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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

_2 毕淑敏(当代)
  我是个不喜欢演讲的人,这一次又是完全自己出资的个人旅行,所以刚开始我很想推托。不过想到这是中国人首次搭乘外轮环球旅行,尽管我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此刻却和国家形象联系起来。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就给自己打气,把这件事答应下来,进入紧张的准备中。同行的朋友们都非常帮忙,觉得一定要讲好,给咱中国人争光。
  我们开始议论如何入场,觉得要有精彩的中国音乐,最好是民乐,充满了民族特色。还要有尽可能多的中国元素出现,让这台演讲生动活泼主题鲜明。为此,大家开了好几次会,群策群力。日方也十分重视,专门派出联络员,和我们商讨细节。态度之认真恳切,让人感动。
  然而,心情却越来越沉重起来。
  地毯没有铺好,这不要紧,走路的时候多加小心,不被翘起的地毯边沿绊倒就是。电视没有信号,这也不要紧,不看就是了。电梯无法工作,也没什么,每天从楼梯爬上爬下权当锻炼身体。没有网络,却让人万分心焦。
  同行的一位中国客人有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因通话费极贵,我们为自己的私事,都不好意思借用。从他那里我们听到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心中的悲伤和思念也越来越浓重。深夜时分,我在甲板上仰望阴霾密布的苍天,心想在震中的废墟中,不知是否也是这样的黑暗?恍惚中好像有人呼救,凝神倾听,才知是飞鱼刺穿水面的拍击声。
  可是,我们的资料是如此匮乏,无米之炊啊。所有的印象都停留在13日清晨离开北京时的记忆里,除了那不断飞跃的伤亡数字,我们对于灾难的细节了解得非常少。
  在1000人的乘客当中,中国游客还不到1%。特别是到达东京时看到的报纸标题,说我们遭的是“人祸”,更让我们愤慨万分。
  在和平之船负责人吉冈达也先生大力倡导下,将原定我的演讲会改成有关中国地震的报告会,发起为中国募捐。时间就商定在到达越南岘港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地点是船上最大的会议厅。
  其实,在这样决定的时刻,我们对国内地震的了解,并不比船上的日本人知道的更多。船上的网络依然一片死寂,希望就寄托在越南的岘港,在那里找到网吧,下载由国内传来的第一手资料。这一次的报告会,必须如实报告我们的灾情,表达出中国人民的坚忍和勇敢。我们期望国际社会的援助,但我们更要有自己的风骨。
 
 
 
 
 
第7节:为祖国募捐(2)
 
