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认为：必须在民生公司强调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上的现代化。现代的物质建设，就必须有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把握了技术和管理这两个武器，才可以推动事业跑到时代的前面去。10年后，卢作孚的这种梦想——一个大型企业管理体制便告形成：第一，有了一个大体适应近代大型航业经营的管理机构，完成了企业经营的组织建设；第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企业内部井井有条的工作秩序。
他在民生公司未来发展设想中写道：“组成在总经理集权领导下，由分工不同、层次不同的部门集成的总公司，归口统一筹划、指导、管理、监督整个企业的人事、财务、行政、技术、经营各项活动。总公司下设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以及各个附属企业和单船等相对独立的基层单位，构成一个左右、上下之间，互相协调，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
“在总公司内部，除各职能业务部门外，专设诸如人事委员会、设计室、稽核室之类机构，用此指导、监督、制约各职能部门，避免漏误和滥用职权。严密的系统方能保证企业领导的意图得以迅速、准确地贯彻实现。公司建立一套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每个部门、每个职工的工作，使每一工种、每一岗位、每一作业过程，都有章可循。
“采行会议制度，在思想上可以互相影响，情况上可以互相明瞭，免除隔阂；办法上可以密切领会，联络一致，可为全部计划及管理集思广益……是促进事业唯二方法。”
一连几天，卢作孚一直蜷缩在这座寒冷而又寂寥的破旧庙宇里，忍受着饥寒，抵抗着零下30多度的严冬。他无法与家人分享过年的喜悦，在黄昏与黄昏之间思索、奋笔疾书。现在，一切仅仅是个开始，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座房子的模型，这个巨大的模型正支在他的头顶。他忽然想起曾国藩和李鸿章，其功过若单就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来说，功远大于过！
他再次因过于激动而难以入眠。尽管睡眠在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睡眠于他，无异于穿衣可多可少。几天来，他或趴在桌上小想一会，或是闭目养神少许，直到又一个黄昏的到来。
黄昏悄无声息地再度降临，他复又提笔，沉入那巨大的金色梦想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建设和技术管理。眼下创办一个机器厂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适应近期提高船舶营运率及远期加强技术建设的需要。其后是创造条件，把技术研究和技术管理引向深入。总公司设驾驶研究委员会、船舶机器研究委员会，对宜昌和上迄嘉叙的航道进行详细考察，写出报告，绘制河床图，编写出《长江上游宜渝段航行指南》和《驾驶须知》等技术性文件。还要写一份《川江船舶安全问题研究报告》，计算并绘制出各船安全装载图表等等。
一个巨大的光圈，最初使人眼花缭乱，现在，卢作孚已看到了它的核心。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都离不开人的因素，一个人须有理想，一个企业需要精神。人的问题又摆到了他的桌面。
卢作孚认为，实现现代化，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因此，必须要求人们围绕着整个理想去活动，而尤其要求活动产生于思想。
民生公司草创之初，形成一个能吃苦、能办事的精干集体。他们是一群绝不畏事苦、亦绝不计较待遇的事业上的良友。正是依靠这种精神，破庙立业。此乃民生精神之基础。随着公司的发展，职工的来源、素质和管理，也就更加成为企业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眼下民生公司的高级职员，多是由公司访求、招聘，或是由学校、机关推荐、甚至重金礼聘来的，因而罗致了不少在造船、机械、航海、海商、经济管理等方面学有专长、颇负名气的人才。但一般员工大都是通过公开招考录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并不能说明熟悉航业业务，必须要搞一些短期集训。业余教育之类，以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部门经理以上的高级职员，必须达到90％受过高等教育，还要吸收一小部分留学生。只有这样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领导层，才能吸取近代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法，改进经营管理；而全员的教育普及，则有利于先进管理方法的推广和普及。
卢作孚所标榜的“民生精神”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大致可归纳为几个方面：
一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19世纪末，资产阶级中已有人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以谋求自身的发展，并作为本阶级的政治思想。卢作孚继承这一口号，赋予它以实际内容，更加具体、生动地在企业中表现出来，使之显得引人注目。
