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蒋介石对陈纳德说：“不要理她！”因为孔二小姐要陈纳德教她飞行，陈氏认为大家忙着抗日，哪有闲情去陪小姐玩耍。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陈纳德和蒋介石意见有些分歧，当时美国派了马歇尔元帅到中国做调人，马歇尔三上庐山，要国共休兵合作，当然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陈纳德劝蒋介石同意和谈，只要解放军保证不渡长江，这样中国虽然可能造成南北分峙，但最低限度可让国民党及其部队有个歇息的机会。
可是蒋介石不愿接受马歇尔的和谈建议。后来魏德迈将军也曾建议由联合国的军队来协调国共之争，当然这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蒋介石对陈纳德说，“我和共产党已多次和谈，但都无结果。我们只好做最坏的准备，退守台湾。”
陈纳德认为这是下下策，但他知道蒋介石凡事做了最后决定，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包括宋美龄。1988年我在中国，大陆电影公司要我看他们写的宋家三姊妹剧本，当然他们对宋庆龄有所偏爱，剧本写未家三姊妹道：孔夫人霭龄爱钱，孙夫人庆龄爱国，蒋夫人美龄爱权。孔夫人和孙夫人我都只在和陈纳德婚后见过几次面，但没有深谈，蒋夫人认了我们的两个女儿陈美华、陈美丽做义女，她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蒋介石亲自取的，是承袭美龄的“美”字而来的。另外，还送了两枚图章给美华和美丽。
1947年圣诞我和陈纳德在上海准备结婚，陈纳德曾先到南京向蒋介石夫妇报告，得到他们的祝福，他们送了象牙雕刻和一对江西瓷制灯台做贺礼，还派了叶公超先生从南京到上海来致贺。
陈纳德在第二次大战后，声名响彻美国，他有很多机会回美国发展，例如：美国有人要他出来竞选州长或参议员，也有大公司请他做董事，还有许多正在筹组的航空公司……这一切对他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却选择了再回中国服务这一途径。从1948年到1958年，我们结婚10年，日子之所以过得相当困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留在中国。
1951年美国两家大航空公司都找他，一家是东方航空公司，一家是Delta南方航空公司，两家老板都是他的好友，他们一再以电话、电报、航空信劝他回美国航空界服务，但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台北的气候对一个患有严重气管病的人来说是很不适宜的，他常常咳嗽，心情不好，对美国的政局与台湾的情况也难免失望，对中、美的前景更是非常悲观。1957年在美国华盛顿陆军医院做体格检查时，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个小黑点，于是马上开刀，切片后，证明是肺癌。
他一生正直，于私于公都是坦诚一片；他为中国付出了许多，甚至他的健康与生命。1965年立于台北新公园的陈纳德铜像，就是中国人对他的一点追思。
大陆已有不少学者和历史研究员要把陈纳德在抗战时的贡献重新定位；虽然他支持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但他更支持中国人和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
春秋岁月--不测风云
不测风云
按照有经验者的说法，男女之间的婚姻以相同的种族、宗教、年龄，以及一般的背景，比之于任何其他的结合，常是易于成功。既然我们的婚姻缺少这些“相容因素”的每一种，我确知，若是事先我们求教于专家，他们善意的忠告必是“不可一试”。
幸运地，我们所咨询的只是我们的心灵与意志。
宗教信仰迥异所呈现的问题，我早已预见。克奈尔·安娜诞生后，犯罪的情绪开始蠢动，自雪狄雅·露青丝出世后，它渐为炽烈。
为我丈夫拥有的爱心不断地弥补，在教堂门外教养两个孩子，令我感受痛楚与罪行。虽然如此，我越过下去越为这事烦心，以至几月来，我总想自己和将军商讨。但是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挨到克奈尔·安娜5岁，雪狄雅·露青丝4岁时，我只有求神父的忠告。他极富同情心，但也很坚定。我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去掉我意志与心灵的烦恼与罪行的重压，我一定要使两个孩子受罗马天主教徒的洗礼。