  为了在21日会议上表达我们的心愿,岘港是获得祖国信息的最后机会。我们用卫星电话向新浪呼唤援助,希望将图片和国内有关震灾的消息发到我的信箱里,这样我们到了岘港的陆地上,找到网吧,就可以得到珍贵的资料了。
  感谢新浪博客频道的同志们,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发了出来。
  我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一个城市,简直就是眼巴巴地盼着岘港。到达岘港之前,我对芦淼说,船上原有的安排是到越南古寨游览,古寨根本就不可能有网络。我们必须离团自由活动,才能完成任务。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岘港的网吧。带上笔记本电脑和所有应急的装备,都要两套。只有这一个机会,我们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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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达岘港,才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岘港说起来是越南相当大的城市,但各种设施很不发达,我们背着电脑,徒步走出货港,看到的是一群摩托车私下揽活,连出租车都没有。
  我们最后和几位游客合伙拼了一辆黑车,几经辗转,到达市内。
  刚刚5月,岘港这个越南中部的海港城市,已经非常炎热。在岘港简陋的马路上,我们汗流浃背。岘港人基本上没有人会说英语,这就让寻找网吧变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酷似中国南方小城镇的街道上,却找不到国内非常普遍的网吧。就在气馁的时候,看到远方有一座高楼,应该是岘港标志性的建筑物了。我说,就朝那里进发吧。
  芦淼背着电脑汗流浃背,怕跑冤枉路,就说,你怎么能肯定那里就有网吧呢?
  我说,我一点都不能肯定。但我想,越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新建的高大建筑,理论上应该是饭店。如果要和国际接轨的话,就应该有现代化的设备。既然一路都找不到网吧,我们只有误打误撞了。
  芦淼说,真热啊。
  我说,一个人报效祖国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咱们现在能为祖国做的事,就是在酷暑中赶路。
  我们跋涉到了高楼之下,才知道这倒真是一家大饭店,都修建好了之后,也是有网络配置的,但现在正在内部装修,只有底层开张了,但那不是大堂,而是一家超市。希望又一次落了空,不过总算找到略通英文的人,这一次,我们问网吧的具体地址,他说不知道,让我们到邮局看看。想来这也是个法子,我们就问最近的邮局在哪里呢?他含义复杂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我们这里全市只有一家邮局。
  岘港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倒让我们有了方向,向着唯一的邮局进发。据说不很远,但我们连续走了几个街区,也没有找到。几乎绝望之时,突然在街的拐角处看到了一个网吧,让人有一种梦幻般的不真实感。
  芦淼一头扎进网吧和国内联系。我就坐在网吧门口的台阶上,等着消息。将近正午了,又饥又渴,也不敢喝街上售卖的冰水,怕不干净或是水土不服,闹坏了肚子,如何完成后面的任务呢?也不敢吃街头的米饭团子和米粉,上面糊满了苍蝇。地面的热浪一团团地蒸腾而起,好像要把人炙出油来。
  芦淼一会儿跑出来一趟看看我,说网速太慢了,又很容易掉线,你不能着急。我说,我不着急。我们只要在下午四点“和平号”起程之前,完成这个工作,就是胜利。
  芦淼说,我已经下载了一些图片,非常悲惨。你要不要先看一看?
  我说,我就先不看了,等你录完了,再统一看。记住,除了悲惨的,还一定要有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场面。
  芦淼说,损失惨重的图像,会更激起人们的募捐感情,要是日本人不肯募捐,或是捐得很少,咱们是不是比较尴尬?
  我说,募捐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咱们的资料和图片是否精彩。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尽力,这是以微薄之力报效祖国的时刻,也是为了那些还掩埋在废墟中的兄弟姐妹的呼吁救援。但这不是乞怜,是对人类良知的一种信任。如果日本人不募捐,或是捐得很少,那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说明了他们在这种巨大天灾面前的冷漠麻木。再说,咱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不要用捐款的多少来衡量人类的爱心,那也是一种狭隘的向钱看啊。咱们是在为祖国尽忠尽孝,别的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第8节:为祖国募捐(3)
 