卢作孚把航业看作是“一切事业之母一立国要素”，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用创建先进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以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相抗衡，不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中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跑到它们的前面去。公司把爱国宣传活动同企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公司的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口号，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危亡，并发动职工家属订出爱国公约。
二是集团生活思想。这是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他写道：“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他要求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自己的共同事业；而个人口要忍耐、苦干就能成为出人头地的时势英雄。卢作孚以此桃源世界的幻境，诱使职工忘我地为公司的利益而奋斗，把这种理想变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动力。
三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培养艰苦奋斗崇勤尚俭的作风，以利于公司的壮大和发展。他写道：“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他用禁令和查禁等办法，要求职工不嫖、不赌、不吸鸦片、不做私生意、不贪污受贿、不拿旅客财物等，以杜绝不良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注意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间喜庆丧吊不互相馈赠，庆仪从简，以及为结婚青年举办免费集体婚礼等，以倡导新风，逐渐养成一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风气这种风气正好与社会上贫困、愚昧、落后、奢淫的奇形怪状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份权威资料在评价卢作孚积极革新企业管理时说：“自它创建之始，就十分重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对当时长江航业中旧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并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中，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大体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卢作孚到底革新了什么呢？
大致来说，卢作孚在川江航业史、民生公司发展史上做了三件大事——轰动了整个长江航运业，以致他的许多做法沿袭至今。
废除臭名昭著的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此乃除旧布新之基础。所谓买办制，就是轮船上的一切事务，全部由轮船公司包给大买办。然后，再由大买办包给二买办、三买办。这些大大小小的买办像一群又一群吸血虫一样，层层剥削船员。他们为赚钱，不惜带私货、卖黄鱼、克扣旅客，哪里还有心思想到改进客轮上的管理？在一条船上分成大小不同、多层次、多部门的承包单位，围绕在每个承包主的周围都有一个由封建买办关系组成的小集团。由此，一船之中派系林立，盘根错节，互相倾轧，而这种封建买办关系又多与社会上的封建势力相勾结，船上事务受其干预牵制，甚至为其操纵把持。同时，各大小承包集团，通过包揽、回扣、贿赂、贪污等手段牟取暴利，并不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和公司的利益和声誉。这种承包主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效益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状态，导致企业主对船舶直接管理权力的削弱甚至于丧失。民生公司自创建伊始，便在它的第一条船上实行公司统制下的单船经理制，取代了买办承包。单船经理制是每船设一经理，对内代表公司对本船的领导，对外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本船的对外事务。全船职工均由公司统一派任，财务收支统一由公司掌握，物料供应由公司统一核发，全船技术、行政由公司统一授权归船长、经理指挥。这一变革，其意义远不止于其本身带来的管理效果，而在于它突破封建买办制度的束缚，为此后一系列的革新管理打下基础。
第二件大事是改善客货服务，提高运输质量。民生公司的短航经营，初见成效，同众多的中外航业公司进行竞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优质服务，匠心经营。当众多的航业公司，只顾追逐高额利润，不顾旅客利益，以至运输质量低劣，民生公司则注意在提高运输质量上下功夫。民生公司提出“运费持平，限制盈利，工商航业，均等发展”；“船舶优秀，设备完善，服务周密，福利人群”；“客货船舶，两有种助”的口号，赢得了社会的信誉，形成了与同业竞争的巨大优势。
