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告诉老师。”
我有些心疼了，赶紧说：
“连沐黎也不告诉，你们还是好朋友，好吗？”
他点点头。我顺手掏了5角钱给他，告诉他，“以后要用钱，可问我拿。”他很懂事，不肯收。我再三塞进他的衣袋，他才说声“谢谢”收下了。
以后，沐黎的乒乓板不丢了。读中学时，他们分开，我再没有见过××来我家玩过。十年动乱开始，我家被砸得稀巴烂，除了来造反的人外，朋友都不肯登门。可是××却提着大包碎饼干来看我。原来他家贫穷，小学毕业后就去果品公可工作，碎饼干是他们的福利。
看着站在屋子中间的彪形小伙子，我忍不住抱着他哭泣起来，那份情，那份义，无法用语言表达。
不怪你们
弟兄俩相差不到两岁，又同在托儿所全托，养成了互助互爱的好习惯。读小学回家住，也和睦相处。但是有天傍晚我回家，看见兄弟两人都闷闷不乐。我仔细问了好久，才搞清楚他们不愉快的原因。
弟弟喜欢买文艺书，他的小书架上都是整整齐齐的新书，阅读时也特别爱惜。哥哥则喜欢添运动器具，哑铃呀，拉力器呀，拳击手套呀……样样都有。
课余各有所好，互不影响。麻烦就出在弟弟被吸收进徐汇区少体校游泳队后。他带小朋友来家玩，小朋友看到屋里有运动器具，开口借。弟弟未征得哥哥同意就让他们拿走了。后来哥哥的同学看见小书架上的新书，也提出借，哥哥也照给。没有想到，运动器具借出，十天半月还回来仍然是新的，而新书过十天半月还回，则变破旧了。小儿子十分心疼。兄弟两人争吵几句，哥哥不服气：
“是你先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弟弟哑巴吃黄连，伤心地哭了。我回家时，正好碰着。我看了一下，新书中夹几本旧书，确实不好受。便对小儿子说：“你看看多少钱，重新买几本……”
不等我说完，沐海高兴地说：
“妈妈，现在对面书亭还开着，我先去买回来。”
晚饭后，兄弟俩都恢复了平静，我才说：
“以后家里的东西，不随便往外借，妈妈也一样。过去妈妈没有关照过，不怪你们。”
沐海反应快，马上回答：“我一定办到。”
大儿子略思片刻才开口：
“最好写张条子贴在门上。”
我悟到，他的提议有道理。因为他是学生干部，有张字条，避免为难。我立即在一块厚白纸板上写上：
一、当心煤气。
二、进出锁好门。
三、家里东西不乱搬动，不外借。
以后，兄弟两人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不愉快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是互助、互爱、互敬。
言必行
我家四口人，吃穿并不怎么讲究，但是很重视精神生活。记得刚有电视机时，我们就花不少钱买了一台“天津”牌黑白电视机。事先，就对两个儿子说清楚：“作业完成才能看，并且按时睡觉。”
有次，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胡英远等到我家看电视里播放的戏曲节目，边看边议。两个儿子就在同一间屋里做功课，却“目不斜视”。客人们既吃惊又赞赏。我对她们说：
“这是先说定了才买的。言必行。”
从小事做起，可以说是我们的家风。儿子能从小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我们很高兴。反过来，也促进我们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我想，这也是促使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最大动力。
真才实学取胜
我与汤晓丹靠月薪收入开支。儿子逐渐长大，需要增订的杂志有《新体育》、《音乐》、《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美术》、《艺术世界》、《连环画报》……有增无减。我们需要的专业书就更多。我们就这么些收入，这里花多了，那里就紧缩。
我的两个儿子所穿的衣服，全是我见缝插针，下班回家干完家务后做的。常将汤晓丹的旧衣服改小，或者翻个面重做给儿子穿。既省布钱，又省工钱。由于抢时间，我又是急性子，做工就粗了些。但两个儿子从不嫌妈妈针线活不好。我做衣服，讲究实用。一般说，口袋做得又多又大，好装钢笔、本子等。有的小男孩注意穿着，总是风趣地取笑：
“你妈妈做的衣服口袋可以装五斤米。”
儿子总是“嘿嘿”笑两声算数。后来，讲的同学多了，大儿子才偶尔表示：
“妈妈，做衣服时，口袋不要太大。”
我是一个不愿受世风制约的人，便对儿子说，不要受别人说长道短的影响。真正要追求的是真才实学，人们尊重的首先不是衣着，而是本事。
