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翻译官，太客气了。”
“您不比我们这些小兵整天吃完了没事干。”
“我们早想请您来见见面了！”
“大家都是落难之人，您不必客气！”
“今后还请张翻译官多帮帮我们弟兄的忙！”
程大麻子把手一摆，大家停了下来。他端起打开盖的听装啤酒站起来说：“张翻译官，我们早就 听说您的才干深受美国人赏识，您要是瞧得起我们，今天就同咱们弟兄喝杯团圆酒。今后咱们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您请！”
这时我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我也端起啤酒站起来说：“程校长过奖了，我只不过会说两句洋文， 借此混碗饭吃罢了。今后还要你们多指教哩！”说完，我喝了一口酒坐下来。
程大麻子坐下来想了想说：“张翻译官，您才来‘86’不久，可能还不大清楚这里的情况。咱 们战俘营虽说进来的都是战士，可混进了不少当官的，还有好些共产党分子，这些人暗中串联，还想 抓权来压制我们。咱们这些当兵的，出身不好的，上过学的，以前在部队尽受他妈的排斥、压制，好 不容易解放出来，决不能让那些当官的再骑在咱们头上！您在联队部，又受到史密斯上尉重用，您得 站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请您来，是想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把啤酒罐拿在手里转了转，含笑问：“你们的组织叫什么？”
程立人说：“这个，您若是答应参加，我自然会告诉您！”
我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说：“咱们都是为联合国军效劳，参不参加组织只是个形式问题。再说，联 合国军司令部早就宣布过禁止在战俘营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让史密斯上尉知道我参加了什么组织反 而不好。您说呢？”
这位校长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张翻译官，您既然这么说，我也不勉强您。不过，今天您既然来 了，我们还是想听您一句准话，究竟是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仰仗您在史密斯上 尉跟前替我们说话？”
好家伙，这是逼着我表态了。我该怎么应付这群走狗呢？我也盯着他紧张地思考着。
忽见他摆了下头，立即从外面进来了几个手提警棍的大个子PG队员，围在我身后。我感到心跳 加剧，血往头上涌。
“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我心慌！”我告诫着自己，“奴才最害怕的是他的主子。”
于是，我把啤酒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程校长，您不会认为美军是无缘无故地重用我吧！ 我的情况。您可以去问史密斯上尉，或者向第八军情报部调查更好！不过，今天承蒙您盛情款待，我 也请大家放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说完，我很自然地环视了一圈。
一时他们都愣着说不出话来。然后，由程大麻子带头鼓起掌来。
程翘起大拇指说：“张翻译官，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来，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完说：“对不起！我得回联队部了，免得史密斯上尉有事找不着我！”
“好，好，招待不周，张翻译官，多多包涵。”程说完话，指挥这群奴才恭恭敬敬地送我出门。
我走出“学校”大门，迎着清凉的海风，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夺旗之战 ～
随着美方在板门店和平谈判中提出所谓“根据战俘志愿进行遣返”的无理建议，造成停战谈判的 僵持之后，战俘集中营内双方的斗争也急剧尖锐起来。叛徒们一方面极力发展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动组织， 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联队警备队的执法权利，在集中营内不断制造事端，向我们控制的几个大队挑衅， 殴打我们的人，制造白色恐怖。
我把从美军《星条报》上看到的有关和谈的消息告诉了金甫。我们决定开展以反背叛、争取回归 祖国为宗旨的斗争，在群众中大力进行秘密宣传和发展地下斗争组织，并把分散的、自发的地下党、 团和爱国组织逐步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
我所在的军被俘的人最多，其中相当多的新战士是四川人，不少还是从成都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 95军合编过来的，在旧军队中多半参加过袍哥组织。这些新战士虽然接受我党、我军教育的时间很 短，但大都有爱国心，讲义气，被俘后也不像有些党员、干部那样，因怕暴露身份而顾虑重重。他们 对叛徒们克扣粮食、副食，故意派不顺从他们的人干重活、脏活和随意打骂人的做法也敢于反抗。他 们中有的人在反虐待、反迫害的斗争中自发地团结在一起，成立了类似袍哥的“弟兄会”组织。我们 一些地下党团组织则因势利导地积极争取弟兄会组织投入反叛徒控制和反背叛祖国的斗争。
为了对抗联队警备队的挑衅，在我们所控制的几个大队都由弟兄会成员来组成自己的“大队警备 队”，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样一来，集中营的气氛更为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1951年10月9日下午，金甫叫人找我到一大队去开会，我去后见到了一大队的时占魁、四 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卫生员钟俊华等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地下组织负责人，还见到十来个不大熟悉的同 志，其中有四大队警备队长陈昆、五大队警备队长陈其武等同志。
金甫主持会议说：“因为形势紧迫，只好把各大队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都找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 先请李志虹同志介绍情况。”
小李是我们秘密打入联队警备队的自己人。他报告了如下情况：
当天中午，他们警备队长周演达召集了紧急会议。这个刚从东京受训回来的队长在会上先拿出一 个包袱，让大家猜包里是什么东西。大伙猜不出，他就打开包袱，抖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狗 腿子们不禁惊呼起来。周演达立即摆手说：“轻点，别让共党分子听见了！”然后又得意地告诉队员 们：“这面旗子是伍牧师送来的，要我们警备队明天早上在大门口把旗子挂出来，庆祝双十节（即国 民党政府所定国庆节），好让美国随军记者来拍照。这个照片登出来全世界都将知道中国战俘不愿回 大陆，这就会让在板门店谈判的共党代表下不来台！咱们警备队也就立了个大功。”周演达还说： “估计共党分子要捣乱，大家要严密监视他们，对为首分子要来个突然搜捕，先抓起来再说。伍牧师 已跟宪兵司令部打了招呼，必要时，美军协助我们行动！”
听了小李揭露敌人这一卑鄙阴谋，大家都十分气愤，大骂这些狗腿子卖国求荣。
金甫站起来请大家安静下来，说：“时间紧迫，我们集中研究一下怎样粉碎敌人的阴谋吧！”
只见四大队大队副兼譬备队副曹明同志，这位智勇双全的老侦察员，操着一口山西口音，不紧不 慢地讲出了他的主张：“对付疯狗的最好办法就是拿棍子揍他！我建议把咱们各大队的力量紧急动员 起来。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围攻警备队，烧掉狗牙旗！”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些怎样分工，怎样加强战斗力的想法。还提出了可以让小李力争 先把狗牙旗偷出来烧掉更保险些的建议。金甫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作了详细部署。其中包括他本人将 立即通过医务室的朝鲜医生转到64野战医院去暂时回避一下可能出现的敌人的大搜捕。
最后，他说：“在我返回之前，张泽石同志将代替我负责集中营的联系和协调工作。现在，请张 翻译官讲话，”
我激动地站起来，看了看我的这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又坚贞不屈的战友们说：“同志们，这次 斗争关系到咱们的前途、命运，更关系到祖国和党的荣誉。我们决不能让美国鬼子的这个政治阴谋得 逞，也决不能任凭咱们部队中这些民族败类肆意歪曲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形象！即使要付出鲜血和 生命也在所不惜，希望大家下去立即动员咱们的爱国力量。今晚一定要把那面狗牙旗烧掉，力争把叛 徒们都抓起来。我将向史密斯上尉控告这些坏蛋一贯为非作恶，激起众怒，请他将这些肇事分子调离 ‘86’，以保证我们联队的安全。”
大家点头称是，立即回到各自大队，分头准备去了。
我回到联队部，史密斯正在神色不安地看一个文件。见我去了，立即把文件递给我。
只见那份英文打印件上写着：“致第86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据悉您营内的中共分子将于今 晚举行暴动，我已命令海军陆战队做好一切防范准备，请通知全营战俘今晚将实行戒严：当发出第一 声警报时所有在帐篷外的人必须就地立正，第二声警报后必须立即回到帐篷中去，否则格杀勿论。” 在文件上署名的是联合国军巨济岛战俘营司令官菲茨泽拉尔特上校。
史密斯接着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耸耸肩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暴动的迹象都没见到，我甚至怀疑那些共产党人真会如此幼稚， 不想想即使拼命翻出了铁丝网，也不可能游过几千哩到达中国海岸。”
“不管它究竟怎么回事了，你马上把菲茨泽拉尔特的命令传达下去吧！”
就在我请通信员通知各大队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前来听取命令时，营外公路上传来隆隆的发动机 声，几辆满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装甲车开了过来。士兵们拿着铁锹下了车，在铁丝网周围以大约20 米的间距散开，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挖开了机枪掩体。
我心中暗暗叫苦：“敌人已经为在‘86’升国民党旗做了周密的布置，今晚的夺旗斗争将是一 场流血斗争！”
我在传达了杜德准将的命令后立即到四大队找曹明等同志研究了新的形势，我们决定先叫小李力 争把旗子偷出来烧掉，不管成不成都要以四大队为主力。以路灯亮时为信号，突袭团警备队，力争在 美军发觉之前解决战斗！
