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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或称苦难花。此花被认为与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棘冠冕相似。
在他这本书里提到了他的许多朋友的名字。有的照现实名称原封不动地使用，有的略有掩饰。近来他与一位在一九三九年逃往伦敦的前忠于共和政府军司令左斯塔夫杜朗通讯。杜朗这个名字如同他的家里佣人彼特拉一样在书里出现了。第十二国际旅的鲁卡兹将军被描写为一位精明的人；那位波兰籍的将军长罗尔，即颇负盛名的华尔特将军在小说中成为高尔兹将军；记者高尔特索夫在小说中叫卡可夫；女英雄玛丽亚本来是一九三八年春天厄内斯特在马塔罗结识的一位护士。虽然在外貌上有些特征，如亚麻色的头发，但实质上，作者是暗指他的心上人玛萨的。罗伯特佐丹，摩塔纳的教授成了第十五国际旅的有胆识的上校罗伯特马里曼，他曾一度是加利福尼亚经济学教授。佐丹的形象同厄内斯特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他的性格和思想观点或多或少与作者本人的性格和思想观有所相同。十分明显，佐丹的父母亲是以作者自己的父母亲为对象的。老佐丹和海明威的父亲一样都是用手枪自杀。小佐丹却是个胆小鬼，而他的母亲却是个气势汹汹的人（如果小佐丹不是个胆小鬼，他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他母亲面前，不让她吓唬他）。在书里，厄内斯特甚至把自己身上的某种特性移植到佐丹身上——脾气暴躁，一经发作便象森林里的野火，遇风时越烧越旺，只有在他同一个他根本不喜欢的女人乱搞关系，发泄兽性之后，才能慢慢平息下来。
四月初，厄内斯特为了给“伟大的战争”，一本描写第十二国际旅首领古斯塔夫雷格勒的自传体小说写个序言，他不得不把手上工作暂时搁下来。为了避开来访者，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厄内斯特专程到离哈瓦那大约三百公里的奥林特省一个叫梅多孟诺卡的水稻甘蔗种植园。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厄内斯特已经给雷格勒提供帮助，如送钱给他用，积极设法把他从法国的死亡营中保释出来。虽然这部自传体小说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但厄内斯特说，“书中有很多事件和故事情节是非常真实感人的，只有作者本人亲身经历了，才能如此真实地描述出来。作家的义务和职责也在此，他不应该杜撰。”使作者感到欣慰的是他在战场上认识了很多人，如鲁卡兹将军，维纳赫尔布朗和雷格勒等。雷格勒是唯一活下来的人。他虽然受了重伤，受关押，遭流放，贫病交加，但雷格勒总是表现出英勇的气概，丝毫不顾及个人的痛苦，是个不屈的勇士，虽屡次受伤，仍战斗不息，直至死亡。
厄内斯特刚一写完那篇序言，就病倒了。病魔折磨了他五天。四月二十日才恢复正常，接着写完了小说的第三十五章。现在他开始认真考虑选取书名的问题了。开始，他想取名为“未被发现的国家”，但觉得还不满意。据他自己说，他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翻阅了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后来他找《牛津英语散文集》，在随便翻阅约翰顿①诗作的时候，有一页突然引起他的注意。约翰顿从英国十七世纪社会风俗，特别是礼葬习俗和当时的环境引起联想，写下了一个说明人类相互依赖的比喻。厄内斯特高兴地看到约翰的比喻正好切中他那本小说的主题，即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却促使人们的醒觉和更紧密地团结——这一点在小说中已有所叙述。约翰顿的比喻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无论谁死了，都使我察觉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因为我是人类中的一员。然而，丧钟到底为谁而鸣？它是为你敲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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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顿（1572—1631）美国诗人及教士。
从四月底到五月初，厄内斯特多次写信告诉伯金斯，波林嗐胡闹，简直使他无法工作。她根本不面对现实。他虽然不住在家里，但他并没有白浪费时间，而一直在写书。她一个劲地唠叨，指责他。他一味地忍让迁就，但都无济于事。聊以自慰的是，过去他在波林身边写书，现在他离开她，但写出来的书，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以前有过之无不及。他同意和波林分手，每月给她五百元作为抚养他两个儿子帕特里克和格雷格里的费用。不过，他告诉波林，一旦他死了，这笔钱就没有了。他的母亲给他写信说，她知道他正在写一本长篇小说，再次希望他，书里所写的应对社会、对他人有效益。厄内斯特在复信中十分冷淡地说，这很难说，也许能如她所愿吧。
海明威希望到阵亡战士纪念日那天能把小说写完，但实际上做不到，还差得相当远。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住房的天花板的泥灰脱落了，白色的泥灰粉末把房里的东西厚厚地蒙上了一层。雨水从破裂的房顶漏下，更加把房里的东西弄得一塌糊涂。当他的两个儿子到他那里作短暂逗留时，他的起居室湿淋淋地简直象水池。这对爱清洁的玛萨来说简直是要她的命。但从美国大陆传来的消息更加使她烦闷不安——虚假的政治宣传，以增加税收来吓唬人以及永无休止的浪费国家资财。平均每天她要发两次脾气，对美国对世界的形势表示极端的不满。他真想到欧洲去，看看她能做点什么事。她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块几乎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地方。厄内斯特专心于写作，无暇顾及玛萨的社会生活，玛萨十分恼火，一气之下，收拾行装跑到纽约住了一个月。
六月底她带着她的母亲一起回到海明威身边。海明威说，他已是精疲力竭了。不过，他发誓，小说没写完，他决不去剪头发。他不注意修边幅，外貌邋里邋遢。当他写到小说末尾，叛军炸毁忠于共和政府军防卫区的一座桥梁时，他简直坐立不安。好大一阵子，他感到全身无力，仿佛象死人一般。这本小说写了一年五个月。他和书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感情融合在一起，不忍猝然离开他们。然而，到了七月一日，他终于决定收尾了。他在拍给伯金斯的一封电报中说，“所有桥梁都被炸断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即将写完。”这样，他不久就可以到哈瓦那理发店去理发了。
当厄内斯特正在街道人行道上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佐诺斯同一位他在阿伦家认识，名叫多格拉斯的人一起在路上走。他赶上去，伸手抓住诺斯。接着对他说，他渴望在诺斯未读到他的小说，对他加以指摘之前，先把小说的大概内容告诉他。于是他们约好在弗罗里迪酒店一起吃午饭。虽然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绝然不同，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到下午四点还没谈完。突然，酒店门一开，玛萨大踏步走了进来。看神色她显然在生气。原来厄内斯特答应下午二时和玛萨去同她的母亲会面。厄内斯特明知理亏，主动向玛萨赔不是。可是玛萨置之不理。她大声地说，“你可以对我无礼，不按时践约。可是，对我的母亲，你不能这样做。”厄内斯特，付了帐，向佐诺斯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服服贴贴地跟着玛萨走了。
虽然小说写完了，头发也理了，但这本有四十三章的小说，还有许多麻烦事大伤他的脑筋。例如，书中写到七月十三日，乔丹俯伏在一棵大树底下，注视着法西斯伯伦多中尉朝他方向走去。本来故事写到这里就可结束，但厄内斯特觉得还不满意。在他四十一岁生日前一个星期，他写了一个后记和另外两小章，想尽可能详细地把线索理清楚。其中一部分说明在赛戈维亚进攻战失败后卡科夫和戈尔兹将军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情况以及他们在驱车返回马德里，谈到乔丹炸毁桥梁和随后失踪的情况。最后一章描写安德雷斯访问派希罗和彼拉地方守军撤退后留下的营地。安德雷斯居高临下凝视峡谷底下奔流的河面上那被炸毁了的铁桥。厄内斯特采用这种突降法，显然是要从有重大意义的内容突然转入平淡无奇的场面，从而说明这些描述既不是必不可少，也不是引人入胜的。
厄内斯特十分焦急地等着把书稿用打字机打好，然后把它送到纽约去。七月下旬热浪袭击了整个东海岸。厄内斯特坐在火车车厢里，热得简直象在火炉边。他坐在单位坐椅上，借助着微弱的灯光校阅书稿，时间长了，眼睛就发花。火车到了宾夕法尼亚，他踉跄地走出火车厢来到车站站台上。他夹在人流之中被人推着走，活象沙丁鱼盲目地被倒进罐头加工厂，身不由己了。他在巴克莱旅店下塌，离斯克里布纳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他每天校阅书稿二百页，零零碎碎由送稿人送到斯克里希纳出版社。几天以后，纽约时报书评编辑部的格尔德到海明威下榻的旅店找他。走进房时，他发现海明威身穿一件没有扣上扣子的宽松的睡衣，身旁围着一群人，正在找他谈话。其中一位是西班牙忠于共和政府派被流放的司令古斯塔夫杜朗。他不久前同一位美国姑娘结婚，并移居美国。杜朗坐在一旁十分有礼貌地倾听着海明威同格尔德的谈话。厄内斯特不时停下来把他的谈话内容翻译给杜朗听。当杜朗走出房去打电话时，厄内斯特轻轻地对格尔德说，他写小说的时候，常常要从他那里获取一些消息和情报。杜朗曾对他作过保证，说他所提供的情况都是可靠的。当杜朗准备带他的新婚妻子到女方在新汉普夏的避暑别墅时，海明威请杜朗帮忙校正样稿，以便查核书中的西班牙文是否正确。厄内斯特深知，要写一本关于西班牙、西班牙人民、西班牙内部的革命运动以及战争，自己是力不从心的，但要他请一位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的西班牙人来审阅他所写的东西，他又感到有点难为情。对于厄内斯特的要求，杜朗出于部分的好奇心答应了。他对厄内斯特的西班牙语评价不高，但对他写的那本小说，认为很有吸引力。
八月二十六日，他从哈瓦那空邮寄出他那本小说的一百二十三个长条形字板。他作好思想准备，听取伯金斯和斯克里希纳的反对意见并重新修改。在此之前他还十分认真地把那段描写两性关系的文章重新写过，使那些恋爱场面显得不那么低级庸俗。但在听取了对方的意见之后，提出了反驳，认为彼拉的“死亡的阴影正在到来”的演讲并不怎么样。一般来说过得去。但是如果把它删掉，就相当于在管弦乐队中把低音提琴和双簧管拿掉，因为它们单独演奏起来十分难听。这段话虽然很刺耳，但并不是毫无缘故的。他要把他在马德里所看到的吉卜赛人的俗气完全去掉。吉卜赛人是一个十分奇怪的民族。当然，他并不想去美化他们。至少，不会比他在尼克·阿丹斯的故事中美化密执安印地安人更为过份。
最后，厄内斯特作出重要的决定，取消了那篇后记。他解释说，他原来的想法就象一个饱经磨炼的水手一样，把一切都弄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但是他现在看到小说的结尾安排乔丹躺在树林里积满松软的松树叶的地面上同在第一章中的第一句提到他在地上躺了六十八个时的情况互相呼应。
小说在这种情况下结束，才算合理，合乎逻辑和要求的。
酬 劳
一九四○年伊始，厄内斯特就为自己写了一半的小说向伯金斯预支了一千元稿酬。伯金斯答应了他的要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厄内斯特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厄内斯特在一九三九年的全年收入为六千美元。可以预料，他在一九四○年的收入——包括出版小说和戏剧方面的收入，可望是一九三九年的两倍。八月下旬，每月书刊俱乐部选中了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准备出版印刷十万册。这样实现了伯金斯的希望。斯克里希纳为了竞争，准备增加这本书的出版量。厄内斯特写信给阿诺尔德金格里奇诉说他写这本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妻子离开了他。一年半时间，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当然，小说的完稿对他是个很大的安慰。这本书的特点是构思精密，结构紧凑，字字相关，首尾互相呼应。
厄内斯特正计划带玛萨和他的两个儿子到太阳谷去度假。玛萨要求克拉拉斯彼格在海明威未到达前代为照顾孩子。经过三年多的所谓不合法的生活，玛萨和厄内斯特准备在波林决定离婚后就结婚。玛萨虽然对于事情的成败尚有怀疑，也没有对克拉拉说出她的想法。她只对她说，“亲爱的，在我们的婚礼上，你就当撒花姑娘吧。”
当玛萨去路易斯探望她母亲时，厄内斯特和奥多希鲁斯一起干九月一日开车外出长途旅行。抵达太阳谷后，他几乎立即就投入工作——校对书稿，把校正好了的先后寄给伯金斯。在一篇未标上具体日期的书稿上写了两句话“千万别遗失”和“谨以此书献给玛萨。”最后一批书稿的校阅工作是由劳伊德和泰利·阿诺尔德完成的。当他们谈到厄内斯特的父亲是自杀而死时，厄内斯特证实了此事并理直气壮地把自杀行为称之为“司空见惯的事。”他说，当一个人陷入绝境时，采用自杀的方式来解脱自己是允许的。他还十分详细地告诉玛萨如何熟练使用手枪。
全部书稿校正后，厄内斯特如释重负。他对查理斯斯克里布纳说，在这段时间里，他脑子里昏昏沉沉，精神不大振作。波比上学后，厄内斯特便带着两个个儿子和玛萨到山林里打猎。帕特里克和格雷格里每人打了八十只长耳野兔。厄内斯特和玛萨一共打了三百多只，合起来约有四百只。接着连续几天下暴雨，厄内斯特不能外出打猎，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憋了一肚子气无处发。当他得知他那本小说的出版时间已推迟到十月二十一日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于是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接着他哀声叹气地说，这消息太令人失望了。他连续二十四小时工作，急急忙忙想抢在截稿日期之前完成。可是情况并不象他预料那么好。他对于做一个循规蹈矩，尊重约期并为了践约牺牲周末休息努力工作的人已不感兴趣。对斯克里布纳的编辑部老爷们一周只工作两天的那种不急不躁的作风大为厌恶。他埋怨上帝没有让他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普通人，省得当一个专业作家毫无止境地一页接一页地写。
虽然玛萨现在不称呼厄内斯特为“肥猪”，但是当她看到一位带着他的妻子到太阳谷打猎度假的男子汉盖利库柏时，她就拿厄内斯特同他相比。他们两人在容貌上真有惊人相似之处。据厄内斯特说，玛萨一个劲地要厄内斯特极力仿效盖里库伯，衣服穿帅一点，外貌整齐一点。厄内斯特虽然没有按玛萨的话去做，但他一见到库伯，也不得不承认对方比自己强。库伯为人诚实、坦率、友好、爽朗。厄内斯特认为，如果他的小说被好莱坞电影公司拍成电影搬上银幕，那么库伯可以十分出色地扮演书中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库伯的枪法也比厄内斯特好。厄内斯特把射击技术上的缺陷归咎于他多年来毫无节制地饮酒。为了在别的方面显示出他比对方强，他提出要同对方进行拳击比赛。他满有把握地估计，他的重量和经验将使他获胜。他想从对方做工讲究的服装和射击的技能方面来戏弄他，从中取乐。
当天气恶劣，不宜从事户外狩猎时，厄内斯特便从斯克里布纳书店要来了几十本书阅读。他的书单里包括作者沃尔夫死后的著作《你不能再回家去》哈普为这本书进行了一番宣传，把它说成“成功之作”。对此，厄内斯特未免感到好笑。他对沃尔夫笔下描写的人物马克斯韦尔伯金斯这个人物没有多大印象。他甚至吹嘘说，沃尔夫用一万字描写人或物，他只要一千字就足够了。他认为书中只有汤姆这个人物描写得好，其余的都是千篇一律用过度夸张的新闻体进行描写。
厄内斯特早就想把他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卖给电影界拍成电影。十月初他接到一个由多纳德弗莱德打给他的长途电话。弗莱德在二十年代就认识厄内斯特。当时他是霍拉斯里乌怀特公司的合伙经营者，现在是米朗赛尔兹尼克公司的小说编辑。他的电话使厄内斯特的小说有了新的出路。弗莱德在电话中间厄内斯特在好莱坞是否有代理人。厄内斯特回答说没有，并立即邀请弗莱德到太阳谷会面。弗莱德先乘飞机到盐湖城，然后改乘火车，第二天清早六时到达太阳谷。当他到达厄内斯特住地时，厄内斯特早就在等候着他了。弗莱德还没看过那本小说。于是，厄内斯特招待他吃早餐后，把那本书的稿子给他看。弗莱德用了一天时间读完那本书稿，他的心深深为该书的故事情节所打动。十月七日，弗莱德离开太阳谷回家的途中打电报给伯金斯，要求对方把该小说的二十五本书稿空邮到贝武利山的米朗赛尔兹尼克。这样，自从《永别了，武器》一书出版以来，这是厄内斯特另一成功之作。
