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她们都出来！”为首的那人说。
母亲和何洁来到厨房内。那人翻开《毛主席语录》念了几段。这是一种宗教暗示，暗示他老人家此时此刻也在现场。那人问：“你的《语录》呢？”我说明天去买。母亲赶快去把她的那一本拿来递给我。那人叫我翻到某页，念某一段可用于我自己骂自己的。我念了，站在那里恭候发落。
这时候那人庄严宣布：“我们是红卫兵，大弯中学的，来造你的反！”然后叫我老实交代罪行。我把那一套背熟了的又背一遍。那人喝斥道：“不老实！去给毛主席跪下请罪！”我迟疑好一阵，阴叹一口气，走到厨房正面墙下，向毛主席像一鞠躬，跪下。
小将们审何洁，问她家庭出身。何洁不答，叫母亲把户口簿拿出来，交给为首的那个红卫兵。小领袖翻开看何洁的那一页，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贫民（户口簿上写成贪民），便缓了颊，只责备说：“你出身好，应该同大右派划清界限。”何洁答：“我帮助他改造思想嘛。”便过关了。小领袖又翻到母亲刘可芬那一页，知道她是地主，便喝斥她，叫她也到毛主席像下面去跪着。毛主席像下面堆放着杂物，空地被我一个人跪完了。母亲挤不进来，便只好改跪在灶台边，好像腊月二十三夜祭灶神一般。不过她此时此刻暗中祷告的不会是炊神爷爷，很可能是观世音奶奶。这才是错中错哟。
我这人一贯地苟且偷安，心存幻想，遇事总爱做乐观的预测，而往往被结局掌了嘴。这一次也是如此。跪在那里，我想：“骂也挨了，跪也下了，恐怕这样就了了吧。”后来才省悟到，斥骂和罚跪仅仅是革命行动的礼仪性部分，实质性部分还在后头呢。小将们哪能容我一趟子跑过阎王十殿——这是心存幻想！挨挨骂，下下跪，这能算什么哟。吾乡黎民百姓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所以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入了饮食和旅游的范畴。老舍先生，傅雷先生，两位大文豪请听我跪禀。文革以前，你们如果先来敝乡习染习染，或者竟至像我这样生于斯劳于斯，不习而自习，不染而自染，文革期间你们就不至于吃了宽面条立刻去投湖，下了贵州省立刻去碰车，从而得以苟活偷生，同今日之鄙人一样了。什么“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太迂了。有一些棍子和打手至今还不承认挨骂和下跪是什么受辱，他们说你们只不过受了“一点冲击”罢了。
小将们随即从礼仪性的革命行动转入实质性的革命行动，杀进房间，放手抢劫。
他们先开启我的一口大红箱，把箱内不值钱的东西抛出来，值钱的留着。然后把桌上的一座闹钟也没收了，投入箱内。我家唯一的灰底绿条毛毯，折叠起来，塞入箱内。还塞了一些什么入箱，时隔十九年，我已记不得。他们动作熟练，不费多少时间便完成实质性的革命行动，提着那一口大红箱，挟着一些包裹，再骂我一顿，便扬长而去。我听见其中两个小将耳语密谈，知道他们还要去某处敲某家的门。此时距天亮还有三四个钟头，来得及再抄他妈的两三家。
他们是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中学的红卫兵。大弯距城厢镇八公里，那一带解放前经常出抢案。大弯被夹在金堂、新都、广汉三县交界处，旧社会谓之“三不管地”，故多土匪抢劫。传说古代某地有一眼“廉泉”，贪夫饮了也会变得廉洁，又有一眼“盗泉”，好人饮了也会变成强盗。不知道大弯有没有“盗泉”。或许时代变了，自来水早已取代了泉水吧。文革期间，大大小小的左营自来水公司到处都有，何止大弯一处，又何必非有一眼“盗泉”不可。好好的青春少年人，只因为饮了那些左营公司的“盗水”便去抢劫，这还不可怕么？十九年过去了，他们现在想起自己当初的错误行为，肯定良心有愧。我在这里向他们问候，希望他们提醒子女：“饮水当心！”
14．躲蟾酥
在成都市城区内，某中学的红卫兵的某战斗队一群小将，1966年深秋某日，杀向布后街2号四川省文联抓我，扑了个空。获悉我已“逃”回老家，他们便跑到金堂县城厢镇来抓我。又获悉我“躲”在木匠那里，他们便去本镇公园内的木器厂捉人。木器厂的人说我在北街木器家具社，他们又奔向北街来。
木器家具社有相邻的两间门面，一大一小。大门面是门市营业部，卖木器家具，摆满大床小床立柜平柜方桌圆桌椅子凳子盆盆桶儿之类。小门面是细木工张云舟的作坊，他专做镜匣像框鼓风器之类。两间门面都可直通后院。木匠都在后院干活，各有各的作坊，设在室内。解匠无作坊，架马在室外走廊上，各有各的地盘。
小将们从大门面窜入后院来抓我。没有谁给他们“点水”，他们未能认出我来，怏怏而出。出门看见小门面贴着那一张过时的“警告流沙河”的大字报，他们遂怀疑在那里佝着背推刨子的张云舟师傅可能就是流沙河。盘问他：“哪个是流沙河？”他回答：“不晓得。”小将们说：“你就是！”要围上去捉他。他操起斧头向马凳上砰的一捶，摆开架势，假装迎战。小将们手无寸铁，被他吓退。在门前摆地摊卖草药的潘大爷说：“他不是流沙河。流沙河早就不在这里了。”小将们这才明白认错人了，遂向别处去找。这个张云舟师傅，那年大约六十岁，与我非亲非故。他掩护我，只是出于相信因果报应，不肯做损阴德的事情。他也许听说过，当时成都斗人兴打，像我这样的人，弄去可能打伤打残。
我很恐慌，去派出所找张所长。也算凑巧，县委组织部陈部长（他审过何洁）也在座。我告诉他，成都来的红卫兵要抓我回去。我希望领导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陈部长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便目送我走了。陈部长和张所长，我猜想，当即做了某项安排。
本镇的一些民兵奉命在北街巡逻，其任务是阻止成都来的红卫兵到社内抓我走。如果抓了，民兵们就将我反抓回来，说：“我们要斗，不能带走。”我每日提心吊胆，上下班绕小巷，怕碰见成都的红卫兵。后来风声转紧，上面又将我混藏在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群内，每日押送到南门外姚家渡河滩捡石头，早早出，晚晚归。来来去去，我都夹在队伍中间，草帽压眉，衣衫褴褛，低头佝背，拖脚走路，模仿那些地主。地主林伯伯对我母亲说：“我们都是来陪勋坦的哟。”明知捡石头只是做过场，一挑挑堆在岸边毫无用处，大家还是努力干活。请容我直说吧，这些人在旧社会，或收租剥削农民，或溷迹旧军队，固各有其历史过失，但是在新社会，他们早已自食其力，他们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天下大乱，谁在煽风点火？谁在推波助澜？谁在打？谁在砸？谁在抢？谁在抓？谁在抄？谁在斗争共产党员？谁在占山为王？谁在持枪杀人？谁在残害百姓？谁在动摇国本？不是他们。阶级敌人，他们曾经是，总不能老是。人心是向善的，世态是趋新的。死死揪住他们不放，遇事总拿他们开刀，便是形而上学猖撅。就我个人而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待我不错，对我小儿鲲鲲很好，爱他，逗他，塞糕饼给他。我从前也以为他们都是凶残阴险之辈，后来自己被推入阶级敌人群内，与他们同劳动同学习，得以就近观察研究他们，才发现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们由坏变好，不是也反映出国家的兴盛和新社会的人道主义性质吗？我看只有左家庄才需要他们永远做阶级敌人，以便制造出“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假象，从而找到发起运动整好人的理由。
捡石头有一次收工太早，队伍走近本镇，天尚未黑。怕我被成都的红卫兵认出来，领队干部便叫我们在城外路旁溪畔坐等天黑。那一轮老太阳悬停在西山上，迟迟不坠，令人心烦。想起我这几日为了躲成都的红卫兵，一个钱也未挣，拿什么去买米，不免忧从中来。眼前是秋收后的稻田，一群游牧的棚鸭在田间觅稻粒，嘎嘎呼应。既饱者便跳入我临坐的溪水，找鱼虾吃，游来游去，各享生命之乐，都不像我这样无聊。遥遥听见城内的有线广播大喇叭，又是那个可厌的革命腔，而且出自女广播员之口，正在报告本镇红卫兵又横扫阶级敌人若干之类的战况，以及“只许左派遣反，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恫吓，令我纳闷。我想：“本镇右派总共四人，她在说谁？”后来我才明白，广播站替本镇官方发言，所说“右派”是指红卫兵“八二六”派以及那些正在暗中串联，准备奉伟大领袖之命起来勤王“造反”的英雄豪杰。红卫兵在成都闹事，公开煽动“火烧省市委”和“炮轰西南局”。波及本镇，便有少数野心勃勃的人，加上一些多年受压的人，再加上更多的既无野心又不受压，仅仅是太热爱伟大领袖，爱得迹近宗教迷信的人，暗中串联，跃跃欲试。本镇官方当然憎恨他们，但又苦于对付。政局如火山将爆发，我的命运茫茫难测。“变棚鸭好！”我想。
每日去姚家渡捡石头，有一位本镇的红卫兵，姓刘，眼镜，随队伍监视我。他后来做了本镇红卫兵的小领袖。可能是他把内情透露出去了，县上遂有造反派的大字报贴出来，攻中共金堂县委“包庇大右派流沙河”。造反派都是些极左的夸大狂，幻觉特强，能够白日见鬼。陈部长啦张所长啦不是在保护我，他们是在保护中共对右派的政策不受干扰。这项政策已经够左了，左出许多家破人亡。造反派认为左得还不够，所以攻县委“包庇”我。造反派其实也并不恨我（当然也不爱我），攻县委却把我扯出来，只是为了给对方抹黑脸，以便搞而臭之，打而倒之，取而代之。这套拳路不是造反派发明的，文革前十七年早就有，旧社会国民党早就有，中国历史自有封建主义的权力争夺战以来，一直就有！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这套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拳路，但是不幸也有！而且被他们的对手学去，用来回整他们！
捡石头不得不中断。我又回到马杆旁拉大锯，从此无处可躲。我是五月的蟾蜍，川谚说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话出自《淮南子》云：“造鼓（蟾蜍）避兵，寿尽五月之望。”五月十五过了，采药人就不再捉它取蟾酥了。怕只怕过不了，捉住要挨一刀。所以吾乡说人躲祸谓之“躲蟾酥”也。
不久以后，某日早晨我正在拉大锯，忽听背后一片杂沓的脚步声，见一群年轻人涌入后院，东张西望，似在找谁。他们厉声逼问木匠唐娃儿：“哪个是流沙河？”那位少年木匠不知所措，正在为难。明知躲不脱了，不如自首，也显得那个些。我大声说：“我是！”那一群年轻人跑过来，半圆圈围了我。联手罗师傅放下大锯，回避开去。包围圈缩小了。又一群年轻人从小门面飞跑而来，七嘴八舌问道：“在哪儿？”他们蜂拥而上，包围圈由一层变为两三层。原来这两群年轻人就是成都来的某中学红卫兵战斗队的小将，他们驻扎本镇多日，煽了不少风，点了不少火，已将此地革命形势推向了高潮。现在他们即将凯旋成都，准备抓我回去，行“献俘”之礼，开斗争之会。他们先去家中捉我，又扑了空。可能有邻居给他们“点水”，他们跑到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大门面，一路从小门面，杀入后院来。他们的小领袖甲问我：“你就是流沙河？”他似乎怀疑我是假冒的。
“同学们，我就是。”我握着锯柄说。
“你说你的本名。”小领袖乙说，似乎有考核我是否是假冒的意思。
我说出本名来。他们不再怀疑，但显然很失望。我是这样瘦弱，蓬头垢面，裸体跣脚，只穿一条幺裤，寒伧之至，不像他们斗争过的“黑帮分子”。
“你为什么躲在这儿？”小领袖甲问。
“我被押回老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已经半年。我不是躲来的。”我放开锯柄，伸手掌请他们看凸起在指根下的茧皮。我说：“我靠拉大锯维持生活，已经半年。”
小领袖乙愤怒地喝笃道：“狡辩！你以为我们不看报！你是黑帮！沙汀黑帮！”他双臂反抄在背后，似乎双手捏有一件东西而不让我看见。我怕，可能是打人的凶器。
我解释说，1957年定我右派罪，当时沙汀是省文联负责人，我怎么可能入他的“黑帮”。我说，我与文学绝缘已九年了，根本不是文学界的人，不可能入任何帮。
“是小汽车送你到这儿来的吧？”有人问。
