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作者：汤晓丹、蓝为洁
童年的爱好
1919年农历二月廿二日，我出生在福建漳州华安县的一个农村。附近有条美丽的九龙江。传说500多年前，有9条龙在江里洗过澡。乡亲们敬称九龙潭，渴望九龙长在，保四季平安。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就和家乡的水客们结伴去南洋谋发家之道。母亲是个能干的女裁缝，日夜穿针引线，维持全家生计，积攒去南洋的路费。
我小时候喜欢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用沙子、石块、树枝搭图案玩。有一次，新搭了一座小庙，中间还坐了用泥捏成的小菩萨。我一直盯着看，心里乐滋滋的。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它已被大风吹散，伤心得哭了。我边流泪，边重搭。因为有前一天的经验，我搭的庙更大，小菩萨更加逼真。破涕为笑以后，我第一次悟到事情总会越做越好。
漂洋寻父
6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坐上大轮船离开厦门。在海上颠来簸去足足折腾了个把月才在爪哇巴城上岸。随后改乘一天火车到茂兀市。我第一次看见车窗外不断闪光的景色非常惊奇，觉得比茫茫一片的大海好看。最后坐马车到基亚维镇。
马车在一家杂货店门前停下。父亲看见我们时，除了吃惊外，态度非常冷淡。他并不欢迎我们去。原来，他在海外历尽艰辛，为了站稳脚跟，同意当地一位陈姓侨商收他做女婿。我的母亲到那里以后，才知道发生婚变。她不吵不闹，在杂货铺附近租了间木屋，带着我另立门户。那位姓陈的母亲也算通情达理，送了些家具和生活用品过来。很快，我的母亲又搞来一架旧缝纫机，开始为邻近人家做衣服，靠自己的收入养活我。
坐马车上学
第二年，父亲执意送我到茂兀市一所基督小学去读书。这所小学是一位印尼华裔传教士办的，用的是英语课本。上课时，我用心听，用心记；回到家，用心复习，用心做习题。由于坚持了这四个“用心”，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书本上许多是耶稣的故事，很有趣。其中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更吸引我。我的嗜读习惯，从那时开始养成。
学校离家很长一段路。每天必须大蒙蒙亮就起床，带着母亲头一天晚上就做好的干饼，跳上杂货铺进城运东西的马车赶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又搭马车回家。有时，马车装货要等时间，晚来接我，我也不着急，利用等车的时间在黑板上作粉笔画。我画得最多的是木偶演出图。刚画完又擦去，心里很不好受，常常会眼泪汪汪。这，可以说是我最初对艺术的向往。
每天来回几个钟头在马车上，是我童年时极感兴趣的事。途中，我会眯上眼睛，幻想能走到稀奇古怪的地方，过书里描述的游览生活。马车停下，我张开眼睛，还是杂货铺，不免惘然，但仍跳下车，帮助搬货。
陈氏母亲看我勤快，很喜欢我，经常给我零用钱，鼓励我多做事。不过，我自己的母亲却叮嘱我不要搬重东西。
晚饭后，我还到杂货铺学记账。我学东西顶真，很快就学到了记账本事。
我爱木偶人
离我家不远，有位研究木偶艺术的德兰尼叔叔。他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木头人。木头人手脚会动，眼睛会左右来回转。我喜欢看他玩木偶，更喜欢静心看他把一块普通木头刻成可爱的小人面孔。德兰尼叔叔见我文静好学，主动带我去婚丧寿喜演出地，让我坐在看得最清楚的地方。节目都是由当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极受观众欢迎。
记得一位百岁老人办寿庆，德兰尼叔叔带着木偶班子的人吃长寿面、长寿桃，我也有一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德兰尼叔叔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引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我在“五·七”干校时，拾起一块造房子锯下的木头，用水果刀刻了一座鲁迅头像。虽然我想表达的“横眉冷对”神情还没有完全出来，但也寄托了我的内心思绪。
后来，我的聪明小孙女汤芸又用彩色笔为头像加了胡子。嘴唇、眉毛、眼珠，于是头像成了我们祖孙两人共同创作的珍贵纪念品。
父亲失踪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和陈氏母亲大吵大闹，还自作主张把运货的马车也卖了。杂货铺的生意，他更不管。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母亲摇醒，听到远处传来吼骂和惊叫，接着是砸东西和奔跑……天亮后，我去看陈氏母亲，她界青脸肿，怪可怜的样子。从此，杂货铺关门，父亲失踪。周围的人都猜测他寻了短见。
陈氏母亲把杂货铺转给别人，决心回娘家过日子。她送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两位母亲痛哭一场。这时，陈氏母亲才告诉我们，父亲去城里购货时交上了赌友，把货款输光，又抽上了鸦片烟。
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堕落了，失踪了。没有了父亲，我们住在那里很不是味。我的母亲拼命赚钱，为回家乡凑路费。
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找我母亲谈了几句悄悄话，又表示，可以带我们回家。母亲高兴得连夜整理东西。我流着泪去向德兰尼叔叔告别。到了船上，母亲才对我说，父亲为了躲赌债，逃回福建老家了。我们非常兴奋，恨不得插翅飞回，过幸福生活。
进了家门，只见父亲两眼深陷、骨瘦如柴地躺在床上呻吟。母亲伏在他床边失声痛哭。我却异乎寻常地冷静。我想，如果他没有染上恶习，兴许会成为印尼大商人……这样的恶果，怨谁？
