟声，我赶紧又回去帮忙。
第二天早晨，我才弄明白昨夜情况是多么危险。越共的炮弹碰上了一棵树的树干，我当时就站在那棵树下。炮弹的弹片散布在我左右两侧，每一边都炸伤了五六个士兵，但却未碰我一根毫毛。假如炮弹没有碰上树干，就会击中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将必死无疑。这次袭击中受伤的人当中也有谦。因其鲁莽，他等于给越共充当了弹着指示员。他腿上的伤刚好重得够后送条件并被替换掉。对军事这一行来说，他的离去称不上什么损失。谦的继任者是广上尉。尽管他对顾问们有点冷淡，可他是个干练的军官。我钦佩广，但我们之间从未像武公孝和我那样迸出过友谊的火花。
迫击炮袭击后的第二天，送补给品的直升机来到营地上空。邮件中有我母亲来的一封信。我站在树下读信里的家常话。“噢，顺便说一句，”我母亲写道，“我们对小宝宝的降生万分高兴。”
宝宝？我们的婴儿信函呢？阿尔玛好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赶紧让报务员用古老的ANCGRC—9电台跟基地兵营取得联系，并设法接通了广治。原来我的信遇到了通讯故障，在军事行动中这并非鲜见。有明确标记的那封信仍躺在一大堆未投出的信件里。我对报务员说：“跟他们说，给我立刻把信读一遍。”就这样，我得知了迈克尔·凯文·鲍威尔早产的消息。他1963年3月23日降生于伯明翰天主教圣家医院。我们的朋友、在布拉格堡时的恩人施瓦尔的儿子中有个名叫凯文·迈克尔，我们照他们这个儿子的名字给儿子取名迈克尔。
我这时的心情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母子康健令我高兴，但环顾四周，身处异国他乡又使我困惑；此外，我还感到焦虑不安。我曾与死神如此相近，险些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做了父亲。国内的家人，包括一个新生儿，依靠我养活。
我渴望见到我的孩子，我必须挺过这一年。
从编制职务上讲，广是营长，他也确实是个好军人。但由于我在这个营的资历比他长，又得到部下的信赖，于是开始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军士长是个法国殖民军队留下的志愿兵，精瘦而苍老，活像当年在盖尔恩毫森基地老练的爱德华兹军士。他很信任我，于是我们开始做一些小动作。我假装不是我说了算，军士长也假装没有直接听命于我。按说我是顾问，不是指挥官，然而我们就这样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领导权，像大自然一样，不容真空存在，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进去填补了真空。
南越军士兵既勇敢又肯干，但训练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我教他们，他们面带微笑，点头哈腰，可常常对我所教的内容置若罔闻。我一连花了数小时教他们从直升机上卸货。这事的关键在于速度，因为直升机易受敌人火力攻击，因此要求尽可能快地卸货。最快捷的方法是，直升机一着陆，两个人马上跳进货舱向外扔货，班里的其他人应从直升机到丛林排成一行，像救火队员传递水桶一样把物资传过来，最后堆在树能遮盖的地方。我在地上画出一架直升机的轮廓，让他们演练了一遍又一遍。飞机着陆，两个人上去，其他人排成行，传递货物，这样反复演练了数遍。
次日，送补给品的直升机落在我们的环形防御圈内。我给卸货组发出信号，全班冲刺般地跑到机舱口，所有人都想同时爬进飞机里去。当我又重新训练他们时，他们倒也没怨言，最后终于学会了。
那是5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正在巡逻，脚下踩着克拉莎草，浑身大汗淋漓，手不住地拍打着蚊虫。这时一架L—19“猎犬”观察飞机飞来，在头顶上嗡嗡作响。飞行员用无线电说，他带来了我的专递航空邮件。须臾，邮件就拴在一块很大的黄手帕下摇摇摆摆地飘落到地面上来了。我跑到空投区，发现一只装满一瓶瓶“里兹牌”花生酱的盒子，盒子底部有一只标有“婴儿信函”的信封。我撕开封口，一张照片露出来。一张胖胖红润的脸儿带着在世上只满一天的全部惊喜凝视着我。他像谁？他长得怎么样？我道不出个所以然，但他是真实的，他是我的。欢迎你，迈克尔·鲍威尔。越南士兵都围上来，我让他们看照片，他们赞叹不已，并为我高兴。然后我就把照片装进了上衣口袋，让它一直伴随着我。
5月份下半月，我又有一次短暂脱离战斗的机会。我被召回到顺化，那是南越军第一师顾问团所在地。我要去见的是步兵人事处的委派军官。假定我能安然无恙地在阿寿山谷熬过来，任职期满后人事处还会把我派往别处。我是从野外直接乘直升机飞来的。当我们接近这个越南古都时，我被这座城市的美丽吸引住了，波光粼粼的香江，具有历史文物建筑意义的城堡，还有那法国殖民地的迷人风光，一切尽收眼底。一下飞机，我立刻产生了每个前线老兵骤然回到后方时的那种感觉：这里出奇的干净，似乎什么都井井有条，平常的声音听起来也那么不寻常，所在之处与曾在之处相比较如此的不协调。我肩挎M—2步枪，皮带上挂着手榴弹和匕首，靴子上还带着阿寿山谷的泥土。除了在溪流中简单擦洗过一下之外，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过澡了。内衣呈黄灰色，布料几乎被汗水腐蚀透了。我先到军官食堂去吃美国饭。食堂里着装整齐的参谋人员看着我，他们的那副神态好像在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用目光回敬他们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但也许你们忘记了。我吃了一块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条，喝了一杯牛奶，胃里又是很不好受。离开食堂时，我感觉全身无力，恶心，甚为想念我的米饭团子。
我到师部委派军官斯皮尔斯中校处报了到。至此我已在军队服役快5年了，在越南还剩约7个月的时间。我渴望知道步兵人事处对我下一步作何打算。在那个年代，陆军对有功的军官有一套巧妙的安排方式。关键是你在派遣点的表现要达到一个符合鉴定报告的一系列数据。中校翻了翻我的个人档案，抬起头来说：“鲍威尔，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培训班。”
我甚觉意外。“我刚刚学完基础课程，没上过高级班。”我说道。
“没关系的。”他回答说。他面前有那个有魔力的数据，可他不想透露，不过他还是说：“如果你提前晋升为少校，不要感到意外。”
我刚当了7个月上尉，这位就在谈什么橡树叶了①。尽管他说的话让我觉得没准儿，离开他办公室时，心里还是免不了得意洋洋。过去和未来数月的所有艰难困苦和恐惧不安，不知怎么似乎变得容易忍受了。
①美国陆军和空军中，少校和中校级军官的衔徽为橡树叶图案。——译者注。
回到阿寿山谷，我又开始在笔记本上作单调的记录：
5月16日，星期四，8点10分交火。被越共手榴弹炸伤3人。捣毁2所房屋，3公顷木薯，1公顷水稻。
5月17日，星期五，一连16点15分交火，1人阵亡。
5月18日的记录值得一提。“8点5分交火，越共亡1人……”当时我们一直沿着一条峡谷巡逻，流向峡谷的一条小溪的流水声掩盖了我们的动静。这一次，我们的尖兵班在越共发现我们之前先发现了他们。这一次是我们打了伏击战，我们盯住了他们。一阵扫射撂倒了好几个越共，余者赶紧逃走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是第一个可以明确证实是我们打死的越共。他仰面朝天躺着，无神的双眼朝上凝视着我们。这个人身材瘦小，面皮粗糙，脸呈深棕色，穿一身做工粗糙的黑布短衣裤。我们将这种衣服称为睡衣裤。我的目光落在他脚上。他足登旧轮胎做的凉鞋，剪下的一条轮胎胎壁权做鞋带。这就是我们见不着面的可怕敌人。我心无所动，同情肯定谈不上。我们这一方的死亡和痛苦见得太多了，谁还管他们怎么样呢。我们俘虏了受伤的越共就离开了。
首次证实有越共毙命一事大长了南越军的士气。后来称之为“数尸体”的数字游戏当时尚未实行。不过，越南人早就猜出美国人想听到什么了。他们总是给我看顺着丢弃的武器找到的血迹和其它因环境不同而不同的证据，以此“证明”有被击毙者。我对他们说，这不足以为证。后来我竟成了这种令人厌恶的游戏的裁判。我规定，证明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需要见到越共的尸体，没见尸体就不能作数。
首次确实击毙越共之后不久，一名越南中尉兴奋地跑来报告又确实打死了一名越共。我说：“让我看看。”他回答说：“太远了，太危险。”我又重复了一遍规定，他晃了晃食指，好像在说我拿证明让你看。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交给我一个手帕包。我打开手帕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里面是一对刚割下来的人耳朵。
是日夜晚围坐在营火周围时，我把连长和军士长们都召集过来。我说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证明击毙了敌人要有全尸，而不是尸体的一部分。不许再割耳朵，不许再肢解敌人的尸体。
7月23日，我们营在边远丛林地带转了6个月后终于可以稍事休息了。我们奉命离开小良基地，撤出阿寿山谷，到特种部队的一个营地去休整。一天上午，我们重又踏上小路，沿着一条溪流的河床行进。太阳当头照着，我走在纵队先头。突然间，我的右脚踏空，立刻觉得一阵钻心的刺痛。我把脚从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坑里猛地拔出来。原来我踩进了竹签陷阱，竹签刺穿靴底扎进了脚心。我只能骂自己笨，然后继续朝目的地一瘸一拐地走去，路程大约还剩两三个小时远。要说当时的心情，我的尴尬劲儿比疼痛还难受。我不想让越南人知道我伤着了脚。
然而，还没走出20分钟，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我找了根树枝当拐杖，又继续前进。最后一英里，我是摇摇晃晃坚持下来的，差点儿倒下去。到了营房，美国军医没有费事去脱我的皮靴，而是把它剪开取了下来。他只看了一眼伤口，就叫来了直升机。竹签从脚底一直扎到了脚背，脚肿得很大，牛粪的毒素已扩散，全脚发紫。他给我包扎了一下伤口，我就坐上直升机朝顺化飞去。
一到顺化，L—19“猎犬”式飞机的飞行员邓赖普便开始照料我。邓赖普待我立刻像老朋友一样，可是我以前从没跟他见过面。他对我说，是他给我投递的婴儿信函。邓赖普把我送到单身军官宿舍开的诊所。那儿的医生为我清理伤口的办法令我刻骨难忘。他把一种消过毒的碘酒纱布从伤口的下边塞进去，从上边拽出来，接着便像擦皮鞋一样在我脚里来回拉动。我死死攥住邓赖普的手不放，心想我一定会疼昏过去。随后，医生给我注射了各种抗菌素，把我安顿在单身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内。
我康复很快，但作为战地顾问的日子却结束了。我所剩时日无多，不便再回营去。我是该营7个月来的第34名伤亡人员——7名阵亡，27名受伤。要说不愿意离开战斗那是假的。艰苦与死亡这两个伙伴是易于抛弃的。不过，到受伤时，我实际上已成了不挂名的营长。我和部下经历同样的危险，同睡一片地，同吃一锅饭，而且和他们一样洒下了鲜血。在佐治亚州悬崖上共同面对的挑战曾将我与同类人团结在一起，在阿寿山谷共同经历的死亡、恐怖和小小的胜利喜悦将我和几乎无法交流的南越军人同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我离开二营的战友时，真有些依依不舍，留在心里的远不止是一种遗憾。
我极力想阻止陆军采取的军人伤亡后自动通告其亲属的做法。我踩上的不过是一根竹签，而不是地雷，我不想让家里人受到不必要的震惊。但是，官僚主义的车轮还是无情地转动起来了。关于我受了轻伤的事，陆军用电报通知了阿尔玛和我父亲。阿尔玛倒能平静对待，父亲却断定陆军没把最坏的情况说出来。南越当权家族的做法更是于事无补。单身总统吴庭艳的弟妹儒夫人——吴庭艳的弟弟、秘密警察头子吴庭儒的妻子，扮演着南越“第一夫人”的角色。每当有美国兵阵亡或负伤时，儒夫人便给其家人发一封信。行文的口气让人莫名其妙。她的信似乎是说，对不起，但你应该知道我国人民也作出了牺牲。美国兵都称儒夫人为“撒旦夫人”，此称号她当之无愧。
由于我行动不便，脱离了战斗部队，被调到南越军第一师师部，担任负责作战的助理顾问。一天，我在军官食堂听到一个响若洪钟般的声音，转身一看是乔治·普赖斯。其时他已晋升到一个关键职位，南越军第一师的作战与计划顾问，就是我的新上司。与乔治一起工作，我感到信心百倍。他说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不过，因为他讲的一般都很有道理，我总是洗耳恭听。
在这里，我想谈谈在师部所接触到的许多糟糕的事情。我离开阿寿山谷，观察战争的角度从仰视转为俯瞰，这一新的视角并不令人感到宽慰。我的任务之一是给师情报军官提供数据，让他分析何时最容易遭敌迫击炮袭击。他的办公室是一扇绿色门，门上标有“禁止入内”字样。他搞的东西叫“反馈分析”。我提供的数据送进了那扇门，我却不能进去，因为我未得到保密部门的许可。一天，这位情报军官终于走出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报告说，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测出在某些时间段里敌人的迫击炮火袭击会增加。什么时间段呢？月黑之时。嗨，这简直是拿个米饭团子就想让我吃惊。天黑时战场上更危险，这本是任何一个南越列兵5秒钟内就可以告诉他的事，而这位老兄竟花了好几个星期进行统计分析才搞清楚。
步兵在丛林中来来回回地跋涉在同一地带，天天遭伏击，不时有伤亡，而敌人却悄然而去。可以理解，但不禁要问，所干的这些事到底有什么用。有人可能会自寻安慰地想，虽然他也许不知道，但上头什么地方总会有脑瓜聪明的人知道答案。我在师部参谋机关工作这段时间却戳穿了这种假设。我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正在把最优良的技术送给南越军队使用。深邃的思想家们，比如绿门后面那位情报军官，又是打印数据，又是填写表格，又是处理数据，最后不过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得出令人莫名其妙的结论。而敌人身穿黑布衣裤，脚踏费尔斯通废轮胎做的凉鞋，却能用根蘸了牛粪的竹签让一名军官丧失战斗力。
在丛林中，我们随身只佩带有用的或者说救生用的东西。可在顺化，每位直升机机长都别着一把引人注目的大匕首，匕首把上雕着花纹，刀锋闪闪发亮，反射太阳光暴露自己的位置倒最合适。往师垃圾场运送垃圾的年仅18岁的卡车司机们个个都佩戴着肩挎式手枪套，这些都是在顺化的皮革工匠那里专门定做的。皮革工匠们干这种吸血鬼的行当肯定发了大财。我曾见有些人带着6响左轮枪到食堂进餐，皮带后面像牛仔一样装饰着子弹。假如突然发生枪战，他们可怎么装子弹呢？不过那算不了什么，子弹放在后面更显得威风，完全又是陆军战略军那一套。
这种行为还不过是傻里傻气而已。真正让我困惑不解的是我第一次接触越南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情景。我们营里大多数军官和军士都是既有献身精神而又能干的职业军人，普通步兵英勇而无怨。可是，无能、腐败与军服的奢华似乎与军阶的高低成正比。其中有那么一位火箭式的人物便是阮高其。他32岁就当上了越南空军司令。这位喜好奢华的阮高其在空中打仗与在夜总会里一样的华而不实。他留着细细的小胡子，戴着墨镜，腰里挎着珍珠把柄的镀铬左轮手枪，黑色飞行服上飘曳着一条纱巾。我不明白，难道这些就是南越军的普通士兵在阿寿山谷为之牺牲的人吗？
我必须承认，经历了战斗的艰难困苦之后，觉得在后方任职颇为愉快。作为受过伤的参战老兵，我享有一定的地位，况且顺化有着秀美的景色，不少好餐馆，还有给部队提供的各种娱乐活动，因而这算不上什么艰苦岗位。就连去理发店也不失为一种乐事。理发师不仅把我的头发修剪得整洁漂亮，还用熟练的双手按摩我的头皮、脖颈和肩膀以消除紧张疲劳。我的消化系统经过重新改造，又开始吃牛排，喝南越很有名的“33”牌啤酒了。如此一来，在阿寿山谷流汗减掉的体重又恢复了回来。于是，为了减少体重，我开始玩垒球。
加入师部参谋人员行列不久，我飞往香港去度休整假期。对有些美国兵而言，到这座人欲横流的城市去度假意味着无度纵欲。对另一些人而言，香港则意味着疯狂购物。我买了必购的定做鞋子（每双10美元），定做套装（30美元），另外还买了世界上最便宜的立体照相机。我给阿尔玛买了日本的御木本珍珠，丝绸连衣裙和一匹绸布料。4天后我便一文不剩地返回顺化。
在顺化，我又接受了一项在我职业生涯中打下烙印的不寻常任务。作为一种补充任务，我被任命为顺化城堡机场的指挥官。该机场负责C—7“美洲驯鹿”运输机、L—19及其它小飞机的勤务。有一位态度傲慢的飞行员显然对非飞行员管理他的机场感到愤愤然。一天，他要我乘他的“猎犬”上天去兜一圈儿。我因自尊心受到挑战，所以就接受了。这位自命不凡的高手的意图很快便暴露无遗。他时而横滚，时而作垂直俯冲，时而又做些其它催人欲吐的怪动作，试图把我，或者说把我的肠胃扔出L—19。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但纯粹出于愤恨，还不甘束手待毙。最后他恢复了水平飞行状态。我朝下一看，惊奇地发现一个不熟悉的地标，一条建在路堤上的铁路。我不记得我们区域内有这种地物。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我喊道。
“广治北部一点。”飞行员自信不疑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我在怒号的风中大声喊道，“把这玩意儿朝南开，咱们离开这儿。我们跑到北越上空来了！”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跟聪明的行家和自命不凡的飞行员打过交道后，我形成了又一条行为准则：不要被专家和精英们所吓倒。专家通常占有更多的数据资料，并不是判断力。精英们会近亲繁殖，生出血友病患者来。一旦被现实世界所碰伤，他们会流血致死。
11月1日，我回到西贡，国外服役期亦随之结束。我先得办完手续，而后便可以很快回家转了。南越当时正处于混乱之中，吴庭艳总统是天主教徒，他想禁止佛教徒的宗教活动，镇压反对其政权的佛教徒示威游行。有张写真照片震惊了世界：为了抗议吴庭艳政权，一位僧人盘腿坐在西贡一个十字街口，把自己全身浇满汽油，擦了根火柴自焚了。自焚时他全身纹丝未动。8月份，当时我仍在顺化，西贡已处于军事管制状态，美军已不许出营区。大约一周之后，吴庭艳总统在整个国家全部实行了军事管制。
一天，当我开车去新山一机场托运行装时，显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总统府遭到枪击，街上除了乘着装甲人员运输车的军人之外空无一人。我到西贡来正赶上一场政变。南越一伙将官刚刚推翻政府，并已将吴庭艳总统及其弟弟、秘密警察头子吴庭儒处决。以26岁之龄，我对所发生的事尚无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我的思维方式如同一个只熟悉自己的环形防线的士兵，仅此而已。对我来说，这次政变不过是这片陌生的土地令人困惑的另一方面而已。
尽管刚刚发生了动乱，我照样被安排提前一个月回国，据说原因是我们在越南干得很出色。实际上，美国顾问的数目已略有下降，从最多时的1．66万人减到了1．63万人。麦克纳马拉时代主导美国人对越南看法的分析衡量法那时刚刚开始实行。如果一个村庄周围设有一定长度的篱笆，有民兵守卫，村长在过去的3周内未被越共杀害，我们就把该村列为“安全”村。我还在小良基地时，麦克纳马拉部长曾来到越南。他在那里进行了48小时的访问后总结说：“……各种定量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我们在赢得这场战争。”定量分析才有意义。定量分析才能了解真情。然而，我在阿寿山谷所见到的一切却没有一件事能表明我们在战胜越共。战胜越共？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到。麦克纳马拉的计算尺精英们算出的精确指数不过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东西而已。
陆军对此的态度似乎是不要对高明者表示怀疑，其中包括这些计算尺神童。倘若它不奏效，也要假装它奏效，说不定它能自行修正呢。这种软弱无能的思维方式我最初在西德领教过，现在又被输送到越南来了。在后来几年中，这种默然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安全村”的荒谬做法，我们还有“搜索与摧毁”行动、“数尸体”等更荒谬的做法。
所有这些我们知道都是荒谬的，但还是照办了。
在这以后，美军的伤亡人数慢慢地开始上升，一些熟人的名字逐渐出现在死亡名单上。在盖尔恩豪森时跟我在一起的J·李阵亡在越南，还有A·帕斯科，他是我们“潘兴步枪会”成员中阵亡在越南的第一个，不过不是最后一个。
虽然如此，美国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在那遥远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情。严格说来，越共不过是个次要问题。与在越南的1．63万美军比起来，当时美国在欧洲驻有25．2万人，在朝鲜有4．9万人。1963年时，还谈不上什么反战运动。
尽管疑虑重重，我离开越南时仍不失为一名忠实的信徒。我经历了失望，但非幻想破灭。我仍相信帮助南越保持独立是对的，仍然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划定反共界线。纵然方式有些缺陷，但目的还是正确的。不管麦克纳马拉部长有何发现，任务比我们的预想要重得多，也艰巨得多。我在顺化做情报参谋工作时有位分析人员曾经问我，从上过战场的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越南到底需要多少兵力，我信口开河说了一个数：“获胜须得50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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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机场里等下午去伯明翰的航班，手拿杂志翻着看。突然间，我注意到人们都聚集到休息室一台电视机前，以出奇的缄默盯着电视机。当天是11月22日。3周前，南越总统遇刺身亡，政府被推翻，当时我正在那里。这天下午，我国总统亦遭刺杀。尽管我在外为外国人的自由卖命，4名黑人小姑娘却在伯明翰16街浸礼会教堂内被埋在那里的炸弹炸死。我回到家，宛如回到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一般。
我的美国之路--第五章 回家
第五章 回家
诺曼·洛克威尔的经典油画作品之一名为《回家的美国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就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上。画上一个年轻的士兵手提行李袋，刚刚回到老家。他全家，包括狗在内，跑出来迎接；一位漂亮的姑娘羞怯地等在拐角处；满面笑容的邻居们将身子探出门口和窗外；孩子们从树上向他挥手致意，欢迎凯旋的英雄。1963年我从越南归来时可不是这般情景。
我走出伯明翰机场时，只有一个人在等我。她看上去十分美丽，亦似曾相识。若是两个人相识仅有一年，接着又分开了一年，即便是夫妻，也会有些陌生。尽管我敢肯定她也在暗忖，这个人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但当我把阿尔玛拥进怀里时，陌生感骤然消失。我们坐进我的蓝色旧“大众”牌小汽车时，心中又升腾起一种熟悉的感觉。接着，我们便朝伯明翰地区北部的塔伦特镇她父母的新居驶去。我们开车到家已是黄昏时分。阿尔玛催促我向一扇大玻璃拉门走去。至此，我的岳父母仍未露面。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这次相见做准备。在玻璃门里柔和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一个婴儿围栏。我将门拉开，一个8个月大的幼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穿着一身耀眼的红衣服，正紧紧地抓住栏杆，瞪大眼睛抬头瞅着我。我把他抱起来。“嗨，迈克！”我说，“我是你爸爸！”他一脸困惑，不住地四周找阿尔玛。人人生活中几乎都会遇到这种事：三角争风。此刻，它发生在迈克尔·鲍威尔身上。
阿尔玛及其双亲约翰逊和米尔德里德设宴为我洗尘，我的小宝贝却继续从他的高椅子上瞪着眼看我。到该送迈克上床睡觉去时，这个小娃娃又受到一次震惊，他以前一直跟妈妈睡，如今却被打发到小孩床上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下来吃早餐。迈克正在高椅子里欢快地咿咿呀呀。可是一看见我就不做声了。这个人还在！他什么时候走？也许他永远不走了？一连串不安的想象。过了几天，他开始友好起来。这个大人无微不至地照看我，跟我玩，尽管我肯定更喜欢要妈妈，但也许他并不坏。这种状况眼下还得持续一段时间，直到陌生人和男孩变成父与子为止。
下一站是到纽约皇后区埃尔迈拉大道与爸爸妈妈共度圣诞节。到那儿以后，迈克生病了，声音嘶哑，拼命咳嗽。我们赶紧把他送到离父母家最近的一家军队医院，圣奥尔本斯海军医院。接待我们的年轻海军医生对婴儿的经验似乎和我不相上下。我们认为是咳嗽，他看得却很严重，认为迈克患的是急性哮喘。他把迈克放到氧气罩内的婴儿床上，将一套应急气管切开器械放在迈克床侧，然后要求我们允许他在婴儿停止正常呼吸时使用这些器械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医生解释说，他不得已时会切开孩子的气管并插根管子进去。难道他们要给我的小孩开刀？我这个丛林武士脚都吓软了。阿尔玛虽然也非常担忧，但还能保持镇静，理智地问了几个问题。她向医生解释说，孩子是母乳喂养大的，从来没用过奶瓶，怎么给孩子喂奶呢？医生建议我们回家放松一下。我们的确回了家，但却放心不下。我夜不能寐，天刚破晓就急忙赶回医院。到医院后我们看到，小迈克正直直地坐在小床里大口大口地从奶瓶里喝奶呢！就这样，他奶也断了，哮喘病显然也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运输机飞行高度1200英尺，我身背T—10型降落伞，站在打开的斜板舱门上，风呼呼地抽打着我。我双目紧闭，又一次被曾经有过的恐惧感慑住了。空降训练期间，我已经跳过5次，无意再和地心引力玩游戏。然而，我还是跳了，跳入那无边的蔚蓝色空间。