  芦淼又跑进充满了酸腐汗气闷热无比的网吧,继续下载资料。我呆坐在网吧门前,为了对抗腹中的饥饿感,无目的地东张西望。网吧的一侧好像是个小餐馆,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有开张。不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车上装满了汁水淋漓的塑料桌椅,还有一摞摞油浸浸的盆盆碗碗……原来是谁家结婚,把这家馆子连锅端了去烹喜筵,怪不得门脸冷清。斜对过,有一家卖纸花的小店,也不知是喜庆的花还是治丧的花。在我眼中,一派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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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身冒汗,然而心中发冷。如果要说这环游世界的旅程中,何时最伤感和悲戚,何时最惶然和心酸?就是在这岘港的网吧和餐馆门前。
  我不知道我将看到怎样惨绝人寰的景象,我不知道即将开始的募捐在这异国他乡,会是怎样的结局。我们是几个毫无章法,没有组织,出海之前也素不相识的普通游客,此刻却被一场祖国的巨大灾难链接在一起。千万公里之外的灾区人民,此刻正在酷烈的煎熬之中,我们能做的却是如此之少!
  两小时后,终于下载完资料。
  这时,离预定的返回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根本来不及吃饭,只好空着肚子火速打车回港口。那个越南出租车司机非常狡猾,假装不认识路,带着我们绕道乱走(岘港是多么小的地方啊,港口又是那么明显的标志)。又完全推翻了事先说好的车价,加倍收钱,狠狠地宰了我们一道。看着那张黝黑而贪婪的脸,我想起当年的抗美援越,此刻一句话也不想多说,力主按他说的付钱,好赶快不再看见他。
  事后同去的年轻人说我这样做,是纵容了坏人。我承认自己的软弱。因看了图片心中极度哀痛,对人性的幽暗,再也不想多瞄一眼,只求逃脱躲避。
  我们在船门最后落闸之前终于回到“和平号”。晚上,几乎彻夜未眠,整理资料。每一幅图片的解说,都要事先准备好,翻译好。而且图片资料的前后安排顺序,我们也颇费思量。关于人选,大家都信任我,觉得这副担子非我莫属。不过我考虑到翻译已经是一位女士,如果再由我——一个半老太太来主讲,在音色和力度的搭配上,都会相对较弱。我建议由芦淼来主讲。一是换青年男子的声音,会让关于灾难和抗争的解说更具变化与力度,二是“和平号”上日本的年轻人很多,我们这边也派出同等年轻的阵容,更富有感染与号召力。人们总是对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有较多认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抗震情况报告和募捐演讲,有大量的电脑操作部分,如果由我来操作,面对着日本的操作台,我老眼昏花手脚不麻利,万一有所失误,就可能影响整体效果。如果由芦淼来操作,我觉得安全系数要大很多。
  我没有征求芦淼的意见,就在大家的讨论会上提出我的看法。我说,这不是我推诿责任,害怕担重担,才这样建议。如果是从容不迫地谈中国传统文化等等,我绝无二话。但面对着这种非常时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国难当头,我们面对外国人讲述自己国家的灾难,我觉得芦淼外语好,操控计算机熟练,所有的图片和资料又都是由他下载的,心中有数。所以,他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如果担忧他在语言和表述方面较之我有所欠缺,我会在今天晚上和他一道,一张张地研究怎样的语言表达,才能达到最适当的分寸感。在这方面,请大家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我决不是推诿责任,请想想看,如果放映资料正在关键处,台下的听众们泪眼婆娑,我这里突然操作失灵,只得马上找技术人员上台,还要经过翻译来协调,这种场面一旦出现,听众一定会分心,整体效果必然受影响。如果说,芦淼出马,只有一个语言表述的弱项,经过我们一夜的准备,这个弱项可以得到弥补。倘如果是我主讲,在仪器操作方面的劣势,是无法弥补的。万一出了纰漏,我在台上手忙脚乱地乱摁按钮,技术人员七手八脚地上台帮忙,就让会场上积攒起来的庄严肃穆的气氛变味道……
 
 
 
 
 
第9节:为祖国募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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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开始提出改由芦淼主讲的时候,大家听都不要听,异口同声地反对。待我把以上意见一一陈述之后,大家沉默了许久,最后表示同意。
  会议之后,分头开始准备。芦淼阴沉着脸,不爱搭理我。我能体会到他本来以为在岘港奔波一天,饥渴之中下载完了资料,任务就完成了,不想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
  我说,你不要怨我让你担这样重的担子。这是从大局出发目前最好的选择。
  他说,我很紧张。要是讲不好,就给祖国丢脸。
  我说,紧张是必然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适度的紧张,会让我们有更大的能量迸发出来。你想不想为灾区人民做点事?
  芦淼说,那还用说吗?!
  我说,是啊。隔着这么远,我们不能用手刨土,不能搬开水泥板,不能送去干净的饮水和方便面,不能伸出胳膊献血……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这滔滔太平洋上,向“和平号”的乘客们,报告我们的灾情和中国人民目前所做的奋斗,以此表达我们的拳拳之心。你不用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最佳,也不用考虑下面听众的反应,就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讲。尽力而为,竭尽所能,目前,这就是一切。
  我虽这样鼓励芦淼,但我深知面对着一船外国客人,他这个主讲人的责任重大。这是此刻他能为也是必须要为祖国做的事情,别人无法分担。
  第二天上午,我们全体到了预定的会场,进行了演练。我们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闪失,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和灾区人民贡献一点点绵薄之力。
  下午,船上最大的会议厅,坐满了日本人。站在台上,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我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突然深深疑惑起来——向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亲属,还曾侵略过中国),呼吁救援灾难中的我的祖国和人民,会获得怎样的回应?
  吉冈先生亲任主持人,先是让我们各自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进入了赈灾环节。全场默哀3 分钟,那一瞬,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厅安静得如同旷野,听得见舷窗外太平洋不息的涛声。
  然后,中方开始了演示和宣讲。
  芦淼和中国旅行社的王莹女士,站在惨白的光环中,以一种低沉而缓慢清醒的语调,描述着我们那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祖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天灾,描述着英勇的人民如何在灾难中相濡以沫奋起救灾……
  我听见周围此起彼伏的唏嘘之声,我看到晶莹的泪珠从一张张酷似我们的同胞,然而却是异国之人的面庞上缓缓滑下……在这一瞬,我确切相信了人类的良知和慈悲,有着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光芒。
  结尾的那张图片,是一个中国孩子从塌垮的废墟之中伸出的一只小手。经过屏幕的放大,那只伤痕累累布满尘埃的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芦淼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那只手上。芦淼身高1 米八以上,他的手掌比一般人显得厚实,但在这只渴望援助的手面前,仍然是那样单薄和微小。
  所有的期待,都在这手与手的相叠中传达。
  会后,开始了紧张的募捐策划。因为决定由我在新加坡飞回北京,将和平之船捐出的善款以最快的速度转交中国红十字总会,这样船上的有效捐赠时间,就只有22日一天。日本是一个使用信用卡非常普遍的国家,尤其是和平之船上,人手一卡,完全禁用现金。哪怕是买一张明信片一支牙膏,所有的交易都必须刷卡,但这一次捐款限用现金,这就给很多人出了难题。他们的现金不多,大家说如果能容他们在新加坡ATM机上提取现金,就可以多捐一些了。
  我们重申“礼轻情意重”。捐款不在多少,重在情谊。
  日本的志愿者连夜找纸箱子做捐款箱,小文和芦淼,还有翻译小唐等,一大早就背上了募捐箱,站在饭厅门口,向每一个走过的人,解说灾情,呼吁捐款。吉冈达也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和志愿者们站成一排,大声呼吁捐款。他开玩笑说,谁要是一点款都不捐,要想通过这道人墙,恐怕不容易……
 