精神上的丰厚回报
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乒乓明星进行友谊赛，陕西路体育馆公开售票。要3元钱一张票，还要排长队才能买到。我花去12元，购进4张票，全家看球赛，都是为了大儿子。这样的开销，当时在上影厂绝无仅有，因此引来朋友们的笑话：
“你和汤晓丹这么大年纪看乒乓球赛，钞票用不完了吧？”
我只好小声对她们说：
“这叫智力投资。”
记得苏联芭蕾舞团访问上海时，我暗中打听到有一场公开卖票，票价每张5元。尽管汤晓丹已经在招待演出时饱了眼福，但我仍千方百计求人买了4张票全家进场。为了有音乐天赋的小儿子沐海，花20元钱我心疼，但情愿。那时，他刚5岁，不让进场，通过友人打招呼，才被放进去。演出过程中，我一直注意沐海的神情，他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盯住舞台。
后来，汤晓丹还把《天鹅湖》的故事书放在儿子睡觉的房间。我天天读给他听，我相信艺术熏陶对他成长所起的作用。
1985年，沐海在国外已被媒体称为“指挥明星”了。他接父亲去欧洲游玩。在德国举办的纪念世界著名音乐家巴赫诞生300周年的音乐会上，沐海把座位最好的一张票给了父亲。音乐会在一个于天主教堂外的广场上兴建的大舞台上演出。灯光从附近的高楼窗口直射舞台中心，变化无穷。乐队阵容强大。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演员队伍，用芭蕾舞形式，来诠释巴赫的古典音乐。根据耶稣受难故事改编的《马太受难记》，用优美的舞蹈动作表现出来，富有情感，十分动人。75岁的汤晓丹大开眼界，所受到的震动和所感到的新奇堪与5岁时的沐海看乌兰诺娃的《天鹅湖》时的感受相比。
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得到了精神上更丰厚的回报。
不幸骨折
大儿子与同学一起滑旱冰时，不慎骨折。我没有责怪他。当时，报上正红红火火地宣传陈中伟医生断手再植。凑巧那天正是陈医生用夹板为他固定受伤的脚。陈医生还让我从透视镜里看骨头断裂的地方。我们临走时又叮嘱：“回家后垫高脚平躺，不能移动夹板的带子……”
回到家，我本来想说他几句，转而一想，滑旱冰也不是坏事，摔跤更不是他愿意的，便改口说：
“妈妈年轻的时候，学过滑旱冰，你先问问我，我会告诉你如何起步、站稳、保持重心、停步……即使摔倒，也不会骨折。”
沐黎笑了，想不到妈妈还懂这些。
我趁机说：
“我刚进电影厂时，才17岁，住在集体宿舍。星期天到大食堂跟着几个年轻人学，他们教我溜冰知识，我很快学会了，还没有摔过。”
大儿子似乎忘了伤痛，还笑起来。这时，小儿子回家，我告诉他哥哥跌坏了脚。如果他以后想玩，我教他，还答应送他们每人一双旱冰鞋。我还拿了《王若飞在狱中》那本书，一句一句读给沐黎听，鼓励他和疼痛作斗争。
刚拆夹板，双腿还无力支撑身体行走时，就碰上初中入学考试。我对沐黎说：
“你不用犯急，明天我们早点起床，吃了早餐，我背你去考场。”
沐黎笑哈哈地问：
“妈妈，我这么大，比你还高，你背得动吗？”
“走着瞧，儿子再大，妈妈也背得动。我走慢一点好啦。”我信心十足地回答。
沐黎更有兴致了：
“妈妈，你就不知道，走得越慢，会越累。”
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不知怎么，我却悟出了深刻的含义。是呀，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走路的，不走，会失去一切；走得慢，会累得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准方向快步向前。
正在这时，他的同班好友王伟提着一盒点心来看他。那时，小朋友带点心看小朋友很罕见，王伟见我有点吃惊，主动说：
“我的母亲喜欢沐黎，让我带来的。”
第二天清晨，王伟来背他去了考场。我不放心，也一直在教室外操场上等候。结果沐黎成绩名列前茅。
儿子骨折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时期。汤晓丹在连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当饭吃的山东外景地。家里发生意外，我们没有告诉他。以后儿子也学样，碰到麻烦都不让父母操心，两代人互相体谅。
汤晓丹今年已88岁高龄，不免常生病住院。两个儿子不放心，每次来电话都会说：