自作自受。父亲在我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当场，我就立下心愿，决不做他那样的人。
没有过多久，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我画花鸟
离我家不远的村镇上，有家木匠铺，老板手艺不凡，生意一直很兴旺。一天，他突然到我家，要我用油漆在新柜子上面画花鸟。他断定买主会喜欢，可以提高售价。我的母亲当场就婉言谢绝了。后来，老板又来游说过几次，母亲被他缠得没有法子，只好让我去试试。老板哈哈大笑，拉着我就往外走。
有只小柜子，类似现在老式家具中的五斗橱，不过抽屉外面还有两扇对开门。小柜子已经抹过一层淡黄油漆。我捉摸了一会，决定在门上画花鸟。先用小木尖蘸着划线用的粉淡淡勾上两只张着小嘴好像对歌的鸟。站在边上的老板笑着催我快上深色油漆。
后来，聪明的老板索性把柜子搬到屋外空地上。这引来大群人，他们边看我画，边评头评足。这样，的确起到了“宣传效应”。
许多要添家具的大户人家都到店里订货。还有要求画胖娃娃的。箱盖、椅背、桌面，都有画。老板收入猛增，十三四岁的我也开始有了收入。母亲说，我赚的钱，可以够自己生活开销。
“以画谋生”，为我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厦门求学
厦门求学
虽然在我家孤儿寡母极度困难的时候，旅长们并未施仁慈关照，但是，我小小年纪会画会赚钱的消息却很快传到了他们耳朵里。这时，掌权的族长才感到应该用祠堂的公积金资助我去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读书，学成后回乡办学。
我自己也想一个人出去闯闯世面，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
1926年夏天，我满怀喜悦赶到厦门。先找到免费食宿的会馆，放下小包衣物，看时间还早，直奔学校报名处。工作人员告诉我报名已经截止两天了。
他们见我再三恳求照顾，动了同情心，告诉我，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兴办的“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还有名额。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那里，用“汤泽民”三个字填了报名单，领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第一个到场。考生不多，考题也不难。奇怪的是发表在榜上的录取名额比考场上的人还多。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刚开办一年多，校内设备全新。比我早一年进校的赖羽朋同学见我课余喜欢写生，就主动与我交朋友。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也借给我看。我特别愿意和他接近。
《布尔乔亚》
我和赖羽朋常常沿着农场小路散步。他的知识丰富，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还鼓励我做一个百折不挠的有为有志者，叮嘱我学会以笔代刀，杀向旧世界。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画面的内容是一个青年高举铁锤猛砸一块大顽石。顽石上有“布尔乔亚”四个醒目的大字。
赖羽朋非常欣赏我画的这幅漫画，高兴得拖着我转圈子，高喊：“我们一起干吧！”
他坚持要把《布尔乔亚》漫画寄到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寄来通知，说稿件已采用，还要求以后多投稿。无疑，在我心里，又多了一线更明亮的希望之光。
我把通知拿给赖羽朋看，他却很平静很自信地表示：
“早知道一定会发表。上海的《大众文艺》很愿意扶植青年美术人才，以后多画多投稿吧。”
赖羽朋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经常组织我们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还发动大家三五成群上街张贴。我属能写能画的骨干人物，埋头做事最多。
被学校开除
有一次，几个当地“小政客”到学校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破坏治安”。赖羽朋火冒三丈，与他们辩论。越闹越僵。最后，校方被迫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我和赖羽朋的名字都在其中。
消息传到乡下，族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停止对我的资助。赖羽朋决心带我离开厦门另找入学机会，我也答应跟着他闯荡世界。
这时，我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厦门，一定要我跟她回乡下。我把想法告诉她，她根本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并不明大义，我也表现出了软弱。我回家后闷闷不乐，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躺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向险滩，我也只有挺而走险才能有生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求那里的编辑帮我解决生活出路。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说，只要我到上海，他们还是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我立即把外出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原以为她会阻拦，没有料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点头：“这也好！这也好！”