 
 
 
 
第10节:为祖国募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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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老人家,已经70多岁了,她说,我也要为中国的灾民们贡献力量。我老了,别的事情干不成了,我就背上一个捐款箱,见到人就去募捐吧。小文把她募捐时的形象拍了下来,真是非常美丽的老太太。最重要的是,仁慈使人美丽。
  紧张的一天过去了,晚上,吉冈达也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好的募捐纪录,比以往任何一次募捐都要辉煌。
  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吉冈先生非常郑重地把封好的捐款交到我手上,周围的人们都撒下了热泪。吉冈先生还说,希望我能向中国红十字总会表达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灾区目前最需要怎样的专业帮助,他们可以立即组织救援队伍赶赴灾区。
  24日凌晨,我从新加坡机场起飞,6个小时后,到达北京机场。这种红眼班机,让人昏昏欲睡,但我却一分钟也不敢大意,在暗中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的包,包内装着巨款,这可是和平之船上千名乘客的心意,万一出了差池,担待不起啊。7点多出了机场,我顾不得满脸倦意,用冷水激激脸,直奔中国红十字总会。
  清晨的北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街道,一点变化也没有,陌生的是空气。海上的空气无比新鲜,带着薄荷的清凉,城市的空气,则有浓郁的汽油味,令人的肺叶不敢舒展。
  因为是外币捐款,要到二楼清点。这些款子里,有日元、美元、欧元,还有人民币,清点起来很费时间。(人民币不是我们这几位中国旅客捐的,我们都捐的是外币。后来想到可能是船员当中有中国工人,因为他们都在工作区,作为游客的我们是无法进入的,平时都不曾见过他们,没能打过招呼。这一次,他们也贡献了力量。)
  清点的结果是在近万美元捐款中,比日方交给我的数字多出了10美元,我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清单上做了更改,并盖上了专用章。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幸亏是多出来10元钱,若是少了10元,我心中会长久不安的。
  走出红十字总会的大门,我仰面朝天,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灾区的父老兄弟们啊,但愿这一点点捐助,能化为你们的几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几碗果腹充饥的干粮,几片舒解疼痛的药丸,几条温暖的被褥几件柔软的衣裳……
  在危地马拉军用机场
  危地马拉的飞机可真是小啊。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小而残破的飞机,好像一辆就要报废的面包车,只有十几个座位。双翼,螺旋桨,飞行高度大约在1000多米,地面上的景色始终清晰可见。如果不计较颠簸,单就高度来讲,恍惚之间似乎不是坐飞机,而是在某高层建筑的楼顶上。
  我们到达军用机场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飞机停靠在那里等着载人。周围是持枪的警卫人员,我们既不敢乱说乱动,也不敢询问飞机何时会来接我们。一切都很迟缓,放慢了速度。这条线路是从危地马拉的港口飞往热带雨林中藏匿着的玛雅人废墟遗址蒂卡尔,因为是包机,价格不菲,两天时间需要6000多人民币。我早就对玛雅文化心怀崇敬,特别选了这条线路,原来以为包机是格外的待遇,会很周详。事到临头,才发现包机就是很小的飞机,专门为这条线路而设。
  站在热带黏热的空气中,周围有一种糖稀般的甜香气。飞机终于来了,远远地从天边俯冲下来,好像一只蜻蜓。我觉得距离远,故而它看起来很小,等到就要在身边降落了,发现它还是那样小,像一架模型。小唐用手指做出按压键盘的动作,我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我在模拟操纵遥控器。我觉得这飞机是个玩具。
  当这如同玩具般的飞机从我们身边轻盈滑过,一个趔趄停在军用机场停机坪上时,我真的有点恐惧了。
  它的机翼高低不平,好像是早年间贫民家中用来洗衣的大铝盆。舱门打开,连个梯子也没有,有人从远处端来一架单薄的小梯子,抵住机门,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们顺着它爬上去就是了。那梯子,和我家在超市买的往书架高层摆放书籍的小梯子差不多,弱不禁风的样子。
 
