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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传》作者:贝克

_9 董衡巽(美)
  玛萨搭乘的轮船停靠在利物浦。这次海上航行真使人难受。船上灯火管制非常严格,还禁止人们吸烟。轮船在雾濛濛的大海里摸索行驶,经历了整整两个星期。最后登岸时,玛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记者问她对她丈夫因发生事故受伤有什么感想时,她感到很奇怪,一时说不上,因为她根本不知道那回事。当记者对她说,她丈夫是在参加一个通宵达旦的晚会后出事的,现在住在伦敦某医院里养伤,玛萨很生气。她想,在战争的非常时期里,象他这般喧喧嚷嚷的闹饮,虽说是普遍,实在令人憎恶。她先去多切斯特旅店住下,然后到医院去看她的丈夫。到医院时,厄内斯特正躺在病床上,双手交叉放在后脑勺下面。他的胡子很长,几乎把胸脯都遮盖起来;头上的绷带仿佛象穆斯林头巾紧紧地裹住额头。厄内斯特原以为他妻子会怜悯他,可事实却使他大失所望。玛萨不但不同情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厄内斯特很受委曲,心里难受极了。事后他对人说,他的妻子简直“傻到不懂人情”。当玛萨埋怨那次晚会使他陷入如此困境,并从此否认他是个敢于战斗的勇猛的人时,厄内斯特只能十分蹩脚地重复他那早已过时了的笑话:陆军妇女队员还没有把他打死。后来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大概她的幽默感没有发挥作用,所以她离开病房时样子很不高兴。
  厄内斯特住在医院期间,去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吉米查特斯也前往探访。原先他准备组织一帮人重上蒙塔巴拿山口,由于厄内斯特发生事故而告吹。查特斯说,“厄内斯特一见到我就伸出双手来欢迎我。象平时一样大声地向我打招呼问好,仿佛他并没有受重伤,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而已。他不要我谈起这次发生事故的情况,硬要我谈过去在蒙塔巴拿山口的情况……许多年过去了。可是名利和地位并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过不多久,他说的话使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要不是他头上扎着绷带,我真的忘记了他是个住院的伤病员”。谈话中,他们偶然发现,他们两人都是在一八九九年生的。于是厄内斯特说,“吉米,我和你真正成了一对老伙计了。”说罢将一迭票面一英镑的钞票递给吉米,作为分手时的一点小礼物。
  曾和厄内斯特坐同一架飞机横渡大西洋的诺斯和布鲁克到医院探望厄内斯特。他们发现厄内斯特对于自己的伤并不在乎。他所担心的是由于身体受了伤不能参加进军欧洲。而据说,离进军欧洲的时间不远了。他们谈话时,情况和查特斯一样,厄内斯特有意把话题转移到谈论他如何征用伦敦的出租汽车的技术方面去。他说由于他长着大胡子,模样象不朽板球英雄W·C·格拉斯,所以出租汽车车夫见了毕恭毕敬,听任他使唤。布鲁克来时随身带了半瓶威士忌,原是为祝愿厄内斯特早日恢复健康而准备的。没想到,厄内斯特那里已经有很多威士忌了。“于是”,布鲁克说,“厄内斯特收了我半瓶威士忌,却回送给我一瓶威士忌。他真是够朋友的。”不仅如此,他在对青年人的关心和劝告方面就象慈父一般循循善诱,也是十分慷慨大方的。一位年轻的英国伞兵通过别人的介绍来找厄内斯特,向他请教,当飞机抵达法国领土上空时,他应该如何跳进被纳粹占领了的法国。“保持大便畅通,”他亲切地说,“并且记住,在那里有一块非德国占领的外国人居住区,即英国人的居住区。”
  五月二十九日,厄内斯特伤愈出院。虽然医生嘱咐他,由于他有脑震荡病,不宜喝烈性酒,可是一出院他又喝起威士忌来了。六月一日上午当他的弟弟莱赛斯特到旅店去看他的时候,厄内斯特已经起床,穿好了衣服。他的头嗡嗡作响,神经跳动得很厉害,他以为在房间里的人都听得见。厄内斯特坚持要到户外去活动。他要去看看赫顿和马卡达姆关于推迟英国皇家空军飞往欧洲大陆的计划。一旦动机形成,他就要行动。
  厄内斯特一心想在巴克莱银行开个使用支票的户头,于是他要诺斯和布鲁克穿上海军服,佩戴手枪,说银行经理看到他有这么两个彪形大汉的保镖,一定会有深刻的印象。事后他带着诺斯和布鲁克到一家叫弗里斯科的酒店去招待他们。这家酒店的老板是一位美国黑人,是厄内斯特住在巴黎时认识的。弗里斯科酒店里有著名的威士忌和美国的爵士音乐唱片。厄内斯特使用他在巴克莱银行开立户头后的第一张支票。这样他就成为“海明威斯坦突击队”的队长,诺斯和布鲁克是他的部下。他向他们两人喊口令时用的是土耳其语。
  初到伦敦的几个星期里,虽然厄内斯特为人慷慨、直率、豪爽,但并不是人人都对他有好感。他的一些老熟人认为,他正在发挥其作用。虽然厄内斯特有时候也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声望,但更多的时候,他却不这样做。此外,在一些场合里他还常常表现出十分幼稚可笑。查理·斯坦贝克二十年来一直是海明威的狂热追随者。在他的眼里,海明威是一位斗牛英雄。一位英国皇家空军联络官约翰普德奈发觉厄内斯特的行为十分古怪。他说,“对我来说,这个人迷恋于扮演海明威这个角色,但太过火了。一个十九世纪的感伤主义的演员去扮演二十世纪一个行动卤莽的小伙子。他把一群无所畏惧的青年人撇在一边,自己却象一个希奇古怪的纸影人儿。”
  厄内斯特的古怪行为还表现在他和玛萨的关系上。自从他发生那次事故以后,他一直叫她“没有良心”。伊拉沃尔弗特有一次亲眼看到厄内斯特报复玛萨。开始是厄内斯特打电话给住在楼上的玛萨,约她一同吃晚饭。估计她快要到来的时候,厄内斯特溜进洗澡房,开始脱衣服洗澡。当玛萨来到门口时,厄内斯特做出要打她的样子。玛萨连忙走开,气得流下眼泪。沃尔夫特就此事责备了厄内斯特。他后来只好打电话向玛萨赔不是。经过调解,玛萨表示,除非他们到她住房门口叫她,否则她不同意一起去吃饭。正当他上楼去找玛萨的时候,在走廊上恰好碰到玛丽维尔斯。厄内斯特立即缠住玛丽,让沃尔弗特单独陪玛萨去吃晚饭。
跨过海峡作战
  厄内斯特作为观察员的身份随同英国皇家空军到欧洲大陆去的计划因头部受了重伤而延期了。不过,在大规模进攻的D日①之前,上级就发给他一套蓝色制服,肩章上绣着“记者”两个字。一个安全箱,里面放着一条上面印有地图的绸手帕、钱、药丸,指南针和朱克力。万一飞机被地面炮火打中,机上人员可以跳伞,这些东西可以维持三天的生活。通过约翰普德奈的介绍,他认识了他的队长彼得威克汉巴内斯。巴内斯身材高大结实,有将近五年的飞行经验——去过北非,中东,最近在英国。他负责一个在格拉威森基地的战斗队工作。厄内斯特在事故发生后不久见到了这位队长时,编选了一个故事瞒骗他,说有一天,晚上参加了一个晚会酒喝得太多了,第二天大清早走出门来一头撞在多切斯特旅店的混凝土喷水池的边角上。血流如注,到医院后,医生用绷带把他的头包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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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日子,即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
  盟军大规模进攻的开始日越来越近了。六月二日正逢周末,厄内斯特和其他几百名战地记者一起听完了上级军官的训令后,乘飞机到南部海岸,准备搭乘停在那里整装待命投入战斗的小舰队。六月五日晚,天下着濛濛细雨。厄内斯特一瘸一瘸地跟在别人后面登上战斗船朵拉西M·迪克斯号。他们的司令员是位表情十分严肃的爱尔兰军人名叫里希。厄内斯特走上前去迫着他讲出星期二上午的行动计划。他问,这次行动是不是佯攻,故意愚弄敌人,而把盟国的主要作战力量去攻打敌人的要害部门?他们的这次出发是不是真正登陆?里希回答说,“要登陆”。靠岸后,开始半个小时用来清除敌人布下的地雷。然后,登陆车沿着新开辟的无雷区开过来。厄内斯特走去看垂挂在战斗船迪克斯号两边的网子。他的双膝在十二天前的一次事故中碰伤,现在仍然发肿未消。他十分害怕要往下爬。凌晨二时,浩浩荡荡的小舰队,乘风破浪驶过了海峡的中线。当换船的命令下达后,里希采取了措施,不让海明威发生第二次事故。他坐在工作吊板上从船的一侧慢慢地降下来,然后把他放进另一艘运输船帝五号的船尾。这一次厄内斯特坚持要同别的人一样爬网。到下午五点钟,也就是要进入登陆船的时候,他才十分吃力地抓着原来那根绳索下降到船舱里。
  天亮了,强大的西北风吹刮着海浪,浪花溅到船上来。敞口的战船象一只棺材在波峰浪谷里飘浮。蓝色的海水被风一吹不断地泼进船舱,淋在没有佩戴头盔的士兵身上。这些士兵一排排,肩并肩象中世纪那手执长矛的士兵一样坐在敞口的船舱里。厄内斯特和司令员鲍勃安德森一起坐在船尾。他回过头来望着那巡洋舰的轮廓,朦朦胧胧的在海平线上,还有得克萨斯和阿堪萨斯两艘巨型战舰一边向法国海洋驶去,一边开炮的情形。厄内斯特从外衣下面拿出一副老式的双筒小型望远镜,浪花飞溅在玻璃镜上,但他仍尽可能地观察着海岸上的动静。
  战船越靠近海岸,岸上战争的气氛越看得清楚。在那长长的后面有陡壁的海滩上到处有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水边静静地躺着两辆被打坏了的坦克;盟军向敌人阵地发动第六次进攻时,敌军陈尸海滩,处处可见;一个水泥结构的碉堡里残存着两挺机枪;一间被炮火毁坏的房子仍在冒着烟。岸边有许多铁桩,上面挂着小雷,首先要把那些小雷等危险障碍物清除掉,船上的人才能沿着放下的梯子下船。里希原先的估计实在太过于乐观了。使人感到惊异的是盟军发动第六次进攻,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防线。在船上海明威和别的人正在议论着陆地上一些明显的标志:教堂的塔尖,远处的悬崖峭壁。厄内斯特一边用布拭擦着望远镜的玻璃,一边心想,眼前这个地方正是阿马哈海滩的○七○○福克斯格林地段。他到这里来的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星期二。
  驱逐舰开到离海岸最近的地方,舰上的炮火把岸上的防卫工事,碉堡夷成平地。根据海明威的观察,碉堡里一个德国士兵的一只手臂被炮火炸断,飞到半空中。这使他想起了在马德里写一篇关于彼特洛斯卡的报导。中校安德森协助抢救一艘被水雷击中而下沉的登陆艇上的人员脱离险境。一艘驱逐舰接收了受伤的人员。厄内斯特说,“谁都没有理由袖手旁观,他们跑到一处十分适当的地方,把盟军的士兵,他们携带的炸药,火箭筒等都搬上船。安德森抬起梯子,清扫海滩,让厄内斯特上船,然后开走了。
  玛萨乘坐一艘停泊在离海岸很远的海面上接收伤病员的救护船横渡海峡。她和厄内斯特的做法不一样,她设法上岸。这点厄内斯特永远忘不了。上岸后,她遇到比尔万杜森。他告诉她,厄内斯特已经在伦敦。玛萨写了一个小条子请比尔交给厄内斯特。她知道厄内斯特平安返回英国心里感到宽慰。她在伦敦只停留很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意大利去。不过她至少要在这里看一看情况。她说,“我是到这里来看打战的,不是来住在多切斯特旅店里”。厄内斯特看了纸条后立即在条子边上注上一些尖刻的挖苦话。不过,玛萨去看厄内斯特时,他还没有看到她的条子。当她回到多切斯特旅店她的住房准备收拾行装去意大利时,厄内斯特带着一个女人正在她的房间里。他仍住在旅店里接受来访者,继续向玛丽维尔斯求爱,为柯勒杂志写出第一批报导文章。玛萨走后,有一天,罗尔德达尔发现厄内斯特正在打字,写了一篇有关盟军向敌人发动进攻的报导性文章。达尔要求厄内斯特把文章给他看。他想,文章一定写得不好。于是不动声色地说,“厄内斯特,你没有把你告诉我关于那个士兵从一辆燃烧着的坦克中爬出来时,他那种惊慌失措的神情写出来。”厄内斯特听了说,“哎呀,象这样的文章,我决不会交给柯勒杂志社的。”
  从六月下旬开始,德国人大规模地使用V弹,即嗡嗡弹。
  这种V—I型飞弹也叫V—I型火箭或自动控制导弹。它们是从被占领的法国境内发射的。它可任意大量发射攻击英国东南部地区甚至伦敦。厄内斯特看了描写说,这种武器看起来象金属标枪,上面装有活动翼和出气孔。每个飞弹能携带一吨重的弹头。射程为二百公里,时速为每小时四百多公里。发射时发出一种象载货车或摩托车马达低沉的声音。厄内斯特返回伦敦后开始收集整理有关英国皇家空军在作战时的情况。盟军用来对付德国飞弹的主要武器是一个中队的台风战斗机。这些飞机是从赛利斯伯力平原,靠近斯通亨奇一个简易机场起飞的。每天从清晨四点到半夜,驾驶员不停地驾驶这种飞机在空中飞行,企图截击或打落正在飞行中的飞弹。有一天,厄内斯特亲自跑到作战地区去观察。
  厄内斯特一看到那些“台风”战斗机,禁不住喜气洋洋。他把它们错唤为“暴风”战斗机。这些飞机又大又结实,有点象身强力壮的驴子一样。驾驶飞机的小伙子们也是个个身材硕健,精神饱满。司令员温格,个子不高,可十分神气。说话口气犀利,但富有表情。有个中队长,是个比利时人,最近参加了一次为期六天的自行车竞赛。脸上皮肤晒得黑黑的。另一个飞行中队长是个英国人,个子高大,对陌生人说话时显出一点腼腆。他的皮肤带紫红色。就象一个人的脸皮被火烧坏了,然后医生给他施行植皮手术。在厄内斯特再三地要求下,这位中队长讲述了一些关于他作战的情况。他说他第一次成功地把一枚飞弹打落。但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你打下飞弹的准确地点,因为它们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厄内斯特当时的心情很不平静,渴望自己能象那些驾驶员一样,成为这次战争中的战斗英雄。后来他告诉别人说,早晨他常陪那些飞行员到酒吧间去喝酒。经常到赛里斯天主教堂去为英国的祖辈们在天之灵祈祷。
  厄内斯特还访问了第九十八中队总部。这个中队的司令员是保尔,有轰炸机二十五架。飞机起飞基地在顿斯福,萨里的吉尔德福声部八公里,离海岸线大约四十公里。六月十五日下午当他在军官食堂吃饭的时候,一枚V—I飞弹从飞机场附近飞过落在环形防线边上爆炸了。事后,记者们闻讯纷纷赶到现场进行采访。厄内斯特和其他的记者一起来到飞弹爆炸的地方。记者们及时赶到现场,四处观察,从地上捡一些飞弹的碎片。但记者是绝对禁止拿现场的东西的。当地警察立即赶到了现场并到司令办公室了解记者私自拿现场的东西的情况。司令杜拉普说,“当警察到达的时候,海明威已经来到军官食堂的柜台,占了有利的位置。由于厄内斯特的容貌容易被目击者所辨认,所以他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警察对整个事情的处理虽抱着悲观情绪,但对这件事本身却是毫无置疑的。厄内斯特很快意识到面临的情况,他的样子象一个偷甜饼的小偷当场被人抓住那样怪难为情,默默跟着警察来到他的住房把那飞弹的碎片交出来。或许将来在适当的时机,他还会犯别的罪行的。
  六月十八日上午星期天,厄内斯特约了几个朋友到多切斯特旅店,在他的住房里做他们早就想做而未做的煎大饼早餐。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二颗飞弹爆炸事故。这天上午,比尔杜森拿来了乔麦粉,罗威特带来了烈性威士忌酒。参加的人中还有诺斯和布鲁德以及海明威的突击队员比尔德朱尼尔。诺斯认为煎饼太坚韧,布鲁斯说煎饼很可口。不过,此时他们的注意力却被外面的东西吸引住了。那天上午,一批飞弹正以匀称的速度沿着伦敦河飞行。厄内斯特提出他的得意的论点:除开你直接被飞弹击中,否则不会发生危险。这时诺斯把头伸出窗外,只见有一颗飞弹正朝着他们的房顶方向飞来。那飞弹落在离多切斯特旅店不远的地方。原来那飞弹刚飞越泰晤士河,就停了下来,摇摇晃晃,过了一会突然下降,落到有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的豪斯加德教堂上面。那教堂顿时被炸毁。因为是星期天上午,人们正在教堂里做弥撒,所以死了很多人。糖煎饼都冷了,可是没有人吃。诺斯和布鲁德连忙从房里跑出去经过格林公园来到出事地点,尽可能协助人们把幸存者从教堂里抬出来。厄内斯特和罗威特重新喝起威士忌来。