我久久犹豫不决。我从未在将军背后做任何事。我依旧畏缩，不愿坦率和他讨论这件事。假定他拒绝，那么事情就明朗化，我们中间可能有严重的不谐，以致造成永不痊愈的心灵创伤，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我不复记起，与神父谈话后的几周里，我的片断思想过程。我知我受尽困扰、惊惶，以及折磨。我不能安眠。我仿佛绊在混乱中的一头动物，我感受一种孤苦伶订的绝望之情，以致祈祷也不能减免。
我记不起怎样达成了明智决定。我想容或是在知觉残存的一种精神麻痹状态里，我只有发自本能地做出来，不管怎样，有一天我又去路易斯安那城的小教堂，拜访神父，并且做了必要的事先安排。
我将永不忘记，孩子们受洗礼的礼拜日上午，是晴朗可人的春天，孩子们穿着白衣服显得极为漂亮。事后，他们明白刚经历过不寻常并且重要的事情，热切渴望告诉她们的父亲。
我们一到家，她们就向他奔去。将军正坐在书房里看他的晨报。
“现在不要吵爹爹。”我说话时毫无决心。
两个孩子顺从地想往她们的游戏室走，可是将军对着她们笑。
“来吧。”他说。她们兴高采烈地回转身。
“哎呀！多么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们都很兴奋。告诉爹爹你们今天干什么去的？”
于是她们就对他讲。我转过身，茫然地望向花园里将军为我栽种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宽耍不久，孩子们跑向她们自己的房间，书房里一切寂静。我听见将军的打火机在宁谧中“啪”地作响，可是我没有转身。
我竟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种花式的打火机，有我送给他的金制品，后来我才知道，他只偏爱那种价格便宜但是不怕风吹的打火机。
“小东西。”他说道，他语调中透出来的慈祥令我泪如泉涌。
我慢慢地掉转身，透过模糊不清的泪水看着他。然后，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着。
“好啦。好啦，亲爱的，为什么流眼泪？”
我摇着头：“我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你要孩子们受天主教的洗礼——看着我。”
不知怎样，我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它们是深棕色而且和蔼的，粗糙深皱的脸孔是温和的。
“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家里有不寻常的事——我是经常注意到整个十四航空大队所发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视：“你知道？”
“我猜出来的。几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们是多么地激动。我看出你是多么地烦恼－－我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你不会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为什么，我爱你，记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诉我。”
“我应该的。可是我怕。怕你会说不，那么就太可怕了。”
“我会说好的。”
“为什么？”
“因为若是对你如此重要，那么对我也是好的。”
我说不出话来，泪水汩汩地流下来，那些都是对于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宽恕，以及他深爱的安慰与骄傲的眼泪。但，也混淆着歉悔的眼泪，为了没有事先告诉他而做的事，为了低估他对于我的爱。
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将军全然接受我的决定的态度，令我轻易地就把这些事完成，我们心里安置遗弃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着我们不需要和不欢迎的东西。他永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对于孩子们宗教训练所表示的赞许态度，尤使我喜悦并再度获得保证。我再感到骄傲，为了他曾以多种方式向我表现的不减的爱念。
