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是星期日，我从台北球场打球回来，9点钟参加在台塑大楼举行的一个文书管理座谈会，在会上我曾经强调精神劳动的重要。精神劳动必须从体力劳动连接下来，才能产生力量，所以在精神劳动之前，先要有健康的体格，先要懂事，才能谈到文书写作。
那天，公司总务单位几位主办文书的同仁，以为文书人员只要毛笔字顶呱呱，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了。这是错误的，文章要有内容，有骨头，这才是基本的。
所谓“有骨头”，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的，可以从字里行间显现出来，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必须了解文书流程上的每一个点，每一个关键，然后才可以写出真正有思想的文章，把目的正确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些营业方面的人员，处理事情实在太糟糕，客户来信，写得很好，我们的营业人员却不懂得如何回信，就是勉强回了，写得也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英文写不好，是培养不够，尚有话说，但中文写不出来则太不应该。我说中文写不出来，并非指文章不好，问题是对于实情不了解，不能深入挖掘问题，了解得不透彻，表达时自然辞不达意，重点不明，主题含混，文章没有内容，没有骨头。
我们有好多买卖契约，总是盲目抄袭别人的格式，却没有自己的构想、思想和目的，自己应该有个主张，因为主权操之在我。可是，有主权却又为人左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契约盖了章以后发生问题，仍然不自觉，仍然无所知。因为契约是抄袭来的，没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我一再强调精神劳动的重要，必须从基本的工作学习，亲自去摸，去求了解，这种实事求是、剑及履及的做法，可以增长见识，累积经验，用脑筋去想，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俗话说：“一理通，万理澈。”道理只有一个，做事的精神也只有一样，吃苦、勤勉、认真学习、追求目的，体力劳动促进体魄的健康，同时也养成了精神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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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王永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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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工厂管理，对于环境整理，应该特别注意。
如果一个工厂的环境整理得非常干净，可以相信的，它的产品品质一定非常良好，生产成本也一定有合理的节省。因为能够知道整理、整顿的重要，那么必定有一套完整的改善计划，对于事务流程上的每一个关键，必定会深入探讨，求得全盘了解，如此全部考虑过，全部研究过，一点一点的改善工作，也都记录下来。这样，我们也就可以保证这个工厂的每一分子，必定是非常懂事的，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
基本整理工作最重要
如果一个工厂，从未用心去整理整顿，环境乱七八糟，品质一定欠佳，成本一定偏高，这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头脑清楚的人一定不多，大概就是垮台的前兆了。
譬如说，一个乡下人，如果他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井然有序，一定有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他在河边所种植的菜园，也必定一个菜圃一个菜圃整理得很好。如果家里乱七八糟毫无整理，一定是不美满，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他要种菜的话，也不要去期待有蔬菜可以吃了。所以，如果到一个家庭去访问，我们绝对不是看他的房子多么漂亮，而是看他家庭环境有没有整理，是不是干净。
至于个人，看他以往读过的课本，过去留下来的文件，没有整理的话，脑筋一定是糊里糊涂的。
一个人的成败，由其本身整理工作的好坏，可以看出端倪来。
要测定同仁是否精明干练，只要检查他本身的整理工作如何，就可以判断七八成了。基本整理工作做不好，是非常可怕的，一纸文件摆在那里积压很久，失去效力，问题也就跟着发生了。要做好整理工作，必须先要懂得重点分析，作ABC分类。一定要脑筋清楚，用脑筋去整理，C类太多，把它去掉，留下A类和B类就可以了。
现时大家都在强调经营分析或成本控制，可是它已流于纸上作业，无法作为追根究底、检讨问题症结的参考资料。
大部分的所谓经营分析或成本控制，仅是在所谓收益力、商品开发力、销售力、生产力或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或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几个科目下，玩弄数字或现实比率的高低而已。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根本就没有抓到，要解决问题就更谈不上了。
所谓经营分析也好，成本控制也好，必须就前面所说的关键着手探讨加以分析，这个分析工作，应该要追根究底，深入了解问题，才能谈到解决问题。其实，这种分析工作是简单的，有基础最好，没有基础也没关系，半年一次，只要把变动成本——例如工厂所用的各种物料：包括扫帚、破布、手套等，全部逐条检讨。
例如从1月到6月，3月用的数量最低，用了100个单位，6月用的数量最高，用了200个单位，这样合理吗？应该加以研讨。能否改善到最低只用60个单位，最高不超过80个单位？这是必须考虑的。
如果手套要汰旧换新，是否考虑到把左右手换过来还可以用？其他诸如此类，有待改善的事例非常多，如果能够这样一项一项逐条检讨的话，所谓经营分析或成本控制，一定做得很好，同时也只有这样做才有意义，才不致流于形式。要吃过苦头、流过汗水的人，才懂得运用他的脑力去追求目的，必须从基层工作做起，才能有真正深切的了解，才能把握问题点，进而解决它。
学习小贩的生意经
相信各位都有这个经验：半夜三更听见卖鱼丸汤、肉丸、粽子的小贩。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路叫卖过来，及至由附近经过，又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仍然可以听见他嘹亮的叫卖声。很少听见有人光顾时，说卖鱼丸汤的请你过来，或说卖粽子的你来吧！可是这些小贩还是一样沿街叫卖过去，不辞辛苦，没有劳怨。
如果有人很粗鲁的叫喊：“烧肉粽！过来！”或：“鱼丸汤！来！”试想，如果我们的营业人员粗声粗气的说：“你马上来！”我们总会觉得他太没有礼貌，而在心里觉得不高兴。可是卖粽子的小贩绝不会有这些感觉，他仍然会很快的回答：“我马上来！”或说：“来了！来了！”声音非常柔和可爱。
为什么那些风雨无阻、沿街叫卖的小贩，不觉得客人的粗鲁和不礼貌？仍然以温柔的声音做他的生意呢？因为沿街叫卖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有人来光顾，当然要高兴了。这是做生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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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王永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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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营业人员，如果都能有这份认识，他的推销工作不知要愉快多少倍！每个人做事如果都能有这份胸怀，他的工作不知会何等的成功！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些小地方，来比较一下自己的处境，我们就会一方面满足于既有，一方面激励自我更进一步。
有一天中午，美国《幸福杂志》记者来访，我也曾经和他谈起“满足感”的问题，他也非常同意我的看法。
4月底，我曾在纽约的超级市场里，看到很多挂牌销售的肥鸡，最贵的标价才二元，折合新台币等于80元一只，如果我以美国的工资水准来说，一只最贵的肥鸡，不过是新台币8元而已。
又有一次我和黄教授在休斯敦一起打球，花了两元五毛钱，如果以美国的工资水准来说，也是相当便宜的，大家都可以玩得起的。在休斯敦市内，像这样的球场有12处之多，从住处到球场，5分钟可到，非常方便。
仅这两个例子，即可看出美国人的生活是多么富裕。
美国的管理科学是举世无双的，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居于领导地位。日本今天的经济发展，其管理技术完全学自美国，现在的生产效率，与15年前相比，增加了10倍，但是仍然赶不上美国。美国人民在物质上非常享福，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养尊处优惯了，再没有当年开拓西部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劳动吃苦，不懂比下有余的满足感；追求物质享受，这份享乐不是自身流血流汗换来的，当然不知爱惜，不知感谢，不知创业维艰，不知守成不易，如此，精神逐渐腐化、堕落，吃不了苦，受不得困，失去奋斗的意志，久而久之，自然日趋衰败，这番道理，对于个人而言也是一样。
前面所说的满足感，并不是指安于现状的保守态度，是比较苦乐之后的发奋图强；人类由于进取心使然，造成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即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竞争，不是嫉妒忌害，是和谐互助，要生存发展，必须有竞争，必须不怕竞争，一个人如果怕竞争，将来一定要吃亏，要落伍，要失败。
总而言之，以上说得那么多，主要是要各位了解劳动的意义，了解吃苦的道理，改变过去错误的观念，磨练意志，健全精神，苦干进取，这样，自然会敬业，工作愉快，才是生存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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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任正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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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任正非
我的父亲母亲