 
 
 
 
第11节:为祖国募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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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趟旅行曾跨越几个大洲几个大洋,山高水险关隘重重,我很少有害怕的时光。因为完全是自找苦吃,怨不得别人,所以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也总是兴致勃勃。此刻看到这架飞机的简陋,想到报纸上常常登出中南美洲飞机失事的报道,我吞吞吐吐地对小唐说,我有一个请求。能否把我和芦淼分开?
  小唐说,为什么呢?
  我说,很简单啊。我们家一共有三口人。我,芦淼,还有芦淼的爸爸。
  小唐说,是的。这我知道。
  我说,你想啊,要是我和芦淼因为飞机失事而暴亡,芦淼的爸爸一得到这消息,打击就太大了,估计也活不了太长时间,这样我们一家就算家破人亡了。如果把我和芦淼分开,要死就只死一个,损失就比较小些,噩耗传来也好化悲痛为力量。
  小唐说,嗯,您讲的有道理。
  不过,这话也就是说说而已。因为日方的旅游名册早已造好,恨不能几个月前就定妥了安排的,要想改变,谈何容易!
  我们上了这架小飞机。起飞没多久,我就觉得腿上一热,好像怀里抱着个小婴儿,不安分地尿到了我腿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怀里抱的是书包,书包里装着护照和银行卡,还有照相机和电脑。除此之外,就是一杯水。
  哎呀,问题可能就出在这杯水上。
  我因为血压高,每天要吃降压药。降压药的拿手好戏,就是利尿。把你的血容量降下来,血压就釜底抽薪了,没有动力了。利尿剂的麻烦就是你会没来由地口渴,所以我现在也添了毛病,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一杯水。我用的水杯,不是干部们爱用的那种保温杯,而是一种家庭主妇用的塑料杯子,但密封性极好,在何种情况下都不曾漏过。
  现在,这种不漏的杯子,悍然背叛了我。在空中,它的盖子崩开了,水流了一书包。我忙不迭地收拾包内的电器,要知道这其中的哪一样出了毛病,都会造成巨大麻烦。正手忙脚乱地拾掇着,芦淼从他的座位走过来,低声问,你有没有手帕纸?
  我说,干什么?
  这话刚一出口,我就明白了。原来他的杯子也漏了,水洒了出来,也面临着收拾残局。
  说到底,不是我们的杯子质量不过硬,而是这种破旧不堪的小飞机,根本就没有密闭的压力系统,一旦飞上天空,气压无法保持恒定,水杯中的空气就膨胀起来,盖子就被顶开了。我们两个的书包都水漫金山,一路上什么景色也顾不得看,忙活着拯救那些潮湿的电器。
  等我收拾停当,看了一眼驾驶舱,不由得笑起来。原来我们一直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这样驾驶舱就首当其冲,被太阳晒的如同暖房。热带的太阳是很毒辣的,驾驶员们被晒得受不了,居然拿出一张报纸样的东西,糊在了驾驶舱的前风挡玻璃上。(恕我借用了一个汽车上的名词,我也搞不清飞机的玻璃窗应该叫什么名字。)我吓了一跳,心想这开飞机的若是看不清方向,该如何是好?我们也太没安全感了。不过又一想,开飞机主要靠的是仪表,目光的作用可能在降落时比较重要,平稳飞行的时候,就让他们闭目塞听吧。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说你是一个乘客,这驾驶舱里的情形,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飞机的驾驶舱和乘客们的座位是相通的,连个小门都没有,所有的景观都一目了然。如果要想劫机,一个健步就冲到仪表盘面前了。
  坐这种小飞机,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好像彼此住在一个套间里。下飞机的时候,我们不停地向驾驶员表示感谢,非常真心实意。要知道,大家能平安落地,实在是阿弥陀佛啊。
  我回来查了一下资料,在我们之前和之后的那几个月,危地马拉都有飞机失事。
 
