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我照旧整日钉箱。这天晚上仍然空气紧张。同院邻居几乎每家都捆好了被盖卷，备好了干粮，只等本镇西街瞭望台上的警报器一拉响，便要出门逃命去也。据堂弟余勋钺回家来说，此次震级可能很高。又说，凡预报了的后来都震了。可见情况严重，不可小看。听他这样一说，我倒希望快些震了，免得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得难受。
14日钉箱。青白江区四川化工厂某车间的一个阀门爆炸，引起惊恐。人们误以为地震发生了，纷纷往城厢镇逃命。青白江区立即发了警报，于是更多的人逃命，造成跌伤踏伤。
15日钉箱。空气稍缓和。后院木工房又有人干活了。16日钉箱。白天也在平静中度过。晚上我在堂妹厨房背后小天井闲坐纳凉，听她谈北京有一位地震学女专家姓梅的到成都来监测地震……刚刚谈到这里，一句话尚未完，忽然听见天井三面的木结构老式房屋嘎嘎咋咋响声大作，似乎房屋有生命了，活了，一瞬间剧烈咳嗽了。我当时躺在马架椅上，感到身体微微一荡，同时听见房屋剧烈咳嗽，但尚未想到这是地震，几秒钟后，又听见隔墙的邻院传来一片混乱的呼喊声，才想到这是地震。想到这是地震，地震已经成为过去。所以地震都属回忆，谁也不可能当面告诉我：“你看地正在震！”当我双脚探入塑料拖鞋，从马架椅上撑起来，叫一声“地震了”的时候，地已经不震了。地不震了，我才感到情况危急，开始恐惧，开始逃命。坐在我对面的堂妹也从竹椅上站起来，和我同逃。可笑的是我们都往厨房内逃，进而逃入房间，好像地震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躲入屋内，我们便安全了。其实我们当时应该留在天井，坐着不动。如果接连再震，露天处总比屋盖下安全。逃入房间，乃是自寻死路！（lz）
我的鲲鲲，堂妹的旭旭和阳阳，都跟着我们一窝蜂逃入房间。堂妹夫向大哥在房间内指挥应变。他家防震措施也是往床底下滚。床底下早已垫好被褥准备着，收拾得很精致。大婶爬入床下。外面圆门旁的陈婆婆也来寄居，提着包袱，爬入床下，同大婶分享安全。阳阳也爬进去，还在笑呢。向大哥叫阳阳缩头入内，不要伸出。因为，向大哥指着前床枋说：“这里容易断。断了压下来，正好压在你脑壳上！”
我带着鲲鲲往家中跑去。我们穿了衣裳，换了鞋子，提着几天前已装好了的帆布包，锁了门，往外逃。此时已是夜深10点半了。
跑过大院坝，见这里好热闹。整个余家大院数十户人家都麇聚在此了。叫声唤声，一片嘈杂。大院坝中间肯定是安全的，哪怕四面房屋合围塌下，也打不着。非中间地带就很难说了。我带着鲲鲲跑出大院，穿过槐树街，往西街跑。槐树街其实是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洞，门额石刻槐树街三个字。门洞左右两边，承受重量的砖柱，原已被人拆去不少砖块，显得摇摇欲坠。我怕门洞顶部因再震而坍塌，便牵鲲鲲试着试着一下冲出门洞。结果没事。说来好笑，到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将近十年又过去了，那危险的门洞依旧健在。
冲出门洞便是西街，向右便可以逃出西门城。所谓西门城早已不存在，仅仅作为地名保留在居民的口头上罢了。这一段西街两旁的居民都逃到开阔处躲地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想：“等我回来时，这两旁的房屋还在吗？”
跑到城外水沟边的开阔地带，我和鲲鲲临水而坐，坐以观变。黑暗中一些居民还在不停地跑出城来，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见青白江区的方向正在发射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还隐隐听见零星的枪声四起，这是乡间的警报信号。本镇的警报器在地震发生时就已拉响，现在还呜呜的缭绕在夜空中，如泣如诉，鲲鲲坐不住，跑来跑去看热闹，觉得新鲜有趣。我却回忆起小时候，也像鲲鲲这样大吧，夜间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空袭，那情景和现在差不多。