  英国的情报人员早就知道德国人的飞弹发射台在什么地方。六个月来,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出动了四千七百一十架次,轰炸德国人的飞弹发射基地。这些发射台的暗号叫“无球”。它既表示飞弹发射台又表示飞弹的制作和储藏中心。在飞机驾驶员中,他们简称之为“滑雪场”。由于这些飞弹发射场周围设有高射炮,所以迄今已有四十一架皇家空军的飞机被击落,四百多架被严重击伤。这种飞机叫米歇尔双引擎中型轰炸机。它们和截击“台风”飞弹的飞机不同,这种飞机上面除驾驶员和投弹员外,还可以坐观察员。六月底,厄内斯特又到第九十八中队的作战办公室要求参加一次去轰炸飞弹发射场的任务。
  选定出击的那天,天气很好,能见度也高。厄内斯特戴着钢边眼镜和头盔。头盔的带子紧紧地锁住下颏让浓密的胡子遮盖住。他身穿皇家空军飞行服,皮夹克和降落线设备,看起来象个巨人。经过出发前的拍照后,厄内斯特登上飞机坐在驾驶员里恩旁边的副驾驶员座位上。投弹手是一位荷兰人,名字叫基斯。他说话时声音低沉,有时很难听清楚。快到中午的时候,出击的飞机分成两队,每队六架。接着起飞了。起飞后不到五分钟,就几乎看不到陆地了。迎面而来的是英吉利海峡,只见一片浅蓝色海洋,有点象起了皱纹的橡皮一样。
  不一会,飞机飞临轰炸目标,只见一溜树林里在那“滑雪场”的周围有无数的弹坑。被炸翻了的泥土高高地凸出地面。当他们的飞机作投弹前的俯冲时,地面上的高射炮火密集地向他们射击。当另一架米歇尔飞机的机舱下方的舱盖一打开,炸弹往下掉落的时候,厄内斯特禁不住想起一只大猫一下生下八只又长又大的铁小猫。这时耳机里传来基斯的声音,“炸,炸,炸,”……接着六架飞机迅速作弧型飞行,冲上高空,然后以出发时的那种速度飞返基地。厄内斯特感到十分失望。他认为飞行结束得太快了。他问里恩,是否可以返回轰炸目的地,看看轰炸后结果怎么样。里恩不答应。他说,地面的防空炮火太密集,那样做太危险。这次出击,在返航时,从耳机里传来了消息,说第二组损失了一架领航机。
  自从这次米歇尔出击飞行之后的十天里,厄内斯特没有参加任何飞行活动。他后来说,英国皇家空军一位医生说他头部受伤不宜参加飞行。那医生说,“爸爸,你可以再参加一个星期的飞行。不过我绝对不同意。打死我我也不同意。”在这期间,他利用写诗给玛丽维尔斯来消磨时间。他和玛丽维尔斯之间的爱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他非常满意。他说,他愿意向她保证,尽管他的头脑不适合于高空飞行,从事写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写给玛丽的那首诗叫做《玛丽在伦敦》。这首诗同他在这个时期里所写的其他的诗作一样,内容十分奇特。既有感伤又有期望;富有情感又有决心。诗的结构是一种散文式的自由体诗。在这首诗里他把以前在古巴的生活同现在在伦敦的生活加以对照比较。经过在古巴海域两年的巡逻生活,现在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自己感到在海上呆的时间太长了。他惦念着他的小艇“彼拉”号。昔日他驾驶它出海,现在,它的水手们解散了,船上的武器装备归还原来分配给它的上级。他回忆起漫漫长夜里他站在驾驶台上掌舵,驶过热带海洋,静听着耳机里传来的静电干扰的破裂声。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看见敌人潜水艇,故意逗引敌舰靠拢他们的那个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历尽艰苦,可大家心里却热呼呼的;沃尔夫盖斯特,牙根咬得紧紧地,站在船的那一边说,“爸爸,我顶得住。不要管我!”来到伦敦,他经常想家,感到十分寂寞。常常想起海上的生活和曾同他在一起的同事。他的心仿佛被一只大海龟噬食了,他的希望都化为乌有。一切都完了。他那可爱的“彼拉”号已远远离开他。现在陪伴着他的是那个令人厌恶的兄弟——没完没了的头痛。可他这位兄弟真够忠诚老实,一刻也不愿意离开他。只有两种情况是例外。一是当他乘飞机参加出击的时候。二是每当玛丽维尔斯轻悄悄地来到他在多切斯特旅店住房的门边的时候。
  用钥匙轻轻地转动,把门启开,
  轻问一声,“我可以进来吗?”
  悄悄地进来了,那么温柔可爱,
  吻一吻手和眼睛,
  让死去了的心复苏,
  驱散寂寞和烦恼。
  显然,厄内斯特的自怜和孤寂,部分是头痛引起的,部分是在这次车祸中没有得到玛萨的同情而感到痛心引起的。一天,他的弟弟到旅店来看他,发现他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喃喃自语说,“在他受伤睡在床上养病时期,玛萨只看他两次。”这种伤感的情绪持续了好几个月。在他九月份写的一封信中,他说,当他坐乘中型轰炸机去轰炸敌人阵地时,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但当他在一万二千公尺的高空冒着地面高射炮火的轰击飞行的时候,他越希望能生活下去。六月底他去摩斯奇托执行任务时,他对玛萨的思念已逐渐淡薄了。
  快到六月底的时候,海明威接受队长巴奈的邀请去参观摩斯奇托第一百四十突击队。德国人的飞弹已把这个队从格雷威森赶到朴茨茅斯附近的皇家空军基地——桑奈岛。从这个地方,他们日夜不停地袭击诺曼底桥头堡后面的德军联络线。六月二十八日约翰普德奈陪同海明威到桑奈岛营地。这一天,海明威穿一身劣等的皇家空军飞行服,不合身又难看。看起来仿佛是一只蓝灰色的熊。他对第一百四十突击队最近的行动感兴趣。他们袭击盖世太保在欧洲大陆各地的总部。这些任务执行得非常出色。他们常常低空飞行掠过敌人的门前再投弹。巴奈的名字在盖世太保所要逮捕的人的名单里列在第一位。海明威就飞机的低飞技术和日夜定点袭击向对方提出许多问题,并一再表明他渴望能再次参加飞行。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巴奈要海明威乘坐他的摩斯奇托
  “EGX”型飞机试飞。那架涂着V—I摩斯奇托字样的飞机又轻又快。机内只有两个座位,即驾驶员座位和领航员座位。两个座位是并排的。巴奈的个子比海明威还要高大,所以两人坐在一起,显得特别拥挤。海明威十分风趣地说,这好象一只大灰熊极力想挤进一辆奥斯丁牌小轿车那样。巴奈说,“这次飞行主要让海明威获得坐在领航员座位上如何进行工作的经验。他催促我转动摩斯奇托座机,大幅度地环绕飞行。”驾驶员答应了。这样,这天下午飞机就会飞出海去,然后返航。
  途中海明威为这个中队起了一个特别名称“特别出航”。
  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又起飞了。巴奈说,“当时月黑天高,黑洞洞,伸手看不见五指。”
  有人嘱咐我,我不应该带厄内斯特到敌人占区去。而实际上,如果没有领航员,我就是要飞也飞不远,特别是在晚上作低空飞行就更困难。因此,我们只想在英吉利海峡周围转一转,看看那里是否有什么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果然,我们发现敌人的大量飞弹,瞄准着朴茨茅斯,准备射击。
  飞弹从被占领的法国德军基地发射,每小时四百公
  里向攻击目标前进,其速度比我的摩斯奇托飞机每小时快三十公里。晚上,要截击这样快速的飞弹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设法截击的那颗飞弹离朴茨茅斯地面炮火太近了。我们的飞机时而飞在其上面,时而在前面,时而在下面。等我们靠近它时,我们都被地面高射炮火封锁住了。我朝V—I飞弹开了一枪,接着飞离开去,免得同阻塞气球相撞。厄内斯特看到我们周围响起了噼啪的炮竹声,他催我继续往前飞,跟踪追击那颗飞弹。
  我们的飞机在周围打转转,十分钟后,又发现另一
  颗飞弹。现在,我已经熟悉厄内斯特的思想情况——我正在违反自己的良好判断。我的飞机的任务不是摧毁敌人的飞弹。我心里明白,除了侥幸外,我们不可能捕捉到任何飞弹。我们有夜航机专门跟踪追击这些飞弹。所以我们到这个空间区域来纯粹起着阻挡妨碍的作用,我不能给厄内斯特带来麻烦。要是在夜里真的打掉一个,那可真带劲。
  我们的飞机降到第二颗飞弹的下方,慢慢地向它靠
  拢。我们的飞机是一种老式飞机,我开足了马力迎上去,接着发射了两颗炮弹,我看到一阵火光。我们又回到朴茨茅斯防空网上空。突然地面发射探照灯,随之一阵密集炮火向天上射击。我们连忙飞开。刚一离开,只见我们的后面出现一道巨大的火光。这时我们的飞机象一片叶子在强风中旋舞。原来另外有人打中了飞弹。我们又在空中盘旋了一下,然后下降着陆。对于这次出航,厄内斯特似乎感到十分满意。
  夜里我总是要等到最后一架飞机返航了我才上床睡
  觉。而这个时间经常是在天快亮的时候。这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呆在地面指挥所的帐篷里。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我有厄内斯特一起谈天。厄内斯特谈起来有很多话可说,例如:人的脑力,勇气和恐惧以及一些传统话题。
  虽然他如人们所预料的那么精明睿智(我读过厄内斯特所有的作品,并坦率地告诉他,我是如何地崇拜他),他偏要采取连我们这些老战士都不愿意采用的那种危险而困难的航线。我记得我曾批评过美国人在同神经过敏或疲劳作斗争中采取过于粗暴的行动。我举了一个负责守卫一个堡垒的队长为例。此人因有过失被降为列兵,让他干一般工作。第二天,他做清洁工作,打扫他曾任队长的那个碉堡的卫生。厄内斯特选了一项难做的工作,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在采取新的行动中,考查一个人的勇敢程度。如此等等。这真有点太幽默了。
  天亮前我们分了手,各自回营地休息。我一上床,十分钟就睡熟了。中午,我在食堂里又碰到了厄内斯特。他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于是我问他昨晚是否睡得好。他回答说,他没有睡。我们分手后,他就坐在打字机旁打字。他说,他要趁这些情况还没忘记,把它们写下来。我听了,一股崇敬的热流从心中升起。不过,厄内斯特从没告诉我他写的是什么。
  在诺曼底,情况不断有所好转。在厄内斯特参加摩斯奇托飞行之前,他的两个记者同事住进赤彼格地方一所宽敞的白石大房子。这两人中一个是比尔瓦尔顿,他是厄内斯特最近才结识的。根据原来计划,他将在盟军发动进攻的那天凌晨一点跳伞降落在诺曼底地区。第二个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二十六岁的查理斯·柯林乌德。查理斯带领一个水下爆破小组在尤达海滩登陆,作为六月六日第二次进攻计划的一部分。三个星期后,他们碰巧在参贝格相遇,于是一起住进了那大房子。从各方面考虑,生活上的安排是令人满意的。他们请了一对夫妇专门照顾他们的生活。男的管家,女的烧饭。不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便成为旅行记者们的旅社。鲍勃谢乌、比尔帕莱、鲍勃开普和查理斯等也住在这里。
  厄内斯特虽然到伦敦已有六个星期了,但他仍然没有机会到德国去。他在伦敦新交结的朋友中,有个是瓦登贝克的侄子乔治。他二十七岁就晋升为上校。他的战斗机组P—47的基地在伊西格尼。在那里有一种双引擎能乘坐战地记者往返于伦敦的轻型飞机。七月初,厄内斯特免费搭乘这种飞机横过海峡,胡子剃得光光的,满面笑容地来到参贝格瓦尔顿柯林乌德的住地。厄内斯特向他们解释说,医生同意他把胡子剃掉。更使瓦尔顿感到意外的是,厄内斯特把他一个月来的邮件都送来了。“为了庆祝他的到来,我们举行了一个狂欢会,”柯林乌德写道,“我们痛饮海军方面送来的纯度很高的烈性酒和我们在港湾附近一处悬崖下面石洞里发现的敌人潜艇人员存放的酒……”一些爱尔兰的深海潜水员也参加他们的晚会,使狂欢会的气氛更为活跃。这些潜水员的任务是清除敌人在港口布下的水雷或其他破坏性的设施。晚会上这些潜水员边喝酒边唱歌一直到深夜。快天亮时,他们倒在地下胡乱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跳进水里潜入海底,来到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他们的性格真够悍勇坚强。
  厄内斯特同这些爱国者一起在参贝格住了一个星期。他最近去过摩斯奇托战斗队和皇家空军的其它作战单位,了解了许多情况,体会很多,感想很深。他同别人一起喝酒唱歌,仿佛无忧无虑——的确,在当时他是无忧无虑的。每天上午记者们离开他们那舒适的住地,到战地采访情况,晚上回来大家又高高兴兴地喝酒唱歌。虽然厄内斯特的职责要求他掌握敌我双方步兵和装甲车的情况和资料,但实际上他从没有认真写过。一个星期之后,他象来时那样悄悄地离开了。他回到多切斯特旅店,继续过着他同玛丽维尔斯的爱情生活。七月十七日厄内斯特带玛丽到白塔出席一次告别午餐会,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的地方。玛丽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和海明威出席了告别午餐会,虽然我很困乏,可这次午餐会太好了。”接着厄内斯特再次渡过海峡,这样他在伦敦的生活就结束了。
返回诺曼底
  七月十八日海明威回到诺曼底。首先他到乔治派顿将军的装甲师去采访。路上装甲车掀起的灰尘使他那敏感的眼睛和喉咙忍受不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个小日记本,作了简短的记载。“这个夏天这里一片灰尘和泥泞。兵车在泥路上驶过,留下的车辙泥深盈膝或是厚厚的尘灰在车子后面卷了起来盖住你眼睛,使你感到窒息……。”不过,这里写的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方面而已,除了派顿将军的装甲车和飞机外,还有别的事情引起厄内斯特的不满。其中之一是他的一位记者同事所引起的。这人名叫奈莫卡那贝罗路卡斯,巴西人。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他就不喜欢。七月二十一日是厄内斯特四十五岁生日。这一天比以往更难受。除了寂寞无聊外,还加上天热,灰尘多以及周围喧闹的声音。快到黄昏了,他准备洗个冷水澡,然后慢慢喝酒消磨时间,自我安慰一番。他发现房里剩下的威士忌不多,一口就可喝光。他把酒全都倒了出来,盛在一只高脚酒杯里,再加入一些水。这样便可多喝几口。他把酒杯放在一把交椅的扶手上,坐在椅子里脱掉高统靴,然后身子往后一靠舒舒服服地休息起来。他根本没想到这个时候奈莫会走进房里来。可是他来了。奈莫是刚从外面采访回来,浑身灰尘,一身臭汗。当他走过厄内斯特的椅子时,看见了那杯酒,顺手端起来,一饮而干。然后眼睛盯着海明威十分不满地说,“怎么搞的,里面掺了水!”厄内斯特气炸了,差点没毙了他。他好不容易在派顿将军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他把这一个星期的生活经历叫做“流产”。他开始盘算找个更好的地方。
  厄内斯特另选了一个采访的地方——第四步兵师。七月二十四日他来到步兵师的记者住地,要会见这个师的指挥员。有人把他领到巴顿将军的临时办公室。巴顿将军个子高大,有点肥胖,蓄着军人短胡,得了溃疡病。巴顿将军对于海明威印象不很深。他约略记得海明威曾是一个运动员兼体育记者,曾同一些有名人物赛过拳。巴顿将军表示,眼下他没有时间同他谈话,因为他的军队正在作好配合总进攻的准备。他的部队的任务是冲过桥头堡,占领圣—罗阵地。厄内斯特离开指挥部到记者住地去。这个地方由师部联络官马科斯史蒂文生队长负责管理。史蒂文生是得克萨斯州人,他曾担任已故赛奥多罗斯福将军的副官。巴顿把他看作是看护厄内斯特最合适的人选,特别是他和海明威有着共同的爱好。史蒂文生蓄着军人短胡,在厄内斯特的印象里他很象得萨斯州的法官。
  史蒂文生带领厄内斯特去见巴顿将军手下的官员。二十八日,即发动总进攻三天之后,厄内斯特同伊拉沃尔夫特一起到第二十二团所在地麦斯尼尔赫曼的交叉路口附近的一间农舍去采访。当时的军事形势仍然是多变复杂的。美军和德军之间常常只隔着一片树林甚至是一排树篱。前几天军队只向前挺进十多公里,俘获了三百名敌军士兵,步兵巡逻队经常在南边出现。七月里到处滚滚尘沙,洒落在绿色的山坡上,空气中有一股窒息人的热浪。中校爱德华是个满头灰白头发的大个儿,正忙得不可开交,这时来了一位个子比他矮的同事,要求会见上校查理斯吐鲁曼拉罕。他正在那间小农舍里,墙上挂着作战地图,他同样也很忙。那个高个子咕咕哝哝地说出名字和职业来。接着上校爱德华取走了情报。
