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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4071017450

_3 汤晓丹(现代)
  开机前一小时,负责联络的人突然反映,所有指挥所官员都要求上镜头。他们可否上镜头,这是我无法决定的,便停下来等厂里研究妥当再开机。
  第二天清晨,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比我们摄制组的人都提前进摄影棚,问这问那,叮嘱不能出差错。我立即意识到有大人物来。
  不出我所料,重庆卫戍司令贺国光全副武装进了棚。他的出场,使头一天要求上银幕的小指挥官统统躲到墙角当“临时警卫员”了。这个高明的点子,不知是联络员献上的,还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想出来的,抑或是贺司令毛遂自荐?
  摄影机对着他长时间转动。全景、中景、近景都拍过了,他意犹未尽。厂长叮嘱,保险起见,多拍一条。
  贺司令走了。我悄悄自问:真的空袭时,不知他躲到哪个安全地方去了?
  大官出场小官退。我第一次碰到。
  不久,日机又一次来重庆大轰炸。市区有个大防空洞口被炸中,躲在里面的人被浓烟呛死、闷死、挤死……惨得很。可惜我们没有抢拍到,否则,真实的镜头加在影片里是对日军暴行的最有力揭露。
  《中国的防空》在1944年上映。观众争先恐后进电影院,主要是想从中学些防空知识。这也算是我到抗战大后方后所做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苦恼里挣扎
  我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集体宿舍楼,与演员寇嘉弼合住一间。战时的重庆,挤了那么多全国四面八方去的男女老少,房荒特别严重,我有固定的住屋,算不错了。只是伙食太差。饭堂吃的都是调拨军米,里面掺着大量沙子,拣不净、嚼不烂、咽不下……我只好三餐靠小摊。一个月的薪水,半个月用完。后来,我减少进食次数,有时一天两餐,有时一天一餐,倒也凑合下来。
  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目的,是找机会拍片子。眼看史东山。何兆光等导演一部接一部开动机器,我的心态极不平衡。于是,静下来编了个《模范县长》电影剧本。剧本描写某小县新县长上任,发现老县长勾结恶势力残酷欺压百姓,百姓流落外地乞讨度日。年轻的新县长在展开斗争的同时,组织围县民众生产自救,形势转好。这是虚构的故事,也寄托了我的向往。可能因为里面带刺,它被否定了。
  我们编导委员会办公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直空着。我便到图书馆或美国新闻处去借了英文杂志或电影技术刊物,将其中可供日后参考的文章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留好。这样,既可以积累知识,又有了精神寄托。
  那时,我们隔壁办公室是技术课。课里有位年轻的四川姑娘,刚出学校门,还带着些学生味,好学,也来学打字。不过她的目的不同,是想多一门本事以方便日后就业。有的文章,我就由她代打。她打得慢,但不出错,因为她在校时也学过英语。
  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蓝为洁。我们是以英文打字机为媒走到一起的。我特别怀念那部旧打字机,后悔没有把它作价买下。
             破日本间谍网大快我心
  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给了我一个电影剧本《大同之路》。剧本描写年轻警官就职不久,就碰到一桩恶性案件,军用电台遭毁,团长被杀身亡。侦刑队长下结论为“情杀”。年轻警官认为疑点太多,于是展开调查,结果是日本间谍所为。最后将暗藏的敌人一网打尽。
  这个本于,属情节戏,写得结构紊乱,但是它的主题是打击日寇。我心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存着不共戴天仇恨,所以向厂长要求,请演员寇嘉弼执笔重新编写,同时表态,如果能这样,我愿导演。
  寇嘉迅与我同住一房。平时谈吐时流露出相当水平。他不负大家期望,完成了编剧任务。摄制组成立,大家建议把剧名改为《警魂歌》。在重庆上映时就叫《警魂歌》。1946年到上海后,发行商为了票房收益改名为《敢死警备队》。此片公映后,它的男主角王豪很受欢迎。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敢死警备队》在全国发行。王豪受到惊人的崇拜。他两年内主演了12部影片。其中有一部叫《神出鬼没》的片子,王豪饰的国民党间谍和陈燕燕饰的日本间谍,爱恨交织地搏斗一番后,女间谍死于男间谍怀中。男女主角弄假成真,开始了夫妻生活。因为陈燕燕是影迷们熟知的红星,比王豪年长,所以影人圈内外沸沸扬扬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闲话。
  解放前夕,王豪去了香港。在香港30年里,主演了70多部影片,导演了10多部影片。担任过香港影剧自由总会主席。后来改行经商。据台湾来的友人说,王豪是从《敢死警备队》开始崭露头角的。因为那部戏的角色,很适合他的形象和戏路。女主角康健,则改行当了国画家,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也算风云人物。
