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医生们的看法，将军在他为生命战斗的末期，近乎神迹一般地，鼓起充分的肉体力量与他不能征服的精神相颉须。一天黄昏，他从床上起来，走向医院病室的窗前。他已骨瘦如柴，两个颊骨满布红热的斑点，他的声带由于正在杀戮他的东西作祟，好像刺人耳膜的留声机废唱片。
“医生会不高兴的，”他说道，“但是我要去参加民航公司在纽约举行的董事会。他们要商讨购买一架喷射运输机，要把订货单发出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能拖延。”
1958年1月20日，他以民航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投下了他绝不能活着看到的购买新机的一票。
下面是他的日记：
5月里，离开华德里医院，返回我们梦洛的家中，过几天幸福的日子。但是将军的精力日见衰退，所以1O天后哈佛脱将军派来他的私人座机，将我们又送到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基地医院。
和在华德里医院一样，我每日陪伴将军，夜晚很迟才返回靠近医院的招待所里的卧室。
有许多可以缅怀思想的时光，悲苦的以及甜蜜的。我常思及人类幸福的短促，与悲痛的伤感。
我屡次想到，像克奈尔·陈纳德，一个飞鹰样的人，生来就真实地和象征性地站立于众人以上，翱翔于空际，竟然一寸又一寸地死于可怕的疾玻也许当年他在飞行中一下子坠地结束生命还要好得多。但这是神的意旨，假如将军也产生过同样的思想，他是绝不会提起的。他的天性就是勇敢地，丝毫不抱怨地面对生命。他用同样的方式面对死亡。
一夜，不断转剧的胸部疼痛使他不能入睡，我握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床前。
“我找医生给你点帮助眶眠的药，亲爱的。”我说道。
“现在还不要。”
恶性毒物现在延及他的呼吸器官，他的声音变成嘶哑的低语：“小东西，我离去后，你计划做些什么？”
这不像是他，“亲爱的，不要这样讲话，你会好的。”我说。
他摇摇头：“不会的，”他低声说道，“我的确很喜欢再和你同过许多年，并且照料你和我们的两个小女孩，但是现在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
他略停片刻，接着说道：
“无论有什么事发生，我要你记住，我是十分爱你的，远胜我曾爱过的任何人。”
我吻他：“我亲爱的，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
你必须好起来，亲爱的。”
他没有回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眼神很动人。稍后，医生给他服食止痛镇定剂，于是他睡着了，发出粗哑的呼吸声。那天夜里，我没有离开他的房间，我睡了一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默祷，我深知如今只有神迹可以拯救他。
在这一段时期星，他从旧故友好与从未见过的好心人中，继续不断地收到千百封信。我们尽力答复每封来函。同时各阶层的人士也来探望他，其中还有蒋夫人。
他至为欣愉，因为他的“女皇”不辞长程跋涉，前来看望他。
缓和的6月一下子变成了燠热的7月。7月25日华盛顿的白宫打来电话，国会及美国总统已颁予克奈尔·陈纳德少将佩有条三颗星的中将官阶，总统并表示恭贺，祝他早日康复。
将军不能再谈及他的升迁，因为他的咽喉已被毒癌完全封闭，他此刻是通过气管切开部分，为呼吸进每一口空气而战斗。他极为欣赏这份荣誉，以及大批涌来的贺电，其中有许多发自他的老部下，里面有一封电报声称，早在中国的时期，在他麾下服务的人们，就认为他已有资格跻身四星将领之群。
人无分中外，时不计古今，相术、论命、求神、问卜，是一件无法以科学来解释的奥妙。
一位外国人曾对我说，我的父亲与大夫虽然同年，但我与外子无缘白头偕老。
我平生不愿看相或问卜，因为有了预言，凶吉如何总会心中悸悸然，造成患得患失的心理，而且我有过一次非常奇异的经验，这经验我想是无法用科学辩证法来解释的。
1958年的夏天，我有一个预感：他将不久人世。但替他治病的医生，却一再对我保证他仍有康复的希望，最低限度他暂时不会有危险。
我对于那位权威的癌症专家有点怀疑，他知道的是病理，我知道的是病人，外子是一个好强的人，但他既已去了一半肺，如今又把声带割去，连说话的本能都被夺去，这对于他是太过分了，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废物，更不愿意成为我的终生累赘，所以我知道他已不愿意再活下去，也可以说是他在等死。假如一个病人没有求生的愿望，那就一切灵丹都无效用。
医生每天为他打止痛针，他倒神志非常清醒，而且勉强可以说话，不过声音不清，常常只好用笔谈。
我搬到医院里住，为了可以日夜陪着他。为此我和医生之间也每日保持联络，我有时也不尽同意医生的一切措施以及对于病人的处理。我认为勉强用各种方式来延长病人的生命，只有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毫无益处，假如认为已病入膏育，那就应当让病人早点结束那无边的苦海。医生的理论是只要病人一息尚存，他们仍得想办法让他活下去。
有一天，我问外子的主治医师奥斯勒，外子还能活多久，他说：“他还可以维持三个月到六个月。”
我不敢置信，我说：“这可能吗？你不知道他多么痛苦。
——你看他的时候都是在他刚刚注射了止痛药之后。他现在每隔一小时就要打麻醉针。你真的相信他能活三个月吗？”奥斯勒医生说：“他仍想活下去，他暂时不会有危险。”我答说：医生，你错了，他已不想再活下去。我知道。他太痛苦了。”