我解释说，1958年我被开除公职，只拿生活费，每月三十元，做体力劳动，迄今九年了，怎么可能坐小汽车。
小将们还提了许多质问，都显得很无知。他们居然以为我的生活很好，拿稿费啦有存款啦住洋楼啦吃营养啦。他们不了解当右派多么苦，因为他们太年轻了，又都是红五类子女，没有当右派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质问。他们都很失望，遂不再问。
这时候小领袖甲向小领袖乙做眉眼。小领袖乙面容黑瘦，眸子清亮，一副聪明相。他仍然双臂反抄着，不让我看见他捏的东西。他把嗓子提得老高，表情非常严厉，吼道：“你！好生改造！”随即垂下双臂，不再反抄。我看见了，他手提的是一卷粗麻绳。他那清亮的眸子轱辘一转，向小领袖甲投一个询问的眉眼。于是小领袖甲用目光扫一扫半圆形包围圈，命令：“走吧。”又掉脸向着我，叫我写一份认罪书，下午交到他们的驻扎地，由他亲收。然后他们一窝蜂似地走了。
我坐下来，准备吸烟。手抖，擦不燃火柴。叼着烟的嘴唇也在抖。罗师傅走回来，不好意思用眼睛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只坐着。我说头疼，下午再锯，便回家写认罪书去了。“十五也躲过了。”蟾蜍这样想着，不快乐，只悲哀。
15．戴高帽子游街
有一天看见做桶的小李（小老虎战团团长）放着桶不做，坐在那一株秋深叶落的核桃树下，一边与人淡笑，一边用刀剖竹，扎制高帽子的骨架。骨架扎好，只须用纸糊了，便成。“也有我一顶吧？”我一边拉锯一边想，渐渐沉入愁海。耳边铮铮嚓嚓之声愈去愈远，听不见了。罗师傅以为我瞌睡，狠送一锯，催我快醒。
考证高帽子之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就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峨冠博带”显得英俊渍洒，可知高帽子绝不丑化人，相反，倒美化人。汉代有方山冠，又有进贤冠，也都是高帽子，皆沿袭古制。这类高帽子，不是那个人，还不能戴呢。到了宋代，苏轼的老朋友陈季常（此人害怕老婆“河东狮吼”）到山中做隐士，出门总戴着高帽子。山民“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不但不羞辱他，还认为他是在遵古制。事见苏轼《方山子传》。大约唐宋以来，戴高帽子已不时兴，或早已淘汰了。不过，高帽子之古制，作为残余观念，仍然保留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吾乡百姓见某人喜听奉承话，便笑他“爱戴高帽子”。这是善意的嘲讽，不是恶意的羞唇。高帽子丑化人，可能同封建迷信有关系。城隍庙内有塑像名无常，左手摇扇，右手执牌。牌上楷书：“正在拿你。你也来了。”无常鬼，俗名吴二爷，头戴高帽子，同手提铁链子的鸡脚鬼一道，专职收摄将死者的魂魄。他俩是阴司冥府的衙役，形象丑恶。旧戏曲舞台上的无常鬼尤其可怖。丑化人的高帽子是否从无常鬼的头上借来的呢？
这都是我书生迂阔之论。实际情形简单得多。听当时的红卫兵说，他们是从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搬来的，那上面就有戴高帽子的记载，只一句。我查了这一句，并未发现有提倡的意思，更未发现有四十年后照此办理的批示。居然有这样的“凡是”！
看见小李做高帽子的前几天，我听见罗师傅说，本镇最近成立革命组织“刀儿团”和“棒棒会”。这两个名称使我深感错愕，因为旧社会的市井恶少就有“刀儿团”和“棒棒会”的组织名称。我认为罗师傅是在乱说。后来才知悉，确实已成立两个革命组织即尖刀团和千钧棒。造反派说这两个组织是保皇狗，谑呼之为“刀儿团”和“棒棒会”，罗师傅遂信以为真。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有人叫我跟着他去。我放下大锯，跟着他走。走到大东街某处，他叫我进门去等着。原来这里是尖刀团团部。尖刀团头头之一的黄连长（其实他是民兵队长）正在指挥一群青年成员忙着准备游行。几个女青年正在赶着用纸糊高帽子。近11点，准备就绪。黄连长把一顶三尺高的给我，冷冷他说：“自己戴上！”这就是几天前小李扎制骨架的若干顶之一。我的头颅小，难为他想得周到，扎的帽圈不大，刚好戴上。接着便押我去游街示众。黄连长领队。一群青年成员，还有两三位女的，簇拥着我，沿途高呼口号。看热闹的很多，因为这是本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个前无古人，使本镇一万多人耳目为之一新。有笑看的，有静观的，有惊视的，也有掉开脸不看的。大街游了游小巷。小巷里，有胆小的女人吓得惊叫唤，仿佛我是无常鬼来收摄她们的三魂七魄。也有心慈的女人急忙叫回自己的孩子，关门不许看。
游到西街丁字口，押我的一位女青年，黑蛮蛮的，不知为何骂起我来。她向押我的另一位女青年，名叫曼英的，愤慨他说：“还有他的婆娘何洁！”我吃一惊，怕她们去抓何洁游街。这时候曼英小声说：“何洁是贫民出身。”那黑蛮蛮的女青年便息怒了。两年后，曼英同何洁成了好朋友。此是后话，不提。
这一天和我同游街示众的还有两人。一个姓曾的地主，串脸胡，宵箕背，犯了什么我不知道。两三年后，“黑五类”被押到公园去参加批斗大会。被拖出来抛上台去挨斗的有我，所以记得。这个姓曾的老大爷在会场上惊恐太甚，大脑溢血，当天去世。另一个游街示众的是江裁缝，犯了私藏一件戏袍，被上纲到“妄想复辟”之罪。尖刀团的成员叫他穿着那一件多年前自己花钱买的戏袍，弄得他面红耳赤，羞得要命。我在童年，他就是裁缝，开过缝纫店。他吃亏在参加过国民党（当然是解放前），被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慢慢整治。他的剪裁技术本镇第一，干活勤劳，为人本分。
记得那天有风，三尺高的帽子戴不稳，我只好一直用双手扶着，使它不倒。我没有羞耻感，所以表情冷漠。我一路不停地默语着：“你们践踏国法！你们践踏国法！”
小小襄球，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镇，在同一段时期，用高帽子羞辱数十万人于阳光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华夏子子孙孙，永其毋忘：这是国之耻！这是人之羞！
还记得游行到北街剧场门口，一个红卫兵，大弯中学的，戴着皮帽子，冲上来打我。我的双手必须扶着三尺切云之冠，无法推挡，只好干挨。背上，腰上，胁上，小弟弟啊，你打得好狠啊。我不恨你，我知道教唆者是谁。你是无知的。愿你有一天能醒悟。你，还有你的同龄人，如果你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
游街示众一个钟头，正午结束。回到尖刀团团部，黄连长叫我把高帽子拿回家保管好，以便下次再戴。我捧着这玩艺儿，不甘示弱，不走小巷而走大街回家，放它在厨房内。邻居猫来，见风吹帽顶的纸缨抖动，便扑去抓。抓破了可不行，我将它悬系在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这一顶高帽子悬在那里，终于未能再戴，很久以后，被母亲悄悄烧掉了。
第二次我戴的那一顶高度低些，只有一尺五。那时候尖刀团已散伙，群众专政大军已取代民兵组织，政局改变。崛起的造反派导演的游街示众，在方式上，不同于尖刀团导演的。造反派弄出一大群“黑五类”上街，只图量，不图质，而且高帽子都是同一种规格的，只见一般，不见重点。造反派很少党团员，所以在方式上存在着一些缺点。尖刀团内党团员多，毕竟水平高些。更可笑的是弄出来示众的“黑五类”，在小镇上，谁都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底细，造反派偏要给他们背部各贴一方纸，写明地啦富啦反啦坏啦右啦不同的字样。贴纸又不细心，我贴成“反”，另一个该贴“反”的却贴成“右”，被街上的观众笑话。本镇无“富”，不知道从哪里硬弄出一个来凑数。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在方式上，造反派导演的比之尖刀团导演的多出一项节目，致使趣味增添，博得满街哂笑，那就是自骂。给我制定的自骂词如下：
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拘，狗都不吃！
我一路叫喊着。中途，根据一位姓黄的小战士的口授，结尾增加一句：“喂给猫吃，猫都嫌臭！”此外，还要叫喊三句从成都传来的自骂词：“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这首《新编好了歌》规定一群“黑五类”必须同叫齐喊。奈何末经训练，所以听来总是乱糟糟的不成样子。“黑五类”大多数很穷苦，衣衫破旧，又走得慢，脚步拖泥带水，一片可怜的叫喊，就像旧社会的一群乞丐沿街悲唱讨饭词，实在凄凉。
本镇白铁社有人锤制一顶白铁高帽子，重达二十一斤，戴着等于顶一桶水。造反派倒霉后，对立面翻起来，上面追查铁帽事件，说此帽是用来追害本镇革命干部的刑具。被追查者理直气壮，抗辩说：“我这是做给流沙河戴的。”上面立即停止追查。
16．一红一黑
故乡小镇有两位年轻人，一红一黑，1966年秋前和秋后，与我各有一面之缘，使我至今不忘，想起他们，心中难受。
红的那一位姓张名友洪，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在镇政府分管民兵与保卫工作。他走路挺着胸，甩着臂，目不斜视。穿一条亮膝的短裤，英姿雄态，仍保持看军人作风。为人正派，声誉很好。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有一条美丽的前途。
我去镇政府取钱，认识了他。省文联遣返我回原籍，给了我一笔钱，由镇政府代管——实际上是由他代管。那年秋前，何洁在成都决意学缝纫。我去找张友洪取钱，寄给何洁买缝纫机。两次去镇政府，他都不在。第三次是他到木器家具社来找我，我跟着他去镇政府。镇政府内，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幽静宜人。转了许多弯，进了许多门，走到他的住处。他入室去拿钱，让我站在室外，也不叫我进去坐坐，更不问长问短。九年来一直被孤立，我已养成“君子自重”，决不和人攀谈。瞥见他室内有有线广播设备，我退得远远的。这玩艺儿弄不好要惹麻烦，我怕。他走到室外把钱交给我，彬彬有礼，但不说话。他的脸色是和蔼的，看得出来不敌视我，不同于镇上其他工作人员。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这样的人竟做出了胆大包天的事情！
成都的红卫兵来点火，本镇的红卫兵也“跟着洋人造反”，贴大字报啦搜查人家啦闹得乱翻翻的。谁不知道这些小将人小鬼大，他们是奉天命造反的，后台硬，惹不起！有一些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老百姓，只怕红卫兵；不怕红卫兵，只怕“紧跟”不上；不怕“紧跟”不上，只怕纱帽不稳。还有一些清醒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忧在心里，说在嘴里，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碰一碰那些歪人。这时候街上贴出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张彪写的。张彪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听说先后贴了四张痛斥红卫兵的，火力甚猛，轰动全镇。可惜我一张也未能拜读。派出所张所长已向“黑五类”宣布“八不准”，包括不准看大字报，我得遵守。拉锯时听人说“张彪不怕惹祸”“张彪又出来了”“快去看张彪”，说这些话的人都很兴奋。我真想看看这张彪是何威武模样。
造反派在本镇崛起后，要找张彪算帐，把那个被认为是张彪的人揪出来斗。斗来斗去，那人反复申诉活天冤枉。再作调查，那人确实不是张彪。后来查明，张彪乃是张友洪的化名，要去揪张友洪，他却跑了。
