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啮痕录》作者：流沙河
书名：锯齿啮痕录
作者：流沙河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
出版时间：1988.1
页数：363 页
开本：32开
读《锯齿啮痕录》
这个书名有些“朦胧”，却并不浪漫，不知会不会有人误认为是一本讨论木工经验或各类锯具功能的实用性著作？
然而这的确是一部写实的书，记录了作者——一个崭露头角、颇富才华的青年诗人自一九五七年罹祸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生活遭际；罹祸后的诗人也确曾做过拉大锯的“解匠”，他用有形的大锯将圆木分解成一块块木板，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在经受着人生中无形、却更尖利的锯齿的啮噬……
流沙河是以发表“大毒草”《草木篇》而闻名于全国的青年“大右派”，加之父杀母管，此后的厄运便不想可知了。他被开除了团籍和公职。在监督劳动期间，扫地、烧水、拉车、炼铁、开荒种菜都干过；后来又被赶回了故乡，拉了六年大锯，继而又钉了六年包装箱……羸弱的诗人，全靠出卖体力劳动维持着生计。然而，以“老九”骨头之“贱”，他仍旧苦读不已，写诗作文不止，正派地作人，不自暴自弃，顽强地挺过来了，他的精神依然坚韧而完整，没有被人生中那把无形而又无情的大锯分解成一小块儿、一小片儿加上一大堆锯末。诗人终于能自豪地引证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一九五七年罹祸者不少，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迫下，有人颓唐了，有人怯懦了，有人庸俗了，有人“聪明”了，有人甚至也学会害人了，但更多人没有，他们依然故我，正直作人，锐气如初，流沙河正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一本只有十几万字的小集子，堪称作者个人二十年的小《春秋》，但从中也可见出整个国家的大《春秋》。那的确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全体人民都在受苦受罪，不独流沙河一人而已。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的这本人生实录是可以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的，且不说作为“文革”序史和“文革”史的一隅看待，即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人生观而论，就颇有一点哲学意味了，至少可以启迪人们，哪怕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也要能扛得过去，而事实也证明没有什么是扛不过去的！
时间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犹如一层层的过滤纸，过滤后留在记忆中的往往是比较美好的东西。因此需要有人或有更多的人从各个角度将悲剧性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后人永不忘记，而免于重蹈覆辙。我想，这也正是一切所谓“伤痕文字”（我不用文学二字，并非否认文学具有一定意义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而是以为不加渲染的实事求是的纪实文字更适宜再现历史，当然有纪录影片就更好）存在的价值。 ----- 摘录《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流沙河，文学奇才，文革因言获罪，当了20年木匠，拉了20年的锯。二十年间，经历了弟弟自杀，妻子被捕，上街挨揍，夜半抄家，好几次目击亲友的死亡，躲过自己的死亡。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手指也被锯断一根。20年后终于恢复工作，仅剩贱命一条。这条贱命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20年的厄运用如此幽默老辣的笔调写出，文字的背后，是一个受了致命伤的灵魂发出的微笑。他不认为这20年没有书读的拉锯生活是浪费生命，第一，他用劳动创造着财富，自食其力。第二，没有这20年的苦难，就没有《锯齿啮痕录》，对于一个丰富的灵魂来说，任何苦难都是人生的财富。所以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人间地狱，但到处是自嘲式的幽默和乐观，透露着一条贱命的尊严。
流沙河简介：
流沙河（1931－），原名余勋坦，四川成都人。1948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后者不久即遭到公开批判，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由此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七十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
因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这便是人们心目中的著名诗人流沙河。
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上笔走龙蛇，饮誉海内外。10年前，先生突然“见异思迁”，弃诗而作文，鼓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拨弄出举世瞩目的一个大旋涡。近年来，突然又波澜不兴，一时间，文化人都在询问他的“流向”。蜀国的文学圈子压根儿就消失了他那瘦比黄花的影子，消失了他那让人心头搁不下的谦恭，消失了他兴之所至谈笑惊座的幽默。先生的近况如何？难道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先生已逾七旬，身高1.7米，体重却只有90多斤，怎一个“瘦”字了得，他的样子，容易使人联想到经霜后的枣树，秋塘里的残荷。光阴似箭催人老，先生已是两鬓如霜了，但双眼依然睿智深邃，神态依然恬淡超然。
问先生近来可好？他说身体尚佳，无大病，一日三餐，素食而已，不饮酒，烟已戒10年。素闻先生仅吸烟这一嗜好，因何戒了？为健康？为生计？对此先生笑侃一趣：我吸烟从来均属低档，10年前在烟摊购回一条便宜香烟，回家拆开一看，竟然是伪劣品。退不掉，扔了又可惜。于是乎，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坚持一支支抽完它。意想不到的是，多年抽烟的愉悦和快感也随这烟雾而散了。
先生言谈海阔天空，雅俗共赏，亦庄亦谐。他幽默的质量，可谓绝唱，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引经据典，从早“幽”到晚。先生说：有两个人逛书店，看到一排排包装精美的书，两人在浩叹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各自大发了一番高论。一人说，这个作家太骄傲了，出了一本书，竟然在封面印上“老子著”；另一人说，那个作家太谦虚了，自我作贱署名“孙子著”。先生说：有天一来访者到家中，交谈一阵后才发现来者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赶忙将其哄骗出门。此后装置了一门镜，每有敲门声，便先趴在门镜上仔细观察，并大声提问，确定来者正常无异后，再开门迎客。
先生是四川金堂人，生于1931年11月11日，幼习古文，做文言文。1947年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历任创作员、《四川群众》和《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流沙河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1979年他被调回四川省文联，从1985年起专职写作，并先后出版了《锯齿啮痕录》、《独唱》、《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随笔》、《流沙河诗话》、《故园别》、《游踪》、《庄子现代版》、《Ｙ先生语录》等著作。迄今为止，已出版小说、诗歌、诗论、散文、翻译小说、研究专著等著作22种。
先生原名余勋坦，“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国人名字惯为三字，遂将“河”复补。先生说，“流沙河”三个字都有水，哪知命中注定就与河沾不得边。8岁时，母亲找八字先生算命，说我26岁那年要在河中淹死。母亲就对我严加管束，我也小心翼翼，从不到河边玩耍。岂料是祸躲不脱，1957年，就在我刚好26岁的时候，还是被淹死在流沙河里了。那时，在报上一见“流沙河”我就胆颤心惊，有一次，《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入目：《坚决同流沙河作斗争》。我吓了一跳，读了文章后才知道，原来河北有一条流沙河需要治理。后来，我还知道全国有五条流沙河。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文艺批评，只有“活学活用”的政治批判。我发表的《草木篇》，本来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借草木咏志，古已有之，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之类的诗句，千百年来，没有人批它为毒草。而我却因几首小诗，被打成“反革命”，引来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为什么要选《草木篇》作为大毒草的典型呢？因为它篇幅短小，符合当时“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毒草太长看都要看半天，批起来太麻烦。其它毒草都长，惟独《草木篇》短，全国大专院校、各省市县政协都把这篇毒草打印出来，人手一份进行批判，节约多少“革命”的纸张和时间？因为有了《草木篇》这根毒草，“多、快、好、省”一下就牵出了25000多个右派。这种短平快，其它毒草行吗？祸福相倚伏，大批判让我成了举国上下的“名人”。平反后，人们的逆反心理又认为我的诗水平不得了，其实现在我自己读起来就很惭愧。我儿子读了我以前写的诗后也说：爸，你写的啥子诗哟，我就看不出有啥了不得的。这评价倒很中肯。