奥斯勒医生拍拍我的背，他说：“你太累了，你也该休息休息。”
他又给了我几颗安眠药片，那些日子，没有安眠药片，我无法入睡。
数日后，隔房病人的太太来看我，她的丈夫也患重病，我们两人偶然一起吃中饭，或到医院的园地上散步。那位太大名露芙，为人和善可亲。她告诉我她的一位表姐要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望她，这位表姐是个未卜先知，她要带这位女相士来看我。
我说：“我生平最忌求神问卜，还是免了吧。”
露芙说：“你不要太认真，逢场作戏而已。我晚上领她来看你。”
医院的晚上是最长的，9点钟是安息的时候了。外子由护士给了安眠药，注射止痛针后刚刚入睡，我也回到隔壁自己的睡房去。我刚准备休息，露芙和她的表姐叩门而入。这位女相士穿着简朴，就像一位中年的家庭主妇。不过她看人时双目有点逼人。其余一切就和普通人一样。她手中拿着一套扑克牌。
她问我：“你信不信命？”
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还是不信的好。”
她说：“你随便想一个问题。你自己集中注意力想这个问题。我在5分钟内会给你答案。不过你千万不要把你心中的问题告诉我。你自己想着就是了。”
我想着当时每天都在想着外子的病况，医生说可以维持数月，我却不相信，到底哪一个的看法是对的呢？我就问问外子的命数吧。我想着，想着。那个女人把手中的牌给我。她说旅馆里，安娜及露青丝正与一些好友在等候我。
“妈妈，妈妈。”她们高喊着，跑向我。
“爸爸没有了。”我紧搂着她们，与她们一齐哭起来。地面在我们脚下震动，世界把我孤单地撵下了。
黑夜来临。
人们走向我，与我谈话，试着劝我进食，我仅是摇头。我知道他不想死去，我知道他不愿意离开我，可是我和他都无能为力。一段漫长、漫长旅程的终结，只是发觉我自己，站在死亡的尽头，面对多少即将来临的明天。
朋友们带走两个孩子，这样我可以休息，但是没有休息。
朋友们催着我吃东西，但是我吃不下。他们安排各种事情，轻声地安慰我。在许多友爱与忠实的朋友群里，我感觉全然孤零零的。我的丈夫已离开人间。
我想，藉伊丽莎白·白郎宁的诗句，说出我心中的写照：“如果上帝愿意，我将于死后多爱你些。”
在将军故去数月后，一个阴晦的日子，我负有一件难熬的使命，遄赴阿林顿公墓——选择一块石碑。从他离我而去，我一直佯装他在远道旅行，终有归返的一日。但是挑选一块纪念碑，就是全然了解并接受死亡的终极意义。只有在来日，更幸福的那边，我会得以再晤我心爱的人。
我写过一首诗《雪》，该算是我对外子灵的祭礼：雪，轻轻地、寂寂地下个不停，从清晨到静夜，从静夜到清晨，静静地；轻轻地；树梢上，屋檐上，大街小巷都已白了一片，白了一片。
是冬天带来了雪？
抑是雪带来了冬天？
没有绿叶，
没有花朵。
更没有温馨，
春也迢迢；
梦也悄悄；
雪埋葬了绿叶、花朵、与温馨。
冬天埋葬了笑声。
是冬天带来了雪？
抑是雪带来了冬天？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冬天；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雪天。
冬天去了又来，
雪天来了又去，
可是那个人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
那个人和我，
我和那个人，
我们度过多个冬天，
多个雪天。
雪后会有阳光，
冬后会有春天，
但那遥远的昨日，
埋葬在雪天。
埋葬在春天，
到如今再没有踪影，
也没有回声。
上面这首诗在作品杂志和其他刊物刊载过。好坏勿论，但今日的情怀写不出那种格调的诗了。并非失去了诗人的情怀，但拿起笔来，心事太多了，从何说起。这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境界了。
1990年6月上旬，我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梦洛市－－外子陈纳德将军的故乡。为了陈纳德纪念邮票的首日封，市长和大学校长请我和邮局负责人开会，筹备庆祝典礼。
我和外子曾在南方的小城度过几个忧喜参半、哀乐与共的冬天。现在我每次回来，总会到那栋曾经住过的平房徘徊再三，有一两次甚至想走进院子里去按按门铃，看是谁住入了我们的故居，但我没有这勇气，站在门外，起码还可以把过去的美丽时光留住我们不幸生于乱世，最大的遗憾是相聚苦短。如今外子已去世32年了，在那些似梦似真的岁月里，我们分享过光辉喜乐，也分享过失望与凄伤。
密西西比河流经小城的高处。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经过好几个州，美国南方的名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常以沿河的市镇做背景，写些动人而又深刻的小城故事。
当年我们在靠近堤岸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小屋，和数十亩种的是外国核桃的果园。美国的农田种麦子、玉米、花生、棉花，果园种外国核桃、桃、橙、甘蔗。南方未解放黑奴以前，在农地耕作的都是黑人，南北战争后，林肯下令解放黑奴，但几乎经过了一百年，黑人才取得平等待遇，可见要做一件改革社会的大事谈何容易。
陈纳德的祖先来自法国，母亲是南方名将李将军的后裔，因此家族多半分散在南方。
现在国际婚姻很普遍，但在50年代一般观念还相当保守。美国的外交人员或国防部的官员就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特殊情况也得请求特许，否则只好辞职、调职。而在中国，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假如有何意外或不幸，别人是不会同情的。