想不到小小吾乡也出了一个小小张良。两干年前，张良博浪沙率力士铁锥打秦皇，惊天动地，何等剽悍！太史公司马迁瞻仰张良遗像，看见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一点也不“魁梧奇伟”。这使他深感意外。张友洪也使我深感意外。
张友洪跑到北京去投靠姐姐。 1967年春节前，为了确保伟大领袖的安全，北京驱逐外来人员，张友洪不得不潜返成都。城厢镇不敢回，造反派要打他。一无工资，二无口粮，为了找碗饭吃，他在成都加入保守派的成大武斗队，当了射击教练。这一步踩虚脚，从此落入了悲剧的深渊。
1968年初，张友洪受命参加成都十中保卫战，率武斗队支援保守派的“红成”守陕西街教堂钟楼，与来犯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作战。兵团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雅号“蓉城武斗之花”，凶猛异常，亲自抱炸药冲来炸钟楼。张友洪他们守不住，撤入十中校内。成大武斗队由此与宋立本结了深仇。后来宋立本被敌方抓获，关押在成大教学楼。成大武斗队痛恨宋立本，捆他在椅子上，一顿毒打。武斗队司令姓潘的命令张友洪也去打。张友洪说：“打死人，我脱不到手！”潘司令说：“不打死，打成残废。”于是张友洪也去打。打毕，张友洪吩咐负责看守的两个女学生：“不能给他喝冷水，只能喝人尿。”后来，宋立本要水喝，女学生误给了两杯冷水，一饮而毙命焉。“武斗之花”殒谢，当年轰动蓉城，消息传播四方，我在城厢镇都听见说了。杀人者，人亦杀之，还说什么呢。可是江青说：“越乱越好，乱了敌人。”多美的葬花词！
事过不久，张友洪一错再错，又枪伤过路行人。此事发生在1968年2月28日。那天下午，成大武斗队的人员在杜甫草堂侧门外公路旁拦截“撬狗儿”——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丑称。当时保造两派都在拦截敌方的人，截住便要弄去审问，乃至拷打。中学生唐金桥，一个逍遥派，骑车路过那里。他不肯停下来接受盘查，一冲而过。成大武斗队的小头目姓赵的从后面向他连射三发，未中。赵小头目恼怒，立刻递一支半自动步枪给张友洪，叫打。张友洪问：“要死的，还是要活的？”赵回答：“打死他！”张友洪瞄准了唐金桥的背心，一瞬间他的心忽有所动，便将准星向下微移，一发射中腿部。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张友洪以打死宋立本和枪伤唐金桥这两项罪名被拘留在成都大学。革委会军代表告诉他：“你的罪起码判二十年。”他便越窗逃脱，展转流亡。后来两派“大联合”了，全国“一片红”了，无处藏身，才不得不潜去广州，偷越边境。被捕，押回成都丢监，差点判处死刑。关押五年后，判刑十五年，送凉山劳改。许多年过去后，唐金桥到城厢镇去看望张友洪，两人感慨不已。原来这唐金桥命运也很坎坷，出院后被卷入一桩所谓的反革命案件，饱尝辛酸，直到1983年才平反。
张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离本镇的。以后，他的老母无人侍候，饥寒频频。街巷儿童无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关死门，又向门缝撒尿淋她。可怜老母，旧社会做女佣人，新社会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祸，陷入比旧社会更悲惨的境况。身心受创，哭诉无门，她疯了。1984年张友洪刑满返故乡。现在在纸盒社劳动，已结婚了。近况不详，想来早已失去二十二岁那年的英姿雄态了，这就是反对红卫兵运动的下场！掷笔拍桌，老泪纵横，叹叹！
说了红的说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长乐，下乡知青，务农。本镇人背后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乡下务农时同某些下乡知青一样的爱在夜间“跳丰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眼眸灵活乱转，一副聪明相。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也有一条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审，我认识了他。在他审我以前，我已多次听人谈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战团的头头，勇于惹祸，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团作对，敢于冲派出所，在本镇的造反派内威望颇高。1966年秋后，我的处境已相当可悲了，书籍被抄没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将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一夜，两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家中，叫我跟着他们去。他们引我到镇政府旁边的劳动讲习所旧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着。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约都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这些人过去地位低，现在随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见同社的木匠韩二哥也在这里。他过去同我有点头招呼，现在没有了，好像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简称“红工”）的指挥部。
等了好久，那两个引我来的年轻人叫我进房间去。房间内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放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中学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却高高坐在办公桌的桌面上，双手抱膝，背凭着墙，仰面向着屋上。那两个年轻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没有座位，憨痴痴地站着。
坐在桌面上的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偏头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问：“认得我吗？”
我回答不认得。
“唔，不认得？”他又问。
我仔细看了他那稚气而清秀的脸，估计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估计低了）。断定从来没见过他，我说：“真的不认得。”
他脸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见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说完话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会不会是有名的蔡长乐。觉得年龄看来太小，不会是。何况他的长相又这样清秀，眼睛又显得很聪明，绝不会是手脚不干净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那两个年轻人在他旁边坐着，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顺，似乎在贴着他。
他不再笑，开始审我。他想知道是谁派我到城厢镇来的。这时候坐椅子的一个年轻人出去拿来一只包装用的草袋，抛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盘腿坐着，必须仰起脸来，才能望见双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详细解释，力求消除他的怀疑。这样受审至少半小时，我的颈项仰疼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问：“你从前是坐小汽车的吧？”早知道他这样幼稚，我真不该向他作那么多解释。
审毕，他吩咐那两个年轻人带我到隔壁去写交代。我只需一张纸便写成。他晃着头读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洁如此这般说了。何洁断定此人就是蔡长乐，在“红工”勤务组任职。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镇反”把他抓了，关入本县监狱，俗谓之“上焦山”。入狱前，他被捆着游街。游入小巷，我看见他。当时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给同游街的本镇党总支部书记沈全彬解渴。蔡长乐也渴了，乞水，没人给他。《红十条》公布后，本省政局又变。造反派战友放鞭炮迎接他光荣出狱。于是他的威名大振，据说还当了官。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进宫》。他的罪名是打砸抢。关在狱中，他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后来疯了，关入单间。开四届人代大会，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焦山一带敲锣打鼓。他每次听见了，都要高呼口号：“热烈欢呼九大胜利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统帅！”“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近况不详。他是运动的牺牲品。如果不疯，还有可能回头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药过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归了。倒是那些“左家庄”的毒品贩子，老谋深算，从来不疯，红黑都有糖吃。
17．“黑五类”夜学
当时本镇“黑五类分子”约有一百五十多人，每晚聚集在消防队的瞭望台下，听读报纸，有时也听派出所张所长训话。王镇长、城厢区武装部罗部长，偶尔也来训话。1966年秋后，造反派崛起，局面复杂化，考虑到一百多号人聚集在一起容易出问题，上面遂将“黑五类”分散为七八个小组，每晚各组在各组的地方学习。所谓镇办福利事业，亦即街道各行杂业，包括木器家具社、砖瓦社、铁件社、菜蔬社、洗染社、缝纫社、蜂窝煤社、运输队，共有“黑五类分子”十九人，编成一个小组，每晚聚集在我拉大锯的木器家具社的会场内学习。这个所谓会场，实在可怜，只是木器门市营业部通往后院的过厅罢了。会场很窄，内有百瓦电灯一盏，沿壁有矮长凳两条，不够坐，迟到者坐壁下的大木。没有桌子。壁上贴一张毛主席像。像下挂一座老式自呜钟，滴滴答答，让学习者有个盼头。我就在这个小组，每夜在灯光下大声读报纸给同学们听，不时插入几句讲解。岳社长管我们这个组的学习，他的住房就在会场旁边，所以他用不着亲临会场陪我们枯坐。夜学两个钟头，他来两次：一次在7点30分以后，他来看看谁缺席了，明天好去理抹；一次在9点30分以前，他来望望壁钟，稍坐片刻，然后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岳社长家在乡下，桶匠出身，不识字，对政治学习也不感兴趣。我朗读的那些，他多半听不懂。六年后，全国批孔老二。岳社长以为孔老二就是孙悟空（吾乡土音，叫孙悟空是孙吾孔）。在本社的职工学习会上，他发言说：“说他一个斤斗就能打十万八干里，这就不合实际，应该批判！”全场先是糊涂，后是大笑。他管我们学习，一向宽大为怀，从来不骂也不刁难我们。“五类分子”背后都向我说：“你们那个岳头儿是个好人。”（lz）