20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评论，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多亿，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心灵之约篇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4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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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任正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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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是时，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7·7”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7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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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任正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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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7个，加上父母共9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5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7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3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3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役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3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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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任正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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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3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对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销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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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任正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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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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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李嘉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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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嘉诚，生于1928年，广东潮州人。香港著名的塑胶商、房地产巨商，杰出的世纪企业家。从开办塑胶公司到投资房地产业，目前又将视野投向信息产业，成为移动电话大王。从70年代至今，他已捐出28亿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的变迁。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坐标完全不同。——李嘉诚
奉献的艺术
多谢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于这些支持、鼓励，我内心是感激的。很多时候传媒访问我，都会问及如何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实我很害怕被人这样定位。我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
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也许，最关键的成功方法就是寻找到导航人生的坐标。没有原则的人，会飘流不定，有正确的坐标，我们做什么角色都可以保持真我，挥洒自如，有不同程度的成就，活得更快乐更精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士农工商”社会等级的概念，深深扎根在中国人传统思想内。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意。他们负面看待商人的经济推动力，在制度上，各种有欠公允的法令，历代层出不穷，把司马迁《货殖列传》所形容，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资源互通有无、理性客观的风险意识、资本运作技巧、生生不息的创意贡献等正面的评价，曲解为唯利是图的表征，贬为“无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唯利主义者。当然，在商人的行列里，也有满脑袋只知道赚钱，不惜在道德上有所亏欠，干出恶劣行为的人。他们伤害到企业本身及整个行业的形象。也有一些企业钻营于道德标准和法律尺度中的灰色地带。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
心灵之约篇
从小我就很喜欢听故事，从别人的生活，得到启发。当然，不单是名人或历史人物，四周的各人、各事，言行举止，都是如此。在商言商，有些时候，更会有带来巨利的机会。洛克菲勒（Rockefeller）与擦鞋童的故事，大家都听过：1929年，华尔街股灾前，一个擦鞋童也想给Rockefelle炒卖股票的秘密消息，Rockefeller听后，马上领悟到股票市场过热，是离场的时候，他立刻将股票兑现，躲过股灾。
范蠡一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尽了当时社会制度的缺憾，大家都忘不了他这句话。范蠡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第一人，他曾拜计然为师，研习治国方略，博学多才，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他有谋略，有渊博及系统化的经济思维，他的经济智慧为他赢得巨大的财富。现代经济学很多供求机制的理论，我国历史早有记载。范蠡的“积著之理”研究商品过足或短缺的情况，说出物价涨跌的道理。怎样抓住时机，货物和现金流的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生生不息。
范蠡的“计然之术”，还试图从物质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水平起落波动的根据；其“待乏”原则则阐明了如何预计需求变化并作出反应。他主张平价出售粮食，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使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才是治国之道，更提出了国家积极调控经济的方略。
“旱时，要备船以待涝；涝时，要备车以待旱”。强调人们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运用和把握客观规律，应用在变化万千的经济现象之中。
我觉得范蠡一生可算无憾，有文种这样知心相重的朋友；有共度艰难，共度辰光的西施为伴侣，最重要的是，有智慧守候他的终生。我相信他是快乐的，因为他清楚知道在不同时候，自己要担当什么角色，而且都这样出色，这么诚恳有节。勾践败国，范蠡侍于身后，不被夫差力邀招揽所动；范蠡助勾践复国后，又看透时局，离越赴齐，变名更姓为夷子皮。他与儿子们耕作于海边，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多久，产业竟然达数十万钱。
齐国的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相信“久受尊名，终不是什么好事”，他散其家财，分给亲友乡邻，然后怀带少数财物，离开齐到了陶，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陶朱公。他继续从商，每日买贱卖贵，没过多久，又积聚资财巨万，成了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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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李嘉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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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老死于陶。一生三次迁徙，皆有英名。书中没有记载范蠡终归是否无憾。我们的中国心有很多包袱，自我概念未能完善发展。范蠡没有日记，没有回忆录；只有他行动的记录，故无法分析他的心态。他历尽艰辛协助勾践复国，又看透勾践不仁不义的性格，他建立制度，却又害怕制度；他雄才伟略，但又厌倦社会的争辩和无理；他成就伟大，却深刻体会到世间上最强最有杀伤力的情绪是嫉妒，范蠡为什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抗拒（不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抗拒）？
说完我国著名历史人物范蠡，我想谈一谈一个美国的伟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他墓碑上只简单刻上“富兰克林，印刷工人”的字。他是以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科学家、商家、发明家和音乐家，闻名于世，像他这样在各方面都展现卓越才能的人是少见的。
富兰克林，1706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一直努力弥补这一遗憾，完全是靠自学获得了广泛的知识。他12岁当印刷学徒，1730年接办宾州公报，他著作的《可怜李察的日记》一纸风行，成为除《圣经》外最畅销的书，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
富兰克林不单有超越年龄的智慧，更对别人关心，有健全的思维，他对公共事业的热心和能力，更赢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富兰克林曾经立下志愿，凡是对公众有益的事情，不管多困难，他都要努力承担。自1748年始，他开展了不同的公共项目，包括建立图书馆、学校、医院等。
做好事、做好人是驱动富兰克林终生的核心思想，他极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均有益于社会，有用于社会，身体力行为后人谋取幸福。