晚饭前，我回到联队部帐篷，正准备开饭，忽然传来一阵喊叫：“抓住他！抓住他！”
我刚站起打算出去看个究竟，帐篷门一下被冲开，钻进一个人来。我扶住一看正是小李，忙问怎 么回事？他喘着气说：“快！快把我藏起来！他们要抓我！”
我急问：“他们看见你进这个帐篷了没有？”
“没，没，我绕着弯过来的。”
没等他说完，郭乃坚已把他拉往“贮藏室”，将他塞在杂物堆里，拿许多军毯将他盖得严严实实 的，我们刚端起饭盒，五六个带“PG”袖章，拿着狼牙棒的警备队员进了我们的帐篷，东张西望地 找人。
我满脸不高兴地问：“你们这是来查看我们在偷吃什么罐头肉吧！”
一个狗腿子赶快弯腰说：“不敢不敢，我们在抓一个共党分子，像是跑到你们帐篷这边来了！”
“那好办，我们联队部的人都在这里，请搜吧！”我笑一笑说。
狗腿子们伸头往“贮藏室”看了一遍，扫兴地走了。
我让通信员杨永成在外边放哨，进“贮藏室”把满头大汗的小李拉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激动 地告诉我他已经把狗牙旗偷到手并且已经塞进伙房的灶火里烧掉了，不幸的是正在他烧旗时，被伙房 的一个坏蛋发现，告了警备队，这就追着抓他。
“你干得太好了，但这里也不保险，等天黑到四大队去躲起来就安全了。”
我心想：事情闹大了，坏蛋们决不会善罢干休，今晚这一仗将决定“86”的命运。我们的力量 是足够打垮联队警备队的，就看美军当局是否亲自出面支持叛徒们了。我不安地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 来。
太阳终于向西边山背后落下去了，夜幕从大海中翻越山顶漫了过来。
路灯亮了，我钻出联队部帐篷，站在坡上，觉得心跳得厉害，我看见大约有100多位战友从四 大队、一大队的帐篷里钻出来，弯着腰，手里拿着帐篷杆子、石头往联队警备队方向聚集。
突然有人高喊：“冲啊！”顿时，巨大的“打死叛徒！”、“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冲上夜空， 惊慌失措的站岗的狗腿子们抱着头后退了。小铁丝网门被冲倒了，战友们冲了进去，扑向狗腿子，有 的抱在一起互相撕咬，有的双方撕扭滚在地上，一个人骑上去又被另一个翻下来。捧棍相碰，拳脚相 击，一场混战在厮杀声中激烈地进行着。
就在这时，大门外美军警备车上的警报响了，凄厉的声浪盖过了喊杀声，几辆装甲车开进了营门。 大约一个连全副武装的美军下了车，一面持枪跑步向武斗地点包围过去，一面高声喊着“STOP！ STOP！”（住手！住手！）武斗双方都被迫停了下来。
我看见高大的史密斯上尉在几个美军的陪同下向联队警备队住地走去。不久，戴有“PG”袖章 的警备队员全部出来列队坐在广场上。而我们的人被美军轰回各自的帐篷。
我想：糟了，我们的人一旦被分散，再集中起来就难了，怕要被各个击破。
这时，联队警备队一个中队长跑来喊：“张翻译官，史密斯上尉请您去！”
我随他到达时，史密斯上尉正站在“PG”队员前面，而美军武装人员集合在一旁待命。
史密斯对我说：他要对“PG”队员下命令，让我翻译。他接着发布了命令，大意是：“联合国 军当局委任你们负责维持战俘营内秩序，你们平时管理不严，以致发生今晚的暴乱。现在我命令你们 将主要肇事者给我找出来，宪兵司令部将审讯他们。我调来的美军将在必要时协助你们。”
这样的命令我决不能翻译出来，便说：“史密斯上尉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 打架！今后不允许再互相殴斗，不论是谁，打伤人要坐牢，打死人要偿命。”
我刚“翻译”完，狗腿子中就有人喊口号：“共党分子要暴动！”又有人喊：“张翻译是共党， 我们不要他翻译！”
史密斯问我他们喊什么？
我说：“他们表示坚决执行上尉命令，请上尉放心。”史密斯做了个抓人的手势：“那好，现在 立即行动！”
警备队长周演达站起来布置说：“别听张翻译的，咱们去把共党暴动分子抓起来再说，一中队去 一大队，二中队去四大队！按我给你们的名单搜捕。”
史密斯让我陪他去联队部等着押送人去宪兵司令部。史密斯坐下来，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掏出 烟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掏出一支扔给我。我却把烟拿在手里忘了划火柴，为自己无法保护战友们而 心急如火。
不久我就听见叫喊声和鞭笞声从旁边的小铁丝网里传出来，我从窗中里看见一些“PG”队员已 经抓了不少人在那里拷打，广场上还陆续有我们的战友被反剪着手挣扎着在探照灯光下被狗腿子们押 送到小铁丝网里。而站在广场上看热闹的美军士兵，有的在吹口哨，有的在喊： “NUMBERFUKINGONE！”（他妈的，顶好！）
从小铁丝网里传来的惨叫声愈来愈高，我终于忍不住对史密斯说：“上尉阁下，这样下去恐怕要 打死人。真死了人恐怕会给您，也给联合国军带来麻烦。”
史密斯仔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好吧，我们去看看。”随即走了出去，我跟着他到了小铁丝 网前面。
史密斯对站在门口督察的周演达说：“停止惩罚！”我翻译了上尉的命令。周演达看了看我的脸 色，扭过头去喊了声：“史密斯总管让留他们一条狗命，弟兄们歇会气吧！”又回过头来，幸灾乐祸 地对着我狞笑。我极力忍住了想向这条癞皮狗的小白脸狠狠地挥上一拳的冲动。
大门外传来了宪兵司令部囚车的刹车声，史密斯上尉便让我传令将已经被抓来的约60名“暴乱 分子”押上囚车。
当我看见头破血流的战友们被押过我身边走向囚车时，心里痛苦异常。
我对史密斯说：“这些人伤势很重，是否先送医院包扎一下，以表明阁下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史密斯听了笑笑说：“OK，按你的意见办。”便向押送囚车的美军做了交待。
我接着要求说：“那我陪他们去一趟医院替医生做做翻译工作吧！”
史密斯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张，我知道你是同情这些共党分子的。你要愿意和他们在一 起，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我镇静地向他说了声：“再见！”便随着战友们上了囚车。
坐在不透气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在黑暗中紧握着半躺在身旁的不知名的战友的手，在汽车的颠簸 和轰鸣声中心潮翻腾：“我就这样结束了在‘86’的斗争？我完成了赵政委的嘱托么？明天叛徒们 没法升狗牙旗了，要是没有美国鬼子进来，我们这一仗肯定能打赢！今后‘86’更加困难了，我们 那些还没有暴露的留在‘86’的斗争骨干担子更重了… ”
第八章 “刑事罪犯” ～ ～
成了“刑事罪犯” ～ ～
1951年10月9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64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 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 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开的关押犯 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50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些戴人民军帽子的朝鲜同志。我挥手 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话喊：“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 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86”的战友， 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于，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 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 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捍卫 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86”，也不愿我 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 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C.I.D.（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 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我松了口气问：“您准备如何进行这次调查？”
“让我们先从受伤最重的人开始吧！请领他们逐个地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立即回去和时占魁、曹明商量，决定安排一个顺序，先找表达能力强的同志去，召集大家简单 讲了怎样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控诉联队警备队一贯横行霸道，任意打人、抓人，克扣大家的食品， 激起众怒。这次流血事件又是他们无故抓人去酷刑拷打引起的；控诉他们这次又打死了王少奇，打伤 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把警备队主要头头送往监狱服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被问到了，做了审讯记录。好在是我担任翻译，对有的战友 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我翻译时都给予了适当修改补充，但我在态度、用语上完全采取了不偏不 倚，就事论事的做法。
审讯结束后。审讯官对我表示了谢意并和我聊起天来。他问了我的家庭和上学情况，对我出身 “基督教、高知家庭”，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很感兴趣，便谈了他自己的情况。
原来他的母亲是美籍日本人，他姓布莱克，也是从大学法律专业学成后出来当志愿兵的。他本来 只希望到母亲的故乡日本看一看，没想到朝战爆发来到了朝鲜。他说很高兴到战俘营来工作，这里比 前方安全。
我就势跟他谈了在战俘营内，美方不恰当地任用了一些坏人担任俘虏官，这些入仗势残酷欺压一 般战俘，引起反抗，造成战俘营内的动荡不安，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但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们的官方政策是要 支持那些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俘，而这些人往往很坏。我本人是讨厌那些没有骨头的背叛者的。 我只能在确实查出杀人凶犯时，从军法角度提出惩办他们，但最终决定权在我的上司。至于这次流血 事件，我将如实上报，你的伙伴们没有责任，要惩办的凶手是那个‘PG’队长。”
“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将如何处理？”