1956年阴雨连绵不停的春季期间，将军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剧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动自己赶上每天自拟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来我不断地催迫他，过了台北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气候后，赶紧动身到梦洛，休养一阵。
结果我们在6月中旬带着孩子们动身，将军整个放途中咳嗽不止。在梦洛度过几周后，他似乎好得多，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这封信内签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
最亲爱的小东西：
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以及我们挚爱的女儿们同过许多岁月。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他将于何时被召返他所由来的地方。
设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以及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妻于死后。
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选取的职业……在朦胧的泪水里，我无法读完下面的话。从这次后，我曾读过多少遍，可是最后的话总是变得模糊不清。
医生切除他的大部分左肺时，整整3小时的冗长时间他躺在手术台上，对我，它是3小时的炼狱辰光。最终，主治外科医生蒙克利夫上校走出手术室。我站立守侯着，盯望着他的脸色，紧张惊吓得无法开口。
“他会好起来的。”
我因此放下心来，心脏猛然地摇晃一下，医生把手搭上我肩头。
“现在——我好了。”我向他说道。
两位护士用轮床推出将军，向着房间走去，我跟着往前移动。他安静的面貌与遮及他下颚的床单同样惨白。
“我亲爱的，”我在极度痛苦中心想，“他们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啊！”
3天过完，他们才允许我与他说话，我握住他的双手，热泪湿遍两颊。
“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哭？我会好起来的。”他说道。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们又在等待检定化验结果，9月1日，我们终于知道了。
恶性癌！这个词的本身发出丑陋可怖的声音。生长在我丈夫胸脏里的，那个坏不堪言的东西是“恶性癌”。但是，医生已将它以及它周围的肺脏组织全部切除，现在它已死灭，它的凶邪实体被宣告终结。
感谢神，医生们找出它，割掉它，使它不能进而蔓延它致命的触须。
医生说新的肺脏组织还会长出来。假如十二个月内没有恶性癌的复现，我丈夫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其所含有的不吉意味未免太清楚了。将军住在华德里医院三周。日渐康复之中。我只有断断续续地睡眠，日夜为梦魇所苦。
两个月以后我们返回台北，一直留到度过圣诞佳节。这年我们欢庆民航公司10周年纪念，将军为许多航程的老将，佩挂服务10年奖章，然后他感到疲累，无力分切庆祝蛋糕。
“你代我切蛋糕，”他轻声低语，“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民航公司。”
我懂得他的意思所在。他曾屡次告诉我，我是他战后重返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为中国战后恶劣的情况深感惊惶，因此留在中国筹组民航空中航线。
我含着泪水，分切那个大蛋糕。留心这事的客人们必感惊奇，他们没有听见他向我说的话。
他们无从知道突然袭上我心头的恐怖预感，有一天病魔要从我身边把他带走。他们也无从感受那份思潮的戮心之痛。失去他，即是失去我的一部分。没有他的日子将不复如往昔。挚爱的神，我心中默祷，不要让它发生吧。
1957年过年后不久，我们即归返梦洛，将军栽种他的园地。他偶事垂钓，多做休养，他从前的一些精力似又恢复。他秉有一贯的决心，戒绝香烟，只是间或吸两口那只用旧了的石南根烟斗。他每月赴医院做定期检查，一月又一月，结论都是没有疾病的征候。我每月急切地等待结果，深深地惧怕回答是死刑的判决。
4月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无意间偷听到的几句话，带给我无限的忧虑与无眠的长夜。——那是将军绝不知道的。
我正在厨房里，安静地站在靠窗的工作台前，仔细地阅看一份新食谱，我想试做一道海味秋葵羹。安娜与露青丝都在学校，房里房外都是静悄悄的。桃树林间有一只红胖的知更鸟吱喳鸣叫，和风吹来紫丁花夹杂着新刈青草的香味。