他名成利就后，从未忘记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增值的方法，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的文章内，他的名句“Timeismoney,creditismoney”，将时间和诚信作为能生钱可量化的投资；在《财富之路》一文内，富兰克林清楚简单地说明，勤奋、小心、俭朴、稳健是致富之核心态度。
勤奋为他带来财富，俭朴让他保存产业。富兰克林13个人生信条他都写得简明扼要：“节制、缄默、秩序、决心、节俭、勤勉、真诚、正义、中庸、清洁、平静、贞节、谦逊”都是年轻人的座右铭。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出使法国，赢得法国对美国的同情与支持。独立后，制宪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更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是众望所归，但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富兰克林坚持留给制宪会议的绝非是名誉高位，而是胸襟、智慧和爱国精神。
1790年，这位为教育、科学和公务献出了自己一生的人，平静地与世长辞。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美国人民称他为“伟大的公民”，历代世人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人类历史丰碑上永远会铭刻富兰克林的名字。范蠡和富兰克林，两个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放在一起说好像互不相干，然而，他们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的变迁。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坐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就如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但方法成果有天渊之别；范蠡赠给邻居，富兰克林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buiding）,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有能力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有奉献心的人才可以带动社会进步。
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经历中国历史前所未见的制度工程，努力建设持续开放及法治的社会，拥抱经济动力和健康自我概念的发展，尽管未尽完善，亦不必像范蠡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价值观，只能以“无我”为外衣，追求“自我”，今日我们可以像富兰克林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在今天，停滞的思想模式已变得不合时宜，这不是弃旧立新，采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而是要使中国文化更适用于层次多元的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懂得比较历史，观察现在和梦想未来。从商的人，应更积极、更努力、更自律，建立公平公正、有道德感、自重和守法精神的社会，才可以为稳定、自由的原则赋予真正的意义。虽然没有人要求我们，我们自己要愿意发挥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为自己、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和机会，大家可以各适其所。最近我看到一段故事《三等车票》：在印度，一位善心的富孀，临终遗愿要将她的金钱留给同村的贫困小孩分批搭乘三等火车，让他们有机会见识自己的国家，增长知识之余，更可体会世界的转变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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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李嘉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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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种思想，成就行为；栽种行为，成就习惯；栽种习惯，成就性格；栽种性格，成就命运”。这不知道是谁说的话，但我觉得适用于个人和国家。我最近常常对人说，我有了第三个儿子，朋友们听说后都一脸不好意思地恭喜我。我是很高兴，不仅我爱他，我的儿子也将爱他，我的孙儿也将爱他。我的基金会就是我第三个儿子。过去六十多年的工作，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创立的一定能继续发扬；我希望，财富的能力可有系统地发挥。我们要同心协力，积极、真心、决心，在这个世上撒播最好的种子，并肩建立一个较平等及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亦为经济、教育及医疗作出贡献；希望大家抱慷慨宽容的胸怀，打造奉献的文化，实现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目标，为我们心爱的民族和人类创造繁荣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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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吴士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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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后，用一个钟头好好梳洗，好好享受微风吹来玫瑰花香、或者小雨飘洒在天台的玻璃屋顶的美妙。——吴士宏
感恩
好久了，我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已经太久了。
这段时间里，我接到了那么多朋友的问候，一阵又一阵的感动和心酸，使我无法忘怀。今天我以这样的形式出来，算是给自己一个适当的台阶，让自己可以从容地出场。
阿Sam，感谢你每周准时的一个Email，虽然我一封也没回，但其实我一封不漏地收到了。
Judy，感谢你给我挡回去无数的暗箭，你自己给搞得遍体鳞伤，但却保住了我的美丽和完整。
Kiki,每当我对自己灰心失望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给我的鲜花和赞美，你说，这世上没有一个女人有我这样的芳香和智慧，只要我愿意，你就会让自己怀抱里的所有女人走开，腾出自己的怀抱来给我。是真的吗？
Tony，只有你是最了解我的，我逃离TCL的时候，你握住我的手所说的话，是对我最大的理解。尤其是那句，“毕竟是女人，你永远都没办法跟他们斗的。还是做回你的小女人吧，何苦在这个残酷的战场厮杀呢？”说得入骨极致。
好了，说了那么多别人，下面该说说自己了。
我很好！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每天早晨，睡到阳光晃眼才懒洋洋地起床，闻着他睡过的床上那男人特有的味道，感受被人爱、被人拥有的欢乐……这时候，勤快的小保姆lolo已经准备好了甜甜的早餐。
起床后，用一个钟头好好梳洗，好好享受微风吹来玫瑰花香、或者小雨飘洒在天台的玻璃屋顶的美妙。
接下来的两个钟头是我的“工作时间”，我会静静地坐在工作室里，整理“战斗历程”中留下来的点点、片片……自己这么丰富而精彩的经历，以写实的手法将冲锋陷阵的点滴记录下来，实在值得好好回味。写了许多片段，但我不准备发表。
心灵之约篇
接下来是午餐时间。我一般都吃得很少，毕竟自己的身体在发福（其实我发福好多年了），虽然他一再说他喜欢丰满成熟的女人，但我可不敢掉以轻心。
吃完午饭，我到下面的后花园干活。小松鼠小兔子都是我挚爱的小精灵，玫瑰园是我灵魂的伊甸园。喂喂小动物、拔拔杂草，在这里我是王后，是这个王国里的王后。
4点钟，是我的健康操时间。每天我都坚持着做健身操、跳健身舞，当我刚开始的时候简直没有办法忍受，僵硬的四肢好像比俱乐部里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还要不灵活，笨重的身体完全没有力量，在每节操只做了1/10时就瘫在那里。是Dave让我乐此不疲地坚持下去，我要让已不年轻的身体柔软、富有弹性，要让他不仅欣赏我的内心，也爱我的身体。当我坚持了半年以后，奇迹出现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脸上身上的肌肤焕发出一种圣洁的魅力（嘿嘿，不好意思自夸了，其实这句话是他说的）。可以说，是健身舞让我找到做女人的快感。（想起池莉“有了快感你就喊”，我真该喊出来！）
再往后就是最美妙的晚上时间了，也是我每天生活的目的，原谅我不能一一述说我的生活细节，我怕遭人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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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张宝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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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宝全，生于1957年，江苏镇江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经商开发地产。现任今典集团董事长。
谨以此文，写给正在消失的天水，写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天水一样的古城，写给因为我们的原因正在消失的“忠诚的过去”。——张宝全
小城挽歌
不久前去了一趟甘肃的兰州和天水，感触颇深，一直想动笔写点什么。我的英文并不太好，但不知为什么，准备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首英文歌名忽然跃入脑海——《ToTheFaithfulDeparted》。有人告诉我这首歌的中文名字是《献给死去的虔诚信徒》，但直接翻译是“献给忠诚的过去”。触动我的就是这句话：献给忠诚的过去。
是的，我们拥有过去，而过去总是“忠诚”的，直到我们不再“忠诚”于它们，直到因为我们的缘故，“过去”消失了。也许更贴切的说法是，献给因我们而消失的忠诚的过去。
兰州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没有质感和生命力的“现代化城市”，已经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辨识特征，而被一种“廉价”的、千篇一律的现代所淹没。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兰州，中国有太多的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患上了“失语症”，失去了属于自己的面孔。
从兰州到天水，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因为积雪和堵车我们在路上耽误了7个小时，正在有点不耐烦的时候，天水古城跃入眼帘。