为了摆脱象多拉斯派克夫妇和盖利库伯等人的纠缠，厄内斯特和玛萨出发到赛尔蒙河河口分叉的地区去旅行打猎。玛萨这次打猎的兴致不亚于厄内斯特。可是回家后，就得了流行性感冒，全身乏力，疼痛不堪，躺在床上起不来，真把她折磨得够呛。但当她想到这次外出打猎，主要是让海明威散散心，解解闷时，觉得自己受点苦算不了什么。在这期间里海明威酒喝得少一些，脾气好一些。一切又恢复正常。在她面前，海明威显得十分温顺。她甚至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把自己的名字写成：玛萨海明威。他们在太阳谷还住不到一个月，玛萨便向柯里尔报社提出要求，派她到中国采访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内战争。
在《丧钟为谁而鸣》一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伯金斯频频地写信告诉海明威关于他对这本书销售量的估计。可是，海明威是个急性人，他等不住了。他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杰恩，要他收集舆论界和批评界对该书的反映。杰恩回电说，打长途电话费用太高，劝他不必那样做。可是海明威不听。他有点耍小孩子脾气，听到杰恩的话后，他说，“杰恩是不是真的那样说的？这小子真该进入坟墓了”。该书出版后，约翰·张伯伦称赞说，“这本小说的质量可与白兰地媲美。”海明威听了非常得意。J·多纳尔德·阿丹斯也说，这本小说所表达的内容是海明威写作以来，表现得最充实，最深刻、最真实的作品。阿丹斯认为作者对小说中主人公约旦和玛丽亚相爱的描写技巧超过《永别了，武器》一书中相关的情节描写，堪称为美国的最佳小说。鲍勃·谢乌在大西洋月报上著文，说该书是一本罕见的好书。书中不但充满活力，坚强精神，也有幽雅动人之处。这就充分说明，作者不象其他美国作家人云亦云，没有一点独创性。克里弗顿·法迪曼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这本小说表达了作者海明威的心声。这种心声读者第一次阅读《生存还是死亡》时就听到了。马加勒·马塞尔在《国民周刊》上的文章说，读了这本书，原先那种读《第五纵队》味同嚼蜡的感觉消失了。海明威在人物的塑造，对话，制造悬念以及面临死亡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态度等方面的描写已达到了新的水平。虽然小说里没有明显地反映西班牙内战包含的深刻社会性，但是从小说所反映出来的，读者不难看到人类将面临着同种类型的战争。
海明威的习气是，对表扬他的人十分感兴趣，对批评他的人恨之入骨，这次也没有例外。一位在好莱坞工作的多纳尔德弗雷德给海明威出主意，坚持该书要有十五万美元才卖出去。海明威十分谨慎地盘算着，然后请多纳尔德帮忙，以十万美元把该书售卖出去。曼斯书刊组织机构同海明威签订合同，要书二十万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自己印了十六万册。这样，海明威仅从电影界就获得十三万六千美元。此外，还有版税权和其它的收入。他用这笔钱还清了一些债务，唯恐以后又会出现艰难的日子。到十月底，该书的销售量达到预期目的。海明威为之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的书从来没有象这本书那样售价高，销售量大。
九月恶劣的气候终于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秋高气爽的狩猎大好季节。海明威的打猎兴致又油然而生。十一月初旬，有一天，他带着一队神枪手来到底特里奇附近一个农场后面的山林里打猎。晚上带着猎物满载而归。农场里的主妇为他们准备了美味的鸡饭。农场主家里有十三个小孩，一辆大车。他们用这辆大车拖送牛奶。因为车子破旧，过不好久就出毛病。厄内斯特问巴比阿诺尔德，车子是否还值得修理。阿诺尔德回答说还值得。厄内斯特拿出八十五元钞票，把它们卷成一团，象瓶塞一样塞进一个盛有半瓶酒的玻璃瓶里。然后把瓶子放在车前座上，要那农场主把那瓶里的酒喝光，拿着那些钱去修车子。
十一月四日海明威从米阿米美联社那里得知波林正式同他离婚的消息。离婚判决书上写明了男方抛弃女方的事实，并规定小孩子们交由波林照管。双方对此毫无异议。厄内斯特与波林结婚十三年。在这期间他一共写了七本书，买了一条船“彼拉”号，在凯威斯特岛上建了一幢房子。对此次婚姻的破裂他丝毫未表露出懊悔的样子。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同波林到过非洲，领略了非洲原始森林的自然美，他们曾多次到过欧洲，到过蒙塔纳和怀俄明山区度假打猎；他曾自由自在地在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住了两年。他回忆起在他离开哈德莉转向波林的时候，内心十分懊悔，而且这种懊悔之情持续了三年之久。他和波林的结合使他逐渐昧了良心。在《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故事中，海明威十分隐晦地指责波林利用财富引诱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把第二次婚姻的破裂主要归咎于波林信奉天主教而引起的自身情欲的消失以及她再没有生育的能力。此外，他抛弃波林转向玛萨的另一动机是希望生一个女孩。巴比阿诺尔德专门给玛萨和海明威这对即将结婚的恋人拍了许多照片。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他们站在一起，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硕壮健美，凝望着西边的落日。十一月二十日，他们离开太阳谷，打算在契耶恩结婚，接着到纽约去度蜜月，然后到芬卡过圣诞节。第二天，他们在契耶恩大西洋铁路工会饭厅里悄悄地举行了一个世俗结婚典礼。海明威十分高兴地看到他和玛萨结识往来了四年，现在终于合法地成为夫妻，他兴致勃勃地开着车子，两人开始出发到纽约去。波比从学校打电报给伯金斯询问他的父亲住在什么地方。厄内斯特得讯后立即要波比到他的住地去。波比在他的父亲那里度过了两个周末。在一起时，海明威要波比到乔治布朗的体育馆去学拳击。他还给波比买衣服和一个很好看的装东西的袋子。H．G．威尔斯的代理人哈洛德彼得也去找伯金斯，他说威尔斯先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俱乐部，非常想见到海明威。玛萨早在几年前就认识威尔斯了，因此便邀他到他们家做客。威尔斯先生同盖斯塔夫杜朗一起到海明威家拜访。威尔斯先生个子矮小，患有严重糖尿病。他来到海明威下榻的旅店，坐在椅子上，双脚几乎触不到地板，看起来情绪很高涨。他显然被眼前的热闹场面所吸引住——电话铃不停地响，周围闹哄哄的，加上来访的人进进出出，接应不暇。玛萨说，威尔斯先生想同海明威谈的问题，主要是一本叫《水陆探奇》的书。
柯里尔报社的编辑现在已同意派玛萨到中国去采访。据海明威说，玛萨的好主意是在他们取道缅甸进入中国的路上度完他们的蜜月。没料到一天下午雷尔夫·英格罗尔探访海明威。他们谈了很久。英格罗尔办了一份自由小晚报。他要海明威去远东后给他写报导文章。海明威答应了。玛萨和他一起定好了去香港的计划之后就回家。在凯岛停留期间，厄内斯特碰上到哈瓦那去途经凯岛的辛克莱路易斯。他们相处融洽，谈得投机，分别时也十分友好。
厄内斯特为自己和玛萨准备的圣诞礼物是拟到芬卡维吉亚购买东西。考虑到最近他出版了《丧钟为谁而鸣》一书而闻名，担心在购买东西时，店方知道他的名字故意抬高价格，海明威嘱咐奥多布鲁斯在购买东西时不要说出买主的姓名。十二月二十八日布鲁斯采购完毕，一共用去一万二千五百美元。为了庆祝新婚和圣诞节，厄内斯特到彼纳里奥去打野鸭。回家时已是满天星斗。他踏着星光回到那幢将永远成为他住家的房子，此情此景真够罗曼蒂克的。
没料到一位左派的评论家对他的新小说进行了攻击，使他那勃勃的兴致和高昂的热情突然降到零点。他虽然有所估计，但万万没料到会有那么恶毒的攻击。迈克戈尔德在《工人日报》的“改变全世界”专栏文章里攻击海明威，说他“思想狭隘，小心眼……受阶级利己主义所支配……心灵空虚，思想贫乏……”戈尔德说，海明威的这本新小说仅仅说明一点：一个既不懂民主又不懂共产主义的毫无原则和信仰的人竟然能怀着个人的种种目的致身于西班牙内战，并且连续好几年都以公正，忠诚的面孔出现。一旦正义的事业遭到破坏，民主受到残踏，就采取放弃逃避的态度，正如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弗莱德里克·亨利那样，找了一大堆借口，不断的哀鸣和散播谣言。总之，是借词遁逃。
新马萨诸塞报刊登了阿尔瓦赫·贝西的评论。他的评论比较的公准而严厉。因为贝西曾是林肯志愿旅的老兵。在西班牙他曾两次见到海明威。他开始认真思考分析海明威如何致身于斗争，从而给予应有的评价。但他发现，海明威写的这部新小说，无论内容的深度或广度都十分欠缺。贝西说，“作为一位小说家，海明威必须发展他的个性，使之包含着其他的人的性格，从而在作品里人物的塑造更具真实感。他必须深入挖掘人们的生活，从中得到启示。”十一月二十日贝西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海明威的公开信，上面还有林肯志愿旅老兵全国总指挥米尔特沃尔夫，纽约地区司令弗雷迪凯勒和财政部代理秘书欧夫格弗的签字。海明威在小说中贬低了许多为之而英勇献身的正义事业，诽谤了巴西纳里亚的名声，中伤了安德雷马蒂，歪曲了苏联对西班牙战争所持的正确态度和立场。他看不到西班牙的战争同一九四○年的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到处汜滥成灾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更是他致命的弱点。总之，海明威的这一位朋友谴责他，说他的这部小说内容是虚假的，歪曲事实的，里面充满着诽谤和不民主的思想。
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海明威仍死死抱住自己的观点不放。他从以前西班牙志愿军第四十五师，第十五旅的指挥官汉斯凯尔那里听到赞扬他的话。汉斯说，《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部反映现实的伟大作品。小说中描写的同沃尔特将军一起领导忠于共和政府军攻打赛格维亚的古斯塔夫杜朗也对该小说倍加赞扬。此外，还有领导华威顿连的迈科·马可维奇，连队的政治委员史蒂夫奈尔逊，国际旅中的优秀分子也都赞扬该小说。海明威认为，有这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为他撑腰，抗击阿尔瓦赫·贝西，迈克戈尔德以及戴维·麦克尔威利怀特等人，他自然高枕无忧了。海明威说，有一次安德雷·马尔劳克思问他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情况，当时他正准备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他回答说，请克劳思等着瞧，他将如实地描述安德雷马蒂的情况，而丝毫不损害忠于共和政府派的正义事业。厄内斯特心想，要是马蒂不是那么显眼，人家早就会把他干掉。
米尔特沃尔夫写了一封指责海明威的私人信。信中说海明威过去在西班牙只是扮演一个忠于共和政府派的热烈支持者，一个业余的西班牙旅行者。结果这封信错投了，落入海明威之手。他看了暴跳如雷，立即写了一封信回敬米尔特。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米尔特：
在这里我不准备说明你的信是如何的自以为是，逻
辑是如何的混乱，思路是如何的呆滞。这里我只说明一点。照你说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只是一个狂热的捧场者。那太好了！你知道如下的事实吗？在西班牙军队里除了第十五旅外，还有五十九万五千士兵；我书中所描述的种种情况和行动都在你到前线去之前就发生甚至结束了，特别是在阿尔瓦赫离开美国之前就成为事实了。另一个勇敢的抨击手迈克戈尔德怎么不到西班牙去看看呢？我猜想他大概想留到下一次战争再去吧。在我这本书问世之时，你和弗雷德对于马克思主义都狗屁不通。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劝弗雷德去读点书的情况……太好了，科学家给了我经验和智慧。那末到底你要我为以前我未做到的为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作出什么贡献呢？因为我没能在第十五国际旅指挥一个营，我就成为一个狂热的吹捧者。太好了，科学家！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过从今以后咱们再不是朋友了，因为你发表了那封公开信。
显然你是相信你所听到的关于我的一切谣言，甚至不惜自己编造一些话对我进行谴责……自从你受伤以后，我再没见到你。彼此看法不同，这也难怪。因此，对于你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就别去议论，免得自寻烦恼。在战争中我们曾经是伙伴和朋友，指挥过作战，后来受了伤，可惜缺乏经验。因此，你别以老战士自居，对我空谈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战斗。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自己的观点。还是让我们等着瞧，到头来看谁对世界的贡献大。
我将始终坚持正确的观点，随时拯救你于危难之中，而你大可不断地谴责我，特别是有人指示你这样做的时候。
总之，太好了，看了你的信后，我觉得你象一把锥子，甚至在你高兴的时候，你大可用刀子刺你朋友的背……那时你就感到更高兴吧？
海明斯坦上
一九四○年岁末厄内斯特接到了伯金斯的一封信。伯金斯当时正从参加司各脱的葬礼归来。这封信给他带来了严厉肃穆的气氛，他的硕果累累的一年也就在这种气氛中消逝了。伯金斯在信中说，“我原先想打电报告诉你司各脱去世的消息。但转念一想，告诉你也没多大作用。因此，就作罢了。总之，司各脱十分平静地离开人世，死前没遭受什么痛苦。他有心脏病，死得很突然”。司各脱曾在十一月份写信给海明威，感谢他送给他一本有作者亲自签名的书《丧钟为谁而鸣》。司各脱在信中赞扬说，该书写得特别好，是别的作家所不能比拟的。没想到，这竟成了他写给海明威的最后一封信。司各脱在信中还说，“我非常羡慕你的成就，我是诚心诚意的，丝毫没有讽刺之意。我羡慕你有让你发挥才能的时间。”司各脱的羡慕是有道理的，因为到他辞世的时候《丧钟为谁而鸣》这本书已经销售了十八万九千册。
到东方去
玛萨和厄内斯特一月份返回纽约后，他们出发到远东去的准备工作已完全准备好了。他们住进玛萨最喜欢的一家旅店——朗姆巴蒂。在那里，他们又重新过着忙碌的社交生活。一位从太阳谷来的大西洋铁道工会的代表来劝说海明威出席由一位在奥克派克出生的名叫柯林米勒先生举行的招待会。一九一九年，米勒参加过一次中学生集会。海明威在那次会上发了言，报告他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经历，一面还拿出他那套被炮弹片弄破了的军装给听众看。可是那次报告会开得并不成功。当厄内斯特愤愤不平，大踏步走出会场时，米勒故意同他开玩笑，跟随着他，拿出一套马克吐温的作品要海明威签字留念。
其它的社交活动进行得更加顺利。首先来访的是古斯塔夫杜朗和他的妻子波特。他们是特意从瑞埃赶来看望海明威夫妇的。见到海明威，波特感到非常高兴。在斯托克俱乐部的舞会上，厄内斯特同波特跳舞时，他私下告诉她，说古斯塔夫是位英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波特听了真是惊喜交集，兴奋得说不出话来，陶醉在欢乐的友情之中。厄内斯特多次地提到在拍摄《丧钟为谁而鸣》的影片中没让古斯塔夫担任技术顾问。古斯塔夫夫妇听了，对于海明威这样慷慨的支持表示十分感谢。第二个访问者是苏里达索拉诺。他是在一九四○年德国纳粹法西斯占领巴黎时逃到美国华盛顿来的。他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邀请海明威到他那里去作客。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到安德森——前《小评论报》的编辑的情况。据说他现在日子很难捱，常常挨饿。厄内斯特听了当即主动拿出四百美元偿付安德森到美国来的旅费，并安慰苏里达，要她不要着急，只要他们之中哪个身上还有钱，就可以大家一起享用。
厄内斯特此时感到心情格外愉快，飘飘欲仙。一天晚上他和杜朗在冬园参加晚会，观看演出，多纳尔德弗莱德交给他一张十万元的支票。这是他一生中头一回看到一次得这么多的钱。于是他们一起到林迪酒家去尽情庆祝一番。海明威把支票展示给侍应生看，立即消息就传开了。在场的人都十分激动，纷纷向他祝贺，有的同他握手，有的拍打他的肩膀，整个晚会上洋溢着欢乐之情。