  巴克拉罕率领部下镇守第二十二团几乎有三个星期了。他个子矮,身体结实,生着一对褐灰色眼睛,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人。他浑身是劲,不信教。爱德华告诉他有记者前来采访。一个是战地记者,另一个,他认识的,从华盛顿来的上校柯里斯。拉罕后来说:“按照对方的等级,来访者级别比我们高,而我们对他不怎么尊敬。这样,从华盛顿来的客人被看成是最低等的。我要上校爱德华把这些先生们请进来,然后我又去研究地图去了。”
  拉罕完全没料到从那窄小的门口会挤进来一个巨人般的人来。“是上校科勒吗?”他一边说,一边抬起头来准备同对方握手。
  “我不是上校,”来客说,“我是柯勒杂志社的记者。我的名字叫海明威。”
  “厄内斯特吧,准没错,”拉罕说。
  “不错,我是厄内斯特。”
  拉罕给来访者简单地介绍那里的作战计划。他看见海明威十分迅速准确地把有关的军事情报记载下来,不免感到吃惊。在他看来海明威似乎具有先天的军事知识和专业才能。他所提出的问题很有启发性,他的一举一动与众不同。整个讨论会进行得十分顺利。到场的人都积极发言。最后拉罕宣布讨论会结束,邀请来宾共进午餐。拉罕自己是个有经验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诗人。吃饭的时候,他想把话转到谈论文学方面去。海明威是个纯朴、直率、和蔼和不装腔作势的人。但此时此地,海明威不想谈论文学,他把问题一一叉开。显然,他的兴趣在于谈论战争。
  在后来的九天里,厄内斯特跟着这个师团不停地往南转移。一路上经过丹尼斯,威拉巴东、汉白、波勒斯和圣波斯等地。他对新闻采访十分内行,他摒弃一切羞怯踌躇的心理。
  他把这次行动叫作“和步兵一起进行一次艰苦而愉快的转移”。他给住在伦敦的玛丽维尔斯写信。他说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愉快,他跟着士兵们跨越山岗与敌人作战,沿着尘土飞行的公路前进,出没于丛林之间,走过麦地被炸坏了的坦克静静地躺在田地里,双方都有伤亡,不时看到被击毙的士兵倒在地上。在上校拉罕的排里他发现有个会讲西班牙语的军士。由于语言相通,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行军的路上,他们两人有时甚至没有停下来吃东西。睡觉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保证。经常是睡一下就得走,断断续续。他们经常睡在露天里,泥土地上,谷仓里,农民用的大车里,有时还遭雨淋。天朦朦亮就起床,接着用肥皂和毛巾全身冲水洗刷一番。天大亮了,悄悄地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镜子照一照自己的脸。他发现他的眉毛和眼睫毛上积聚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真有点象一位初进入社交场所的女子,眉毛和睫毛象涂着厚厚的一层油彩那样。
  七月三十一日,厄内斯特在威拉巴东向领导要了一部从德国人那里缴获来的一辆附有单轮侧车的摩托车。巴顿将军从师部汽车队给他调来了一个司机。司机是二十九岁的小伙子阿齐佩基。他是纽约人,中学毕业生。入伍前曾在马希纳某铝制品公司做工。他的头发呈赤红色,眼睛向里泛蓝。在一次事故中他的门牙被砸脱了一个。佩基把摩托车开回车队重新油漆。后来,当他们开着那部修好了的摩托车经过巴顿的办公室时,巴顿将军刚好站在门口。看到车子被修理粉刷一新,微笑着挥手向他们致意。八月初,天气晴朗,清风徐徐,这是厄内斯特最喜欢的天气。吃过晚饭,他赤着脚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给玛丽写信。桌子底下一只绒毛狗,聋拉着耳朵,正在一心一意用嘴嘻弄厄内斯特的脚趾。信还没写完,他和同事们先打了一阵扑克牌。等他重新提笔写信时,天已全黑了。在信里,他想让玛丽听到战场上真正的枪炮声。他用了许多拟声词来摹仿机枪射击的音。例如:嗒嗒嗒,砰!这声音令人听起来十分紧张。
  经过这么一段平静的生活之后,厄内斯特又渴望到前线去。八月三日的上午他和佩基来到威拉迪拉波勒北边一个颇具规模的市镇。本地人叫它火炉城。他们坐着摩托车,身边带着手榴弹。敌我双方互相开炮。炮弹常常落在街道上。狙击手十分活跃。许多建筑物遭炮轰后正在着火燃烧。墙壁断裂倒塌了,急救人员正在抢救伤病员。巷战十分激烈。最后敌人被赶走,美国人控制了这个城镇。厄内斯特同一些本地人谈话了解情况。他们中有一个告诉他,有个地下室里,藏有许多敌人的谍报人员。美军步兵经过那里时没有发现。他表示愿意带他去那个地方。厄内斯特全副武装,佩基也带了手榴弹跟着那人到上述那个地方去。到那里后,他们用法语和德语向地下室喊话。命令躲在里面的人投降,一个个地举手走出来。可是里面没有一点动静。厄内斯特又喊了一遍,仍然没有回音。于是他把三颗手榴弹的盖子揭开,把手榴弹往地下室里丢。“好吧,”厄内斯特说,“就让你们见鬼去吧。”实际上,地下室里并没有德国鬼子。要是有的话,他这次就一下消灭了许多敌人。现在战争仍在进行,他也就没有工夫下到地下室去看个究竟,到底他是不是打死了敌人。
  法国人断定,厄内斯特是位大军官。于是他们带着他去见市长。市长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两大瓶香槟酒。厄内斯特回到停放摩托车地方时,只见拉罕上校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架起一挺机关枪,正从大街向他这个方向驶来。原来他是到城里执行公务,现在事情办完正准备返回司令部。在人行道人拉罕看见一个人,背影十分熟悉。原来是在前一个星期那个和他一起吃午餐的记者。拉罕喊司机停车,大声问厄内斯特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海明威脸上露出笑容,向他挥一挥手。接着从侧边的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大瓶香槟酒送给拉罕上校,并告诉他关于那个地下室的故事。炸死德国人并不是战地记者应该做的事,不过现在是战争时期,拉罕也顾不得许多了。吉普车开走了,上校坐在车子里,手上抱着那瓶大香槟酒。厄内斯特站在街边目送车子远去。他久久地站着,就象拳击场里拳击员站着对峙,准备迎击对方所作出的姿态那样。他四处观察,看看这个被解放了的斯托夫城镇。
  厄内斯特写信告诉玛丽维尔斯,说巴顿将军派他到即将进攻的地方去进行侦察工作,十分风趣地把他的摩托车叫做“未列入名册的非正规骑兵”,并配给他枪枝弹药。他说,有一天,一天工作完毕,巴顿将军感到非常疲劳,他的溃疡病又发作,痛苦难忍,厄内斯特来到巴顿跟前向他提供关于德军在前方的行动情况。厄内斯特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说的是法语。告诉他德军驻扎在哪里,他们的去向或者前方的其他情况。有时候,是低声细语在他耳朵边说的。”占领威拉迪拉波勒城镇两天之后,巴顿的“非正规骑兵”的侦察活动几乎陷入绝境。
  师团部队现在朝着东南方向走,来到圣波斯附近的乡村山地。在最前方,部署了三个团的兵力,目前多少正处于相持状态。德国人的后卫部队不断地刺探巴顿将军前方防卫的情报。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鲍勃开普跟随驻扎在十二公里外,格朗威尔附近的派顿将军的第四装甲师。厄内斯特请求巴顿将军同意他开摩托车去请开普将军过来一起度周末。到达之后,他调换位置,坐在摩托车的后座,在佩基的背后,厄内斯特自己坐在边车里。他们动身去找拉罕上校的指挥所。
  圣波斯村镇里的房子挤得密密麻麻的,房顶是黑色的,其余部分都是灰色的。那里有一幢庄园主的住宅——圣波斯城堡,一座屋顶尖破损了的教堂。主要街道是一条还没有铺好的乡村土路。沿着这条路,通过重叠的小山峦向南延伸。拉罕的指挥所在大路右手边的远处,离开大路,转入小道,走不多远就可到达。可是,他们离开大路后忘记转弯,于是只好垂头丧气地绕了一个大弯,来到山脚下一条直通德国人反坦克炮阵地的小径。
  佩基来一个急煞车,把摩托车停了下来。不料来势太猛,坐在车上的人全被甩进路边的沟里。厄内斯特摔得最重。他的头撞在一块巨石上,接着反弹过来,背又碰到另一块大石头。德国人用机枪向那辆摔在地上的摩托车扫射。那些美国人只好在沟里缩成一团。大约躲了两小时,静听着德国巡逻兵在树林里穿来插去,边走边说话。他们手里持着枪准备随时战斗。夜幕开始降临了,德国的反坦克炮撤走了。厄内斯特和他的同伴慢慢往后爬,绕了一个弯,开始寻找拉罕的兵团所在地。厄内斯特同开普发生争执。厄内斯特指责开普只是呆呆地躲在公路那边那个德国人的火力到达不了的壕沟里等,为死去的著名画家拍摄第一张照片。
  第二天,厄内斯特写信给玛丽维尔斯,说,他们原先计划的美好的未来生活,现在暂时实现不了,因为他被“一颗坦克炮弹弹片击中了”。坦克车上的机枪朝他扫射,还有两个持着机枪的士兵也向他开火。这两个士兵站在离他只有数码远的地方谈话。他们十分放肆地谈到玛丽的这个好朋友,因为他们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敌人的坦克车开走后,厄内斯特立即抢救那部摩托车。由于车子损坏得十分厉害,只好用别的车子把它拖走。厄内斯特说,他的背部受了伤,小便里有血。可是伤势最重的部位是额头。他的头撞在巨石上起了一个大包。可怜的,他五月份因车子出事故,患严重脑震荡,最近才好一点。现在情况就更严重了。后来他谈起在圣波斯发生的事件时,他说,那事件使他好几个月处于瘫痪状态。不管他所说的事其真实性程度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极力用他那辉煌的成绩来获取他的新欢——玛丽维尔斯对他的爱。这也就是利用在实验室里培殖细菌,让它们逐渐长大,将来派大用场的方法。
  在这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平静的星期天,厄内斯特和威利瓦尔顿开车到圣米歇山去作一次短期休假。在告别会上巴顿将军送给他一瓶烈性酒,说了他一些好话,并且认为,他不在的时候,无论因公或因私,大家都会想念他的。根据厄内斯特告诉玛丽的计划,他准备把自己关起来好好写他几天。于是他迎着带着咸味的海风,横渡狭窄的海湾。过海时正碰上落潮,浅水地带露出无数沙洲,金黄的沙粒在八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远处山坡上寺院的塔楼也发出耀眼的光泽与沙洲互相辉映。由于不久前派顿的西线军队把敌人从这个岛上赶走,现在除了将军和战地记者外,什么人都可到这里来玩。军官们正忙于计划征服希里塔尼,战地记者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宽阔的活动场所。村子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两旁的旅店和出售纪念品的商店都关闭了,显得一片荒凉。海明威和瓦尔顿来到一家开业的旅店——米尔波拉德旅店。在那里他们碰到了许多老熟人,如:维坦贝克、沃尔夫特、海伦、克帕特里克、雷希林、查理斯柯林乌德和鲍勃开普等。
  杨·科林乌德把这次度假看成是一段插曲。雷布林,人们叫他有经验的食品品尝家,负责烹饪工作。海明威准备酒。他对那个女监护人切瓦勒夫人大献殷勤,因为切瓦勒夫人带来了德国人放在地窖里的各种美味陈酒。他们常常和处在中年的切瓦勒夫人及其好客的令人高兴的丈夫一起吃午饭。一吃就是两个小时。在他们把敌人赶出任奈斯以后,科林乌德和维坦贝克发现了一家恶作剧商店。这家商店货源充足,选购的人还不多。他们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有故意作弄厄内斯特的饭碟子;让他使用一把用左手开的瓶塞钻,以此引人发笑;他们还在雷希林的梨子里放进一条活着的小虫。然后大家一声不吭,坐着看他怎么搞。雷布林无动于衷,用手把虫拈出来扔掉,继续大口大口地吃。
  记者们象在参贝格那样,每天外出采访。巴克朗汉的第二十二步兵团现在驻扎在朱威尼和摩坦附近地区,属圣·米歇尔峰以东五十公里。当厄内斯特驾车到那儿时,他发现朗汉已经建起一个新的指挥所。无论从哪方面看,新的指挥所比过去那个漂亮多了,环境也优美些。例如:宏伟的诺尔曼大城堡和灵格城堡。它位于一处高地上。站在城堡上,脚下山谷自然风景尽收眼底。厨房里的工作人员正忙于准备美味菜肴,庆祝朗汉结婚二十周年。上席的菜中包括:烤鹅和一个大饼。可是厄内斯特拒绝出席。他显得心神不安,十分激动。据说,朗汉新的指挥所里有什么东西把他吓跑了。那天晚上他独自开着车走了,出发到圣米歇尔山去。
  第二天,敌我双方开始打起来了。德国的装甲车以强大的攻势冲过摩坦山口来到阿威朗奇。战地记者呆在原地不动。他们站在那个位于山顶上寺院的屋顶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战场上的情况。在东侧,德军的炮火猛烈轰击灵格德教堂。炮弹打穿屋顶落到铺着鹅卵石的庭院里。有几个军官被打死,许多人受伤,其中包括朗汉上校。结婚周年纪念会宣布取消。十日,团部奉命往南迁移三十公里重新设营。这样敌人的反攻受到遏制。德军向东部转移。当厄内斯特开车去寻找第二十二团的时候,朗汉问他在灵格德教堂时为什么举动那样急躁,为什么拒绝出席邀请会,匆匆地离开?厄内斯特回答说,“那个地方闻起来有死人臭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下意识地预感到这一点。
  在他的记者同事中,厄内斯特最喜欢同比尔瓦尔顿和肯克伦福德交往。在盟军开始发动进攻的那一天,瓦尔顿决定跳伞降落到被德军占领的法国领土的大无畏精神很受厄内斯特敬佩。瓦尔顿对厄内斯特十分和气和敬爱。至于伊拉沃尔夫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厄内斯特认为沃尔夫特人倒十分聪明,但他是个不加选择的记者。无论谁告诉他什么消息,无论他自己是否亲自见过,他一律兼收并蓄,全都作为报导资料发回报社。当厄内斯特对他谈起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小新闻时,如一只受伤的母牛仍在给她的崽子喂奶,一只农民家的狗气势汹汹地对着一批轰炸机狂吠。沃尔夫特听了如获至宝。第二天报纸上准会把这些东西全部登出来。不过话得说回来,厄内斯特自己也有这种情况。事实上,那个夏天他给柯勒杂志社写的报导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所得或从其它方面收集来的情况。他发出去的电讯稿,没有一篇的内容是十分真实准确的。他似乎更注重理性而不太重视事实本身。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长期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在思想上总免不了受假设和虚构所影响。他能象小说家那样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对话来。正如他以前从西班牙发回美国的电讯报导“娜娜”一样,经常把他的同伴的名字省略掉,从而使人觉得一切勇敢行为都是他单独一人做出来的。有时候,他把自己的谦虚行为同别人默默无闻的工作相比较。他发现自己的作品篇幅短,内容简练,高度的戏剧性。他住在圣米歇尔期间,他写了一篇名为《将军》的文章。文章主要根据他同巴顿将军的友谊写成的。其中巧妙地穿插了作者虚构出来的对话和其它情节。在伦敦时他曾把一篇关于盟军开始总进攻日的文章给罗尔德达尔看,现在他准备把他的《将军》一文给查理士科林乌德看,征求他的意见,但又有点拿不定主意。科林乌德后来说,“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办事处理问题比较轻率。错误地认为厄内斯特真的要我告诉他……于是我对他说,这篇文章读起来有点象别人模仿海明威的笔调写的。真没想到后来到巴黎他还对我重新提起这件事。”