临水坐到半夜过了，提包内的馒头也吃了，不见再震。这时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纷纷回去了，我们也回家去，进了余家大院，大院坝挤满了。我们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鲲鲲在一张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时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坝来住。我懒，未搬。夜晚鲲鲲在这里同老侄的小女挤一床睡。我在这里坐到半夜，估计不会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后一连四日大雨。大院坝积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岛。大婶和陈婆婆都住在床岛上。向大哥背负她们来回渡水。这般怪异景象为我平生所未见。
我这五天照旧去做木箱。街上几乎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景色。地震前的所谓阶级斗争——追查各地曾经响应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终于被闹地震闹散场了。从此以后，松松垮垮，人心涣散，谁要想搞运动整人，再也不那么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点，我被地球妈妈猛烈摇醒，听见房屋又是一阵嘎嘎咋咋大响。我拖起鲲鲲滚入床底下，吓得发呆。随即听见大院那边一片惊诧的喊妈喊爸的童声。惊魂甫定，才想起这次比16日夜间那次厉害得多。天大亮后，看见再无动静，我们便爬出来，转移到堂妹那边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虽然同在一乘屋盖之下，但是我家这边山墙孤绝，没有别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边牢固。大婶和陈婆婆前两日已从大院坝床岛上迁回室内床底下了。陈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贯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随身带着选民证和户口簿和购粮册以及摘帽证明书。她一个人独居，所以一切贵重物品全部纳入一口大提包内，放在床下。此外，她为人细心，电筒、火柴、手纸、牙刷、牙膏、针线、糕饼等等，也都随身带着。
此后还小震一次，发警报两次。直到8月29日，本镇仍处在警戒状态。那天是星期日，本镇赶场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乱，四门都有民兵守卫，阻止农民入城赶场。
闹地震闹完了整个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业十日，躲地震两日。领工资二十七元，偿债十二元。尚余十五元，将用这点钱支撑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闹地震。本镇全民皆闹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结束。看来又该搞运动了。
27．家灾踵至
圆盘锯可不是走马灯，虽然都在旋转。走马灯你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掉开脸。圆盘锯一开动，你就得不停地给锯口喂木料，而且必须全神贯注地喂。稍有不慎，便要出事，我从前的联手，那位可爱的罗师傅，就是由于偶一失慎，到头来吃了圆盘锯的大苦头，被飞旋的锯齿啮掉四根手指和半截手掌，致残终身。这是我离开那里五年以后的事了。
1977年2月14日下午我正在圆盘锯的工作台上喂木板，把原板裁锯成箱板。我是带病上班的，额烧，头晕。想到明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家团年之期，囊中钱少，不知如何是好。忧从中来，未能做到全神贯注，不慎将右手中指喂去。那家伙还算客气，只啮掉中指尖的背面，连根啃去指甲，便一弹弹开了。当时不觉得痛，还笑。夜晚才痛起来。此后夜夜痛得难以入睡。中指既伤，整整一个月不能握钉锤做包装木箱，我家生活更困窘了。我以为四人帮下台了，我家就会好起来了。哪知竟是这样！
还有更恼人的事呢。上海《文汇报》一篇文章批姚文元，说他支持《草木篇》。原来两年前《诗刊》准备复刊，姚文元批示曰：“我们不怕出《草木篇》！”明明是一句战斗口号嘛，怎么会是“支持”我呢？