“按美军军法，严重肇事者将作为刑事罪犯被拘留一个月，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被送回中国战俘 营。”
临走，他送给我两盒“金骆驼”香烟、两块巧克力作为酬谢。还说：“你的工作是出色的，公正的， 今后不管你到哪个战俘营，只要是我来审讯中国战俘的刑事案件，一定再请你担任我的翻译。”
我对他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回到帐篷，我把烟和糖送给大家分享了。“金骆驼”当然远比集中营 发的那种无牌号的朝鲜烟好抽得多，更何况自从拘留到此后，已多日“断炊”了。我们81个难友一 支一支地轮流抽了好几天，都觉得那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1985年春天，我作为北京 市科协考察团成员到香港访问，偶尔见到美国“骆驼牌”香烟，却怎么品味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让人腾 云驾雾的感觉了！）
成立地下党支部 ～ ～
当我从布莱克中尉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些“刑事罪犯”拘留期满后将被送回“86”，甚至“72” 集中营的情况后，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露，无论是去“86”或“72”， 都只能被叛徒们严格控制隔离起来并将遭到残酷折磨，直到肉体被消灭。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翻译” 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中立”面目应付美军总管和叛徒们是不可能的了。我的行动将被 严密监视，开展斗争将极其困难！
审讯结束后第二天，原来留在野战医院观察伤势的两位战友被押送到拘留所来了。他们讲了从最 近两天由“86”送到医院去住院的“熟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自10月9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 们继续以“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肆搜捕我地下组织成员，撤换了不少“俘虏官”，基本上完全控制 了集中营的内部政权。
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我把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等同志找在一起，分析了 我们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可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 “72”，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小战俘营。
我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正式成立地下党支部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核心。由于 当时条件特殊，党支部对内公开，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
但当调查哪些同志是共产党员时，我们81个难友中竟然只有时占魁、曹明和我是党员。原来， 所有其余同志都是解放后新参军的小青年。其中共青团员也只有钟俊华、周铁行、余国藩、杨守让、 袁朝模等十五六个人，剩下的都是非党团群众。在“86”时，他们只能以弟兄会的名义组织起来。 而正是这些弟兄会会员在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为了祖国的荣誉，英勇地冲在最前面。
我们当时决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同志任支部书记，曹明同志任组委，我任宣委。我对外 兼任我们81人的战俘代表。同时成立地下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书，钟俊华、杨守让为团支委， 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 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我们三个共产党员站在党 旗下，尽管那盏15瓦的电灯十分昏暗，但墙上的“镰刀斧头”却似乎在闪闪发光。
支部书记时占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全体肃立，唱《国际歌》。难友们站了起来， 室内安静极了，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海涛声和铁丝网外美军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我低沉地起了个头， 指挥大家低声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大家声音哽咽了，热 泪从黄瘦的脸上淌了下来，渐渐地难友们抬起了头，歌声又硬朗起来：“…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 现！”
大家坐下后，由我代表支部讲话。我先向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党旗说：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全体您的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 的战士向您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 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
我刚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背后响起的一片压抑着的哭泣声更加揪疼着我的心，催使我的眼泪 汹涌而出。顷刻间，战斗失利，突围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慕重现在我眼 前…
一种责任感强使我忍住了眼泪，继续讲了下去：
“今天，我们三个共产党员，81个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 残酷的斗争！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 我们！我们将把党的理想化作我们的灵魂，用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燃起斗争的怒火，踏着那些在战场上， 在突围时，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血迹，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 己的母亲庄严宣誓— ”我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领读了誓词：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宣誓完毕，我转过身来，先向难友们表示了我们党支部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以及我个人 决不离开大家的保证。然后讲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险恶前途，要求大家紧紧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共 渡难关。
紧接着，曹明代表党支部表扬了弟兄会的斗争精神，肯定了他们在斗争中的贡献，然后宣布弟兄 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从现在起停止活动，今后全体弟兄会会员将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开展对 敌斗争。团支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他们激动地表示了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绝不在艰险面 前动摇，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
争取成立“回国战俘大队” ～ ～ ～
第二天，我告诉来送饭的美国黑人士兵说：“我们要向管理当局写封申诉信，请你给我笔和纸。” 那位士兵向我看了看，很快取来了一沓白纸，一支沾水笔和半瓶墨水。
我和周铁行一起研究起草了《告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书》，控诉了在“72”、“86”中国战 俘集中营内，叛徒特务们违反日内瓦公约，企图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对战俘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罪行， 明确表示，我们81人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坚决要求回归祖国，希望美方管理当局遵守日内瓦战俘 公约，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最后表示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誓死不去“72”、“86”集中 营，坚决要求将我们单独关押，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战俘大队。
我随即将它译成英文。中午那位黑人士兵送饭时，我请他替我将信转交给他的上司。他把那封书 写工整的英文信正过来倒过去地看了看，吹了声表示欣赏的口哨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一个空白的军用信封悄悄地进来对我说：“你们的信我已送交司令部头头 了。你真棒，写得一手好看的英文字，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呢？”
我笑笑说：“你不怕我在信上进行赤色宣传吗？”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怕，相信你也不会 那么做。”
“那你怎么酬谢我呢？”
“我给你一盒烟，行吗？”
我本想答应，又觉不妥，便说：“你知道，你们给的饭太少了，大家老是肚子饿得咕咕响，你能 偷着多给我们送些饭菜就好了！”
“这并不难，我把饭压紧些就行了！”他高兴地比着手势说。