 
 
 
 
第12节:大洋运动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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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大洋运动会
  5月29日,早上我被邻居的敲门声叫醒。
  昨晚同宿舍的小唐困得厉害,而且断言自己早上绝不可能按时起床,就把纸条塞到邻居门缝里。上写:请早上领份报纸,再帮忙叫醒我们,谢谢。
  别说,早上8点多还真有人来敲门。原来是邻居早起瑜伽晨练,特地从课上跑回来叫我们起床。
  说到这里就一定要解释一下:船报通常在提前一天的晚上开始发放。为什么小唐昨晚不去拿,一定要等到早上再拿报纸呢?
  这是因为今天就是传说中的“洋上运动会”!
  说来运动会已经筹办了很久。刚出海就有人通知29日有大洋运动会。还有承诺:运动会的优胜者,将会由船上酒吧提供不限量的免费啤酒畅饮。
  我倒不是冲着那些啤酒。主要是Z总说,日本人对我们“5· 12地震”那么上心,还捐了不少钱,那我们也要参加人家的活动,不能显得咱们不知礼数。在他的鼓动下,我和小唐报名拔河,小文是拉拉队,Z总自己也报了个障碍赛跑。
  昨晚暴雨,不过今天天气非常好。我甚至怀疑为了今天有个好天气,船昨晚不惜绕路也躲开雷雨区,早上一上甲板,就觉得被阳光晒得生疼。紫外线就像一把针芒,毫不吝惜地刺向皮肤。
  既然是运动会,自然就要出汗。我拒绝抹防晒霜,决定尽情大汗淋漓。我讨厌抹了防晒霜后油腻腻的感觉,很像在暴日下披件塑料雨衣,十分不爽。
  日本人的运动会与国内不同,有点类似综艺节目。分组按照地区来进行,依日本国内不同省份,把日本乘客划分为了不同颜色白、黄、红、蓝四个组。外国游客则按照所在大洲被平均分到了这四组里。亚洲的非日本乘客都被编入了第四组,也就是蓝组。
  每个组都选出一个小组长,负责选手选拔、拉拉队宣传等各项工作。白组的组长是个老人家,其他三组组长都是20刚出头的年轻人。非白组的组长虽然经验上略微欠缺,好处是干劲十足。尤其是我们蓝组组长—— 一个很可爱的日本姑娘,每天就像个上满了发条的玩具兵,永远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为了做横幅、文艺汇演等各种事宜忙碌。
  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刨去午休和吃饭时间,大约有5个小时在比赛。我参加的拔河是最后一个项目,3点多开始。
  蓝组和关东地区的黄组比分一直咬得很紧。中间数次双方并列第一。直到拔河时,双方还是并列。换句话说,拔河赢了的组就会有啤酒等在前面。
  若论起拔河的真正实力,整合了欧洲、大洋洲和美洲等诸多外援的其他两组,都比黄、蓝组强很多。
  第一,整个船上并没有非洲人,所以黄组所谓的外援其实是0。第二,蓝组整合了其他的亚洲非日本人。但亚洲人体型偏小,硬拼蛮力未必是那些女子平均身高175厘米的欧美人对手。
  果不其然,对手膀大腰圆。打头的女子是新西兰的毛利人,据我所知这个民族以胖为美。那位新西兰“美”女,体重至少抵得上两个日本小姑娘(我们蓝组的小姑娘平均身高只有155厘米,骨瘦如柴)。更不用论剩下那几个英美壮汉。我想:幸好船上没有俄罗斯人,要不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国的归属问题很难掐算。把他们归到亚洲就算蓝组捞到了,要是归到欧洲干脆大家就不要玩,直接投降缴械好了……要知道,俄罗斯壮汉在《街头霸王》里一向以心宽体胖和野蛮绞杀而闻名。
  甲板被晒了一天,很烫了。我的鞋子是轻便运动鞋,透过鞋底的通气孔可以感到从甲板上蒸起来的滚滚热浪。后面的人提醒我把绳子绕到胳膊上。这多少算是作弊。但是白组(就是融合欧洲和大洋洲外援的那组)并不在意:绝对的实力面前,这只是个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我们干脆利落地输了两局,从而输掉了和白组的对决。我处在倒数第二个位置,看不清前面的情况。不过听说排在最前面的是两个身高152的日本小MM,被对面的毛利美女轻轻一拉扯,顷刻间东倒西歪溃不成军。
  输给白组无伤大局。因为白组在总分上正垫着底。此时,黄组也输给了融合美洲外援的红组。我们仍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换句话说,冠军注定在两个纯亚洲人队伍中产生。
  这时我的胳膊很酸,在和白组那场注定有败无胜的战斗中,徒然的拼死挣扎耗竭了体力。失败之后,没给蓝组任何喘息的时间,马上就迎战已经恢复了体力的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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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大洋运动会(2)
 