我想起了，1958年我这一类人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1959年变成美蒋匪帮在大陆的代理人。六十年代前期反修，又变成帝修反的代理人。文革开始，变成“党内走资派”复辟的社会基础。林彪丧命黄沙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林彪“克己复礼”的社会基础。后来又挂到了孔老二的帐上。批《水浒》时，批邓时，我这一类人又被叫去投靠了新主子四人帮。四人帮下台了，终于最后查清，什么都不是，只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罢了。既然如此，姚文元“支持”我，也就不足怪了。
家灾接踵而至。1977年3月25日何洁被关入城厢镇派出所。鲲鲲每日给她送饭。4月22日晨他送饭归来，说：“爸，他们要把妈妈押走！”放下盛碗筷的提篮，他又跑去派出所。进大门后，他看见民兵正在捆绑何洁。他要上前去把钱粮交给何洁，别人不准。何洁被捆押着带出派出所，向东门方向走去。鲲鲲跟着走，走到大小东街拐角处，确信何洁是押送到县上去了，他才含泪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捕人之举不但是全县规模的，而且是全省规模的，全国规模的。一次运动捕人之多，超过四人帮时代。
白日埋头做箱，不想什么。黑夜为忧伤所煎熬，我便译书遣愁，有友人赠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一册，且弄来译译吧。每夜译出一段，翌日即被堂妹索去阅读。于是夜夜必译，历四十夜而译完全书。想不到五年后还能出版，成为我归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书译完了，《史记》三读完了，还得找些事情来混混，于是每夜继续编英语课本，默抄唐诗宋词，用以教鲲鲲。后来又教堂妹的小儿阳阳和老侄的小儿建章夜学英语。1977年秋冬之交，堂妹家中灯下，夜夜书声琅琅。堂妹之母大婶感叹说：“这才像个读书人家了！”这时已不再禁止百姓家读书求学，显然是一大进步。还有呢，窗口对面那一对恶邻造反派夫妇也不再打骂我了。
我仍旧处在半失业状态。钢锉厂的产品质量低劣，锉具卖不出去，包装锉具的木箱自然也不需要那么多。我常常失业，原因在这里。若是让我放手做箱，像1977年8月份那样，半天我也不肯休息，结果挣来五十五元五角。从1966年到1978年在木器家具社的十三年中，这是我的最高月纪录了。可惜只有那样一次。八月份以后又一蹶不振。总是这样，钉着钉着，钢锉厂的绰号“英国人”的张国靖走来了，直摆手说：“别做啦，老余。”他知道我家很困窘。可是他的库存木箱已够多了，只得叫我停做。我总是一笑凄然，二话不说，锁了工具，去圆盘锯工作台旁和老陈讲笑话，偶尔发发牢骚。老陈总是低声说：“有困难，开声腔。”我几乎月月都要向他借钱，少则两元，多则五元。有一次我同他正在发牢骚，叹人间的不公平，掌墨的黄老师走来听见，从旁插嘴。他读过很多线装书，总爱旁征博引。这一次他引来明代某文人的感叹：“诗书误我！我误妻儿！”我听了这句话，恰如雪水浇头，仿佛眼帘忽卷，瞥见一群可怜的清白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排成长龙，低头走向地狱。
妻在囹圄之中！
儿在校园之外！
28．怪事一丛
［御赐马褂］本镇传说我是“皇犯”。还说我有御赐马褂，背绣“大右派”字样。有人悄悄走来问我，可否给他看看。
［鲁迅照片］抄家拿走玻璃板下照片，说是照的家父抱着婴年的我。我不忘父仇，照片是铁证。不知那是鲁迅与周海婴。照片一隅有鲁迅手书“五十与一”。家父清癯，貌似先生，事出有因焉。
［用狗头撞领袖］国庆二十周年近矣。某日，我与历史反革命六人奉命搬移一幅毛主席像。像高一丈五尺，斜凭高墙，刚画好的，须移到院中去。六人面向领袖，提抬像框底边。我遂自告奋勇，独立像后，撑抬像框横梁。移到院中，风吹像斜。我思保卫有责，急用贱头死死顶住。终因力弱，顶不住了，像乃从我头上压将下来，轰然仆倒在地。惊魂未定，头颅已洞穿领袖胸部矣！我从像面爬出。想到已入现行反革命罪，额沁冷汗。是夜批斗，红工06纵队小头头罗某控诉我说：“他用他的狗头去撞伟大领袖的胸部！”此事轰动全镇，幸有镇党总支书记沈全彬为我旁证，上面才未追查下去。沈总支书当时在现场帮着抬，目睹经过情形。批斗三夜，总算过关。国庆前夕，这幅毛主席像经多人努力得以升悬于东街丁字口。路过其下，仰视背面，犹见三尺缝合痕迹，令我心悸。
［壁钉误］本镇地主某媪黏贴宝像于壁。见纸不平，旋用掌抚压之。壁有旧钉，遂透领袖右目而出。媪眼瞀，未察也。红卫兵发现，说她妄图钉瞎领袖，弄去批斗。
［哪一个hei字］第三居民段地主媪王清松，有子姓肖，共产党员，某中学校长也。王媪既摘帽，尤热心于学习。第三居委会主任领读《毛主席语录》，始读“领导我们事业的hei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句。王媪有疑，急插问曰：“哪一个hei字啊？”遂犯罪矣，重新戴帽。四川土音，核黑二字混为一读。发音相同，故有是误。王媪被批斗后，其子亦被红卫兵以“走资派”罪批斗。其间有无株连，则非我所知矣。