怀着半忧半喜的心情随着外子第一次访问他的南方故乡——一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市。我该感谢外子的好友、前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诺尔（Noe）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诺尔州长退下来后做油田生意，并经营电视台和广播公司，他们的子女与我年龄相仿，给我很多照顾和指点，帮助我了解南方习俗。
外子研究李将军，他们兄弟而人收藏不少有关李将军史事的书籍，也鼓励我多读一些美国历史，有时晚间茶余酒后，炉边灯下谈到美国的开国历史、南方在内战前的繁华、内战后的困苦，许多“田园潦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惨况。当然有些名门的南方后裔也常常谈到当年他们养了上百个黑奴的往事。
我踏进了这个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社会，接触到的白人多是显贵或半显贵，其他就是教育水准不高或根本没有读完小学的黑人，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我。
外子衣锦逐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不敢轻慢，但我知道假如自己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即使如此，他们对这个异国女子还是充满了好奇，而且在我的背后一定品头论足。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被称为弱者，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养成了中画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甚至战胜一些不寻常的际遇。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和我们交友的南方人的友谊。
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发，她比我大20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治学又认真。我朗读诗文发音不准确时她指正我，并要我多读数遍，直到正确为止。她帮了我不少忙，使我至今充满了感激。
她喜欢借用政治家或演说家的演讲稿来和我讨论。她说：“政治家是说谎专家，他们的演讲稿多半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有学问的人执笔，所以可以借用。”
我数次应邀去这小城的大学讲中国问题，慢慢也应邀在许多场合讲讲中国文化、中国风俗和第二次大战的经历等等。每年该市有一天是“中国日”，纪念外子到华作战。如今小城已有不少东方人，有了中国、韩国和越南餐馆，大学里也有了亚洲研究院。东风西渐，与我当年在该地“顾影自怜”的情况大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学习英语，广州、上海、北京都设有英语学院。50年代大陆流行学俄语，现在的年轻人则人人手中一本英文字典，学好英语不但容易找到好工作，也可以直接和外国人谈外交，谈贸易。
第二，加强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南方人的一些习俗。
“入乡随俗”说易行难。以驾驶汽车为例，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太太小姐们会开汽车的不多，当然我到美国时也不会开汽车，外子自告奋勇做老师。他是飞行员，喜欢开快车，常嫌我开得太慢。有一天，我们练车回家，他又说我开得不够快，我一气之下飞快驶进车房，把车头都撞坏了。此后每天清晨我自己一人在附近练习，一星期后终于考到执照。
州长夫人有两名男厨，我数次下厨请益。大师傅等闲不肯传秘方，我除了保证绝对不漏天机，每次去时还把钞票放在信封里作为见面礼。有一天州长夫妇到舍下做客，我做了南方炸鸡和玉米煲，州长夫人对州长说：“安娜做的这两道菜是不是比我们的阿当（他们的厨师）更可口？”
第三，学打桥牌。假如说打高尔夫球是南方男人的交际运动，那么打桥牌，则是女人闲下来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会打桥牌永远是栏外人，于是我交学费去上课。
话扯得远了。
我为外子学做美国南方人，等到众人都说我比南方更南方时，外子已经病在医院。
外子每天要吸三包骆驼牌香烟。他患的是肺癌，开过两次刀，后来癌细胞蔓延到喉部，又再开刀，一年有半年躺在医院病房中，直到64岁去世。
春秋岁月--第二篇 华府风云
第二篇 华府风云
十二月的冬夜，
说声再会，
剩下了的
是窗外的风声，雨声，
微温的炉火，和着
寂寞的灯光，
一个人影。
——《炉火》
定居华盛顿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辛弃疾这首词我最欣赏，少年时代的愁滋味的确是无病呻吟，虽然我在15岁时就丧母，其后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横行霸道，接着是到大后方却做流亡学生，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这期间我和姐妹们都是饱经战乱，不过年少无知，对于一切感受都无深刻印象，因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希望都寄托在明天。