厄内斯特突然得了伤寒，周身疼痛，卧床不起。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伊尔威尔逊访问他时，发现他斜靠在床上，枕头压得皱皱的。身上穿着浅蓝色睡衣，戴一副蓝眼镜。他们见面后谈起约人见面的艺术。厄内斯特说他在同别人谈话时，从来不作笔记，只凭观察和判断讲话。一谈起拳击赛，他就想起拳击手们比赛时，鞋子踩在搽了松香的帆布上发出咔嚓的响声或想起赛棒球时，球员打完一局，把手套往旁边一丢，扬长而去的情况。后来他把话头转到古巴。厄内斯特说，他是被凯岛上的奇异部族所吸引才迁到那里去住的。他还谈到斗鸡俱乐部，谈到他如何写出那部颇有名气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这时，玛萨象一阵风一样欢快地走迸房来，手里拿着一捆杂志，往海明威床头一放。海明威说道，“要不要我告诉伊尔，我破产后你如何到芬兰去攒钱来维持生活的。”
“别告诉他，”玛萨随便回答说。这些话她早就听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房间到隔壁房去了。
当厄内斯特病愈时，他的儿子波比从学校来看他，并在那里度过周末。星期六日晚他们一同去看电影，并在乔治布朗体育馆上了两次拳击课。厄内斯特把这情况写信告诉哈德莉。他的话仍然充满着热情。波比现长大许多了。《丧钟为谁而鸣》一书的销售量仍经久不衰。一月二十七日，他们结束了纽约的度假生活，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到洛杉矶去。库伯夫妇到机场迎接他们，带他们到好莱坞参观了两天。厄内斯特仍然希望库伯在电影里扮演约旦，可是扮演玛丽亚的人还找不到。英格丽·褒曼当时正在离内华达边界六百公里的六月湖上滑冰度假。多纳尔德弗莱德要大卫赛尔尼克把她叫来同海明威夫妇会面。贝格曼在一月三十日开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车，然后在雷诺乘坐飞机到三藩市。她和海明威夫妇见面后，后者请她到餐馆吃午饭。席间他们讨论了那部即将开拍的理想电影。厄内斯特提醒她，为了拍电影她得剪掉头发，他还仔细看了她的耳朵，觉得还容易上像。
海明威夫妇到远东去的第二段旅程是搭乘马特索尼亚号客轮到夏威夷去。这段旅程进行得十分顺利。厄内斯特的姨妈格拉斯迎接他们时给他们戴上花环。记者们围着他又是提问题，又是拍照。接着他们在瓦基奇的哈勒库拉尼旅店下榻。有五六个夏威夷大学的教授临时决定在渔人码头举行一次午餐会招待贵宾海明威。海明威勉强答应了他们的邀请。当主人陪着海明威到来时，年青小伙子们已经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了，大家都饥肠辘辘，以一饱口福为快。东道主是辛克莱教授。他滴酒不沾。因此，饭桌上也没有准备酒。厄内斯特感到怏怏不快，后来他看到有几瓶契安蒂酒，眼睛一亮说，“嘿，这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他一连喝了几杯，缓和一下酒瘾，但是方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消除。他有一次结结巴巴地说到“周界线”的问题，可一下又感到自己说错了话感到十分难为情。后来他又装出自己是个目不识丁的人。谈起话来显得十分谦卑。听众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他要嘛是过份谦虚，要嘛是太随便。谈到左派评论家对他的新作《丧钟为谁而鸣》的抨击时，他脾气很大并极力为自己辩护。当一位教师告诉他，说他的学生们正在阅读《永别了，武器》时，海明威劝他们不要读那本书。理由是那本书的内容不道德。他建议学生读他的《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因为他认为那本书的内容比较文明道德。他们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这时他往窗外望去，看到他的许多亲友坐在外面的车子里等着他。他说，“亲戚来了，这是无法不去见面的。”显然，他为自己能摆脱那些大学教授们的纠缠而感到欣慰。
厄内斯特又一次以贵宾身份应邀出席了一个在奥弗乡村俱乐部附近一所大厦里举行的富有夏威夷特色的晚会，他感到很不自然。在席上他喝了很多酒，谈笑风生。特别同曾出席前次午餐会的查理斯波斯洛教授谈得多。波斯洛教授夫人大献殷勤，频频给他斟酒，直到玛萨出面劝阻，她才停下来。可是厄内斯特做手势示意玛萨不要干涉，仍不断地饮喝。后来有一位叫彼塞普的自由作家在同他谈话时，说了一些刺激他的话，他差点要动手打对方。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厄内斯特脱掉上衣，放在走廊里的栏杆上，接着招手要彼塞普跟他到昏暗的院子里去。可是彼塞普溜走了。厄内斯特只好又打转回到厅里，又津津有味地谈起他小说中的人物来。当一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某些成就，他就听不进别人的话。这是不是成功所带来的弊病呢？波斯洛教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海明威夫妇的中国之行的第一个月是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度过的。他们住在铜锣湾一家豪华旅店里。虽然日本侵华战争已持续了四年之久，日本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横冲直撞自由进出，但海明威并感觉不到紧张的气氛。厄内斯特说，“日本人的士气十分高涨，但道德败坏。”大约有五百个中国的百万富翁从中国内地带来了几千名妙龄美女。另外驻扎在沿海地带的军队招引来大批的妓女。玛萨觉得整个城市气氛平静，食品丰富，质地上乘。快乐谷跑马场照常赛马，业务兴隆。橄榄球赛和板球赛几乎每天都有。周末常常有足球联赛。
厄内斯特到达香港不久便遇到了一位想通过当兵捞一把的人。此人后来被海明威列入他小说里的英雄谱。此人就是摩里斯阿布拉罕柯亨将军，一个移居国外的英国人。他在一九二○年到中国去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私人保镖。过不好久，他当上广东省的警察厅长，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广东省沦陷。他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身上总佩带着一支左轮手枪。他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还能讲几种其他的方言。讲英文时仍带着很重的科克尼地方口音。他不喜欢蒋介石这个人，但却乐于给海明威讲许多有关蒋介石的故事。此外，还告诉他在广东的其他军阀的故事，因为当时柯亨作为香港的情报人员被派到中国的内地去工作。后来，柯亨把海明威介绍给孙夫人宋庆龄。可能海明威受到柯亨的影响，他私下表示宋庆龄是宋氏家族唯一有出息的女子。柯亨精通世界大事，非常熟悉中国情况。这给海明威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海明威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要为柯亨单独写一本书，介绍他的生平事迹。
当海明威对香港不那么感兴趣时，他便计划到战争前线去。柯亨建议他们到蒋介石的正规军所在地第七战区去采访。因为在这些战区里蒋的军队正同日本的精锐部队作战。三月初海明威夫妇乘飞机到南岳，再改乘一部老掉了牙的汽车行驶在黄土公路上。一路上尘土飞扬，最后到达第七战区的司令部韶关。第二天军区将领设午宴招待海明威夫妇，接着开始仔细地研究分析军事形势。刚到那里的时候，玛萨还没感到不适的地方。但是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天气寒冷，水土不服，手脚发肿，她感到烦恼不安。当军部里的人介绍她喝一种蛇酒——一种瓶装米酒，里面泡浸着小蛇——和一种鸟酒，即酒里浸泡着布谷鸟。一见到这东西，她心里就要作呕。厄内斯特却十分欣赏蛇酒，他说饮了蛇酒可以医治头发脱落。尽管他喝了这种酒之后感到不舒服，他仍然对斯各奇吹嘘说，这种酒能治百病。过了好几年之后，当他回忆起他同玛萨的中国之行时，他说，玛萨看到当时中国的贫困，肮脏，旅店里臭虫成堆时，就催促海明威，“爸爸①，要是你还爱我的话，就立刻把我从这个地方带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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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apa（爸爸）是别人对海明威的一种亲昵的称呼。
海明威虽然思想上也有所保留，但他发现中国这个国家很不错，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他听了玛萨的话，还故意露出惊讶的样子说，他怎么以前对这个国家一点也不知道。第七战区所管辖的范围相当于一个比利时那么大。军区将领们步行陪同他们夫妇视察作战阵地，然后乘坐一艘破旧的汽船沿粤北河而下，最后改乘舢板船。上岸后他们的交通工具是骑坐一种同大狗一般大小的蒙古小马驹。气候很不好，在他们逗留的两个星期里，几乎天天有雨。海明威一遇到下雨不能外出时，就在屋里喝米酒，和军官们一起看军事地图。他发现和他一起讨论问题的军官们谈吐十分爽直，诚恳，有见识。这里处在作战前线，气氛自然与在香港的英国官员们坐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气氛大不相同，正象格林专业足球队开赛前在衣帽间更换衣服的紧张情形同预备学校学生们上课前的情形之不相同那样。中国的将军问海明威，英国人对中国的步兵的评价如何？海明威由于喝了许多中国米酒，一时酒性发作，他模仿英国人说话的神态和腔调说：
“中国人不错，真的不错。可是你知道，中国人不会打仗……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会打胜仗……”
“什么中国人？”那位将军问道。
“中国人嘛，就是中国人，”厄内斯特回答说。
“真太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将军说，“我来给你讲个中国故事。你知不知道英国的参谋们为什么只使用单片眼镜？”
“我不知道，”厄内斯特回答说。
“英国参谋们之所以带单片眼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比他们所能见到的更多的事情。”
“我见到他们时一定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们。”
“那太好了，”那位中国将军说，“请告诉他们，这是从中国人那里来的讯息。”
四月初旬，江南一派春色。到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海明威夫妇乘飞机来到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这是一个灰色的山城。到处有被飞机轰炸、炮火击中遗留下来的痕迹。街道斜陡，多雾和湿淋淋的石级。他们住在旅馆里食品丰富，有大量热水供应，同地处前线的韶关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玛萨尽情地洗刷，享受近日来享受不到的卫生之乐。接着他们开始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一系列的会晤和谈话。
其中的一次会晤是单独会见蒋介石。整个会谈长达三个小时。会见是在下午进行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当他们的翻译。会见后，海明威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大元帅实质上是个军事领导人，虽然他正竭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蒋的观点，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从军事上考虑的。海明威发现蒋介石根本没有民主的思想。蒋介石说，“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即算有也持续不久。因为战争使一个国家不得不临时实行专政统治。”然而，据海明威的观察，这个国家里民主思想仍然存在。想到这点，海明威认为中国是个有前途的国家。
中国的米酒，不管有没有小蛇或小鸟泡浸其中，都不能满足海明威的酒瘾。有一天，在重庆市他听说有个海军上尉莱德勒在中国一家拍卖商店买了两箱威士忌酒。海明威手里抓着一叠钞票，急急忙忙地向停泊在长江口岸码头的一艘军舰“杜迪拉”号赶去。莱德勒上尉还来不及打开威士忌酒。他很快就会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他特意把威士忌酒留在告别宴会上用。海明威却认为莱德勒这样做未免有点鼠目寸光。他说，“既然姑娘爱上了你，你就不要犹豫地去亲吻她。要不，就把威士忌酒的瓶盖打开……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莱德勒认真思考了一下说，“好，我就用六瓶威士忌酒和你交换，听你讲六次课。请你谈谈怎样成为一位作家。”
每听完一次课莱德勒暗暗庆贺自己能用几瓶酒交换来美国最佳作家的文学道路和成功的秘诀。“彼尔，”海明威说道，“当你开始独立描写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必须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而要成为一个有文化，懂礼貌的人必须具备两点：要有同情怜悯他人之心和生气勃勃的工作能力。不要嘲笑遭逢厄运的人。如果自己遭受恶运，别与之相斗，而要随机应变，因势利导，有策略地退却。”最后，海明威思考了一下，建议莱德勒回家去好好品尝一下威士忌。
莱德勒回到贮藏室里打开一瓶“威士忌”酒瓶盖，试了一下酒味。原来，里面装的是温热的茶水。他检查了其他的瓶子，情况也完全相同。这下，他才明白上了当，那个拍卖商欺骗了他。海明威后来知道这一情况，他既不嘲笑莱德勒，也不回避一笔交易中他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件事莱德勒整整二十年没有告诉任何人。自从重庆会晤那天起，莱德勒认为海明威是个很有修养的人。
海明威夫妇在同宋美龄共进午餐的时候，讨论苏联干预中日战争的问题。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中国问题专家奈尔逊·约翰森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中国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海明威对他这番话深为不满，认为是夸夸其谈。但后来他到达成都亲眼见到蒋介石开办的一所军事院校时，他才感到约翰森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在军人俱乐部里见到设备十分现代化，办事有效力，特别是那里充满着一种紧张，严格，有条不紊的军事气氛。
在这个古老的有高大的围墙护卫着的城市街道上，人们仍可以看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骆驼商队。他们从西藏远道而来。那些骆驼慢悠悠地走着，迈着沉着、坚定的步伐，使人们想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可以用千年为单位作计算。当海明威看到大约有八千名工人主要用手工建筑一个能容纳装有四个引擎的大型运输机的飞机场时，更加深了他原先认为中国人落后，办事效力低的印象。他的这种感觉就同他对埃及的印象所得出来的感觉一样。在埃及法老王统治时期，如果你随便在哪一天的早晨从南部的沙漠骑马出发，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工人住的大帐篷，看到人们正在营造金字塔的场景。所不同的是中国工人用手拖着一个十吨重的石滚子在辗压飞机场跑道，而埃及的奴隶所建造的是金字塔。他听到这些中国工人一边劳动一边低声地哼着，好象海浪轻轻地拍打着礁石发出低沉的声音一样。
四月中旬，海明威夫妇离开成都去缅甸的曼德勒。他们先乘飞机去昆明，这是中缅边界的一个中国城市，再往南至腊戍①，跨过湄公河。当时昆明市几乎每天都遭日机轰炸。沿途，海明威见到许多桥梁被炸毁。但是那些不知疲劳的中国人迅速进行抢修。在抢修期间还巧妙地设了临时轮渡，保持交通畅通。从腊戍到曼德勒他们只能乘坐汽车。在仰光，他看到尖顶的寺塔，那尖尖的顶端高高耸入天空，被阳光染成金黄色。他十分不满意地看到仰光是大不列颠的另一个殖民地。它比香港小，但气温却比香港高一倍，温度常常达到华氏一百零三度。玛萨同海明威在仰光结束了他们的蜜月旅行。然后，玛萨独自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海明威则返回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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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缅甸中东部一个城镇。