川江水位涨落变化大，20年代行驶川江的船舶在技术性能上，多不能适应常年不断通航的要求：同时，贷源不足，船舶往往需要等待装足客货后始能开航，因而大多数航线都没有实行定期航行。卢作孚看到了定期航行“一切能先期计划，如期到达”，“于旅客货物运输颇有帮助”的优点，及其成为“各国航业政策之一”的趋势，开创之初，就努力实行定期航行。公司要求，参加定期航班的船舶定期开出，定期到港；转口货物做到毫不停留，以便客商信赖民生像信赖自己一样。
抬价以牟取暴利，杀价以扼杀同行，两者交替使用，运价大起大落，是旧时长江航业界常有的现象。卢作孚认识到“运费涨落无常不但工商业经营甚难，即航业本身经营亦不易”，“其结果纵不至共同失败，至少亦难共发达”；“只有运费持平，限制盈利”，才能使“工商航业，均等发展”。于是他提出“求安定不求厚利”，并“每每寻求机会，努力谋实现”。这种“安定运费”的方针，对川江运价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进船舶设备，保证旅客安全舒适，是卢作孚的又一举措。因陋就简，勉强维持航行以求获利，是当时航商普遍的做法。但卢作孚却对改善船舶设备相当注意，力求旅客的舒适与安全。船舶上的消防救火救生设备配备齐全，往往超过规定数额；大口径自动抽水泵、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设备，即使并非法定所必须，也次第设置。在船舶生活设施上，设置电冰箱、蒸汽消毒器、淋浴、瓷盆；分别舱级配备弹簧卧垫、木棉垫及普通卧垫；在舱内设置电扇、儿童玩具、巡回文库（流动书箱）、收音机、娱乐用品，并为旅客提供拍发电报、邮寄信件服务项目。这些都是卢作孚独出心裁，率先创设的。
公司的茶房不仅要受严格的职业训练，职责也在《茶房须知》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茶房对待旅客态度和善，应对灵活，谈吐礼貌，并达到规范化的程度。对于客人上船时接收行李、安顿铺位和在船上饮食起居，下船时收拾行李，招呼力夫或划子，送客上岸；无不照顾周到、长途船上的各级舱位，都可听到广播的音乐及新闻，每天都要有新闻摘要，油印分送给各位旅客。沿江经过的地方，都要有风景照片，供客人传观，还要负责解说；船到码头后，岸上服务人员要为旅客代运行李，代觅住地。凡此种种减少了旅客在旅程中无限的困难，因而得到了无限的便利和安慰。
第三件大事是健全工薪、奖励、福利制度。卢作孚革除了买办承包制的私相授受、层层克扣等陋习后，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工薪管理和职工福利制度。这套制度是卢作孚改革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缓和劳资矛盾，协调公司和员工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长江航运史》在评价卢作孚的这项建设性工程时评价道：
1．工薪有定制。订立了《职工年功加俸细则》，实行每年加薪一次；制定《职工薪级表》及《薪工条例》，从此奠定了民生公司工薪制度的基础。
职工薪级分事务人员和技术人员两大类，大体按照技术人员略高于行政事务人员的原则，将各种职务分别列出等阶和级别，按等套级，按级支薪。船长最高可达600元，水手起点仅12元，总工程师工资月薪高于总经理。职务愈高，级差愈大。
民生公司实行“年功加俸”制度，即每年给予职工一次晋级提薪的机会，“增加薪津以成绩为标准”，以《加俸细则》为依据，逐条对照考核。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职工都可望加薪一级，成绩特别优异者，可加俸2～3级。
职薪相对应，提职必加薪，晋升职务比年功加俸受益丰厚，这是公司工资制度中激励职工上进并为公司创造更多财富的又一重要措施。
工薪制度中，还有所谓双薪、借薪、减薪的规定，双薪即在公司盈利时，年底按月工薪额加倍发给；借薪，在公司发生半年以上亏损时，得向职工借薪，月薪高者多借；低者少借；不足40元者免借；公司亏损一年以上时，则实行减薪，减薪比例与借薪相同。
这些制度把职工工资与公司盈亏联系起来，有利于激发职工尽心职守，关心公司经营效益，不仅远胜于承包制，而且较之当时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依靠压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以榨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做法，也略胜一筹。
2．奖惩有定则。卢作孚强调实施奖惩，“尤在多奖而少惩。最有效的奖励在使工作有成绩，有成绩者得赏识，有才能者得上升”，“至于惩处，在促人省悟，绝非表示厌恶”，“不可使党绝望”。
基于这一精神，民生公司公布了《奖惩规程》，对奖惩对象、奖惩标准：奖惩等级、奖惩办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奖励采取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法，经常在公司刊物《新世界》、《简讯》上公布奖励名单，介绍受奖事迹，并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奖金。惩罚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告诫、记过、记大过、罚金、降级、停职以至开除的惩处。
卢作孚说：“管理人员主要的责任就是检查工作人员的工作。”为此目的，民生公司制订出一系列考勤、考绩、考试的规章制度。考勤有《考勤规则》、《给假规定》、《船员离船办法》等等。考绩则有部门的《组织规程》、《办事细则》；个人的《职工手册》、各类人员的《须知》、《职工平时考绩表》、《逐日工作摘要报告》等等。考绩的范围总括为“工作、品行、言语态度和仪表四个方面”。至于考试，即对不同工种应具有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制订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公开考试。考试合格者或优异者即可晋级加薪。