“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不能瞒着我们……”
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担心父亲，担心我会像以前那样，苦痛、麻烦都自己承担着。所以我爽朗地对他们讲：
“现在，家里生活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如，我与你们的父亲还能各有追求。虽然人在医院，三天两头打吊针，不时服药，但都不是致命绝症，你们专心自己的事业，不要牵挂父母……”
我们两代人都懂得互相照顾。有时，我剪辑电视剧和写稿子有了额外收入，总要买些东西寄到国外，还定时寄中文书。邻居笑着说：“别人都是从国外往这里寄，你倒是从这里往国外寄。”
“是呀，我乐意这样。”
零用钱
我出生在重庆，家里兄弟姐妹8个，我是老大。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所在的单位裁去川籍职员，空缺让外省流浪者补上。家里没有正常收入，我们读书，当然不会给零用钱。萧规曹随，我也从不给儿子零用钱！
我的妹妹是我负担到大学毕业的。她第一次有了收入，便给沐黎、沐海各寄5元，写明由他们自主支配。几天后，小儿子突然说：
“妈妈，我们游泳队有运动鞋卖，老师说比体育用品商店便宜。我想用阿姨给我的钱去买。”
稍后，他又补充说：“不过不够。”
我还没有表态，大儿子就抢着说：
“你把我的5元加上就够了。”
弟弟穿上新鞋，哥哥也乐开怀。难得一笔零用钱，增加了兄弟情、手足爱。
岁月匆匆，眨眼到了90年代初。沐海在澳洲指挥音乐会，邀请父母去旅游。我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如果你哥哥全家也能去就好了。”
小儿子马上顺着我的心意给哥哥去了电话：
“父母老了，很想念你们，我邀请你们全家四口来澳洲旅游团聚，所有费用由我出。”
那次相隔十几年的三代大团圆，沐海共花4万多美金。我总觉得，这是小时候“5元零花钱”的感情延续。同样，父母亲情在儿子心里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父亲有病，他们都争着寄物寄钱来，我则表示：
“我们不缺钱花，病了有劳保。钱汇来，也是存银行，不会兑换。与其存在我这里，不如存你们那里，我更安心。”
我们一如既往互相关心。
情暖人心
1954年后，我家住房宽了。小儿子的课外活动小组在我家客厅活动。小同学们都很懂事，保持室内干净。有天晚上，我扫地时，发现地板上有碎玻璃，仔细察看，发现一只玻璃果盆没有了。第二天清晨，小儿子才告诉我是小朋友不当心打破了。我没有责备他，只是说：
“这几天，你和哥哥千万不能赤脚，玻璃屑很难一两次扫干净。”
事情过了好久，我发现那个打破果盆的小朋友不再来我家了。一次在路上凑巧碰到他，我便主动问他：
“怎么不来我家做功课呢？汤沐海也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畏惧终于消失了，从此与沐海很要好，直到读中学时才分开。十年动乱开始以后，我被安排去崇明农场劳动。那个小朋友在来往的轮船上工作。在一次回程途中，他给了我一个布袋，我忐忑不安，脱下劳动外衣罩住布袋。回家反锁上门，才打开，原来是几只崇明大蟹。我的鼻根发酸，眼泪簌簌往下掉。
那时，不论何人，随时都可以来我家查问。为避免麻烦，我们只能到后半夜不开灯煮蟹吃。就洒点盐，其他什么调味品都没有，我们却是狼吞虎咽。说也奇怪，那次蟹味却长留至今，余香不散。因为蟹味里还包含着两代人的深情厚爱。而今，沐海出国已十几年，他的同学还经常来看我们，情暖人心。
《星火杂志》
《星火杂志》是苏联真理报社出版的俄文画刊，订费虽贵，但我们一直订，因为每期都有好几幅古典的和现代的名画，可以让喜欢画画的大儿子仔细看，培养他的形象思维能力。我还为他买了画架，让他学会站着观察，站着画。本来，我将画架放在他们向南的住屋里，后来发现，他把画架移到向北的书房了。我打扫卫生时问：
“你怎么不在自己屋里画呢？”
“我发现朝北的屋子光线变化不那么快，适宜绘画。”儿子回答。
我明白年幼的儿子在自学绘画时，还学会了琢磨更多的东西。
汤晓丹从旧书店买回《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虽是旧书，但比新书还贵。上面全是名人名画，还有反映名画创作过程的素描。有一幅大画家列宾画的《托尔斯泰在写作》，沐黎更是兴趣浓厚，他一直照着画，还能背着画出来，与原画并无大异。