在海明威夫妇的远东之行期间，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里召开了一次关于普利策奖金①谘询委员会会议。鉴定者一致同意推选在一九四○年出版，海明威著的《丧钟为谁而鸣》作为美国的最佳小说。但是，大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墨雷巴特博士说，“我请诸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将一年奖金授予写这一类作品的作者之前再慎重考虑。”委员们，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阿瑟克洛克，听到这一否决后很不愉快，私下里议论了起来。但这种议论立即就停下来。这样，由于大人物的阻拦，从未取得主要文学奖的海明威，这次获奖也被否决了。几天之后，在马尼拉，海明威得知，一九四○年美国没有授予任何人普利策文学奖。由于他还有一万八千里的旅程要完成，厄内斯特并不急于从香港返回美国。他在香港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常常渡海到九龙去。因此，感到疲惫不堪，心情烦躁。他写信给伯金斯时发很大的脾气，埋怨对方没有经常写信给他，也不知道他的书销售的情况。虽然他常给玛萨写信，但显然对玛萨经常不在爪哇感到恼怒。后来，他讲了一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说一天晚上科恩从广东军阀那里给他找来了三位美丽的姑娘。开始，他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三个女性。后来灵机一动，建议大家都去洗澡。洗完澡，还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于是他把灯关了，大家鬼混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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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一种在文学、音乐、新闻界内颁发的年奖。
出远门旅行的人常常碰到的一种巧合。海明威在香港遇到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在马德里结识的雷曼拉威利。拉威利娶了一位西班牙老婆，住在九龙山坡上一幢房子里。他已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四岁的女孩。女孩名叫温迪。海明威第一次看到她，感到非常可爱，简直被迷住了。他十分爱抚地把小女孩抱在怀里，一面告诉拉威利，他一直盼望有个女孩。虽然他后来对拉威利说，香港防卫得很好，安全不成问题。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宣传而已。他个人的看法是在香港的英国驻军力量单薄，不堪一击。他说，“英军好象老鼠一样死在捕鼠机上。”不出所料，到了第二年圣诞节，日本人占领了香港，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拉威利的女孩温迪。而这个消息是过了好久之后他才知道的。近三年来，拉威利靠用苏格兰威士忌酒贿赂日本关卡人员或哨兵进行走私，把商品从香港运进大陆内地。在离开香港之前的一星期，海明威跟拉威利跑了一趟。他们跑到离新界三十公里的地方去，绕过日本驻军的防卫线，同中国的游击队接触了几个小时。拉威利的广东话讲得很流利。他获取了关于日本在广州市以外地方集结新的兵力的情报。除了这一次的冒险活动外，海明威在香港的主要活动是社会活动。他曾单独同匡首相夫人共进晚餐，也曾把重庆的情况简单介绍给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但是这两件事都减轻不了他心头逐渐积压起来的忧郁。特别是他从伯金斯那里得知谢乌安德森和弗基尼亚沃尔弗已经去世的消息。由此他想到，美国的作家象苍蝇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先后地死去。一九三九年作家马多克斯福特和汤姆沃尔夫先后辞世；一九四○年司各脱去世，现在一九四一年又死了两个。死亡的阴影越罩越紧。弗尔基尼亚之死他倒没感到十分悲切，而谢乌本人却是希望多活几年。对于他的死确是悲痛的。他想，再过不了好久，除了艾迪斯，奥斯伯特·和塞切维尔·西特维以外，其他的人都通通会死去。
五月六日，当拉威利到飞机场给他送行飞往马尼拉的时候，他的心情仍然是忧郁的。他搭乘的那架飞机上乘客很多。从香港到马尼拉、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和夏威夷，这种长途的飞行并不怎么吸引人。五月十一日，他出席一个由菲律宾作家协会举办的“盛大”晚宴。到会的人都有意表现出十分轻松愉快，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喝得酩酊大醉。原先他答应给英格索尔的小晚报写六篇报导性文章，在香港只写了三篇。三篇都用很薄的纸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然后把文章藏在鞋子里以免被新闻检查官发现。在马尼拉时，他又写下了一些笔记，寻找具有西班牙风味的酒巴间。不这样，他在菲律宾停留时的唯一收获便是理了一次发。
旅途的后半截也不怎么好。在关岛，海明威把它叫做“垃圾堆”，唯一使他感到高兴的是遇上了彭特·巴尔成。他驾驶轰炸机到中国大陆后正转回美国。海明威十分羡慕他曾去过挪威和芬兰作战，驾驶飞机到过南极和北极，以及和海军上将拜尔德一起横渡大西洋。由于刮风不利飞行，他不得不在关岛多停留几天。五月十五日，他和巴尔成一起去钓鱼，可是被太阳晒了一天，什么也没有钓到。在威克岛毒辣的太阳把他的鼻子晒脱了皮，踝节部发肿。飞机飞往中途岛，航程又长又乏味。飞机到达火奴鲁鲁后，海明威走出飞机，想到：乘坐远程大型客机飞越大西洋可能是世界上最最无聊的长距离飞行了。后来，他回忆起那天他抵达三藩市时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当时五月下旬，海湾地区仍然是春天里的景色，一片碧绿，微风起处，飘送来阵阵花香。即使在起雾的天气里，他也会很高兴地看见金色的大门的。他那令人困倦的长途旅行终于结束了，又回到了平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之为希望和光荣的国土。
弓和伤痕
海明威在纽约等待玛萨归来时，一天下午雷尔弗英格索尔来到他在巴克莱的住所找他。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位秘书在一旁做速写。厄内斯特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了中缅的形势。房内的地上铺摆着他从香港、重庆及仰光等地带去的地图。谈话结束后，英格索尔向秘书口授了一篇相当长的会谈纪录作为海明威特写文章的开场白。
海明威夫妇在往南去的路上，在华盛顿停了一下把他们收集到的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上校查理斯·史威利带领他们夫妇去宪法街美国海军情报所探望约翰W·汤普森。汤普森是得克斯萨州人，现年四十八岁，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里已工作了二十年。他神情严肃，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杰布斯图亚特传记的作者，而且写了很多短、长篇小说。小说里的插图，有许多是他自己画的。一九一八年他在法国荣获了银星奖和海军英雄十字勋章。对此，海明威羡慕不已。但海明威敏捷的思路和才华却使汤普森大为惊异。他喜欢谈玛萨的评论文——评论英国在新加坡防卫不得法。当汤普森和史威利谈到将来日本可能在大西洋干些什么的时候，海明威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没有同他们进行争辩。他觉得，汤普森可能会象过去的史威利一样，有朝一日，可能对他大有用处。
海明威回到凯威斯岛重新和他的小孩子们团聚。他的小孩不久就要和波林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度暑假。几天之后，他接到波林从三藩市拍来的电报，说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他在复电中说，尽管过去他们发生过许多争吵，但他仍然喜欢她。尽管波林在电报的末尾只写了“致意”两个字，他却在自己的电报末尾写上“深切地爱你”的字样。佐鲁塞尔——斯洛彼佐酒巴间的老板，哈里摩根的不久前部分形象消逝了。海明威得到消息后，更加思念凯岛上的老朋友。这位老板是在哈瓦那一家医院里动手术时突然死去的。在近两年来死去的作家中，最使他思念的是佐鲁塞尔，因为他认为佐是普通人之中最不普通的一个人。一九三九年夏天，当他听到福特逝世的消息时，他只是耸一耸肩说，“以前没有死去的人，今年终于死去了。”象已故的汤姆沃尔夫那样，海明威莫名奇妙地牵涉到一起剽切别人东西的诉讼案中去。在他离开纽约的前一天，一个叫曼迪约的剧本作家向洛杉矶法庭提出诉讼，控告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部分内容是从一个叫“威瓦曼迪罗”的电影剧本里剽切来的。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海明威满腹牢骚地来到美国驻哈瓦那副领事的办公室作证。他否认说，一九三九年二月他根本没有参加在好莱坞北阿基尔大街的集会，更不知道曼迪约朗读他剧本的情形。他说，“在我一生中只到过加利福尼亚三次。第一次在一九三十年六月。自那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去远东旅行时路过那里。第三次是同年五月我从远东回来，路经那里。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住在哈瓦那的塞威拉比尔特摩旅社。”虽然该诉讼案经过八个月的审理之后加以否决，但八月份当海明威得知他要负担一千元的审理费时，感到非常气愤。他埋怨查理·斯克里希纳不应该揩他的油，还说如果下次还要这样变相地抢劫他，他情愿剖腹自杀。可是，到了第二天他给查理拍电报表示道歉，要对方包涵。
伯金斯多次写信提醒海明威说，“可恶的税务部门对于你近来的可观收入正虎视眈眈呢。”海明威过去有一个信条：在芝加哥所得到的一切在圣路易斯完全丢光了。这个信条现在又一次得到验证。他计算了一下他应缴纳的所得税，大概是一千元。他和玛萨的中国之行使政府的收入增加到到百分之七十五。海明威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竟拿不出一笔六十元的费用为一个因缺乏钓鱼用具而遭受饥饿的哈瓦那老渔民买一条小船。
七月中旬，波林从三藩市写信给海明威，说他对他的两个孩子照顾不周。海明威对此感到哭笑不得。波林说，“非常遗憾，你不能让孩子们同你住在一起。你能否妥当地安排他们吗？”海明威向她耐心解释说，他想通过六个月没有固定的住所来减少他的所得税。到远东去旅行已经花费了三个月。后三个月即从六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他将呆在古巴。他说，奥多布鲁斯可能会把孩子们带到太阳谷去等待他们的父亲到那里去。海明威提醒波林注意，每年他付给波林养育小孩的赡养费六千元，但实际上是二万一千元，税务除外。此外，海明威祝贺波林在即将到来的第四十六个生日中过得美满愉快。波林的生日是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年海明威自己四十二岁。
这年夏天，海明威在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遇到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位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罗伯特P·佐斯。他在一月份偕同他的美貌的夫人珍妮来到古巴。佐斯是个在外国服务的军官。他经验丰富，举止文雅，办事扎实，效果颇好。佐斯夫妇常在星期日下午到海明威的住地芬卡来视察。每次到那里后总在那里吃晚饭，谈天。这样，两对夫妇就成了好朋友。七月份，伊利斯·奥·布里格作为高级军官回国了。布里格的兴趣与海明威的有相似之处。他们喜欢滑雪、打飞鸟。不然，就到芦苇丛里打野鸡或者驾着他的小船“彼拉”号在海上漫游。
九月底，海明威在古巴住了三个月之后，全家出发到太阳谷去，再次同他的老朋友泰勒威廉·阿诺尔德和阿特金松相会。海明威计划在去猎野鸭、野鸡之前，先猎羚羊。于是，威廉建议到离阿科以北的长河区派西米罗山谷。那里有个波拉赫山，海拔一万二千公尺，矗立在四十公里长的山谷之上。在那里文明社会的唯一标志是山谷里有几个采矿工人居住的村落。印地安人把这个山谷称之为“水和树”。海明威听了感到很有趣。在同威廉·巴比·阿诺尔德和他自己的三个小孩开车走在漫长的尘土飞扬的旅途上时，海明威还不时自言自语地念着“水和树”这个名字。
在行车的路上，到了晚上，先让小孩子们睡在车里，其他的人睡在一家普通老百姓的小木房里。人们把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叫作“老居民”。主人因自己年纪大，故称呼威廉为“年轻人”，称呼厄内斯特为“小伙子”。他说，他仍记得一八七六年夏天发生的情况，苏人①在小大角山坡上放火烧掉房屋。甚至说，一八六七年从福特菲尔康尼来的二十八名士兵，在红云岭抗击了三千名苏人士兵，当时他正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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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印第安语群苏语纽诸语言的印第安人。
一个星期六上午，他们开始爬山，一直攀登到山顶上。站在山上，只见在塞尔曼河中游分叉处再往北看，群山连绵，千姿百态。在这些地方有大量的羚羊。在约摸一公里外的一处山坡草地上，一群羚羊正在吃草。它们十分机警，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以比特别快车还要快的速度拼命奔跑，霎时间无影无踪。星期天，实际上是第二个星期六。他们去那个老地方捕猎。发现羚羊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巴比阿诺尔德就地拍了好几张照片。接着他们爬上更高的地方。发现无路可走，折转回来，又朝别的方向走。他们翻越过好几座山头，拿出望远镜，纵观山下全貌。当晚他们返回住地时，两手空空，马背上没有什么猎物。他们坐在篝火旁饮喝着有酸味的威士忌酒，倾听那位老居民讲述吊死一个在边界为非作歹的暴徒的故事。
第二个星期一，他们再一次爬山。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又一个山岗，进入山谷，穿过林子，到处寻找猎物。可是海明威那支猎枪老是搁在马背上，根本没派上用场。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开始感到疲倦，准备打转回家。突然，发现在一处只有一个出口的凹地里一群山羊正在吃草，他们喜出望外。海明威第一个跳下马背，拿起猎枪，一阵风向羊群将要经过的那个地方跑去。他后来说，“羊群排列成行，一只接着一只向一个小山丘走去。我选中它们中最大的一只，绕到它的前面去。瞄准着它，轻轻扣一下扳机。子弹立即穿过它的脖子。
打得不偏不倚。”
一年之后，当泰勒威廉谈起那次打猎经过时，仍感到十分惊奇。他说，“我突然看到海明威从马背上跳下来，徒步走了大约一百码的距离，端起枪，一枪撂倒一只在二百码以外的大羚羊。”经过多次同海明威一起出猎，泰勒得出的印象是海明威是个十分勇猛的人。而同时海明威又是泰勒所碰到的在打猎时最容易相处的人。他从不发牢骚，事事考虑得很周到，就象一位精明能干的步兵军官那样，什么都懂，从方言到规章制度到责任感。情况越复杂，工作越艰巨，他越喜欢，干得越起劲。
他们从派西米罗“老居民”那里回到太阳谷。相比之下，太阳谷简直成为天堂了。这里有干净的卧床，可以洗热水澡，条件很好。下午开着车子外出打猎或观赏风景，晚上到兰姆酒家的奇奇酒巴间去喝酒。盖利和罗基库柏也到这个地方度假。库柏连续几天拍照，神情十分疲惫，脸色变青。他渴望有人教他开枪的技术。厄内斯特对于罗伯特泰勒逐渐有了好感，因为虽然泰勒是同他的妻子到那儿去度假的，但他花了相当的时间劝说他的制片主任哈华德·霍克斯聘请伊凡西普曼为技术指导，指导霍克斯正准备开拍的电影“跑马”。