多亏夜夜读报，终日埋头拉锯的我得以了解天下大事，没有变成政盲。我读报纸非常热心，讨论发言也很积极。当然都是照着报纸宣传口径去说，不敢说出自己心头想的。明知那是谎话，那是邪说，我也带头发言，热烈拥护一番。我有本领转弯抹角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同学们敬佩我，认为我有学问。有几位不识字的同学，解放前当过士匪的啦当过差役的啦当过法警的啦买卖过枪支的啦，都请我替他们写检讨写保证——检讨他们近期犯的鸡毛蒜皮过失，保证他们今后革面洗心永不再犯。他们认为我写的检讨最深刻，我写的保证最具体，他们拿去交给自己的监督组长，挑不出毛病来，容易过关。
也多亏夜夜读报，“黑五类”总算有了社交活动。革命职工是不愿也不敢理睬他们的。所以每晚聚集，他们多半早到，趁学习未开始，三三两两促膝谈笑，或回溯昔年见闻，或报道今日消息，都显得很快乐。更有那五六位运输队拉架架车的同学，因为每晨必去成都市青白江区厂内装货，不免偷看了新贴的大字报，多少知道一些斗争近况，某处揪斗走资派啦某处发生打斗啦某处撬狗儿（造反派）闹事啦某处保皇狗（保守派）挨打啦之类的，带回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以助谈资。我就是从他们口头读到“参考消息”以弥补读报之不足的。
1966年11月某夜，9点30分还差得远呢，忽然听见门市营业部外面大卡车轰隆隆至少五六辆驰过北街，同时听见口号爆裂：“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谁不知道李井泉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岂可狂呼打倒。对于这样反动的口号，“黑五类”同学们又惊又怕。惊的是这世道如此苍黄反复，做梦也想不到。怕的是这口号如此危险，可别沾着自己的边。从车声能听出那是从北门外的青白江区方向驰来的。从口号声能猜出大卡车上挤满一群群的造反工人，也许是四川化工厂的。同学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惶惶不安，谁也无心听我读报。这时候岳社长急匆匆从街上走回来，脸色阴沉，望望壁钟，提前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还缀上一个尾巴，小声吩咐：“不要走大街，从小巷子转回去。”大家低头快走，互相不敢交谈。从小门面的铺板门挤出去，沿街关门闭户，灯火阑珊。自从造反派崛起后，革命组织除已有的尖刀团、千钧棒，又添了一些新成立的，名目繁多，记不清了。其中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兵团，敞开大门发展组织，吸收成员不管家庭出身，也不深究个人历史，所以迅速壮大，声势煊赫。两派革命组织晚上忙于开会，致使街上冷冷清清，家家商店提早关门。我从北街转入小巷，耳边还留着口号的余响。那爆裂而出的口号声多么悲壮啊！老实说，我不喜欢李井泉这个人，但我更不喜欢这个口号。把他打倒，四川将会更乱。那些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比他更左，更酷！
成都很快传来李井泉被批斗的消息。
中国政治的金字塔在燃烧。雄踞塔峰的人，呼唤八面的风铲地刮来，吹塔底四周之火向上烧，烧那些坐在塔腰一贯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坐在塔腰并未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绕塔腰奔跑着努力灭火、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党的官员。“昂岗烈焰，玉石俱焚”，悲哉悲哉！
本镇很快演出罢官闹剧。孟冬寒夜，红色工人造反兵团在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我没有资格去，何洁去了。大操场上拥挤不堪，女人呼，小孩唤，秩序混乱如一锅粥。台上悬挂着煤气灯，照亮会场内晃动的兴奋的其数上千的脸面，而腰身以下尽淹没入黑海看不见了。镇长王建周和镇党总支书记沈全彬被押上台，接受批判。他俩身穿纸衣，低头站着。批判完了，大会头头宣布一声“罢官”，便有助手跑去哗哗撕掉他俩的纸衣。于是满场欢腾，大家都确信他俩罢官了。这套戏法起源于野蛮人的巫术，形成于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在封建帝制下，当场“褫衣”表示罢官。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套戏法便不玩了。左风一吹再吹三吹，封建亡灵又吹回来。他俩罢官以前，街上的大字报已经把王建周改写成王“贱狗”，沈全彬改写成沈“犬殡”，再各打上三个红叉。这不也是可笑的巫术吗！清王朝盛期，曾把英吉利三个字各添反爪（犬旁）。末期，捉拿革命党人孙文，布告上把孙文改写成孙“汶”——汶字有浑黑的意思。至于李井泉，吾乡的大字报也把他改写成李井“犬”了。回想1957年大字报批我，还没有谁把流沙河三个字的水旁改成犬旁。前进了呢，后退了呢，中国这十年间？
在成都，李井泉被批斗的结果是产业军瓦解，工人造反兵团壮大。在本镇，王镇长和沈总支书被批斗的结果是尖刀团瓦解，红工造反兵团壮大。有趣的是这派来了，那派去了，走马灯开始快速度旋转了。
木器家具社内，岳社长、陈副社长、木匠陈大嘴巴、解匠罗师傅等等都取下胸前的尖刀团徽章。罗师傅对政治毫无兴趣，当初是岳社长叫他参加的。尖刀团开夜会，他一贯打瞌睡。现在取下徽章，他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他双手握大锯，左右一瞥，伸嘴向我低声说：“垮了。”然后嘻嘻一笑。两个月后，跨入1967年，他随大流流入红工造反兵团，夜会照睡不误。“二月镇反”以后，“红工”战士被弄上街跪地请罪，罗师傅也得跪。何洁去北街买菜，看见他畏缩缩地跪在街心，想招呼他。他不好意思，赶快低下头。这一回弄伤心了，从此他再不参加任何革命组织。“都是烫人的！”他对我说。
尖刀团瓦解的前夕，聚集在木器家具社的会场内夜学的“黑五类”又惶惶不安，无心听我读报了，因为外面街上人声嘈杂，似乎出了事情，岳社长走进来，叫大家快回去。我拉开铺板门，黑暗中看见满街尽是人，街沿两边都挤爆了。我不但挤不出门去，外面的人倒挤进门来。这些造反群众手无寸铁，乱吼乱叫，轰闹街对面的镇政府。我怕血溅在自己的身上，不敢观战，连声说“对不起”，拨开人群，挤出门去，快快回家。第二天早晨我上班，看见镇政府大门外遍地碎瓦。镇政府临街的屋顶上，只见檩子椽子，不见盖瓦。想来昨夜有一场恶战吧。据说尖刀团战士昨夜登上屋脊，居高临下，防守镇政府大门，投瓦打退造反派战士的进攻，又据说尖刀团头头——对立面叫他们“尖脑壳”——区武装部罗部长不小心踩断椽子落下来，落在灶头上，坐破一口锅，已住医院。此外，别无损失伤亡。
“红工”壮大后，急于表现自己比过去的尖刀团更革命，便弄出更多的无辜者来批斗，当然也有我的份。谁整我谁就是大左派，此理无须证明。那晚是在旧名清善堂的地方，同挨斗的还有三人。我有病，晚饭又吃了肥肉，可能是脂肪酸轻微中毒，我头晕站不稳，便向“红工”头头之一的周抓手请求下贵州。他知道我病了，倒还宽大，叫我原地坐下就是。我穿着棉大衣，跏趺坐地，低头闭眼，像个和尚坐禅。额冒冷汗，天旋地转，不知别人说了一些什么。
何洁此时被迫抬回缝纫机，退出缝纫社。从此她就失业居家了。缝纫社有人说她是走资派介绍来的，不要。她又不肯求情，只好退出。在困苦中，她回想起男锯女缝，同出同归的那四个月，好像回想起失去的天堂一般。
“黑五类”夜学，不论两派冲突怎样激烈，都未中断过。本镇官方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使这些不幸的人在工余有个寄托，不至东游西荡，诖误卷入两派之争，自讨苦吃。本镇就有好几位文革前已摘帽的“五类分子”，不慎卷入两派之争，被人狠狠收拾。同派战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群狼乱咬，哪讲什么义气！
18．替别人挨打
1967年2月17日是阴历正月初一，晴。遵照岳社长的吩咐，这一天我在社内后院休息。凡遇节假日，事前他都要这样吩咐我。我独坐走廊听鸟叫在邻院的高树，看黄鼠狼在院中的木料堆间窜进窜出，颇不寂寞。近午，天空嗡嗡震响，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光临敝镇，撒满天红红绿绿的纸片。一片飘向院中，我用双手捧接。四寸宽，五寸长，铅印。读了，是军方警告造反派的宣传品。后来，一派美称这是“二月镇反”开始，一派丑称这是“二月逆流”开始。还记得墙上墨涂的大字标语，“八二六”改写成“扒耳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改写成“成都公认造粪病团”，实在有趣。这又是符咒之用于革命。于是本镇开始抓造反派头头，关入县公安局监狱。两个月后，《红十条》传下来，又都放回本镇，公安机关给这些人赔礼道歉。他们凯旋故乡，戴大红花，好不快活。
一天下午，来人叫我去大东街联合诊所。这里是6701纵队所在。头头姓曾，青年医生，招呼我在他的诊桌旁坐下。他的诊桌靠墙。墙上歪歪斜斜写了小字标语数十条，条条一样，全是“打倒曾烧棒”。想来这是前些日子“二月镇反”别人给他写的了。他竟不肯擦掉，让这些标语留着，令我费解。“此人真有雅量。”我想。
他先问我是怎样离开省文联回这里的，又问我的家庭现状。他总是面带笑意，显得从容不迫。我被墙上那一片无声的吼叫所干扰，老是忍不住要去想：“他犯过花案吗？”
最后进入主题，他问我和余柏奎的关系怎样。余柏奎是我的侄辈，比我年长，摘帽右派，在蜂窝煤社当会计。我回原籍这一年来，怕株连他，所以主动避开他，几乎没有往来。我知道他在替红工造反兵团执笔写《口诛笔伐》大字报专栏，轰动全镇。我回答曾医生，说我和余柏奎没往来。
诊所深处，一个红鼻子中年人走出来。曾医生叫我跟着红鼻子去，我便去了。深入内间，倒拐入室。室内有十多人，背靠四壁坐成一圈敌意。红鼻子念了《语录》经三四条，叫我站在中间，老老实实交代。他们总是不肯直说要我交代什么，从前那些人斗我就是这样的，现在这些人还是这样的。他们总是要我同他们玩儿童游戏“瞎子逮猫”，当然是我当瞎子，他们这边咪呜一声，又那边咪呜一声，让我迷惑，无所适从，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在哪里。我只好从1957年交代起，先说《草木篇》，后说鸣放，怎样向党进攻。他们听得不耐烦。一个带痰的喉音闹起来，好熟，原来是木器家具社的陈大嘴巴。半年前他还戴着尖刀团的胸章到处提劲，怎么现在混到造反派的6701纵队来了。他叭着叶子烟，警告我“少来卖些陈谷子烂芝麻”。于是我一跳跳到了文革，交代我的思想如何反动，表现在拒不交出封资修的黑书，罪该万死。红鼻子听得冒火了，严正警告我“不许用鸡毛蒜皮来搪塞”。我赶快又跳到最近几天……可是又有人警告我：“余勋坦，你放老实点，不要想一趟子跑过十殿！”读者有所不知，我得解释几句。据说人死后都要去城隍庙十殿阎王那里下跪受审，生前所有公私过犯必须老实交代。一殿一殿的审，十殿得审十次，什么罪孽都能审个水落石出。然后定罪量刑，予以惩处，割舌头啦剜眼睛啦锯子锯啦油锅炸啦抱烧红的铜柱啦给抛上刀山啦给推下火海啦等等。谁也休想“一趟子跑过十殿”。
我站在中间发楞，不知道该交代什么才好。
有人出来指引迷津，说：“交代写大字报。”
我赶快说没有写过。那人又点醒我：“《口诛笔伐》大字报呀！”我说那是我的侄儿余柏奎写的，与我无关。他问：“总跟你商量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你总帮他改过一两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改过一两笔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看过吧？”我说没有。那人拍掌一笑，据理反问“这就怪了。既然没有看过，你怎么又知道他在写《口诛笔伐》大字报呢？”他向前跨两步，指点着我的脸，说：“你们院子里，有人，我不说是哪个，恐怕你都晓得，亲眼看见你的婆娘，就是到余柏奎家里去过，还拿着纸，她手里！”