于是，我根据他的叙述写了一封给他在加里福尼亚的老母亲的平安家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我在 信的最后写上：“去年圣诞节没能回国，今年圣诞节回国的希望又不大了，请老母亲和我一起祈求上 帝保佑，让战争早日结束吧！”
从那以后，他送给我们的饭菜果然多了些。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管理当局的答复，一连几天毫无音信。我向警卫要求面见宪兵司令官，他回来 说：“司令官让你们等候巨挤岛战俘总管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决定。”我们听了，只好一方面做好充 分准备，防止敌人把我们分散开送往“72”、“86”，一方面耐心地等待。
在那些前途未卜的日子里，大家十分不安。党支部决定分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的那些四川同 乡，从成都、重庆参军的小青年们，包括几位从国民党95军起义合编过来的难友，思想比较单纯， 也不大动脑筋。“反正有党支部领着大家干呢！”一闲下来就缠着我讲故事。我们就披上破军毯，围 坐在帐篷里，从文天祥蒙难讲到苏武牧羊，从《鲁宾逊飘流记》讲到《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巨 济岛上已很冷，当帐篷外海风夹带雨丝呼啸而过，大家更觉寒气逼人，于是就更紧地挤靠在一起。这 时，大家静静地听着外面北风怒吼，感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这寒风中冻死的……
后来，几个青年团员要求听革命故事，我就讲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讲我1948年到解放区， 正好遇上八一建军节，我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接见的情 形；讲我又从解放区回四川搞学运、农运、匪运，和在邛崃山区打游击的故事。
尽管当时我也才22岁，但每当我看见在这些小兄弟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绽出笑容时，看见那些尚 带天真稚气的眼睛里闪耀出向往真理、向往自由、向往祖国的光彩时，就又高兴又心痛！
誓死不进72集中营 ～ ～
到了11月初，眼看一个月的拘留期限快到了，我们紧张起来。党支部研究决定，为了再次表示 我们不去“72”、“86”的决心，我们再一次向管理当局和菲茨泽拉尔特上校递交一封态度坚决 的英文信。信中表示：如果管理当局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回国志愿，一定要强迫我们去“72”、 “86”，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我们到时候将不得不被迫和押送的美军以死相拼！
在送交这封信之前，我把信的大意给全体难友讲了，并请大家在信上签字按了血手印。党支部还 决定：一旦美军来押送我们离开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紧紧扣在一起。到了“86”或“72”大门 口，大家就抱成团围坐一起，敌人真要上来强拉硬拽，那就奋起夺枪和敌人拼了。大家群情激愤，一 致表示拥护支部决定。曹明组织大家反复进行了行军编队和夺枪搏斗演习。王刚、岳大洪、陈昆、陈 其武等原弟兄会的领导表现了出色的格斗本领。
11月10日，就在我们拘留期满一个月的那天一早，大约2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来到小铁丝网 门口，一个少尉打开门叫我们列队出去。
我们几个领导人互相看了看，紧紧地握了握手。曹明下令按预先安排好的小组排成四列纵队，比 较身强力壮的难友都排在两旁保护体弱和有伤的难友。站在最前面的是王刚、岳大洪、陈昆和陈其武。
我和曹明带着队伍走上公路。押送我们的美军如临大敌，手中的卡宾枪全都上了刺刀，看着这个 阵势，我们知道将有一场恶仗等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大家，每个战友的脸色都那么沉着，表现出视 死如归的刚强劲。那个最爱听我讲故事的大眼睛小鬼钟骏骅还朝我笑了笑！
啊！我的可爱的骨肉兄弟们，我没能和你们同生，但愿和你们同死！
当我们被押着沉默地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后（在我们的感觉上真比十个钟头还长），前面赫然看见 了“72”集中营的大门，就是那个对每个中国战俘来说都是地狱的大门。
我和曹明对看了一眼，他便按预先约定的暗号摘下帽子擦汗，让全体战友做好战斗准备。我听见 了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又迅速平静下来。
在快到“72”门口时，我大声咳嗽停了下来，后面也立即停下脚步。
我向旁边押送的美军士兵说：“我有事要找负责押送的少尉。”
“不许可！最好闭上你的嘴！快走！”他一边骂一边用刺刀向我逼来。“
我们又慢慢地移动脚步，那个少尉赶了上来问：“WHAT‘S THE MATTER（怎么 回事）？”我趁机问少尉：“请问阁下是否知道我们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信？他有何指示？”
“我不知道，我只是执行宪兵司令部的命令！”
“那究竟打算送我们去哪里？”
“到时候你们就清楚了！”
说时迟，那时快。说话间我们已来到“72”大门口，少尉喊了声“STOP！”（停下！）曹 明立即打了个手势，我们哗的一下迅速靠拢围成一团，敌人还未反应过来，我们已全部手挽手紧靠一 起坐在马路中间。我被曾德全推到里层，孔武有力地护在了前面。
这时“72”大门打开了。几个美军已扬起了枪托。我立即向少尉高喊：“如果你们胆敢强拉我 们进去，我们只有以死相拼，这是你已经知道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负责！”
那个少尉后退一步，看了看我们的阵容，向他的士兵挥手示意，全体美军立即围上来以刺刀相逼。
我又喊：“少尉先生！你如果真下令动武，我就下令我们81个人来抓你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有 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咬死你！”
少尉惊恐地后退了，示意美军把刺刀放下来。他犹豫了一下，便走进“72”去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让“72”的“PG”队员把大门关上，又走到马路对过的“71”号 集中营大门口，对那里的美军总管说了几句话。
“71”的大门打开了。他走到我面前说：“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 了！到‘71’去吧！你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大队。”
我立即站起来，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忍不住欢呼起来！
大家站了起来，在两排美军士兵充满尊敬的目光注视下，手挽手排成四列纵队雄赳赳地进入了 71号集中营。
就这样，通过自己团结一致以死求生的抗争，我们争取到了两年多战俘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九章 “71”——巨济岛上的小延安 ～ ～ ～ ～
苦难中会师 ～
1951年11月10日上午，我们81名来自86集中营的死硬“共党分子”被押送进71集 中营。首先见到的是大门左边最靠公路的一个铁丝网里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他们显然看见了刚才我们 在“72”大门外的那一场抗争，他们中有一些人站在铁丝网旁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被俘以 来，我第一次同这么多朝鲜人民军战友关在一起。他们几个月前也在“72”，因支持中国战俘的斗 争被押送到这里来了。
“走过这第一个”朝鲜人大队“，广场左边第二个被隔开的是个空闲着的铁丝网圈。我们被带到 广场左边第三个铁丝网圈前。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打开了小门，回过头来点了我们的人数，从押送我们的少尉手中接过我们的 战俘卡片，核对了一下数目，便挥手让我们进去，又随手把小营门锁上。
小营内只有一座铁栅顶的大房子。我们进到铁棚房子里，环顾了一下这个可能是做过仓库的水泥 地面的大房子，感到一种新的、比较自由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互相看着，像猛然醒悟过来似的一下子拥抱着跳了起来，任胜利的、欢乐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忽然，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我们全都听见了整齐雄壮的歌声，是《解放军进行曲》！听，“向前，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天呀！这是怎么回事？是天上传下来的仙乐么？
不，就在附近，就在房子的后面！
我们一下子拥出了后门，看见了在右侧的铁丝网后面整齐地排列着100多个中国战俘，是他们 在朝着我们唱呢！
我们全都扑向铁丝网。开始，大家还呆呆地看着他们，紧接着我们有人哽咽着合唱起来，紧接着 铁丝网两边的歌声汇合成了一片。
… 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一切都清楚了。
在对面的队列中，我看见了我最熟悉的战友们的面孔，有从川西地下党游击队时就在一起战斗的 团宣传队干部马有钧，有从温江军分区文工队就在一起的团宣传队导演骆星一，以及538团宣传队 指导员南阳珍… 其他难友也都各自看见了自己部队的上级领导和战友。
于是，歌声刚一结束，两边的战友就隔着一层铁丝网热烈地握手，拍肩，拥抱，顾不得手被铁丝 尖划破流血，顾不得铁丝尖扎进自己单薄的衣服里！
马有钧握着我的手，泪光闪闪地说：“我们也刚从‘72’军官大队杀出来，这半年多在‘72’ 受的罪一言难尽！刚才看你们被押进来，还以为你们是美国鬼子派来整我们的PG队呢！我远远地瞧 见你走在头里，就说不像是叛徒队伍。大家还不放心，决定唱个歌考察一下你们。好了，这下好了， 咱们又战斗在一起了。咱们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更不怕敌人搞鬼了！”我含着泪花直点头。旁边有的难 友竟隔着铁丝网抱在了一起痛哭失声！
这时，只听见一声高呼：“同志们，战友们，请安静，我说几句话。”
大家逐渐安静下来。讲话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戴着银丝边眼镜的青年人，个了不算高，却气质不 凡。
马有钩低声介绍说：“这是××军的营教导员孙振冠。”啊，孙振冠！他正是釜山第10收容所 朝鲜人民军军医崔成哲要我找的人。