海明威一心要为杜朗在好莱坞找一份职业，但由于好莱坞的领导人害怕共产主义而没成功。虽然海明威和杜朗都无意加入共产党，但是该电影的制片主任山姆乌德对于赤色分子的威胁特别敏感。海明威给杜朗寄去一张一千元的支票（但很快被退了回来）并劝他接受一份推荐给他的职业。介绍人是奈尔逊罗克费勒。他正在罗斯福的政府里办事，专管促进美国同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有一段时间，多纳尔德弗雷德想通过劝说大卫赛尔尼克向巴拉蒙购买《丧钟为谁而鸣》的制片权并指定哈华德霍克斯为制片主任，来避免乌兹产生妒忌心理。但这个设想结果落空了。库柏更急于要在制片中扮演罗伯特约旦的角色。他对厄内斯特说，该影片将在不断地反抗法西斯斗争中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厄内斯特阅读了爱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弓和伤痕》。这本书里有一篇长文章题目叫《海明威的道德标准》。威尔逊认为，海明威只是在开始阶段获得成功，后来就慢慢地失败了。如写出《生存还是死亡》这样质量低劣的作品来，以及《第五纵队》这种纯粹是小孩子幻想的作品来。他现在已进入了建立个人威信的阶段，摆好姿势照一张漂亮的像，穿着敞胸的衬衫，露齿而笑，样子同克拉克盖布尔相似。这就是海明威的长篇大论，飞扬跋扈，傲气凌人和夸夸其谈的文章。威尔逊最近读到的几篇文章中还发现一种同妇女相对抗的情绪。
他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海明威一种若隐若现的恐惧感——害怕女人超过男人。威尔逊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害怕的心理，使海明威写出象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那个小女主人公玛丽亚来。在睡袋中的恋爱完全缺乏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也许这样能更巧妙地展示出年轻人对性爱的企求。威尔逊的这些看法并不足以引起海明威的重视，还钦佩他自己的高明。海明威写信对伯金斯说，他还发现不了威尔逊所指的“伤痕”到底是什么？是同性恋，阳萎还是卑鄙下流。至于“弓”，海明威说，幸亏他家里还有一把好的。而这正是威尔逊所不容许的。将来，在某一天，当他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将用这把弓搭上箭去射野兔子。
厄内斯特更想知道威尔逊怎样处理司各脱死后发表的作品《最后一位大将军》。这个作品发表在由威尔逊编辑的四月份的报刊上。海明威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里面也选进了司各脱的文章。对于威尔逊其人，海明威没有过多责备他，但对于他在小说的欣赏和评价上，海明威有许多谴责他的意见。例如，《有钱的伙计》是个俗不可耐的故事，而《一颗象瑞兹那样大的金钢钻》，简直是一种神奇的梦想，废话连篇。然而，这两篇都要比《最后的一位大将军》要好得多，因为后者缺乏感人的魅力。司各脱试图提出欧文既聪明又迷人的说法，但厄内斯特认为书中的那些女人都很愚蠢，而这本书本身毫没有生气，就象一块咸腊肉一样又硬又乏味。厄内斯特说，司各脱的一生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最后弄清楚生活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勇气和力量了。蝴蝶翅膀上的花粉已经全被抖落了，尽管再拼命鼓动双翅，到头来总免不了一死。司各脱的《夜晚静悄悄》尽管有缺陷，仍是作者最好的一部作品。它的内容既悲哀又神奇。描写生动，气氛浓烈。
厄内斯特得知自己的小说出售量已超过五十万册的时候，心里乐滋滋的。有限编辑俱乐部决定授予他三年一次的金质奖章。编辑委员会主席辛克莱路易斯给厄内斯特写了一封信。他准备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授奖仪式上讲话。可是厄内斯特不愿意参加。因为那一年他到过纽约好几次。于是只好找个借口，说他已和玛萨约好了要到别的地方去。当他得知路易斯所要说的话的内容他们感到十分好笑，并请斯克里布纳派一个速写员到会用速记法把授奖情况全记录下来。
厄内斯特曾答应玛萨带她到较南的地方去旅行。现在他们正往南走，通过印地安人居住的乡村。他们于十二月三日离开太阳谷，第二天下午到达格朗德卡尼安。他们来到纳威赫印地安人居留地的一个集市，海明威听到一个印地安人的幽默很感兴趣。这个小市镇弥漫着尘埃，镇上的人模样都很难看。玛萨一头金发，态度潇洒自如站在一家店子的柜台前显得多么优雅和高贵，风度翩翩。“你们店有珠子卖吗？我想看看珠子。”在离玛萨不远的地方，一个印地安人身子斜倚在陈列橱窗边上。他留着很长的头发，满脸皱纹。他伸手往口袋里摸，不一会拿出一粒象大头针盖那么大的珠子。他一边郑重其事地把珠子递给玛萨，一边说道：“喏，这就是珠子，请您看看。”
他们正通过得克萨斯州，准备到圣安东尼奥去。这时，从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可悲的消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海明威的反应十分强烈。六月份在华盛顿时，查利斯威尼和约翰托马斯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发展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珍珠港事件表明美国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在这个突然降临的灾难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弗朗克诺克斯将被解除海军部长的职务；许多美国的将军和驻守在欧胡岛①上的海军上将将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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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威夷群岛中的主要岛屿。
海明威的残恶好杀心情在他给伯金斯和查理斯·斯克里布纳的信中表露了出来。他在拍给他们的电报中要求指派一名速记员参加授奖仪式，把路易斯在会上的讲话记录下来，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做到。在授奖大会上路易斯发言时只照稿子念，那些颂扬赞美的感情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厄内斯特大为不满地说，在世俗事务中，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有地位的人的举止如此草率和冷漠。海明威准备把金质奖章呈送给斯克里布纳作为他们那不可饶恕的不称职的情况的见证物。他自己永远不愿看到那枚金质奖章。此时，他正在圣安东尼奥的圣安东尼旅馆住房里匆匆忙忙地写了一个充满怒气的报告。他认为，路易斯在讲话当中所遗漏的东西造成损失之巨大可和珍珠港事件中美国所丧失的飞机和军舰相比拟。同往常一样，海明威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他的神志又慢慢恢复正常。世界大战已经把美国卷了进去。而海明威深深懂得这场战争会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临时任务
对于海明威来说，一九四二年一月，是新的倒霉的一年的开端，因为他觉得在这一年里美国和他自己都得从深坑里缓慢地长时间地爬出来，边走边见机行事。他面临着缴纳所得税的一个最根本问题。一九四一年他的全年收入为十三万七千三百五十七元零一分。尽管他已扣下了八万五千元的特别税，他觉得仍然不够。于是他向斯克里布纳申请一笔一万五千元的私人贷款。他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不能等闲视之。他说，一个人工作一辈子，结果把攒来的钱全都交给政府去干使自己国家陷入另一次战争的愚蠢行为。
海明威虽然有时谈到要出一本新的短篇故事集，但一九四二年他的文学创作成果并不引人注目。三月上旬，纽约的皇冠出版社老板奈特瓦特尔找了他。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个内容与战争有关的集子。瓦特尔想重新印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他希望海明威能给新出的书写个序言。伯金斯的反应十分积极热情，海明威也欣然同意。他打算在选材的过程中，在编辑和军事经验方面，着重依靠伯金斯，约翰·托马斯和查利·斯威尼。
这年春季里另一种急于要办的事是杜德莱尼可斯要为《丧钟为谁而鸣》写个电影解说词。多纳尔德弗雷德为得到尼可斯作为海明威的电影剧本作者而感到自豪。可是，海明威在了解到工作报酬的情况后感到很不满意。他说，《丧钟为谁而鸣》这本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了五十万买书者，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提供了一系列的真实情况，一个真实的恋爱故事，描述了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愿意为民主运动而献身的动人事迹。此外，在电影中，尼可斯对这些人物和动作也处理得相当好。但是他的电影剧本未能充分表达了彼拉对游击员的团结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没能表达出约旦的心愿——为了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尼可斯在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场面与事实不符，而对西班牙人民的描写，其技术水平只相当于第四流作家的水平，如比扎特的《卡曼》和罗本马摩里安的陈腐电影表白。海明威一听到这些人的名字，心中就冒起无名火。他认为演员们应该身穿浅灰色或黑色衣服作为标志以取代由尼可斯亲手题字的红色手帕，而且影片应把强调的重点放在表示西班牙人民对忠于共和政府派的信任而显露出来的光荣感上面。海明威并没有提出自愿出任编辑。相反，他声称，要是电影里那些不合乎事实的情节不删除掉，他就要站在对立面加以反对。但当他得知英格丽·褒曼将扮演主角玛丽亚的时候，他感到欢欣鼓舞。
海明威一方面告诫自己，拍摄电影和出版文集应该有助于美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祈望自己能对国家社会起更积极的作用。别的作家可能利用自己的才能对社会进行宣传。例如约翰斯坦贝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投弹完毕》来鼓舞空军的士气。海明威着重指出，对他来说，与其写这样的书，不如上战场去打仗。他愿意到前线去打仗，如果他的儿子足够年龄参军，他也要动员儿子去参战，或者尽自己所能把钱捐给国家。但是在战争期间他不愿意写任何办不到的正式声明，除非所写内容是绝对的真实。他交给约翰维勒一份申请书，申请代表北美报联到战争的最前线去采访报导，但遭到对方委婉的拒绝。维勒向他解释说，在战争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前线部队并不需要战地记者。厄内斯特于是开始考虑制定一个新计划，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展工作。
海明威夫妇应一位有钱的美国青年诺敦戴维斯的邀请到墨西哥去作为期两周的客访。从墨西哥回来后，机会就来临了。有关方面决定在哈瓦那成立一个反情报组织，防止纳粹的第五纵队人员渗透，进入古巴。这些结粹党人得到住在哈瓦那的三千名芬兰人的同情和支持，伪造护照进入哈瓦那。一些大型的西班牙俱乐部纷纷地公开倒向轴心国一边，反对美国。古巴一份最有影响的报纸《马瑞纳日报》是由一个仇视美国的古巴大富翁开办的。这些外国间谍进入古巴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因为德国的协同攻击的潜水艇群当时正在加勒比海游弋专门攻击盟国的油船和货船。
厄内斯特的主要联络人是伊利斯布里格和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鲍勃佐斯。厄内斯特十分殷切地告诉佐斯，说一九三七年他曾在马德里协助有关部门建立起一个私人的情报网。现在古巴正迫切需要这样的组织。他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爱国主义；开展秘密的计划活动；给内部活动下达命令；特别是如果牵涉到火器和可能引起的个人身体安危的问题。佐斯同布里格取得联系，然后他们一起找那位新上任的大使斯普瑞尔布莱顿，他最近才从哥伦比亚到古巴来的。五月初，厄内斯特应邀到他们那里详细说明自己的设想和计划。他举例说明成立组织的必要性以及成立的条件。他认为自己懂得西班牙语，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很多人。他只需要美国政府提供他少量的物资器材和武器。其余一切概由他自己筹划安排，总部设在芬卡地区的一间小客房里。布莱顿大使就此问题同古巴总理磋商，最后同意授权给海明威着手筹办。
海明威打算在五月中旬开始工作，准备吸收在哈瓦那的巴斯格俱乐部成员加入他的这个组织，因为这些人向来表现得十分勇敢。但是他招收成员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玩西班牙回力球的朋友到曾经在忠于共和政府军中当过机枪手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有弗罗里达州和哈瓦那饭店里的跑堂者，古巴的渔民，一些自愿离开西班牙到古巴定居的反法西斯的西班牙贵族，还有少数的码头工人和游民。根据美国大使的意见，他们这个组织的非正式名称为“罪恶之店”。但不久，海明威把它改称为“骗子工厂”。不难想象，这个组织关系不是很严密的，因为它是靠海明威个人号召力和请客喝酒以及金钱把这些人串到一起来的。他靠口头或书信的方式传递消息。这些消息汇集到芬卡，海明威然后将它们翻译加工最后送交美国大使馆的佐斯。海明威自己常是递送消息的人。他大约每一星期开车到哈瓦那去一次。他来到一间大厦，走进一楼营业间，然后爬了四级楼梯来到佐斯的办公室。
当玛萨回圣路易斯看望她母亲期间，海明威既指导“骗子工厂”开展工作又同皇冠出版社的瓦特尔谈论出版《战争中的人》文集。这本书的大多数文章已经排了版，但是海明威对描写战争故事的是非看法使他产生一种极为可怕的敌对情绪。他提出一连串的建议，增加或减少，使皇冠出版社的印刷任务摇摆不定。在被去掉的项目当中有一个由拉弗贝特所写的关于在布鲁奈特的女机关枪手——选自阿瑟盖莫佩的《飞越高山之巅》和一篇描述青年时代的温斯顿·丘吉尔事迹的文章。另一方面，海明威要把另外一些文章，如斯坦哈尔写的《滑铁卢战役》、《西罗战役》、选自弗朗克理查德的《老战士永远活着》中的萨姆战役和叙述意大利布里休格的生平遭遇的《弗朗克丁克斯的故事》选登出来。
所有选登出来的战争文学，读后使他更渴望到战场上参加战斗。其中一篇文章描述一艘英国小型潜水艇斯塔基安号在挪威海岸以外击沉一艘德国运输船。海明威阅读一篇叙述一艘德国海军船只爆炸的故事。德国的这艘船一向伪装为挪威的渔船，经常掠夺盟国的船只。游弋在加勒比海的德国潜水艇，谣传说平均每个星期要击沉三十五艘盟国的船只。当地的渔民在斯特里姆海湾捕鱼为生，他们出海后回来说，敌人的潜水艇经常浮上水面，艇上的人来到他们的渔船上向他们要淡水，鱼和蔬菜。
五月份还没有结束，厄内斯特又到美国大使馆提出另一项建议。他建议把他自己那条小艇彼拉号装备起来成为一只伪装猎潜艇。艇上配上训练有素的水手，火箭筒，手榴弹，短引爆炸弹，二到三挺五十毫米卡里希机关枪。这艘小艇直接由海明威指挥，开往北海岸巡逻，远至巴哈马老海底遂道的东端，假装是一艘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科学研究标本。要是在执行任务时碰上了纳粹的潜水艇，他们应沉住气，等潜水艇浮上水面，艇里的人走上甲板。这时潜艇逐渐靠拢“彼拉号”小艇。等它离小艇只有五十码左右的时候，小艇发出信号，海明威便全力开动机器，让小艇迅速靠近大艇开始射击。重型机关枪首先把潜水艇甲板上的人员全部干掉。接着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船员迅速把手榴弹丢进潜艇指挥塔。如若可能向潜艇前部发射短爆炸弹。海明威对布莱顿说，他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他说只要配上无线电、武器、弹药，正式批准他的计划，他的这一梦想就可实现。
海明威还把他的设想告诉了汤普森上校，汤普森一直在帮海明威编辑战争文集的工作，他现在是美国海军中央情报局的主要领导人。“厄内斯特，”约翰说道，“你真的要干起来吗？”他将信将疑地问他，怕他实行不了。结果呢，海明威称他为“信心不足的汤普森”。他说，潜艇的指挥官不会那么傻，特地把潜艇开来让你打。但是美国大使是个富于想象的人，他相信，除了有一批强悍勇猛的人外，海明威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行的。最后他打破常规，满足了海明威的要求。