陈纳德将军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我的确尝尽了人生的苦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一个最现实，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华盛顿去，单枪匹马地面对未来不可预卜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勇气！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从肯尼迪总统到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至卡特总统，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工作派给我，这是一份荣誉，同时30年来我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我的荣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荣誉。现在且先追述初到华府时的种种。
陈纳德将军死后，我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一个独身的女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华盛顿。30岁守寡是太年轻了，更何况是只身在异国。记得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任何失落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周遭没有一处你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着你，在这种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觉得它陌生，充满敌意。
丈夫去世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怀念他，需要他。爱情临到你身上时，你从来不会觉得它十全十美，因为人的希求总是永无满足，在爱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等有朝一日爱情突然离你远去时，任何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回忆会使失去的爱情变得分外的美好，伴随你直到永远。在恋爱中的人们要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对彼此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及至他们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变作阴暗，爱情也随之消失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一段未完成的爱意，如诗如画，才开始，就中断了，那些了解并能体会爱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男女间微妙关系的人，会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刻，曾经爱而又被爱过的人，今生今世当无遗憾。
我初次到美国是在40年代，那时我和陈纳德将军新婚未久，我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觉得很安全，因为美国是我丈夫的祖国，而他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两个稚女，我必须先作一些重大决定：未来的日子，我该如何打发？我们要定居在哪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待解答的问题。
首先，居处就不容易决定，我的父亲和继母住在旧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妹妹从事科学工作，妹夫服务于当地银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该住在父母附近，还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后，我选择了华盛顿，主要是因为一些牵扯到陈纳德将军遗嘱认证及产业等法律问题，需要我就近处理，由于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有一处办公室，故决定就在该地以便处理遗嘱之各项事务，反正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陈纳德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们的律师顾问全都在华盛顿，于是我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就在华府定居下来。
