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孩子一看爸爸不见了，一个个都大为惊愕。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还不到六岁，他张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问：“爹爹呢？爹爹呢？”
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了，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了。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苦。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拍拖
（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动。因为她在郭沫若书写的队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礼赞的“们”——集体力量的坚实的象征。于是她的胸中便鼓荡起无限的潜沉的力量；于是像灼热的熔岩一样喷爆而出的是她和队友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的歌声压过了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声。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们。于立群首先看见了他。街头遇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带着夸张的调子对郭沫若说：“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
郭沫若笑着说道。虽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在香港的街头遇见她，他的心中分外高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原来住在海陆通旅馆，和郭沫若商量以后，当天下午他们也都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沫若本来打算去南洋募款，连护照都办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考虑到最好在广州建立一个“根据地”，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所以改变了计划，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与于立群等人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郭沫若来广州后最初住在梅村，后来又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云：“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之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她和姐姐都生长在北平。她们家原是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薰陶，于立群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她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价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地充当了于立群的老师。
“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于立群说起话来，也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着些严肃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颜字的严肃性能起某种规范的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大约正是受了颜字影响的缘故吧？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尽管郭沫若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他的心却变得像一张洁白的宣纸，可以书写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可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姻缘一线牵，至此方成正果。
1月6日晚，天色昏黄。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施”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搀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经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重庆那时是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郭沫若和于立群1938年底来到重庆以后，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郭沫若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39年元旦。这一天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网球场上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向四万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这两件“礼物”正是郭沫若为之奋斗的目标。
重庆离故乡乐山近了。十多年以前，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次回四川的机会，那时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有意聘任他为院长，并专门派人到上海给他带去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作路费。但郭沫若顾虑到他回四川后难免不会发生一场家庭的纠葛，累及父母双亲，累及安娜和张琼华，所以终于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机会。岁月悠悠，许多许多年头过去了。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于1932年仙逝，郭沫若终未能和母亲再见上一面。每当想起这件事，郭沫若总觉得自己是个“不肖之子”有负于母亲的养育之恩。
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以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二十多年如一日。郭母生前已经知道郭沫若又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那时还没有于立群的出现），她老人家担心琼华儿媳将来无依无靠，所以临终时特地指着张琼华，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郭朝沛说道：“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现在，战争把郭沫若又逼回了重庆，逼到了故乡的家门口。
郭沫若动了返乡的念头了。恰巧在这时，他的两位侄子郭培谦和郭宗jin来到重庆张家花园，说家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殷切希望郭沫若“近期内回家省视一下”。郭沫若考虑了以后，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在1939年3月初旬的一天乘水上飞机飞抵乐山，随即赶回已经离别了二十六年的沙湾老家。
此时郭父朝沛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
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张琼华。麟贞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得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起来。虽然她不是他所爱的女人，但她是他应该尊敬的、应该报答的女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焉得无义？郭沫若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脸孔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昨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心意嘛，总要尽到才是——”
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卧病在床的父亲，向原配妻子张琼华一躬到底，对她多年来替他侍候父母双亲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母亲的遗言我是晓得的。多谢！多谢！”
郭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都十分高兴。