提起天水，很多人的印象是麦积山、羲皇庙这些古迹。1991年我去过一趟天水，山脚下远远的一线干土墙，多年土坯的老黄色，古色古香的屋顶衬着微绿的老树、成片的油菜花，这些才是我印象中的天水城。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不知多少人从我这个位置遥望过天水城的影子，从古老的黄土路上、从驴背上、从马车中……天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我相信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那些来到天水的人们，在这里遥望时的感觉和我现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然朝代更替、建筑形式演进、房子更是倒了一茬盖了一茬，但这种变化是沉积式的，是缓慢而渐进的，是悄悄渗透融合，让人无法察觉的。
心灵之约篇
这就是一个城市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也是城市真正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因为有着“忠诚的过去”。
但这一次我走进天水的时候，这些印象都不复存在了。
我们被安排在天水市中心的阳光酒店，据说是天水最好的酒店，很“现代”、很“高级”，和一般大城市里现代的高级酒店没有什么区别。酒店外面有一个“阳光广场”和“阳光一条街”，据介绍是天水最繁华的商业街。吃完晚饭之后，我到街上转了一圈，像所有生搬硬套不知所云的“中国民居”一样，居然在这里看到了福建的马头墙，看到了只有南方才有的二层游廊。这些都是不应该在天水这个西部小城中看到的建筑形式，偏偏它们就在这里，生硬地矗立在麦积山和西部又高又阔的天空下，散发着虚伪的气息。
陪我同行的有《兰州晚报》的记者小牛和天水蓝天地产的司机师傅小郭。小郭是天水人，我问他这条老街原来是什么样子，他说这里曾经是天水最热闹的老街，后来要盖商业街，就把老房子全拆了。
天色已晚，我们约好了明早去寻找天水老街，寻找真正的天水古城。那个晚上我在网上查看天水的资料，了解到天水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是甘肃的小江南。以前天水是一座相当完备的古城，明清时代的建筑比比皆是，其他的民居也大部分是民国时期。可惜网上没有图片，无法了解到真正的“天水古城”是怎样的全貌，而我1991年进入天水时那惊鸿一瞥的古城印象，已经被那条假古董“老街”破坏殆尽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没有参加相关单位组织的麦积山游览，而是和小牛、小郭一起漫步在天水城中，就像走在一个已经被五马分尸甚至是凌迟处死的古城的残肢中。到处都是建设的气象，到处都是改造的情景，新与旧触目扎眼地混杂在一起，而新对旧的包围和胜利，看来是指日可待的。每当走近那些残存下来，但已经被包围、被打上改造烙印的老街和旧房子，我就觉得心痛，那是连我这样的外行也看得出来的货真价实的古董，连我这样的外行也看得出它们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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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张宝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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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古城最后剩下来的东西了，而我不知道当它们也消失的时候，天水是不是还存在?存在下来的天水还是不是天水?当它们被那些苍白无力、一文不值的“假古董”所取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天水已经不是真正的天水，历史上的天水也就永远地消失了，为我们忠诚守候着的“过去”，就彻彻底底地不在了。
记得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写到某处某处曾有谁谁谁在这里说法弘经，堆满鲜花宝物，然而总是加上一句“去圣逾邈，宝变为石”。要到此刻，目睹一座真古城成为残破的“假古董”，目睹土木结构价值连城的古迹成为一文不值的“假房子”，我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宝变为石”。
司机小郭和我一路走来也感慨起来。他说，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老房子，那时候不知道，总盼着早点拆迁，好住新房子，现在回头想想，真是可惜。他叹息着说：“如果我们知道你们要看的其实是这些老房子……”
他的话没有说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如果天水还是那个完整的、古老的天水，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商业价值，不知与这区区一条商业街相去多少倍。由此我又想到解放初期，梁思成等老一辈建筑学家呼吁对老北京的保护，二环以内保持原样，二环以外建设新城。如果二环以内还保留着老北京的风貌，今天的北京，又该拥有怎样可观的一笔财富，怎样惊人的价值。
正在感慨，不料同行的记者小牛叹道：“其实，以前的兰州也是天水古城的风格。”这时候，我的感慨几乎要变成愤慨和悲凉了。都没有了，忠诚的过去，不该消失的痕迹……我们的城市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城市失去了什么。事实上，我们失去的是历史的积淀，是城市的灵魂。
在羲皇庙前，有一座古老的戏台，看戏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只有戏楼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但它孤零零地瑟缩在面目全非的街道中央，谁也看不出它曾经属于一座戏台，谁也看不出它与周围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就像是被剪断了根脉的残枝，再也无法重现它曾经属于的那棵树的风貌。我们看着这戏楼，无法想像在它之上曾经有多少锣鼓喧天的热闹情形，在它周围曾经上演过多少“花市灯如昼”的人间悲喜，无法感受与它相关联的生活的场景。而这种“生活的景观”的回忆与联系，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与命脉，使每一座城市在这世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亮点。
再也没有不可替代的城市了，它们被切割、凌迟、粉刷、扭曲……最终千篇一律，廉价而失语。而在其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语言，同时失落的还有城市的未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天水的未来，已经被毁掉了一半。如果发展城市经济是以牺牲历史为代价，那么这代价的偿还，可能是永久的贫困。因为一个城市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个城市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也许有人会说，古老天水的风貌不是还在麦积山、羲皇庙这样的古迹中保留得好好的吗?天水的人文资源不是从其中体现出来了吗?我始终觉得，人文资源的定义应该更看重其完整性，更看重景观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将景观割裂开来，单独存在。在中国，往往是与宗教相关的古迹容易引起重视，比较好地保留下来。但这种与宗教相关的人文资源，多少都是某种程式化的东西，彼此有太多雷同的地方。
只有与一时一地的人自身相关的东西，与他们的生活相联系的景观，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城市的个性在于民居和街道，在于民居和街道中承载的生活方式的回忆，年复一年、慢慢沉淀，仿佛生活的化石，带来历史纵深处的信息，那一脉相承的、忠诚的过去。让我们也对这“忠诚的过去”忠诚吧，不要再用“廉价的现代”取代它，不要再以经济的发展为借口来抹杀它，不要再用城市的异变来扭曲它，不要让它因为我们的原因，渐渐消失。
谨以此文，写给正在消失的天水，写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天水一样的古城，写给因为我们的原因正在消失的“忠诚的过去”。我更希望，这种“消失”的情形能够消失，“忠诚的过去”能够被忠诚地保留，因为它并不仅仅属于现在，属于我们，更属于未来，属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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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张朝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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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他主演的程蝶衣，透过那慵懒、迷茫、敏感的眼神，似乎总是在想着什么。——张朝阳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追忆张国荣
张国荣自杀了，只有46岁。知道这个消息，心情感到很沉重。张国荣的歌和电影，承载了一两代香港人和很多大陆人的回忆。不景气的香港，又发生这样让人伤心的事情，而且这样为我们熟悉的天王巨星，竟然也为情所困，选择了不归之路。正是“情何以堪”，人生太苦。
当年和张国荣同演一部电影的“三剑客”都已故去（钟保罗因逃避赌债而自杀，时年30岁；陈百强因心情压抑和吸毒过多而早亡，时年35岁）。去年，香港的知名艺员中，事情接连发生：罗文因病早逝，钟镇涛因巨额欠债而破产，刘嘉玲被迫拍摄的照片被杂志登出。香港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但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使很多人在思考：为什么有钱的人、有名的人，痛苦也那么大？究竟更多的名和利，能否帮助减少痛苦？
李敖写了一本书，叫《法源寺》，前年到北京，我在牛街找到了这家寺庙。寺庙里几乎没有人，可以静静地看一些碑文。“法源寺”原来有很多名字，但最近的名字“法源寺”是雍正皇帝起的。佛教称，人的痛苦是由于“贪、嗔、痴”导致的，而要驱除痛苦，就必须“戒、定、慧”，雍正更认为“戒”是驱除痛苦的“万法之源”，“法源寺”由此得名。
雍正是个能干、又有很多争议的皇帝，同时他也是精通佛教经典的佛学大师。看过电视剧《雍正皇帝》的人都可以发现，雍正的一生过得实在是太苦。雍正非常勤奋，“国事、家事、天下事”，“立德、立功、立言”，每件事都放不下，都亲力亲为。追求完美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何况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有痛苦找不到人说，只能自己扛着，只能从宗教中寻找安慰和良方。所以，雍正从“戒”中找到“万法之源”，算是他的切身感悟。
心灵之约篇
宗教，从本质上是由于人们的心理需求产生的；看似复杂的宗教，有时也非常简单；很多皈依宗教的人，往往是从一个字或一句话开始的。如果能把一个字给深刻理解了，万法也就自然而通了。可是，真正做到“戒”，又是何其难，雍正本人也只是悟到，并没有真正做到，因为人毕竟有情、有欲。做官，能做到皇帝；做艺员，能做到张国荣的地步，仍然有如此多的烦恼，怎一个“戒”字了得？
张国荣死于情，不是痛苦到极点的人，是不会走自杀这条路的。现在的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全世界的人都在羡慕中国经济。但是，中国人自杀的数量也在大幅度上升，而且越是在发达的城市，自杀的人和心情压抑的人越多。很多人都有这样感觉：过去，物质生活确实贫乏，但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而人的压力、痛苦、冲突却是从来没有的多。难道物质的提升必须以精神作为代价吗？