  裁判发现了我们缠绳子的小花招,几次三番提醒我们:没吹哨子前,绳子必须安安分分地贴在地上。我和几个押后阵的就半跪在地上,把已经布满汗水、略有些抽搐的手臂紧贴地面,用滚烫的地面来麻痹自己已近痉挛的肌肉。
  黄蓝两组的对决,前两局一胜一败。最后的关键是决胜局。
  胸膛这时像风箱一样喘个不停,每一口都希望呼进更多的空气。空气滚烫,带着海洋的咸味,像一把把火热的盐粒粗暴地塞进肺叶。嘴里很干,所有的水分都不翼而飞。舌头在口腔里的每一次转动,都贪婪地把牙缝中最后一丝水汽卷走。眼窝油汪汪的,汗水混合着油脂粘在眼睛周围。右小臂的肌肉明显隆起,血管也暴突出来,和绳子绞在一起。粗糙的绳子在皮肤上狠狠咬过,却只能留下一道并不能持久的红印。
  当我们和黄组都怒吼着把绳子缠在手上拼命向后拉时,我的头脑里忽然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景象。我好像忽然飘了起来,在一米高的地方看着下面的人群,看着自己正在卖力拉绳子。旁边的呐喊助威声似近实远,好像隔着什么东西响起。
  蓝组终于赢了!黄组崩溃了,瘫坐在了地上。我们也纷纷摔倒:小腿肌肉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猛烈输出,人们都变成了软脚螃蟹。巨大的兴奋就如船旁汹涌的阿拉伯海一样,席卷了全身。兴奋引起战栗,夹杂着难以置信的惊奇感,让人们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晚上的啤酒狂饮大会,更像一个冷餐会。所有的队伍不分胜负统统免单!大家三三两两地站在泳池边上,和着天上的星光,饮下今天的兴奋。直到12点,仍有大群的年轻人不肯离去。
  年轻真好。快乐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其实快乐最开始就像恐惧一样,是本能。只是人们渐渐赋予了很多事情以快乐的含义,并且人为地把快乐和这些事情反向联系。就像输赢,似乎赢的人天经地义地应该快乐,而输家就活该垂头丧气。看,是不是很有意思?是谁告诉我们,输家和赢家不能一起快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往常只是空话,今天倒见它落在了实处。
  那些泳池边的年轻人没几个蓝组成员。但是这不耽误他们咽下满杯的欢乐。
  海明威花园里的四座墓碑
  我们在古巴的导游是位很有风度的绅士,仪表堂堂。他对海明威的著作了如指掌。一大早,开车带着我们赶到海明威的故居“掺望山庄”,可惜太早了,庄园还没开门。
  海明威在古巴的故居,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地方。这里共保存了2.2万余件海明威生前的物品,其中包括照片、影片、私人文件、猎物、钓具和体育用具、各类收藏的武器、7000多部藏书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等。
  面对着大铁门不得而入,我们有几分惆怅。导游说,你们到周围转转吧,这里的人,都是海明威的邻居。你们碰到的老年人,如果他的岁数足够大,那么他就曾经见过海明威。要知道,海明威小说里写过的渔夫,前些年刚刚过世。你也许会碰上他的后代……半个小时后回来,这里就开门了。
  海明威和古巴的关系,可算是源远流长。
  1928年海明威第一次到古巴时,住在老城区的“两个世界”饭店。这家饭店建于1923年,位于殖民时期的总督府——现在的城市博物馆后面的繁华地段。如今看起来不大起眼,想当年,估计是相当新潮时髦的。从1932年至1939年间,海明威每次到古巴都住这家饭店。饭店的老板把他当成贵客,511房间成了他专用的房间。在这里,海明威完成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部分章节并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因为饭店的环境与设施安逸且舒适,海明威把“两个世界”饭店称为“非常适合写作的地方”。
  如今这家四星级旅游饭店已经将511房间开辟成一个小型的海明威博物馆,里面陈设着海明威生前的用具,饭店餐厅也保留了当年海明威曾经喜欢吃的菜肴。
  海明威当时的妻子玛莎不喜欢总住在饭店里,一直想找个长治久安的住所,而且,据我们的导游介绍说,玛莎嫌弃海明威的那一帮子朋友,海明威经常和他们聚会,喝得酩酊大醉。玛莎想,要是离哈瓦那远一些,海明威想和他的朋友们凑到一块儿,就不那么容易了。主意打定后,玛莎专门留心远处的租房信息。某天,她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则出租庄园的广告,于是说服海明威更换住所。海明威于1939年以每月100比索(与美元等值)的价钱租下了位于哈瓦那东南郊的维西亚庄园。一年以后他又用1.85万比索买下了庄园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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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大洋运动会(3)
 