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6701纵队弄我来斗，就是为了这件事。我那位上过朝鲜战场，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转业回故乡教过中学，写大字报提意见当了右派，受尽折磨终于摘帽的老侄儿，他真不该去给红工造反兵团当笔杆子。四个月前，有人夜半来抓他，还鸣枪两响示警，弄他去某处一顿黑打，打得五痨七伤，就是为了他写的大字报刺痛了一些歪人。其实他执笔的《口诛笔伐》专栏，据他十年以后告诉我说，都是本着《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精神和宣传口径写的。我虽没有看过，却能想象出他的那些大字报一定很左，一定是典型的文革腔。那些歪人不是东西，欺软怕硬。要揪，他们就该去揪姚文元和姚文元以上，不该死死揪住一个无权无势的摘帽右派不放。“二月镇反”坐了监狱以后，本镇的造反派头头们内部分裂，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铁了心，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继续造反，不想回头。他们是一伙糊涂的杀手。另一部分人学了乖，既要继续造反，以便捞取一官半职，又要讨好实权在握的所谓保守派，以便将来再发生反复时不会吃亏。他们是一伙精明的市侩。6701纵队头头们属于后一部分人。他们要倾轧前一部分人，便从软处下刀，整余柏奎。可是余柏奎毕竟摘了帽，享有公民权利。要整他，不如从更软处下刀，先整我。余家大院内有一位医生，也是造反派战士，他在“二月镇反”中还同余柏奎夫妇以及同院的另一对造反派夫妇一起逃过难，躲避过尖刀团可能的迫害。现在这位医生却去向6701纵队的头头告了密，说我和余柏奎通过双方的妻子有秘密的联系。头头曾医生听信了这位医生的告密，便弄我到联合诊所内室来斗，要我交代。如果余柏奎的大字报专栏真有我参与其中，对他们说来，那就太好了。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所以竭力辩解，力求说明真相。我深怕这件事到头来既污了我的清白，又害了我的老侄儿。
他们误认为我是在狡辩，态度又傲，说话又聱，所以群情愤愤，众口汹汹。红鼻子跳上来扇我一耳光，陈大嘴巴冲上来扭住我打。他自幼当木匠，臂粗拳大，打得我叫：“我还有，唉哟，一家人，唉哟，要吃饭呀！打成伤残，唉哟，拉不动锯，唉哟，我咋办呀！你咋兴这样打，唉哟，陈师傅！”另一些人跑来，拉的拉，挡的挡，将他劝住。会开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我走出联合诊所，看看天色尚早，便回社内解料。联手罗师傅还在等我呢。
陈大嘴巴从土地改革那一年起，一直当民兵，打人打惯了。他曾胁追一个地主女人同他睡觉，后来做了他的妻子。文革一来，他就很少摸过活路，成天在外面闹革命，多次吃社里的补助。他的工房常常是锁着的。他文化低，所以粗暴，这我能理解，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上面最爱。至于那个红鼻子，我后来才知道姓傅。他是江湖郎中出身，在联合诊所当医生。因为医术太瘟，病家多不找他。他每月诊桌上的进款还不够发他自己的工资。好在所内有两位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医生，一是朱中医（后来救过我的命），一是余牙科，医术都很精，进款特高而工资特低，足以分润养活红鼻子之流的庸医，而红鼻子之所以闹革命特别热心，也就好理解了。
何洁发现我左脸青一块，有指痕，第二天便跑到联合诊所去找6701纵队的头头曾医生说理。曾医生说他当时不在场，又说以后也没法保证不打，因为下面的人他管不了。何洁同他顶撞，红鼻子便跑来骂何洁是“残渣余孽”。何洁回骂：“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谁是残渣余孽，我和你？”红鼻子大怒，威胁说：“弄你到丁字口去辩论！”何洁说：“好！马上去！”便要拉他同去。那天是本镇赶场的日子，看热闹的乡民围在联合诊所门前，遮断半边街道。何洁痛哭，骂红鼻子。两位不认识的农民大嫂扶她走开，悄悄劝说：“你咋惹得起他们！他们要整你的男人呀！”
当时何洁妊娠七月，挺着大腹。是夜鲲鲲在她腹中躁动。小拳头顶肚皮成一个可笑的凸包。他倒急着要到人间来了。他哪里知道呢，人间已有许多拳头正在等他来挨，只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大右派”。
19．鬼迷了心窍
何洁被迫退出北街缝纫社以后，常在家中给顾客踩缝衣物，挣一点零钱补贴家用。青白江区大同公社光明八队有个顾客陈婶婶，认识何洁后，对何洁极好，为何洁拉一些新顾客来。陈婶婶的丈夫也是解匠，姓吴，见过一面。吴解匠是在成都市郊干活，计件工资标准比金堂县城厢镇定的标准高得多。松杉一类正料，我们这里解一丈四角五分，他们那里解一丈八角。本来地区差额是不会这样大的，只因为我们这里要抽解匠的管理费供镇政府的开支，所以我们的工资很低。而我，由于常常被弄去批斗，审问，开会，办学习班，做义务劳动等等，误工也就特别多，工资当然也就比别的解匠更低了。经济困窘，加上政治压迫，弄得人穷志短，很少想到国家和人民，也很少想到自己的未来。志短了，一遇刺激便容易抑郁。在联合诊所门前哭街以后，何洁的神态忽忽若有所失。同她谈话，她总是眼睛望着我，又似乎不是在望着我，而是在眺望我背后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一天黄昏，她在室内寻寻觅觅。我问她找什么，她不答。找到一束竹绳，她拿着出门去。片刻，我听见屋背后厕所那里有响动，便出门去。
半年以前，我和母亲就分家了。每次抄家，殃及池鱼，祸延老母，这个情况迫使我们非分家不可。母亲搬入厨房以后，我将房间通向厨房的门钉死，断绝交通。我和何洁在房间内炊，吃，睡，坐。我另开一扇原有的板门向着院墙。门前有一小方空地，其间有幺弟手植的枇杷一株，我手植的女贞一株，母亲奉第三段居委会之命手植的桑树十八株（居委会每年养三次蚕）。
我听见屋背后有响动，便出门沿屋壁绕行到那里去。在厕所的蹲坑旁，在一株荫蔽屋后的构树下，何洁站在一张凳上，正在把竹绳向屋檐下的横枋抛去。刚才我听见的响动就是她抛绳的声音。
我好像明白了她正在做什么。我也懵了，没有半分惊讶，没有半声呼叫，更没有跳上前去抱她下来。我呆呆地站在她背后，看她向上抛竹绳，一次又一次。啊，如果像小说中编的那样，或者像舞台上演的那样，此时夫妻相抱，丈夫流泪，妻子大哭，丈夫说：“亲爱的，你不能走那条路！”妻子哭够了，丈夫告诉她某书某段斥责自杀行为乃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还念给她听。她听了，恍然大悟，然后自责，丈夫又爱抚她，最后夫妻共同宣誓：“我们要坚决活下去！”如果真是这样，写入找的这篇回忆录，那该多么感人，而且富有教育意义。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不能编小说，虽然编小说不能算是骗人。
我拍拍她，递一只手去。她回头看看我，似乎不认识。我小声说：“我们回去。”她用冰凉的手捏住我的手，从凳上跨下来。我放开她的手，提着凳子，拖着一条长竹绳，跟着她走回去。
她在床沿坐下，盯着地板，似乎要把地板盯穿。我坐在马架椅上，把竹绳收成一束，缠了又放，放了又缠。
夫妻沉默许久，互相不看一眼。
“我头疼。”她说。
“你睡吧。”我说。
这时候距天黑尚早，不宜就寝，何况晚饭还没吃呢。她面壁卧下，很快入睡。我揭开蜂窝煤，备炊晚饭。饭熟，叫醒她。她好像饿极了，忙忙慌慌地吃。吃完，拿起菜刀便出门去。从她那灵动的眼神，我看得出来她现在清醒了，不再是黄昏时候的梦游神态。我也清醒了，想起她抛绳的情形，感到可怕。只是她现在拿菜刀出门，我不再感到可怕了。
我一边吃饭一边听她砍树的刀声。
吃完晚饭，我在门口坐下，看她砍门前的桑树。树身只有酒杯口大，铮铮铮十几刀便倒一株。我说歇一歇，她不理睬我。她挥臂猛砍，好像杀敌一般。我认为这是她发泄郁愤的最好的方法，不制止她，让她砍个痛快。
天擦黑时，十八株桑树被她砍光了。
“好了。该休息了。”我笑着说。
她不，她叫我把小凳拿给她坐。她要把每一株已砍倒的桑树一一剔掉枝丫。我说这样太费事了，明天再剔。她说非在今夜剔完不可，并且不让我帮她剔。
剔完，夜已深了，她便睡了。
第二天早晨，她看见门前昨夜的一场大屠杀，不相信刽子手是她本人。“我有那么大的力气？”她困惑地问我。她想不起自己昨夜屠桑时是何模样，只感到现在臂膀酸疼，周身无力。
“你看，我们门前亮了！”她惊喜地说。
“原先被桑树遮了光线嘛。”我说。
我忽然想起从前读《搜神记》，其中的某一篇有一句云：“桑，丧也。”又想起甲骨文的桑字和丧字根本就是同一个字——中间画枝丫，周围画许多叶片。繁体的丧字有两个口，这两个口便是残留的一对叶片，而其余的部分便是枝丫。啊，桑，丧也，砍得好！砍去死丧，引来太阳，门前亮堂堂！
堂妹余勋锦的母亲，我称她是大婶，走来看见了，也说砍得好。她已年老，不免迷信。她引用“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栽构”的迷信话，证明该砍。
我们屋后就有一株构树，真巧！
奈何它已太粗，不好砍了。何洁常摘构叶拭擦洗脸盆和痰孟，它也并非无用。每年秋季，构果红熟，总有一群红嘴相思鸟来啄食啾啾唱鸣，给鲲鲲带来惊喜。不过这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他还蜷缩在屠桑者的腹中挥舞小拳头呢。记得有一次何洁袒腹，叫她姐姐的女儿虹虹来捉小弟弟的小拳头。虹虹一把捉住了，大声喊我：“姨爹，来看！”我跑进屋去。她又叫道：“缩回去了，小狡猾！”
此后，何洁一直不好意思再提到抛竹绳挂横枋的旧事。她说：“当时我真糊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想去死。会不会是鬼迷了心窍？”
我不信有鬼神。我知道，她是患了癔病，亦即歇斯底里（hysteria）。病因不是门前的桑树和屋后的构树，而是经济的困窘和政治的压迫，但我不愿向她点醒。就让她，也让我自己，对居住环境保持着几分敬畏的神秘感吧，相信那些桑啊构啊都具鬼性，且能迷惑我们的心智，作祟于我们吧。朦朦胧胧，似乎万物有灵，生活在其中亦有乐趣，当社会环境是那般冷酷绝情的时候。
20．儿子来得不是时候
吾乡迷信者说：“七月半，鬼乱窜。”。
小鬼余鲲就是在1967年阴历七月半那天早晨窜到人间来的。不是时候！
何洁仰躺床褥，满脸痛汗，不再呻吟，放松冰凉的小手，也不再紧抓住我的手了。民间接生婆徐大娘向我道喜，说生个“做活路的”而不是“煮饭的”。我看腕表，8点40分，这时候听见巷口电杆上的大喇叭正在哇哇叫，本镇有线广播站一个严厉的女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就有那样巧，正是这一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当夜这个“做活路的”居然大扯其噗鼾，使我与何洁惊愕相视，忍不住笑。“这小子长大了恐怕又是个打梦脚的。”我说。
坐蓐三旬，何洁只吃过一只鸡，四十个蛋，此后多年，听别的女人说坐月吃了几十只鸡，几百个蛋，我就惭愧。何洁不说这些。可是后来同我吵架时，她就要说了，而且哭着说，说得我再不敢气焰嚣张，只好挂免战牌。