  但是,厄内斯特对法国的战争很感兴趣,这无论谁都无法改变的。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同《战争的结局》一书的作者伊文沃赫相同。“甚至,一般有良心的人认为:战争能满足个人的荣誉。在战争中不是你杀死别人,就是别人把你杀死。人们因为懒惰与自私甘愿接受艰难困苦的惩罚。只要是有利的冒点危险是值得的。”特别是当前这场战争是值得海明威去冒险的。他非常赞赏和敬佩专业作战人员的勇气和能力。他经常在他的好朋友中说,“我喜欢作战”,虽然他意识到他还应当补充一句,“打仗是件糟糕的事。”他感到作为一个男子汉,面对着敌人,就要敢于消灭他,尤其是当自己处境十分危险的时候。在美国的怀俄明和非洲的坦噶尼喀的狩猎过程中,他自己所感受领会的,把猎物全都杀死,这不单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自豪感。在他的短篇小说《下午的死亡》出版之前的十年里,他亲眼见到有一千五百头牛被斗死。在这篇故事中,他说,“当一个人仍在同死亡搏斗时,他感到十分得意,因为他本身具有上帝所赋予的一种特征。”在欣赏伤杀的人中,这种从杀场中产生的自豪感的意义是最深刻的。他认为在此过程中得意和自豪感是同时存在,互相影响的——一种基督教徒的罪过和异教徒的美德。在战争期间,伤杀与仇恨有关,与七种致命的罪过有关。若干年之后,厄内斯特告诉伯纳德·贝伦森说,喜欢杀人的人肯定有罪过,即使被杀的人是德国人。虽然厄内斯特的绰号叫海明斯坦,但他不是犹太人。他本人虽未遭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直接迫害,但他十分仇视纳粹和法西斯。他恨不得把他们全部杀光才能解恨。他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盟军提供关于敌人在前线兵力的部署、活动等情报以便解救他的同胞脱离火海和苦难。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是十分明白的。事实上,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因此,他觉得,无论是谁把敌人杀了——是别人还是他自己,他都心安理得,良心不会受到责备。
进军巴黎
  盟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解放巴黎。八月份,海明威有三个星期离开第四步兵师。佩基开着那辆巴顿将军分配给海明威使用的吉普车,把他送到南部去。八月二十日星期天下午,美国战略情报局大卫布鲁斯上校在查特雷的美国第五步兵师指挥部外面见到了海明威。他们约好当天晚上在雷姆波立特会面。雷姆波立特是在一条通往巴黎要道附近山岗上一个环境幽雅的山庄。
  厄内斯特在雷姆波立特住了一个晚上,恢复了他周末一路南下旅途上的疲劳。十八日他离开埃可切来到位于查特雷和雷姆波立特之间的梅迪诺市镇。在那里他听说,第五步兵师将同第七装甲师换防。厄内斯特急于了解究竟是哪个部队开往巴黎赶走德国鬼子,以便他跟随那个部队进入巴黎。可是他得不到确切情况。第二天上午他和佩基在梅迪诺外面的一片树林里发现属于第五步兵师的第二步兵团正在那里整装待命。他们的目标是开到离巴黎只有数公里的靠近埃普诺的一个军团控制点。在这里,厄内斯特第一次看到有两大卡车的法国自由战士由一位神情疲惫的名叫塔丰麦西欧的人率领。由于八月份天气热,气温高这些自由战士个个光着上身。他们配备的武器有步枪和鲁格手枪。他们告诉海明威德国的步兵已经在那天上午黎明之前放弃靠近巴黎的下一个城镇雷姆波立特。但他们提醒他,敌人在该镇的南端公路上布设地雷,砍倒路旁大树架设路障。
  厄内斯特陪着游击队员沿铺着碎石的道路前往雷姆波立特。果然如他们所说,在一所房子的高大墙壁旁边敌人设置了路障。路面上横着被砍倒了的高大法国梧桐树。路上还停放着两辆被打坏了的美国吉普车和一辆卡车。这些东西表明,有一个美国巡逻小分队遭受德军的伏击。经调查了解,巡逻小分队由七人组成,都被敌人打死了,后来埋在附近的地里。那卡车上还留下几件他们的军服。道路两侧的流水沟里各停放一辆坦克车,上面架设着通往火炮掩体的可控制导线。这样盟军开过来的部队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都将遭受炮火的攻击。德国人还从被伏击的美国军用卡车上拿了四十枚地雷布设在横倒在路面上的大树里。
  自由战士队长塔丰麦西欧认为敌人一定回扑切威鲁斯和特拉普,而且第二团会到雷姆波立特来。现在决定由第二反坦克连中尉连长厄文克里格负责开始全面清除这个地方的地雷。那些裸着半身的自由战士现在已穿上在卡车上发现的美国军队的劳动服。海明威要了一个巡逻小分队到市镇里巡查。他们走遍了镇里每一条街,还到路那一边去寻查,都没有发现德国士兵。不过当地的老百姓向他们报告说,在离当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大股敌人,大概有八百人,配有四门野战炮,八门反坦克炮和十五辆老虎坦克。厄内斯特吩咐克里格重新布设地雷以防敌人反扑。
  厄内斯特考虑到他们巡逻小分队只有八个人,配备的武器都是轻型的,当晚要住在雷姆波立特对付这一大股敌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决定返回师部,设法向雷德欧文将军多要些机关枪以保卫这个城镇。可是他回来时两手空空,满肚子怨气。不过这反而促使他更坚决地保卫这个城镇。幸好,到了晚上属于派特森中尉部下的第五侦察队来到这个市镇。当晚这个市镇的各条道路都有巡逻队巡逻,并吩咐巡逻队遇上敌人步兵时可以同他们开火周旋;如碰到敌人的装甲部队就要回避,不要硬碰。可是,那天晚上他们没遇到德国鬼子。第二天上午,厄内斯特返回第二步兵团为派特森的侦察队要求配给更多的装备。这次,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对方乐意合作,配给他足够的武器。他使用这些武器把那些自由战士武装起来。
  厄内斯特注意到不远的地方有个可用作指挥所的地方。在那条通往埃普诺公路的左边拐弯处有一幢钢骨水泥结构的房子。房子是正方形的,共有三层楼,屋顶是天台,上面安着一个风标。这幢房子是一家旅店——格兰德维娜旅店。房子后面是个苹果园。园里蜜蜂在花丛中嗡嗡飞舞,忙着采蜜。店主人在地窖里藏有美味的葡萄酒,为到来的客人尽量提供质地优良的食品,以示法国人对来客的尊敬。八月二十日上午,厄内斯特就在这里租了两间房间,把它作为联络点,与法国游击队和设在南部的师部及时取得联系。
  布鲁斯上校到这个地方来的那天,他发现海明威手下只有十个游击队员。布鲁斯后来说,“我们看到海明威感到很高兴。情报人员和巡逻兵不断回来报告消息。虽然有些消息互相矛盾,但所有的消息表明,敌人正在离我们八公里远的地方布设地雷,人数大约有一百五十个。海明威和法国游击队员都认为,由于雷姆波立特市镇没有驻扎美国军队,敌人一定会(在今晚)设法重新占领这个地方。我们找来了唯一的一个敌军俘虏,对他严加盘问。他要嘛闭口不说话,要嘛装蒜。后来我们把他交回给法国人。他们准备处决他。”
  由于布鲁斯上校是这个市镇的最高级军官,他于是制订出一个保卫这个城镇的计划来。这个计划包括:派人到梅迪诺美国兵团部要一批德国手榴弹;要求侦察队长派三十到四十人来协助作战。布鲁斯上校同詹姆斯w桑顿市长召开专门讨论会。他们目前手上所有的人力是:三十个左右的美国人,其中包括两个喝醉了酒的开小差伞兵,十个侦察兵和十四名宪兵。他们手上有几挺机关枪。桑托去安排巡逻放哨,主要在通往巴黎的路口设哨,随时报告敌军的动静。厄内斯特主动提出协助桑托的工作。由于联合国日内瓦会议明文规定禁止战地记者随身携带武器,厄内斯特要求布鲁斯给他一个手谕,证明他有权指挥那些游击队员。接着桑托和海明威把手下的人分成两批,分别在市郊放哨巡逻。那天晚上下着大雨的时候,发生了几起情况。一个德国巡逻小分队到桑托的防卫所附近,但不敢靠拢。布鲁斯临时颁布了统一口令“法兰西——奥尔良”。
  不久,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布莱德里将军通过外交协商,决定把收复巴黎的战斗任务交给由杰克斯·勒克莱将军属下的法国第二装甲师的消息立即在人们中传开了。大批记者纷纷来到雷姆波立特。他们发现海明威以格兰德维娜为踞点领导着一个游击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工作。由于他显然没有给通讯社发送稿子,又总是穿着衬衣工作,把那战地记者的徽章别在那件放在旅店里的外衣上,他的许多记者同行认为厄内斯特有意公开违反日内瓦协议。有几个有意观察他房里情况的记者说,他的一个房间简直成了兵器库。里面有手榴弹、地雷、汤姆式步枪和手枪等。厄内斯特还给一些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除了他本人外大家本不应该到前线来。当一个从芝加哥来的身材高大的记者布鲁斯格兰德在旅店里挤满了人的饭厅大声说,厄内斯特过份贪心占用了旅店房间时,要不是在场的人及时把那些愤怨挥舞拳头的人们扯开,厄内斯特就会挨他们一顿打。可是厄内斯特显得若无其事。他身旁带着布鲁斯的手谕和衬衣里边口袋里放着一本黑皮笔记本,他集中全部精力为勒克莱将军收集各种情报,以便他在即将进军巴黎过程中的发挥作用。
  格兰德维娜旅店虽然宾客云集,越来越拥挤,在布鲁斯上校的日记本上,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却是这样写的:今天地方军迅速地开走了。已经决定美国军队不直接经由这里进军巴黎。因此,记者和专家们都各走各的路。海明威和我们自己的军队仍然守驻这个地方,派出巡逻小分队到各路口巡视。这里离巴黎只有三十公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询问那些从巴黎来的人关于巴黎的情况。他们回答说,就是派一个特遣队也很容易进去,说我们的军队不知什么原因被迫按兵不动。想到这里真使人几乎喜得发狂。昨天,在巴黎的抗击法西斯的人听说我们的军队已到了凡尔赛正准备进军巴黎时,他们过早地采取行动。后来,据说损失惨重。
  厄内斯特后来吹嘘说,他的侦查活动范围达到了莫斯比。有一次,他说,到八月二十三他已经熟悉那里的全部情况,包括所有的路障、设雷区、雷达、高射炮方位、反坦克炮和在雷姆波立特与巴黎南面郊区的情况。他还说他掌握了敌人坦克的数量和停放基地。尽管厄内斯特夸夸其谈,但在雷姆波立特,他似乎干得非常出色。布鲁斯将军说,“厄内斯特喜欢美化自己。不过,他也确实有理由这样做。在军事方面,他可说是个真正的专家,尤其在游击队的活动和收集情报方面,他更为拿手。厄内斯特十分骁勇,但他并不粗枝大叶不动脑筋。他常常能作好各种准备应付敌人方面突然采取我方事先没有料到的行动。他确具有侦察兵的天性……数天之后,加入他那个单位的人越来越多,他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壮大了。我们配给他手榴弹和斯坦步枪。这些人工作积极,十分活跃,无所畏惧。有时他们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但最好的情报一般是来自当地的乡村或来自巴黎与雷姆波立特之间的农村。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布鲁斯上校住进格兰德维娜旅店,开始同人进行一系列的商谈。当时,布鲁斯属下的一个情报站有个很重要的人物,经常和布鲁斯取得连系。这人叫米歇尔巴斯托,暗名为莫塞德。他个子高大,宽胸阔背,长一对蓝眼睛,淡红色头发。他曾在非洲的亚比尼西亚①和法属索马里兰②住了很多年。现在,他是帕西上校秘密组织的一个忠实成员。在盟军攻克查特雷斯后,布鲁斯偶然结识了巴斯特。当时巴斯特表示愿意为布鲁斯上校效劳接受他的任务。巴斯特是个工程师,受过高等教育,口齿流利,很会说话。他读过海明威的作品,喜欢海明威其人并且同他关系甚好。虽然他是专业的情报官员,他对游击队员在评价情报的价值时所采用的卤莽方法他并不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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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现改称埃塞俄比亚。
  ②东非的一个地区。
  布鲁斯和巴斯特发现海明威在质疑提问和评价所了解到的情报方面十分老练。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听取一个人向他们提供情报,说前天晚上他看见一些德国士兵在某地布设地雷,他能说出布设地雷的准确地点。另一个人说他参加过昨天在巴黎发生的暴动。第三个人说他前天曾在特拉普斯过夜。接着领进来两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信徒。她们被控与德国鬼子睡过觉。有人指责一位妇女在旅店的花园里散步的样子象巴黎的盖世太保高级军官太太。一对法国人夫妇开来一部汽车,他们直挺挺地在车后座坐着,旁边有个持斯坦式步枪的青年押看着。“一个波兰籍年轻小伙子从我们前头一个德国坦克车队逃跑出来。他把军服和一支半自动冲锋枪埋在地里。后来他在附近一个棚屋里找到一件汗衫和裤子。把它们穿在身上,小心谨慎地通过敌人封锁线。他给盟军带来了很重要的情报。后来他被安排在旅店的厨房里工作。”厄内斯特乘坐的吉普车在市镇以北六公里的地方让一位老年人上车。这位老人为他提供了一些敌人方面的情况。他说在特校普斯对面的公路上敌人布设了地雷和修筑反坦克炮的炮位。因为老人年纪太大,参加外边活动有困难,便安排他同那个波兰小伙子一起看管在押的俘虏。这些俘虏都由海明威和那位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的莫塞德共同审问。当纽约时报记者吉恩克里旺的手被罐头刀切破,血流不止的时候,厄内斯特立即奔上楼急救。经过一天的奔波劳累,那天晚上厄内斯特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几位官员一起吃了一顿丰盛包括香菇炒鹅肝的晚餐。傍晚的时候,有人送消息说,飞机正在给他们空投枪枝弹药。于是布鲁斯、海明威,莫塞德和其他一些人都到空投地点去视察。回来时高高兴兴地得了一批新增加的反坦克炮、手榴弹和步枪,充实他们楼上那间武器库。
  在开展巡逻工作的那段时期里,佩基的举动常常使海明威感到好笑。在盟军总进攻开始日以前他从不讲法语。可是十周以后,他突然说,他的英语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不喜欢自己家里取的名阿齐,而喜欢游击队员给他取的浑名吉姆。一次在雷姆波立特的北边,佩基穿着一身中士制服,咧着嘴,边笑边唱部队进行曲:
  我们行进在戈贝林的大道上,
  我们行进在戈贝林的大道上,
  我们行进在戈贝林的大道上,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一九二五年厄内斯特和哈德莉曾把这首歌教给他们的小儿子,以便万一小孩迷了路,人家可以把他送到曾经在他们家里当过保姆的玛丽罗佩奇家里。游击队员们个个磨拳擦掌要为“巴拿姆”而战斗。佩基不懂“巴拿姆”是什么意思。原来是魔岛上的黑话,意思是“巴黎”。他一心一意要到远在北方那个神秘的地方——哥白林斯大街。
  现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大进军。二十二日布鲁斯上校在他的日记本里写下了一些当时发生的事和自己的想法。巴顿将军的第三军团几天前就做好夺取巴黎的准备工作。他的两个师已经跨过塞纳河向北边挺进。在一些地方流传着这样的消息:解放巴黎的部队正等待着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进入巴黎城。另外传说,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由于他的部队通不过划定的地区,将掉转方向穿过美国部队驻地,然后挥军夺取康克德。勒克莱将军的第二装甲师的进军地点还未定。布鲁斯说,“这有点象深红色的海绿,据说,到处都可看到”。大约在二十二日吃中饭的时候,有人在诺吉特附近麦地里看到勒克莱将军的一支前卫部队。布鲁斯和莫塞德立即对司令部的官员简要介绍德军装甲部队在雷姆波立特和巴黎之间的驻扎方位。记者们对勒克莱将军不对他们讲明计划部署大为恼火;勒克莱反过来却生记者们的气,因为他认为记者们一味只打听情况,而他自己却肩负着攻占巴黎的重任。