这样，就把考绩、考勤、考试制度同“年功加俸”和提升晋薪结合起来，把职工工作能力、劳动态度以及贡献大小与工资待遇结合起来，以激发职工克勤克职，更加努力工作，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职工素质的提高。
3．福利制度。民生公司的一套福利制度是对所谓新的集团生活中，劳资合作理想社会的标榜。卢作孚在《工商管理》中写道：“为谋求职工福利，不仅为当前谋福利，并须为未来谋福利，不仅为谋职工个人福利，并须为谋家庭福利。有关福利的设施，如职工补习教育、环境卫生、运动及娱乐生活、医药及死亡保险、家庭住宅、家庭卫生、家庭娱乐及子女教育，皆所必须。其属物质方面者应视经济能力实施之，其在服务方面者应竭所有人力趋赴之。”民生公司的福利措施大体是按卢作孚的设想向职工许诺的。其主要项目是：
①全员的集体伙食。自开办之日始，就由公司出资集体开伙，伙食标准相当于低级员工月工资的二分之一。这种伙食津贴，对于低工资职工是很有吸引力的。
②红酬。公司章程中规定，企业盈利时，在纯利中按一定的比例提成作为红酬分给职工。红酬以年资、职务、考绩成绩为依据，以工薪级别为基础，分等分级发放，其间差别很大，高薪人员受益最厚。
③民生服津贴。为“振作职工之精神”，体现民生公司是“群的事业”，规定公司全体上下员工，在工作、外出、参加集体活动时，统一着民生制服并由公司给予服装津贴。
④文化基金。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这笔经费除用于补助中国西部科学院及社会办学外，还用于培训职工、购置图书资料、职工俱乐部、职工子弟教育。
⑤医药津贴。在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设有医务室或简易保健设施，免费为职工检查身体，诊治疾病，病情较重的可在特约医院就医，药费九折优待；因公伤病，则医药费全由公司负担。病假期间按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全薪、半薪及停薪处理。
⑥因公伤亡的补助及抚恤。《救助金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伤残“如能担任其他工作，则改调其工作，不能再担任任何职务者，给予终身残废救助金”。死亡救助分一次性抚恤及遗属赡养两种。一次性抚恤金为50～100元，遗属生活费则按职工服务年限而定。此后作了较大的调整，抚恤金按照月工资的倍数发给，遗属生活补助，则依工龄确定金额与享受年限……
⑦职工养老。职工年满60岁不能继续工作的，可以领取养老金，其金额因职务及服务年限而异，最低者可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用。
⑧职工住宅。民生公司设有单身职工宿舍，并把它作为培养和体现“新的集团生活”和“民生精神”的场所。单身宿舍的房租、水电、伙食费用全部由公司开支。以后开始筹建部分职工家属宿舍。
⑨职工储蓄、保险。民生公司分别于1928年和1937年起，对职工实行强制性的储蓄和人身保险，存款和保险金金额按工资比例递增。储蓄按月扣除，不得随意取出。人身保险对月薪30元以下的职工，依工薪多少分别给予部分津贴。民生公司一面在职工中实行强制保险，一面在兴华保险公司投资6.5万元。这种储蓄和保险的用意，一是集腋成裘扩大资本，二是藉以缓和劳资矛盾，三是推动“新的集团生活”，扩大社会影响。
⑩消费合作社和休假、乘船优待。1932年，公司成立消费合作社，购运米、煤等生活物资，一部分供给集体伙食团，一部分以低于市价售给职工家属。后改为物产部，由职工自动认股，成为公司一个附属商业贸易机构，但仍向职工供应一些低于市价的日常用品。
民生公司实行各种休假制度，对事假、婚丧假、灾假、产假、病假不超过规定假期的，工资照发。此外，职工每年可享受12天的特别休假，假期不扣工资。在上述给假范围内回家往返及集体参观游览等，可免费乘公司的轮船，家属半价优待。
民生公司积极革新企业管理，在当时航业界具有开拓性的新意，是近代航业经营方式从封建买办制度束缚下，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化的启蒙，不仅给民生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的实际效果，而且对促进当时的航业界的共同进步，也具有较大的影响。
重返官场，脚踩两只船：借军阀的武装消灭匪患，借权势造福于民众
夕阳将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木格窗棂上。卢作孚又在撰写一篇文章（他似乎有写不尽的文章）。他感到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脚背，低头一看，见是只老鼠，便不动声色，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狠狠地砸下。老鼠当即一命呜乎。这时，从前殿风风火火闯进一个人来。
是民生轮船经理陶建中。
陶建中怒气冲冲，将手中的一只干瘪口袋往桌上一扔。
“一分不剩，这帮可恶的土匪！”陶建中恨恨地道，“总有一天，我非得扒了他们的皮不可。”
民生轮又遭土匪打劫了，这已经是第3次。
“算了，生气也没用。你累了一天，先回去休息吧！”卢作孚安慰道。
陶建中走后，卢作孚陷入了沉思。
合川是川北地区南下重庆的必经之路，渝合之间又隔着华莹山余脉，重山叠蟑，人烟稀少，是大股匪徒出没的地方，陆上交通不便，唯有水路畅通。因而，合川至重庆的水路，是一条黄金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由于匪患猖獗，这条路又是一条充满危险和赌注之路。
暮色开始降临，殿内已是一片黑暗。卢作孚摸黑找到电灯开关，打开灯，室内顿时亮堂起来。