我从越南被调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上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不过，这个被称为“职业培训”的训练班要到1964年8月才开学，还有近8个月的时间。为了填补时间空白，陆军派我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空降导航员训练班，即空降别动队员高级训练班。
刚一抵达，我便立即去租房子。职业培训班于夏季开学时，我才能搬进政府的住房。此前阿尔玛和孩子若想与我住在一起，就需在驻地外面找个地方。又是布拉格堡那一套：哥伦布区虽有许多白人军官住房，但我只能局限于在黑人区找，这里根本找不到像伯明翰岳父母家那样的房子。找房之初很令人沮丧，后来我遇到一位黑人房地产代理人。他提供给我一所属于一名浸礼会牧师的房子，地点在跨过州界亚拉巴马州一侧的菲尼克斯市。对此我态度比较谨慎。菲尼克斯市秩序混乱，是个罪恶之城，几年前国民警卫队曾进驻该城，彻底清理过一次。牧师的房子又坐落在一条偏僻的街上，周围都是些破旧房屋。不过，房子本身倒是一所结实的砖砌平房，还带个庭院，孩子有地方玩。于是我赶紧以85美元一个月租下了这所房子。庆幸总算找到了合适的住处。
在为阿尔玛和迈克收拾房子期间，我仍住在本宁堡的单身军官宿舍。有一天晚上，我又累又饿，锁上房门便返回驻地。快走到胜利大道上一家免下车汉堡包店时，我心想，好吧，既然把车开进去他们也不接待我，那我就停在外边。我停下车。过了好一会儿，一名女招待走到我的车窗边。我说：
“请来一份汉堡包。”
她很不自在地看着我，问道：“您是波多黎各人吗？”
“不是。”我说。
“您是非洲学生吧？”她似乎真心想帮我。
“不是，”我回答说，“我是黑人，是美国人，还是一名陆军军官。”
“哎，我是新泽西州人，”那位女招待说，“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可是他们不让我接待您。要么您到饭店后面来，我可以从后窗户里递给您一份汉堡包。”
我再也容忍不下去了。“我还没饿到那个份上。”我一边说一边使劲倒车，轮胎都擦出火星来了。当我驱车离去时，透过饭店窗户看到店主和顾客们脸上带着欣赏我受辱这一幕的表情。像这次这样做出的反应，或者说，至少这种暴露内心所想的方式，不是我的一贯做法。平常我不会去惹麻烦，不参加游行示威，也不参加静坐，一心只想着自己在陆军的前程和如何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对于我来说，我的现实世界是部队营房。我把南方军事设施看作病体内的健康细胞。如果车开快些，我还可以在关门之前赶到营区快餐店或军官俱乐部，并且和他人毫无区别地受到接待。
空降导航员是精锐中之精锐，他们要先于空降突击部队和直升机机降突击部队跳下去，标出着陆区和伞降区。空降导航员训练班的要求十分严格。我的同班同学均是配属机降部队的老资格优秀伞兵，而我则是个并不情愿的新手，5年没跳过伞了。我们每天以健身操开始，每项运动都做到最后一个人倒下为止。恢复性运动则是5英里长跑，然后一天的正课才开始——导航课、伞降区域标示课、无线电信标使用课、引导飞机着陆课，然后又是跳伞训练。
空降导航员小组落地需集中。为此，我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从舱口跳出去，而是由飞行员打开双引擎“非洲驯鹿”的后斜板舱门，我们迅速从机尾同时一起跳下。跳伞通常在夜间进行，这样更增添了一份刺激。谁知道下面隐藏着的是水域？是冒出地面的岩石？还是悬崖峭壁呢？然而对我来说，夜间跳伞跟白天差不多，反正我总是闭着眼睛往下跳的，而且，总是磨蹭在最后面，像婴儿学步一样小心翼翼地离开舱门，不是大步流星勇敢地跃入未知世界。因此，当其他人像雄鹰一样翱翔而去时，我却是先一屁股坐在舱门边，然后再腾空而下。不过，一旦离机，我即刻会体验到那种使人对跳伞运动心醉神迷的兴奋劲儿和那种飘向地面、任风在头上的伞中发出啸声的神奇感觉。只要不必头一个跳就行。
该训练班接近尾声时，我们计划乘直升机跳伞。首先，我们搞了一整天的越野行军，直累得两腿迈不开步时才结束。来到直升机旁时，天已黑了，一时间风雨交加。我们费力地爬上直升机，1月里的雨水冰凉刺骨，猛烈地抽打着我们的脸。大家挤坐在机舱地板上，我是机上军阶最高的军官，跳伞长是个面色严厉且富有经验的军士。直升机起飞了，我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大声提醒全体人员系好固定开伞索。开伞索系在舱底钢缆上，我们跳伞时，此索可自动将伞拉开。在黑暗中，可以听见都在用双手顺着舱底上的钢缆仔细检查。直升机恢复了水平飞行，风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会对跳伞产生危险的程度。我大声喊要大家最后再检查一遍固定开伞索的挂钩，接着又像个爱瞎操心的老太婆一样开始亲自检查每根开伞索。我挤过一个紧挨一个的同伴，用手顺着钢缆摸到每个人的伞上。突然不禁令我大惊失色，一名军士的开伞索竟然没有挂上。我把未挂上的开伞索往他面前一晃，他登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此系三重失职。他自己应该检查，他的战友应该检查，跳伞长也应该检查。否则，他一踏出飞机就会像块石头一样掉下去，而且他打开备用伞的时间只有4秒钟。
天气更坏了，这次跳伞只好取消。我们在劳森陆军机场走出飞机，开伞索未系牢的那名军士紧紧拥抱我，实际上还热泪盈眶地向我说了些感激的话。先前有关专家的教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不要怕在关公面前要大刀，即便是在其后院里也一样。同样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忽视细节，哪怕是落到人人讨厌的地步。紧张、混乱与疲劳的时刻最容易犯错误。他人都头脑迟钝或思路不清时，领导者必须双倍地警觉。“永远不要忘记检查细节”由此成了我的又一条行为准则。
毕业那天，我在原有的战斗步兵证章、伞兵翼形证章和别动队员徽章之外，又带上了空降导航员徽章。在我们这一行里，这些相当于学术界人士名学后的一串头衔。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这个喜欢在地面上的兵，毕业成绩名列全班前茅。对于这一荣誉，我感到骄傲，不过从不为后来没有遇到过非跳伞不可的情况而觉得遗憾。
说起游泳，我充其量只能勉强不沉底儿。可是，如今我却呆在加拿大生产的一辆笨重的运输车上正沉入佐治亚州的一个湖中。由于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6个月后才开学，陆军只好再给我找个工作。这次是担任步兵委员会的“测试军官”，工作地点就在本宁堡。我们的任务是测试新的武器装备，看其在步兵部队是否适用，所测试的武器装备从新设计的刺刀到新型机枪应有尽有。每件装备均需用三条标准衡量，即是否好使，是否适用，保持工作状态需花多少人力物力。陆军把这几条标准简称为“三可”标准（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我的任务是设计这三方面的指标，并对武器装备进行全面测试。
我受命测试的是加拿大造的XM571型组合式运输车。
这种车看上去很笨重，据称是运载部队通过沙地、雪地和水网地的理想工具。陪伴这匹铁马来的是加拿大联络军官科林·G·福雷斯特少校。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是爱尔兰人，身穿团队制式苏格兰褶裥短裙。由于同属前殖民地居民的后裔，加上我俩的第一个名字相同，我们一见如故。跟他一起来的是厂家代表，我现在只记得此人叫比尔。他俩都急切地想让MX571好好露一手。加拿大的自尊和利润全取决于美陆军的决定了。
我们已经让这个丑小鸭完成了陆路试验。除了意外翻了几次车外，它运行得都不错。剩下的最后一道难关是航渡试验。我将测试安排在上午11时于胜利湖进行。步兵委员会全体成员均应邀观看，其中包括我的上司J·萨德思中校。为了保险起见，我计划于当天早晨7点30分举行一次预演。我和厂家代表比尔穿着救生衣上了车，随后向驾驶员发出开车命令。因为XM571吃水太深，我有点担心。在我们与湖水之间只有大约6英寸的干舷。走了全程三分之一时，我意识到连那6英寸也没了。我觉得脚有些湿，忙低头一看，车底进了水。我向比尔指出这一点，他对我的忧虑置之不理，摆手说没问题，舱底抽水泵随时会开启。舱底抽水泵的确开启了，不过稍有点问题。它每分钟可排20加仑水，但水却以每分钟40加仑的速度往上涌。
我说：“比尔，我们在下沉。”
“真见鬼，”他附和说，“真是这样。”
救生艇来接我们时，我们气急败坏地瞠着水跳出来。随即眼瞅着那辆XM571在眼前消失了。快到堤岸时，我抬头看到福雷斯特少校那双长满红色斑点的粗腿。他神态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肯定不是他想发回加拿大去的那种消息。
幸运的是，湖水仅有约10英尺深。我很快找到打捞船和绞盘机把这辆会潜水的“莫莉·布朗”拖了出来。我看了一下手表，离委员会成员到达还有两个小时。我们看着水从运输车的各个缝隙里流淌出来，焦躁不安地等着水排空，很快找出了问题所在。原来XM571上次翻车时底盘被摔裂了。我们想把它发动起来，没成功，接着又继续发动，但每次只听到几声噼噼啪啪的咳嗽声，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轰鸣声。不管怎样，我叫人把运输车拖到演示现场，同时自己赶紧跑去换了一套干作训服。
我怎么对步兵委员会说呢？当委员们到齐并就座后，我站在这台加拿大产品旁边，如实讲述了该车经过的一系列试验情况，包括当天上午出的故障在内。出了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别含糊其辞。无论你的信心是多么不足，人们想要了解你的自信心，而不是你所遇到的麻烦，即使这麻烦你并未夸大。决不能让他们看到你心情焦虑。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演示。这里我应该补充一句，XM571此后没能成为美军武器库中的装备。
我在步兵委员会工作了近5个月。高级训练班快开学时，萨德思中校问我以后是否愿意回到委员会来。在拥有别动队员、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和天之骄子空降兵等多兵种的陆军，调到步兵委员会任测试军官从某种角度讲并不怎么带劲儿。不过，该委员会显然具有一种好处：它意味着我从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结业后可以留在本宁堡，而这时我已经愉快地适应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我对中校说，是的，我愿意再回来。
陆军有自己的一套晋升惯例。本宁堡的高级训练班旨在使步兵上尉级军官做好担任连级指挥官及营级参谋的准备。实际上，我早已完成这一准备了。在德国和德文斯堡，我曾作为中尉在上尉职位上当过两任连长，而且还在阿寿山谷的大课堂里当过不挂名的营长。在那里，打的可全都是实弹，并且不是像在演习场上那样，让子弹从你头顶上飞过去，而都是瞄准你打过来的。此外，我在德国、德文斯堡和越南均曾担任过参谋之职。尽管如此，该训练班仍是我职业发展中的必由之路。再说，训练班开学后，我便可以将家搬到营区内的政府住宅中去住。
我非常想见到同班的同学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第一次职业选择。许多步兵军官服完规定的两三年兵役后便退伍了。在高级训练班里，我是400名上尉中的一员。我们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很可能都要以陆军为职业。我们被编为两个队，每队200人。另一个队里有一个真正平步青云的奇才，名叫皮特·道金斯，西点军校的全美最佳橄榄球后卫，1958年海斯曼奖杯的获得者，此外还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我们队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托马斯·格里芬。他后来晋升为三星上将，并担任了北约南方司令部参谋长。在这里，竞争带来的兴奋与威胁并存。
上训练班期间，我的专业标号又增添了“前缀5”。在陆军行话中，它意味着我有资格使用战术核武器。我必须知道使用核武器（尽管仍需获得远比我级别高的上级的批准）的时机，一发核弹能消灭多少敌军、平民及毁坏多少树木，在互掷核弹阶段如何掩蔽己方人员，如何计算核爆炸微粒沉降量，以及我军部队何时方能安全通过受沾染区域等。我们当时不是从核大战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仅仅想到一门203毫米火炮发射的核弹当量为1000—10000吨，而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当量为1．5万吨。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考虑在战场上使用这些核武器是否明智，也不是考虑敌方是否有将战争升级的可能性。既然海军和空军都已核武器化了，难道陆军就该使用滑膛枪和米涅式枪弹吗？再说，连苏联红军都已经配备上战术核武器了。很久之后，当我升至决策层时，我会对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持甚为怀疑的态度。但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上尉，只顾潜心钻研本行，管不了那么多事。
1964年夏天，我到胜利大道上那家免下车餐馆叫了一份汉堡包，这次没人再叫我到屋后去了。上次我在此遭侮辱之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歧视为不合法。当年秋天，约翰逊和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B·戈德华特参议员竞选下一届总统。我并不支持哪个政治党派，但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对民权法投了惟一一张反对票，令我失望。戈德华特不是种族主义者，他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反对该法案的。然而，他的反对虽属无意，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却是一种鼓励。于是，我在自己的“大众”牌汽车保险杠上贴了一张红白蓝三色不干胶广告，上面写着“全力支持L·B·约翰逊”。这样做也许有悖于营区关于当时政治活动的规定。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我开车从伯明翰去本宁堡时，亚拉巴马州一名警察在锡拉考加城附近示意让我停车。我超速了吗？不可能。让我惊讶的是，警察对我的驾驶事宜并不关心，他在替戈德华特发放保险杠广告。他打量了一番我的“大众”牌汽车。在6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这种车还不多见。这算得上对他的第一次打击。他检查我的牌照，是纽约州的。这是第二次打击。他又发现了支持L·B·约翰逊的广告。第三次打击。开车的还是个黑人。这几条加起来，我算是给他实施了4次打击。他摇摇头说：“小伙子，你居然跑到这一带来，这可不够聪明。最好还是赶快走吧。”我遵命赶紧开车走了。
像我和普赖斯、马夫鲁蒂斯、德帕斯这类军人在陆军是有前途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军官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是白人新教徒，而且大多数来自南方，来自中西部的人较少。来自威克森林、克莱姆森、弗曼城堡和佛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军官远比来自普林斯敦的要多，当然也肯定比来自纽约市立学院的要多。
我们训练班的课常常在既狭小又无窗户的教室里上。因此，出来到走廊里伸伸腿、抽支烟确实使人轻松愉快。有一天，我从教室出来后发现一群白人同学在谈总统选举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赞扬戈德华特。他们中的一个朝我喊道：“喂，科林，过来。”我不无戒心地走过去。他问：“我们有偏见吗？见鬼，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还能同你在一起上课吗？”那家伙继续说道，这不是个喜欢还是不喜欢“有色人种”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只是不喜欢爱管闲事的一套做法，不喜欢这个教训人民怎么过日子的政府。另一位同学插话说：“这是个产权问题。如果一个人开了一个商店，在经营方面，他应该有权做他想做的事。”
我本可以挺直腰杆猛烈抨击一通，或者孤独无奈地退避三舍，可我却想让他们有所认识，于是就说道：“让我来告诉你们产权意味着什么吧，假如你是个军人同时又是个黑人的话，你得有个结实的膀胱，因为从华盛顿到本宁堡一路上没有几个你能停车小便的地方。”我对他们讲了黑人在南方的路上要找个像样的地方吃饭，或者在夜幕降临时找一个一家妻小能过夜的汽车旅馆何其不易。前一年，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M·埃弗斯在密西西比河被暗杀，B·康纳治安官曾放警犬咬人，犯罪分子在伯明翰教堂里炸死4个黑人孩子，而他们却在争论什么“产权”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缩小到白人店主是否应该不情愿地把房间租给黑人住，不能将财产和人纳入同一范畴。”
我不知道这番话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与否。但是，把这些感觉倾吐出来，让这些人了解宽容不只是意味着上课时坐在黑人身旁。
在此期间，来自南方的几位黑人军官在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们在长年遭受二等公民待遇、种族隔离和黑人学校的孤立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在肩并肩地与白人竞争，与以前不允许他们与之同住、同学习、同进餐的白人竞争，与他们见了就得毕恭毕敬的人相竞争。我从小到大在白人周围从来没感觉到过不自在，从来没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不一样，是的，但绝不低人一等。以前从没人对这些南方黑人讲过这些东西。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看着他们在陆军中崛起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中大多数断然拒绝背负种族主义分子想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自从穿上和他人一样的军装那天起，他们就开始把自己看成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的人了。幸运的是，他们参加的是美国最民主的组织，在这里可以凭功劳大小升降进退。在我国的英雄殿堂里，这些南方黑人军人占有显著的地位。
1964年11月3日，即选举前不久，我将我的缺席选票寄给了我在纽约的投票站。全力支持约翰逊。寄出之后，我又到胜利大道的那家餐馆吃了一份汉堡包。
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对一名步兵来说，有步兵之家美称的本宁堡是个令人倾心的地方。我们的生活轨迹往往是这样的：作单身中尉时干年轻人的荒唐事，尔后结婚、晋升上尉，随后便奉命来上高级训练班，并且把妻子带到本宁堡来。这里常常是妻子所见的第一个兵营。我们这些青年军官都是从同一家哥伦布百货店赊购成家后的第一批家具，包括起居室、餐室、卧室和厨房的家具一车就送来了。我们的住房也相似，都是建在混凝土地基上有二居室或三居室的牧场式平房，我们经常相互串门。由于我们大部分人拿回家的薪水同样多，生活水平也差不多。除了个别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夫妻之外，根本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问题。
周末，我和阿尔玛把小迈克塞进“大众”牌轿车，一起去拜访她在伯明翰的家人。在驶出营区的路上，我们经过高级军官宿舍，他们的房子都是大萧条时期由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拉毛粉饰的白色住宅，既气派又优雅。最壮观的要数本宁堡司令官的官邸——河畔府。这是南北战争之前的一座建筑，紫藤悬垂，木兰环绕。每年，司令官都在此为训练班学员举行一次招待会。男士们均要穿黑色便装礼服，女士们都要进城选购上尉们的钱包所允许的最漂亮的长裙。我们踏上修剪好的草坪朝河畔府走去时，俨然像是电影《乱世佳人》中某个场面的群众演员。
为我们班举行的招待会结束后，阿尔玛问我是否能猜到她的梦想是什么。是将“大众”牌轿车换成旅行轿车吗？不对，她说，是有朝一日能作为将军夫人住进河畔府。我用她父亲喜欢说她母亲的话嘲笑她，米尔德里德还保留着奴隶心态，她想住进带圆柱子的白色大宅子里去。阿尔玛的梦想再天真不过了，在1964年听起来，就像人要到月球上去一样。
本宁堡也是琳达·鲍威尔于1965年4月16日降生的地
方。我没赶上迈克的诞生，到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小人儿了。但是这一次，琳达在马丁陆军医院降生的那天，我仔细端详那个无助的小东西时，心中充满了父亲对女儿的爱怜之情。我一定要弥补第一回做父亲时失去的东西。训练班不需费什么大力气。于是，我利用这一机会尽量和琳达一起多呆些时间，最后竟成了一名卓有成就的保姆。琳达该做6周婴儿体检时，阿尔玛正在红十字会做志愿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我就一支胳膊夹着婴儿，另一支夹着她的尿布袋，自己将她带到了医院。在候诊室，我高兴地加入到年轻母亲行列中，向人传授治疗哮喘和急性腹痛的经验和其它知识。在这些方面，我此时已完全是个当之无愧的父亲了。
那一天，无论何人走进我们班，都会看到一名美国陆军少校在朝满屋子学员抛掷一只橡皮鸡。我已经开始执掌教鞭，当时正忙着激发各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动力。
1965年5月，我从步校高级班毕业，成绩在我所在的那个200人的队里名列第一。不过，在整个年级我排第三，第一、二名是一名坦克兵和一名炮兵。这使我感到有些自卑。
高级班结业后，我照计划回到了步兵委员会。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出于个人方面——全家能在同一个地方居住长些。几个月过去了，相当平淡无奇，还是鉴定新的步兵装备。1966年春天，我奉命到步校教学大楼去报到，我被调到不久前我刚当过学员的学校去当教官。
一年半前，约翰逊总统利用北越炮艇在东京湾“无端”袭击美军事件促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实质上等于向越共和北越宣战。当我离开东南亚时，还只是牵涉到约1．6万美国顾问与越南人之间的冲突。到我加入步兵学校教官队伍时，美国卷入越南的部队已接近30万人，因此陆军需要培养更多的军官。步校教学大楼是一座崭新的建筑，它正是为适应培训任务的扩大而刚刚建成的。教官职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很多人孜孜以求。在职业发展方面，教职又是有力的资格证明。教官的任务是教那些日后将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军官，所以陆军非常重视教官工作。
走上讲台之前，我必须上教官培训班。在紧张的3周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班上走动，如何打手势，如何使声调显得威严，如何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如何生动地表现自己，以及如何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灌输到别人脑子里去。我们被互相评比、按优劣排序、打分、划分档次及点评，折腾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学习经历最起关键作用，那很可能就是这次教官培训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许多年后，当我在电视上出现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介绍海湾战争的作战行动时，我不过是在运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学大楼教官培训班学到的交际技巧而已。
我佩带着崭新的橡叶形少校军衔走进教室。我提前晋升为少校，应验了当年在顺化时步兵委派军官的预言。我在军队服役尚不足8年，却晋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晋升到的衔级。这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层次。陆军军官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尉级、校级和将级。我刚刚进入校级。
作为教官，我教的学生从预备军官生到后备役将官都有。
我与一位精力充沛的陆战队中校P·X·凯利合教两栖作战。他后来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不过，我教的最重要的课要算是给预备军官生上的课了。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将作为新的步兵少尉被派到越南去。在那里他们将要遭受最严重的伤亡。我知道，无论我教他们什么，那一张张表情热切的面孔中有相当比例是不会回来了。