张琼华年近五十了，红颜早已消褪，白发早已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报偿。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他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在这一切的上面，他看到了张琼华的那一颗善良忠厚的心，从而深深感到是自己“误了人”。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对之忠贞不二。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一）万里寻夫
（十一）万里寻夫
日本。千叶县。一所曲尺形的平房。院子里的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有凉意的空气中。水池里的金鱼从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安娜很早就起来了。照例对着耶稣的圣像作祷告。每次祷告又总是无一例外地祈祷郭沫若平安无恙。
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她那键壮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劳苦而渐渐地衰损。然而她的精神一直很好。在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虽历久而不减其光彩。
自从郭沫若在那一天早上不辞而别后，安娜盼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年又一年，她常常一个人站在屋外的篱栅旁，久久地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田畴：当年郭沫若就是从篱栅的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的，从此一去不见踪影。田畴从深青变为金黄，又从金黄变成深青色。周而复始，寒暑交替，万古不变的只有安娜的那一颗至死不渝的爱心。
整整十一个年头在等待与盼望中过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解放战争也已临近尾声……
从1948年8月25日起，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历时达三个多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远在日本的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悉了郭沫若的消息。她激动万分，含着喜悦的泪水对儿女们说道：“啊啊，上帝保佑！你们的爸爸还活着，还活着啊！……”
“爹爹在香港！”
“香港——在哪里？在哪里？”
儿女们围着妈妈，说呀，笑呀，一家人顿时乐开了花。为了庆贺，当天安娜又烧了红豆饭。
安娜是在1916年的年底在冈山和郭沫若同居的，他们没有正式履行过结婚手续。所以安娜一直是日本的国籍。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从而在1947年3月失去了日本国籍。
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陆路不通，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及其夫陶晶孙也在台湾。所以安娜决定带着三子佛孙及女儿淑子，从日本启程，绕道台湾去香港寻找郭沫若。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她把自己也视为中国人，所以她要回到中国去，寻找孩子们的爸爸。为了这一天，她实在盼得太苦太苦、等得太久太久了呀！
安娜是个果断的女人，一经决定，她便立即着手收拾行装。
正在这时，忽然有几个身份颇高的人物，来敲长久被冷落的安娜的房门了。他们一直走进里屋东睃西睃，然后压低声音，用很秘密的口吻对安娜说：“我们特意来访，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安娜莫名其妙，就问道：“生意？和我？”
其中一个带头的人诡秘地一笑，点点头说：“对，太太，和你谈一笔大生意。”
安娜摆摆手：“我没有什么买卖可做呀！”
“有的，有的，”那个人提高了些声音说：“你不认为你生活太清苦、太寒酸了吗？你的那些东西是很值钱的，只要你答应出售，会得到一笔不小的钱数，会使你的生活大大改观，坐等享福啊！”
安娜仍弄不清楚这些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老大疑惑着，她盯住那几个人问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那个带头的人物，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直接了当地向安娜和盘托出道：“直言吧，就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写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和他的全部手稿。太太，我们愿意高价购买！”
原来是这样！安娜的确保存着郭沫若许多作品的手稿，还有不少日记。她把它们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即使在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战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安娜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出卖丈夫的手稿。在她看来，出卖这些珍贵的手稿无异于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她斩钉截铁地回绝那几个人物道：“我是不卖的。”
“刚才说过了，我们愿出高价！”
“高价我也不卖。”
那几个人物见安娜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得作罢了。郭沫若在日本的全部手稿因此得以保存，没有落入他人的手中。
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安娜携带着郭沫若的手稿，同三子佛孙和女儿淑子一同登上开往台湾的客轮，开始了她万里寻夫的第一步，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这样兴奋，好像同郭沫若久别重逢、举家团圆的日子就在眼前。
现在以安娜这样的人物要到中国去，自然是一件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情。一些新闻记者又蜂拥而至了，他们要抓紧机会在安娜上船之前进行采访。1937年底南京陷落时，安娜对新闻记者的提问一概不作回答，现在她乐于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她沉默了许多许多年，郁积在心中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了。她现在可以讲话，愿意向众人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个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安娜对这个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故乡才去那里生活的。”
“这些年你在日本是怎样生活的？”
安娜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了，她极力镇定一下自己，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战争爆发后，我一直被国人看作是‘敌人的妻子’、‘卖国贼’。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可想而知”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啊！屈辱、挣扎、苦斗、期待……记者先生们为安娜的这一句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回答深深打动了。他们看得出来，在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位郭安娜，这位佐藤富子，是真正的优秀的日本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位记者才怀着崇敬的心情问安娜夫人道：“你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安娜朝着大海的西方望了望：中国就在西边，丈夫就在西边。西边意味着重逢，意味着团圆。她十分愉快地说：“经过柔肠寸断的十一年之后回到丈夫身边，如今积忧烟消云散……”
碧海蓝天，海鸥在快乐地、自由自在地飞翔。
轮船破浪前进，朝着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中国驶去。
行至中途，海上起了风暴。轮船颠簸摇晃，安娜和一对儿女挤在三等舱里，像是闷在锅里被翻炒的鱼。安娜呕吐得厉害，佛孙关心地抚着她，问道：“妈妈，你不要紧么？”
“我不要紧的。”安娜用手揉着胸口，叮嘱儿子说：“舱里的人又多又杂，当心你爸爸的手稿。”
“是，是！”佛孙答应着。
淑子抱怨起来，说：“刚才天气还好好的，怎么说起风就起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佛孙笑道：“中国古话里还有一句：‘人有旦夕祸福’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安娜嗔道，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见到了你们的爸爸，我们今后只有‘福’没有‘祸’了……”