我们的财务状况并不良好，陈纳德将军去世之前，因为从大陆退到台湾，又因与大陆因民航机事件在香港诉讼两年，公司经济情况困难万端，不得不把当年他一手创办的民用航空公司出售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件事后来才慢慢传出来，至于我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我想是因为先夫岁数比我大得多，他要保护我，不让我接触一些人生的残酷现实。当他去世后，中央情报局急于请我离开民航公司，虽然我的丈夫是它的创办人，看着它成长。我想继续尽力和台湾人共同发展公司业务，然而新的老板促我离开台湾，他们说陈纳德的亲蒋色彩太浓厚。现在想来，这是因为我年纪轻，又是女人，他们才敢欺负我。如果当时我不是30而是40岁，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很可能提起诉讼，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懂。我深受伤害，既然他们不留人，我为什么还要留下，自讨没趣？这是我来到美国打天下的另一原因。
听来也许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经卖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我在公共关系部门工作，陈纳德将军说过：“你学航空这行，该从下层做起。”他不曾给我一个副总经理或其他高级职位，他不是那种人。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许多最高阶层的决定，我一点不知道，回想起来，我想陈纳德将军是为了不让我操心，才把许多事情瞒住我。后来，甚至在越战期间，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卖与中央情报局？”我的确不知道。
多奇怪的一个机构？先是想尽办法要我离开，不到一个月时间，又把我的办公桌搬到另一间办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里的台湾职员见此情形，都气愤非常，但他们的职位不够高，无法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我知道他们的惊讶一定不下于我，居然有人会如此对待公司创办人的遗孀。
那时我对国际间的权力争端一无所知，接着我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去几天，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在这时候，我决定我必须到美国去。当然，除此以外，陈纳德将军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是抱着准备面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我在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四○○号看中了一幢公寓，它和同一条街上其他公寓建筑没有两样——毫无特别显眼之处，就是一幢14层的红砖建筑物，背后环着高大的树木，面向宽阔的麻萨诸塞大道，许多人就以此地为他们的家，有暂时住一阵子的，也有长期定居的，而我之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区附属小学就在对街，我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早晨上学再方便不过。当时空出来的只有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套房，月租375元，那是1958年秋天，我急于迁入，因学校开学在即。9月1日，我们搬进麻萨诸塞大道四○○号，劳动节一过，两个女儿就开始上学了。
这是我第一次住狭窄而拥挤的公寓，过去，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平外祖父家。在中国，大家庭数代同堂不足为奇，大家住在一块儿，除了热闹，也多个照应。
第二个家也在北平，是父母的家（1930至1935年之间），漫漫夏日，直耸入云的枣树梢，传来阵阵蝉鸣，春日煦煦和风，吹绽4月的花朵，旧时燕子在空中盘旋良久，终于识出每年春天栖息的朱檐。秋天10月里，泣血的夕阳，满山枫叶红似火，菊花做放霜枝——对我来说，这些就代表着家，家中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园中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是那么熟悉，午夜梦回，叫人怀念不已。
其次是我和陈纳德婚后之家，上海虹桥美华村5号的新居。
现在，外祖父母和丈夫都离我而去了，何处是我的家？
我只身在华盛顿，离开北平万里迢迢，我已从一个少女变成少妇，单身带着两个女儿，既无钱又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和陈纳德将军婚后这几年里，我们每次到华盛顿，都住在维拉旅馆，这是早年美国历任总统之家。陈纳德将军在华府酒店另有一间办公室。许多住在华盛顿或到过华盛顿的人当还记得，维拉旅馆至今仍被视为是许多总统的寓所，富有历史价值。它位于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街角，离白宫只有一箭之地。八○○号套房通常是为我们保留的，因此，当我到华盛顿处理先夫产业问题时，很自然地，我先下榻维拉旅馆。
