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她有更深的感触，因为许多与肯尼迪夫人接近的人曾说，她对于白宫的生涯并不大感兴趣。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她并没有作公开的演说等等。她甚至并不太希望自己的丈夫做总统——假如肯尼迪竞选失败，或许他今日还会健在人间。
肯尼迪夫人与她的丈夫在医院中吻别时，她自无名指上脱下了一枚戒指，放在已安息了的爱人手中。
美国人说林肯被杀后，美国差不多费了近100年的时间才把元气恢复，因为林肯的继承人不知好歹，对南北大战后怨声载道的南方人加重压迫，以致美国虽说南北统一，但还是四分五裂。还好，肯尼迪的继承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30年前到华盛顿来时只不过是一位众议员的助手，但在这30年中他做了众议员、参议员，又做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后来虽然竞选总统候选人时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接受肯尼迪的邀请，竞选副总统。在副总统任内，他并没有完全被肯尼迪重用，因为肯尼迪有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属，和自己的亲信。可是他代表肯尼迪访问了许多国家，做了许多睦邻的工作。他甚至把一位巴基斯坦的马夫请到美国来做他的嘉宾，虽然有点近乎噱头，但十足表示他做政治做得非常到家。
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强硬的，不妥协的。许多与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一向是主张强军卫国，同时他的政策是反共的。他对于越有的政局的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国人觉得安心，因为翰逊的性格人品虽并不像肯尼迪那么富有传奇色彩，但这位当年55岁的南方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对内对外都有见地。他声明他将继续肯尼迪的政策去做。当然肯尼迪也有他的短处，在他的新朝代中拥有不少“书呆子”，古巴的失败是一个例证。
约翰逊在民主党中是被认为保守的，许多左派的民主党人（如最左的美国民主公会）曾极力反对他。在1960年时，他们甚至反对他与肯尼迪做伙伴。由此可以证明约翰逊的思想是比较不左偏的。
约翰逊夫人不但是一位老练的女政治家，而且是精明的女老板，她有电台，有农场。她待人接物恰到好处。大家对她也都有好感。
肯家的风流是公开的秘密，但在60年代，新闻媒体对一国之尊的私生活往往多所保留。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对于丈夫的拈花惹草当然心里有数，但肯家当时似乎有一不成文规定，那就是做了肯家的媳妇，有名有利，但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得容忍男人的风流。
杰奎琳入白宫做女主人是1961年的事。她嫁给肯尼迪时他是麻州的参议员，当时两人已闹意见，老肯尼迪尚在，他知道假如儿子离婚则白宫宝座免谈。30年前选民较今日保守，前任副总统洛克菲勒做过加州州长，而且是美国有名、有财、有势的大家族，但洛克离过婚，共和党不敢冒这个险，后来他于1973年做了福特的副总统。
60年代肯尼迪做了总统之后，他的夫人与他兴趣不同，但为了保诗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大场合仍尽量一同出现，同时每次出现在荧光幕时，都带着年幼的一子一女亮相，使人对美国第一家庭有种亲切之感。
肯尼迪做了总统之后，就推选他最亲挚的抱弟罗伯特为最高法院法官，有些人批评肯尼迪任用私人，肯尼迪直认不讳。肯尼迪被刺杀后，罗伯特竞选参议员，后来于1976年在加州竞选总统时被枪杀，与乃兄一样死于非命。肯氏家族虽然有财有势，但似乎注定匮运笼罩，比方说，大儿子在第二次大战中于英国空难死亡；大女婿也死于空难；两个女儿都有婚变；大家称做Teddy的最小儿子爱德华，现任麻州参议员，他在10年前酒醉后与女书记同车出游，人车同坠河中，爱德华大难不死，但他却没找人去救那个女书记，数小时之后才由友人陪同到警局报案，酒醉驾车失事已不成体统，又带了女友夜游，坠了河不但见死不救，而且带着律师投案，并非亲自报案。当抢救人员把那女子捞上岸时已气绝多时。这件事假如发生在别人身上，极可能以谋杀论罪，但爱德华再竞选连任时竟依然当选，你说奇不奇怪。办这个案子的证人和警察，退休者有之，病死者有之，不知去向者有之，而死者的父母也默不作声，其他和爱德华共度那疯狂周末的人也都一声不响，只有爱德华的夫人不久之后提出分居，其后离婚。她受了这个刺激之后常常借酒消愁，几次入院戒酒都不太成功，有三四次被警察开罚单，因为她酒醉驾车出事，有一次还撞倒一棵大树，被警察局罚款，并限制她在一个月内不准驾车。新闻媒体对肯家总是手下留情，不过肯家的女人并不太好做。
肯尼迪夫人未嫁之前做过小报记者，父母离婚后母亲再嫁，继父是做地产生意的，颇有积蓄，因此杰奎琳和当时的肯尼迪参议员缔结连理可说是门当户对的。杰奎琳的母亲是出了名的势利眼，女儿做了第一夫人之后更是目空一切，但她忽略了华府的当仅派女主人，而大家对她们都不敢等闭视之，连总统也另眼相看。
约翰逊就任总统时，我在华府已住了4年。
我初次参加白宫晚宴，是在约翰逊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我相信对任何人，初次以总统宾客身份参加白宫宴会，都将是终生难忘的。以后在尼克松、福特当政时期，我经常是白宫的座上客，吃午餐、饮茶、参加酒会和晚宴。虽然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一般老百姓对于总统仍旧怀有无比尊敬，对总统宫邸日常发生的一切，感到钦羡和好奇。肯尼迪文化中心总统的包厢我也用过多次，这是白宫对功臣们的一种礼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页历史收场，新的历史在上演。
愿肯尼迪的灵魂安息。
春秋岁月--高华德真人真事
高华德真人真事
1963年下半年，参议员高华德成了美国新闻报道中的热点。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在第一版至最后一版读到他的消息。当时他是亚里桑那州的参议员，也是共和党内希望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华侨报纸把他的名字直译为金水（Gold Wa－ter）。他是半个犹太人，但信奉基督教。他的太太芭妃（Peggy）是印地安那州人，两人已结婚近30年，有两子两女，大女已婚，且有4个孩子。但他们夫妇两人都长得非常年轻，高华德太太是个美人典型，在大学里学的是艺术。高华德是在电话亭里向她求婚的。他们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女记者们聊天，高华德太太非常得意地把手上戴着的金链让记者们传观。金链上有7个小如意，一个是钻石的，一个是绿宝石的，一个是红宝石的，一个是珍珠的，一个是玛瑙的，一个是玳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一时也记不清楚了。
我认识高华德夫妇时，他还没有像1963年那么红得发紫，因为他是空军里的人，官阶少将，而且他们的朋友中有的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常有往来。高华德的住处与我的只隔一箭之路，所以我们也可以算是邻居。高华德太太和我用的是同一个理发师，有时我们就在理发店中聊天。1963年下半年来，他们夫妇而人都忙着政治活动，因为大选就在1964年。当时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在大忙特忙地作准备。