他站上了一个小土堆，接着用带点上海腔的普通话说：“战友们，我们从‘72’冲杀出来的全 体同志向从‘86’冲杀出来的难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从今天起，我们这两支队伍会师了！我们 将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结合成咱们中国战俘营第一支坚不可摧的先锋队！目前我们这支队伍人 数还不多，还不要紧，只要我们在巨济岛上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几万名中国战 俘就将心向我们，就将和我们一起展开不屈服的斗争！我们要成为卡在敌人咽喉里的硬骨头，要成为 吸引全体难友的吸铁石… ”
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我一下就深深爱上了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指 挥员！
统一领导 ～
当晚，我们偷偷地在隔着军官大队和战士大队的单层铁丝网下面开了一个洞，我、时占魁、曹明、 周铁行、钟俊华钻了过去，向以魏林（团副参谋长，老红军）为书记，孙振冠、顾则圣（教导员）为 副书记的军官队党支部汇报了我们在“86”的斗争情况和我们81人脱离“86”的经过，包括我 们自己成立地下党支部的情况。最后我们对10月9日的流血斗争没有取胜，没夺取到“86”的内 部控制权表示了内疚。
首长们表扬了我们的斗争，对那次失败，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是叛徒们得到美国鬼子 直接武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你们能够以仅仅81人的微弱力量抗住了敌人把你们送进虎口的阴谋，保 住了这批可贵的斗争骨干，是立了一大功的！现在我们合在一起力量更大了。”
我们表示：“被俘后，大家一直在找上级，找党组织，希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找到了， 请求首长们把党团组织合并起来，把战士大队统一领导起来。”
首长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决定让时占魁、曹明和我参加统一的党支部活动，时占魁参加 党支委会，团员们参加统一的团支部活动，周铁行参加团支委会。我被任命为71联队中国战俘对敌 翻译，配合代表孙振冠同志负责敌工工作。
和我一起担任敌工工作的还有英文翻译张济良、日文翻译吴孝宗，秘书组的黎子颖（××军文化 教员，集中营化名傅稚恒）、何平谷等战友。
孙振冠对我讲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重点。他告诉我：目前和谈斗争已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 美方坚持要搞“尊重战俘个人志愿”，他们利用叛徒来控制战俘营，强迫战俘拒绝遣返回国，以此在 政治上打击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北朝鲜的威信与破坏和谈。我们的任务是揭露敌人的卑鄙伎俩，反 对敌人支使叛徒特务控制战俘营和残酷镇压战俘，尽力争取扩大“71”的队伍和影响，特别是争取 团营干部脱离叛徒控制到“71”来。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争取人民军战友们的支持，首先要和71 联队内的朝鲜人民军战友搞好团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向对面“72”的难友们开展 宣传，动摇叛徒们的控制。
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庆幸找到了一个好的领导人，井表示愿在他领导下尽力完成任务。我还告诉 了他我怎么在釜山第10收容所结识了人民军军医崔成哲，他曾要我在遇到你时，代他问好。
“我总算完成朋友的托咐了！”我笑着说。
老孙也笑着点头说：“崔成哲是个十分热情的好同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夜很深了，我们才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从“洞”中钻回到战士大队。当天晚上，我多少天来第 一次睡了一个十分安稳的觉。
巨济岛上的第一次追悼会 ～ ～
第二天晚上，我们召开了王少奇烈士的追悼会，没有遗像，没有灵堂，只有一个用手纸、铁丝扎 的花圈，只有几幅军官队和人民军战友们用烟灰沾水写在手纸上送来的挽联：
忍将热泪祭战友， 怒讨血债向敌人！ 不屈忠贞爱国志， 尽洒热血民族魂！
最使我感动的是人民军战友竟然送来了两支蜡烛，几个水果。
上午我写了悼词，骆星一为它谱了曲，十几位会识谱的难友排练了这首挽歌。
那天从清晨起就下起了大雨，开追悼会时更是风雨交加。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像祭奠的爆竹， 屋内昏黄的灯光映着大家悲愤的脸，追悼会在低沉的挽歌声中开始，又在激昂的挽歌声中结束：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 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永记在心里。 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 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词，也是我唯一的一首含着悲愤的热泪写出的歌词。它后来成了集 中营历次追悼会的挽歌，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支歌。
在追悼会上最后讲话的是地下党支部的代表马兴旺营长，他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 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女，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 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争取大囚牢里的小自由 ～ ～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格林中尉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看样子不到40岁，瘦高个子，亚麻色头发， 谈吐比较文稚。我是在到“71”后的第三天和他单独见面的。
那天我接受了任务去和美军总管谈判，要求开放我们的小营门，允许两个中国大队自由来往。我 站在小营门口使劲摇晃铁门，用英语高喊：“开门，我有事要见联队总管！”
从联队部帐篷里跑出来一个戴着“INT”（翻译官）袖标的南朝鲜人，中等个子，一脸苦相。 他走过来不耐烦地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你，你什么的想？”
“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说吧！”
“我们来‘71’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 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了一丝笑意，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 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 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 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可以！”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以担任代表。”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朝鲜“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说：“你的英语讲得好， 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 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俊华担任联络员。
曹明为了让我们在“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毛式八角帽。”
揭露敌人，鼓舞难友 ～ ～
“71”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72”、“86” 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 美军管理当局从“72”、“86”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 内部的民主管理。
在翻译这份“外文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 支部决定从发给我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 韩士兵“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入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部用旧了？ 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靠它（它的日 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 军的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 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 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我在后面介绍此 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 塞入肛门，派人住进64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地下党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睛，被当成传染性红 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 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 下党员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71”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64野战医院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 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译写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 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或拿上难友们匀了来的 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1951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71”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 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 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 后冷飕飕。