              导演话剧《原野》
  在重庆三年,我除了协助苏怡完成《中国的防空》和导演影片《敢死警备队》外,还第一次导演了舞台名剧《原野》。导演《原野》的经过,很有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汇集山城的抗日大军纷纷离渝。本来挤满人的宿舍楼房间,大都上了锁。我也心急如焚,苦于找不到车。船、机票,只好安心静等。当然,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有位叫朱治格的片商,心血来潮,要把滞留重庆的演员组织起来上演《原野》,演员又推荐我去导演。它的演员阵容很强。黄若海饰仇虎,陈天国饰焦大星,李健饰焦大妈,刘琦饰金子。排戏过程中,我对嗜酒成性的陈天国说:
  “你很有艺术激情,是个好演员。这次,少喝点酒,让每场戏都成功。”
  他风趣地回答:
  “奉汤导演命,暂时戒酒。不过戏演完了,你要请我喝好酒,醉了,我也不会打你。”
  他说到做到,塑造的舞台形象很成功。他不喝酒时的献身精神很让我感动。陈天国原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到上海,与金焰、刘琼等交往,结下深厚友谊。抗战开始后,他随影人队伍经武汉到重庆,是当时的红小生。主演影片《好丈夫》、《塞上风云》等后,舞台成就更大。蔡楚生在构思《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心目中的男主角张忠良就是陈天国,只是在谈酬劳时没有成功才改请陶金的。后来,陈天国的命运悲惨。电影圈中不少人暗中同情这个硬汉子性格的好人。
  《原野》上演,苦了我这个导演。我要求渲染爱情借以增强反封建意识,对此演员们都能理解。同时我还要求扩大舞台效果,这一点就难达到,因为行家们都离开了重庆。我只好兼管舞台设计和照明两项繁重而具体的工作。好在我是采取真心实意地帮助而不是责怨的态度,所以一部戏完成,与大家都交了朋友。
  《原野》轰动了山城。舆论好评不断,放映时场场爆满。观众随舞台活动深入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中,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我坐在观众席中,既感成功的喜悦,又觉美的享受。
  《原野》的酬劳,仅够改善几天生活。我们为如何离渝而焦虑时,中国电影制片厂有个摄影师李荫承包了一部描写孤儿院生活的纪录片《烽火幼苗》。他请我导演。我提出不要酬劳,只取一张到上海的机票。主办单位属重庆市政府管辖的一个社会服务部门,因此一口答应。这张机票对他们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对我来说却如同久旱逢雨。
  这样,我在完成影片后才离开了生活过三年的重庆。飞机起飞后,我才发现,我的内心对山城是多么留恋。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曙光来临
曙光来临
  我离开上海整整12年。12年里,我与第二故乡上海一样,都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我们都像当年一样堂堂正正地站立着。我为此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那时上海的房荒更严重,没有金条顶屋子,就难觅栖身地。幸好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子把他在集体宿舍堆放东西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住。它不大,朝南,还有小阳台。虽然四壁空空,但足以暖人心。
  徐昌霖写了个《天堂春梦》的剧本,让我看。它很让我激动,加上在重庆与徐昌霖闲聊时就有过找机会合作的口头协定,我们两人便一起谈设想。
  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场长徐苏灵看了本子后,虽然也想自己导演,但仍忍痛割爱而与我签约。至今,我仍感激他的帮助。
  《天堂春梦》写一位建筑工程师负责修造了许多高楼大厦,自己却无家可归,最后带着家人走向茫茫远方的故事。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全组演职员全力以赴。尤其是一台演员非常出色。石羽饰工程师,朴实而有智慧;路明饰妻子,贤惠大方;王苹饰母亲,善良明理;蓝马和上官云珠饰一对奸商夫妇,恰到好处;刘琦饰情妇,妖艳无比……
  它上映后,舆论高度评价,田汉和梅朵都发表诗文,称《天堂春梦》揭露了时弊,是一部好影片。当时《新民晚报》有位年轻记者王戎评论:
  “出乎意外的,我深深地感觉到,它的成就超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是抗战胜利以后国产影片中优秀的一部……导演有着像《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同样的严谨和周密的态度。但它超过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是,它不过火夸张,使这部戏贯穿着和透露出淳厚的人情味:朴素和柔美,形成了这个戏独有的风格,完成和奠定了它在艺术上的价值……”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锋芒毕露的青年王戎吃过大苦,受过大难。他感触很深地对我说:
  “史东山是我的恩师,他看了我的评论大动肝火,以致以后再没有见面就天上人间两隔离了。”
  史东山也许不习惯于指名道姓的评比。但我想,如果史东山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与王戎重归于好,因为生活的教训远远胜过几句评语。
  1949年的春天,上海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们心里七上八下。我接到一个去兰心戏院开会的通知。进了门,看见吕复、周信芳、黄佐临、金焰、秦恰等已在座。
  吕复上前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
  “上海快解放了,欢迎你!”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看到了黑夜中出现的曙光,它将照亮我创作道路上的锦绣前程。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走上大路斗志昂
走上大路斗志昂
  从50年代开始,我一直感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怒海轻骑》、《红日》、《水手长的故事》、《南昌起义》……一部接一部,都是我喜欢的军事题材影片。它们的创作有极大的难度,但很有前途。舆论封我为“不穿军装的将军”,这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当然,《沙漠里的战斗》、《不夜城》、《傲蕾·一兰》、《祖国啊,母亲》、《难忘的战斗》等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影片的拍摄,我也满怀激情,呕心沥血。我导演的影片多次荣获政府奖,我个人获1949—1956文化部颁发的导演一等奖,专家评的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廖仲恺》)。
  人民给了我“电影艺术家”的称号,党和政府给了我“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与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获得的荣誉相比,曾经受过的屈辱,战争、灾难对我的威胁,都算不了什么。
  回首影坛往事,我自幸、自慰、自豪……
  回首我的一生,无憾、无怨、无悔……
  现在,让我感到最大满足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汤沐黎、汤沐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凭自己的游泳本领顶风破浪,奋力拼搏,终于自由自在地邀游在世界艺术海洋中。他们有中国人的风采,有中国人的脊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附:汤晓丹电影创作(导演)主要作品年表
附:汤晓丹电影创作(导演)主要作品年表
  1932至1933年 《白金龙》上海天一、南方影业公司,《飞絮》、《飘零》上海天一影业公司
  1934年 《翻天覆地》、《糊涂外父》香港艺华影业公司
  1935年 《金屋十二钗》香港大观声片公司,《花开富贵》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36年 《时势造英雄》香港南粤影业公司,《有女怀春》香港南粤影业公司
  1937年 《闺怨》香港南洋影业公司,《再生缘》香港南洋影业公司
  1938年 《舞台风光》香港大观声片公司,《上海火线后》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39年 《小广东》香港大观声片公司,《嫦娥奔月》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40年 《民族的吼声》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45年 《警魂歌》(又名《敢死警备队》,1946年在上海才改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1946年 《天堂春梦》上海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
  1947年 《囗凤记》北平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场
  1948年 《万象回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上海)
  1949年 《失去的爱情》上海国泰影业公司
  1950年 《胜利重逢》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2年 《南征北战》(合导)(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4年 《渡江侦察记》(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导演一等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5年 《怒海轻骑》(合导)东北电影制片厂