纽约州长洛克离婚再婚后，声望大减。本来他是共和党中呼声最高的人。但自从他在一年之内与他的30年老伴离婚又与一个离婚而又有4个孩子的少妇结婚后，他就马上被大部分共和党人放弃。这是他意料中所不及的。我说这项措施出乎他意料之外，并不是说他没有料及后果，而是说他没有想象到后果会如此严重。有人把他比作弃位的英皇爱德华，不爱江山爱美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洛克既爱“美人”，又爱“江山”。我没有见过新的洛克太太，但许多人说她与前任的洛克太太很相似，只不过年轻十多二十年而已。美国人离婚再婚的很多，可是却对洛克州长如此苛求，我当初也有点不解，后来我问了许多人，他们都给我同一的答案，那答案是：“美国的选民一半是妇女，而且以中年妇女为多，这些中年妇女都认为洛克此举给中年男子一个坏榜样，那就是说中年男子假如想休妻时会说：‘我们的总统都可以离婚、再婚，难道我不可以吗？’这对美国中年妇女是一个要挟，所以洛克若出未竞选，中年妇女是不会投他票的。”
于是我提出史蒂文生，他不是也离了婚吗？他们说这不可以并论，因为，史蒂文生虽然离了婚，但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而且他没有拆散别人的家庭云云。不过，史蒂文生也三次失败。
这是题外话，我们且不说它。
当时，共和党里有两派，一派是保守派，以高华德为代表；另一派是自由派，以洛克州长为代表，这两派虽同属共和党。
但政策有点分歧，所走路线也有异。这在民主党中也有同一现象，即他们分南北两派，尤其是1963年那段时间因为闹黑白种族平等运动，南方议员多主张用温和政策，北方议员支持政府，非要把南方的黑白问题解决不可。这样一未，激怒了不少南方人，本来南部各州90％是民主党人（副总统约翰逊即是德克萨斯州人，上次肯尼迪为了要拉南方人的票数，特地把约翰逊捧出来做他的副手），他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林肯解放黑奴后他们祖先所遭受的灾害，所以很少人愿意加入因为林肯而享盛名的共和党。可是自从黑白之争开端后，许多南方人已改变了主张，他们说：“我不管是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我要选能干而合适的人。”他们都认为现在的政府对他们太强词夺理，把州的权力削减。所以都说要支持高华德。从当时的情况看，肯尼迪若要把南方的人心收拾，还得大费心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现象——南方人要选共和党人做总统——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是南方的票数并不能操纵竞选者的成败。票数多的地区是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南方的大州是德克萨斯州，自从出了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参议员陶尔之后，这一州几乎全部是拥护高华德的。这一州由陶尔领导，首先展开了拥高华德运动，这是1963年四五月之间的事，想不到俄顷之间，一呼百应，高华德不到一年工夫已成为共和党中炙手可热的人。据联合社的调查所得，共和党领袖中有85％强是支持高华德的。
共和党于1964年7月13日在加州的旧金山举行竞选大会，公选下届总统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开会地点是芝加哥，大家都在招兵买马，真可以说是各地英雄好汉大显身手。
参议员高华德与纽约州国会议员来勒获得提名，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副总统。民主党则推出了约翰逊和韩福瑞做总统和副总统的竞选伙伴。
当时，高华德54岁，但看上去只不过40多岁，他通常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他给我的印象是豪爽、热诚、有毅力。他反对签核子禁试条约，他反对卖麦子给苏联，他反共……有些人说，他反对的事很多，我们要听听他的计划、他的政策，这当然也有道理。
高华德太太很喜欢故乡亚里桑那州，她起先对于丈夫的竞选总统这件事并不太热心，可是大局已定，她也和她的丈夫一齐出马。她人缘甚好，对竞选颇有帮助。
有一天，一位朋友和她开玩笑，问她对于高华德的将来如何看法，她说：“都是你们这些人搅的，还问我！”
我们的朋友对她说：“对不起，我们只是向你借用你的先生4年至8年而已。”
竞选期间，民主党指责高华德好战，理由是他主张美国在越南采取强硬立场，然而事实却是，当约翰逊人主白宫之后，他所采行的越战政策正是高华德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政见，这就是政治！
那时我住在教堂大道4201号屋顶的公寓，我的居所，成为许多共和党高阶层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高华德竞选期间，许多支持他的人常在我那儿喝咖啡、喝酒讨论战略与计划。高华德出师不利，对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士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过，也因此使高华德成为共和党一位有力的代言人，甚至我们可以说，高华德这次失败，为4年后尼克松的东山再起，铺了一条路。
春秋岁月--约翰逊总统和新闻记者
约翰逊总统和新闻记者
美国是一个极度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因此美国的新闻记者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冕皇。约翰逊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新闻记者们不知怎的，忽然太岁头上动土，和约翰逊总统大闹别扭，和一国元首过不去。各地的报纸与杂志纷纷评议总统，有的说他控制新闻，有的说他不礼待新闻从业员，有的甚至说他独裁。约翰逊总统在应付越南战事与多米尼加政变之外，还要应付一群对他诸多批评的记者，于是乎有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的心情是不太舒畅的。
本来在美国，新闻记者和一国元首意见相左也没什么大不了。在以前，罗斯福总统算是最会对付记者的，有时也不免挨骂。杜鲁门在位时，有一次因为专栏作家皮尔逊批评他的爱女马格丽特的歌声不好，杜鲁门在记者会上把皮尔逊骂了一顿。肯尼迪总统的人缘不错，与记者们甚为相得，可是有时因为取消记者招待会，或是因为哪一个白宫记者受了专宠，得到独条新闻，也有几次受到“群起而攻之”的袭击。
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做了多年的议院南面王。
参众议院往时有一句话：“约翰逊所想要的，约翰逊必得。
（what Johnson wants，Johnson gets．）”除了两年多的副总统任内不太得意之外，在朝人物大家都敬他三分。想不到做了总统之后，众目所视，众手所指，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头条新闻，而且他的外交与内政有时也受到责难，有时记者们还来个不合作，于是使得约翰逊总统大伤脑筋。
话说回来，美国当时也实在是个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与新闻界的纠纷大概由没有派副总统韩福瑞到伦敦去吊邱吉尔之丧开始。邱吉尔世界名人也，也是美国友人也，他的丧礼当然隆重，但在当时美国正是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既派了大法官华伦等人做代表，新闻界实在不该小题大做。报纸上有好几天议论纷纷，说约翰逊总统不够大量，不重用韩福瑞，这一来，不但使韩福瑞左右为难，而且使约翰逊总统大为生气。