母亲忙着变卖东西为我凑路费。晚上还在为我赶制新衣裤，特地缝了丝绵背心。真是一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景象。
离愁别绪，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心里明白有多深。临走时，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告别。母亲拉着我的手，走着、哭着、叮嘱着……可能，她预感到很难再见面了，格外伤心。从此，我们母子再没有相见过。
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上海，陌生的世界
上海，陌生的世界
我乘坐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后，我的行李少，挤在人群前头上了岸。沿江马路有许多叫卖小摊，路旁墙上贴满大小客栈欢迎住宿的条子。我朝着热闹的方向边走边看，终于在八仙桥找到一家便宜客栈。
账房先生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预收十天房租，结账时多退少补。我明白他是担心我没有行李抵押，会溜走。我想，这样也好，我把钱存在他那里，不会遗失。倒也省心。
房间小得像鸽子笼，里面除了小木床、小条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人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出。放好东西，我立即给《大众文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三四天后，他们就给了我回音，里面还有一张开会通知。
我如约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学校二楼教室。里面早已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我正想上前打招呼，突然楼下传来大吼声：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屋里的人都迅速往外挤。一个青年对我说：“汤湫淋（这是我发表漫画的笔名），赶快改个名字，就说你是来考学校的。”
他快步闪开时，我断定他是大众文艺社的人，心里似乎有了点依靠。
楼下操场上停着几辆囚车，警察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往上推。囚车被反锁后拐弯转道好久才停下。我们都被关进南市警察局拘留室。登记时我把“康德”作为自己的姓名。
过了半个多月，才有人把我叫出去问话。我本来就没有事，也不认识人，所以无论什么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有”、“不认识”、“不是”之类，简单明了。问话的人只好自找台阶下，嚷着：
“老实点，回去好好想想……”
又过了半个多月，我被带进一间稍大的拘留室。我不知道是凶是吉，心里很气闷，低着头在墙角坐下。屋里是些什么人，我根本不看。过了一会儿，有人也靠我坐下，还用手臂挤了我一下。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发现是通知我改名字的那个青年，马上微露笑意。
原来，他就是《大众文艺》的美术编辑沈叶沉。我的《布尔乔亚》漫画就是他作主发表的。我的求援信也是他回的。他又将同室的难友许幸之介绍给我。许幸之是日本留学生，在上海大学教美术。
我能在拘留室结识两个朋友，心情立刻开朗。那里不是细谈的地方，三个人很快就分开坐了。他们被叫出去谈了几次以后，具保释放。我因为刚到上海，人地生疏，找不到铺保，多关了一个多月。
白色恐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仇恨。
画笔当武器D有个穿长褂的陌生人带着我走出警察局大门，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持枪的警察尾随。乘车、走路、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才到曹家渡一家南货店。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警察拿着它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板表示感谢，就听见楼梯上的急促脚步声，还高喊“汤泽民”。
我转头大惊：“赖羽朋！”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了，他当然也泪流满面。赖羽朋离开“集美”学校后就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一次大学生集会上，他听到《布尔乔亚》漫画的作者刚到上海就被无辜拘捕的消息。到处托人探听，才晓得“康德”就是我，于是求房东把我保出来。
以后，我就挤住在他的小屋里。南货店老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还为他画过一幅素描人像，表示感激。
一间小房放了两张木板床。屋里堆满了各种书：文学、社会科学、杂志、讲义……精神食粮十分丰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书乐，乐读书”，有书在手，足矣。