我带两个儿子去上海译制片厂看电影《画家苏里柯夫》。它不仅描述了苏里柯夫的绘画经历，还有很好的音乐。两个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回家路上，沐海嘴里一直哼着它的主旋律，沐黎则说：
“我们那本《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里就有苏里柯夫画的人物素描。”
我乘兴鼓励他：
“你好好画，将来也会成为名画家，去苏联博物馆看看真品。”
我的话还真的成了现实。1984年，沐黎在英国随苏联旅游团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真的去了博物馆仔细看了真品原画。
不负老师重托
沐黎的图画课老师庄文华发现沐黎有天赋，就更加着力地培养他。庄老师多次把沐黎的画送区和市少年宫参展；把他的铅笔画《骑马上北京》送《新民晚报》发表；把《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健儿喝彩》送《解放日报》发表；利用节假日带他去马桥人民公社和闵行一条街写生。最近，他把保存了几十年的写生送给我时，深情地说：
“您作为母亲为儿子含辛茹苦几十年不容易，我作为老师把学生的画藏几十年也不容易。‘文化大革命’抄家时，金银财宝都让人拿走了，这两幅画我藏了起来。”
我们都激动得掉泪。我收下了这两张颇有历史意义的写生，因为马桥人民公社早没有了，闵行一条街也大变样了。
庄老师当年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他培养学生，常常对学生委以重任。
记得有一次，庄老师筹备徐汇区小学生美术展览会，临时要补充一个题材。庄老师急了，把任务交给汤沐黎，并且关照“第二天交画”。虽然沐黎当场答应，但是庄老师并不放心，因为时间太紧迫。所以，老师特地到我家，希望我支持。看他那个急劲儿，我立即表示：
“你放心，我会帮助他，晚上我不睡觉，也要看着他画完。”
其实，那几天沐黎患感冒，还有点热度。我一直陪着他，见他打了五六次草稿。我按时递给他药和开水。凌晨两点，他画好了，我让他上床，他睡了。我帮他收拾东西时，才忍不住哭了。当然，这是幸福的眼泪，心疼的眼泪。
保留一份纯真
沐黎喜欢交朋友。一位小学同学巴提牙从新疆写了一封信给他说：
“全家准备回苏联，要代买20支‘石人望’牌口琴。钱马上汇到，希望口琴先寄去。”
沐黎放学后去文具店打听，共需400元购货款。他把信给我看，要我先垫钱。那时，我的月薪70多元，400元是近半年的收入，拿出来有困难。再说那时中苏关系已紧张，花了钱还不定引出多少麻烦。我只好推说没有钱垫。
儿子不理解，天天放学后去常熟路邮局查问：“有没有钱从新疆汇到汤晓丹家？”这样持续了近半年，才停止了去邮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买口琴的事在我们母子心中都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重新谈起这件事，沐黎仍然坚信：
“妈妈，如果您当时给我钱，我买了琴寄去，巴提牙一定会把钱汇回上海还我们的。”
我觉得待人诚恳是沐黎最珍贵的品质之一，我愿他永远保持，所以，我附和着，点点头。
儿子也开导我
沐黎进的五十一中学是重点五年制学校。他又是班上发展的第一位共青团员，二年级就被选为学生会委员。所以他除了自己保持优异的成绩外，还要帮助别人学习。尤其考试前，来家的同窗好友川流不息，纷纷要求沐黎帮他们复习功课。我在边上，心里着实为他焦急。我担心这些学生临时抱佛脚既不能提高成绩，又影响沐黎的考分。
等家里静下来，我才对沐黎说：
“以后是不是改成平时互助，考试前还是你自己复习要紧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似乎开导我：
“妈妈，你不知道，我帮助别人，等于自己复习，别人搞不清楚的，正是有难度的……”
我暗自承认自己有点狭隘。
瓷砖上的手帕
儿子读书时，每天要带干净手帕。如果伤风感冒，还要多带几块。所以，我规定他们每天晚上把脏手帕放在盆子里，干净手帕从浴室瓷砖墙上撕下，平平整整放进口袋。
有天吃晚饭时，大儿子突然问：
“妈妈，别人家手帕，洗后晾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问话的意思，没有马上回答。他“嘿嘿”笑了两声说：
“今天班上开会批评一个女同学有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她把红领巾烫得太平整了。她急得快哭出来，申辩说，‘不是烫的，贴在瓷砖上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急忙问他：“你怎么说的？”