1965年3月间，一年一度的新闻界同乐会在华盛顿举行晚会，虽然没有成文法，可是每年在任的总统是固定的上宾。
约翰逊总统破例不参加，而且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州去。晚会后有余兴，当晚只招待男宾，第二日也邀请了一些女宾，我也在场，新闻记者们在台上把约翰逊总统大大地挖苦了一番。
当然他们说那是逢场作戏，无伤大雅，可是据说约翰逊总统就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约翰逊总统这个人有非常的魄力，有时喜欢独断独行，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许多新闻记者常在记者招待会上问有关的机密问题，这对约翰逊总统无形中是一种刺激，我听某参议员告诉我说，有一天约翰逊总统在招待参议员的晚宴中问艾度奥（ldoho）州的参议员法兰克却其（Frank Church）说：“你近来发表反对我们的言论，请问你是根据谁的看法？”却其答曰：“我曾和德华利蒲曼谈过好几次。”（按：利蒲曼是华盛顿的权威专栏记者，是犹太人，“两个中国”等谬论他也有份。）约翰逊总统说：“贵州（指艾度奥州）将来若要建筑大桥，你也去问利蒲曼好了！”却其大窘。这种离散民心士气的论调，当然不免使有决断的约翰逊感到不安。
有些记者们说：“我们总统的脸皮太薄了，他太经不起批评了。”这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据。但外交方面，从越南战争到多米尼加政变，内政方面从总统的亲信积肯斯出毛病到各地的民权先锋滋事，约翰逊的处境也够辛苦的，假如他怕舆论攻击，而不当机立断，恐怕问题更多。所以约翰逊总统上任后，他的措施虽然不是样样如意，可是他的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是值得支持与赞佩的。
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情报局局长换了新人，是个海军，民航局局长也换了新人，是个空军。其他的任免也有好几个。西内人批评约翰逊总统独揽大权，没有和有关当局商量，使许多人心中不受用。我不是圈内人，所以无从定真假，不过想来这些更动中的枝节也是新闻资料。
有一位记者说，“约翰逊总统请我们到他的家庄去野餐，我们当然去，可是受了他的招待之后，我们若写反对他的文章，或是对他有所批评，他就不高兴了。”
我想：总统也是人，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尤其时值多事之秋，总统若发点脾气，也是无可厚非的。
春秋岁月--尼克松大胜
尼克松大胜
1960年在华盛顿对我而言是相当兴奋的一年，也算是新旅程的开拓。肯尼迪总统击败了尼克松走马上任。一年前，我加入了共和党。陈纳德将军生前一直是南方的保守派民主党员，父母均为浸信会教友。他代表美国南方的独立与保守精神，我对于南方政治态度与思想的了解，主要即是得自于他。
不过陈纳德将军从未踏入政治界，虽然有许多人一再要他出来竞选议员。
初搬到华盛顿时，我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认识仅止于过去与外子同来华府时，碰到的一些国会领袖。准备入籍美国公民考试时，我读了些美国宪法方面的书，记得从前在学校里，历史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而历史又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我替共和党的尼克松与洛克菲勒助选，算是首次在美国参加了政治活动。
我为什么加入了共和党？因为共和党里有人一再鼓励我入党。1959年，我在宴会上碰到几位共和党人士，他们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告诉他们乔治城大学，这时有一位名叫施薇亚·赫曼的女政客，她是马里兰州共和党妇女会主席，问我对政治有无兴趣，我回答颇有兴趣，我希望尽可能地了解美国的一切，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施蔽亚接着对我表示，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请我参加这个团体，我欣然答应下来。回顾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台访问时，我曾和他有数面之缘，外子和我在台湾还参加过欢迎他的宴会。
这以后，我和他即无进一步往来，但外子去世时，尼克松寄给我一封辞意恳挚的唁信。从那时起，他不时与我联系，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选人，更关心亚洲事务。为了这个缘故，当赫曼太太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当即同意了，记得她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见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访台时，那是与艾尼初次搭档。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进谒蒋介石及夫人，外子与我应邀出席蒋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前面说过，外子是生长在南方的民主党员，眼见尼克松在政坛上一步步起来，他对此人并不很欣赏。记得欢迎会结束，返家途中，他对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我对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实上，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无以自解。”
在党里，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竞选时的简单工作——打电话，请人们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我开始了解初选的重要性，如果选区内某人年纪太大，没法出来投票，你就自告奋勇去接他，诸如此类的事，使我在那二年里，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实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使我在侯选人之外，认识了许多美国人。当时，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败给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觉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关伊利诺州库克郡偷票的传说，传遍了全美国，尼克松拒绝追究此事，这是为顾全大局，否则闹起来，只有对国家不利，我认为尼克松此举，令人钦佩。
电视权威大卫·佛斯特1977年采访尼克松之前，曾数度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他，因为尼克松辞职后，我即未与他联络。