自 传
别了布后街2号
农场也要别了
辞行访友
离开成都
回老家去劳动
大锯生涯
“五一六”这一天
六弟之死
吹火向下烧
快快结婚
新婚别
红卫兵来了
夜半抄家
躲蟾酥
戴高帽子游街
一红一黑
昂谖謇唷币寡
替别人挨打
鬼迷了心窍
儿子来得不是时候
给女儿编课本
两关派出所
做了砖又锯木
不能拖死在一路
国难来了又去了
闹地震
家灾踵至
怪事一丛
别了故园
自传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汛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
1．别了布后街2号
1960年7月我从北郊凤凰山麓的农场回到成都布后街2号。这里是四川省文联机关所在地。我是被叫回来治疗水肿病的，住在进大门倒右拐入小院的一间客房里，日日读明清两代的野史笔乘。坐着不想动，动了饿得快。治疗水肿病，一点也不难。特效药是一种白色的丸剂，呈卵条形，长约半厘米，加水煮熟，每日三服，每服三碗，多服疗效更佳。治疗八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被叫到东风路省文联已下马的建筑工地去，裁红苕，栽南瓜，栽菜，促使大城市街头风景田园化，增加美观。夜夜坐守通宵，捉拿那些偷摘我们栽的观赏植物的人，其数上百。1962年5月我被叫到省文联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饭吃饱了，里比多（libido）过剩，想做学问。好像发了疯，有鬼在祟我，拼命去攻许慎《说文解字》。这一部辉煌的文字科学著作，每一页内都有一个奇妙的世界，任我邀游其中，沾沾窃喜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了一个寄托。难怪从前有人说《说文解字》是中国七大奇书之一（其余六大是《易》《诗》《楚辞》《史记》《水浒》《红楼梦》）。围绕着这一部奇书，我又旁攻了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以及《仓颉篇》《班马字类》《玉篇》等等十多部能找到的著作，眼界大开。每有心得，见古人之所未见，又惊又喜，奈何无处发表，便躲入公家藏书室，也是我不付房租的寝室，关了门窗，假设东汉的许慎坐在我面前，听我滔滔抗辩。还记得有一回我的辩词如下：
叔重先生，你说臣字像屈服之形。你的意思，照我理解，是说在国君面前，臣必须屈服，屈，屈体，服，服务，就是佝着背，弯着腰，老老实实做牛做马，不许乱动。如果他要乱动，挺起胸膛，站直，便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语调轻柔）是这个意思吧，叔重先生？（微露笑容）好。好。谢谢你的首肯。你是个老实人，能对晚生的我，说老实话。难得，难得，你能公开承认，你是个坚定的君权主义者。（收敛笑容）你脑袋里有了这个臣必须屈服的想法，再去看篆文的臣字，便觉得那真像一个人的形状，佝着背，弯着腰，正在那里服务，所以你说：“臣，牵也，事君也。像屈服之形。”唉，先生，叫我怎么说呢。你读过殷商的甲骨文吗？（点头微笑）我知道，你当然没读过。你老仙逝一千七百年后，甲骨文才被发现。那玩艺儿比你读过的西周古文还要古老。你问在哪里发现的吗？殷墟。“洹水上之殷墟”——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这样写过呢。你去翻《史记》吧。（语调高亢）甲骨文的臣字根本不像什么屈服之形，倒很像一个横置的目字，只不过眼球凸到眼眶外面来了。臣字的眼球外凸，目字的眼球不外凸，差别在此。我认为臣字就是你解释为“张目也”的那个瞋字的古写。臣就是瞋，张大眼睛。替主子办事情，不可眯目瞎弄，必须张目明察、所以臣字后来变义为君臣的臣。做工作总要长眼睛，所以职官有什么什么监什么什么督，监字里面有个臣，督字里面有个目，都是眼睛。做工作总要长眼睛，所以办公又叫视事。（语调回归轻柔）请你原谅我的狂妄，叔重先生，我不敢赞同你的解释，更不敢赞同你的君权主义。你老绰号“五经无双”，这我知道。你的《说文解字》给我许多快乐，这我感激。可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一个人在藏书室内踱来镀去，自言自语，自得其乐。1957年后，我被彻底孤立，在机关内，大家都不同我对话，有的人是不屑于，有的人是怕。我自己又傲性难改，不肯胁肩谄笑，曲意逢迎。这样孤立下去，长久不说话，影响胃液分泌，神经得不到必要的兴奋，恐怕会生病的。出于生理需要，我找古人同我对话。常规的对话方式是埋头攻书，抬头凝目窗外，微动嘴唇默语，蜀人谓之“说鬼话”。特殊的对话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书室内，作大学教授状，踱来踱去，高谈阔论，时而娓娓，时而滔滔，辅之以手势、配之以笑容，就像我们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溃他自编的独角谐剧那样。前面引的同许慎的对话只是一例而已，被我拉入室内做了靶子的论敌多得很，不及备载，只不过许先生挨打次数最多，挨得最惨罢了。这些不幸的论敌，既然都是死人，同我阴阳隔路，当然有口难辩，没法反驳，所以每一次对话的结局，在我，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非常过瘾。这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可以改善自我感觉，认识自己确实不是饭桶，从而加固人生信念，去攻更多的书，去好好地我行我素，照旧（而不是重新）做人。
在图书资料室工作一年零四个月，日日早起，扫地抹桌，协助清理藏书，自己装订报纸，替别人跑腿啦借书啦查资料啦，兼替伙食团拉煤拉米，勤勤恳恳，克尽厥职，对得起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工作余暇，拼命读书而外，还偷偷地写了两部稿子，梦想将来摘掉帽子之后，能够公开发表。“人还在，心不死！”这话倒是真的。
第一部稿子是长诗《曹雪芹》，脱稿于1962年秋（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这首长诗共五百行，写了三十多个夜晚，自己觉得挺不错的。如果当时给我摘掉帽子，肯定我要寄出去的。如果寄出去，肯定能够发表的。如果发表了，不超出三年，肯定会被一群棍子打成毒草的。如果打成毒草，肯定我不会有好下场的。多亏那顶摘不掉的铁帽子，是它救了我的蝼蚁贱命。稿成四年之后，文革爆发，风闻要抄家了，我还舍不得烧掉。何洁也不赞成烧掉，她带着稿本回成都去，交给右派分子难友邱原保管。邱原用层板做一只方凳，稿本夹藏在方凳的坐面内。不久，风声紧了，怕不安全，何洁去邱原家取出稿本，送到双流县乡下亲戚家中，埋藏在灶门前的灰槽里。又不久，那里也不安全了，亲戚家人便把稿本烧掉。我知道《曹雪芹》被火葬，不但不难受，倒很快活，仿佛头顶上移走了一柄悬刀。
第二部稿子是挺有趣的科普读物《字海漫游》，尚未脱稿。我拿一只矩形木匣，一尺二寸长，八寸宽，原来是放置在机关内走廊边当作公共痰盂用的，倒掉石灰，洗掉秽迹，钉一副合叶锁扣，改造成一只小箱，将这一部未完工的稿子藏在箱中，锁好，放在枕边，好做美梦。不用说，这一切我都是悄悄干的。如果你要苛察严责，这当然是盗窃社会主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右派分子的反改造的破坏活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与其用来装大家的毒，不如用来装我一个人的毒！”（lz）
我在工作余暇拚命读书。1963年夏，为了方便，干脆在图书资料室的长沙发上夜宿，不回公家藏书室去睡觉。那里又闷又热，蚊子又多，又有旧书散发的霉臭。图书资料室很宽敞，前有大窗，后有高窗，空气对流，十分凉爽，利于暑夜攻读。我这个人又不择床，哪里都能酣睡。睡长沙发，一不用席子，二不用枕头，只需一张破破烂烂的毛巾被子便行了。这样就触发了一些人的革命义愤。他们认为右派分子只宜劳动，不宜读书，愈读愈坏，便要求省文联领导上赶我回农场去。还有人提醒大家说：“同志们要注意，流沙河在同我们搞卧薪尝胆！”
回农场去，没有什么不好。贱躯只害怕饥饿性水肿（1960年尝过这滋味），不怕劳动，尤其不怕丢人现眼的苦役。白天劳动，脑子得到休息，入夜攻书，神思倍加猛锐，斩获特多。何况机关内左风又乍起，三年饥馑结束了，肚子又饱了，现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了，我还赖在那里，于人于己，诸多不便。谢天谢地，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了成都布后街2号的后门。下面是那一天的日记：
秋分已过。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以及零星杂物。要回农场去了。中午肉食。饭后酣睡如常。大好晴天，颇热。
下午4点怅然离去。背背被盖卷，手提竹篮，肩挂小书包，自后门悄悄出，走到五世同堂街口，乘车到隆盛街，转车到梁家巷，再转车到大湾，下。蹒跚负重走到农场，5点过了。
铺床，挂帐，6点过收拾完。
晚饭后，天凉好个秋。弦月如弓，夏历已是八月初丸，中秋近矣。
日落许久，西天犹见红亮的光锥，疑是天文学所说的黄道光，每年春分前后秋分前后常见者也。
夜看报，拟早睡。读书暂停一夜。
室内蚊子仍猛，四野秋虫鸣声盈耳。
此次下农场来，带着这一些书：《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玉篇》《说文稽古编》《说文释例》《字学蒙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素问》《古谣谚》等。未完工的《字海漫游》初稿五帙也带下来，要继续搞。