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都在试图回答以上问题。人类目前能找到的、最能发展经济的模式，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对提升我们物质生活水准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中国人感触最深。但市场经济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例如：竞争使人们时刻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艺术的人生变成了分工的人生，成功是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越是成功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被后面的人追上就越是要不断努力。当市场经济的魔盒一旦被打开，置身其中的人们就被整个社会推动、向前努力，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却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为什么而活着”。
不同的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我看到的最精彩的回答是南怀瑾老先生说的“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世界上有些宗教和文化，是强调“为了来世或为了赎罪而活着”，而中国的传统是强调为了今生而活着，是“为活着而活着”，那么作为讲究生活质量的中国人，就需要思考，如何尽量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想过更好的物质生活，但在创造和获得更多物质的过程中，常会有很多精神上的烦恼。在物质和精神这对范畴的矛盾中，简单的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是从努力工作入手，更加勤奋、努力，多赚钱、快升官、早出名；一是从“戒”字入手，摆正自己的位置，尽量减少欲望，尤其是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这样就可“知足者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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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张朝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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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现在全面发展经济的中国，要做到第二点，是非常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消费引导型的经济，很多市场经济中的金融手段（如信用卡透支、按揭买房、贷款买车、贷款读书）等都是帮助和刺激消费的。有了足够的消费，才能刺激足够的生产和供给，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技术。有很多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长时间的落后，就是由于中国“安于现状”的小农经济思想导致的。从国家利益来看，国家更是希望越是能干的人（往往也是有钱的人）干得越多，而不是满足现状，找个地方退休去享受生活。市场经济对于能干的人是非常大方的，“名、权、利”都可以赋予，就是不能让他不干活。所以，市场经济中，越是成功的人，压力就越大；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准备承受更大的压力。
有位朋友最近和我谈起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电影结尾时，西洋武士和紫霞仙子在城楼上拥抱，看到孙悟空的背影，说了一句“你看他，像不像一条狗”。而此时的孙悟空，已经下定决心，帮助唐僧西天取经。取经的道路，充满了艰辛坎坷，为了实现这一事业，孙悟空只能抛掉儿女情长和一切凡心，做唐僧最忠实的一条狗。看完这部电影，我在想，以快餐文化和忙碌为特点的香港人，用他们过来人的经验，说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做一个成功人士，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1998年，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士气低落。1999年香港的凤凰卫视做了一个节目“千禧之旅”，参与了这个节目的香港人在穿越了整个亚洲返回香港后，感叹道“香港人和亚洲很多地方的人相比，生活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人有了比较，才知道自己的幸福。生在富中不知富，造成了很多都市人的盲点和烦恼。
我们都是俗人，都有七情六欲，都会有烦恼。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家人，为房子、票子、位子在忙碌。在市场经济中有很多来自经济的压力，没有足够的财富，很多坎是无法绕过去的。因此，在这么一个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时代里，努力奋斗、奋发向上是必须要做和值得赞赏的，但如果过了头，各种麻烦也会相继出现。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多强调“戒”的重要，多强调尽量看开一些，多强调成功的艰辛和名利的副作用，可能会使不必要的烦恼少一些，使生活中的阳光多一些，使“为活着而活着”的生活能更加有意思一些。
张国荣走了，留下了很多遗憾。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他主演的程蝶衣，透过那慵懒、迷茫、敏感的眼神，似乎总是在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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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陈劲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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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劲松，1964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获建筑工程学士学位及工程管理硕士学位。他曾任中国海外地产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香港）。1993年，在香港注册世联置业有限公司，2001年更名为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现任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贫穷是一种生活状态”，这是迄今我看到中国人对于贫穷最客观的反省，说这话的人是王小波，可惜他走得太早了。——陈劲松
财富精神，还是贫穷精神？
（一）
坊间有关财富的书籍和文章如此泛滥，以至于中国人有被“财富”包围的感觉。无论你是大老板还是经理人，是学生还是农民，是小商贩还是房地产商，想致富吗？总有一堆书可以指导你步入财富之路。如果你以为中国人由此可以轻松致富，就可能遇到麻烦——因为有些书宣扬的财富精神会导致你彻底地贫穷。
我总觉得有关财富精神的一些说法，看上去十分可疑，好像在哪里见过。比如“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路决定出路”、“标杆学习”、“拼搏精神”、“经营智慧”、“学习型企业”……它们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思想决定一切”、“学标兵，树新风”、“战天斗地”、“灵魂深处闹革命”、“活到老，学到老”又有什么区别？上了点年纪的人都清楚，这些口号震天响的时候，中国人有多贫穷。现在又用它们来指导致富，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是瞎起哄。
有关房地产的财富精神也一样，教给我们的是如何以小搏大（投机）、以次充好（营销）、审时度势（风水）、大力创新（反潮流）、经营资源（公关）、品牌造势（出风头）……总之使整个行业的人神神叨叨的，既有张飞，又有孔明，全都不像正常的人。这样整下去的结果，不令人担心？
那么什么是“财富精神”呢？我觉得目前首要的工作是说清楚什么是“贫穷精神”。既然目前是中国人史无前例的富足时代，可见我们曾经经历了多么漫长的贫穷时期呀，说清楚“贫穷精神”，中国人最有资格。
心灵之约篇
（二）
“贫穷是一种生活状态”，这是迄今我看到中国人对于贫穷最客观的反省，说这话的人是王小波，可惜他走得太早了。研究贫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印度人拿去了之后，我一直为中国经济学家感到遗憾，或者说羞愧。我觉得我们不能置贫穷于不顾直奔财富。因为贫穷不只是一种生活状态，它还是一种精神。本着贫穷的精神奔向财富就会闹出很多笑话。
除了经济学家的产权之类的制度研究之外，在精神方面——也就是大多数人的信念、共识和习惯方面，总结贫穷的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财富。比如印度是一个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国家，但这么多年依然贫穷，是所谓“坏的市场经济”的典型例子，在那里大多数人还顽强地固守着“贫穷精神”。
那么我们又如何？
（三）
“克勤刻苦地以人代工”是中国人“贫穷精神”的第一要旨。勤俭节约和刻苦精神本来是一个美德，而一旦用以取代工具，而且以此为荣，以此为乐，就显得特别的傻。
王小波先生曾经举了一个例子，说文革时期，在他下乡的农村，人们把驴子杀了吃肉，然后用人取代驴来运粪上山和推磨，用以解决“铸就铁肩膀，练成一颗红心”。（《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环顾一下自己周边正在使用的工具，你就不得不承认几乎就没有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的。实用工具还在其次，思想工具——人类关于现实规律和方法的探索结晶，才是主要的进步阶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总以中国的特殊环境加以排斥，然后用人海战术加刻苦精神玩命——大炼钢铁就是范例。
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吃苦耐劳，是不是现在就改变了这种“贫穷精神”了呢？
就拿房地产说事吧，国际公认真实的数据信息，是房地产的重要工具，有了详实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根据业已研究出的理性规律来判断并指导实践。而我们偏不公开信息，而且还要用《物权法》来立法保护，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当然也就不能用工具说话，于是我们就只能靠大量的人力去摸数据，猜数据。靠脑力激荡和大量的会议和论坛来讨论市场的走向，靠呼吁和人多来判断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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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陈劲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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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的客户研究也一样，总是觉得西方那一套工具太烦，人家的方法用起来不方便，但我们不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创造和发明新工具，而是喜欢回到脑力激荡和开会的老路上。说实在话，对于这脑力激荡来激荡去的会，中国历史上就有“三个傻皮匠赛过诸葛亮”的人多聪明法，但我怀疑皮匠还是皮匠，不论多少个。