赖羽朋订了一份《上海报》，上面常登漫画。赖羽朋又动员我去投稿。我画了一幅《望风而遁》，讽刺见人民大众狼狈逃窜的邪恶丑态。没过多久，赖羽朋拿着新出版的《上海报》，上面果然刊登了那幅漫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赖羽朋有许多青年朋友，常来斗室相聚。有时天南地北闲谈，有时交换读书心得，有时专题辩论……我总是专注地听着，从中吸取精髓。偶尔我还用刚到手的稿费，去附近买回生煎馒头，请大家美餐一顿。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漫画稿费收入。那样，当然只能节衣缩食，半温半饱。后来，白色恐怖日渐加剧，《大众文艺》被无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贵的精神食粮，也失去了赖以活命的收入来源。
画报社被封
赖羽朋见我闷闷不乐，介绍我到杨树浦工厂区办的《画报》编辑部工作。没有工薪，只供三顿饭。这份工作只能埋头苦干，不能对人谈起。我当然守口如瓶。
所谓编辑部，其实是在一间向北的小亭子间里，除了画具外，只有一张小木板床。负责人叶坚比我大几岁，独挑全部重担。我去了以后，他才减轻了负担。
《画报》每月出版一期或两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张小报那么大。每期要登四五幅漫画。漫画由我完成，所宣传的是武装夺取政权。评论、报道、通讯……文字编排全由叶坚掌管。
最初几天，我仍住在赖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后来，我和叶坚都感到往返费时太多，也不安全。叶坚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让给我。就是刮风下雨，他也外出“打游击”。
叶坚是个好心肠的兄长，常常带些干点让我早晚填肚子，还介绍我加入CY，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好景不长，我们设在工厂的印刷《画报》的暗室被密探发现。工部局派警察贴上了封条。《画报》停止出版。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叶坚立即为我在提篮桥的一条弄堂里找到可栖身的小亭子间，要我马上搬去住。他通知我，CY联系人叫李东平。解放后，我才发现当年的李东平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夫人，真名陈曼云。后来，联系人又换成“老夫子”。其实他很年轻，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
看话剧背电影
凑巧我与沈叶沉住在同一条弄堂。他已改名沈西苓，在泰东书局负责橱窗装饰。沈曾留学日本攻读图案专业，似乎学以致用，我却感到大材小用。因为他在日本时还到有名的筑地小剧场实习过。他早把自己列入电影编导行列，只是等候机会上戏。
沈西苓总是拉着我同去大道剧社看苏始排话剧。苏怡是大道剧社剧务部长兼导演，湖南省麻阳县人，比我整整大十岁。见我好学，便对我侃侃而谈。听他谈话时我非常专注，有时还写上几笔。他待我亲如兄长。
苏怡在排练时，极富灵感，即兴冒出的火花让人叹服。有时，反应慢一点的演员不能马上领悟，他会耐心阐明含义。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苏伯”。
我们相识在排练棚，相助在危难中。我们的友谊称得上肝胆相照。他多次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之所以能迅速走进影人队伍，很大原因是他和沈西苓的鼎力襄助。
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那时，上海已有好几处外国资本家操办的电影院，票价都很贵，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进去看。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当时规定，买一张门票可以不出电影院连看几场。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人门极有帮助。
我们总是把一部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人物刻画……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交换心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断地看电影、背电影，我对电影有了初步了解。
普罗美术
许幸之和沈西苓计划成立时代美术社，他们邀我当发起人之一。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不同的美术观点，了解世界美术流派。增加理论知识，进而用以指导实践，有助于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
时代美术社社员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咖啡馆碰过好几次头。大家都赞成许幸之和沈西苓提倡的“普罗美术”（即普罗列塔利亚美术——无产阶级美术），强调美术作品要表现劳动者，美术家要为劳动大众服务。
时代美术社成立后，还举办了一次苏联美术图片展览。开幕那天，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美术界的朋友。他们都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大家边看图片边交谈。有时两个人的问答变成了十来个人的集体讨论。学术空气很浓。
鲁迅先生看了展览后，对我们的活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希望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许幸之趁势又开办了“小小美术讲座”。报名听课的人很多。我要求系统听讲，许幸之高兴地说：
“来吧，我免收你的学费。”
我上课时特别专心，课后认真完成作业，自觉进步极快。记得我的一幅木炭人体画，许幸之特别赏识。他是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他对我的器重，使我追求艺术的信心倍增。