  二十三日星期三,勒克莱师部的一支小巡逻队经过通往凡尔赛的雷姆波立特时,发生了新的情况。尽管事先从布鲁斯那里得到相当可靠的情报,巡逻队却中了敌人的埋伏。一个小时后才返回营地。这次遭受伏击,死伤各两人,损失一部汽车。那个负责巡逻队的中尉,背上,手臂和大腿各中一枪。但他们十分高兴地喝着香槟酒。布鲁斯说,“当我们正在同这个人谈话的时候,勒克莱坐着一辆三星上将乘坐的轿车来了。他个子高大瘦削,容貌端正,神情严肃,十分引人注目。他手下的人都乘坐轻便交通车。他们来到雷姆波立特公园。在那里我们被介绍互相认识。勒克莱将军要我给他提供与他师部有关的情报。我于是在海明威和莫塞德的协助下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厄内斯特把他们这次晤面加以渲染美化。这是他性格的特点。他说,勒克莱在会见时所说的一些话,他永远忘不了。
  “嘁嘁喳喳,说不出口,”这位英勇的将军说,“实际上是在耳边细语。布鲁斯上校是抵抗力量的帝王。这位记者负责装甲部队的作战行动。”后来厄内斯特在给柯勒杂志社的电讯中说,“一个性格粗暴的将军也是一位精神紧张的将军。”从那以后,厄内斯特无论在谈话中或写信时,他给这个将军取个绰号,叫“摇摇晃晃的勒克莱”。他一直使用这个名称直到勒克莱几年之后因飞机失事死去为止。
  解放巴黎的总进攻战于二十四日上午开始。先天晚上下了雨并断断续续地二十四日下了一整天。离雷姆波立特市镇一小时汽车的地方,坐在敞篷车里的士兵被雨淋得象落汤鸡一般。海明威和佩基想带领自己的部下抄小路,超越勒克莱将军那象乌龟爬行般的装甲兵团前面去。他们在圣雷米插入小路一直走到柯西尔。布鲁斯,带着他的部下上午八时开始在雷姆波立特出发,经过达姆彼尔来到雷米。他们在雷米避雨,发现由于误会,友军向他们开炮。过了一会雨变小了,他的部队小心谨慎地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继续前进。当他们到达离凡尔赛只有九公里的一个交叉路口时,他们停止前进,转入附近的一个农庄。在那里他们吃煎蛋饼,喝葡萄酒……舒舒服服地躲在暖烘烘的厨房里休息。在此同时,海明威和佩基却在布克附近闯入了德国的坦克集中地。法国的一支机械部队在清除路障。海明威和佩基走进附近一家房屋被敌人炮火打坏了咖啡店。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山姆马萨尔和他司机随从约翰威斯托夫。马萨尔的表情阴沉严肃,他是底特律一家报纸的记者。威斯托夫的相貌却酷似年轻时的司各脱·费兹吉拉德。他们两人前天晚上在附近一个树林子里过夜,身上的衣服比海明威和佩基还要湿得多。他们遇到一个西班牙姑娘,自称她的丈夫参加了法国游击队。她现年十九岁,淡黑皮肤,细头发,前牙有点凸。海明威在描述他来到这个地方时,有点带挖苦地说,“我采取规避的办法……十分费力地沿着一条小道走去,来到一家咖啡店,店里有许多游击战士。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还有一个从比尔巴米的西班牙姑娘陪着他们。他们快活极了。战争一开始那姑娘就离开家乡,十五岁就跟着部队走。”
  海明威站在那家咖啡店的门口对着马萨尔大声喊,“玛萨尔,你该喝过了酒吧?”威斯托夫这时转身去他们的吉普车上取来一瓶五分之一加仑的威士忌。一些美国人正在忙着喝酒,巴斯特也和他们在一起。“那个姑娘怎么办?”厄内斯特问道。
  “她说她想寻找她的丈夫。自从西班牙共和国被推翻后,她一直潜逃在外。我同她谈过话,发现她身体还好,只是已经怀孕了。”说到这里他转向马萨尔,“这姑娘可以坐你的吉普车吗?”马萨尔和威斯托夫都表示同意。就这样,这位姑娘便乘坐她新结识的朋友的车到巴黎去。
  布鲁斯上校从那农庄吃完早饭后继续赶路。路上他碰到了海明威、莫塞德、佩基以及其他的人。法国人由于得到住在雷姆波立特美国人的情报,他们顺利地通过了估计会碰到敌人的地区。布鲁斯上校知道后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到达维拉科布莱后便踏上通往巴黎的大道。沿途他们除了遇到一些由破烂的老式汽车,横卧路面的大树作为路障外,最大而且是最后的一道路障是德军的弹药堆集处。成堆的炮弹正在爆炸燃烧,碎片横飞,爆声震天,整个地区成为一座恐怖的地狱。“那些弹药中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有的爆炸声小,象燃放爆竹,有的爆炸声大,如雷鸣,”布鲁斯写道,“它们不但声音震耳欲聋,而且十分危险。有些子弹象导弹发出咝咝声向四面八方飞射,根本防不胜防。我们在离爆炸区十多码远的地方通过。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过的这么可怕的旅程。”马萨尔和威斯托夫通过这个地方时受到热浪和弹片的夹攻,但幸亏安然无恙。佩基在美国独立宣言纪念日那天高兴得哈哈大笑。“爸爸,这下可好了!”他扯起喉咙大声喊着。连他脸上的雀斑仿佛也高兴得笑了起来。
  布鲁斯后来回忆说,“下午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从山坡上的公路下来朝塞纳河走去。只见巴黎市内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悬挂着国旗。人们高兴得狂呼起来。我们的队伍缓慢地前进着。由于街道上要清除路障,零星的战斗仍在某个地段进行,所以我们的队伍常常要停很久才又继续前进。在我们停下来的时候,街边的群众一拥而上,围着我们大声地高呼欢迎我们的话。当他们知道我们是美国人时,他们的情绪更高潮了……街上到处都可看到法国国旗。有的旗子上面还印有洛林红十字会的标志。威斯托夫从他的背囊里拖出一面乱皱皱的小小美国旗,捆在一根扎营用的小木棍上高高举起。这一标志很快产生效果。人们在他前后的美国吉普车里丢进更多的水果、鲜花,送给他们预想不到的很多葡萄酒。人们不停地放声高呼‘法兰西万岁!’嗓子都喊哑了。”布鲁斯说,当天下午,人们给他们送来大量的酒庆祝法国政体的瓦解。这些酒有:啤酒、苹果酒、红白葡萄酒、香槟酒、朗姆酒,威士忌、法国白兰地以及苹果白兰地等。
  星期四晚上,他们离塞弗尔①桥还有一公里。法国的坦克遭受埋伏在位于这座桥下方一座工厂里的德国部队炮火的轰击。驻扎在朗格乔姆体育场的德国炮兵连和在沿河的盟军坦克炮兵连仍在互相炮轰。交通车辆全部摆在人行道上。米歇尔巴斯特发现一幢大房子里住着许多美国人,他们正在吃冰冷的食物和水果。这些东西是法国游击队弄来的。敌我双方一直交战到第二天中午,盟军才胜利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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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巴黎西南方的一个城市。
  厄内斯特说,在那一个星期里,他简直是手提着脑袋走,他的唯一愿望是能够活着回到巴黎去。后来,他好不容易才达到这个目的。二十五日刚过中午,进行中的队伍根据马萨尔上校的命令突然停止前进,留在布伦树林附近一个大广场里。不一会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一颗炮弹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把车道旁边的一棵树击倒了。这棵树象一道天然屏障,把他们的吉普车和附近的一座建筑物隔开来。这座建筑物离他们有三十码远。海明威和布鲁斯急忙绕过车道向房子跑去。马萨尔、威斯托夫和那位西班牙姑娘把那棵大树搬开。接着只听见隆隆机器声,六辆半履带式兵车和五辆坦克开进了广场,车上的机关枪不断向周围扫射。当这些车子开走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看见在那幢房子的那一边三楼阳台上一个人正猫着身子走。开始,威斯托夫以为是他所熟识的一个巴黎猎人。但实际上那人是海明威,他正用法语大声喊话。在场的人问那西班牙姑娘,“他说什么?”她回答说,“他说在我们后面那幢房子里有德国鬼子。”海明威用卡宾枪掩护他们撤走,当他们急急忙忙向门口跑去的时候,有一辆坦克正向那幢房子开炮。马萨尔后来想起这件事,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当时只要丢十几个手榴弹就解决问题。不过,那样的话,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不久,发现在他们前面有三辆德国坦克。根据布鲁斯的命令,他们又被迫停止前进。“我们改变前进的方向并且在一个斯巴希①中尉的指引下,通过侧边一片树林,来到福克大道的凯旋门后面,把车子停放在那里。”马萨尔和威斯托夫在普雷斯保大街遇到一阵密集的炮火。这次开枪是从一座公寓那里来的。据说那里窝藏着一伙东方暴徒。但实际上那里只住着一个开洗衣店的东方人。他的肩膀被一颗子弹擦伤。马萨尔和威斯托夫给他包扎。他们还阻止一群老百姓准备把一个法国女人的头发剪光。因为这些群众指责这个女人同德国人鬼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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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过去法国陆军中的阿尔及利亚骑兵。
  那个身披红色斗篷的斯巴希中尉已注意到吉普车上那个姑娘。他于是大声喊道,“让那位女人下车。”马萨尔立即用明白晓畅的法文翻译出来,“On fait pas la guerre avec les femmes”。“什么时候让她走?”马萨尔大声地说,“年轻人,你走开吧!回去再好好多学一点军事历史!”可是那位西班牙姑娘再不需要别人提醒了。“她一言不发,悄悄地离开他们到她丈夫那里去了,”马萨尔说,“从此,我们再没有看到那位姑娘。”后来,布鲁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越过马路来到了无名战士纪念碑前。这里由六名持枪的老战士守卫着,还有一位退伍的民兵坐在手推车里来这里帮忙守卫。他们自从那宏伟豪华的大旅店被焚的时候起就一直在那里守卫着。那个负责守卫工作的队长问我们是否愿意登上城楼观赏风景。我们来到了城楼上面,有一个班的救火队员向我们致意。救火队队长向我们赠送纪念章……在爱丽舍宫那一边有一辆汽车正着火燃烧。在杜拉里斯花园里仿佛也有一辆坦克在燃烧。
  大火和浓烟从克里隆旅店后面升起,一直延伸到对河的国民议会那里。在凯旋门附近敌人的狙击手不断地开枪,法国人立即开枪还击……从城楼往下望,眼前景色令人神往。金色圆形屋顶的残废军人疗养院,梅地列因的绿色屋顶,圣凯尔以及其他熟悉的风景。许多街道上都有敌人的坦克在着火燃烧。敌人狙击手不断向凯旋门的一侧开枪射击。不一会一颗德国炮弹落在那里炸开了。
  海明威在谈到后来的情况说,他亲自参加解放特拉威勒俱乐部的活动。布鲁斯、佩基和他在酒巴间里喝完了香槟酒后就出发。到了爱丽舍宫,发现那里街上没有车辆来往,空空荡荡。他们加快车速沿着大道前进,最后在俱乐部门前停车。街两旁的店铺都关了门,只有一家小酒店仍在营业。俱乐部的主席是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他和几个年纪很大的保安人员守住这个地方。由于他们是最先来到俱乐部的美国人,俱乐部方面拿出香槟酒招待他们以示欢迎。正当他们喝酒的时候,一位敌人狙击手从邻近的屋顶上向他们开枪。佩基带着步枪爬上屋顶,但那狙击手已逃之夭夭。
  根据海明威所说,解放巴黎的第二个重大的步骤发生在瑞芝大旅店。布鲁斯、佩基、海明威和几位自由战士从特拉威勒俱乐部冒着敌人小股部队火力的攻击来到派克斯咖啡店。他们发现附近一家歌剧院里有很多正在欢乐谈笑的人们。布鲁斯——海明威一行被人盗走了一支卡宾枪。成群的人,男女老少把他们团团围住,以先吻一吻他们为快。当围着他们的人群慢慢散开,他们乘机把车子开走到瑞芝旅店去。这家旅店一直开门营业,即使在德国占领巴黎时期也不例外。海明威他们发现旅店里的设施完美无缺,丝毫未受战火的破坏,但店子里除了一位神态十分镇静的经理外,再见不到什么人了。这位经理一本正经地站在旅店门口迎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安排住宿停当后,他们才发现住在那里的人几乎都是军人。当被问到需要吃喝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定了五十瓶马提尼鸡尾酒。可是找不到服务员,拿来的鸡尾酒质量也很低劣。不过,厄内斯特终于习惯了住在瑞芝旅店的生活。
  厄内斯特十分慷慨地把他的打字机借给纽约时报的记者佐德里斯科打一份关于解放巴黎的报导。当时德军驻巴黎总司令迪尔特里克·万·乔尔蒂茨已正式向住在蒙特巴拿斯车站三十三号大门附近的勒克莱将军投降。厄内斯特本可就此事写篇报导发回杂志社。但他没有写。英国历史学家阿兰摩尔赫发现厄内斯特和他的好朋友们在瑞芝酒店里喝酒,到了晚边,海明威招待七个美国军官吃晚饭。他们除了布鲁斯上校、马萨尔和威斯托夫中尉外,还有科姆、战略情报室的雷斯特阿英、布鲁斯的助手G·W·格拉威森·布里格,埃德温L·西勃特,J·F·哈斯克尔以及队长保尔赛比布拉。赛比布拉曾出席在对河举行的敌人投降仪式。出席晚宴的人都在菜单上签名留念。厄内斯特说,“在这最后极度兴奋的二十四小时中,我们谁也没有写过一行字。谁要是这样做了,他准是个大笨蛋。”星期六,海明威继续宴请朋友。他邀请海伦、伊拉、约翰雷哈德、查理士和欧文肖到瑞芝旅店吃中饭。在喝白兰地的时候,海伦说,她和雷哈德准备到巴黎圣母院去观看人们庆祝胜利大游行。可是厄内斯特却极力劝她不要去。他说,“好女儿,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喝白兰地好了。看游行,以后总有机会,可你再也没有机会坐在瑞芝旅店里庆祝巴黎的解放了。”说实在的,这里的白兰地比起食品来又好又便宜。在瑞芝旅店里的食品质量又差价格又昂贵。
  巴黎,这个世界上闻名的城市,经过德国人四年的占领,从外表上看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海明威真不敢相信,觉得这不可能。可又是事实。于是他在恍惚之中仿佛觉得自己曾经死去,现在灵魂又返回故地。高高兴兴地大踏步走在巴黎的路头。无论他走到那里,他都受欢迎。他来到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里普的布拉塞尔时,人们热情地招待他喝马提尔白兰地。他到了奥地安大街赛尔维亚彼奇的书店与他的老朋友会面时,大家都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赛尔维亚早就从海伦那里得知,海明威回到了巴黎。海明威穿着军服同赛尔维亚一起拍照留念。法兰西义勇军报在巴黎解放后的第一个星期刊登文章报导说,海明威先生给人们一种印象,“他是个刀枪不入的强悍者。”赛尔维亚仍精心地保存着一九三七年春海明威从西班牙回巴黎时送给她一本上面有他亲笔签名的书《一无所获的胜利者》。海明威拿过钢笔在那原来签字的地方添上了两个字,“赞许”并写上新的日期: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于巴黎。不过那天的恰切日子是二十六日。
  对于法国报纸的恭维,海明威并不那么乐意。可是报人却热衷于宣传海明威的传奇式事迹。由于报纸的宣传,结果出现许多怪事。其中之一是:他收到一位经营木材者M·乔塔德的一封信。此人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大街上有一幢房子。这正是二十多年前他和哈德莉带着他们的儿子波比从西班牙回巴黎后居住的地方。乔塔德在信中说,他已丧妻,希望海明威能赏光到他家去吃午饭。厄内斯特委婉地拒绝了,假称军务在身,实难从命。至于他的宿敌,那位声音如猫叫的乔塔德夫,他认为,如果与他自己的母亲交配,生下来的后代准能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奖。