当时想得太天真了，总以为只要我不再惹祸，老实听话，拚命劳动，终久必将感动上帝，摘掉我的右派帽子，给我一枝之栖，让我去潜心研究古文字，做一个学术专家，也不枉自圆颅方趾，吃饭穿衣。如果有了成就，还可以说：“我为国家做了贡献。”以安慰我一颗共青团员的良心，虽然已被开除团籍，什么都不是了。天真的幻想，加上已经改造六年，愈改造愈变厚的脸皮，构成一副龟甲，武装了我，任踩任踢，都能忍受。我是一块石头，已经落沉海底，还能再把我怎样呢，还有什么熬不过的呢。似乎山己穷了，水已尽了，前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只须再走很短一段路程，桃花源就到了。做梦也想不到前面的路愈走愈险，天色愈来愈暗，而且黑暗长达十年之久。想不到，这也好。如果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前面竟有那么多的侮辱、劬劳、饥寒、疾病在等待我、我不吓死，也会愁死。多亏我满脑袋天真的幻想，再加上文革前已获得九年劳动的训练、九年羞辱的训练、九年寂寞的训练，足以对付来日的奇灾大祸，终于走了过来，看见灿烂阳光，并在这阳光下动笔写回忆录式的《锯齿啮痕录》，让年轻的读者从一条狭窄的缝隙中看看我们的国家发生过怎样的奇灾大祸，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务使灾祸永远消泯，不再重演。
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布后街2号的后门，同平常出门去办事情一样，一点也没想到从此就别了四川省文联机关。当时认为去农场嘛至多劳动一年，早迟还得回图书资料室工作，所以毫无感情波斓，也不回头多看一眼后门之上的过街楼。那一天的日记写得从容不迫，风平浪静，读了令人失望。早知道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我真该装模做样地抒他妈的许多情在里面，绝不会写一些哪里乘车啦哪里转车啦铺床挂帐啦在里面。可是，唉，谁能预料到未来呢！
2．农场也要别了
去农场后，随着批苏联的“九评”陆续发表，左风渐猛，叫人心寒。我开始做噩梦。1963年12月5日天亮前梦见战争爆发，我在荒郊逃命，跑到一院农家，翻墙跳进去，躲在蓬蒿间，吓得发抖。只是弄不清楚谁和谁在打仗。醒来遍身冷汗，心跳怦怦。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夜又梦见进监狱，景象仿佛城隍庙的阎罗十殿：，一个熟人引我从夹墙中逃出来。这些阴暗的潜意识活动，不能说同左风的威胁没有关系。左风刮到农场来的第一个信号便是场长卢德银叫我不要再读线装书了，今后应该多学政治。“这是机关领导同志的意思！”他说。作为农场场长，他从来不给我穿小鞋，我得听从他的劝告。于是我把带下来的古书全部锁入抽屉，夜晚不再攻读。闲得发慌，便在灯下教火娃下象棋，夜夜不休。火娃陈廷贵，小学毕业生，当时十四岁，住家在农场大屋背后的坡上。火娃极其聪明，一张瘦猴脸，两只鬼眨眼，会抽烟会喝酒会说笑话，三年饥谨饿过饭的，发育不良，体弱多病。从下象棋开始，火娃和我成了忘年之交。后来我们常常一起去河边游泳，还多次去赶场。火娃知道我是个大右派，还是一个（用他的话说）文屁眼儿，但他对我很好，什么话都肯对我说。每天晚饭后，他就跑来了，在方桌上唏哩哗啦倒出棋子，铺开棋盘，摆好，坐在那里狡黠地微笑着等我。
白天劳动，遇雨学习”九评”。夜晚下棋。这样过了一个半月，书瘾憋不住了，1964年2月15日晚间，我又打开抽屉，解救了那些无罪的书籍，在灯下摆开我的战场，继续搞我的《字海漫游》。火娃跑来缠我，被我挥走。莫奈何，他便去拉卢德银对阵。从此以后，他俩杀得难分难解，夜夜酣战。我在隔壁变回蠹鱼本相，游泳在线装的书渊里，好不快活。卢德银睁只眼闭只限，不想多来管我。迷恋古书，在他看来，只是服毒罢了，毕竟不是放毒。何况他那里情况不太妙，火娃常设优兵，多用诡计，往往逼得他马跳不出，炮打不响，气得狠敲棋子，哪有闲心管我。我出去小便，一瞥战场，总是卢德银一脸铁青，火娃摇头晃脑鬼眨眼，微露笑容。
1964年底，左风升级。11月1日，星期天，我去天回镇赶场，兼看报纸。惕然而惊的是邵荃麟竟然也挨批判了，说他的“写中间人物论”如何如何的坏。整人的运动又要来了，我敢肯定。心绪一乱，茶馆也不想去坐了。归途遇雨，帽檐滴水，衣裤尽湿，夜读之后，忧惧失眠，听见高空有声，嘎嘎咯咯，由远而渐近，又由近而渐远，慢慢慢慢地消失。那些随阳的雁鹅，赶在北国草原上的湖泊封冻之前，成群结队，昼夜兼程，飞向南方，飞向温暖的水草茂盛的江淮流域，躲避严酷的大寒流去了。我能飞向哪里去呢？我是人，庄周所谓的“一受其成形”便只能“不亡以待尽”的人，我不是鸟，我没有自由的翅膀。两天以后，刘星火和黄丹被赶下农场来了。九天以后，张幅也被赶下来了。他们三位，在省文联机关内工作得好好的，又不是右派，也没有别的什么帽子，本来就没有问题，或许该这样说，曾经有过某些问题，后来弄清楚了，了了，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左风一升级，“写中间人物论”一批判，那些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又大成问题了。不久以后，又一位问题人物牟康华被赶下来。他的问题出在为人过于老实，合该倒霉。大约两个月前，看见党报上面登了一则很严肃的广告，说是凡是持有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旧股票者，请到某某银行，凭旧股票办理退还股金手续，他便信以为真，如法照办。结果非常滑稽，退还给他的不是什么股金，而是一顶资产阶级帽子，随即被赶下农场来。左风贯彻之速，恰似孟轲所说“速于置邮”，一年以后林彪所说“立竿见影”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四位问题人物，加上一个早已不是问题待解而是铁案难翻的我，混在一起。蒙他们的照看，倒也不分轩輊，都能平等待我。每日田间劳动，五人大讲笑话，荤的素的都来，虽然大家各怀鬼胎，都在忧虑着自己的问题。中午常常包水饺吃，一边吃一边笑，真能吃出暖融融的轻松气氛。古人有言：“唯食可以忘忧。”说得不错。升了级的“左”风刮来一个可怕的传说，说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凡是住在大城市的，将被遣送外地或遣返原籍，好好看管起来。这在我无异于致命一击，回故乡去劳动，这我不怕。怕的是上有老母，住在老家，下有妹妹弟弟，都在故乡工作。七年前我惹下弥天大祸以后，害得他们吃苦，已摘帽的母亲重新戴上，妹妹弟弟工作的被排挤，上学的被开除，待业的不予安排，都已经够惨了，我如果戴着帽子被弄回去，肯定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难堪！但愿这永远是一个传说，不要兑现才好。殊不知人家已经动手了。12月6日二妹来看我，我才知悉省文联已经派人到我的故乡四川金堂县去联系过了。据二妹说，县上不愿意要我。母亲听见这个消息，惊恐万分，叫二妹来转告我，人世间哪里都去得，千万不要回老家来。
这一棒真把人打瓜了。一连多少天，做什么事都恍兮惚兮的。常常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求复述一遍。夜晚读书，读不进去。下象棋，老是输。12月24日天亮前又做噩梦，梦见敌机空袭。那一天的日记摘录如下：
……夜空中飞来一群亮点，数目上百，盘旋往来，速度极大，噪声震耳，显然是超音速喷气式轰炸机。惜乎看不清飞机的形状，但见亮点作火花状，色红。投炸弹共四次。第一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在田间与多人在一起，皆逃难者。田间庄稼已收割了，一片空旷，无处藏身。予卧一高埂下，但闻砰砰爆炸之声。第二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已转移到一段土墙下，蜷伏不动。一阵爆炸声后，见土墙由远而近地一路倒塌过来，压死多人。土墙将倒塌至予处，予急爬开。第三次俯冲掠过，予已躲入一座大屋（仿佛北京东安市场），投弹爆炸，屋瓦屋梁纷纷乱堕，一片浓烟大火。第四次，予已在农场的晒坝上，见亮点远飞到磨盘山的那一边盘旋去了。估计是正在炸四川化工厂，予大恐。彼厂距予老家甚近，不知母亲及弟妹罹难否，忧心如焚。朦胧半醒之时，犹闻轰轰砰砰之声震耳。既醒，乃农场前面公路上之汽车声也。看手表，近7点。天已明，心尚跳，气尚喘，命尚存，颇觉幸运。
枕上细想，想起昨夜入睡前读过近期的《科学大众》，见上面有原子弹爆炸之照像图片二帧：一帧是一团火球，一帧是一柱冲天的蘑菇烟云。当时凝视许久，感到可怕，随即遗忘。梦中景象或与此有关耶？
但愿今生不要醒着看见梦中景象，作太平犬，以终天年。
梦中的恐惧感、现在分析，可能来自害怕被弄回老家去。敌机空袭，乃是梦的伪装。梦是会伪装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所思”到“所梦”，这是一个反映过程，既有直接反映型的，也有间接反映型的。伪装了的梦好比象征派的诗，属于间接反映型的。做噩梦的翌日，12月25日下午，我和别人正在河边捞沙（改土用的），司机曾绍华跑到农场来，通知我务必在明晨10点以前到达机关，有要紧事。到底是什么事，他又不说。要掩饰自己的恐惧感，我也不好多问。估计是快要遣返我回原籍去了。一夜怔忡，不能安枕。第二天早早起，煮饭开饭都提前了（我兼做炊事员）。事毕，骑车奔向机关。路上精神恍惚，险些在驷马桥变成汽车轮下之鬼，留在桥头看司马相如高车驷马衣锦荣归，眼红他苦尽甘来，做了汉武帝的御用文豪。我提前到达机关大门口。司机曾绍华凑上来，显得很神秘，小声说：“就在这里等着。我进去通知。有人要找你。”然后用左手遮住嘴，用右手指一指礼堂，抿嘴一笑，补上一句耳语：“正在审十八子！”我这才望见礼堂内坐满了人，似乎有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批判曾绍华所说的“十八子”，机关内姓李的至少有七八个，不知是哪一个又合该倒霉了。我忽然有所悟，心想：“该不是已经在搞运动了？批判写中间人物？”反正与我无关。我是快要爬了的人，时候一到，一腿踢出相府，管得人家牛打死马，马打死牛。我连做牛马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掉开脸，背向礼堂，站在二门旁边，怀着鬼胎：“有人要找我，谁？”
席向走出来，向我招招手，我便跟在他的后面，不是走向礼堂，而是倒左拐，穿小门而入，走向音协从前的办公室。