  1956年 《沙漠里的战斗》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7年 《不夜城》江南电影制片厂
  1958年 《卧龙湖》江南、安徽电影制片厂合拍,《英雄交响曲》天马电影制片厂
  1959年 《钢铁世家》天马电影制片厂
  1962年 《红日》天马电影制片厂
  1963年 《水手长的故事》海燕电影制片厂
  1976年 《难忘的战斗》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7年 《祖国啊,母亲》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9年 《傲蕾·一兰》(获政府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81年 《南昌起义》(获政府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83年 《廖仲恺》(获政府奖,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珠江电影制片厂
  1985年 《肖尔布拉克》(艺术顾问)上海电影制片厂
  1986年 《荒雪》(总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
                     (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供稿)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今日辉煌
今日辉煌
  从1922年美国有个叫迪斯尼的人制作动画片开始,70多年来,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白雪公主》、《灰姑娘》等,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要算1995年9月下旬,美国迪斯尼水上世的《美女与野兽》在上海体育馆演出时的情景。报上醒目宣传:
    新奇布景华丽壮观
    水上技巧美妙绝伦
    一旦观看终身难忘
  于是,观众不顾票价昂贵,纷纷携儿带女进体育馆。顿时街谈巷议,口传笔荐。人们对迪斯尼那些大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和精良制作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有一位好朋友,一向冷眼看世界。她略带气愤地表示:
  “大把大把的钞票让别人赚,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会创奇迹。”
  她说对了。比《美女与野兽》掀起热潮早半年——1995年3月,美国迪斯尼艺术中心的大艺术家们比上海观众更虔诚、更火热地到处寻找中国画家汤沐黎,邀请他去佛罗里达州作学术演讲,希望听取他的新鲜看法,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即将投产的新剧目《花木兰》的质量。顿时,汤沐黎(MUIJ TANG)引起了震惊。
                震惊的由来
  原来在美国迪斯尼艺术中心的创作规划中,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传奇事迹被列入了摄制计划。那些艺术家们一丝不苟地搜集资料,扩大自己的创作视野。突然他们翻到1981年中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过的油画《霸王别姬》,大家认为那幅油画构思新颖,技艺精湛,取材于史实,可供他们借鉴。于是决定尽全力找到这幅画的作者汤沐黎。寻找的方式是打越洋电话。北京一伦敦一纽约,一大圈子兜下来,最后在加拿大找到了汤沐黎。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中国艺术家不但英语流利,而且见多识广,当即邀请他去迪斯尼艺术中心为那里的大师和专家们作艺术演讲。沐黎挤不出时间,只得婉言谢绝。联系的代表不肯作罢,经过反复游说和协商,迪斯尼艺术中心以很好的条件邀请他们一家四口同行。
  这次佛罗里达州之行,实际上为汤沐黎在百忙中抽时间与全家外出度假提供了机会。由于沐黎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深造时利用高额奖学金走访过近30个国家,参观了亚、非、拉地区的100多所博物馆、展览厅、美术遗址和古迹,还在所经过的艺术院校讲课交流,所以汤沐黎在每天两小时的发言中,虚实兼谈,使在座的听众耳目为之一新。尤其是他的人物肖像写生更见功底,形神兼备,使在场的艺术家们惊叹不已。
  一位迪斯尼资深艺术家说:
  “我在十几年前就认为自己人物肖像已画得很好了。今天看到汤教授的示范,我才发现以后不知该怎么画法。”
  他的话幽默风趣,也言过其实,但是可以听出他对中国画家汤沐黎的崇敬。
              国际音乐节上的轰动