我们认识旅馆里所有的侍者、柜台职员和经理，对它有着一份亲切感。1968年，美国大选之后，它关门大吉，我还为之黯然神伤了好一阵子。当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委员会即以维拉旅馆作为尼克松竞选总部。
旅馆对我特别优待，八○○号套房包括一大间起居室，两间卧房，和一小小的书房，只收我每月1200元，算是相当公道和优待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厨房设备，我相信许多住过旅馆的人都知道，旅馆中的餐食，吃久了，实在叫人倒胃口。除此以外，房钱我们也许还负担得起，食物的价钱，当时以我经济情况而言，却有点触目惊心。
华府酒店的办公室对我帮助不小，办公室里两位秘书小姐，追随陈纳德将军已有多年，杜琳·雷诺兹太太早在我认识陈纳德将军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对陈纳德将军一直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后来加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费安·希尔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进民航公司工作，她们二人对我非常帮忙，尤其是在我最艰苦的那段时期，她们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不过，在婚后的9年半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东方，虽然我们也偶尔因为业务前往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朋友并不多。此外，在华盛顿，忙着处理业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多结交一些朋友。
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一些挚友个个衷心愿意帮助他年轻的遗孀，但是你能只依赖别人的友情吗？我一个陌生人，在异国，我需要找个栖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
我的姐姐静宜和姐夫李佑厚医生千里迢迢从台湾赶到华盛顿，安排丧葬事直，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8月将尽，他们也得离开了。我到机场送他们时，真想要求他们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我心中有无限的惶恐，但是，我也知道，从今开始，我得靠自己了。我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逃避，我要姐姐别替我担心，我会好好地照顾自己，虽然内心并没有太大把握。但我一直要他们放心回台北去。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初到华盛顿打天下，真有这一份感觉。从中国到美国不止8000里路，有1万里路，旅途终点更觉彷徨，真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我这个学文学的人能做些什么？学理工，学数学，学法律的人，都比较容易找出路，甚至会速记和打字也不难找到工作，而我只拿着一枚笔，这问题就不太简单了。悔当初没有用功读三角几何，又没有在实验室里多花些时间，如今已太迟了。
我这个有时连加减乘除都会出毛病的人，大概一切只有从头做起了。亡羊补牢，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再分出点时间来做学生了。
在华盛顿，我开始找工作，70年代军方对遗族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在陈纳德将军去世那个时候，美国军方对于照顾军方遗眷的生活乏善可陈。我领到300元丧葬费，此外空军方面派人来询问我的经济状况，并告诉我如果我一年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时（那是1958年），可以通知空军，领取救济金。我的天，1200美元一年够做什么！外子生前可领的退休金，死后即告中断，外子原有一份保险金，但他的产业却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因为他的家人甚多，大家都想分些利润。幸好我还有一点积蓄赖以度日，只是我知道自己得赶紧找份工作。
乔治城大学是一个试验的开始，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教育费用尚无需我太操心，但是来日方长，我必须挑起这生活的担子。最初几年，我靠自己的积蓄，节俭度日。当然，我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都来问我有无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子去世后还不到一年，就有好几个人向我求婚，那些不识相的家伙会说：“安娜，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么应付得了？让我来照顾你。”我总是泼他们一盆冷水，笑说：“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他们会说：“老天啊！你怎么会说出这种鬼话？”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就准备这样做。”