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 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我常常半夜冻醒，醒了还不敢动，怕惊醒身边的战友，只好睁着眼去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冬天烧 树疙瘩烤火的情景，回忆在游击队时围着篝火烧土豆吃的快乐来进行“精神取暖”。因此，我们倒是 愿意在一起开夜车写东西，有热水喝，有“夜餐”吃，脚冻了起来跳一跳，大家说说笑笑，时间反倒 过得快些、轻松些！
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和配合我们向美军管理当局的书面揭发、抗议，我们还在小铁丝网里游行示 威，200多人排成双行，打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 “坚决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的法西斯罪恶统治！”“反对美方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反对美方强迫战 俘背叛祖国！”等等。这些标语都是用纱布绑在帐篷杆子上，用手纸拼成横幅写成的。
我们高声唱着《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等歌曲，在大 约两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上来回转圈。
我们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对面72集中营内的难友们的反响，许多难友听到我们的歌声，跑出帐篷 扒在铁丝网边上瞧着我们。
很快，狗腿子们也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拿着棒子把难友们又赶回去。于是我们就高声喊口号： “打倒汉奸走狗！”“不许迫害战俘！”“认贼作父的叛徒可耻！”
狗腿子们恼羞成怒地跳脚，用极其下流的话漫骂。我们便又唱起“国民党呀那个一团糟呀，汉奸 走狗可真不少呀… ”
一开始，站岗的南韩军、巡逻的美军都站在公路上看热闹。美国兵还大声喊叫：“ENCORE！” （再唱一次！）但后来再游行，宪兵司令部就开来了装甲车，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跳下来，向我们投 掷摧泪瓦斯弹，黄绿色的浓烟包围了我们。我们只好收起横幅标语，呛咳着流着泪撤回屋内，紧闭屋 门。
以后我们有了经验，只选择刮大风的天气游行，歌声又传得远，毒气又散得快。气得带队的宪兵 头头大骂我们是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共党分子”，并威胁我们说再闹事就开枪！我就用英语大声回答： “你们美国不是讲民主自由么？你们的宪法都允许游行示威，你为什么不允许？你最好请你们的总管 来一趟，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抗议！”那个头头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斗争行动使得“巨济岛上成立了一个第71号红色志愿军战俘营”的消息很快传遍巨济岛 和釜山各战俘营。
人民军战友们抬大粪路过“71”时总要摘下帽子向我们挥帽致意！而一些被调去釜山接受审讯 回巨济岛的中国战俘纷纷要求要到“71”，不回“72”或“86”。管理当局很伤脑筋，对我们 的看管更加严密。他们把“71”内支持我们的人民军战俘换成一批人民军中的败类，并从此不再派 我们的人出公差搬运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后来连我们的粪便也不让我们出去倒了，只把粪桶抬放在 广场上，让朝鲜人民军战俘中的叛徒抬到海边去倒，这使得那些坏蛋更加恨我们。
12月初，他们也举行一次游行来庆祝南朝鲜的一个什么节日。他们用硬纸板剪了金日成和毛泽 东的漫画像，在美军的同意下，他们近千人竟然举着画像在广场上游行，唱着反动歌曲，喊着“打倒 金日成”、“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往画像上吐唾沫，扔石头。
这可把我们气坏了。于是我们准备了石头瓦块，等他们走到我们门口，就雨点般地打过去，打得 他们抱头鼠窜，草草收兵。之后，我们坚决抗议其挑衅，要求将其调出“71”，否则，他们将负责 一切严重后果。
不久，这些坏蛋就真的夹着尾巴滚蛋了。“71”也就完全成了我们的天下！伙房、医务室都由 我们管了起来。
绝食换回14位战友 ～ ～
12月的一天，几个难友从釜山被押回“72”。他们一到“72”门口，一位难友趁押送的美 军没留神，转身就朝“71”大门跑过来，又不顾铁丝尖刺伤，迅速爬越过大门，跑向我们的小营门 口。
当时正好是开饭时间，小营门正开着往里抬饭，我们欢叫着把他拉进了战士队。
很快格林中尉就领着那几个押送的美军进来要人，我们便将他藏到军官队去。那些美国兵让我们 排好队一个一个辨认，没找到，又跑到军官队去找。军官队有四个帐篷，大家挤来挤去，中国人在他 们眼中长得又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但从此美军押送中国战俘路过“71”时就特别警惕了。
1952年的新年来到了。
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迎来了这个充满 苦难的新年。预见到未来的艰险岁月，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两个大队的新年“团拜”，以鼓舞斗志。
一清早我们这200多名“死硬共党分子”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广场上唱起了国歌：“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啊，我们的国歌多么像是专为我们而谱写的啊！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这支《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抗 战激情，过了这么多年竟仍要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年抗日，现在抗美，我们的民族 竟如此多灾多难！我的眼睛模糊了。
当魏林同志代表党支部致新年祝词，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准备好作更艰苦的斗争时，我觉得他的声 音越来越远，好像是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
我多么想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北京是怎样欢庆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了他 们的和平生活，人们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1952年的新年过了不几天，就在我们“71”大门口演出了一幕惨剧。
14名从釜山伤病医院押送来巨济岛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停在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 决要进“71”。高大强壮的美军硬要拽他们进“72”。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 抗，都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倒在公路上。
我们在里面大声喊叫，咒骂，却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硬拽进“72”去，不少人失声痛哭， 大家纷纷要求支部想一切办法救他们。一想到他们将在“72”受到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党支部决定举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美方把他们送过来。我把给菲茨泽拉尔特的抗议书写好，和 孙振冠一起到联队部送给格林中尉，井请他转告菲茨泽拉尔特，我们宁肯饿死也要救出这14位难友。
第一天，伙房停伙了，美军没有理睬我们。第二天，送来的粮食蔬菜堆在小营门口没人去取，我 们动员大家躺着休息准备长期绝食。难友们开始还想走动、说话，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没有一个人 喊饿。
格林中尉开始几次来叫我劝大家吃饭，他说他将努力去争取把那14名战俘调过来。我回答他： 大家决不会进餐，除非见到我们那些被拖进“72”，现在已生命垂危的难友。
第四天下午，“71”、“72”大门同时打开了，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被送了过来。我们从 “床”上爬起来，激动地争着去拥抱他们，完全忘记了饿得肚皮贴后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叙述了他被拉进“72”后的遭遇。当他把衣服脱下来，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 被烙伤的血红色烙痕和翻起来的被烧焦的肉皮惊住了。多么残忍的叛徒，多么坚强的战友啊！
而唐乃耀包扎了伤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们一起开夜车写那份血的控拆书— 《致国际红十字会 的愤怒揭发信》。
丁先文拼死来到“71” ～ ～
1月中旬的一天，丁先文难友被美军主动地送到了“71”，这使我们很感到奇怪。他脖子上缠 着厚厚的渗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来就要往下倒，我们赶紧扶住了他。从他断断续续的嘶哑的 叙述中，才知道他是在医院坚决要求来“71”遭到拒绝后，被迫用刀片割了脖子，经输血抢救才送 来的。