我听见一辆车子停下，刹时，将军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声浪传来。他们进入花园，走近窗口时，我辨出那是诺伊州长：“当然可以信赖我。我定会做我能力所及的每件事，照顾安娜和女孩子，和我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州长热诚地说道。
他们近窗口时，停下来，于是我听见将军打火机的咔嚓声。一会儿，我闻到板烟的味道。
“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将军说，“她会知道如何料理她自己。但是我仍要有人照顾她，一个在她需要帮助时，可以让她依靠的人。”
男人们缓缓地向屋里走去，声调随着逐渐低沉下来。我茫然地凝望着花园里一片灿烂缤纷的色彩，想不出他们话里的意味。难道是将军计划一趟旅行，一趟远途旅行，因而约请州长，在他外出对照拂我吗？那又像是不可能的。自从他动手术后，他似乎尽可能地要我陪伴他，不会的，长途旅行他会带我同去。而且，一次过长的分离，看起来最近似乎也不会发生，他目前至少每月需赴医院检查一次。
那就剩下一件事：他已获知病情的恶化，而在我面前严守秘密。他快要死了。我用力撑在台子边，挣扎着想拼命压服自己。我听见他们走入前门。刹那间，他们就要来到的，我一定不可透露知晓的神态，那会令他受窘。我还必须等着。
他们穿过起居间，忽然爆发的欢快气氛万分逼真。他们充满热情地向我招呼。
“什么时候吃午饭，小东西？”将军问道，勿匆吻我的面颊。
“大约一小时以内，好吗？”
“好极啦。州长，你知道现在差不多是中午？尝点‘野火鸡’你认为太早吗？”他这是指他们两人都喜欢的特殊威士忌酒，一种从玉蜀黍及裸麦蒸馏而成的酒。
“将军，尝野火鸡不算太早。他们是提前出生的鸟！”州长也附和着，“安娜，你把那些高脚杯摆在哪里？”
“州长，你应当知道的——就在那个橱子里。来，我给你们拿点冰去。”
不知怎的，我也落入他们欢欢喜喜的情绪中。可是，他们刚才的话仍然萦绕着我。将军向我说过，他4月份的检查是没有病菌的迹象。难道为了不要让我着急，他在蒙骗我？不过假如他们又发现癌症的复现，他必然又要进行治疗，或者——我感到全身的颤栗——又动一次手术。
白天以及漫漫长夜在消逝中，将军不说什么。从八个月前动手术后，有关他的病情，我们谈得非常的少。他是不喜欢老想拂人心意的事，从来没有病态的心理，一向乐观。一月再一月，他动身赴医院向我吻别时，我俩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理解。
“给我来电话，亲爱的。”
“我会的。”
然后，他走了，我一直紧张地等着他的电话，通知我一切没有问题。
那么他和诺伊州长的谈话又是什么意思？“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他说过这话。然而，他未必不明白，给我力量与信心的就是他自己。只是因为他在我身边，支持我，保护我，我才会不畏惧。我的力量原出于他，失去了他，我的勇气会动摇单是失去他的思想便令我茫然若夫，而且惊惧万分。挚爱还要活一阵。
当我冷静下来时，我说道：“他们不能再施手术，再切除吗？”
他点着头：“可以的，但是他们认为弊多益少。”
他说话时的镇静好似在说：“他们认为今天有下雨的可能。”令我敬慕与爱意油然而生。面临这样一蹶不振的消息，他还像往常一样地平静与坚定。他的勇气与刚毅诚是至高无上的。他像是不会不光荣地杯有恐惧的情绪、并让它陪衬于他伟大力量之侧。我感觉脆弱，太女人气，我向来爱他至深，但，在他生命历程中悲伤的黄昏黯弱时期，我的爱意几近崇拜。
两月后，我们赴波士顿城著名的拉希医院，做精密的检查。将军对华德里军医朋友们有充分信任，而对新奥尔良医生，名震遐迩的癌症专家，网尔敦·奥其勒，尤倚重为特殊私人朋友；但是拉希医院是另一救人们，过去与他并不熟识，可能更接近于提供他一个爽直而确切的回答——还能活多久？
他并未向我说明这点，但我是知道的。他的典型风格会使他要求整个实情。
至于我，我则是畏缩地藉以躲避实情，因为在我们知道以前，我仍能佯装，我丈夫的病不致恶化尚且会转好，他余下的短促人生犹在不定之中，他将不为可测知的癌菌蔓延进展所限制。
然而我非常明白，佯作不知也是没有用的。为了他的缘故，为他经常这样表现出自己的这种人，我们知道最坏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认识你的敌人。”将军一向有此信念。
他无畏惧地面对当前奸诈的敌人，一如往昔他曾面对其他全体的。他必须得知它的力量，它的潜在力，以及战争可能的时限。
不错，他必须得知。而现在我们两人都宁愿早获答案：现在人间生命的道路上还给他剩多少年，或是多少月，或是多少星期？