（四）
“贫穷精神”还体现在它的财富观上，我们相信机会、偶然因素和独门秘籍，这可能与中国人太多，贫穷的历史太长有关。
我们就是不相信，一个行业可以整体地富起来，只要大家都守规则，就像老外那样。我们认为那样不聪明，太傻，怎能致富？怎么能有普遍的财富规律，必然的致富之道？如果这样，聪明人怎么办？
这种贫穷的财富观，集中体现在中国的经典文学上，且不说四大名著，其实金庸先生的小说就是这种精神的极致演绎——多么潇洒、多么富有细节、多么戏剧性且引人入胜地破坏规则、寻找独门绝技、自我修炼、了结个人恩怨情仇、拉帮结派、沧海桑田的环境变换与情意绵绵，私了与大赌，大输与大赢……
在华人圈里大受欢迎的金庸，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就是莫名其妙，因为这是典型的“贫穷精神”下的娱乐，与阿Q的梦想几无二致。
难怪有人把当今的房地产界也比喻为江湖故事，且各具门派，各练各法，把“住交会”当成武林大会，比谁嘴尖舌利且调门高亢。
其实，金庸这一套在中国年头已不少了，如果能够使民族富强，义和团又怎能悲壮地败北？中国人又何以不富？
即便投机取巧富了，按照我们“贫穷”的财富观又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其实现在完全可以改成“富不过一代”（所谓各领风骚没几年，最新的案例是顾雏军）。那么，如何解释西方的摩根和洛克菲勒？
（五）
“贫穷精神”的第三个特征是寻找有利于自己行动的借口，比如在房地产界流行的一句话“还要火上20年”，有些人说15年，当然还有更火的人说“不够，应该加上一个零”……
给自己找有利于自己的说法，这方面中国人天下第一，我们历史上就这样。不要说历代皇帝用孔子的说法来统治天下，就是太平天国也要引进“上帝”为中国人指路，洪秀权刚定位是上帝的兄弟，杨秀青跟着就上一个档次是上帝的叔叔。就像今天房地产一样，你是皇御苑，我就是帝景园，你刚给五星级的家，我立马就七星，而且是文化豪宅。
我记得小时候，我就被教导过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如何伟大，如何富强，美帝国主义的人民如何被剥削之类。当然，现在早就换成了“历史性机遇，超常规发展和世界最大的市场了”。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富强之路，取决于邓小平先生对中国当时状况的深刻反省，取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所谓“知耻而近乎勇”，才有了今天的整个民族的小康。
目前对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一概置之不理的态度，我怀疑是小富即安的“贫穷精神”的复苏，并且是在精神上对改革开放的背叛。
（六）
应该清理一下自己，如果总结一下教训；
应该反思我们贫穷的原因，如果这是反思不是推卸责任；
应该重视规律和学习人家的经验，如果不是强调特殊性；
然后，我们就有可能接近“财富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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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柳传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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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柳传志，生于1944年，江苏镇江人。联想公司总裁、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高级工程师。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读着这首诗，看着您和妈妈相扶着，颤颤巍巍吹蜡烛的样子，我们的心中一面是痛楚，另一面是幸福。——柳传志
怀念亲爱的父亲
柳谷书曾对柳传志说：“一个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我只要求你做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论你将来是贫或富，也不论你将来职位高低，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我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守着您，不祥的预感阵阵袭来，那个时候我就想过，如果那个不幸的时刻真的到来，一定要我们对您的一生说几句什么，我该怎么说呢？
1984年的冬天我到深圳出差，您从香港赶过来看儿子，飘散的头发，满面的风尘。当时您正在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公司，时年63岁。
今天的中国专利代理制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去美国、去欧洲学习专利业务的中国学子纷纷返回祖国，这里已是硕果累累的沃土。然而20年前，这块沃土还是一片板结的荒地。一个完全计划经济的国家，专利法尚未生效，哪个外国人会相信中国会保护知识产权？又有多少中国人懂得什么叫知识产权？您住在香港上环蚊叮虫咬的陋室里，写出一篇又一篇介绍中国专利法的文章；您奔走在风里雨里，为宣传中国专利代理制度到各种会议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从上环的住地到华润的办公楼要走一个多小时，为了省下电车票钱，您就走着上班。
一次下大雨您冻病了，您是60多岁的人了，爸爸，您这是为了什么呀？
您圆满地处理了迪斯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ArpadBogsch）、美国专利局局长毛新哈夫（GeraldMossinghoff）、德国专利局局长豪依塞尔（ErichHaensser）、当年的美国律师、今天的驻中国大使雷德都是您的好朋友，是什么打动了他们？是您的热情、勤勉和真诚。
心灵之约篇
90年代初期，香港中国专利公司已经是相当规模的公司了，资产也有几个亿了。您和妈妈住在华润大厦C座，那是一房一厅的斗室。我去看你们，看着慈祥的父母在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厅里忙着在地板上为我铺褥子、垫枕头，不由得热泪盈眶。您是谁呀？您不是一般的董事长，您是一拳一脚打出江山的创始人哪！这么省俭，您是为了什么呀？！
香港专利代理公司打开了局面，您悄悄返回国内，这一切仿佛和您毫无关系。您又开始了柳沈专利事务所的创建，从所有制关系讲，那应该是您自己的事业，但是一声召唤您又放下了柳沈，踏上了新的征程。71岁的老人受命去振兴苦苦支撑的香港法律服务公司，两年的时间公司上下一起努力，赢利了，红火了，兵强马壮了，您却累得连续大病。一次又一次，您这是为什么呀？妈妈和我们都心疼您呀，爸爸！
您的才华风貌，儿女们不可能全部学到，而您做人的正直和清白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文化大革命”中，您自己刚刚被解放就去看望、帮助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老朋友们，结下了许多生死之交。我们院子里的老邻居赵大妈是一个孤寡老人，家里长年帮助她。在您被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只发50块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每月依旧给她10元钱，这就是您待人的真诚！这就是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同事来看望您，怀念您的原因！
您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而且不断教导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
我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您和妈妈对我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话是多么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爸爸您知道吗，就这么一句话，指导我好好走过了40年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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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柳传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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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妈妈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生活了60年，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爱得这么真挚的夫妻。就在17天前，您的生命已经受到病魔威胁的时候，您和妈妈隆重庆祝60钻婚纪念，并题诗一首：
结缡六十载，
沧桑换人间。
儿孙承欢笑，
淡泊保平安。
读着这首诗，看着您和妈妈相扶着，颤颤巍巍吹蜡烛的样子，我们的心中一面是痛楚，另一面是幸福。
我和弟弟妹妹们团结友爱、情深意笃。在您的病榻前，在您已经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我们都曾分别和您盟过誓，我们爱妈妈，我们会好好地孝顺妈妈！
您临终前尽管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话，但是我想您一定没有任何不放心的事情。国家的未来是好的，家庭的未来也是好的。
亲爱的爸爸，您安心地上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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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黄铁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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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铁鹰，毕业于旧金山大学，获MBA学位。在华润创业服务15年，历任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领导收购和重组了13个香港和大陆公司，涉及金额逾130亿人民币。
没办法，他有顾准的基因，做事就是严谨，一是一，二是二，不懂就是不懂，懂了就是真懂……——黄铁鹰
不懂装懂
１９９８年，我一位大学同学回国探亲，他叫顾重之，是我在大学时唯一佩服的人。他是顾准的儿子，１９７９年全国高考北京状元，入学那年２８岁，大二时太太生了个女儿，一家三口住在一间8平方米的单元房，没有钱和地方请保姆，太太也上班，因此他最多算个“业余学生”，但每次考试永远第一，并且拉第二名很远，以至于我们班在比成绩时，往往把他排除在外，我们总说：“不算老顾，我第一。”没办法，他有顾准的基因，做事就是严谨，一是一，二是二，不懂就是不懂，懂了就真懂，人品好，话又少，我们复习时为某个问题争执不下时，往往会说：“不信你问顾重之。”