人们经常问我：“尼克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马时，许多和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交情，远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时我入党历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选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妻子，以及妇女领袖，鲁斯夫人亦在其中，秀兰邓波儿也是由我推荐入会的。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向竞选干事建议：“尼克松在公众场合为什么不和夫人亲密一点，适当时，也可吻她一下呢？”他们对我说：“你别跟他提这事，他不愿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克松夫妻俩都是在交际场上较保守的，使人有点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总是过于一本正经。
尼克松那些来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对傅勒夫妇，也觉察到了这点，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乔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竞选加州州长，遭到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劝尼克松：“等1964年卷土重来，不要这样早就竞选州长，你也许应该从现在起就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找些人来，为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进行准备。”但尼克松不顾朋友力阻，终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
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克松已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不过他们错了。
对于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功臣，首推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契尔。尼克松从加州迁移到纽约做律师就是和米契尔共事，他策动东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经过许多长远的计划，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无日不以此为目的。尼克松夫人当初是苦劝夫婿退出政坛的，但尼克松对于政治一向热中，急流勇退实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支持人也认为他大有可为，连我在内，于是1966年至1967年我们就开始为共和党铺路，替尼克松做开路先锋。
1965年，我因业务到台北时，再度与尼克松相遇，当时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销百事可乐，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亚洲人们都还记得他在加州竞选失败后，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会中他向记者们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来踢去。很不幸，这句话不但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日后且变成他政治生命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
尼克松私人访问台北时没有被邀请到美国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圆山饭店。
我得知尼克松来访的消息后，就在他离开台北的当天早晨，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要到饭店接他赴机场，他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和他一道的还有二三位百事可乐的高级职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不知为什么，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紧张，我到达圆山饭店，注意到并无重要官员在场给他送行。当他俯身进我汽车时，一个不小心，头撞到车顶，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血点从他的额前滴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从皮包中掏出一块手绢儿，压在他的额头，把血止祝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口中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事情发生得太快，大概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意外。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穿了一袭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担心待会儿下汽车时，如何使别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尼克松拿着我的手绢儿，压在额头上，过了几分钟，血总算止住了，车子也到了机场，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送行。
我们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联络，尼克松本人自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讨论他下一次竞选总统事宜。
1967年初当共和党的圈内人正议论纷坛地筹划该让谁出来做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时，支持洛克菲勒（当时为纽约州长）的和支持尼克松（当时在纽约当律师）的两派声势最浩大。洛克菲勒代表自由派，有钱也有势，但有些共和党人认为他走的是比较靠左的中间路线，不可能得到南部与西北部较为保守的选民的支持。尼克松论钱论势都不能与洛克菲勒分庭抗礼。但自从他自加州迁居到纽约之后，他也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认为他大有可为，愿意做他的后台，帮忙他招兵买马。另外还有一人来头也不小，他就是当年的密西根州州长乔治·蓝尼。蓝尼于1959年被选为密州州长。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汽车公司的老板。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非常真诚的摩门教会（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1nts）教徒，不喝酒，不吸烟，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的夫人萝莲与我交情颇深，他们俩夫妇都曾多次到我家来。我很喜欢萝莲蓝尼，她是一位有智慧、有人格的杰出女性。她也曾竞选过参议员，1966－1968年间，她全心全力支持蓝尼竞选总统。