“哈哈，祸尽福来！”佛孙、淑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和妈妈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长子和夫在台北大学任教，陶晶孙和佐藤操夫妇也在那里，陶晶孙是卫生学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安娜在妹妹、妹夫家里住了三个星期，略事休息，一面办理去香港的有关手续。
安娜抵达台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了。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派人来极力挽留，劝安娜不要到大陆去，并答应给她以优越的条件。安娜拒绝了，因为台湾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委婉地对来人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是带着孩子寻找失去的丈夫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可是”，那个人故意做出一脸苦相说：“郭沫若在中国又有一个家庭了呀！”
安娜心里一怔。继而又想，这也许是为了劝阻她不要去大陆，留在台湾或者返回日本的一个计策，她在日本时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流言，但她总是不屑一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总要找到郭沫若才能弄得明白。于是安娜偷偷买了从台北飞往香港的机票，带着长子和夫和女儿淑子继续万里寻夫。
飞机比轮船快得多，想到很快就要与郭沫若见面了，安娜心情比任何时候都兴奋、都激动，她坐在机舱里，望着舷窗外面茫茫的云海，一边揣想郭沫若现在身体怎样了？面容改变了多少？……想来想去，出现在她脑海中的郭沫若仍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位于九龙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楼上。当安娜和两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着实感到了意外！
“安娜！………”
他见到阔别十多年未见的安娜，已经苍老了许多，不过身子还是挺硬朗的。和夫已是三十的人了，淑子也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想到这十余年来，安娜独自挑起了养育儿女的重担，又因为他吃了许多许多的苦，郭沫若深深感到愧疚。
他尤其愧对安娜的是：他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于立群结了婚，至今已生有五个孩子了！
安娜见到郭沫若的最初一刹那间，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如果倒退十年，她一定会像初恋时一样，即刻投入到丈夫的怀抱里的。然而，她见到郭沫若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又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儿排着五个小儿女，她犹如大梦初醒。不需要郭沫若向她说明，她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本是不应当发生的，可是终竟发生了。
她所担心、所忧虑的事，当别人说起她却当成流言不屑一顾的事，现在无情地摆在了她的面前。
命运对安娜来说，太不公平了！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性格不定，最足担心。”
安娜十一年前对郭沫若说的话，不幸而言中了。郭沫若和安娜现在几乎都同时想起了这句话。那果真是圣母玛利亚的预言吗？
重温这句话，郭沫若不能不感到愧疚，安娜则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惆怅。魂萦梦绕，万里寻夫，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安娜不是张琼华，怨愤一时竟填塞了她的心胸。
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但谁都明白：这是一个不能共存的局面。
老朋友们看到这一种尴尬的场面，都出来斡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了一次，指出造成这种不幸的责任，当然不是安娜，但也不是于立群，也不是郭沫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郭沫若是为了参加抗战而回国的，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使得他们离散了，而且音信不通。冯乃超恳求安娜道：“安娜夫人，请你本着对沫若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吧！”
安娜这时想起了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经爱过另一个女性——安琳。她记得那时她曾对郭沫若说过：“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旧戏重演，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那时安琳并没有和郭沫若正式结婚或同居，而现在于立群已经和郭沫若结婚多年了；二则那时她和丈夫有好几个儿女，安琳和郭沫若并没有儿女，现在尽管她有儿有女，但于立群同样给郭沫若生了五个儿女了呀！……
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
自己生的儿女如果不能没有父亲，那么于立群生的儿女同样不能没有父亲。
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有五个儿女，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而她自己的家庭，由于郭沫若回国，早已在十一年前就支离破碎了……
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上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思前想后，安娜终于决定本着基督的精神，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我走，让她留在你的身边吧！”她对郭沫若说。在她的脸上，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在她的心里，则流着血和泪……
郭沫若心如刀绞。他想要送送安娜，但有一只手把他“拍拖”住了，回头一看，是于立群伸过来的。在她的身后，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站着五个儿女。
啊啊，他们也是插在他心上的剑哪！
郭沫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此时东北已经解放。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安娜到大连定居了，和长子和夫住在一起。和夫相貌酷似父亲，这对安娜是一种安慰。郭沫若那些手稿安娜也全部献给了国家。
上海是安娜在192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最先踏上中国土地的地方。她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她抚养的四子一女解放后都先后回国，参加了祖国的建设。
1949年，安娜加入了中国国籍。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二）永恒之女性
（十二）永恒之女性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时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59年，他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蔡文姬从遥远的匈奴返回故土时的悲喜交集，她和左贤王和胡儿、胡女两个孩子诀别时的痛彻肺腑……这种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正是当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写照。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的影子，再现了自已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说过：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演出时，每当舞台上蔡文姬为思念一双儿女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时，作为剧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珠泪滚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写《蔡文姬》的日日夜夜里，安娜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寄托了郭沫若对安娜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