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等我。看那模样，挺严厉的。
“这是省委的同志，找你谈谈。”席向说。他连陌生人的姓名也不肯向我介绍，便退到旁边去坐下，准备记录。
“你坐下吧。”陌生人说。
在他对面，隔一张办公桌，我坐下来，忐忑不安，因为这是审案的格局。
陌生人凶狠地盯着我，说：“我是省委工作组的，要你老老实实谈谈情况。”他也不肯介绍自己的尊姓大名。犯人是没有必要知道法官的姓名的，历来如此。
我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4点，对自己1957年前后的言行作了细致的回顾，表示认罪求饶，状甚可鄙。陌生人两肘靠在桌沿上，二目圆瞪，逼视我的面部。后来他的颜肌渐渐松弛，革命的警惕性慢慢缓解，微露温和的人性。思索他的插问，我很快弄明白，他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的两位负责同志。现在要整垮这两位负责同志了，批判他们的“右”。他们也“右”？我只觉得这是滑稽胡闹而已。
跨入1965年春，月月噩梦至少一次。梦见我被枪毙。梦见别人杀我如杀猪一般。最可怪的是2月13日夜间梦见别人手待菜刀要剖我的胸腹，而我倒很愿意。我说：“恐怕我要挣扎，你可以先捆我在长凳上。”还主动协助那人捆好我的手足，然后闭紧眼睛，感觉到刀刃在胸腹上一推一拉地剖开一条长口，又感觉到那人伸手探入胸中，摘取我的心脏。我好像略微有些悲哀，觉得这一生便这样了了。这个奇怪的梦，现在分析，可能是震慑于遣返原籍，潜意识渴望着彻底改造，愿意主动向党交心（摘取心脏）的曲折的反映。在此以前，卢德银借给我一大叠《红旗》，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他很诚恳他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三岁啊！好好干吧，我愿意帮助你明年摘掉帽子。这农场哪能是混一辈子的地方啊！摘掉帽子，安个家吧！”这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不再编写《字海漫游》，当然也不再读线装书了。可是那一大叠《红旗》读起来实在乏味，左调尤其可厌。为了对得起人，我仍然把它们读完了。
整整有十个月，我在夜晚只读自然科学，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艺已经猛晋，超过我了。
1965年底，极左派大班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左风随之再升级。我终于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1957年他有专文打我），认识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梦，便又把线装书搬出来，同时停止棋战，抓紧时间攻读，务必在灾祸临头之前，写完我的《字海漫游》。何况农场已经在11月8日宣布结束，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要做，正好昼夜兼程赶写。1966年2月下旬，《字海漫游》脱稿，约十万字，分成十二帙装订，恰好放满那只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终于抢到了灾祸的前头，我很快活！
1966年3月3日早饭后，我熟悉的那一辆美制小型吉普（它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空车牵引着空空的小拖斗，拖一个空空茫茫未知的命运，低沉叹息，缓缓驶来，停在农场的晒坝上。正在伏案温习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字学蒙求》的我，抬头一瞥，看见司机曾绍华下车来，已交差的农场场长卢德银也跟着下车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拉肥猪回机关的，与我无关，便低头继续攻书去。
《字学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启蒙读物，很浅，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讲过，当时觉得非常有趣。中国文字学的种子在那时候，1944年春，就播入我的脑畦中了，现在重温此书，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于”“平”两字的形音义，卢德银走进来，低声说：“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
我怔了一会儿，便把那一页的角角折叠了，合上书本。我以为将来还能够从这一页接着读下去，哪知道从此就是永别！
我把行李收拾好后，卢德银正在忙着把三条肥猪抬上小拖斗。肥猪们横蹦竖跳，大声抗议，拒绝登车。我想想我自己这样听话，忍不住苦笑了。
这一生不可能再到这里来生活了。我赶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1960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
所谓省文联机关农场，无非十几亩地，加上一座大屋而已。1960年1月建场，我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这里原是凤凰山飞机场的东边缘地区，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美国空军驻在这飞机场。农场的十几亩地全是飞机场的跑道和停机坪，后来废弃了，变成荒地的。建场初期，省文联机关每天派人来用鹤嘴锄挖荒地。一锄落地，铿铿碰响，下面砌着卵石一层又一层。我在这里做过这些劳务：拉车，挖地，栽菜，栽油菜，种瓜，种洋芋，种玉米，种棉花，养猪，煮饭，守夜，等等等等。还有，那一座大屋在修筑时我上屋架去盖过瓦。
我在农场先后两次共住三年零一个月。这里是我的大学，歌于斯，哭于斯，胼手胝脚于斯，栉风沐雨于斯，劳于斯，病于斯，寂寞于斯，做梦于斯，发愤求学于斯，而现在我毕业了。对于一个诚实的人说来，上这一家大学绝非浪费生命。我的所学将有用于对付未来的艰难岁月，使我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坚强地生存下去。我想起了一句民谚：“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
吉普车在那一头鸣喇叭叫我了。我急步跑回大屋，同省科协住在农场的同志道别。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同锅吃饭好几个月了。我到井边去挑满厨房的水缸。井唇有一丛箭车菊，年年秋季开几朵黄蕊紫瓣的小花，每天挑水时我都要看她们几眼。现在是春季，她们还在梦中。等到秋花开时，她们将看见一个陌生人在那里挑水，而不再是我了。
3．辞行访友
1966年3月3日午前，停车在省文联的后门卸下两头待屠的猪，牵入圈去暂时安顿。我想：“它俩总算有了归宿，将葬入同志们的腹中。我呢？”忽然听见一个愉快的亮嗓子，仿佛在向别人报告什么喜事，一边走一边说，由远而近。我只听清楚了“押送回原籍监督改造”一句，知道这是在谈论我。说话人一转拐瞥见我，立即住口，不过脸上仍有着愉快的表情，微微泛红，似有赧色。其实他也是左风的受害者，被刮到党外去已有八年。我一贯尊敬他，从来没有冒犯过他，所以我对他刚才的愉快报喜很不理解。自己的臀部挨了强者的左腿，却又去踩弱者的鸡眼，这样的人那时候多得很。我不怨怼他们。左风之下，谁都涂一层保护色——需要愉快的场合，你得愉快；需要愤慨的场合，你得愤慨。
在后门面对面遇见了省文联新来的领导人，一位断臂大校，穿军便眼，据说是调来加强领导的。我心里害怕他，从来没有招呼过他。他倒满和气的，开口一串哈哈，同我握手，还问好呢。从他富泰的笑脸上，我读不出我自己是一个阶级敌人。在他背后两丈远处，老前辈沙汀停步在后门过街楼的扶梯上，回头望我，目光忧郁，向我微微点头，倾听我同断臂大校谈话。我将被押送回原籍去，沙汀肯定早就知道。停在那里不走，他好像有话要嘱咐我。还记得1955年批胡风，那时我也是小打手，为了起草一份报告提纲，我曾有幸多次面聆他的教诲。在他的书桌上，一只熏黄了的海螺烟灰缸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蒙他不弃，叫我替他抄过稿子（电影剧本《焊茶壶的人》），顺便校校字句。大作家往往划不清“阶级界限”，所以早晚必定倒霉。倒是小作家精明些，划得一清二楚，决不丧失“阶级立场”带来的好处。又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沙汀叫我想办法扶正他窗前的一株歪树，以便遮荫他的书桌。我用大锄挖开树根周围，斜撑一柱，硬将歪树撑正，弄得汗流浃背。他走出书房来，反背双手，笑盈盈的，歪头说道：“小时候根子不正，现在就麻烦了。”使我十分尴尬，继之以冷漠，扛起大锄，不辞而去。现在他老人家停步在扶梯上，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我。他望见了什么，我不知道。半年以后，当他被揪出来，新打手们骂他是“新巷子19号的新恶霸”的时候，我知道了，他那天站在扶梯上望见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柱告警的烽烟，从中国的地平线上袅袅升起，预报十年浩劫即将来临。
断臂大校说了一些不关痛痒的话，例如“表现得很不错”啦，“一定能改造好”啦，等等，然后又是哈哈，又是握手，说他过几天再找我谈谈。我翻眼瞟扶梯，沙汀已经走了，回到新巷子19号去了。十五年后，历尽长夜风雨，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认不出眼前的我就是流沙河了。啊，光阴，可怕的光阴！
我被暂时安顿在布后街1号宿舍。宿舍小院平房，檐低室窄，破破烂烂。邻居多系机关家属妇媪，出于好奇，纷纷前来侦察，或假装打水，或假装过路，从窗外投我一瞥。只这一瞥，他们便能捞去许多谈资，在饭桌上发表。“从今天起，我是客了。”我这样想。草草地收拾好床铺，也不在乎桌破椅蹶，临窗一坐，专心读起书来。