四川处在军阀割据的防区制时代。防区之间关卡林立。商货过境，逢关纳税，遇卡抽捐；航行经过两小时以上防区的船只，如不多方打点应付，便要受到百般刁难；加之土匪肆虐，安全毫无保障。民生轮凭卢作孚的名望，一直航行畅达，但也有一些恶贯满盈的土匪不吃这一套，见机行事，抢劫轮船商货。民生轮前两次被劫，损失甚重。损失了钱款卢作孚虽心痛，但毕竟是小事，旅客的安全却是大事。安全无保障，谁还敢坐你的船！
在合渝航线上，上游合川是川军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下游重庆是21军军长刘湘的防区，而渝合之间的北碚，则是两个防区的交界处。卢作孚深知，民生公司的轮船要安全通过这一航线，一是要肃清土匪，二是要打通军阀的关节。
民生公司刚成立时，卢作孚就意识到公司的经营将会日益扩大，维系和拉拢军政要人的关系，愈益成为卢作孚社交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他忍气吞声，运用招待、送礼、社交等手段，极力维护着民生公司的利益。
郑东琴，这位在合川数地任过知县的一方“诸侯”，可谓合川地方势力的代表。别看他已退出官场，但其影响却决不在此时的权贵之下，加之他那极其清傲的品性，就连防区内的大小军阀也要让他三分。民生公司初创，卢作孚即把郑东琴请出了山，加盟民生公司，并担任董事长要职。卢作孚正是通过郑东琴等合川地方势力，争取到了陈书农的支持，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在川江上游畅通无阻。为疏通下游航线，卢作孚结交了川省政界中的何北衡、陈学池等人，和刘湘拉上了关系，终于促成了两个防区在北碚的谅解，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在川江上畅通无阻。
眼下，军阀们的关节都打通了，匪患又如何对付呢？
郑东琴退出官场，是为逃避官场黑白是非而归隐，“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涛。”但自从他加盟民生公司后，这种心情亦不复存在。
民生公司轮船3次遭劫，已成为卢作孚的心病。匪患不除，安能使航线畅达？那么，如何对付土匪呢？凭民生公司赤手空拳，显然不行。凭军阀围剿？不仅土匪越剿越多，而且捐税越加越重。看来，只好“借力”了。
合川至重庆航线上，有个三峡，此称嘉陵江三峡，与长江三峡不是一回事。这三峡是合渝之间的三个峡谷——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周围一带地区的总称。此地贯连4县：合川、壁山、巴县、江北，辖39乡镇。峡区内群峰连绵、绝壁陡生，陆地无路可寻，全靠嘉陵江与外界连接。
民国初，由于川军割据，战火纷飞不绝，兵痞盗匪乘机而起，隐于峡中，杀人越货，导致川江商旅劫难无计。1918年，当地各界名士，苦于匪患，为安定地方，初组建一峡防营，剿灭土匪，后不见成效，又于1923年，由4县乡绅民众共议改组峡防营为峡防团务局；次年开始抽起过往船捐，充作经费，以御匪患，维持治安。峡防局设在嘉陵江畔的北碚乡。
峡防团务局成立后，几度围剿匪患，收效甚微，民怨沸腾。郑东琴和卢作孚深知，峡防局缺一个脚踏实地的领导者。
在郑东琴、何北衡等各界地方知名人士的倡议下，成立了合川、巴县、江北、壁山4县联防的峡防局，并极力推荐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
一个融融春日，卢作孚带着四弟卢子英走马上任了。
卢子英到广州黄埔军校后，入第4期学习，因水土不服，染上了疟疾，被迫回到了合川。
4县39乡镇联防的峡防局仍设在北碚。
卢作孚这次重返官场，迫不得已。4县绅民一致举荐，主要是因了他《两市村之建设》一文中所表现出的才干和新思维——那是嘉陵江三峡千万民众沉淀多年的梦想。对卢作孚来说也是天赐良机，可以嘉陵江三峡作为基地，进行他的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推行他的乡村运动理想。他称这个试验“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贫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愿望，卢作孚再度步入官场。民生公司的工作他一一交待完毕，之后，乘一叶扁舟，来到北碚。
北碚坐落在嘉陵江边，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如画，青山绿水间，群群蜂蝶翩翩起舞。卢作孚无心观赏春日美景，和四弟向峡防局走去。
这是一座典型的20年代四川临江乡村。它背靠陡峭的山麓，乘山坡走势而建起一排排灰色的瓦房、茅屋，俯瞰着嘉陵江。中午时分，卢作孚和卢子英站在街口，他们的面前是两人来高的木栅，海碗粗的硬白檀树段木让人望而却步。透过缝隙向街里一望，几乎每个路口都有。
这时，木栅内走过来一位老者，将他俩上下打量一番，确认不是坏人，问道；
“你们俩有何贵干？”
“我们是来这里工作的。我叫卢作孚，这是我的弟弟卢子英。”
“卢作孚？这名字好耳熟。”
老者开了门。
“这是干什么？大白天怎么还用木栅挡着？”
老者叹息道：“先生不知，这地方土匪出没无常，扰得百姓不得安宁。这木栅是专门防匪垒设的。”
原来如此。卢作孚心想：匪患猖獗由此可见一斑了。
“大叔，你知道峡防局在哪里吗？”
“峡防局？知道，知道。过了三道木栅垒就是，有块牌子。你拣直走。”
老者边说边回去闩上了木栅。
卢作孚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走了约摸20分钟的光景。他一直在左顾右盼，仔细地巡视着这条一眼望见头的街道，以及两旁参差不齐的门楼、屋檐、牌匾。街道两旁流着黑乎乎的脏水，散发着一股股霉臭味。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陌生人。
峡防局设在一处破庙里。庙前挂了块牌子，一名士兵拄着枪，站在门口。
士兵一见来了两个陌生人，将枪一抬：“干啥子的？”
卢子英上前答道：“找熊明甫副局长。”