教官之间也存在着健康有益的竞争。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史蒂夫·波利克少校，他是波兰裔美国人，生龙活虎，教学一流，还是我耐心的手球教练。史蒂夫和我总是争相表现自己，想方设法抓住并保持学员的注意力。他的办法之一便是幽默。那个时候，有些做法也欠妥。由于步校教学大楼四周一英里之内无女性，以说笑话作为上课的开场白就成了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而此类笑话通常是最粗俗不过的。说笑话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有一个十拿九稳会逗人发笑的笑话，曾给每个新生班都讲过。这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传教士的故事。有只老虎朝他扑上来，传教士开始祈祷。老虎也开始祷告。传教士说：“多么虔诚的动物啊，竟然和我一样祈祷。”可老虎说：“和你一样祈祷？我是在做饭前感恩祷告呢。”这个笑话每次都引人发笑。
可是有一天我讲完这个故事后，课堂里一片暴风雨前的沉寂。我又补讲了一个笑话，学员还是铁板一般冷冰冰的面孔。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讲过了头，连本宁堡笑话的粗野劲儿都超过了？史蒂夫过后面无表情地问我课上得怎么样。“糟透了。”我困惑不解地说。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了原因何在。史蒂夫在我上课前到我的班里，劝学员们要对我板起面孔。然后，他溜到教室一面墙上的单向玻璃后面，一览无遗地欣赏了我的痛苦。史蒂夫还将强烈的竞争意识带到了下班后与比尔·邓肯上校玩的红心牌戏中。邓肯也是教官，大家都是朋友。对我们而言，红心牌戏是一种游戏，但对于史蒂夫则是一种种族仇杀。
在教课中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教预备军官学员编写部队战备情况报告。该课程上课条件太糟糕了，只能在毕业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进行，即下午4时，而且还是在3天的强行军和野外战斗演习之后。演习一直进行到第三天夜里，整夜不能睡觉。然而又必须学会编写战备情况报告，否则就不准毕业。
编写这种报告，对即使是最有耐性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烦恼透顶的事。它包括一份两页纸的表格。负责军官要在表内登记上武器装备处于的状况。绿色表示随时可用，黄色表示基本可用，红色表示不堪使用。他还得逐班、逐排报告该单位的训练状况：C—1表示状况优良；C—2表示存在少量问题；C—3表示存在严重问题；C—4表示不及格。学员们在进行了一整夜演习后摇摇晃晃地走回本宁堡，先冲个澡，吃顿热饭，然后就来上这最后一课，盼望着在有空调的教室里好好打个盹儿。
我的方法是把战备情况表投影到屏幕上，然后一栏一栏、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连续不停往下过，千方百计地使学员保持清醒的时间长一些，以便把报告的重要性硬灌进他们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去。谁打瞌睡，就得起立到后边靠墙站着。教官上课的效果以呆呆地站在墙边的学员有多少来评定。在教编写战备情况报告课的过程中，我和史蒂夫之间的竞争花样翻新到了新的高峰。
一天，我突发灵感，从礼品目录中订购了一只不带毛的橡皮鸡，然后把鸡藏到讲桌下面。学员腋下夹着迷彩钢盔衬帽列队走了进来，拼命想显得清醒一些。我发出“先生们，坐下！”的命令。没过几分钟，就听到鼾声响起来了。当第一个学员站起身朝墙走去时，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惊醒过来回答了。“不对，”我边说边抓起那只鸡在自己头上挥舞。
“对你的惩罚是……”我把鸡扔出去让它飞了起来。这只逼真的大鸡在屋里翱翔着，全班哗地散向四面八方。待他们意识到扔的是何物后，全都大笑起来，并清醒了十分钟之久。从此这只鸡就成了我的课程安排中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我感到教育和娱乐并非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
在本宁堡，我们过的生活与那个年代莱维敦郊区居民的生活差不多。爸爸下班回家，妈妈通报孩子们当天怎么淘气及家里最新发生了什么大灾难。一天下午，3岁的迈克从树上头朝地摔了下来。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处理后，医生让我们把他带回家，每小时唤醒他一次，以保证他能恢复知觉。直到大约凌晨3点钟时，迈克要我们不必再看护着他了，他好睡会儿觉。琳达已长成一个严肃而善解人意、且独立性很强的小姑娘，逐渐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我们的邻居都是些情况类似的家庭，同样多的孩子，同样的欢乐，还有同样的恐惧，因为一片可怕的阴云正飘浮在这片宁静而祥和的生活区上空。
哥伦布区是步兵之乡，数千名军官和士官出发去越南打仗时都把家眷留在这里。这时美军在越南每周的伤亡人数已大大超过100人。每当看到一辆黄色小汽车驶至一家门前，驾车人走下车时，人们便知道他是来送国防部电报的，本宁堡从此又要多一个寡妇和一家没有父亲的孩子们。送电报的做法虽非有意伤害人，但却非常残酷。随着伤亡人数上升，各军种后来想出了一个带有同情心的办法来传递这类悲惨的消息。由通报伤亡的军官亲自到阵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亲属，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报伤亡的军官通常系本地征兵人员，他们担当了军队内最难做的工作。
一天，我走过步校教学大楼时，听到在纽约市立学院时一个熟悉的粗哑声音说：“嘿，伙计！”我转身一看，原来是托尼·马夫鲁蒂斯，我在皇后区的希腊裔伙伴。他也从后备军官训练团转入陆军正规部队，并且已去过一次越南，此时要来上我任教的训练班。托尼从此成了我家常客，孩子们尤其喜欢他。阿尔玛虽然外表斯文，但却很会看人，渐渐地也开始欣赏这位外俗内秀的人。
托尼的训练班快结束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志愿报名重返越南。
“急什么呢？”我说道，“很快我们都会再去的。”
“别哄我了，”托尼回答说，“要不是为了阿尔玛和孩子，你也会志愿报名的。”他说得一点不错，作为步兵，我们都认为越南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战争进行到这时，已经拖得太久，像我这样的步兵军官估计至少要去两次，直升机驾驶员可能得去3次。我重返越南战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托尼说是赶早不赶晚。
数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刚刚安顿好孩子们睡觉，忽听电话铃声大作。阿尔玛接了后说是找我的。电话是我在“潘兴步枪会”时一个战友打来的，具体是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对方的话使我震惊：托尼·马夫鲁蒂斯阵亡了。我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询问详情。面对鞭长莫及的事，我们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托尼带领他的连队在热带丛林的小路上行进时，突然发生遭遇战，他当即中弹身亡。我把所发生的事告诉阿尔玛。我们坐在床边，凝目沉思，没有一句话。家里骤然间似乎变得空荡荡的。那个爱笑爱闹、热心肠的人刹那间就离开了我们，一时间我难以接受这一损失。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对阿尔玛说我们得谈谈。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在越战期间，我们竟在本宁堡生活了近3年。陆军显然在计划何时派我再赴越南。我说：“我不久可能被派往前线，你得对这事有所准备，这是不可避免的。”阿尔玛的脸上呈现出她掩饰内心感受时那种木然的表情。我对她说，目前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我已具备上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资格。该学院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这所学院是职业军官生涯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高级训练班相当于学士学位，那么利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就相当于硕士学位，而国家军事学院则代表博士学位。并非每个少校都有被选送到利文沃思学习的机会。被选中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五十。未被选中的陆军军官仍旧可以在军内继续服役，但一般说来升到中校就到顶了，只有极个别的能晋升到上校。但要晋升为将官，利文沃思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这时未被选去上学，我可以肯定将会再被派往越南。阿尔玛对此表示理解。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于是就安歇了。
196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上完课，便看到渴望已久的利文沃思录取名单贴在布告板上。我立即给阿尔玛打电话，听得出她声音里透着轻松。越南暂时可弃之一旁，我要去指挥与参谋学院上学了。
只要看美国男子开哪种牌号的车，对于他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大概便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在我们那个时代，赶时髦的单身汉开“野马”车或“巡洋舰”车；新任丈夫开“大众”车；年轻父亲开旅行轿车。我们在本宁堡收拾行装准备开车前往利文沃思时，我正打算换下一种型号的车。6个月前，我伤心地看着一位叫M·格斯特的先生把我心爱的蓝色甲壳虫小汽车开走了，卖了400美元。阿尔玛坚持认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因为钟情于原有的牌子和颜色，我很快把一辆价格公道、模样类似的车开回了家，但不是旅行轿车，而是一辆孩子们喜爱的蓝色“大众”牌面包车。阿尔玛开着它去过两次军人服务社后宣布说：“那辆破车得扔掉。”她不愿意坐着这样一辆二手面包车到利文沃思堡的军官俱乐部去。此后，鲍威尔家的汽车也像鲍威尔自己一样，从尉级升到了校级。我们第一次买了辆崭新的美国车——1967年型号的“贝尔艾尔”车，然后带着4岁的迈克尔和两岁的琳达向西部驶去，中途习惯性地到皇后区的艾尔迈拉大街绕了一圈。
我们终于来到密苏里州密苏里河上的美分桥畔。该桥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过桥仅需要付一美分，甚至到了1967年依然如此。过桥后我们进入堪萨斯州，来到利文沃思堡。我们没有直接去盖尔恩毫森时的老朋友“红脸”巴雷特替我们在利文沃思城郊找的花园公寓，而是将车停在营区的纪念堂旁边。我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伸向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条河的一条绿草茵茵的谷地小路。开拓者们曾坐着平底船沿密苏里河而上，到这里后换乘牛拉的康内斯托加宽轮大篷车由陆路前行，走出了一条去圣菲和俄勒冈的路。我们脚下的车辙痕迹就是被这些西行的大车碾压出来的。感受过去总使我神往，浮想联翩，真希望我的孩子们早早长大，能在此处触摸历史的脉搏。利文沃思堡建于1827年。每天早晨去搞沙盘演习或去攻读军事史时，脚踏着聆听过G·A·卡斯特、P·谢里丹、D·艾森豪威尔、G·巴顿及其他传奇式军事人物的脚步声的道路，我总感到激动不已。
在此之前，我的视界仅限于几百人的步兵营。在利文沃思学习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视野提高到营级步兵军官之上，让我们理解更大的战争画面。我首次学习综合协调处理同炮兵、坦克兵、工兵、通信兵、军需军官的关系。这些人构成陆军的整体，他们的工作任务与观念就像会计师和牛仔那样有天壤之别，可他们必须学会相互协调。到课程结束时，即38周后，我们应学会如何利用铁路或公路调动兵力为1．2万至1．5万人的师，如何为其提供给养，如何为其补充武器装备，最重要的是，如何指挥它打仗。
尽管我在纽约市立学院的成绩平平，但在军校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是，利文沃思在学术上属于更高一个档次。在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学习时我的成绩是第三名，在这里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倒数第三名的位置。所以，我学习努力，完成作业认真。其时我已学会如何回答多项选择测验题了。由于这种题容易判分，据称也比问答题客观，所以陆军比较喜欢出这种题。我很会发现那种可以排除掉的凑数类选项和有意耍花招的错误选项，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两个可能正确的选项了。选对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这就要你动脑筋猜了。我们的评分标准为1至4分。1分等于优等。我各门课都是1分，而且还有时间搞课余爱好，尤其是玩金罗美牌。这种牌游戏是我跟一个叫J·阿姆隆的捣蛋鬼学的，他是骑兵军官。对这个游戏，我像着了魔一样。每逢课间10分钟休息和一小时午餐时间，牌就拿出来了。不打金罗美的空闲时间，我都在垒球场上。尽管小时候玩球时表现得令人沮丧，在这里，作为长球击球员，我却名声渐起。
1968年2月1日早晨，我走出卧室，把咖啡壶放在火上，打开电视看新闻。我一下子惊呆了。出现在屏幕上的是，美国兵正在美国驻越使馆的院子里战斗，南越部队则在位于西贡中心地带的总统府前面作战。在北越部队的支持下，越共对南越108个省府与区府发动了协同进攻。那天我去上课时，营区内笼罩着一片难以置信的气氛，好像肚子上猛地挨了一拳似的。此后几天的战斗仍很激烈，26天之后顺化才得到解放。其时，我曾呆过的可爱的古都已成为一片废墟，至少有2800人被敌人打死。这次战役是在春节前夜发动的。春节是越南农历新年，该战役在历史上便以此得名为“春节攻势”。
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看，春节攻势对越共和北越来说是一场惨败。他们的部队从其攻占的所有城镇中被击溃，而且损失极为惨重，估计其投入战斗的8．4万人中有4．5万人丧生。不过，137年前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仍然适用：“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①”我们打死多少名敌人并不重要，越共和北越手中拥有所需要的足够部队投入这次冲突，而且具有这样做的意志力。这时，北方索性开始调其正规军到南方来弥补所蒙受的损失。
①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中文版，第27页——译者注。
过去从没露过面的敌人突然在南越首都中心冒了出来，并通过电视进入美国百姓家庭的起居室，这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节攻势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只是在嬉皮士和校园激进分子当中，而且在温和的美国人心目中掀起了疑云。他们开始怀疑这场战争是否值得，因而反战运动更加剧烈了。
我不喜欢观看美国人在战争时期示威游行反对美国人。我们这些知道自己要重返越南的人会履行我们的职责，不会被游行示威、焚烧旗帜或者是逃服兵役而吓倒。政治家发动战争，军人在战争中战斗和死亡。我们没福分等待打一场更好的战争。1968年3月31日，我还在利文沃思时，约翰逊总统对全国说，他不再谋求重新当选。这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姿态，亦是对不祥之兆做出的切合实际的判断。约翰逊看到了国家意见分歧的危险状况，而他却无力回天。然而，辞职不干回到家乡牧场去却不是职业军官、或者说也不是美国应征入伍者可以任意选择的出路。
利文沃思是我到过的第一个黑人能成为重要群体的地方。在课堂上和正式社交场合，学院完全是融为一体的。不过，在非正式场合，黑人军官总是凑在一起。我们举办自己的聚会，搞黑人食品之夜，放A·富兰克林的唱片。然而，正是因为有能力在星期一早晨回到白人统治的世界，我们才爬到了现今这样高的社会地位。利文沃思是最能体现种族融合一词含义的地方。黑人在空闲时间尽可以和黑人弟兄们在一起，丝毫没有人会觉得这与西点军校校友、坦克兵或工兵一起出去有何两样。这正是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那种种族融合，即给我们黑人的民族性一席之地，使我们在白人占大多数的世界里也能获得成功。
约翰逊总统退出1968年总统竞选后5天，小马丁·路德·金牧师被杀害了。对于我和在利文沃思的黑人同胞军官来说，金博士的死突然提醒我们，在美分桥那边，种族主义仍困扰着美国。我们每个人都遭受过足够的种族屈辱，不难理解金被暗杀后在黑人居住区接踵爆发的骚乱。我们理解美国黑人士兵的痛苦悲欢。他们就是有幸安然无恙地从越南回到国内，面对的仍是恶劣的工作前景和新的屈辱。但我们首先把自己看成职业军人，对自己的誓言和国家负有责任。加之军队有相对的自由，我们正在实现美国梦。我们已不再受卑微出身的影响，艰苦奋斗，实现自我，晋升到了校级军官，这证明我们不亚于任何人，而且正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听了黑人激进分子S·卡米歇尔、E·克利弗和H·R·布朗的言论及后者的呐喊：“烧吧，朋友，烧！”我们心中甚为不安。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这个国家被烧毁，我们在这里干得不错。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我逐渐懂得了一场运动需要多种不同的声音。鼓动者的长篇激烈演说宛如夜空中火警长鸣，它们能唤起安于现状的人们，告诉他们该有所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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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文沃思，我遇到过许多在陆军服役期间拿到研究生学位的军官。这使我突然领悟到，我的能力报告、荣誉奖状和勋章若再加上高级学位，就会使我更具竞争力。我在步兵人事处与派遣军官商讨利文沃思后的前程时，提到了自己对陆军研究生民间教育计划的兴趣。那位军官也是少校，态度很生硬。他指出，现在正在打仗。我说，这一点我知道，但战争并不妨碍其他人申请上研究生院啊！
他仔细翻阅了我在学校的成绩说：“我看你似乎不是上研究生的料。”
我感到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可还是想法压了下去。“那你就以书面形式拒绝我的要求吧，”我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打申请报告的。”
我提交了被列入陆军资助的研究生计划的申请。幸运的是，上级注意到了我在布拉格堡、本宁堡、盖尔恩豪森、德文斯堡和越南的表现及到目前为止在利文沃思的好成绩，我被批准了。下一步就是参加研究生候选人考试。如果能通过，接下去即是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
冬天的一个深夜，阿尔玛和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后，我在厨房里复习，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术渗透考试。那是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我不时听到风在敲打窗户的声音。突然间，一个声音使我周身打了个寒噤。起居室里的电视还开着呢。我站起身走向前去。我的朋友，死了好多个月的托尼·马夫鲁蒂斯就在屏幕上。我叫醒阿尔玛。她穿着睡衣跑出来，我们在沉寂中看完这个节目剩下的部分。那是全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一个纪实节目，由F·麦吉解说，题目为《一样的泥，一样的血》，讲的是在越南部队中的黑人。托尼身着作训服，正在那里用他那悉知怎样生存的道理，明白透彻地讲述该节目的主旨。种族在这里无关紧要，托尼说：“它并不存在……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知道的颜色只是土黄色加绿色。烂泥的颜色和血的颜色全都是一样的。”在节目末尾，麦吉说，“我们离开他5天之后，马夫鲁蒂斯上尉……就被地雷炸死了。”托尼在简短的几句话里留下的真知灼见，文人雅士们可能得用好几页的篇幅才能说清楚。这天晚上，丧友之痛对我的打击远甚于初次听到他死讯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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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完情报判断课正向外走时，突然碰到我的指导教师。
“你知道你的成绩怎么样吗？”他问我。
“到现在为止，全是1分。”我说。
“哟，你都接近全班最高分了。”他指出，如果我能在终考中名列前茅，我就很可能作为优等生毕业。
大约一周后，我走进一间正面墙上挂着巨幅欧洲地图的教室。课程终考不是多项选择形式。它要求对几个假设的战术问题做出论述性回答。回答无所谓正确与错误，我们的决心只凭教官评定的恰当与否。在最后一个问题中，要求我们必须对坦克部队袭击我师侧翼作出反应。我感到进退两难的是，我是应该尽力揣摸出题者的用意并按其作答呢，还是应该按照我的真实想法回答。我选择了后者。我让我的师继续保持战术防御状态。待我更好地掌握了敌人的实力、部署和企图后再行反击。我的理由是，正确的决心是建立在对情况的充分了解之上的。从跳板上头朝下跳水之前，要先检查一下水池，看看水的情况如何。
我本该明白不能这样回答。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考试中，利文沃思雄心勃勃的教师们显然想让你进攻！进攻！再进攻！我得了我惟一的一个2分，当然这仍不失为不错的分数。毕业时，我在我们班的步兵学员中位居第一，但排在一名炮兵学员，即才华出众的少校D·惠伦之后。惠伦后来官升至准将。
要是当上第一名当然会让人高兴，可是我仍然认为，我的回答并不比教官想要的回答差。这揭示了我在未掌握足够的情报之前谨慎从事的天性。一旦掌握情况，我会大胆地甚至是凭直觉就采取行动。那天在利文沃思，我只是个学员，回答的是假想的问题，即便有伤亡也是在纸上。我的建议和决心会真正造成伤亡的时刻总会到来的。就算到了那天，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处理方式。依我看，这种处理方式可简单地归纳为：一停，二看，三听，尔后再用所需的全部兵力快速而猛烈地实施打击。
利文沃思实际上将我带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其它国家也将军官队伍中的佼佼者送到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来学习。我们与他们同学习、同吃饭、同娱乐。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认识将来可能（后来确曾如此）与之共同策划联合军事行动的人。我在利文沃思的好朋友之一是比利时的陆军少校约瑟夫·沙利耶。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了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参谋长。我们在北约组织内还一起共过事。老同学关系网就这样诞生了。
市民们纷纷接纳了这些外国军官，他们远离家乡，有些还离开妻小。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堪萨斯人邀请他们去野餐、参加感恩节和圣诞节晚宴、生日纪念及洗礼仪式。多年以后，正值我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我们在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访问期间遇到过一次小小的危机。当问及他想邀请哪些客人到白宫参加为他举行的国宴时，齐亚说他想让埃德和多丽也参加。埃德和多丽是谁？原来齐亚当年还是个少校时，曾在利文沃思上过学。邮递员埃德和他的妻子多丽几乎把他当做自家人。齐亚心中对他的朋友仍充满着温暖的记忆。”因此，不免有些吃惊的埃德和多丽就这样被飞机送到华盛顿出席了宴会。