我办广告社
我的CY联系人“老夫子”经常拿些宣传提纲要我定时绘成图画。我对他说：
“你帮助我开家广告公司，对外承接业务，对内画自己的东西。”
“老夫子”是位思想活跃的人物，当然支持。可是，钱从哪里来？
想来想去，我只好去向大道剧社老板开口。听完我办广告公司的想法，他满口答应借钱给我。我把钱如数交在“老夫子”手里。他在老靶子路上租到一间两楼面街的屋子，又在楼下挂块牌子。广告公司算开张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想到叶坚离开时带我去过司徒慧敏家。他曾亲口对我说有事可以找他商量。征得“老夫子”同意，不但司徒慧敏请到了，而且能写会画的朱光也来了。朱光的毛笔字非常漂亮。
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顺利。附近的药店、商场、百货铺、书屋，都找我们布置。甚至工人读物，也要我们帮助设计封面、画插图。柯灵（当时叫高季琳）就有本书是我设计完成的。
司徒慧敏的母亲很喜欢我，常叫司徒带我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把老人当自己母亲敬重。我和司徒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他家吃饭，司徒的妻子邓雪琼总是烧了好小菜，亲自送到广告公司楼上。
田汉惜用写字台
有个阴沉沉的傍晚，苏怡匆匆赶到我们楼上。进门就说：
“你把台子收拾一下，田老大今晚要在这里写东西。”
一会儿，田汉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信得过自己人。田汉把挟来的一个厚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钢板、一盒蜡纸、一支铁笔。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停过刻写。我也没有睡觉。
第二天清晨，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取出几块干点，冲了一杯糖水请他填肚。他风趣地说：“肚皮正在唱空城计。”一口气喝完了糖水，干点拿在手里边走边吃。时间对他，太宝贵了。
几天后，苏怡才对我说：
“那晚田汉刻的是《钟声》剧本。边印边分发给大家，晚上就在一所大学里演出。”
田汉比我年长12岁，当时已是知名文人。他创作的刻苦，使我受到极大教益。相比之下，一表人才的朱光，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不那么“闪光”。
朱光惜钱不还
朱光只比我大四五岁，一表人才，有学问，有主见，待人接物潇洒老练，我十分崇敬他。只是他有个习惯，我很不喜欢。朱光经常开口向我借钱，光借不还，而且再借时从不提前欠。我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能容忍。他不提，我也视作他从未借过钱，甚至从不在司徒慧敏和“老夫子”面前提起。
他每次开口，我都如数给他。日子久了，我也算不清他到底借了多少钱。
不知是哪一天，朱光招呼也不打，就不来工作了。以后，朱光在我记忆中除了“借钱不还”以外，别的印象都淡薄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光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1960年夏，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楼下驶来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下来的正是朱光。他走进我家，洒脱不减当年，而且更有风度。原来，他不辞而别去了苏区，又辗转到延安。解放后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要职。因公来上海，特地安排几个钟头时间见见青年时的挚友。他亲自用车来接我和我妻子。赵丹夫妇和郑君里夫妇是自己去的。
席间，朱光举杯严肃地说：
“从前，我向晓丹借过许多钱，现在记不清，也还不清了。就用这杯酒聊表我还债的心意。”说罢，他一饮而尽。
他的话简单，分量重。这时，我感到欣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死里逃生进影坛
死里逃生进影坛
1932年1月28日深夜，我刚入睡，忽然被强烈的枪炮声震醒。靠马路的窗玻璃哗哗响，仿佛楼房都在晃动。
我一骨碌翻身下床，赤脚奔向窗口，只见不远处炮弹横飞，浓烟滚滚。我的住房正处在攻击目标之内……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事变。
我慌忙穿好衣服，悄悄下楼，小心翼翼地沿着屋檐往四川路桥方向移动。平生第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死里逃生。
四川路桥是日军重火力封锁线，也是我求生的必经之地。生与死的搏斗，就展现在过桥路上。胆战心惊到了桥头，我才停下脚步，镇静片刻，然后鼓足勇气飞奔过桥。速度之快，我自己也惊异。一直跑到公共租界，我才喘着大气慢慢平静下来。
我朝法租界内的天一影片公司走去。我的好兄长苏怡在那里任编导，沈西苓是那里的布景师。我相信他们会救助我。
苏怡一面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我带到他的宿舍。沈西苓把钱送到我手里，关照我到附近小店包伙。宿、食两大问题，当场得到解决。
我感到闲荡不是办法，便对沈西苓说：
“我去摄影棚帮你画布景天片，不要邵老板一分钱，你可以腾出手做别的。”
沈西苓当然欢迎。过了两三天，他才告诉我：“邵醉翁答应让试试。”
苏怡反应快，跺着脚大吼：
“邵醉翁怕你画不好，你就露点本事让他开开眼界！”
从此，我涉足电影圈。
布景挑选了我
摄影棚里的生活，既新鲜，又艰苦。沈西苓正着手编写《女性的呐喊》电影剧本，计划由“天一”拍摄。为了脱身，他再次向邵醉翁正式推荐我顶替他的布景设计职务。邵醉翁一口答应，并定下月薪40元。