士兵满腹狐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两位穿戴普普通通的人：“熊局长没空。”刚说完，又觉后悔，人家一开口就找熊副局长，口气蛮大的，怕是有来头的吧？于是，又换了口气：“找局长有事吗？”
“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有个姓卢的想见见他。”
姓卢的？士兵没吭气。
卢子英可沉不住气了，吼道：“你马上给我进去通报，新任峡防局局长卢作孚上任来了。”
士兵一听傻了，想不到这新任的局长不请自来，连声道：“是，卢局长。”
又是一个难熬的春夜。卢作孚仰躺在硬木板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上任一周了，这里的一切比原先想象的要糟很多，尤其是匪患，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三峡两岸大山连绵、森林茂密，土匪隐藏其中，集散灵活。”有资料记载：
“自清代盐枭张大同在此落草占山为王以来，就开创了匪患的历史。百余年间，土匪就像田中的杂草，割了又生。土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难以计数，仅各股土匪为争地盘就火并400余次。著名的匪首先后就有唐大鼻子、铁匠老横、磁器罗汉、三眼童儿、陈大娃子等。……百姓无计，逃荒他处；地主富豪修筑碉堡，购置武器，豢养家丁，有的与土匪通气结好，使百姓匪上加匪。事情有时荒唐到了如此地步：荷枪实弹、铠甲鲜明的官军过境，竟要与土匪有关系的团防护送！民国建立以来，官府对土匪一是剿灭，二是招安。华莹山顶有个庙叫宝鼎庙，是土匪的老窝，四川军阀对其招安，一夜之间封为军官，人们讥讽他们是‘宝鼎军官学校’毕业的。其中匪首唐大鼻子被封为川军2师5营营长，带着人马驻守北碚。他公开宣称，在他的防区内他要保民，不出抢案，交换条件就是地方按月给他纳‘保险金’。结果，他不抢此地，就去抢彼地，冒犯了另一股土匪，互相残杀，唐大鼻子被人乱枪打死。这样一来，官匪难分，土匪日多，波及面日大，不管是富室，还是穷家，都实在受不了这种折腾……峡防局成立后，以防范为主，虽然也剿了几次匪，但收效不大……”
如果不从根上清除匪患，只一味地围剿，土匪势必像割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来。卢作孚寻思道：必须进行人的训练，从提高乡村人的整体素质着手。
主意已定，卢作孚吹灭油灯，才发觉天已黎明。
一夜之间，北碚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
“造公众福，急公众难。”
……
卢作孚深知，要建设，要创造，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有秩序的社会。他一面整顿峡防局，训练士兵，一面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参加肃匪斗争。
他大声疾呼；
“社会不安宁，绝没有安宁的个人或家庭。”
“要使地方安宁，必须使匪不安宁。”
他多次召开民众大会，号召整个社会都武装起来，消灭匪患：
“团防是被匪徒抢劫、逼迫得无地偷安了，才办起来的。我们要想身家性命得到安全，社会有秩序，不是仗恃有团，而是仗恃无匪……必须使大家行动起来，不说使民众武力化，也应使武力民众化！”
一场全民肃匪运动序幕拉开了。
熊明甫这位副局长万万没想到，一介书生意气的卢作孚刚来北碚不多日，就在犹如一团死水的北碚，突然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冲天巨浪。
熊明甫服了这位新来的局长：“多少年的隐患，你一来就没了，我彻底服了。”
“这才是一个开头啊！”卢作孚道，“要肃清土匪，一要寓兵于民，二要化匪为民。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为上，杀戮宜少，以匪治匪，鼓励自新。还得稽查奸究，就必须认真调查和登记户口；要防止流氓的产生，以杜绝匪源，必须禁绝赌场、烟馆。真正做到长期无匪，不产生新匪徒，还需从各方入手，来它个斩草除根！”
卢作孚抬起手猛地往下一劈：“这就是我的乡村建设理想。”
卢作孚为北碚的乡村建设营构着一个“现代中国的缩影”。他在《乡村建设》中写道；
“建设的意义是说：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是好多乡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为他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乡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设事业，而且不愿有，深怕有建设的事业；不但是无知识的人们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在乡村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权力很大的人是这样。因为他们另有经营的事业，是他们向来把持着经营的。
“第一便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店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上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有上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样减轻苦痛呢？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些天灾，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