  厄内斯特写信给玛丽维尔斯。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住在巴黎。他在信中告诉他从雷姆波兰特到瑞芝来一路上所发生的情况。他说,他把书丢在查特雷斯河的那边,在瑞芝附近他发现一批法国游击队员。可能因为他年纪比较大,相貌不扬,那些游击队队一直坚持要他当他们的队长。于是他从一个被消灭了的骑兵侦察连那里弄来制服给他们穿,从师部领来武器装备他们。当美国的侦察兵从瑞芝撤退时,他们控制了整个市镇并着手加以防护。曾有两次他们打退了配有十五辆坦克和五十二部摩托车的德军法西斯的进攻。他必须参加巡逻。他们的巡逻活动,真象童话故事里那样,真叫敌人闻风而逃。为了给正在向前挺进的法国部队提供情报,他们已经打了几次“小规模”的仗。这些人表现得很勇敢,保证玛丽会喜欢他们的。他说,在来巴黎的路上他结识的一名军官,一位战争历史学家山姆马萨尔。他们是经由埃托尔和康科德进入巴黎的。自解放巴黎以来,他工作很顺利,但并不因为自己亲身加入战争,参与多次的军事行动而有意炫耀自己,捉弄别的记者。他只是详详细细地,据他所知告诉别的记者盟军进军解放巴黎的胜利是怎样到来的。
西墙之下
  八月底巴黎的天气十分暖和,厄内斯特在瑞芝旅店他的房间里开始接见来访者。在他看来,来访者之中玛丽维尔斯是最为重要的。玛丽很早就从英国乘飞机到达莱曼斯机场,然后坐吉普车到巴黎的。她对于解放巴黎感到迷惑不解,最后,在八月二十六日通过采访才知道勒克莱将军已胜利地进住爱丽舍宫。虽然她日夜不停地进行工作,她仍然设法尽快抽出时间去探望住在瑞芝旅店的厄内斯特。玛丽到达瑞芝旅店时,厄内斯特已在门口等她。他走上前去十分高兴地紧紧搂抱她一下表示欢迎,然后领她走进房间去见他的“部下”。房里放壁炉的地方有个美国军用火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她还注意到厄内斯特的军服上除了第四步兵师的四条常青藤叶的肩章外再没有其他的任何徽章和标志。
  另外一些来访者看到厄内斯特在从雷姆波立特来的路上走的时候身旁总跟着几个游击队员。其中有两个厄内斯特最为喜欢。一个叫奥涅西姆,另一个叫麦赛尔。当然,在这些人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十二岁的满头黑发的吉安·迪康。迪康对德国法西斯有着深仇大恨。以前他干过两年的地下革命工作,两次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关进监牢,遭受拷打酷刑和审讯。他在雷姆波立特的格兰德维娜旅店结识了厄内斯特,并很快结成“主仆”关系。八月二十五日他在杜勒里斯发动一次小规模战斗,袭击一小队德国侵略军。随后加入了法国军队。从那时起便成为厄内斯特的贴身警卫员。
  担任厄内斯特的法文译员麦赛尔图哈姆兼任厄内斯特私人秘书。他曾负责接待过厄内斯特的一个主要对手。后来厄内斯特很喜欢谈起这件事,而且越谈越神乎。事情是这样。一天,厄内斯特和他的部下正坐在房里古雅的椅子里拆卸枪枝和拭抹武器。厄内斯特脱下脚上的军靴,穿一件衬衣(他总共只有两件衬衣)。当一个衣着讲究的壮汉大步流星地走到门前时,厄内斯特还不知道。这人穿着上校军服,脚上一双油光闪亮的骑兵军皮靴。他就是安德雷马尔罗克斯。
  “你好,安德雷上校,”厄内斯特先开口打招呼。
  “你好,厄内斯特,”马尔罗克斯回答说。“你手下共有多少人?”
  海明威十分有节制,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十几个,至多二百个。”
  马尔罗克斯听了气得他那枯瘦的脸上皮肉在发跳。“我,”
  他说,“有两千人”。
  海明威冷漠地盯着他望了一下,接着平平淡淡地说,“攻占巴黎时你的部队又不协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损失了多少人吗?”马尔罗克斯一时说不出来。这时有个游击队员向厄内斯特示意要他到洗澡间去。“爸爸,”那游击队员低声地说,“把这个人干掉吧?”厄内斯特对他说没有必要把那汉子干掉。他对手下的人说,给他一杯酒喝,他就会走的。接着有人给这汉子倒了一杯酒,然后大家仍在那间充满着阳光的房间里干他们手上的活,谁也没去理那位上校。这位趾高气扬的上校如坐针毡。不一会自感没趣,站起来径自走了。厄内斯特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这类人的。
  另一个来访者是个很年轻的黑发中士,名字叫赛林格。他第一次和海明威见面时,对方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赛林格是个短篇小说作家,比海明威小二十岁。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在某家杂志和星期六邮报晚报上发表文章。他觉得海明威为人既慷慨又友善,不象他自己写的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自负和粗暴,相反十分谦虚和温和。他们之间关系很好。厄内斯特还主动地给对方看稿子。赛林格回到他的工作单位后不久就提升了。
  巴黎解放后,厄内斯特一心忙着他的文学创作,他在第四师的朋友们却在乘胜追击北逃的敌人和巴黎东部的残敌。八月三十一日晚,朗哈姆上校的部队已占领阿辛河的桥头堡。随后三天,他们横渡奥伊斯河,抵达同比利时隔界的地方盖斯。这个地区地势平坦,适合农耕。区内小溪小河纵横交错,灌溉庄稼十分方便。不过他们与敌人交战主要在以市镇、村庄为界形成起来的一个类似四方形的地区里。一支包括第二十二团在内的临时特遣部队在同敌人激战中获得辉煌成果。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摧毁了敌人大量装甲车,夺取了敌人一个巨大弹药库,俘获了敌军二千人。
  九月一日,厄内斯特在瑞芝收到了一个用密码写的信件。原来是巴克朗哈姆写的,“见鬼去吧,海明威!我们都在同敌人激战,你却躲在后方。”这番话简直象亨利四世讥讽嘲弄克里隆公爵在阿克斯取得胜利后表现出来的思想状况一样。虽然厄内斯特自己认为在解放巴黎的过程中他已竭尽全力,可是他的朋友的这一指责和挑战他不能不无动于衷。他决心再投入战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再去冒一两次险。第二天清早,厄内斯特整理好行装,由迪康开车离开凡登到北方去。
  这是他参战以来一次最蛮干的行动。一路上他碰到被盟军追击而四散溃逃的小股敌军,他们纷纷向比法边境方向逃窜,想穿过列日①南部进入比较安全,工事修筑得比较坚固的西墙与赛格弗里德防线。厄内斯特在这个时间里所记载的旅程记录大部分不大清楚。在他的战地日记本上他十分潦草地写了两页纸,描述他路上所发生的情况。他说道,“抵达波格特时,汽车轮胎爆裂了。接着来到迪威——露宿在田野里——夜里刮来的凉风使人感到秋天已经来临——凌晨三至六点在迪威司令部——出发到维卡赛阿辛——钉子进入轮胎,又炸开了——接着第三次车胎破裂。三千名德国宪兵驻扎在弗尔——桥梁被炸毁——我们侦察了那座桥——桥可以修复——约翰部下的人都逃跑了——五十个骑自行车者向前侦察——在X公路上发现敌人——四十二个骑自行车的人——转入右手边小路——霍斯德朗士兵——公路对面有两条可供逃跑的路线——在X地方有四个俘虏,在车站有六个——麦吉尔斯村旁有三辆坦克,磨坊附近也有三辆坦克——战斗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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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比利时东部一省的省会。
  厄内斯特和迪康从巴黎北上经由圣利斯到坎佩恩。九月二日晚他们在坎佩恩田野里露宿,看见五架超音速飞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向英国方向飞去。第二天,他们朝东走。从维卡赛阿辛到沙森斯。路上汽车轮胎多次爆裂而耽误时间,赶不上他们的部队,一直到弗尔才又同部队汇合。他们朝东走到达麦吉尔斯,又包抄穿插,最后抵达盖斯,离朗哈姆的兵团所在地只有一箭之遥了。无论如何,形势对厄内斯特是很有利的。
  离盖斯十公里的地方有个叫瓦西尼的村子。厄内斯特和吉恩碰到了麻烦。他们到了那地方之后,吸引了十多个志愿者参加他们的队伍。根据侦察,瓦西格尼同拉卡特村镇之间的公路交通已被德国装甲车队切断,因此必须绕道。公路上主要障碍是停放着敌人的反坦克炮。为了清除路障,一个瓦西格尼的志愿人员走到海明威跟前说,“队长,咱们冲过去吧!”海明威说,不必要。因为这个地方的美国步兵最终会注意这个问题的。那年青的志愿者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显示出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海明威给惹火了。他指着敌人的反坦克炮说,要是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就全部归你得了。他们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四分钟。敌人的大炮矗然不动,海明威这边却牺牲了六人,受伤两人。厄内斯特后来说,这个突然袭击主要是他发脾气引起的。
  九月三日厄内斯特在庞默雷尔赶上了朗哈姆。朗哈姆见到厄内斯特后说看到厄内斯特一路平安,他非常高兴。厄内斯特说,他的到来证明他并不是怕死。朗哈姆告诉他,临时组织起来的特遣队已经解散,所以没有必要呆在那里。于是厄内斯特匆匆赶回瑞芝旅店三十一号房间重新过着安隐生活。他又与玛丽见面。如玛丽所说,“他们又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喝香槟酒,一起生活。”四年前德国人快侵入巴黎时,她就离开了那座城市。厄内斯特和玛丽一起去看玛丽以前住过的公寓房子,一起到圣路易斯岛的码头上沐浴阳光,观赏风景。
  二十年前厄内斯特也曾坐在这个地方读福特的大西洋评论报。厄内斯特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如下的话:“今天中午在拉威格恩饭馆吃中饭,然后到波尔米奇去。经过一家书店时进去看了一会儿书。接着去弗罗尔咖啡店喝咖啡。晚上在旅店里吃晚饭。一觉睡到天亮。”为了把厄内斯特在瑞芝旅店的房间布置得象他家里的房间那样悦目舒适,玛丽把许多彩色画挂在他房里的墙上。其中一幅是万哥赫的油画。画的是一双工人穿过,非常破旧的高统皮靴。看着这幅画,玛丽就想起厄内斯特那对在军队里穿过的皮靴。那双皮靴象征着主人的不平凡的战争经历,反映了主人的个性。厄内斯特感到唯一不足之处是他和玛丽聚会的时间太短。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可惜时间太短了一点。”
  厄内斯特再次离开巴黎。这次是由五辆车组成的车队:两部小汽车,一辆摩车,两部吉普车。九月七日上午当他和他的随从人员离开巴黎时,第四师正在快速前进,深入比利时境内已达八十五公里。厄内斯特车队的成员除了厄内斯特本人和佩基外,其他的人有:迪康和另外两个游击队员——马歇尔和奥涅西姆、马科斯史蒂文生队长,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彼得劳勒斯以及一位在七月份曾偷过厄内斯特的酒的巴西人尼莫路卡斯。厄内斯特说,“这个巴西”什么都要,从打字机到牙刷,样样都不放过。
  进入比利时境内,眼前所见使厄内斯特想起一九二二年夏天在斯瓦兹瓦尔德的情况。他特别留意那些有鳟鱼的河流。他慢慢感到身上的衣服太单薄。当他们跨越过威拉斯——柯特雷斯高原到塞森斯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离开巴黎之后,一路上他又累又乏。在车队朝东走,来到阿查纳斯时,厄内斯特感到胸膈胀闷,象得了感冒似的。远处山坡的松林上空笼罩着乌云,但雨始终没下来。当晚他们车队就停在松林边上,人露宿在车旁。夜里风越刮越猛。松树梢被风吹得摇曳不定。这种情形就象他小时候在密执安时夏天里经常见到的那样。所以,他告诉玛丽维尔斯,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是秋天到来了。特别是当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或生活在气候完全与你自己的国家不同的国家里,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从旅途的开始到结束,厄内斯特脑子里出现一种战争与和平互相交织混杂的奇异观念。第二天晚上,他们在比利时南部的里宾市过夜。厄内斯特非常喜欢城堡背后大片的树林。这些年来由于战乱,鹿和野猪等猎物很少能逃脱被打死的命运。沿途可以看到德国人为了骚扰和阻止美国军队前进在公路上布设地雷、陷阱、埋伏,并千方百计抢夺盟军车辆,以便逃跑。由于车胎爆裂,厄内斯特的小分队耽搁了赶路的时间,他们只好在圣赫伯特过夜。雷德和杰恩弄来一些牛肉。当晚厄内斯特睡在靠院子的一个房间里,睡得真香。第二天适逢星期天,当地的人一早就到教堂去做礼拜。雷德和杰恩为大家准备了星期日早餐,他们吃咸肉和鸡蛋。厄内斯特对在旅途上食品箱里所准备的果酱十分欣赏。旅店老板特别慷慨,对于他们的住宿,伙食一概免费供应,甚至杰恩同旅店老板的大女儿睡了一晚,老板也不计较。
  第二天清早,他们又继续赶路。不久,从巴士托格公路那一边传来了坦克行驶时发出的轧轧声和重机枪声。“好啊,这是敌人在为我们送行哪!”那位巴西人说。厄内斯特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巴西果壳”。当他们到达坎佩恩时,碰到了四个德国俘虏。其中一个是希特勒的军曹,他的神色十分恐慌。另一个是个沉默寡言的十八岁的小伙子。第三个,年纪比较大,能说一点蹩脚的法语。第四个是个纳粹德国党卫队队员。他年轻、个子高大,赤黄色头发。他把他知道的情况全部讲出来,仿佛是向他的同伴讲述情况那样详细而具体。第二十二步兵师就驻扎在这个地区。厄内斯特设法到伯托格附近一片林子里去寻找朗哈姆上校。他们继续朝马波姆普雷方向走去。不久,发现前方交叉路口盟军部队正在同德军作战。他们于是停下来吃中饭。
  当天下午厄内斯特的小分队来到比利时的最西端的霍弗里兹村,这村在列日东南西六十公里的地方。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山谷的全景,只见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从山下向远方伸展,一直到德国人的前沿阵地。朗哈姆用了一个排的自行防卫反坦克炮一边向敌人的装甲车开炮轰击,一边冲过桥去开出城外。那位巴西人出于一时的好奇心,大摇大摆地向自行防反坦克炮走去,一时暴露了目标,立刻招来了驻扎在村子那边敌人炮兵的轰击,使他的队友们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正当海明威向他大声呼喊,要他立即趴在地上时,一辆自行防卫反坦克炮车正向一处有利地形开去,不料突然触雷,一下子动弹不得。等到火焰尘灰慢慢息灭消除时,只见那巴西人仍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海明威急忙勾着身子向他跑去,猛地一推,把他掀倒在地,并警告他要是再站起来,就要他的命。这位巴西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所吓,又惊恐又委曲,他不由自主地趴在地上,眼睛望着怒容满面的海明威。
  这个市镇中心有一座桥。它是朗哈姆上校部队东进的咽喉要道。一个本地的比利时人带领他沿山坡上一条羊肠小道绕到村镇的右侧;厄内斯特和其他的人却朝山脚下的大路走。但这样的决策并不明智,因为敌人在撤退时设下很多路障。他们砍倒路旁的大树横架在大路上,还布设地雷及其他圈套。敌人还在大桥下面堆放了烈性火药。当朗哈姆的车队开进广场时,炸药就把大桥炸毁了。大桥旁边的几间房屋也被夷为平地。
  当海明威和劳力斯到达那里时,他看到成百成千的村民带着各色各样的礼品——饼干、鸡蛋、葡萄酒和白兰地,围着他,纷纷送他礼品。朗哈姆问几位村民他们能否设法抢修被炸坏了的桥梁,因为部队里的工程兵还没有来。于是霍弗里兹的村民立即投入抢修桥梁的行动。朗哈姆和海明威倚在一道栏杆上观看。站在他们边上的一些看热闹的人看到海明威的魁梧身材和威武严肃的形象,开始称呼他为将军。厄内斯特听了却十分谦虚地说,他是个队长不是将军。当那些群众问他,象他这样的年纪还是个队长,为什么没得到提升?厄内斯特听了苦笑地说,“这是因为我目不识丁。”