大家深深被感动了，当晚专门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在会上他吃力地叙述了他怎样和张达、张光 甫、王云生等难友在团参谋长杜岗领导下秘密组织起了“回国小组”开展斗争，又怎样被叛徒告密， 他和张达被整得死去活来，后美军检查卫生时发现他们已奄奄一息，才被送到医院。
他特别痛心地汇报了杜岗同志的情况：杜参谋长被抓后痛斥了叛徒的罪恶行径，坏蛋们便恼羞成 怒，将他吊在帐篷顶上毒打，门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72”受非人折磨。
他说到这里已发不出声。停了一会儿，他鼓起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了过去！
丁先文难友后来担任了回国支队的纠察分队长，负责一个分号的内部保卫工作。尽管他在起义的 95军里当过国民党兵，却对集中营里那些国民党特务、叛徒极为厌恶，他在旧军队挨打受骂，太了 解这些人了。他用以死相抗的实际行刻赢得难友们的信任，后来又被吸收为地下党员。
菲利浦 ～
在“71”，除了格林中尉外，我还不止一次见到另外一个特殊的美国人— 菲利浦。他约有一 米八的个子，身材匀称，碧眼金发，年约40开外，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一身笔挺的米黄色或浅蓝色西 装，风度十分潇洒，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自由出入战俘营。菲利浦每次来“71”都是先 找魏林、孙振寇、马兴旺，对他们象老熟人一样握手拍肩。
我们到“71”不久的一天，他来了。当地从军官队来到战士队见我正趴在床上校对一份英文稿， 便弯下身来用中国话对我说：“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吓了一跳，从被俘后还没见过着平民装又会说汉语的美国人呢！我转过 身来把信稿递给他看。
他迅速地读了一遍，指着一个地方自言自语地用英语说：“这儿好像写错了！”我站起来也用英 语说：“那就请你帮我改正吧！”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便掏出笔来，改写了一个更恰当的单词，然 后又用汉语说：“总的来看写得不错，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嘛！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他便伸出手来用英语说：“原来你就是张翻译，我早听说过你的情况了。咱们交个 朋友吧！”
我很勉强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觉察到我的疑虑，便自我介绍道：“我叫菲利浦，是美联社记者， 常驻巨济岛专门采访战俘营新闻的！我和你们的魏林、孙振冠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说：“您一定够忙的，战俘营的新闻太多了，每天都有打伤打死人的事，不知您采访到没有？”
“我今天来，就是想通过你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嘛。”他笑笑说。
“主要情况我们都写在这封致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公开信中了。”
“我看过了，里面的大部分事实我都知道。我愿帮助你们直接送给上校。以后有其他类似信件我 也可以效劳。”
“非常感谢！我是否可以表明我的如下想法：您既然是位记者，能否请您对战俘营的各种非人道 现象给予公正的报道？”
他马上说：“我是很憎恶那些变节者的丑恶行为的，我已不止一次对总管上校建议要严厉管束他 们。我还愿尽我的可能去减轻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后果，你们军官队140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从 ‘72’分家出来的，这一点魏林他们可以证明嘛！”他脸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笑着说：“这一点他们已向我说过，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托您把这封信交给司令官吧！您最 好是能够发表这封公开信！”
他接过信说：“我一定亲自交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至于公开发表，你知道决定权并不在我这个 普通记者手里。”
临走，他忽然说：“怎么管理当局连桌子、椅子都不给你们，这怎么写字办公呢？我去替你们提 要求。”
我用难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说：“那就太感谢了！”
事后，我把和菲利浦的谈话向孙振冠做了汇报。老孙分析说：“他决不是什么普通记者，据我们 估计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务，他对我们表示的友好，很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要对他提高 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伪装替我们干点事，你给他将了一军，这很好！看他还有什么表演吧！估计 桌子会送来，以证明他的‘关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方桌四个凳子，还有纸笔墨水。我们再不用趴在 地上写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孙确实不愧为我军的教导员（在部队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 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尽管当时他不过24岁。
两天后，我们从操场上拾到一块包有信纸的石头，信上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团政委被敌人从釜 山押来，关在‘72’军官队受折磨，尽快设法把他要到‘71’去。”
我们立即向司令官写信，要求将“王芳（即赵佐端）上校”和“杜岗中校”送“71”。我们在 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被叛徒整死，您将负全部责任。”我们估计那个情报是人民军战友得到消 息后，托伪军中的自己人扔进来的。
几天后，当菲利浦再来到“71”时，我们把赵政委和杜参谋长的处境告诉了他，并把我们写给 司令官的信给他看了。
老孙对他说：“这是两位我们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美军恐怕不好交 待，而叛徒们为了讨好主子却很可能整死他们。”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孙又说：“我们不希望为了挽救他们而被迫再次绝食。这对贵国不会有好的影响。”
他终于说：“你们放心，我想总管上校会明智地处理这件事，我也愿再次替你们转达你们的要求。” 我们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们在“71”迎接了赵政委和杜参谋长，他们都是我们团的团首长，我最熟悉的领导人， 见到他们那被折磨得异常憔悴的面容，尽管他们笑着，我心里却在流泪。
当晚我们开会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我们的团一级领导干部都挣脱了叛徒控制来到“71”，我 们的领导力量大大增强了。
我们的“宣传队”表演了《钢铁战士》和歌剧《刘胡兰》片断以及活报剧《蒋家班垮台》。马友 钧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晒干后蒙在铝筒上制成的，而铝筒是从帐篷支柱 的接头上锯下来的。在我们这块“红色根据地”里，能人多着哩！
那天我们演出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演员的那种激情，观众的那种心情却是人间少有的。
当我们的“独唱演员”——军文工队队员余国藩唱着：“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 里热，我从那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 ”没唱完大家就使劲鼓起掌来，难得的笑声震动着 铁皮屋顶飞出了铁丝网。
〖摘自《战俘手记》，张泽石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5年1月第1版，柴敏毓输入〗 ≈· · ≈· · ≈· · ≈·
继续
战 俘 手 记 张泽石
上卷 炼狱之火 ≈≈种种种种帧
第十章 反对血腥“甄别” ～ ～ ～
审查中国战俘“自杀”案 ～ ～ ～
1942年的春天来到了巨济岛，从南边海上吹来了暖风。三月初，草就被吹绿了，它们在铁丝 网边上的乱石缝里倔强地向上伸出头来，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甚至开出小花来。我的那些年轻战友常 低头徘徊在它们身旁，有感于它们那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春天并未给战俘集中营带来希望。原86 联队部翻译安宝元同志通过住院坚持要求来“71”被允许了，他汇报了在“86”敌人的恐怖统治 日益加剧的情况，大家听了更加不安。他还说高化龙翻译已经去了医院，不打算回“86”了，联队 部只有书记长郭乃坚仍在坚持。看来，形势更加严峻了，由于板门店的和谈僵持着，美方更加紧在战 俘营内推行它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政策。
叛徒们根据其主子的指示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对战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我 们通过医院不断听到在“72”、“86”集中营内难友们奋起反抗和狗腿子们残酷镇压的消息。愈 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从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在前胸 后背上刺上“青天白日”。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盖手印，甚至被强迫 写“绝命书”：“再不送我去台湾，我宁愿自尽… ”
3月初的一天上午，“C.I.D.”的布莱克中尉忽然坐吉普车来到“71”，他要我为他担 任翻译，一起去审查一件在中国战俘中发生的“自杀案”。
我被他带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先译出一封“绝命书”。