“我是大队长，起先没有说话，要大家先发言。有的批评她不虚心，有的说她诡辩……反正她难过极了。后来老师问我，我才告诉同学们，我家手帕贴在瓷砖上确实很平整。”
我没有表扬儿子，但是我内心为他敢讲真话而高兴。
关于手帕的事，我早已淡忘。没有想到我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汤氏艺术家兄弟》一文后，当年受批评的那个女同学赵希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到杂志社。信里说：“……汤沐黎是班干部，有很高的威望，他站起来说了话，大家才不再追究了。那时，我们都只有十二三岁。他敢证明一个事实，这是他品德善良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信的最后还说：
“您有两个那么出色的儿子，是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我也为曾是世界著名画家的小校友而感到骄傲。”
赵希平知道我家现在只有我和汤晓丹，都已七老八十了，就经常以女儿自称，打电话问寒问暖，逢年过节还带些点心来看我们。
瓷砖上的手帕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最需要的温馨。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奋发图强
奋发图强
报考落榜以后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招生时，我决定送沐海去应试，我相信他能考上。考试那天，大人小孩加在一起有好几百。所有做父母的都跟我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能成为音乐家。
轮到沐海进场，老师让他听“音准”。他发懵没有回答，当场落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为此，我自责了好久，认为应该先请个老师辅导一下；当然也暗自埋怨他父亲只顾忙自己的，没有管儿子的事情。
我担心他的自尊心受损而影响学音乐的情绪，就拉着他的小手说：
“海海，你知道吗，这次你没有考上音乐学院附小，妈妈也受到教育，懂得光有天赋还不能成为音乐家。你有天赋，又比别人用功，一定能成为大音乐家。像我们国家的洗星海、黎英海，小时候就开始用功了。”
他突然冒出一句：“妈妈，还有汤沐海。”
他的天真里带着志气，我当然高兴。我说的那番话，当时也不知他听得懂听不懂。不过他走向世界乐坛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一个人的成功，必须懂得天才加上勤奋；必须懂得搏击风浪去争取机遇；而每一次新的机遇，只不过是重新争取更大胜利的开始。”
这是他经过奋斗拼搏总结出来的哲理性的肺腑之言。坚持这样的观点，坚持这样的行动，就永远会站在竞争者前列。细细品味汤沐海的话，我总觉得是他记住了我在他没有考上音乐学院附小时说的话，无疑他把我的话深化了，回过来，他的话也激励着我。
汤沐海从小学升中学，一直都是学校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少年宫、青年宫的歌咏队都少不了他。除了钢琴外，他还在学校学会了拉手风琴。文化广场开大会，有学生唱歌助兴时，就会看到汤沐海在其中领唱。青年宫常有接待外宾的活动。有时，外宾提出加一个新节目。临时排练临时演出，那就要有点灵气和天赋了。汤沐海比别的合唱队员领会得要快一些，当然，被派到的任务也就重一些，实践的机会也多一些。
我挑了块上海牌手表
1965年底，天气特别寒冷，我正在昆山四清工作队，突然接到队长通知：“赶快回家一次。”我不知家里出了什么意外，想打听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快去快回。”我更加焦虑，两腿发软匆匆回家。
推开房门，看见屋里坐满了男女同学，个个笑容满面，墙上贴着大红喜报，才晓得是小儿子在学校被动员去当了文艺兵。那时，他刚过16岁生日，根本不够参军年龄。沐海望着我说：
“妈妈，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说走就走，这么快——”