这次他从香港飞北京，我和公司一个同事正好和他同机。在机场候机时，三人闲聊谈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我那个同事说，全球大部分喷气飞机的引擎都是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我说，不对，全世界的喷气引擎都是英国生产劳斯莱斯汽车的那家公司生产的。我们俩都没做过飞机发动机的生意，纯是外行之争。我也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还是在哪本书看来的，反正这个信息在我脑袋里的印象很可靠。
那个同事说，不对，通用肯定也是生产飞机引擎最大制造商之一。你看，人家还给我留一个台阶，可他的让步更使我确信我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我心里，这个同事在这方面的知识是不能同我比的，因为他不懂外语，很少出国，一直以来我都感觉比他强。我于是大声并以不耐烦、不容置疑、不屑一顾的口气说：你肯定错了，全世界所有喷气机的引擎都是由那个英国公司生产的，要不然我们打赌。
同事说，打赌你可能输。我说，那打呀？！他说，不跟你打。
心灵之约篇
同事很不情愿地不再跟我争了。后来我一直想，他主动停战，是由于我是他上司，他不想在我的同学面前出我的丑？还是一直以来他认为我比他学识渊博，他自己也拿不准了？还是两者都有？因为我知道那个同事的性格，他绝不会因为怕我而不同我争。
我那个在美国当会计师的同学顾重之，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着这场争论。到了飞机底下，他偷偷拉了一下我的胳臂。我回头，他用眼睛向我指了一下那飞机引擎。我抬头一看，上面用英文清楚地写着“通用制造”。
他一句话没说，只是又宽容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还带一丝狡黠，只有在一起冒过险骗过人打过仗和分享过很多连夫妻之间也不会分享的秘密的人才会有的。
万万没想到分手十几年后，我自认为在他面前我已算人五人六了，可一见面就让他给挫了个底穿，还需要他给留面子，可见我这人真是没救了。这个眼神结结实实把我抛回到“解放前”。
我的同事不懂英文，也没看到那行小字，仍在前面走着。我再看他时，他那被旅行袋压得稍稍斜着的背好像突然变得气冲冲的。
后面那会说话的眼睛一定还在盯着我，前面这气冲冲的肩膀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回过头来，我夹在中间那滋味就别提有多难受了。怎么办？认错吧，这无疑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而且打得这么快、这么响、这么狠；不打吧，怎么再看这两双眼？
犹豫了一下，我一把拉住前面的同事，说：“小齐，刚才你对了，我错了，你看这个飞机引擎就是通用做的，是老顾告诉我的。”他回头看了一下那引擎又看了一下我，说了一声“哼”！
我这么大度，这么勇于向他承认错误，竟只换来个“哼”。显然我刚才的不懂装懂太伤他了。
事后我想，更伤他的是我用老板的势，不懂装懂硬说他不懂，在人前把他看低了。他的生气是有理由的，如果换了是顾重之，打死我也不可能那么确信，结果我那么强烈的不懂装懂，竟把他搞懵了，失掉了宝贵的得分机会，他一定也在恨自己脑袋不清楚呢。走在前面的人容易刚愎自用，因为他们往往率先踏入不熟悉的领域。在特定的时间内，不可能把所有因素了解清楚，必须拍脑袋。拍对了，你好彩，拍不对，你就是不懂装懂。连续几次好彩，胆就更大了，真以为你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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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黄铁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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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导的更容易不懂装懂，还因为他们不仅要先说话，而且说错了往往别人不好反对；特别是在领导身边的下属明知领导错了，也习惯瞪着大眼睛点头，这使得领导更误认为真懂了。
人们讨厌不懂装懂，在于有时不懂装懂的人往往先得到机会，使得那些一样不懂或懂得的人感到不公平，就像智力竞赛都抢着按电钮一样。现实生活比智力竞赛还要复杂千万倍，准备得再好，没有机会也赢不了。
因此，走在前面的人不懂装懂是合理的，这是他们争取机会的成本；人们讨厌不懂装懂的人，因为不懂装懂的人抢走了大多数机会。
回到酒店我立即给那在莫桑比克的华侨打电话说：哥们，你说的对我不行，尽管在非洲我能当大富翁，不会受人歧视，但我还是要找个歧视我的地方去。——黄铁鹰
黄人奴隶主
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有人歧视华人，这就同东北城里人歧视乡下人，北京人歧视东北人，广东人歧视北方人，香港人歧视大陆人道理一样。发达国家有相对不发达的人，这些人中又有一部分极想发达又发达无望的人，他们就要找比他们还不发达的人出气。看来我再走就应该去非洲了。
我曾去过5个非洲国家，我在那没有受到过歧视，到任何地方黑人都很友好跟我打招呼，一照相他们就主动挤过来跟你照也不问你会不会把照片寄给他们，可他们一挤过来我就下意识地捂紧钱包，因为当地华人告诉我要注意，他说时的眼神和口气充满了对黑人的不信任。我的华侨朋友在莫桑比克是个很吃得开的人，他拥有全国唯一的中餐馆，总统都经常到他那吃饭。一次他把我们两个中国人接到他家去，路上看到很新鲜的大椰子，停车买了10个放到车尾箱准备到他家喝。他家住6楼正赶上电梯停电，我说我们一起把椰子拿上去吧，他说不用，指着那黑人司机说让他们拿吧。中部非洲的热本来就受不了，再爬6楼，进屋后每个人都躺在沙发上大喘气。一会儿听到楼梯传来重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进来的是那个小个黑人司机。他一手抱一个大椰子慢慢开门进来又走进厨房，我以为他是上来叫人一块儿搬，顺便抱上两个。厨房里传来我们听不懂的说话声，接着听到那两个椰子落地声，他出来下楼了。又过一会儿，门口又听到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又是他一人抱两个大椰子上来。莫桑比克的椰子比海南岛的大，一个男人一手抱一个已是满负荷了，因为买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抱两个放到车厢里，我知道那重量。可这比我还矮半头的黑人司机，顶着40度的高温，爬6层楼，还要抱两个那么大的椰子，而且是第二趟了。
心灵之约篇
这时我们每个人气已喘匀左手持一杯冰镇啤酒右手拿根烟在享受着。我惊讶地问，他就一个人搬啊？那华侨说，是。我说，那怎么不给他找个筐？他们抱惯了。我说，什么？他说，你没注意到很多黑人女的习惯用头顶东西，男的用手抱，物质贫乏的社会人们使用工具的机会少。我的华侨朋友是学经济学的，他像在课堂里讨论学术问题那么平静地跟我讲。我还问，你刚才不是说，他们搬吗？怎么也没别人帮他搬？他说:“厨房里还有一个，正在给我们开椰子哪。”这是他的原话，他没有说厨房里还有一个“人”，尽管这是11年前的事情，我仍然一个字不差地记着，因为他那么随意的少说了一个“人”字。那是1988年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我觉得他整个一个活生生的黄人奴隶主。可是在别人家我又不好说什么，可刚才抽烟喝酒的享受立刻没了，在那坐着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怕听那脚步声。正说着门口又响起那脚步声，那个小司机慢慢地用屁股把门顶开，再慢慢地进来转过身把门用屁股关上。当他脸冲着我们时仍像前两次那样缓缓地点一下头露出一个标准黑人的腼腆的微笑。但我最不敢看的是，他脸上那一滴滴像油的汗淌到那绿色的椰子上再淌到那黑手背上。我猛吸了一口烟说，就剩4个啦，咱们4个下去一人一个拿上来完事了，我那华侨朋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算了，算了，别拿了也够了。然后他就叽里咕噜冲那连衣服都湿了的司机说一番葡萄牙语。那小黑司机进了厨房，一会他和一个比他高一头的大黑人从厨房出来，每人双手捧着一个开好了的椰子摆在我们面前，当我说谢谢时，他俩一起一呲黑人特显眼的白牙一笑，转过身像排队走一样又回厨房拿出两个。当他们第二次回厨房不出来了，我才吸一口那椰子，真不好喝有股尿味。我那华侨朋友看我有点心不在焉，猜出我在想什么，因为他在新中国生活过30年，就说你别以为你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就要讲平等，我告诉你莫桑比克也是社会主义。我今天雇他让他抱椰子他一天就能吃两顿饭，否则他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们很喜欢给华人打工，说华人比白人善良。华人在非洲除了南非之外地位很高，一般人都可请几个黑人帮工，这里的黑人很友善不像美国黑人那么凶。所以我总劝要移民的中国人到这来，别总盯着美国，到那儿准受人欺负；在这可以作皇帝。黄先生你说我说得对不对？我说，对你，可能对；对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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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黄铁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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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到安哥拉经过下面的事，我才知道那个莫桑比克华人说的，对我，不对。从莫桑比克出来，就到了安哥拉。几个当地华人朋友带我去参观一个在沙漠里的农场。往返10个小时车程大家换着开，反正沙漠里也没什么车。正赶上我开时，一转弯看到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在路中，旁边停着一辆载满同他俩一样全副武装的军人。当时安哥拉正打仗，晚间8点就宵禁，为了晚间之前赶回城里，我的车开得像疯了一样。我开第一辆车，怕急刹车后面的车追尾，因此只能慢慢地点刹。他俩看我的车速还太快，竟从肩上把枪拿下来指着我们。我下意识地一脚把车踩死，车打横停下了。说实在的，从第一眼看到他们我就慌了，我慌的第一个原因还是和平时期的文明反应，因我没有当地的驾驶执照也没带国际驾照，我想这下坏了，无照驾驶在该安哥拉该怎么定罪？脑袋已出汗了。可当我看到他们把枪举起来时，我完全忘了我还开车一下把手举起来，车一晃又连忙放下一只手。事后想电影里的人被枪一指就举手的动作，一定是人的下意识动作，这不用别人教。车停下来他们把枪也放下了，我的那只手才放下来。一个全身迷彩服的黑军人把AK47冲锋枪横挎在脖子上走过来，我刚要下车就听车里的华侨严厉地说：“黄先生，不要下车！”我的手像被烫似的把半开的车门又关上。黑军人过来冲我讲了几句话，我摇摇头说不懂，我问那华侨他说什么，他说，他讲的不是葡萄牙语他也不懂。那个大孩子脸的军人突然用手做了个抽烟的动作，这我懂！车里4个人就我抽烟。我连忙掏出我吸的万宝路抽出一支递给他，也抽出一支给自己想跟他拉近点距离。可车里那华侨突然大叫一声，都给他！我怕侮辱他胆胆怯怯把那半包递给他，突然那一车军人大声鼓掌欢呼起来，接着那年轻的军人给我一个敬礼，又做了一个优雅的放行的手势，我把我那支还没来得及点的烟也塞给了他，大声说了句谢谢，把车一溜烟开跑了。车走一会儿我感到后背一阵凉，原来不仅是头，全身都出汗了。回到酒店我立即给那在莫桑比克的华侨打电话说，哥们，你说的对我不行，尽管在非洲我能当大富翁，不会受人歧视，但我还是要找个歧视我的地方去。
……可有人敢，美国洛杉矶暴乱时全世界在电视上都看到了，韩国人端着机枪站在房顶上同黑人暴徒对峙着。——黄铁鹰
两个英国妾