鲲鲲襁褓中吃米羹，兼吃何洁奶。何洁营养可怜，奶泉只有涓涓滴滴。牛奶啦奶粉啦买不起，她就遵照某贫妇的传经，每夜剥两角钱的生花生米，慢慢细嚼。第二天果然泉涌汨汨，就像诗人灵感滔滔一般，让那小鬼嘬了个饱。那时吾乡物价很低，又逢挖花生的季节，两角钱可以买一大包呢。倏忽秋去冬来，造反派揪何洁到居民段去批斗。何洁背负婴儿，站在革命群众中间，挨骂受辱。一气之下，奶泉断流，一涓一滴也难乎为继了。于是鲲鲲四个月便断奶，坐在竹椅轿内，一天三顿净吃蒸红薯。半岁，红薯之外，又添米饭抓吃。没有梗死呛死，也是幸运。营养严重不良，一岁多了还站不稳，跨步即跌。再大一些，何洁就顾不上鲲鲲了，每日在家领看同巷曾绪容的婴儿冬冬。曾绪容在大东街金城食堂当招待员，是何洁最好的女朋友。我们都叫她小名满满。她叫何洁为姐，叫我为九哥，经常给我家端一大瓷盅肉菜来，并不忘记塞给鲲鲲一个馒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喊她一声“主人家”，喊冬冬一声“小买主”。她却从来不以保姆看待何洁，虽然月月她都按时给了工钱。金城食堂经理多次提醒她不要和何洁好，她才不管那一套呢。经理也拿她没办法，她家庭出身好，本人又无文化，能把她怎样呢！七年后，何洁蒙冤被浦，满满仍然经常来我家，看看有什么困难，给以帮助；摸摸鲲鲲的头，给一点吃的；问问何洁狱中近况，两眼噙泪而去。满满拖着冬冬，丈夫不幸去世，一个人工资低，生活并不宽裕。后来再组家庭，拖一大群孩子，更困难了。就是这样，鲲鲲每次跑去找她，都能捞到一些口福。
家中常吃泡菜，所以鲲鲲蛔虫严重。八岁那年夏天，蛔虫纠结，堵塞肠内，造成严重肠梗阻。无钱送医院，只好在家中拖延着。剧痛四天四夜，痛得绕桌跑圈，抱着肚子大哭大叫：“我害癌症了！我快要死了！”日不能食，只喝醋水、盐水、糖水，已呈危象。夜不能睡，由我通宵伏卧，拱起背脊向上顶着他的肚子，这样稍可减痛。历四日而缓解，屙出蛔虫七十八条，满一瓦钵。幼年他吃得太差了，常常害病，每逢自我感觉不良，他就走来说，“爸，碰碰头。”用他的额头抵紧我的额头。我若说：“不发侥。”他就又跑出去玩耍，我若说：“发烧了。”他就去找我的堂妹夫向迪琦要药吃。向迪琦在医院工作，家中常备药品。
鲲鲲小时候没有耍过用钱买来的儿童玩具。他的玩具全是我钉包装木箱时抽空暇给他做的。还记得的有：木刀二，木剑二，弓箭一，弩箭一，秤一，木制手枪一，木制汽车二，竹蜻蜓若干，纸？？弋鸟？？若干，木制弹射滑翔机一，木制装有滚珠轴承的滑车三——其中一辆性能特佳，有手扶的类似自行车龙头的方向操纵杆，有前轮和后轮各一，都是用滚珠轴承代替的。鲲鲲左脚踏车板上，右脚蹬地。一蹬地可滑行两三丈远。不停地蹬地便可飞驰大街。车速可跟上自行车，而又极省力，且穿行在人丛中比自行车更灵活。车身小巧，从后面望去，只见他的背影飘滑在大街上如溜冰一般，而看不见车身。重量很轻，不想滑了，他便放在肩上扛回家。运动后期，“黑五类”夜学变回到运动前的“黑四类”夜学，我放闲了。晚饭后若不须赶夜工，我便领他去北街长长的一段缓坡路面滑个痛快。这辆滑车引起过许多孩子的羡慕，堪称杰作。为制作它，我曾思索三夜，为之心醉神迷。
制刀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最初是制木刀，纯属儿童玩具，做给鲲鲲玩的。后来是制钢小刀。磨擦钢锉于大砂轮，砂成毛胚。再磨擦毛胚于小砂轮，砂出刀型。然后用手工在磨刀石上慢慢细磨，磨出锋锷。最后放入灶膛，烧成白热耀眼，急投冷水淬火。再细磨，磨出闪闪寒光，便成。这也是做给鲲鲲玩的。钢小刀接连制出三柄后，我自己也入迷了，便精心用大板锉制出一柄真正的匕首，长七寸，一戳便可杀人致死！夜间睡觉，我放匕首在枕头下面，骗鲲鲲说：“有人想暗杀我！”待他睡熟了，我便从枕头下面抽出匕首，摩挲玩弄，幻想出许多惊险故事来。这把匕首一直被我珍藏到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杀人之意，好玩罢了。
鲲鲲爱玩蟋蟀，可以说是受了我的影响。运动后期，右派分子不再参加夜学，年年秋季，我都带他在小园捕蟋蟀。门前小园，本无遮拦，何洁斩尽桑树以后，只是一片空地而已，说不上什么园。后来何洁利用这片空地栽菜，成了菜圃。后来不栽菜了，何洁栽花，我便栽竹栽树。我用石方砌成一带矮墙，同外面的庭院隔断，这片空地便成为小园了。园中孟夏草长，初秋便有蟋蟀叫了。夜深，我们照油灯捕蟋蟀，捕来养在瓦罐罐里。后半夜睡醒来，听它们的多部轮唱，有趣之至。四人帮时代结束后，我们养了几只鸡，小园的蟋蟀就很少了。秋夜只有一两只偷唱，听来好凄凉。下面是鲲鲲的一篇日记。我当初给他修改过。改好了，才叫他誊上本本的。
［1978年8月22日］现在有一只蟋蟀正在我们的园子里唱歌。亡唱的是秋天的歌。我坐在书桌前，能够清楚地听见这个歌。它似乎正在告诉我们：“天气渐渐地凉了！你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得感冒！”从前那几年的秋天，园子里有许多蟋蟀，在夜里举行音乐会，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养了鸡，鸡是昆虫的敌人。
21．给女儿编课本
小女余蝉一直跟着外婆郑雪华。1969年，外婆到湾丘五七干校，蝉蝉也跟着去。外婆在那里要劳动，照料她有困难，我们便接她回老家来。全家四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蝉蝉的睡态又不老实，常常把我蹬得惊叫喊，她多次梦见新尿罐，结果总是梦中来尿。湿了床，何洁赶快和我起来收拾。蝉蝉白天玩累了，夜间睡得沉沉不醒，我若忘记后半夜叫醒她下床小便，她就要梦见新尿罐。记得有一夜叫醒她以后，我太困乏，等不到她爬上床，我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何洁踢醒我，问：“蝉蝉在你那一头吗？”我摸一摸，没有。想起她下床去小便过，怕是坐在尿罐上睡着了，我便唤她，何洁也唤。终于听见她含糊的回应，在床底下！她在床底下的刨花堆中睡得好香！
1971年春，我给蝉蝉编课本。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我用当天我家发生的琐碎事情，择其对儿童说来有兴趣者，编写一课，交给蝉蝉，叫她午后念读，读熟以后，照看抄写练字。每天我编一课，日积月累就成册了。第一册是《蝉蝉三字书》。第二册是《蝉蝉五字书》。两册书多少含有一些日记性质，从中可以窥见一点我们的家庭生活。摘录一些课文如下：
［2月15日］姐蝉蝉，弟鲲鲲，爸和妈，共四人。小家庭。［2月16日］外婆好，寄来钱，还有糖，溜溜圆，蜜蜜甜。［2月18日］吃泡菜，俭省钱。味道淡，添点盐。一大坛。［2月22日］蜂窝煤，眼眼多。请妈妈，煎馍馍。“油要多！”［2月23日］弯弯月，锯锯镰。我问你：“好久圆，照人间？”［2月25日］烂字纸，没人要。打开看，五斤票。蝉蝉笑。［2月27日］燕燕飞，草草绿。妈妈走，鲲不哭。我守屋。［3月5日］樱桃花，满树白。花花谢，果果结，红颜色。［3月13日］红桃花，到我家。树上开，瓶中插。像妈妈。［3月14日］妈妈病，流血多。没得钱，买补药，肿了脚。［3月16日］我读书。妈栽菜。鲲理发，马桶盖，头上戴。［4月3日］蝉蝉望樱桃。鲲鲲望批杷。爸爸门前望，天天望妈妈。［4月5日］清明天气好，鲲去幼儿园。横牛要不成，鼻子穿眼眼。［4月6日］鲲鲲小娃娃，逮个大青蛙。“快些放了我！我要找妈妈！”［4月8日］爸爸手脚笨，弄烂温水瓶。应该挨顿打，写他上本本。［4月15日］爸爸害了病，说话没精神，手足软绵绵，脑壳昏沉沉。［4月19日］爸爸挨一针，打的屁股墩。今后发个狠，永远不害瘟！［4月25日］小小小麻雀，一飞飞出窠。妈妈飞来找，又哭又唱歌。［4月26日］爸爸去成钢，电火照胸腔。结果没问题，赶快穿衣裳。［4月29日］虼蚤跳进屋，闻到六六六，吓得惊叫唤：“有人在放毒！”［5月6日］黄狗好伤心，颈上捆绳绳，五个小鸡儿，看到吃不成。［5月7日］尼姑么师父，样子像叔叔。听她说句话，原来是姆姆。
这些记实的顺口溜，蝉蝉照抄练字，便有邻家小孩走来围看，一边念一边笑。这些课文有情有趣，不像他们在小学校读的那些课文，死板枯燥。他们看了，回去告诉父母。这样就传到了居委会何主任耳朵里，再从他嘴巴里流出来，便成了“阶级敌人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新动向，赶快报告上峰。
何洁常常唱歌自娱，同时给儿女听，当然是关着门悄悄唱，她爱唱陕北的《蓝花花》和印度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宝贝》。儿女听熟了，都跟着她唱。她还爱领儿女唱北欧某国的一支儿歌。歌名已忘，只记得反复叠唱“好大的西北风呀吹在树林里”和一句“我们看见野猴和狐狸”。我听了就觉得置身雪野，寒风透骨，好荒凉，这世界！
何洁还唱传统川剧。《评雪》《归舟》《秋江》《长生殿》《三祭江》《三娘教子》这些只有我听，儿女不听。儿女要看有表演的。我和儿女坐在床上，看何洁演《窦驼子回门》。她佝偻看背脊，跛脚走路，边走边唱。鲲鲲乐得拍掌笑。蝉蝉尿都笑出来了。
22．两关派出所
还得退回到1968年去。这年春季，本镇革委会成立后，揪人斗人，到了高潮。一天黄昏，年轻木匠唐娃到家中来领我去揪斗。何洁向他求情，请他招呼不要打我。唐娃人好，从来不欺侮谁。他安慰何洁，说不会打我。我跟着他去了，在镇革委大门旁边，红工06纵队队部门外等着。会场内闹哄哄，所谓镇办福利事业各社的职工挤在里面。我当然是第一个被揪斗的。小李木匠举臂高呼：“现在！把特大号右派分子流沙河！揪出来！”门外两人各抓我的一臂，一下把我拖入会场，朝着毛主席像下面一推。我打一个踉跄，跌跪在地。然后给我挂黑牌于胸前，开始斗我。所谓斗，无非是要我站在长凳上把已经交代过多次的1957年《草木篇》反党啦之类的旧事再重复一遍罢了。一夜过关之后，第二夜起，我便在毛主席像下面坐着，看别人一个个被挂黑牌揪斗。斗毕，便来挨着我坐。我旁边坐的人逐夜增加，愈来愈多。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挂黑牌者大有“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之概，渐渐心安理得。倒是那些坐在下面的革命职工一个个提心吊胆，盯着小李木匠（他不时觑看手中的名单），深怕他举臂一呼把他们自己呼出来。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每夜散会，这些揪斗人员从颈脖上取了黑牌，挟在腋下，鼠窜而归。下次开会，还得夹来，自己挂上颈脖。黑牌上的字样就是小李木匠举臂的那一呼。黑牌有大有小，因人而走。我的最大，字样分行如诗：“特大号／右派分子／流沙河／余勋坦。”流沙河三个字大如人头。福利事业系统有二三十人被揪斗挂黑牌，编入揪斗人员学习班，每夜聚集在木器家具社内会场学习。
揪斗人员两次被押上街，挂着黑牌，恭立在高凳上，向赶场的往来行人交代所谓罪行。我站在大小东街拐角处示众。有几个青白江区的工人要我把《草木篇》交代出来。五首小诗，我背诵了两首。他们掏出笔记本，要我一字一句交代清楚，他们记录原文，包括标点符号。第二天有一群四川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骑车赶来，各携带笔记本，都是来记录《草木篇》的。后来上面就不要我示众交代了。
此后不久，本镇卷入武装攻打中江县的“继匪”即保守派继光兵团的内战。同巷一位小青年对我说：“这是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战争。那边有国民党的上校指挥作战。”这位小青年很天真，他同许多造反派战士一样，听信了这类无耻谣言。这次战役，本镇武装部队？？曰升？？尸两具而归。
1969年暮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被关入派出所内。在镇革委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陈道清负责审我。他冷笑着，引用《增广韵文》之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善化不足，恶化有余。”要我接受善化，不要铁了心；铁了心的结果将是被烧成灰烬。可我不知道他究竟要我交代什么。他连续四昼三夜不许我睡觉，叫我写交代，第四夜缓解了，叫我在派出所庭院内左边一个房间睡觉。上床脱袜，双脚已肿亮了。第五天深夜，同院的傅四先生被派来接我回家。当时关在那里，何洁给我送饭，送洗脸水，送烘笼，送香烟。回家不久，上面又把我隔离在木器家具社内月余，住在我结婚前住过的那间黑暗潮湿的土屋。某夜，我在那里听见街上放爆竹敲锣鼓庆贺党的九大。九大以后，隔离的禁令逐渐放松了，我又搬回家去。何洁告诉我，某日给我送饭，途经邻院楼下走廊，楼上的工人射尿淋她的头发和饭篮。人心被左家庄染黑了。夫妻相对无言，欲悲无泪。