在民主党方面，一般推测都认为约翰逊会再竞选连任，所以在1968年初，民主党人大都支持约翰逊，但有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出来与约翰逊挑战，一个是明尼苏达州的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一个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麦卡锡是反战最力的，他自名为和平使者；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人间的磨擦。是美国报界经常讨论的新闻，所以罗伯特·肯尼迪宣布他也要问鼎总统宝座时，大家并不惊奇。
但这场政治战的前前后后都与越战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美国人甚至越南人始料不及的。
约翰逊在1968年3月底那戏剧性的宣言中，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并在党人大致同意之下，把棒子交给了副总统韩福瑞，这就是因为受了越战的影响，这份压力实在太大，左派分子所造成的反战怒潮已有星火燎原之势，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与其竞选失败，倒不如急流勇退。后来许多他的亲信又说他的引退是因为健康关系，这只是面子问题而已。不过约翰逊对美国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政治的斗争继续进行，蓝尼州长自越南方问归来后不久，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洛克菲勒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后，不久又在当年早秋宣布无意问鼎。罗伯特·肯尼迪是在为翰逊未宣布弃权时就宣布竞选的，这对约翰逊固然是挑战，即在党内而言也有点越俎，很不幸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生涯比他哥哥的更短，真是昙花一现。他3月出山，声华四射，但同年6月1日，他在加州洛杉矶大使酒店演讲完毕，和他的侍从绕道从酒店的后门（厨房的过道）准备离去，就在那一刹那间，一个名叫沙哈的青年举枪袭击了他。那时群众还未散去，在一场混乱中救护车把伤者抬出去，但已太迟了，又一个肯尼迪死于枪弹。死时还未到50岁，遗有一奏和9个子女。
现在再看1968年的后半期。
在这后半期美国总统竞选已到了白热化。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推出韩福瑞为总统竞选人。
7月共和党在迈阿密开大会，选出了正副总统竞选人，他们是尼克松和安格纽。
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该看看那些台上的主角。
尼克松做了美国总统，许多人对他成功的议论各有千秋。
但有两个重要关键，可以说直接或间接成全了他做白宫主人的愿望。一个是越战的打打谈谈；一个是越南领袖阮文绍和阮高祺和我的私人交情。
说来话长，现在只好先从尼克松说起。
1967年12月7日，星期四，我在日记上记着以下数点：
（一）尼克松约我去纽约会谈。在办公室内只我和他两人私谈。
（二）办公室会晤一小时余，讨论下列事项：
①他告知我他已决定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
②请我在其竞选活动中帮忙，并负担一项任务。
③要求我以演说家及亚洲报纸的专栏作家身份，提供他有关越战的一切消息。
④请我代表他与亚洲各国领袖联络，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及越南总统阮文绍。
（三）当天下午自纽约返回华盛顿，参加约翰逊总统夫妇为韩国总统朴正熙夫妇所设的晚宴。从白宫回到家之后，又接到朴正熙总统自其下榻的布莱尔宾馆打来的电话，他要我赴他处一晤，我请好友汤姆士·葛柯伦伴我一道前往。我们谈得很愉快，直到凌晨1时30分才告辞出来。
现在，再回到我与尼克松的会晤，在他办公室，我提出几个问题和他讨论。他认为越南问题将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的主题之一，因此急于要听取我对越南的意见。
我记得当时问他：“尼克松先生，你若当选，对结束越战有何计划？”
他说：“如果我如愿以偿获得提名，我希望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
我接着问：“你觉得如何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他回答：“我需要对越南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从约翰逊政府或国务院处获得完整的情报。
至于你，经常演讲亚洲事务问题，又得亚洲首领的信任，在这方面，一定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正确情报，以便研判目前的情势，然后才可以讨论怎样对付越局。”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到越南去会晤阮文绍？”
他答道：“愿意，我实在需要和他面对面地谈一谈，我从未见过他。”
我对他说：“也许你应该先派一组精选的国会领袖到越南去，然后再计划与阮文绍会晤，这样你可以有时间研究全盘局势，越南战事实在比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听到的，要复杂多了。”他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问我：“你认为这个代表团该由谁来率领？”
我推荐德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尔（Tower）及前任大使希尔（Hill），两位都是共和党资深党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人选都甚恰当，并嘱我继续进行此事。
我接着告诉他，我将有一趟亚洲之行，他建议我回来之后，我们再谈。分手时，他说：“我很高兴你答应帮我忙。”在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帮他这个忙把我害得好惨，而且惹来不少是非。
翌年初，尼克松打电话给我，与我谈他的竞选活动。电话是他亲自打到我家里来的，后来我在亚洲时，他要我尽速把事情处理完毕，返回美国，因他要再见我，商量要事。我知道他是真的想请我帮忙，我呢，则以很严肃的心情研究尼克松这个人。
为了多了解尼克松这个人，我到路易斯安那州梦洛拜访我的好友州长詹姆斯·诺尔（James A Noe1）。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诺尔宦海浮沉多年，先是路州参议员，著名的州长休·龙恩（Long）去世后（也是被刺），由他出任州长。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电视及广播电台，他的儿子詹姆斯早已在新奥尔良组织了民主党支持尼克松委员会，我知道诺尔州长会对我坦诚相告的。
一天晚上，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坐在火炉边谈天，我请诺尔州长告诉我“CheckerSpeech ”——“棋子演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尼克松决定再度出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副总统的那些年。关于这段插曲。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单只在我的朋友中间，对尼克松的看法就不一而足。诺尔说：“‘棋子演说’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里程碑，在那次演说中，他使自己由艾森豪威尔的政治累赘一交而为其政治资产，那次的表演太精彩了。”