阿尔玛是作为公理派教友接受的洗礼，我们住在利文沃思期间，她成了新教圣公会教徒。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上也想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成长。阿尔玛的坚信礼和利文沃思的所有其它事情一样，举行时也有历史作背景衬托。小纪念堂是纪念1876年6月25日在小盘羊阵亡的第七骑兵连的士兵的。在阿尔玛施坚信礼过程中，我仔细观赏了纪念堂墙上的饰板。紧靠前门旁边的石板上刻有G·A·卡斯特中校，他弟弟T·W·卡斯特上尉及其他在那灾难性的一天里遇难军官的名字。其它饰板的历史意义虽没那么大，但也相当感人：“第六骑兵团……少尉J·A·鲁克……奋力抢救另一名军官的生命……溺水身亡。”在利文沃思流传着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在纪念堂的事。小孩问妈妈，饰板上为什么刻着那么多的人名字。他母亲解释说：“他们在服兵役时牺牲了，”小孩接着问道：“是8点半做礼拜时死的还是11点做礼拜时死的？①”
①英文SERVECE一词，既有服兵役，也有做礼拜的意思，小孩把他母亲讲的服兵役理解为做礼拜了，故这样提问。——译者注。
我们过的舒适生活即将结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课后回家时，看到当时已5岁的迈克骑着三轮脚踏车用两个轮歪着车身在做转弯动作。琳达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对双胞胎玩。我喊叫着孩子们，飞快地把他们抱起来。这次分别将会比上次难得多。另外，战争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经历的那种冒险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父亲。
我把这种念头撇开。托尼说得对。我们是职业军人，而越南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我开车把家属从利文沃思送往伯明翰。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阿尔玛和孩子们将住在那里。阿尔玛的姐姐芭芭拉离婚了。她们两姐妹及孩子们，共4个表兄妹，将一起租住在一所房里，离阿尔玛双亲居住的塔伦特镇约一英里半。我喜欢这个地方，它似乎让人放心。我也喜欢姐妹俩合付房租这一点，这样比较节省些。
我出发前几天，阿尔玛有个想法。我们当时住在新南方。过去4年来，公共膳宿设施一直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伯明翰最雅致的饭店“议会大厦”以其出色的餐厅引以为自豪。阿尔玛说：“咱俩去那里吃顿饭，我为你饯行。”那天晚上，我穿上第一次赴越南时买回来的最考究的香港西装。阿尔玛像往日一样时髦漂亮。我们进入餐厅时，看不到有别的黑人主顾。进入昔日的禁区，我们不是没有一丝胆怯的。但是，如果不去享受我们久已被剥夺的日常生活甘果，那些静坐、进军、法庭和议会斗争、殉难、消除种族隔离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餐厅领班的引导下来到一张餐桌，受到殷勤的服务。
快吃完饭时，我递给阿尔玛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她问道。
“把它放好，以防万一。”
“什么万一？”
“万一发生什么事。”
信封里装的是万一我从越南回不来时该做的事。阿尔玛不是那种逃避现实的人。我有不少朋友——“潘兴步枪会”的伙伴、在盖尔恩豪森和德文斯堡时的好友、步兵高级训练班时的同学——都已经死于越南战争。我们在本宁堡认识许多陆军军人遗属。我们简单谈了我的愿望，例如，我想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我们又回到比较愉快的话题上来。
重返越南战场令我难以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情绪。人们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似乎只是军人及其家庭的事，只是那些不幸卷入这场混乱战争的人的事。人们不像在其它战争中那样，把牺牲看作是为了共同目标全国应分担的事。作为职业军官，我愿履行自己的职责。可对于国内其他人来说，我们是在孤军奋战。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敌人坚信自己的事业，不管代价有多高都愿意付出，而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后来，我们的政府又花了5年时间才把我们撤出来。
为了赶上午8时30分从伯明翰起飞的航班，我们不得不在天明前趁孩子们还熟睡时就起床。这次，我让阿尔玛开车送我到机场，但我只想让她把我送到停车场为止。我们在车里道了别。1968年7月21日，我又踏上了去越南的征途。
我的美国之路--第六章 重赴越南
第六章 重赴越南
1962年所见过的西贡如今像是被巨人践踏过一般。过去满是人力三轮车的街道，而今挤满了吉普车、指挥车和军用卡车。以前美国存在不事声张的地方，而今到处都是美国兵。安静的夜总会已代之于嘈杂的酒吧，里面云集着以美军士兵为服务对象的酒吧女郎。这个迷人的，具有殖民地特点的首都四周环绕着美军兵营、指挥所、仓库、机场、医院，甚至还有军事监狱。如今的西贡已不再是东方的巴黎，倒更像一座美国大兵营。我迫不及待地想到内地去。
1968年7月27日，我到达德普，被分配到重建的二战时期的老部队第二十三步兵师，又称美喀师，担任第十一步兵旅一团三营的副营长。美喀师的师部驻在北部沿海平原上的朱莱，由此向南，坐直升机向内地飞行大约半小时就到德普。
大多数军队都是战争机器和官僚猛兽的结合物，而我们这只猛兽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作为副营长，我的任务是负责全营处于战备状态所需的一切后勤保障。因而我的职责包括往前线调集弹药、保障直升机有充足的燃料、将邮件发往部队等诸如此类一应事务。我的新上司，营长汉克·洛德中校，是一位好斗之士。我一到营里，他就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准备应付年度大检查。这项任务更适于和平时期在德文斯堡进行，而不适于战争时期在越南搞。不过，陆军对这项检查很重视。H·洛德想让我把检查准备工作中行政上的麻烦事都抓起来，他好抽出身来集中精力打仗。因此，当他在战场上领兵打仗时，我却留在德普，想方设法备齐消毒日程表、部队预防注射纪录表及其它没完没了的官样文章，准备接受检查。
我的处境有点令我想起半岛战役中的威灵顿公爵。传说威灵顿曾致函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我们已清点了马鞍、马笼头、帐篷、帐篷杆以及陛下的政府认为我应负责的各类庞杂物品……不幸的是，有一个步兵营尚余总数为1先令9便士的现金琐账查无下落。另外，配发给某骑兵团的莓子酱罐数一直处于可怕的混乱之中……这使我不由地产生了现在的意图，即要求对给予我的命令作出澄清……1、是为了伦敦那些会计与内勤人员的方便在西班牙训练一支穿军装的英国职员队伍；2、还是，或者是为了想办法将拿破仑的军队逐出西班牙呢？”在越南准备应付年度检查时，以及在我后来的军队工作中，每当任务的目标被淹没在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之中时，我都会想起威灵顿的莓子酱罐。
德普虽远离越共主力部队，却不是世外桃源。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营房边上放着一个“康纳克斯”集装箱，就是用于运输重型装备或家具的那种。听说这个巨大的货运箱是我们的土造太平间，是用来盛越共死尸的，一直要放到我们想出处理办法为止。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营房里的气味，整天在55加仑容积的大桶里烧粪便，搞得整个营区散发着茅坑厕所的那种臭味，臭得几乎要把人熏晕过去。烧粪便这活和洗衣服、帮厨及其它粗活一样，也是由我们雇的越南人干的。雇工们忠诚与否据称是由当地村长们调查过的。可是，天晓得在德普基地里乱跑的人中有多少在夜间替越共做事呢，包括村长们在内。
我们经常遭伏击，有时还挨上几发迫击炮弹和火箭炮弹的轰击。从德普出去的路每天早晨都得先经扫雷才能通行，因为越共夜间可能埋设地雷。虽然五角大楼高技术专家们正构想设计超尖端扫雷器械，我们部队采用的却是最实在的土办法。士兵们把一辆载重5吨的自卸卡车装满土，驾驶员挂上倒挡，顺着路倒着行进。倘若碰上地雷，车轮可能会被炸飞，车尾也有可能被炸坏，但汽车通常却能再修复。用这种办法排除路上的地雷，偶尔我们也损失一两辆汽车，但很少伤及驾驶员。
除了要整顿德普的营区之外，我还得出去，确保战地部队同样做好年检准备。有好几个火力支援基地和着陆区——龙、里兹、雪佛——分布在我们负责的区域内。8月初，我乘一架直升机去龙着陆区检查。我听说那儿的伙食设施不合标准，结果却发现伙食差在龙着陆区的问题当中是最微不足道的。我并没有指望能看到像美国本土那样的整洁卫生。尽管如此，所看到的一切让我大为震惊。走出直升机时，我差点儿被着陆场地随处堆放的锈弹药绊倒。卫生等于零，武器肮脏不堪，设备无人管理，人员的军容举止邋邋遢遢。自从美国顾问首次大批进入越南以来已有7年，东京湾决议之后进行大规模集结至今也过去了4年，战争结束仍然遥遥无期，纪律和士气显而易见越来越糟糕。我下达命令要求龙着陆区必须恢复良好状态，并告诉军官们我会返回来检查命令执行情况，随后便前往下一个地点。
这些兵其实都是好兵。与我国历史上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曾经战斗、流血、牺牲的美国青年人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的勇敢精神和战斗技术并不差，可是，仗打到这会儿他们缺乏鼓舞和目的感。在国内，政府想在尽可能少给国家添麻烦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战争，没有征召后备役，没有征集支持战争的税收。家境好的子弟利用上大学可缓服兵役这一条来逃避服兵役。总司令L·B·约翰逊本人在任期结束时也将卷铺盖回家。接受援助的南越盟军开小差的每年多达10万人。那位飞行员政治家阮高其，尽管在我第二次去越南时已降为副总统，但34岁就由空军司令当上了南越总理。他娶了一个年轻的民航小姐，俩人坐着他的专机在全国到处兜风。她也穿着和他一样的丝绸飞行装，拖着一条长长的纱巾。阮高其说过：“我只崇拜一个英雄，那就是希特勒……不过，这里目前形势十分严峻，一个英雄是不够的。我们在越南需要有四五个希特勒。”1968年，每周200、400，甚至于500名美国人为之而亡的就是这么一种人当权的政府。尽管这些美国人与在福日山或诺曼底牺牲的人结局相同，但却缺乏目的的崇高性。
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艰苦跋涉在草丛之中的士兵们是没有时间去相互敌视的。可是在德普这样的基地，种族分裂却日益严重，这完全和60年代开始困扰美国的种族分化相同。德普基地内有几十名等候被送往战场上去的新兵和在越南服役期将满等着回国的人。对这两组人而言，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任务与共同的危险那种把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代之而起的是种族摩擦。年轻黑人，尤其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认为这场战争若不是白人的事，就更不是他们黑人的事。这也难怪。他们回国后所得到的比白人更少。这一代黑人更容易被H·R·布朗的激情而不是被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的理智所打动。不过，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越来越憎恨当局为了达到危险而不明确的目的把他们困在这里。他们的头号目标是坚持下来活着回家。我住在一个大帐篷里，天天晚上都要挪动行军床的位置。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挫败打我主意的越共间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能排除本营内部有人想袭击当官的。
在德普，生活的钟摆不可思议，可以从重复出现的老一套一下子摆到十分棘手的事情上去。一天下午，我正派人把可口可乐和啤酒用直升机运往各火力支援基地（这是副营长每天不敢疏忽的大事），洛德中校突然发来电报说，他在里兹火力基地遇上一场恶战，需要增援。我叫来一架“轻装直升机”，即只保留UH—1型直升机骨架的直升机。机上没有座位，只有空舱和架在舱门上的两挺机枪。我让人装上5．56毫米步枪子弹和7．62毫米机枪子弹，贴着树梢出发了。将近黄昏时分，我们降落在里兹，之后赶紧卸下弹药。洛德面色阴沉，叫我把9名阵亡人员运回去。因为直升机在地面上易遭袭击，所以未及询问详情。这9名“在敌对行动中阵亡”人员（陆军以此术语取代了原用语“作战行动中阵亡”）被人用雨披裹起来装进直升机里。因起飞时光线昏暗，我重重地摔在舱板上，与9位阵亡的美国青年人摔了个脸对脸。他们不久前还健康结实地活着，如今却像木头一样被摞在一起。黑暗中，我们降落在后送医院，即陆军流动外科医院。帐篷里忙碌不堪，伤员不断从四面八方运进来。
打仗的人都逐渐处于一种保护性的麻木状态，这样他们才好继续干下去。那天夜里，我看到这块防御盾牌发生了裂痕。我们运来的尸体被从轻装直升机上抬进野战医院，确认死亡。医务人员将各个雨披打开，快捷地检查着，检查到最后一具尸体时，我听到护士发出一声惊呼：“啊，天哪，是……”最后一个是他们单位的一名年轻军医，前天刚自告奋勇到火线上去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哭起来。我转身离开，让他们去料理后事。
接下去还是搞数字统计，迎接年检。最后实际检查时，我们是由一位观察仔细但很公道的军官检查的，他是美喀师的监察主任C·温中校。我们营在全师得分最高。但我肯定，这一成绩对师部比对数着日子等服役期满的士兵更有意义。
1968年10月31日，约翰逊总统下令暂停对北越的轰
炸。对我们这些在地面作战的人来说，这种地缘政治把戏离我们像太阳黑子一样遥远。尽管国内全国上下为这场战争辩论得热火朝天，我却想不起在越南期间军中同僚们议论过一次这场战争的长短。怀疑战争并不能使仗打起来更容易些。如果停止轰炸对我们有何意义的话，那就是敌人承受的压力减少，而我方将士忍受的痛苦将加大。
我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这件事改变了我在越南的生活。《陆军时报》上登了一篇关于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院毕业班的报道，我的照片就出现在该篇报道之中。在朱莱，指挥美喀师的C·M·格蒂斯少将翻阅这份两个月前的旧报纸时认出了我，因为他在里兹着陆区和我匆匆见过一面。一看见那篇报道，格蒂斯便对他的参谋说：“利文沃思毕业生的第二名就在我们师里，怎么弄到边远地区当什么副营长去了？快把他调到这儿来，我要让他给我当计划参谋。”
师长一般配有5个主任参谋：G—1负责人事，G—2负责情报，G—3负责作战与计划，G—4负责后勤，G—5负责民事，即负责处理与平民的关系。在这5项工作中，由于作战是军队所以存在的原因，因而G—3一职最令人向往，通常由师里提得最快的中校军官担任。
格蒂斯其实已物色好了一名炙手可热的人物——R·D·劳伦斯中校来填补新近空缺的G—3，可是劳伦斯的装甲中队长一职还有3个月才满期，而格蒂斯当下就需要一名G—3。他放着好几名中校不用，直接把G—3的职位给了我。这样，我就没从G—3的副职——计划军官干起，一下子成了驻越美军中担任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的惟一的少校军官。在我之前，曾经考虑过让另外一名军官担任此过渡时期的G—3。但格蒂斯将军的副官R·图梅尔逊上尉不顾一切地在格蒂斯面前力陈了原候选人的弱点。这一大胆的举动很有可能毁掉图梅尔逊的前程。值得高兴的是，格蒂斯被事实说服了，他准备拿我这个他几乎不了解的少校冒险一试。我对这些一无所知，直到25年后图梅尔逊写信给我时提及此事方有所闻。将军的决定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一夜之间，我便从管理800人生活的副营长一下子跃升为为近1．8万名官兵、炮兵分队、陆航营和全师450架直升机制定作战计划的主任参谋了。
美喀师不是通常建制意义上的师，它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该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于新喀里多尼亚，番号为第二十三步兵师，美喀师就是美利坚与喀里多尼亚两词缩合在一起的简称。该师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布干维尔战役及菲律宾战役中曾立下赫赫战功。美喀师于1945年12月撤销以后，仅在50年代中期短暂复建过一段时间。该师之所以在越南得以复建，是为了将来自美国不同地点、毫无关系的3个旅合编为一体。这3个旅未曾在一起训练过，甚至都不是一起到达越南的。一到越南，各旅所属各营像棋盘上众多的棋子一样被任意调动。恢复建制的美喀师缺乏传统和凝聚力，更无发展前途可言。一俟战争结束，该师又将被撤销。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它仍是一个了不起的师。但是，在一个叫美莱的地方，它的良好声誉却永远地被美国军事史上黑暗的一章所玷污了。
介绍情况是一种表演艺术。你手拿指示棒站在地图与图表前，有极好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而且常常是展示给你的上司。接任G—3不久，我便和其他手提地图怀抱图表的参谋人员一起到朱莱的情况室去汇报情况。该室设在一座用瓦楞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子内，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却摆放着6把豪华的将军椅和一个反光有机玻璃图板。这天，美喀师要向驻越美军总司令G·艾布拉姆斯将军汇报情况。
艾布拉姆斯将军是一位仍活着的传奇人物，享誉全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突围战役中，他率领一支坦克部队突破德军防线，解救了被围困在巴斯托涅的第一○一空降师。当时他的上司巴顿将军曾对记者说，如果你们想采访这位军官，最好抓紧时间，“他这么出色，活不了多久。”艾布拉姆斯如今仍和我们在一起，依然是个十足的军人，为人光明磊落，讲话直率得像照鼻子给你一拳似的。他的助手们发明了一套方法译释其上司简短的语言。艾布拉姆斯低沉地长哼一声表示什么？感到满意。短促一哼呢？不满意。要是艾贝（艾布拉姆斯的昵称）把雪茄从嘴上拿下来，那你就等着挨批吧。有个汇报人员疲劳过度，想把旧情报改头换面兜售给艾布拉姆斯听，被他当场撤了职。
我们坐着等待，差不多都能听到紧张的神经在迸裂的声音。几分钟后，艾布拉姆斯将军大踏步地走进来，我们赶紧起身立正。格蒂斯将军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后面。他俩虽是老朋友，但格蒂斯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我之前汇报的人都是中校。最后，格蒂斯站起来说：“下面由鲍威尔少校汇报。”为了做好汇报准备，我又拿出了在本宁堡教官培训班所学的一套本领，并发挥了在利文沃思堡上学时考试前死记硬背的技巧。我介绍美喀师的情况时，一个营一个营地说明各个单位所在位置，战备状态，目前正在实施何种行动，进而预测了未来几周的情况。我没用讲稿，全凭脑子里所记的材料讲。
汇报完毕，我转向艾布拉姆斯将军问道：“长官，还有问题吗？”他哼了一声。我辨不出这哼声算长还是短，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听完汇报，他起身走出去了，格蒂斯紧跟在他后面。
几分钟后，送艾布拉姆斯的格蒂斯回来了，我们当时正在房外转悠，等着听消息呢。格蒂斯满脸堆着笑。“艾贝很高兴。”他说。
“是吗？长官，”我问道，“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举个例子说吧，他问那个年轻的少校是谁。”格蒂斯边说边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
再说伯明翰。1968年11月22日早晨，那是个星期天，阿尔玛在父母家过夜后回到她与姐姐合住的房子。门把手上挂着一个通知，说有她一份电报，可以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办事处去取。阿尔玛打电话询问情况，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拒绝在电话上透露电报内容。她又返回父母家去接她父亲，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持，然后才进城去看电报的内容。电报是从陆军部发来的，通知她丈夫C·L·鲍威尔少校，序号083771，遇上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给他写信可寄至电文中说明的越南某基地医院。仅此而已。除了说是轻伤之外，其它情况只字未提。
一周前，即11月16日那个星期六下午，我们乘格蒂斯将军的UH—1H直升机朝广义西边飞去。这架飞机是师里最好的一架直升机，空中飞行记录只有90小时。那天阳光明媚，将军的心情很愉快。我仔细打量，他和其他美国军人一样，身穿丛林作训服，头戴软帽，脚上一双帆布加皮革的靴子，身材矮胖，和蔼可亲，宽阔的脸上总是荡漾着微笑。他有理由感觉良好。在这场猫与鼠的战争中，虽难得有什么决定性推进，但他这个命运不济的美喀师却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前一天，第十一步兵旅发现了29个北越陆军基地，包括一个司令部和一个训练营地，另外还缴获了敌人贮藏的大批武器和文件。该旅的一个营长奉命在丛林中开辟一块着陆场地，我们现正在向那个地方飞去。格蒂斯将军想亲眼看一看那个营的战利品。
我们紧贴着陡峭的山坡飞行。我突然想到，这一架飞机是否超载了，飞机上有师长这位两星将军，师参谋长J·特雷德韦尔（荣誉勋章获得者），将军的副官R·图梅尔逊上尉，我——师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还有4名机组人员。早些时候我曾想过，如果让那些有开保险柜锁般的敏锐触觉，并具有操作像鞋拔子一样小的直升机的经验的19岁年轻人驾驶小型轻装直升机，这次着陆或许会更容易些。将军的驾驶员一级准尉J·D·汉南也是位有经验的飞行员，这是他的将军，他的直升机，他的着陆任务，因此，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发现了用发烟手榴弹标志的在茂密的林子里开辟出来的着陆场，便朝该处飞去。驾驶员开始进场，意识到进场速度太快后又拉起来重新进入。第二次进入着陆区时，他先在空中旋停，而后开始下降高度。我们降到低于树梢时，砍掉的树枝和树叶被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儿。因为坐在外侧，我清楚地看得出周围有多大空隙，桨叶末端以外仅有约两英尺的空。我刚要喊“复飞！”可惜太晚了。眼看着驾驶员在与树形成的反气流奋力搏击，情况十分危险。随后便是啪地一声！在大约3层楼高的地方，旋翼碰在树干上。一分钟前我们还在飞，一分钟后则成了静负重，主旋翼叶片顷刻之间从每分钟324转降到了零，直升机像突然断了钢缆的电梯一样往下坠落。我本能地采用了坠机时的标准姿势：低头，双臂抱膝。听着发动机绝望地嘎嘎响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摔到地上。
根据标准程序的要求，要在飞机起火前尽快离开。我解开安全带便跳出舱门。跑在我前面的是直升机的射手，一等兵B·派尔。我们没跑多远就意识到其他人还在机上，一个也没动。派尔跑回去把驾驶舱的门撬开。我又爬回机舱里，这才头一次感到踝关节疼痛。发动机仍嘎嘎地使劲响着，开始往舱内灌烟。我发觉格蒂斯将军几乎没什么知觉了，肩膀的角度很怪，可能是断了。我想法给他松开座椅安全带，把他拖到树林里。这时，当我们回去找其他遇难者时，地面上几名士兵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找到了特雷德韦尔并设法把他拖到安全处。接着我又爬进飞机，一等兵派尔奋力将驾驶员救出，我听到驾驶员在痛苦地呻吟。将军的副官R·图梅尔逊倒在座位上，头被夹在电台和发动机之间。发动机像砸蛋壳一样砸穿了机身。图梅尔逊浑身是血，看不出一丝生气。我以为他肯定是死了，就用力推开已被摔离了原位的电台，想把他拉出来。就在这时，他发出呻吟声。我这才注意到，发动机把他的钢盔砸了个坑，多亏钢盔护着头，才保住了他的命。我把他拖进树林中，与其他人安置在一起。最后，所有人都被救了出来。伤势最重的是驾驶员，他的脊椎骨断了。
每当一位司令官的直升机摔下去，其它飞机就会不知从哪儿都飞过来。我抬头一望，一大群直升机在着陆区上空盘旋，可这个着陆区小得容不下一架飞机安全降落。最后，它们都闪开，给一架撤运伤员的医疗专用直升机让路。我们被一个个地用绞盘起吊到飞机上，无依无靠地在微风中东摇西摆着，不清楚那一双双观看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否全是善意的目光。
回来后经朱莱基地医院检查，我除了擦伤和瘀肿外，X光检查还发现我踝关节骨折。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会把我撤离越南。陆军医院规定，由于我们战区环境潮湿，不利于创伤愈合，凡是骨折者均需送往日本。然而，我们师可不想只因为我骨头裂了点缝儿就失掉新找到的G—3。医生给我打上石膏后，我一瘸一拐地尽量自己行走。我可不像我的司令官那样因受伤而感到恼火。格蒂斯将军已经计划去夏威夷与妻子一起休假。他对我抱怨道：“他妈的，科林，一个男人胳膊挎在悬带里怎么去做女人想叫他做的事呢？”
我脚上的石膏刚过一周就开始碎裂。我换上一条急救绷带，然后照样工作。医生警告说我是在犯傻，不过我的踝关节过了约7年的时间还是痊愈了，只是在踩到脚后跟上那个硬块角度不对时会感觉如同上电刑一样疼。幸运的是，现在它倒没给我找什么麻烦。
※ ※ ※