我忍住泪水说：“军队是革命的大熔炉，你去了会锻炼得坚强的。”
其实，这不是我的真心话，我日夜企盼的是他能正规读完高中。大学，成为一位音乐家。理想变成了泡影。我只能说“命运在捉弄人”。
我到离家最近的中百二店去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夜深人静时我才给沐海，并对他说：
“你戴着它，会感到妈妈日夜挂念着你……”
沐海很理解母亲的心，含着眼泪说：
“妈妈，我不会放弃自学音乐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回来，他叹了一口气才回答：
“他们怕你会反对我走。”
我明白了。原来是半年前他初中刚毕业时，碰上越剧改革女扮男装演出，越剧院到五十一中学去挑人，看中了汤沐海，当场就同校长谈要让沐海去当越剧演员，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也就没有同意，结果反对成功，他才有机会进高中。这一次，他是在青年宫演出时被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孟祥增挑中的，同时带去参军的近20人，都是有音乐天赋的年轻人。可能大家都清楚，汤沐海根本不够参军年龄，我要真反对还真走不成。不过，那些人也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反对当解放军啊。我只不过想我的儿子能正儿八经把大学读完，当个音乐家，这是我作为母亲的一个良好心愿。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有权利有义务为儿子的前途打算，为他创造些条件。
小儿子中途停学走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大儿子汤沐黎身上。他自幼喜爱绘画，也显露出这方面的天赋。但是进重点中学后兴趣发生了变化。他改变了当画家的愿望，立志科学兴国。我也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为他创造条件。
绝境求生
沐黎也信心百倍地表示“五十一中学的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他的成绩全优，报考“北大”、“清华”、“哈军工”十拿九稳。可谁会想到我们正做美梦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们家被砸得稀巴烂。绝境求生，大儿子决定重新拿起小时候喜欢的画笔。那时，全家靠我70元收入糊口，牙缝里省钱也要为儿子添绘画颜料和工具。被单破了，我用旧旗袍、零碎布条拼补，五颜六色，远看还像工艺品。
沐黎被分配到牛奶公司牧场，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后坚持画画。1972年，他的油画《接班人》被第7期《人民画报》转载。《人民画报》当时用16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这是了不起的，何况当时他还受着父母冤案的牵连呢。
沐黎没有因点滴成绩而停滞不前。他白天劳动，下班后即去结核病医院手术室看祖国传统的“针刺麻醉”疗法，在医院工会堆杂物的房间里画《针刺麻醉》，累了和衣躺在地板上小睡一会，天蒙蒙亮又赶去劳动。那时他一患伤风感冒就不容易好，夏天还得裹着厚毛巾保护气管。多难熬的日子啊！他挺过来了，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超凡的韧性挺过来了……《针刺麻醉》终于在极艰苦的创作环境中完成了。它展现了红海洋喧闹声中的片刻宁静，更显示了我的儿子不受环境污染的独立性格。他有着水晶般的心灵。
《针刺麻醉》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正好汤晓丹带着干校的满身大粪味回上海。儿子请他去看画，他满脸欢欣答应去。临行时，他胆怯了，担心他的出现会影响儿子的前途。他提议：“我一个人随后就到。”
沐黎知道父亲的想法，再三恳求：
“几天后，画就运北京参加全国美展了，我需要听听您的意见再作修改。小时候，您苦口婆心鼓励我成为画家。今天，我正照着您的期望在争取……”
儿子的声音带些呜咽，父亲也泪光闪闪。汤晓丹停了好一会才说：“帮我找个大口罩戴上，免得节外生枝。”