当日傍晚，邻居来说，有人会我。抬头一看，见一少年，呼我“九哥”。我不认识，好生诧异。逼视其面容，细审其声调，原来是我的幺弟余勋禾，五年睽隔，小孩已经变成少年。想起1961年大饥饿的日子里他来看我时，我在北门梁家巷茶馆外接他，塞给他冷馒头，看他大嚼。由于家中生计困窘，他的发育不良，十二岁了，还像七八岁的小孩，又瘦又矮，又佝着背。五年一晃而过，现在变成英俊少年，让我一眼认不出来。遗憾的是饭吃饱了，人长好了，大饥饿的日子渐渐远了，左风又循环地刮来了。幺弟在故乡的木船社做工糊口。这次他负着全家的使命，专程前来成都，向我进言。昨天他从一位工友口中知悉，省文联将送我去金堂五凤溪沙石场监督劳动，已同县上通过电话，联系好了。所谓的沙石场不过是一长段荒凉的河滩地，麇聚着成百的下层苦力，包括一些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夏顶炎阳，冬冒寒霜，日日筛沙捡石，取低值以谋生罢了。像我这样的大右派一旦落入那里，不但生活困难，而且容易惹起麻烦，因为那里龙蛇混杂，我若言行偶有疏失，便会授人以柄，自讨没趣。全家人的意思，据幺弟说，劝我留在成都，不要回去。我则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当日晚上，安排幺弟住在横九龙巷一家旅馆，同他洒泪告别（明晨他将回去），独自走回布后街1号去。沿街灯火，恍若幻景。世界虽然广阔，却没有一条给我走的路。这一天的日记，我写下了戴望舒《过旧居》的名句：
生活，生活，漫漫无尽的苦路！咽泪吞声，听自己疲倦的脚步！
第二天我去找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一位可敬的女同志，对我挺公平的，今已作古。愿她灵魂安息。我问：“你们要送我去五凤溪沙石场？”她反问我：“你听谁说的呢？”我便如实回答。她说：“有这个意思。前天通电话，那里不要你，说是那里情况复杂，怕你去惹麻烦。”我说：“我也不愿意去那里。”她说：“纵然不去，你也不是省文联的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不是省文联的人，你的档案已经转到金堂县，你已经是那里的人了！”我说：“我有母亲，还有三个妹妹三个弟弟，都在金堂，处境都不好。我回到那里去，对他们更不利。我不回去。我请求留在成都。”“做什么呢？”她打断我的话，扶一扶眼镜架，表示惊异。我说出了多年来的梦想，用热烈的感情，用自信的口吻：“拉架架车。1958年起，断断续续，我已拉了八年的车，拉煤拉米拉建筑材料。别人能拉的，我都能拉。我有气力，在城市里，我一个人能拉半吨。我也没有什么面子观念，什么场合我都能去。念及我八年来规规矩矩听话，毫无公私过犯，我请求领导上写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运输队去拉车吧。我会努力劳动的，绝不会丢脸。八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向领导上请求。我一点也不想赖在省文联，李彬同志，我只想拉车！”听完我的梦话，李彬长叹一声，吸燃香烟，也递给我一支，严肃地说：“运动快要来了！拉车？谁不知道你的身份呢？你想过吗？太天真了，你！”说到这里，俯身向我，压低嗓子：“留在城市里，像邱原那样，危险得很哪！”
对，她说到邱原。邱原，我的同案难友，1958年戴上帽子后，被省文联开除公职，留在成都，自谋生路。他先是开小店画广告，大饥饿的日子里又摆小摊卖汤圆，近两年在家中做模型工，又在提督街一家小店内刻字，生活过得不错。我应该去找他。他也许能替我谋一个能糊口的劳动，在成都。什么“危险得很哪”，我不相信，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去犯法。谁知道五年后那句话应验了，邱兄在狱中自杀惨死……
谈话临结束时，李彬再次婉言劝我千万不要留在成都。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此后三天，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慌乱爬，五次跑到提督街那一家小店去寻访邱原，五次他都不在。向店内一个胖老头打听邱原的家址，他又不肯告诉我一——想是邱原对他有所吩咐。这三天啊，困坐愁城，急死人了，我只能读一读消闲书，《御香缥缈录》啦《瀛台泣血记》啦《清宫二年记》啦等等，做学问的正经书一本也读不下去。三天过了，热梦冷醒，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得面向现实，及早收拾诸般杂物，准备哪天归去来兮，于是动手清理杂物，一一集中。我有英国的自行车Raleigh一辆，早已卖掉。家具不少，前几年挨饿时我卖得差不多了，所剩不过书橱、书架、灯柜各一，衣箱三口，盛书用的麻布口袋八九只而已。唯独书多，六百余册，多系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用微薄的稿费，从旧书摊和古籍书店辛辛苦苦搜罗来的，寄存在公家的藏书室内。清理这些书的时候，每一本都引起我的一段记忆和一缕感伤。书们虽曰智慧，实则同我一样愚蠢，不知大难之将至，还在那里神气地微笑着，逗我去读它们。我用扁挑和绳子将它们一挑又一挑，总共六挑，请到客房内来暂时安顿，堆成金字塔，然后分类集中，盛入麻布大口袋，忙得头上冒汗。
邻居熊嫂（农场场长卢德银之妻）走来一看，吃惊地说：“天哟！这么多书，要值多少钱哟！”我抬头一笑说：“当初确实花了我不少钱。”她说：“我的老家在乡下，从前也有许多书。我父亲是中医，一辈子辛辛苦苦买了许多书。他一死，家里人不识字，都贱卖了，好可惜哟！书这东西，用之为贵，不用为贱。”说完便走开了。
从前我只知道苏轼说的“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现在又听见同这话对立的至理名言出自文盲妇人之口，我的灵魂遂被狠狠触及，终身难忘。“用之为贵，不用为贱”的东西多得很，岂止书吗？熊嫂如果追缀一句“和人一样”，这句至理名言就更加圆满了。
“不用为贱”。贱就贱吧，回我的故乡去劳动糊口吧。要紧的是不要露出一副贱相，招人哂笑。所以3月7日我第六次寻访邱原，终于在提督街那一家小店内找到他时，我只对他苦笑着说：“邱兄，我要回老家了，特来向你告别。”只字不说我想留在成都。他放下手中的一本小说，引我去坐茶馆。两人海阔天空，随意放谈。我问他对摘帽的看法，他笑笑说：“摘不摘都一样。”他的倔强一如往昔，毫无“悔改”。我想起李彬说的“危险得很哪”，不免替他担忧，劝他注意交往。他却笑我胆小。他说：“社会上至今还有许多人在打听你，在关心你，你不是孤立的。老弟，好好保重。”我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何洁——一百六十八天之后，她做了我患难中的妻子。
离开成都之前，除了邱原而外，我还去寻访了四位右派分子老大哥。他们都是聪明正直的人。同他们交往，如登山，如临水，使人胸怀亮阔，忘却忧患。
3月6日早晨，我去长顺中街看吕鸿年。他是省文史馆馆员。他住家在铺面，门对治德号牛肉馆。找到这一家名小吃，就能找到他的家了。他家住房湫隘，街上行人都能看见他的寝居。我站在门外，探首向内望，见他正在起床穿衣，便呼“吕老”。他从声音听出是我，大喜，急忙披衣趿鞋下床，连声说：“来得好。来得好。去年夏天与君分手之后，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我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吕老室内光线很暗，家具破旧，陈设凌乱。床上不见毯子，唯有草席而已，虽然气候尚寒。他擅长书法，四壁挂满自写单条，作自我欣赏用。行书带草，意态苍老。署名穰翁，盖取“穰穰满家”之义。当了九年右派，至今和我一样戴着帽子，弄得家业萧然，哪有什么穰穰之象。还爱写写旧诗，严肃的有“大易原不易”句，哀艳的有“不知何处唤卿卿”句，都曾被我嘲谑。他不生气，反过来嘲笑新文学。后来文革时期，我托何洁去看望他。他即兴写单条一幅送我，七言绝句一首。结尾两句，他也不怕革命造反派的检举，来得很猛：“若是有人欺侮我，一拳打倒逃关东！”在某次抄家的前夜，我把它烧掉了。
我环赏四壁龙蛇的时候，吕老一边喷响鼻一边洗脸。他的盥洗用具，不用说，很简陋。他的面巾也颇黯黵，令人生疑。他的精神状态却很旺盛，一边漱口一边解释他为什么署名穰翁。“五谷丰登谓之穰。”他说，两手围腹作肥胖状，满意地晃着头。“胸臆充实，形态饱满，谓之穰翁。哈哈。”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青年，一个少年，站在一旁不以为然地抿嘴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第一次笑自己的爸爸，我也跟着笑了。
吕老哼了一声，那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顾不上告诉我了，便当着我的面，开始庭训教子：“你们还笑呢。过来！这是余叔叔。有名的流沙河就是他，你们知道他吗，唔？余叔叔在你们这个年纪，诸子百家，已经读了许多书了。你们？你们懂个屁！人要懂旧文学；不懂旧文学，也就不懂新文学。不信你们问余叔叔是不是这个道理。”
两位贤侄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笑。
“是这个道理。”我笑着说。
吕老接着说：“你们看，人家余叔叔多懂礼节，哪像你们两个哟，只会瓜笑。你们要跟余叔叔学礼节。唔，快去给余叔叔泡茶来！”
“没有茶叶了。”小儿子说。
吕老摸出两角钱来，叫小儿子去买茶叶，又吩咐去上班的嫂子中午带菜回来，意思要留我吃午饭。我知道他自己尚未早餐，也就不便久留。我向他说明来意：我是来辞行的，我要回故乡劳动去了。他连声表示惋惜，并不厌其烦地夸奖我旧文学根柢好，不时地说几句对新文学很不客气的话，又同我谈《易经》，说鼎卦说革卦，又同我谈旧诗格律音韵之妙，一首接一首背诵他的诗，仿佛我们还生活在五四运动以前。
茶叶买回来泡好后，吕老才对我讲他要讲的那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他很严肃他说：“去年夏天我们同窗两月，在右派集训班学习，我就很喜欢你。你天资敏悟，又非常好学。但是，你没有注意养浩然之气。这是你的缺点，你得留心。还有，你的下颏收缩，此乃暮年困窘之相。还有，你的双颐欠丰，恐怕不长寿啊！我要劝你，凡事宜看远些，宜看淡些，就像我这样。当了右派，这算什么，一场儿戏而已！你不是在学习会上引过《庄子》的话吗：子呼我为马则马，子呼我为牛则牛嘛。哈哈。”他说话的嗓音很洪亮，站在街上也能听见。他说得很自信，我听了想笑又不好笑，只有不停地唯唯，不停地点头罢了。