我即将在越南度过第二个圣诞节。节日期间，朱莱散发着一股败臭气味。希克瑞农场邮购公司从国内运来的礼物熏香肠和火腿是当时最风行的圣诞礼物，开始也的确大受欢迎，可后来多得连收发室都盛不下了。临时搭建的房屋盛满了，甚至官兵宿舍里也盛满了，我们几乎要被熏制食品的气味熏得喘不过气来。从此以后，我再也吃不下熏制食品了。
圣诞节前夜，我和朋友们去看B·霍普和他带来慰问部队的演出团表演。他们之中有美貌超群的安—玛格丽特、L·布朗和他的声望乐队、职业橄榄球明星R·格里尔以及世界小姐P·普卢默。这样才像那么回事儿，像我们记忆中新闻短片里看到的战争模样。后来，我们回到军官俱乐部去听一支菲律宾摇滚乐队演唱。我尤其记得他们演唱的P·克莱因最走红的《我摔成碎片》那支歌。歌词到了他们嘴里别有魅力。此外，我们还喝了不少酒。喝得最多的是直升机驾驶员，尤其是第二天有飞行任务的驾驶员。他们很多人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来越南执行任务。他们的伤亡率很高，冒险程度又当属卫生勤务部队的撤运伤员机组为最大，即我刚刚乘过的那种直升机。要把伤员接上来，他们就不得不在敌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情况下空中旋停，而后慢慢地盘旋而下。他们动作快1分钟就意味着挽救更多的人的性命。对于他们的勇敢，我们无比敬仰。而他们则以黑色幽默式的宿命论来面对自己的命运，将飞机冒着火掉下去的驾驶员同行称为“脆皮牛”。
我作为担任师G—3的惟一少校这一殊荣不可避免地结束了。G·劳伦斯中校已完成他6个月中队长的任期，到师部担任格蒂斯答应给他的G—3职位。格蒂斯对我说，他知道这种局面很尴尬，因为在我任G—3期间，偶尔曾迫不得已对劳伦斯发号施令，不过，他仍希望我能留下给劳伦斯当副手。我愉快地接受了第二把手的工作。在随后的几年里，劳伦斯成了我的又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到1969年1月为止，我在越南的服役期限就度过一半
了，因此，我开始考虑下一步干什么。我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我曾被批准列入陆军研究生培养计划。下一步要闯的难关是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想法搞到了一本应考指南。因为朱莱没什么娱乐活动，我就把晚上时间都用来啃这本书。一个细雨濛濛的星期六早晨，有架轻装直升机送一批短期服役者去岘港等待回国。我挤上这架飞机到了岘港，来到一间用瓦楞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屋内，在那里和一群看上去并不像会成为学者的人一起参加了考试。几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我考得很好。于是，我申请进入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该大学就坐落在五角大楼外的波托马克河对面，可以说已成了华盛顿军事人员的进修学校。许多军官拿的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学位，这样似乎比较对口。不过，大约就在这时候，陆军鼓励军官学习现代管理专业，以便使军官们为进入计算机时代做好准备。因此，我向该大学政治与工商管理学院提出了申请，目的是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这个学位还有另一种吸引力。当时我在军队已呆了10年多，估计到我的军事生涯结束时，作为一名工商管理学硕士会比一名西欧政治制度方面的专家在市场上机会更多一些。
1969年1月22日，陆军包机P2102航班降落在夏威夷
的希克汉姆机场，即檀香山国际机场划归军用的那一边。休假，上帝赐给的休假啊！我走下飞机，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家人。这一切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已在海利库拉尼饭店预定了房间，给阿尔玛及孩子们买了机票，还租了一辆车等候。顺走廊进入机场大楼时，可以看到前面好多家属探身翘首，极力在寻找熟悉的面孔。接着，我听到一串美妙无比的尖声呼唤：“爸爸！爸爸！爸爸！”小迈克这时已快6岁了，正拼命朝我冲过来。3岁的琳达脚步蹒跚地跟在后面。他俩每人抱住我一条腿，死也不松手。他们的小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那种感觉是我感受过的最快乐的一种感觉。
接下去几天我们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事。我们去了海滩，我试图教迈克冲浪（好像我会似的）。我们参观了《夏威夷》这部片子拍摄的村庄，去了动物园，看了海豚表演，还去看了间歇泉的喷口。不定在什么时间，太平洋那蔚蓝色的海水便会穿过岩石从该处喷涌而出。我和阿尔玛只单独出去了一个晚上。我们设法找了个人临时照管孩子，然后去参加在鲁西堡举行的夏威夷宴会。在国际市场，我们听了唐霍的演唱。他一定给每个能有幸去夏威夷度假的士兵都唱过“小泡泡”。之后好几周内，这支曲子一直回响在我脑海中（“小泡泡，在酒里，小泡泡让你真惬意……”）。
假期终于要结束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若无其事地送孩子上了床，就好像他们在家里一样。然后，我和阿尔玛走出房间坐在迷人的夏威夷夜空下。越南纵有万里之遥，可一上飞机也就到了。我没有谈过去6个月的事，阿尔玛也没问。通常职业军人与妻子之间都是这样。感谢上帝，阿尔玛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样属于军队的军人妻子，喜欢谈军队的事情。那些人知道谁提前晋升了，谁未被提升，谁得到了好差事，谁又升到顶再也上不去了。阿尔玛从不为这种职业政治瞎操心。她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抚育孩子，让我高兴，并且在我们所服过役的所有兵营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夜里，我们谈的话题是孩子。我第一次从越南回国时，迈克过了好长时间才熟悉我。接着，4年之后，我又不住在家了。我们在夏威夷仅共同度过了几天的时光，而我又将离去。我不愿意在孩子们心目中成为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那种父亲，因此期望阿尔玛能起到超出一般母亲的稳定家庭的作用。从各种迹象来看，这方面她的作用发挥得相当出色。
午夜时分，陆军一辆轿车停在饭店门外，我短暂的家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呆在兵营的办公室里，突然得到通知，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监察主任派人来找我。在陆军里，接到这种消息，不亚于听到国内税务局的人要来查你的账。调查员口风甚紧，态度也不明朗；他不肯吐露来访的目的，问及我的姓名、军衔、职位及在师里的职责时，还用一台老式开盘式录音机录了下来。他具体什么也不解释，只是一股劲儿地以了解内情的得力助手那种单调的声音猛烈发问。继后他问我是不是师作战日志的保管人，我说是的。他要我把1968年3月的日志拿出来。我解释说，当时我不在师里。“把日志拿出来就行，”他说，“然后检查一下该月登录的内容。要是哪天击毙敌人的数目不同寻常就告诉我。”
我感觉他已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内容。我开始翻阅日志。翻了几页之后，有一条跳入眼帘。1968年3月16日，第十一旅的一个单位报告，在巴坦加半岛被击毙敌人的尸体数为128。在这场既磨人又严酷的战争中，一般不大有什么辉煌战果，这个数字算很高了。“请把这一条录进录音机。”调查员说。
至此，我的好奇心和警惕性都升腾起来。我请他允许我给师参谋长打个电话。“好好配合他工作。”参谋长斩钉截铁地说。调查员问我是否相信日志上的记载准确无误，我说一般是准确的。随后，在他准备离开时，问我是否认识F·梅迪纳上尉。我回答认识，梅迪纳是我所管辖的战术作战中心的一名参谋。调查员说他下一步要去询问梅迪纳，说完就走了。对于他来的目的，我还是和他刚来时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直到近两年后，我才弄明白这次来访的前因后果。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地区服役，R·皮尔斯中将在弗吉尼亚比弗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要求我前去作证。委员会要我描述一下1968年巴坦加半岛上的作战条件。我知道那地方如同地狱一般可怕，是一片崎岖复杂的地域，居住在那里的都是越共的同情者。法国人当年曾被逐出该岛，再没能进去。每次我们派部队前去，都能预料到后送医院将要做几十例外伤截肢手术。这些伤员都是由敌方游击队和农民同情者，包括妇女甚至小孩埋设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然而，上述这些都不能作为为1968年3月16日事件开
脱的藉口。原来，我到越南前3个多月的一天，第十一旅的部队开进南中国海海滨的山美村。威廉·卡利中尉率领一个排将数百名老人、妇女、儿童，甚至还有婴儿从一个叫美莱的村庄驱赶进一道沟里射杀了。后来调查发现，卡利及其部下共杀死347人。我在日志里看到的那128名“被击毙”的敌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军事法庭查出卡利犯有预谋杀人罪，判处他终身监禁。不过，在尼克松总统干预下，其刑期改为3年舒适的软禁。E·梅迪纳上尉也受到了审判，他因准许打死约100名越南人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非预谋的杀人罪，但后来被无罪释放。那位沉默寡言的调查员那天下午询问我的事，将以美莱大屠杀之名留在人们记忆中。
在越南有很多事情都不对头，美莱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例罢了。因为这场战争拖了很长时间，而且并非每个被任命为军官的人都是当军官的材料。同样严重的是，职业军士的人数因伤亡也在急剧减少，而这些人恰恰是任何一支军队的基础力量，他们需要几年的军旅生活才能磨炼成材。为了能不征召后备役人员而打完这场战争，陆军在培养速成军士。我们称此类人为“速烤军士”。找个二等兵，稍微训练一下，考验一两次，然后就宣布他是军士了。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肩负的责任远远超出其年龄和经验。有一些确实相当出色，令我佩服。然而，这么多未训练好的军官与军士加入部队，导致了士气、纪律和职业判断力方面的崩溃，导致了像美莱那样的恐怖行为，因为部队对似乎永无休止、鲁莽愚蠢的屠杀已经麻木不仁了。
我想起我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词“兵龄男子”。假如直升机发现一个穿黑色衣裤的农民，远远看上去有点儿可疑，那可能就是个“兵龄男子”。这时飞行员会作盘旋飞行并向他身前射击。他要是一动，其动作即被认为是有敌意的证据。下一个点射便不再是向他身前，而是向他身上打了。残忍吗？也许是的。但是，W·普里查德中校，一位与我在盖尔恩豪森一起服过役的能干的营长，就在从直升机里观察兵龄男子时被敌人的狙击火力射死的。而普里查德不过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作战的性质决定了你不打死别人，别人就会打死你。这便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概念。
我这次服役期1969年7月结束，单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成功的。作为少校，能在驻越美军最大的师里任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可谓一种殊荣。上级的鉴定对我评价很高，并授予我荣誉军团勋章。另外，格蒂斯将军为表扬我在直升机坠毁后营救过程中的表现还授予我军人奖章。这就是我的越南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想让自己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作为一名军人听从召唤，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甘心情愿地躺进士兵的墓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眼界的开阔，我大脑的另一部分开始比较深入地剖析在越南的经历。1962年，我是踏着原则与信念的基石去的越南，后来却眼看着这块基石逐渐被含糊其词、谎言和自欺欺人所侵蚀。我最初在盖尔恩豪森发现的极为有害的把戏，在我第一次去越南时已出口到了越南，第二次去时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拿“在敌对行动中阵亡”这样的用语来说吧。它抹掉了较为熟悉的“在作战行动中阵亡”一词明白无误的锋芒，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国内的亲人，不让他们知道在那些稻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两者之间的区别毫无意义，大概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官僚主义者们才能觉出个中奥妙，那些在敌对行动中阵亡的可怜的人们是绝对感觉不到这毫微差异的。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均是以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名义投入战斗的。在越南，他们被翻新成了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为什么呢？“远征”一词容易使人联想到被运到海外去打仗送死。但是，两栖演习在北卡罗莱纳海滩上就可以举行。我们除了欺骗自己之外，还能欺骗谁呢？多年以后，也就是在我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海军陆战队司令A·M·格雷将军抛弃了越南时代的糊涂说法，海军陆战队又离开祖国进行军事远征了，格雷使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恢复了原有名称。
越南时代的战备情况与训练报告一般都有浮夸，目的是为了取悦于人和掩盖真相，而不是为了作出评估与纠正不足。就像沃伯根湖的孩子们一样，每个人的成绩都“超过平均水平”。当权者们似乎相信，只要控制住词汇的使用，就能改变事实。我们简直是与现实世界脱节，而且对技术抱有幻想，认为敌人太原始，而我们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因而这个仗没什么可打的。例如，麦克纳马拉的工厂里曾有过“探人器”之类的惊世之作问世。这是一种能从飞机上探测出地面上尿迹的仪器（也是后来提供“橙剂”的人制造出来的）。倘若在敌人可能出没的地域发现尿迹，我们的火炮便有了射击目标。可是，无辜的农民或水牛若碰巧把尿撒错了地方，那可就倒霉了。“探人器”只是麦克纳马拉防线中的一环。该防线由将南越各地连成一片的一系列电子感应器构成，每当敌军踏上胡志明小道，它们会立即向我们报警。这个主意从一开始便胎死腹中了。
你也许会问，我不是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吗？假若在战争中不是不加区别地滥发奖章，它也许对我更为珍贵。然而在越南战争中却不是这样。记得有一次，我作为G—3到一个火力基地出席某营的指挥官交接仪式。离任的营长被授予3枚银星奖章——国家发给作战英勇者的第三级最高荣誉奖章，外加一大把其它奖章，而他在那里只干了6个月。他表现得精明强干，有时也称得上英勇，受到部下爱戴。然而，士兵们得站在那儿，倾听对相当普通的表现作言过其实的夸张。这么多奖励堆在一起，连写嘉奖令都成了一门小小的艺术。离任营长的“包装”包括：一枚银星奖章、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和数枚仅因积累了直升机飞行时间而获得的空军奖章。这些几乎成了标准的发放物资。因为别人用此包装自己，你也就接受同样的包装。如此不加区别地滥发奖章，使得那些真正英勇非凡的英雄——无论是列兵还是上校——作出的业绩也为之声名贬值。我记得，在颁发3枚银星奖章那天，我看过士兵们的表情。当时我心中思忖，这真是愚蠢透顶。我们竟把这些年轻士兵拉到这里来观看这些愚蠢表演。我们在给他们传授些什么呢？那套废话管用吗？一味追求名利的有害做法已腐蚀了军队，而我是其中之一员。
类似美莱那种丑恶的事件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在于美军热衷于另一种虚构的神话，即越南战争中创造出来的令人厌恶的衡量标准——“数尸体”。实际上，在真相大白之前，第十一步兵旅曾因在美莱击毙128名“敌人”荣获了特别嘉奖。迫于五角大楼要其证明国家在人员和财力方面的投资没有白费这一压力，陆军极为需要找到某种可以计量的东西。在本周的情况报告里，我们可宣称赢得了什么军事目标呢？一座山头？一条山谷？一个村庄？这种可能性极小。结果，尸体就成了衡量标准。其实，尸体数也靠不住。新闻界可准确获知我方的死亡人数，他们只要数数运出去多少具棺材就一清二楚了。20具棺材，那就是20个人在最近一次交火中阵亡。我们以什么来证明敌人死了多少？要查明这一点决非易事。越共和北越军都不用棺材，他们很擅长于脱离接触并带走死者。我们本可以用缴获的武器作为衡量标准，但你得把武器拿出来，这样记者们就会数。敌人的尸体是不必带回来的。每天晚上连队都登记。“你们排打死多少？”“我不知道，我肯定看到的有两个。”“好吧，你要看见两个，那可能就有8个，那我们就算是10个吧。”数尸体由此成了死亡人数统计竞赛。连与连比，营与营比，旅与旅也比。好的指挥官报上来的尸体数高，他们因之得以晋升。假如你的竞争对手夸大尸体数字，你能不夸大吗？
敌人的确是在遭受惨重伤亡，但这不起什么作用。正如一位军事分析家所说，用造成对方伤亡的经济成本除以对方的伤亡数，然后再乘以承受伤亡的政治代价。只要敌人愿意付出那种代价，尸体数就一文不值。我们的敌人显然准备付出代价，而且不讲什么体育道德，拒绝按我们的计分方法进行比赛。我们总想与北越军决一死战，来一次越南的滑铁卢、硫黄岛、仁川，但他们拒不合作。无论我们的打击有多重，北越军部队总会隐没进山岳地带的庇护所内，或进入老挝，重新武装，重新组建，然后又出来打。我们也有庇护区，从南中国海一直延伸到美国。两支军队在越南的山区与滨海平原之间交手，相互厮杀。每周五晚上，我们将本周的尸体数加在一起，随后便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切再从头开始。
我第一次在越南服役将近结束时，曾估计得要50万部队才能取胜。6年后，我第二次到越南时，我方投入兵力已高达54．34万人，但仍然不够。考虑到地形、北越军和越共的作战样式，以及他们愿意承受的伤亡，美国投入多少力量都防不胜防。
记得我当副营长时，有个士兵踩上地雷，一条腿被炸断了，仅连着一点皮，肺也被炸穿了。我们把他抬上一架轻装直升机，向离德普最近的后送医院飞去，两地相距大约有15分钟的路程。他还是个孩子。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吃惊、恐惧、好奇、最主要是不理解，交织在一起的表情。他总想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他的目光似乎在说，这是为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回答。我们尚未到达德普，他就死在我怀里了。
最近，我又重读了B·福尔关于越南的书《没有欢乐的街道》。福尔令人痛苦地指明，我们几乎不理解自己使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我不禁在想，倘若肯尼迪总统或约翰逊总统在戴维营花上一个周末，安安静静地读一下那本颇有见地的书，他们周一上午回到白宫之后，一定会立即着手想办法，把我们从越南这个陷阱里解脱出来。在我两次赴越南之间那些年中，武公孝上尉的解释法——基地设在这里是为了保护机场，机场建在这里是为了给基地提供补给品——根本没有改变，而是更甚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
战争应该是政治的最后手段。既然打仗，就应该有个人民理解与支持的目的，就应该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完成那一使命，而后才能投入战争，去赢得胜利。在越南，我们陷入的是一种半心半意的半战争状态，国内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或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少数人背负着这一负担。
在越南，我亲眼目睹过英勇无畏，这和我期望在任何战争中所见到的毫无区别。对自己能在美喀师服役，我感到自豪。我们也有过辉煌的时刻，有过杰出的战士。在那个师服过役的还有一位中校军官，名叫H·N·施瓦茨科普夫。我、施瓦茨科普夫及其他不少后来走上主要军事领导岗位的人，肯定从这一经历中带回了有用的东西。尽管战争构想如此不明，打得又如此糟糕，而且国家领导者们又很少给予清楚的解释，但我仍为美国士兵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响应征召感到骄傲。我的数十名朋友都死于那场战争。纽约市立学院“潘兴步枪会”这么个小圈子1968年在越南就失去了它的第三位成员——J·杨。所有这些英雄行为和牺牲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全国的支持，没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就不能去浪费勇敢与生命。
我尤其要谴责我国政治领导人为那场战争提供兵员的政策。那些决定谁该应征、谁该缓征、谁该服役、谁可免服役、谁该送死、谁该活命的政策，是反民主的耻辱之举。我永远不能原谅有位领导人实际这样说的话：这些青年人比较贫穷，文化低，又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可以去送死，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人称他们为“廉价炮灰”），但其他的青年人是优秀分子，不能让他们去冒险。我尤其感到气愤的是，很多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的子弟和职业运动员（他们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健壮）中，很多人想方设法在预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部队中找个差使，以此来逃避服现役到越南去打仗。在我看来，在这么多的越南悲剧中，这种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是对“所有美国人生来一律平等，对国家应有同样的忠诚”这一理想的破坏最大。
当我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时，相信总有一天，陆军作为一个组织，也会这样做的。我们承认，我们曾被派去执行一个已告破产的政策。我国政治领导人依据千篇一律的反共原理，将我们投入了一场战争，结果却发现这一原理在越南只是部分适用。在那里，战争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除了东西方冲突之外，还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内部斗争因素。这场战争打得很糟糕，这一点我们的高级军官是清楚的。然而，他们屈从于集团思想的压力，继续不断地弄虚作假，谎报尸体数，满足于“安全村”的幻想，在情况报告中夸大其辞。作为一个团体，军方未能对其政府领导或者对自己本身直言相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从未到国防部长或总统那里去说：“照这样打法，这场战争赢不了。”我们那一代许多人，经过那场战争锤炼的职业上尉、少校和中校们均曾发誓说，等轮到我们发号施令时，我们决不会一言不发地默许为了美国人民不理解或不支持的肤浅理由而去打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倘若我们能很好地实践对自己、对文官政府领导及对国家许下的诺言，那么，我们在越南的牺牲便不会白费。
1969年6月15日，离期满还剩几周时间，我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来的信。我已被政治与工商管理学院秋季班录取。那天早上，我出去到一个着陆区观看步兵连巡逻返回情况。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爬上山，身体前倾，把帆布背囊的重量全压到背上，胸前挎着M—16步枪。又活着过了一天，并在日历上又划掉一天。这是越南战争中又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当日历翻到某一特定日子时，你就可以走了。
我和阿尔玛早就计划好了，我回国后，我俩先单独过几天，然后再去伯明翰与孩子和岳父母团聚。我俩计划在亚特兰大住几天，阿尔玛到时开车到机场接我。事先我曾写信给阿尔玛，告诉她我希望她梳什么发式，穿什么衣服，而且衣服的颜色希望是橙色与黄色。我们头脑中孕育着一种稀奇古怪的幻想。我想一走下飞机便能幻想成真。阿尔玛没有让我失望。我们开车进城，住进了饭店。那天夜里，我做得很不合时宜，早早就入了梦乡。虽然阿尔玛费尽心机，可就是不能使我醒过来。她不住地拉我的耳朵，边拉边叫我看电视，因为宇航员正在月球上行走呢！那天是1969年7月20日。可我疲惫不堪，不单是因为时差关系，而是疲惫到了极点，想睡掉一年来在越南积累的身心两方面的疲劳。我们才独处了一天半，阿尔玛就知道我更想要什么了，我要赶回家去看孩子们。