［反反动派］中医朱明致，书法家也，悬壶本镇联合诊所。奉命恭写最高指示于诊厅壁。横书大字，自左向右，两行。第一行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八字。第二行写“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八字。诊厅人来人往，凡三日无一人看出多一“反”字，怪哉！朱中医自己发现后，惶悚请罪。他戴有历史反革命帽子，招来一顿狠批猛斗，自不待言。
［算命瞎子］盲翁某被县上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送来本镇表演唱读《语录》，能唱通本。我在北街剧场听他唱读“老三篇”，声调咿咿呜呜，全似曲艺。后知其为乡间算命瞎子，暂时改业而已。
［打鸡血针］抽雄鸡血，注入人体，谓可强身。打鸡血针风行，乡间尤盛。邻居某医生说，此乃死囚所献秘方，李井泉验之有疗效。又说，李竟敢秘其方，不献给毛主席，足见其心叵测。
［疯妇夺印］本镇革委会成立，沈全彬当第一把手，捧大印，率班子，游行庆祝。鞭炮锣鼓，热闹非常，疯妇易学明拦街夺印而逃，被民兵拿获。民兵以挑粪桶挂其颈项，罚她街口示众。予路过，亲见之。易大姐对予家很好，时有泡菜肉食见赠，看似不疯。予妻何洁被揪斗，易大姐为之不平，愤骂会场而出。一日，易大姐来予家陪何洁踩缝衣物，忽停手中针线，倾听巷口广播。听毕，低头暗笑，笑得双肩抖动。何洁问她笑啥。她答：“取些怪名字，莽东西（汪东兴）没得（吴德）！”予在侧，亲闻之。［天上掉下来的］县上某官员文革中作报告，照读别人代拟之稿，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全场暗惊。他翻到下一页，再读曰：“吗？”全场暗笑。妹夫徐德勋，在县上工作，语予如此。
［揪出连长］本镇运输队职工米崇德文革中被揪斗。造反派追查他在国民党军队当连长的罪恶历史。后查明，确实当过连长，不过是解放军的。
［丧命于挨黑打］何青云，木器家具社木匠也，自造反风起，便锁了工房，不见人影。常年在外为某造反组织跑腿，不顾妻儿每日油盐柴米从何而来。真所谓舍家室以闹革命，一迷何深！其人油黑肉脸，肥身短腿，步走急促。某夜捉人，竟敢鸣枪示警。捆人打人，无所忌惮。予因忆旧社会本镇有李老五、李老七，皆袍哥舵爷之狗腿，为乡人所切齿者，解放后己双双啵嘣，不料复见之于今日，且为数增十倍，岂止一何青云！天道循环，是那？非那？何青云结仇既多，终遭毒手。某日黄昏，自外地归，途经北官山，为仇家所伺。一顿黑打，五脏俱伤。爬归其家，病卧不起。未几而呜呼矣。
何死后，予见其孀妻弱子哭诉于岳社长以求抚恤，状甚可悯。乱世无法，冤冤相报便是法也。
［刀旋肛门］两派打人，皆出毒手，亦伯仲之间耳。尖刀团一头头何某，忘其名，人呼何待诏，理发师也。“二月镇反”被否定后，造反派再崛起，尖刀团遂倒霉，何师亦被对方“触及皮肉”甚苦。同派战友，悲愤难泄，乃以门板抬何师走前头，示威游行。时予在南门溪边堆木场上解料，停锯观之。联手罗师傅说：“他的屁眼被人用刀旋了！”予惶悚而惧，觉肛门被割痛，遂不敢再看。后听人说，实无其事，毒打则有之。且谓尖刀团故作此宣传，不知是否。
［八十三］一少女被人呼为八十三，予甚异之。后听人说，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以所谓保皇罪扣留她。放后，她指控对方一伙皆有侮辱她之意图。保守派欲搞臭造反派，便宣传说，对方一伙皆侮辱她。造反派亦厉害，贴大字报回驳说，当时己方一伙共有八十三人（男性），彼一少女岂能承受八十三人之侮辱耶！此番争辩，引起吾乡人士低级趣味，遂背后呼她为八十三。某日埋头拉锯，联手罗师傅说：“快看，那就是八十三！”予视其人，身材中等，相貌平常，穿着朴素。尚未字人而竟被此恶名，殊为不平，愈恨双方宣传手段之无耻。凡左必假，此话倒是真的！
［造反成孀妇］妇某，本镇供销社经营站女工也，有夫在成都工作，假日返镇，回家团聚。一般夫妇团聚，《易》有“饮食衎衎”之乐，《诗》有“言笑晏晏”之欢，最宜共享天伦，少谈政治。岂料此夫此妇因观点对立而引起辩论。夫乃产业军观点，要保。妇乃八二六观点，要造。方进餐时，由辩论而吵嚷，而詈骂，而斗殴。妇颇悍，以手中饭碗掷之，伤夫脸颊，流血。历七日，夫死于破伤风，妇遂孀焉。