甚至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将军尚匀出时间在纽约及华盛顿，为公务暂作勾留。我预拟数天后赴波士顿与他相晤。于是，我给他写信，其中的片断是：我至爱的：我不知如何向你说出，我爱你如许之深，因为我对你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仅你一人曾造成我整个的幸福，我将爱你至我死时。还溯我们结合的一日，我们的生命恰似两条溪水，互相汇流，流成一条江河。我们根深蒂固地愿偕白首，只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上的美好，而是灵魂的真实，这是上苍可为明证的。亲爱的，我真情地，深深地、完整地爱你，一如你之爱我。亲爱的，我与你同为你的病痛受苦难……我无从思及没有你的来日，或没有你存在的生命——你一定要活下去！真实的爱绝不畏惧死亡，因为爱的主要责任是生命。亲爱的，请打败这场仗——以爱心、坚毅、信心与希望做为武器。人类最大敌人是恐惧与怀疑。亲爱的，我将不再恐惧与怀疑，因为你站在我的身旁。
历经许多梦幻的岁月，我们曾共同生活，共同珍爱；我们曾互相分享偷悦欢乐，我们也曾共同饮泣……啊，我至爱的。
愿望在来日，我要和你共度更多的喜乐以及苦难，一如往昔。
愿望我们的心灵常是坚强，我们的爱心纯真，我们将不畏怯。
有一天若是我年老，安娜与露青丝将陪伴我。没有孩子的家正如没有前途的爱，我极为感恩，为了我们享有两个女儿。她们自她们挚爱的双亲学会爱，我将关注，让她们纯良地，美丽地，并且自由地长大起来。
你不仅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挺身而出，为真理以及为你所信仰的事而战斗的人。唯其如此，我愈加珍爱你。我是最最幸福的，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丈夫，以及我孩子的父亲。你知道，我一向引你为骄傲，并尊崇你所代表的一切。
亲爱的，我要再三再四地告诉你：我以我的全心全力爱你。
在1957年11月19日，他在威拉德旅馆写给我一封信，令人叹赏的信：华盛顿市1957年，11月19日亲爱的：昨夜我刚抵达纽约的旅邸，就读到你美丽的信。
你用温情、爱恋的话语说出我为你怀有的相同感受——但是不能常常用话语表达出来。不知怎的，我最接近心灵的事情，总是不能用话语说出，我竭力以事实表现，我爱你以及我们两个女儿远胜今生的任何事。我一向最大及最常有的恐惧乃是我会失掉你——以及，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纵使我没有了你和女儿们，我绝不会在不战之下，投降于致命的疾病或任何其他敌人。你可以确知，我决定在最艰苦与最绝望的情形下，为与你们一同生活更多的年月而奋战。
离开你的残酷和寂寞是太可怕而不敢想象的。
倘若我必须过早地离去，我将仰赖你，尽你完善的爱心，抚育、引领并教导她们，令她们以她们的先人为荣耀，并过着诚实、光荣的生活。我也将仰赖于你，保存我将留给你的财产，如此你们所有的人都将有舒适的生活，享受完全使人满意的生活，并帮助那些凡是需要帮助的人。
当我与你结婚时，我在生活里实在只有唯一的志愿——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妻子。她会给予我情感，尊重，以及深爱。当然，如果我们彼此得有幸福与爱情，我盼望我们会有孩子。你已给予众所想要的一切，甚至远过之。我了解我已在你身上，获得丰富的幸福，了解与挚爱，远胜世上许多男人，我是如此的幸运，上帝在我晚年还这般仁慈地对待我。
因之，我现在以笨拙的语言，业已说出我对你怀有的情怀。此刻，我仅能再加一句，我以每一口气息与每一种思念爱着你。
永远属于你的克奈尔
一个白雪纷飞的下午，我们到达波士顿。翌晨，在拉希医院开始详细的检验与复查。一切告终后，医生宣布答案。
他们告诉陈纳德将军，就大多数的人而言，他们获知的结果必须要附上一点还有希望的诺言。可是，他不需要，他们供给的乃是不加伪饰的真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亟须晓得真实情况，同时他能承受听到这个消息的震惊。他们擅长于判断病人。他们知道病人的勇气有多大。
医生们说，就他这种情形，他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我们的祈祷有任何力量吗？”我实在并不想问将军这个问题。
“永远不要怀疑全能的神，小东西。”
“对不起。我等一下会好些的。”
“我晓得你会的。”
时间缓慢地过去，我贴近他，不停地发抖，于是他紧紧搂着我。
“安娜，亲爱的，”他终于说道，“听我说，我们向来都在台北过圣诞节，这个圣诞也不要有所不同。”
他已决定如此，我们带着孩子跨上越太平洋的长途飞机。