我的美国之路--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
我挂起戎装，开始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上学，重新回到了阔别11年的校园。自从迈出学校大门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军队这片小天地里，穿的是军装，受的是军队规章制度的约束，交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今后，我实际上要过老百姓生活了。
我和阿尔玛即刻着手找房子。我们从来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迄今为止，不是暂住军营宿舍，就是临时寄居亲友篱下，再不然就是在军营附近租公寓住。对于花钱买房子，我们并不惧怕什么，问题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房子好。在海外服役期间，我们已设法积攒了近8000美元。在老家伯明翰，最好的房子售价才3万到3．5万美元，完全可以买得起。我们找到一家房地产代理商，便开始在弗吉尼亚北部郊区寻觅。因为军人家庭一般都聚集在那一带。看了大约十处外形极为相似的狭小三居室住宅后，我问那位代理商：“在这里3．5万美元就只能买这样的房子吗？”他对我们说，欢迎我们到华盛顿房地产世界再走走。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说，在弗吉尼亚的伍德布里奇有一处新住宅区，叫做戴尔镇，名声不是很响，房子外观区别也不大，所有的树都被推土机清除了。不过，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为住户提供的是空间，宝贵的空间，五间卧室，3间浴室，总共才3．152万美元。我们用抵押贷款买下了戴尔镇德索托街14605号，现付了20美元押金，以后每月付259美元。
我们买房的消息很快就在纽约的亲戚们中间传开了：“你听说了吗？科林自己买了所大房子，在首都华盛顿。”“这么快呀！”“他承受得了吗？”我们刚刚搬进去，亲戚们就不期光临来看房子，要检验一下科林的判断力如何，同时，既然已有地方落脚，不妨顺便到首都来逛一趟。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第一学期，我经历了一次信心危机。
陆军给了我18个月时间要我拿到工商管理学数据处理专业硕士学位。开学前，我到系主任那里去报到，系主任J·麦卡锡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绅士。他一边翻阅我的大学考绩记录，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嗯嗨，没学过数学；嗯嗨，没学过统计学；嗯嗨，没学过经济学。”他拿起电话，接通了步兵人事处。我听到麦卡锡说，他从我的学历上看不出我有获取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可能。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不过后来他又补充道：“至少在18个月内不可能……是的，我知道，在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院都成绩优秀，但那些都不是研究生院。”麦卡锡建议步兵人事处给我两年加两次暑期班的时间，他说这样我就有希望拿下来。我很幸运，陆军领导居然同意了。
在做学问方面，我的确感到力不从心。功课吃力不说，我32岁的年龄在多数班级里都是最大的，这一点更不能让我感到轻松。跟我一起上学的其余6位军官都各有所长，他们全是管理型或金融型的人才，经济学和计算机对他们早已是轻车熟路。当教授们把我们一头按进统计分析和微积分（我在纽约市立学院时后者就不及格）之类的课程时，宛如跟我说斯瓦希里语一样。我开始体会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滋味了。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我不属于这里。他们录取我是一个错误。
不上课的时间，学生们都泡在学生会办的自助餐馆里，边喝咖啡边打牌。在那里闲聊时我发现一条真理：在盲人班里，一只眼睛的就是王。其实，不单是我们军官学生，就连大多数工商专业的学生也和我一样如坠入五里雾中。我的学监，管理学教授M·韦夫赛把我拉到一边给我鼓励。他说，他对我完全有信心。结果，我第一学期的成绩全是A。这可着实使我感到鼓舞。
情况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直到碰上计算机逻辑那门课时才又触礁。课终考试要求我们画一张软件程序流程图，以显示计算机是如何作出判断的。我又一次遇到了圆锥体在空间与一平面相交是什么情景的难题。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个D，这门课期末考试时勉强捞回来了个B，也许是老天爷帮忙吧！
近日来，我经常仔细地翻阅《陆军时报》，查看哪些人可能晋升中校。我是在拟晋升名单上的，可我的序号还没见报。我之所以急于晋升这一级，不仅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而且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时我每月拿回家的才大约900美元，而且还吃力地支付着每月259美元的抵押贷款。晋升，意味着从年薪12，999美元提高到16，179美元。7月初，我打开《陆军时报》，看到有下个月将晋升中校者的号码，我的序号列在其中。这次不是提前晋升，不过，我干得还是不错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几年。我设法和华盛顿军区一名上尉取得了联系，问他如何办理正式晋升手续。他说：“长官，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总该搞点仪式庆祝一下。于是，我把孩子们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号家庭娱乐室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阿尔玛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具中，当时已7岁的迈克尔·鲍威尔把一副标志中校的银色橡叶型衔徽钉在我的运动衫上。证人有5岁的琳达，还有我们家的最新成员安妮玛丽·鲍威尔。她从婴儿座椅上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幕。
安妮玛丽是两个月前于5月20日出生的。阿尔玛抱着襁褓中的她从医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军人服务社花10美元买的电影摄影机为子孙后代记录下了这一时刻。阿尔玛走下车时，迈克激动而好奇地冲上前去，琳达漫不经心地扫了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脚跟一旋就走了。姐妹关系处于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以后的20年间，她们俩的关系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安妮玛丽美丽绝伦，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时间又多，因而我喜欢抱着她在德索托玩耍，专等邻居们出来赞美她。到这时，我们已有了3个健康漂亮的孩子，于是决定不再给世界人口加重负担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学。一个职业军人呆在处于反战运动顶峰的校园里，从大学生同学会宿舍楼旁走过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宿舍窗户上挂着涂写有和平标志和反战口号的被单，临时演讲台上的演说者谴责着我曾打过的战争。每当我穿着丝光黄斜纹宽松长裤和运动衫到处走动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化装潜入敌营的密探。不过，在这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者中，参加焚烧旗子活动的修读销售管理和工商会计课的学生为数寥寥，因此我与反战抗议者几乎没发生过摩擦。我的同班同学像我一样，更为关心的是好好温习功课，应付下次考试及完成硕士论文，而不是政治。他们是后来的雅皮士，尽管当时尚未出现这个叫法。
在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华盛顿沸腾了。4月24日，20多万反战者拥上国会山，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从越南撤军。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到国会山，一路上都闻得到催泪弹的气味。在国会山，我看到“反战的越战老兵”有数百人，他们把绶带和奖章奋力朝国会大厦掷去。我理解他们的辛酸。自从我离开越南之后，又有5000多名美国人死于那场混乱的冲突。但是，我永远不能同意示威者的做法。我依然相信，在美国，奖章应该是骄傲的源泉，而不应当是耻辱的根源；军装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侮辱；武装部队是国家荣耀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其排斥的异体。
那年5月，我没有自找麻烦去参加毕业典礼。考虑到校园里的反战情绪及我是个已婚且有3个孩子的男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参加什么典礼、仪式，或者是抗议。我去教务长办公室领取了学位证书。在读研究生的两年里，除了计算机逻辑一门课得了一个B外，我其它各门功课都是A。我的导师韦夫赛博士鼓励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陆军也许很有可能批准，但是我自己对自己心中有数。我是个好学生，但算不上什么学者，当兵比当学生更合适。我渴望回陆军部队去。
白宫、国会、联邦政府各部门、法院、记者和院外活动成员等构成了一个连锁权力网，人称“环内”，五角大楼也是该网络中的一环。1971年7月，我带着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证书来到五角大楼，被分派到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工作。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威廉·E·德普伊中将虽个头矮小，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号称越南出来的最厉害的将军之一，以毫不留情地解雇人出名。一次，他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厉害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眼看着无能的指挥官使多少年轻的美国人送了命。”他往往对新来的人说：“按照你的标准，你也许算是能干的，但是按照我的标准，你还不行。我会辞掉你。在别处你也许干得不错，在我手下不行。”
当时，为了使战争越南化，尼克松总统已开始撤回美国部队。撤军过程中，有一份秘密文件开始影响军方的思想。那是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陆军军事学院搞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450名中校军官，他们几乎都在越南服过役。调查结果犹如一个炸药包。答卷人猛烈抨击陆军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遭抨击最厉害的是高级领导层的诚实问题。被调查的军官谴责了虚假的战备情况报告、不择手段地追求名利、提升老同学、颁奖过滥、虚报尸体数等所有自欺欺人装璜门面的东西。上级令他们失望，他们直言陈述。正如那份报告所说：“大家普遍感到，陆军造成了这样一种环境，只要有点成绩，哪怕是无足轻重的短期表现，都会受到奖励，而长期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却被置之脑后或受不到鼓励……”
该报告的撰写者们没有试图从陆军之外寻找替罪羊，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财政、政治、社会或管理方面的外在影响是酿成这种不良氛围的主要因素。而公众对越战的反应，陆军的迅速扩编，或是当前的种种反军表现，也不是陆军偏离职业行为标准的主要原因。”陆军的混乱局面是它自己造成的，报告对最终应负责任者亦直言不讳：“因此，变革必须始于陆军最高层。”
卡莱尔调查泄露出去后引起了一场争吵。不过，它并未被漠然处之。有些将军，如W·斯威特摩兰、G·福赛思、B·罗杰斯、C·艾布拉姆斯、W·“荷兰人”·克尔温，还有B·帕尔默等都行动起来了。我的新上司，德普伊将军，站在这些改革者的最前列。他既不满意我们的作战原则和体制，又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越南失败后陆军的道德风气。他鄙视腐蚀军队的一味追求名利的把戏。这位三星将军赋予自己的任务是改革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重新思考整个陆军的作用和结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他能找到的头脑最敏锐的中校，并让他们成了他所信赖的私人智囊团。
因为陆军送我去研究生院主要学的技术是搞计算机系统，我以为肯定会让我在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搞那项工作。然而，生活往往会突然遇到转机。刚到五角大楼报到时，信息管理局准将局长与我谈的话。他让我等了半小时，接着就不停地叫我“福勒”，我客气地纠正了之后他依然如故。他和我谈的全是华盛顿的房地产生意，以及如何从中赚钱。我只有听从命运安排了。鉴于是陆军出钱供我受的教育，我只好违心地在这里干了。
后来，一位令人钦佩的军官救了我。他就是计划与规划分析局局长赫伯特·麦克里斯托尔少将。该局属于德普伊的精锐部队之一部分。我被叫到3楼第六走廊的“陆军区”，去见麦克里斯托尔的副手F·G·“大鹅”格斯林上校。格斯林对我说，他认真阅读过我的档案，认为我不应该去绘制计算机流程图，而应该上这儿来帮助德普伊将军设计明天的陆军。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为自命不凡、不替他人着想、得过且过的人工作，另一个是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工作。于是，我直接从格斯林的办公室来到步兵人事处，恳求他们把我从前者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并交到后者的手中。步兵人事处同意了。就这样，陆军放弃了一个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二流的计算机程序编制专家，而我却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结识了陆军出类拔萃的一代人。
我被安排在一个小隔间办公。过了一段时间，我即开始为德普伊将军本人工作。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德普伊实际上并不像所传的那么厉害可怕，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马马虎虎或二流货色，只要你交给他的不是这种东西，他对待部下是很好的。他认为我具有交际能力，于是就把为他起草讲话稿的工作交给了我。
1972年初的一天，我应邀去将军办公室出席一个机密会议。他坐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一端，身旁只有少数的几位军官，其中有麦克里斯托尔，我的顶头上司钱德勒，还有隔壁办公室一位头脑敏锐的A·“时髦”史密斯。门关上之后，大家屏气敛声，气氛顿时神秘起来。德普伊很快就切入正题说，陆军正在加紧从越南撤军。战争的失败使国家对军队很失望，国会正在紧缩军费开支。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而且还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在作了一些冷静的分析之后说：“鲍威尔，你带上几个聪明人，关在一间房子里设想一下不可想象的情况，我想要你们计算一下如何构建一支50万人的陆军。”
我们全都惊异万分。考虑到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军投入了54．3万部队，考虑到美陆军现有员额达160万人，再考虑到自从1940年以来陆军从来没有少于50万人，这种裁减似乎太过分了。有人问，这是否是将军预计会出现的兵员数？他说不是，但这是为以防万一必须做好战备的部队。请大家务必保密，今天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这个房间。
我回到我的角落，主要是和史密斯一起干。我们设计了一支绝对是最低限度的部队，我们称之为“基础陆军”。我们的工作最终不可避免地透露给了高级军官们。五角大楼甚为恐慌，假如国家真的相信它凭借50万人的陆军就能支撑下去怎么办？军队的日子会很不好过的。因此，“基础陆军”一事被搁置起来，以后再也没有让它见过天日。
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哪一种经历会毫无益处。正如陆军在越战之后削减兵员一样，冷战结束后，整个武装部队必须紧缩。后来当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面对这一现实时，我实际上早已于20年前在德普伊手下就接受过部队削减方面的研究生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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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伊将军传授给我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如何在以强调统一和个人服从为特点的职业中保持个性的精髓。一天深夜，将军在利文沃思堡发表完演讲后，我们乘直升机返回。单独坐在一架空军小型飞机里，这种时刻军阶不存在了，我俩不过是宇宙空间的两粒原子。这位彻头彻尾的军人，这位军人的杰出典范对我说，一个军官不能完全奉献给军队，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他告诫我说：“你绝不能让自己的职业把自己吞噬尽，以致于再也没有属于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东西了。”我们得保持一部分独立的东西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他最后说道：“不要让你的职业变成你生活的全部。”我记得当时脑海中出现了参谋们已注意到的一件事。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德普伊将军家里是什么样。此时我明白了个中原委。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在按德普伊的哲学行事了。五角大楼的同僚没人知道我在伍德布里奇的圣玛格丽特新教圣公会担任高级教区委员，也没人知道我在那里教主日（星期日）学校的五年级。我们在谷城定居不久，就开始参与这些活动。有一天，我和阿尔玛开车到住地周围看看。突然，我们发现一座小山上有个简易的圣公会教堂，名叫圣玛格丽特，和我小时候在布朗克斯区的教堂同名，我们就成了圣玛格丽特的教友。我从初级教区委员一直升到了高级教区委员，阿尔玛则当上了圣坛联合会主席，迈克尔和琳达做了教士的助手。我们和父亲卢瑟与母亲艾丽尔一样，帮助组织教堂义卖、薄烤饼晚餐及开设廉价旧货店。在我们教堂筹建资金运动中，作为向每个成员募集的领头人，我向全体会员募捐，成了教会的理财人。
我还一度想把教堂卖掉。我们的牧师罗德尼·L·考尔金斯大师是一位很得人心的本堂牧师，他的教徒人数增长很快，圣玛格丽特教堂拥挤得几乎快裂开了。这所教堂坐落在郊区房地产黄金地段，占地12英亩。有个房地产投资开发商想把它买去建个购物中心。他出价很高。我和考尔金斯神父都明白，有了这笔钱，我们可以在附近建一座更大更好的教堂，以容纳不断增长的教徒。教区代表也同意出售，堂区居民也投票赞成，主教也批准了。开发商忙不迭地把钱送了过来。但是，正如我对1928年那本老祈祷书爱不释手一样，我们有些教徒对老教堂亦不忍割舍。况且“老”这个字眼在新兴的郊区只是相对而言。圣玛格丽特是座“金”字型的建筑，10年前才刚刚建成。有位年长的堂区居民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这块地，我们就不能将教堂所占的这块地与1号公路相接，使其产生商业价值。于是，那些老居民就去找她，说服她不要卖那块地，以此制服了少壮派激进分子。反对派最后赢得胜利的论点是，他们决不跟随圣玛格丽特迁往新地。他们要转到弗农山附近的波希克去，那里号称有一座可以追溯到G·华盛顿时代的圣公会教堂。传统主义者赢得了胜利，鲍威尔和牧师没有卖成教堂。圣玛格丽特如今仍坐落在原地，兴旺依旧。
有一年夏天，教区代表们决定到里士满附近的一个会议中心去静修。安安静静地敛心默祷和体验生活的真义，这种奢侈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很乐意这样做，其他人亦然。不料我们的内省结束得比预想的要快。第二天晚上，有一位教友问：“谁带扑克牌来了？”圣玛格丽特俱乐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起初是每周两次，玩几美分的，后来竟发展到一夜输赢10美元的程度。扑克俱乐部令考尔金斯神父深为不安，以此引发了一场神学辩论。玩牌是不是教区代表的正当娱乐？更重要的是，参加教会活动时是否应该禁止赌钱？最后，我们决定尊重政教分离，总算没有酿成分裂。
这个时期，我开的是一辆锈迹斑斑的白色1963年产“雪佛兰”牌贝尔艾尔车。这辆车是花88美元从阿尔玛的舅舅史密斯手里买的。阿尔玛极不乐意被人看到坐在这辆破车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早早起床赶到人民杂货店，买了一罐油漆房子的乳胶漆。大家还没起床，我就把活干完了。我把阿尔玛唤起来，带她出去看。她一阵激动。汽车看上去焕然一新。你得走到6英尺之内，才能看出有刷痕。
此后不久，扑克俱乐部要志愿油漆一下考尔金斯神父的住所。那天的天气又闷又热。我们带了啤酒，好缓解一下喉咙的干渴。我正在房子后面刷漆时，突然觉得屋前静得可疑。走过去一看，和我一起来的教区代表们竟然正往我的白汽车上涂红漆呢！我抓住他们时，他们已经漆完一扇半门了。我无所谓地继续开着这辆新涂漆的双色汽车，可是阿尔玛怎么也不干。没办法，只好又给“雪佛兰”涂了一层人民杂货店的白色乳胶漆。
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一时期，我们没有依靠军队，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支撑着一个家。我们没有送孩子上营区内的学校，而是上了公立学校；我们在民用商店，而不是在军人服务社购物；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不是军队住宅内。在我们生活的中心，矗立着我们的教会。我踏着我父亲的足迹，负责清点募集的钱，然后把钱存进银行；阿尔玛则继承了她母亲和我母亲的衣钵，参加捐献物义卖和圣坛联合会的活动。看着迈克和琳达参加弥撒，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身穿法衣，在凯利大街的圣坛前挥着香炉。这传统已传到了下一代，像一条永无止息的溪流，从一个圣玛格丽特到另一个圣玛格丽特。
一天，我正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闲荡，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喊：“咦！过来，我想跟你谈谈。”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位黑人上校。那时候，你即使整天绕着五角大楼的五环转，也看不到一个黑人军官，更不用说是上校军官了。我走到这位粗壮结实、气度不凡的黑人面前，他讲话直截了当，带有权威口气。“你怎么还没报名？”他问道。
“报名？干什么，长官？”我回答。
他自我介绍说是B·G·伯克。他给了我他的住址，然后说，“你和你妻子星期六晚上到我家来，8点钟。”他没完就走了。我就这样知道了“石子俱乐部”。
R·“石子”卡特赖特曾是一名黑人准将，本来他会沿着B·O·戴维斯将军和D·“花花公子”詹姆斯的道路走下去。在我到华盛顿报到前不久，卡特赖特和他的妻子在一次民航客机坠毁事故中双双身亡。华盛顿地区的一伙黑人军官原已学着白人权力结构的样子，组成了一个以B·伯克为首的老同学网。开始他们称自己的组织为“无名俱乐部”。在“石子”·卡特赖特死后，他们便将其更名为“石子俱乐部”了。