海明威突然召集了手下现有的八个人。他们使用的暗号是“毫无友情”。这是他一只在芬卡最心爱的猫的名字。他挑选温斯顿盖斯特为执行官。温斯特是个出色运动员，最近在芬卡小住。汤普森重新雇用了一个从美国大使馆来的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到艇上当炮手。这个人的名字叫唐塞松。他能在漆黑的地方，几秒钟之内把机关枪的枪机拆卸又重新装上。其他的人都是外国人。朱安杜纳贝迪是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巴斯格有一对很有神的眼睛。他是航海老手，人们叫他水手辛巴德，简称辛斯基；巴克齐是回力球队的成员，常到芬卡这个地方来，打网球时总是击败海明威；卡纳里是厄内斯特的老朋友了，他一直是“彼拉”号小艇上的厨师。弗南多梅塞和被流放的卡塔朗曾在巴塞罗纳饭店里当过跑堂。有位脸色苍白、神情严肃的古巴籍西班牙人，名叫罗伯托赫里拉，他的兄弟路易斯曾在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里当军医，还有一位沉默寡言，人们只知道他叫卢卡斯的，他到底是那个国家的人，大家还弄不清楚。
不久，有关方面给他运送来一船手榴弹。他们立即用装鸡蛋的箱子分装搬运上船。机关枪的机件被拆卸下来，偷偷地分开藏在人们身上的衣服里；船上还装上一台灵敏度很高的无线电收发机；为了应付瞬变事件，还配备了一只折迭式的橡皮艇和铝质的桨，上面涂着桔红色便于飞机在空中辨认。巡逻活动在六月开始。可是，过不了好久，海明威发现敌人根本不来上钩，他们的工作毫无成效，枉费心机。至此，他非常失望。从“彼拉”号的航海日志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活动情况。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巡逻至帕尔达·帕格托里奥……下午五时半返航。
六月十三日，凌晨二点至上午七点监视海面。天才濛濛亮就外出巡逻，距离十二公里，一直到天黑才返航。下午八时，温盖斯特乘辅助船去巴希亚洪达。
六月十四日，凌晨四点监视海面。天亮前外出巡逻直到下午一点返航。下午四点，船停靠码头，搬运装备物资。
自然，这些具体的巡逻活动可能在晚上或白天引诱敌人进入圈套。海明威也不时要他手下的人进行各种必要的练习。如规定他们定期拆卸枪机，擦刷枪炮，有时候还允许他们对着摹拟目标投掷手榴弹。海明威早下了决心，用他那只心爱的小艇作为代价换取敌人一艘潜水艇，不管把它俘获还是把它炸沉都行。他认定（在巡逻活动期间）他这样做是值得的。他的这种看法不但得到船上所有的人支持，也得到陆地上他的上司的支持。然而，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海面上观察，短波接收台传来了潜水艇军官用可以听得清楚的德语进行对话，但是在最初几个月的工作中，在他们的工作区域里根本没有碰上敌人的潜水艇。
七月中旬，海明威的两个儿子帕特里克和格雷格里到海明威那里去度假。玛萨怏怏不乐自言自语说，她是他们那个组织中一名不相称的成员。她备受悠闲恐怖症所折磨，渴望重操旧业从事新闻工作。她接受柯勒分派给她的任务，在加勒比海进行为期六个星期的收集采访工作。虽然玛萨喜欢海明威前妻生下的孩子而且同他们相处得很好，她和海明威的关系却越来越僵。海明威常常象外出打猎一样来去匆匆，即使呆在家里，也经常有酒客来找他喝酒，一喝就是几个小时，“骗子工厂”所雇请的人，行踪诡秘，常常出没于灌木林中。海明威还常把他在海上巡逻时那套发号司令的办法用到处理家庭事务当中来。玛萨对此特别反感。她决心重操新闻旧业，尽管是出自真心诚意的，事实上，是对海明威那套大男子汉的做法加以回击和反抗。
玛萨终于离开了他。她同三个黑人雇员乘坐一条三十尺长的单桅小帆船走了，留下海明威同他的孩子们一起住在单身汉宿舍里。这是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他第一次单独同小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时间还比较长。他决定，趁着战争尚未结束，好好利用这段时间让小孩子们作为见习水手呆在“彼拉”号，接受做反潜艇工作的训练。他相信，这种实地的训练同样是一种教育，正如在船长玛丽亚时代，许多船舱服务员有机会得到锻炼，成为作战人员。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倒是件十分有趣的事。可是玛萨不在他身边，加上晚上长时间的熬夜，海明威时而绷着脸不高兴，时而说话爱挖苦人。正如他抛弃波林转欢于玛萨时所出现的心理状态那样，此时，海明威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事，让美好的回忆填补他心灵的空虚。他四十三岁生日的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往事一幕幕在他脑海里不断展示。他记得他同哈德莉到威格去的路上看到山洞口积雪里的那只干瘪的豹子躯体；想起了莫格希恩的赛马，庞普罗纳的盛大节日；斯瓦茨华德的夏假以及在柯迪纳钓鱼的活动等。
参战者
夏天里虽然烈日当空，酷暑逼人，但是整个夏天海明威仍负责管理“骗子工厂”的巡逻猎潜工作。他为了工作常常整天在太阳下面暴晒，身上皮肤变成赤铜色，他干脆连胡子都不剃，任其自由。因此，人们开始称赞他那象灌木树丛一样的浓密胡子。其结果真令人害怕。由于他不愿注意仪容，因此到美国大使馆去有时就碰到了麻烦。布里格说，“海明威到哈瓦那去总习惯穿一条褪了色的蓝色运动裤，一件满是汗气的衬衫。甚至光着脚板走在哈瓦那市中心区如弗罗里达酒家所在地的大街上。”
布莱顿夫人是一位智利的贵族。每次海明威见到她，虽然她对不修边幅的样子没表露出厌恶情绪，他总象个胆怯的小孩般显得局促不安。显然，他的兴趣和她的大不相同。他和温斯顿·盖斯特赛拳，把西普瑞克打翻在地，甚至提议个子魁梧，宽胸阔背的大使本人如有兴趣可带上手套同他较量一番。他在大使布莱顿面前既有礼貌又谦虚，毕恭毕敬的。当大使皆夫人应邀到芬卡吃晚饭，看到大量的各色各样的酒食很受感动，称赞不已。开始的时候，海明威先招待他们喝艾酒。席间，除了红白葡萄酒外，还有香槟酒，和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从开始一直喝到最后，似乎是喝得没完没了。一般来说，如果晚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到了最后，海明威还要大家再喝一轮苦艾酒才罢休。在这种场合里他从不让人家认为他喝醉了酒，虽然他已达到他自己说的“烂醉如泥”的程度，第二天的工作也要受影响。
在芬卡，星期天下午人们聚集在一起，气氛十分活跃。
“厄内斯特的兴趣十分广泛，”布里格说，“和谁都谈得来。他有强烈的个性，这里的人几乎没有不受影响的。”在某个星期天，到那里去的人除了打回力球和其他外国人外，人们还经常看到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从北方来的作家同行，一个四方飘泊的西班牙牧师；象温斯顿盖斯特，汤姆塞维林，伊伯斯布里格和他的妻子小孩，鲛伯和杰恩佐斯，布莱顿的两个女儿，有时候南西奥克斯和她的丈夫康特弗雷迪马里尾也去了。厄内斯特既有家长作风也有孩子脾气，两者相结合，很受那里的年青人欢迎。他抱着同情和理解他们的精神倾听他们的意见，丝毫没有想控制他们的心理。每当他谈到他感兴趣的事情时，他特别注意选词的准确性，绝对没有吞吐含糊的现象产生。他的朋友们认为海明威在社会交往中具有惊人的洞察力。布里格称他为他所见过的最有窥测能力的人。他说，“在一群人当中，如果其中有两人意见相互对抗，厄内斯特马上能觉察出来，并能准确地明白无误地判断出这两个人的对抗程度的深浅。”在他的朋友当中虽然他从没试验过他这方面的能力，但当他讨厌看到某人而毫不留情地说着刺痛别人的心的话时，每每流露出他性格上的残酷性。
事无巨细，海明威却很精明。这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觉察出来了。一天，当温斯顿盖斯特坐小船划着一船供给物资，靠拢“彼拉”号的时候，有人拿手电朝他脸上照射，这使小伙子奇奇想起在一部恐怖电影《狼人》中那个叫小朗仓奈的人来。盖斯特接受了别人给他取的绰号沃尔弗后来又称他为沃尔夫以示幽默。这年夏末他仍然是厄内斯特的执行官。在这期间，他们曾发现几艘敌人潜水艇，但只有一次，他们有机会靠拢一艘潜艇。那一次，他们正在斯特里姆海湾靠近环状珊瑚岛巡逻的时候，突然在远离海岸的地方一艘潜水艇浮上了水面。“爸爸，”沃尔夫喊道，“这艘潜艇看来象载机航空母舰”厄内斯特立即下令起锚追踪。可是那潜艇没有理睬他们，不久就沉下水去，消失在东北方向的海平线上。
八月底，厄内斯特写完那篇《战斗员》文集的序言后把它邮寄出去。这是一篇一万字的个人随笔。照他自己的话说，这篇文章是由一个身边有三个小孩要照顾的人写的。作为父亲他要向这三个降临到这个乱得难以形容的世界的孩子负责。如果这本书在宣传爱国主义方面能起作用的话，其作用就是使美国的青年人认识自从有了人类历史以来战争的性质。虽然书的内容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但海明威的创作宗旨是逼真。他希望文集里所选的文章应该向读者说明战争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主观去假设一番。每年七月份，即他在意大利派维地方受伤的周年纪念日前后，海明威总要重读弗雷德里克曼宁的小说，《命运的中途》或《她的私有的人》这是迄今为止他所读过的有关战争中的人的最好的书。他自始至终抱定一个宗旨，时刻提醒自己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样才不至于自欺欺人，特别在反映战争方面的创作上。
他谈到在意大利战场上，他的“不朽灵魂幻想”的破灭。他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时刻。后来他才幡然大悟“以前别人不会发生的事，我也不会有。我不得不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人家已经做过的事，那我也会做。而且最好是心胸要开阔，不要忧心忡忡”。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他和儿子波比的一段对话。那是在五月里，当时他劝他儿子不要担忧。他还回忆起一九一八年在意大利米兰的情况。当时他的朋友多尔曼史密斯介绍他读莎士比亚的名剧《亨利四世》中关于死亡的一段话。他把这段话埋藏在脑海里，如今记忆犹新。他对这段话的珍惜比起奖给他的那枚克里斯托弗勋章来有过之无不及。
九月初旬，海明威的二儿子帕特里克离家到康乃狄格，新米尔福德男子教会坎特伯雷学校。这样家里的人就更少了。玛萨仍在外未回。她在完成加勒比海的采访工作后，现在正往荷属圭亚那的巴哈马里布的丛林区采访。然后到白宫去拜会罗斯福总统。厄内斯特尽量忍耐，利用同朋友打垒球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安慰自己。经常同他打球的有古巴朋友和上岸休假的海军舰艇军官。在喝酒休息的时候，厄内斯特喜欢打几个回合，或和比尔秦开玩笑，说他用深水炸弹炸红鲭鱼，而他错认为是纳粹的潜水艇。
《战斗员》文集和有限编辑俱乐部重印的《丧钟为谁而鸣》都在十月份出版。辛克莱路易斯的序言比起他在纽约授予金质奖章典礼上的讲话要正式些。厄内斯特原先由于没有听到那个讲话而感到失望，现在心情已恢复到常态，尤其是当他看到那个序言对该小说所赞扬的也是三个方面，即恋爱故事；冒险故事和约旦为了事业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文集出版后很受好评，但购买的人并不踊跃。赫伯特戈曼在纽约时报的书评栏上登了一篇文章，说该书时而给人深刻的印象，时而使人惊恐万状，有时候甚至受到深深的感动。作者对现在战争的描述比较真实可信，不象过去有人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虚假。这一点，戈曼认为是这本书的突出优点。麦克休赫在新纽约报上登文章批评海明威采用的是专业作家的语言，而不是普通士兵的普通语言。这些语言可从没有公开发表的信件和日记上找到。海明威写的序言引起评论家们的嫌恶。哈华德摩福德琼斯发现其中有自认为公道，难以忍受的口气。还说，该书的内容选得很不恰当，完全反映海明威的“死亡”及“如何死亡”的观点。军事分析家华尔特米利说：书的序言写得那么杂乱无章，漫无边际，不得要领而且怒气冲冲。
厄内斯特决定放弃他对“骗子工厂”的领导权。他告诉鲍勃佐斯，需要一个心腹来从事接收或联系秘密特务所提供的报导材料。他原先想帮古斯塔夫在好莱坞找个工作，但没成功。最近他在考虑要他到古巴来工作的可能性。佐斯把此事告诉布莱顿和布里格斯，然后写了一封秘密信寄给美国国务院。杜朗得知这项计划时，他正在新汉普夏度假。如果接受这项计划就意味着要同他的妻子分开，但他的妻子敦促他接受该计划。加入别国国籍的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十一月三日，他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十一月九日拿到出国护照，十二日坐飞机去哈瓦那。
古斯塔夫抵达哈瓦那飞机场时，海明威前往迎接，同他热烈拥抱。虽然古斯塔夫因能同海明威再相会感到高兴，但他并不急于去接管那个反间谍组织。他并不被那《斗篷和剑》的惊人情节感动。当海明威告诉他，在宾客室的床头边梳妆台里一叠洗干净了的衬衣下面，藏着一支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时，古斯塔夫感到这样举动十分幼稚可笑。他读了厄内斯特的情报人员寄给他的第一批报告，他发觉原来他以为外国间谍开展活动会很困难，现在情况并不如此。当想到海明威要他担任的这项工作，心中未免感到忐忑不安。
玛萨在结束苏里南丛林之行和曼哈顿的采访之后回到了芬卡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海明威不无讽刺地称之为“进行家庭采访”。玛萨一心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东西处理业务。她不同意古斯塔夫把他妻子带到古巴的决定。可是海明威曾经同意他那样做。当古斯塔夫的妻子鲍特到达的那天早晨，海明威和古斯塔夫开车到机场接她。海明威那天早晨起床后既没有洗脸也没有刮胡子。鲍特看到海明威带着一副邋遢相来迎接她，感到又难受又惊奇。她觉得，海明威过去具备的爱抚和魅力已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是粗野的感觉。这对于一个曾在斯托克俱乐部同她跳过舞并告诉她，她的丈夫在西班牙的英勇行为的人来说，简直令人费解。
另外发生了两件小事使鲍特和海明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僵。第一件是海明威家里一只心爱的小猫突然不见了。海明威猜想那只猫大概给村里的狗吃掉了。他责怪那位心神不定的家佣不认真照管。事后，为了报复，海明威准备打死一个农民家的一只恶狗，他把情况告诉鲍特，似乎要征求她的同意。鲍特听了不但不同意，反而哭起鼻子，指责海明威的这种行为是可恶的残酷行为。至此，她和海明威的友好关系又大大恶化了。第二件事如果不计其后果的话，可说是相当滑稽可笑的。事情是这样：一天晚上，杜朗夫妇同大使馆的朋友一同跳舞。舞会结束后时间已经很晚了。于是他们回到芬卡。当车子开到玛萨的住房楼下，司机出于无心，按了喇叭吵醒了玛萨。害得她那天晚上吃安眠药，第二天精神不好影响工作。海明威对此十分恼火。他怒气冲冲地对古斯塔夫说，“我不知道你交的是些什么朋友，当时我身边要是有枪，我准会把他们全干掉。”对于杜朗夫妇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杜朗夫妇那天上午离开芬卡回阿姆波斯曼都旅社去，不久，玛萨给他们送去一束玫瑰花表示歉意，请他们多多包涵。
然而，古斯塔夫在大使馆的工作却干得很出色。他懂得三种语言，说得漂亮而流利。他有个容貌动人的妻子，具有过去西班牙下级贵族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杜朗夫妇在哈瓦那社交中十分有名。他擅长写演说词，和人们相处得很好。这对大使布莱顿和布里格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古斯塔夫由于忙着负责情报网联系工作，对于“骗子工厂”分配给他的任务，他越来越不感兴趣。有一次，他拒绝接受一项任务，而海明威事先估计古斯塔夫不至于不接受。在出席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在座的还有布里格和佐斯。厄内斯特竭尽所能猛烈地攻击古斯塔夫。古斯塔夫没有进行回击，气得他脸青一阵，红一阵。厄内斯特这次对古斯塔夫的攻击就象他过去攻击多纳尔德奥登斯梯华特，约翰多斯派索斯和阿基彼尔德麦克莱西一样凶狠无情以致多年结下的友谊无法再继续下去。等古斯塔夫走后，厄内斯特问布莱顿大使，他方才的行为是不是太过火了。布莱顿回答说，“是的”。厄内斯特听了只是耸耸肩。随后，他开始在人们中间散布如下的事实：过去的战斗英雄现在骨头变软了。这种指责显然是言过其实的。不过倒符合另一种情况，即当他火冒三丈，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