“请再讲得详细点。”我说。
“唔，尼克松认为那次事件是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一点不假，成败就在此一举。”诺尔继续说。
“1952年，东部共和党人士推举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搭档竞选，你还记得纽约州长汤姆·壮威（Dewey）吗？尼克松就是他推荐的，但后来发生所谓的尼克松经费丑闻案，摆脱尼克松不遗余力的也是他，那时，大家都视杜威为‘拥王者’。”
“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问。
“你记得加州华伦州长吧？后来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大法官的那个华伦？他是属于共和党内的自由派。”
“我见过他和他的女儿，他们夫妇和我在一些社交场合碰过面。”
诺尔州长继续说下去：“1952年总统大选有趣得很，事情是这样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Taft）向艾森豪威尔挑战，加州的华伦亦插上一脚。当时，华伦是加州赴芝加哥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他希望赢得加州代表的支持，因为这缘故，他的立场就像是在赌博，如果艾森豪威尔和塔夫特竞争过分激烈，或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则华伦就可在相互折衷之下，取得候选人的资格，有点渔人得利的野心。1948年，华伦曾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与杜威搭档，那年，出人意料之外，他们败给了杜鲁门。因此，后来当东部人士推举尼克松出来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搭档时，他挺身而出，支持艾将军，此举使杜威和华伦的支持者大为愤怒。竞选期间，尼克松一些政敌悄悄地建议报社记者去调查尼克松一部分加州友人们为他募集的一笔特别经费，消息当然在竞选期间传了开来，尼克松身陷危境，百口难辩。”
“当时募集特别歉项是非法的吗？”我问道。
“不然，事实上，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生也有一笔特别经费，我还是赞助人呢，这其间的差别只是民主党全力支持史蒂文生，艾将军却没有给予尼克松全部支持。你们共和党的毛病在于自己人出了事，大家都不挺身而出为他讲话。”
诺尔州长又向我作进一步的透露：“安娜，美国的副总统向来没有什么分量，这你也知道，当记者问艾森豪威尔将军副总统尼克松负责作哪些决定时，艾克回答，‘如果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我或许能想出一项任务来，我一时记不得了。’这两人一直不大亲近，因为个性不同，趣味不同。”
1968年，我被任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曾邀请玛咪·艾森豪威尔出任荣誉主席，她对我说：“我喜欢尼克松，外子将他训练得很好。”
艾克在军中曾任高级将领，总是给人一种权威的感觉，他也很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尼克松则不然，在海军只做过中尉，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深谋远虑的政客。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华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朝圣，去探望病中垂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诺尔州长给我看一本书，其中包括一部分所谓的“棋子演说”，现将尼克松演讲的一部分原文译介如后：“另外有件事，我也许应该告诉各位，因为如果我不说，有些人很可能以此诟病于我。竞选时，我们全家的确收到了一样东西，这是一件礼物，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收音机上听到内子碧特说，我们家里两个小孩想要养一只狗，信不信由你，就在我们出发从事竞选旅行之前，巴尔的摩的联合车站通知我们去取一个包裹，取来之后一看，你们猜是什么？纸盒里面是只远从德州运来的小猎犬，身上黑白点子交杂着，我们的大女儿翠茜亚那时才6岁，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棋子’，孩子们非常喜欢那条狗，我现在只说一句话，那就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要把这条小狗留下来。”
全场听众鼓掌，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尼克松脱身了。
这就是尼克松著名的“棋子演说”。
你愈了解他们，愈难对他们有所尊敬。这或许不完会是他们的错，他们经常得在二三项选择中折衷而行，而其折衷的决定不一定就是最佳或公正选择。
我也得承认，当时我在政界的资历尚浅，只想帮助共和党，并无任何野心。因为我过去和越南人一直是好朋友，他们都信赖我，愿意和我谈，而作为一位演讲人和专栏作家，我又可以获得某些旁人着不到的资料，当时我不知道，由于我向米契尔报告有共和党竞选工作人员骚扰越南大使馆，这些人受到米契尔严厉的申斥，后来他又告诉他们，以后只有我才能和裴艳大使及馆员联络，别的共和党员不得接近使馆一步。
树大招风，我在当时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然这件事招致了许多人不满。有一天，米契尔、希尔大使和我三人作一个电话会议，说了不久米契尔叫希尔挂上电话，并告诉他，电话会议现在结束了。他要和我单独谈几句话。还好，希尔大使和我是老朋友，不然又因此得罪人。他后来对我说，已经有人抱怨米契尔和我谈话的时间太多。别人想找他谈事情，却非常困难，希尔大使说：“安娜，现在竞选总部有些人已在嫉妒你了，你要当心。”
1968年的春天，我们奉命组织了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仍由我担任主席，委员会中不少是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妇女，艾森豪威尔夫人玛咪是我们的荣誉主席，会员包括鲁斯夫人、秀兰邓波儿等妇女领袖，还有共和党国会领袖的夫人，如福特夫人、狄克逊夫人、陶尔夫人等等。
1968年8月9日，尼克松在迈阿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天后，他选择安格纽为其竞选伙伴。现在竞选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共和党方面是尼克松、安格纽；民主党是韩福瑞、穆斯基。尼克松接受提名的演说十分感人，他讲到自己出身寒微，努力奋斗，一心要为这伟大的国家贡献已力，他讲到这些机会唯有在美国这国家才能实现，代表大会上许多妇女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坐在记者席旁边的一个特别席区内，当全体起立为尼克松鼓掌时，我注意到记者们坐在椅子上，丝毫不为所动。我高声请他们起立。
会议大厅里气球四处飘扬、人们互相拥抱、高声欢呼，尼克松多年来的梦想终告实现。下一步是要赢得总统宝座。稍早在代表大会上向尼克松挑战的除洛克菲勒之外，还有其他人，但都失败了。尼克松以一个请贫的律师，成为加州国会议员、参议员，当副总统8年，然后1960年竞选总统败给肯尼迪，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又告失利。经过一连串的挫败，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也替他高兴。