1957年圣诞节早上，他到办公室，处理几小时的公务，好像生命仍有好多年而不是几个月一样地工作着。中午前，他回到武昌新村家中，于是我们吃混合鸡蛋拌乳砂糖及火酒的冷饮，与孩子们打开我们每人的礼物。我一直到事后才知道：民航公司的李医师告诉我，圣诞日的上午将军第一次咳嗽咯血。
“不要告诉安娜。”他曾经请医生答应他。接着有更多的早晨他咳嗽咯血，可是我也常是不知道的。
我们最后一次动身返美前，将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问他原因，他正坐在写字台前，处理一堆民航公司的公文，于是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天啊！”我像骨鲠在喉，泪水刺痛我的眼睛，我在一片朦胧中转过身去。他从未像这次一样的明白说他的死亡，这次的失言令我一谅。不知怎的，医生们虽已失望，可是，只要他，克奈尔·陈纳德还没有失望，我仍然是一直在希望里的。我对他的信心是如此之大，对他的力量是如此坚信，以致我始终没有面对最终的结局。此刻，他无意中承认，他是顺从死亡的，似乎将我一向依附的不合理的希望，剥夺得一丝不存。
我感到他的手臂向我围拢来。他立即意识到，他刚才已把我吓住“小东西，即使我们战斗必获胜利，我们在战略上也一定要准备最恶劣的。我并没有放弃，靠神的佑助，我仍要征服这该死的东西！”
我这时已能控制自己。
“我懂得，亲爱的，假如有人能做得到，那就是你。我们必须努力祈祷。我可以参加你的记者招待会吗？”
“当然可以，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流泪！”
“我答应了。”
我极为困难地遵守这个承诺。我坐在他身边时，我的思潮跌回在昆明，1944年的另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时我第一次与他相逢，并且，我想，我爱上了他。那时，他是一名飞虎将军，强壮、健康，所向无敌。而此刻呢？……我望着他，微感惊讶地意识到，他的改变很少。同样凝神的深色眸子，同样坚定的下颚，同样有着对于自己及命运的信心。他的健康已经丧失，但是这位真实的人，这人的灵魂，毫未改变。他的精神仍在燃烧中。我为他感到无限骄傲。他挺直地站在桌前，结束会议时，对着记者们说道：“我计划还要活许多年。”
我内心在想：“他不能死去。他太强壮也太骄傲，并且太勇敢。”
我开始默祷奇迹的出现。
1958年1月10日，记者群们在旧金山机场迎接我们，探询陈纳德将军“最近一场战事”的消息。
“陈纳德将军，报导说你得了癌症。是吗？”
我们站在寒冷的1月的蒙蒙细雨中，我听见将军的声音：“恐怕是，医生这样告诉我。”
“将军，你计划做什么？”
将军微微一笑：“做什么？我打算活久了将它忘掉。假如上帝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要把这个敌人也打败。现在，我们谈点重要的事－－”记者们都笑了，那天的郁闷气氛一扫而光。他说话的方式，不知怎的，会令他们相信！
他当天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1958年1月10日旧金山
乘TWA飞机抵旧金山，于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向我逼问。
整日有三次轻度溢血。安娜电询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医生，放通知立即动身直赴奥斯勒医院。乘A.A.L.飞机于11时45分起飞。哈佛特将军，当地政府首长于新奥尔良迎迓我，并驶车送我赴医院……安娜需将孩子们送梦洛友人处照拂，然后才能赶来陪我……事情对她很是艰苦。
每日的记载都连续不辏1月13日，他写着：1958年1月13日新奥尔良晨间未进早餐。气管炎于9时30分开始，10时10分结束。无重大痛苦，但麻药令人不适。刘易士医师的确很好。
仍旧咳嗽咯血，但分量不多。
接到许多信函、电报及花束。有许多探访者来，但医师未允会客。
几天后，我们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医院开始100万伏特的X光治疗。高电压的治疗使将军发烧。1月与2月许多夜间的咳嗽似乎要撕裂他瘦弱的身体一以及拆开我的心房。
但是他拒绝屈服。他仍对于每件事，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具有急切的兴趣。在华德里医院卧床的两个半月期间，包括10万句话以上的录音记录，有关他与我，以及他与朋友们的谈话，这些人都是对于他自己所持的多方面观点发生兴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