［短期烈士］中江县，中国人民志愿军黄继光烈士之桑梓也。县内两派武装冲突，保派继光兵团打垮造派东方红战团，独霸全县，实行血腥报复。造派残余战士逃出县境，投靠金堂县之造派，且效申包胥之哭秦庭，乞师反攻继光兵团。金堂县之造派，包括本镇之造派，因有上峰某人支持，遂组成武装部队，逾越县境，远征“继匪”，决意“解放中江”。本镇武装战士不熟实战，远征受挫，舁尸两具而归。死者被尊称为烈士，追悼祭奠，葬之公园，以便游人瞻仰英魂。岂料灯转走马，不数年而造派散，烈士称号亦取消焉。于是掘墓曝尸，两具骸骨共盛一棺，由“黑五类分子”八人抬往北官山改葬。时予方解料于北官山附近粮食仓库，停锯往观。遥见棺木朽黑，渐闻尸臭传来，不敢近前。因念当时战死者今卧朽棺中之一蔡长远，乃砖瓦社烧窑工，曾在抬工队抬电杆于北郊外。予亦在，故认识。其人身材魁梧，脸微肿而色青黑，干活甚勤。犹记彼坐路旁，用竹篾为抬杠扭套圈，旋扭旋说笑话。死者无罪，罪在文革。虚名几年烈士，实乃一场骗局，骗两个枉死鬼而已。
［捉拿资本主义］北街茶旅杜经理李国源，公务余暇，独往集市捉拿资本主义。查获一农叟正在卖花生，便要押走。农叟提花生袋逃跑，李追之。农叟逃出北门，李仍穷追不舍，一路高呼：“前面抓住！资本主义！投机倒把！”奈何路上行人觉悟不高，竟无协助者。李稍胖，气喘咻咻。追之不及，而农叟愈逃愈远矣。适见一货三轮从后驰来，李呼停车。车停，李上。嘱蹬车人快速追之。追及，李厉声吼：“站住，老头儿！”农叟顽固不听，仍向前跑。货三轮超农叟而前驰已数丈，李回头向农叟大笑哈哈。随即背朝行车方向，飞身跳下。触地而仆，不再醒来。送入医院，急救无效，以脑震荡死亡。李国源经理系共产党员，思想正统，工作努力。多次只身捉获小偷扒手，为公安部门所倚重焉。文革初期，遭本镇红卫兵批斗，诬他开茶馆为牛鬼蛇神提供阵地，又诬他开旅馆暗杀外地来住宿之红卫兵两名。自身既挨左捧矣，又用左捧打他人。为此牺牲，光荣何在？半袋花生也是资本主义，怪哉！
［诽谤县革委］运输社黄邦藻，“戴帽右派”也，日日拉架架车，吃苦耐劳，被人呼为日本马。文革中期，全家被赶下乡。黄兄老实，埋头务农，绝不过问世事，亦不读书看报。某年春荒，窖藏红薯八百斤悉被盗，濒临断炊。虽已侦知盗者是谁，仍不敢去索回。诉之公社，公社不理。乃写信向金堂县革委告状，哀求代为催促盗者速退红薯。信封写明“金堂县派革委收”。不久，黄兄被公社召去批斗。罪在诽谤县革委为“县派革委”，有信封为罪证。黄兄恐惧，乃如实交代说：“有一天进城去，偷看大字报一眼。看见大标题有‘打倒金堂县派革委’字样，我便以为改了名称，所以信封上也多写一个派字。现在才晓得这是诽谤犯罪了。”黄兄毕业四川大学法律系，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任县法院秘书。公社官员认定他是有意诽谤，狠斗三日，不退红薯。
［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院邻居沈某，人呼为沈猪儿，在成都邮电局当工人。嗜酒，常醉。一字不识而觉悟甚高。假日回家，胸佩毛主席像章大大小小多枚，背负收音机，调最大音量，昂首阔步本镇大街。人有问之者，答曰：“宣传毛泽东思想！”某日醉后，与邻人吵架，大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予亲见之。
［一人战团］大院邻居某医生，不苟言笑。独自一人宣布成立一个战团。自制战旗一杆，上有团名，伸双臂紧握之，目不料视，步行七里回家，状极严肃。
［老红军卖药］老红军曾麻子，长征路上背过朱德。1957年3月朱德来金堂县赵镇访旧踪，曾麻子拦路拜谒。县委拟授以闲职，高薪养老。曾麻子不受，唯乞得一纸免税证，卖药乡镇间，兼行医。本不识字，医术甚庸，无可道者。不过治治跌打损伤、腰酸背疼，类似旧社会地摊卖打药之所为而已。常来本镇赶场，借商店铺板五六个与长凳两条，摆药摊于街边。药摊三面围悬病家所赠锦旗多幅。所卖者多系中成药及自觅之草药。曾麻子坐其间，恰然自得，逢人便笑。治病取值低廉，农夫农妇多往求之。其人瘦缩，面黑貌丑，垂垂老矣。见予至，频点头，若相识焉。收摊后便喝酒，醉颜酡红，多说低级趣话。明晨，提药囊又赴别镇赶场去矣。吾县所辖地面甚广，无处不有曾麻子之行踪。文革中两派皆有人拉彼加入革命组织，悉被拒。盖亦乱世之隐者欤？