他从加州搬到纽约，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常想，当他加入穆基、罗斯、顾斯理、亚历山大与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时，有没有想到再度从政，或者一心只想赚点钱。1969年1月20日他就正式上任做总统了。所以在1969年1月1日，他的名牌将从第二十街五楼事务所的办公桌和大门上移去。
那幢大楼坐落于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区中心，旁边就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据我所知，尼克松是由他的好友华纳·朗伯特药品公司董事长鲍伯斯特推荐进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鲍伯斯特是那里的重要客户。
尼克松加入律师事务所时，带来两位女秘书，一是跟了他许多年的路斯玛莉伍兹小姐，另外是位动人的小姐莎莉·史卡妮，史卡妮小姐后来嫁给了白宫讲稿撰写人保守派共和党员布肯南竞选活动展开后，我和尼克松又见了几次面，一次在堪萨斯城，他偕夫人同来，对高级妇女助选人员发表演说，派特·希提和我两人把他们二人介绍给所有志愿工作妇女。尼克松演说完毕，他要我接着讲越南问题。
早先米契尔告诉过我，争取提名的其他共和党人士会在越南问题上大作文章，尼克松则不预备这样做，尼克松与米契尔要我继续提供他们有关越南的新资料，并希望与越南保持更密切的联络。这是交代给我的任务之一。
为了争取有利地位，使越局有转机，约翰逊总统想要保护越南的米仓－－湄公河三角洲，但摆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越战已经拖得太久了，美国民众愈来愈不耐烦，左派、右派均对约翰逊展开攻击。重整军备，向前推进，美国报纸也多不支持越战。
我还记得美驻越空军司令约翰·罗卫尔将军为此事遇到麻烦，而且因此去职。国务院以其不遵守命令，将之召返，他们称罗卫尔将军在停火令下达之后，仍未停止轰炸。
3月底，约翰逊宣布他不打算竞选连任，但是他对越战局势甚为担忧，在这同时，他当然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于是又有新的政治花样——到巴黎去和谈。
竞选期间，各项问题辩论日趋激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在华府维拉饭店设置了全国公民支持尼克松——安格纽委员会总部，不过，大部分命令仍由纽约方面下达，竞选总干事米契尔、财务委员会主席史丹士的办公室均在纽约。我每周自华盛顿去纽约一次。
当时，我拥有三个头衔：共和党政务问题委员会顾问，全妇支持尼克松——安格纽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妇女财务委员会主席。记者们写了许多篇有关我的访问报道。很多竞选工作人员都奇怪米契尔为何经常打电话给我，他们自然不知道，米契尔和尼克松是要从我这儿得到关于越南局势最新发展的消息。同时我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到家，或许是因为我和尼克松之间，还有我和米契尔之间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到家了，因此许多尼克松左右的人也不清楚我们在什么时间谈话，什么时候见面。即使见面与谈话，也无第三者在旁。
其实，越南的阮文绍早就说过他不准备参加巴黎和谈。
而民主党则认为越葡若参加这项“巴黎和会”可能增加韩福瑞获选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可能会因为越战有一线和平曙光而投民主党的票。
共和党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巴黎和谈该在大选后进行（其时离开大选只有10天），不然的话无论谁做总统都会有更多麻烦。因为在大选前的那10多天内，美国朝野，说实话，哪儿有空去处理越战，更哪儿有时间去安排巴黎和谈。
大选前10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表示巴黎和谈已经在望，他说他有理由相信越南南北双方已同意到巴黎去。美国民众不了解越南整个局势，听了这番话，以为如果巴黎和谈能在总统大选前展开，或许就表示越战即将结束。这是一项对民主党有利的声明。可惜阮文绍不愿低头，使约翰逊和党内人甚为气愤。
约翰逊的国情咨文演说方结束，我就接到米契尔的电话。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当时我正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参加柏儿·梅丝塔夫人的晚宴。米契尔通过我的私人秘书，把我给找到了。由于在梅丝塔家中不方便讲话（梅丝塔是民主党人），他问我能否回个电话给他，我匆匆记下一个私人电话号码－－914－－W07－－0909。又是米契尔的一个新电话号码，他常换电话号码，怕人偷听。
我和男友葛柯伦一同参加宴会，他建议我到他哥哥大卫的公寓打这个电话，大卫也住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当时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宾客都去观赏电影时，葛柯伦陪我到了大卫家打电话。电话一下接通，讲话的是米契尔本人，他说：“安娜，我现在是代表尼克松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越南朋友必须了解共和党的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回答说：“我只负责传递消息，现在我们要想影响他们，无论怎么说，都非常不智。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他们的行动也必须符合国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绍总统会为他的国家着想，我的看法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没有办法左右他，毕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尔只关心他们会不会到巴黎去，我说：“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因为许久以前，阮文绍总统告诉过我，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项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去巴黎是有害无益的，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参加和谈。”米契尔随后对我说：“如果明天你有什么消息，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切记！切记！”我说：“我会尽力去打听。”
我们谈话时，我的朋友葛柯伦在一旁用分机，听到了我们之间整个的谈话内容，因为在华盛顿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一些智慧——当你和别人作这类重要交谈时，最好是有位证人在场，当然如果是律师，那就更好，为的是以防万一。