  霍弗里兹的工匠们在这战争的空隙里赶忙抢修那座被毁了的大桥。他们有的清理断砖残瓦、碎石,有的拉运木头,造支架,钉木排……没多久,搭起一座能通行各种车辆和坦克的临时大桥。说来令人不敢相信,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坦克都过了站。接着上校和海明威也开始过桥。他们走在那吱呀作响的木板桥上,想起一个小时前这里只有一片废墟,什么桥也没有,现在却走在一座真正的桥上,不禁感慨万分。他们过桥后回到团部指挥所。这天晚上厄内斯特感到十分疲倦,饭也吃不了多少,一早就上床睡觉。当然,部分原因是回避那位巴西人的纠缠。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卡曼米朗达使你感到厌烦,那么这位巴西入会把你缠死。趁他不在,赶紧上床睡个好觉。”
  九月的天气十分宜人。天空上万里无云,一片蔚蓝。这使厄内斯特想起童年时代打猎的情最。他说,霍弗里兹附近的地方真象密执安的农村。他在给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的信中说,九月十日他们到附近的树林去玩。那里树林茂密的程度和怀俄明诺德基斯德大牧场后面的松林差不多。近来,新的指挥所里壁炉上面悬挂着制作了的猎物的头角。在灌木林里你随便可以猎到野兔、鹿和野鸡。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即使在战争期间自然界并没有停止活动和发展。这种现象人们是非常熟悉的。
  厄内斯特感到,自从八月中旬以来,他的生活是一生中最快活的。他不感到寂寞,不沮丧也没有什么幻想的破灭。一切都真实可靠,没有虚伪,一切问题都摆在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十分自豪地想到朗哈姆现在对他的评价比以前高了。这点朗哈姆在德国边界的贝赫地区召开的部属成员大会上可以得到证实。
  九月十二日是追击敌人获得最佳战果的一天。德国的装甲部队仓卒逃跑,纷纷到威斯特华尔寻找避难所。朗哈德向前追赶,抢占海米尔高地。海明威小分队朝北走。路线成半弧形,象钳子的另一边钳制着敌人。他们跟着一辆坦克和一些半履带车辆来到斯切姆和马斯佩特。每当他们跟不上队伍时,杰恩就得当侦察员到十字路口去探明方向。厄内斯特看见前方远处有一辆半履带车辆象野兽一般慌忙向树林那边跑去,但不久又跑回来。两架飞机从左边以几乎擦到树梢的高度飞过来对他们进行猛烈的扫射。但当他们爬过一座高山时,他们发现山那边就是德国。他们高兴极了。“喏,德国就在我们面前”,海明威高声喊着说。
  他们在山坡下一个干草堆的后面停了下来,看到两辆德国坦克在公路上全速前进,朝村子的那边开去。美国炮兵打出的炮弹落在它们前面的道路上,掀起滚滚浓烟和尘埃。不久,他们穿过一小片林子,朝河边走去。河上有一座简易的火车桥。他们涉水过河(河水混浊),亲眼看到第一批美国坦克进入德国境内。这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四点二十七分。
  他们来到海米尔城里,一些面目丑陋的妇女和个子矮小的男人手里拿着荷兰松子酒,一窝蜂跑上来,把他们团团围住。一边劝他们喝酒,一边打开瓶盖自己喝起来,以证明酒里面没有毒药。有的人举起双手表示向他们投降。家家户户都空无一人。他们在一户人家里发现德国军官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余热。朗哈德的前锋部队在隆隆炮声中迅速占领村子对面一处朝东高地。
  厄内斯特占用了村边一间无人居住的民房。他着手养起猫和狗来,并派杰恩去村里找个会挤牛奶的村民来帮忙。然后,厄内斯特叫朗哈姆上校和他的部下一起吃饭。他用手枪打死了好几只鸡。鸡头全部去掉。叫来一位德国妇女,要她拔掉鸡毛,弄干净后拿去清炖。黄昏的时候,朗哈姆回来了。同他一起来的有鲁格尔上校,三个营长以及他私人的随从人员。朗哈姆到达后立刻召开一个军官干部会,为十三日的行动定出具体计划。他们一边讨论,一边喝酒。海明威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大家都在喝酒,晚饭吃鸡,青豆,洋葱、萝卜、色拉,罐头水果和果子冻等。”
  那个巴西人,现在被海明威称为庞巴斯的害虫。他主动提出要对“天地经理论”进行一番解释。可是真正要他讲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付借来的圆规比划了半天,结结巴巴什么也没讲出来。大家一哄而笑。朗哈姆说,“到底他讲些什么谁也弄不清”。对于朗哈姆来说,那天晚上在那农民家里吃的那顿晚餐给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他写道:
  食物很可口,酒准备得很充足。席间洋溢着同志般的友情。我们尽情欣赏和享受美酒,正象欣赏和享受胜利的果实一样。这天晚上,我们开怀畅饮,摒弃一切思虑,更不去想随后两天之内我们在威斯特华尔要打一次攻坚战。我们边喝酒,边谈笑,轮流讲述自己可怕的经历。当时大家彷佛都是天地间小小的主宰者,而海明戚,作为晚宴的主持人,彷佛是战神玛尔斯,在他的兴高采烈的同伴中显得更加威严。”
  第二天清早,厄内斯特被劳力斯打字机发出的嗒嗒声和那位巴西人来回穿梭,唠唠叨叨的不满声所吵醒。那位巴西人吵着要借他的打字机,而把自己的搁置起来。他整天吵吵嚷嚷闹个不停,弄得厄内斯特心火上升。吃晚饭前,厄内斯特狠狠地骂他一顿。那巴西人也不示弱反口骂他。吃了晚饭后,气头消了,肚子吃饱了,大家就不做声了。厄内斯特给玛丽写信,说他的生活就象住在森林里的动物那样自由自在,十分愉快。在桌子的那一边坐着史蒂文生。他也写信给他的妻子。写到精采的地方就停下来朗读一番,听取厄内斯特的意见。
  秋高气爽的季节快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寒风和雨水。厄内斯特的雨衣遗失了,下雨时打得一身透湿,并开始咳嗽流鼻涕。他写信给他的儿子帕特里克夸口说,要不是他善于动脑筋,否则,一天就要当好几次俘虏。但这只是他的一种罗曼蒂克的假设而已。当突击队向西墙发动进攻时,厄内斯特却得了重感冒睡在师部的病床上。这当然是个十分安全保险的地方。第二十二团对面的那个高地长着茂密的树林,从东北向到西南端,纵横好几公里。人们称它为斯奇尼艾菲尔。在这个区域里修筑有非常坚固的地堡,钢骨水泥掩体以及其他的防空设施。在这里住有纳粹德国的党卫军,牢牢控制住通向西部的大山谷。到处布设杀伤武器,自动定向地雷。高坡上还设有大炮。这就是所谓坚不可摧的西墙防卫工事。美国军队在九月十四日以人数计算差不多用了一千小时才把它攻克。
  九月十八日厄内斯特从师部回来,发现团部新设在斯奇威拉和缪山尼克和温特斯奇德之间的一个城镇上。他象小孩子那样好奇,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不在时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朗哈姆于是带他去参观原来两军激战的地方。虽然盟军伤亡人数很多,损失很重,但敌人的西墙防线终于被突破了。厄内斯特会见了哈华德布拉扎上尉。后者告诉他关于这次作战的详细情况。谈话结束时哈德华说,不管好莱坞的谣言家们怎么造谣说谎,也不可能抹煞朗哈姆及其部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当第三营攻占敌人某处高地时遇到敌人的顽抗。朗哈姆身先士卒走在最前面。他高声喊道,“咱们爬上这座山把它占领,然后狠狠打击德国鬼子。”后来美国的自防反坦克车绕到德国人的地堡后面,炮口对着大门轰击。“我从未没看过这么惊人的场面,”布拉扎德说,“里面的德国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人身上最少有五、六处伤。地堡里一片混乱,哭的哭,叫的叫……。”第一批进入地堡的美国兵,除了俘虏三十个德国鬼子外,还得了好几箱沙丁鱼罐头和上等白兰地。
  在高低起伏的丘陵地上的一处山坡下有一个很小的村庄。厄内斯特就住在这村子里的一间小农舍里,他自己给它取名为斯奇洛斯海明斯坦。他住进这房子后的第二个星期,一天晚上正下着雨,史蒂文生中尉带着约翰格罗斯艺术家到他那里去。格罗斯是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的人。他近年来一直给“绅士”杂志画漫画和速写。格罗斯第一次见到海明威。对方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海明威正坐在房间里,周围坐着十分崇敬他的人,如:迪康、摄影师全希罗斯等。在海明威旁边的桌子上有半玻璃杯的酒和几个手榴弹。在房里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大樽法国白兰地。这樽酒是最近从希列尔弗一家杂货铺那里弄来的。格罗斯喝了一杯酒后便开始借着煤油灯光给厄内斯特作画。当画家上床睡觉时,厄内斯特递给他两枚手榴弹并告诉他要是德国人再来时,他可用这两颗手榴弹自卫。格罗斯顾不得脱掉衣服,一头倒在楼上一张铺着很脏垫褥的床上呼噜噜地睡着了,直到第二天黎明前轰隆隆的大炮声把他惊醒。他朝着楼梯井往下望,看见海明威躺在床上还没睡,正在看一本袖珍杂志,怀里放着一支卡宾枪。这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隐蔽在灌木林里观看美国大炮轰击希朗切德村实况。当天晚上,他们同其他十几个人参加了在朗哈姆指挥部举行的一次牛排晚宴。朗哈姆后来写道:
  正当牛排端上桌来,突然一颗八十八毫米的炮弹打穿了海明戚对面的那道墙,接着又穿过另一道墙,但没爆炸……八十八毫米炮弹的飞行速度几乎和光速相等,所以人们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它就到了你的跟前。转瞬间我部下的人都躲到一个贮藏马铃薯的地窑里去了……我是最后一个来到楼梯头的。我回头一看,海明威仍坐在桌子旁边不动声色地用刀子切着牛排。我大声喊他快躲到地窑里去。但他不听。我转身走到他那里同他理论起来。蓦地,又一颗炮弹穿墙而过。他仍继续吃他的牛排。
  我们又争论开来。可他无动于衷。我坐了下来。这时第三颗炮弹又穿墙而过。我要他把那顶该死的钢盗戴上。他不听。于是我也把自己的钢盔摘下来。我们边吃牛排这争论。他又重复他平时最爱说的那个道理——除非炮弹直接打中你,否则你呆在什么地方都一样安全。我指出他的这个理论正在得到证实,他的举动有点象那个巴西人。我们继续吃牛排、喝酒和争论。也许我们已有三分酒意了,这时炮轰停止了。其他的人也陆续从地窑出来回到楼上。于是饭菜从新加热,晚宴继续进行。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厄内斯特写信给玛丽,说他非常盼望很快回巴黎去。摧毁敌人西墙防卫线的战斗故事开始在他脑海里酝酿成型。他计划回到瑞芝旅店后再认真加以组织。无论在小说的内容或行文用词方面,他将极力让读者知道作者亲身参加了九月十四、十五日盟军摧毁敌人西墙防线的战役。他说,这次战斗好比人们到虎口里拔牙齿那么危险。有很多人被老虎吞噬了。在小说里他不愿意提到自己因生病没参加战斗的事。他渴望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同玛丽维尔斯住在一起。迄今为止他只是在旅店同她会晤,从没有机会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相会。他想找个地方能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有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衣换下目前身上穿了很长时间的又破又脏的衣服。
  在师司令部里,谣言四起,说他在雷姆波立特的侦察活动将会碰到麻烦。“谎言、假话、舞厅里的香蕉”显然将给他的得意之作带来耻辱。他反复思考认为这是一种紧急措施,他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如果规定一条法律,禁止记者跳入塞纳河,那么假如有人在水里快要淹死了,那么谁还会遵守这种规则呢?他完全有把握他的朋友们会全力支持他的。其中之一是纽约时报的佐德里斯科尔。此人曾在解放巴黎那一天借了他的打字机。巴顿将军和朗哈蜂上校也会在必要时帮助他。
  第二天上午又下起雨来。开始雨滴粗大有力,后来逐渐变小,最后是濛濛细雨,随风飘洒。敌人的炮轰得十分猛烈。他又不得不在巴切特多停留一个时候。当旅途艰难的时候,要离家远行是不公平的。为此,他作了一首诗。
  昨晚丢失了三个,
  今天又把他们找回来。
  树林里黑压压地不见天日。
  但是在斯奇洛斯海明斯坦的小小起居室里人们的议论太多了。他放弃了作诗的念头,因为他的诗念起来很难上口。今天,他虽然只有四十五岁,但他已感到老了。比不上玛丽的朋友山姆波尔那么有趣,善良和温柔,也不象韦利华尔登那样引人注目。他象一匹老迈的越野赛跑的马,又丑陋又奇形怪状。但至少可以重新训练。由于目前下着大雨,刮着大风,处在西德的绝境之中,那大幅图画里的一切显得十分恶劣。可在那小幅图画里,他十分幸运地甩掉了身上的寒冷和感冒,尽管说起来不光采,他在这次战争中却十分愉快。
赫特吉瓦德战役
  厄内斯特一直关心的消息终于在十月的一个上午到来了。消息说,“大约在十月四日,你将由军用飞机或政府的摩托运输工具从现在所在地送到总司令部去。”第三军团莫斯匹托将军执行美国航空兵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支援他们的东西虽然没讲出来,但大家都很清楚。人们将不断地围着他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他在雷姆波立特搞了些什么活动。厄内斯特开着汽车去找南西,踏着月色回到旅店看到那总检查官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次战争。
  分配执行此项任务的是巴克上校。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推断。海明威取下战地记者的徽章以便在雷姆波立特开展他的新工作。八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他参加了解放雷姆波立特的战斗。他一直是特别行动战斗队的上校或一般军官,但总是亲自参加巡逻工作。提出控告的记者说,他们在厄内斯特的房间里发现有一批杀伤炸弹,反坦克手榴弹以及地雷、德国制反坦克火箭炮,各种小型武器等。他们还指出,厄内斯特在雷姆波立特有一间专门摆设地图的房间,他身边有个上校参谋官。他自己对他的记者同行宣称,他再不写通讯报导了。如果这些控告得到了证明,那么判决的结果可能是海明威丧失了战地记者的资格并将立即返回美国。“明天上午,”巴克上校说,“我要当面向你提出问题并要你发誓。”午夜之后,海明威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上午,厄内斯特承认由于八月份天气热他可能把那件上面别有记者徽章的上衣脱了下来。但脱下来的时间不长而且目的是为了保持仪容的整齐。他说,虽然抵抗力量的组织领导人多次劝他率领部队作战,但他从没答应过;桑托市长在该市郊区部署防守该市的过程中,海明威曾给他出过主意;那些用军队里的头衔称呼他的人只是出于一时兴趣而这样喊他的。厄内斯特指出,在新英格兰沿海一带,谁有平底小船,人们就称他为船长;住在肯塔基的人都被认为是天生能当上校的人;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在军队里干上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便自然而然地被人们认为是将军。至于他房间里存放着的枪枝、弹药,目的是为游击队员提供方便。当他们接到上级命令时就能立即出发;他房子里张挂地图以及外出巡逻,目的是为了收集材料给某杂志社写文章。他只是给上校当联络员,根本不是军官更不是上校。他只是把盟军的消息和命令传达给法国的游击队,因为他的法语讲得流利,很少出什么差错。