海明威的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近来他喜欢提到男女之间毫无休止的争论和对抗的问题。这种对抗现象在他芬卡住家里早就产生了。海明威的朋友们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大家知道，海明威不会处理家政。正如他们中有人说道，“玛萨的聪明资质常常与海明威的天才相冲突”。他的时间是无法预计的；他的社会交往多得数不清，他总是吵吵闹闹，不修边幅；他不注意卫生，其肮脏的程度比一窝可怕的近亲繁殖的小猫还有过之。这些猫在芬卡地方到处乱窜，为所欲为，转弯抹角处都可看到它们拉下的屎。“在这个地方做客真是够意思的，”布里格说，“作为东道主的海明威对待客人的态度无比温和，招待周到。可是，如果同他一起生活，简直是受罪。”
经过五年的共同生活，玛萨认识到海明威的利己主义远远超越了他的才能。她夏天和秋天外出旅行的原因之一是反对他完完全全地控制她。他喜欢装腔作势，自吹自擂，对她许诺，明明没有做的却说做了；往往神经过敏，认为生活象一潭死水，没有什么魅力。在哈瓦那，有天晚上他在大底广众之中责骂玛萨对芬卡的服务人员不慷慨，买给他们的圣诞礼物太少了。然后独自开那辆“林肯”牌的车回家，丢下她一人不管。另一天晚上，玛萨见他喝醉了酒，便坚持要由她开车。海明威用手背抽打她。玛萨故意把车开得很慢，每小时十公里。接着把车子开进通往林地的一条坑道，把他留在那里自己走回家。
“彼拉”号的巡逻活动越来越象业余性质了。武器装备和人力都很充足，没有什么短缺的。这年年底，有一天天气不太好，杰恩佐斯和玛萨来到船上进行所谓的实地考查。这次出航除了那使两位女士感到眩晕欲呕的波浪外，其他都是平淡无奇的。他们的目标是斯特里姆海湾里的一个浮标。水手们将以这个浮标作靶子对着它投掷手榴弹或用机关枪射击。
“彼拉”号小艇围绕着那浮标转了几圈，在此过程中，易巴鲁西亚拉开手榴弹盖，朝着目标扔去。在那浪头翻白的水面上，手榴弹的爆炸情况很难看清楚。温斯顿盖斯特对佐斯夫人抱怨，他屡次报名参军服役都没有成功。随后引用了他自己写的诗句抒发他的感情。后来海面上来了一艘陈旧的英国货船，他们的射击训练才告结束。“彼拉”号在波峰浪谷中航行，一路颠簸，返回科吉玛基地。
“骗子工厂”的活动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人们指责这种活动是业余活动。在古巴，各类情报机构之间互相竞争，如今正在组织力量组合起来，这对鲍布佐斯的工作带来了困难。佐斯是大使馆委任的要他接这项工作的人。为了在拉丁美洲对付这种类似的问题，罗斯福总统下令，整个反间谍组织都迁入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派到哈瓦那去的十六名情报人员都非常藐视“骗子工厂”所采取的那种鲁莽行为。厄内斯特十分气愤地称他们为“佛朗哥的铁骑”。他认为他这样说是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后代，自然他们容易受到法西斯的影响。事实证明，他们之中有一个曾经作为记者到西班牙去采访，被分配在反对派那一边。厄内斯特对佐斯诉苦，当时佐斯正在同大使说情。大家谈论中的这个人（佐斯）正奉其上级之命奔赴华盛顿。这时厄内斯特看到自己已经取胜，欣喜若狂。而这时的“骗子工厂”的活动就停止了。那些忠心耿耿的特务们被解散了。这样，海明威早期为美国战争所作的贡献到此告一段落，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也就收场了。
逍遥人不逍遥
玛萨十分相信海明威将去参战。过去她对“骗子工厂”不那么重视，现在却说“彼拉”号伪装猎潜艇的出海巡逻只是借口，目的是为了取得定量配给的汽油。这样，他和温斯顿盖斯特，就能开着船外出钓鱼，其他的人，一般的公民就得战斗，遭受苦难甚至死亡。年青的马依托默诺克出席参加了讨论会讨论这些问题。此人的祖父是个将军，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后来他当过古巴的总统，是海明威亲密朋友的儿子。一九四二年一月，他被康奈尔大学开除，自认他父亲会把他看成是一“毫无用处的人”。厄内斯特接受他加入芬卡组织。当时他只有波比的年纪，自己安慰自己，说他以前也曾被他的父母亲拒在门外，说他是个“毫无价值”的人。当这个年青人到芬卡来玩的时候，他无意中目睹了玛萨和海明威之间进行的“可怕的斗争”。他看了之后，羞得无地自容。
后来慢慢养成一种习惯，到游泳池旁边去等候直到他们的“战斗”平息下来。
导致厄内斯特同玛萨经常争吵的原因之一是他喝酒越来越厉害。人们常看到他在弗罗里达饭店里，那里的代基里酒①源不断地供应。无论是谁，只要告诉他一些关于欧洲方面的新闻他就请他喝酒。他一直想到欧洲去，但又拿不定主意，究竟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干什么？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狂妄自大，夸夸其谈而且喜欢撒谎。他把自己亲密的朋友当作报界和读者对待，仿佛他们可以从实际的需要出发协助他永远使他流芳百世。开始的时候，人们感到很吃惊甚至心灰意冷，因为大家不知道，他自孩童时候起就有这种习惯。人们注意到当他没有喝醉的时值，他很少撒谎，特别是对于严重的，重大问题，他从来不撒谎。年青的马依托为海明威辩解，说他是个专业小说家，情节虚构是他的专业决定的，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他把他的创造能力象自来水龙头那样，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仅仅是因为他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有些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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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由糖、柠檬汁和糖酒掺和成的鸡尾酒。
人们注意到海明威在性格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他十分乐意别人称呼他为“爸爸”的问题上。这本来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他的孩子们叫他作“爸爸”，甚至玛蒂有时候出于幽默也叫他作“爸爸”，虽然不是有意要讨好他。但这个使马依托伤脑筋的称呼只是该词的社会意义扩张了。厄内斯特非常赏识温斯顿盖斯特，暗自称他为理想的副官。海明威说，他很遵守纪律，只要他说，“沃尔夫，从飞机上跳下去；我知道你没有降落伞，但当你跳下去时，会给你降落伞的。”这时沃夫尔就会回答说，“好的，爸爸，”说罢就从机舱门跳下去。“是的，爸爸，”这句话在卡扎多俱乐部已被广泛应用。如今越传越远，甚至传到了海明威最爱去的哈瓦那城里酒店里去。不过，马依托和其他一些古巴人仍叫他厄内斯特。“好的，爸爸”，这种称呼含有谄媚的意思，对于海明威是有害的，因为它不能表示海明威在性格上受人尊敬的特点，只能表示他的奇异的爱好和在他周围的人对他献媚的行为。
玛蒂不愿意屈服于他，这使他感到惊讶和伤心。“厄内斯特，你身上太脏了，”有次她同他坐“彼拉”号出海时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经常洗澡呢？”这一说把他激怒了。本来他计划到很远地方去钓鱼，现在只租了一辆小车子，到了第一个港口就打转回芬卡。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跟随他去钓鱼。哈德莉和波林可就不同。他发现波林对他的态度也变了。每次他想见见儿子帕特里克和基基时，她总表现得不近人情。波林的生活和经济条件相当好，因此想到他要负担一大笔的赡养费，心中就烧起无名火。他说他十分欣赏斯威尼上校对待女人的办法——如果他们敢于捣乱，就给点颜色看看。厄内斯特说，任何一个受女人欺负的男人，他的处境就象一个得了无可救药的癌症病人一样。他特意举了司各脱和西普曼作例子。这两人的妻子都是身体有病的。因为有病所以他们变得小心眼。也正因为他们身体不好，他们就不可能同你生活得好。根据他的这个理论，一个男子汉的首要因素是“身体健康”；其二，也差不多同第一点那样重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女人结婚。男人可以同健康的女人结合，过一段时候又可调换另一个女人。关键在于第一个女人可别挑错了，不能挑选有病的。波林在头个阶段表现得不错，后来就不行了。他想，一个男人对于他即将同她分手的女人似乎都应开枪打死，即使这样做自己会招致受绞刑的危险。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做法，因为这样做，谁也不会伤害你。不过到了那个时候，照例，你是免不了一死的。
玛蒂唠唠叨叨地反复对厄内斯特讲，他应该到欧洲去。厄内斯特自己的看法是，正如在一九三六年的情况那样，战争还会持续很久，不必急着现在去。可是，玛萨却坚持己见。厄内斯特的爱国心到哪里去了呢？别人都积极参战。伯金斯的信里谈到海明威的许多朋友在军队里的情况。其中有约翰·哈曼恩，伊万·西普曼和科罗涅尔托马森。波比已经读完戴德矛斯学院的预科，将被送到国外去继续学习。厄内斯特仍留恋芬卡那个地方，他舍不得离开在“彼拉”号上工作的那些难兄难弟；舍不得那里美味的饭菜，好听的卡匹哈特唱片，一窝可爱的小猫，网球场和游泳池，野鸭、野鸡，到河里钓鲈鱼，在卡扎多俱乐部那里打鸽子；当然更舍不得在弗罗里达饭店里喝的基里酒。
阿齐麦克莱西写信给厄内斯特询问关于埃日拉庞德的情况。庞德当时正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电台广播他的奇怪的经济理论。厄内斯特回信说，埃日拉显然是发疯了，他终究逃脱不了作为叛徒被带上审判台。在他出版了《康托第十二号》一书后。他本应该枪毙自己。至于他自己，厄内斯特说，对于这些事，他毫不在乎。他将继续驾驶“彼拉”号执行巡逻任务，他告诉阿齐他愿意恢复他们的友谊，对于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自己以伪善的面目出现表示懊悔。当时，他竭力想同他的老朋友们疏远。他说自那以后他非常惦念他们，其中包括多斯巴索斯，正象他在忠于共和政府军枪毙那个有技术而毫无用处的翻译人员罗伯斯以前那样想念他们。
海明威在信中还告诉麦克莱西他希望能活得长久，因为他还想写另一本长篇小说。在过去十七年中，他竭力在其作品中体现出四种得来不易的思想。这四种思想分别在四本书中体现出来。《太阳也升起来了》的主题思想极其复杂难解；《永别了，武器》的主题思想是从马罗的“马尔他犹太人”那里借用的；摩根临终时的话“孤独一人”，概括了《生存还是死亡》的主题思想；在《丧钟为谁而鸣》一书中，“人类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就是其主题思想。他说，自从一九四○年以来他又有两个新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其中一个可能某一天会在一本新的长篇小说中体现出来。过去他一直没有可能把书写出来。总认为在战争时期谁也写不出好作品来，除开他是一个超凡人物。
由帕拉茅斯公司拍摄的《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于七月十日在纽约市初次公演。拍摄这部电影的合同在二年半以前就签订了。但是直到最近他才把长期拖延的原因归咎于如下事实：好莱坞电影公司惧怕佛朗哥。伯金斯看了这部影片，认为很不错。但他告诉厄内斯特，认为由卡迪纳帕西诺扮演彼拉，由阿金塔米罗夫扮演派布罗要比英格丽·褒曼和盖利库柏要好些。厄内斯特在海上度过五十八天之后回到古巴，读了伯金斯的信，感到十分沮丧。他说，好莱坞象过去对待《永别了，武器》一样，又撒手不干了。他说，他希望没有人来强迫他去看那部令人恼火的电影。
海明威听到他的老朋友哈洛德史梯恩得晚期喉癌，不禁大吃一惊。他说，哈洛德过去患了多种严重的疾病，但万万没想到会得癌症，过去在巴黎的时候，哈洛德的胃比谁都好，什么东西都装得进去。尽管海明威有时提醒自己要注意饮食，但他坚信自己的胃能承受任何腐蚀和刺激。据小伙子马依托的观察，海明威在狂饮一阵之后，驾着“彼拉”号小艇出海，几天之内可以滴酒不沾。然后一切恢复正常。另一种情况是，他在海上巡逻时喝酒。有一次，他站在驾驶台上掌舵，正好遇上暴风雨。他身子东摇西晃地站不稳。但这不是因为风浪大而是他喝了麦斯克尔酒①后，酒性发作引起的。可他自己还美其名曰“喝掌舵酒”。酒壶就挂在驾驶室的支架上。酒醉也好，脑子清醒也好，海明威能连续掌舵几个小时，不出任何差错。这又是他细心培育起来的禁欲主义的另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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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酒系用暗绿龙舌兰等酿制而成的。
海明威在卡扎多斯俱乐部举行射击比赛来庆祝他的四十四岁寿辰。比赛结果他大获全胜。大家欢天喜地，连连喝采。太阳下山后，庆祝会转移到芬卡住家里。按照当地渔民的习俗，庆祝生日要烤一只全猪。参加庆祝会的人坐在摆在一棵大树下的桌子旁边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唱着民谣。当烤猪拿进宴会厅，唐·安德雷斯作过祷告后，回力球队队员便争先恐后拿起刀子吃起烤猪来。厄内斯特摆出一副长辈的模样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后来他提起嗓子喊大家暂停。他说，在他生日的时候，最后一道菜——甜食未到，大家不能放下刀子。
玛萨已经写完了她的小说。她决定到纽约去再仔细看看加以修改。然后，将作为柯里尔报社派出的战地记者的身份到英国去。由于海明威将驾船出海巡逻三个月，帕特里克和基基又将离家去上学，她觉得没有必要留在芬卡孤孤单单地和佣人一起守家。再说她急于想到作战的前方去看看。十月二十五日她终于出门了，经由里斯本去伦敦，到达伦敦时已是十一月初旬。
在玛萨和他两个儿子走后，海明威抱怨说，他在芬卡的家变得又大又空，比监狱还要冷清。他费心驯养的猫布依斯和沃尔弗大叔现在已能为他守门。他要它们象竞技场里的狮子一样站在门前走廊上放哨。庆祝生日那一天，在卡扎多斯俱乐部的射击比赛中，他六枪中了五枪，他和厄缪亚打赌，在回力球比赛中他会大获全胜。鲍勃佐斯这时已离开大使馆参加了战略情报局。“彼拉”号上的人员也有所变化，但沃尔夫盖斯特，派克斯特奇，辛贝德和格里戈里奥仍留在那里。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在坎特伯雷学校足球赛中因取胜获奖，海明威写信祝贺他。他说，显然，他儿子是继承了他爸爸的传统。当时他是奥克派克中学有名的运动员。在各次比赛中人们可以看到运动员中有个身材高大的人。这人就是克莱伦斯E·海明威。他可以不费劲地把球来回带进禁区，后面跟着他的队友，协助配合他射门。
十一月份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在海上巡逻十分困难。十一月九日“彼拉”号设法营救托华德·桑切兹的纵帆船。大风把系泊绳索刮断，船随风飘流，幸好船上没有人。最后撞击在一处岩石上。海明威家的佣人把信件送到巴希亚宏达地方。海明威，大风撕扯着他的胡子，坐在船尾舵手座开始给帕特里克复信。他身上穿两件毛衣，一件短上衣。他不断地往手上呵热气，摩擦取暖。他说，这种气候真够呛。海浪击拍着海岸，冰冷的浪花冲进码头的入口处，越过栅栏进入走道。在芬卡，家里的猫大概也受冻了。如果这样的坏天气继续下去，他就要回家去看看。他惦念着那些大猫和猫崽。对于玛萨和波比他并不挂念，因为他们离开他太远了。
过圣诞节的时候，虽然帕特里克和格雷格里回家小住，但这一年的圣诞节不象往年过得愉快。波比被派带领一个排的黑人宪兵到国外去执行任务。至此，海明威虽然为他的儿子波比在军队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他却私下对布里格抱怨说，波比是奉令执行一项警察任务的。自从林肯时代以来，波比是他家里第一个军人，也是海明威家三代人中唯一在执法机关里工作的人。玛萨没有回家加重了他愤愤不平之感。他哀声叹气地说，没有玛萨在身边，他简直寂寞死了。他才从大风大浪的海上回来就给哈德莉写信，说他回家后只好同猫狗作伴。他聘用过好几个秘书，但都工作不久就走了。等待答复的信件装满了两大木箱。芬卡家里的家务越来越糟。每次他在海上忙了几个星期之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踉踉跄跄走回家。到家后，喝上几杯酒，听几张流行的唱片，接着便倒在地上呼呼睡着了。可恶的猫儿在他那密如乱草的胡子里寻捕老鼠，捉迷藏。这就是海明威的自画像，他想以此博得哈德莉的同情。
尽管海明威埋三怨四，但在一九四三年这一年中，他的经济收入和名声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一年里，他的《丧钟为谁而鸣》光在美国就卖出了七十八万五千册，在英国售出十万册。这个数字是近年来美国小说，除了《飘》以外，在美国最高的销售量。但另一方面，自从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向读者介绍《参战者》之后，没有写什么文章。他向伯金斯保证他绝不会让人当作一名酒鬼也不会成为一个没有东西可写的难以对付的作家。有时候，他的创作欲特别强烈，甚至有点过头了使他难受。他唯一的安慰是这些非常重要的经历在战争结束后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然后他提议等心情平静下来，立即动手干起来。