选举前几日，阮文绍公开宣称，越南政府不会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谓“和平谈判”。民主党对于阮文绍这项宣布。大感愤怒，继续对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代表前往巴黎，并声言若民主党获胜，阮文绍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头。共和党这方面，从尼克松到米契尔，自然是大受鼓舞，认为是我之功，因为彼时民意测验显示，尼克松与韩福瑞的声望，相去不远，胜负只一发之间。阮文绍总统拒绝派代表团赴巴黎，他的这项行动直接间接造成了尼克松的获胜与韩福瑞的失败，是无可讳言的。
当年的竞选布局大致如下：当时美国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每一州都设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设有支部。但总指挥部是在纽约，第一因为尼克松住在纽约；第二因为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也在纽约，人家向他们看齐。
1968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因我住美京，必须在美京投票，于是一大早我先在华盛顿投了票，然后飞到纽约，和米契尔、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会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一同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是一个凛冽的冬日，大家都紧张而兴奋。
在办好旅馆登记之后，我应米契尔之请，到竞迭总部去看他，那时许多人正等着见他，但他走出来，先谴我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对尼克松在这次大选中旗开得胜，十分有把握，然后他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这次整个总统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越南，在这方面，你为尼克松做了许多事，帮他不少忙，我认为你已经为美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相信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召见你，让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他和我一同离开办公室，许多人仍在那儿等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理发，我俩一块走出来，经过那些访客身边时，他告诉他们，他很忙，晚一点再和他们谈。他说：“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见到许多这一年里为尼克松竞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伊文斯，伊文斯担任米契尔的助理；我也见到了宣传部的赫伯·柯莱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掌管新闻方面的事务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来找我倾谈。墨雷·邱提纳是尼克松的政治顾问（已于1974年去世）；伊莲娜·威廉姆斯负责照料捐巨款给财务委员会的人士。她正忙得团团传。
选举揭晓是日晚上，共和党要员毕集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饭店各部分设立了临时酒吧与电视接收机，依各人资历的深浅，分派至各层楼，因为我与米契尔、伊文斯等人比较接近，所以拿到一个金蓝色的缎带，凭此带即可自由出入各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尔与伊文斯忙着注意各地的选举结果，且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换意见。下午，米契尔又来找我，告诉我说，尼克松在金室发表获胜宣言之后，即要接见我。但是西海岸的选举结果报告到得很迟。等到所有票开出来，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饭店大厅宣布他获胜的消息之后，时间已晚，他得立刻赶往佛罗里达州。当时，大厅中挤满了新闯记者和竞选总部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动弹，秩序也很乱。
我怀着欢愉和满足的心情回到华盛顿，深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选举之后，大家又忙着准备总统就职大典，我又被派担任特别顾问及就职委员会主席成拉·马里奥特的助理，此外，还要协助州长欢迎会副主席乔治·欧姆斯泰将军进行筹备事宜，我从华盛顿竞选总部搬到西南区潘兴大厦的就职委员会总邻工作。
1968年12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却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道。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12月初，总统当选人尼克松任命资深外交家罗勃·墨斐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宜，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的新行政大楼。
尼克松、米契尔、狄克逊都担心我在压力下会向新闻界透露实情，发表对新政府不利的言论，他们想使我缄口不语，承担他们的错误的责任。那时，我仍旧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葫芦里卖些啥药，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后，他代表尼克松来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罢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谢了。”
墨斐于是表示，以我对亚洲的认识与了解，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诉他，我会的，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春秋岁月--基辛格访华
基辛格访华
尼克松在宣布访问中国大陆前一周曾召见我。和我在他白宫的办公室谈了差不多一小时，但他对于大陆之行一字未提。
我在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也很随便地发表了一些意见。
本来在白宫通知我总统要召见前一天，我心想尼克松或许要和我谈越南问题，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问了一些有关台湾及大陆的问题，说是有些新的构想。我问他有何新的构想？
尼克松说：“我和基辛格谈过，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没说话。
平时他召见总有其他助理与顾问在旁，这次很特别，只有他和我两人单独会谈。会谈快结束时他说：“我让基辛格也来谈谈。”
尼克松按了一下桌下的铃，基辛格推门进来。客套一番，基辛格说：“陈纳德夫人，你是亚洲专家。”
哦，不喊安娜，称夫人了。我笑笑：“这年头大家都是专家，反而没有专家了，不知道基辛格博士以为然否？”
他说：“你喊我亨利，我们已见过好几次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