  维西亚庄园占地4公顷,现在叫做“掺望山庄”。我查了一些资料,也有翻译成“守望山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掺望”。面对着浩瀚诡谲的加勒比海,依海明威的性格,更多的是“掺望”而非“守望”吧?
  我和芦淼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导游的话很有蛊惑力,碰到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是渔夫的后裔。半个小时以后,购票进入山庄。古巴的物价很贵,除了要为人购票以外,如果你要照相,还要为你的照相机买一张3欧元的票。
  好像走进了一个大花园,生长着各种奇异的热带植物,导游说,每一株植物都是海明威种下的。我有点不相信,因为数目太多了。要是都为海明威亲手所种,那么他就没法写小说了,改行成一个专职的园丁。我把这顾虑同导游说了,他表示深为赞同。他说,我所说是海明威种下的,是指那个时代就有这些植物了,而不是后来栽下的。当然也不是每一棵都为海明威手植。
  我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海明威当年看到的景色,并没有我们现在这样郁郁葱葱?因为从他买下这个庄园到现在,已经将近70年了,这些植物已经很有历史了。
  导游说,应该是这样。
  在掺望庄园里,海明威饲养斗鸡、猎犬和猫,苦练拳击,与附近的孩子们组织了一支棒球队;他大抽雪茄,痛饮朗姆酒;他经常身着瓜亚维拉衫(一种加勒比地区流行的绣花衬衣,纯棉质地,很舒服的样子。我本来想买一件留作纪念,一来太贵,合人民币几百块钱。二来受重量限制,没法带)、脚踏软鞋驱车前往“小佛罗里达餐馆”、“街中小酒馆”,或前往柯希玛尔乘上自己的“皮拉尔”号游艇出海钓鱼……
  你看了我以上所写,会觉得海明威成天像个退休老头,四处玩耍。其实,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就在这座庄园里,他用桌上摆着的那部“罗亚尔”牌打字机,完成了获得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
  海明威去世后,他在古巴的故居被妥善保护起来,海明威心爱的“皮拉尔”号游艇原来一直停泊在柯希玛尔港,改建博物馆的时候游艇被搬到这里来,供人参观。皮拉尔号游艇被油饰一新,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下过水似的。看到我和芦淼上下左右地端详着游艇,导游问,想不想坐在海明威曾经坐过的位置上?
  我们说,那当然!
  只是一旁的告示牌上,明文写着严禁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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