  就在我的大儿子汤沐黎艺惊迪斯尼中心的同时,我的小儿子汤沐海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音乐节上指挥的《马勒第八交响曲》(亦称《千人交响曲》)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交响曲的乐队、合唱队都很庞大。演出时,对指挥要求很高,难度相当大。一般都不轻易冒险选中这个曲目公演。汤沐海因为对古典音乐、现代派作品、歌剧都有指挥经验,他自信能有实力驾驭全台,所以敢大胆推出公演。参加音乐节的各国音乐家和澳洲音乐爱好者都很佩服、兴奋。
  马勒生于1860年,曾担任过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席指挥等,很有实力。他的作品深受贝多芬、瓦格纳等影响,属于以维也纳为中心的浪漫派末期的作曲家。马勒的作品吸收了奥地利民歌和传统艺术的特点。他认为音乐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音乐本身的表现力。正因为马勒的独特见解与独特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在近代音乐文献中占了重要地位。汤沐海选中他的曲目,说穿了还在于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知难而进,志在求索,这是我们的家风。
  《第八交响曲》(SYMPHONY OF A THOUSAND)是马勒37岁风华正茂时的作品。全曲两大部分,有交响诗、合唱、八位独唱和乐队演奏。
  经过布里斯班国际音乐节,汤沐海的指挥艺术又得到了升华。作为母亲,我读了所有材料,当然兴奋得几夜不能平静入睡。
  旅居澳洲的华裔名人郁风在《昆士兰华商周报》上以“音乐激起的思绪”为题,用极富感情的笔触谈了“汤沐海指挥观感”。文章说:
  “……确实,汤沐海是位极有个性的指挥家,虽然我只听了他这一次,一个颇不寻常的曲目。它是那么富于戏剧性,跌宕起伏,变化离奇。有时如泣如诉,有时谐谑欢乐,有时又狂呼咆哮。而汤沐海,指挥家的形体动作与之合而为一了。那晚我的座位正好是在乐队后上方第二排,面对指挥,连面部表情都看得清楚。他驾驭着音乐的节奏,有时细腻如穿针引线,非常微妙;有时激昂如畅怀高歌,痛快淋漓。他像带领千军万马,气势磅礴,同时又细微地照顾到每一个部位。每一种乐器的性能发挥。他的动作也如乐曲般变化多端。有一个乐章,他放下指挥棒,似乎觉得手更富于表现力。我专注地看着他,想着当一个好的音乐指挥,比当一个好演员、好舞蹈家更难,要求更严格,需要付出更多的感情。艺术的道路走到这一步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
  郁风把这篇文章寄给他在上海的弟弟,他的弟弟转寄给张瑞芳,张瑞芳又送到我手里。汤沐海是真正的幸运儿,他纵横世界音乐舞台,那么多中外乐迷、评论家、音乐家对他格外关注。
  1996年门月下旬瞿维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刚收到的《光明日报》上面登了介绍世界音乐人汤沐海的采访报道,那是在德国指挥音乐会上记者对他的采访。文章说:
  “……这位被视为中国人骄傲的指挥家认为,音乐演奏是时间的艺术,闪现光芒就在一瞬间,今天轰动了,还有明天,而明天,又是另外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又是一个新起点和新挑战。”
  “世界音乐人的脚步走遍了世界,但心中仍然不忘乡情。几年前回上海,当他去当年就读的东湖路小学时,已经是傍晚。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哪里来并不重要,我只是来找心灵里曾经有过的童年’。”
  汤氏兄弟的成长、成才、成名,来之不易。他们都是通过国家严格考试获准出国深造的普通公费留学生,经过勤奋拼搏进入国际艺坛。现在,国外新闻媒体在介绍他们时都称之为“MULI TANG INTERNAWINAL ARTIST”(国际艺术家汤沐黎)、“MAESTRO MUHAI TANG”(音乐大师汤沐海)。
  但是,殊荣背后却蕴含着多少苦难,多少坎坷和多少辛酸呵!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成长轶事
成长轶事
                育儿先育己
  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去托儿所办妥一切手续,预付了1个月的托费、食费、牛奶费、鸡蛋费。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清晨,我抱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走出家门,大儿子不知道去哪里,高高兴兴地说:
  “妈妈,不要你牵,我拉着你的衣服走,不会绊跤。”
  一路上东张西望,说着,走着,大儿子情绪非常好。走到托儿所大门口时,里面已经传出小朋友的哭声。大儿子自幼机灵,问道:
  “妈妈,里面为什么有人哭?”
  我没有思想准备,答不出,只好小声说:“进去看看……”
  办公室阿姨见我们去了,便把大儿子带到另外一间屋,我马上听到了他大哭大喊:
  “我要妈妈……妈妈不要扔了我……我要跟你回家……”
  儿子的哭喊声,像利刃直刺我的心。我抱着小儿子站在托儿所大门口双腿发软,无法起步。小儿子不到一岁,很乖,用小手擦我的眼泪。我听到大儿子的哭声有点嘶哑,实在受不了,又冲回托儿所办公室哀求阿姨:
  “让我把儿子带回家吧!”