我和阿尔玛在那个星期六晚上到伯克上校家见到了“石子俱乐部”的成员和他们的妻子。这些军官大多数比我年长，大部分在职务上已升到了顶，因为早先没有我当时正赶上的好机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帮助年轻的黑人军官往上升，告诉他们好差事与坏差事的内幕消息，给他们讲哪些司令官能干，哪些不能干，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人宣传举荐有发展前途的提拔对象。“石子俱乐部”的成员还到大学去，向后备军官训练团里有希望的黑人学员传授经验。他们每年都向原来的黑人大专院校的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最佳学员颁奖。也有的时候，他们对有些人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别无办法。他们曾在偏见之墙上撞得头破血流，而今他们想放下一代踩着他们的肩头向上攀登。
我很赞赏“石子俱乐部”的精神，他们时时为我操心。从此以后，我也留心发现年轻的黑人军事人才，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军队里的黑人互相关心照料做得可能比任何其它美国组织里的黑人都要好。我认为，我们堪为其他黑人社团的楷模。
“石子俱乐部”也有轻松愉快的好时光。我们主要的社交活动是一年一度的黑人晚餐会，或者如阿尔玛所说的“特殊心脏病节目”。这种社交生活与在利文沃思堡时一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同的文化渊源使我们聚到一起，这与玩保龄球的人或者牙医喜欢凑在一起没什么两样。当黑人聚到某个角落里去听他们喜欢的那种音乐或跳他们喜欢的那种舞蹈时，我总想对我的白人朋友们说：“别惊慌，我们不过是开开心而已。”
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当以后回想起来时，你可能会说，不论是好是坏，那是个转折点。对我来说，这一时刻于1971年11月降临了，当时我仍在德普伊将军的办公室工作。步兵人事处的一位少校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送一份8页长的申请表来，让我在那个周末前填完。申请什么？我问。申请当白宫研究员。我一点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待他解释完毕之后，我说我不感兴趣。我已经在五角大楼最负盛名和最有可为的办公室工作，不想再跳槽。再说，当白宫研究员一事对我来说似乎太勉强了，因为我已35岁，已到了该项计划规定的年龄上限。
那位少校明确地讲，步兵人事处不是在请求我，而是命令我这样做。因为军方提出申请的候选人寥若晨星，当时的国防部长M·莱尔德十分不悦。因此，步兵人事处仔细梳理了一遍人事档案，寻找合适的人选，我被选上了。我填好表，附上要求的证明文件，按时交了上去，随后就把它丢到脑后去了。申请者有1500多人，我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白宫研究员计划是根据约翰·W·加德纳的主意实行
的。当时他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他的想法是，招一些年轻的新人，尤其是私营部门的人，进入联邦政府的最高层。目的是使未来的美国领导人更好地理解政策是怎样形成的，政府又是如何运作的。加德纳说服约翰逊总统采纳了他的建议。到当时为止，该计划已实施7年了。已经当过白宫研究员的人中包括大公司经理、专业带头人、杰出的学者，还有几位军官。该计划成效卓著，以至于有些研究员在尝过华盛顿的滋味之后干脆就不想走了。他们或参加国会竞选，或想法通过任命再回到联邦政府高级职位上来。
申请表上要求回答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想成为白宫研究员。我本人并不是特别想当这种研究员，但还是尽可能做了最好的回答。由于在越南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国军方与人民开始疏远。我认为，在民主国家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所以，在了解政府如何运作的同时，我想让平民界也看一看军队的军官头上并没长犄角。1972年6月，纽约市立学院取消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军地间的鸿沟有多大。那座我曾呆过4年的后备军官训练大楼，竟被拆掉了。后备军官训练计划高峰时曾达到过一届1400名学员，最后一届上课的却只有81人。可见人们对军队的兴趣降到了最低点。这种衰退之所以让我悲伤，其原因不仅仅是感情上的联系。在以民选文官控制军队为立国之本的美国，军官在公民中的来源锐减实属不幸。
白宫研究员资格申请交上去几周后，我得到消息说，我通过了第一轮筛选，成了130名被邀面试者之一。我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计划。结果，进入决赛时名单上只剩下33人，而我仍在竞争者之列。随之压力也来了。消息传到老家亲戚那里，“科林要去白宫了！”“是的，要去给总统当帮手。”我要这时落选了可怎么办？我好像都能听到人们在窃窃私语：
“他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真让全家人跟着丢脸！”
5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在老行政楼前与其他几位进入决赛圈的人一起登上一辆大客车，向着艾尔黎府驶去。这是弗吉尼亚州沃伦顿附近一处豪华庄园，已改作会议中心。在继后的3天里，我们将在选拔的最后阶段在那儿被人刺、受人戳、挨人拧。最后将剩下17人。在车上，有人发给我们一个资料袋，里面装有各个候选人的简历。这是我们首次有机会衡量对手的情况。我坐下翻阅资料袋中的资料，一位年轻的黑人在我身旁坐着。他自我介绍说是吉姆·E·小博斯蒂克，南卡罗来纳州人。我瞥了一眼他的简历，他是第一个在克莱姆森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年方24岁，是进入白宫研究员决赛圈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在这些人里干什么呢？”我对博斯蒂克说。他看着我，显然是在考虑我的军阶和年龄，似乎在为同一个问题心里正犯嘀咕呢。这次乘车途中我得知，博斯蒂克是南方一户贫穷人家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家里大部分人都是重体力劳动者。有人在他身上发现了特殊才能，于是良师益友们——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帮助他发挥出了自己的潜能。如果没有受到人注意，他也许会像弱小的幼苗一样很容易就枯萎了。
我们在艾尔黎府一住下，气氛就变得介乎于大学生联谊会为争取新会员举行的社交聚会与警方审讯两者之间。我们被指定轮流参加一系列面试。那些令人肃然起敬而又难以对付的“委员们”，他们的水准至今尚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的一位身上便可见一斑。他是M·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提问时故意刺激你，目的既是想搞清楚我们到底懂多少东西，也是想判断一下你的沉着应对能力和个性特点。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候选人轻声说：“弗里德曼博士，我对您写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一书印象深刻。”“真的吗？让你印象深刻的那部分讲的是什么？”一阵死寂。这个可怜的家伙显然除了知道弗里德曼所著书籍的书名之外毫无准备。
最后一轮面试是在星期天晚上进行的。委员们想出了一个颇怪诞的方法通知评判结果。午夜时分，我们门下会突然塞进一张小纸条，通知我们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在此期间，我们可随意进行交谊活动。在军队候选人中，我与B·巴克斯特、J·弗莱尔、D·斯蒂克尔，还有来自肯塔基州政界豪门的L·小纳恩很投缘。我们都习惯于被人打分，都经历过比选拔高级外科实习医生更为严峻的考验，所以当晚我们在一起，一直玩到深夜方散。当我回到房间时，发现一张纸条，上写道：“祝贺你！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被总统委员会选为1972—1973年度的白宫研究员，谨致诚挚的敬意。A·E·杜威主任。”
翌日上午，我们又坐上那辆大客车到白宫去参观。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首次参观既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又让人感动。参观一结束，我们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我坐进自己的1963年产贝尔艾尔车，驾车赶回戴尔镇。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和18街的拐角处，我看到博斯蒂克，他也是入选者之一，现在却像一个迷路的小男孩似的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显然无处可去。我热情地请他上车，把他带回我家。他和我们一家很快就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他投身商界，在佐治亚—太平洋公司干得非常出色。他与E·霍华德结婚时是我作的男傧相。他娶的是一位军界先辈E·霍华德上校的女儿。霍华德上校194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时间正是各军种取消种族隔离之后不久。博斯蒂克成了我从来不曾有过的小弟弟。2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忠实可靠的朋友。
由于要为白宫当研究员做准备，我同德普伊将军和副参谋长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一一道别。假如今后几年陆军能搞出什么像样东西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非凡的德普伊将军及其工作班子的远见卓识与冲天干劲。他身边的一些中校军官后来晋升到了四星上将，单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他们的才能不一般。这些四星上将中包括：M·瑟曼，杰出军人的化身，众所敬畏的思想家与领袖人物，后来当了南方总部司令；L·梅尼特里，驻韩国美军司令；F·马哈菲，本来要就任陆军参谋长的，但因患脑瘤病不幸于52岁时倒下了；还有后来当了陆军参谋长的C·沃诺将军。
白宫研究员为期一年，我明白自己应在那个闻其名即令人敬畏三分的机构——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度过为好。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一段时间使我懂得，预算之于组织如同血液之于循环系统，而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控制着各个部门的颈动脉。它虽最不为人理解，但却是华盛顿最强大的联邦政府机构。
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一位个头不高但精瘦结实、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人接待了我，他名叫弗兰克·卡卢奇，是局长C·温伯格的副手。卡卢奇在“环内”人物的心目中早已小有名气。作为一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在扎伊尔平乱时他曾被人刺伤过。后来，当洪水袭击宾夕法尼亚州时，他这位多才多艺的前外交家又帮助搞好了救济工作。
我被接纳为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白宫研究员后，不久就结识了温伯格麾下另一位成员，美国第27任总统的孙子威廉·H·塔夫脱四世。塔夫脱任温伯格的首席助理，他是我在陆军部队中从未遇到过的那种人。威尔（塔夫脱的昵称）博学多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不亚于官场权术。
前4个月我是在管理与预算局的一个分支——新行政大楼度过的。之所以谓之为新，系相对于老行政大楼的主要处室而言的。老行政大楼坐落在白宫近侧，是19世纪一座雄伟壮观的堡垒式建筑。开始我想干些可有可无的工作，结果却证明这工作实际上很刺激，甚至可以说很有用。F·D·罗斯福总统曾评论说，联邦政府机构像一只巨大的怪兽：你朝它尾巴上踢一脚，两年后它脑子里才会感觉到。罗斯福总统说过此话后这么多年，情况依然如故。尼克松总统下达过不少指令，可是谁也不晓得这些指令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的下文。
我的任务就是了解这些指令的落实情况。
此时，一位妇女进入我的生活，使我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所度过的日子颇为丰富多彩起来。她就是行政处处长韦尔玛·鲍德温。分到管理与预算局的白宫研究员都由她照管。没地方停车吗？韦尔玛给我这个新来者在大名鼎鼎的老行政区院里找了个停车位，于是我便斗胆把自己漆的“雪佛兰”车停在了那里。感觉被排斥在部门的重要事务之外吗？韦尔玛会让你去参加重要会议。需要预先提取旅差费吗？韦尔玛会找到钱。不过，韦尔玛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告诉我在每个机构都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一个职业行政官员。他们知道资金在谁兜里放着，知道怎么避开公务员行政管理部门繁琐手续的卡掣雇到人手，还知道人死了如何处理后事。韦尔玛解释说，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蟑螂都死了很久之后，这些人们会存在。多亏有了韦尔玛·鲍德温，我才逐渐认识了不少在各个内阁机构内干她这一行的人物，并因此得以概览政府是如何运作，或如何无法运作的。
我到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后不久，温伯格就离开了该局，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任部长。当初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做里根州长的预算主任时因削减预算赢得“大刀卡普”的美称，到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后，他这一名声更响了。卡卢奇也跟过去做了温伯格的副手，塔夫脱去当了顾问。尽管我与这几位仅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他们对我后来的发展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温伯格和卡卢奇走后的抢椅子游戏中，弗雷德·马利克当上了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副局长。马利克西点军校毕业，并获哈佛商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曾在南卡罗来纳州挽救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机床厂，因此发了一笔财。早在白宫人事局工作时，他就以“打手”著称。他曾到内政部去通知失宠的内政部长W·希克尔在日落前辞职，这件事使马利克进一步巩固了地位，成了政府中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要是秘书通报说：“马利克先生打来电话找你。”就好像听到黑手党对你说当晚12点前把钱交齐，而且不许讲价钱一样。
马利克曾是在艾尔黎府面试我的委员之一。我给他写了封信，祝贺他就任，并告诉他我正在管理与预算局的最底层作白宫研究员，还说如果需要我效力，请随时打招呼。他几乎是即刻便回了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马利克鹰勾鼻子尖长脸，体态瘦削，腰板挺直，说话时轻声细语但是很果断。没过多久，我就被任命为他的特别助理，办公室设在俯瞰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老行政大楼内。我成了他的看门人，如果你想见马利克，你得先找鲍威尔。
马利克对各部门争吵扯皮制定出的联邦预算兴趣索然。他真正想做的是为白宫获得对政府机构的控制权。人民选举总统来统治国家，但总统很快会发现，他自己未必控制得了政府机构。总统的许多理想常常在这只怪兽从屁股被踢到头脑中有感觉的这两年期间遭到挫折。
马利克着手控制政府，他的做法着实让我这个初入权力之门的学子大开眼界。正如管理与预算是整个联邦政府机构的神经中枢一样，各部的预算与人事局也是各个部的神经中枢。马利克开始在主要联邦政府机构的关键部位“部长的行政助理”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让那些内阁官员演讲、剪彩和在《会见新闻界》节目里露面去吧！忠于马利克的无名助理部长们却在处理日常工作，并且都在按照尼克松政府的意愿行事。
我从马利克教授给我上的研究生课中获益匪浅。例如，他想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搞吐故纳新，用新的“管理人员”，如从哈佛、斯坦福和沃顿等大学毕业的年轻的能人来换掉职业官僚，可是却苦于无地方安置这些官僚。有一天，他把我叫进办公室，向我说明了他的策略与我扮演的角色。随后我便开始给各部门的负责官员打电话，说明我代表马利克先生向他们通报一个好消息：他们的权力将要扩大，目前由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承担的某些职责将要移交给他们的部门负责，他们的编制也将增加。这些官员起初的反应都是：“太好了。”编制职位多意味着经费多，经费多权力就大，这话任何一个官员都爱听。然而，先别太高兴！请让我解释一下：你们得到的只是职责和人员。编制职位和经费暂保留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内（我们需要把这些职位和薪水留给马利克的年轻精英们）。各部的行政官员马上就叫苦连天地争辩说：“可是把你们给我们的人放在哪里呢？……他们在我们这里无事可做，我们也没有钱给他们发薪金。”这时我就说：“部长助理先生，弗雷德·马利克完全相信，你们发挥创造性，一定会找到办法解决人员的自然削减问题的。”很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那些没用的官僚就不见了，他们的办公室和职位也空了出来，马利克的新鲜血液输了进来。这次经历又使我总结了一条经验：
任何事不试着做一做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做成与否。
1973年1月，白宫研究员们都聚集到中央情报局在市区的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研究员们在这一年里最大的冒险行动要算冬天去一趟苏联，而后夏天再去一趟赤色中国。等待介绍情况之时，大家都相互乱开玩笑，如说谁有可能把缩微胶卷藏在想象的某个缝隙里，我们当中谁最有可能叛逃，等等。情况介绍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人员作的，结果很乏味。他没有交待我们什么情报目标，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拍摄微型照片，只是警告我们提防房间里有窃听器，电话会被人搭线窃听，还要警惕过分柔顺的苏联女人。
白宫研究员全由伯纳德·利奥夫克中校负责管理。他集牧羊人、监护人和导游三者于一身，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利奥夫克出生在哥伦比亚，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兼有完美的军人举止与黑肤色者的英俊。他的履历也绚丽多彩。伯尼（伯纳德的昵称——译者注）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曾当过白宫研究员，还是优秀伞兵、无师自通的飞行员、狂热的健身运动爱好者、会使用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奥林匹克级游泳健将。此外，他几乎能自如地使用好几门外语。在越南，他得了3枚银质勋章、4枚铜质勋章和1枚紫心奖章。就是按那个年代奖章贬值的标准衡量，他也相当出色了。那年冬天，伯尼将率领我们到当时仍令人生畏的铁幕后面去旅行。
现在我们对冷战的苦涩记忆已相当淡薄了。但是，当我1973年冬天初次踏上苏联领土时，那块土地仍很坚硬，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们从日本乘班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面、西伯利亚东部的哈巴罗夫斯克入境。我遇到的第一个苏联人员是阿拉·费奥多罗娃，苏联国际旅行社派给我们的导游。她讲的美国英语简直无懈可击，人也相当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她带有敌对方的新奇和神秘。这位黑头发的俄国人，我们估计可能是克格勃。
我们被安排在哈巴罗夫斯克一家没有星级的旅馆。这座阴郁灰暗的城市到处林立着起重机、钻塔和大烟囱，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而且冷得好像冰水浇到了背上似的。不允许我们与苏联人民接触，如果我们企图接触，主人则表示十分不安。
我们住在旅馆的头一夜，俄罗斯人选了一部关于捕捉海豹的电影给我们看。礼堂一黑，电影就开演了。伯尼小声对我说，“电影没意思，咱们走。”于是我们设法溜了出去，不过没出旅馆，因为有人警告过我们不许外出。我觉得，即使允许外出，我们也不会出去，因为室外温度是零下40℃。
我们循着音乐声来到旅馆一处类似俱乐部之类的地方。
里面似乎聚集了苏联东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军官。他们都穿着军装，带着妻子和女友。我和伯尼站在门口，身着蓝色便服，翻领上别着美国国旗别针，那副模样好似失足跌进熊洞里一般。音乐戛然而止，里面所有的人都转头看我们。伯尼用俄语对服务员说：“请找一处两人一桌的位子。”服务员看样子吓得木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的恐惧及房间里沉默的原因即刻就得到了答案。原来克格勃的人已在跟踪我们，此刻就站在我们身后。他们解释说，我们肯定不知道捕捉海豹的电影还没结束，或许我们愿意回去看看结尾。
翌日，我们坐上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奔赴旧日西伯利亚的流放城伊尔库茨克。我对苏联内地最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它无边无垠。我们坐了3天火车，竟还没走到横跨全国不足一半的目的地。第一天我们是在观赏风景中度过的。日瓦格医生描绘的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挺拔秀丽的白桦树，还有那一群群的驯鹿。我们一边喝着甜茶，一边从窗玻璃里面向外观赏着这一切。
第二天晚上，伯尼说：“这太枯燥了。咱们去瞧瞧另一半人是怎么过的。”于是我们溜到后面似乎是三等车厢的地方，里面坐满了穿着臃肿的农民。伯尼介绍说我们是美国人，他们脸上登时露出喜色。“啊，我们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勇敢的盟军，一起打败法西斯的战友。”他们递过伏特加酒瓶来。我们刚要快活一下，国家安全机器的朋友们又露面了。他们肯定地认为，我们在一等车厢更舒适。那是东德工业的优质产品。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包厢时，看到下了班的海关官员一边翻一本似乎熟悉的杂志，一边在猥亵地狂笑。回到我们车厢后，我们才得知有位白宫研究员的《花花公子》杂志被没收了，据说那是苏联禁看的淫秽刊物。
我们在另一个军事驻地赤塔市临时停了一次车。附近的中苏边界沿线局势紧张，一触即发。我们被允许下车去伸展伸展腿脚，但不许出站进城。也不得拍摄照片。我们听见一声哨子响，那是提醒大家快回车厢，伯尼迅速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两个人还没回来，就通知了阿拉·费奥多罗娃。她刚一走，我们就从车窗里看到五六个神色不安的“乘客”在本应空无一人的站台上踱步。直到我们失踪的朋友出现了之后，这些俄罗斯人才上车。克格勃选派来对付我们的其他几位就这样亮了相。
快到伊尔库茨克时，我们沿贝加尔湖驶过，这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一片淡水水域。湖岸周围都是工厂。冷战结束后，我听说这些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破坏了世界上最丰饶的几个养鱼场。显然，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并不是对环境的惟一威胁。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一天后，俄罗斯的巨大又一次震撼了我。除了火车上那3天之外，我们又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才抵达莫斯科。到了此时，起初只是有吸引力的阿拉显得让人着迷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旅行，感觉有点像美国早期飞行观光。飞机里几乎没有暖气。我们沿过道走时，有位乘客的脚从客舱底板陷进了行李舱。飞行员还没坐进驾驶舱，飞机就被牵引到了跑道尽头，对此我们有些好奇。当飞行员真的到了之后，他们也不像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开大油门试一试发动机，而是直接开足马力起飞，就像米格—19战斗机陡直飞上天空要去拦截侵入苏联领空的入侵者一样。后来我们了解到，牵引飞机是为了省油，而像火箭般猛烈起飞爬高的确是前米格—19飞行员所为，无疑是由于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思恋所致。