卢作孚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背景，更认准认清了北碚的真面目。他将北碚匪患的症结归于乡村建设不力。
每每盗匪问题是起于乡村，不起于城市，在历史上只听说盗匪满山，
不容易遇着盗匪满城。盗匪一起，发生了乡村的治安问题，乡村地位之重
要，就此更可证明。乡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过问利害切身的乡村问题，
便完全让土豪劣绅专横；自然，他们更不肯过问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国家
的政治问题，便完全让军阀专横。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
题。乡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证明了。
卢作孚不改教育救国初衷，认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其后是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设。
杨继仁和唐文光先生评价道：“纵观卢作孚一生，他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主要是航运），这三件大事紧密相连，互相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生命的三部曲。”
1927年夏天，对于刘湘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好的消息令他慰藉的了。卢作孚在北碚推行的乡村运动，很快就传遍了全川。这对于偏僻、保守、落后的四川来说，无异于一部新的神话的诞生。谁不知道北碚是个四不管、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的穷山恶水之地。仅仅因了一个卢作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不是一部“卢作孚神话”。
刘湘派秘书去看看。秘书很快就回来了。他的秘书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说——
街道很宽，也很清净。匪患基本上肃清。见不到烟馆、赌场、妓院。民众精神振作。每个方面看起来都井井有条。
“他靠什么将北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设成这模样？”刘湘不解。
“靠人。卢作孚认为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乡村建设的第一需要，需要一群立志改革和献身建设事业的人。卢作孚先生的理论是：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他对于人的训练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他们的头脑有现代整个世界那样大，能在非常明瞭世界的状态下决定自己的办法；第二是要他们的问题至少有中国那样大；第三是要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个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关于人的训练问题，他曾专门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秘书伸手在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刘湘。“这是卢作孚先生结合自己在北碚的工作经验写的，我带回来一张，你看。”
刘湘接过报纸，一行醒目的大字竖幅标题跃入眼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
他不由轻声念出声来：
“……为解决乡村建设所需人才，须采取两个途径，即‘大才过找，小才过考’。根据事业的需要……”
卢作孚对人才之重视无与伦比。如同他曾经两度为官办教育一样，四处搜集人才。他每到一地，人才就汇聚一堆。在北碚也是如此。他寻求的人才中，有擅长民众教育的，也有会园林艺术的；有教育专家，也有金融里手；有懂经营管理的，也有会科研技术的，应有尽有。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慕名而来，还有一部分是为寻求中国出路而来的有志之士。其中包括外国人才：法国人傅德利（昆虫学者）、丹麦人宋而慈（铁路工程师）、留学国外的唐瑞五（工程师）等等。
刘湘怎么也不明白，卢作孚在经费紧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竟然能够把形形色色的人都召集到一起。
“卢作孚在北碚搞了个训练基地，设在公共体育场东端的一座一进三大间的草房内。两边各写着一丈见方的五个大字：“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秘书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点不漏地汇报给刘湘：
“训练的内容，首先是纪律，还有政治知识、思想品德和业务知识。并且要经受社会服务的实习，都要经历险阻，吃尽苦头，目的在于养成他们的坚强意志、健康的体格、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刘湘听完秘书汇报，连声称赞道：“难得的人才！栋梁之材！”
正当刘湘对卢作孚赞不绝口的时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北碚的老百姓异口同声地骂起这个不嗜烟酒、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的峡防局长来。