海明威传--第九章 另一次战争
第九章 另一次战争
跟踪至伦敦
在一九四四年开头几个月，海明威在哈瓦那的酒吧间里常常当众宣布，他将备好马鞍，骑马去追赶玛萨。他认为玛萨是他的妻子不是远不可及的偶像，因此他决定跟随她横渡大西洋，紧跟她不放；告诉她要嘛留在家里，要嘛进军事学校。他说，自从一九四一年以来，他一直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而从一九四三年起，他实际上同没有妻子的人一般。政治家们的阴谋诡计使他感到气愤，正象锅底下的火，越烧越旺。除了这样公开的声明外，他还不时提到要去纽约安排订购到欧洲去的船票。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急于立刻就走。一月份的最后一天，他在给玛萨的信中还说，他对欧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只是一匹备好了鞍的马，任凭放纵的主人的指使，准备跨越过任何一道障碍。
三月份，玛萨返回家里共商行动计划。她认为海明威把到战争前线去采访的计划拖延太久了，现在他应该从古巴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她一直同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航空助理专员罗尔德·达尔保持联系。达尔说非战争人员根本买不到飞机票。但是伦敦的航空局表示，如果海明威能把英国的皇家空军在作战中的英勇行为通过美国某家杂志加以报导，他们将设法给他弄一个飞机座位。当海明威同意接受对方提出的提议时，很快就同科勒杂志签订了一个合同。接着，海明威夫妇便出发去纽约等待飞机票。
到纽约后，厄内斯特感到特别高兴。达尔陪着海明威夫妇和拳击教练乔治布隆在格拉斯顿大旅店消磨了一个晚上。他们吃鱼子酱，喝香槟酒。伊里斯布里格看了他一眼，发觉海明威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支牙刷，一把梳子，没有带换洗衣服。但却带了两瓶苦药酒。原来，海明威听说，由于敌人潜水艇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破坏，英国朋友买不到苦药酒。一九三八年曾和海明威一起参加依布罗行动计划的温圣特锡安现在空军某部工作，目前来纽约度假一周。锡安去探望海明威，陪他几个小时。厄内斯特谈起约翰斯坦贝克，他十分称赞一九三九年写的《蝴蝶和坦克》一书。锡安和他的妻子十分恳切地请他们几位朋友到第三马路科斯特罗酒店吃晚饭。斯坦贝克夫人也在座。后来又来了一些客人，其中有约翰赫赛。欧·哈拉站在前房的柜台旁边。他随身带着斯坦贝克送给他的礼物——一支手杖。手杖是用黑刺李木做成的，十分精巧，虽然手杖旧了一点并且容易折断。海明威望了一下手杖，然后用五十元同欧·哈拉打赌，说手杖在他头上会断折。欧·哈拉同意和他打赌。于是海明威用手抓住手杖的两端，然后举起用头去抵那棍子。最后手杖断折了。海明威满不在乎地把弄断了的手杖往旁边一扔。这一举动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但是海明威却为自己能露一手而感到洋洋自得。欧·哈拉既输了五十元又丢了手杖。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斯坦贝克看了很不高兴。
五月十三日，玛萨坐上一艘满载炸药的货船走了。她是这艘货船上的唯一乘客。厄内斯特只好留下等搭飞机。第二天，星期天刚好是母亲节。海明威打电话给作家唐恩·波维尔，说他将到他府上拜访他并在她家吃早饭。海明威去时带了一些礼品——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一小盅巴哈米安的芥辣。碰巧海明威在凯岛时的一位老朋友伊斯德·参伯也在那里。中午的时候，伊斯德先走了，海明威便倒在沙发上睡了起来，一动也不动地。下午他们吃火腿三明治和奶酪，间或喝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一直到晚上六点才结束。唐恩家的猫躲在屏风后面偷偷窥视这位身材魁梧，满脸胡须的陌生人。唐恩哈哈大笑地说，这家畜看起来活象家庭侦探家。厄内斯特制止她说：“别嘲笑一只猫”，一边用手敲着自己的脑壳，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可以嘲笑一只狗，因为狗想同你作朋友。猫却不同，它不愿同你交朋友。它们一定是国王和皇后”。他说他还在生玛萨的气，因为她离开芬卡家里时，对她自己喂养的猫连一声再见也不说。唐恩突然想起那天是母亲节。马上给他母亲打了一个祝贺电报。“哎呀，”厄内斯特边说边从沙发上坐了起来，“今天是母亲节，是吗？那我也要给我的慈母拍个祝贺电报呢。”
厄内斯特订了五月十七日去伦敦的飞机票。他这一次可说是轻装旅行。随身只带一个小背包，一个旅行袋和两个长颈酒瓶。同到伦敦去的人有：女演员格特鲁德罗伦斯，她随身带着十几个鲜鸡蛋准备送给她在伦敦的朋友；一小队海军技术人员——负责与公众联系的瑞尔阿德米拉·拉夫特，他的助手威廉·万·杜森，瑞格林·布拉特的侄子亨利诺斯，耶鲁大学毕业生；前全美足球明星，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迈克布鲁克。诺斯和布鲁克都是在美国战略情情局工作，他们准备在法国上空用降落伞降落。那些海军技术人员都穿着便衣，他们准备到中立地区爱尔兰去，从那里再转乘飞机。飞机起飞前，乘客们先在第二十一号俱乐部吃晚饭。在搭乘泛美海上航机时，格特鲁德的鸡蛋不但全部打得稀巴烂，蛋黄溅坏了她的裙子，还招惹来别人的不堪入耳的指责。万杜森带了一些荞麦粉。厄内斯特暗自思量，等他住进多切斯特旅店时，用荞麦粉做早餐吃的煎饼。飞机最后在塞隆河畔的机场降落，大多数的旅客在弗内斯吃爱尔兰式的早餐。厄内斯特平时习惯不吃早餐，于是在转乘飞机去伦敦之前，他请诺斯和布鲁斯吃点流质的东西。
这次去伦敦是厄内斯特生平第一次。他过去习惯叫这个城市“可爱的老伦敦城”。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英国人后裔，所以他把这次到伦敦去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回故乡。多切斯特旅店，一般叫“多齐”旅店，经过五个年头战争的考验，如今仍尽可能维持战前那种另人感到豪华舒适的水平。位于帕克小街对面的海德公园里的树木正长出鲜嫩的叶子来。空气里有一股令人闻起来十分清爽的青草味。厄内斯特向英国航空公司提出建议，希望让他跟飞行员一起到欧洲大陆执行任务。于是航空公司派乔治贺顿到多齐旅店拜访海明威。乔治贺顿当时是代表英国皇家空军同三百名记者保持联系的负责人。他这次找海明威主要想同他订一个讦划。一天上中，贺顿带着一位很年轻的空军中尉，约翰马卡达姆——此人准备当海明威的联络官。他们来到厄内斯特的住房门前敲门。敲了好几分钟才听到房里隐约有个声音在答应，唤他们进去。原来，厄内斯特还睡在床上。他虽然一丝不挂，仍然坚持要起床，因为他说每当他同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谈话，他总是全神贯注的。这是他的习惯。他立即打电话要了些饮料，接着他们就谈开了。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制订厄内斯特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工作活动计划。
据消息透露，盟国军队将随时开进欧洲战场。在等待任务期间，厄内斯特在多切斯特旅店的住房成为他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常去的地方。当时玛萨还在大西洋彼岸，但伦敦街头经常可以见到身穿军装的年青姑娘。只是这些姑娘们一见到他这个大胡子就吓跑了。对此，厄内斯特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期间去探访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二十六年前同他一起在意大利前线开过救护车的弗雷德斯匹吉尔，多伦多明星报编辑格雷戈里克拉克和伊拉·沃尔夫特。北美报联记者——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巴黎结织的第一个朋友路易斯·格朗迪尔一天上午跑来问由厄内斯特作东道主的香槟酒会进行得怎么样。伦敦的《时代·生活和命运》刊物负责人查理斯的夫人瓦登佩葛也去拜访他。到他那里次数最多的要算摄影师鲍勃·凯柏，他每次来时总跟着一位漂亮的姑娘，他们俩住在贝尔格雷夫广场上一间破屋里。厄内斯特一个在文献电影机构工作的弟弟莱塞斯特，和他单位的一位士兵威廉塞罗扬，此人曾在一九三五年同厄内斯特吵过架。尽管他们在文学批评会举行的茶会上简短地交谈过，但塞罗扬并不象其他的客人那样随便进出厄内斯特的房间。
厄内斯特到伦敦不久，遇上了一位从美国北明尼苏达来的金发女郎。她的名字叫玛丽维尔斯，刚满三十六岁。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她在芝加哥日报社工作了五年，后来到伦敦在贝武布洛克爵士的《每日快报》社当专栏作家。她同一位《每日邮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诺尔蒙克结了婚。一九四○年她被调到《时代·生活和命运》杂志社工作。一九四二年她曾去过纽约，其他时间她都呆在伦敦。她住在格罗斯万诺大街三十一号一家公寓的顶楼套间里，离美国大使馆和多切斯特旅店不远。每当她丈夫诺尔因公出差时，她便刻苦自学政治和经济。这为她在鲁斯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提供了有益的背景知识。她觉得政治和经济比小说和诗歌更能反映世界的真实情况。
关于她在一九四四年初对生活所抱的态度，人们不难从她的日记中看出来。她在一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一个人先回家。时候还很早。我感到孤独，很想念诺尔。今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大家都感到很无聊。本来想和比尔去跳舞，但结果呆在家里谈论麦西隆和俄亥俄。生活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那样美好、舒适和雅静。”一月三日的日记写道：“今天买了一对高级的金耳环。感到太浪费太奢侈了。整天在家工作。”一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柠檬饼。结果味道真不错。”二月十四日的日记写道：“空袭使我感到情绪低落。”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写道：“诺尔似乎离我很远很远。肖这个人很有意思，说我如果呆在欧洲，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写道：“今天诺尔请路西和阿朗吃中饭……空军驾驶员（入侵机群）可望今天离开伦敦。”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写道：“诺尔预测，纳粹将侵略爱尔兰——空中轰炸。今天我穿着新买的猎人服，步行回家，经过格林公园。心中感到我生活过得够好的了，但我一事无成——没有孩子……而且有时候，我感到对诺尔十分陌生。”
玛丽维尔斯和其他的人一样，从报上得知海明威到了英国伦敦。关于海明威的事她就知道那么一点。到了第二个星期，她同摩赫德去吃中饭，她才知道关于海明威的更多的情况。那天中午她穿一件毛线衣外面套着一件外衣，到军人和外国记者常去的梭河白塔饭店去吃饭。同去的有欧文肖。他和海明威的弟弟莱赛斯特在同一个单位工作。饭馆里客人多，气温高。玛丽于是把外衣脱了下来。肖当即低声细语地对她说，只穿件紧身毛线衣，会立即惹来许多男人象雄蜂一样从四面八方向她这个蜂后飞来。果然，很多人朝着她看。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走过她前面时停了下来，出神地望着她。此人就是海明威。肖当即给他们作介绍。厄内斯特当时的举动真有点象争着去求婚的人。厄内斯特开始重视他那越来越少的头发了。一天，罗尔德·达尔顺路到多切斯特旅店去看望厄内斯特。进门时他看到厄内斯特正忙于用一支眼药水滴管和一瓶生发剂滴抹头发。
“厄内斯特，你干嘛使用眼药水滴管？”
“把药水滴进头发，注入头皮。”
“可是你的头发并不多呀！”
“我的头发够多的，”厄内斯特坚定地说。
人人都争着请厄内斯特做客。一天，他接到在巴黎结识的吉米查特斯的电话。原来梭河酒店，即费兹罗酒店的老板娘尼娜看报得知厄内斯特住在伦敦，当即要吉米组织一个老蒙特巴拿斯观光团成员联谊会，并推选厄内斯特为主宾。时间定于二十六日星期五。地点在布里克莱海湾。二十四日晚厄内斯特应开普之请到他家去作客。开普夫人家里藏有十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八瓶松子酒。开普还买了一瓶香槟酒，一瓶白兰地并特地到西边市去采购宴会上用的食品。
这天晚上，厄内斯特大部分时间坐在一个角落里同一位在盖伊医院工作，鼻子高高，身材魁梧，名叫彼得哥尔的医生谈话。彼得哥尔医生的妻子是个德国难民，能讲几句英语。厄内斯特十分得意地拿出一封复制的布莱顿大使写给他的证明信，表扬海明威和他的部下不怕艰苦和危险，连续不断地在海上巡逻了两年。厄内斯特解释说，他的胡子就是这样长起来的。由于在海上晒多了太阳得了一种良性皮肤癌。哥尔医生是位癌病专家，听了半信半疑。十点钟左右，厄内斯特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稀疏的人独自坐在靠窗的座位里，凝望着窗外慢慢移动着的阻塞气球①。这些气球就象懒洋洋的巨人般停靠在这个古老城市的古老建筑物上。厄内斯特悄悄地走过去向那个人作自我介绍。那人说他的名字叫瓦尔登。他是伦敦鲁斯杂志社的记者，曾经在纽约与玛丽维尔斯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他佩带着伞兵部队的徽章。他刚刚参加了第八十二次严格的飞行训练。一旦发动攻势，他就要到法国去。厄内斯特把瓦尔登的沉默不语错认为是对方心情忧郁。现在他别出心裁，给它重起一个名称叫“黑屁股”。瓦尔登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当他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痛苦时，厄内斯特显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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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阻御敌机空袭用的气球。
大约到了半夜，厄内斯特带着他的弟弟莱赛斯特和彼得哥尔走出开普的厨房。他边走边喊，“跟我来，兄弟们。咱们去活动一下吧。”大家放下酒杯，走进一间小房间，认真、凶猛地练起拳击来。过了一会，有些人请那位精疲力竭的哥尔医生用拳击打他们那绷得很紧的肚皮。这是厄内斯特最爱玩的一种小孩子游戏。当哥尔医生的拳头打痛了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另一些人走上前去继续打击对方的肚皮。
晚会在二十五日凌晨三点结束。这时天灰朦朦的。哥尔医生和他夫人主动开车送厄内斯特和瓦坦贝克回多切斯特旅店。瓦坦贝克婉言谢绝——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明智的。哥尔医生那天晚上从十点钟起一直喝酒喝个不停。外面街道一片漆黑。他起动了马达，尽他脑子里的清醒程度，车子沿着街道向前驶。可是还走不到半里路远，汽车就猛地向街边一个大水塔撞去。厄内斯特的头砸在车前的防风玻璃上。头被玻璃划开一道很深的伤口。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把他那一大篷浓密的胡子都浸透了。人们只好把他从那辆撞坏了的车子里抬出来。哥尔医生夫妇虽也被玻璃划伤了，但伤势不重，能自己走路。受伤的人立即被送进离多切斯特旅店两个街区的海德公园区的圣乔治医院。厄内斯特得了严重的脑震荡。他的双膝因与仪表板相撞，肿得很厉害。当他的弟弟莱赛斯特几个小时后闻讯赶来医院看他时，他神志已清醒，但显得特别烦躁。他弟弟注意到，在缠绕在头部的绷带底下他那双褐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厄内斯特急切想看报纸，想知道报纸如何报导他发生的这次事故的。外科医生在给他施行手术前给他的伤口洗刷干净。据说，医生给他一共缝了五十七针。他满头包扎着绷带，头部痛得厉害。这种情况将延续好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