对于一个50年代长大，第一次任职便驻守在富尔达峡谷面对着红军、而且曾两次赴越南与共产党作过战的人来说，在冷战期间竟站在后来一位美国总统称之为“罪恶帝国”的心脏，着实有些怪异之感。过去25年间，美国生活中不少东西均有这位对手的烙印。美国的预算、政治、武器、外交政策、科学研究及国内优先考虑的事项，甚至于千百万适龄服兵役的美国人的生活，受莫斯科的影响几乎同受华盛顿的影响一样大。如今我作为用来遏制这个巨人的美国军事机构的一员来到这里，站在红场上，听苏联思想库——“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精英作情况介绍。这个研究所的人似乎全讲美国英语，或许还能说出全美棒球协会球赛各队的名次呢。
我对这个国家有了一种发自肺腑的感觉，一种不仅是通过耳闻目睹，而且是通过亲身接触、感受和嗅闻得来的感觉。我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包括当时被认为是我们的死敌的俄罗斯人所共有的人性。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人，在红场上碰见的人，还有在百货商店擦肩而过的人都不是政治理论家。他们是与我自己的家人同样的苏联人，母亲为晚餐采购食品，父亲在单位的收发室劳累了一天后疲劳地往家赶，孩子们想的更多的是莫斯科对基辅的足球赛前景如何，而不是如何在全球传播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巨大与力量，那震慑本国人民的可怕力量和与我们抗衡的能力，无论我们集中多少军力，它都能够枪对枪，炮对炮，武器系统对武器系统地进行对抗。从苏联人给我们提供的表面情况来看，我看不到其致命的弱点。其实那时它的致命弱点已在暗中破坏他们的体制，注定将最终导致其垮台。
我们从莫斯科来到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在这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同是共产党集团内的国家，可是这里却有了生动的色彩。我们又去了华沙，那里也富有生气。从苏联到这些国家，就像从静止的黑白照片到了彩色电影一样。我们被苏联现实的严酷性搞得麻木了的感官，此时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在华沙，我们参观了2000年展览馆，它试图向人们展示千年之交时的未来波兰。我决不会忘记一位老教授对我们讲的话。他个子高大，步履蹒跚，脸上带着沉思默想的表情说道：“看看上帝把波兰放在哪儿了吧，在德国和苏联中间。我们每一代人不是受来自这一边的，就是受来自那一边的碾轧。
有时两边一起来。我们波兰人被剥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位共产党人听起来绝不像时刻准备为保卫苏联而献身在街垒上的人。我有一种感觉，他和她的同胞愿意摆脱他们的“盟友”。那天，我心中就埋下了这样一粒种子。16年后，共产党集团解体初露端倪时，我记起了那位波兰教授，因而敢在一群陆军高级军官面前预言，这些卫星国非但不愿留在华沙条约组织，相反却可能想加入北约组织。
白宫研究员有晋见在德文斯堡或朱莱一般见不到的人的权利。访问东欧回国后，我们被带到佐治亚州去会见州长，此行还允许携带配偶。我们的车队驶出亚特兰大机场时，佐治亚州的州警骑着摩托车在前边开道，警笛鸣叫着，四面八方的交通都为我们让路，我望着窗外对阿尔玛说：“好气派！”
州长原来是个49岁面带稚气的人，脸上透着笑容。他请我们坐下，然后介绍了佐治亚州的情况和他对国家政治的看法，白宫研究员们一个个听得入了迷。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南方政治家B·康纳、G·华莱士及前佐治亚州州长L·马多克斯，后者很喜欢赠送斧柄给固执偏见的同僚。现在我们面前这位州长代表着新南方。我记得当时我暗自思忖，这个人是当总统的材料。3年之后，吉米·卡特果真当上了美国第39任总统。
在这一时期，我与海军上将H·G·里科弗曾有过短暂的接触。里科弗是核潜艇之父，性情暴躁，蛮不讲理，他能让坚强的军人掉泪。一次，有位曾申请参加海军核潜艇计划的朋友对我描述了里科弗对他的严厉质询：“我为什么应该让你参与我的计划呢？你凭什么认为你会开核潜艇？你看上去好像连什么叫尾墩都不懂。”
我应邀去联邦勤务总署参加宣誓典礼，里科弗预定要在典礼仪式上讲话。这位海军上将仅说了寥寥数语，但其中的意思却令我终生难忘。组织并非真正会起什么作用，计划也不管什么大事。管理理论并无多大意义，事业的成败在于干事业的人。只有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你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应当承认，里科弗管理人的方法可能是残忍的：先把他们打碎，然后再按照他的标准重新塑造起来。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他的洞察力是无可否认的。从脾气坏的人口中说出来的真理照样是真理。
※ ※ ※
“这事就跟让小孩观察性行为一样。”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公共关系主任乔·莱廷有一次这样对我说。乔是在解释他为什么不赞成白宫研究员计划时说这番话的。他和马利克一样，成了我在管理与预算局的又一位贤师。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从老行政大楼到我在戴尔镇的家之间交通一路堵塞长达26英里时，我就听乔滔滔不绝地讲他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区，原先是报人，后来有点成了政府公共关系圈内四处走动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曾在L·B·约翰逊领导下的白宫新闻处干过一阵子。他那些在夜里讲给总统听，以便让约翰逊总统安然入睡的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回，他编了点经济新闻讲给约翰逊听，岂料总统透露给了报界，搞得股票市场有一两盘像疯了一样。
马利克最初接任副局长时，曾想过解雇乔。这位尼克松政府的前任小头头可不吃闲话威胁。我问乔他当时是否有过担忧。“我告诉你吧，”他说，“每个新来这儿的人都想把我开掉。这事儿每隔几年就来一次。第一周，他们说咱们处理掉莱廷吧。第二周，他们知道莱廷是个职业官员，不容易摆脱。到了第三周，他们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与《华盛顿邮报》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陷入困境，老消防队员就出来救他们了。这时他们开始考虑，这家伙也许并不那么坏。到了第四周，他们就喜欢上我了。”
我问乔，他反对白宫研究员哪一点。我是其中一员，我和他相处得不是很好嘛。乔解释说，民主政府在大白天并不总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民主就是讨价还价。人要从理想走向可能，就得去交换、改变、交易、退让、屈从、妥协。对于不了解内情者而言，这种过程可能是乱七八糟、令人失望，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妥协可能会使参与者看上去像是在耍手腕，不讲原则，阳一套阴一套。我目睹这些当然没事，乔接着说，因为我年龄已长，有经验，“但是让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人在西翼和内阁成员的办公室走来串去，他们发现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办的之后，会大生反感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乔说，“他们中有些人在不能把握之前已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对此他们心醉神迷。在陶醉之中，他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过于纵权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会惹上麻烦的。”“好了，性交本身没错，”乔接着说，“但是，让小孩观看却有点不道德，得等他们懂事以后才行。”
莱廷的观点与我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与智慧相去不远。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裴逊这些人物认为，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与平衡的政府，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性中不够完善之处。莱廷明白这一点，但不敢肯定年轻的白宫研究员是否领悟到了。
1973年夏天，我来到中国的一个村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到过的世界，听当地一位精瘦干瘪的领导介绍情况。这是我们那年白宫研究员实地考察旅行的最后一站。7月23日，我们到达广州。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在洁净无垢的街道上悄然滑过我们身旁。偌大如斯的一座城市却依然这么清洁，这么静谧，简直让我吃惊。中国人还带我们去了其它大城市及旅游者通常驻足之处——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在一所简陋的乡村医院里，我们观看了一名妇女在针刺麻醉状态下做了20分钟甲状腺手术。手术一结束，她站起身来，喝了一杯柠檬汁，然后走着出去了。在沈阳，我们参观了一家机械厂。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衣服都带棉衬里，外面引着线，没形没状，也不分男女，因此在厂里很难分出男人与女人。我们听说，工人们一周工作6天，偶尔有假日，但没有休假，每月工资相当于52美元，除最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包括领班和管理人员在内所有人都是这样。尽管条件恶劣得会让美国工人组织罢工，可他们似乎心满意足。
我们的导游中有一位54岁的教授，曾在美国上过学。他对我们说，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他工作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给学生灌输的也都是书本知识，使学生只知道去搞个人奋斗。他和学生对实际知识和社会道德都知之甚少。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位教授被下放到农村。在那里，他说他首次进行了“诚实的劳动”。“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甚至连种棉花都不会。我这个曾经教过不少高材生的人，还得重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他说话时脸上浮起庄严的微笑。我听到年纪较轻的白宫研究员大发感慨。我自己因为在百事可乐装瓶厂参加过体力劳动，因而对此反应平静。
中国给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没有多疑症。尤其是在访问过莫斯科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我们的中国导游似乎不像其苏联同志那么恐惧。他们没有不断地搜查我们的行李，没有限制我们的行动，或者阻止我们拍摄照片。然而，有两件事十分突出地贯串在我们的中国经历之中。你可以问北京、广东、沈阳或者是任何一个村庄里的普通人：“你过得怎么样？”回答照例是一成不变的微笑和“很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了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在如此巨大的国家，思想控制得这么彻底，真让人惶然。第二条铁的定律是，中国官员承认有缺点，但决不承认有错误。
一次，我们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黑龙江沿岸参观时，我问导游能否参观一下军事基地。他宽厚地笑着对我说不可能，原因是爱好和平的中国在多事的边界不设基地。在参观一所寺庙过程中，我们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转身看到两架米格—19飞机正飞上天空，显然是从附近机场起飞的。“那是什么？”我问我们的导游。他继续平和而安详地凝视着前方。“什么是什么？”他回答。讨论到此为止。
在村里，满脸皱纹的老村长给我们讲了话。他解释了他和他的人民是如何实际上只用双手就凿穿了山石而找到了沃土的。然后他们又把碎石运上山修梯田，以保持土壤不流失。就在他们刚完工时，天连降大雨，冲走了他们完成的一切。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小红书武装下，他们又从头开始干了起来，直到建成了这片富饶的家园。队长邀请我们一块吃顿饭，尝尝梯田里的收获。饭菜——我尽可能判断得准确些——是带点肉卤的小米饭，外加一种叫不出名的蔬菜。我们的主人承认说，饭菜很简单，但是有营养，而且会和毛主席的智慧一起，给我们以力量。
饭后，他站起身来说，他很抱歉没礼物送给我们，但他想让我们收下一小块刻了当日日期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从梯田里拿来的，饱含着村民们衷心的深情厚谊。利奥夫克上校站起来说，他给主人们带来了礼物。说着，他拿出一只购物袋，分发快乐笑脸的小徽章、圆珠笔、尼克松就职像章及其它小装饰物，这样做使人联想到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曼哈顿的情景。村长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说：“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却给了你们那么少。请谅解我们。”
做白宫研究员这一年接近尾声时，弗雷德·马利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的电视机正调在播放关于S·欧文参议员的水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频道上，“这事会一阵风刮过去的，”马利克评论道。他说他想跟我谈谈关于我在管理与预算局再呆一年的问题。此时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愿当白宫研究员是新手所犯的一种错误。白宫研究员跟尼克松总统讨论政府行政权力问题，和美国参议员在一起研究立法问题。探讨社会计划时，我们直接与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对话。在外交舞台上，我们会见了日本、苏联、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西德的领导人。我们每周均与像E·赛瓦赖德、D·拉瑟和H·赛迪这样的新闻记者共进午餐和晚餐。该计划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到发动机房里来，看看政府轮齿和传动装置是怎样运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们带到政治峰顶从高处俯览一下社会全景。在所有政治学院里，在全国所有公共行政学课程中，无一能和这种教育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回陆军部队。作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楼坐办公室的军官和白宫研究员，我离开真正的部队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宫研究员，已经偏离了军事生涯的主线，因此我急于回到正轨。我担心会遇上先前一位陆军白宫研究员的命运。他在白宫曾大为轰动，于是被要求留下来搞国内问题，他留下了。你猜怎么样？陆军不给他晋升上校。白宫给陆军施加压力，最后他还是获准晋升。可是，这位在白宫的赞扬声中洋洋得意的军官，既没有指挥过一个营，也没有经受过其他考验，他不是被晋升委员会提名而是通过政治压力才得以晋升上校的，他这辈子就到头了。他当上了上校，好吧，永远就当上校吧。
这不是我想走的路。陆军是我的生命，我对马利克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此外，尽管马利克很乐观，但S·欧文和水门特别检查官揭露的证据似乎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像一艘特别经得起风浪的航船。我想做的是到波托马克河那面去，看看五角大楼对一个急于再次指挥部队的军人有什么任命没有。自从1962年在德文斯堡当过连长以来，我还没有直接指挥过部队。我第一次去越南服役时，尽管在花名册上是顾问，实际却当过不挂名的营长。但是第二次去越南，我只当过参谋军官。此时作为一名中校，既然步兵人事处认为我够格，我希望能有一个供我亲自指挥的营。
1973年春，在白宫研究员班结束前最后几天里，我去了步兵人事处任命办公室。一位中校拿下一本活页簿，当着我的面打开。陆军所有的营级单位全列在内，并分为三个栏：A栏，标有该营现任指挥官是谁；B栏，谁已被定为下一个接班人；C栏，再下一个预定由谁接班。因为我想找个马上能任职的地方，所以就顺着B栏往下找空位子。
事情并不像我现在说的那么容易办。那时候，利用职务之便耍权术、老同学关系网和走后门都能影响到任命。例如，如果某位司令官想要你到他的师去，那这件事就算定了。现在的制度则更为客观，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较少。陆军把军官晋升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和准备晋升的军官的人事档案都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乎没有办法由谁替受宠的待晋升人员帮忙。再说委员会委员人数多，一个成员也成不了气候。委员会成员会仔细阅读档案材料，权衡长处与弱点，不把最有潜力的指挥官找出来他们就不出那个房间。由于够资格晋升的指挥官多于指挥职位，因此有些候选人不可避免的会落榜。奇怪的是，老办法与新办法产生出来的利与弊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新办法的弊端产生于人的客观认识能力，而不是产生于任人惟亲。
我最后选定去韩国，不是我偏爱那里，也不是我有什么门路，而是因为驻韩第八集团军第二步兵师三十步兵团一营营长之职是B栏内有限的几个空白中的一个。该师被称为女王陛下的海盗。简称“海盗”师。顾名思义，该师根出夏威夷，即19世纪90年代利奥卡拉尼女王统治时期。
难办的是怎么告诉阿尔玛我要去那里。去韩国属于“无陪伴服役”，这意味着要把阿尔玛留在戴尔镇一年，由她一个人带3个分别为10岁、8岁和3岁的孩子。我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没有大惊小怪。我对她说：“我请求你做出牺牲。”
阿尔玛没有反对，她说：“不过，假如这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对你最好，那就这么办吧。”
她的支持使事情好办了一些，但决非容易之举。这是我第三次从我儿子生活中消失，第二次离开琳达，第一次与处于最可爱的年龄的安妮玛丽别离，当时，只有丢下妻小才能去韩国，这是我们面对的最痛苦的事情。
白宫研究员班结业后，我又重新穿上军装。在白宫的这一年我所结交的人日后将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我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我得先去韩国。在那里，一位老军人将让我领略一种别具一格的军事领导方式。
我的美国之路--第八章 “加油！神枪手，加油！”
第八章 “加油！神枪手，加油！”
我的新指挥官亨利·E·埃默森少将，外号“神枪手”，是在我来韩国前几个月才到驻凯西兵营的陆军第二师任职的。在我的指挥官交接仪式上，我便对他的为人有了初步了解。我接替了泽普·布莱德福中校的职务，他也是从德普伊班子里出来的。在“海盗”师任营长，他做出了一流的成绩。指挥官交接往往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人都不愿过多地了解前任是如何掌舵的。我希望交接工作尽量简短些，而这一次果然如此。
交接的那天上午，布莱德福和我一同来到几乎空无一人的阅兵场上。我早已习惯了在德国和越南时那种过分喧闹的交接仪式，出席的人很多，会上要颁发勋章和奖章。但是在这里，只有孤零零的4人组成的军旗护旗队站立在操场中央，5位连长和各自的旗手，分别代表所属的5个连，像单兵警戒哨一样扇形散开直立。还有几个人在检阅台上旁观。布莱德福对我说：“神枪手不愿意让部队晒着太阳听几个校官在这儿无聊地相互奉承。”这时，军士长将军旗交给布莱德福，布莱德福又将军旗转交给我，我又把军旗交给了军士长。交接仪式就结束了，才用了不到30秒钟。我预感到我会喜欢这位神枪手埃默森的。
这以后不久，我去师部向师长报到。他一下子冲出自己的办公室，紧紧握住我的手，像压手动抽水机柄那样使劲地上下摇动。他大约有50岁光景，高个儿，偏瘦，鹰勾鼻子，脸庞棱角鲜明，有着热情的目光和洪钟般的嗓音。他一边表示欢迎我到职，一边不停地踱来踱去。他的雅号是在越南时得的，因为他不用制式的9毫米手枪，总是配带着一枝牛仔式的6响左轮手枪。这里我注意到他的腰带卡扣上还镌刻着6响左轮枪的图形。此外我还了解到他享有作战英勇的美誉。
这天上午，埃默森将军已通知要召开指挥官例会。我便留下来参加会议。我的同级军官们到达后，将军向我一一做了介绍。我们围坐在会议室。埃默森还是不停地来回踱着步。
“今天的议题，”他宣布说，“是关于射击技术问题。”一开头，他语气平和，但越往下讲，情绪越激动。射击很重要！踱步的速度也随之在加快。如果忽略了射击技术，士兵们便不会做好战斗准备！他的眼睛开始熠熠生辉，如果士兵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就打不赢。这算什么领导？拳头开始砸在会议桌上。我在神枪手领导下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这种模式从没发生过变化。开场白心平气和，然后情绪越来越激昂，到最后结尾时像发了疯似的激动。我留意进行了观察，不论什么议题，从在非军事区部署直升机到士兵选修的函授课程，他总是越来越激动。他的经典妙语总是那句话，鼓着脖子上的青筋说：“如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士兵们就打不赢！”
他在部队面前的表现也毫无两样。有一次全师在凯西兵营阅兵场上集合，我第一次看到，神枪手开始时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在朝鲜的使命是维护联合国和北朝鲜于1953年7月27日达成的停战协议。进一步说，我们的使命是在停战协议一旦被违反时帮助南朝鲜盟友。”一边说，语速一边在加快。我听到一个军士低声说：“他又来劲了。”不一会儿，神枪手便喊着说：“如果狗娘养的北朝鲜人敢越过非军事区，我们就要狠踢他们的屁股！”这时，他眼睛闪着光，脖子上的青筋突起。部队情绪高昂起来，便开始呼喊：“加油！神枪手，加油！”
埃默森接的是个烂摊子。他接任师长时，步二师的士气低落，纪律松懈。看到领导人能够得到如此热烈的响应，并且有这样的愿望改变现状，的确使人受到很大鼓舞。来一点热烈的同心协力的激情，对我们师只有好处没坏处。
我到职后的第二天晚上，便体味到部队的状况不佳。我住的是用瓦楞铁皮预制构件建成的一种半圆拱形活动房屋，内设淋浴间、床铺、办公桌和油味很浓的柴油取暖器。我当时正在自己的宿舍里准备就寝，却来了电话要我立刻到宪兵主任办公室去。夜晚户外很凉，已能感觉到即将来临的朝鲜冬季的寒意。我一边急匆匆地沿山坡向下走，一边系好军上衣的衣扣。
走进营门里侧的那栋房子，房子里有一张宪兵军士的办公桌和几间禁闭室。我好像是撞上了一群人正在和一只野猫打架。只见一名宪兵正要用手铐铐住那个体重150磅怒不可遏的士兵，他又抡胳膊又踢腿，弄得另外五六个宪兵只能围着他兜圈子。一名少校军官，表情冷若冰霜，站在圈外说：“还记得你们是怎么训练的吗，我给你们讲过多少遍了，不能一对一地打，要大家一起上！”听到他这么一说，宪兵们一起扑上去制服了违纪者。我看到一个小个子列兵被压在这群人下面。据说，他是我们营的兵。
宪兵们把他带出房间押上了面包车，准备送往汉城的拘留所。那位少校向我解释了事情经过。有一个团伙据说要暗杀营区宪兵主任，这个列兵便是该团伙的成员之一。他和他的同伙们故意滋事，以便被拘留后住在禁闭室。在禁闭室里他们要再佯装打架，等宪兵主任进来制止时，就由我们刚见到的那个家伙用一根长针将宪兵主任刺死。他们设法逃过搜身，把一根长针带进了禁闭室。我最后看到那个囚犯时，他手脚都被铐了起来，汽车开走时还在用脚乱踢，踢掉了汽车后窗玻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普遍困扰驻韩美陆军的吸毒、种族关系紧张和无组织无纪律问题。在这里不像在越南，没有战争分散人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