  关于海明威是否在巴黎解放之后跟随第四师追击德国法西斯跨过法国国境进入比利时的问题似乎只作了一般表面的讨论。海明威向主理案件的人巴克上校提出如下事实:在这段时间里第四师的联络官中尉史蒂文生一直和他在一起,完全可以证实海明威根本没有参加打仗。巴克上校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有些人喜欢背后说人坏话,蓄意中伤。他们说海明威在盟军追击敌人时,故意做得与众不同,利用各种方式来阻碍军队迅速前进。对于这类指责,海明威的回答是,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可以由巴顿将军和朗哈姆上校加以证实。上述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攻击。
  审理案件结束时,巴克上校安慰海明威要他不必为此事着急。在回巴黎的路上,天气很冷,就快要下雪了。到巴黎后,他先去看玛丽是否在家,结果吃了闭门羹。他只好漫无目标地沿着一条街走去,观看商店玻璃橱窗里陈列着那些无钱买不起的令人茨慕的商品。除了想见到玛丽外,他所需要的是到一家坐满了人的酒吧间去喝酒消愁,以便如可能的话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犯下的伪证罪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
  不久,有关方面宣布他无罪。“罪名,”厄内斯特洋洋得意地说,“已经消除”。此时,他又十分盼望能再次参加第四步兵师在摩里根和克灵克尔特休整集训。十月八日星期天厄内斯特把有关南西事件的材料送给巴顿将军和朗哈姆看。尽管他被宣布免罪而感到宽慰,但一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滋味。当时如果他承认了事实,他将灰溜溜地被遣送回家。那时一切荣誉将烟消云散,名誉扫地。现在,他隐瞒了一切,否认了一切。然而痛苦是一种沉重的精神包袱。他不愿也不能承受这种包袱。他一想到自己仍困在象瑞芝旅店这样的后方,就感到羞辱和内疚。他唯一的愿望是同他的朋友们一道到战场上去同敌人厮杀。
  这个时候,跟他疏远的妻子却比他更接近战场。十月十日在尼默根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前线司令部,玛萨遇到曾协助厄内斯特“解放”瑞芝的约翰威斯托夫中校。威斯托夫写信给他在家中的妻子说玛萨长得“非常漂亮,身上喷了很多香水,她的容貌十分迷人”。他告诉玛萨,他曾和海明威在同一个队伍里进入巴黎城。虽然他估计玛萨早知道这个消息,但他还是乐意再告诉她。“是的,”玛萨说,“他当时告诉了我。我正从意大利回巴黎,而他正从第四师步兵师回来。我们在一起大约谈了两个小时。后来他说他要去喝酒,我说我要去访问朋友。就这样,从那之后,我们再没有见面”。威斯托夫听了感到非常奇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夫妻。
  十月十七日厄内斯特仍住在瑞芝,他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信感谢朗哈姆慷慨地为他的人格作了担保。他说,他的那个“著名”案子使他和他最近遇到的几个坐办公室的军官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其中之一是另一位记者十分崇敬的有四条条纹的海军中尉,虽然他从没参加过战斗,没有出过海也没有任何航海知识。厄内斯特没有提起他曾从事过反潜艇工作的经历。不过他认为那位中尉会怀疑他有航海经历,从而仇视他。厄内斯特说,在同他一起走入房间时,他故作姿态使那位中尉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不象过去那个时候那么好。这当然是他的拿手好戏。那里还有一位断了一只胳膊的上校,曾经好几次表现出特别粗鲁。对于那些在战争中成了残废的人,厄内斯特一反常态,不但不奚落嘲笑,而积极地建议上校应配上一个假肢,甚至暗示断肢是战争所造成的。然而,至终他保持缄默。这种态度,多多少少是战争使他养成的。
  在瑞芝旅店厄内斯特的房间里有个海明斯坦突击队员正同他共进早餐。迈克波克过去一直和法国游击队以沃斯格山区为基地开展活动,现在这个地方受到敌人的侵扰。布鲁斯回到巴黎在酒巴间里找到了厄内斯特。厄内斯特一联串问了他许多关于法国游击队和德国人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哪里?”他问道,他的口气和举止同六年前他在埃布罗河岸所表现的一模一样。“你在什么地方开展活动?有什么武器?”波克回答说,他在重读厄内斯特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一面等待合适时机回法国来。他还说,当他在法国东部山区漫游的时候,他想到了海明威和海明威的书。厄内斯特听了非常高兴,当即给波克和诺斯大声诵读他最近写的十分得意的诗作。厄内斯特的另一杰作是设想成立瓦哈拉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他的所有突击队队员都是始创成员。他认为美国总统是全国三军的统帅理应支付军人在酒巴间里的一切费用。他说由诺斯家族所提供的一只“大象”应该用作在俱乐部里专门撵走捣乱分子的人。那天下午在瑞芝旅店的酒巴间里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上述这些内容。
  他们的聚会不只是在上午或下午,也有在晚上的。一天晚上厄内斯特带着他的年青朋友和玛丽到蒙特马特酒巴间去。波克后来说,“在酒巴间里,爸爸郑重其事地说,在奥克派克读中学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由鲍勃佐普克辅导,他是该足球队的杰出队员。他说,一旦他得了球,谁也休想从他那里夺过去,谁也抵挡不住他。我听了,当即指出他太吹牛皮。接着又谈到在图特举行的一次非正式的足球赛。当时我手里拿着一瓶酒当作足球,厄内斯特在场子的那一边。他戴着一副钢边眼镜站在那里真象大块头的山姆大叔。……酒店里的老板……都从店子里走出来站在街边观看这场比赛。”波克脱掉外衣,勾着身子,厄内斯特却挺着高大的身子威风凛凛向他走去。波克一个箭步走上前,一只脚横插过去,两臂一勾。突然,厄内斯特站脚不稳,一头栽在铺着碎石的地板上。可他象个弹性很强的皮球一样,一翻身就站了起来。眼镜没有打烂,衣服挂破了一点。引起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厄内斯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发日子度过十月份的。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他参加的那个兵团现在还留在比利时境内,不在巴黎,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完全为了玛丽维尔斯。他原来给玛丽的绰号是“小朋友”,现在改称她为“爸爸口袋里的宝贝”。他在给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的信中说到,如果玛丽的身材今后变得更瘦了,他又将改称她为“小玲珑”。总之,他说,玛丽是个很好的女人。当他在伦敦发生那个不幸事故时,玛丽和鲍勃开普的女儿一起常去看望他,对他特别关心,并在他称之为最困难的时候照料了他。
  厄内斯特给玛丽写了另一首诗。这首诗是模仿别人的自由体诗和散文诗的混合产物。他是利用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九日每天早晨上厕所的时间思考写成的。窗外,政法部花园里的树叶开始变黄了。窗内,厄内斯特渴望爱情和战争调和起来,不发生矛盾。他在诗中写道,“这就是他的新的真正的爱情。”“玛丽维尔斯那敏锐的眼光,那光洁可爱的脸蛋(中国明朝时代的面颊),那吸引人的胸脯。这一切就象船头的装饰那样美丽可爱。”但在天边地平线上,在比利时,在瑞奇的西边防线,那里战斗正在进行。只要战争在继续,他就要回到战场上去。
  当然,也存在着死亡的王国。厄内斯特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两个夜晚向在战斗中阵亡的第二十二步兵团的战士默哀致敬。据当天的士兵伤亡统计报导,在西格弗里德防线的攻坚战中盟军有六名军官和六十一名士兵阵亡。他在诗中写道,“现在他同这位以前他曾拒绝她三次,如今已死去的妓女睡在一起。你是否愿意把这个已经死去的妓女当作你的合法的妻子?愿意的话,请跟着我重复念上六七十次。”
  最后,他把所有一张一张写有诗句的纸收集起来。这首诗一共写了八页。他用打字机打好,然后把它放进制服的口袋里。他带着这首诗来到在奥地安路赛尔维亚比奇书店里举行的宴会上朗读。大卫E史切曼正给《生活杂志》写一篇关于赛尔维亚的生平文章。作者请她提供她在一九二○年时结交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参加宴会的有杰内特弗莱纳,《纽约杂志》驻巴黎的出色的记者以及威拉里,瓦科斯、史切曼和其他的人。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静静地倾听着。
  玛丽恩迪特里奇在瑞芝旅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临时寓所。玛丽恩作为美国军队的军妓,经常到前线各地慰问士兵。曾经有两次在瑞芝旅店的酒巴间,她用低沉的声音朗读厄内斯特那首诗,在座的人,包括厄内斯特在内都感动得流泪。玛丽恩张大眼睛忧郁地望着海明威说,“爸爸,你写了一首动人的诗。你想干什么,我都不在乎!”厄内斯特精神上得到了鼓舞,他更加沉溺于想象。他对巴克朗哈姆说,现在他对死亡的理解同时对哈瓦那的老妓女的理解差不多。尽管他买酒给她喝,但他从来没有同她上楼去。不过,“从来没有”这四个字的意义是十分严肃的。他心里十分清楚不管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决不去做。
  在写这首诗的同时,厄内斯特开始考虑写一本以他的战争经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的经历包括在海上寻找敌人的潜水艇,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活动,跟随第四步兵师驰骋于法国境内等。他写信给伯金斯,说他在四月份离开古巴去纽约的时候就几乎要动手写关于他在海上巡逻的事迹。他说,如果他能幸运地安安全全从欧洲战场回国,他可能有文学创作方面有大的进展,这对斯兑里布纳杂志社是大有裨益的。正如上次他的斯奇尼埃菲尔之行一样,创作上有大收获出版社也发了一笔大财。
  不久,他又要动身远行了。他回到瑞芝才六个星期左右,就得到消息,说第四步兵师将向敌人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这次战斗的任务是在杜朗的欣兰市附近西边茂密山林地带开辟一条五十五平方公里的道路来。这个任务乍一看似乎很难完成,因为河水湍急,冰冷刺骨,到处污泥又深又滑。德国人隐蔽得很好。他们四处布设地雷。山坡和峪谷设有迫击炮和机关枪。附近山峦都在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敌人把周围的村庄变成连环守卫踞点。有个叫福特杰瓦特的村子周围树木多,黑压压的一片树林,有利于隐避。
  十一月十五日傍晚汤姆奇南中校正呆在他营部指挥所里。指挥所设在福特杰树林的西端一处林间空地上。奇南中校偶然抬头往远处看,只见一个个子高大,穿着军绿色制服,深统军皮靴,头上戴着钢盔,鼻梁上挂着一副钢边眼镜,眼睛不时望着周围的东西。看他那样子是个近视眼。他那高大的身子本来已一目了然,但由于他身上穿的那件白色皮夹克作衬托,身体的轮廓就更清楚了。奇南中校看出这种装束在斯奇尼埃菲尔初冬雪地里是一种伪装。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同他的巨大的身躯,大鼻子,大脸庞比起来就显得既不相称又十分渺小可怜。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支卡宾枪,他就是奇南第一次见到的海明威。几个小时前他由警卫员吉安迪康开车,由比尔瓦尔陪同,坐着吉普车冒着寒风来到这里的。
  当天晚上朗哈姆在设在汽车上他的团部办公室同海明威谈天,喝海明威带去的威士忌酒。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厄内斯特谈到他儿子波比和妻子玛萨。波比自十月二十八日起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玛萨向他提出离婚。朗哈姆谈到他的妻子玛丽,他的独生小女孩以及他第一次自己购买的在弗尔吉尼亚,阿灵顿的一幢新的小房子。厄内斯特还谈到不久前在芬卡发生的暴风雨,刮倒了许多树和房屋;谈到在暴风雨中他的忠心耿肠的格雷哥里奥如何自始至终守卫在他的小艇“彼拉”号上。
  厄内斯特在朗哈姆的流动工作室里接见了第二十二团的许多工作人员,同他们谈了话。朗哈姆这个流动工作室是由一种载重两吨半,运载武器的卡车拖运的。工作室是用胶合板钉搭起来的,里面有两张简易床铺,一个炉子,一张活动翻板的桌子,一个洗脸架,两张长条椅和一架野外电话。工作室里还有一个从敌人那里拿来的头盔。他手下一个官员在上面画了一些花作为装饰。然后送给朗哈姆做尿壶使用。虽然环境还比较舒适,见到了老朋友,那天晚上朗哈姆的神情十分忧郁。他对厄内斯特说,可能赫特吉纳战役没打完他就死了。厄内斯特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对于这类毫无根据的推测不感兴趣。他边说边用手敲着木板说,人们尽可对某事瞎猜瞎说,但没有一点实际意义。不过,尽管他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自己也象中世纪的农民那样迷信不开化。
  战斗按原来的计划在第二天上午打响了。德军的大炮整个上午轰个不停。朗哈姆带着厄内斯特一早就到各营部阵地视察。第一营的代理营长是个少校,他把指挥部设在修筑得很讲究的防空洞里。此人的脑子比较灵,但关于他的工作能力,朗哈姆还不具很大的信心。在他们乘吉普车返回总部的路上,朗哈姆有点犹豫不决地告诉海明威,他将在一两天内免除那位少校的职务。厄内斯特听了没有作声。但过了一会,他猛然喊道,“巴克,你不是非解除他不可吧!”朗哈姆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怎么呢?”厄内斯特说,“他活不多久了,他快要死了。”
  十分钟后,当他们的汽车来到团指挥部的时候,中尉约翰F·劳格尔斯执行官来到朗哈姆眼前行举手礼报告说,“报告上校,少校被敌人炮火击中牺牲了,谁代替他指挥第一营?”
  原来敌人向他们开炮。一颗炮弹击中了他们的防空壕。少校立刻被击毙。厄内斯特听了不吭声,径直走进朗哈姆那流动工作室。朗哈姆在作战指挥中心命令乔治戈弗斯少校接替那死去的少校职务,并令他重新修订当天的作战计划。工作布置完毕后回到工作室,朗哈姆看见厄内斯特坐在工作室里,手里拿着一杯酒。“你他妈的怎么知道他会死的?”朗哈姆问厄内斯特。海明威没有直接回答他,只喃喃地说,他说不出是什么道理。说来奇怪,三个月前在诺曼底的查特林格地区德军内部他闻到了一种臭气和他在这里闻到的那种奇异的气味一模一样。
  在赫特吉纳的十八天战斗中,死亡人数一天比一天多。敌人的大炮,迫击炮的火力越来越强,越打越准。朗哈姆说,“那座遮天蔽日的森林本身就是我们的天敌。”当敌人的大炮向美军射击时,炮弹落在树林里开了花,树枝、弹片横飞,形成所谓的“树海爆炸”战术。它的杀伤力更为厉害。到处都有敌人布下的自动杀伤地雷。天气之恶劣,实有使人难以忍受。乔治摩根说,在戈弗斯的营地上“看不到一辆T—5型坦克。周围一片火海,你根本不敢走拢。炮弹就象长柄刈草刀一样把茂密的树木一扫而光。外面正下着雨加雪,又冷又潮湿,简直寸步难行。我们又发动一次攻势。但过了不久,我们剩下来的只有老兵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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