  阿姨最初好言相劝:
  “你走吧,一会就不会哭了……”
  当我坚决要带回儿子时,阿姨不耐烦了,她表示:
  “带走可以,所有费用不能退。”
  我边抽泣,边点头:“不退,不退……”
  儿子从里屋出来,使劲地抱住我的腿:
  “妈妈,不要扔我,我要跟你和弟弟回家……”
  我弯腰抱起他,快步离开了托儿所。
  那一夜,我根本没有合眼,像做了最大的亏心事,一直流泪,谴责自己。
  两个月后,我又清醒过来。到剧协黄宗英办的托儿所去打听,姓汪的老师耐心地开导我:
  “送儿子进托儿所前,妈妈要与托儿所合作,慢慢对小孩讲托儿所好的道理,让幼小的心灵有思想准备。”
  我带着托儿所的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回家,讲给两个儿子听。小儿子只晓得嘿嘿笑,大儿子说,“妈妈,这个托儿所好……”
               儿子答问的启发
  50年代小学生读书是严格根据学区入学的。大儿子进了淮二小学。它的前身是达官贵族的子女才能进的世界小学,师资特别好。
  入学前,我就跟儿子讲好,每天功课自己做,不要妈妈提醒,也不要妈妈检查作业,因为学习是自己的事,必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以后,我真的没有操过一分心。
  大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是班上最早人队的少先队员,还当了大队委员。有一次,他睡觉后,我突然想看看他作文写些什么,便翻开他的作业本。看后,我内疚了好久。
  碰到这样的问题:“两样劳动,一样又轻又干净,一样又重又脏,你选哪样?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我选又轻又干净的。因为衣服脏了回家,妈妈会骂。”
  我想不起什么时候因为衣服脏责怪过他。但是,我相信确有其事。因为我家没有保姆。又工作,又理家,太忙累时,会说不该说的话,影响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对事物的看法。我悄悄作了检讨,以后常常有意识地提醒他:
  “今天有劳动课,劳动一定要顶真,不要怕碰脏衣服,你是大队委员,要做榜样。”
  儿子愉快地点点头。当然他不会知道是他的答问,端正了我的态度。
                自学游泳
  有年暑假,正在上小学的大儿子提出要学游泳。那是大跃进年代,哪里能找到有功夫的人教他!我只好到书店去挑了几本有关学习游泳的书,让他先从书本上自学些知识,特别是注意事项。
  沐黎记忆力很好,几本书翻来覆去地读,两天后就能背诵。我又想了个方法,把大草席摊到地板上,让他俯卧在上面练习手脚动作。这是划水的要领。因为地板上练习没有危险、没有阻力,动作格外灵活熟练,进步很快。
  我们家里的大浴盆是老式的,又高又长又大,我在里面盛满水,沐黎进去后,还真的浮了起来。练了几天,他心里踏实了,才用一个特大的盆子,放满了水,头浸进水里,练习呼吸和换气。耳朵进水了,学着斜身子单脚跳把水跳出来。这些简易土法,分段练习,他练得新鲜、高兴。然后再进大浴盆,居然会仰侧自如,我们都高兴极了,称大浴缸是“袖珍游泳池”。
  汤晓丹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政协有游泳池,夏天开放,有救生员。我去打听了一下,去游泳戏水的,小孩居多。于是,我带着沐黎去。第一次看他下水,还闹了个大笑话。
  我站在池边,望着他下水后,一直不见他的头冒出水面换气,我的心开始紧张得怦怦跳。我对救生员说:
  “刚才我的儿子下水,他还不会游……”
  不等我说完,救生员扑通下水,游了个来回上岸微笑着说:“水下平安……”
  突然,我听见儿子的喊声:“妈妈,我在这头。”原来,他已会潜泳,到深水那头去了。
  大儿子自学游泳很顺利,只是姿势不怎么好,有同学开玩笑:
  “汤沐黎游的才真叫自由式,是他自己随心所欲发明的。”
  而今,他的水性很好。正是类似这样的一件件生活小事,使他自幼懂得“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道理,养成了他学会自己掌握命运,创造自我价值的坚毅性格。
               乒乓球拍丢了
  大儿子从小爱画画。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参加了徐汇区少年宫绘画班的活动,从不间断。后来,又对乒乓球发生兴趣,经常代表班级和学校参加比赛,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三级运动员”证书。
  我对儿子的体育爱好,总是支持。我认为,“只要顶真,行行出状元。吃到家了是美食家,玩到家了是旅游家”。于是,急忙为他添购球网、球拍等。使我头疼的是他的乒乓板三天两头丢。最初,我以为是他粗心,总是提醒他别忘了收好球拍。
  有几次,我见他也搞不清楚怎么会丢,嘴里喃喃自语:“××都看见我放进书包的,怎么回家就没有了……”我想,不能再责怪他了。
  一天上午,沐黎带着弟弟去看电影。××来我家。我留下××,还给他糖吃。我以亲切的口气问:“你是不是把沐黎的球拍拿去卖了?”
  到底是单纯的孩子,他立即低下头小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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