牧场属上海农业局，农展馆需要一名美工，沐黎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只能借不能调，说政审通不过。我对他说：“我们也是有冤无处申，害了你……”
沐黎非常冷静地表示：“我现在蛮好，不让我调，我有更多时间画画，打好基础才能大有作为。”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停办了几年之后重新公开招生。华东六省只有一个名额，他决心报考。由于工作劳累加紧张复习，临去北京前突然晕倒，血压降到四十，嘴里还小声念着“我能去火车站”。
我和儿子想法一致。我决心不让沐黎失去进考场的机会。于是一面找人去退火车票减少损失；一面去厂里请求开证明照顾买飞机票。上影厂厂办的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破例批准，因为那时坐飞机有级别规定，自己出钱没有证明也不行。
沐黎带着虚弱的身体去了北京中央美院考场。各科成绩都考得特别好，还附带回答了不计分的英语问题。轮到最后命题创作《怀念》，汤沐黎十分平静地画了《苏武牧羊》。构图简练新颖：被匈奴拘留了19年的苏武坐在一块石头上，深秋的晚风吹拂着他身上已经破烂的旧袍。苏武显得憔悴苍老，但是手中仍然紧握那根出使时的旄节。尽管它的彩苏已脱落，但仍显得坚实有力。远景是风吹草低，时见羊群；头顶是嘎嘎而过的南飞大雁。
汤沐黎以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气氛表达了一曲响彻云霄的主旋律“身处异域，心在祖国”。多么鲜明地歌颂爱国之情啊！选择苏武牧羊故事作画，没有扎实的历史知识是很难落笔的。
主考人问他怎么会想到画《苏武牧羊》，他的回答很质朴简练：“我想攻读油画专业的目的是继承徐悲鸿先生的未竟事业，用油画表现我们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内容和重要人物，这也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
这时，我才算真正明白，儿子所追求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祖国”。
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正式步人艺术殿堂。
汤沐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霸王别姬》，选自历史悲剧人物项羽四面楚歌挥泪别姬自刎的场面，这也就是日后震惊迪斯尼艺术中心的那幅作品。
其实，他取得成就，要比弟弟困难得多。有天深夜他回家，看见我坐在满地板都是砸烂的碎石膏像边发呆，轻轻地扶起我，小声说：“妈妈别难过，挂在墙上的石膏像别人能砸烂，记在我心里的石膏像谁也砸不烂。”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起来，我问他：
“你爹被打得头破血流缠着带血的纱布还在扫地。我们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沐黎很懂事，反而安慰我：“全国都这样，顺着大势先过日子再说。”
从此，他选定走“自学成才”之道，坚信“无师自通”，用自己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
念念不忘音乐
汤沐海到部队后，有了一架专用手风琴，可以练作曲，还背着它为合唱队伴奏。一次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国归来在乌鲁木齐停留，沐海有幸跟着团里同志去会场欢迎。他激动地写来家信说：
“妈妈，与国家领导人挨得如此近，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读着儿子的信，我想到1958年汤晓丹在安徽拍摄《卧龙湖》时，刘少奇到那里视察，还分别接见了张瑞芳和汤晓丹。十年不到，汤晓丹和汤沐海父子两代人同时近在咫尺见过刘少奇，真是幸运。谁也想不到，不久，一场特大灾难发生，刘少奇被打倒，汤晓丹导演的《不夜城》和《红日》成了大毒草。汤沐海复员回到上海，在锻压二厂当工人。
汤沐海在工厂是早、中、晚三班制工作，对此他很不习惯，内心非常苦闷。唯一心愿是能有架手风琴可以练作曲，可是他的复员费只够买一辆上下班骑的自行车。
我知道他的想法后问他：“买架手风琴要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