“极其重要的话”我也敬闻了，该走了。我几次告辞，他几次挽留，留我听他谈修身谈养性，谈一个老憎和一个老妇的故事，说那个老妇去抱着那个老僧求欢，老僧周身冰凉，巍然不动，此之谓“枯木傍寒崖，了无温暖气”云云。在送我的路上，吕老仍然亮开喉嗓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嘱我自求多福，自寻多乐，万万不可堕入老僧“枯禅”自找苦吃；嘱我以后有机会到成都一定要来看他，食宿由他管了。我一边点头一边在想：“他是一个寂寞的儿童。”一场极左灾难快要来了，报纸上在批判《燕山夜话》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条曾经葬送我辈的诛语现在又抛出来了，可怜的他居然毫无知悉，还在说些什么梦呓！
送我到黄瓦街，临歧分手，我念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结尾两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暗示他后会恐无期矣。他却大笑，说我已经堕入“枯禅”。他把住我的臂摇摇，说了一段使我诧异不已的话：“人说科举制度不好。不好？未见得吧。像你这样的读书人，在那时候，月月还领到二两银子的膏火费——也就是灯油钱。夜间读书要点清油灯嘛。二两银子不少，吃饭也就够了。谁也不会弄你去做重劳动啦！可惜！可惜！保重！保重！”
后来文革时期，有一夜我梦见大雪纷飞，在野地里，吕鸿年如婴儿捆束在襁褓中，双目瞑合，周身僵硬。醒来后我吩咐何洁：“去成都时，你到长顺街看看吕鸿年。他可能呜呼了！”何洁去看了他，精神上好，没病没痛，还在天天写字。根据弗洛伊德《释梦》之说，我想圆说此梦，敬请吕老原谅，如后：野地大雪暗示他的环境冷酷，襁褓婴儿暗示他的性情天真，瞑目僵硬暗示他的思想陈旧。不知吕老以为然否？
挥手道别之后，我去盐道街看傅洁予。他是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一条窄巷进去，左边第二家双扇黑漆门便是。入门见他蹲在地上，正在搓洗一盆衣物。见我来了，非常快乐，一边洗衣一边告诉我去年夏天右派集训班诸同窗的近况。他们到他家来过，所以他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即将被押回原籍去接受监督劳动，他们的命运都比我好。
“上面为什么要弄你走？”他问。
“要搞运动了，我猜想。”我说。
“这是一个信号！”他说。
傅老是右派朋友中的一个革命传奇人物。老实说，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像他这样的所谓右派。他是1924年的中国共青团团员；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为革命牺牲了的一位女共产党员的丈夫；他是四川的著名革命烈士车耀先的挚友；他是现今国务院某部部长四十多年前从上海到延安去的引路人；他还是五六个右派朋友的可敬的老大哥。朋友们敬爱他，不仅仅因为他为人古道热肠，还因为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党史参考材料。
洗好衣物，傅老到外面去引来一位同大院住的李同志（不是右派）向我介绍。彼此一见如故，无所顾忌，什么都谈。李同志专业历史考古学，在他所在单位，堪称权威。我在这方面自来有兴趣，便向他请教，并流露出羡慕之意。李同志一声长叹，说：“学这行没有用。我在机关内打杂跑跑腿罢了，没啥搞头。何况出身不好，稍有一点问题，别人便说这是阶级本质决定。别人的出身好，再有天大问题，也是后天习染所致；我们则是先天注定。我们，包括你在内，自知前途无望，只好老实做人。成名成家的奢望，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只是混世而已。”我想起了，傅老曾经对我说过，他们那里有一位同志自称是“不戴帽的右派”，不知道是不是指的他。我们还谈到支机石和古巴蜀的大石文化，还谈到用阶级斗争史取代通史的可笑做法，以及用史论取代历史本身的简单做法，还谈到戚本禹批判罗尔纲，硬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大叛徒……这时候老嫂子端出面条来，大家用餐，气氛和睦如一家人。这样的气氛，我在本单位从未领略过。十八年过去了，至今依然记得那一天的面条是怎样吃的。
午饭后，上街去坐茶馆。在茶桌上，傅老说了许多消沉的话。对摘帽，对前途，他都不再放在心上。他说：“我们这些人纵然摘了帽，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境。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同窗的柳毅吧，那时候他不是摘了帽吗？前不久在街上遇见他。他的脸色阴郁，仍然做一个办事员。而他从前是某军区情报处长，老干部呢，尚且如此！”李同志也说了许多令人扫兴的话，主要是学术界方面的。川大教师职员，或以所谓表现不好，或以所谓出身欠佳，被转业调走者己数百人。学术界老前辈纷纷被打倒了。被认为左得还不够的所谓落后分子的文章已发排者，给抽下来，更不用说摘帽右派的文章了。左风看来方兴未艾，李同志说，不知将来更要吹得如何猛烈，还钻什么学术！他一番话在我听来恰似雪水浇头。我从前幻想过有朝一日摘帽之后去搞学术研究，实在蠢得可爱。促使我下决心早日滚回原籍，劳动吃饭，了此一生，李同志一番话起了极大作用。下午近3点辞去的时候，我站得端端正正，向李同志一鞠躬，口称“感谢教益”，胸怀一腔悲愤。
为一种结束感所催逼，第二天午后我又忙忙慌慌地到外西罗家碾省委招待所附近去看胡定远。他从前是马列主义教员，如今在省总工会的养猪场劳动。他的日常革命实践无非是从量变（养肥）到质变（屠宰）而已。胡兄一人两灶，一灶煮猪食，一灶煮人食。他很乐观，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帽子自然摘掉，不必过虑。我很悲观，认为此生休矣，说了许多伤心话。他不放心，第二天写了一封信，批评我的别愁离绪似欠健康，也算尽到朋友之谊。毕竟他是教马列主义课的啊！
3月8日上午，我又去外南小天新村看何剑熏。他从前是大学教授，重大中文系主任，后来又调到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如今是省文史馆馆员。他当右派，同拙诗《草木篇》有关系。小天新村，居民是城内的拆迁户，平房小屋，低矮密集，维持着拆迁前的旧貌。我在村中转了很久，问来问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天五路1l5号。走近一看，哈，何教授蹲在门前，又是吹又是扇，正在给蜂窝煤炉子生火。我叫一声“何教授”，他惊诧地抬起头。嘿，一脸煤污！认出是我，大喜，扇子一丢，擦一擦脸，憨笑着说：“扇了一上午，还是不燃。”便引我入室去。室中空荡荡的，家具很少，尘埃厚积，唯有二多：书籍多，桌上、椅上、床上、地上都是；酒瓶多，桌上、架上、橱上，还有床底下，都是。床上被褥不理，烟灰缸中残烬不倒，地不扫。坐定了，抽燃他递来的劣质香烟，我才发现他是赤脚趿着露趾布鞋，走路佝背，向前倾俯，脚步前踬后跋的，比去年夏天同窗时又老一头了。他的衣裳有破缝了，久不洗了。他的夫人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家中二子都在上学，过一会就要放学回来了。他刚才蹲在门前生火，就是要给他们做午饭的。他是慈父兼慈母，一身而二任焉。两年后，二子之一将惨死于“文革”械斗。不过现在暂时还活着呢，人不知，鬼不觉，正坐在教室内听老师讲课，也许肚子里正在咕噜响，该饿了吧。做爸爸的一边同我谈话，一边站起来探首窗外，看那急死人的鬼炉子燃了没有。
我说，我将被送回原籍去劳动，特来辞行。他不相信。他认为不可能，这天真的教授。他说话，声音在颤抖，罗罗嗦嗦，老是重复去年夏天同窗时对我说过多次的话，例如夸奖我聪明啦有才华啦，批评我1957年写的《火中孤雁》一诗是瞎胡闹啦，说他同胡风吵过架，当初不该定他也是胡风分子啦，说他讲课讲溜了嘴，讲了一句“东晋西晋”，到1957年学生就揭发他“不学无术”。“不知西晋在前而东晋在后”，这是他终生抱憾的奇耻大辱啦等等，唯独不说他为《草木篇》受牵连当右派一事。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感伤地想：“可爱的教授，你是暮年之人了！”
眼看快中午了，他又慌着要去生火。我拉住他说：“街上去吃。”他脸红了，说：“没钱。工资，嘿嘿，我用完了。”我说：“我还没有用完呢。走吧。”便拉他往外走。出门瞥见炉子已经熄了，他叫我等一等。他回室内去找到铝锅，量好米，加好水，双手捧着出门，去请邻人代煮二子的午饭。谈妥以后，高兴地引我去进饭馆。走了半条街，身后有人追来，高呼“何老师”。原来他忘记了铝锅煮饭得有盖盖。于是他又跌跌窜窜赶回家去，东找西找，总算找到了盖盖，交给邻人。然后气喘吁吁地走来，拍着前额，自己笑自己的健忘。见他这样，我就更加心酸了。
何教授引我去一家他常常去的饭馆。坐定以后，营业员来摆筷子，问吃什么。他拽营业员的衣袖，小声说：“我赊帐。”营业员笑着说：“没问题，何老师。”我赶快摸出钱，先付了帐，叫来两菜一汤二两酒。我不会喝，二两酒全归他。三杯下肚，他的目光渐渐散乱，他的言语渐渐含糊，嘟嘟囔囔，不知所云。我只听清楚了断断续续的一句话：“我要去问……问沙汀……为啥不……不留你在省文联。”这时候营业员走过来向我耳语，说何教授每月领了工资以后，夜夜来这里喝酒，醉得一塌糊涂，常常倒卧大街。我听了暗暗发愁，怕他醉了跌倒。二两喝光，他嚷着还要酒。营业员骗他说：“酒卖完了。”我扶着他到茶馆去。他推开我，悄悄说：“不要抱。羞人！”喝了两道酽茶，他才渐渐清醒。然后我陪他回家去。
回到家中，歇了许久。酒醒后，他问我：“你真的要离开成都吗，不骗我？”
“上面已经定了。真的。”我说。
他连声说“可惜”。接着从抽屉内拿出他多年来的心血之作《骚札》稿本，同我讨论。他解释屈原的《云中君》写的是闪电神，我不同意。两人愈争论愈激烈，惹得邻人来窥窗户，看我们是不是在骂架。接着又谈到古文字，他解释“吉”这个字，说：“吉字就是现在的吃字，古音相同。吉，从士从口。士就是兵士。民间所谓吃粮投军，这是吉的本义，专指士兵吃粮。”我很赞成。他解释毛泽东《送瘟神》的“千村薜苈人遗矢”一句。说薜苈是像声词，同啪啦一样，用在诗中形容“遗矢”（矢即屎也）的啪啪声。我原以为他是在说笑话。看见他那一副严肃的探讨状，我才知道他真是这样想的。我笑痛了肚子，说不出话来，直摆手。