说心里话，几个月来，我在摄影棚里辛辛苦苦工作，虽然是帮沈西苓的忙，得益的却是邵老板。像我这样不取他分文的劳动力，当时上海滩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裘艺香导演新片《小女伶》，就是我担任布景设计。我主动与摄影师吴蔚云配合，避免临时返工。摄制组对我的创作成绩非常满意。邵醉翁主动将我的月薪增加到每月60元。
这段时间，我精力充沛。拍戏之余，还画漫画继续投稿。有个叫陆小洛的记者，他到“天一”找沈西苓写稿。沈西苓忙于筹备《女性的呐喊》，挤不出时间落笔。在他的推荐下，陆小洛盯着我要稿。我便写了《导演狂想曲》，叙述一位自命绅士的电影导演，拼命追求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女演员，结果话不投机碰了壁。写稿的同时，我还画了插图。
陆小洛收到稿件，十分欣赏。他对我说：
“我们的《电影艺术》本来只登有关电影的消息和评论。而你写的《导演狂想曲》不仅文艺性强，而且还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生活小说，我们决定连文字带插图全部刊登。”
《电影艺术》创刊后，很受读者喜爱。司徒慧敏、沈西苓、夏衍、郑伯奇（小说家、剧作家，主编《世界画报》、《电影画报》、《新小说》等刊物）等都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文章。可惜，《电影艺术》只出了4期就被无理查禁。
《白金龙》的机遇
“天一”决定与粤剧泰斗薛觉仙合作摄制时装戏曲片《白金龙》。我仍然是布景设计。邵醉翁自任导演。正式开拍那天，导演生病，由我代执行导演任务。
面对突然的决定，我有些胆怯，但只能壮着胆子上。好在《白金龙》原是享誉港粤的舞台剧。全组演职员对戏都已吃得很透。我只要在取景、镜头分切、场面调度、人物刻画方面多下功夫就行了。开拍以后，我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关系，特别尊重男主角薛觉仙和女主角唐雪卿。他们夫妇也很尊重我。创作默契愉快。
我导演兼布景，工作量很大。每天拍完戏，人家离开了摄影棚，我还得留下来完成第二天的布景准备。这样夜以继日，一直忙到停机。邵醉翁从未到过现场，他胸有成竹地让我挑起后期制作重任。
《白金龙》给了我做导演的机遇，也让邵老板发了大财。两年不到，我共导演了《白金龙》、《飞絮》（编导）、《飘零》、《一个女明星的遭遇》等4部影片。舆论和观众都给予好评。但对我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全面加强艺术修养。
能者均为我师
我们三个青年在距“天一”不远的陶乐安路（现在叫嘉善路）上租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合住。三个人中我有固定收入，负担一半房租。我对在音专学习的曾浪舟（后改名曾雨音，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说：
“我出钱，你去琴行租架钢琴回来，把去学校练琴的来回时间省下来教我学音乐。”
他高兴极了，由浅入深，从五线谱起，系统地教我音乐知识，教我弹琴，还带我去听音乐会演奏，听音乐课……让我读他的讲义，还为我讲解。我能看总谱，得益于曾浪舟。
还有位叫曾恭的，是世界语学会的会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碰巧我幼年时在印尼上过教会学校，有点英语基础，因此，平常，我们生活用语有意用英语交谈。温故知新，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恢复、提高。这为我日后去香港，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道剧社被迫解散，化妆师郑雄提出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当然乐意。
郑雄主动向我讲授化妆知识：从人物的造型设计到体现手段，从舞台到银幕的化妆差异，从中国到外国，从古到今……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认为四人相处，三人都是我的老师。
我们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即使闲聊，也充满知识和情趣。日积月累，我的知识面越来越广。导演这个职业选择了我，我也乐意从事这一职业。
使我头疼的是，我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每年冬至，伤风感冒不断，因此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气候暖和些的南国。正在这时，靠发行《白金龙》致富的片商邵仁枚积极在香港积资拍片。他再三动员我与他合作。
邵仁枚是邵醉翁的三弟。他们兄弟四人（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2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办影片公司，有事业心，有经验，我便接受了去香港的邀请。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乱世香港
乱世香港
1934年的夏天，我告别了挚友苏怡、司徒慧敏、沈西苓、许幸之等，独自踏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
“呜……”汽笛拉响，船慢慢离岸。此时，我才感到生活了整整五年的上海，在我心里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伏在船栏边，凝视着飞溅的浪花。天边，电光闪烁。看样子，暴风雨将来临。我不知道乱世香港会带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愁……
第一次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