那是写在两张被揉皱了的烟盒上的一封“给蒋总统的信”，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受共匪奴役、为共匪卖命的受苦人，是联合国军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蒋总统 派人来接我去台湾，等到现在不来接我，共匪的板门店代表还要强迫我回大陆，我只有一死报效党国！ 蒋总统万岁！”
铅笔字迹很潦草，我坐在中尉的办公桌前辨认了半天，正要拿起笔来翻译，布莱克问我想喝红茶 还是喝咖啡？我说：“谢谢，我不渴。”
他说：“给你冲杯咖啡吧！”便走出办公室去冲咖啡。
我低头偶然看见在中尉未关严的抽屉里有一张写着英文的白纸，我悄悄将抽屉开大点一看，正是 这封信的译文。最后那个“蒋总统万岁！”的译文后面还打了个大叹号。
我赶快把抽屉还原，立即想到布莱克已经找人翻译过此信。让我再译的原因或者是不相信那人的 水平，或者想考验我是否可以信赖。
我迅速作了决断：不管怎样，我必须按原文译出来。尽管我十分厌恶这封信，特别是对蒋介石的 称呼和喊万岁更为反感。
布莱克送来咖啡后便坐在一旁喝着咖啡，一面看一张《星条报》（美国军报），一面对我说： “你不必着忙，上午能译完就可以了。”
当我咬着铅笔杆，抬起头来思考一个确切的英语单词时，忽然看见那张《星条报》上的一行标题 中有“板门店”几个黑体字，我意识到那是一则关于和谈的通讯，我多么想要过来读一读。但我又怕 碰钉子下不来台，便先集中精力把那封信译出来，誊清之后交给了布莱克。
布莱克把报纸放在桌上拿过译文仔细读起来，那张报就离我不远，可惜那项关于和谈的报道却压 在了反面。我喝着早已凉了的咖啡，反复想着用什么办法去了解那个报道内容，我们太需要知道和谈 的情况了。
布莱克看完了我的译文，满意地说：“看来还是你的英语更好，这下我弄清了这份‘绝命书’确 切的内容了。”
我问：“我可以问这位死者的情况么？”
“当然可以。我今天早上得到报告和这件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物证。死者是第86战俘营的一个 中国战俘，今天清早被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里。我负责审讯这个案子，你将尽力协助找，是么？张！”
“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回答。
他看了看手表说：“啊！已经吃午饭的时间了，为了你的良好工作，我请你在这里用餐。”说完？ 他从柜里取出一个美军军用扁平型铝饭盒，又说：“你就坐在这里等我，不会让你久等的！”便走了 出去。
一阵强烈的喜悦冲上心头，他一出去，我便拿起报来，心里咚咚地跳着，迅速翻到那则消息： “板门店和谈僵局可望打破，朝中方面可能在战俘志愿遣返问题上做出让步。”
“我的天，让步？！”我急速地看报道内容：
“我方出于早日结束战争的愿望和对战俘的人道主义考虑，在此次会谈中，找方首席代表呼吁朝 中方面同意我们提出的在中立国监督下对战俘的去向志愿进行甄别。朝中方面未予反驳… ”
“啊！‘未予反驳’！我们的代表是否清楚在巨济岛上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再看下去。
“… 朝中方面代表只是再次提出无根据的指责，重复所谓‘美方对战俘实行变本加厉的血腥镇 压，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老调。”
“啊，原来祖国了解这里发生的的一切。祖国是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的！”这时门外响起脚步声， 我立即放下报纸。
布莱克端着饭盒开门进来了。我站起来要迎上去，他示意我坐下，把饭盒放在我面前。我打开 饭盒，里面放有蕃茄牛肉汤、夹着黄油的面包和几块肉。
他指着那几块肉说：“这是从美国空运来的新鲜鹅肉，只有我们军官食堂才供给。”
我吃着这丰盛的午餐，想着难友们这时正在急切地咽吞那飘着烂萝卜叶的酱油汤和半碗大麦米饭， 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饭，布莱克用车送我回“71”。在路上，他告诉我，明天他来接我一起去“86”作现场 调查。
公路上只有我们这辆车行驶着，我看着他的手枪想，要是在前方，要是我会开吉普车，这真是个 逃走的好机会！我不禁脱口问他：“开吉普车很难学会吧？”
他说：“并不比学走路更难！”很快，我们就到了“71 ”。
我一回去立即把在《星条报》上看到的消息向赵政委、老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嘱咐我找机会继 续了解有关报道。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布莱克驾车来了，我们一起往“86”驶去。
一路上我很激动：“‘86’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能否见到自己的知心战友？见到了又是否 有机会说上几句话？”
车子从关押着人民军战友的第76、77集中营铁丝网外驶过，我看见里面广场上有一队队的朝 鲜战友戴着自制的人民军军帽雄赳赳地在练习队列行进，有的甚至在拿着帐篷杆子练刺杀动作。我禁 不住轻轻地“嘿”了一声。
布莱克显然听见了，他握着方向盘正视着前面的弯道说：“这是一些疯子！”说完看我一眼。
我笑着说：“您还不太了解朝鲜民族，他们历史上多次受到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其中包括我们唐 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太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了！”
布莱克说：“那么，现在你们中共军队占领着北朝鲜算不算异族人侵呢？”
我反问道：“难道历史上有过这种侵略吗？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 者！”
布莱克笑了：“这真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我们美军不是也和南朝鲜军队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 个强大的入侵者吗？你怎么回答我呢？”
不等我回答，他又收起笑容说：“算了，我们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这完全是一场混乱的、莫 名其妙的战争！我不值得为它离开妻儿不远万里跑到这个倒霉的岛子上来，而你这个大学生更不值得 为它抛弃学业到这里来受罪！”
我对他的坦率和他对这场战争的观点感到惊讶。我不愿多讨论这个问题。心想：“让历史去做结 论吧！我并不后悔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我知道了为什么他虽然很清楚我的政治立场，却仍然抱 有同情甚至信任感。
“86”到了，在联队部，史密斯上尉见到我笑着问：“张，这一向你过得如何？”
“实在说，我过得比在这里时要轻松些！”
“我知道，我理解！”
这时我见到郭乃坚正用眼睛向我表示问候，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布莱克中尉请史密斯领我们去看看事故现场。我们来到三大队旁边的那座用石头砌成的简易厕所。
史密斯用手绢捂着鼻子指着那根当作檩条的铁管说：“喏，死者被发现吊在它下面。”
布莱克去站在下面自己试了试，看来以他的中等偏高的个头如果用绳子上吊，脚还能踩在地上。
他问：“您认为死者的身材比我矮得多么？”史密斯摊开双手表示他不清楚。
布莱克说：“让我们再去看看尸体吧！”
我们钻进坐落在铁丝网边上的一个空帐篷里。在暗淡的灯光下，躺着一具用草帘子盖着的死尸。 布莱克戴上手套去揭开草帘，一张双眼暴突、舌头外伸、嘴角沾满乌黑色血迹的可怕面孔显露出来。
尽管我在朝鲜战场上已经见过不少尸体，被炸死的，被烧死的，被射杀的，形状各异肤色不同的 尸体，但见到这个形象仍然禁不住惊呼了一声，立即转开了视线。
我听到布莱克怀疑地“嗯”了一声。我转过头来，见到他弯下身子正拨着死者的头，观察颈下的 印痕，又拿出卷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长。
然后他盖上草帘，直起身来，扔掉手套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
史密斯上尉又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联队部看见联队副王福田，团警备队长周演达，三大队长和三大队警备队长等“证人” 都已被召来坐在那里等着。
见我们进来，他们全都露出谦卑的笑容弯腰站了起来。
我怒视了周演达一眼，他赶忙低下头去。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下：“布莱克中尉将问你们几个问 题，你们应如实回答。”然后向我点点头。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 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了，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 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 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 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 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 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 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茉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 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 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 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 了名。
在把我送回“71”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 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 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 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86”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 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 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