在香港工作的十几年经常去国外出差，公司的股东和合作伙伴也有很多洋人。在外国人眼里我不是大陆人了，我是华人，因为他们从讲话和外表根本分不出你是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人，有许多人连台湾，香港和大陆是什么关系都不知道。我敢说就是成功之后的李嘉诚在国外也一定受过歧视。因为外国人不认识他，就是知道的也不一定认出来，就像我们看老外一样长得都差不多，他在不认识他的外国人眼里跟你我一样就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
记得一次在纽约乘地铁，我们4个人由一个在纽约住7年已拿美国护照的中国人陪着，那个在纽约的中国人穿着一身鲜亮的西装，梳着一个纽约人都直偷偷打量的美国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油光锃亮后面还带辫子的大背头，戴着在地铁里也不摘的墨镜，脚穿一双可把牛肚子踢穿的黑白两色的大尖皮鞋。一上车没有座位，可一个足有一米九十高的黑人躺在我们面前的凳子上睡大觉，他一个人正好占了5个人的座，车一晃把他弄醒了也可能根本就没睡，他那无神的大白眼睛翻动了两下，看了看他面前站着的5个眼睛不敢同他对视的中国男人又闭上了。全车人就我们几个站着，车开了整整20分钟，我们5人不断左脚换着右脚却没一个敢把那老黑叫起来。车停了，上来两个颤颤巍巍的足有70岁的白人老太太，她俩一上来看别的地方没座位了，径直走到那黑人边，用手扒拉一下那大长黑人的胳臂毫不客气地说：“坐起来，我们要坐下！”那黑人很不情愿地用看起来总也洗不净的黑手背擦了擦眼睛坐起来。两个老太太互相搀扶着坐下，又用手指指那黑人还让出的两个座位对我们说：“你们也买票了，有权力坐。”全车的人都在看这场戏，我们5个中国人谁都没有勇气坐下，只是我那纽约朋友尴尬地向那两个老太太说声谢谢。剩下的车程我们谁都没讲话，只是一心盼着快到站吧。一下车我们4人不约而同地把这次丢尽脸的责任全推到那纽约华人身上，说：“你他妈的就是在美国住70年，腰里别两把枪也成不了美国人。”他被我们说急了，红着脸大声说：“换了是你，你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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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黄铁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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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
可有人敢，美国洛杉矶暴乱时全世界在电视上都看到了，韩国人端着机枪站在房顶上同黑人暴徒对峙着。
旧中国给世界留下了什么？是带辫子的男人，鸦片和妻妾同屋的制度，这是今天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要接受的历史，不管是李嘉诚还是偷渡到国外穿西装的中国新苦力。华人给现代世界的总体印象是勤劳吃苦胆小怕事贫穷落后，只是近20年中国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变，但长城不是一天建的。当然华人有很多优秀人物，但在你面前走过的10个华人有9个穷时，剩那个富的有时也会被人家认为穷。因此如果李嘉诚在国外受了别人歧视实在是受了我们这些穷人的连累。
去年9月在伦敦，同一个香港朋友搭出租车，开车的是个50左右秃头的白人，一上车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我们说是中国人，他马上说：“中国人，那你们好哇，一个男人可以找几个老婆。”我说：“什么？”他说：“就是妾。”妾这个词是个不常用作口语的英文词，我为了确认我是不是听对了。我说：“你说的是concubine？”他说：“是。”他哪知道我刚刚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出来，正为那里展出的被八国联军抢来的还堂而皇之写着的“可能来自北京圆明园”的中国文物而生气。我马上回答说：“是，我这次来英国就是来会我的两个英格兰妾。”他转过头瞪大眼问：“什么，你是说你有两个英国太太？”我说：“不是英国太太，是两个英国妾。”他有点不相信地说：“那你一定很有钱了，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说：“军火，专门向北爱尔兰军出口。”他感到不对味了，哼了一声不再理我。我那朋友祖籍上海，出生香港，本科读英国牛津，研究生拿的是哈佛的硕士，现任职世界最大的一家投资银行。他用中国话跟我说，你太敏感了，别以为英国人都有文化，有些人一辈子也没出过国，他可能一本中国历史书都没读过，他那点中国知识可能就从像他那样水平的人嘴里或电影里得来，他可能真的认为中国还可以妻妾成群哪。我说，我没法不敏感，对他，我是留辫子中国苦力的后代；对我，他是趾高气扬的杀入北京的八国联军的后代。我爷被他爷打败了，谁都可以揭这疤就他不行。我又说：“你当然说得轻松，你爷带你爸1949年从上海拿着大把金条跑到香港，香港人当然不会歧视你，你爸又娶了同样从上海跑到香港的你姥爷带来的你妈生了你，你含着不说金钥匙也起码是银钥匙在香港长大，又到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受教育，还不够又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读商学院，毕业又受雇美国的最大投资银行回香港做，你当然不敏感了。我可是在北京被人称东北人，在广东被人喊北方人，到香港又被叫大陆人，到国外又是华人，这么一路受歧视过来的。”他刚说：“不对。”我又抢着说：“什么不对！你们他妈一个香港华人还捐钱给这个大英博物馆，让他妈英国人在里面修个中国馆专摆从中国抢来的东西在全世界面前羞辱我们中国人。刚在里面羞辱完了，一出门又碰这么个傻帽英国司机，我能不敏感吗？下车！不坐了。”我越说越气，我向那傻帽英国司机大喊一声：“停车。”他回过头来，瞪着那全世界出租车司机特有的疲惫眼睛不解地问：“你们不是去酒店吗？”我说：“不去了，先会我的英国妾去！”下了车后，我那朋友说：“你怎么跟我发上火了。”我一想也是，憋不住地一下笑起来，又说：“英国人咱不敢骂，反正香港回归了我就欺负欺负你吧。”他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那些事我都碰到过，你知不知道牛津有多少贵族家庭出身的学生，那些人连一般英国人都瞧不起，何况我一个殖民地来的外国人。我再告诉你克林顿牛不牛？可美国东部那些传统的望族仍然看不起他，并不是因为莱温斯基的事，而是嫌他出身低下举止粗俗。这世界从有人那天就没平等过。你急什么急？你有效生命顶多六七十岁，你只有好好完善你自己的份儿，你如能经常飞头等舱住五星酒店，受歧视的可能性就少，反过来你再少歧视歧视别人，就算对得起这个世界了，一个人改变自己都那么难，你还想改变别人？”
7年后，我已能讲一口管用的东北英文并以人民大学有史以来最富的学生毕业，北京仍让我喘不过气来。——黄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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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黄铁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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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北京让我喘不过气
我1955年出生在东北长春市，在城里长到16岁下乡，后来到东北另外一个城市当会计，24岁第一次踏入山海关到北京读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31岁从北京到广东谋职，33岁到香港做生意至今，现已45岁。从东北出来就离老家越走越远，越走越靠海，越走经济越发达，越走越受歧视，越走还越想走，现在居然把家搬到澳洲的墨尔本。
年轻时受人歧视很生气，记得1979年在北京读书放假赶火车回家，公共汽车人很多，好不容易挤上去手提的旅行袋没处放就挤在人腿中，在我旁边一个梳短发三十多岁的北京女人拼命推我的包，我问：“咋的了？”她大声并夸张地学着我的东北口音说：“还咋的了！”周围有几个北京人轰地笑了起来(东北话在北京人听起来很土又很好笑，一部分北京人有天然嘲笑东北口音的习惯)。接着那个女人恶声恶气地说我的包挤得她腿没地方放，我说对不起地下全是泥水(那天下雨车厢地上很脏)，实际上当时地下全是人脚没放包的空隙了。她说那也不能挤别人，乘公共汽车怎么能带这么多东西，我说了一句你这么怕挤为什么不去坐小汽车(当时出租车还不普及)。她一下恼羞成怒冲我大骂起来：“你看你那个德行，上个大学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大学生自我感觉都很好，特别是好学校的出门都戴校徽炫耀。她越说越气，汽车一晃我的包更挤了她一下，她一下把我的包按到地上，我想把那包再拎起来，她大喊说不行并踏上了她的一只湿脚。全车厢的眼睛刷地一下都盯向我，我的血呼地一下冲到脸上，这个女人的突然举动把我搞得完全不知所措。我不敢打她因为她是女人，我也不能同她讲理因为她不讲理，我也不能同她骂因为我的满口东北话换来的一定是满车厢北京人的嘲笑。我在全车厢人的注视下，把脸转向车窗可手依然拎着那被她踩着的旅行袋。盯着外面车水马龙，我就想端支冲锋枪站到大街当中把所有人全扫倒。那只踩着旅行袋的脚就像蹬在我脸上，脸热得烫手。当她在我前一站以全胜者的姿态下车时还余气未消，那只一点不像女人的脚更加重踩了一下我的旅行袋。盯着她下车的后背，我想这是个不是女人的女人，我一闭眼把那冲锋枪一梭子子弹全射进那个滚圆的后背。我知道我碰上一个有点过分的北京女人，但如果我是北京人她一定不会对我这样过分。我在北京住了7年，以后又去了无数次，我始终无法欣赏三十多岁讲北京话的女人，我知道我这是偏见但纠正不过来，因为那个女人把一个二十多岁东北汉子的脸彻底抓破了。
心灵之约篇
从那以后，我很注意我的东北发音还特意学了几句北京土话。当我回到东北,不认识我的人说听我讲话是北京人，我有时候还真不想否认，因为北京的确比东北好，尽管我不是北京人但我擦了个北京的边就觉得我也北京了。但北京人不认我。1979年上大学时，校院里大部分被别的单位占着，吃饭都没地方只有端碗蹲在操场上混着砂子吃。学生自发组织去天安门游行要房子，到了新华门我们班35人有一半北京人居然没有领喊口号的，学生会组织者来我们班说，你们班得出一人领喊，否则邓小平在院里听不见。我想：“行都游了，哪有干游不喊口号的。再说，万一邓小平听见了，把房子退给学校吃饭不就可以进屋了吗。”我说：“给我旗，我喊！”文化大革命时尽看别人喊口号了，这不用学，我按照组织者发的口号第一条，憋足了劲大吼一声：“还我宿舍！”我满怀期望以为35人会随我喊出一声雷，可是只有外地14个同学南腔北调声嘶力竭随我喊了起来，十几个北京同学哗地一下笑起来。原来东北话宿舍是读做“XU舍”，这在北京人听来可能是分外好笑。那时，我也不知道正确的宿舍的发音，只能继续大喊：“还我XU舍！”那些北京同学也开始跟我喊起来，但他们都跟我喊：“还我XU舍！”紧跟着一片嬉笑，把那么个严肃的游行搞成个嘉年华。我相信我的北京同学没有恶意，但是伤了我的心，因为一个自卑的心是很嫩的。更伤我心的是，我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外语高考零分的学生，入学之后自然奋起直追，天天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吃饭嘴不能背，耳朵就塞个耳机听美国之音。别的班的同学说我们班有个学外语的疯子就是指我。到大三时我的英文已从全年级最低班冲到最高班，可有一天在课堂上当我大声阅读完一段英文文章时，一个北京同学说我讲的是东北英文别人听不懂。我想：“他的英文水平一共也就能听懂20句，可都能听出我英文里的东北口音的土味，那纯种英国人、美国人听我这英文还不知怎么土哪。”得，我刚刚复苏的自尊又被他灌了一桶冰水。那时我的世界就是北京以北的中国，以为全世界人都应知道东北和北京的区别。为了验证我这东北英文真讲英文的人能不能听懂，我星期天特地跑到颐和园门口等旅游的老外，当时美国大选，我见谁问谁，你认为谁能当选？终于有个美国男老外听懂了我的话“我支持里根。”我的眼泪差点下来，终于找到知音了，讲真英文的人能听懂我的东北英文！！！！7年后，我已能讲一口管用的东北英文并以人民大学有史以来最富的学生毕业，北京仍让我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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