现在我知道当时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太天真，例如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一份工作，或是关于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信之不疑，谁知他们大都想借机会吃豆腐，我那时太天真而年轻，但我也知道着想保有好名声，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自重。这并非说我是个讲道学的人，自命清高，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是不愿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在我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得保持一份尊严。这也许太守旧，但是我始终觉得，人如果能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赢得他人的尊敬。
1959年，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种语言的教科书用科学方式译成英文。
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很新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只我一人是女人，很幸运我被录取翻译时，经常会遭遇许多困难，有些句子很难从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例如英文中的成语或口头禅如It’s raining cats anddogs ，或barkingup the wrong tree。
我白天从事翻译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读书，也没有太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但我深知年轻而聪慧的独身少妇，在华府的确很吃香。
我自己觉得当时最重要的事是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说来惭愧我没有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念过书，而我的妹妹们却都是在加州受中学大学教育，只有我战时留在中国，我所受的中国教育还可以拿来骗骗人——在美国学府里，我也算是一个中国学者了。因为在中国，我写过几本书，无聊时也写些诗和小说。做过中央社记者也算一招。因此还被聘为美国之音做节目及广播。后来又为《新生报》、中央社、《民族晚报》写些专栏。还好对于读书我还有兴趣，有些聪明才智过人，但是却忙得无法定下心来读书是很可惜的。我的看法是，无论多忙，一个人总该找出时间念书，自修充实自己。而我，因为想教书的缘故，开始研究公共演讲这门课，还有如何发音等，不过我至今仍然不会唱歌，但喜欢唱，唱走了调儿，唱错了腔，满不在乎。
一个东方女子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人种歧视的美国求发展并非易事。不过有时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有说不出的奥妙。我在华府当初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并继续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前天晚上我在家里请客，在华盛顿的餐会上，只要有议员在座，大家三句不离本行就会谈到1964年的大选，当时我曾对总统南部之行表示关心。我曾说：“南方这时期因为黑白平等运动境况不太安定。肯尼迪去南方似乎时间不太合宜。”有人笑我杞人忧天，想不到不到12小时，总统竟被杀身死。
为了参加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大典，我牺牲了一双价值美金75元的高跟鞋……那天，华盛顿下大雪，空前未有的大雪。共和党败北，而且票数相差甚微，使我心中非常懊丧，但友人一再邀请，我勉为其难地参加了就职大典。肯尼迪夫人有她的风度，但许多审美专家认为她的一双大脚，是美中不足。
整个白天和晚上都下着大雪，刮着大风，但来自各地观礼的人仍是兴高采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以后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宾。但是惬意的是，1969年1月和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职大典，因为我算是功臣，而且也负责主持他的就职事项，非常有趣。其后尼克松又派我代表他到菲律宾，到韩国、到泰国参加各项大典。都是有历史价值的。以后再谈。
我记得初次与肯尼迪总统正式单独会面会谈是在1962年的5月，那时我因事蒙总统在白宫召见，他留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后在好几次要会中也见过他，但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夏天。那时他的背痛病发作，行动起来有点不太自然。但在他百忙的公务中，他还是很详细地问及我们的近况与工作。临别还送给我一支有他亲笔签名的原子笔作为纪念。