“你们峡防局的人打了菩萨，不怕上天报应吗？你们这些遭雷劈的！”
这还是比较温柔的骂法。
有的人竟指名道姓地骂。
老头老太太更是如丧考妣，捶胸跺足，呼天唤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又哭又叫。
原来，卢作孚要办学校、公共图书馆、医院和公用设施，苦于没经费，无钱盖房子。北碚老百姓很穷，他不忍心摊派；办实业一时半晌又不能奏效。思考再三，决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动员峡防局和学生队一口气将北碚的8座庙宇神像砸了个精光，准备用来做公共设施用房。
他说：“北碚才8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却修了8座大庙，老百姓连房子都没住，却让这位泥巴石灰像占着这么好的地方。现在，让我把它们请出去！”
没想到，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盘踞在老百姓头脑中的迷信、愚昧、保守等封建思想一齐向他开火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闻讯后，跌跌撞撞地冲到峡防局门口，指着卢作孚的鼻子：“老天会报应你，叫你不得好死！”
卢作孚笑了笑，没事人一般。
峡防局的士兵气愤地说：“卢局长，你可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怎么说也是官府，哪能让人随便骂。我们抓他几个，煞煞他们的威风！”
卢作孚摇摇头：“不能怨他们，应该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
熊明甫副局长感到事情严重：“要不要开个民众大会？”
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
卢作孚不气不恼，以理服人。
“庙里的菩萨是什么？只不过是泥巴和草塑的，人想怎样塑它就怎样塑它，假若屋顶漏雨，淋在它身上，还不是照样啼哩哗啦垮坍下来，有什么可怕！可怕的不是庙里的菩萨，是我们心中的菩萨。它在我们心里压了那么久，几百年，几千年！必须打倒它！不打倒它，就不能建设美满的三峡！”
会后，峡防局张贴布告，规定：“凡测字算命、观亡相面、跳神圆光诸色人等，亟应一体革除。”布告内容还有质问：
“如谓巫觋可通鬼神解灾者，星命可以知吉凶，应有灾皆解，何以到处还有病死、穷困无告之人？”
自此布告一经贴出，即派士兵巡逻，宣告，对职业迷信者，一经查获，定即分别处办不贷。
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起来了。
医院建起来了。
学校建起来了。
……
北碚的老百姓等了又等，苍天没有报应。倒是卢作孚创建的事业给北碚人民群众带来了安宁和幸福！
深秋的一个清晨，卢作孚推开窗，一阵嘹亮的歌声从山岗上传来：
争先复争先，
争上山之巅。
上有金壁之云天，
下有锦绣之田园，
中有五千余年神明华胄之少年。
嗟我少年不发愤，
何以慰此美丽之山川？
嗟我少年不发愤，
河以慰此锦绣之田园？
嗟我少年不发愤，
何以慰我创业之先贤！
卢作孚舒心地笑了。这是他请周孝怀先生为少年义勇队所作的队歌《争先少年》。
卢作孚在北碚建起了学生队、少年义勇军、警察队，共培养了500多人，为北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卢作孚开了门，开始了每日的跑步锻炼。他的脚步从来就没停止过，他的思维也总在运动之中。
绕过北碚博物馆，再绕过禹王宫变成的织布厂，他突然转向了街道——阴沟代替了阳沟，街道平整而清洁。人们纷纷向他挥手致意、问候。
“卢先生早！”
“卢局长早！”
卢作孚忽然想起刚建街道时的情景。他要求街道两侧拆除伸出的屋檐，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诅骂：
“自有北碚场，便是这个样的街道，至少也有几百上千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
想到这里，卢作孚笑了。出得街口，卢作孚上了一座小山。树叶沙沙作响响，满山红叶如染。
秋天到了。
三艘轮船，两条航线。卢作孚水陆并进……
1928年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卢作孚在两岸叠翠的嘉陵江边望见了他的第2只轮船——新民号，正破浪向他驶来。这是一只载重仅34吨、吃水更浅的小船，能适合川江上游各个季节水位。这只船后来改名“民用号”。
这段时间里，卢作孚一直身兼两职：峡防局长兼民生公司总经理。两边的工作均处在初创时期，困难重重，他不得不两头奔波。
民用号轮船解决了川江枯水季节的客运难题，保证了合川至重庆之间的四季客运，了却了卢作孚造福于民众的心愿。
就在这时，卢作孚又意外地获得了第3只船。这第3只船载重125吨，是南充的一位名叫谭谦禄的商人在上海订造的，取名“顺庆”。顺庆轮竣工后，刚开到重庆，即被重庆驻军范绍增师长扣留。谭谦禄四处托人求情屡次交涉无效，最后找到曾在南充任过知县的郑东琴。经郑东琴说合，谭谦禄才将船领了回来。
谭谦禄原本是个商人，不懂航业。经此波折，方知隔行如隔山，于是要求与民生公司合作，成立一个“长江轮船公司”，将“顺庆”改名“长江”，委托民生公司代管，专门行驶重庆到涪陵之间的航线。这只船后来被民生公司收购，易名“民望”。
重庆到涪陵和重庆到合川的两条航线，被航运界称为“黄金水道”。在这两余航线上，货多客多，加上卢作孚的地位和名望，匪患的肃除，往来客货安全可靠，因此，旅客一般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
民生公司的3只轮船，每天在这两条航线上奔波，但仍难以满足客货运输的需要。卢作孚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两条航线上每天都应该有对开的船，但必须有4条船才能对开。眼下只有3只，资金吃紧，不能订造，如何是好呢？