二十周年国庆前夕，省公安厅一行四人，三男一女，驱吉普车，插警司三角小红旗，从成都驰来本镇派出所，他们先找何洁去审，然后从社内叫我去。两位公安人员坐在室内等我，此时何洁还在另一室内，尚未审毕。我心情报平静，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员，不像本镇的造反派那样毛手毛脚。
眇一眼的那位叫我坐下，逼脸看找，状权凌厉。我也同样逼脸看他，觉得他这一套精神战术全是形而上学。我死死盯住他的印堂穴，甚至做出很恨他的假象。五分钟后，他缓颊了，说：“你还不像邱原那样反动。”我也缓颊，收回了假仇恨。
“你知道邱原现在怎样了？”他问。
我说知道。前些日子何洁从邱原的妻那里已经知道邱原被捕。这位眇一眼的要我交代同邱原的关系。另一位伏案作记录。自信光明磊落，我便如实谈了文革前同邱原的友谊交往。十二年来，我与邱兄见面七次，没有什么不敢见人的事。审毕，我在口供记录上面郑重签字。我指出他误书“吟啸茶园”为“银笑茶园”——我与邱兄路遇，在此饮茶。遥远了，那是1959年的旧事了。
我与何洁一路回家吃午饭。他们有意让我们互相对一对口供，所以一个钟头以后又派人来家中叫我去派出所。我被关入后院右边的房间内，有人拿来纸笔，镇上的白头发向主任要我写交代。我把已记录的口供从语言变成文字，反正无聊，当写回忆录一样，共写出二万五千字。写完，又无聊了，便侦察另一张空床下的弃物。好呀，一本红皮的党的八大文件！1956年，作为机关干部学习文件，我读过这本书。现在被他们弃若敝屣了，这本书。什么党的方针路线，说推翻就推翻，一个人说了算。
向主任来谈话，暗示要我交代有关邱原拟叛逃方面的情况。我不相信邱兄策划什么叛逃。但我总算顿悟了，原来他们从成都赶来是为了追索这个。我那两万五千字显然不合他们的胃口。我对向主任说：“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他也不迫逼我。我不再写交代。我在心头写诗。定稿在脑子里，怕出去就忘了，我用我发明的缩语偷写在香烟盒纸背面，藏入衣袋。其中就有十三年后发表出来的《故园九咏》的几首。
日长无聊，听隔墙民家的锅碗声和说话声，仰望一角天宇，忧从中来。这样关下去，我用什么钱去买米呢！何洁带着孩子来看我，幸获允许。我问她这些日子靠什么生活，为什么送来的饭菜有肉食。她告诉我说，缝纫机卖了。
派出所关了大约二十天，深夜11点来人通知我立即回家。卷被盖时，我把空床底下的那一本八大文件也偷偷卷走了。我给自己壮胆，说：“不是我偷，是他们不要！”
走在街上，觉得眼前一切都很新鲜，似乎我已经关了很久很久了。回到人间，我很快活。何况向主任白天已经通知我，说隔离交代期间每日给我生活补助一元，这就更快活了。我真希望今后同公安机关多多打交道。我不怕公安，我只怕那两派和那两派的杂交种——革委会！他们把我，把所有“黑五类”，叫去修路，一修两月，分文不给！做不完的义务劳动，月月不下三日！他们不知道“黑五类”也是人，而人是要吃饭的！
走入余家大院，家家已入梦了。走入庭院，透过竹笆看见窗下厨房内一灯荧荧，何洁正在为我备夜饭。她在白天就被通知说我今夜要放回家了。
我把那本八大文件珍藏着。我对何洁说，“让后人知道，从前的中国共产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第二天去上班。岳社长说，这里没有我做的了，叫我去砖瓦社做砖。谁都知道，做砖比锯木更苦。我不敢有一个字的抗议，逆来顺受惯了。回家同何洁商量。何洁说：“做砖吧，我和你一起去做。”于是我去东门城墙废墟余家湾处，向砖瓦社张人秀社长报到。经过小学校背后，想起二十六年前我是这一家小学校的毕业班的优秀生。我和别的同学曾经在当时的城墙上，现在的双脚履践之处，打棋子牌赌钱。现在我还望得见毕业班教室的屋盖。如果让我进教室去，我还指得出我的座位所在。我记得曾老师讲国文课和钟老师画地图。人生是云，时间是风。啊，都吹散了。
23。做了砖又锯木
我与何洁做砖两月。我踩砖泥，她拌砖坯。时近腊月，寒气侵人。我用光脚在稀泥中反复蹂躏，踩块泥成糍泥，其冷可知。糍泥踩好，我用鍬堆垒成泥塔。所谓拌砖坯，就是从泥塔上割取一坨糍泥，在石板上搓揉成团，然后双手高高捧起，猛用力向下投入木制砖盒，刮平上面，取开砖盒，一个砖坯便做成了。拌砖坯的这个拌字，不是搅拌的拌，而是我在前面说的“猛用力向下投”。何洁小手细嫩，撒炭渣垫坯底，割泥，搓泥，拌泥，不到几天就？？俊皮？？裂了。使人吃惊的是做出一个砖坯工值只有五厘钱，也就是说，要做出二百个砖坯才能挣到一元钱。工值太低，只因为砖瓦社和木器家具社一样，也属镇办福利事业，镇政府要抽取管理费。福呀利呀乃是对镇政府而言，与劳动者无关，我们夫妻体力单薄，手艺生疏，两人劳累一日，共做出砖坯三百个，得工钱一元五角。还不要下雨才行，因为这里是露天的场地。
同做砖者都属本镇社会最下层，对我们夫妻都很好，不时给予指导。
砰砰的拌砖声送走了多灾多难的六十年代。做砖两月，渐渐摸上路了。命运突然转折，我家又被赶上山去。人还没走，户口已迁。1970年1月1日起，我们失去城镇居民身份，就连做砖也没有资格了。我们失业，在家坐待流徙。何时通知，何时就得搬家，到九十公里外的高山中去。那里只产红薯和玉米。这时候我开始教两岁零四个月的余鲲识字。他最早接触的是“高山有玉米”这五个字。
坐待通知期间，没有分文收入。何洁把家中的旧衣物拿到街旁地摊托人代卖。我抽经济牌香咽，每包七分。拖到三月下旬，得到通知：我们这一家又不上山下乡了，仍做城镇居民，这得感谢四川省文联人事科长，今已作古的李彬。金堂县革委提醒城厢镇革委说：“流沙河是省文联遣送回原籍的，你们得去征求省文联的同意。”镇革委叫人去征求同意。李彬不同意。她说：“流沙河已经从大城市下到镇上了，不能再下。”镇革委拧不过，只好把我家的户口迁回来。李彬一句话救了我全家。人就应该这样，还有权时，多做好事。
我又回到社内解锯木料。我的联手不再是罗师傅，而是张师傅了，他也一字不识，年龄也比我大，只是性格一点也不像罗师傅那样和气。他古怪得要命，可以拉一天锯不说一句话。说起话来又冷又硬。动辄鼓起眼睛恨人，大吼大叫。解匠老陈曾经同他联手，深尝其苦。老陈之言曰：“全世界死得只剩他和我两个人了，我是女的，情愿人类绝种，也不嫁给他！”他是个老鳏夫，从未有婚姻史。性格古怪，也许原因在此。他也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派啦那一派啦他都不沾。他对我很粗暴，但也并非出于政治歧视，只能说他涵养太差罢了。他对别的人也没有好脸色。我同他吵过架，不止两三次。他也向岳社长控告我，但他不想给我上纲到“阶级报复”“仇视革命群众”。他只是震着嗓子顿着脚，向岳社长忽然大吼一声：“岳头儿！他要×我妈呀！”便没有多余的巧言了。此外，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敢同掌墨的黄老师大吵大闹（罗师傅是不敢的）。如果黄老师待我们不公平，尽给些骨头叫我们啃，他就要去找他闹架。事涉我俩共同的饭碗，我怎能一刀切，责备他爱吵架呢。
张师傅有一回害痢疾，无人照料，我去侍候过他。他住在余家湾一个很偏僻的角落。他只有一间小室，有门无窗。吃、睡、屙、炊都在一室之内，能不生病？他的居住条件竟比我的还差！跨入他的小室，便有奇臭熏人。他躺在床上呻吟，无力回答我的问安。枕边放半碗水，苍蝇在碗沿爬。他已病了三天，脱水严重，致使颧骨高突，眼眶低陷。他同邻居关系又不好，都得罪完了，谁也不埋他。他不也劳动了一生吗！我心中好难受，想哭。可是一看见他那阴冷的表情，我就不好自作多情。我扶他上一辆架架车，拉他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病危，立即让他住入病房，输液抢救。我侍候他两个白天，没有听见他说一个谢字。他有一位师娘，也是女友，住在乡下。那女人是他已故师父的遗孀，有儿女一大群，要钱就来找他，病危就不来了。
我同张师傅联手近两年，没有一件趣事可供回忆。我一边拉锯一边瞟眼看廊柱上的日影——这是我的日晷。我在廊柱上用粉笔划出一些横线，恰似钟面的刻度盘。午后日影缘柱升爬，爬过那些横线。抬头瞟眼，我就能准确地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刻了，我同联手无话可谈，所以盼望日影快爬。
我给女儿编《三字书》《五字书》的那段时期，就是在同张师傅联手。那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成强弩之未，两关派出所，挂黑牌，流徙，部成旧梦，正好拼命干活。下班回家，也有闲情侍弄小园，栽花栽竹，喂鹅喂鸭，同儿女游戏了。门口石砌洗衣台前，何洁栽的曼陀罗和美人蕉也开花了，白白红红耀眼，向我家报平安。也就是这年的秋天，我听到林彪丧命的新闻，好痛快哟！左家庄终于闹内乱了！可是第二年又批他的“右”。这拙劣的玩艺儿叫人目笑。后来又说“黑五类”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这就更加叫人齿冷。也是顽习难改，我又继续写已中断的日记了。
1972年读了某文豪抬李白揍杜甫的文章后，我给何剑熏写了一封信骂这篇文章。何教授回赠我两首七律。我抄入日记本，烧掉他的原稿。日记本上，我还写了三四首诗，其一便是这年9月13日写的《周年祭》，祭惨死在狱中的邱兄的。十年后这首诗被收入《流沙河诗集》出版，改题为《M的周年祭》。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上面又来抄我的家。日记本抄去了。1979年金堂县公安局发还我日记本若干册，唯独这一册至今不还我，当时上面拿着这一册日记本整我，兼整何教授。省文史馆那年正想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一见这两首七律，便不摘了。殃及池鱼，对不起何教授。拿着我那首《周年祭》整我，乃是误会。上面看见那首诗是1972年9月13日写的，便说这是我在给林彪写祭文。上面的上面读得仔细些，看见那首诗明明有“画画谋生”“娇妻改嫁”之句，就不相信祭林彪的说法。事情传到省文联去，有人说得活灵活现。事涉我的清白，不得不辩如上。
24．不能拖死在一路
同张师傅联手两年，又同老陈联手。老陈年龄也比我大，但有文化，见多识广，为人正直，且对我极好。他原是城厢中学职员，六十年代初期被人诖误，戴上反革命帽子，弄到木器家具社来解锯木料。木匠白脸鸡负责监管他，对他很苛刻。有一次老陈被白脸鸡羞辱打骂，忍无可忍，愤然自卫反击，一拳打白脸鸡一个踉跄。他是想横了的，存心去坐班房。殊不知白脸鸡欺软怕硬，反而去派出所报告，说老陈改造得满不错。不久以后，老陈就摘帽了。白脸鸡也打过我。我气力小，体质弱，又乏少林之术，无法搬用老陈的宝贵经验。老陈同我联手，多所关照。他又很爱说笑，所以我们十分快活。可惜好景不长，1973年春，他去圆盘锯上解板子，我去做包装木箱，便分手了。
包装木箱是给本镇的四川钢锉厂做的，用于包装钢锉。木箱规格多种，有大箱有小箱还有扁箱。一只木箱，大的要钉一百六十多颗钉子，小的也要钉一百二十多颗。我钉木箱非常认真，绝不偷工减料，质量比别人的好。我的木箱送到厂方，一贯免检。钢锉厂负责收验木箱的人姓张名国靖，原是上海的一个小业主。我们背后叫他“英国人”，因为他身躯挺直，鼻尖微钩，办事又很认真。“英国人”后来指定由我一人包揽做箱。同拉大锯相比，做包装木箱松活多了。解圆盘锯的老陈负责供应我每日所需的木板子，从不让我停工待料。遗憾的是钢锉厂用不了那么多木箱，“英国人”多次来叫停做。这样就使我月月半失业，生活日趋困苦。1974年秋，曾有二十天我家只用去四元多钱，其俭省可知矣，一连三年，拖欠房租。我家常靠借贷度日，顿顿只吃泡菜。营养极差，我与何洁多次大病。蝉蝉较好，她早已回成都投外婆去了。鲲鲲在家，虽入小学，但也无法专心读书，因为他要帮我做包装木箱的档头。他也月月害病，不是感冒，就是腹痛。
生活这样困苦，祸源就在我头上的这顶帽子。何洁1974年在温江县找到临时工作，还出差去上海，顺便看望巴金伯伯，受他之托，回成都时又看望了沙汀伯伯。可是后来临时工作又出脱了，原因多半是她的丈夫是个“大右派”。后来又到外地两个县川剧团糊口，可是都搞不长。当官的一旦知悉她的丈夫是我，便将她婉拒了。“夫妻总不能拖死在一路吧！”有一天我说。于是我们商商量量做了一件当时看来似乎很聪明，后来使我们悔恨不已的蠢事——决定离婚。这个决定是在1974年6月下旬做出的。何洁说：“将来日子稍微好点，我们就团圆吧。”于是我和她一路去找镇革委，又去找城厢区人民法庭。得到的有声回答是“这类事不属我们管”，无声回答是“你们在演戏”。我替何洁写一份离婚申请书底稿，由她抄誊另纸，并由她单独出面，于1974年7月6日去找城厢区革委，递交上去。上面回答：“等我们了解一下，研究一下。”既然要闹离婚，就不能住在一起，何洁当天下午回成都娘家去。当时我家只有十三元钱，而我又在病中。我只给她三元做来回的车费。我要哭，又忍住了。何洁忍不住，伤心哭了。我送她出房门，她在庭院角的花椒树旁站着阴哭很久，擦干泪水后，才低头急走了。