［南京梦］予做砖两月，认识叶永臣。其人胖且笨，衣裳褴褛，唯帽常新。问其故，答曰：“冠居头上，不可不整。”曾任职员于国民党金堂县政府。解放后被判刑，劳改新疆多年。刑满放回本镇，鳏独且老，又无一技之长，故安置在砖瓦社做杂工。常对人回忆旧事，自称抗日战争初期曾侍候邓小平两月于贵州某地。人亦未知其确实否。文革以前，写信寄邓小平求助。内有句云：“曾与凤凰同林，皆是俊鸟。”信投邮箱，即被截获，交派出所。于是挨一顿刮，遭众人笑，不敢再写。文革初期，听砖工杜世元（戴帽坏分子）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成立南京政府了。毛主席写《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篇文章骂他们两个。你从前侍候过邓小平，为啥不去投靠他呀！”叶永臣信以为真，便与杜世元密商去南京投靠一事，并计划路费六十元如何凑足。杜说：“你老兄这一去，至少可以当个专员。我跟着你，当个县长，给你贴起。”叶说可以。又说当了专员便要结婚，青头姑娘不行，二婚嫂也可以。两人放肆幻想，好不快活。杜世元为人“穷斯滥矣”，多次诈骗财物，屡教不改。后托造反派某代为翻案，不承认坏分子帽子。事败，被捕。供出投靠南京之梦，牵连叶永臣。叶被捉时，伏匿砖瓦社破屋内篾筛下，战栗不已。时值全国刮批邓风，叶永臣遂被重判无期徒刑。1984年落实政策放回本镇，月给生活补助。社会既安定矣，南京梦亦醒焉。
［张姑娘］女姓张，失其名，与予同巷。解放初期，学扭秧歌，结识驻军营长何某，私心爱之。何营长率驻军离去后，张女渴念不已，遂疯。后嫁菜蔬社陈大爷，人犹以张姑娘呼之。头插鲜花，脸抹白粉，身着彩衣，日日守西街口电杆下。自云：“等何营长。”有军人过，必跟踪细察之。人叫她唱，便唱：“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此旧歌也。旋唱旋扭，了无羞色。年四十矣，犹作少女打扮，等何营长。人有欺之者指点何洁说：“她的哥哥就是何营长！”便跟踪何洁，来我家守候。何洁赠以红缎花鞋，当场穿上。小声问何洁曰：“他还好吗？”1966年底，本镇沈、王两负责人被造反派“褫衣”罢官，张姑娘在场看。人有吓之者说：“张姑娘，快回去！老干部都打倒了！”遂匿家中，不复等何营长于电杆下矣。
［旧军官之可笑］老漆匠黄鼎伯，戴帽历史反革命，旧军官也，与予同在木器家具社觅食。少时去成都学漆匠，后当警察站街。因路面正翻修，禁止车辆通行，便命令一官员下车徒步。此官员乃市警察局长。黄鼎伯忠于职守，获上峰嘉奖。当警察毕竟太穷苦，乃投军阀刘存厚部，做低级军官。辗转军界二十多年，职不过教官，阶不过少尉。每返故乡，必穿黄呢军装，着长筒马靴，斜佩刀带，作威武状，被人目为“宝器”。予儿时亲见之，临近解放，奉国民党某特务“回乡招兵打游击”之命，并擢升为少校。黄鼎伯招兵总共招来滥眼儿两名，枪支弹药全无，游击遂成空话。解放后去成都拉架架车，宿鸡茅店，凡六年。1958年捕送金堂县监狱。四年后保外就医，实则释放。戴帽管制，从此又做漆匠。本社职工，喜其干活认真，恨其出语不逊。文革中常被斗，总因态度硬撑所致。某日无聊，见黑漆棺盖积尘，乃用食指写“花好月圆巫山梦”七字。忘记用鸡毛帚掸去，遂被本社职工发现，斥为淫词，将交革命群众批斗。黄鼎伯既羞且惧，乃向家中壁上画幅毛主席、林彪、周总理一一鞠躬请罪，致告别词，祝“永远健康”，写遗嘱一纸，然后服用蜂蜜和葱各半斤，端坐待毙。有顷，毫无中毒反应。乃去外南老陕沱沱投水。彼系旱鸭子，入水便沉。时在初冬，水落。由深沱冲到下游浅滩处，竟复出水面。失却勇气，爬上岸来。回社请罪，获宽大，免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县政协邀请黄鼎伯列席会议。时予去县上看望老母，见彼下会走出街来，穿新蓝布中山装，腰系瓷盅与电筒丁当作响，手扶竹杖，仍昂首挺胸，作军人状，唯眼眸已昏浊，发亦尽白。黄叟今已作古，享年八十以上。一生莫名其妙，临终方见夕阳。叹叹。
［唱古歌］文革闹剧终场之翌年，川台广播川剧《五台会兄》诸传统节目。予听而泣。友人家女孩说：“妈妈，收音机里唱古歌了。”传统川剧绝迹人间凡十三年，女孩不知川剧为何物，故以“古歌”称之。
［美国老头寻旧踪］1978年夏，予方摘帽，仍钉包装木箱。某晨，有美国老头率其子女来访本镇。入公园大操场，对子女说：“三十五年前，我在这里打篮球！”又询公园附近居民：“你曾见过我吗？”被询者皆摇头。询至中学校附近，有老妪称，抗日战争年代，山西铭贤学院逃难，迁来本镇，当时她见过几位美国人。美国老头大喜而泣，握老妪手，嘱其子录像焉。又询本镇官员：“当年同打球的能见见吗？”有老体育教师已退休者被引来。美国老头上前拥抱，拍肩，泪出，又嘱录像。旋即率家人驱车赴姚渡，往看铭贤学院旧址曾家寨子，午后，折返本镇。美国老头恭立车上，沿街点头，频频挥手，告别街民。想到今生不能再来此地，便缓车速，平伸左手，反握录像器，为自己录像。小镇偏僻，算来三十余年，美国人来访，尚属第一次。七八天前，镇上预作布置。饭馆面馆，家家新砌炉灶，打扫清洁。大东街甜食店卖汤圆，每碗特添蜂蜜一勺。予携小儿每晨必顾，喜其甜也。美国老头一家，匆匆晨来夕去，意在寻觅旧踪，不在饕餮。既去，蜂蜜亦取消。
29．别了故园