这天晚上回到布后街1号客房，我心里忽然空虚了。我的朋友就只有这几个，该去辞行的我都去过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扇我可以去叩开的门了
4．离开成都
离别成都之前，除了听从省文联总务科刘科长的吩咐，多次去凤凰山麓的机关农场，运回育栽的桉树苗和桑树苗，运回猪饲料、劳动工具、家具、窗框、门扇等等什物，并在省文联东风路建筑工地栽树、种棉花而外，我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一是焚稿，一是读书。
先说焚稿。我把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存积的一大堆函件、底稿、笔记，乃至我认为没用处的书本，一一清理出来，最后过目一遍，回味回味，感伤感伤，然后狠心撕碎，大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之概，投入南方丙丁。我的前半生足足烧了一个钟头。在清理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箱底发现一大张新崭崭的全国粮票九十斤。想起了，这是1956年省文联总务科寄给我的，当时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日子过得飘飘然。三年后，大饥饿的日子里，我竟然忘记了这里还藏着九十斤粮票。如果当时找到它们，我也不会饿得发昏，害肿病了。佛说，一饮一啄，都是前生注定，倒真的有一点像呢。七个月后，天下大乱，邱原躲红卫兵，离开成都流亡，我叫何洁把这九十斤全国粮票给他送去了。
再说读书。朦胧地感到大难之将至，到时候恐怕读不成书了，不如趁它将至未至，拼命多读几本，正如篮球赛快要终场了，双方都要拼命投篮一样。我对每一本翻开的书说：“你们要寂寞了！”便用双目紧紧地吻它们，不分昼夜。四十天内，我温习了五部书，它们是《庄子》《涌幢小品》《殷虚卜辞综述》《中国古代历史新研》《古典新义》，新读了六部书，它们是《殷虚文字集联》《积微居小学述林》《读书管见》《古史零证》《远古文化史》《读金器刻辞》——这一本马叙伦著《读金器刻辞》是我在离开成都之前亦即文革爆发前夕最后购买的一本书。我读每本书的时候，常常在想：“哪天叫我走呢？这本书能不能读完呢？”每读完一本书，总是暗自庆幸，仿佛高崖垂下的绳梯我又攀了一段。我当然希望绳梯不要断，让我一直攀到崖顶。不过我也深知，这一具绳梯早迟会断的，只是不知道断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人面临着威胁读书，就像都德笔下的那个法兰西小学生读最后一课，对所学的印象特深。倒是悠闲读书，如吃零食，过嘴便忘。在这期间，曾经在农场管过我改造的卢德银两次劝我用架架车把藏书拉到古旧书店去卖了，我都一笑置之，心想：“你未免太不了解右派分子了。”还有一位至今不知是谁的同志，想来也是一条蠹鱼，他托司机曾绍华来商谈购买我的藏书，整卖零卖随我。我很不悦，对曾绍华说：“你去告诉他，我还在买书。”最后买的这一本《读金器刻辞》被我抢先读完了，在1966年4月19日我被通知命运已被决定之前。阿Q又一次胜利了。
1966年4月19日下午，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找我谈话，说：“刚才和金堂县委组织部通了电话，已经最后决定，送你回原籍去，可能是到你家乡城厢镇的菜蔬社劳动。你的档案早已转到县委组织部去了，今后该那里管你了。到了那里，千万要听话啊。你是作为退职处理，我们给你退职费五百多块钱，你拿回去添置些家具吧。记住，还要订一份《四川日报》，好好学习，跟上形势。”我立即表示愉快服从，决心劳动一生。在前一日，我因为等待得不耐烦了，已向李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快些送我回原籍去。这份报告，同我九年来写的那些思想情况报告一样，想来还存在我的档案内。幸好原稿尚在日记本上，我现在读了觉得很真实，不妨摘引结尾一段，向读者老实交代，如下：
我只希望做一个体力劳动者，而且做到生命最末一日。这个愿望是真诚的。自我有生，三十五载，还从未作如是想过。劳动九年，亦未下过如此决心。以往劳动，虽不嫌脏怕重，看似积极，其实从未立志劳动终身。每月领三十元生活费，横顺有的是。有此可依赖，自然会认为劳动不是我的终身事业。改造不好，此当是一大原因。今则既下决心，誓不徘徊。若存一丝一毫苟且恋栈之想，则非圆颅方趾之人，犬？？豬？？视之可也。岁月不待，农场归来，匆匆将两月矣。请求领导速决，好去新的岗位。流沙河 1966。 4。 18
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当然能够愉快服从，甚至不打一个嗯吞。临结尾那一句口气很硬，译成白话便是这样：“谁还想赖在你省文联，便不是人，是猪，是狗！”一个被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做出一副摇尾乞怜状，竟然说这样的硬话，恐怕应予教育。不过领导上急于赶我走，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我愿滚蛋，免除领导上“包庇”大右派之嫌，他们就放心了。他们只顾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踢开我。
李彬同我谈话以后，省文联党组书记，那个断臂大校，又找我去临别赠言。他一开腔就走火，说了一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若要耍赖，便可以扭住这句话，要求留在省文联，不走。我笑笑，听他继续说。万法归宗，最要紧的是“多买一些主席著作，一有空就学”啦，“劳动要用主席思想作指导，不要为劳动而劳动”啦。抱歉的是太难做到，在我。这时候，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一位诗人，大约是有事情要找断臂大校商量，走了进来。断臂大校赠言暂停，拟作介绍，望望诗人，又望望我，问道：“你们认识吗？”诗人红着脸，只笑不点头。我谅解他，便抢着说：“不认识。”其实是认识的。岂但认识，九年前还有幸与他同坐茶馆，在他家中住过，无所不谈。后来我出了事，彼此便忽然互不相识了。我不想妨碍别人的官运，所以主动划清界限，说不认识，于是断臂大校又作介绍，很认真地。我站起来，向诗人一鞠躬，心里想笑。
两天后，奉省文联之命，卢德银押送我回原籍金堂去。他不是董超、薛霸之流，他在路上待我很好。我也不是林冲，我在路上小声唱歌，庆幸自己永别了布后街2号。我唱的是弗斯特的《康塔基老家》。离开那古老的双扇黑漆大门的时候，我没有回头。我的离开，被押送回原籍，不错，真是一个信号——中国历史上荒谬罕见的所谓文革在布后街2号宣布开始的一个信号。挨第一炮的，有幸，是我！
五天以后，即4月26日，《四川日报》发表批判李伏伽的文章，来势甚猛。文章末段，不忘旧恨，又揪出九年前已被批臭了的我的《草木篇》来。4月28日，《成都晚报》发表批判李伏伽《夏三虫》的文章，又扯着我骂。我被当作天平秤的砝码使用，要衡量某人的“罪恶”，便放我到天平秤盘上去。搞臭一个好人，只须说他像流沙河一样就行了，何其省事。幸好这时候我已经离开省文联了。
5．回老家去劳动
金堂县旧治在我的家乡城厢镇，距成都四十五公里。城厢镇很大，有东南西北四条长街和几十条小巷，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公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镇上度过的。五十年代初期，县治迁往赵镇，距成都六十公里。1966年4月22日早晨，卢德银押送我先去赵镇，找中共金堂县委会组织部。卢德银进去同组织部的人联系，我在办公室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卢德银出来，说县上的意思是安置我在县农场劳动，食宿皆方便，每月发给生活费二十元，还说留在县农场有利于改造（指管得紧）。我拒绝了，要求回老家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劳动，自谋生路，自由毕竟比饭碗更宝贵。这个点子是两千年前的庄周同志给我出的。他劝人学泽雉，宁愿“五步一啄”“十步一饮”，不愿“畜乎樊中”。我拒绝去农场，县委组织部也不好强留，便同城厢镇通电话商量，安置我回老家去劳动。于是当天下午卢德银押送我离开赵镇，步行折回城厢镇去。
时在春末夏初，天气燠燥。赵镇去城厢镇十五公里，沿途丘陵，多上坡路。眼看夕阳西昃，赶路心切，走得我直喘气，内衣汗湿。想古人得意于“富贵而归故乡”，我乃戴着右派帽子，被押送回原籍，一副狼狈相，心情自不免栖栖皇皇，忧虑着后半生茫茫的命运，任他沿途青山绿水，也无兴趣观赏了。但又不愿意露出可怜状，招卢德银目笑，并带回省文联去传播，有损鄙人形象，我便装出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笑嘻嘻的，仿佛这次是我在帮助他完成政治任务似的。同时又找一些正面的话题，反帝啦防修啦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啦，同他攀谈，向他说教。要讲这一套漂亮的废话，老实说吧，我的油嘴开合自如，随便可以滔滔不绝，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右派分子确实狡猾！”卢德银也许会这样想吧。其实我讲那些废话，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而已，可悲的还是我！