肯尼迪总统遇刺前的一段时间，报纸上不但常有肯尼迪总统的照片，肯尼迪夫人也回到华盛顿来——她自从1963年夏天小产后即很少见客，后来又到欧洲去散心，回美后才在正式场合重新露面。她对于竞选运动一向不太热心，据内幕人说，她这次欣然陪着夫婿出去拉选票是很难得的，想不到竟会发生流血惨剧。
白宫报道说，当时肯尼迪总统的两个孩子卡露琳和小约翰都在睡午觉，对于父亲的亡故毫不知情。事情发生的两天前，小约翰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出现，他正蹲在总统的大书桌下玩耍，总统却在办公桌上埋头处理要务。想不到两天之后，这个天真的小孩和姐姐便做了无父的孤儿。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而在死神之前，无论王者之王也罢，一个平民也罢，都只有低头。
春秋岁月--悼肯尼迪总统
悼肯尼迪总统
在我的客室里有一帧我和肯尼迪总统合照的彩色照片。
现在我要把它好好地收藏，因为我们和他永别了。
报纸、电视和广播日复一日地分析这场可怕的梦魇。两年后，我得识当时在场的德州州长康纳利夫妇，单只听康纳利夫人讲述那可怕的一日，就足以打消人们当总统的欲望。话又说回来，政治与权力的诱惑委实太大了，成为美国国家元首，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住上个4年或8年，是政界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康纳利当年任德州州长，他们夫妇是招待肯尼迪总统夫妇的地主。为此康纳利州长夫妇和肯尼迪夫妇同乘一部敞篷的大轿车，副总统约翰逊夫妇的座车随后，当然前后左右还有数不清的侍从人员和警卫。
凶手奥斯华到底向肯尼迪开了几枪，至今仍为悬案。有些人说凶手之外。还有别的同党，这也是有关当局意见分歧，至今未得真相大白的一件事。由此可见虽然贵为美国总统，其生死也只是一发之间而已。后来奥斯华在狱中被另一人开枪打死，而杀奥斯华的凶手劳比也不久病死狱中，于是有关该案的人证都很奇妙地先后惨毙，造成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谜。
最近美国国会又旧案重提，要再彻查肯尼迪被刺案，但到哪儿去找人证物证，真非易事。
康纳利州长当时因为与肯尼迪同坐一车，也受重伤，子弹穿过他的胸，再入背脊，虽然送到医院开刀，无法取出。不过他大难不死，为的是康纳利夫人听到枪声后，立即把康纳利的头按下来，所以第二枪只从上面射过，而没有再打到康纳利。
这些都是康纳利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数年后康纳利脱离民主党，1972年加入共和党，而且入阁为尼克松服务，做过尼克松的顾问，也做过商务部长。1976年，很有希望做福特总统的竞选伙伴，可惜有些党内人反对，所以功败垂成。
回头再看肯尼迪这短暂的一生，50不到，正是生命的光华时代，贵为美国总统，富贵荣华，可说一生享受不尽，但一颗无名子弹就结束了那灿烂的一生。人生如梦，富贵尘土，只看肯尼迪家族的许多不幸就是明证。
肯尼迪一气绝，约翰逊马上就接任做总统，这是美国的宪法。所以约翰逊宣誓就任时是在自德州回华府的总统专机上。肯尼迪夫人还穿着当天早上参加德州群众欢迎会时的那套衣服，衣服己染上了血迹，那是肯尼迪被枪杀时流的血。
肯尼迪是波士顿的天主教徒，当时许多人认为天主教徒不可能被选上，因为美国人信新教者为多，但肯尼迪打破了这个观念与成见。约翰逊的个性与肯尼迪完会两样，但两人各有建树，各有千秋。
1963年11月22日晚上，新任总统约翰逊刚回到华盛顿，被刺的总统还未入土，白宫里有一些人已在讨论要把肯尼迪办公厅里的东西搬出去，好让新任总统用白宫的办公室。
果然第二天星期六大清旱，代表肯尼迪的摇椅已被搬了出来，到了中午，那间肯尼迪曾经用过将近3年的办公室已空无一物，只剩下搬不动的红地毯和总统用的电话。
我当时曾对一位参议员说：“你们西方人太现实了。最低限度，等总统葬礼完成再搬也不迟。难道多等一天都不可以！”
“一国元首的责任与工作太重大了，为了不失去一天时间，他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
谁是？谁非？总言之，肯尼迪的时代只是一个很短促的时代，但这个短促的时代给美国人带来了朝气，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历史。因为，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他走马上任以后把许多年轻的教授、律师招罗门下。他这虽然短促但却异常轰动的朝代可与罗斯福的硕长（14年多）朝代相媲美。
我们目睹这位46岁的总统在阿灵顿军人坟场的葬礼，民众30多万人沿途相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毫无保留地哀哭。他那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肯尼迪夫人在百般伤感中却表现得无比的勇敢，她已于葬礼完毕后迁出白宫。她在维琴尼亚（离华盛顿不远）有一所新居，是总统遇刺的上一个月才完全布置好的，当时在麻省也有房子，而她自己的母亲与继父则住在美京的高尚住宅区乔治亚城。大家都认为前任的第一夫人应当得到哀伤中的安静。她的男孩子那天刚好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