1978年5月6日午前9点摘掉帽子。戴上帽子是在1958年5月6日午后3点。只差六小时，便是二十年。戴帽是在成都市布后街2号省文联小会议室。我坐中间，抱臂望着宣读人。心中不服，难免反映在脸上，所以当面被宣读人骂成“九少爷威风不倒”。摘帽是在金堂县城厢镇中学校大操场边。我坐教室外石阶上，低头聆听有线喇叭宣读，看不见宣读人。心中快活，脸上不好反映出来。脸上只是皱眉蹙额，作愁苦状。深怕显得快活，被有线喇叭看见了，惹得有线喇叭不快活。心中快活，这是因为我知道从今后我可以一心一意钉木箱，不受刁难，不被亏待，不做那做不完的义务劳动了。
我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淘米下锅后，叫儿子鲲鲲也起床。我坐在灶门前，一边添柴烧火，一边课督鲲鲲英语。从1975年9月起，自编课本教他英语，迄至摘帽时已两年零八个月了。吃了早饭，我就带着他去木器家具社上班，赶钉包装木箱。每只木箱的两个档头都是他帮我做的。我必须每天赶钉出十五只木箱，每只工值一角，这样一个月才能挣得四十多元，维持生活。我很俭省，一日三餐之外，只抽廉价的春燕牌香烟，鲲鲲几乎没有零食，纵有也不过是一块糕饼或一块锅魁罢了，所以每月四十多元已经足够。为了钉出十五只木箱，白天做了，晚饭后还得去加两个钟头的夜班。夜班做了，回到家里，再教鲲鲲的英语夜课。夜课教了，他去睡了，我便在灯下编写他的英语课本。那些年的中学生英语课本只能算是左倾政治初级课本的英译，可笑之至，我不采用，所以自编。摘帽时，我已编到同时也教他到第七册了。后来总共编了十册教他读完。还有一本《片语ABC》编完了来不及教他，我们就告别故园，到县文化馆去了。说是为儿子编课本，其实也是为我自己进修。就像古人日日耕田夜读书一样，我们是白日钉箱夜读书。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摘帽后，心中也快活了，钉箱更有劲了。
可怕的是停电。电停了，圆盘锯不转，我领来的那一大抱原板就不能裁锯成箱板，只好坐等电来。等得不耐烦，便回家读书。读书心慌，读不进去，惦念着电是否已来了，便叫鲲鲲跑到社内去看。他若看了跑回来一路欢呼“来了来了”，我便赶快跑去抢用圆盘锯。停电，对月薪制工人说来，落得清闲，有的人还巴不得，而对计件制工人说来，便是断粮。白天停电，停几小时，夜晚电来了，就得去加几小时的班。这样，有许多次我都是做到半夜过了才回家，儿子一个人在床上等我，等呀等的等睡着了。衣裳还未脱呢，看了心酸。
摘帽后第七天，何洁被放回家。她在焦山上金堂县监狱拘留审查一年零一个月，被人牵连的问题早就审查清楚，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有那些恨我也恨她的官员，挖空心思，罗织成罪，安心要把一个无权无势无背景且无辜的“右派”婆娘置之死地，并加以利用，以满足他们派性斗争的需要，硬是抵着不叫放人。现在放回来，只是为了罗织得更周密，整得更惨。我与何洁都是幼稚的软弱的知识分子，遇人总往好处去看，遇事总往好处去想。我们以为四人帮时代总该要结束了吧。我们忙着重整家园，做明天的好梦。
不错。四人帮时代两年半以前已经结束了。我们早就生在“华国锋时代”了。
叫我们怎么说才好呢？四十天后，何洁再次被抓。上次抓是“拘留审查”，这次抓是“逮捕”。逮捕的同时搜查了我家——这是文革以来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抄我的家。这一天的日记尚在，全录下来，并在括弧中加以必要的注释和文意的补足。
［1978年6月21日夜］
洁于5月12日上午被放回家。在四十天的平静和谐的家庭生活之后，今日不幸终于来临。
早晨，我与鲲鲲走后，她被叫到镇革委内，宣布逮捕。随即被押回家。
同时，何代表（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主任）来社（木器家具社）叫我回去。我万万想不到是为了此事。到家方知已出事了。如晴空雷电，使我发呆。门外已挤满无事闲人。室内正在搜查。此时是上午9点过。
洁已被铐。她说自己太天真，想不到会如此。我只好劝慰她，望她说清楚后会回来，并望她相信党的政策，端正态度。纵然不能回了，也要好好生活下去，勿有轻生之念。
她说，她这一去，必然影响我的前途，叫我提出离婚。我说，影响了也没来头。我就这样劳动下去，和鲲一起等待若干年她的归来。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说了许多，都是重复的话。我强压自己的悲伤，平静地劝慰她。
鲲在社内不见我转回，便赶回家来。鲲哭了，我叫他不要哭。
11点过，洁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着被盖卷，送她至外北车队。上车前，又说了许多话。洁已失去冷静，心中痛苦。我为她拭了额上的汗（她双手被铐）。送她上车。挥手。并跟着车跑出大门，到岔路口。一直向她挥舞手中手帕。车远去，看不见了。她（的车）向右边的道路去了。我向左边的道路走回家。此时已正午12点了。