疾步赶到城厢镇已是黄昏时候了。巍巍峨峨的朝阳门（东门）城楼和两翼城墙上仰啃天空的齿堞，历风雨数百年，今己荡然无存。好像一个人免了冠，褫了衣，城镇的外貌被毁了，内态暴露出来，显得丑陋。大东街仍然是那样的大东街，路面凸凹，房屋更破败了。我幼时求学的那一家金渊小学，黑漆龙门，石砌台阶，怎么毫无刷新，完整保留着昔年的记忆。停步望之，既亲切又感伤，仿佛看见顽童的我背着书包从里面跑出来。再向前走，是那一家金堂县立中学，我也读过，仿罗马教堂式的大门雄壮高矗，还是民国十九年驻军旅长杨秀春督修的旧物。中学对面，那是金刚公园，已成废苑荒池，远望唯见竹树人家而已。再向前走，大东街转向上北街，但见关门闭户，市井萧条。本镇尚吃，饭馆生意不错。街上行人匆匆，想是劳动下班回家去的。我很高兴，行人没有一个认得我的。这里虽曰我的故乡，我却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岁那年才随父母迁回这里，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又独自离家去成都上高中，每年只是假期回家短住，解放后又一直在成都工作。三十五岁的我仅在故乡生活了十二年，所以这里认得我的人很少。再向前走，一路问去，在上北街找到了要找的镇政府即镇人民委员会——这块白底黑字招牌不久以后将被造反铁拳砸碎，而用所谓的镇革命委员会的那块黄底红字招牌取代之，从而带来一场空前浩劫，败坏党国，残害民众，流恶深远。不过此时大家都还蒙在鼓里，谁也想不到惨变之将至。走入镇政府大门，庭院寂寂无声，不见人来人往，可知政简风清，一切尚未乱套，唯有正面厢房壁上怵目惊心四个大字“闻风而动”预示着中国非大乱不可。
几个工作人员下班，从院内走出来，一边走一边交谈着。其中一个女的，怯生生地一惊，停步小声唤我：“九哥，回来了吗？”原来是我的堂妹余勋锦，她在镇上当会计。我说要找镇长，她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子，眼睛鼓鼓的，显得很干练，看看卢德银，又看看我，说：“唔，你们来了。”便引我们到院内的办公室去。
镇长姓王，嗓音洪亮，说话眼珠直转，做事颇有魄力，从最基层逐步升上来的，算来该是本镇的老干部。我向王镇长报了到，交出户口迁移手续和粮食供应关系。从此以后，我就是城厢镇的居民了。我向王镇长陈情，说今天只是来报个到，明天我还要回成都搬运家具和书籍，待诸事了当了，便赶回来听候安置。王镇长同意给我几天假，嘱我早去早回。然后由他单独听取卢德银汇报我的改造情况，我则离去，疾步回家看看。母亲肯定听堂妹勋锦说我回来了，她老人家难免提心吊胆，东猜西疑，会不会认为我在外面又惹了什么祸，才被发配回老家呢？
算来1950年故园一别，如今已是十六年了。想我为人长子，少年离家，在外面不好好学乖弄巧，自取身败名裂，还要祸延慈母，连累她老人家重新戴上地主帽子，实在问心有愧。我走出镇政府，斜窜入糠市巷，一路低头自责。走到我家所在的槐树街，迎风嗅着愈晚愈浓烈的柚花香，我知道这熟悉的香气来自故园，那些遗忘了的记忆便忽然唤醒了。多好啊，如果我现在是背着书包，滚着铁环，放学回家去！
自责自愧之情，于是一扫而光，我快步轻走着，满心温暖。走着走着，余家院子大门尚未走到，怎么老远就望见母亲的住房了？原来院墙塌了一段，只须横过邻家的菜园地，便可回家。我不想走捷径，便踏着童年的旧踪迹，走向大门，欢欢喜喜，一直走回家中。
母亲正在忙着做晚饭。
“妈，你老人家好啊。”我笑着说，心里想哭。
母亲很激动，双手在围腰上擦来擦去，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我向她老人家解释为什么要回来，让她放心。在那阶级斗争的时代，株连治罪的年月，一个恶名昭著的大右派儿子回家来长住，显然会给她带来不光彩，甚至带来威胁。可是我的那些解释，那些让她放心的话，她都听进去了，还不停地点头说好。她是心甘情愿被欺骗啊。妈毕竟是妈！
这一夜住在本镇招待所。王镇长来通知我，说我已被安置在本镇家具社拉大锯。从此一拉就是六年。
6．大锯生涯
婴年趣事，多已遗忘，还记得母亲抱我跨坐在她的两腿上，握着我的双腕，一推一拉，一拉一推，随着推拉的节拍，曼声吟唱：“扯一锯，还一锯，吃口奶奶又来锯。”逗我欢笑。稍长，看见别家做母亲的也这样逗小孩，不过唱词更有趣些，如下：
扯一锯，还一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看饿了，吃啥子？牛肉包子夹狗屁！
光阴如白驹之过隙，一晃，人到中年，想不到我真的拉锯了，一拉就是六年。这活路够燥辣，全不似“吃口奶奶又来锯”那般有趣。如今事隔十多年了，友人见面，总要问我：“看你这样瘦，也能拉锯吗？”言外之急，颇有怀疑。我笑一笑，只有一句很坦白的解释：“人要吃饭，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1966年5月3日是我拉锯的第一天。联手罗绍和师傅，矮矮胖胖（我是高高瘦瘦），家在农村，比我大一岁，文盲，拙于言辞。他引我入门，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双手端平，亮出腋窝”，一句是“两腿跨开，前如弯弓后如箭”。说起来倒简单，做起来就难了。我的四肢僵硬，姿态可笑，憨使蛮劲，弄得联手穷于应付。“罗师傅，对不起，痛脚连累好脚了。”我频频地向他致歉。他只嘿嘿一笑，倒不生气。作坊里的木工师傅常常放下活路，走来旁观，或提醒我“亮出腋窝”“后腿打伸”，或替我拉几锯，做个示范动作教我，没有一个当面嘲笑我的。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个木工师傅突然×妈捣娘高声叫骂，抱着一块木板跑来，冲着罗师傅吼道：“我说你狗×的只有饿饭！你来看看，解些什么板子，坑坑包包，推刨子推死老子了！”原来木工也和解匠一样，都是做计件工资的，我们解的板子不平，害得他们多做背工活路，影响收入，所以他们要骂。我明白这是罗师傅替我挨骂了，赶快赔笑自责，声明是我手艺太瘟。罗师傅胆小怕事，挨了骂急得脸红，至多在喉咙里嘟脓一句“你自己也有妈”，算是对“×你妈”作了回答。两三个月以后，我渐渐上了路，这样的情况就很少发生过了。
解匠活路极重。国家给的粮食定量四十五斤，月月被我吃光。有多少次，日暮收工，大锯一放，全身都瘫软了，不由自主地落坐在背后压马杆的大木料上，仿佛再也站不起来。必待一支烟抽完，才恢复了一丝气力，站起来披衣服，穿裤子，趿鞋子，然后拖着两腿走回家去。夜间入睡以后，梦中还在哎哟连天的呻唤着，而自己却不知道。
计件工资制逼得人不敢偷懒，每一分钟都得计算着使用。我若偷懒，月底挣不够买米钱，就得饿饭。我忘记了星期日这个概念，一年做到头。腊月三十的黄昏还在做，正月初二的早晨又铮铮嚓嚓挣挣扎扎拉起大锯来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勤奋过。天亮起床，烧火煮饭，胡乱吃了，出门疾走如风，赴去上班。从我家走到北街木器家具社，只需八分钟，路上决不耽误时间。走入木器家具社的店门，便忙着解纽扣，脱衣服。走到架木料的马杆旁，裤子已经脱了，只剩一条么裤遮丑，裸体，赤脚，二话不说，便同联手拼命地拉起来。为了不浪费时间，上厕所小便总是和联手一道，跑去跑回。本社有解匠四人，自愿结合成两组：我和罗师傅一组，小邹和陈师傅一组。掌墨师姓黄，熟读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教过私塾，开过棺材店。解匠们当面叫他黄老师，背后叫他耳聋。每天早晨，黄老师翻出一堆木料，一一弹好墨线，给解匠们作几句必要的指示，便袖手到店上闲坐去了。那一堆弹了墨的木料，有好解的，有不好解的，也就是说，有肥有瘦。谁吃肥的，谁吃瘦的，两组解匠之间，不免勾心斗角，常常争吵。我和罗师傅这一组，有了我这痛脚连累好脚，能力当然弱些，进度当然慢些，所以常常是失败者。看见一块肥肉（又软又湿的大木料）已经弹好墨线放在那里，我和罗师傅垂涎欲滴，恨不得两锯三锯锯完架在马杆上的木料，好去抬那一块肥肉。同样地，小邹和陈师傅那一组也在拼命追赶，铮铮嚓嚓之声愈来愈急促。结果总是他们那一组领先锯完架在自己马杆上的木料，两人笑盈盈地将那一块肥肉抬起走了。这时候罗师傅伤心之至，黑起脸，嘟起嘴，气得狠敲抓钉。我呢，这时候就得一边拉锯一边讲一两件奇闻怪事，给罗师傅疏导疏导，使他快乐。他像小孩一样，喜听凶宅闹鬼、猛兽吃人、猪生三足、牛长独角之类的怪事。
常解的木料被分为正料和杂料。正料只有松、杉、柏、桐四种，一般说来好解，解出一丈板面（以一尺宽计算面积），两人共得工值三角五分。正料以外，都算杂料，包括白桦、赤桦、青棡、洋槐、皂荚、菩提、麻柳、夜合、楠、樟、枫、榆、桉、柳等等，有的太硬，有的太绵，一般说来难解，解出一丈板面，两人共得工值六角。我在那六年内解的几乎都是正料。从早到晚，抓紧时间苦干，可解八丈板面，两人各得工值一元四角。解匠生活很苦，大多面黄肌瘦，穿着破旧，比木工低一等。苦中寻乐，最好的途径是幻想。解匠们都幻想世界上有一种又软又脆又疏松的木料如芭蕉树一样，堆积成山，供他们天天解。可是这个幻想又被解匠们自己否定了。有他们自嘲的谣词一首为证：
青朋硬。麻柳绵。芭蕉好解不给钱！
记得有一天下午，炎阳斜照，懒蝉长嘶，两把大锯铮铮嚓嚓之声催人昏昏欲睡。忽然听见小邹和陈师傅一边拉锯一边发起牢骚来。牢骚的主题是诉解匠的钱太少，骂人间的不公平。好在岳社长不在这里，掌墨的黄老师也歇凉去了，木工师傅们又都躲在各自的工房内忙活路，没有外人听见，不会被谁密告上去，夜间开会挨刮。罗师傅也有牢骚要发，便扭过头去伸嘴搭白。他供养着家中四个农村人口，自己顿顿吃泡菜，比我苦多了。我当然也有牢骚，但不敢发。要知道，公安局派出所布置的专门监督我的言行的某个小组共有二十个成员，遍布本镇，小邹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乱说乱动”，他会去告我的。”
铮嚓声中，牢骚发完，三个解匠转入发表幻想演说，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热闹。我也伙到他们瞎说凑趣。
小邹是文革前的中学毕业生，稍具见识，头脑灵醒。他的幻想富有情节性。说某日一辆小汽车开到本镇来，停在木器家具社的店门外。车门开了，走出来一位老干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劳动部部长，后面跟着我省省委书记。他们是到民间来私察暗访的，就像包青天大老爷一样。他们步入我店，说家具做得好。听见内院铮铮嚓嚓之声，他们就走进来，看我们拉大锯。部长说：“这活路太苦了。”问我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们据实回答。部长吃惊，回头对省委书记说：“工资太低了吧，唔？”省委书记当即把岳社长叫来，一顿痛刮。部长回到北京以后，发了一个中央文件，专说提高解匠工资，加一个番。
罗师傅不懂得什么叫“加一个番”，小声问我。
“解一丈，拿两丈的钱。”我说。
罗师傅憨笑了，仿佛文件已经下来。
接着是陈师傅发表幻想演说。他说：“有一把神锯就好了。根本不用气力拉来拉去，两人只须抬平锯子，这头走到那头，一块板子就解下来了。那头走到这头，又一块板子解下来了。走过去，走过来，只消走几分钟，一天的饭钱就挣够了。什么中央文件，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