在成都等了一个月后，何洁回家，又单独去找区革委。上面回答：“这是个特殊问题，我们作不了主。你还是去找区法庭吧。”听得出来这是推口话。住了两天，她只好又走了。
就这祥，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半年内约五次，无任何能离脱的迹象。是年12月，何洁又回来。我们又商量，说得烦了，吵起架来。这半年内，我几乎每月病一场。社内来通知，有箱箱钉了，我便抱病去做。做不了几天，又完了，只好回来。何洁住在娘家，也不愉快，常和岳母吵架。她便去投她姐姐，给姐姐带娃娃。
跨入1975年，我们商量决定，婚还得离。是年2月28日何洁去赵镇找金堂县革委，仍然不得要领。她是在这前一天从成都回来的，住同巷满满家。夜深人静后，她悄悄走回家来看我。夫妻抱头小声痫哭，因为前途看不见半点光阴，鲲鲲早已睡熟。我听见他在说梦话：“I work！”（我做工）“Cake！”（糕饼）“Sweet potato！”（红薯）何洁不愿叫醒他，只轻轻亲他。亲了又哭，哭了又亲。她没有钱，这次深夜回家，只给鲲鲲带了三个冷馒头。她上次托满满给我带来十元，我一直舍不得用掉，这时候摸出来退给她。她哭着责备我不该这样和她生分。她说她只要一元便够明晨乘车去县上。结果是平半分，退她五元，我留五元。结婚以来，我们也多次吵过架，但没有一次是为了钱。她从破书柜里找了几件换洗的衣裳，便到满满家去了。第二天上午，鲲鲲听同院的小孩说昨夜妈妈回来过，他便回屋侦察。发现地上丢了许多烟蒂，他知道我是不丢烟蒂的，我总是存着烟蒂，剥出烟丝，用来吸竹水烟袋，所以他认定妈妈昨夜回来了。我说：“我昨晚上睡不着，抽了许多烟。”他才罢了，中午吃馒头，我说：“这是满满孃孃给你的。”他毕竟是小孩，容易被骗。他不知道昨夜妈妈为他流了那么多泪水。是年6月1日我们还在商量离婚，决定变换方式进行。于是我写一份离婚申请书，由我单独出面去找派出所。上面又推了，说这不该他们管。我们闹离婚闹了一个对年，就这样毫无半点能离脱的希望。何洁烦躁地说。“算了算了。还是拖死在一路吧。”25。 国难来了又去了
经过夫妻别离，经过半失业，经过疾病，经过日记本上长长的债务清单，经过司马迁《史记》的两读，我跨入难忘的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拼命钉箱，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只包装木箱，挣来整整三元。一月份我破记录，挣来五十一元五角。要多挣几个钱准备买过年货，我撬开室内的地板，挖出从室外窜入的药瓜根六十多斤，送到药材站，卖了七元多，为了不让全家拖死，惭愧啊惭愧，我已无暇留心国家大事。直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群众为周总理开追悼大会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们静默无哗列队走向公园，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时，我才想起国难当头，从而萌发自责之意。可是我能为祖国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窗口对面的那一对造反派夫妇，为了他们栽的一株价值一分钱的桉树苗被别人折断了，两次打我。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两个耳光。第二次是其妇姓赵的揪住我的衣领打我。这两次我都是一手未还。其妇打了我，又去打九岁的鲲鲲。打了，她还投大石入厨房，砸破我家水缸。别以为这都是十家院坝里的无聊纠纷，都是莽夫泼妇的逞凶耍横，可以海量涵之。不，这里面有政治——周恩来死了，邓小平霉了，造反派要翻起来了，其夫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东街印刷厂的大印，其妇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厂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夺回手了，所以他和她的气焰就高张起来，敢于出手打我了。他们这样打我，促使我改变了想法：“现在是国难家灾两当头。”
又不久，在报上读到天安门事件，我又挨到一顿触及灵魂的打，比触及皮肉的打更凶狠。4月8日之夜，那一对造反派夫妇把他们家中的收音机调到极限音量，向庭院其余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声传送邓小平被撤职的决定。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掌声和鸱鸮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声，这促使我再一次改变想法：“还是国难当头！”
我不能说那时候我憎恨四人帮。那时候我尚未听说过四人帮三个字，从何恨起。我只能说，我恨文革，从开始我就恨。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苍的两派。一想起我在故乡亲眼看见的那两派如何争宠，如何标榜只有他们自己这派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嫡系真传，我就感到肉廊。一想起那两派如何整我，整善良的百姓，整正派的官员，整他们自己这一派的对立面派，我就感到血热。我恨义革，顺理成章地我爱民主、自由、法制，我爱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恨文革的两派，顺理成章地我爱那些被文革的两派所共同切齿的所共同迫害的所有的好人。
鸱鸮夜啼之后的第六日，沈序福来家中看我，他是做小工出身，在困境中自学成才的英语教师，二十多岁，我叫他Teacher沈，他在成都工作，有老家在城厢镇南门外乡间。过去他来我家，我总向他请教英语。这次他来看我，告诉我天安门事件真相，使我激动不已。从他口中，我获悉北京的大学生要求清算左倾错误，从1957年清算起。这一段话，也许是考虑到“墙有耳”吧，Teacher沈是用英语对我讲的。from nineteen fifty seven（“从1957”）这一句他重复说了两次，面带笑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没有任何人，除了我的妻子，对我讲过这样的话。真是“好言一句三冬暖”啊！到那时为止，我已被孤立整整二十年，成了井底之蛙，我不了解天有多大，云有多美，我不了解中华民族复兴希望之所在的那些年轻人，包括我面前的沈老师。现在我开始了解了。“国难当头也不可怕！”我想。
这一天沈老师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女人怎样打鲲鲲。沈老师站在房间门口，质问那个女人。我把沈老师劝住了。我怕那个女人去告沈老师“和大右派勾结”，将不利于没有背景的沈老师。
五个月后，毛主席逝世时，我也正在拼命钉箱。当天下午4点，社内的大喇叭播送讣告。我暂停手中的钉锤，侧耳倾听。听毕，只有一个想法：“他从此失去改正错误的可能性了，永远地。”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到本镇引起普遍喜悦，以情理推测之，该有些人惊慑忧愤，不过我没看见。10月26日晚上，本镇各单位职工，手持竹筒，灌煤油点燃，高举火炬游行，欢庆四凶落网。鲲鲲去看热闹，岳社长牵着他，带他跟着游行。我为此很感激岳社长。
“继续批邓”作为第一章，历史翻开“华国锋时代”。 1976年底，我已听到一个现代民间传说。说邓伯伯来成都游杜甫草堂，被游人发现，报以掌声。邓伯伯含笑挥手答谢说：“继续批邓，继续批邓。”这个传说富有我蜀人的幽默感。我听了没有笑，却差点哭起来，当然不是悲哀。
26．闹地震
不要感叹人间的不公平。文革十年，毕竟公平过一次，那就是闹地震。地震风声一紧，本镇全民皆闹。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8月6日闻说成都已经闹得如沸如羹，我们这里岂能不闹。官员和百姓，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红五类”和“黑五类”，造反派和保守派，所谓左派和所谓右派，从这天起，全部心慌意乱，坐不住了。这不是挺公平吗？
迄至8月6日这夭，我已失业半月（七月份我的工资只有二十二元五角），日日在家为鲲鲲编英语课本。黄昏时候，总是带着鲲鲲和堂妹余勋绵的两个儿子——旭旭和阳阳，去西门外罗家碾河边水浅处，教他们游泳。就是8月6日这天黄昏，我都还带他们去游了。看来我好像还能稳得起。可是到了晚上，想起这天黄昏在河边看见的一具死尸，便从水淹死联想到房屋震塌压死，从别人的死联想到自己的死，就再也稳不起了。这天晚上写日记，我埋怨“洁也不回来看看”我和儿子。“如果一旦不幸来临，也算彼此见了最后一面。”这时候才想起我家尚未采取防震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对鲲鲲说：“睡觉警醒些！一有响动，赶快往床底下滚！”他说：“房子垮下来打坏我们的家具，那才可惜哟！”儿童的想法确实可笑，他以为房屋震塌只打家具不打人。难怪他这几天一说起闹地震就很兴奋，惊险有趣嘛。
第二天看见余柏奎老侄率其子女和段老师从住房内搬床到大院坝中间来了。余家大院内还有几家人也在往大院坝中间搬。我总觉得睡在院坝中间就像在办展览，有些不雅，所以不愿意往这里搬。这天晚上，我在床底下放一张塑料布，以便在必要时滚进去。捏着鼻子哄眼睛，也算采取了防震措施。
又过几天，在连续失业二十日之后，又有包装木箱做了，我赶快去上班。这天是8月11日。我在木器家具社后院从前拉大锯架马处，挥动钉锤，乒啉乓咙，在我的工作台上钉起箱来。埋头做了许久，才注意到后院的几间木工房的人都逃走了，只有旁院做棺材的彭师傅还在。他衔着叶子烟袋走来，笑嘻嘻地说：“嗨！你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原来地震风声这几天更紧了。镇革委早已通知所有居民（这又是平等的）：12日、17日、21日这三天有可能发生地震。我何尝不知道有危险，可是人要吃饭呀。我问：“彭师傅，你为啥不去躲？”他稀开牙巴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活着有个×意思。打死算×。”六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过是病死而不是打死。
第二天就是12日，我仍然去上班，但把鲲鲲留在家中。父子俩分开，总能活一个出来，不会死在一起，这天深夜，写日记如下。
整日钉箱。
晚上到处空气紧张。许多人在逃了。隔墙楼上的工人宿舍似已逃空，家家窗口墨黑。他们都在坝子里搭棚睡。他们的命比我们的命值价些。钢锉厂的上海人已有逃回上海去了的。
对面住的恶邻造反派夫妇平时盛气凌人，此时全家惊惶失措，大喊大叫，跑进跑出。
更可笑者同院某胖婆竟将锅碗之类全搬到院坝中间地上放着。又抬方桌到院坝中间，全家五口钻入桌子下面，挤在一起端坐，如儿童扮姑姑筵然。大凡此类怕死之辈都甚愚昧，平日心肠不好，整人害人，所以现在怕老天爷惩罚他们。他们迷信因果报应，所以万分惊惶，如恶邻夫妇之所表现者。
风声紧急，我本也该惊惶一下。可是看见他们如此惊惶，便决意不要惊惶了。
传说唐山死去百分之八十。我们这里将来不知怎样。但愿少一些。最好大难化小，小难化无，平安无事，一场虚惊。一想到一片瓦砾场，满街倒房塌屋，到处闻到尸臭，便今人心悸。何况人愈穷，死亡的可能性愈大。所以还是不震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