回到家中，鲲独自一人在室内等我。到这时我的痛苦才涌上心来，站不稳了。
夜晚，勋锦（堂妹）和柏奎（侄）劝解我。我这才知道明天县上公判（大会）。但愿洁早些判。要平安归来，已绝对不可能了（这是我的估计错误）。我等待她，无论十年十五年。但愿她能熬出来。
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场梦！
家被抄得乱翻翻。地板都撬开了。我一一收拾还原后，烧火煮饭。饭熟，我吃不下，儿子也吃不下。空着腹，我说：“鲲鲲，走！钉箱箱去！”
想我自从1957年起，望了这么多年，天却愈来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归。如今亮了又黑，再捕。这就是我个人感觉到的“华国锋时代”。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也不想归咎于某一个人。一个人只是一颗锯齿罢了。我得铁化自己，不要让人家把我锯成一撮木渣。为此，我得拼命干活。我家养着三只母鸡，天天有蛋。我不能死于营养不良，当此光明遥遥在望之际。
本镇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现在敢于互相公开交往了。他们每天在大东街一家茶馆聚会，互通消息。他们一些人去找县委统战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单位。应邀，我去那家茶馆两次。我要忙着钉箱，不能多陪他们。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劳累致病三次。
县委统战部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找我去谈了话。我说，我要求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老杨说，去联系过了，那里不要我。于是我死了心，决定终老故乡。老杨说，教中学，去县文化馆，随我选择。我选择了后者。1978年12月20日，县委统战部正式通知我：任县文化馆馆员，行政二十二级。
这一天，女儿余蝉从成都外婆家赶来奔丧。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岳母郑雪华，在省政协做财务工作。她老人家听省政协的人说，我已死了，死于喜极喝酒过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从何来，从铁窗内的妻那里来吗？从不要我回去的省文联那里来吗？
事出有因。本县最近确实有一位姓金而不姓余的摘帽右派死于喜极喝酒过量。我叫女儿余蝉快回家去向忧伤的外婆报喜，就说爸爸不蠢，不会去死。
我赶着把手头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岳社长告别。社上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工作日记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带回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将来或许还有用处。我没有想过从此我就算是弄对了。我知道，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必须有忧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饭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后，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个书包，出门去外北乘车到县上报到。后来我写了一首《故园别》。结尾一段如下：
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运像我这样提着一口破箱回城去的在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曾经认为这黑该是终点站哪知前头更有遥远的路程我以微笑告别了历史手牵儿子跨出了柴门
1985年4月21日脱稿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